陈永贵在农林部和北京市委举办的报告会上的报告摘要 - 和谐历史档案馆 Banned Historical Archives

标题： 陈永贵在农林部和北京市委举办的报告会上的报告摘要

作者：陈永贵

时间： 1973

标签：陈永贵 农村和农业生产 关键人物文稿 文章

选择来源：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第一版)

陈永贵在农林部和北京市委举办的报告会上的报告摘要

同志们：

今天下午，农林部和北京市委的同志让我给大会汇报一下昔阳县学大寨的情况和大寨近三年来的情况。

七零年以来，全国农村在批林整风运动推动下，农业学大寨运动更加深入发展，社会主义集体经济力量得到进一步发挥，有了很大的变化。今年，我国农业生产全面丰收，达到了历史最高水平，形势大好。全国出现了一批大寨式的县，回答了《人民日报》社论《农业学大寨》提出的“三年行不行”的问题。

昨天我和沙风部长、北京市委的同志们，在北京市郊区中阿公社，顺义县、平谷县等几个县看了一下。跟七零年以前比，北京市有变化，有进步。当然，也不能说一点缺点错误也没有，还是有的。缺点就是有了先进的县、先进的社和先进的队，为什么就不能够由点到面呢？这不光是北京市啦！全国类似这样的省、市还不少嘛。哪一个省、市、县、区和公社都有自己学大寨的先进典型。但是，典型突出，面上的工作还是有差距的，差距还是不小的。我们怎么样通过抓点由点到面呢？这恐怕还是北京市要抓的一个问题，也可以说全国都应该这样来做。这就正如《人民日报》社论所提的：昔阳能办到，你们难道不行吗？一年不行，两年不行，三年行不行？四年、五年总可以了吧！我这次跑了不少省、市，不少地方，看了以后想，三年行不行？行。四年、五年怎么样？完全可以。

三年来，大寨和昔阳是一个什么情况呢？

昔阳通过文化大革命，从一九六七年开始到现在，全县经过学大寨运动是起了很大变化的。文化大革命之前，大寨的经验不仅在我们全省或者在全国不能够推开，就是在昔阳也没有很好推开呀，昔阳也还是不学大寨的。文化大革命之前昔阳学不开大寨，那是修正主义路线的过，就是在刘少奇的资产阶级司令部错误路线影响下，昔阳不学大寨。在文化大革命中我们开展了革命大批判，一九六七年在全县就开展了学大寨运动啦！特别是通过批林整风，全县学大寨运动更起劲了，干劲更足了，办法更多了，成绩更突出了。因为在昔阳，批林整风那是要认真抓的。昔阳县开展批林整风运动，首先我们各级领导要摆进去，要联系实际进行批。联系实际，就要联系农村的资本主义势力，来批判错误路线。要认真地在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中进行批。通过批林整风运动，昔阳农业学大寨运动成绩是比较显着的。有哪些成绩呢？

先说一九七一年。一九七一年我们的粮食上到了接近两亿四千万斤，跟文化大革命以前相比，翻了两番。文化大革命以前，全县每年的总产量总是七、八千万斤。全县二十万人口，四十万亩耕地，每年的亩产都是二百斤左右，按人平均每年产的粮食是四百斤左右。对国家的贡献也很少。一九六六年对国家的贡献，全县才七百万斤。一九七一年，粮食多产了，对国家的贡献也就多了，就不是七百万斤了，全年卖给国家的余粮是八千万斤，等于一九六六年全县的总产量。如果没有党的基本路线的教育，没有党的基本路线的指引，我们怎么能够拿到那么多粮食呢？所以，广大贫下中农丰收不忘国家，不忘工业的支援。工业对我们的支援也是很大的。在一九六七年开展农业学大寨运动，到一九七一年，五年时间，翻了两番，人均产量也是两番，一口人达到了一千二百斤。可是在一九七一年，我们提出卖给国家八千万斤余粮，有的人造舆论，说什么咧？说我们是吹牛。别的能吹牛，卖余粮也是吹牛。意思就是说我们昔阳的大干是吹牛的。卖余粮也能吹牛？那是要往外拿哩！我们到一九七二年五月份，才把这八千万斤粮食上调完。调了以后呢，他们的舆论又变了。不是说昔阳卖余粮是吹牛吗？八千万粮食人家都上调完了，怎么能说是吹牛哇！他们说，那也得一分为二地看问题，不要看他卖得多，可是一多带来三少。什么少咧？口粮少，种子少，饲料少。一提出这个“一多三少”的问题，引起了大寨和全县的贫下中农的怨恨。这样，就更有利于批林了。我们全县卖了八千万斤余粮，每人平均才仅仅卖四百斤，我们人均产量一千二百斤，一口人还有八百斤，怎么能说三少呢？文化大革命以前什么都少，产量也少，口粮也少，对国家的贡献也少，为什么他们不提出少呢？我们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开展了革命大批判，使广大贫下中农提高了路线觉悟，树立了爱国主义思想、集体主义思想，省吃俭用多卖余粮，怎么能说是“一多三少”呢？这件事，在批林整风中，就批了。这样的舆论，与批林整风是背道而驰的。文化大革命前有刘少奇的修正主义路线，那时确实是少。经过文化大革命，执行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我们什么都多了，产量多了，卖粮也多了，口粮也多了，储备粮也多了，积累也多了。怎么能说出那么多“少”咧？这是事实，文化大革命以前也是昔阳人，也是昔阳的山河，产量老上不去，为什么他们不说少咧？为什么执行党的基本路线，教育了革命人民和干部，懂得了什么是正确路线，什么是错误路线，产量成倍增长，倒说成是少哇？所以说，在批林整风当中联系实际，就必须联系农村两个阶级、两条道路和两条路线斗争来进行批。你不联系实际，光空喊批林整风怎么行？批林整风是党中央、毛主席交给我们的头等大事。不能批林就是穿靴戴帽，革命大批判就是抄书抄报。不能象那样呀！这是纲，我们不能丢了纲，得抓住纲才行呀！这是一九七一年的情况。

