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旗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办
一九七六年第七期 目录
毛主席语录
    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
    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
    我们的党是一个伟大的党，光荣的党，正确的党。
    我们这个党是有希望的
毛主席语录
    官僚主义者阶级与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是两个尖锐对立的阶级。
    管理也是社教。如果管理人员不到车间小组搞三同，拜老师学一门至几门手艺，那就一辈子会同工人阶级处于尖锐的阶级斗争状态中，最后必然要被工人阶级把他们当作资产阶级打倒。不学会技术，长期当外行，管理也搞不好。以其昏昏，使人昭昭，是不行的。
毛主席语录
    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还在走。
    这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领导人，是已经变成或者正在变成吸工人血的资产阶级分子，他们对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性怎么会认识足呢？这些人是斗争对象，革命对象，社教运动绝对不能依靠他们。我们能依靠的，只有那些同工人没有仇恨而又有革命精神的干部。
毛主席语录
    不斗争就不能进步。
    党内如果没有矛盾和解决矛盾的思想斗争，党的生命也就停止了。
    我们要把我们党的一切力量在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和纪律的原则之下，坚强地团结起来。
团结起来，为了一个目标，就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要落实到每个工厂、农村、机关、学校。
在斗争中建设党
《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社论
    今天，我们在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取得伟大胜利的形势下，热烈庆祝中国共产党诞生五十五周年。
    我们的党，在伟大领袖毛主席的领导下，率领亿万人民夺取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又夺取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胜利。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我们粉碎了刘少奇、林彪、邓小平妄图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的阴谋，批判了他们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我们党更加团结，更加朝气蓬勃，更富有战斗力，正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在社会主义道路上继续前进。
    我们的胜利是伟大的，但是面临的任务还十分艰巨。我们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党的基本纲领，是彻底推翻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用无产阶级专政代替资产阶级专政，用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最终实现共产主义。为了实现这个纲领，还需要全党进行长期的奋斗。我们要牢记党的基本纲领，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忘党的最终目的，才能解决好无产阶级专政下党的建设问题。
社会主义时期，从理论上和实践上搞清楚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的问题，极其重要。毛主席在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中，对这个问题作了深刻的分析，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一九六四年，毛主席在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一个批示中，曾经指出：“官僚主义者阶级与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是两个尖锐对立的阶级。”毛主席又指出：“管理也是社教。如果管理人员不到车间小组搞三同，拜老师学一门至几门手艺，那就一辈子会同工人阶级处于尖锐的阶级斗争状态中，最后必然要被工人阶级把他们当作资产阶级打倒。不学会技术，长期当外行，管理也搞不好。以其昏昏，使人昭昭，是不行的。”毛主席还指出：“这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领导人，是已经变成或者正在变成吸工人血的资产阶级分子，他们对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性怎么会认识足呢?这些人是斗争对象，革命对象，社教运动绝对不能依靠他们。我们能依靠的，只有那些同工人没有仇恨而又有革命精神的干部。”毛主席的这一批示以及文化大革命过程中特别是反击右倾翻案风以来的一系列重要指示，深刻地揭露了刘少奇、林彪、邓小平一类党内走资派的阶级本质，分析了党内资产阶级的特点、根源和战胜他们的方法，对于我们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全党同志特别是领导干部要认真学习领会，从中接受深刻的教育。在社会主义社会中，还存在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人和人之间最本质的关系依然是阶级关系。只有承认党内存在资产阶级，清醒地看到走资派是危害党、颠覆无产阶级专政的主要力量，不断革党内资产阶级的命，才能保持党的无产阶级先锋队性质。这样，我们党才能领导无产阶级和革命群众搞好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并同世界革命人民一道，把反对帝修反的斗争进行到底，为全人类都得到解放而共同奋斗。
中国共产党是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党，是以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党。以我们党的伟大领袖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绝大多数党员和干部，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同工农兵心连心，坚决同资产阶级作斗争。许多优秀党员，站在三大革命运动第一线，率领广大群众英勇战斗，起了先锋模范作用。但是，党内确实有资产阶级。正如毛主席指出的那样，党员的一部分，有的已经变了，有的正在变，有的如果不警惕，也会变。那些犯过走资派错误的人，在文化大革命中经过党和群众的帮助，多数认识了错误，吸取了教训，在革命道路上继续前进。但也有象邓小平那样的人，坚持错误，成为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我们的同志要牢记毛主席的教导，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要密切联系群众，积极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热情支持社会主义的新生事物，促使各项社会主义事业都有新的发展。要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抵制资产阶级的侵蚀，自觉地限制资产阶级法权。要在斗争中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改造世界观，努力做到从思想上完全入党。
    当前，我们要集中火力批邓，深入进行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推行修正主义路线，是走资派最本质的政治特征。我们同走资派斗，最要紧的是解决路线问题，用马克思主义路线战胜他们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共产党员尤其是领导干部，要立场坚定，旗帜鲜明，站在斗争的前列，经受锻炼和考验，要联系各条战线阶级斗争，两条路线斗争的实际，积极带领群众同邓小平的修正主义路线作斗争。对犯错误的同志，要实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各级党组织要主动地在斗争中加强党的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
我们的党，有伟大领袖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有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指引航程，有坚持继续革命反对复辟倒退的广大党员，不愧为全中国人民的领导核心，不愧为社会主义事业的中流砥柱。我们敢于把党内资产阶级揭露出来，正说明我们党有力量、有信心、有能力战胜党内资产阶级，从而彻底战胜整个资产阶级。党内出现走资派，无损于我们党的光辉。出了刘少奇一伙，昆仑山不是没有被推倒吗！出了林彪反党集团，庐山不是没有被炸平吗！今天，出了邓小平，一小撮反革命分子在天安门广场闹事，他们的阴谋被粉碎了，天安门更加雄伟壮丽。历史经验反复证明，搞垮我们这个党是不容易的。正如毛主席所断言：“我们这个党是有希望的”。
在斗争中加强党的建设
党内斗争与党的发展
池恒
　　在批判邓小平、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取得伟大胜利的大好形势下，我们满怀无产阶级的革命豪情，迎来了中国共产党成立五十五周年。毛主席在批判邓小平、反击右倾翻案风斗争中的一系列重要指示，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学说的重大发展，也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党的学说的重大发展。深入学习毛主席的重要指示，认真总结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经验，坚持同党内资产阶级作斗争，必将大大加强党的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进一步推动党所领导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事业。
　　  恩格斯说过：“无产阶级的发展，无论在什么地方总是在内部斗争中实现的”。（《致奥·倍倍尔》，《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34页）毛主席指出：“党内如果没有矛盾和解决矛盾的思想斗争，党的生命也就停止了。”（《矛盾论》）“不斗争就不能进步。”无产阶级革命导师的教导，精辟地概括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我们党的历史经验，深刻地揭示了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前进和发展的普遍规律。认识和掌握这个规律，深入批判邓小平的修正主义路线，是加强党的建设、促进党的发展所必需的。
　　无产阶级政党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进行阶级斗争的产物和工具。有阶级斗争而后有党，有党就有反映阶级斗争的党内斗争。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无产阶级的先锋队。民主革命时期，为了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我们党领导全国人民进行了长期的革命斗争和革命战争。在这个过程中，同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问题相联系，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反复进行过多次。进入社会主义革命时期以后，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成为社会的主要矛盾，围绕着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这个问题，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从来没有停止过。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这种斗争还将继续进行下去。我们只有用阶级斗争的观点观察党内生活，才能真正懂得党内斗争的必然性，有长期坚持党内斗争的思想准备，在斗争中建设党，发展党。
