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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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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主席语录
    必须提高纪律性，坚决执行命令，执行政策，执狞
    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军民一致，军政一致，官兵一致，全军一致，不允许任何破坏纪律的现象存在。
    发扬革命传统，争取更大光荣。
    9与纯
    一九七五年第八期目
    录
    学习理论反修防修
    加强纪律性
    学习《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的一点体会
    向子井冈山油灯红又亮…上港五区青年工人傅正宇（？)
    解
    送枪上井冈山…
    ……上海市长宁区房管局王少普（8)
    放
    军
    一次不平常的“交换”…上海第三十一棉纺织广李长青（10)学
    一袋干粮见风格…上海先锋电机厂背年工人顾建国（12)习
    红灯代代有人传…
    青（13)
    无产阶级自己培育的英雄花
    越（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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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习毛主席军事著作批判林彪资产阶级军事路线中南解放战争中两条军事路线的斗争
    一批判林彪在中南解放战争中的右倾军事路线…唐思汶（18)红军第三次反围剿”…史锋(23)
    文学史研究
    读一篇新发现的魯迅佚文
    余秋雨(30)
    唐代社会与文学的发展
    一《中国文学发展史》第二册第一章…刘大杰（41)批判文学史上的尊儒反法思潮
    一试论唐代古文运动…上海牙膏厂青年工人郭成兰（51)漫谈看一点文学史…徐绿熙（58)
    经济问题研究
    社会主义生产中的相互关系（下）
    一《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选载……（62)
    社会
    调
    查
    上海女篮访问记
    …沈逸珍.李海生·陆晓禾（72)
    人，物传记
    鲁迅传（续三）
    “石一歌（78)
    赣南纪行
    …吴文虎曹溶（89)
    八月十八日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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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习理论反癢防修
    鞭强纪律性
    学习《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的一点体会
    方
    海
    伟大领袖毛主席历来重视加强党的纪律教育。每当革命进入转浙关头，毛主席总是特别强调要教育全党提高纪律性。一九四七年十月，在中国人民解放军转入大举反攻的胜利形势下，毛主席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中又一次号召全党全军：必须提高纪律性，坚决执行命令，执行政策，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军民一致，军政一致，官兵一致，全军一致，不允许任何破坏纪律的现象存在。今天，我们重新学习毛主席的这些教导，更加深刻体会到：坚持党的铁的纪律，这是保证革命胜利的必要条件。
    为什么要这样地强调党的铁的纪律？这是因为纪律是执行路线的保证。没有纪律，党就无法率领群众与军队进行胜利的斗争。革命斗争的实践证明，只有在正确的思想政治路线指引下的革命队伍才能具有严格的革命纪律，而严格的革命纪律又反过来保证了革命队伍对正确思想政治路线的执行。在长期的中国革命战争中，我党我军之所以能够由小变大，转弱为强，就是由于我们不但有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指引，而且有毛主席亲自制订的革命纪律来保证正确路线的贯彻执行和组织上的巩固统一。我们的干部、军队就是坚决执行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通过“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不吃老百姓家里
    一个苹果，在进入大城市后露宿街头以及“说话和气”、“买卖公平”、“借东西要还”、“损坏东西要赔”、“不打人骂人”等具体的革命行动而赢得了人民的信任。我们就是执行了“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
    为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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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中央”的党的民主集中制，使全党全军拧成一股绳，才夺取了革命战争的座利。
    同我们党所领导的革命队伍相反，国民党反动军队虽然人多势众，武器精良，看起来很强大，但由于他们执行反革命反人民的反动路线，因而总是既不能做到内部团结一致，又脱离广大人民，成了色厉内荏的纸老虎。在兵荒马乱的战争年代，我们的人民历来把有没有严明的纪律作为区分革命军队和反动军队的一个重要标志。《智取威虎山》中的李勇奇就是一个典型例子。他长期身受国民党反动派的欺压，看惯了这号“军”、那号“军”无恶不作的行径，一向把兵匪当作一家人。在解放军进入那个兵匪常来骚扰的小山村时，他以为“遭殃军”又来了，·拿起刀来准备决一死战。可是，当他看到这次进村的那些兵“急人难治病救命，又嘘寒又问暖和气可亲”，那个当“官”的参谋长还那样和气地向他耐心宣传党的政策，他不禁深情地唱出了：“早也盼晚也盼望穿双眼，怎知道今日里打土匪、进深山、救穷人、脱苦难、自己的队伍来到面前！”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严格的革命纪律显示了多么巨大的威力啊1《智取威虎山》里的那支纪律严明的小分队，就是我们的干部、我们的军队的缩影。李勇奇那种爱憎分明的感情，就是千千万万中国人民感情的典型反映。整个中国革命战争的胜利历程充分证明了“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这个真理的无比正确性。
    在革命战争年代要有严明的纪律。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的社会主义时期，能不能坚持党的铁的纪律，仍然是一个关系到能不能执行毛主席的革命
    路线的原则问题。列宁在十月革命胜利后的一九二O年明确指出，'有没有严
    格的纪律，是能不能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他说：“无产阶级的无条件的集中制和极严格的纪律，是战胜资产阶级的基本条件之一。”又说：“如果我们党设有极严格的真正铁的纪律，麵果我们党没有得到工人阶级全体群众全心全意的拥护·，那末布尔什维克别说把政权保持两年半，'就是两个半月也保持不住。”，列宁这些救导也完全适用于我们中国。在中国革命进入社会主义历史时期后，毛主席同样也反复强调要加强纪律性，要发扬我党我军在革命战争时期严格遵守纪律的革命传统。毛主席就多次指出，要“用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教育战士，教育干部，教肯群众，教育党员和人民”。
    列宁和毛主席为什么要这样强调在无产阶级专政下仍然需要坚持党的铁的纪律呢？一方面，严明的纪律是无产阶级政党的优良传统，不论在什么时筷、什么条件下都必须保持和发扬，决不容许有半点忽视，另一方面，加强革命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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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律，也是因为社会主义时期仍然存在着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那些被推翻的地主资产阶级不甘心于他们的失败，还要图谋复牌，还要采取“和平演变”、“打进来，拉出去”的办法来腐蚀、分裂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小资产阶级刚刚在改造，他们的自发势力还在各方面影响和包围无产阶级。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进攻的一种重要手段，就是利用小资产阶级自由散漫性和无政府主义自发势力来削弱革命纪律，以破坏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政党内部只有实行极严格的集中制和极严格的纪律，才能巩固党的团结和统一，才能率领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战胜资产阶级的进攻和腐蚀。谁如果以为社会主义时期革命纪律不那么重要了，谁要是把无产阶级政党的铁的纪律哪怕是稍削弱一点，那他事实上就是帮助资产阶级来反对无产阶级，削弱无产阶级专政，那他就必然不能坚持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必然脱离群众，自觉或不自觉地被资产阶级所利用，甚至有可能走上危险的道路。
    严格的革命纪律，不仅是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所必需的，而且也是深入开展党内两条路线斗争所必需的。列宁指出：“否认党性，否认党的纪律，一这就是从反对派那里得出的结论。”党内机会主义路线代表人物，为了反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无不进行分裂党的阴谋活动，严重地破坏了党的纪律。张国焘就是阳奉阴违，口是心非，当面说得好听，背后又在捣鬼，从小组织活动发展到反对党中央。刘少奇、林彪妄图复辟资本主义，也千方百计地破坏党的纪律，妄图用资产阶级的反动纪律来维护他们的修正主义路线。刘少奇鼓吹“驯服工具论”，妄图用资产阶级纪律来愚弄群众和束缚群众手脚。林彪更是肆意地糟鳎党的纪律，一面煽动无政府主义思潮，煽动资产阶级派性，一面又鼓吹奴隶主义，要人们盲目地、绝对地跟着他的修正主义路线跑。他们还在反革命集团内部鼓吹“不成功，便成仁”之类日本军国主义的武士道精神，大搞法西斯的纪律。
    我们要严格执行党的纪律，就要继续深入批判刘少奇、林彪破坏无产阶级纪律的罪行，批判他们搞的那些资产阶级的、修正主义的反动纪律。不同的阶级有不同的纪律。我们对资产阶级、修正主义的纪律要坚夹批判，对无产阶级的纪律要严格遵守。我们要自觉地用社会主义的纪律约束自己，使自己的一切言行服从毛生席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不折不扣地按照党中央的号召和指示办事。对纪律要作阶级分析。决不容许把遵守革命纪律说成是搞奴隶主义，也不容许把片面强调管、卡、压这种非马克思主义的东西冒充成是革命纪律。无产阶级的革命纪律是建立在无产阶级革命利益基础上的自觉纪律，无论是干部或群众都必须严格遵守。资产阶级总是妄图从组织性和纪律性上打开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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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制造混乱，用以破坏无产阶级专政下安定团结的大好形势。我们强调要严格遵守革命纪律，正是为了抵制和反对种种非马克思主义的错误思想和行为。加强革命纪律救育，是毛主席的一贯思想，也是当前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一个重要内容。我们应当真正从思想上、理论上弄清严格党的纪律同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之间的关系；弄请无产阶级的革命纪律同资产阶级的反动纪律之间的根本区别。只有弄清这些问题，才能充分认识加强革命纪律的重要性，提高执行革命纪律的自觉性。毛主席在总结我们党同张国焘机会主义路线斗争经验时指出：“有些破坏纪律的人，是由于他们不懂得什么是党的纪律；有些明知故犯的人，例如张国表，则利用许多党员的无知以售其奸。因此，必须对党员进行有关党的纪律的教育，既使一般党员能遵守纪律，又使一般党员能监督党的领袖人物也一起遵守纪律，避免再发生张园森事件。”除了那些两面派以外，我们革命队伍中有些人不重视或违反党的纪律，大都是由于他们不懂得什么是党的纪律，不懂得民主和集中、自由和纪律是统一的。因此，他们在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下，往往片面地强调某一个侧面，否定另
    一个侧面。那些对党和国家的纪律，高兴就遵守，不高兴就不遵守，甚至是各取所需的人；那些不讲民主，动不动就训人，搞压服，搞一言堂，搞奴隶主义的人，都是这种片面性的表现。我们只有认真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用无产阶级思想战胜资产阶级思想，肃清资产阶级派性和无政府主义思潮的影响，才能真正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
    列宁指出，保障无产阶级的革命政党的纪律，“第一、是靠无产阶级先锋队的觉悟，”它对革命的忠诚，它的坚韧性、自我牺牲精神和英雄气概。第二、是靠它善于同最广大的劳动群众，首先是同无产阶级劳动群众，但同样也同非无产阶级劳动群众联系、接近，甚至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同他们打成一片。第三、是靠这个先锋队所实行的政治领导正确，靠它的政治战略和策略正确，而最广大的群众根据切身经验也确信其正确。”我们党和我们的军队，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指引下，在长期的革命战争和二十多年来的社会主义革命中，坚持了党的铁的纪律，保证了革命的胜利。今后我们仍然需要按照列宁所讲的这些条件，坚持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坚持遵守党的纪律，紧密联系群众，进一步促进安定团结，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夺取社会主义革命的更大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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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尚解放变装
    井风山油灯红又亮
    上港五区背年工人傅正宇
    、那是井冈山斗争时期，每当夜葉降临，北斗星升起在井冈山夜空的时候，来回巡逻的
    红军战士总是深情地望着井冈山上的八角楼。看，那里正闪烁着一盏小油灯，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正在灯下辛勤地工作呢！·油灯映红了毛主麻的高大身影，也照宽了每个红军战士的心。
    ·在我国城乡已经普遍使用电灯的今天，我们许多年轻的同志大概已经不济楚油灯是
    怎么回事了。要知道，在井冈山斗争时期，反动派为了扑灭中国苹命的星星之火，在对井冈山革命根据地进行疯狂的军事“围剿”的同时，又实行了残酷的经济封锁，工农红军即使要弄到点灯油也是多么不容易呀1为了粉碎敌人的发革命“围剿”，毛主席还曾经亲自向全军宣布了一个关于用油的规定，内容大致是这样的，红军各连（直至营和团以上机关）在办公时用一盏油灯，可以点三根灯芯，在不办公时，即应将油灯熄掉。连部可以留一盏油灯，作带班、查哨等用，但是只准点一根灯芯。这个规定，根据当时实际工作情况，死提出了节约用油的要求，又避免了绝对平均主义，因此得到了全体红军千部和战士们的热烈拥护。
    可是，毛主席却又带头“破”了这项规定。按规定，毛主席晚上工作时，可以点三根灯芯，但是，为了节约灯油，毛主席始终坚持在自已的办公室里用一根灯芯来照明。有一次，毛主席在夜间开始工作时，觉得油灯比往常明亮了些，一看，原来是灯碗里多点了一根灯芯。.于是，毛主席就用竹签把它拨灭了，并告诉警卫员，以后不能再多加灯芯。在毛主席的苹命新神的敬有下，全体红军官兵部一致行动了起来，千方百计地节约用油。每到夜间，熄灯号“的的哒哒”一响，战士们就自觉地吹熄了油灯。这时，巍巍的井冈山，就只有连部和正在工作着的首长房间里，还闪乐着微弱的灯光。
    在有些同志看来，按规定点三根灯芯，不是很合情合理的吗？不错，这是规定所允许的。但是，这个规定的精神却是要求全体红军官兵，不论职位高低，都要节釣每一滴灯油，为者粉碎敌人的反苹命“围剿”。毛主席和广大红军官兵主动节约灯油，不是最符合这个规定的根本精神吗？
    就在八角接的油灯下，毛主席写的《井冈山的斗争》一文中，在谈到红军的艰苦生活时说：“好在苦惯了。·而且什么人都是一祥苦，从军长到伙侠，除粮食外一律吃五分钱的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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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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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食。”这就是井冈山苹命报据地红军官兵之间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和互关亲。大家一不为计官，二不为发财，只是共同的苹命目标使他们结成了坚强的战斗集体。在这个集体里，再苦再累，干部和战士也心情舒畅。当时流传的一首歌谣道：“当兵就要当红军，处处工农来欢迎。官长士兵一个样，没有人来压迫人。”这就是工农红军之所以有力量、官兵之所以国结一致的根本原因。
    官兵团结一致为共产主义而艰苦奋斗，就能无敌于天下。想当年，井冈山上的小小油灯照亮了整个中国革命的航程，星星之火燃起了撩原的革命烈火，最终埋葬了蒋家王朝。而在当时，蒋介石那里却灯红酒绿，纸醉金速，一片车水马龙、灯火辉煌的不夜城景象，但最后不都被这星呈之火所战胜了吗？艰苦奋斗是革命的传家宝，是人民军队的光荣传统。
    一次，毛主席在和战士们一起吃野莱时，对战士们意味深长地说，这野莱是苦的，但有政治营养，吃了后我们千革命就不怕苦。牢记红军官兵一致艰苦奋斗的苹命传统，努力汲取这种政治营养，我们就会成为不怕苦、不怕死的硬骨头，永远沿着工农红军走过的道路，为着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而奋斗终身。
    ，今天，毛主席当年在井冈山点起的星星之火已经然遍了全中国，革命把，黑暗的中国变成了光明的中国。晚上，我们再也不用油灯了，周围都是一片光明：马路旁的路灯，照亮了来来往往的行人，商店的莞虹灯，发出了美丽的光彩，就是偏僻的山村，也已经架起了电线，布满着紫星般的灯火。但是，变虹灯下切不可忘记了阶级头争。如果说，在井冈山斗争时期，敌人主要以反苹命军事“围剿”向苹命进攻，那末，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敌人则特别重视利用资产阶级糖衣炮种向我们袭击。因此，这就需要我们更加自觉地发扬井冈山的苹命作风，永远保持艰苦奋斗的政治本色。许多可敬的老红军战士，不正是这样地为我们作出了榜样吗？当年，他们跟着毛主席在井冈山闹革命，南征北战，为人民立下了不朽功勋，如今，他们粪发如霜，老当益壮，打起背包，奔赴边磴农村，为苹命立新功。他们是“官”，部是革命几十年的老干部，他们也是“兵”，始终是一名朝气莲勃的无产阶级草命战士。总之，他们是“官”又是“兵”，井冈山的油灯永远点燃在他们的心头，他们不愧是被八角楼的灯光照亮了胸膛的红军战士。
    井冈山油灯红又亮。随着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前进，井冈山的油灯必将放出更加灿烂的光芒，它为我们找开查产阶级的香风违雾，永远指引着我们前进在共产主义大道上」
    送枪上井冈山
    上海市长宁区房管局王少普
    九三七年，江西微峰红军游击队创趁之和，武器装各极其简陋。八十多个人，只有三
    8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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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条枪，其中一条还是枪筒折断了的。在一次战斗中，他们经过浴血苦战，从敌人手里夺来、了六十多条步枪。这对于急需武装的部队来说，是一个多么重大的胜利啊！刚经过麋战的战士们，未曾稍事休息，不及包扎伤口，争春抢着用长满厚茧的双手，高举起乌黑闪亮的钢枪，内心充满了喜悦。
    但是，接下来，对枪的处置问题，却发生了几扬热烈的争论。第一扬：这枪被不该留下自己用。
    在少数战士看来，这似乎是不成问题的。打敌人需要好武器。横峰游击队过去由于缺少武器，不知付出了多大牺牲、吃了多少亏1现在这几十条枪又是自已亲手墩来的，武装
    一下自己难道还不应当？可大多数同志却不同意这种看法。游击队的领导者方志敏同志说：“大家都想换好武器，我也想换，因为好武器才能痛痛快快地打敌人。可是我们不能只顾自已，我们的整个红军都还没有足够的武器。井冈山是我们红军的总司令部，应当把枪上交，让它从全局考虑分配。”说得多好一抢是留在横峰山、还是送到井冈山，红军指战员从中看到的是局部和全局的辩证关系：横峰游击队两条半枪闹革命，是迫切需要抢的，但这个局部需要必须服从整个红军的全局雾要。从全局来看，当时有些红军部队不是更缺乏枪、更需要枪吗？有的不是甚至只有两把莱刀、一根梭架在闹苹命吗？中国苹命不是只有，一座横峰山，工农红军是一个整体，苹命战争是一个整体。只有从全局出发，统筹兼顾，“好钢用在刀口上”，才能让枪发挥最大的作用。全局由各个局部组成。横蜂山这个局部固然需要，但这个局部必须首先服从全局的利益。·并冈山的领导即党的领导，它是掌握着和体现着苹命战争的全局利益的，横峰山必须服从井冈山。正是在这种全局观点的教育下，横峰游击队作出决定：把枪送上井网山。
    第一场争论刚结束，又出现了第二场和第三扬争论：送抢上井冈山，是全部递还是部分送，全部送上去后，是不是可以要求在分配时给点特殊照顾？
    这两场争论，实质上是一个问题，即服从全局究竞是有条件的还是无条件的？有些同志也讲金局观，点，但就是常常强调局部的特殊贡献和特殊需要，在服从全局上多少要打点折扣。我们有高度党悟的红军指战员可不是这样。他们认识到，每一个山头不管有怎么样的特殊需要，也比不上井冈山的需要更重要。“干革命可不能讨价还价，枪应被金部递上井冈山，一支也不留。”横峰游击队的钢铁誓言，表达了无产阶级革命战士无条件服从全局的高度党性。毛主席亲自制订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早就规定了：“一切行动所指挥”，又规定：“一切缴获要归公”。两个都是“一切”，部是无条件的。有条件地逆枪上井冈山，看起来是既颜全了井冈山又照质了横降山，但却是病了折衷主义，仍然没有摇脱那个危害苹命的局部观念。留下几条枪，其实不单纯是枪，而是留下了局部观念。提出要求特殊照顾，无非是表示自己有特殊贡献，有贡献就可以讲条件，其实质也就是忽视全局利益的局部观念。这当热是广大红军指战员所坚决反对的。经过热烈的争论后，原来想留下几走枪的战士迅递提高了认识，“对」枪一支不能留，要求一个不能提，应这一切服从井冈山。”商志们一超连夜将枪擦拭得闪光锌亮，全部送上了井冈山。
    横峰游击队当年送枪上井网山的精神，这是我们永远要继承和发杨的我年苹命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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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精神，实质上就是无产阶级顾全大局的共产主义粉神。正是从这种精神出发，我们党、我们人民军队的各个部分，不管相隔多远，不管条件各不相同，都共同为着一个苹命目标，统一指挥，统一步伐，夺取了一个又一个胜利。送枪上井冈山，今天对于我们革命青年来说，那就意味着要学习和继承人民军队的光荣革命传统，胸怀无产阶级的革命大局，让自己的一切工作、一切行动永远听从党的指挥！
    一次不平常的“交换”
    上海第三十一棉纺织厂李长青
    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的收藏品里，有着这样一块普通的木板，上面贴有一张字条：
    “老板：
    我们吃了你半坛咸菜、几根大（葱），（烧)了儿根柴，共补你黄豆六升。
    红七师机炮连一排条”
    那是一九三四年的亨情。中国工农红军第二方面军第七师机炮连一排的战士，行军路过四川省彭水县黄家坝，宿营在一位叫作黄堂珍的老乡家里。当时，老乡家里人都不在，红军战士吃了他家的东西，临走时就留下了六升黄豆，并把这张字条贴在门板上。,·象这类事情，在我们的人民军队里可说是举不胜举。苹命战争年代中过来的老同志，经常对我们讲起，部队在行军途中，吃了老乡田里的红著，我们的战士就自觉地把纸元压在红簪藤下，并留下这样一张字条，吃了老乡地窖里的粮食，我们的战士也把银元和这样的宇条留在地窖里。然而，这在旧中国的各种军队中，却是独一无二的。从来的剥削阶级军队给人民群众带来的，只是屠杀和掠夺。他们一到老百姓家里，就象饿狼扑食，大白米，老母鸡，哪一样不抢啊，《沙家浜》里的习小三还要抢人哪！在中国，只有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从来“不拿群众一针一线”，吃了老百姓的东西，总是照价偿还，毫不含糊，即使主人不在，也主动留下贷款私字条。四十年前那样一张小小字条，正是我们人民军队所特有的标志。
    但是，谁要是用“等价交换”的原则去解释我们人民军队的行动，那就未免太可笑了。想起看，我们的红军为了人民解放卒业，爬雪山，过苹地，转战南北，浴血奋战，不惜插牲自已的生命，哪里想到过同人民群众“交换”点什么东西来？红军每到一处，总是和那里的群众打成一片，打土豪，分田地，想到的是人民群众的温饱，想到的是普天下穷苦人民的解放。就是在黄堂珍老乡的家里，红军战士也首先从他那贫困的家境中，看到了劳动人民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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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民党反动派的残酷剥削下，过着如此饥寒交迫的生活。半坛咸莱，几根大葱，几根柴，在旧社会，对于穷苦人家来说，是何等的珍资。吃了不还，将会给老乡们的生活带来多少困难1字条虽小情谊深。红军战士留下的六升黄豆不算多，但却体现普工农子弟兵对于人民群众多么深厚的阶级感情啊！即使是一针一线，价值很小，但我们的战士也自党地想到这是人民的针线。人民的军队，只有为人民服务的义务，决无拿人民时物的权利。不拿是很高尚的，拿了是很卑哪的。毛主席说：“人是要有点精神的”。人民军队的作风，就是建立在这种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精神之上的。它与剥削阶级社会的那种“人和人之间除了赤棵棵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了”的等价交换，有着天壤之别。
    红军留下的黄豆和字条，给人民群众所带来的温暖，是任何价值都计算不出的。据说，黄家坝一带的老乡们，因为原先没见过红军，一听说军队来了，都躲到了别处，等到部队走后才回来。黄堂珍老乡回家以后，惊奇地看到红军留下的黄豆和字条，他凝视着，托摸着，激动得热泪盈眶。他看到的哪里是什么成莱的等价物，分明是红军战士一颗颗火热而赤诚的心。黄堂珍老乡从中深深体会到，只有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人民军队才是代表人民利益的，是和我们老百姓呼吸相通的。于是，他串门走户，到处向黄家坝人民诉说着红军的伟大精神。·
    人民群众从红军身上得到的是一片深情厚谊，他们也就会以同样炽热的感情拥护红军，拥护革命，“把革命当作他们的生命，把革命当作他们无上光荣的旗帜。”红军走后不久，白军进村了。黄家坝人民坚决向“红”不向“白”，开展了艰苦的对敌斗争。荧堂珍老乡为了不让敌人弄坏宇条，就找了张门神画复贴在上面，把它伪装起来。直到解放以后，他才亲手把字条连同门板一起锯了下来，送给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有人曾劝说他把宇条撕下来，以免锯坏了门板。他却说，千万不能撕，要是撕坏了这张宇条，就是毁掉了传家宝。这里，什么现金交易，什么等价交换，不都被人民群众自党的苹命精神所冲破了么？看，这水不平常的“交换”，竞在黄家坝发生了如此巨大的作用。这决不是在搞什么等价交换，这是军民在相互交流阶级情谊，激励双方为着共同的革命目标而努力奋斗。
    这桩事在今天仍然对我们有着深刻的我育意义。在社会主义社会，不可避免地存在着等价交换这类含有资产阶级法权的东西，如何正确地对待它呢？红军战士的这一次不平常的“交换”，不是给了我们以深刻的启示吗？只有继承我军的光荣苹命传统，坚持无产阶级的革命精神，才能让思想冲破等价交换的束缚，才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做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自觉战士。
    ··红军留下的字条至今仍陈列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里，它将深深地印在我们的脑海中，鼓舞着我们永远沿着工农红军走过的道路，发扬无产阶级的革命椅神，为彻底铲除产生资本主义的土壤，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终生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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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袋干粮见风格
    上海先锋电机厂青年工人顾建国
    一九三五年八月，中国工农红军长征来到了用北大苹地。'五百里泥泞的苹地，举目无边，而英雄的红军健儿，由于长期转战缺乏补给，每人竞凭着仅有的三、四斥妙麦要来横跨这荒凉的沼泽地区！谁心里部明白，在这漫长的征途上，这点妙麦意味着什么。大掌小心地链了小布袋将它装起来，行军背着它，睡党枕着它，精打细算地使用它。
    红军战士谢益先，就行进在这个队伍里，同样背着一个干粮聚。然而，刚进入草地不久，他偶然在一个苹洼里发现了逃荒的母子三人，在连续几天的饥饿折磨下已经查态待毙。谢益先毫不犹豫地将整袋珍贡的干粮从肩上解下来，双手送络了这母子三人。回队后，他开始吃草根、喝凉水，颈强地跟著队伍继续前进。同志们要匀点干粮给他，他也谢纯了：“没什么，在家里吃苦吃惯了。”最后，这一袋干粮使母子三人过了苹地，但送掉了干粮的谢益先同志却壮烈牺牡了。
    速是一个多么动人的故事啊1它已经过去整整四十年了，可今天只要一回想起来，仍然会使我们青年一代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
    “在家里吃苦吃惯了。”是的，我们绝大多数的红军战士都来自劳动人民家庭。在旧社会，所有这些家庭还不都是祖祖辈辈受着三座大山的压迫和剥削，还不都是“吃苦吃惯了”？谢益先及其一家，就是无数的受苦人和受苦家庭的一分子。他们是经得起摔打的，他们是能够吃大苦耐大劳的。
    但是，人是铁，饭是钢，再吃苦吃愤的人，又怎么能$术吃粮食？谢益先跟其他战士一样懂得这袋干粮的份量一在五百里的草地上，这可是得之则生、失之则死的命根子啊1失去它，谁也不能活着走出草地。而谢益先硬是把它送给了挨饿的阶级亲人。如果说农民谢益先在家里吃苦是校迫的，那末，红军战士谢益先的这种吃苦就是自党的，是他自己找来的。两者根本不能等同看待。谢益先说“在家里吃苦吃橱了”，目的是要安慰同志们别为他匀粮，而从这一句话里，人们看到的分明就是“为人民吃苦吃惯了”，就是一贷地为人民找苦吃的共产主义风格！我们难道不是只有这样看问题，才是卖正理解了谢益先这
    种风格的实质吗？
    人民军队的风格，正是从这里集中地反映了出来。毛主席说，“骤骤地和中国人民站在超，全心全意地为中国人民服务，就是这个军队的唯一的宗目。”按照这个宗旨站合起来的工农红军，不是为少数人或换隘集团谋私利的，而是唯一地为着广大人民谋利盛的。为了千千万万阶级兄弟不吃苦，红军战士的风格就是敢于吃苦，并且以吃苦为乐，以吃苦为荣，甚至，最苦英过于死，而在他们看来，“为人民而死，就是死得其所”，就是苹命战士的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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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乐。几十年来，人民军队吃这个苦，确实是“吃惯了”。这一切，与以剥削、辛乐为目标的旧军队，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在他们那里，自己寻欢作乐还来不及，哪有什么为.人民“吃苦”的？相反，“自古来兵匪一家欺压百姓”，“兵”的风格，就是“匪”的风格，就是以欺压人民为乐，以人民的“苦”换来自己的“乐”。两种苦乐观、两种风格，清楚地划清了两种军队的界限。要就剥削阶级军队一点不吃苦，那也不是。“将军百战死，壮士十年归”，还不够苦么？
    但是，那个苦；作为广大的士兵，是被迫的，吃苦不过是为了求得一已之生存，而那些“将军”们，虽然有时也不免吃点苦，其目的却是“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苦，不是为人民吃的，而是为了换取个人的高官厚禄，是吃小亏占大便宜。红军战士谢益先的吃苦，却是压根儿不考虑要给自已换来什么的。甚至，当他把楚袋干粮递给饥民时，也没告诉任何人一声，一直到他栖牲后，那母子三人找到部队来表示感谢时才揭穿了这个秘密。这是多么崇高的风格啊！这里毫无利已的动机，没有一丝一毫利已主义的渺子，这是人民军队的伟大的共产主义风格！干无产阶级革命，就是需要这种风格。不正是靠著成千成万个谢生先式的战士，一不为升官，二不为发財，一心想的是人民的事业，团结广大人民群众冲锋陷阵，才夺得了苹命战争的胜利？也不正是靠着无数具有谢益先风格的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才到处都在胜利前进？
    毛主席曾经高瞻远瞩地指出：“长征又是播种机。它散布了许多种子在十一个省内，发芽、长叶、开花、结果，将来是会有收获的。”红军战士为人民吃苦，这是一种播种，其结果，是人民拥护自己的军队，支持革命战争。当年，那个妇女曾激动地举起干粮袋，对孩子们说：“可要记住呀，我们是红军叔叔用生命救出来的啊1”千千万万的中国人民不也正是这样认识的么？在人民的真心实意拥护下，我军由小变大，由弱变强，所向无敌。
    今天，红军战士播下的种子，已在伟大的祖国开放出灿烂的鲜花一剥削阶级统治被推翻了，无产阶级专政建立了，受苦受难的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革命航船正在乘风破浪，胜利前进。为着巩固这一切，发展这一切，让我们永远记着播种人的丰功伟鲼，永远发扬老红军战士为人民吃苦的共产主义风格！·
    红灯代代有人传
    龚.青
    一九七四年十二月三十日，西藏军区某工程团副连长洛桑单增，为抢救跌入冰窟的藏族儿盘咪玛而献出了自己壮丽的青春。中夹军委授予他“爱民模范”的称号，并号召全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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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指战员向洛桑单增同志学习。
    “爱民模范”，多么崇高的称号。人民军队爱人民，这是我军的光荣传统。从南昌起义到今天，我们的军队在战斗的征途上已经走过整整四十八个年头了。这四十八年的历史证明：我们的军队不论在战场上，还是在平时，都是全心全意地以人民的利益为出发，点的。在长征路上，红军战士宁可自己饿死，也要把仅有的一点干粮送给沿途的饥民；在辽西战役中，又饥又渴的解放军战士坚决不拿老百姓的一只苹果，在抗美援朝时，罗盛救在隆冬季节跳进冰窟容里，'用自己的生命救起了落水的朝鲜儿童。类似这样感人肺腑的先进事迹，又岂止是成千上万1正如毛主席所说：“我们这个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这种光荣的革命传统，就象共产党员李玉和手中那盏世代相传的红灯呵！每一代人从苹命前鞏那里接过了红灯，每一代人又为红灯增添了新的火焰。