一九七二年我们遇到了一年大旱。一年全县平均的降雨量只有一百零四毫米，还是星星点点地全年统计起来的，有的下个三、两毫米，根本没有起什么作用，这样统计起来是一百零四毫米。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大抓水利，抓水抗旱，整整抓了一年，也还抓出点效果来。过去，全县有三分之一的社队，连人畜吃水也没有解决，更不用说抗旱了。县里抽调了许多汽车、马车和全县的手推车，为这些人畜缺水的社队供水。一天能往返的，自己去解决。一天往返不回去的，由县、社负责解决，经过一九七二年一年的大旱，大抓水利，全县三分之一的社队人畜缺水的问题，全部解决了。现在，大部分已经吃上自来水了，都是通过地下安水管解决的。经过解决人畜吃水问题，这些社队也想办法抓自己的水利问题了。他们打旱井，修水库，抓了不少水利工作。在全县也大办了不少水利工程。根据目前情况来说，全县要再狠抓一下，赶到第四个五年计划完了，能解决十万亩水浇地，每人能有半亩水浇地。现在，大概是六万多亩了。我们那里找地下水很困难，主要靠打旱井，修水库，截潜流。钻深井，有些地方钻上二百米，还钻不透石灰岩，再深了，就有个开支问题和设备问题。我们暂时还是要大抓修水库，截潜流，打旱井，来解决水的问题。由于抓了水，今年继续大旱，问题就不大了。今年，继续大旱，继续大干，没有见过的大旱，没有见过的大干，到了今至秋天，也是没有见过的大丰收。今年是个丰收年，昔阳的产量是超过历史上最高的一年。两年大旱，在太行山顶上能够找到水，再抓两年，每人能有半亩水浇地。如果没有这样的大旱，不可能有那么多的水浇地，也不可能解决三分之一的人畜吃水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说，大旱不是坏事，就看你怎么对待。如果有革命干劲，能够抓住大干，就能够大变。如果遇到困难不敢干，那就变不了。广大贫下中农有个深刻的体会：要没有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要没有革命大批判，要不抓党的基本路线，没有批林整风，老实说，我们的水是不会解决那么快的，我们的办法也不会有那样多的。

