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哪条教育路线唱赞歌？评湘剧《园丁之歌》 - 和谐历史档案馆 Banned Historical Archives

标题： 为哪条教育路线唱赞歌？评湘剧《园丁之歌》

作者：初澜

时间： 1974.8.4

标签：教育和教育革命 重要报刊和社论 文学艺术 文章

选择来源：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第一版)

为哪条教育路线唱赞歌？评湘剧《园丁之歌》

湘剧《园丁之歌》，是一出名为反映“教育革命”，实为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招魂的坏戏。它所歌颂的路线和人物都是错误的，其要害就是否定无产阶级教育革命，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反攻倒算。

在批林批孔运动深入、普及、持久地开展的大好形势下，联系教育战线和文艺战线的斗争实际，把这个坏戏作为反面教材，提供广大工农兵、革命师生和革命文艺工作者分析批判，这对于进一步提高我们识别真假马克思主义的能力，划清两条教育路线、两条文艺路线的界限，巩固并发展无产阶级教育革命和文艺革命的胜利成果，是很有必要、很有现实意义的。

《园丁之歌》的剧情，说的是一个工人的孩子陶利，本来很有生气，因为想当火车司机，爱玩小火车，就被教师方觉斥为“不守纪律、不爱学习、不讲礼貌”，甚至是不能成“材”的“锈铁”；但在另一教师俞英的“循循善诱”之下，终于“悔悟”过来，“进步了”。这出戏通过它的剧名和全部情节，特别是对俞英这一主要人物的塑造，向观众宣扬了如下的观点：一、培养我们青少年的“园丁”是教师；二、没有文化就不能承当革命的重担；三、学生如不循规蹈矩地死啃书本，就是“煳不上壁”的“稀泥”。十分明显，这些观点都是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旧调重弹，是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教育战线上一系列革命变革的反攻倒算。对此，必须坚决批判。

“花红要靠育花人”，“培育还靠好园丁”，这是贯穿《园丁之歌》全剧的主调。这个主调，把俞英、方觉这样的教师奉为培育青少年一代的“园丁”。俞英、方觉是什么样的人物呢？他们都是坚持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因而，这就不只是一个剧名的问题，而是关系到教育事业的领导权究竟应该掌握在谁手里的大是大非问题。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前，由于反革命的修正主义教育路线专了我们的政，我们的学校，竟然成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一统天下。文化大革命的急风骤雨有力地冲击了资产阶级的这块“世袭领地”。在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号召下，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开进了学校，登上上层建筑斗、批、改的政治舞台，与广大革命师生一起团结战斗，从资产阶级手里夺回了教育事业的领导权，改变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这是一个十分重大的胜利。毛主席指出：“工人宣传队要在学校中长期留下去，参加学校中全部斗、批、改任务，并且永远领导学校。”工人阶级的领导是通过自己的先锋队──共产党来实现的。因此，如果把我们的青少年比作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幼苗”，那么，培育革命幼苗的“园丁”，就是我们伟大的党！是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阳光雨露滋润着革命幼苗茁壮成长，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指引着青少年一代前进的方向！

两个阶级争夺教育阵地的斗争，必然要在领导权问题上进行长期的、激烈的反复较量。我们的教育事业，是党和人民的事业。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加强党对教育事业的领导，推动教育革命深入发展，这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一项重要措施。但是，资产阶级对于失去这块“世袭领地”，是怎么也不会甘心的，他们总是要用孔孟之道的“师道尊严”和资产阶级的“教师治校”等谬论，来排斥和对抗工人阶级的领导。《园丁之歌》把俞英、方觉这样的教师奉为“树人”的“园丁”，甚至称之为什么“引路人”，大加美化和颂扬，其实质就是否定党对教育事业的领导，而让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重新统治我们的学校！

革命的教师，是在党的领导下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服务的。我国有一支很大的教师队伍。他们当中的大多数都是好的，是要革命的，经过文化大革命的教育和锻炼，取得了很大的进步，涌现出许多决心把无产阶级教育革命进行到底的积极分子。同时由于大多数的知识分子，世界观基本上还是资产阶级的，这就必须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接受工农兵的再教育，认真改造世界观，才能不断增强贯彻、执行毛主席革命教育路线的自觉性。在党的教育事业中，一个革命教师的职责是光荣而又重大的。教师在组织、进行教学活动的整个过程中，应当发扬高度的革命责任感和积极主动的工作精神。但是，作为教育者，又“有一个先受教育的任务”，“要向学生学习，向自己教育的对象学习”。在我们社会主义的学校里，革命的教师和革命的学生都是在党的领导下，同一条战线上的战友和同志，应当互教互学、共同前进。《园丁之歌》否定这种新型的师生关系，要恢复几千年来剥削阶级所鼓吹的“园丁”和“桃李”的关系，这就从根本上否定了无产阶级教育制度，否定了党对教育事业的领导。

《园丁之歌》在俞英的最后一个唱段中，唱出了“没文化怎能把革命重担来承当”的谬论，否定无产阶级政治挂帅，只强调文化的重要。这是在文艺舞台上露骨地宣扬地主资产阶级的“文化至上”论，贩读“智育第一”这一修正主义的教育方针。在这出戏出笼的一九七二年前后，教育战线上的资产阶级复辟势力鼓噪一时，胡说什么“教育质量下降”，要走“关门教学”的老路，妄图迫使学生“两耳不闻窗外事”，死啃书本知识，其目的就是为了扼杀无产阶级教育革命这个新生事物。联系这一现实的阶级斗争背景来看，《园丁之歌》宣扬这样的谬论，也就不足为怪了。