    红灯是革命的传家宝。人民正是从这盏红灯中，认清了新旧社会、新旧军队的不同本质。洛桑单增牺牡后，咪玛的父亲益西来到吉曲河畔，对往事作了这样的回忆：在旧社会，一个农虹的孩子掉进了吉曲河里，达赖的匪兵非但见死不救，反说是尸体弄脏了“神河”，对孩子父母狠狠鼓诈了一笔。今天，他的小咪玛掉进了同一条河里，毛主席的“金珠玛米”竞用自己的生命把孩子抢救了出来！这可真是两种制度两重天啊！益西在对比后激动地说：“毛主席恩情比天高。我要牧育小咪玛长大后做洛桑单增那样的人。”
    益西的话，反映了中国广大劳动人民的共同心情。人民军队爱人民，人民热爱自已的子弟兵，这就是我们的无产阶级军队能够无敌于天下的原因。·
    红灯的光源哪儿来？来自光辉的毛泽东思想。无产阶级世界观是在认真学习马列和毛主席著作的过程中形成的，是在革命实践的过程中形成的。洛桑单增生前说：“革命战士的一生，要分分秒秒为人民。”这话说得多好啊！正是由于认真学习了苹命理论，切切实实去做，才在这种“分分秒秒为人民”的实践过程中，形成了全心全意为人民的无产阶级世界观，才有我们的英雄洛桑单增！洛桑单增的牺牲是令人悲痲的，但悲痛是可以转化为力量的。一个人倒下去，千千万万个人站起来。在毛泽东思想阳光雨露的培育下，必将有更
    多的新的洛桑单增在我军中不断涌现出来。…
    历史上，许多新事物都是在军队里首先得到充分发展的。我们的人民解放军，是在党和毛主席的抚育下成长起来的，无产阶级为人民而奋斗的传统在这里得到了最充分的发展。这是一盏多么光明闪凝的红灯啊。我们应当向解放军学习，学习这种为人民为革命而牺牲自己一切的革命传统，使红灯不受任何一点污泥灰尘的沾染，让它光苦万丈地照短着我们的千秋万代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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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密阶级自己培育的獎雄花
    申
    越
    我们的时代是一个英雄辈出的时代。在毛泽东思想阳光雨露的滋润下，英雄花遍地
    一簇簇地盛开着。最近，浦江两岸的一千万上海人民，正怀着激动的心情，传颂着三个背年英雄的光辉事迹一
    六月三日，上海本溪中学十六岁的女学生孔宪凤，奋不顾身地跳入水中，把落水的战友托出水面，而自己却沉落池底壮烈牺性。
    七月二日，上海公安局交通处青年民警吴根生、蝥克礼，为了追捕一个罪犯，不怕牺性，英勇战斗，身负重伤，舍身搁敌。
    他们的英雄行为，都是一刹那间发生的事情。
    这一刹那出现的英雄壮举，是偶然的冲动吗？不。出鞘的刀之所以降利，全仗着朝夕的磨砺；关键时刻艇身而出的人之所以勇敢，得依靠平时的锻炼。董克礼同志说得好：“无产阶级的思想要靠一点一滴的培养”。事实正是这样。吴根生和童克礼在成为公安战士之前，都是中学的红卫兵，毕业后又来到了农村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在广阔天地中经受大风大浪的考验。董克礼同志在农村插队六年，先后当过会计、夜校教师、学农青年辅导员、土记者、育种员、科技实验员，干一行，爱一行，专一行，忠诚地把自己的一生交给党安排。每一个大忙季节过后，贫下中农说：“田里的稻壮了，可我们的小董却瘦了。”每一年的除夕之夜，他总是最后一个回家，风里来，雨里去，把贫下中农需要他办的事一桩桩办好。吴根生同志在农场两年，吃苦耐劳，献身革命。群众说：“真不知有多少个节日、星期天，有多少个病假的日子，小吴都是在紧张的工作中度过的。”他们俩，一个曾经在农场的
    一场救火战斗中，冒着浓烟烈焰，一次又一次地冲进了熊熊大火之中抢救国家的财产，一个曾经为了抢救翻车落水的十几名阶级兄弟姐妹，一次又一次地钻进了冰冷的河水之中。可见，在这一对青年民警这一次追捕罪犯之先，英雄思想的激流早已穿越崇山峻岭来到了峰顶，而在关键时刻则一泻而变成方丈蛸壁前面壮丽的深布。这一刹那间达到的思想高度，完全是多少年来一步一步攀登积累的结果啊1
    是什么样的社会力量培育出这些英雄花的？是我们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祖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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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孔宪风、吴根生和董克礼，一个十六岁，一个二十三岁，一个二十五岁。他们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杜会主义社会出生，刚懂事不久就遇上了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从这个意义上说，孔宪凤、吴根生和董克礼，完全是无产阶级自已在继续革命的征途中培育起来的
    英雄。
    “革命教育着人们。”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样一场深刻的变革，给予人们的教育比通常情况下不知要深刻多少倍。这场革命对青少年的思想以及他们今后一生所走的道路发生了难以蘑灭的影响。是文化大革命，使孔宪凤、吴根生和董克礼这样的青少年起来造了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反，哲作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不作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殉葬品。是文化大革命，使他们懂得工农兵是最好的老师，从而坚定地走与士农兵相结合的光辉道路。孔宪凤中学还没有毕业，就已经表示要象去黑龙江农场的哥哥一样，“去衣村插队落户，到大西北去放马！”平时，和同学们到清洁管理站参加义务劳动，是她抢在大家前面推出了第一辆粪车，到农村学农，割麦、脱粒、拔秧、插秧、挑河泥、撒猪粪等农活，她又样样学着干，脏的重的抢着干。吴根生中学毕业后，父母双双病重，还是争着报名去农村。父母逝世后，他还鼓励到安徽插队的妹妹安心在农村扎根。董克礼也是这样，不仅自已坚定地走上山下乡的道路，还支持体弱的弟弟奔赴云南边疆。他们正是在接触社会，奔赴农村，学习工农的过程中，一点一滴地培育了共产主义思想，一步一步地同修正主义、资本主义和孔盂之道实行决裂。这些，就是英雄人物成长的光辉起点。
    英雄花是向阳花。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御普遍地提高了人们学习马列和毛主席著作的自觉性。这对青少年一代的成长影响尤其深刻。你看；孔宪风才十六岁，就读了《毛泽东选集》~到四卷中的许多文章，还学习了《共产党宜言》、《国家与革命》、《背年团的住务》等马列的书吴根生同志在农场，也是如饥似渴地读着马列和毛主席著作；有时还在蚊帐里读到深夜。童克礼同志离开农村以后，贫下中农在他屋子里发现一块小黑板上写的八个大字，就是“坚持数年，必有好处”。他到公安局报到的第一天，带的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四卷，《列宁选集》四卷、《毛泽东选集》四卷。雨露滋润禾苗壮。英雄人物是在马列主
    义、毛泽东思想的滋润下成长起来的。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培育出来的一锲簇英花，标志着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事业的兴旺发达。在硝烟弥漫的俄争年代，出现过刘胡兰、董存瑞、黄继光等青年英雄，他们的英雄思想和英雄行为浇獾着社会主义百花园里盛开的英雄花。在孔宪凤风、吴根生和董克”礼的脑海里，都有无数革命先烈的光辉形象在闪光。孔宪凤说：要象壮烈栖性的共产主义战击一样，让“背春闪闪发光”，吴根生说，“血染红旗更红”蔻克礼说：要使“青春壮丽火更红”。他们从无数先烈抛头颅洒热血的英勇悲壮的事迹中，找到了自已一生应走的道降：爱英雄，学英雄，做英雄。他们年纪虽轾：但抱负不小，决心要象先烈们为建立无产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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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级专政而英勇献身那样，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而奋斗终生。从孔宪凤、吴根生和萤克礼的共产主义思想的闪光中，我们看到了当年革命战争中老一辈英雄们的雄姿。毛主席勉励我国广大背年说：“世界是属于你们的。中国的前途是属于你们的”。希望和未来都寄托在青年身上。只要青年一代一代地坚持革命，一代一代地把革命先烈们开创的事业继续下去，世界上的一切污泥浊水都将被革命的激流荡涤干净。
    孔宪凤、吴根生和董克礼不是孤立的个人。从他们的身上，不仅反映了毛泽东思想哺育的我国广大青年的本质和主流，也反映了无产阶级自己培育的青年英雄的鲜明特点。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虽然没有枪林弹雨的厮杀，却有着两个阶级、两条道路和两条路线的激烈斗争，较之民主革命时期，战场更广阔了，斗争也更深入了。如同战争年代考验人一样，和平时期也同样考验人。孔宪凤虽然不象刘胡兰那样躺在敌人的铡刀下，吴根生、董克礼虽然不象董存瑞那样舍身炸碉堡或黄继光那样用胸膛顶枪膛，但他们都同样面临着生和死的考验。敢不敢跳水救战友？敢不敢舍身抓罪犯？这一刹那严峻地区别着钢和渣，英雄和懦夫。就说上山下乡吧。是不是象吴根生和董克礼那样自觉坚持并鼓励自己的弟妹坚持农村，不也同样检验着一个人思想觉悟的高低吗？类似这样的考验还多着哩1平时经得起日常生活的考验，到了关键时刻，就可以是刘胡兰、董存瑞和黄继光，就可以是雷锋、王杰和欧阳海，就可以是孔宪凤、吴根生和董克礼。
    无产阶级自己培育的英雄花，有着自己的阶级的标推。这就是青年民警、共产党员吴根生同志说的：“生为毛主席革命路线而战斗，死为毛主席革命路线而献身”。有了这样的路线斗争觉悟，就能按照毛主席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进行到底。你看，吴根生在一九七一年六月入党以后，首先想到的就是：“今后的路程还长着哩！”这句朴素的话，反映了一个年青的共产主义战士对党的基本路线的深刻理解，这就是要为完成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使命而长期作战，奋斗终生。董克礼同志虽然入党的心情
    十分迫切，党组织也在积极地培养他，但他最关心的是严格解剖自己，认真地寻找自已与党员五项条件的差距，把自己的每一个行动都看作是递给组织的入党申请书。最近，他已经光荣地被批准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孔宪凤同志直到牺性生命之前，还没有被批推加入学校红卫兵组织，但她的英雄行为证明她不愧是为毛主席革命路线而献身的优秀红卫兵。
    一切做教育工作、青年工作的闻志，一切做父母的，都应该从这里总结出有关的教训来。“芳林新叶催陈叶，流水前波让后波”。无产阶级自己培育的英雄花遍地盛开，表明了我们的事业是大有希望的。革命的道路尽管漫长而曲折，但共产主义事业是必然会胜利的。这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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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毛主腐军事著们讖判幕彪资亮阶须军事路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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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南解放战争中两条军事路线的争
    批判林彪在中南解放战争中的右倾军事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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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我军百万雄师渡过长江后，在解放中南地区湖北、湖南、广东、广西等省的革命战争中，毛主席的无产阶级军事路线，同林彪的资产阶级军事路线进行了尖锐、激烈的斗争。由于毛主席英明的战略决策和第四野战军广大指战员坚定地执行了毛主席的指示和命令，排除了林彪右倾机会主义的干扰，才迅速解放了中南地区。中南解放战争的胜利，是毛主席的无产阶级军事路线战胜林彪资产阶级军事路线的结果。
    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消灭了国民党的主要军事力量，解放了东北、华北绝大部分和长江中、下游以北的广大地区，取得了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这时，国民党的作战部队仅剩下了一百多万人，分布在西起新疆东到台湾的广大地区，并已丧失了在战略上实施有数防御的能力。在中南地区，敌白崇禧集团共四十个师二十五万人，其中二十七个师担任宜昌至湖口段长江防线和武汉地区的守备，十三个师配备在长沙、南昌等纵深地区。此外，敌宋希濂集团退踞鄂西，余汉谋集团据守广东。在这三支敌军中，白祟禧集团是敌军主力，据守着中南的腹地，彻底消灭白匪集团，是迅速解放中南的关键。在美帝国主义和蒋介石的指使下，白崇禧等国民党军队妄图组织顽抗，阻挡我军解放中南地区。但由于士气低落，战线很长，纵深薄弱，机动兵力更是捉襟见肘，已经无法实越有效的防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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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右倾机会主义者照例是过商地估计政人的力避，过低地估计革命的力量。在三大战役胜利后空前大好的形势下，林彪由于他的资产阶级本性，仍然看不见军事形势的根本变化，夸大长江以南残存的国民党军事力量，害怕同白崇禧集团作战。
    毛主席高瞻远胸，根据政治、军事形势的新的特点，多次分析了战争形势的变化，批判了右倾机会主义思想。
    早在渡江战役的前夕，毛主席对于全国战局和敢我力量的对比作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分析，指出：“人民解放军无论在数园上士气上和装备上均优于国民党反动政府的残余军事力盈”。我军只要“再作若干次重大的攻击，全部国民党反动统治机构即将土崩瓦解，归于消灭”。“中国人民解放军具有充足的力量和充足的理由，确有把握，在不要很久的时间之内，全部地消灭国民党反动政府的残余军事力避”。在渡江战役中，我各路大军乘胜追歼残敌，其势如摧枯拉朽。我第二野战军由江边一气打到闽北，第三野战军东进沪杭，迅速解放了南京、杭州、上海。即使是盘踞在中南的白崇禧集团，在我百万雄师汹涌南下的姿厉攻势下，也不过是拖延挣扎的时间罢了。
    但是，林彪却顽固地坚持右倾机会主义立场，夸大敌情，畏敌避战。一九四九年五月，我第四野战军的先头部队两个军由九江、武昌间渡过长江，野战军主力也向长江北岸开进。当时据守长江防线的白崇禧、宋希濂部，慑于我军的威力，淮备向南撤退。他们采取“以攻掩退”的手法，伪装布阵：白匪主力由湖南向赣北调动，宋希濂部则由宜昌、沙市北犯。林彪错误地判断敌人要发动“攻势”，命令部队采取所谓“诱敌深入”的方针，不敢与敌作战。这样正迎合了敌人的战略意图，使赣北和宜昌、沙市之敌得以顺利南撤，而我军却丧失了歼敌的有利战机。
    毛主席批评那种把军事计划建立在一相情愿的基础上的主观主义者时指出，他们所以会“受敌人的欺骗，受敌人表面的或片面的情况的引诱”，“就是因为战争或战斗的部署和指挥不适合当时当地的情况”。在中南战场上，林彪根本看不见我强敌弱的形势，把正在败逃的敌军看作为庞然大物，害怕同他们作战，同时又以邻为壑，消极避战，这样怎么会不受敌人欺骗引诱，以致丧失战机、处于被动呢！这证明林彪是一个典型的右倾机会主义者。
    二
    为了纠正林彪的错误，迅速解放中南，毛主席根据残敌主力白崇禧集团已退守长沙、宜眷以北地区，宋希濂集团退往鄂西，余汉谋集团据守广东的态势，进一步制定了作战方针，对林形作了一系列指示。毛主席指出，部队渡江后，应一气打到赣州、郴州、永州，使白崇禧各部处于我军猛打、准追，骤不及防，遵我各个歼灭。针对白崇禧部背靠其广西老巢，面对湘赣，以衡阳为中心，纠合广东余汉谋部，企图迟滞我军进军，和白匪刁猾、虚弱，非万不得已决不会和我决战的特点，毛主席多次指示：和白匪作战，无论在茶陵、衡州以南什么地方，或在全州、桂林某地，或在他处，均不要采取近距离包围迂回，而应采取远距离包围迁回方法，完全不理白部的临时部署面远远地超过他，占领他的后方迫其最后不得不和我作战。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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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着重指出，切不要为白匪的临时伪装布阵所欺骗，而应以战略大包图的主动部署，使白匪完全处于被动地位。这就是说，要消灭白部，必须采取大迂回大包围然后再回打的方针。毛主席亲自部署我军，以第二野战军第四兵团和第四野战军第十五兵团共五个军的兵力，经激州、韶关，攻占广州，消灭广东之敌。然后，以第四兵团为南路军，深入广西，兜击白匪，以第四野战军第十三兵团二个军为西路军，取道沅陵、芷江，向柳州实施大迂回；以第四野战军第十二兵团六个军为北路军，当白匪向广西撤退时，追击逃敌，协同西、南两路军聚歼白匪于广西境内。依照毛主席制定的成略方针和作战部署，就能完全切断敌军从雷州半岛或由广西南窜的后路，将敌人全部歼灭，迅速解放中南全境。
    但是，林彪站在右倾机会主义的立场上，一再错误判断形势，夸大敌军的战斗力，妄图改变毛主席的战略部署，干扰毛主席制定的对白匪采取战略大包围的作战方针。
    八月下旬，我四野主力进到湘中地区，白匪布置疑阵，在湘江西岸摆出要与我军作战的架势。这时，林彪又错误地判断白匪要“在湘江西岸与我决战”，又要搞所谓“诱敌深入”，并提出担负进攻广州任务的我第四兵团改向湖南郴州前进，擅自改变毛主席的预定部署。毛主席及时察觉了林彪的错误，于九月上旬连续三次发出指示：在我进攻广州、柳州的情况下，白崇禧部非迅速向桂林撤退不可，白匪所布疑阵是为迟滞我军前进之目的，决不可为其所欺骗。同时毛主席又指出，白部在湖南决不会和我作战，而在广西境内将被迫和我作战，因为他是不肯轻易放弃广西而进入云南的。并指令我进攻广州的第四兵团，不派任何部队入湖南境，仍应协同第十五兵团直取广州。由于毛主席的三令五申，才制止了林彪的错误，拨正了我军作战的方向。
    十月初，我四野主力按照毛主席的预定部署向两广进军。顽固坚持右倾军事路线的林彪发现白匪主力向衡阳、宝庆（邵阳）地区集结，他又判断白匪要“与我决战”，一面命令北路军停止前进，收缩兵力；一面竟于十月四日再次擅自改变毛主席要第十三兵团直下柳州的部署，下令该兵团东进宝庆、祁阳地区，参加衡宝成役。林彪的错误命令，投敌所好，白匪就利用我军收缩的机会，于十月六日开始向东安、桂林撤退。幸好我进攻柳州的某部没有执行林彪停止前进的命令，插到衡宝公路以南，牵制了敌人，才使四野主力在追击中包围了敌人三个师。
    十月十日，我军向被围之敌发起总攻。这时，林彪仍然过高估计白匪的作战能力，胡诌被围之敌“战力甚强”，“敌其他各军亦正回头北援”。其实，衡宝之敌被围后，白崇禧在
    十月七日命令他的部下，要立即“撤出衡阳”，西窜广西，“撤退时，不论任何牺性，都不要停留，纵然后尾部队撤不下来，也就算了”。由此可见，白匪是何等仓惶。当时林彪直接指挥的有十个军，还说什么“没有迅速消灭敌之绝对把握”，主张将进攻广州的第四兵团调来，同白匪进行所谓“决战”，这充分暴露了林彪顽固坚持右倾军事路线的丑恶嘴脸。衡宝这
    一仗，在衡山之麓的五峰山区全歼敌人三个多师，计三万四千余人。衡宝战役的胜利，是我四野广大指战员勇敢作战的结果。这次战役虽然歼敌主力一部，但因林彪右倾机会主义的干扰，未能全歼白匪，使大部敌军向广西逃跑。林彪反党集团的成员出于他们反革命的政治器要，不但竭力掩盖林彪的右倾机会主义真相，竞然贪天之功为己有，把这一战役。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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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成是和毛主席直接指挥的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同等重要的“第四大战役”，真是无耻到了极点。
    在四野主力进行衡宝战役的同时，二野第四兵团和四野第十五兵团按照毛主席和中央军委的既定部署，联合发起了广东战役。白崇禧在我军即将发动衡宝战役时，慌忙将其驻在湘粤边境的四十六、九十七等军北调，致使他和余汉谋集团防区之间形成了分割、空隙状态。我第四、第十五兵团即就势挺进粤北，揭开了广东战役的序箨。十月六日，四兵团解放了粤北重镇韶关，并沿粤汉线向广州进军。
    正当广东战役胜利发展的重要时刻，林彪却提出了停止向广东进军的荒谬主张。十月
    十日，他向中央军委的报告中，过高地估计在衡宝地区被围白匪的战斗力，又夸大向北增授的敌军力量，要求我军停止向广东进军。十一日，衡宝地区被围的敌人即将歼灭，林彪也业已查明白匪并未派兵北授，但仍执迷不悟，向军委建议：“我应暂时不继续进攻广东”，而“集中更优势的兵力与广西之敌作战”，完全违反了毛主席提出的大迁回大包围的作战方针，干扰与破坏毛主席和中央军委关于广东战役的英明决策。如果按照林彪的错误主张，我军就不可能及时解放广东，也无法在南线封闭白崇禧部，白部主力就会由雷州半岛入海逃跑，或从广西南逃越南。
    毛主席全局在胸，在十月十二日再次对林彪指出，在桂林、柳州以北，祁阳、宝庆以南不能确实全部包围歼灭白匪，我军将陷入被动。由于毛主席的战略思想深入部队，我华南分局和第四兵团的领导同志，坚决执行了毛主席的指示，主张先打广州，后取南宁。十月十四日，我四兵团和十五兵团解放广州，掀掉了国民党匪帮妄图负隅挣扎的滨海巢穴。广州解放后，我第四兵团命令部队不进广州市，不作任何停留，向广州西南追歼逃敌。林彪却在十月十五日向四兵团发出了“停止追击”的错误指示。毛主席为纠正林彪的错误，及时地在十七日发出了“乘胜追击”的命令。我军坚决执行毛主席的指示，向逃敌猛追猛打。当时敌军正经开平、恩平地区向西逃窜。我军克服一切困难，高速度地追歼敌人。我先以六个师，分三路兼程向阳春、阳江地区追击，并由第十三军从韶关向三水开进，沿西江上游追歼逃敌。此时，敌虽已逃出二百里之外，但我军指战员忍受最大的疲劳和饥绒，勇猛追击。至二十四日，终将敌合围在阳江地区。经两日澈战，全歼粤敌二十一兵团、十
    三兵团等部主力共四万余人，胜利地纬束了广东战役。同时，沿西江西进之十三军，也先后解放云浮、罗定、茂名、廉江等广大地区。这些胜利，为最后堵歼白崇禧集团主力创造了
    有利条件。
    我军遵照毛主席的既定部署，以秋风扫落叶之势，于十二月初分多路向广西进军。我军勇猛穿插，迁回包围，分潮围歼，在桂边境全歼了白崇禧集团和余汉谋残部共十七万余人，将鲜艳的五星红旗插到了祖国的中南前线。
    三
    中南大陆解放后，蒋介石任命薛岳为“海南防御总司令”，据守海南岛，并且收集残敌
    92●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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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万余人，在美帝国主义的支持下，企图凭借琼州海峡与舟山、金门、万山诸岛构成一道防卫台湾的屏障，作为“反攻复国”的跳板。是乘敌立足未稳，尽快解放海南岛，还是按兵不动，拖延解放海南岛的时间，给敌以喘息之机，这是中南战场上两条军事路线斗争的又一焦点。当两广战役刚刚结束之后，毛主席于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和一九五○年一月，两次指示林彪，争取于春夏两季内解决海南岛问题。毛主席分析了解放海南岛作战的有利形势，指出：海南岛敌军战斗力较差，我有琼崖纵队配合，条件是有利的。并对作战的方针、部署、方法都作了明确的指示：必须注意潮汐和风向，必须充分准备船只，求得一次能载运足够的兵力。敌前登陆的部队，要建立巩固的滩头阵地，要能独立进攻，不依后援，要研究渡海作战的经验。可是林彪无视蒋介石反动集团土崩瓦解的形势，不相信我广大军民的力量，夸大渡海作战的困难，强调敌人的海、空军是难以克服的障碍。他多次打电报给毛主席和中央军委，荒谬地提出，渡海作战“要以是否准备好了为标准”，不受季节和时间的限制。实际上，他是想无限期地拖延解放海南岛的作战行动。
    我广大军民不顾林彪的干扰，坚决执行了毛主席的正确指示。华南分局和担负解放海南岛任务的广大指战员，在人民群众的支持下，充满信心地投入了渡海作成的准备工作。为了适应海战的要求，各部队都开展了热火朝天的海上练兵运动。指战员们查阅和搜集海洋气象以及海洋战史资料，访问老渔民、老船工。在海滩上，大海里，打秋千、走浪桥、练摇榴、学掌帆，真是一派热烈紧张的练兵景象。在缺少战舰的条件下，为了反对敌人的炮艇，战士们群策群力，将木船和汽车引擎改装成“土炮艇”。广大指战员克服困难、积极备战的行动，是对林彪夸大困难，不相信革命军民的右倾机会主义思想的有力批判。为了准备充足的渡船，我军又从湘州岛敌军手里夺获了四百多只木帆船。我先头部队经过四次潜菠，侦察到敌军布防情况，熟悉了海上风向、航道、水情。四月十六日，我跨海部队万船齐发，乘着强劲的东北风向海南岛进发，在我海南琼崖纵队协同和岛上群众的配合下，于
    四月三十日解放了我国南方门户一海南岛。由于毛主席的英明决策，我国第二大岛海南岛才得以迅速解放。这一胜利，在政治上和军事上都具有重要意义。
    历史事实说明，林彪在整个中南解放战争中和在东北解放战争中一样，始终站在右倾机会主义的立场上，坚持资产阶级军事路线。林彪的这条路线，是为了推迟中国革命的进程，反对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在全国范围内夺取政权，巩固政权，完全迎合了美蒋反动派的需要。林彪在中南解放战争中的表演，彻底撕破了他的死党所吹嘘的，林彪“坚决执行了毛主席的进军命令”，“对解放全国人民，夺取全国胜利立了伟大的功劳”的画皮。人民革命的洪流是不可抗拒的。在中南解放战争中，尽管林彪一再干扰毛主席的战略方针，但是，由于毛主席的英明决策和直接指挥，以及中南广大军民坚决贯彻执行了毛主席的革路线，排除了林彪的右倾机会主义干扰，使中南解放战争取得了伟大的胜利。重温这段历史，可以帮助我们进一步学习毛主席的军事思想，深入批判林彪资产阶级军事路线。
    ·22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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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军第三次反“围剿”
    史
    锋
    十年内战时期，国民党对我革命根据地的第二次反革命“围剿”失败后，蒋介石象输红了眼的赌棍，一心想翻本，在南昌行营召集他的惊魏未定的军事头目们训话，组织和指挥对我中央红军的第三次反革命“围剿”。
    蒋介石以为过去“屡次合围，不克奏效”，是因为兵力分散，指挥不统一。这一次，他亲自出马当司令，拼凑了三十万军队，亮出了心腹“王牌”军十万。在外国狗头军师的策划下，采取“长驱直入”，“分进合击”的战术，分三路向我中央根据地猛扑过来，妄图把我红军压到獭江边一举消灭，并且狂妄地叫露：“在三个月内，‘肃清’江西共军。”
    在毛主席的英明指挥下，我军运用灵活机动的运动战的战略战术，避敌主力，打其虚弱，在运动中将敌人一口一口地吃掉。从一九三一年七月至九月，在不到三个月的时间内，我军以三万人的兵力，粉碎了三十万敌军的分路进剿，歼灭敌军三万多，缴枪二万多枝。在中央根据地这个大舞台上，毛主席指导军民演出了一出出威武雄壮的活剧。
    迈开双脚插到敌军侧后去
    一九三一年七月，敌军分三路向我中央根据地压过来，在很短的时间内，我江西革命根据地儿乎全部丧失。当时，我军只有三万多人，武器装备都劣于敌军。尤其是经过第二次反“围蜘”苦战之后，没有来得及休息和补充，主力又远在闽西，一带，处境是十分困难的。毛主席正确地分析了敌情，三十万敌军中有二十万不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内部矛盾重重，，其中的郝梦龄等部都是从北方调来的杂牌军，不习惯山地战，并且受到了第二次反“围剿”的打击，已是惊弓之鸟。这样，可以利用敌人的矛盾，抓住薄弱环节，各个击破。为此，毛主席为我军制定了避敌主力，打其虚弱的作战方针，决定主力红军千里回师，由闻西经瑞金、兴国、万安突破富田，插入敌后，然后由西而东横扫过去，甩敢主力于赣南根据地，使之置于无用之地。等敌回过头来，必然十分疲劳，再抓住战机，各个歼灭。
    为了执行毛主席的这一战略计划，我军沿着闽西、赣南的山岭小道，绕过深入苏区的敌军前锋向兴国地区集结。七月是炎热的盛季节，小石板路晒得烙脚，热气蒸得人喘不过气来。但是，英雄的红军战士说：“上一次反‘围剿”，我军从敌后横扫七百里，十五天打了五个胜仗，就是靠了两条腿。这一次蒋介石要来，那就套住脖子拖狗，狠狠收拾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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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副老骨头，让他失败得更修！”为了打蒋介石，大家忍受着一切困难：衣服被汗水没湿了，拧拧干草鞋磨破了，用布把脚包起来；战友生病了，互相搀着、抬着前进；干粮不够了，大家相互让着吃…。全军上下，团结一致，经过十天的急行军，胜利地到达了红区的兴国县。人民群众听说红军回来要打蒋介石，都章出衣物、干粮、鸡蛋来慰劳子弟兵。当地党组织很快给部队筹备好了粮食、担架，组织好随军参战的赤卫队。
    七月三十一日，我军沿着预定的路线向富田方向疾进。突然，情况发生变化，敌人发觉我军的行动意图，陈诚、罗卓英的两个师已抢先赶到了富田。这时，敌军共十二个师从东、南、北三面向我军迫近，形势万分紧急。毛主席当机立断，决定改变我军行动计划，迅速将部队折回到兴国以西的高兴圩一带山林里隐蔽，然后再向兴国东部的莲塘、良村、黄破方向突进。当日夜间，我三万多主力红军在敌人的眼皮底下，神不知鬼不觉地安全转移到高兴圩一带的崇山密林之中，敌人竞没有发现一点形迹。白天，山林一片寂静，三架敌机低空盘旋了几圈，没有发现什么疑点，而我们的红军战士却在这绿荫覆盖的山岭上睡了一个又香又甜的大觉。战土们风趣地说：“四周有敌军为我们‘放哨”，天空有敌机为我们‘掩护”，还得给蒋介石记上一‘功'呢！”大家还趁战前空隙时间，打草鞋，讨论战斗计划，把枪擦得雪亮，刺刀磨得发光。一等到夜幕降临时，个个象猛虎，冲出密林，奔下山岗，朝莲塘方向急进…。
    先在上官云相身上开刀
    处在防御地位的红军，欲打破强大的“进剿”军，反攻的第一个战斗，关系非常之大。
    八月六日，我军按照预定部署抵达敌军中路的必经之地莲塘西南的山脚下，刚好碰上了上官云相的四十七师。当晚，上官云相师来到这里，没有发觉我军行动，命令部队在这里宿营，想睡个安稳觉。真是冤家路窄，毛主席早已决定先拿上官云相开刀，就地歼灭这股孤立之敌。我三军团的前卫连秘密地爬上了一个山头，直到快接近山顶时，敌军方始发觉。这时，我全连战士勇猛出击，打得敌人措手不及，守敌一个连迅速地垮了下去。我军随即夺下山头，控制了制高点。拂晓，我军开始了总攻。红军战士英勇机智，利用每一个山头、高地作掩护，在近战中大显威风：一会儿跃出障得物冲杀，一会儿又伏在山石后面射击。敌军不惯山地战，被打得晕头转向，东奔西撞，只好乱放瞎枪。很快，驻扎在莲塘圩外围的
    敢军全部被我歼灭了。
    上官云相原以为一切平安无事，笃定泰山地摆好烟盘，躺在榻上眯起眼晴过大烟瘾。枪声一响，吓得头上直冒冷汗，手簌簌不停地抖，掉落的烟枪连大烟灯都给砸灭了。传令兵慌忙报告：我军突遭共军包围，莲塘圩外围大部失守，谭子钩旅长紧急呼数。上宜云相煞白着脸，浑身筛糠。等他象醉汉喝了酸汤清醒过来时，我军已冲进圩场。“活捉上官云相！”“缴枪不杀！”呐喊声度耳欲。上官云相保命要紧，慌慌张张地只带了二、三个副官和几匹马，一口气逃到离火线九十余里的龙冈。
    从外围败退下来的敌军，缩到莲塘圩场上，凭借房屋、街巷负隅顽抗。我军随即在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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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场内与敌人展开了肉博。这时敌机来了，在圩场上空，盘旋扫射了一阵子，就投掷了几颗炸弹。炸弹正好落在准备反冲锋的敌人阵地上，一声巨响，敌军和騾马被炸得血肉横飞，乱作一团。我军猛扑过去，全歼上官云相一个师，打死打伤敌副师长、参谋长及旅长多人，缴获了大批枪枝、弹药、银圆、纸币。战士们指着印有蒋光头脑袋的白票，笑着说：“蒋介石这个运输大队长，平时连发点军饷都心疼，这次倒‘慷慨'地送来大批现钞，我们只好如数收下，不给收条！”莲塘首战告捷，大长了我军的志气，大灭了敌人的嚣张气焰，使龟缩在莲塘以东的郝梦龄师，惊恐万状。
    吃掉郝梦龄，痛打毛炳文
    莲塘打响时，郝梦龄象乌龟爬沙，探出头来簉織欲动。我军猛力一击，上官云相全师被歼，吓得郝梦龄赶忙把头缩了回去，退守良村。但他料想不到，就在我军拿下莲塘的当天，我红一军团立即东进，以神速的行动，一下子咬住了郝梦龄的五十四师。我军集中优势兵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分多路抢占了良村四周的山头、高地，郝梦龄成了瓮中之鉴。然后，我军猛压下去，除小股敌人逃窜外，其余守敌全部被我一口吃掉。
    波兵想逃吗？休想！红区处处是坚固的铜墙铁壁，撒下了天罗地网。我们的地方游击队，早就埋伏在良村通往约溪的大山口子上等着他们呢！“敌人来了！”一阵排子枪打过去，吓得逃敌心惊胆战，一个个傻了眼。其实，这支游击队只有四十个穿便衣的农民，二十
    八条士枪。但敌人看不见人影，摸不谙虚实，以为又碰上了我红军主力，内心十分恐慌。而我们的游击健儿则乘势四起呐喊，敌人更感到风声鹤唳，草木皆兵，最后只好乖乖地扔下枪，跑到山上投了降。一数，有六百多个。游击战士们把敌人的枪枝收拢来，乘势换了装，土枪换成了“花机关”，“老套简”换成了德国造二十响驳壳枪。
    良村再战告捷，吓得驻守在良村北面龙冈的周浑元魂不附体。这里是第一次反“围剿”活捉张辉發的地方。周浑元很怕重蹈张辉躜的下场，连夜命令部队在四周大小山头上加修工事，并向蒋介石紧急呼救。我军遵照毛主席指示，决定放下有推备之敌不打，只图红三军徉攻。主力一、三军团和红七军则星夜兼程向东挺进。八月十一日早晨，突然包围了踞守黄陂的毛炳文的两个团。黄陂圩居高临下，易守难攻，又加修了工事，毛病文自以为万无一失。红军的作战一般是奇袭。我军乘敌不备，集中兵力：集中炮火、集中军号，在瓢泼大雨中向敌发起总攻。密集的炮火射向敌阵，没有多久就彻底摧毁了毛炳文苦心经营的前沿工事。随后，几十支军号响彻长空，我军勇猛冲锋，黄陂圩硝烟弥漫，一片火光，敌军被打得抬不起头来，哭爹喊娘，四处逃窜。毛炳文部下有一个骑兵连，连马匹都全部备好了鞍子，但仍没来得及逃走，全部当了俘房。经过一个小时激战，全歼毛炳文
    二个团。
    在毛主席的直接指挥下，我军避实击虚，在短短的五天中，三战三捷，全歼敌军二个师又两个团，打得蒋介石元气大伤。但是，不甘心失败的蒋介石，不肯收场，还要继续一幕一幕地表演下去。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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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中央红区第三次反“翦剿”钱役
    1931年7月ー9月
    头福口
    威月无师
    江
    藤由
    中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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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欲克祥新
    。
    进以
    毛炳文师
    5:
    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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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盐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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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升狱毛炳文师两个闭
    个师
    心时故粉连仲系
    故线微踏位置
    西
    密响
    敌保进女计划
    千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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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敌娱进女及退却方向