在水这个方面，这两年抓了抓。土是从一九六七年开始就抓了，就在全县开始抓改土工作，抓平田整地和噼山改河、搬山造田等工作。经过文化大革命，通过革命大批判，昔阳的面貌怎样来改变？大寨在昔阳呀，大寨能办的事，为什么昔阳不能办呢？当时讨论这个问题，大家说不是能变不能变、能办不能办的问题，是路线的问题。只要路线对头了，昔阳的面貌是完全能变的。在一九六七年，全县就开展学大寨的运动啦！大寨人可以搬山造田，昔阳就不能吗？昔阳的条件比大寨更好。大寨一个队能办的事，全县不是更能办吗？因为全县有二十万人，大寨只不过四百口人。大寨没有大河，这大家都知道。大寨不是七沟八梁一面坡吗？这七沟八梁一面坡怎么治理了咧？这一面坡就是过去那材料上说了的，大寨的地在山坡上挂着哩，叫“三跑田”嘛，就是跑水、跑肥、跑土。地块越种越小，土层越种越薄，产量越来越低。这怎么能适应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呢？那就更谈不上支援世界人民的革命了，连我们自己的问题也解决不了。要改变大寨那个贫困面貌，你不苦干怎么改变？毛主席在一九五八年就教导我们，坚持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你不鼓足干劲，那怎么办呀？这就是以往我提过的，你舒舒服服能够学好大寨？那是跟石头打交道哩！要没有一个大的干劲，是改变不了贫困面貌的。我们这北方跟南方不同，种庄稼大部是种一季。南方是种好几季，一季不行，还有两季三季。北方它就是这样一个条件呀！当然，可以创造条件，你种两季也能，给种两季创造条件还是完全可以的。我是说当时在大寨那个条件下，怎么治理的。要把这个“三跑田”变成保肥、保水、保土的“三保田”，那不是说一句话就能办了事的。我们劳力又不多，当时机械化也没有。但是，大寨贫下中农不怕苦。

还是在一九五三年，我们就制定了一个十年造地规划，要彻底改变大寨的贫困面貌，把这一面坡变成水平梯田，那七条河沟变成良田。这个规划，十年确实是完成了。就是苦干了十年，年年苦干，年年增产增收，社员生活年年提高，对国家贡献逐渐增多。大干了十年，这七条河沟成了高产稳产田，那一面坡的“三跑田”成了旱涝保收田。这样，土地变样了，产量当然也要变样。土地变样，产量变样，如果人的思想不变样，还是旧的思想，哪里来的新的干劲，大的干劲，和新的办法？思想也变了，就是物质变精神了。农民还不欢喜那样的好地？还不喜欢高产？还不喜欢增产增收吗？贫下中农是非常喜欢的，只有那些地、富、反、坏不满意。丰收了，增产增收了，对国家的贡献越来越大了，贫下中农谁还能不满意呢？不满意的，害怕的是被打倒的地主阶级，他们害怕增产增收，他们害怕我们对国家贡献大，他们害怕集体经济巩固和壮大发展。凡是他们害怕的，都是贫下中农愿意干和不害怕的。这样，大干了十年，大寨的面貌改变了，产量增加了，收入也增多了，对国家贡献逐年也大了。

从一九五三年到现在，这二十年，大寨大队没有因灾减产和减收过，更没有因灾要过国家的供应粮和救济款，一斤供应粮也没吃，一分救济款也没要，始终坚持了自力更生的方针，战胜了一切困难，使一个贫困落后的山村变成了社会主义新农村。这一点，同志们都知道。可是，也还有些人有怀疑呀！你大寨户数又不多，劳力就是那么几个，又大搞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又修社会主义新农村，是不是坚持自力更生的呀？还是国家给了大量支援咧？国家没有给我们支援。给是给过，一九六三年大寨在遭受毁灭性灾害以后，给过。我们都谢绝了，贫下中农都谢绝了。给粮没有要，钱也没有要，物资也没有要。我们要什么咧？我们要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有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我们什么就都有了，什么困难也能克服了。国家给粮食能吃光，给钱能花了，给物资能用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哪一个革命人民能离了呢？谁离开了也不行。我们是要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不是要粮、要钱、要物资。所以说，用不着怀疑大寨，没有过的。周总理在一九六五年指示过我们，也指示过山西省委，不能破坏大寨的自力更生。我们是始终坚持了自力更生成长起来的。如果我们“等、靠、要”，也不会有今天的大寨。现在有一些社队，国家给的多，变化不大；条件很好，发展不快。“等、靠、要”，靠国家支援起来的那些社队，不一定过得硬。凡是坚持自力更生精神成长起来的社队，不管他遇到多大的困难，总是有办法克服的。我们有这方面的体会。

比如说一九六三年，如果也让国家给救济，或者是贷款，或者是救济粮、款、物资，来战胜困难，大家也不会积累了战胜困难的经验和教训。我们在一九六三坚持自力更生的方针，战胜了那样严重的困难，广大社员得到了锻炼，干部吸取了经验，就是在困难的情况下积累了战胜困难的经验。自然灾害哪年没有呢？以后遇到一般的灾害，那确实不在话下。集体经济优越性很大，它就是能战胜困难，也能战胜灾害。所以，这二十多年来，没有因灾减过产。谁能说农业不稳定呢？不稳定，是怕人的思想不稳定。如果思想要稳定了，有了革命化的思想，不管你有什么灾害，不管你有多大灾害，都是能够战胜的。大寨就是一个例子。反正二十多年来，没有因灾减过产，也没有要过国家的供应粮和救济款，更没有少卖过一斤余粮。