这出戏的全部剧情，集中到一点，就是围绕着解决所谓“学生不好学”的问题，渲染俞英同方觉的“矛盾”。其实，俞英同方觉在维护和推行修正主义教育路线这个问题上，并没有什么区别。他们鼓吹“文化至上”，贩卖“智育第一”的黑货，配合默契，殊途同归。他们的争吵，不过是“方法”之争。《园丁之歌》就是以这种“方法”之争，掩盖了宣扬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实质。方觉用“停课”、“没收”等“管、卡、压”的“行政手段”来推销“智育第一”，俞英却认为这是出于对学生的“关心”、“爱护”和“严格要求”，只是不如她那样“夫子善诱”，“水往根上浇”罢了！她可以同陶利一起玩小火车，然后搞了个“突然袭击”，用一道难题把这个“不好学”的学生憋得“脸上发烧汗直淋”。她还善于进行这样的“忆苦”教育：以陶利的祖父在旧社会因“望儿成长”，宁可乞求地主的阎王债，也要送儿子去进学堂的家史，来诱使这个爱玩小火车的孩子──“淘气”，“晓得没文化开车也开不上”，服服帖帖地当“智育第一”方针的俘虏！请同志们想一想，象陶利的祖父那种行径，不也颇有点武训那种“穷人若是能识字，就不会受人欺负”的味道吗？在中国人民革命斗争的伟大时代，不去触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一根毫毛，反而做着“望儿成长”实即“望子成龙”的迷梦，请问，这是哪个阶级的“家史”教育？剥去这个戏所谓“教改新篇”的包装，原来还是武训那个“念书好！念书好！”的腐烂货色，是宣扬“学而优则仕”、“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等反动的孔孟之道。

“没文化怎能把革命重担来承当”，这是历史唯心主义的反动观点，它完全经不起革命实践的检验。几千年来的人类历史，承当革命重担、推动历史前进的，难道不是创造文化却不能占有文化的奴隶、农民和工人，反而是那些奴隶主、地主阶级的“圣贤”和资产阶级的“精神贵族”吗？在我国人民半个世纪以来的革命斗争史上，不是也有成千上万从未进过校门的工农，在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不是先学好了再干，而是干起来再学习”，勇挑革命重担，为党和人民做出了贡献吗？历史事实雄辩地说明：虽然一切剥削阶级都实行文化专制主义，剥夺广大劳动人民学习文化的权利，但是为推翻那些剥削阶级的反动统治而承当革命重担的，恰恰就是被剥夺了文化权利的广大劳动人民。今天，我们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新中国，为劳动人民掌握文化创造了条件。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批判了修正主义教育路线，为普及教育和工农兵上大学开辟了广阔的途径。文化，只有掌握在革命人民的手中，才成为革命的有力武器。所以，决不是没有文化就不能干革命，而是掌握了文化更好地干革命。《园丁之歌》鼓吹这种“没文化怎能把革命重担来承当”的谬论，是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公然挑战，是对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污蔑中伤，也是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反攻倒算！

教育战线两条路线斗争的焦点，是为哪个阶级服务，培养哪个阶级的接班人的问题。对《园丁之歌》中陶利这样的学生持什么态度，反映着究竟按照哪个阶级的面貌来教育青少年一代的斗争。陶利本来不错，朝气勃勃，热爱劳动，立志要当工人。他的行为本身，实际上就是对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一种抵制和反抗。但剧本却硬说他“错”。他究竟“错”在哪里呢？无非是触犯了“师道尊严”之“礼”，越出了“智育第一”的轨道。把陶利这样的学生视为“煳不上壁”的“稀泥”、“不成材”的“锈铁”，却把小玲那样“五分加绵羊”的学生，树为“桃李”的标本，这就清楚地表明《园丁之歌》所鼓吹的培养目标究竟是什么了。

毛主席指出：“我们的教育方针，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刘少奇、林彪一类骗子，时而贩卖“读书做官”论，时而又散布“读书无用”论，就是为了破坏毛主席提出的无产阶级教育方针。问题从来就不在于读书是否有用，而在于为什么人，为哪个阶级所用。马克思主义者历来重视学习和掌握文化知识的必要性，正如列宁所指出的：“我们应当了解，废除以前死读书、实行强迫纪律、死记硬背的方式时，必须善于吸取人类的全部知识”。为着把我们的青少年一代培养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在校学生必须努力学习马列着作和毛主席着作，必须上好社会主义文化课，并使这种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的书本知识，同阶级斗争的实际，同生产劳动结合起来，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如果依着《园丁之歌》宣扬的那一套修正主义教育方针，只讲脱离实际的文化知识，否定无产阶级政治挂帅，否定又红又专，那就是依了地主资产阶级，即使培育出有“高度的文化知识”的“桃李”，也不可能承当无产阶级的革命重担，而只能成为修正主义的“社会栋梁”和“精神贵族”，成为资产阶级的接班人。由他们去驾驶“时代的列车”，就会象苏修出现的那种情景，大开历史倒车，复辟资本主义！

《园丁之歌》所唱的，就是这种“克己复礼”的调子。它要复“师道尊严”、“智育第一”之“礼”，复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学校之“礼”，复修正主义教育路线之“礼”。教育战线上的两条路线斗争是长期的，象这样的调子，现在有人在唱，今后也还会有人要唱的。便是，教育革命的小闯将黄帅说得好：“在革命滚滚向前的洪流中，资产阶级老爷们发出悲哀的嚎叫，挽救不了自己灭亡的命运”。坚持无产阶级教育革命，深入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并肃清其影响，这是教育战线极其重要的战斗任务。在批林批孔运动的推动下，广大的工农兵群众和革命师生，必将在这场反复辟、反倒退的斗争中，夺得无产阶级教育革命的更大胜利。

（载《人民日报》一九七四年八月四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