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林彪的投降主义 - 和谐历史档案馆 Banned Historical Archives

标题： 评林彪的投降主义

作者：梁效

时间： 1976.1.28

标签：重要报刊和社论 文章 林彪 批陈整风和批林批孔

选择来源：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第一版)

评林彪的投降主义

伟大领袖毛主席最近指出：“《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毛主席又说：“宋江投降，搞修正主义，把晁的聚义厅改为忠义堂，让人招安了。”在这里，毛主席明确地指出了修正主义和投降主义的一致性。搞修正主义，必然要当投降派，出卖革命，充当反动派的鹰犬。这是修正主义者的共同特征。对《水浒》中宋江这个古代投降派的批判，使我们进一步认清了林彪这个现代投降派的反动面目。

（一）

林彪是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时期的投降派。他自从溷进无产阶级革命队伍后，就追随和推行修正主义路线，对内搞阶级投降主义，对外搞民族投降主义。

中国的民主革命，是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我们懂得，在中国，离开了武装斗争，就没有无产阶级的地位，就没有人民的地位，就没有共产党的地位，就没有革命的胜利。”因此，在民主革命时期，是拿起武器，建立工农武装割据，打碎地主买办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夺取政权，还是反对建立革命根据地，放弃武装夺取政权，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修正主义、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与右倾投降主义路线斗争的一个关键问题。

林彪远在井冈山斗争时期，就反对工农武装割据，怀疑“红旗到底打得多久”，散布悲观情绪。抗日战争时期，他站在王明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一边，反对党在统一战线中独立自主的原则，叫嚷要把共产党“统一”到蒋介石的‘中央政府”里去，把八路军、新四军“统一”到蒋介石的“司令部”里去，向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顶礼膜拜，屈膝投降。抗日战争胜利后不久，林彪又积极推行刘少奇的“和平民主新阶段”的投降主义路线，大肆散布和平幻想，鼓吹“要准备由武装斗争转变为非武装斗争的群众的议会的斗争”，甚至声言要使军队“国军化”。解放战争时期，林彪又畏敌如虎，不敢进行战略决战，多次对抗毛主席的作战方针。这一系列活动清楚地说明，林彪在民主革命时期，被敌人貌似强大的现象所吓倒，走一条反对武装夺取政权的右倾投降主义道路。

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指引下，武装革命的风暴，摧毁了旧的国家机器，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在这个新的历史阶段中，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向资产阶级不停顿地发动进攻，还是适应资产阶级的需要，走资本主义道路，变无产阶级专政为资产阶级专政，这是马克思主义同修正主义、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同投降主义路线斗争的焦点。

林彪在这个时期，代表新、老资产阶级的意愿，竭力维护和妄图复辟资本主义的旧制度，疯狂反对社会主义革命，变本加厉地推行阶级投降主义，他鼓吹孔孟的“治国安邦”之道，反对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反对改变旧的生产关系，胡说什么在世界上各种生产关系中“看那种能提高生产即用那一种”，叫嚷什么“国营不如集体，集体不如单干，单干不如黑户”。他恶毒攻击党的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是什么“全左”、“过分”、“过极”，鼓吹按资产阶级的“常规”办事。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伟大胜利的时刻，林彪提出“克己复礼”的反革命政治纲领，鼓吹“复古改制”，要推行儒家的复辟倒退路线，“改社会主义之制”。林彪反党集团的反革命政变纲领《“５７１工程”纪要》，是他们在整个无产阶级专政时期搞修正主义、投降主义的自白书。在这个反革命政变计划中，他们肆意污蔑我们党在毛主席领导下半个世纪的革命历史，一笔抹煞全国人民长期英勇奋斗所取得的伟大胜利，恶毒攻击社会主义的新生事物，疯狂叫嚣：要使地、富、反、坏、右“政治上、经济上得到真正解放”，即在政治、经济上变无产阶级专政为地主买办资产阶级专政、变社会主义制度为资本主义制度。在这里，林彪投降派的丑恶面目，暴露得何等鲜明！

对外，在帝国主义面前，林彪一贯推行民族投降主义，妄图引导中国去适合帝国主义的利益，变中国为帝国主义的殖民地，使中国人民变为亡国奴。抗日战争时期，日寇的铁蹄践踏祖国山河，到处杀人放火，奸淫掳掠。这明明是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野蛮侵略！每一个有民族气节的中国人对此无不同仇敌忾，义愤填膺，奋起抗击。而林彪一伙却无耻地说什么“日占中”是“有益的战争”，公然为日本法西斯辩护。这是地地道道的汉奸哲学。在抗美援朝开始的时候，林彪崇美、恐美，借口“我们国家刚刚初定”，抗拒毛主席和党中央关于派遣志愿军抗美援朝的英明决定，恶毒攻击中国人民抗美援朝的正义斗争是什么“布朗基主义”、“机会主义和盲动主义”。林彪的这些谬论和反革命行径，是对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和爱国主义的无耻背叛！当苏修叛徒集团把列宁亲手缔造的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蜕变为社会帝国主义之后，林彪就如蝇逐臭，一头扎进了苏修的怀抱。林彪反党集团公然宣称，要同苏修进行“秘密谈判”，把取得苏修的支持作为发动反革命政变的一个“基本条件”，妄图“借苏力量钳制国内外其他各种力量”，以便在苏修的“核保护伞”下，建立封建、买办、法西斯的林家世袭王朝，变中国为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的殖民地。这就充分说明：林彪是一个一贯拜倒在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脚下的民族败类。