在一九六三年遭到毁灭性灾害以后，加强了田间管理，先治坡，后治窝。受灾以后，你究竟是先修房呀，还是先修地呀？我们抓住了先修地，先恢复土地，先加强田间管理，先抓住粮。这样，在秋后卖的余粮也不少嘛，每一户还平均卖给国家三千斤余粮哩！这就是卖余粮不少，口粮不少，积累不少，三个不少嘛。再说得远一点，就是从一九五三年办社那一年起，直到现在，卖给国家的余粮是一年一年增多的，没有一年因灾少卖一点，没有过的。只要我们思想革命化，用党的基本路线去教育农民和我们的干部，有什么困难？粮食就那么困难？这样，十年规划完成了以后，加上精耕细作，人们精神面貌越来越好，干部办法越来越多。经过这二十来年的苦干，大寨情况是年年有个变化。去年，全县大旱。大寨大队社员有个想法，就是丰年按穷日子安排，丰产丰收了不要分光吃净，也还要按穷日子来安排。省吃俭用，年年如此。去年是一个灾年，灾年多卖粮，卖了四十万斤余粮，大概每人平均接近千斤。为什么去年要多卖余粮呢 ？去年全县遇到大旱，在收秋前晋中地委给昔阳八百万斤供应粮，遭灾了嘛。县委的同志们考虑，我们既然是学大寨，大寨的贫下中农是越困难办法越多，越困难越要节约。你学大寨精神嘛。

大寨的贫下中农在去年提出每一口人节约七十斤粮食，全县也同样是这样，大寨贫下中农为了减少国家负担，能省吃俭用，我们全县也按大寨那样，就省下一千四百万斤。地委供应的八百万斤，我们也谢绝了，合起来就是两千二百万斤。这样一节约，不仅没有吃国家的供应粮，还卖给国家三千万斤余粮，超过应包任务的百分之二十多。如果要大吃的话，那八百万斤供应粮吃了也不宽裕。这就是说，丰收不忘国家，遭了灾也不能忘记国家，也不能不考虑国家的负担问题。这是在去年大旱之年，通过节约，省吃俭用，多卖余粮。

去年，我们全县还有六个公社颗粒不收。在收秋之前，这六个社的贫下中农压力也很大。特别是坏人，农村被打倒的地主阶级没有睡大觉，一有机会就要进行捣乱。那些地、富、反、坏说什么今年颗粒不收，粮没有，钱没有，怎么办呀？就是煽动劳力外流，水利工程下马，专业队撤销。我们为了占领这个阵地，就要走在敌人破坏之前，掌握阶级斗争的主动权，不能使地、富、反、坏的目的得逞。县委及早就向这六个颗粒不收的社宣布了，到秋天保证每一个人不低于四百六十斤口粮。这一宣布呀！这些社队的贫下中农喊“毛主席万岁”。没有见过这颗粒不收，口粮还不低于四百六。这样，贫下中农也不外流了，阶级敌人也不敢再公开捣乱了，全县的工程呀、专业队呀，都又恢复上马了。为什么这么大面积，全县二十个公社有六个公社颗粒不收，县里就敢向他宣布每人不低于四百六十斤口粮呢？因为我们有余粮，有储备粮。尽管在一九七一年卖了八千万斤余粮。还有相当大部分的余粮哩！社有余粮，队有余粮，社员各户也有余粮。这样，我们就深深体会到藏粮于民的作用了。去年，节约口粮还是因为有余粮，如果没有余粮，也不可能节约那么多口粮。所以说，把富日子当穷日子安排，节约用粮和节约开支，都是有利于社会主义建设的。这样，就使农村资本主义势力不能抬头，他要抬了头就麻烦了。大寨大队从来没有在外边搞副业的。我们一直是搞农业。你到底是搞农业的，还是搞副业的？以粮为纲嘛，农业是基础嘛。当然，没有在外边搞副业的，投机倒把也就少了。一直是大搞农业，大抓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大寨大队这么多年每年农田水利基本建设上投工占全年总投工数的百分之六十还多，来改变生产条件。可是，有的地方农田水利基本建设投工占的比例很少，很少很少哩。可是反过来，在搞副业。当然，对农业有利的副业是应该搞的，不能不搞。但他不是搞直接有利于农业的副业，而无非是出卖劳力，进城干投机倒把，搞副业的劳力占的比重很大。不是搞农田基本建设的劳力占的比重大，而是搞投机倒把、搞不正当的副业的劳力占的比重大。这就要反复考虑以粮为纲的问题了。你到底是以粮为纲昵，还是以钱为纲昵？这个问题，值得大家考虑。不要口头上说的是以粮为纲，实际上想的光是抓现钱。我外出时，了解到有些地方是副业比重大。我们是搞农田基本建设比重大。这两个大也要比较一下哩。