　　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党内斗争主要是党内马克思主义者同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同党内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这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两大对抗阶级之间的斗争。走资派的特征是利用手中的权力推行修正主义路线，因而党内的阶级斗争集中地表现为马克思主义路线同修正主义路线的斗争。一九六四年，毛主席在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一个批示中曾经指出：“官僚主义者阶级与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是两个尖锐对立的阶级。”毛主席在这个批示中还指出：“这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领导人，是已经变成或者正在变成吸工人血的资产阶级分子，他们对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性怎么会认识足呢？这些人是斗争对象，革命对象，社教运动绝对不能依靠他们。我们能依靠的，只有那些同工人没有仇恨而又有革命精神的干部。”学习毛主席的这个重要批示，使我们更加深刻地懂得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的英明论断。毛主席所说的“官僚主义者阶级”、“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领导人”，都是明确的阶级概念，指的就是走资派，就是社会主义时期存在于党内的资产阶级。刘少奇、林彪、邓小平这些党内资产阶级，从政治上经济上压迫剥削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同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处于尖锐的阶级斗争状态中，他们是社会主义革命的主要对象。他们掌握党和国家很大一部分权力，自上而下地制定和推行一条修正主义路线，从上层建筑到经济基础大搞资本主义复辟，妄图变无产阶级专政为资产阶级专政，比党外资产阶级厉害得多，危险得多。因此，我们必须认清走资派的资产阶级反动本质，懂得党内斗争就是严重的阶级斗争，坚决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击败代表资产阶级的修正主义路线。
　　有人认为，共产党既然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党内就应该没有矛盾和斗争，就应该是纯而又纯的。这是一种违反唯物辩证法的天真的想法。“事物的矛盾法则，即对立统一的法则，是唯物辩证法的最根本的法则。”（《矛盾论》）世界上无论什么事物，总是一分为二，纯只是相对的，不纯才是绝对的。矛盾着的对立面又统一，又斗争，由此推动事物的运动和变化，这是一切事物发展的根本规律，也是党的发展的根本规律。我们的党不是在真空中生活，而是处在复杂的阶级斗争的环境之中。在民主革命阶段，特别是当革命高涨、激流涌进的时候，不免鱼龙混杂，泥沙俱下，党内也会混进极少数特务、叛徒、阶级异己分子等不干净的成份；一些人只是程度不同地接受党的最低纲领，抱着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跑到党的队伍中来，也是不奇怪的。解放以后，随着社会主义革命的逐步深入，党的队伍不断地发生分化。党内一部分坚持资产阶级立场的人拒绝改造思想，从不想前进到反对社会主义革命，变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存在，资产阶级法权的存在，国际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影响的存在，使党内产生着新的资产阶级分子。党内存在的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必然表现为党内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只有通过这种斗争，党才能够发展和前进。
　　用唯物辩证法指导党内生活，在斗争中求进步求发展，是毛主席关于党的建设的一贯思想。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毛主席在谈到整党时指出：“一个人有动脉，静脉，通过心脏进行血液循环，还要通过肺部进行呼吸，呼出二氧化碳，吸进新鲜氧气，这就是吐故纳新。一个无产阶级的党也要吐故纳新，才能朝气蓬勃。不清除废料，不吸收新鲜血液，党就没有朝气。”毛主席以通俗生动的比喻，深刻地阐明了党内矛盾的辩证法，阐明了只有坚持党内斗争才能使党朝气蓬勃的客观规律。历史上奴隶主阶级、封建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在它们取得统治权力以前和取得统治权力以后的一段时间内，曾经是生气勃勃的，是革命者，是先进者，是真老虎，而随后却逐步向反面转化，化为反动派，化为落后的人们，化为纸老虎，成为社会发展和历史前进的障碍。无产阶级是“最有远见，大公无私，最富于革命的彻底性”的革命阶级，是生气勃勃的为共产主义而奋斗的先进阶级。夺取政权仅仅是无产阶级革命万里长征的开始，无产阶级的历史任务是要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达到消灭阶级。无产阶级政党，应该集中地反映出无产阶级的这些阶级特征，教育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认识自己的历史任务，并为之而坚持奋斗。但是，党的无产阶级性质和彻底革命精神，必须在斗争中才能保持和发扬。如果不坚持党内斗争，不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战胜走资派的修正主义路线，一旦修正主义路线在党内占据统治地位，党的性质也就变了。列宁缔造和领导的苏联共产党曾经是生气勃勃的，后来却被苏修叛徒集团篡夺了领导权，变为修正主义的党，资产阶级的党，法西斯党，变为极端反动和腐朽的政治势力。从国际国内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来看，坚持党内斗争对于反修防修、加强党的建设具有何等重大的意义，难道不是非常清楚的吗？
　　要不要坚持党内斗争，是毛主席的建党路线与修正主义建党路线的一个原则分歧。刘少奇、林彪、邓小平等修正主义路线的头子，出于其反革命的政治需要，在党的建设问题上极力宣扬阶级斗争熄灭论。他们或者抹杀党内斗争的阶级内容，把它歪曲为个人与个人之间的斗争，或者攻击党内斗争是“制造矛盾”，否认党内存在斗争的客观事实。这些谬论，从根本上背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无产阶级专政学说和党的建设的理论。修正主义路线的头子在党的建设问题上鼓吹阶级斗争熄灭论，是一种虚伪的两面派手法，是为了掩盖他们向党和无产阶级的猖狂进攻。刘少奇一面大讲什么“委曲求全”，一面却拚命保护他那一堆叛徒、死党，拼凑资产阶级司令部；林彪一面胡诌什么“两和皆友”，一面却在策划反革命武装政变，要打倒无产阶级；邓小平一面否认党内存在路线斗争，一面却提出“三项指示为纲”的修正主义纲领，加紧组织“还乡团”，迫不及待地要翻文化大革命的案，算文化大革命的帐。可见，党内修正主义路线的头子抹杀和歪曲党内斗争，就是妄图使广大党员在严重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面前解除思想武装，以便他们肆无忌惮地进行复辟资本主义的活动，改变党和国家的无产阶级性质。这就从反面告诉我们，必须深入批判邓小平的修正主义路线，进一步肃清阶级斗争熄灭论的流毒。
　　毛主席指出：“一个政党要引导革命到胜利，必须依靠自己政治路线的正确和组织上的巩固。”（《矛盾论》）我们要在坚持毛主席的正确路线、批判修正主义路线的斗争中，不断巩固和发展全党的团结，争取革命事业的更大胜利。刘少奇、林彪、邓小平这些修正主义路线的头子，为了反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总是在组织上大搞破坏党的团结的反革命活动，妄图分裂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要维护党的团结，必须同党内修正主义路线头子的分裂活动作坚决斗争。当前，我们必须深入批邓，肃清其流毒，进一步搞好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以加强全党在毛主席革命路线基础上的团结。在斗争中，要贯彻执行毛主席的一贯政策，注意区别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采取正确的方法，对于邓小平的修正主义路线一定要坚决进行批判，对于犯错误的干部要实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在各级党委统一领导下进行，不要拉山头，不要搞战斗队。党组织要坚持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热情支持社会主义新生事物，警惕阶级敌人的捣乱破坏，使各项工作都沿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继续前进。
　　毛主席在一九七一年八月至九月巡视各地的谈话中说过：“我们唱了五十年国际歌了，我们党有人搞了十次分裂。我看还可能搞十次、二十次、三十次，你们信不信？你们不信，反正我信。到了共产主义就没有斗争了？我就不信。到了共产主义也还是有斗争的，只是新与旧，正确与错误的斗争就是了。几万年以后，错误的也不行，也是站不住的。”在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中，毛主席又指出：“一百年后还要不要革命？一千年后要不要革命？总还是要革命的。”毛主席这些光辉论述，阐明了党内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长期性，充满了无产阶级所特有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在历史上，革命阶级战胜反革命阶级，总要经过一个长期的反复的较量过程。无产阶级要彻底推翻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用无产阶级专政代替资产阶级专政，用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最终实现共产主义，不遇到许多惊心动魄的严重斗争，不经过艰苦而曲折的战斗历程，是不可思议的事情。一切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总是满怀信心地投身于火热的革命斗争，用斗争创造光辉的未来。回避矛盾，厌倦斗争，不是马克思主义者的精神状态。
毛主席指出：“我们这个党是有希望的”。在半个多世纪中，我们党经历了多次重大的路线斗争，出现过一批机会主义路线的头子。然而，他们都挡不住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迅猛向前。由于毛主席的正确路线战胜了历次机会主义路线，我们党领导全国人民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经过文化大革命，党更加纯洁，更加坚强，更加发展壮大。决定历史方向的是要求继续革命的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而不是妄图复辟倒退的任何社会集团和社会势力，包括党内的资产阶级。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符合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代表了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因而是不可战胜的。相反，党内修正主义路线的头子代表资产阶级，倒行逆施，没有真理，不得人心，极端孤立，所以必定要垮台。只要我们始终坚持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坚持斗争哲学，紧紧团结在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周围，不管还要经历多少次斗争，斗争形式有什么变化，资产阶级的复辟阴谋终究要遭到可耻的破产，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一定会取得彻底的胜利。