    ②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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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牵着“蠢猪”大游行
    深入红区兴国一带的敌军主力，本来想把我军压到赣江边一举歼灭。可是经过一个多月的疲劳行军，连我军主力的影子也没发现。耷拉着脑袋的陈诚，一筹莫展，除了喘着粗气，怒骂“共军狡悍”以外，又有什么办法呢？待到莲塘、良村、黄陂守敌受到我一连串打击之后，蒋介石才恍然大悟，急忙命令敌军主力掉转屁股向东，以密集的大包围态势，向我主力红军合击过来。
    我总部军用地图上，蓝色的敌军箭头所形成的包围圈越来越小了，情况在飞速变化：陈（诚）、罗（卓英）纵队由西北，蒋（光鼐）、蔡（廷锴)、韩（德勤）纵队由西南，孙连仲军由东南，朱绍良军由正北、东北，赵（观涛）、卫（立煌）、蒋（鼎文）三个师尾追而进，共计二十万人向我红军猛力围逼。
    敌军围困万千重，我自岿然不动。我军打下黄陂后，连夜从杨寨村出发，翻越儿座山梁，来到永丰、宁都、兴国三县交界的一个两旁高山耸立的峡谷谷底。在小溪边的沙滩上，点起马灯，铺上地图，毛主席和总部首长，分析了敌情：峡谷两岸的敌人，距这里各有十五里，只有兴国方向有个二十里的缺口，尚未合拢。当即决定，由我红十二军佯装红军大部队，将敌人向东牵走，全军沿兴国方向的缺口西进，以隐蔽的急行军突出重围。
    当液，红十二军遵照毛主席和总部的命令，故意在敌人空隙中穿过，朝东北方向浩浩荡荡开过去。一直想找我军主力决战的敌人以为发现了我“主力大军”，随即紧紧跟上。天明，敌人的飞机歪歪斜斜，在我十二军上空侦察了一阵子，得意地向主子报告去了。为了迷惑敌人，牢牢地拴住“蠢猪”的鼻子，我军走走停停，与敌军保持若即若离的状态，并且拉长距离，将一个连拉成一个营的架势。战士们拿出大大小小的旗子和各种花色的包袱皮，一路摇旗呐喊。走到尘土多的地方，战士们故意跳着脚前进，荡起漫天的黄尘。从空中望去，好家伙，红旗招展，烟尘滚滚，人喊马嘶，气势雄伟，哪里象几千人的队伍，分明是一支数万人的大部队。敌机不断以侦察到的“新”情报向南昌的蒋介石报告着。蒋介石得到情报，认定我军主力“北窜”了。于是急令各路人马向我十二军合围而来。为了进，一步造成敌人错觉，调动敌人就我范围，我十二军一路埋设了更多圈套：每逢道路岔口，都用白灰画上箭头，“三军团由此向北”，“四军由此向东”·，到了宿营地，就在房门上写上“某师某团某连住此”，把红军的所有番号儿乎写个遍。果然，尾追我军的敌军，被我十二军全部牵了过来。
    为了把敌人拖得远远的，以掩护我主力红军向西突围，哪座山高翻那座，哪条路险走那条。这对我们的红军战士来说算不了什么，但对行装笨重、补给困难，又缺乏山地行动训练的敌军来说，简直是难耐的酷刑。就这样，我十二军牵着敌军向东北方向经白沙、藤田转到乐安的大小金竹。在东韶以北的森林里，于夜间打掉敌军后续部队一部，收复了黄陂、小布红区。一路上，笨猪式的敌人，还遭到我地方游击队的袭击，更是寸步难行。至此，敌军扑了空，又上了大当。蒋介石的高级将领也只好哭丧着脸，哀叹，“共党出汝无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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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百姓的游击战，使蒋委员长极为辣手。”
    和敌军对面穿插
    我们要把敌人的眼晴和耳朵尽可能地封住，使他们变成瞎子和聋子，要把他们的指挥员的心尽可能地弄得混乱些，使他们变成疯子，用以争取自己的胜利。
    就在敌军被我十二军牵着向东北方向“大游行”的当儿，我主力红军于夜间在狭小的敌人空隙中，悄梢地向西急进。我军总部下达了命令：行军时不能发出声响，不准点火、打手电简。大军在高山峡谷间，沿着蜿蜒的溪水向西进发。黑夜里，星光闪闪，山风呼呼，远处不时地传来枪声。忽然，前面没有了通路，来到了一片荒芜的丛林草葬中。这时只见
    一个魁梧的身影，出现在战士们的面前，偶尔停下来关怀地问问战士，有时又与指挥员低声谈话。战士们咬着耳朵小声地传话：“看见了吗？是毛总政委！”只见毛主席神情自若，笑容可掬，被露水打湿了的衣服上，留下了荆棘划破了的痕迹。这是毛主席和总部首长在找路径。毛主席和红军战士心连心。见到毛主席，战士们更增添了无穷的力量。大家都记得，打从闻西千里回师以来，毛主席一直指挥着部队战斗。千里征途上留下了毛主席的足迹，莲塘、良村、黄陂战斗中，毛主席亲到前沿视察，在永丰境内的河滩上，毛主席又在马灯下为我军制定了突围计划·。现在毛主席又走在前面，披荆斩棘，开辟道路，带领部队前进。大家怀着一个信念：有毛主席指挥，就是胜利。经过一夜急行军，部队突出重围，来到了兴国境内的枫边、白石一带集结待命。
    “毛总政委带着部队回来了！”原来因坚壁清野躲到山上去的群众，这时成群结队，涌向道边、路口、村头，唱起了欢迎的山歌：“山歌越唱越开怀，东山唱到西山来。英雄好汉当红军，红旗滚滚过山来…”在这里部队开始了休整。当追击我十二军的敌军发觉上当，回过头来西进时，我主力红军已在兴国地区休息了半个月。
    就这样，敌军被我牵着鼻子东遣西调，在红区打转转，吃足了苦头。由于群众实行坚壁清野，敌人找不到粮食，时常俄饭。割下老百姓的稻子，找不到春槌，弄不成米，干避着眼吃不下嘴。行军时，时时道袭击，驻下来，又处处挨“拳头”，弄得人困马乏，士气祖丧。连敌军的头目们也不得不承认，“肥的拖瘦，瘦的拖死”，“与红军作战，简直是无期徒刑。”最后，只好偃旗息鼓，实行总退却了。
    揪住逃敌，追歼韩德勤师
    敌人被我牵着鼻子，弄得苦不堪言，而我军经过休整后，兵强马壮，早就布霞在兴国、万安、泰和三角地带等着他们呢！听说敌人不敢西犯，缩回去要溜了，战士们真是气炸了肺，牙齿咬得格格响，求战的激情如火。为了扩大胜利，更多地歼灭敌人，我军于九月七日分三路向逃跑的敌人发起了追击。
    我左路红三军首先埋伏在老营盘、高兴圩一带，等敌人来到。这时，蒋鼎文的第九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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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兴国向吉安逃窜，正好经过这里。我军揪住蒋鼎文，全歼一个旅。接着我右路三军团和中路一军团又在高兴圩以西、以北地区，拖住了蔡廷锴、蒋光鼐部。经过激战，击遗了逃敌，吓得蔡、蒋两部慌忙改道崇贤地区向赣州逃跑。
    敌军象过街的老鼠，到处挨打。十五日，我军在东固山方石岭一带又紧紧地咬住了逃敌的尾巴一韩德勤的五十二师。蒋鼎文一个旅被我吃掉后，韩德動不敢走高兴圩、老营盘那条路，改走东固下富田一线。天刚蒙蒙亮，敌军逃到方石岭，正好进入我军的伏击圈。我军以猛烈的火力封锁了敌军前后逃路，战士们跃出阵地，将敌军团团围住，全歼韩德勤的五十二师，击毙、生俘敌旅长二人，团长以下除被打死外，全部被我活捉。敌运输团二干多匹马驮的枪炮弹药也全为我缴获。韩德勤最后化装成伙夫，仓惶逃走。其余赵观涛、周浑元等部，莫敢和我军接火，就掉转屁股，朝吉安方向狼狈逃窜。曾经叫露要在三个月内消灭我中央红军的蒋介石，不到三个月，三十万军队就被我红军吃掉三万，其余被打得遗不成军。蒋介石只好和他的常败将军们一起夹着尾巴溜回到南京城。
    赣江那边红一角。红军三次反“围剿”胜利后，赣南、闽西根据地连成一片，成为拥有
    二十一个县、二百五十万人口的红色区域。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中央工农民主政府在瑞金庄严成立。赣江的流水欢唱着胜利的凯歌，瑞金城的红旗迎着风雨高高飘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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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产生的弱肉强食的关系，它的原则是先进者打败落后者，在落后者破产的基础上扩大自已的地盘。社会主义竞赛体现着社会主义公有制基础上先进同落后相互促进的同志关系，它的原则是“比先进，学先进，赶先进，帮后进”，大家共同提高。社会主义竞赛这种崭新的历史现象，只有在无产阶级和全体劳动人民夺取了国家政权，当了国家和企业的主人以后才可能出现。
    社会主义竞赛是生产斗争中的一种广泛的群众运动，通过企业和企业之间比先进，找差距，发现先进和后进的典型；再在各个企业内部揭矛盾，首先是揭解企业领导工作中存在的问题，然后群策群力来解决矛盾，变后进为先进，使先进更加先进。在社会主义竞赛中，“一种矛盾克服了，又会产生新矛盾，又是这样去竞赛。这样，社会就会不断地前进。”①由于资产阶级法权的存在，由于资产阶级思想影响的存在，我们要特别瞀惕在竞赛过程中可能出现的背离社会主义原则的偏向，如热衷于搞什么奖金之类的物质刺激，使社会主义竞赛滑到邪路上去。无产阶级只有摒弃物质刺激，才能使竞赛沿着社会主义的轨道向前发展。
    社会主义相互关系在斗争中建立，也只能在斗争中发展和逐步完善。抓中间，带两头。紧紧抓住相互关系这个生产关系链条中的重要环节，将会促进所有制关系和分配关系的不断发展和完善，从而不断地把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推向前进。
    ①毛主席语录。转引自1955年6月24日《人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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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荧凤
    读一篇新发现的鲁迅侥文
    余秋雨
    前不久，广州中山大学图书馆的同志在一九二七年广州出版的报纸上发·现了一篇遗佚近五十年的鲁迅杂文：《庆祝沪宁克复的那一边》。经初步研究，文中提及的一些事情与鲁迅活动的史实相符，其观点与鲁迅在广州时的其他言论一脉相通，文风、笔调皆为鲁迅所特有，而且文中的一些特殊论据和论述方法，如举佛教兴衰以喻革命，在他以后的文章中还再一次运用过。因此，我们认为实出于鲁迅的手笔无疑。
    这篇文章的写作日期是一九二七年四月十日。这就是说，在鲁迅执笔的仅仅几十个小时之后，蒋介石就要向革命人民举起屠刀，中国革命就要进入紧急关头。然而，反动派尽管在暗地里已最后一次磨过了即将溅血的屠刀，已最后
    一次拭擦了即将狂啸的枪炮，这时却仍在假捏惺地“庆祝”着北伐战争的重大胜利—一二沪宁克复①。革命，正处于胜利的高潮、失败的前夕。、
    在这关键时刻，鲁迅在想什么？文章告诉我们，他正用伟大革命导师列宁的论述，十分清醒地预示着革命所可能遇到的危险，呼呼人们将革命进行·到底。他在文章中完整而醒目地引用了列宁这样一段话：“第一件事就是不要陶醉于胜利，不要骄傲；第二件事就是要巩固自己的胜利；第三件事就是要彻底消灭敌人，因为敌人只是被打败了，但是还远没有被彻底消灭。”②全文的论述
    ①沪宁克复，指一九二七年二月二十一日中国共产党领导上海工人配合北伐进军举行第三次武装起义占领上海，和三月二十四日北伐军攻克南京。
    ②见斯大林《论列宁”一文。此处译文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七一年九月版。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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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以这段语录为中心展开的。
    这些论述的正确性，两天以后就被黄浦江畔凄厉的枪声证实了。鲁迅后来曾不止一次地沉痛说过：“其实是我所指摘，现在都已由事实来证明的了，我那时不过说得略早几天而已。”①多么难能可贵的“略早几天”啊。但预见在于对客观规律的认识，而规律就必然带有普遍性，正如鲁迅其他许多文章的价值并不仅仅在于“略早几天”揭示了某一事件发展的趋势一样，《庆祝沪宁克复的那
    一边》地有着超乎一时一地的长远意义。
    在革命胜利时期必须加强革命专政，这是文章特别强调的一个观点。鲁迅一生经历过两次较大的革命胜利时期，除了这一次，还有一次是辛亥革命时期。由于他长期战斗在反动势力猖概的年代，咀嚼过太多的苦难，看到过太多的黑暗，因此懂得“专制永长，昭苏非易”®，对胜利特别珍惜。在辛亥革命胜利时，他曾向当时的革命领导人呼吁过切勿对鬼域慈悲，使革命半途而废，“任华土更归寂寞”®；但那场革命终于走向了他愿望的反面，就象他在
    《阿Q正传》、《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等作品中用沉郁悲愤的笔调描述过的
    那样。十六年过去了，现在鲁迅又听到了满耳的胜利歌声，看到了满眼的革命标语。他当然是兴奋的：“沪宁的克复，在看见电报的那天，我已经一个人私自高兴过两回了。”但历史的经验、现实的体察，使他警觉到若要让这种高兴长久地属于革命人民，就必须加强革命专政。
    为什么？因为：一，“黑暗的区域里，反革命者的工作也正在默默地进行”影
    二，在革命胜利了的区域里，“革命的势力一扩大，革命的人们一定会多起来。统一以后，我恐怕研究系④也要讲革命。去年年底，《现代评论》回，不就变了论调了么？和‘三一八惨案’时候的议论一比照，我真疑心他们都得了一种仙丹，忽然脱胎换骨。”总之，革命在胜利，但这是一种被反革命的凶焰毒雾紧紧包褒着的胜利。敌人还在明里攻、暗里钻。在当时，前者主要是指北洋军阀，后者主要是指国民党右派和归附于他们的反动文人，如“现代评论派”之流。面其中更为阴险的是后者。既然鲁迅讽刺他们所得的“仙丹”是子虚鸟有的，那么“脱胎换骨”也只不过是一种反动投机者的故作姿态。相反，他们倒要“从内里蛀
    ①《伪自由书》《前记>。
    ②③集外集拾遗4<越铎>出世辞。
    ④研究系，一个拥护北洋军阀的反动政治团体。
    ⑤现代评论》，反动买办文人胡适、陈源、王世杰等人所办的周刊。一九二六年“三一八惨案”发生时，曾诬蔑被段祺瑞枪杀的爱国群众为“暴徒”；后见北伐节节胜利，企图投机革命；蒋介石发动“四一
    二”反革命政变后，又公然投靠国民党反动派。
    。31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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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空”，使革命的躯体“脱胎换骨”。鲁迅用列宁的话来概括这两种在革命区域内外明明暗暗地活动的敌人，就是：“敌人只是被打败了，但是还远没有被彻底消灭。”
    革命者对待敌人的态度总是根据敌人的本质和行动而采取的。鲁迅的伟大，也总是在各种敌人的包围中显现出来的。他既然以冷峻的目光追踪、捕捉着敌人活动的形形色色，因此又针锋相对地提出了对策：“前年，我作了一篇短文，主张‘落水狗’还是非打不可，就有老实人以为苛酷，太欠大度和宽容”，“外国我不知，在中国，历来的胜利者，有谁不苛酷的呢。”“在事实上，到现在为止，凡有大度，宽容，慈悲，仁厚等等美名，也大抵是名实并用者失败，只用其名者成功的。然而竞瞒过了一群大傻子，还会相信他。”
    这真是一段革命专政必要性的极好论述。对于专政这个概念的反面一“大度，宽容，慈悲，仁厚”云云，“名实并用”，就是放弃专政，“只用其名”，则是反动派实行专政的另一种手段，他们的“实”永远是“苛酷”。之所以还要“用其名”，是为了麻醉人民，软化革命以伍里的“一群大傻子”，特别是在革命胜利的时期。在这里，鲁迅已不无悲痛地预感到眼前的革命有可能因躬行“宽容”、“慈悲”而失败。他不幸而言中，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那些右倾机会主义者，不就是认敌为友、为虎作伥，当时已把轰轰烈烈的革命引到最危险的境地了吗？在鲁迅写作这篇文章的一个月前，为了批判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伟大领袖毛主席在光辉著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以极大的革命激情歌颂了革命农民的专政，批斥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以孔孟“温良恭俭让”的说教对革命专政的腐蚀和诽谤。显然，鲁迅的观点基本上是符合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我们党的正确路线的。鲁迅当时固然还不可能详尽地了解我党内部的路线斗争，但路线斗争是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他在长期阶级斗争实践中总结的历史经验，客观上也批判了当时和以后的一切右倾投降主义路线，甚至，括四十余年后林彪一类以孔孟之道攻击无产阶级专政的种种谬论在内。
    在胜利时期能败坏革命的，还有草命队伍中的一批骄傲自满者。因此，鲁迅在对敌人和“一群大傻子”进行严厉批判的同时，又以同志式的恳切语调提醒和教育了广大革命者。这是他文章中的另一个重要内容。
    鲁迅对列宁关于“不要陶醉于胜利，不要骄傲”的教导作了相当精采的阐发。他认为陶醉胜利和骄傲对革命至少有两大害处一
    给敌人以可乘之机：“小有胜利，便陶醉在凯歌中，肌肉松懈，忘却进击了，于是敌人便又乘隙而起”多
    ·8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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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行瓦解革命精神：“庆祝，讴歌，陶醉着革命的人们多，好自然是好的，但有时也会使革命精神转成浮滑。”“这样的人们一多，革命的精神反而会从浮滑，稀薄，以至于消亡，再下去是复旧。”为了说明这个道理，鲁迅还举了佛教从“信徒”增多、流播广远到最后终于浮滑、败坏的例子，认为“革命也如此的”。
    不难看出，这些论述中闪耀着革命辩证法的熠熠光芒。从陶醉胜利到失去胜利，从讴歌革命到败坏革命，从革命队伍表面上的扩充到革命精神的浮滑、稀薄，鲁迅是多么严峻地揭示了它们之间的转化关系！胜利是好事，但如被胜利的美酒灌得醉眼朦胧，在胜利中放弃革命原则、冲淡革命精神，却是促使胜利向反面转化的条件。
    鲁迅的可贵，在于他并非在胜利业经失去，而恰恰在胜利达到高潮的时候说这些话的。这无异是给了当时头脑热烘烘的人们一帖清凉剂。他在文末说：“当盛大的庆典的这一天，我敢以这些杂乱无章的话献给在广州的革命民众，我深望不至于因这几句出轨的活而扫兴，因为将来可以补救的日子还很多。倘使因此扫兴了，那就是革命精神已经浮滑的证据。”历史的辩证法是这样无情：如果当时有人一味高唱凯歌而忌听鲁迅的这些“扫兴话”，那末，曾几何时，事实却以更为“扫兴”的形式来揭示这些真理了。
    其实，鲁迅的这些“扫兴话”中包容着如火似炽的革命热情。他决没有因上述敌我双方的原因就悲观地断定胜利是败亡的开端，相反，他为保持革命胜利指出了一条唯一的途径，那就是“永远进击”：
    “最后的胜利，不在高兴的人们的多少，而在永远进击的人们的多少”。“永远进击”，可以看成全文论述的一个归结。只有永远进击，才能使敌人难于钻营，只有永远进击，才能使革命队伍在艰苦的锻炼中保持和发扬革命箱神，只有永远进击，才能“巩固自己的胜利”，使草命的车轮不息地前进。鲁迅在这篇短文中一连用了三个“进击”。进击！进击！永远进击！一这是一个富有斗争经验的老战士在反动势力猛扑过来的前一刻所发出的多么急迫的呼声！这是一个不止一次目睹了胜利果实得而复失的革命者对下一代留下的多么热切的嘱咐1
    在革命胜利的时期和区域内论述革命者应该如何对待敌人，如何保持革命精神，这对鲁迅来说是最后一次。从写完这篇文章到他去世，他再也没有重新获得过这种机会。正因为这样，这篇文章对今天生活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革命人民来说，有着特别直接的救育意义。在鲁迅写作这篇文章的二十余年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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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后，为了迎接全国大陆解放的伟大胜利，毛主席在光辉著作《将革命进行到底》和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的报告中，告诫全党要防止胜利以后可能产生的骄傲情绪和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以免被敌人的糖弹打败，号召全党在革命的万里征途上继续不息地战斗。毛主席这个在解放后成为全党行动指南的伟大教导，是包括鲁迅在内的一代代革命者多次目睹和总结过的历史经验的结晶。鲁迅没有能活到这胜利的一天，但他的遗言将永远为胜利了的人民所记取。
    二
    5
    这篇佚文，也是研究鲁迅思想发展的一份重要资料。
    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哲学要求我们在研究每一个运动过程时应着重注意“量变转化为质变的关节点”①。鲁迅从一个革命民主主义者变成共产主义者，思想发展上也有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那“关节点”应在何时？这个问题，目前尚有争论，我们的观点是在广州时期，特别是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的前后。这篇写于四月十日的文章，是他在血的阶级斗争教训面前获得思想突破的前夕最后留下的一份思想记录，对他思想发展的“关节点”作了极可珍视的展现。、…
    这份思想记录又一次证明：鲁迅在世界观开始质变前，已相当程度地接触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曾有过这么一些观点：有人认为鲁迅在世界观转变前与马列主义没有什么关系；有人承认有关系，有马列主义阶级论因素的增长，但却说成是在斗争实践中自发形成的，并未通过学习和灌输；有人则根据过去掌握的鲁迅接触马列主义的时间，把他世界观质变的界限划到很晚。文化大革命以来，陆续发现了一些新材料，说明鲁迅在二十年代初就接触了《共产党宣言》②，在一九二
    五年还牧藏了《国民新报》副刊上选载的列宁著作《国家与革命》®，证明上述观点是没有根据的。而在这方面，新发现的佚文比上述材料更具有说服力。文章不仅准确精当、从容酣畅地论述了列宁的观点，而且四次提到列宁，说列宁“深知道历来革命成败的原因，自己又积有许多经验”，“怎么想便怎么说，比
    ①恩格斯：《自然辩证法》。
    ②见石一歌：《每迅传。
    安
    ⑧此件现藏北京每迅博物馆。
    ,9
    0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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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中国人直爽得多了”。产足见鲁迅对马列主义并非初次接触，亦非偶然引用。
    、的
    马列主义的因素在当跗鲁迅整个思想中虽然还没有占据主导地位，但却发挥着极为积极的作用。这篇文章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开头，写他在举笔构思时如何浮想联翩：一会儿想到在前绕战斗的青年战士，一会儿想到辛亥革命的教训，一会儿又想到北方反动派的活动…“象样点的好意思总象断线风筝似的收不回来”。但他突然一下子引出了列宁语录，把这些“好意思”全部奚然“收”住了。固然，这是写文章的一种进入方法，但却也形象地反映了鲁迅当时已开始乐于用马列主义来整理和归纳自己的思想了。，
    在这里，鲁迅面临着一个重要问题：如何处理照入脑海的马列主义思想之光与自己以往积累的斗争经验之间的关系？他在引述列宁语录以后又回顾了自己前年提出的“落水狗”还是非打不可的主张；看得出来，他一方面为这种“不谋而合”感到快慰，另一方面又为列宁论述的更其尖锐、更其明确、更其能回答中国历史和现实的问题而引起由衷的赞佩。所以，他一再称赞列宁的论述“简单明了”，非有丰富的苹命经历“是说不出来的”，甚至明确指出：“先前，中国革金者的屡屡挫折，我以为就因为忽略了这一，点。”这种把千头万绪归于一端的论断，对鲁迅来说，不是轻易所能下得了的。他在文中还以过去用过的一些旧例作为论据：“历来的胜利者”、“请初的几个皇帝”、“民国二年后的袁世凯”…，旧例重举，并不是简单的重复，而是因为他欣喜地看到自己熟识的历史经验被马列主义理论提到一个新的高度、赋予了新的战斗生命而深感有再
    一次表述的必要。…
    总之，自己亲身体察过的历史和现实的经验一次次证明了马列主义的正确，从而信仰愈益坚定，反过来，又用马列主义判别和提炼着这些经验，通过思想内部的矛盾运动，辛勤地在头脑里做着吐故纳新的工作。从中我们可以看到，鲁迅既不同于狭隘的经验主义者，也不同于死板的教条主义者。在中国近代思想文化界，论经历革渝风涛之多，积累斗争经验之丰富，能与鲁迅相比的人，并不很多。但鲁迅却不沉耽于经验之中，而是为革命现实斗争的需要不断学习，努力把历史和现实的经验上升到马列主义真理的高度，“使经验带上条理性、综合性，上升成为理论”，正因为如此，他所学得的马列主义，也就不是一些抽象空洞的概念、教条，而是与中国革命的历史、身边的现实斗争和他自己的思想实际紧紧扭结在，起，新鲜活泼，充溢着蓬勃的生命力。
    这种“从中国的历史实际和革命实际的认真研究中”，“使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际运动结合起来”的学习态度，使鲁迅思想中的新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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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步步扎实地积累起来。淙淙细流汇成荡荡大泽，到写作《庆祝沪宁克复的那
    一边》时，已到了一种“聚集状态一量变转化为质变的关节点”。这一从逐步积累到聚集的过程，奠定了他世界观质变的坚实基础，也预示了质变的必然方向。无视于此，鲁迅在中国革命最困难的年代反潮流地站到共产主义一边来，就会成为一个不可索解的迷，而他以后遇到“很纠缠不清的问题”时，不找其他思想武器而偏找马列主义进行集中学习，从而加速了世界观质变的完成，也会成为难于理解的事情。马列主义者从来不是“摇身一变”就可“变”出来的，请看与鲁迅同时代，不是颇有一些人不愿认真学习革命理论而津津乐道于“用血泪的经验开拓改革的道路”吗？不是也有人刚刚读到点就一夜之间宣布自己成了马列主义者吗？到头来，他们谁也没有完成向共产主义者的转变，有的甚至完全走向了反动，只能从反面来衬托鲁迅的伟大了。·
    这篇新发现的佚文，还从一个侧面反映了鲁迅与中国共产党的交往，以及这种交往对他思想发展的影响。
    鲁迅在文章中说，列宁的那段语录他是从“一种期刊上”引来的。什么期刊呢？经查，原来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广东区委会的机关刊物《少年先锋》，列宁的语录见于该刊第八期（一九二六年十一月十一日出版)。这本早在鲁迅来粤前出版的刊物能到鲁迅手中，有一段因缘。
    一九二七年一月三十一日，即鲁迅到粤后不到半月，《鲁迅日记》中有共产党员毕磊等来访“并赠《少年先锋》十二本”的记载。
    以后，鲁迅在《怎么写》一文中怀念毕磊时又曾说，：
    “他还曾将十来本《少年先锋》送给我，而这刊物里面则分明是共产青年所作的东西。”①
    又，当时中共中山大学支部油印出版的内部刊物《支部生活》周刊第五期上载：
    “地委检《少年先锋》十二期，使毕磊持往与鲁迅接洽。”②
    儿项材料，完全吻合，不仅进一步证明了《庆祝沪宁克复的那一边》确为鲁迅所作，而且还为鲁迅在广州期间与中国共产党交往的密切程度提供了又一证据：他曾仔细地阅读和研究了党团机关刊物，并接受了其中宣传马列主义的
    ①三闲集心怎么乌（夜记之一）中。
    ②见《新华月报一九六一年第十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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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当时对鲁迅来说，接触党和接触马列主义这两者之间，有着相辅相成的联系。
    恋
    这种联系的继续发展，不久对鲁迅世界观的转变发生了重大作用。鲁迅在新发现的佚文中说他“想到昨天在黄埔看见的几个来投学生军的青年，才知道在前线上拚命的原来是这样的人；自己在讲堂上胡说了几句便骗得听众拍手，真是应该羞愧”。这里对于来参加北伐的青年一概加以钦佩的感情，几天之后就被事实打破了：“后来我明白我倒是错了。…我在广东，就目睹了同是青年，而分成两大阵营，或则投书告密，或则助官捕人的事实！我的思路因此轰毁”。①一批青年露出了鳞嶙毒牙，而给鲁迅送《少年先锋》的毕磊和其他年轻的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却被残杀了。眼前赫然分明的“两大阵营”使鲁迅认识到马克思主义阶级论的正确，毕磊等人的被杀害使他领悟到敌人真正害怕的是这些共产党人的主张一自然也包括《少年先锋》中所刊登的那段列宁语录在内。换言之，此时此刻，中国共产党人在更深刻的程度上再一次给鲁迅送来了马列主义，用他们无畏的战斗，用他们壮烈的牺牲。
    这是引起他世界观质变的重要契机，是他与马列主义、与中国共产党发生更密切的联系，以至“共同着生命”的一个新起点。
    三
    最后还想顺便谈一谈这篇文章遗佚的原因。
    鲁迅在《<集外集>序言》中曾谈起过他一些译著遗佚的儿个可能：“也有漏落的：是因为没有留存着底子，忘记了。也有故意删掉的：是或者因为看去好象抄译，却又年远失记，连自己也怀疑；或者因为不过对于一人，一时的事，和大局无关，情随事迁，无须再录；或者因为本不过开些玩笑，或者出于哲时的误解，几天之后，便无意义，不必留存了。”
    后面所列的儿种“故意删掉”的原因，看来对这篇文章都不合适。那末，是不是如第一条所述，“忘记了”呢？也不。
    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已到上海的鲁迅曾发表过一篇回忆广州时期的生活和思想的文章《在钟楼上》，其中有一段话。
    ①《三闲集心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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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一处做文章时，我说青天白日旗插远去，信徒一定加多。但有如大乘佛教一般，待到居士也算佛子的时候，往往戒律荡然，不知道是佛教的弘通，还是佛散的败坏？…然而终于没有印出，不知所往了…。”①
    过去每读到这里，总是深感缺憾。今天，我们可以兴奋地说，这篇“不知所往”的文章，从提及的内容看，估计正是《庆祝沪宁克复的那一边》。此文见报是在五月初，其时，鲁迅为抗议反动派对共产党人的残杀，已愤然辞去中山大学的一切职务，居住在白云楼，处于黑暗势力的重重包围中。他在给友人的信中多次说当时“肚子俄而头昏”②，交往甚少，消息闭塞，“这里新闻是一定应该有的，可惜我不大知道，也知不清楚。”⑨因此，当这篇文章在《国民新闻》副刊的
    一个不醒目的地位刊出时，他自己竟然没能看见，二直以为“终于没有印出”。但他始终没有忘记，以至要在大革命失败后感慨方端地来重新提起。一如此推断，不知是否合理？
    ..这样遗佚，看似偶然，其实却有着深刻的社会原因。如果鲁迅见到了刊出，或留有底稿，情况也不会好多少。文章刊出后不久，如鲁迅多次揭露的，握着滴血的屠刀的国民党反动派对进步言论的封锁和扼杀越来越疯狂，甚至对凡涉“火”、“赤”、“烈”等字样的小说，也一律查扣、焚毁④。而到上海后，鲁迅作品更被反动当局横加查禁删改，使他只得用隐晦曲折的笔法来宣传革命，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象“带着枷锁的跳舞”同。总之，这篇公开引述列宁语录的文章，在国民党反动派统治时期几乎不可能收入文集公开流布，总难免“遗佚”的厄运。黑暗的年代湮没了中国人民最可宝贵的文字，而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后的今天，它却从半个世纪厚厚的岁月尘土中被重新发现，在革命人民当家作主的天地中放射出了它固有的光彩。一篇文章的遭遇，照见了两个社会的性质。是阿，我们和鲁迅生活在多么不同的环境里！因此，当我们再一灭捧起这篇文章的时候，不能不产生一种巨大的思想动力：伟大的革命家在逆风恶浪的围困中尚且要冒着生命危险学习和宣传马列主义关于加强革命专政的理论，今天，我们有什么理由不认真落实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学得更多些、更好些呢？
    ①《三闲巢》在钟楼上（夜记之二）。
    ②③《书信·致翟永坤。
    ④见而已集》《扣丝杂感》等。
    ⑤《且介亭杂文二集后记》。
    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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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鲁迅佚文原文去
    庆祝沪宁克复的溺一边
    支
    在广州，我觉得纪念和庆祝的盛典似乎特别多。这是当革命的进行和胜利中，一定要有的现象。泸宁的克复，在看见电报的那天，我已经一个人私自高兴过两回了。这“别人出力我高兴”的报应之一，是搜索枯肠，硬做文章的苦差使。其实，我于做这等学问，是不大合宜的，因为动起笔来，总是离题有千里之远。即如现在，何尝不想写得切题一些呢，然而还是胡思乱想，象样点的好意思总象断线风筝似的收不回来。忽然想到昨天在黄埔看见的几个来投学生军的青年，才知道在前线上拚命的源来是这样的人；自已在讲堂上胡说了几句便骗得听众拍手，真是应该羞愧。忽而想到十六年前也曾克复过南京，还给捐躯的战士立了一块碑，民国二年后，便被张勋毁掉了，今年倒又可以重立。忽而又想到香港《循环日报》上所载李守常在北京被捕的消息，他的圆圆的脸和中国式的下垂的黑胡子便浮在眼前，不知道他现在怎么样。
    黑暗的区域里，反革命者的工作也正在默默地进行，虽然留在后方的是呻吟，但也有一部分人们高兴。后方的呻吟与高兴固然大不相同，然而无裨于事是一样的。最后的胜利，不在高兴的人们的多少，而在永远进击的人们的多少，记得一种期刊上，曾经引有列宁的话：
    第一要事是，不要因胜利而使脑筋昏乱，自高自满；第二要事是，要巩固我们的胜利，使他长久是属于我们的；第三要事是，准备消灭敌人，因为~一现在敌人只是被征服了，而距消灭的程度还远得很。
    俄国究竟是革命的世家，列宁究竟是革命的老手，不是深知道历来革命成败的原因，自己又积有许多经验，是说不出来的。先前，中国革命者的屡屡挫折，我以为就因为忽略了这一点。小有胜利，便陶醉在凯歌中，肌肉松懈，忘却进击了，于是敌人便又乘隙而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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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年，我作了一篇短文，主张“落水狗”还是非打不可，就有老实人以为苛酷，太欠大度和宽容；况且我以此施之人，人又以此报诸我，报施将永无了结的时候。但是，外国我不知，在中国，历来的胜利者，有谁不苛酷的呢。取近例，则如清初的几个皇帝，民国二年后的袁世凯，对于异已者何尝不赶尽杀绝。只是他嘴上却说着什么大度和宽容，还有什么慈悲和仁厚；也并不象列宁似的简单明了，列宁究竟是俄国人，怎么想便怎么说，比我们中国人直爽得多了。但便是中国，在事实上，到现在为止，凡有大度，宽容，慈悲，仁厚等等美名，也大抵是名实并用者失败，只用其名者成功的。然而竟瞒过了一群大傻子，还会相信他。
    伏祝和革命没有什么相干，至多不过是一种点缀。庆祝，讴歌，陶醉着革命的人们多，好自然是好的，但有时也会使革命精神转成浮滑。革命的势力一扩大，革命的人们一定会多起来。统一以后，我恐怕研究系也要讲革命。去年年底，《现代评论》，不就变了论调了么？和“三一八惨案”时候的议论一比照，我真疑心他们都得了一种仙丹，忽然脱胎换骨。我对于佛教先有一种偏见，以为坚苦的小乘教倒是佛教，待到饮酒食肉的阔人富翁，只要吃一餐素，便可以称为居土，算作信徒，虽然美其名日大乘，流播也更广远，然而这教却因为容易信奉，因而变为浮滑，或者竟等于零了。革命也如此的，坚苦的进击者向前进行，遗下广大的已经革命的地方，使我们又可以放心歌呼，也显出革命者的色彩，其实是和革命毫不相干。这样的人们一多，革命的精神反而会从浮滑，稀薄，以至于消亡，再下去是复旧。
    广东是革命的策源地，因此也先成为革命的后方，因此也先有上面所说的危机。
    当盛大的庆典的这一天，我敢以这些杂乱无章的话献给在广州的革命民众，我深望不至于因这几句出轨的话而扫兴，因为将来可以补救的日子还很多。倘使因此扫兴了，那就是革命精神已经浮滑的证据。
    (四月十日)
    (原载一九二七年五月五日广州《国民新闻》副刊《新出路》第十一期，《中山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一九七五年第三期重新发表。本刊这次发表，在文字上作了校坳。)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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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代社会与文学的发展