再一个干部参加劳动的“一、二、三”，我不断讲，可是好象越讲有人感到理解不了。干部参加劳动的“一、二、三”，好象是昔阳又给出了一个不好的点子。这何尝是不好的点子呢？昔阳不出这个点子，你自己不应该出这个点子吗？你说基层干部不参加劳动，怎么得了？！有些地方说什么“脱产干部为的是钱，基层干部为的是闲”。再有些地方说，干部参加劳动按照规定办事，不低于一百二十天就行了。你要劳动二百天，还能犯了错误？！有好多事儿不好理解，昔阳县县里的干部一年劳动一百天，公社干部二百天，大队干部三百天。到过昔阳的同志不少，你们去问他们一下，现在不是办不到的问题，而是超不超的问题。我们是检查超过多少，不是检查达不到、不能办的问题。苦干实干，大干流汗，谁去带头苦干？谁去带头流汗？要光让群众去带头流汗，带头苦干，能带起来带不起来？是干部带动群众，还是群众带动干部？这个干部参加劳动问题，有好多煳涂认识哩！我们都是在基层，基层干部不到实践中去，不跟群众同甘共苦，你怎么能领导好生产呢？“以粮为纲，全面发展”，你怎么抓？大寨干部参加劳动讲得多了，还要再讲。我们是有体会的。大寨干部通过参加劳动，体会到只有跟群众一起同甘共苦，才能做好工作，给人民服好务。一九五三年办社的头一年，我们大队没有会计。有一户富农，那倒是高小毕业，可谁敢把财权交给他呀？！还是在贫下中农当中选一个有文化的人好。最后选到了我们现在的大队长，叫贾承让。他在小学只念了三个月，他就是贫下中农中文化程度最高的，你不选他，谁来干？！他担任会计，一年给他补贴四十个工。他不用整时间，就是空闲时间完成他的业务，整个时间参加劳动。算帐也算不清，算数也算不真，可贫下中农都拥护他哩，叫他是“万笔清”的会计，实际上一笔也清不下来。什么清？大家说是手脚清，不往口袋装，不往家里偷，算清算不清，都在大队放着哩！为什么群众那样拥护他？因为他天天参加劳动，晚上回来把他的工作搞了。参加劳动，自己分下的粮食、钱、物资，除家用还有余。如果他要借那个会计的名，东游西逛，不参加劳动，靠四十个补贴工靠得住？家有困难怎么办？他是掌财权的，你说那大队啥没有，粮食、钱、物质啥都有，缺了啥往家拿啥，那谁还拥护呢？他跟群众在一起参加劳动，不仅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同时跟贫下中农建立了密切的关系。干部能体贴群众，群众能体贴干部。也是干部，也是社员。你领导生产不懂生产，也不到生产当中去，你怎么能领导了生产呢？干部不参加劳动就能领导好生产？没有这个经验。只有一条经验，就是参加生产才能领导好生产。这一条很重要哩！

干部参加生产，领导生产，跟群众同甘共苦，跟群众密切了关系，就有了领导生产的经验，重要的是保持了干部的相对稳定性。现在大寨大队的干部，大多数还是土改时的干部，当然还培养了几批新干部。保持干部的相对稳定性很重要。前些时候开了晋中学大寨经验交流会，会上揭发出有个大队“月月起来换队长，一年换了十二个，年终结算还是没队长”。干部不能相对稳定，怎么能够领导好生产呢？月月换干部还行？一年一换也不行呀！大寨干部相对稳定，他既考虑当前，也考虑长远。主要还是考虑长远。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昔阳全县大队干部劳动都已经超过三百天了，公社干部都超过二百天了，县级干部都超过一百天了。有些人说什么，干部要参加劳动，那俺就当社员吧！何况当干部又费心血，有了错误还要检查，又受批评。他们说脑力劳动不能体力劳动，就是说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不能结合。要叫我脑力劳动，又要体力劳动，我就不如光去体力劳动。这叫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分割开了，那怎么能行呀？！那怎么落实毛主席的深入实际、调查研究的指示？比如农村，大伙都在地里劳动，你不到群众当中去，你去哪里调查研究，哪里深入实际？只有参加劳动，我们的思想工作才能做好，别的工作也能做到了，经验也能积累了，干群关系也密切了。这一条经验可以说成功了。