决不容许用走资派的面貌改造党
路阳
    党内最大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在他的“全面整顿”这一翻案复辟的行动部署中，反复强调“核心是党的整顿”。他的这个所谓“党的整顿”，是要把党“整顿”成什么样子呢?从他刮右倾翻案风的反动言论和行动中看得很清楚，就是要按照走资派的面貌改造党，妄图把我们无产阶级的革命政党“整顿”成修正主义的党，法西斯党，变成他复辟资本主义的工具。
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中国共产党，是毛主席亲自缔造和培育的革命政党，是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无产阶级先锋队。我们党的历史，就是在毛主席领导下，经过同党内各种错误路线作斗争，经过同国内外敌人作斗争，不断取得革命胜利的历史。长期革命斗争的实践证明，离开毛主席的领导，离开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引，我们的党就会走到邪路上去。邓小平大讲特讲“党的整顿”，首先就是妄图用修正主义思想取代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这个党的根本指导思想，使我们党脱离毛主席的领导，从面改变我们党的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性质。邓小平去年九月曾经叫嚣“现在全党存在”着的一个问题是“把毛主席的观点割裂开来”。这纯粹是对我们党的诬蔑和攻击。他所谓的“割裂”，就是指坚持毛主席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教导；而他所谓“不可分割”，就是要推翻毛主席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教导，以他的“三项指示为纲”取而代之。邓小平才是极力割裂毛主席观点的修正主义者，他阉割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革命灵魂，全盘否定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学说，他要用他炮制的“三项指示为纲”，把毛主席建国以来、文化大革命以来、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以来一系列重要指示统统抹杀，不准大家学习和运用，这难道不是彻头彻尾割裂和背叛了毛泽东思想吗?邓小平把本来属于目的东西冒充为纲，并极力用折中主义的手法把它们平列起来，其目的是篡改我们党的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把修正主义的东西强加给党。
    我们的党章明确规定“中国共产党的基本纲领，是彻底推翻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用无产阶级专政代替资产阶级专政，用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党的最终目的，是实现共产主义。”这个纲领是我们党的无产阶级性质的标志。我们党所领导的一切工作，都是为着实现这个纲领的。邓小平把“三项指示为纲”作为今后长时期“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狂叫什么“一切为了现代化”，各项工作都要围绕这个转，这就完全篡改了党的基本纲领。我们的最终目的是实现共产主义这是共产党人最起码的常识。邓小平不讲消灭阶级和阶级差别，不讲共产主义这个大目标，只讲“四个现代化”，这不是要把我们的党搞成“生产党”吗?邓小平反对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进行斗争，他所说的“现代化”，是“不管白猫黑猫”的现代化，到头来只能是沦为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的殖民地。
邓小平抹杀党的最终目的，并非自今日始。早在一九五六年他就说过：“党章条文不必加为共产主义奋斗”。可见，在他的心目中，从来就没有共产主义。毛主席说：“有许多党员，在组织上入了党，思想上并没有完全入党，甚至完全没有入党。这种思想上没有入党的人，头脑里还装着许多剥削阶级的脏东西，根本不知道什么是无产阶级思想，什么是共产主义，什么是党。”（《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邓小平不就是毛主席所批评的这种人吗?按照他的思想面貌去“整顿”党，怎么能不改变党的性质呢？共产党不为共产主义而奋斗，还算什么共产党！
“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我们党的建设过程，总是“同党的政治路线密切地联系着”（《〈共产党人〉发刊词》）。在民主革命时期，党的建设离不开武装斗争和统一战线。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党的建设离不开基本路线，离不开无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不论在什么时候，离开党的政治路线，就不能正确地解决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和怎样建设党的问题。邓小平鼓吹阶级斗争熄灭论，推行一条与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相对抗的修正主义路线，这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基本原则的无耻背叛。无产阶级所以需要有自己的政党，就是为了有效地同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进行斗争。毛主席指出：“党组织应是无产阶级先进分子所组成，应能领导无产阶级和革命群众对于阶级敌人进行战斗的朝气蓬勃的先锋队组织。”我们的党，必须坚持毛主席制定的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领导无产阶级和革命群众在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两个方面不断地进行社会主义革命，限制资产阶级法权，逐步缩小三大差别，造成使资产阶级既不能存在也不能再产生的条件，朝着共产主义的大目标前进。背离了党的基本路线，听信邓小平的那一套，不领导无产阶级和广大群众对资产阶级进行斗争，不搞无产阶级专政，那就不成其为无产阶级政党了。
    毛主席指出：“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还在走。”毛主席的这个指示告诉我们，积极开展反对党内资产阶级的斗争，是加强党的建设的根本任务。党内走资派是新旧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刘少奇、林彪、邓小平这些修正主义路线的头子，是一切反抗社会主义革命和敌视、破坏社会主义建设的社会势力和社会集团同无产阶级进行较量的挂帅人物。他们可以利用手中的权力，强制推行一条修正主义路线，与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相对抗，搞起资本主义复辟来很凶、很快。因此，反对党内资产阶级，反对走资派，反对他们推行的修正主义路线，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生死搏斗的集中表现。这一斗争，关系着党的生命，关系着整个国家的命运和前途。要整顿党，重点就应该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毛主席的正确领导下，多年以来，我们党一直是这样做的，今后还要继续这样做下去。邓小平所谓“党的整顿”，是要整党内资产阶级吗？他是保护党内资产阶级的，怎么会整他们呢?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批判了走资派，这就不得了啦，他耿耿于怀，疯狂地叫嚣“伤害了这一部分人”，想方设法地要让不肯改悔的走资派上台。他所要“整顿”的，就象在他授意下炮制的《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的黑文中所供认的那样，实际是要整那些坚持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中国共产党人，把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看作“阶级敌人”，妄图使我们党成为党内资产阶级专权的法西斯党。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我们党的历史上一次最广泛、最深刻的整党运动。在这次运动中，广大党员和党的干部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批判刘少奇、林彪的修正主义路线，阶级斗争，路线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觉悟大大提高，精神面貌发生了深刻变化。同时，经过“吐故纳新”，清除了废料，吸收了新鲜血液，我们党的组织更加纯洁、更加壮大。党的各级领导班子，根据毛主席关于革命接班人的五条标准，实行了老中青三结合，更加朝气蓬勃。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取得的党的建设方面的这些胜利成果，是我们党兴旺发达的重要标志。邓小平站在资产阶级反动立场上，对我们党大肆进行诬蔑和攻击，从党的思想建设到组织建设，全盘否定。他说什么：“党内存在很多问题，成份、思想、作风各方面问题都很严重”。他把我们党看得一团漆黑，这一点也不奇怪。我们认为是好事，他总要认为是坏事，因为立场不同，看问题的标准不同。他要对我们党大加“整顿”，说穿了，也就是要翻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案，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帐。他所说的“核心是党的整顿”，就是要把用走资派的面貌改造党作为他翻案复辟的核心。我们的党是执政的党，党是领导一切的。邓小平说：“有一个好的党来带头，其它就好办。”这就是说，只要党变成了修正主义的党，全面复辟资本主义就容易了。邓小平这个反面教员告诉我们，批判修正主义的建党路线，按照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加强党的建设，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成果，多么重要啊！
    毛主席说：“无产阶级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资产阶级也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邓小平妄图用走资派的面貌改造党，这是他资产阶级的反动本性所决定的。邓小平从来就不是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而是一个资产阶级民主派。他的脑子里是一个资产阶级王国，他的政治理想是要建立以他为核心的资产阶级专政。他要把我们的党改造成资产阶级政党，这是必然的。同时，这也反映了党内外资产阶级特别是搞修正主义的“大官”们的愿望和要求。民主革命胜利后，党内一部分人不想继续前进了。有些人，官做大了，要利用自己手中的权力维护和扩大资产阶级法权，因而害怕革命，反对革命了。邓小平用走资派的面貌改造党，正好适应了这些人的需要。这充分说明了邓小平“整顿”党的反动实质。
伟大领袖毛主席一九四二年批判那些企图用小资产阶级面貌改造党的人时，曾经尖锐地指出：“你们那一套是不行的，无产阶级是不能迁就你们的，依了你们，实际上就是依了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就有亡党亡国的危险。只能依谁呢?只能依照无产阶级先锋队的面貌改造党，改造世界。”（《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邓小平要用走资派的面貌改造党，我们同样不能迁就他。依了他，就是依了资产阶级，党就要变修，国家就要变色，资本主义就要复辟。我们必须坚持毛主席的建党路线，依照无产阶级先锋队的面貌，不断加强党的建设。我们要认真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认真学习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反击右倾翻案风的一系列重要指示，深入批判邓小平“三项指示为纲”的修正主义纲领和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搞清楚资产阶级就在党内的问题，搞清楚社会主义革命的性质、对象、任务和前途，提高识别走资派的能力，提高同党内资产阶级作斗争的自觉性，把我们的党建设得更加光荣，更加伟大，更加正确。