    《中国文学发展史》第二册第一章
    刘大杰
    引
    言
    隋文帝杨坚是一个鄙弃儒学的人。《隋书·儒林》说他：“不悦儒术，专尚刑名。…暨仁寿间，遂废天下之学，唯存国子一所，弟子七十二人。”可见在杨坚统治下儒学衰落的情况。他当时所重用的人都不是儒生。称为巨儒的二刘（刘焯、刘炫），一个是“配之军防”，一个是“冻馁而死”。杨坚在北周夺取了政权，建立隋朝，于开皇九年（五八九）击败陈叔宝，结束了自东晋以来二百六十多年的南北分裂局面，统一了中国。他称帝以后，进行了政治上的一些改革，在发展社会经济和削弱豪强方面，起了一定作用。《隋书》上称赞他：“克定
    三边，平一四海，人庶殷繁，帑藏充实”，这正是他执行法家路线的结果。杨坚的儿子杨广(隋炀帝)，一登上帝位，就大反他父亲的法家路线，大搞尊儒崇孔。首先是恢复他父亲废去的儒学。“杨帝即位，复开庠序，国子那县之学，盛于开皇之初。征辟儒生，远近毕至。”(《隋书·儒林)并且连下诏书，歌颂孔丘功德，立孔丘的后代为绍圣侯。杨广自己是以儒家道德著称的。他在做太子以前，善于用“克已”和“仁孝”来伪装自己。他这种言行不一的行为，不单是博取了他父母的信任，而且宫廷内外，无不赞美他是“德行高尚”的继承人。结果，他父亲把原来的太子废了，立他为太子。《隋书》说他：“每矫情饰行，以钓虚名”，“尤自矫饰，当时称为仁孝。”(《场帝纪)他就这样一面培养“声誉”，一面准备实力，最后是杀死他的父亲，再杀死他的哥哥，并把他父亲两个宠爱的妃子也据为己有，就这样做起皇帝来了。可见他口里讲的是孔孟的“仁孝”之道，而其所作所为，实际比禽兽还不如。他称帝以后，进行极其残酷的阶级剥削和阶级压迫，使广大人民陷于水深火热之中。对外是三征高丽，进行劳民伤财的非正义战争，逼得人民走投无路，家被人亡。如此尖锐的阶级矛盾，激起劳动人民的强烈仇恨和反抗。
    长白山前知世耶，纯著红罗绵背档。长鞘侵天半，轮刀凝日光。上山吃撩鹿，下山吃牛羊。忽闻官军至，提刀向前荡。譬如辽东死，新头何所伤！（隋大业长白山谣，见杨慎·《古今风谣)
    要抗兵，要抗选（发抗场帝进民女），家家要把铁器敛。敛起铁来做成枪，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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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君赃官杀个光。(《王铁匠歌”，见中国民间故事选2)
    《资治通鉴》云：“邹平民王薄，拥众据长白山（今山东丘、邹平、长山一带），剽掠齐、济之郊，自称知世郎，言事可知矣。又作《无向辽东浪死歌》以相感劝，避征役者多往归之”。(卷一百八十一)可见上面所举的《长白山谣》，很可能就是王薄所作的《无向辽东浪死歌》。题意就是说，不要到高丽去打仗送死。《王铁匠歌》也流传于当时长白山区域，想也与王薄有关。王薄是在隋炀帝残暴统治下，首先发动农民起义的领袖。他用诗歌作为激发人民、组织人民的斗争武器。并自称“知世郎”，他认为世界上的事情是可以知道的，这表明他对于起义战争意义的认识和信心，同时也是对于儒家天命论的否定。诗中语言质朴，气魄雄伟，刻划形象，鲜明生动。这样反映农民战争的优秀作品，可惜流传下来的太少了。王薄点燃了农民起义的烽火，很快就然遍了全国。根据史书记载，当时全国各地先后爆发的农民起义，大小有一百二十多处，把隋朝统治者的军队，打得落花流水。后来各地起义军逐渐汇合，形成三个强大的起义集团：一个是以翟让、李密为首的河南瓦岗军，一个是以窦建德为首的河北军，一个是以杜伏威为首的江淮军。当时全国各地风起云涌的农民起义斗争，互相呼应，愈战愈勇，沉重地打击了土族家强和地主阶级，横扫了孔孟之道的妖风，歼灭了隋朝的主力军。号称“甲兵强盛”的隋朝统治者，终于在农民革命战争的强大威力下土崩瓦解了。在这时期，关陇贵族李渊、李世民父子乘机而起，也以反隋为号召，终于窃取了农民战争的胜利果实建立了唐朝。
    二唐代社会概述
    唐朝是一个经济发展、强大统一的封建帝国。由于隋代末年的激烈的阶级斗争，推翻了腐朽残暴的隋朝统治，扫荡了孔孟之道，打击了士族豪强，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当时劳动人民的地位，也起了一定的变化。晋代以来，地位近于奴婢的佃客、部曲，是社会生产的主力，到了唐朝，情况有所改变。作为社会生产主力的是不同形式的租佃农民。其主要形式是用契约来规定地主与农民之间的关系，规定缴纳地租的数额和方式，相对地减少了无偿的劳役，这在当时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农民生产积极性的发挥。同时，全国兴修水利，见于记载的有一百多处。由于农民生产积极性的提高，从而出现了许多新的生产工具，提高了生产力。如深耕型和转轮水车等等，都是前代所没有的。随着农业的发展，手工业也有很大进步。唐代的纺织、陶瓷、造纸、造船、采利矿各业，在其分工的细致、技术的改进和生产的规模上，都超过了前代。由于广大农民、手工业者的辛勤劳动，创造了丰官的社会财富，这就是唐朝能够繁荣昌盛的主要原因。正如毛主席所说：“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只有这种农民的阶级斗争、农民的起义和农民的战争，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
    其次，由于隋末的农民起义，摧毁了以隋炀帝为代表的儒家路线的统治。作为儒家路线阶级基础的豪族地主，在农民起义中，受到了比地主阶级中的其他阶层更为沉重的打击，这就使法家路线在当时的儒法斗争中能够取得显然的优势。在这样的基础上，李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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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武则天能先后推行法家路线，并取得胜利，在建立强大统一的唐朝过程中作出了贡献。在他们的统治时期，消除了少数民族贵族统治者的侵扰，保卫了边区劳动人民的生产，同时采取了维护统一、加强中央集权以及发展农业生产的各种措施，有力地打击了旧有的意门地主，促进了社会经济的繁荣和文化的发展。当时唐代的疆域，超过了汉朝，在国际上享有很高的威望。唐初户口只有二百余万户，到武后末年，达到六百多万户；隋代末年的米价，每斗千钱，武后时每斗五钱，这都反映出农业生产的发展和社会稳定。当然，太宗、武后的所作所为，最终目的还是为了维护地主阶级的利益，是为了巩固封建政权而服务的。他们也搞过读经、信佛，作为欺骗人民统治人民的手段，为了自己的豪华享受，也大兴土木，对人民进行了压迫和剥削，这是他们的阶级属性所决定的。但是，他们在农民阶级斗争的推动下，顺应历史发展的趋势，在政治上推行了法家路线，发挥了他们在历史上的作用。
    封建社会的历史家，都把开元、天宝年间称为“盛世”或“盛唐”。开元时期确实还能显示出一点太宗、武后时期的余威。到了天宝，外貌强大，内部腐烂，孕育着各种复杂矛盾。玄宗反法尊儒，封孔子为文宣主，用人唯亲，把政权交给杨国忠一类的坏人。豪族地主剧烈兼并土地，破坏了均田制度。，杜佑说：“虽有此制，开元之季，天宝以来，法令弛坏，兼并之弊，有逾汉成、衰之间”。(《通典·食货)这表明玄宗推行儒家路线，则是由于阶级斗争形势和新起的豪族地主势力所决定的。在玄宗的统治下，特别在后期，政治腐败，军纪废弛，赋税繁重，人民穷困，在各种矛盾的激化中，终于爆发了安史之乱。长达八年的安史之乱，是唐朝的一个转折点。安史乱后，江南一带，农业和工商业虽仍然继续发展，但北方经济受到严重破坏，并且当地军阀各霸一方，开始藩镇割据的局面。他们各自为政，统治城市甲兵，自署文武官吏，私收赋税。他们互相联婚，互相呼应，自己统治的地位，死后传之子孙，或为其部将所袭，朝廷不能过问。这种情况，后来愈演愈烈，到了唐末，成为“无地不藩，无藩不叛”，终于演成了“五代、十国”的局面。
    由于玄宗的荒淫腐化，宦官因而得势。当时宦官中的三、五品官达千余人。“所至郡县奔走，献遗至万计。修功德，市禽鸟，一为之使，犹且数千缗。监军持权，节度反出其下。于是甲舍、名园、上腴之田，为中人所名者半京畿矣”。（新唐书·宦者上）非常清楚，这些掌权得势的宦官，都是豪强地主的代表人物。李白有诗云：“中贵多黄金，连云开甲宅。…鼻息干虹蜕，行人皆怵惕。”(<古风)中贵就是宦官，其气焰何等露张。到了中晚唐，宦官权势更进一步扩大，先后草握了军政处理和军队调遭的大权。禁军和枢密使两个重要的权力机关，先后落入宦官之手。于是他们可以为所欲为，终于掌握了君主废立的大权。如穆宗、文宗、武宗、宜宗、懿宗、僖宗、昭宗，都是宦官所立，而宪宗、敬宗都是被宦官杀死的。当时当权的宦官和外面的藩镇以及朝廷的高官显贵，在对人民的剥削和压迫方面是互相勾结，狼狈为奸，在争权夺利方面，又互相倾轧，你死我活。结果把当时的政治搞得腐败黑暗，到了极点。苛捐杂税，无所不有。两税之外，还有间架税、除陌钱、地头钱等等，又增加盐价，提高茶酒税，并且徭役繁重，无有宁日，逼得人民卖儿卖女，家破人亡。有压迫就有斗争，穷苦人民为了争取自己的生存权利，终于起来造反了。以黄巢为首的大规模农民起义，席卷全国，唐朝的基础崩溃了。黄巢失败以后，唐朝虽说还维持了一个极短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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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已经是苟延残喘，名存实亡。从此以后，中国的历史，由五代而进入了宋朝，到了所谓封建社会的后期。
    三唐代文学的发展
    唐代的文学是在唐代的社会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唐代的阶级矛盾，统治阶级内部的政治斗争，政治思想领域里的儒法斗争，穷苦人民被压追被剥削的生活面貌等等，在当时的文学作品中都得到了反映。诗歌、散文、小说、曲词等等，无论在内容和形式上，比起前代来都取得了新的发展和大小不同的成就。下面各章，将就各个方面作较详的论述，现在这里先作一点概要的说明。
    诗歌唐朝是中国古典诗歌史上的繁荣时代，诗歌在唐代文学史中占有重要地位。宋计有功撰《唐诗纪事》，所录唐诗人凡一千：一百五十家。清代所编的《全唐诗》，所录共二千余家，诗共四万八千余首，可见唐诗发展的盛况。唐朝产生了不少的大诗人。李白、李贺、李商隐鄱儒尊法，态度鲜明。杜甫虽受有较深的儒家影响，但由于他长期道受权贵的压制和流亡生活的体验，其思想有所变化和发展。特别在其后期，认识到儒学不能“济世”、“平乱”，产生了“凄其望目葛，不复梦周孔”(《晚登禳上堂)的重法轻儒的思想。至于白居易，更非道统中人物。他自已说，“外服儒风，内宗梵行”。（和梦游春诗一百韵并序）可见其“儒风”不过是外衣而已。他对于韦执谊的政治改革表示支持，对于八司马的遭遇，深表同情。故其政治路线，实际偏向法家。关于这些，在后面的有关章节里，再来作较详的论证。正因如此，杜甫、白居易那些反映社会生活、揭露朝政黑暗的作品，在唐代诗歌史上作出了重，要贡献。
    唐诗繁荣昌盛的原因，前人论述的很多。有的归功于封建帝王的提倡、奖励，有的归功于作者的天才，都是唯心论的观点。唐诗昌盛的原因是比较复杂的，人民生活、历史条件以及文学传统的推陈出新，形成相依相附的关系。但人民生活是其中的主因。人民生活是一切文学艺术的源泉。人民生活和历史条件，都是在阶级斗争、民族斗争以及各种政治斗争之下形成的，而阶级斗争又是其中的主力。由此可见，阶级斗争是推动历史发展的动力，也是促进文学发展的动力。·要评价诗人的艺术成就，首先要看他们对待人民的态度如何。在封建社会中，农民起义的阶级斗争以外，如统治阶级内部中的革新与保守的斗争，民族矛盾中的爱国与卖国的斗争，'政治思想上的儒法两条路线的斗争，都是社会上阶级斗争的反映。“作为观念形态的文艺作品，都是一定的社会生活在人类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它就必然直接地或是间接地，明显地或是隐蔽地反映出社会上各种矛盾和斗争。唐代诗歌在这方面敢得了重大成就。这些成就在反映社会生活的丰富内容和艺术形式的结合方面，远远超过了前代的水平。
    附末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在很大程度上摧毁了士族豪门在政治、经济上的特权。过去“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的政治制度，反映在文学领域中的是：宫廷、贲族掌握了文学的领导权。他们都是最犬的剥削者，他们仇视人民，压迫人民他们的作品，只能倾心于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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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藻的华丽和声律的技巧，只能表现宫廷、贵族的风尚及其荒淫腐朽的生活。在土族门阀的极盛时期，文坛儿乎尽为贵族官僚所占据。东晋、南朝诗人，如左思、陶潜、鲍照诸人，出身寒紫，仕途失意，因此比较接触下层社会，所以在他们的作品里，还能放射出一点现实社会的光辉。到了唐朝，这种情况有所改变。太宗、武后以来，进一步推行科举考试，选拔人才，打破了几百年来的门阀制度，使从前那些沉沦下僚、蒙受压制的庶族文士，在政治上、文学上得到发展的机会，于是文学的创作，就冲破了六朝贵族的束缚。唐代诗人，都不是跤门贵族，主要是来自地主阶级的中下层。如王勃、陈子昂、高适、岑参、王昌龄、崔颢、王之涣、李颀、李白、杜甫、元结、李益、白居易、柳宗元、刘禹锡、张籍、王建、李贺、杜牧、李商隐、皮日休、聂夷中、杜荀鹤、罗隐诸人，多数出自寒门，境遇困顿；有的仕途坎坷，有的流浪江湖，有的被杀，有的被贬，有的参加过农民起义，有的是破落贵族，有的后期做过较高的官职，而前期遭受各种挫折，等等。由于他们各种生活的遭遇，使他们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接触下层社会，也就必然往一定程度上能够得到人民生活和社会现实的感受。在封建社会，诗人必须具有这样的生活基础，才能较好地反映社会内容，表现出艺术上的成就。从
    六朝时期宫廷、贽族所掌握的诗坛，转移到地主阶级中下层知识分子手里，在唐诗的发展上是有作用的。阶级斗争和人民生活，是基础，是源泉。由什么人来反映这些斗争和生活，也是重要问题。
    中国古典诗歌，从国风、楚骚到汉魏乐府，形成民族的传统，就如六朝某些诗人的语言技巧和声律格调，也有不少可以借鉴的地方，它们对于唐代律诗的发展，起了相应的作用。唐代的大诗人是尊重文学遗产的，但他们对于遗产，不是盲目崇拜或是形式萃拟，而是采取在批判中学习，在传统中推陈出新的态度。如李白一面赞美谢跳的语言艺术，同时又坚持“自从建安来，绮丽不足珍”($古风)的批判原则。李白、李贺之于楚骚，杜甫、白居易之于国风、乐府，无论内容形式，都显示出他们在传统中有所取舍、有所创新的精神。李白、李贺也写过很多的乐府诗，就是他们的乐府诗，同样表现出在楚骚中演化得来的风神和情采。
    散文唐代有所谓古文运动，古文运动是反对六朝以来盛行的骈体，'提倡秦汉时期的散文。裴面似乎是复古，然而在唐朝实际是革新。六朝以来盛行的骈文，是在士族地主阶级的经济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它追求辞藻，堆砌典故，外表堂皇，内容陈腐。虽说偶然也有个别优秀之作，但其主要倾向是为官廷、贵族而创作，是为官廷、贵族所利用的。正如李谔所说，“竞一韵之奇，争一字之巧。连篇累牍，不出月露之形，积案盈箱，唯是风云之状”。(g上隋高帝革文华书)这是批判六朝以来的绮靡文风，诗歌如此，骈文俪赋更是如此。当时隋文帝接受他的意见，诏令全国，“公私文翰，并宜实录”，严禁“文表华艳”。由于积重难返，文帝很快就死了，所以并没有收到什么效果。：
    唐代建立，进一步推行科举，中小地主通过考试，先后登上政治舞台。从他们的阶级利益出发，反对骈文，鼓吹撒文，形成唐代所谓的古文运动，促进了唐代散文的发展。但是在这个运动一开始，就形成了两派的斗争。一派是革新，以反映现实、评论时政为主为了形式更好地服务于内容，所以，必须提倡散文，反对骈体。这一派是陈子昂、元结、柳宗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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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禹锡、杜收诸家，而以柳宗元为代装。唐朝末年，皮日休陆龟蒙、罗隐诺人的讽刺小品，正是这一派的继续。另一派是保守，以宣传孔孟之道为反骈、倡散的主要思想内容，有萧颖士、李华、独狐及、柳冕、韩愈、李翻、皇甫湜等人，而以韩愈为代表。他们两派都反对骈俪文风，都提得散文，也都强调内容，但其精神实质，很不相同。柳派奉法，韩派尊儒。他们两派的对立，形成革新与保守、唯物与唯心、法家路线与儒家路线在古文运动中的斗争。在斗争中韩派终于成为大地主阶级思想的代表。唐代的散文，就是在这两派斗争中发展起来的，其中产生了不少优秀作品，特别是柳宗元，在这方面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小说唐人小说，称为“传奇”，同诗歌一样，取得了新的发展。汉、魏、六朝的小说，数量虽说很多，但严格地说来，还没有成熟。这并不只是因其内容多是言神志怪，而其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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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描写，也很贫弱。当时的作品，无论志怪志人，大都是一些没有结构的残丛小语，叙事无布局，文笔很简略。中国文言的短篇小说，在思想艺术上具有价值，在文学史上获得地位，是始于唐代的传奇。传奇文学建立了相当完整的短篇小说的形式。故事的结构，人物形象的塑造，细节的描绘，语言的精巧，都取得了成就。小说内容，由过去的言神志怪，扩展到人情世态的社会生活，于是小说由此开拓，在文学领域中，开始取得了地位。更重要的是作者态度的改变。到了唐朝，文人才有意识地写作小说，把它作为一种文学的新兴体裁。
    !
    不象以前那样，小说多出于方士教徒之手，作为辅教传道之书，或出于贵族官僚，作为酒后茶余之助。唐代传奇的作者，如沈既济、蒋防、李公佐、元稹：陈鸿、白行简、牛僧福、袁郊、沈亚之、裴铘、段成式诸人，都是当时的知名之士。唐朝小说的兴盛，对于六朝小说固然有所因革，更重要的是有赖于唐代商业经济的发达和城市生活的社会基础。因此，在唐人的作品里，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封建市民的生活和思想感情。鲁迅很重视唐人小说的成就，曾编选过一本《唐宋传奇集》，共八卷，以唐人作品为主。选择谨严，校勘精细，是研究唐人小说的重要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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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敦煌文学中国过去学术文献上的发现，比较著名的是汉代的孔壁遗文，晋代的汲冢竹书，以及近代发现的西睡汉简和殷墟甲骨。但数量最多、在文化上具有多方面价值的，是敦煌文献的发现。敦煌处于甘肃的西陲，从汉至唐，成为东西交通的要地。印度的佛教，就是以敦煌作为一个前哨站，再传入到中国各地的。因此前人称敦煌为“佛教圣地”。从四世纪下半期开始，就有和尚在那里开凿佛洞，塑造佛像，给信徒们来到这里瞻仰朝拜。后来除了和尚以外，其他如当地的统治者、富商巨贾以及各阶层的佛徒，都在那里修建大小不同的佛洞。规模最大的是莫高窟。到了唐朝，莫高窟已经凿有一千多个石洞，所以又名千佛洞。洞中多有佛像，四壁装饰着雕塑或绘画。塑像之精，壁画之美，早已惊动世界，显
    示出劳动人民的高度智慧和优秀艺术。大约在宋朝景祐年间（一O三四一一○三八），西
    夏费族集团占领敦煌时，莫高窟的僧徒在逃难之前，将大量经卷、文书及其他艺术文物，封闭在一个大石洞的复室里，外面不露形迹。就这样，莫高窟的艺术宝库，在黑暗的洞室里，安睡了将近九百年。到清朝光绪二十五年（一八九九），一说三十六年，才被一个姓王的道士偶然发现。以后陆续被许多帝国主义者的文化特务，盗卖出興，运往伦敦、巴黎，还有少
    !
    数落在私人手中，瑕后运到北京的，只是一些残破的经卷，其中精品大都到国外去了。这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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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帝国主义者掠夺中国文化遗产的严重罪行，是当时清朝政府和军阀政权黑暗腐败统治的结果。
    敦煌石室的文物，除大蛩的壁画、塑像以外，尚有两万卷以上的写本，其年代是从北魏到宋初，主要是唐代的。其内容非常丰富，除大壁的佛教经典以外，还有不少涉及到历史、地理、经济、语言、文艺、医药等等方面的材料。近代不少中外学者，从事这方面的专门研究，称为“敦煌学”。、
    在敦煌石室中，发现了大選的民间文艺作品，在唐代文学的研究上，提供了重要的资料。
    一、讲唱文学的通俗作品。形式为讲唱结合，韵散合用，也有以讲为主，或以唱为主的。内容有不少是敷衍历史故事和民间故事，如伍子胥、秋胡一类的题材。也有讲述现实内容的，如张义潮的起义，数量最多的是宣传佛教。过去把这些作品，一律称为变文，并把它的来源归之于印度，现在看来都是错误的。根据作品的分析，其中有讲史、小说、讲经三部分。据孟元老《东京梦华录》：灌园耐得翁《都城纪胜》、吴自牧《梦粱录》和周密《武林旧事》诸书所载，宋朝的说话，主要是讲史、小说和讲经三科。看了敦煌的讲唱作品，知道这
    三科并非起于宋代，而在唐朝，已经流行于寺庙和市场了。所谓“说话”，在唐玄宗时期已
    经就有了。
    这些作品的语言，无论散文、骈体，都很通俗。有些作品，白话的倾向较为浓厚。可知地主阶级的文人学士正在用文言文写作传奇的时候，民间小说已经在试用白话，这在小说语言上具有重要意义。到了宋代的话本，白话那样纯熟，可见并不是突然发生的现象，而是在唐代讲唱作品的基础上发展提高的。
    二、民间词。词体的产生，萌芽于六朝，但只是个别现象。到了唐朝，由于音乐起了很大的变化，长短句的词在民间兴盛起来。再由民间传入官廷，为伶工、歌伎所演唱，于是文人也开始创作。过去研究唐词，只能根据《花间集》、《尊前集》和《全唐诗》中的文人作品进行分析，往往感到材料不足。在敦煌石室中，发现了一百多首民间词，有小令，也有长调，内容广泛，在唐词研究上，起了很大作用。
    三、其他通俗作品。除上述以外，还发现不少的民间歌赋。如《叹五更》、《十二时》、《百岁篇》等俚调小曲，都由联章组成。主要内容为宜传佛教，也有抒写闺褙，也有劝学的。其中有些片段，也反映出社会上贫富不均的现象。如《十二时》中云：“使府君，食香糗。须念樵农住山麓。.捍劳忍苦自耕耘，美饭不曾沾一口。”阶级矛盾，反映鲜明。形式都为三言两句，七言三句，一定是当时的唱本。
    除这些小曲以外，还有一些通俗的赋和杂文。如《韩朋赋》、《燕子赋》、《孔子项托相问书》、《茶酒论》、《下女夫词》等等，其中少数，可能也属于讲唱作品范圃。.《孔子项托相问书》，表现了儿童反孔的精神和智藏以及孔子的横暴，《韩朋赋》表现了在争取婚姻自由问题上对封建残暴统治者的反抗。
    唐代的戏曲，比起南北朝来，也有了发展。但成就不高，等到论宋元戏曲时再来补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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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唐代文化的特征及其交流
    在当时的世界上，唐朝是一个具有高度文化水平的国家。唐朝文化的主要特征是：富有民族的自信力和创造精神，反映出爱国主义的本质。·鲁迅对于汉、唐两代的文化，非常尊重，一提起汉、唐壁画的优美艺术，就表示神往之感。“遥想汉人多少闳放，…唐人也还不算弱。…汉唐虽然也有边患，但魄力究竟雄大，人民具有不至于为异族奴隶的自信心，或者竟毫未想到，凡取用外来事物的时候，就如将彼俘来一样，自由驱使，绝不介怀。”(《看镜有感)这说得多么精辟，多么深刻。唐代文化艺术的雄大魄力，表现在诗歌、绘画、乐舞、书法、雕塑各个方面。从文学方面来说，唐代诗人的优秀作品，唱出了唐代文化刚健雄放的歌声。“感时思报国，拔剑起蒿莱”（陈子昂·《感遇）；“过江哲流水，志在浦中原”（李白·《南奔书怀；“黄沙百战穿金甲，不斩楼兰终不还”（王甚龄·《从军行）；“不眠忧战伐，无力正乾坤”（杜甫·《宿江边阁），“少时陈力希公侯，许国不复为身谋”（柳宗元·《冉溪）；“男儿何不带吴钩，收取关山五十州”（李贺·《南园），“遗民肠断在谅州，将卒相看无意收”(白居易·《西凉伎)在这些诗句里，显示出诗人们关心政治、热爱祖国的深厚感情，体现出如鲁迅所说的“人民具有不至于为异族奴隶的自信心”。“黄河落天走东海，万里写入胸怀间”（李白·赠斐十四)，“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主之涣·《鸿鹃楼）；“时来整六翻，一举凌苍穹”（岑多·《北庭贻宗学士道别）；“遥望齐州九点烟，一泓海水杯中泻”（李贺·《梦天），“披霄抉汉出沆漭，瞥裂左右遗星晨”（柳宗元·行路难），“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方木春”（刘禹锡·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永忆江湖归白发，欲回天地入扁舟”（李商隐··《安定城搂)。在这些雄大魄力、广阔意境的诗句中，反映出鲜明的诗人形象。
    对待外来的事物，唐代艺术家采取了消化、营养的态度，而终归于民族的独创风格。这在绘画和乐舞方面，裘现得尤为显著。例如，有名的敦煌壁画，是受有印度艺术的影响的。如用色彩深浅晕染来表现物体立体惑的“凹凸法”又名“晕染法”，当时是称为天竺法的。唐代以前的作品，器拟的痕迹鲜明，到了唐代的画家，把外来的手法融化于传统的线条之中，裴现出他们对待外来文化没有奴颜媚骨的态度，而是以主人身份来对待的。其特征在于能够批判消化，有所取舍，吸收它们的长迹，排除那些不合于我们芪族传统的东西，进行再创造和发展，开创出唐朝一代的新画风。乐舞方面的例子，多不胜举。有名的《秦王被阵乐》可以说是这方面的典型。它是在清乐的基础上，吸收其他少数民族苦乐的成份，以讨刘武周叛乱为主题，创造成为一部具有民族风格的大型歌舞曲。后起的《霓装剪衣曲》也有类似的特色。就在佛教方面，也显示出这样的情况。禅学南宗并不是印度运来的祥货，而是中国和尚自制的适合于士犬夫口味的土产。南宗的信徒们废去了天竺的苦修戒律，一面饮酒食肉，一面参禅顿悟。封建士大夫，无不拍手叫好。唐朝出现了那么多的诗僧、茶酒僧、书画僧，大都属于南宗。唐代诗人和佛徒交游唱和的，也都是这些南宗朋友。这是大家都知道的。
    文学方面也有相同的情况，利用外来的乐调，创造出许多优美的曲词，如李白的《菩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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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蛮》，无论内容形式，都表现了民族艺术的风格。更为显著的是：敦煌石室中发现的民间讲唱作品，不能说一点也没有蒙受佛教文学的影响，但决不是外来文学的鞋拟，而主要是在民族传统的土壤上，是在民间艺人的创作上，形成自己的传统，终于演变成为话本小说、章回小说、诸宫调、宝卷、弹词等等的民族文学形式。正如鲁迅所觉得的：“那时我们的祖先们，对于自已的文化抱有极坚强的把握，决不轻易动摇他们的自信力，同时对于别系的文化抱有恢廓的胸襟与极精严的抉择，决不轻易的崇拜或轻易地睡弃”。（孙伏园·婚迅先生
    二三事)这确实说明了唐代文化的精神及其特色。
    唐代在文化交流方面，对于兄弟民族，对于邻邦，都发生很大影响。就在文学方面，也留下了难忘的回忆。现在为了篇幅的限制，只能举出极少数的例子。
    解放后，我国的考古工作者，在新疆各地发现了许多珍贵的历史文物。其中如吐鲁番唐墓中出土的卜天寿手抄的《论语郑氏注》，和婼羌县发现的坎曼尔诗签，都是重要的文献。《论语》虽是儒家经典，但在封建社会里，是地主阶级子弟必读的教科书。卜天寿只有
    十二岁，是汉人还是兄弟民族，无从断定，但他生活在新驱是无疑的。他在幼年时期，就在学习《论语》，这充分证明当时的新疆的教育制度，同中原内地基本相同。再如坎曼尔，肯定是维吾尔族人。
    ·坎曼尔诗签为两页，甲页写其自作诗三首，乙页抄录白居易的《卖炭翁》诗一首。其自作诗第一首云：
    古来汉人为吾师，为人学字不倦疲。吾祖学字十余裁，吾父学字十二载，今吾学之十三载。李、杜诗坛吾欣赏，迄今皆通习为之。（忆学字）
    坎曼尔祖孙三代，都努力学习汉文，自称以“汉人为师”，裘示民族感情的深厚。并且特别欣赏李白、杜甫、白居易的作品，显示出他对诗歌认识的眼力，同时也反映出这些诗人在兄弟民族中的声望。从这些作品和许多其他发现的文献来看，说明唐代的军事、民事的政权机关，在新疆广大区域，都在有效地行使职权，文化方面，更是深入民间。由此可以证明，新驱自古以来，就是我国不可分割的领土。
    在唐代，兄弟民族有不少人在政府中担任重要官职。艺术方面更是人才辈出。如画家尉迟乙僧、康萨陁，音乐家裴神符、白明达、尉迟背、曹普才、曹刚、安方善、米路荣等等，都在当时享有盛名。他们或出于阅，或出龟兹，或出疏勒，都是我们的兄弟民族。有的出于“昭武九姓，但他们早已移居内地，完全汉化了。由于他们的卓越的艺术成就，对于唐代文化作出了贡献。他们得到当时诗人的赞赏，并以此为题材，创造出许多出色的诗篇。李颀《听安万善吹露篥歌》、刘禹锡《与歌者米嘉荣》、李绅《悲善才》、白居易《听曹刚琵琶兼示重莲》、薛能《听曹刚弹琵琶》等等，都是这类作品。在唐人诗中，我们还可以看到无数的这种例子。这些诗，不仅是赞赏他们的艺术，还显示出汉族人民同兄弟民族人民之间的发情。
    在唐代，国外的使节、留学生、憎徒以及商贾，来往中国，络绎不绝。…在唐代文学史上发生较为密切关系的是日本。中日两国人民之闻的交往，传说起于秦始皇时期，但据《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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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汉书》记载，是始于汉武帝、光武帝年间，也已经两千年了。到了唐朝，中日的文化交流和商业贸易，得到很大的发展。日本在这一时期，前后十多次派“避唐使”入唐，许多留学生、学问僧、请益僧都随“遣唐使”来到中国。他们短的在中国售了五、六年，长的住了几十年，还有少数人在唐政府中担任官职，也有的客死于唐。他们府于中日的文化交流，作出了贡献。现在从文学方面，作一点简略的介绍。
    首先要提到的是晁衡，一作朝衡，他原名阿部仲磨吕，于开元间入唐。后因爱慕中国，“易姓名日朝衡”。他在唐朝做过官，在中国住过五十多年。他精通汉文，后来把不少的中国文物传到日本。他在中国时，与诗人李白友善。后来他从扬州出发回国，海上遇风，飘至越南，传说他溺死了，李白作诗哭他。诗云：
    日本晁卿锌帝都，征帆一片绕篷壶。明月不归沉碧海，白云愁色满苍梧。
    一哭晁卿衡
    并
    笔力奔放，情意深厚，是李白哭友诗中的名作。在这些祷句里，反映出中日人民之间的深厚友谊。
    其次是空海，他是日本佛教真言宗的大师。他不单在日本佛教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即在日本文学艺术方面，也有深远影响。他在德宗时入唐，宪宗元和年间东归。他是日本平安朝输入唐代文化的代表人物。他精通汉语，善书法，所写的汉诗、汉文，文采斐然，有唐人风格。著有《文镜秘府论》，署名遍照金刚。此书不分卷，分天地东南西北六册，叙述自我国六朝至唐初关于诗歌体制和声韵对偶的理论。其序云：“沈侯（沈约）、刘善（刘善经）之后，王（王昌龄）、皎（皎然）、崔（崔融）、元（元兢）之前，盛谈四声，争吐病犯，黄卷溢箧，湘帙满车”。但是这些书，在我国大都失传，在《文镜秘府论》中，征引不少，成为研究中国诗歌声律学的参考书。
    最后，要提到的是圆仁。他于文宗开成年间入唐，走过中国许多地方，研究佛学和汉学。他归国时，带去诗、书和佛教经典五百八十多部。他著有《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其中有不少关于当时社会的资料。如关于唐代俗讲的记载，在研究唐代通俗文学方面，具有参考价值。·敦煌石室所发现的大量讲唱文学，其中不少与俗拼有关。圆仁当时亲自听过俗讲，关于这方面的记载，可说是第一手材料。我们在文学史中写到这一部分时，还得引用他的记录。…
    再如张德的《游仙窟》，自唐朝传到日本后，曾流行一时。《拙堂文话》云：“物语、草纸之作，在于汉文大行之后，则亦不能无所本焉。《枕草纸》其词多沿袭李义山《杂纂》，《伊势物语》如从《唐本事诗》、《章台柳传》来者。《源氏物语》其体本南华寓言，其说闺情，盖从《汉武帝内传》、《飞燕外传》及唐人《长根歌》、《蜜小玉传》诸篇得来”。这说明唐代文学对于日本古代文学的影响。
    从上面的叙述看来，中日两国人民之间文化交流和友好往来，已有悠久的传统，唐时尤为密切。我们在今天，更应该继续和发扬这个传统，使中日两国人民，世世代代地友好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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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批判文学史上的尊儒反法思潮
    试论唐代古文运动
    上海牙膏厂青年工人郭成兰
    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上，唐代古文运动是一个重要的历史时期。·中唐以后，在论述古文运动时，“扬韩抑柳”的观点占统治地位。封建文人称韩愈“文起八代之度，而道济天下之湖”（苏轼：《潮州韩文公庙碑），把他推崇为“唐代文宗”。文化大革命以前的文学史研究，基本上沿袭了这个观点。今天我们以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为武器，揭露文学史上“扬韩抑柳”的真相，指明韩、柳文学思想、文学创作的区别及其对后世的影响，对于我们正确认识唐代古文运动，批判文学史上的尊儒反法思潮，很有意义。
    马克思主义研究文学现象的一个基本观点认为：“一切文化或文学艺术都是属于一定的阶级，属于一定的政治路线的”。一干多年来，反动儒家攻击柳宗元的主要原因，就是首先将他看成是二王（王叔文、王伾）政治改革集团、“永贞革新”政治路线的思想代表。“然儒家不满于子厚（柳宗元字子厚）者，以其失节于王叔文耳。”（刘谧：《三教平心论>卷下）他们竭力攻击柳宗元“陷叔文之党”（苏轼：续欧阳子朋党论），是“附小人以求进”（陈普：柳子厚功过)。这样，在分析唐代古文运动中韩、柳对立的时候，首先要对二王政治改革集团及其领导的“永贞革新”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和估价。
    唐代中叶，经过“安史之乱”的李唐王朝，陷入了藩镇割据、宦官专权的局面，社会危机进一步发展。为了打破藩镇、宦官、大地主集团的各种特权，反对割据，反对大土地兼并，代表中、小地主阶级经济利益和政治愿望的二王政治改革巢团，经过几年的努力，·终于在唐顺宗李诵永贞元年，发起了一场雷厉风行的政治革新运动。“永贞革新”所采取的一系列“改革积弊”的措施，都是企图“摄天下财赋兵力而归之朝廷”，以加强中央政权，而“内抑宦官，外制方镇”（王鸣盛：《十七史商椎卷七十四）。韩愈说：在“永贞革新”时，“元臣故老不敢语，昼卧涕泣何汛澜。董贤三公谁复惜，侯景九锡行可叹。”(<永贞行>)韩愈这话，原本是为“元臣故老”鸣冤叫屈，反对“永贞革新”的，然而，却从反面证明了“永贞革新”是一个进步的政治运动，它沉重地打击了藩镇、宦官、大地主集团的利益，压抑了他们的倒退和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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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裂活动。
    在这场尖锐的政治斗争中，韩、柳截然对立。还在唐德宗贞元末年，韩愈因为散布攻击革新派人士的流言蜚语，坚持大地主阶级顽固派的立场，曾遵到王叔文的排斥，被贬阳山。当时，“同官尽才俊，偏善柳（宗元）与刘（禹锡）。”“生平企仁义，所学皆孔周”（寄三学士)的韩愈，是十分孤立的。他在政治上依附俱文珍宦官集团，他的《送汴州监军俱文珍序》，不啻是一张政治卖身契。他污蔑王叔文等革新派人士上台执政，是“小人乘时偷国柄”(《永贞行>)。“永贞革新”失败后，韩愈立即上表庆贺，把大地主、大军阀、大官僚和宦官集团对革新派人士的残酷迫害，说成是“诛流奸臣”（元和圣德诗），拍手称快。他撰写的《顺宗实录》五卷，攻击“永贞革新”是“惟其所欲，木拘程度”，为后来的封建史家和孔孟之徒议论“永贞革新”定了基调。对柳宗元参加“永贞革新”，韩愈则指斥他不能“自持其身”，“不自费重顾籍”（柳子厚基志铭）。正是联系到“永贞革新”，历代儒家在论及柳宗元的古文成就时，才取贬斥的态度。“夫文章之见重于世，以其人也。…柳子厚、王安石文非不美也，或因是而皆之，由其所行悖焉耳。”（李时勉：《东里续集·序）这种论调，在“扬韩抑柳”派中是有代表性的。所以，北宋欧阳修论文，“亦不屑称韩、柳，而称韩、李，李指李翻云。”（黄震：《黄氏日钞》卷六十二)明人何孟春则主张韩李、柳刘分称，认为这样“方是文章类聚，人品群分”(《余冬叙录卷闰一)。