我们原来没有想到，昔阳能变化这样快。一九六七年我们作了一个计划，大约要八、九、十来年，才能够全县跟上大寨。大寨已经十多年了，全县没有十来年，怎么能赶上大寨呢？大寨修建那个新农村，影响到全县，也修开新农村了。所以计划里边有一条：不过“长江”不盖房，就是说没个十来年，粮食是过不了“长江”的。结果，有的队两年过了“长江”，就盖房。后头，我们修改成粮食不过千斤不盖房。结果，又过了两年，有些队千斤也达到了，就又盖房。那就没有办法了，你计划赶不上变化嘛。现在大家去看到的，都是过了千斤关才盖房的。你去昔阳不要看到到处是新农村，回来不抓粮食先抓盖新农村，那就错了。人家是不过千斤不盖房，你是还没有达到千斤就先盖房，那不犯错误？还说这经验是从大寨学来的。你见大寨哪会儿不抓粮食先抓房？人家是先抓粮后修房。有些地方是不抓粮就修房，反过来说是大寨经验，给大寨施加了那么大的压力。

这几年，不管大寨也好，全县也好，我们是着重为完成第四个五年计划，更重要的是为第五个五年计划打基础的。就是噼山改河，搬山造田。现在全县增加的耕地大约有六、七万亩。大寨大队从一九五三年到现在，年年大搞农田基本建设，地还能少了？要少了谁还干呢？就没人干了。地种多了，我们是整好地，往外腾赖地，赖地植了树了，现在每一个人平均八十棵果木树，占了二百六十多亩耕地。这样占地我们也没有减过地。年年往出修好地，年年往出腾坏地，好地种田，坏地造林。没有减过地亩。减了多少造林地？减了多少修建占的地？减了多少河冲地？没有减过，年年加。年年搞土地基本建设，地亩年年减，那还对咧？！那就不是实事求是啦！可是有些地方，年年减地亩，看起来亩产年年增，要看亩产增加的数量可不小哩，今天“长江”呀，明天千斤呀，总产增加的幅度不大。国家投资年年大，机械化程度年年高，水利化发展也不慢，集体经济的发展，人们思想的提高，人口增加的不少，这增人也增劳力呀，怎么地亩越来越少？这就是实事求是？还是里头有什么名堂？还是降低地亩提高亩产显示成绩？大寨，你要看今年亩产增产幅度不大，你看总产量是最高的一年。所以，我们要注意增加耕地。大寨不是保持住七百亩粮田面积，今年七百五了，明年是八百，每年增加五十，在三年内要连续增加一百五，加上二百六十亩果木树占的地，是四百一十亩。这样就增耕地增总产，不是光看亩产。不仅看增地增总产，而且要看贡献。增产不看贡献，产量增了，贡献没有？要看贡献。我们要扎扎实实的，实事求是的。开展了批林整风嘛，你还不实事求是，虚虚假假就不好了。特别是在十大精神鼓舞下，继续开展批林整风运动，人们的路线觉悟都提高了，打击了农村的资本主义势力。我们不能再给阶级敌人留有破坏余地。钻空子的余地。被打倒的地主资产阶级是无孔不入的，我们不让他们抓住我们的辫子，来否定我们的成绩。

大寨大队是为一九八零年做好准备，为长远着想，为长远打基础。一年丰产好办，两年丰产也好办，难办的是高产稳产田，这个高产稳产田很重要。我刚才讲大寨大队二十多年没减产，主要不过是有高产稳产田吧。可是也有些地方只稳不高，或是天时好产就高，天时差了就低。创造高产稳产田以丰补歉，这几年，特别这三年来，好多地方都学会了，你秋减了我就夏补，夏减了我就秋补，你这种作物减了，我就那种作物补，集体经济确实能办到这一点。这样以丰补歉达到高产稳产，使我们国家的国民经济有计划地安排，不要忽上忽下的。这忽上忽下，是因为人们思想里忽上忽下，并不是条件或天时造成忽上忽下。大寨所造的高产稳产田，人们叫海绵田。海绵田怎么形成的？主要是土层厚，有机肥料多，不是靠化肥。你若单纯靠化肥，有机肥料跟不上去，种上几年就不是大寨那样的海绵田了，还是我上次说的就成为钢砖田了，那就硬得闹不动了。光说科学种田，不想科学办法，还是守旧习惯势力，过去秸秆作燃料，现在还是秸秆作燃料。不解决这个问题，不管哪里都不行，管你南方北方，哪里都不行。秸秆还田，增加有机肥料，就象人们喝了营养液一样。土地缺少那种营养，化肥连着上几年，也就不能起到作用了。