领导干部要自觉限制资产阶级法权
黎新
    领导干部自觉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我们党是执政的党。我们的领导干部，代表人民群众掌管着一定的部门、地区、单位的革命事业，具有领导人民群众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一定职权。这种地位和权力，是革命人民给的，应该也只能拿来为人民服务，为大多数人谋利益。领导干部处在领导地位和具有领导职权，是革命工作中的一种必要的分工，这同地主资产阶级的官老爷有着本质的区别。毛主席经常教导我们：“党和国家的干部是普通劳动者，而不是骑在人民头上的老爷”；要“既当‘官’，又当老百姓”。我们的领导干部，不论地位多高，权力多大，都是人民的勤务员，都是普通劳动者。但是，由于社会主义时期还不可避免地存在资产阶级法权，存在等级差别，这就使领导干部有把党和人民给予的职权变为个人特权的可能，有从人民的勤务员蜕变为资产阶级老爷的危险。资产阶级往往利用这一点，竭力用升官发财、养尊处优一类剥削阶级思想进行腐蚀和拉拢。旧的习惯势力，也往往把领导干部看作同旧社会的官僚一样，利用各种机会给予奉承和“照顾”。在这种情况下，领导干部只有自觉限制资产阶级法权，才能保持普通劳动者的政治本色，抵制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攻击，为无产阶级掌好权，用好权。如果对资产阶级法权缺乏正确的认识，只看到它的不可避免性，看不到它产生资产阶级的危险性，不是自觉地加以限制，而是利用职权加以扩大，发展下去，就会把自己同群众之间的同志关系变成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的对抗关系，使自己变成吸劳动人民血的资产阶级分子，变成革命对象，最后被革命群众打倒。
毛主席在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中指出：“社会主义革命革到自己头上了，合作化时党内就有人反对，批资产阶级法权他们有反感。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还在走。”毛主席又指出：“民主革命后，工人、贫下中农没有停止，他们要革命。而一部分党员却不想前进了，有些人后退了，反对革命了。为什么呢?作了大官了，要保护大官们的利益。”毛主席的这些重要指示，深刻地揭示了党内走资派反对社会主义革命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们反对批判和限制资产阶级法权，要保护搞修正主义的大官们的利益。刘少奇、林彪是这样，邓小平也是这样。他们都是“法权迷”，都把全面地扩大资产阶级法权，作为通向资本主义复辟的桥梁，都是以扩大资产阶级法权为诱饵，唆使一部分人走资本主义道路。领导干部如果不能自觉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在激烈的两条路线斗争中就容易跟着修正主义路线走，滑到反对社会主义革命的邪路上去，成为党内的资产阶级。在这个问题上，党内走资派是很好的反面教员，我们应当引以为戒。
    在社会主义时期，我们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我们的各条战线和各项工作，是前进还是后退，是胜利还是失败，都同资产阶级法权问题上限制和反限制的斗争紧密地联系着。当然，我们现在还处在社会主义社会的历史阶段，还只是建设了一个没有资本家的资产阶级国家，资产阶级法权还不能完全取消，但是，我们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革命的发展，已经向我们提出了“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的任务。领导干部的任务，最根本的是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限制资产阶级法权。领导干部要做好工作，就要热情支持并带领群众积极发展社会主义的新生事物，而社会主义新生事物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从各方面限制了资产阶级法权。如果自己没有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自觉性，甚至追求它、扩大它，能够很好地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吗？能够热情支持并带领群众发展社会主义新生事物吗?“以其昏昏，使人昭昭，是不行的。”
领导干部自觉限制资产阶级法权，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光荣传统，是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一贯坚持的革命原则。巴黎公社成立以后，对内采取的重要革命措施之一，就是取消高薪，禁止兼薪，废除特权，缩小工资差别，并通过了取消将军军衔的决议。这些防止国家和国家机关由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人的措施，就是对资产阶级法权的一种限制。这些措施体现了无产阶级的彻底革命精神，受到马克思、恩格斯的高度赞扬，到今天仍然给我们以重要启示。十月革命以后，列宁非常强调坚持巴黎公社的革命原则。在列宁的领导下，当时苏联共产党和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从政治上、思想上以及分配制度上限制资产阶级法权，防止各级领导干部利用职权搞特殊，腐化堕落，蜕化变质。在毛主席领导下，我们党在长期的革命战争年代，实行军事共产主义，一没有那么多等级，二没有什么薪水，官兵平等，军民一致，是对资产阶级法权的很好的限制。解放前夕，毛主席及时提醒全党同志，要警惕资产阶级“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注意防止和克服“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进入社会主义阶段以后，毛主席更是反复地教导我们要批判资产阶级法权思想，并采取一系列重要措施，包括降低领导干部的薪金，取消军衔，实行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的制度，在企业中实行“两参一改三结合”的原则，管理人员到车间小组和工人搞三同，拜师学艺，等等，从各方面限制资产阶级法权，防止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由人民的勤务员变成资产阶级的老爷。党内最大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制造种种借口，反对批判和限制资产阶级法权，这是对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无耻背叛，是对无产阶级革命传统的无耻背叛。我们要深入批判邓小平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更好地把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原则和无产阶级革命的光荣传统坚持下去，把毛主席为我们制定的一系列重大措施坚持下去，热情支持一切有利于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缩小三大差别的社会主义新生事物，同一切抵制和反对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错误思想和错误倾向作坚决的斗争。
    有的人把“没有功劳也有苦劳，没有苦劳也有疲劳”作为维护和扩大资产阶级法权的“理由”。这是一种什么“理”呢？无非是资本主义的商品买卖和等价交换的“理”。这种人实际上是把做革命工作当作“入股分红”、捞取个人名利、地位的政治资本。显然，这同我们党的无产阶级性质，同党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是水火不相容的。我们共产党人从来不计较个人的功劳大小。我们的口号只能是“一不怕苦，二不怕死”。许多革命先烈实践了这个口号，为人民的利益献出了他们宝贵的生命，难道我们还有什么理由计较功劳大小，躺在所谓“功劳”、“苦劳”、“疲劳”上睡大觉，去强化和扩大资产阶级法权这个旧社会的“痕迹”吗?
有的人借口“工作需要”维护和扩大资产阶级法权，这也是错误的。领导干部由于担负的工作不同，会有某些不同的需要。我们党历来反对绝对平均主义。但是，我们决不能在“工作需要”的幌子下，扩大资产阶级法权，扩大等级差别。因为，这样不仅腐蚀领导干部本人，使之脱离群众，而且会毒害社会，毒害整个革命队伍。为了把革命工作做好，首先需要我们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有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作风，有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就是说，革命工作所需要的，是领导干部以身作则地去限制资产阶级法权，而不是扩大它。应当看到，资产阶级和旧的习惯势力往往以“需要”为借口，投领导干部所好，打开他们的思想缺口。有的人不正是被“需要”论这种糖衣炮弹所打中，对资产阶级那一套庸俗作风，由看不惯到习以为常、一味追求，以至成为资产阶级的俘虏吗？我们对所谓“需要”，应该作阶级分析。脱离实际，高高在上，养尊处优，搞特权，摆阔气，这决不是无产阶级革命者的“工作需要”，而是资产阶级的庸俗作风和腐朽习气，对我们的思想和工作只能起腐蚀和败坏的作用。恩格斯在谈到资产阶级的腐朽社会风气对工人阶级的影响时曾经指出：“最可恐的，就是那种已经深入工人肺腑的资产阶级式的‘体面”。社会分成大家公认的许多等级，其中每一个等级都有自己的自尊心，但同时还有一种生来就对比自己‘更好’、‘更高’的等级表示尊敬的心理；这种东西已经存在这样久和这样根深蒂固，以致资产者要搞欺骗还相当容易。”（《致弗?阿?左尔格》，《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68页）力求用更高的等级来显示自己的体面和尊严，这是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共同特征。刘少奇、林彪、邓小平一类党内资产阶级也具有这种特征。如果让这种资产阶级的腐朽风气浸染我们的革命队伍，只能使人们发展等级观念，争名于朝，争利于市，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只能有利于资产阶级搞腐蚀、搞复辟。今天，我们限制资产阶级法权，批判资产阶级法权思想，应当包括对这种腐朽风气的批判，同它作坚决的斗争。
    提高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自觉性，关键在认真改造世界观。要从世界观上解决同普通劳动者划等号的问题。这个问题解决了，才能彻底打掉领导高人一等、做官当老爷等资产阶级思想作风，从根本上提高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自觉性。许多同志正是由于认真改造自己的世界观，提高了反修防修、继续革命的觉悟，能够跟工人、贫下中农一道在社会主义革命的征途上不断前进。一些革命的老同志艰苦奋斗几十年如一日，从不计较地位和待遇，能上能下，能“官”能民，同群众保持密切联系。一些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走上领导岗位的新干部，自觉坚持参加集体生产劳动，保持普通劳动者的本色，决心“任何时候也不和工农群众分出个‘等’来”。这种革命精神和先进事迹，令人振奋，值得我们很好的学习。
当前深入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是一堂深刻的阶级斗争、路线斗争教育课，也是一堂深刻的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教育课。各级领导干部要认真学习毛主席的一系列重要指示，深入批判邓小平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从正反两个方面接受教育，进一步提高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自觉性。这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重要一环，也是做好领导工作的重要条件。
深入批邓，加强党的建设——河南林县宋家庄大队的调查
    宋家庄大队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中，把学习和批判结合起来，联系实际，深入批判邓小平的修正主义路线，注意对党员进行思想教育，在斗争中加强了党的思想建设，提高了党的战斗力，使得党组织和党员更加朝气蓬勃，并进一步推动了各项工作的胜利开展。
    这个大队是怎样在深入批邓中加强党的建设的呢?