    二王政治改革集团坚持统一，坚持中央集权，在历史上有着进步意义。柳宗元积极参加“永贞革新”的政治实践，成为二王政治改革集团的重要骨干。早在青年时期，柳宗元就不满时政，立志从事改革现状、有补于世的“远大者”（©上崔大卿）的斗争。出于共同的政治理想，柳宗元一见王叔文，就倾心相慕，赞扬王叔文“坚明直亮，有文武之用”（王侍郎母刘氏志)。“永贞革新”失败后，柳宗元仍未改变对王叔文的敬仰之心。而王叔文于革新派人士中，也“尤奇待宗元”（旧唐书·柳宗元传）。在“永贞革新”的过程中，柳宗元“性又倨野，不能摧折”(《与裴埙书>)，所作所为“很忤贵近”(《备许京兆孟容书)，确具有一定的斗争性和原则性。因此，鄯败后，他被诬为“罪状最甚”者，被贬永州。永州十年，柳宗元“与囚徒为朋，行则若带堡索，处则若关桎楷”(《答周君巢书)，加之反动儒生的肆意毁谤，以至他“长为孤囚，不能自明”(《与顾十郎书)。但这一切并没有摧毁柳宗元的斗志，他豪迈地宣布：“虽万受摈弃，不更乎其内”（答周君巢书），勇敢地坚持自己的进步立场。北宋著名的法家王安石，称颂柳京元是“天下之奇材”，“能自强以求别于后世”（心读柳宗元传），给他以很高的评价。
    “永贞革新”的失败，并不意妹着斗争的结束。安史乱后，随着佛教的盛行，寺院经济的发展，·儒学的地位和世俗大地主的政治经济利益都受到极大的威胁。僧侣地主和世俗大地主在政治、经济上的矛盾的不断激化，打破了思想文化界隔、道、释三教鼎立的局面，引起三教之闻互争高低的辩论。二主政治改革集团登上政治舞台，以及“永贞革新”的发起，改变了当时思想文化界三教辩论的现象，使之成为主要是复古和革新之间的懈法论争。柳宗元所谓“近世之膏理道者众矣”（心与吕温书），点明了思想文化界激烈的儒法斗争，芷是“求贞革新”时两条政治路线斗争的继续和深入。在这场斗争中，韩愈“抵排异端，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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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斥佛老”(《进学解)，代表大地主阶级的利益，打出了尊孔复古的旗帜。而柳宗元则自党地从政治领域转入思想文化阵地，同以韩愈为首的尊孔复古派进行激烈的斗争。唐代中叶的这场儒法斗争，涉及到思想文化的各个方面，而古文运动，测集中地概括了韩、柳在文学领域里的对立和斗争。今天，我们只有把古文运动放在“永贞革新”前前后后的政治背景下去分析，把它看成是当时儒法斗争的一个重要方面去研究，才能把文学史上“扬韩抑柳”的公案翻过来，进而对古文运动作出科学的评价。
    二
    “永贞革新”的失败，是柳宗元生活的一个转折点：一方面，结束了他的政治革新实践，另一方面，却促进了他在思想文化上的发展。柳宗元在贬到永州后写给期友的信中说：“仆近亦好作文，与在京时颇异。”(<与王参元书)指的就是这个转变。柳宗元相信，“永贞革新”虽然失败了，但它的原则是正确的，他要用自已的笔，将这场斗争记录下来，以求得历史的裁决。（答吴武陵书：“然而辅时及物之道，不可陈于今，则宜垂于后。”）正是被这样一个坚定的信念所激励，永州十年，才成为柳宗元一生中写作生活最为丰富的时期。
    从柳宗元的这个转变中我们可以看到：他为文不是从僵死的孔教教义出发，而是从一定的社会现实出发，为进步的政治路线服务。柳宗元积极倡导、从事古文创作，他的一系列战斗檄文，都是为了反击尊孔复古逆流，和当时的儒法斗争紧密相连。这一点，我们还可以从他所继承的文学传统中得到印证。
    柳宗元说：“…殷周之前，其文简而野；魏晋以降，则荡而糜，得其中者汉氏。汉氏之东，则既衰矣。”(《柳宗直西汉文类序)柳宗元既反对“简而野”的儒家古代经籍，同时，也反对魏晋以来“荡而糜”的骈俪文，他所推崇的，是西汉时期的散文。柳宗元所说的西议，大抵是指文帝以后，武帝之前，即西汉的中、前期。这其间的散文家中，他又首推贾谊，主张为文当“明如贾谊”(《与杨京兆凭书)。
    柳宗元推崇西汉散文，决非偶然。汉王朝建立后的中、前期，复辟和饭复辟的斗争十分尖锐，统治阶级面临的几个社会问题，儒法斗争的几个焦点，都和中唐时期相似。当时的
    一些著名的散文家，如贾谊、晁错等，又都是身居斗争前列的法家人物。他们的身世遵遇，他们宜扬法家的进步思想和政治主张的散文，都引起柳宗元的共鸣，使他在认识现实斗争时受到有益的启示。柳宗元说：在这些法家人物的散文中，“成败兴环之说大备，无不芭也。”(@柳宗直西汉文类序)讲清了他推崇西汉散文的目的。因此，柳宗元在探讨现实的“成败兴环”时，就很重视西汉时期的历史经验和教训，注意吸收西汉法家的进步思想和政治主张。他的著名的《封建论》，在论述郡县制、分封制优劣时，就以极大的篇幅讨论西汉时期的历史经验和教训，指出了法家的进步思想和政治主张，对巩固新生的地主阶级政权，推动社会进步的重要性。
    应该强调指出的是，生活在唐朝前期的陈子昂，在“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陈子昂：登幽州台歌)的境况下，起来反对“采丽竞繁，而兴寄都绝”的“逶迤颓糜”的齐梁诗风，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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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诗歌创作要有“汉魏风骨”（陈子昂：《与东方左史虬修竹篇序）即拢崇曹操法治路线指导下的建安文学，给柳宗元以重大的影响，直接成为柳宗元倡导古文运动的先驱。柳宗元认为，唐代开国以来，能在诗文创作上都有益于世的，只有陈承昂一人而已。（杨评$文集后序：“唐兴以来，称是选而不怍者，梓潼陈拾进。”)高度评价了陈子昂文学革新的功缋。
    古文，北宋以后又叫散文，是不同于骈体文的一种单行散体文。就儒家而言，古文一词，不仅在形式上是指构成六经的古体散文，而且也指一定的思想内容，宋人柳开更是赋予古文以一定的实践意义：“同古人之行事，是所谓古文也”（应责）。韩愈在表白他为什么写作古文时说：“愈之为古文，岂独取其句读不类于今者耶？思古人而不得见，学古道则欲通其辞，通其辞者，本志乎古道者也。”(《题欧阳生哀辞后)很清楚，韩愈从事古文创作，基本宗旨乃在尊孔复古，所谓“通辞”即文体上的改变，只是“学古道”的手段。
    在东汉末年农民战争的打击下，反动儒学一时声名狼藉。曹操、诸葛亮、孙权在这个基础上，在不同程度上为统一分裂状态的中国做出了贡献，使三国成为主要是法家路线胜利的历史时期。曹操死后，曹丕以老庄之学为理论基础，推有了一条所谓“无为而治”的政治路线，首先向门阀士族让步，以取得他们的支持，背叛了曹操抑制兼并、打击豪强的法家路线。同时，曹丕又开始吹捧孔老二是“命世之大圣，亿载之师表”，唱起尊孔复古的老调子来。'这样，就为风行魏晋三百多年的玄学，创造了政治条作。.所谓玄学，就是儒道合一，用道家的天道自然说来解释儒家的三纲五常。它反映了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大庄园经济，维护门阀士族大地主的各种特权。思想界的玄学之风，必然要影响到文学领域。一批宫庭文人、帮闲文人密集在宫庭、豪门周围，竞艳争奇，图名夺宠。在思想内容上，他们将玄学家“天地方物，皆以无为本”（晋书·王衍传）的“贵无说”，表现为专事月露风云在形式上，他们“竞一韵之奇，争一字之功”（隋书·李锷传），使文学日益走上浮艳淫靡的道路，僵化为四六言拘对的骈文，成为统治阶级、贵族豪门荒淫腐朽的糜烂生活的点缀。
    魏晋以来，韩愈之前，要求恢复儒家正宗地位的大有人在。：早在梁代，著名的文学批评家刘勰就提出作文要“明道宗经”，主张“论文必征于圣，窥圣必宗于经”（文心雕龙·征圣篇)。颜之推则认为：为文“宜以古之制裁为本，今之辞调为末”（颜氏家训》第九《文章篇）。号称“隋末大儒”的王通，更是一口骂尽南朝作家：“言文而不及理，是天下无文也”。他提倡作文当“上明三纲，下达五常”。有人和他谈论“四声入病”他视为“末流”(《中说·天地篇)，干脆来个问而不答。到唐代，萧颖士、李华、独孤及、柳冕诸人，也都在韩愈之前，鼓吹尊孔复古。柳冕特别强调“尊经术，卑文士”（谢杜相公论房杜二相书），无论是内容还是形式，他都要求贯圣人之道学圣人之文：“夫文章本于教化，发于情性。，本于教化，尧舜之道也，发于情性，圣人之言也。”(<答徐州张尚书论文武书>)
    以上这些论调，代表着儒家的正统文学观。它们虽然产生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但却有
    一个共同点，即都强调文章应“以三帝二王为根本，以六经四数为宗师”（姚炫：唐文粹·序)。韩愈说：“读书以为学，缵言以为文，非以夸多而斗靡也盖学所以为道，文所以为理也。”（送陈秀才彤序）这就表明，韩愈从事古文创作，正是对秉儒家道统文学理论的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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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综上所述，柳宗元、韩@从事古文创作的基本出发点截然相反，他们所继承的文学传统、文学思想也不一样，从而使他们成为唐代古文运动中两条不同的创作路线的代表人吻。这样，在古文运动涉及的根本问题上，在古文创作的实践中，他们都产生了尖锐的分歧和斗争。
    ·
    三
    在唐代古文运动中，韩愈柳宗元分别提出自己的纲领性口号：“文以载道”和“文以明道”。因此，我们在分析唐代古文运动中的两车对垒，研究韩、柳古文创作的区别时，首先得从这个核心问题一“道”主着手。
    韩愈说：“斯吾所谓道也，非向所谓老与佛之道也。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搁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矣。”（✉原道）这就是儒学发展吏上道统说的由来。所谓“轲之死不得其传矣”，韩愈俨然以孔孟道统的继承者自居。柳宗元则赋予“道”以不同于孔孟之道的概念，他是“以辅时及物为道”，讲具体一些，即：“利手人，备于事，如斯而已矣。”(《时令论》上)这无疑是指注重实践，主张革新，坚持进步的法家思想。举例来说，李唐王朝是怎样建立的？韩愈答：“唐受天命为天子”（送殿员外序少）。柳宗元狠批了这种唯心论的“天命”论，把自董仲舒以来的“君权神授”论，斥为“其言类淫巫簪史，诳乱后代”。柳宗元认为：“唐家正德受命于生人之意”，“是故受命不于天于其人”(《贞符)。当然，柳宗元的答案也不是科学的。但是，他“不引天以为高”，较注意从国势民情的变化中来观察社会的变迁和发展，能够审时度势，提出革新主张，具有明显的进步意义，从而和儒家的“天命”论划清了思想界限。欧阳修在论到韩、柳时，说他们“为道不同，犹夷夏也”。他激烈反对论文以韩、柳并举，认为：“柳岂韩之徒哉，真韩门之罪人也！”(<唐柳宗元般舟和尚碑)欧阳修是信奉孔老二“正统”说的，他站在锯家的立场上，道出了历史的真相，表明了韩、柳在古文运动的核心问题一“道”上的原则对立。杀·
    所谓“文以载道”，就是约六经之旨以成文”（方苞：《答申谦君书），做到“吐辞为经”（韩愈：心进学解>)。韩愈以自己的古文创作实践，给“文以载道”说进行具体的规范。他说：对于孔学，·“孟子不能救之于未亡之前，而韩愈乃欲全之于已坏之后。”如果孔学宙他而“粗传”，他“虽灭死万万无根”（✉与孟尚书书）。韩愈撰写大量古文的目的，就是要完成孔学的这一“救亡”工作。他的古文代表作《原道》、《原性》、《禹问》、《杂说》等，系统地、全面地复述孔孟之道，鼓吹“天命”论，攻击秦始皇废分封、行那县，以致“传二世而天下倾”(《杂说)，用以反对“永贞革新”，开历史的倒车。他要求改革形式僵化的骈文，目的无非是更便于宣扬孔孟之道罢了。李翱在评论韩愈及其古文创作时说，“我友韩愈非兹世之文，古之文也，非兹世之人，古之人也。”(《与陆惨书)真可谓一针见血，入木三分！李翻意在尊韩，但如“正面文章反面读”，这不恰恰是说韩愈乃是一具历史僵尸吗？资产阶级革命家章炳麟指出：“夫李翻、韩愈，局促儒言之间，未館自逐。”（国故论衡·论式>）对“文以载道”说提出尖锐而
    9.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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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正确的批评。
    韩愈鼓吹“文以载道”，进行尊孔复古的古文创作，成为魏晋玄学向宋明理学的过渡。所以，他才受到中唐以后大地主阶级的赞赏，受到历代儒家的推崇。北宋以后，《尊韩》一类文章盛行一时。儒家吹捧韩愈说：“孔子为圣人之至，…吏部（韩愈官至吏部侍郎）为贤人之至。”他们感叹：“不知更几千万亿年，复有孔子，不知更几千百数年，复有吏部。”（石介：《尊韩)宋明道学家则认为：“汉西都文章最盛，至有唐为尤盛。然其发挥义理，有补世教者，董仲舒氏、韩愈氏而止耳。”（真德秀：心跋彭忠肃文集）所谓“义理”，是道学家语，指的孔孟之道，“有补世教者”，有补于大地主阶级专政之谓也。至清代，桐城派师法韩文，提出所谓的古文“义法”说，鼓吹“求《六经》、《语》《孟》之旨而得其所归，躬蹈仁义，自勉于忠孝，则立德立功以仰答我皇上爱育人材之至意”（方苞：《古文约选>序）。几百年来，这种古文“义法”说，残酷地扼杀进步思想，将文章引向“八股文”的绝路。'直到“五四”时代，“文以载道”说仍然是封建统治阶级对抗新文化的思想武器，为衰亡着的封建统治服务。
    与此相反，柳宗元论文不以六经为依归，他对儒家经籍，持批判的态度。魏晋以来，《周易》被捧为“六经之首”，而柳宗元则告诫别人阅读时注意，“有不可者而后革之”(《与刘禹锡论易书)。到唐代中叶，儒家另一部重要著作《国语》也风行起来，“伏膺肿吟者，至比
    六经。”（与吕温书）《国语》的走运，和当时的儒法斗争有着密切的关系，它实际上成为儒家要求复古倒退的思想武器。柳宗元专门写了《非国语》六十七篇，深刻地批判了《国语》宣扬的“礼治”思想以及唯心论的“天命”论，狠狠地鞭挞了泥古而不能自拔的儒生。柳宗元针对韩愈“行之乎仁义之途，游之乎诗书之源”（答李翊书）的叫嚣，坚决反对以孔孟之道来禁锢古文创作。他指出：“吾虽少为文，不能自雕斫，引笔行墨，快意累累，意尽便止，亦何所师法。立言状物，未尝求过人。”（✉复杜温夫书）这和韩愈学道、为文从“六经诸子入”，是一个鲜明的对立。·
    应该指出，柳宗元为文，主张“快意累累，意尽便止，亦何所师法”，并不是信笔鸦涂，言之无物，而是首先要求冲破孔孟之道的条条框框，使作品具有深厚的现实基础。他认为，如果只注意文体而不注重内容上的革新，就等于用“文锦覆陷阱”，是“弃大而录小，贱本而贵末”(《与杨诲之第二书》)，只有那些“拘儒簪生”、即死抱着儒家之道不放的瞎子才这么干。柳宗元特别强调诗文创作都要做到“导扬讽喻”、“辞令褒贬”，即使作品具有一定的政治倾向，从而发挥“备于用”、“辅时及物”的战斗效用。他的《封建论》《六逆论》、《非国语》、《天说》等一系列战斗檄文，首先将批判的锋芒指向孔孟之道。这不仅在当时为推行；捍卫“永贞革新”的政治路线服务，且对后世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引起了历代儒家的诋毁和攻击。以《非国语》为例，北宋以后，就不断有人以“非非国语”为题撰文进行反扑。明代道学家说：《非国语》宜扬的唯物论思想“肆情乱道甚矣”，“是天变不足畏之所从出也”（黄瑜：非非国语。因此，尽管柳宗元“自述为文皆取原于六经”，儒家却指出他“承用诸经字义尚有未当者”。在他们看来，柳宗元引经据典，至多不过是“特用为采色声音之助尔”（方苞：《书柳文后）。事实上，柳宗元并没有完全摆脱孔孟之道的羁绊。但这种说法，却展示了柳宗元强烈的反孔倾向，表明了儒法斗争的不可调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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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柳宗元的进步的文学思想是同他重“势”的历史观分不开的。柳宗元说：“文章之形状，古今特异”(《与吕恭书)。他看到了文字、文学的历史发展。这种注意变化、重视发展的历史观，堵塞了儒家在文学领城里复古倒退的邪路，对文学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明代后期，文坛上标举“文必秦汉，诗必唐宋”的复古派猖獗一时。深受著名法家李贽影响的公安派，对复古派的种种谬论予以批驳。他们认为：“世道既变，文亦因之，今之不必嘉古者也，亦势也。”（袁宏道：《雪涛阁集序）李贽更批得痛快：“诗何必古选，文何必先秦”，指出：《六经》、《语》、《孟》断不可“以为万世之至论”，它们“乃道学之口实，假人之渊薮”（童心说)1给予尊孔复古派以沉重打击，使我们看到柳宗元进步的文学思想的深远意义。柳宗元在中国文学史上的一个重要建树，就是将文体散文化的革新成就，应用于寓言文学的创作实践。他把古代文章中设譬举例的寓言片断，敷演成为完整的寓言短篇。柳宗元的寓言创作，能针砭现实，有强烈的感情色彩。在他的笔下，反动派是以“腹蛇”、“羸驴”、“尸虫”等凶残、无能、阴险形象出现的，题目则往往直书“憎”、“骂”。元代儒家攻击柳宗元“恶语多而和气少”（王若虚：《滹南遗志集》卷三十五），可见柳宗元的寓言创作确具有巨大的战斗威力古唐末的罗隐、皮日休、陆龟蒙，继承了柳宗元寓言创作的战斗传统，使自己的小品文直接成为黄巢农民大起义的先声，被鲁迅赞为“一榻胡涂泥塘里的光彩和锋芒”（小品文的危机)。还在抗日战争时期，毛主席曾引用过著名的“黔之驴”这则寓言，预示抗日战争的战局变化，指出：“我们八路军新四军是孙行者和小老虎，是很有办法对付这个日本妖精或日本驴子的。”坚定了全党、全国人民的必胜信念，鼓舞我们去夺取新的胜利。今天，我们仍可从柳宗元的寓言中得到有益的启示，认识孔丘、林彪之流历史丑类的本质，戳穿他们搞分裂、搞阴谋、搞复辟的种种鬼蜮伎俩。
    马克思主义认为：“一切历史上的斗争，无论是在政治、宗教、哲学的领域中进行的，还是在任何其他意识形态领域中进行的，实际上只是各社会阶级的斗争或多或少明显的表现”。古文运动中以韩、柳为代表的两军对垒，正是“永贞革新”时两个政治集团、两条政治路线斗争的反映。自许“治韩文三十年，能解韩文”的“桐城余孽”林纾也说过：“学桐城者，必不近柳州。”(《畏庐三集·棋宜轩文集序)这就从韩、柳思想、文学创作的承前启后的历史联系上，暴露了他们之间的原则区别。
    确实，从整体来讲，唐代古文运动是对骈文及其淫靡文风的批判和否定，在这一点上，韩愈对文体散文化、民族语言的发展，有他客观上的贡献。魯迅指出：“同是不满于现状，但打破现状的手段却大不同，一是革新，一是复古。”韩、柳的共同点，是他们“同是不满于现状者”。但他们“打破现状的手段”、即信奉的政治路线却截然不同。从上面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到，真正从本质上反映唐代古文运动进步方向，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上产生积极影响的，是柳宗元的古文创作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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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汪
    漫谈看一点文学史
    徐舞熙
    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在杜会主义的整个历史时期，革命与反革命、复辟与反复辟、前进与倒退的斗争是决不会停止的。这一斗争也必然要度映到思想文化领域中来。我们必须学会在这一领域同资产阶级进行长期的、反复的、艰巨的斗争。对于马克思主义者来说，读一点文学作品，读一点文学史，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进行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曾经在他的光辉诗篇《沁园春·雪》里，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宏伟气魄，评论了历史上的剥削阶级的一些杰出的代表人物：“惜案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斯汗，只识弯弓射大雕”。象秦皇汉武这些新兴地主阶级的伟大代表，也不可能摆脱他们的历史局限性片面性。“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1无产阶级的革命战士，那就不但应该而且能够超越一切前人，做到能文能武。我们所说的“文”，包括思想、政治、文化艺术等各个方面。读一点小说和文学史，也是“文”的一个方面。有些人把小说当作“闲书”，其实世界上根本就不存在什么“闲书”。《红楼梦》是“闲书”吗？这部小说一问世，那些封建卫道者们，特别是那些腐儒就都“闲”不住了，查禁的、讨伐的、歪曲的、篡改的，忙了个不亦乐乎。什么道理？原来这部小说写的可不是什么“闺阁闲情”，而是阶级斗争，它也不是什么爱情小说，而是一部政治历史小说，是
    一部封建社会的形象的阶级斗争史。反动统治者及腐儒们嗅出了阶级斗争的气味，从中照见了自己的鬼蜮嘴脸和历史结局，就慌了神；可是无产阶毁和革命人民，却可以从这部封建社会的百科全书中，认识什么是封建社会，什么是封建阶级，什么是封建压迫和封建剥削。小说里描写的贾、史{王、薛四大家族，就是封建地主官僚贵族的生动典型。这四大家族的兴衰史，就是整个封建阶级、封建社会的兴衰史的艺术概括，从中我们可以了解到处于“末世”的封建社会的错综复杂的阶级关系、阶级矛盾和陈级斗争，包括上层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和斗争，了解封建社会腐朽的经济基础、上层建筑一从国家机器到意识形态，了解没落的封建阶级、封建制度如何在日益激化的矛盾和重重的危机中，一步步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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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面崩进。作者曹雪芹“按迹循踪”，深刻地描写了这一崩溃的过程，就有助于我们认识一切反动腐朽的阶级和社会制度必然灭亡的历史规律。作者所刻划的许许多多典型形象，诸如贾政、王熙凤、薜宝钗、贾雨村等等，也有助于我们认识反动阶级的阶级本质。一对地主阶级的叛逆者一贾宝玉、林黛玉的形象，也反映了没落时期的封建社会阶级分化的规律性现象。
    又如《水浒传》，是一部反映农民起义的长篇小说。尽管由于作者的阶级立场的限制，小说的思想倾向是只反贪官，不反皇帝，以至颂扬宋江的投降主义路线，但这部小说仍然有助于我们认识封建时代农民起义的长处、弱点及其失败的历史教训。这部小说之不是“闲书”，封建文人俞万春倒是很滹楚的，所以他不仅斥之日“海盗”，而且绞尽脑汁另写了一部《荡寇志》来抵消《水浒传》在民群众中的影响。腐儒们不是鼓吹“女不看《红楼》，男不看《水浒》”吗？他们正是害怕人群众利用这些小说来同反动统治阶级、同孔孟之道作斗争。文学作品是社会生活在作家头脑中反映的产物。鲁迅把文学称之为阶级的“感应的神经”、“攻守的手足”，就因为它反映社会生活，反映阶级斗争是极其敏锐的，是阶级斗争的有力武器。社会阶级关系的变动，某个阶级的产生、兴盛和灭亡，社会历史中革命与反革命、复辟与反复辟、前进与倒退的斗争，各种社会政治思潮的升降交替，以及在剧烈的阶级斗争中出现的各个阶级的各种代表人物，在文学作品中都会有所反映。当然，这种反映在过去时代的文艺作品中有着很大的局限性，往往是片面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歪曲的。即使是那些优秀的文艺作品由于它们的作者多半出身于剥削阶级，他们总是从他们的剥削阶级的世界观去反映时代生活的，因而这些作品不可避免地要打上深刻的阶级烙印，但是它们仍不失为一个时代的记录，对于我们了解过去时代的阶级关系和阶级斗争，'总结阶级斗争的历史经验，是不可缺少的材料。有些作品，如《封神演义》、《西游记》、《聊斋志异》等，表面上写的是神仙鬼怪，实际上都是现实社会的政治生活和阶级斗争的反映。《封神演义》反映的就是周朝奴隶主起来的一场大斗争。《聊斋志异》中如《促织》等小说，包含着多么鲜明的政治内容！·这些小说，只要我们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和阶级分析的方法，当作阶级斗争的历史去读，'我们就能够从中吸取阶级斗争的历史经验，来为现实的阶级斗争、路线斗争服务，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推进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服务。当然要真正读懂一部作品，不但要有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还要读一点历史，包括读一点文学史。要读懂一部作品，.就得追根湖源，把它放在它所由产生的时代的阶级关系之中，放在阶级斗争的历史演变之中来加以考察。为什么清朝乾隆中期会出现一部《红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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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梦》？我们只有联系封建社会末期政治、经济的演变，联系当时社会的阶级斗争、政治斗争，包括思想领域里的尊孔和反孔的斗争，才能找到答案。：
    文学发展的历史，是不可能孤立于社会的阶级斗争之外的。文学的历史也就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在有阶级对立的社会里，不可能有统一的文学运动。文学运动、文学创作、文学思潮，总是一分为二的。正如列宁所指出的：“每一种民族文化中，都有两种民族文化。”每个社会，总有压迫阶级与被压迫阶级的对立，总有革命与反革命，前进与倒退，复辟与反复辟的斗争。反映到文学领域里，就一定既有反映革命阶级或进步的社会力量的思想、愿望的进步文学，也有反映反革命阶级或反动腐朽的社会势力的利益的反动文学。读
    一点文学史，就有助于我们从一个方面了解阶级斗争的演变规律，了解历史上的反动统治阶级是如何利用文学来巩固其反动统治，而革命阶级又是如何用文学来进行反对剥削者和压迫者的斗争的。贯穿于我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的儒法斗争，同样贯穿于这两千多年的文学史。先秦时期诸子百家的散文，就是当时社会大变动时期的阶级斗争、特别是儒法斗争的产物。诗歌也是如此。读一读我国古代第一个大诗人屈原的长诗《离骚》，就可以感受到两千多年前的战国末期，新兴地主阶级对没落的奴隶主阶级之间的激烈斗争。在这首诗里，诗人屈原作为新兴地主阶级的政治代表，对楚国那些反动腐朽、卖国求荣的奴隶贵族进行了愤怒的揭露和批判，勾勒出他们的丑恶的嘴脸剖析了他们的卑劣的内心世界，同时塑造了一个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而百折不挠地进行奋斗，以至不惜以身殉之的新兴地主阶级的英雄形象。这首瑰丽的长诗虽然充满着浪漫主义的奇特的幻想，称古帝，访神女，乘玉虬，赴天门，上天入地，下海登山，其实这一片光怪陆离的神话世界所包含的，正是当时楚国两条政治路线斗争的现实内容。
    ·儒法斗争在秦汉以后的文学历史中，也表现得十分明显。'唐代的古文运动，就是一分为二的。它的两个主要代表人物韩愈和柳宗元，一个是儒家，二个是法家。虽然2他们都反对六朝骈文和柔靡浮艳的文风，但是他们所倡导和推行的政治路线、思想路线却是对立的。韩愈提倡古文，是为了复古，复文武周公孔子之“古”。他自己明确宣称：“愈之所志于古者，不椎其辞之好，好其道焉尔。”他所说的“道”，就是孔孟之道。柳宗元倡导古文，却是为了贯彻其法家路线，他的著名论文《封建论》，就是运用摔洒自如的散文形式来宣传法家的政治主张的范例。在宋代，王安石同司马光等人的对立，是大家所熟知的。所以过去文学史上通称的唐宋八大家，其实就是俪、法两家。散文是如此，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无系受到儒法斗争的影响。当然，文学发展历史有其自身的矛盾特殊性，它同政治上的儒。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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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斗争有区别，但又始终存在着密切的联系。原因就在于，“一切文化或文学艺术都是属于一定的阶级，属于一定的政治路线的。”所以读一点文学史，也有助于我们了解和总结儒
    法斗争的历史经验。
    在读一点代表性的古代的和近代的文学作品的同时，也要读一点文学史著作。魯迅的《汉文学史纲要》和《中国小说史略》，是迄今最好的两本文学史著作。在《汉文学史纲要》中，鲁迅总结了春秋战国和秦汉之际的文学历史，注意从儒法对立来观察文学历史的演变规律，处处闪耀着反孔的光芒。·《中国小说史略》则对我国各个历史时期的小说的源流演变和作家作品，作了详细的介绍和精辟的分析。在科学地总结我国文学发展历史方面，鲁迅是光辉的典范。
    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我们不但应当善于同资产阶级进行经济的、军事的斗争；而且应当善于同他们进行政治和思想文化的斗争，用马克思主义占领哲学、历史、教育、文学、艺术、法律等整个上层建筑领域。：所以搞经济工作军事工作的同志，要关心上层建筑领域的革命，读一点小说，读一点文学史，反之，搞上层建筑的同志，也要学一点军事，学会做一点实际工作。不这样，我们就不能适应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的要求。
    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从来就是把文艺问题作为无产阶级战胜资产阶级、马克思主义战胜修正主义的伟大政治斗争的重要一翼来予以重视的。早在一九四二年，在伟大的整风运动中，毛主席就亲自抓了文艺问题，发表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这一划时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文献，创造性地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文艺理论，为我们党制定了一条无产阶级的革命文艺路线。建国以来，毛主席在政治、思想战线亲自发动和领导的历次重大的斗争，从影片《武训传》、《清宫秘史》的批判到伟大的京刷革命以及革命样板戏的实践，直到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都是首先从文艺领域开始的。对古典文学领域，毛主席早在二十年前在《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中，就发出了批判胡适派唯心论的伟大战斗号令。文艺问题，从根本上说，就是政治问题。毛主席一再号召我们要关心上层建筑，要能文能武，提倡读一点历史，读一点小说，正是总结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从见固无产阶级专政，进行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防止资本主义复辟这一历史的高度，根据无产阶级在上层建筑各个领域实行全面专政这一伟大的战略目标提出来的。我们提得读一点小说和文学史的意义也正在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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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会主义生产中的相互关系（下）
    《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选载
    ·温
    第二节社会主义相互关系的矛盾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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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互关系的阶级性质
    社会主义社会的相互关系，同剥削阶级杜会中的相互关系有着质的区别，这是因为所有制不同了。但是，由于在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社会主义公有制也还有两种形式，杜会主义相互关系还不能不表现为阶级和阶级的关系，资产阶级法权在人们的相互关系方面还严重存在。那末，社会主义生产中人们的相互关系是怎样表现为阶级关系的呢？
    为着弄清楚我国社会主义生产中的阶级关系，有必要简单地追溯一下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的阶级关系的状况。
    在旧中国的经济基础上，产生了如下的阶级，即，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当时，这些阶级在生产中的地位和他们的相互关系是：掌握主要生产资料和反动国家机器的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同帝国主义相勾结，在社会生产中居于统治地位，穷凶极恶地剥削和压迫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也占有大量的生产资料，它在生产中一方面同帝国主义和地主、官僚资产阶级有联系，剥削、压迫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另一方面又受到地主、官僚资产阶级的损害。无产阶级和广大的贫苦农苠在社会生产中则处于完全无权的地位，受着帝国主义、封建势力和资产阶毁的
    三重压迫和剥削。
    “推翻旧的社会制度，建立新的社会制度，即社会主义制度，这是一场伟大的斗争，是社会制度和人的相互关系的一场大变动。”@当我国进入社会主义历史时期，基本上实现了对农业、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使生产资料社会主义公有制成为我们国家唯一的经济基础的时候，“全国各个阶级的相互关系都在起变化”②。地主阶级和
    ,
    ①②《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宜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毛泽东著作选读（甲种本），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366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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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官僚资产阶级早已被打倒了，他们在社会生产中已处于被统治和被改造的地位。民族资产阶级的私营企业被改造成为社会主义国营企业以后，他们占有的生产资料也转入劳动人民手中，因而失去了在企业中的统治地位，不得不接受工人阶级的教育和改造。农民和手工业者已由个体生产者转变为集体劳动者，同工人阶级一道成为社会主义经济的主人。工人阶级成为国家的领导阶级，掌握着社会主义经济命脉，在整个社会生产中处于领导地位。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原来的那些阶毁仍然存在，但在相互关系上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从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到刘少奇、林彪一类修正主义者，却散布一种论调说，当社会主义公有制成为国家唯一的经济基础以后，一切剥削阶级都消灭了。他们的理由是，剥削阶级之所以成为剥削阶级，是他们占有生产资料，一旦失去对生产资料的占有，剥削阶级也就不存在了。因而，包括人们的相互关系在内的生产关系就失去其阶级关系的性质：所谓人和人的相互关系，已纯粹是“同志、朋友和兄弟”的关系了。这种谬论是完全违反马克思主义和违反社会主义社会的现实的。
    在社会主义社会，剥削阶级虽然失去了生产资料，但是，作为阶级它还始终存在着。在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实现以后，阶级的存在，是同人们在社会主义改造以前所代表的经济关系，同人们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斗争中的政治立场，联系在一起的；特别是由于资亲阶级法权仍然存在，三大差别仍然存在，还会产生新的资产阶级分子，阶级的存在就更具有长期性。事实上，在土地改革和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实现以后，地主资产阶级依然存在，而且从工人、农民和党员中，也会不断地产生出新的资产阶级分子。列宁曾经指出：“为了完全消灭阶级，不仅要推翻剥削者即地主和资本家，不仅要废除他们的所有制，而且要废除任何生产资料私有制，要消灭城乡之间、体力劳动者和脑力劳动者之间的差别。这是很长时期才能实现的事业。”①有些人虽然承认在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存在剥削阶级，而且还会产生新的资产阶级分子，但是，他们不承认这些人生活在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之中，认为它们只是存在于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之外。事实是在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上实现以后，剥削阶级不是生活在真空中，而恩能生活在一定的生产关系之中，只是他们不再处于统治地位，而是处于被统治的地位罢了。认为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不表现为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统治、改造剥削阶级分子的关系，那就要得出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是超阶级的生产关系的有害结论。有些人认为，现在都靠劳动吃饭，大家一样了，因而不再存在阶级。这种错误认识，同理论上不承认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为阶级关系是密切相关的。