我们北方虽比南方条件差，但是闹好了有相当一部分地区完全能种两茬。你看北方有的地方不是有很大改革吗？小麦移栽，这是一个新的经验，适合北方的条件，不然想多种小麦，再种一茬，大作物又成熟不了，早收要减产，不收又该种。农业季节性很强，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它和工业不一样。小麦如果能移栽，并且移栽后产量还很高，这就能解决北方种两季的问题，能解决季节不饶人，机不可失，时不再来的问题，也就是北方的气候条件问题。小麦移栽是一个新的经验、新的创举，这是我学到的一条好经验。这就是全国学大寨，大寨学全国，哪里有好经验，我们向哪里学。

现在，全国大部分地区都在平田改土，噼山改河，来建造稳产高产田。这个土的工作抓不好，也不能达到高产，我们要想尽一切办法来建造稳产高产田，不能天时好了就增产，遇到灾了就减产。昔阳这几年变化全靠噼山改河，向河滩要粮，向山坡要田。我们只要有河有山，就有种不完的田，也有打不完的粮食。我们粮食都在山河里放着呢。要精耕细作，科学种田，因地制宜地抓生产措施。昔阳的措施，一条就是增加耕地，过去乱石滚滚的烂河滩，现在基本上变成良田了，就是我刚才说的增加六、七万亩。昔阳噼山改河的办法很多，比方是几百米宽、上千米宽的大河，我们是两边打坝，水走中间，两边垫土成田。再一种办法，就是在河里旋涵洞，在十米宽、几米宽的河里旋起涵洞来，让水走涵洞，涵洞上垫土造田。石坪大队旋了五千多米的涵洞，造了五百多亩好地。都是亩产千斤粮以上的地。一个大队能增加五百亩地，是向河滩要地要下的。如果都能那样搞，咱们全国有多少河滩，能增加多少地？贫下中农叫这是“下走水，上种地，打起仗来还是好战备”。那涵洞里几千米、几万米长，该放多少人啊！这样也就落实了毛主席的“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的指示啦。这不是洞也有了，粮也积了吗！昔阳有个三都公社，旋了一万一千米的涵洞，造地近千亩，把整个一道河给它改了。再一种办法，就是裁弯取直，如果碰到山就在山里挖洞，让河水走这山洞里边，就和火车进隧道一样。办法很多，原来也没有想到有几种办法来噼山改河，就是咱们的专家们也没有办法。什么农业专家、水利专家，他们书本上也没有那么多的办法，也没有河沟旋涵洞，水走涵洞、上种地那种办法。看起来还是群众有，群众是真正的英雄。通过党的基本路线教育，广大革命人民提高觉悟以后，他那办法很多，那些噼山改河的办法都是他们创造出来的。这样大干几年，我们预计到一九八零年全县留足余地能拿四亿斤粮食。这四个亿，再和一九六六年以前那七、八千万斤相比，翻了几番？恐怕是好几番了吧。不管翻了几番，反正得苦干。不苦干翻不了番。全县拿到四个亿，我们连两亿斤也用不了，这就能给国家交两亿斤粮食，一口人平均差不多就交一千斤。如果全国每一个农业人口能给国家交一千斤余粮，咱们能不能用完呢？我看用不完。所以说我们的粮食都在山河里放着呢！昔阳就是向山河要粮的，靠科学种田，精耕细作来要粮的。向山河要粮，要没有一个大的干劲，怕苦怕累，就是现有地里那粮你也要不出来，怎么能向山河要粮呢？有人说，他那地方条件不好，可是能创造条件啊。我们有一些地方，地展平的，条件很好，可是也没有利用啊。这就要从两条路线上去考虑问题啦。

毛主席教导我们：“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你怎么教育农民呢？物质变精神嘛，你怎么去变？只有大干才能大变。这大干大变不能光挂在嘴上，要真正大干，要象大寨那样，象昔阳那样。我们全国各地这几年出现了那样多学大寨的先进单位。去了解调查一下，大家就都清楚了。在大抓农田水利基本建设方面，我们全国要有象昔阳、大寨和全国先进单位那样的干劲，那样去想办法，那样去向山河要粮。昔阳可以搞的，其他地方不能搞？