    首先，他们遵照毛主席关于“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的教导，组织党员和干部认真学习理论，学习毛主席的一系列重要指示，掌握批邓的思想武器，增强同党内资产阶级长期作战的自觉性。
    在反击右倾翻案风斗争取得伟大胜利的大好形势下，怎样使运动更加深入?有的同志说：邓小平垮台了，该学的学了，该批的批了，运动差不多了。党支部认为，这种认识是错误的，产生这种错误认识的主要原因，是这些同志对毛主席的重要指示学得不够，对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没有真正理解，对走资派的阶级实质和反动性认识不足，没有树立同党内资产阶级长期作战的思想。于是，党支部利用政治夜校，充分发挥贫下中农理论队伍的作用，以社会主义革命的性质、任务、对象和前途为内容，分四个专题讲党课。每讲一课，都联系邓小平的修正主义路线和他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的罪行，联系本大队两个阶级、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和现实，进行认真的学习和讨论，力求真正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学懂弄通毛主席重要指示的精神实质。实践证明，这样学习，效果很好。
毛主席指出：“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还在走。”这是毛主席对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重大发展。不懂得这一点，就谈不到有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觉悟，共产党员就不能起到无产阶级先锋战士的作用。因此，在联系实际批邓时，他们重点学习讨论了同党内资产阶级作斗争的问题。他们结合大队的斗争实际，分析了党内走资派的活动特点，总结了同走资派作斗争的经验。宋家庄大队阶级斗争的历史说明，每一次重大的阶级斗争，资本主义风源都来自党内，上边有修正主义路线头子发号施令，下边有党内外资产阶级和一小撮阶级敌人兴风作浪。三年暂时困难时期，广大群众坚持修红旗渠，走资派强迫红旗渠下马；文化大革命中，广大群众坚持抓革命、促生产，粮食亩产过了“黄河”，后来，由于党内走资派直接插手宋家庄，煽动资本主义歪风，破坏集体经济，使粮食亩产又退到“黄河”以北；去年，广大群众学理论，评《水浒》，掀起农业学大寨的新高潮，走资派又大刮右倾翻案风，队里的阶级敌人也上窜下跳，叫嚣“该我们出头了”。他们说：邓小平这样的走资派，一有招牌二有权，复辟资本主义最危险。如果让他得势，我们就要重走逃荒路，再喝糠菜汤。往后，咱决不能两眼只瞅着社会上的地富反坏右，更要盯紧党内还在走的走资派。
    有的党员过去有“老好人”思想，不敢抓党内阶级斗争。有人嘴上说斗争要“长”，可脑子里老想斗争要“短”。通过学习，大家懂得了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的规律，进一步树立了与党内资产阶级长期作斗争的思想。他们通过分析阶级斗争的实际，认识到，邓小平垮台，决不是斗争的结束，批臭他那条修正主义路线，肃清其流毒，决不是一天两天能够完成的。只要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还存在，只要资产阶级法权还存在，党内外资产阶级总要把复辟的希望变成复辟行动，无产阶级同它们的斗争决不能停止。大家说：“批邓不是没批头了，任务还大得很，跟党内资产阶级斗，更得世世代代斗下去，打不尽豺狼决不下战场。”为了增强大家识别和抵制党内资产阶级的能力，宋家庄大队党支部在深入批邓中，通过分析邓小平由资产阶级民主派堕落为不肯改悔的走资派的演变过程，教育党员、干部自觉地克服资产阶级民主派思想，提高社会主义觉悟，坚持反修防修，继续革命。
邓小平为啥参加革命那么多年，会变成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大家认真学习了毛主席的重要指示“民主革命后，工人、贫下中农没有停止，他们要革命。而一部分党员却不想前进了，有些人后退了，反对革命了。为什么呢?作了大官了，要保护大官们的利益。”通过讨论，大家认识到，邓小平从来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他带着资产阶级民主派观点作为党的同路人参加了党。入党后，不肯改造自已的世界观。革命前进了，他的思想仍停止在民主革命阶段，顽固地坚持资产阶级立场和世界观，代表资产阶级利益。他参加革命从来不是为了解放天下的穷苦人，而是为了作大官：作了大官，就把工人、贫下中农一脚踢开。这就决定了他必然反对社会主义革命，和工人、贫下中农尖锐对立起来。这是他长期以来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对毛主席革命路线的阶级根源和思想根源。从邓小平这个反面教员身上，党员们看到，一个人如果抱着个人目的参加革命，又不接受毛泽东思想的教育，改造资产阶级世界观，在革命的转变关头，就会掉队。共产党员只有坚持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自觉地改造世界观，才能永远保持革命朝气，跟着毛主席干一辈子革命。
    在批邓中，党支部联系实际，对民主革命胜利后本队党员的变化情况和现状作了分析。宋家庄属于老解放区，合作化以前入党的老党员、老干部占百分之六十。这些同志绝大多数能够坚持继续革命，站在三大革命运动的前列，带领群众前进，但也有少数党员在社会主义革命进程中掉队了。有的是土改以后，满足于“小黑驴白眼窝，三十亩地好生活”，一心想发家致富，统购觉得吃亏，不愿入社；有的被地富的糖衣炮弹打中，成了阶级敌人的保护伞；有的代表富农和富裕农民的利益，攻击农业合作化，反对走社会主义道路，甚至攻击文化大革命。通过分析，大家认识到，这些党员犯错误的原因虽然各种各样，但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他们虽然组织上入了党，由于没有认真改造世界观，思想仍然停止在民主革命阶段。他们出身小生产者，是带着浓厚的私有观念参加党的，他们接受党的最低纲领，却不懂得也不准备去实现党的最高纲领。对于民主革命的胜利，他们是高兴的，因为给他们带来了土地、房屋、牲畜和农具。一旦获得了这些东西，就船到码头车到站，不打算继续革命，甚至反对社会主义革命了。这些人，最容易接受刘少奇、林彪、邓小平的修正主义路线，跟着他们跑。在提高认识的基础上，党员、干部联系思想实际，对资产阶级民主派思想进行“深翻改土”，大大提高了继续革命的觉悟。他们决心不断改造自己的世界观，与小生产者的私有观念彻底决裂，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使自己成为带领广大群众继续革命的无产阶级先锋战士。
    宋家庄大队党支部的领导成员在发动群众深入批邓中，还注意批判邓小平反对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种种谬论，并且以身作则，带头限制资产阶级法权。
这个大队在批邓的过程中，曾经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大批判烈火烧得正旺时，忽然火小了。啥原因呢?党支部一查，原来是群众对某些干部扩大资产阶级法权有意见。这件事引起了支部成员的深思。毛主席深刻地指出：“社会主义革命革到自己头上了，合作化时党内就有人反对，批资产阶级法权他们有反感。”资产阶级法权是产生资本主义和新资产阶级分子的土壤，是党内外资产阶级反对社会主义革命，复辟资本主义的重要条件。邓小平正是利用扩大资产阶级法权来加强复辟资本主义的社会基础的。作为党支部成员，既要带领群众革党内资产阶级的命，又要防止自己变成党内资产阶级的俘虏，因此，必须带头批判和限制资产阶级法权。有了这个认识，党支部就主动听取贫下中农的意见，广泛开展谈心活动。党支部书记是文化大革命中涌现出来的新干部，他严于解剖自己，在批邓时，他从怎样识别和抵制修正主义出发，带头联系实际，深切地说：“邓小平为了保护大官们的利益，拼命扩大资产阶级法权，我们一定要顶住修正主义的腐蚀。以前，我总认为自己生在贫农家，长在红旗下，和修正主义是冤家，不会受影响，实际并不是这样。当了支书，地位变了，如果不注意改造思想，就不能识别邓小平那样搞修正主义的大人物，就会上当受骗，甚至滑下去。”在支部书记的带动下，大队的党员、干部都联系实际，认真批判资产阶级法权思想，清除把职权当特权和“光出力，不得利，咱当于部图啥哩”等错误观念。他们说：我们的权力是贫下中农给的。我们受贫下中农的委托负责一个方面的工作，只有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义务，决不应有任何特权。扩大资产阶级法权，这是中了邓小平的毒计。
    在批判邓小平扩大资产阶级法权罪行的同时，党支部突出抓了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的问题。长工出身的老支书说：邓小平鼓吹什么限制资产阶级法权要有物质基础。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对于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缩小三大差别，反修防修，有重要的意义，难道这还要什么物质基础吗？邓小平分明是想把咱们干部拉下水。我们决不要上他的当。他说到做到，当了公社副书记以后，仍然同贫下中农吃一样的饭，穿一样的衣，干一样的活，保持了劳动人民的本色。第六生产队几个青年干部，主动提出不要固定补贴工分，和社员一样记工。大家明确表示：限制还是扩大资产阶级法权，是当前农村两个阶级、两条道路和两条路线斗争的重要内容。随着上层建筑和生产关系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不断深入，在这个问题上的斗争会更加激烈，而且会在领导班子中首先反映出来。共产党员，尤其是党员干部一定要做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促进派。
中共河南省委调查组
深入批判邓小平的修正主义路线
评邓小平的买办资产阶级经济思想
高路 常戈
    邓小平在经济建设方面的谬论很多，其中贯穿着一条黑线，那就是，对内代表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争夺国民经济的领导权，要把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变为官僚垄断资本主义经济；对外搞投降卖国，妄图把我国变为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的殖民地半殖民地。这实质上是一种买办资产阶级的经济思想。
    为了复辟资本主义，邓小平抛出了“三项指示为纲”的反动纲领，推行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和与它相适应的一套方针、政策。他背着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在经济领域重搞“条条专政”，推行“马钢宪法”那一套，其目的就是要用资产阶级专政代替无产阶级专政，使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变质为官僚垄断资本主义经济。