    根据我国的现实，社会主义社会中存在着两个剥削阶级和两个劳动阶级。两个剥削阶级，一是地主买办阶级的残余，一是资产阶级及其所属的知识分子。两个芽动阶级是工人阶级和集体农民及其所属的劳动知识分子。社会主义生产中的相互关系，主要就是这
    四个阶级之间以及它们内部的关系。这四个阶级的相互关系不是平列的。在社会主义社会整个历史阶段，主要柔盾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处于支配地位的无产阶级同处于被支配地位的资产阶级的关系，是社会主义杜会最基本的阶级关系，人们在生产中的
    ”、。…
    《伟大的创举。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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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a2a4d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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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种关系必然要受到它的支配、制约或者影响。苏联修正主义者抹煞人们在生产中的相互关系的这种阶级性质，侈谈人们相互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同志、朋友和兄弟”的关系，是荒邃绝伦的。稍微有一点马克思主义常识的人都知道，在有阶级存在的社会内，绝对没有超阶级的“同志、朋友和兄弟”的关系。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难道能够放弃自己的统治，同资产阶级称“兄”道“弟”，志同道合吗？现代修正主义者茧吹这种谬论，就是为了保护资产阶级，欺骗劳动人民，以掩盖他们变社会主义相互关系为资本主义相互关系，进而全面复辟资本主义的阴谋。
    在社会主义生产中，两个剥削阶级都处于被统治的地位，但在我国的具体条件下，对这两个剥削阶级的处理有所不同：对地主买办阶级按敌我矛盾处理，对民族资产阶级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但是，它们同工农两个劳动阶级之间，仍然都是对立的阶级关系。在社会主义生产中，劳动人民是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主人，处于统治的地位，而这两个剥削阶级在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中，则处于受支配和按不同方式被迫接受改造的地位。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有决心、有魄力在长期的劳动中和不断的斗争中，迫使这两个剥削阶级中的大多数，在长期劳动中逐步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这是一个相当长的斗争过程。在他们已经变成自食其力的劳动者以后，他们在政治观点方面，在思想意识方面，在习惯方面，还将在长时期内带有剥削阶级的本性，还要对他们进行不断的改造。不然，他们还是有可能走自已的老路。对剥削阶级分子的改造，是一个长远的战略目标。‘在将来，即使多数人改造成了社会主义的新人，这两个别削阶级中的死硬分子也仍然会念念不忘向无阶级进攻。只有把这个问题看得更远一些，对无产阶级才较为有益，而较少受害。
    社会主义的工农关系
    在社会主义社会，工业和农业是两个基本的物质生产部门。在工业部门中占主要地位的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和在农业部门中占主要地位的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是两种基本的社会主义所有制形式。这样一种经济结构，从阶级关系上看，是工人和农民两大劳动阶级的关系，这种阶级关系根本不同于劳动阶级和剥削阶级的关系，而是在根本利益
    一致基础上工人阶级领导下的工农联盟的关系。毛主席在我国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的杜会主义革命取得基本胜利以后指出，“在各经济部门中的生产和交换的相互关系，还在按照社会主义的原则逐步建立，逐步找寻比较适当的形式。”①各经济部门中的生产和交换的相互关系，主要的就是工业和农业两个部门之间的相互关系，也就是工人和农民两个劳动阶级之间的相互关系。工人和农民都成了生产资料的主人，工人在全民所有制企业劳动，农民在巢体所有制企业劳动，工人和农民必须相互交换其活动，社会生产才能
    进行。
    在社会主义社会，工人和农民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他们都是社会主义建设的产业大一、军。他们之间的相互关系，是建立在杜会主义所有制基础上摆脱了剥削的劳动者之间的
    ①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毛泽东著作选读（甲种本），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33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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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型关系。他们在不同的岗位上共同担负着改造剥削阶级分子的任务，有着为共产主义理想而奋斗的共同目标。因此，他们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他们之间的相互关系是日益发展着的同志关系，这是基本的一面，它决定着劳动人民内部相互关系的社会主义性质。在生产和交换活动中，工人生产各种农业机器、化学肥料、农药和各种日用工业品，供应农村，支授农业生产的发展和农民生活的改普。农民生产粮食、原料，并提供一定数量的劳动力支援工业的发展。在工人阶级领导下，工农两大劳动阶级相互支辍、相互促进，是符合工农两大阶级的根本利益的，是巩固工农联盟，推动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强大力量。
    两种社会主义所有制条件下工农相互交换活动，是在社会主义国家计划的统一指导下，主要通过商品交换的方式进行的。农民直接向国家提供的财政积累是通过税收形式进行的。因此，反映到支授农业的工业品的质量和数量、工业品和农产品的价格、农产品的购留比例和农民纳税负担等问题上，必然会出现一些根本利益一致基础上的矛盾。特别是，由于在工农业两大部门的交换活动中存在着资产阶级法权，城乡资本主义势力必然要利用地区之间商品流通不平衡和供求矛盾进行投机倒把，牟取暴利，破坏社会主义经济，破坏工农联盟。
    社会主义社会的工农联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基础。在工人阶级的领导不，正确处理工农之间在根本利益一致基础上的矛盾，发展工农之间相互支援、相互促进的社会主义关系，是十分重要的大事。
    社会主义社会的工农关系，要受到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这主要矛盾的支配、制约或者影响。工人阶级（通过共产党）要领导农民坚定地走社会主义道路，把工农联盟建立在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基础上，发展工农之间的社会主义关系，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资产阶级总是要竭力扩大资产阶级法权，引诱农民走资本主义道路，破环工农之间的社会主义关系，企图瓦解工农联盟，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因此，发展工农之间的社会主义关系的过程，不能不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争夺农民的过程，不能不是无产阶级领导和教育劳动农民同资产阶级作斗争并彻底战胜资产阶级的过程。正因为如此，工农关系处理得正确与否，最终都要表现为是有利于无产阶级领导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有利于资产阶级引诱农民走资本主义道路这样一个根本问题。在处理工农业关系和工农业产品交换的时候，如果仅仅看到物和物之间的关系，看不到工人和农民的关系，看不到工农关系上限制还是扩大资产阶级法权的斗争，看不到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争夺农民的关系，就会犯绝大的错误。
    社会主义企业中的相互关系…
    社会主义企业（包括工业、农业、交通运输业、商业等一切生产和流通部门）是人们从事物质资料生产和交换的基层单位。人们在生产中的相互关系，大量地发生在企业内部。企业中劳动人民之间的相互关系主要有两个方面，即：领导和群众的关系，管理人员、技术人员（脑力劳动者）和工人、农民（体力劳动者）的关系。正确处理这两个方面的关系，“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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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①，是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推动生产力发展的重要问题，是社会主义企业管理的重要问题。企业中，也有工农劳动人民同两个剥削阶级分子的关系问题，前面已有分柝，在讨论企业内部的相互关系时就不再重复了。让我们先来分析领导和群众的关系。
    社会生产需要有人组织和领导，这是任何较大规模的共同劳动都儒要的。马克思指出：“一切规模较大的直接杜会劳动或共同劳动，都或多或少地需要指挥，以协调个人的活动，并执行生产总体的运动—一不同于这一总体的独立器官的运动一所产生的各种一般职能。一个单独的提琴手是自己指挥自己，一个乐队就霜要一个乐队指挥。”②但是，生产资料所有制不同生产的性质和目的不同，企业中领导的作用以及领导和群众的相互关系也不同。所以，紧接着那段话，马克思立即指出：“一旦从属于资本的劳动成为协作劳动，这种管理、监督和调节的职能就成为资本的职能。”③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资本家组织和管理生产的目的是为了残酷地剥削工人。列宁说：“资本家所关心的是怎样为掠夺而管理，怎样借管理来掠夺。”④在资本主义企业里，不管是资本家亲自管理企业，或者是由他们的代理人来管理企业，都是为了从工人身上榨取剩余价值。他们同工人之间的关系完全是阶级对立的统治和服从的关系。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企业中的领导人员和群众，从总体上讲，他们都是企业的主人，在根本利益上是一致的，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他们按照国家和集体的利益共同管理社会主义企业，他们之间，既有必要的分工，更有革命的结合，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耳标而劳动和工作。
    再看管理人员、技术人员（脑力劳动者）和工人、农民（体力劳动者）的关系。
    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企业里的管理人员、技术人员虽然一般不占有生产资料，但他们是资产阶级教育培养出来的知识分子，受雇于资产阶级，依附于资产阶级，为资产阶级服务。因此，在资本主义企业中，管理人员、技术人员和工人的关系一般表现为阶级对立的关系。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并实现了生产资料国有化以后，一方面把原来的管理人员、技术人员，仍安排在社会主义企业中工作，另一方面帮助他们改变自已的立场，改造自已的资产阶级世界观，使他们能够为工农劳动群众服务。从我国的情况来看，旧的管理人员、技术人员中，除了极少数对于我们国家抱着敌对情绪的反动知识分子以外，“绝大多数人都是爱国的，爱我们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愿意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的国家服务”⑤。随着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不断发展，无产阶级也不断培养出了自己的知识分子，参加了管理工作和技术工作。因此，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工农劳动人民同广大的爱国知识分子、劳动知识分子的根本利益也是一致的。在工人阶级的领导下，知识分子主要从事于脑力劳动，但是要同工农群众相结合。这同旧社会那种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工农对立的状
    ①毛主席语录。转引自<红旗》杂志1972年第10期。
    ②,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367页。
    ③同上书，第367一368页。
    ④《怎样组织竞赛？>。《列宁选巢》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95页。
    ⑥《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毛泽东著作选读”（甲种本），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366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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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况已有原则的区别。
    在社会主义企业内部，领导和群众之间，管理人员、技术人员和工人、农民之间的关系，是在根本利益一致基础上日益发展着的同志关系，但是，这决不是说他们之间是没有矛盾的，更不是说他们之间会出现“无差别的境界”。
    企业中领导人员和群众，管理人员、技术人员和工人、农民都是国家和企业的主人，但在社会主义历史时期他们之间还受着旧的社会分工的束缚。专职的脱离生产的领导干部、管理人员、技术人员以及其他知识分子，一般属于脑力劳动者；直接生产者的工农群众都是体力劳动者。在资本主义社会以及一切剥削阶级占统治地位的社会，剥削阶级永远不会错过机会，把愈来愈沉重的体力劳动负担加到劳动群众的肩上。在那里，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是根本对立的。“在这个完全委身于劳动的大多数人之旁，形成了一个脱离直接生产劳动的阶级，它从事于杜会的共同事务：劳动管理、政务、司法、科学、艺术等等。因此，分工的规律就是阶级划分的基础。”①这是“现代社会不平等的最重要的根源之一”②。孔孟之道所宣扬的“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就是这种根本对立的反映。在社会主义社会，从根本上消灭了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但是，作为一种社会分工，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仍然存在，它们之间的本质差别也仍然存在，不可能在短时期内消灭。这种本质差别表现在，脑力劳动者中的大部分人在生产中还处于指导和组织生产的地位，往往参加体力劳动不多，脑力劳动者和体力劳动者在生活富裕程度和文化技术水平方面一般地说还有差距，等等。这种差别，标志着资产阶级法权的存在，表现了旧社会遗留下来的痕迹。
    人们在社会主义生产中的相互关系还会受到资产阶级法权思想的严重影响。资产阶级法权思想，是资产阶级法权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有些领导干部由于受到资产阶级法权思想的侵蚀，就不以平等态度对人，而是要威风、摆架子，这就会使他们同群众的关系，从同志关系变成统治和服从关系。企业的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在资产阶级世界观没有根本改造的情况下，他们也会用资产阶级法权思想来对待工农群众，因而使得他们同工农群众之间的关系，呈现出某种类似资本主义企业里的那种对立关系。此外，在工农群众中间，也不可避免地会受到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有些人也会离开社会主义原则去处理他们的相互关系。领导和群众之间，管理人员、技术人员和直接生产者之间，群众和群众之间发生的这些矛盾，一般是劳动人民内部的是非问题。在人民内部，还有正确和错误、革新和守旧、先进和落后等等是非问题。但是，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这种是非问题一般都要打上阶级的格印。因此，人民内部的社会主义相互关系，归根到底也就不能不是在根本利益一致的基础上，不同程度地表现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是非关系。无产阶级要坚持社会主义的是，批判资本主义的非，资产阶级则要推行资本主义的非，反对社会主义的是，由此而形成社会主义相互关系的矛盾运动。在这个矛盾运动中，无产阶级处于主导地位，因而人们的相互关系的性质是社会主义的。在劳动人民内部的相互关系方面，如果听任资产阶级法权及其思想自由泛滥，让它们占居主导地位，那末，人们的相互关系也就变为资本主义的了，那就会使社会主义企业逐步改变颜色。
    ①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21页。
    ②《国家与革命。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5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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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产阶级的历史任务，就是要在社会主义公有制建立以后，特别注意调整人们的相互关系，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破除资产阶级法权思想，实行毛主席提出的干部和工农兵学商都要走五·七道路的指示，并逐步做到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结合，从而缩小以至最后消灭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本质差别。如果不注意逐步地缩小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本质差别，让这种差别逐渐扩大，不但将加深脑力劳动者和体力劳动者的矛盾，而且有可能使脑力劳动者逐渐蜕化为骑在广大工农群众头上的资产阶级精神贵族，成为资本主义复辟的社会基础。苏联的情况就是这样。
    建立和发展企业内部人们之间的社会主义的相互关系，要贯彻毛主席亲自批示的“鞍钢宪法”和“管理也是社教”①等一系列指示。“鞍钢宪法”，是毛主席在一九六○年三月二
    十二日对中共鞍山市委一个报告的批示中所提出的管理社会主义企业的基本原则。这些原则是：坚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加强党的领导，大搞群众运动，实行“两参一改三结合”(即坚持千部参加劳动，群众参加管理，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实行工人、干部和技术人员的三结合)，大搞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鞍钢宪法”是企业内部正确处理人们之间相互关系的行动指南，也是社会主义企业管理的基本纲领。
    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是社会主义制度下一件带根本性的大事，是社会主义相互关系的重要特征。毛主席总结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经验教训，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作出了关于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的一系列指示：“必须坚持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的制度。我们党和国家的干部是普通劳动者，而不是畸在人民头上的老爷。干部通过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同劳动人民保持最广泛的、经常的、密切的联系。这是杜会主义制度下一件带根本性的大盛，它有助于克服官僚主义，防止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②世界上一切坏事，都是从不劳动开始的⑧。凡是能够自党、经常坚持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的干部，一般说来，对资产阶级思想的抵制就较自觉，较有自知之明；能关心和爱护群众，虚心倾听群众的呼声，有利于接受群众的批评和监督，坚持企业的社会主义方向；对生产情况也比较熟悉，较少瞎指挥。有一首上海纺织女工的歌谣，描写一位工厂领导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前后的变化：“过去车间不来跑，现在机旁来讨教。过去情况不了解，现在跟班全明了。过去问题有得拖，现在立刻解决好。过去只做大报告，现在车间把心交。过去叫她小官僚，现在当作姊妹淘。”从这里可以看出，干部参加了集体生产劳动，干群之间的关系更加融沿了。反之，如果领导人员、管理人员、技术人员长期不参加劳动，摆官架子，搞特殊化，不到车间小组、生产队同群众打成一片，拜工衣为师，认真改造世界观，那就会一辈于同工人阶级、贫下中农处于尖锐的阶级斗争状态中，也有可能蜕化为新的资产阶级分子，最后必然被工人阶级、贫下中农所打倒。
    群众参加管理是由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性质所决定的，是社会主义制度下工人、农民最根本的权利。社会主义企业管理的根本问题，也就是要使企业管理的权力掌握在其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和广大劳动群众手里，按照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维护和巩固劳动群众在一
    ①转引自1972年8月14日人民日报。
    ②转引自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论战>，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438页。®转引自1985年12月28日人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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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企业中的主人地位。列宁深刻指出：“无论如何要打破这样一种荒谬的、怪诞的、卑鄙的、龈龊的陈腐偏见，似乎只有所谓“上层阶级'，只有富人或者受过富有阶级教育的人，才能管理国家，才能管理社会主义社会的有组织的建设。”①列宁的话是对那些只信奉资产阶级“专家”“权威”的人最有力的批判。“专家路线”是依靠少数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管理企业，压制工农群众，必然要破坏社会主义的相互关系。群众参加管理，主要是指直接生产者工农群众参加管理。工农群众参加管理，就是以企业主人的态度，协助和监督各级干部贯彻执行党和国家的马克思主义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坚持企业的社会主义方向。在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广大工农群众运用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四大”武器管理企业；工农群众代表直接参加企业革命委员会，既不脱产，又要工作，这都是群众参加管理的新发展。这对于促进企业领导人员坚持群众路线，密切和群众的血肉联系，时刻代表群众的利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从而发展社会主义的相互关系起着重要的作用。
    在生产斗争、科学实验的实践中实行干部、工农群众和技术人员的“三结合”，使领导和群众结合起来，使工农群众的实践经验和技术人员的理论知识结合起来，共同研究解决重大生产技术问题。这样，不但有利于开展群众性的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而且有利于实现知识分子劳动化和工农群众知识化，有利于缩小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本质差别，进一步发展社会主义的相互关系。
    花企业管理中，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也是不断调整和变革社会主义相互关系的一个方面。任何社会化生产，都要建立一定的规章制度。但是，任何规章制度，又总是在一定生产关系下制订出来的，并且最终反映了一定的生产关系。离开生产关系去考察规章制度问题，是不符合实际的，会发生只见物不见人的错误，以至走偏方向。毛主席关于“制度要有利于群众”②的指示，正确地回答了生产关系和规章制度之间的关系。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工农群众是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主人，企业的一切规章制度的制订和执行，都要从这一点出发。企业中的各项规章制度是调动还是压制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这是区别它的性质是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的一个重要标志。有利于群众的规章制度，调动了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必然有利于生产的发展，否则必然束缚生产的发展。对于那些束缚群众社会主义积极性的，不利于团结、协作的，过了时的不合理的规章制度，一句话，不利于群众的规章制度，应该发动群众，有领导地有步骤地予以改革；同时，建立、健全或维护合理的、有利于群众的规章制度，以适应社会主义相互关系和生产力发展的僻要。毛主席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存在两类社会矛盾的理论，是正确处理社会主义相互关系的根本指针。“敌我之间和人民内部这两类矛盾的性质不同，解决的方法也不同。简单地说起来，前者是分清敌我的问题，后者是分清是非的问题。”⑨对于敌我矛盾，采用无产阶级专政的方法解决。而人民内部矛盾，一般说来，则是在人民根本利益一致的基础上的矛盾，必须采用“团结一批评一团结”的方法去解决，就是从团结的恩望出发，经过批评
    ①g怎样组织竞赛？》。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95页。
    ②转引自1972年6月31日人民日报。
    ⑧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毛泽东著作选读》（甲种本），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32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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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斗争分清是非，使矛盾得到解决，从而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但是，在一定的条件下，矛盾的性质也可能向相反的方向转化。毛主席指出：“在一般情况下，人民内部的矛盾不是对抗性的。但是如果处理得不适当，或者失去警觉，麻痹大意，也可能发生对抗。”①在这种情况下，也就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严重斗争。
    第三节社会主义协作和竞赛
    人类任何生产活动，都不是单独的个人所能够进行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津津乐道的鲁滨逊故事，是毫无想象力的虚构。人们总是结成一定的相互关系从事生产活动的，有生产，就有协作。因而，对一定的协作关系的研究，就是研究一定的相互关系的一个重要内容。
    马克思说：“许多人在同一生产过程中，或在不同的但互相联系的生产过程中，有计划地一起协同劳动，这种劳动形式叫做协作。”②这种协作，在不同的生产关系下具有不同的社会性质和不同的活动范围。
    生产资料的资本家私有制，是工资雇佣劳动者能够聚集在一起进行协作的物质条件。协作的范围，要由资本的大小决定。这样，就出现了两种情况。一种是，劳动者之间的协同劳动，受到资本的强制。因为，资本家发展协作的目的是为了如强对工人的剥削，榨取更多的利润。这种资本主义协作，必然激起劳动者的反抗，并发展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另一种是，就个别资本来看，资本主义协作是有计划的，但从整个资本主义社会来看，生产和交换都是无政府状态的，在各个地区之间、部门之间和企业之间存在的某种协作关系，也极不稳定。这两种情况，正好反映了资本主义社会化生产和私人占有之间的基本矛盾。
    社会主义协作从根本上否定了资本主义协作那种资本强制劳动的关系和无政府状态，它反映了在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基础上形成的新型的人和人之间的关系。社会主义协作能够突破一个企业的局限，广泛地在全社会范围内，在不同企业、不同部门、不同地区之间有计划地进行。“一厂一角，百厂协作，一一件，百厂成线。”社会主义协作创造了一种生产力，有利于发展各个企业的特长，促进生产专业化，提高劳动生产率，有利于充分发挥社会主义经济统一计划、统一指挥的优越性，集中必要的人万、物力和财力，完成一个企业、一个部门、一个地区难以完成的生产建设任务；有利于集中力量在短时期内突破国民经济发展中的薄弱环节，促进整个国民经济的高速度发展。更重要的是，在社会主义的协作劳动过程中，工农劳动群众不断地锤炼着无产阶级集体主义的意志，壮大社会主义的产业大军，而同资产阶级专制主义、本位主义相对立。
    有协作，就要有指挥，有管理，有纪律，以便使协作劳动按照一定计划、向着一定目标
    ①《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毛泽东著作选读》（甲种本），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334页。
    ②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86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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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行。但是，这种指挥、管理和纪律，在资本主义企业和社会主义企业是绝然不同的。资本主义企业内部的协作，是专制主义的，反映的是资本统治劳动的关系，资本家是企业的主人，工农群众只不过是资本的奴隶。资本主义企业中的指挥、管理和纪律，无非是资本的职能，它通过经理、工头等等监督着工农群众的协作劳动，实行“管、卡、扣、罚”。社会主义企业内部的协作，完全相反，工农群众成为企业的主人，资产阶级专制主义已被根本否定，无产阶级集体主义在斗争中确立了起来。社会主义企业中的指挥、管理和纪律，则是工农群众自己建立的，是民主集中制在协作劳动中的运用。因而，这种协作劳动，本质上是一种自觉的集体主义的活动。这是区别资本主义协作和社会主义协作的分界线。如果模糊这种界线，企业领导人员就会自觉或不自觉地把资本主义企业那种“管、卡、扣、罚”搬到社会主义企业中来，因而同工农群众相对立，这样，工农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就必然要受到压抑。
    社会主义协作不仅能够在一个企业内部有计划地发展，而且能够广泛地在全社会范围内，在不同地区、不同部门、不同企业之间有计划有组织地进行。在广阔的领域内开展社会主义协作，这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根本不能办到的。资本主义私有制决定了资本主义企业之间的协作，是本位主义的，因而在社会的整体上总是表现为无政府状态。建立在社会主义公有制基础上的计划经济，是对无政府状态的否定。在劳动人民之间（工农之间、这一经济单位和那一经济单位之间)已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因而他们的劳动协作就以崭新的姿态出现了：坚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胸怀全局，用困难促进自己，把方便让给别人严格执行供应合同，把协作任务同完成计划一致起来，采取各种有效的措施，保证按品种、按规格、按质量、按数量、按期限地完成协作任务。这共产主义的协作风格，是随着社会主义相互关系的形成和发展而形成和发展的，是同资产阶级本位主义根本对立的。本位主义是私有制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在社会主义社会还会长时期地、不同程度地存在着。“不顾大局，对别部、别地、别人漠不关心，就是这种本位主义者的特点。”①在协作关系上，往往还存在只想当主角，不愿当配角，只算经济账，不算政治账，只看局部利益，不看全体利益，甚至以邻为壑，闹独立性。因此，社会主义协作的发展过程，又是同这种资产阶级本位主义斗争的过程。这在本质上是社会主义公有制同私有制斗争的继续。
    开展社会主义协作，既要发扬共产主义风格，又要坚持社会主义原则，自觉遵守国家的各项财政制度，坚决执行无产阶级的各项经济政策。因此，在国营企业和集体企业之间、国营企业相互之间以及集体企业相互之间的协作关系中，都要遵守等价交换的原则，实行合理计价。协作过程中各地区的物资相互支授，应遵守国家计划，取得领导机关的批准，决不允许以“协作”为名，各个企业私自进行“物物李换”，冲击社会主义计划。社会主义劳动协作体现工农劳动人民之间的新型的社会主义的相互关系，还有一个重要的特征，就是社会主义劳动协作已不仅是一般意义上的协同劳动，而且是发展成为社会主义竞赛，这就使人类历史上一直存在的劳动协作跨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
    社会主义竞赛根本不同于资本主义竞争。资本主义竞争体现着资本主义私有制基础
    (下转29页)
    ①c整顿党的作风。<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8年横排本，第78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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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女篮访问记