我再举昔阳几个大队的例子。比方皋落大队，在一九六六年以前总产量就是一百二、三十万斤、年年吃供应粮。这个队是一九六七年开始学大寨，他们那里是下湿盐碱地，怎么办呢？他们把整个下湿地都开了沟，也在下边旋成了小涵洞，让水在涵洞里走，到一九七一年全大队总产量从一百三十万斤上升到四百八十万斤，卖余粮二百六十万斤，等于他一九六六年前两年的总产量。你说增产粮食费劲？路线对头了，粮食到处都有，不是那样不好拿的。抓住纲，粮食就上去了。皋落大队今年的产量可能更高一点。其他大队呢？也如此。昔阳四百一十二个大队，队队都是成倍增长的。大寨在文化大革命前全国学不开，挨着大寨也不学，通过文化大革命，全县都学开了，大寨经验都在全县开花了，这就是由点到面了。抓住了路线教育是能够由点到面的。在昔阳，点的问题基本上解决了，主要是抓面上的问题了。有些参观的同志到那里也看过，说是点也是面，看点和看面没有大的区别。现在还不能说一点区别也没有。到一九八零再去看，全县四百一十二个大队队队都能成为大寨式的大队。这几年就是干这件事呢，就是为一九八零年创造条件，到那时粮食留足余地要拿到四个亿，四百一十二个大队队队都是新农村，解决几代同住房的问题。大寨公社二十二个大队基本上新农村化了。可是大寨公社粮食亩产保证千斤，是照大寨的先治坡后治窝的精神来建设新农村。无论如何要防止吹了粮来抓新房，这是要犯错误的。必须抓住粮食这个纲。粮食发展了，其他方面也就上来了。

这几年，我们在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方面，已经奠定了一定的条件，问题是今后粮食上去以后，轻工业怎么发展的问题。我们现在全县仅饲料一项二千万斤。这二千万斤饲料，开个酒厂抽出一千万斤加工，再用这一千万斤加工后的渣子跟饲料粮溷合在一起作饲料，减少不了多少营养成分。这是需要考虑的一个问题吧。这样，粮食上去了，轻工业不是也就上去了？再一个，我们想再抽他三几百万斤饲料加工。加工什么？加工葡萄糖。渣子用来养细毛羊，靠山吃山，吃山养山。我在四川讲过，看来四川的山很好，川里也是平坦坦的，山上树木成林，绿化得很好，我说你们这里是好条件，川里是粮仓，山里是“银行”。我们这里就不能把山里变成“银行”啦？这样既增加了轻工业品，又能增加点收入嘛。农村还得要增加点收入，年年搞建设，开支很大，你搞水利化、机械化，不靠自力更生，光靠国家支援，这么大一个国家那有那么多东西供给？昔阳发展果木树相当多，能不能搞个罐头厂呢？搞水果罐头、肉类罐头。水库到一九八零年连大带小合在一起大概总有个七八百个。这水库的鱼也可以做罐头。山区要想富，发展农、林、牧，还得加个副。我们不要看在这太行山顶上，它是要变化的。因此提出太行山顶上变成小江南，不是空喊的，是能变的。我们太行山顶上是由旱田改水田，就是要种相当大的一部分水稻。无霜期虽然很短，但是我们解决了水的问题，在太行山顶上能种出水稻来，产量不低，一季在千斤以上，这已经试验了。为什么要强调种水稻呢？这是因地制宜。我们那里土地肥沃了，肥料增多了，种玉米长得高，一长就是三米多，有的发三、四米高。高山上高秆作物夏天一下雨一倒伏就减产。水稻是一种低秆高产作物，不容易倒伏，适于在山上种。高秆作物减了产由低秆作物往回补，这是以丰补歉的办法。当然这要抓住水，没有水还是不行的。这就是在太行山顶上能种出水稻来，能全面发展。这样就能有利于支援祖国的建设，支援城市，支援工业。你不能光要求工业支援农业，农业也还要支援工业嘛。

最后再讲一点，我们考虑，全县能不能够和大寨一样，二十多年没有因灾减过产，没有因灾吃过国家供应粮，更没有因灾少卖过一斤余粮呢？全县能不能办到？现在基本上做有了。大寨能办到的事，全县完全能办到，今后发展比较有了点把握了，请大家放心。今后我们决心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认真贯彻十大精神，狠抓批林整风，坚决刹住农村资本主义的妖风，使我们的革命和生产蓬勃向前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