从以上种种事实中，我们清楚地看到，林彪推行的修正主义路线，也就是一条地地道道的投降主义路线，它熔阶级投降主义与民族投降主义于一炉，光怪陆离，浑然一体。

（二）

揭发批判林彪这个现代投降派的反动面目，对于我们充分认识修正主义即投降主义，提高反修防修的自觉性，是很有好处的。

毛主席在批判党内机会主义路线的时候，曾经反复指出：右倾机会主义就是投降主义。三十年前，毛主席在《给福斯特同志的电报》中批判美国的白劳德修正主义的时候，就曾经告诉我们：修正主义即投降主义。

修正主义之所以必然是投降主义，这是因为修正主义的阶级实质，“就是引导无产阶级适合资产阶级一群一党的私利”。

在政治上，修正主义背叛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适应资产阶级的需要，鼓吹“唯生产力论”、“阶级调和论”和“阶级斗争熄灭论”，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向资产阶级投降。在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之前，“它引导无产阶级去适合资产阶级的改良主义和不澈底性”，引诱工人脱离阶级斗争，放弃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任务。而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修正主义者则又总是直接攻击无产阶级专政，胡说什么社会主义革命任务已经完成，剩下的主要任务是发展生产，千方百计想取消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变无产阶级专政为资产阶级专政。林彪反对以阶级斗争为纲，妄图用所谓“爱民并从生产上治国安邦，得天下保天下之总路线”来取代党的基本路线。他们发展生产是假，复辟资本主义是真。列宁指出：“忘记阶级斗争就是倒向资本，倒向资产阶级，反对劳动者。”（《列宁全集》第二十九卷第三四二页）。事实证明，“他们所主张的，在实际上并不是社会主义路线，而是资本主义路线。”

在思想上，修正主义背叛马克思主义，用资产阶级学说冒充无产阶级战斗的思想武器。正如列宁指出的；“在哲学方面，修正主义跟在资产阶级教授的‘科学’的屁股后面跑。”（《列宁选集》第二卷第三页）“这个派别，按其内容来说，并不需要什么发展和形成：它是直接从资产阶级的刊物上搬到社会主义的刊物上来的。”（《列宁选集》第一卷第二二五页）他们借口时代变了，提出马列主义原则“过时”了，要“创新”，要“立异”，实际上，他们贩卖的不过是资产阶级的破烂货，林彪的修正主义，是古今中外反动思想的大杂烩。他不仅拜倒在资产阶级脚下，甚至从两千多年前的孔老二那里乞求亡灵，胡说什么“孔孟马列”，“其揆一也”，用孔孟之道代替和篡改马列主义，并把“四书”奉为“政治思想的蓝本”要按照儒家的反动政治思想，建立封建法西斯王朝，为把中国拉回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制造理论根据。

在组织上，修正主义是资产阶级的政治队伍，是资产阶级在工人运动中的代理人。他们总是搞分裂主义，打击无产阶级革命派，挑拨离间，破坏无产阶级团结，妄图削弱无产阶级的战斗力。林彪反党集团，拉山头，搞宗派，“以我划线”，“以我分善恶”，宣扬什么“于我善者则为善人，于我恶者则为恶人耳”，妄图分裂党、分裂革命队伍，破坏国家的统一和人民的团结。林彪甚至亲笔写道：“军伐（阀），政客，流氓，土匪，党棍，野心家，等等皆当联之”。这是一个绝妙的自供。列宁指出：“机会主义者是反对无产阶级革命的资产阶级分子。这些人在和平时期呆在工人政党内部，偷偷做着资产阶级的工作，而在危机时期，立刻就成为联合一致的整个资产阶级的（从保守的到最激进的和民主的，从自由主义的到宗教的和僧侣的）公开同盟者。”（《列宁全集》第二十一卷，第九一页）林彪反党集团这个由牛鬼蛇神组成的暗藏在革命队伍中的反革命派别，他们奉行“对任何人阳阴法（阴一面阳一面）”，平时装“姿态”、“头一阵不吭声”、“心平气和”，躲在阴暗的角落里干着反革命勾当，窥测方向，以求一逞。一旦认为时机成熟，就以十倍的疯狂，百倍的仇恨，对党对人民狠下毒手，发动反革命政变，妄图把革命人民置于血泊之中。

不难看出，林彪在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时期所推行的一整套修正主义路线，归根结底，就是从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全面向资产阶级投降。

（三）

揭发批判林彪这个典型的现代投降派，对于我们弄清阶级投降主义和民族投降主义的相互关系，加强反修防修斗争，也有重要的意义。

阶段投降主义和民族投降主义是互相联系的。毛主席早就指出：“自从帝国主义这个怪物出世之后，世界的事情就联成一气了，要想割开也不可能了。”现在世界上，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到处进行侵略和压迫。在这种条件下，各国的阶级斗争，总是同国际的阶级斗争紧密地联接在一起。国内革命斗争中的投降派同国际斗争中的投降派，自然就是不可分割的。