早在一九五六年，毛主席在《论十大关系》的报告中就提出，要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加强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必须正确处理中央和地方的关系，要“在中央的统一计划下，让地方办更多的事”，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但是，刘少奇、邓小平同毛主席的指示大唱反调，长期拒不执行这个正确方针，却对帝国主义的托拉斯那一套推崇备至，大搞“条条专政”。经过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摧毁了刘少奇、林彪两个资产阶级司令部，广大群众和革命干部奋起造了“条条专政”的反，推动了毛主席这一正确方针的贯彻落实。文化大革命以来，我国南粮北调、北煤南运局面的开始改变，南方地区煤矿、石油、天然气资源的不断发现，地方小钢铁、小化肥、小水泥、小机械、小水电等工业的蓬勃兴起，产量成倍增长，一些中小城市依靠大办地方工业进入了新兴工业城市的行列，等等，都证明了毛主席关于“有两个积极性，比只有一个积极性好得多”的指示是完全正确的。它对于多快好省地发展国民经济，具有极其重大而深远的意义。邓小平重新工作后，旧病复发，重搞“条条专政”，借口“集中统一”领导，要把所谓“关键性的为全国服务的需要全国组织协作的企业”“收上来”。照此办理，全国绝大多数大型企业以及同它们协作配套的中小型企业就要统统“收上来”。这就必然扼杀地方和广大群众的积极性，破坏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邓小平搞这一套，充分说明他顽固地对抗毛主席关于发挥两个积极性的方针，翻文化大革命的案，继续推行修正主义路线，要走帝国主义托拉斯的老路。
    邓小平在经济领域推行“条条专政”，是为了在政治上搞修正主义，搞资产阶级专政的需要。“条条专政”是同党的一元化领导相对立的。所谓“条条专政”，无非是由中央主管部门中的少数人直接对企业发号施令，实行垂直领导，各个“条条”自成系统，一通到底，取消党中央和地方党委的经济大权，排斥各级党委的一元化领导。“条条专政”上不谋于中央，下不谋于地方，对中央闹分散主义，搞“多中心”，对地方、对群众搞专制主义，实行资产阶级专政。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的经验表明，搞“条条专政”有利于走资派自上而下地推行修正主义路线。去年受邓小平搞“条条专政”影响越大的部门，右倾翻案风就刮得越厉害，走资派的复辟活动就越嚣张，这决不是偶然的。
邓小平重搞“条条专政”的目的，是要把我们的社会主义经济“整顿”掉。搞“条条专政”必然把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经济分割成为一行一业“条条”的“私产”，使部门、行业之间壁垒森严，分工如分家，甚至以邻为壑，互相拆台，把部门之间的关系变成资本主义的竞争关系。搞“条条专政”就会不顾国民经济各部门之间的综合平衡，片面强调“条条”本位的需要，破坏全国经济的合理布局，破坏资源的综合利用，阻挠跨“条条”的社会主义大协作。总之，“条条专政”从根本上违背了以阶级斗争为纲和无产阶级政治挂帅的原则，违背了社会主义建设的全局观点和群众观点，破坏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破坏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阻碍生产力的发展。所谓“条条专政”，究竟由谁来专政呢?显然，在邓小平心目中就是由党内的走资派和没有改造好的资产阶级技术专家来专政。他提出“整顿的核心是领导班子”，一心要把“不要怕第二次被打倒”的走资派安插在各个部门，就是代表党内外资产阶级妄图算夺整个国民经济的领导权。可见，由邓小平控制的“条条”来“整顿”经济，就是要搞资本主义的生产集中和垄断，要贯彻他那一套专家治厂、利润挂帅、物质刺激、生产第一、技术至上的修正主义货色，否定毛主席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路线、政策，扩大和强化资产阶级法权，改变我们企业的社会主义方向和道路，使社会主义经济变为官僚垄断资本主义经济。
邓小平在国民经济管理体制上复活“条条专政”，在企业内部推行“马钢宪法”那一套，对工人实行资产阶级专政，这是他搞官僚垄断资本主义的两个方面。毛主席在一九六四年就指出：“管理也是社教。如果管理人员不到车间小组搞三同，拜老师学一门至几门手艺，那就一辈子会同工人阶级处于尖锐的阶级斗争状态中，最后必然要被工人阶级把他们当作资产阶级打倒。”邓小平一贯对抗毛主席关于必须全心全意地依靠工人阶级的指示，顽固地推行他那条以工人阶级为敌的修正主义路线。他公开鼓吹“依靠工农兵是相对的”，根本不把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当作主人翁，否认他们有管理经济的权利。他对工人阶级在文化大革命中批判资本主义、修正主义经营管理原则和规章制度的革命行动，极端仇恨，一重新工作就迫不及待地进行反攻倒算。他不仅要把过去对工人群众实行“管、卡、压”的一套全部重新搬出来，而且叫嚷要“从严”。这充分暴露出他就是毛主席所尖锐批判的吸工人血的资产阶级分子的总代表。企业执行什么路线和领导权掌握在哪个阶级手里，决定着企业实际上归哪个阶级所有。按照邓小平的修正主义路线搞下去，企业的领导权必然掌握在走资派、党内资产阶级手里，他们可以利用手中的权力，大量侵吞和挥霍工人阶级创造的财富，骑在工人群众头上作威作福。这样，社会主义企业就会名存实亡，变成官僚垄断资本主义的企业。
    邓小平这一套并不是他的什么创造发明，而是从苏修那里贩来的，是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所谓“经济改革”的翻版。为了发展官僚垄断资本主义，苏修大力推行以物质刺激、利润挂帅为核心的所谓“经济新体制”。他们大搞技术至上、专家治厂，由官僚垄断资产阶级一手操纵国民经济的领导权。他们的企业条例明文规定，经理有权出卖、转让或出租企业的生产资料，有权招收和解雇工人，对工人可以为所欲为，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在企业之上，又通过中央主管部——生产联合公司两级或三级体制，进行垂直领导，实行“条条专政”。这些联合公司规模庞大，而且集中了企业几乎所有的管理职能。苏修叛徒集团就是这样通过推行“经济新体制”，加紧对全国企业实行垄断和统治。苏修的现实是一面镜子。它使我们清楚地看到，社会主义经济一旦变为官僚垄断资本主义经济，对广大劳动人民将是多么深重的灾难。今天，苏联的劳动人民政治上无权，经济上受剥削，处于水深火热之中。被苏修吹噻为“福利计划”的“九五计划”已经宣告破产，工业增长率连年下降，农业搞得一团糟，国民经济各部门的比例严重失调，广大工农群众同一小撮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的矛盾日益尖锐。这一切，使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的政治经济危机不断加深。邓小平想步苏修的后尘，其结果只能严重破坏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把社会主义经济搞垮，哪里还谈得到把我们的国民经济搞上去？哪里还有什么社会主义的现代化？
毛主席指出，在中国的历史条件下，凡是顽固地要走资本主义路线的人，“他们实际上是准备投降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人”。邓小平正是这样。他认为搞经济建设，搞四个现代化，中国人不行，社会主义制度也不灵了，只能依靠“引进外国技术装备”，来“加速工业技术改造，提高劳动生产率”。为此，他提出了一个所谓“大政策”，主张同外国“订长期合同”，由外国资本家供应“最新最好的设备”，用我国生产的矿产品去“偿付”。这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崇洋媚外、投降卖国的“大政策”。
搞经济建设，是依靠本国人民的力量，自力更生，还是崇洋媚外，依赖外国，这是两条根本对立的路线。毛主席教导我们：“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破除迷信，独立自主地干工业、干农业，干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打倒奴隶思想，埋葬教条主义，认真学习外国的好经验，也一定研究外国的坏经验——引以为戒，这就是我们的路线。”邓小平完全背叛了毛主席提出的这条路线。他的所谓“大政策”，实际上是反对把经济建设放在中国人民自己力量的基点上，而以“引进外国技术装备”为立足点。这充分说明他搞的还是“白猫、黑猫”那一套，“不管是帝国主义还是马克思主义”。要不要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这不仅是经济问题，而首先是政治问题。垄断先进技术设备，利用经济实力卡住对方脖子，进行敲榨勒索，渗透扩张，这从来是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控制和掠夺别国的重要手段。在今天的世界上，一个国家如果经济上不能独立自主、自力更生，那么，它在政治上就不可能是独立的，或者这种独立是不巩固的，就有可能被两个超级大国所控制。在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方针的指导下，根据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需要，按照平等互利的原则，引进某些外国技术和设备，是完全必要的。但是，绝不能把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希望寄托在这一点上。如果象邓小平所主张的那样，不是自力更生为主，面是单纯依靠引进外国技术，抄袭外国设计，搬用外国工艺，仿制外国设备，那就只能永远踩着洋人的脚印亦步亦趋，跟在洋人屁股后面爬行，其结果不仅不可能赶超世界先进水平，而且将使我国的技术发展以至整个国民经济处于外国垄断资本的控制之下。垄断资产阶级的一些经济学家，胡说什么工业落后国家只有依靠帝国主义的技术才能“起飞”，而顶着共产党员称号的邓小平的主张竟然同这种谬论如此合拍，岂不是莫大的讽刺！这当然不是偶然的巧合，而是说明邓小平的经济主张完全适应了帝国主义的需要。
苏修《真理报》曾经鼓吹，用苏联的资源作抵押品，去“吸收国外资金和经验，以便将来得以用建设项目生产出来的一部分产品清偿所借的贷款”。邓小平的“大政策”，和苏修的办法正是一路货色。其实质就是出卖我们的自然资源和国家主权，变相借外债。邓小平还无耻地吹嘘他的“大政策”有三大“好处”：一能出口，二可带动技术改造，三可容纳劳动力。这是什么样的“好处”？！无非是外国垄断资本家出钱，出设备，我国出人力，为帝国主义掠夺我国自然资源，榨取我国人民的血汗大开方便之门。这样的“好处”，中国人民在解放前早就领教过了。按照邓小平这个投降主义的“大政策”搞下去，我们的国家只能一步一步地沦为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的原料供应地、商品市场和投资场所，不仅社会主义革命的成果要完全丧失，而且民主革命的成果也将化为乌有。邓小平代表外国大资产阶级利益，充当帝国主义买办的丑恶嘴脸，不是暴露得淋滴尽致了吗?