    沈逸珍李海生陆晓禾
    “上海女篮被刷下来了！”
    全运会南京赛区篮球预赛刚一结束，这一消息就立即在上海人民中间传开了。上海女篮是一支久经沙场考验的球队。一九七二年，它获得了全国五项球类比赛冠军，一九七三年，获全国篮球赛冠军；一九七四年，获全国篮球赛第三名。在国际比赛中，它曾经先后打败过南斯拉夫女篮、古巴女篮、美国女篮…象这样一支屡战屡胜的女子篮球队，这一次竟一跌而为南京赛区预赛第六名，失掉了上北京参加全运会决赛的资格。这可真是人们所料想不到的。
    这是怎么回事？什么原因使女篮下来了？下来以后又怎么样了？人们纷纷在关心地询问着。我们正是带着这些问题，访问了上海女子篮球一队。
    一张预赛的名单
    来到女子篮球一队，正赶上她们在总结比赛失利的教训。党支部书记邵冠群把我们领到了支部办公室。还没开腔，他先递给我们一张参加预赛的运动员名单。这名单上除了四个是大家熟知的老运动员外，大部分都是陌生的新队员。老邵说：“这次比赛，得从这张名单说起。我们近几年来的成绩是靠一批老运动员打出来的。现在，这些老运动员的年龄已经二十七八岁了，都该交班了。因此，领导上就提出今年的全运会要贯彻‘以老带青、青老结合、以青为主'的原则。说实话，让新队员上场，大家都有些担心。她们临场经验少，太缴，开始排名单的时候，我们有点犹豫不决。但最后还是根据领导要求排出了这张名单；上八个新队员、四个老队员。”他停了停，又说：“果然，这次比赛是输了。这一来，议论可多了。有的说：‘这次输球主要是新队员上得太多。”有的说，输不奇怪，都是新手嘛！”也有的资怪说，‘新队员上得太慢，关键时刻拚不上。’”
    听到这里，我们情不自禁地问：“这次比赛失利是因为名单排坏了吧？”老邵沉思了半响，说，“不，这份名单只是个现象，失败的真正原因不在这里。”我们露出了舞惑不解的神色。老邵看透了我们的心思，建议我们先去访问一下女篮
    も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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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老队员们。
    老队员的回顾
    在女运动员宿舍里，老队员的回顾，对我们很有启发。一个老队员说
    “我们女篮一队刚成立，原来的老运动员就全部调走了。只剩下我们这些年轻的新手，没了依靠，就只能逼着自已上。这样，我们实战的锻炼机会就多。一出茅庐，就碰上了和南斯拉夫女篮这一场硬仗。我们都是些新手，临场经验不多，技术上也很嫩，能打得赢吗？但领导上还是鼓励我们放手打。这样，我们也就敢于猛打猛冲。上场后不久，发现这个队的前锋马丽亚，弹跳力很好，攻击力特强，全场的分数主要是靠她一个人得的。这以后，我们就集中主要力澄对付马丽亚，不断夹击或截球，使她虽有一身功夫却施展不开。一场下来，这场球竞嬴了。这一来，我们的信心就更足了。从一九七二年起，我们先后曾和
    十几个国家的女篮交过锋，在国内也经历了几十场比赛。”
    这时，在旁的另一个老队员带着沉思的神情作了补充：“我们这些运动员，参加实战的机会多，经历的风浪也就多。记得一九七三年北京集训时，国家队抽走了我们队里两名打前锋的高身材运动员。她们走后队里仅剩下的一个高个子，偏巧在这当儿又扭伤了脚。眼看赛期迫近，可打内线的人还没有，队员们急得都快哭了。为了使比赛照常进行，我们就矮子充长子，用身高一米六五的队员去和对方身高一米七五的队员对打，抢篮板球困难，就采取多跑动、加强全场紧逼的办法抢球得分。这一场球，全队密切配合，团结得就象
    一个人一样。最后，我们不但取得了胜利，而且比分还高于以前的历次比赛。就在这一次又一次艰苦的实战过程中，我们的经验渐渐丰富起来，水平也逐步地提高了。”
    这时，其他在场的运动员也你一言我一语地议论开了。有的说：“我们能取得这样的成绩，还得感谢老队员把我们通上梁山呢！”有的说：“运动员的水平还不是从实战中打出来的？你不经点风浪，不摔打那么几下，又怎么出得来呢！”也有的说：“我觉得，胜和负的问题，主要不在于是不是新手，而在于打不打实战。”
    那末，新队员上场为什么会打输了呢？回过头来，我们又去问了老邵。
    老邵感概地说：“老队员的成长道路，正好掩盖了我们在培养新队员过程中的一个弱点，这也是一个倾向掩盖另一个倾向啊！”
    他继续往下说：“我们的新队员都是一九七一年、一九七二年才进队的。进队后除了
    四个队员在女篮一队，其余的都安排在青年队。当时我们有个想法，觉得小队员基础差，技术水平跟不上，不如等她们练成熟了再上场打。因此，重要的场次都让老队员给包了。这样一来，老队员锻炼的机会是多了，新队员镀炼的机会却少了。即使让新队员打比赛，也从来不记分。实战机会一少，自然就上不去。”
    老邵停了一下，又说：“透过现象看本质，这是‘保名次’的思想在我们头脑里作怪。每次比赛，总是生怕新队员上场会把名次丢了。这样做的结果，名次是保住了，但新队员的锻炼机会却失掉了。比赛场上得了分，在培养接班人上却失了分。这一次我们在比赛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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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失了分，桑露了我们在培养接班人上橙了十分。”
    老队员和新队员的不同经验正好告诉我们：鸟儿的翅膀要在飞翔中才能练得硬，运动员的水平要在实战中才能提得高。小鹰窝在老鹰的翅膀底下永远飞不高，只有迎着暴风雨飞翔，才能真正成为排击长空的雄鹰。
    飒练·药上
    圳练场上，一派龙腾虎跃的情景。新老队员之间，正在进行着一场激烈的角逐。只见运动员们忽儿飞插篮下，忽儿侧身跳投，忽儿又如饿虎扑食似地抢着球。全场跟着球，欢跑着，追逐着。
    这时，陪同我们参观的沙教练指着场上说：“你看，她们正在突破区域紧逼。”顺着他指的方向看去，只见在半个场子内，以老队员组成的乙队正在向对方摆开半个包围圈，使劲地夹击着新队员，新队员也正在勇猛地力图冲破这一道防线。
    沙教练接着说；“就拿这区域紧逼来说吧，我们在今年的比赛中就吃了它不少苦头。”
    原来，今年初，上海女篮以新队员为主跟安徽女篮进行比赛的时候，一上场打得还顺手。可是当客队转而摆开区域紧逼的阵势时，新队员们乱了套。后半场球一直被人家压着打，最后就这样地输掉了。回来后，全队开会专门研究了这个战术。可是，在今年南京预赛中，她们和另一个队遭遇时，又吃了区域紧通这个亏，打了败仗。
    这是什么原因呢？
    沙教练说：“这主要是由于训练不同实战结合的缘故。赛场上的情况瞬息万变，不同地区的不同对手，球路不一样，打法也不一样。同样是一个区域紧逼，不同的球队就有不同的打法。而我们的训练流于一般化，只管自己按部就班地训练，这就难免要吃亏。
    “现在，新队员们正在从区域紧逼入手，.训练多种打法。她们为了提高实战意识，多次要求老队员给地们讲球场上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决心把老队员的经验化为自己的财富。”
    老队员在训练中有哪些经验呢？
    “球场就是战场”。这是老队员的一条重要经验。她们说，“要适应赛场上的千变万化，就要把训练场当作战场，把虚战当作实战打。每一次训练，都应当根据赛场上的不同情况提出不同的要求。比如，一九七三年我们在长春参加了一场跟外省队的比赛。对方根据我们的特点，采用了扩大的‘三、二联防”的战术。他们把防守线上的三个人拉得很开，迫使我们外围的队员离开了原来的接球位置。本来我们擅长从左右角发起攻击，由于受到‘三、二联防'的抑制，这个特点发挥不出，最后输了二分。回来后，我们从第二天起，为了克服自己的弱点，根据突破三、二联防”的方案进行训练。为了保证能够使自己发挥左右角攻击的特点，我们着重训练了‘内外穿插，快速突破”的项目，还特意找了三个身材较高、防守技术较全面的队员作为进攻对象，这样假战真打，练球的难度就大了。这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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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全国篮球决赛的时候，我们又一次和这个队交战，就突破了‘三、二联防”，离得了胜利。”
    老队员的介绍，引起了我们的联想。从赛场上提出的每一项要求来看，都带特殊性。但矛盾的特殊性中又包含着矛盾的普遍性。象运动员的基本功和素质的训练，就带有普遍性。基本功和素质过硬了，在赛场上碰到特殊情况也比较容易适应。因此，要使特殊性和普遍性结合起来，在训练中就要不断提高身体素质，苦练基本功，进行比实战艰苦得多的严格训练。
    在这一点上，老队员的另一条经验是：“宁比实战困难十倍，不比实战容易一分”。
    一位新队员给我们讲了一个动人的故事。
    “一九七四年，我们队在石家庄决赛期间，碰上了和黑龙江队的一场激战。全场只剩下最后三秒钟的时候，我们还落后一分。眼看这场球肯定输掉了，观众们都站起来推备走了。正在这时，打中锋的队员在和对方跳球时，将球拍给了前锋秦家欣，拳家欣抢到球后，立即纵身向球篮投去…全场的观众都迸住了呼吸盯着她。只听见钟声‘吗？的一响，
    球进去了！看，这是多么关键的一只球啊！
    “可是，谁能知道，这关键时刻的一只球，是她平时不知花了多少倍的代价才换来的。在比赛前，秦家欣同志为了练习一个跳投的动作，不知要反复多少次。她要求教练连续抛出七只急球，迫使她飞速奔跑，接球上篮。如果其中有一只投不中，就再推倒重来。象这样艰苦的大运动量训练，她每天都要训练多次。”
    场内三秒钟，场外三年功。上海女篮的老运动员们在学习毛主席著作后，树立了为革命而打球的志向，勤学苦练，不怕摔打，为了练速度，她们在冬训时每天坚持快跑九千六百米，这比一般女运动员一场球所奔跑的路程要多出了三倍；为了练攻守，矮个子的队员找高个子的队员练，女运动员找男运动员或教练一起练。她们的事迹在新队员的心田里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激励着新队员们去装登一个又一个的训练高峰。
    一次学习会上的发言
    新队员怎样赶上去？在一次学习会上，老队员们的发言很使人感动。
    老队员朱琪慧说：“帮助新队员赶上去，我们老队员有责任。比如，在怎样看待新队员们的弱点上，我们就有一个认识过程。就拿这次南京赛区的一次比赛来说，刚一上场，新队员打得很是骁勇。可打到关键时刻，就沉不住气了，球路也渐渐乱了，接到球后不知怎么个投法，一连失误了三只球。我们心中很着急，就埋怨她们瞎夹瞎扑，吓得新队员有了投篮机会也不敢自己上，总是让给老队员们投。回来总结时，老队员们认识到了这种做法不对。任何新生力量的成长总要有一个从弱到强的过程。汽车刚发明的时候，还没有马车跑得快天璃刚出生的时候，象只丑小鸭子，我们刚开始打球的时候不也是这样吗？记得我第一次参加比赛的时候，失误了一个球还得望一望教练的脸色呢1思想认识一端正，情况就大不一样了。一次，新队员小肖担任中锋。一上场由于思想紧张，防守脚步不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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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连失了好几分。半场休息时，老队员一方面鼓励她放开手打，另一方面又告诉她如何加强防守。下半场球开始，小肖防守一脱节，老队员立即用快步跑动来帮她弥补，当小肖抢到
    一只篮板球或投进一只球时，老队员就鼓励她，这样，小肖越打越勇，终于和大家一起赢得了胜利。”
    这时，老队员郏西蒙插话说，“我补充一点。新队员固然有她们的弱点，但也有她们自己的特长，我们应当注意充分发挥她们的特长。在这方面，方凤娣就做得比较好。大方是从国家队回来的，她喜欢接到球后传入中间转一转手，然后再接球投篮。但她和新队员一起练球时，总感到挺别扭。什么原因呢？原来新队员个子高，抢篮板球容易，因此擅长于从两侧直线进攻。这说明，新队员也有她们自己的习惯打法。但球队作为一个战斗集体，
    一场球不能有两种打法呀1大方为了发挥新队员的特点，使新队员的水平能迅速提高，宁可自已改变习惯打法，去适应新队员的打法。”
    队员们发言后，老邵作了总结：“确实，新队员有她们的弱点和特点，这两者往往是联系在一起的。比方说，她们敢打敢拚、敢扑敢夹，这是她们的特点。但在敢扑敢夹的同时，又往往夹得不对路，扑得不得法，这又是她们的弱点。如果我们光看到弱点，就会把她们的特点也当作弱点而一起丢掉，那岂不是在倒澡盆中的脏水时连孩子也一起倒掉了。但如果我们光看到她们的特点而看不到弱点，那她们的弱点也会随着特点的发挥而一起滋长。所以，我们一定要善于取长补短，注意发挥她们的特点，克服她们的弱点。当然，技术上固然要帮助，但更主要的是传思想、带作风。培养好新队员，这是我们每一个老队员的历史使命啊1”
    44
    新队员的决心
    新队员们在想些什么呢？
    这里，我们随手摘录了三位新队员的书面总结。
    新队员沈宁，“老队员只能为我们引路，不能代替我们走路。要真正接好班，还得靠自己的主观努力。拿这次在南京赛区和四川队的比赛来说，临上场时，老队员再三叮嘱我们要有一股拚劲，哪怕只有一丝希望也要拚。上半场我们输了十几分。·下半场一开始，急起直追，眼看比分一直咬上去了，到最后还剩三分钟的时候只相差四分。就在这时，我们觉得赶上这么多分也就不容易了，能赶上去固然好，赶不上去也没有什么。这样一来，思想上一松，行动上也就拚不出，这场球就输掉了。老队员最后三秒钟还要力争，我们还有三分钟却不争，这反映了我们缺乏一种进取精神，而这一点又和我们平时训练中不够艰苦有关。我们一定要认真汲取教训，再接再厉，为革命而苦学苦练，如强世界观的改造，赢球不骄撤，输球不输人。无论在意志上或者是技术、战术上，都要力争赶超国际国内的强队。”新队员顾游：“主观上努力不努力，的确大有讲究。主观上努力了，不利条件可以变为有利条件主观上不努力，有利条件也会转化为不利条件，长处也会变为短处。，比如，论身体条件，老队员个子矮，平均高度只有一点六八米，有人挖苦她们是‘僵山芋”。但她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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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并不因为条件差而放低了对自己的要求，相反，倒是学得更勤、练得更苦了。比如，她们抢篮板球跳不过人家，就来个‘高处损失低处补”，加强外围防守、灵活快攻。这个训练项目枯燥而又艰苦，但他们通过苦学苦练，终于打出了自己的特点。看，不利条件不就这样地转化为有利条件了吗？而我们常仗着自己的个子高，平均高度有一点七六米，抢篮板球容易，在外围防守上就不去下功夫。这样一来，平时打打还可以，一遇到对方队员的个子比我们高或者是技术比较全面的时候，就处处显得被动。个子高原来是长处，但由于不能正确看待，结果却反而变成了短处。”
    新队员李鹰：“过去，我们总觉得‘老将出马，一个顶俩”。至于怎样立志赶上和超过老队员，往往连想都没有想过。这一次的失败，表面上看是坏事，但打破了我们的依赖思想，实际上是件大好事。要真正接好班，就得根据自己的特点，闯出一条新的路子来。最近，我们在学习老队员外围防守和远距离投篮特长的同时，还结合我们新队员中距离投篮较好的特点，提出了一个防守中进攻的训练方案。这个方案既有老队员的特点，又有新队员的风格。现在，我们正在试着训练。”
    从三个新队员的书面总结中，我们看到了新队员向老队员学、赶、超的雄心壮志。失败并不可怕，失败可以向成功转化，问题在于能不能认真总结经验。在运动场上，新手代替老手，新手超过老手，这是一条客观规律。我们相信，在女篮一队，也必将是一代胜过一代。新队员们是大有希望的，她们通过自己的努力，一定会开创出新的局面1
    亲爱的读者，读了这篇访问记，你能说我们向大家报告的仅仅是失败的消息吗？不，球的输赢算不了什么！球队具有什么样的思想、意志和作风，这才是重要的事。球输了，但暴露了矛盾，打掉了骄气，队伍得到了锻炼，还认识到了培养接班人的重要性，这一切比球的输赢不知要重要多少倍1
    现在上海女篮怎么样了？失败已经成为她们新的起点。她们刻苦地学习毛主席的哲学思想，认真地总结经验。请晨，她们踩着露水练兵，深夜，她们倚着灯光切磋球艺。你是否知道，她们已经打破了训练规定，在体力恢复期间进行了极限训练；你是否知道，她们已经在短短的几天里，订出了集体和个人的训练规划；你是否知道，她们正在以实际行动实现着自己的决心。
    失败从来是胜利的起点。如同登山运动员葬上珠穆朗玛峰要经过曲折、迂回、甚至是后退的道路一样，要培养一支从政治、思想到作风、技术都过得硬的革命球队，同样要经过漫长、曲折、甚至是失败的道路。上海女篮输了，这球输得好。从这个新的起点上，我们将看到一代新人在向前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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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
    石
    歌
    第七章在大分化中前进（二）
    一击退封建复古主义逆流
    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的革命新形势，不仅激励鲁迅写出了《阿Q正传》这样光辉的作
    品，而且使整个新文学运动也出现了一派新气象。
    一九二一年刚刚过去，北京街头积雪还未消融，寒风仍然呼呼地吹着，可是长安街一带书铺里却是热气腾腾，书架上放满了新出的书籍，那里有《共产党宣言》、《列宁传》、《俄国革命纪实》等；玻璃柜里陈列着《向导》、《前驱》、新文学团体文学研究会编的《小说月报》、创造社编的《创造季刊》等新出的政治、文艺刊物。这些新出的书刊，把大批进步青年紧紧地吸引住了，他们是多么热切地希望从那里得到新的思想，听到新的声音，看到新的世界啊1
    在蓬勃发展的新文化运动面前，反动势力又一次反扑过来了。不久，市面上出现一种杂志，白色的封皮上印着两个黑黑的大字：《学衡》。打开封面，便是一幅道貌岸然的孔老
    二全身像，翻过来又是一幅苏格拉底的头像。这两幅图像犹如商标，说明了这本杂志的全盘货色。里头文章全是文言文写的，有什么《评提倡新文化者》呀，《中国提倡社会主义之商榷》呀，单看题目也就可以知道矛头是对着谁了。一
    《学衡》是由南京东南大学的教师胡先號、梅光迪、吴宓等人创办的。这些人大多是美国留学生，一出马便吹嘘自已一伙“留学国外”，“略知世界文学潮流”，摆出一副博古通今、学兼中外的“权威”架势，狂妄地声称他们要“昌明国粹，融化新知，以中正之跟光，行批评之职事”，要来“衡量”中国文化思想界。但实际上，他们几乎反对“五四”以来的任何一点改革，任何一种进步：叫文学不应当随时代而进化，白话不能代替文言，言文不能合一多攻击马克思主义不合中国国情，污蔑学生爱国运动使“神圣学校”沦为“万恶之府”…很显然，这些穿西装的卫道者们，只是企图以资产阶级的“新知”来维护封建主义的“国粹”，以对抗马克思主义思潮。这种买办资产阶级和封建主义相结合的复古逆流的公开出现，是党成立后思想意识形态领城里阶级斗争的新动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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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衡》一出笼，鲁迅就清醒地看出，这些自我标榜为“融化新知”的遗老遗少，其实对新、旧学问都是一窍不通，连一个林琴南也远远比不上。在《学衡》中，这批“学问家”竞杜撰出“造鸟托之邦，作无病之脾”一类“中西合璧”的“佳句”，生造出“澀巢之下无完家”那样荒唐的“成语”，发出“伥者，新鬼而商虎牙者也”那样迂腐透顶的谬论，甚至连文章的题目也不通。看来，封建卫道者们也真是江河日下，一代不如一代了。
    鲁迅很想用“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办法对这批不学无术的反动派横扫一下。二月四日，他在《晨报副刊》上看到一篇评论文章，竟然和他们大谈什么学理，感到真大可不必。他认为所谓“学衡”派，无非是一些“假古董”，他们宣称要“衡”人家，可是自己的“称星”并未钉好，因此对于他们“决用不着较准，只要估一估就明白了”。
    二月九日，鲁迅借此由头，也在《晨报副刊》上发表了一篇题为《估学衡》的文章，就以《学衡》创刊号为标本进行剖析。鲁迅没有去批判它的思想内容，而是运用自已丰富的古文知识，列举并分析了这些文言文中文理荒唐、逻辑混乱、词句不通、文不对题等弊病、笑话，进行了辛辣而尖锐的抨击，并说道：“诸公掊击新文化而张皇旧学问，倘不自相矛盾，倒也不失其为一种主张。可惜的是于旧学并无门径，并主张也还不配”。鲁迅最后讽刺道：“我所佩服诸公的只有这么一点，是这种东西也居然有发表的勇气”。
    《学衡》经鲁迅这么一“估”，终于原形毕露，出尽洋相，一蹶不振了。这场巧妙的“速决战”，从一个侧面显示了当时思想文化战线上斗争双方的力量对比。
    《学衡》仅是封建复古主义逆流中的最初浪头，紧接而来的是一股更为凶恶的黑浪。掀动这股黑浪的是曾以“新文学创造者”自诩的胡适。他跟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反帝反封建运动日益高涨，一方面公开发表《国际的中国》等反动政治论文，狷狂地反对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纲领，证蔑它是“很幼稚的，很奇怪的议论”，另一方面又想把进步育年从反帝反封建的战线上拉进封建旧文化的巢穴中去。于是，一九二二年十月，他创办了《读书杂志》，一九二三年一月，又创办了《国学季刊》。他戴着“学者”面具，销出“学术”招牌，装出“关心青年”的样子，发起了所谓“整理国故”运动。他危言耸听地说什么“古学要沦亡”了，要青年走进研究室，从事“整理国故”的工作，“少说点空话，多读点好书”。三月间，他又为清华大学学生拟了一个“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开了包括孔孟之道、甚至佛经在内的近二百部古书，要青年们“下死功夫笨干”，说这就是做学问的“法门”。这些赤裸棵的倒退言行，使他的面目暴露得更彻底了。胡适这么一号召，梁启超等遗老遗少自然也急不可耐地跑出来推波助澜，相继开了一批又一批书目，要青年们把《论语孟子》等“熟读成诵”。一时间乌烟瘴气，把不少的年青人搞得晕头转向。
    看，为了对付轰轰烈烈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运动，他们竟然也煞费苦心地搞起了这么一个不大不小的“运动”。这意味着一个新的战斗又展开了。鲁迅自然应战。
    但就在这战斗的当口上，一九二三年十月，鲁迅少年时就得的肺病发作了，每天发烧。年底，身体稍为好了一些。一过年，他立即到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发表了《未有天才之前》的演讲，猛烈抨击了“整理国故”的谬论。他明确地告诉青年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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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理国故”不过是“抬出老祖宗来说法”的倒行逆施行为“整理国故”不过是一种妄图抵制“新思潮”的勾当，
    因此，“老先生要整理国故，当然不妨去埋首在南窗下读死书，至于青年，却自有他们的活学问和新艺术，各干各事。”
    话不多，却向青年们揭穿了“整理国故”的反动性。为了使青年免上以“导师”自诩的胡适等人的当，辔迅又谆谆地鼓励他们：不要害怕有人讥笑“幼稚”，“幼稚对于老成，有如孩子对于老人，决没有什么耻辱”，“独有老衰和腐败，倒是无药可救的事”。
    最后鲁迅用简洁的语言对青年们提出一个希望：要“收纳新潮，脱离旧套”，勇往直前1
    鲁迅还结合教学工作进行战斗。这时他除了原兼北大、北师大讲师外，又兼任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及世界语专门学校的讲师，主要讲中国小说史。鲁迅看到胡适打着“整理国故”的旗号，而实际上却在歪曲和糟踢祖国的文化遗产，尤其是他的所谓小说考证，纯粹是推销他“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这种反动主张的黑标本。因此鲁迅配合讲课编写了《中国小说史略》，通过对中国古代文化的研究，进一步批判胡适一伙。
    这期间，鲁迅由于和二弟周作人在思想上和生活道路上的重大分歧，从八道湾十一号搬到砖塔胡同六十一号居住。这是一所朝北的四合院，鲁迅只占用三间小房子，十分拥挤。编写《中国小说史略》要用的材料很多，连中间吃饭的房子也堆满了线装书。历来的中国封建文人是把经、史、子、集奉为正统的，鲁迅偏偏反其道而行之，对他们视为“闲书”的小说进行了仔细的研究。在编写中，.鲁迅彻底唾弃胡适派从实用主义观点出发的烦琐考据，唾弃他们“持孤本秘笈，为惊人之具”，“以炫耀人目”的做法。他所用的材料都是“通行之本，易得之书”。他不作材料的堆砌，而注重内容的分析，对中国古代小说做了全面的科学的评价，系统地论述了中国小说的发展和演变的历史，从而粉碎了胡适利用小说考证来咒骂革命、反对马克思主义的阴谋。这部著作的上、下卷分别于一九二三年十二月和一
    九二四年六月出版。
    鲁迅在大学里开的这门“中国小说史”课，受到了学生们的热烈欢迎。其他系科的学生以至校外的人，也都争先恐后地赶来听课，座位没有了，连窗台都挤满了人多用水帘单面纸印的讲义，常常供不应求，没有傘到的，就认真地记笔记。鲁迅在课堂上雄辩地批驳着“整理国故”派所散播的种种谬论邪说，常常以幽歌的语调借古喻今，出其不意地给复古主义者以致命一击。
    就这样，鲁迅高举反复古的大旗，把广大进步青年紧紧地团结在自已的周围。砖塔胡同的房子实在过于狭小了，因此，鲁迅于一九二四年五月，搬到阜成门内西三条胡同二十一号。这是一座不大然而却很幽静的四合院。院子里种着白色的丁香花。在
    三间并不高大的北屋后面搭出一间平顶的灰棚，这在北京叫做“老虎尾巴”。这间被鲁迅自己戏称为“绿林书屋”的房间，就是他的“战擦”。
    这个“战簸”不过一丈见方。迅素来俭朴，他认为“生活太安逸了，工作就被生活所累了”。因此房间的陈设也十分简单，东壁下放着一张普通的三屉长桌和一张旧藤椅，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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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壁下放一张茶儿和两张木椅，北面是由大玻璃做的窗子，从这里可以望见栽在小院落里的青杨、刺梅、碧桃、花椒，以及挺立在墙外的两棵枣树，一张由两条长凳几块木板搭成的床铺就放在这窗子底下。床上铺的是旧棉胎；即使是寒冷的冬天也只有两床薄薄的棉被。床底下放着一只陈旧的竹网篮，这是鲁迅为应付反动势力迫害，以便随时出走而备
    下的。
    西三条胡同是一个荒凉的地方，住在这里的大都是一些拉车的和靠手艺吃饭的穷苦人。因为地处偏僻，一到晚上儿乎就没有人走了。但自从鲁迅住到这里以后，情况就大不
    一样，那在风雨中摇晃的街灯，常常照着一帮帮来访的年背人走进鲁迅的家。他们充满朝气的笑语喧晔，每每打破了黑夜的寂静。来的人很多，地方文很小，通常是卓到的一批先走，让后来的人谈话。鲁迅很热爱背年，一见他们来到，立即端出糖果点心；热情招待，往往
    一谈就是几个钟头。青年们大多是怀着急切的心情登门求助的：有的征求对文章的意见，有的要求帮助选编作品，有的要他接洽出版事宜，更多的是希望他指示前进的道路。鲁迅常是抽着香烟，倚在藤椅的扶手上微微地笑着，耐心地听着他们的诉说，尽可能满足他们的种种要求。夜深了，人走了，鲁迅重新泡上一杯浓茶，点撚一支香烟，靠在藤椅上稍稍休息一下，就开始工作。在一片浓黑的夜雾里，“老虎尾巴”里的一星灯火，显得格外明亮。
    “老虎尾巴”里春意盎然，“老虎尾巴”外风云变幻。一九二四年一开始，南方就不断传来令人兴奋的消息。孙中山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在广州召并了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
    、
    表大会，提出了以三大政策为基础的新三民主义，改组了国民党，并积极从事北伐准备。中国革命统一战线的建立，促使了革命运动重新走向高潮。这种蓬蓬勒勒的革命形势，使鲁迅十分振奋，但他也清醒地估计到，旧势力达一定会反扑，“压制和黑暗还要增帅”，他时
    刻准备着“对旧思想和旧习惯加以明白的攻击”。
    不出所料。这年夏天，鲁迅应邀到西安去讲了一次学，回来后不久，就听到广州发生了反对孙中山的商团叛乱事件。紧接着，在北京的政治舞台上，奉系军阀撵走了直系，取得了北京政权，和皖系军阀联合了起来，段棋瑞粉塞登场，爬上了“临时执政”的宝座。虎去
    狼来，北京的政治空气更加污浊。
    在“老虎尾巴”里，鲁迅度过了许多不眠的夜晚。窗外是一片漆黑深秋的液空显得格外高，墙外两株枣树的叶子也已落尽，树干铁似的献歌地直刺着蒿空环境是黑暗的，但他绝不悲观，相信“秋虽然来，冬虽然来，而此后接着还是春”，“将来这回事，虽然不能知道情形怎样，但是一定会有的，就是一定会到来的。”辔迅决心在文化领域里做更多的士
    作，催促这“将来”更快地到来。
    十一月十七日，每迅和一些文化界人士发起成立“错丝社”，创亦《语丝》周刊。鲁迅为刊物定的宗旨是，“催促新的产生，对于有害于新的旧物，烟竭力加以排击。这样的刊物出现在黑云压城的时刻，当然受到群众的欢迎，两千份一下子就卖完了。
    服例，马上有人来唱对台戏。不到一个月，北京衔头文出一种敬患，名字叫做《现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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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评论》。主要编辑成员除胡适外，还有徐志摩、陈西滢，两人都是英国留学生，他们是拿了北洋军阀的津站办起这个杂志来的。买办资产阶级的反动政治利益已使他们与一切新老反动派的命运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因此，他们在刊物中就公开支持刚刚上台的段祺瑞政府，疯狂反对共产党和孙中山的革命主张。
    《现代评论》既然明目张胆地支持了封建军阀，那末，在这种反动政治观的指导下，被鲁迅严厉批斥过的封建复古主义妖风又越刮越猛。他们似乎也在总结着教训。两年前胡适不是开了二百来部“国学书目”给青年吗？大概是数目太大，青年即使上当也雅于实行，收效甚少；因此，他们这次在数量上来了个大收缩，一九二五年新春，《京报副刊》公开征求“青年必读书十部”。于是，一些所谓“名流”“学者”象苍蝇一样“嗡”了起来，胡适、徐志睡、梁启超等都争先恐后地开出书单。万变不离其宗，《论语》、《孟子》：之类始终是在“必读”之列。
    《京报副刊》还在一篇一篇地发表“学者”们给背年开的书目。二月间，这个报纸也曾给鲁迅寄来一张征求必读书的表格。鲁迅在表格上仅仅写上十四个字：
    从来没有留心过，所以现在说不出。
    短短一句话，显得多么与“众”不同！它鲜明地体现了鲁迅反逆流的坚决态度。但既然那些人的书目都是开给青年的，这倒使鲁迅很想给青年们讲几句话，因此，他又在“附注”栏里补充道：
    以孔孟之道为核心的所谓“必读书”，“我以为要少一或者竞不一看”，因为它会使人“沉静下去，与实人生离开”多
    “少看中国书，其结果不过不能作文而已”；“现在青年最要紧的是行’，不是言””。
    鲁迅的意见在三月二十一日的《京报副刊》上发表了。文章很短，'连正文加附注不到两百字，但却如一块石头投进古井，激起了巨大的反响。
    许多青年来信表示热烈的赞同，但是一些穿西装的、穿军装的、穿马褂的“寮杰之士”却寄来一封封恶毒的信加以谩骂。他们先给鲁迅戴上“学者”的纸冠，然后又说他“糟喝了中国书”，叫嚷什么如果不读古书，就要变成外国人了。有一个瞥官学校的人虽然说不出什么道理，但却也大打官腔，骂鲁迅是“卖国贼”。，
    魯迅把这一大捆署名的、匿名的谩骂信件往书架下一塞，立即反击。不尊孔就是卖国吗？鲁迅认为这完全是“不省人事之谈”。远的不说，单从元朝到清朝，就有大量的事实证明，真正的卖国贼就是那些孔金之徒。非但如此，那些入侵者，为了要在中国站稳脚跟，也要求助于孔老二亡灵的。因此鲁迅在一篇文章中告诉人们，外国如果灭了中国，他们不会“劝你多读外国书”，而是“还要奖励你多读中国书，孔子也还要更加崇奉”。十分精辟地揭示了孔孟之道不但是中国反动派用来麻痹人民的工具，面且是外国反动派用来侵略中国的武器。
    斗争是如此激烈，而鲁迅却发现，《语丝》社内部思想并不统一，很难完全适应斗争°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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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需要，因此他主张多组织一些“小周刊”，形成“联合战线”，来袭击那古老的坚固的堡垒。
    一九二五年四月，鲁迅团结了一些文学青年创办了《莽原》周刊，为进步力量开辟了又
    一个“发言之地”。不久又成立了“未名社”，出版《未名丛刊》和《乌合丛书》，为青年人开剑了翻译和创作的园地。
    在《莽原》创刊号上，鲁迅发表了一篇题为《春末闲谈》的杂文。此文借用自然界中细腰蜂用毒汁麻痹小青虫，使之“不死不活”，以供今后食用的事例，说明反动派鼓吹复古、“进研究室主义”，实质上都是想用孔孟之道的“毒汁”麻痹人民以便任凭他们吞食，情形与细腰蜂很相类似。此后，鲁迅又一鼓作气连续写了《夏三虫》、《忽然想到（五至六）》、《灯下漫笔》、《杂感》、《导师》、《北京通讯》等锐利如匕首的杂文，对孔孟之道和“圣人”之徒进行了鞭辟入里的批判，指出他们的全部功用在于“安排给阔人享用的人肉筵宴”，青年们必须奋起“扫荡这些食人者，掀掉这筵席，毁坏这厨房”，去创造“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时代！
    在这些文章中，鲁迅还无情地撕下胡适之流“关心青年”的外衣，指出这些所谓教授名流，其实是一小撮吃了“人血”还要“哼哼地发一篇大议论”的“蚊子”，舐一点“油汗”还要“拉上一点蝇失”的“苍蝇”。他再一次告诉背年们不要相信这些“挂着金字招牌”的“导师”，要自已“联合起来”，披荆斩棘向前走！
    鲁迅以自己战斗经验告诫青年，对旧势力斗争，不能讲“中本”，一定要“蔑弃古训”，发扬敢说、敢骂、敢打的精神，只要是阻碍历史发展的，“无论是古是今，是人是鬼，是《三坟》《五典》，百宋千元，天球河图，金人玉佛，祖传丸散，秘制葚丹，全都踏倒他”1
    总之，在这分化日趋急剧、复古倒退的反动势力日益猖獗的年月里，鲁迅的战斗也愈加有声有色。他的文章之多，威力之猛，对敌人营垒造成了巨大的威脚胁。于是，就有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来“劝”鲁迅，叫他不要再写这些杂感了，应该象个“文豪”的样子，去搞“创作”。他们甚至说，没有多部的长篇创作，你怎么能进“艺术之宫”呢？鲁迅绝不上当，他公,开宜布：并不愿意进什么“艺术之宫”，更不愿跟着那些文士们“陪莎士比亚吃黄油面包”，而宁愿“站在沙漠上，看看飞沙走石，乐测大笑，悲则大叫，愤则大骂”1
    这是一个彻底的革命民主主义者不愿与反动派同流合污、决心革命到底的庄严战斗宣言。正是在这坚持不懈的战斗中，鲁迅以坚实的步伐前进着。
    第八章在大分化中前进（三）
    一彷徨和求索
    ··鲁迅在大分化中前进。这种前进，是时代决定的，又是通过他本人的思想矛盾运动实
    现的。
    五四新文化运动统一战线的急剧分化，又一次地引起了鲁迅深沉的苦闷和思索。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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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迅后来把一九二四年和一九二五年内创作的小说编为一集，题名《彷徨》。在《彷徨》的扉页上，他引了屈原《离骚》中的诗句作为题词：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这两句诗，是鲁迅当时内心的写照。
    《彷徨》和同期创作的散文诗集《野草》，以及这一时期数量繁多的杂文，一方面记录了鲁迅从大分化以来英勇成斗的光辉业绩，另一方面也深深地留下了大分化以来他在激烈的思想矛盾中稳步前进的脚印。人们可以从中看到，一个彻底的革命民主主义者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寻我革命真理的迫切愿望和所走过的艰难而曲折的道路。
    见过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运动破产、见过资产阶级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失败的鲁迅，如今，在狂飚迅雷般的五四运动高潮过去以后，他又亲跟目睹了右翼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
    叛变。政治舞台上，“先前只许‘之乎者也'的名公排角，现在却也准ABCD的‘文士’入场
    了”。封建顽固势力和右冀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已经结成反动同盟。鲁迅置身于这个反动同盟的中心北京，耳目所及，尽是腐数的政治和深重的灾难。走在街上，常见运煤灰的车子将煤灰堆在街头，日积月累，越堆越高，仿佛要把街旁的房子“活埋”了似的。这使他产生了一个联想：在政治思想领域里，从老顽固到祥“文士”，现在不也正竞相推出满“车”的孔孟之道等历史垃圾，安想把广大人民群众完全“活埋”下去吗？