在这里，一方面，我们要看到，“阶级投降主义实际上是民族投降主义的后备军”。就是说，在近代历史上，凡是对内搞修正主义的，对外，必然要投降帝国主义。这是因为资本的国际性，决定了修正主义的国际性。修正主义不是个别国家的现象，而是一种国际性质的资产阶级思潮。各国工人运动中的修正主义派别“都成了一家弟兄，他们彼此称赞，彼此学习，大家一起攻击‘教条式的’马克思主义”。（《列宁选集》第一卷第二二四页）他们对于各国的垄断资产阶级，则屈膝投降，百般献媚。这一小撮反动腐朽势力的代表，同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利益根本对立，必然与帝国主义侵略势力的利益完全一致。他们在国内的阶级投降活动，必然成为帝国主义侵略势力的一部分。他们必然要堕落成为帝国主义的奴才。林彪反党集团搞修正主义，很不得人心。他们那一小撮反革命派，要在强大的无产阶级专政面前搞复辟阴谋，也并不那么顺手。因此，他们一定要求助于社会帝国主义，到那里去寻靠山，找后台。对林彪一类修正主义者来说，只要问题涉及到他们的反动阶级利益，就会同任何外国侵略者勾结，背叛人民，出卖祖国，把中国变为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的殖民地。因为“在他们面前没有什么当不当亡国奴的问题，他们已经撤去了民族的界线，他们的利益同帝国主义的利益是不可分离的”。当然，如果在一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搞修正主义，他们还会以另一种形式充当国际阶级斗争中的投降派。那就是接过帝国主义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使自己的国家沦为社会帝国主义。

另一方面，我们还要看到，在近代历史上，凡是对外搞民族投降主义，屈膝投靠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的，对内也就必然要搞阶级投降，实行修正主义。毛主席早就指出：“民族斗争，说到底，是一个阶级斗争问题。”帝国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都是大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他们搞侵略扩张，都是为了不仅在国内而且在国际上压迫和剥削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苏修亡我之心不死，对中国这块肥肉，虎视眈眈，垂涎三尺，时刻企图侵略和颠覆我国，其罪恶目的，就在于剥削、压榨我国亿万劳动人民。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们一定要在我们党内寻找、培植他们的代理人，来推行修正主义路线，颠覆我国的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复辟资本主义。这是他们一项不可改变的帝国主义政策。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的一个头目不是说什么“代表中国真正利益的健康力量迟早会说出自己决定性的话”吗？他们所说的“健康力量”，就是国内的修正主义者，就是代表社会帝国主义和一切剥削阶级利益的腐朽力量，就是林彪反党集团。他们所说的“决定性的话”，就是林彪一类篡党夺权，复辟资本主义。修正主义就是帝国主义政策的产物。林彪反党集团投身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的怀抱，宣称要用苏修的力量来“钳制”“其他各种力量”，就是宣布他们要适应社会帝国主义的需要，搞阶级投降主义，代表中国的新老资产阶级，同苏修大资产阶级结成联盟，压迫和剥削中国人民，实行资产阶级专政。

由此可见，为着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我们必须同时反对阶级投降主义和民族投降主义，把国内的反修防修斗争和国际上的反帝反修斗争进行到底！

修正主义、投降主义是阶级斗争的产物。列宁指出：“机会主义不是偶然的现象，不是个别人物的罪孽、过错和叛变，而是整个历史时代的社会产物。”（《列宁选集》第二卷第六五四页）用对立统一规律观察社会主义社会，我国革命胜利后，存在着两种基本矛盾，第一种是国内的，即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第二种是国际的，即中国和帝国主义国家的矛盾。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中，始终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存在着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侵略和颠覆的威胁。现在，我们的社会的发展前途仍然存在着两种可能性：一个是社会主义，一个是资本主义。修正主义仍然是当前的主要危险。因此，反对投降派的斗争，将是长期的、复杂的。怎样对待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反映这种斗争的一种重大原则问题。是巩固和发展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成果，还是否定文化大革命，就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问题，是关系我国前途的重大原则问题。我们一定要从反对林彪修正主义、投降主义的斗争中吸取教益，加强斗争，时刻警惕出修正主义，出投降派。

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我们要反对投降派，反对投降主义，关键在于要有一条正确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我们要以阶级斗争为纲，认真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坚持毛主席的革命外交路线和政策，识别投降派，批判投降派，战胜投降派。林彪这个投降派之所以是短命的，就因为我们有毛主席的正确领导，有毛主席为我们制定的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只要我们坚持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有一个老、中、青三结合的忠实执行这条路线的领导班子，依靠群众，广泛发动群众，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使人民懂得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使人民都知道什么是投降派，就会形成反修防修的钢铁长城。马克思主义战胜修正主义，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是不可抗拒的客观规律。无产阶级将赢得整个世界！

（载《人民日报》一九七六年一月二十八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