    近百年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企图依靠帝国主义提供技术和贷款来发展经济，使中国富强，只是一种幻想。清末的洋务派曾经鼓吹所谓“借债兴利”，认为只有用国家资源作抵押，向帝国主义国家大量借款，“仿行”外国技术办工业，才是中国“自强之机”和“安身立命之端”。事实恰恰相反，正是他们的这一套完全适应了帝国主义倾销商品、输出资本、瓜分中国的需要。洋务运动不是什么中国的“自强之机”，而是使中国越来越陷于民穷财尽；不是什么“安身立命之端”，而是使民族危机日益加深。
    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曾经有一部分人热衷于搞“实业救国”。他们把工业不发达看作是中国贫穷落后的根本原因，认为只要大规模地发展工商实业，就能使中国由贫弱变为富强。他们没有彻底反帝反封建的勇气，幻想不推翻帝国主义的统治而发展资本主义工业。但是，在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双重压迫下，“实业救国”论者的命运不外两种：或者失败，幻想一概破灭；或者投入帝国主义的怀抱，和买办资产阶级殊途同归。邓小平其人在青少年时代就有所谓“实业救国”的思想。几十年来，他的资产阶级立场和世界观根本没有触动。随着革命的不断深入，他的资产阶级反动本性就越来越暴露。邓小平从反对社会主义革命，搞复辟倒退，到继承买办资产阶级的衣体，搞投降卖国，其结果必然落得和历史上的洋奴买办一样可耻的下场。
“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这是中国人民经过长期革命斗争得出的历史的结论。中国的独立和富强，中国人民的自由和幸福，离开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离开了无产阶级专政，离开了社会主义道路，只能是一句空话。革命正在改变一切，革命能够改变一切。只要我们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坚决依靠和充分发挥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力，我们就一定能够在本世纪内把我国建设成为具有现代化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向着共产主义的伟大目标继续前进。
一个复辟倒退的条例——《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批判
上海钟表元件厂工人理论小组
    党内最大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重新掌握了一部分权力以后，立即肆无忌惮地污蔑文化大革命以来的大好形势，攻击和反对毛主席关于发展社会主义工业的一系列指示，妄图从根本上动摇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达到全面复辟资本主义的罪恶目的。由他精心策划和授意炮制的题为《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的条例，就是这种狂妄野心的露骨表现。
    这个修正主义条例，相当完整地记录了邓小平所散布的关于工业方面的修正主义言论，是他一再鼓吹的“整顿工业”的一个“总章程”。对于这个条例，我们厂的工人联系工业战线阶级斗争和两条路线斗争的实际，逐条逐款地进行了剖析和批判。通过革命大批判，群众和干部更加深入地认识了邓小平的修正主义路线的反动本质和危害，并进一步提高了按照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办企业的自觉性。
一
    办社会主义工业，应该以什么为纲，这是一个原则问题。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一系列指示，清楚地告诉我们，必须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紧紧抓住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斗争这一主要矛盾，不断批判修正主义，坚持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在这个问题上稍有摇摆，经济工作就会走到邪路上去。
    邓小平策划炮制的修正主义条例，却打出“三项指示为纲”的修正主义纲领，把它说成是什么“全党、全军、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还说什么“是紧密联系的，是一个整体”。这样，就把社会主义时期的阶级斗争一笔勾销，把所有的工作都说成只是为了搞生产。这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彻底背叛，是对党的基本路线的公然篡改。
阶级斗争的存在，这是一个客观事实，工业战线怎么能例外。就拿我们厂来说，一九六O年由金笔厂改建为钟表元件厂以来，阶级斗争的风雨就一刻也没有停止过。事实证明，只有狠抓阶级斗争，坚持批判资产阶级，批判修正主义，才能不断前进。批了修，路线对了头，没有搞过的产品，可以试制出来；没有设备，可以造出来；没有人材，可以培养出来。不批修，路线不对头，资金再多，设备再多，人材再多，也还是要栽跟头。举一个例子：钻石打眼是个老工艺，我们厂开始生产钻眼的时候，一个工人一天只能打两千颗，全厂十分之一的劳动力花在这个工序上。工人早在一九六三年就提出要用激光打眼的新工艺来代替老工艺。可是，在修正主义路线影响下，开始是某些领导崇洋迷外，主张照抄外国的工艺，不接受群众的建议；后来，勉强搞起来了，又只是靠少数专家关门搞试验。结果，几经周折，多年徘徊，长期得不到实现。直到一九七一年批修整风中，群众狠批洋奴哲学、爬行主义和专家治厂的修正主义货色，组织起以工人为主体的三结合小组，才把这项新技术搞成功。激光打眼代替老工艺，生产工人减少了六分之五，场地面积缩小了三分之二，劳动条件改善，产量猛增。冲破修正主义路线的束缚，使我们厂钻石打眼的技术进入世界先进行列。一项新技术的应用尚且如此，更何况其他。放弃阶级斗争，不批判修正主义，要想发展社会主义工业，根本是不可能的。
    走资派还在走，修正主义是主要危险，这是时刻要警惕的阶级斗争现实。毛主席指出：“刘少奇说阶级斗争熄灭论，他自己就不是熄灭，他要保护他那一堆叛徒、死党。林彪要打倒无产阶级，搞政变。熄灭了吗？”邓小平散布阶级斗争熄灭论，也不是什么真的放弃阶级斗争，恰恰是妄想要我们放下武器，取消对修正主义路线的批判，把社会主义工业纳入修正主义的轨道。他所炮制的这个条例，在抓生产的烟幕下，反对加强党的领导，主张实行一长制；反对政治挂帅，主张搞利润挂帅、物质刺激；反对依靠工人群众，鼓吹实行专家路线；反对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提倡条条专政；反对独立自主、自力更生，鼓吹崇洋迷外、爬行主义，等等，疯狂地向无产阶级发起进攻，这那里是什么阶级斗争熄灭呢?
    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是为消灭剥削，消灭阶级，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我们要千百倍地警惕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牢记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卫星上天，红旗落地”的惨痛教训，牢牢抓住阶级斗争这个纲，坚持党的基本路线，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
二
为了推行修正主义路线，搞复辟倒退，搞反攻倒算，邓小平炮制的这个条例，还端出了一条修正主义的组织路线。
    毛主席亲自主持制定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中高度赞扬了“一大批本来不出名的革命青少年成了勇敢的闯将”。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斗争烈火中，他们迅速茁壮成长，有一部分经过群众的推荐，进入了各级三结合的领导班子。对于这样的大好事，邓小平却恨得要死、怕得要命，到处叫嚷什么“提拔太快了”呀，“要按级提拔”呀，想一巴掌把他们打下去。在这个条例里，他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着干，公然主张把他们作为“小知识分子”、“勇敢分子”整下去。不批判资产阶级，不批判修正主义，不整党内走资派，却把矛头对准所谓“小知识分子”、“勇敢分子”，这不是保护资产阶级、打击无产阶级，又是什么呢?
    工厂企业的领导权必须牢牢掌握在马克思主义者和工人群众手里，只有这样，才能坚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贯彻鞍钢宪法，把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落实到基层。邓小平炮制的这个条例，根本不谈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五项标准，不讲“三要三不要”的原则，却大讲什么领导班子要推倒重来，搞一个“能打硬仗”的班子。说得那么天花乱坠，其实只要看看它爱谁、恨谁，它要的是什么样的干部，就十分清楚了。你看，复旧”、“倒退”、“保守势力”、“只拉车不看路”这类话，一概都是说不得的。你要提这些名词吗？那你就是“危害甚大”的“勇敢分子”，就得“调整”掉。邓小平不是到处宜扬要那些“敢于领导，敢于负责”，“不要怕第二次被打倒”的人吗?说得明白点，他所要的就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批判并且心怀不满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就是那一小撮与工人阶级尖锐对立的官僚主义者阶级，就是那些敢于造谣生事，敢于写诬告信，敢于在天安门广场搞反革命政治事件的一小撮坏蛋。这种人，最怕群众，最不敢讲同党内资产阶级斗争。什么“敢于领导，敢于负责”，只不过是敢于搞修正主义、敢于对抗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代名词罢了。
三
    在这个修正主义条例里，还有一个专讲依靠谁的条目，题目冠冕常阜，叫做“依靠工人阶级”，可是一查内容，却根本不是这么回事。
社会主义企业，必须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工人在自己的企业里要当家作主，管方向，管路线，对各级干部实行革命的监督。干部必须深入群众，倾听群众意见，与群众摘三同，拜工人为师，密切联系群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许多企业在依靠群众方面积累了不少新鲜经验，涌现了不少新事物。可是，这个条例却只字不提这些内容，一再声称要对造反、对反潮流作“具体”分析，仿佛只要这些问题一解决，依靠工人阶级的问题就全都解决了。真是一段绝妙的奇文。
    其实也不奇怪。坏坯子里浇不出象样的产品，走资派哪里能讲出依靠工人阶级的道理！本来，毛主席讲的反潮流、革命造反的阶级内容是很清楚的。当然是反对修正主义潮流，当然是造资产阶级的反。反对历史前进潮流叫做倒退，造无产阶级的反叫做复辟，这不是大家都知道的吗?邓小平炮制的这个修正主义条例，所以在“依靠工人阶级”的名义下做出这样的文章，是别有企图的。它的真正目的是要全盘否定文化大革命，扼杀工人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和反潮流精神，让走资派称心搞资本主义复辟。
    依靠工人阶级办好企业，就必须坚持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不断发扬广大群众在三大革命运动中的彻底革命精神。不发扬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和反潮流精神，就不可能粉碎资产阶级造无产阶级反的种种逆流，就不可能多快好省地发展社会主义事业，就不可能真正坚持社会主义的方向道路。文化大革命前，在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的干扰下，我们厂九科一室中有六个科室的领导权被资本家和资产阶级“权威”所把持。那时候，资本家几乎个个都成了“权威”，什么“游丝权威”、“设备权威”、“玻璃钻权威”，甚至总务、供应也有所谓“权威”。厂的一些领导人跟着刘少奇那条路线走，搞什么“文明生产”、“科学管理”，工人完全处于无权的地位。正是毛主席领导我们工人发扬革命造反精神，经过文化大革命，才把领导权夺回到工人群众手里，进一步确立了工人群众的主人翁地位。这些年来，我们厂也正是继续发扬广大群众的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才顶住了修正主义路线的影响，使企业沿着正确的方向不断前进。斗争实践证明，在社会主义企业里，只有不断支持广大群众勇于同错误倾向作斗争，使他们当家作主的精神不断高涨，才能使企业始终沿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前进。窒息群众的革命精神和反潮流精神，依靠工人阶级就会变成一句空话。
邓小平说什么“依靠工农兵是相对的”。这是他的资产阶级本性的大暴露。他的主张其实很明白：听他们这些走资派的话就“依靠”，不听他们的话就镇压，如此而已，岂有他哉。老工人说得好，这种声音以前我们早就听见过，解放前的资本家，嘴里也说“靠工人兄弟”，就是靠你当牛马，任他去宰割。今天邓小平嘴上讲“依靠工人阶级”的词句，搞的却是资产阶级专政的一套，实际上就是要我们俯首听命，任他搞资本主义复辟，这同资本家的腔调丝毫也没有什么两样。
四
    邓小平重新工作以后，喊得最响的是所谓“整顿”。他究竟要把我们的企业管理整成什么样子呢?