    是谁被“埋”在社会的鼓低层？鲁迅忘不了广大贫苦农民。时刻牢记着贫苦农民的境週，这使鲁迅在过去能深刻地总结辛亥革命的教训，在今天又能看透各种倒退行径的危害，坚持在分化中前进，在复古声浪中继续批孔。
    一九二四年春节期间，鲁迅怀着极大的悲愤，度过不眠的长夜，写下了小说《祝福》。《祝福》展现了一个穷苦的农村妇女祥林嫂的悲惨一生。祥林瘦在死了丈夫之后，逃跑出来，到鲁四老爷家做女士。鲁四老爷一面皱着眉头，讨厌她是个寡妇，一面又看到她手脚壮犬，是个好劳动力，答应收下。不久，样林嫂的婆家发现了她的踪迹，野蛮地把她绑了回去进行逼嫁，卖到山换里。后来，她的第二个丈夫又死了，唯一的儿子被狼衔去，夫家的大伯立刻赶她离屋，她只得单身出走，重新来到每四老爷家帮佣。从此，一连串更加惨痈的打击落到祥林嫂头上。鲁四老爷因她再嫁再寡，担她蓉作不祥之物，.咒骂她“不干不净”，“败坏风俗”，严禁她沾手祭品。旁人又用阴间的锯刑恐吓她，要她到庙里捐一条门褴当替身赎罪，让千人踏，万人跨。她好不容易积下钱捐了门槛，没想到仍然不准赎罪一鲁
    四老爷照样不准她插手祭祀。祥林嫂再也无路可走了，她沦为乞丐，终于在爆竹的轰鸣声中，在旮四老爷隆重筹备年终笨礼之际，悲惨地倒毙在雪地上。
    祥林嫂就这样被吞噬了。封建宗法制度孔孟伦理道德、鬼神迷信等等就是这样瞬瞄着祥林嫂，一步步把她推向绝境1
    《规》揭示出九孟艺逍虫要摧残的对象是祥林嫂这样的贫苦农良，这是这篇小说在思想意义上高出《孔乙已》等作品的地方。然而，究竟依靠什么社会力量才能掀翻压在干苷万“样秫艘”头上的统箱？这一问题在鲁迅脑中盘旋窘。
    心84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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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老虎尾巴”墙上挂着一副对联，那是鲁迅特地集了屈原《离骚》中的诗句，请人书写的
    望吨噬而勿道恐鹣䴔之先鸣（注）
    鲁迅在阅读和写作的间隙，拾头看到这副对联，二千多年前诗人一边徘徊一边吟咏、焦灼万分而义求索无路的情景，宛然如在自前。而当鲁迅把目光转移到案头，看到面前堆着的不少充满复古滥调的报刊时，一种强烈的革命贲任感又涌上心头，他决心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加快4求索”的步伐，寻找明确的答案。
    鲁迅对进化论越来越怀疑了，头脑中的阶级论因素在不断增加。他早先常常用“上等人”、“下蝶人”这两个不甚准确的概念来表述现实生活中的阶级对立和矛盾，以后，随着阶级斗争的不断深入，“阔人”和“穷人”、“治者”和“被治者”、“压迫者”和“被压迫者”等字眼越来越多地出现在杂文和书信中。与此相适应，鲁迅原来把希望寄托在全体青年身上的信心也开始发生了动摇。且不说出国4镀金”的傅斯年、罗家伦之流也是青年，不久前，鲁迅刚就“背年必读书”问题发表了一点意见，短期内就收到了不少指责、谩骂的信件，其中有些显然出自知识青年的手笔。还有，鲁迅在女师大兼课时，发现该校某些学生不但不关心国家大事，连校内近在咫尺的风潮也无动于衷…看来，在青年中间也有倾向于“治者”、4压迫者”和“被治者”、“被压迫者”之分。大量的事实使鲁迅得出初步的结论：对青年不能“一概而论”，他们中间，有“醒着的”、“要前进的”，但也有“昏着的”、“躺着的”、“睡着的”。
    在失望于那些“昏着”、“躺着”、“睡着”的青年之后，魯迅以更加迫切的心精，瞩目芋那些“要前进的”、具有革命民主主义思想的知识青年，希望通过他们的艰苦斗争，唤醒群众，最终开创一个没有“太爷”、“老爷”之类统治的新局面。
    鲁迅夜以继日，进行了大量的工作。他在“老虎尾巴”接待来坊的青年，鼓励他们起来战斗，他给不少来信求教的青年写了许多回信，告诫他们同旧势力较壁必须“锲而不舍”，他带领文学背年，创办有战斗力的文艺周刊，让他们为改造社会出力…
    时光飞快地流驶着。随着鲁迅和青年接触的增加，他的观察和“求索”较前更为深入，因而苦闷不但没有消除，反而是更为加重了。
    鲁迅创办《莽原》周刊，目的是希望青年们勇敢地站出来问旧社会进行批评，“可槽来(注)屈原离骚原句是：“吾令毅和弭节兮，望崦嵫而勿迫：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及年岁之未晏兮，时亦犹其未央；恐鹊鹅之先鸣兮，使夫百草为之不芳。”镀和，神话中的人物，相传是给太阳驾车的。“弭节”，驻车的意思。崦嵫”，神话中的山名，相传为日落之处。前句失意是：“我命令簇和慢点走，不要让太阳很快地迫近崦磁山；前面的路还很长很长，我要趁天黑之前上下四方进行求索。”“晏”，晚。“央”，尽。“鹈鹅°，即杜鹃鸟，常在初夏之时鸣叫，其时首花多已开过。后大意是：“我的年纪还不太老，时间地还来得及說是恐怕杜鹃岛早早鸣叫起来，这样，春尽夏至，众芳曹欧，余下的时闻就不多了。
    e88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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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话的竟很少”，寄来的不少仍是“花呀”、“爱呀”之类的稿件。鲁迅多次感叹地说：《莽原》“没有撒泼文章”，“实在有些穿棉花鞋了”。穿着“棉花鞋”，怎么能够勇敢地冲锋陷阵晚？
    总之，鲁迅一方面感到他身边的不少知识青年程度不同地存在着反封建的民主主义要求，但另方面又感到他们私心太重，“真出于“为天下’是很少的”。鲁迅一直提倡“韧”性的战斗精神，但他发现不少知识青年华而不实，脆而不韧，碰了几个钉子以后，很快就从“醒着”转变为“昏着”，从前进转变为倒退。
    为什么会出现这类现象？这使鲁迅感到惶惑。他痛苦万分地想：如果连这类“要前进的”、具有革命民主主义思想的青年到头来都不足靠，中国还有什么希望？
    鲁迅的“求索”并没有局限于一时一地的所见所闻，他把目光追溯得很远，想从历史的回顾中作一番系统的整理。就这样，他在一九二四年和一九二五年间接连写了几篇反映知识分子的小说，对不同时期不同类型的知识青年作了深入的解剖，总结了他们在中国革命长途中怎样从“前进”到碰壁，以致最终遭受失败的教训。
    《在酒楼上》的居纬甫，原先对自己“改革中国的方法”深信不疑，曾经勇敢地拔掉城隍庙中神像的胡子，到后来却丧失了任何战斗意志，象蜂子和蝇子一样，“飞了一个小圈子，便又回来停在原地点”，变成一个“敷敷衍衍，模模胡胡”、专教“子曰诗云”混日子的
    ·人物
    《孤独者》中的魏连安曾经是一个“新党”，经常毫无顾忌地写文章，发议论，最后却和旧势力全盘妥协，成为一个军阀师长的顾问，躬行“先前所憎恶，所反对的一切”，完全毁灭了自己
    《伤逝》中的涓生、子君是比吕纬甫、魏连殳晚出一辈的青年知识分子。他们接受了更多的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反封建要求也更为迫切。子君喊着：“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毅然冲出旧家庭的樊笼，和主张男女平等、婚姻自由的涓生实行同居。可是不久，在冷酷的现实面前，两人终于被迫分离，子君回到她父亲那里悲惨死去，涓生悔根万分，又找不到出路…
    三篇小说，三个悲剧，笼罩着浓重的忧郁调子，又闪发着深刻而清醒的批判光芒。吕纬甫、魏连殳、涓生、子君都曾经不失为“要前进的”背年，都向封建势力进行过挑战，然而他们到后来都失敗了。症结在哪里？鲁迅痛切地感到，症结就在于：在他们的心目中，象祥林嫂之类的劳苦大众并未占有位置，症结就在于，·个人奋斗式的反抗并不是
    一条正确的道路。目纬甫单枪匹马地拔掉神像胡子之类的举动不会收效，魏连殳孤身、人、我行我素的抗争冲不破黑暗的罗网，而子君的呼喊“我是我自己的”，看似缬有信心，实质上正好暴露了她思想的脆弱性一在强大凶暴的封建势力面前，离开整个社会的解放去追求个人幸福，怎能避免失败的命运？到头来，等待着她的竟是连一块基碑也没有的坟墓！
    这些人物共同的悲剧说明了他们斗争目的、斗争方式和斗争武器都存在严重的问题。那末，究竟怎样才能另辟生路，不致重蹈覆辙？尽管鲁迅对于中国革命的前途还不甚了
    e.86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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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但是，有一点是明白无疑的：为了使千千万万闰土、阿见、七斤、祥林嫂得到解放，必须不间断地寻找新的思想武器，必须坚持顾强的战斗，决不能回过头去同旧势力妥
    协！
    一九二五年三月，鲁迅写了散文《过客》。这个“过客”不同于吕纬甫、魏连殳、涓生、子君，他不顾长途跋涉，不避荆棘挡道，不怕流血受伤，始终颜强地向前、向前。途中，他向一个老翁问路，这个老翁早已在道旁筑起了一个休憩的小屋，停步不前了。老翁以“过来人”的身份劝“过客”回去，理由是：“据我看来，你已经这么劳顿了，还不如回转去，因为你前去也料不定可能走完。”
    “过客”沉思片刻，忽然惊起，斩钉截铁地说：
    那不行1我只得走。回到那里去，就没一处没有名目，没一处没有地主，没
    一处没有驱逐和牢笼，没一处没有皮面的笑容，没一处没有眶外的眼泪。我憎恶他们，我不回转去1
    是的，决不能回转去！在那里，鲁四老爷安下了剥削和压榨的陷阱，魏连殳的上司用金钱和权势俘获那些丧失战斗意志的人，子君父亲射出了比冰霜还要寒冷的目光。在那里，魏连殳、吕纬甫、子君已经相继丧失了生命和灵魏！
    “过客”和老翁分手，和一切半途停止战斗的人分手。他包扎好伤口，提起竹杖，准备继续向前探路。临行，他深沉地说，“有声音常在前面催促我，叫唤我，使我息不下。”在“过客”听到的“声音”中，显然，有着祥林嫂等被压迫人民的呼喊，有着时代的鼓点。
    鲁迅曾经说过，《过客》这篇散文，他在头脑中酝酿了好多年。不言而喻，在“过客”身上，多少可以照见大分化以来鲁迅自已的影子。
    “过客”是一个进行“韧”性战斗的勇士形象，同时，他又是孤独的，也不无疲乏之感。他不知道前途如何，在彷徨也在探索。
    鲁迅后来写过一首题小说集《彷徨》的诗，追述他当时有过“两闻余一卒，荷戟独彷徨”的思想情绪。这种情绪不时流露在他的笔下。在鲁迅的作品中出现了这样的句子，“我的心分外地寂寞。”“我不愿彷徨于明暗之间。”“我梦见自己在冰山间奔驰。”有时，词句又一变而为愤概激昂，几乎是大声疾呼：“仰慕往古的，回往古去罢！想出世的，快出世罢！想上天的，快上天罢！灵魏要离开肉体的，赶快离开罢！”鲁迅无情地批判了当时存在于知识分子中间的各种颓废复古、消极逃避的倾向，但是，大声疾呼和无情批判掩不住内心的一片焦灼之情：“新的战友在那里呢？”
    基于这种没有解决的思想矛盾，鲁迅在和青年们接触的时候又表达了这样的想法：“不愿将自己的思想，传染给别人”。因为“我连自己也没有指南针，到现在还是乱阅”，“我
    现在还要找寻生力军”。
    不同阶级有着不同的政治理想和斗争道路。因此，对于鲁迅来说，“找寻生力军”和找寻新的斗争道路、斗争方式这两个问题，很自然地联系在一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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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在日本开始，鲁迅曾经想以文艺为武器，从思想和糟神方面入手来达到改造社会的目的，俱是严竣的阶级斗争现实动摇了他这种想法。
    孙中山的逝世引起了鲁迅不少联想。回顾这位伟大革命先行者走过的道路，鲁迅得出结论道：“孙中山奔波一世”，所以屡遭挫折和失败，“最大原因还在他没有党军”，总而言之，“改革最快的还是火与剑”。
    面对北洋军阀及其走狗“现代评论派”的猖狂反扑，鲁迅毫无怯阵的表示，但在和战友倾心交谈时，他又从不讳言自己内心的矛盾：“我又无拳无勇，真没有法，在手头的只有笔墨”，“我明知道笔是无用的，可是现在只有这个，只有这个而且还要为鬼魅所妨害。”这些话诊透着鲁迅在认识工农革命武装斗争的巨大威力前极大的悲愤和苦闷。
    从寄希望于全体青年、寄希望于具有革命民主主义思想的背年发展到寻找“新的战友”，从不恰当地估价文艺的作用发展到推崇革命的“火与剑”，这标志着鲁迅的世界观正在发生部分质变，也说明了鲁迅思想深处的矛盾斗争已经到了何等激烈的程度。在头脑中的进化论和唯心史观不断受到冲击的过程中，对于十月革命和马列主义的了解、学习、思考，使得鲁迅内心的矛盾斗争增添了崭新的因素，从而加速着鲁迅思想的发
    展。
    鲁迅思考和“求索”十月革命的伟大意义，已经有了一段较长的时间，他不断地从国内外区面教员那里得到“启发”。反动派不择手段地丑化十月革命，使鲁迅认识到这场革命已经吓得他们胆战心惊，而那些戴着有色眼镜的外国游客编写的苏俄游记，更分明流露着富人们阴暗、恐惧的心理。一九二五年四月，鲁迅为一位背年友人编译的《苏俄的文艺论战》
    一书写了序言，他从无产阶级的革命艺术和“已死的资产阶级艺术”的对比中，鲜明地表示
    了自已的态度。
    鲁迅学习马列主义虽然不是最早，但很踏实，他不断把自己在现实斗争中的切身感受和马列主义的理论互相印证，从中得出自已为之深信不疑的结论。在《春末闲谈》中，鲁迅曾热情称扬十月革命掀翻了沙皇的罪恶统治。在另一篇杂文中，鲁迅从北洋军阀不准学生开会的事想到：“因为加了强力的迫压，遂闹出开会以上的事来。俄国的革命，不就是从这样的路径出发的么？”
    然而，当时鲁迅终究还不能确有把握地断定：象十月革俞这类崭新的革命会不会在中国出现。在中国该到哪里寻找足以发动这样的革命的社会力量？
    时代在不断地向鲁迅揭示着答案。无数“新的战友”一一广大工农群众正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以反帝反封建的英勇斗争迎接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的高潮。革命风涛撼着北京，也度撼着鲁迅的思想，加速了他思想矛盾的激化。
    (缤三)
    ·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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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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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广昌路上
    四月二十一日，我们从抚州出发，进入了潮南的广昌县。
    行进在广昌路上，我们的眼前很自然地映现出了四十几年前的一福国景：风雪迷漫，寒气逼人，一支英勇的队伍在崎岖的山路上行进，他们来自福建古田，准备前去攻打吉安。队伍中一面面火红的旗帜，在茫茫白雪中显得特别鲜艳…而就在这时，率领这支队伍的伟大领袖正在吟诵并一首以“广昌路上”为题的壮丽诗篇
    漫天皆白，雪里行军情更迫。头上高山，风卷红旗过大关。
    此行何去？赣江风雪迷漫处。命令昨颁，
    十万工农下吉安。
    今天，我们所走的广昌路，早已不是“漫天皆白”。温暖的阳先驱走了阴整的严寒，四周春光明媚，山花烂漫。但我们深知，在社会主义苹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征逾上，碰路依然漫长而艰苦，决不可能求远温煦如春。就拿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这一新生事物来说，它的成长受到了党和人民的亲切关怀，但成长的道路决不是风平液静的，而是充满着激烈的斗争。年轻的一代在竖持这一战斗道路的过程中，要经过多少次“雪里行甲”的历程啊！广昌县正在试办骨年队，城郊公社有个文会膏年队，是今年刚成立的。我们一到那里，就听见一阵阵吆喝耕牛的声音响亮地传来，原来是骨年们在扶梨耕田，有几个骨年正把场地上用小苗育秧法培有出来的一片片嫩绿的秧苗挑到大田思去还有好些膏年在插秧“
    年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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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派耕种季节的繁忙景象！同行的县乡办主任老夏随即卷起碑管下了田，和青年们一起生龙活虎地干了起来。
    突然，一个黑助勁的结实小伙子出现在我们面前，他身上沾满了泥巴，一看就知道刚从田里上来。人们向我们介绍：他就是这个青年队的队长丁道行，是上海新群中学六九届毕业生，巳两次放弃了上大学的机会。他现在可忙啦，除了抓青年队，还兼任县团委委员，大队团支部书记和附近一个生产队的会计。
    我们想，得赶快找这个“忙人”攀谈几句，就开门见山地问：“青年队打算怎样办下去？”“要办就得把它办好1”小丁回答得干脆利落。
    “办了青年队，队员的扎根思想巩固了吗？”我们又问。
    小丁笑了笑，说：“这话滋怎么回答呢？大多数是安心的，但也有一些波动。”顿了顿，他又补充说：“这和社会上刮来的风向有点关系，有东风，也有西风。”“东风和西风？”我们有点不解，“那你先讲武东风吧！”
    “这可多了”，小丁兴奋地说，“过去林彪一伙破坏上山下乡运动，是谁坚持毛主席的正确路线始终关怀着我们？是各级党组织和广大筑下中农嘛！就说我们青年队吧，当初开办，困难不少，大队党支部就从大队林场划出一百亩山林，一百亩荒山，三十亩水田，五亩旱地，一起拨给了青年队，还派出老贫农来辅导、帮助我们。骨年队造房子、买手扶拖拉机，大队都补助了经费。
    “当地的蓟下中农、干部是这祥，远在千里之外的上海工人阶级也是这样。反正，我们这个小小膏年队在前进道路上的每一步，都与社会上许许多多人的帮助和支持分不开。壁如，我的种了一些香叶苹，准备用来冻制香叶油，这事被队里小吴的爸爸知近了，他是上海
    一个香料厂的老工人，一再来信表示，退休后要到这里来安家落户，帮助我们种好香叶草，炼好香叶油。这番心意对我们可鼓舞呢！”“那末，西风又是怎么回$呢？”我们问。
    “要说西风，我们队里的青年有一肚子话想请你们带回上海去呢。这样吧，趁等会儿吃完饭休息，我找几个队员来一起开个小座谈会吧。”
    午饭后，座谈会开起来了。他们说：“最猛烈的西风是林彪一伙制起来的。这些人不仅在江西严重地破坏了集体经济，而且还用各种平鄙的手法破坏上山下乡运动。一我们刚下来时的困难才叫大呢，现在和那时相比可真是大不相同了。”接着，我们问起现在上山下乡工作上还有什么阻力，青年们开始都笑而不答，但不久也就你一言我一语地讲开了。他
    侧摊出了一些现象让我们分析：/
    “我们春节回上海探亲，经常遥到一些亲戚、朋友，他们总是问我们有没有羽上来，如果说没有，他们会党得很道憾。弄不好，他们还会探问一下没有上调的原因。七八年没上调，是不是裘现不好？犯过什么错误了？甚至有的党员或者是干部有时也这么说，这对我们思想上就有点压力了，你们说，这是不是在刮西风？”
    小丁接着他的战友们的话头说，“最严重的是某些人不能正确地对待自已的子女。譬如我这火回家，就遥到一位老同学，由她爸苍的朋友张罗，一连换了好几火工种，直到换了4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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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她自已认为湖意的工作岗位为止。她在我们西前谈起这件寧，觉得自己挺有办法，荣报得很。但我觉得，真正光荣的不是她，也不是地的苍爸或她爸爸的朋友，而是我们，是我们这些坚持在农村战斗的骨年1”
    、膏年们被小丁这句自豪的话逗笑了，笑得那样欢畅，那样信心十足。
    是啊，我们每个同志都值得认真思考一下：在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新生事物面前，有没有坚决按毛主席的指示去做？是在刮东风呢还是在刮西风？是真心实意地支持呢还是口头上支持而行动上却在反对？究竞是想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呢还是去护大资产阶级法权？这一连串问题对我们的考验是严峻的。同志，可得过好社会主义苹命这一关啊！在我们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里，占优势的毕竞是东风而不是西风。广昌县的上海慰问团同志就曾给我们说起过这么一件乎：这儿有一个公社组织了一部分青年办了一个小工厂，想利用报废的砂轮改制成各种规格的小砂轮，供应本省各方面的需要。慰问团同志与上海砂轮厂联系，上海砂轮厂不仅全力支持，而且还由厂党委的主要负贵人亲自接待、安排了来厂里学习技术的知识青年，又决定派工人师傅到广昌来帮助、捕导。请看，那个退休后要来这里安家落户的老工人，上海砂轮厂那些热情地支持上山下乡新生事物的工人和干部们，不正在形成一种足以抵制各种歪风邪气的社会主义新风尚吗？当然，小丁和他的战友们在坚持农村的道路上还会遥到形形色色的困难，各种各样的风浪。但这又有什么可怕呢，人类社会就是在大风大浪中发展起来的嘛！苹命脊年们，披荆斩棘地前进吧！未来是你们的，胜利一定是属于你们的！▣
    离开青年队后，·我们还领便去瞻仰了这个县的草命烈士纪念馆。照片上苹命先烈们的进像显得那么从容、镇定、豪迈。看若看着，不知怎么，我们又想到了青年队里的新一代。从苹命烈士纪念馆到青年队，我们不是清楚地看到了广昌路上的两代跋莎者
    吗？
    老一代苹命者跟着毛主席行进在广昌路上，他们在风雪中，在泥泞中，在枪林弹雨中，从重重包围里杀出了一条前进的道路。今天，江山换了主人，但军号仍在鸣响，战旗仍在飘杨，征途也并未结束。断的一代革命者在踏着革命前辈的脚印继续向前行进着。这是
    一支更为宏大的队伍，面临着的是比拿枪的敌人更难对付的不拿枪的敌人。他们战天斗地，与传统观念斗，与旧习惯势力斗，与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思想斗，一步一个脚印地行进着。“蟹里行军情更迫”，“风卷红旗过大关”。广昌路，真是漫长而曲折的中国革命道路的
    一个缩形时1
    四、赣江源头
    我们沿着波涛滚滚的贡江前进，四月二十五日，到了章水和贡水的汇合处，也就是敢江的发源处一鞍州市。
    獭州市现为赖州地委的所在地，相传在汉初就已在这里建城设郡，运今已有二千四百多年历史。城西北田螺岭上有座郁孤台，.宋代大诗人辛弃疾任江西提点刑欲驻节载州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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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作过这样一首河
    都班合下清江水，中间多少行人泪。西北望长安，可怜无数山。青山遮不住，毕竞东流去。江晚正愁余，山深闻鹧鸪。
    “青山避不住，毕竞东流去”一诗人无意之中道出了一条历史规律。古老的赖江啊，你是历史的见证。有多少反动派想阻挡历史洪流的前进，而到头来都只落得个徒唤奈何。就说当年那个潮南特区专员一蒋经国吧，他为了镇压红军北上抗日后留下的游击队，曾在这里苦心经营多年，还大言不惭地欺骗人民说，要在费州办“炼钢厂三所，炼铁厂三所，炼铜厂四所，机器制造厂四所”，还吹嘘什么要做到“收音机每三十家一架”。结果呢？红军游击队越战越强，红色根据地巍然屹立，而在他统治下的偌大一个黄州，竞连一根小铁钉郁不能生产」
    莆州，爱国诗人悲叹过的潮州，反动头子盘踞过的赖州，今天，苹命人民正在怎样描绘
    着一幅她烂的宏图呢？
    且不说那烟由林主的工厂区，且不说那满目琳琅的市容，且不说那长达八华里、宽达
    六十尺的壮观的东风大道，就让我们看看战斗在这个地区的一代社会主义新农民吧！我们怀着迫切的心情，走访了远近闻名的安远县鹩子公社龙岗青年队。
    路上县政治部老林同志说：“这个队的情况你们马上要亲眼看到了，我先告诉你们
    一些数字吧，这些数字可实在感动人，到纠人忘不了。
    “他们种的是山抗冷浸田，土质簧珊，原来亩产二面多斤。这样的田，由一个新遮队来种，当年是没有上交粮食的任务的。但一年下来，你们清怎么样？他们竞从亩产二百多斤增产到六百多斤，翻了三番！这样，定队时借的口粮、种子粮一千七百多斤全部还清，储备粮留了五百斤，下一年的种子粮、饲料粮留足，还留了每人平均八百三十斤的口粮。一切该留的都留了，他们就喜气洋洋地挑了三千多斤粮食去主动上交给国家。
    “特别有意思的是，烧队时他们要买拖拉机到银行去贷款，银行的同志认为青年队贷款还款无期，就把这笔钱记在账上算作一个湘牲。没想到就在当年，向银行借贷来的一千山百元线一分不差地完全还清了。
    “这些数字，不仅我记着，粮管所、银行的同志，还有计许多多贫下中农、干部都记着，火家都拿这些数宇来回答那些污蔑上山下乡的人。，·
    “还有一些零碎数字。他们去年养了七头猪，四十只鸭，三十多只鸡，还有鹅。收了蔬菜三千斤，西瓜一万三千多斤。全队去年总收入五千三百多元，每个青年的收入一般都在
    二百一十元以上。”
    人们总是说，数字是枯操的。但是听着这一连串动人的数字，又是多么扣人心弦，它
    们不是地诗更美、思能鼓舞人么1
    说著说籍，不知不党已到达了龙岗青年队。看到客人来了，从通前犬豆地里奔出来一群正在于港的骨年。秘们热情地与我们提手，趣得我们的手直发痛，照手劲可真大，多棒的小伙子们啊！他们中为首的是骨年队队尤、共产党员张锡群。他中等个儿，希上去还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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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副学生样子，但正是他，带领著骨年战友们正在走着一条艰苦的创业道路。
    我们被林同志所讲的这一连串数字引起了兴趣，想去看看他们种的庄稼。张锡群同志说，“好，可还得走五六里地。”“怎么这样远？”我们问。
    小张笑了，说：“这是我们自己选的。刚办队时，领导上说有两处土地可以供我们选择，一处是平川，田好土熟，离队又近，但只有十二亩。一处在五六里外，土地衡瘠，是产量低的山坑冷漫田，但田块比较大，有二十五亩，旁边还有一片黄土岗可以供今后开发。“很明显，前者困难少，但发展余地不大，后者困难大，但有比较广阔的发展余地。究竞选哪儿？大伙一商议一一”，这时，小张的手在空中有力地一挥，大声说：“当然选后者1骨年队要发展，青年队不能怕困难！”
    “决心一下定，我们各人拿了集并时带来的唯一工具一一把旧锄头，到那五六里外的冷浸地里干起来了。公社党委书记和县乡办负贲同志都来到我们膏年队，白天和大家
    一起劳动，整理房屋，打扫场地，晚上就和我们一起学习，鼓舞我们的斗志，澈励我们前进。我们向自己提出了这样的口号，
    不跨‘纲要’不探亲，不超千斤不甘心！战天斗地拚命干，哲把龙岗变大寨！
    小张陪着我们边走边说，一条湍急的河流挡住了去路，这条河不算太宽，但水比较深，河中间插了几根木桩，上面钉了几块木板。
    小张指着湍急的河水说：“这条河对我们就是一个考验。我们的地在河那边，有时木桥被大水冲掉了，来不及抢修，我们就趟水过去。去年春上，为了抢季节，大家嫌来回吃饭费时间，就带了粮、锅、萝卜干，在河对面日夜连着干。当时那里还是杂草丛生的山坳，大家亲昵地称它为‘呼伦贝尔小草原’，但我们拔芽草，挖树根，只用了七天时间，就使‘小草原'的面貌大变了样。我们还在冷浸田里挖排水沟，筑防洪堤，使山顶上流下的寒冷的泉水，在山坡上转图打弯，让它给太阳晒得暖洪烘后再流向大田。地温一提高，产量就成倍地翻上去了。
    “去年刚插完秧，一连几天大雨，大家怀念着河对面山坑田里的禾苗，派了两个人去看。但人一过河，就碰到山洪下来，桥给冲掉了，到天黑时，他们还没回来。全队青年都守候在咆哮翻滚的河边，十分焦急。直到傍晚，才从波涛中看见两个人影在闪动，大家七手
    八脚地把他们拉上了岸，焦急地问他们禾苗怎么了？他们说：‘被雨水冲了…”“大家难过地低下了头，他们立刻爽朗地笑了起来，‘别急，我们没说完嘛」被雨水冲了一通，禾苗还好好地挺立在那里呢！”一原来，他们在那里排水泄洪，整整苦战了一天。”
    我们跨过了这条值得纪念的不知名的河流，又走了不少路，看到了一片长势十分茂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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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庄稼。我们情不自禁地说道：“老林给我们讲了一连串数字，那里面可不知兹藏着你们的多少心血和汗水！”
    小张马上接着说，“流点汗水算不了哈。问题复杂在不光是和自然界斗，还得与资本主义势力斗。刚才我们不是走过了西瓜地吗，当时就有人劝我们请外来的‘师傅’种，说他们种得好，有经验，保险。但这种外来‘师傅”在种了瓜后要按‘四六开’或‘三七开'分红。你看，那不是明摆著在搞资本主义吗1因此，我们就坚决自己动手种，种了三亩瓜。这西瓜可娇呢，第一次种下去，下肥过重，第二天一看，全枯焦了；第二次再种，开始长得不错，可不久发生了虫害。由于杀虫药用重了，瓜苗和虫一起死光了。即使这样，我们还是竖持不请种瓜“师傅”，为了替社会主义集体经济争气，走访了一些有经验的老农，第三次再种，终于成功地种出了又大又甜的辑南蜜瓜，每亩产量达到四千多斤。”
    小张说到这里，我们又回到了河边。这时已是傍晚，青年队刚刚收工，拖拉机的轰鸣已经停息，代之而起的是阵阵欢快、高亢的歌声。隔河望去，青年们正在整理工具，或者在河边洗脸、洗衣服。厨房的烟囱顶上炊烟袅袅。啊，该是开饭的时候了。
    我们在这时蕃然又想起了辛弃疾的那首词。也是黄昏时分，也是在赣州山区的一条江边，那时这位诗人在江咤排徊着，发出了“江晚正愁余，山深闸鹉捣”的慨叹。可今天，一群胸怀共产主义壮丽理想的青年革命者，在结束了一天的战斗生活以后，正在纵情歌唱。凄凉的鸿鴣鸣叫声早已消逝了，眼前是欢膳地啦露着的河水，换带着雄壮而豪迈的歌声，流着、流着，流向远方…
    此情此景，应当用这样两句诗来描述：“喜看稻菽千重浪，遍地英雄下夕烟。”
    五、大雨滂沱走茅山
    长期生活在城市里的人们，恐怕很雉想象在滂沱大雨中走山路的情景吧？五月十日，我们和上海新来的几位同志会合，从全南县城出发去大庄公社的时候，就遇见了这样的情景。
    浓密的乌云在山腰里匝匝重重地缠绕着，瓢泼的雨磺倒在望不到边的树海里，“哗啦哗啦”响成一片，与瀑布、山溪中喧闹的流水声汇合在一起，整个山谷里回荡着翻江倒海般的声浪。
    我们行进在这啦闹的声浪中不约而同地发现这里漫山遍野都是野藤，有缠绕在树干上的，有闻周在草丛中的，有攀附在山岩上的，也有悬落于峡谷间的…粗如儿臂，细裁如指，似无数条粗大的绳索纠缠在一起，又似万年条青蛇在蛇蜒游动。雨一打，风一吹，不少野藤在空中飘荡起来，天娇自如，那就更引人注同了。·
    就这样，我们留着铺天盖地的大雨，在漫山近野的野藤丛中行进，来到了茅山脚下的大庄公社骨年队。
    走进门，奇怪！屋里面竞然也是满屋满地的藤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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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来，这是青年队的藤椅工场。
    浸山遍野的藤，是制作藤椅的上好原料，而如果不加米伐，听任野藤四处爬游，就会渺响别的植物的生长。贫下中农看著这藤，公社干部看着这藤，知识骨年们也看着这藤，大家不谋而合地共同盘算着开办藤椅工厂的计划。知识育年中有个叫城志济的，可算得是个有心人。有很长一段时间，他每到一个地方，只要看到有藤椅、藤器，总要翻过来复过去地琢磨半天。到县城去，总要跑到藤椅厂里去东看看西摸摸。晚上躺在床上，也总在反反复复地想著：扎椅架的木条怎么弯才不断？，竹钉怎样钉才吃得住力？
    公社领导知道小城在捉摸什么，就通知他到藤椅厂去学习。小战是多么高兴啊！他来到藤椅厂，坐在老师傅旁边仔细地看着一道道工序，后来，老师傅去吃饭了；他就自己试着扎了一只椅架。老师傅回来一看，诧异地问：“咦，怎么多了一只？”小臧说：“我学着扎的，您看看行不行？”老师傅吃了一惊，仔细地看了椅架后，端详着小伙子的脸，问“你怎么
    这么快就会了呢？”
    小减不好意思地低下了头，没有回答。但答案是清楚的：有志气、有抱负的青年，能有
    什么本领学不会呢？
    小城他们从藤椅厂学习回来后，公社党委从五个育年队里抽调了一些人办了·一个藤椅工场，并问他们：“能不能争取在半个月以后投产？”结果，九天之内，这个小工场就独立生产了。花费的经费极少。只用二十多元钱添置了一些工具，买了四百多元钱的原料，缺少扎椅架的木条，膏年们就上山搬来了济山后余留下来的杉木枝条。
    我们从公社干部的嘴里听着这个藤椅工场的故事时，小城正在藤束、木堆间紧张地忙碌着，还时不时抬起头来补充几句。'后来，他扎完了一个椅架，就搓了椹手，索性正儿八经地与我们交谈起来。
    他说：“我们的小工场，开始是五人，后来增加到七人，到年底公社准备扩大到二十人。原先每人每月能做三四把藤椅，现在可以做八九只，甚至十只。这些藤椅，近销南昌，远销广东、湖北和上海。前一阵我们请藤椅厂的老师傅来检查质量，他们说我们的质量早经过关，但比县亦厂的产品还稍许差一点。我们一定要刻苦钻研，提高技术，迎头赶
    上去1”
    这时，工场负奇人、上海知识舟年郑平亚也来了。地是一个结实健壮的女青年，但武起话来还带着，点害羞的神态。她沉着而平静地介绍着这个工场：“我们办藤椅工场，目的还是为了巩固上山下乡的成果。青年虽然从各个队抽羽上来，但仍然不脱离原来的膏年队。藤符的生产收入，在扣除成本、积累和青年生活补贴后，尽管目前余颜还不多，但仍能向各青年队提供一定数量的现金。壁如，现在已经为青年队里买了花生种子一百多斤，小鸭二百多只，还有小猪、鱼苗，又添置了一些农具。'总之，以工养农，巩图、壮大背年队的集
    体经济嘛！”
    小郑、小贼畅快地谈着，突热，小郑抱款地笑了，“黑，怎么老让你们站在这儿呢，上接
    坐，上楼坐！”
    于是，他们领着我们走上了一个木楼梯。原来这是一所小学的房子，为了支持骨年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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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藤椅工场，特意腾出了两间救室。好几个青年正在那里聚精会神地编扎着藤椅，见我们进去，都连声热情地说，“坐」坐1”
    进请客人坐，很平常。但当他们边说边把那一只只自己亲手编扎的藤椅搬给我们时，看得出来，既充满着好客的热情，又带着对自己劳动果实的喜悦和自豪。等到我们一个个都舒坦地坐在那光白结实的藤椅上，他们愉快地笑了。
    小郑指着一个胖胖的女青年对我们说：“办了工场可以使青年们的工作得到妥善的安排。象这个小周，两年前得了肝炎，回上海休养了一年多。她父母为她身体担忧，准备把她从大庄迁到原籍苏州，以便照顾。但正在这时，公社党委梢了信去，告诉她要办青年队，安排她在藤椅厂工作。小周十分高兴，立即从上海赶到公社报到。半年来，她在这里体力道应，心情愉快，前不久还写了一封信给父母，说这里一切都好，工作很需要我，准备五年不探亲呢！”
    ·小周听小郑说到这里，笑着打了地一下，说，“就你知道得多1”轰的引起了大家的一阵萸声。
    一片笑声中，突然旁边一个五六岁的孩子凑着热闹哇啦哇啦地喊了起来。小郑赶紧跑这去逗了他几下，让他安静下来，同时指着另一位正在编扎的女青年说：“这是她的孩子。孩子苍苍也是插队的知识青年，在青年队里。有了孩子，夫要俩都到大田干活就有了困难，现在把母亲安排到藤椅工场劳动，困难就解决了。”
    小孩子的妈妈叫张云妹，她接着小郑的话说：“在这儿，既劳动又带孩子，我定心了。不然的话，人在田头，心挂屋头，可犯愁呢1”
    又谈了一会，我们就告辞了。外面仍是一片滂沱大雨，大田里现在是无法干活的，但在这个小小的工场里却热气腾腾地干得正欢呢！直到我们打着雨伞走出门去，还能听到骨年们的阵阵笑语，以及那个小孩子高喊“叔叔再见”的清脆的声音
    现在，我们又在一片大雨和满眼野藤的山景中行进了，但和来时不同，这时我们对在大雨下芨盛地箋延开来的野藤有了另一种感情，党得它分外可爱而亲切：野藤呀野藤，使劲地长吧！你在我们朝气差勃的一代新人的手中，该为巩固社会主义的集体经济多出把カ啊！
    其实，能为社会主义出力的又岂止是野藤？记得在全南县城肿听县政治部主任曾昭宾同志说：“全南县有一百九十四万亩山林，满山遵产杉、松、粹、楠等重要木材，还有成片的竹林。除了列入国家计划内的用材林外，还有大批薪炭林、经济林，而在这些树林中，蘑菇、香菌和各种药材追地丛生。地下还蓝藏着大批矿藏。知识奇年在这里热以粮为纲，全面发展多种经营，亦农亦工，可真是大有用武之地呢！”
    进过层层雨帘，我们兴数勃勒地观赏着路旁丰悦的自然资源。别看它们莽莽苍苍，绵延无际，我们知道，此刻，它们早已被描绘在筑下中农和知识青年们一份份远景规划里面了0
    (未完，特续)
    ·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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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ー九七五年
    第八
    期
    总第二十四期
    U×IYしPIPAN
    上海学习与批判杂志编辑部编
    上海人出版
    (上海复且大学)
    (上海招兴路5号)
    上海市报刊发行处发行
    上海商务印刷厂印刷
    代号：4-192
    定价：0.25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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