毛主席指出：“管理也是杜教。”企业管理，从来就是哪个阶级掌握管理权，如何处理人和人之间关系的问题。在阶级社会里，从来没有超阶级的企业管理。讲管理，就要讲管理的根本性质。毛主席提出的鞍钢宪法和工业学大庆的原则，毛主席关于社教运动的重要指示，是无产阶级管理企业的根本方向。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毛主席又明确地指出了工厂企业斗、批、改的具体内容。十年来，我们遵照毛主席的一系列指示，批判修正主义路线，坚持鞍钢宪法，人们的相互关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工人在工厂中的主人翁地位得到了加强。文化大革命前，我们厂有句话：“厂长门槛三尺三，工人无权踏进来”，工人和领导之间十分对立；现在，我们全厂的干部每年参加劳动在一百天以上，干群关系有了根本的改善。文化大革命前，我们这个一千来人的工厂，工人搞一项技术革新要经过七道关，办二十三道手续。文化大革命中冲破束缚群众社会主义积极性的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创造了多种工人参加企业管理的形式。对于企业管理的这一变革，广大工人都认为好得很。可是，邓小平这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却摆出一副奴隶总管的架势，根本不把群众的要求、群众的愿望、群众的创造在眼里，把企业管理的变革说成是“糟得很”，大叫大嚷什么“乱”呀，“积重难返”呀，口口声声要“整顿”。很明显，他这样声嘶力竭地叫喊，目的就是为了恢复修正主义管理制度那一套。这就是要取消党的领导，自成系统、另立中心，架空党委，恢复文化大革命前刘少奇鼓吹过的“一长制”。工人群众说得好，邓小平这种人，对于社会主义新生事物总是“看看不顺心，想想不称心，横下一条心，整光才开心”。对于他的这种罪恶企图，必须给以坚决的回击，决不允许这种阴谋得逞！现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正在深入展开。我们要充分发挥主力军的作用，认真学习毛主席的一系列重要指示，集中火力彻底批判邓小平的修正主义路线和他的反动罪行，抓革命、促生产，争取更大的胜利！
卑劣的伎俩 险恶的用心——评邓小平关于评论《水浒》的一次谈话
田志松
    去年七、八、九三个月，是不平常的三个月，党内最大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在紧锣密鼓声中，导演了一幕右倾翻案、向资产阶级投降的丑剧。他重新工作以后，就开始向毛主席革命路线猖狂进攻，反对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反对以阶级斗争为纲，抛出了“三项指示为纲”，到这时候，这种猖狂进攻发展到了高峰，完全暴露了他搞修正主义、投降主义的反动面目。伟大领袖毛主席高瞻远瞩，洞察一切，及时地作出了关于评论《水浒》的重要指示，指出：“《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毛主席的这一指示，揭露了《水浒》宣扬投降主义的反动本质，明确了评论《水浒》的政治方向和目的，号召全国人民起来同投降派作斗争，这对于正在猖狂进攻的党内外资产阶级是当头一棒。邓小平惊恐万状，如坐针毡。九月四日，毛主席关于评论《水浒》的指示公开发表，邓小平第二天就迫不及待地跳出来发表谈话。他只字不提毛主席已经见报的指示，却大放厥词，阉割毛主席指示的革命内容，抹杀评论《水浒》的现实意义，妄图把它引向“纯学术”讨论的邪路，抵制和破坏这场反对修正主义、投降主义的重大政治斗争。这篇谈话一出，党内资产阶级奉为至宝，立刻用邓的谈话来对抗和代替毛主席的指示。邓小平在这次谈话中所玩弄的偷天换日的手法，是《二月提纲》的故伎重演。
一九六五年十一月，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了对《海瑞罢官》的批判，锋芒所向，直指刘少奇的资产阶级司令部。刘少奇一伙慌了手脚，急急忙忙炮制出一个《二月提纲》，极力掩盖这场斗争的严重的政治性质，不提毛主席一再指出的《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妄图把这场斗争引上“纯学术”讨论的邪路，以保护吴晗及其他一大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保护他们自己。马克思指出：“历史上常常有惊人的相似之处。”（《论波兰问题》，《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91页）今天，我们且看邓小平又是怎样重演《二月提纲》的故伎，歪曲毛主席的指示，破坏评论《水浒》的群众运动的。
    《水浒》的要害是投降。我们遵照毛主席的指示，开展对《水浒》的评论，揭露古代投降派宋江的真面目，目的在于提高广大人民群众识别投降派的能力，更好地同现代投降派作斗争。承认不承认毛主席“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这一指示有现实意义，承认不承认有现代投降派，是肯定还是否定评论《水浒》的现实意义的关键。邓小平在谈话中，根本不承认我国当前还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的斗争，从而否认有现代投降派，反对评论《水浒》要联系当前两个阶级、两条路线斗争的实际，开展对修正主义、投降主义的批判。这就正如《二月提纲》不准谈《海瑞罢官》的要害一样，回避政治斗争和路线斗争问题，力图掩盖和否定评论《水浒》的重大现实意义。邓小平还玩弄了一些手法，在“但书”后面做文章，他先说一句“开展对《水浒》的评论有现实意义”，马上一变，说“但”这种意义“要从社会主义整个历史阶段来看”，就是说，这只是今后长期的，不是指当前的。评论《水浒》当然有深远的历史意义，但难道这就可以用来抹杀它当前的现实意义吗?这种违背形式逻辑的偷换概念的诡辩，正是修正主义者的惯用手法。如果邓小平在公开谈话中还有些吞吞吐吐的话，那末，他的这个反动目的在私下的谈话中就说得十分露骨了。他心怀叵测地胡说什么毛主席的指示“决不是指着当前党内斗争的实际”，并唆使别人写文章，要批驳党内有宋江、有现代投降派的提法。同时，他还恶毒地诬蔑我们联系当前斗争实际评论《水浒》是“搞阴谋”，造了一个矛头指向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极其卑鄙的政治谣言。邓小平的这种蓄意破坏和咒骂，恰好暴露他如此害怕评论《水浒》，害怕承认有现代投降派，就是由于他搞修正主义、投降主义，害怕被抓住了狐狸尾巴，心虚得很！
邓小平一笔勾销评论《水浒》的现实意义，极力否认有现代投降派，正如列宁批判考茨基时所说的：“在理论上是绝顶荒谬的，在实践上则是一种诡辩，是一种用欺骗的方法替最恶劣的机会主义辩护的手段”（《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列宁选集》第2卷第795页）。马克思主义认为，投降派是阶级斗争的产物，是反动阶级的政策的产物。只要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存在着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投降派的出现就是不可避免的，不但古代有，现代有，将来还会有。搞修正主义就是投降派。毛主席关于评论《水浒》的指示，对古代投降派宋江的真面目和他推行投降主义路线全过程的揭露，从阶级关系上、从路线上深刻地揭示了投降派及其活动的规律。毛主席明确指出：“《水浒》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屏晁盖于一百O八人之外。宋江投降，搞修正主义，把晁的聚义厅改为忠义堂，让人招安了。宋江同高俅的斗争，是地主阶级内部这一派反对那一派的斗争。宋江投降了，就去打方腊。”毛主席的指示，使我们清楚地认识到，虽然古代的和现代的投降派推行的修正主义、投降主义路线，有其特定的历史的和阶级的内容，但是，篡夺革命领导权，改变正确路线，搞复辟倒退，为反动阶级效劳，这些都是他们的共同特征。在邓小平身上，不就鲜明地表现了这些特征吗?他重新工作以后，制造各种反革命的政治谣言，袭用汉代吴王刘濞“清君侧”的鬼蜮伎俩，把矛头指向伟大领袖毛主席，攻击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中央领导同志，妄图分裂党中央，篡夺党和国家的领导权；他抛出“三项指示为纲”的修正主义纲领，反对以阶级斗争为纲，妄图改变党的基本路线；他鼓吹“台阶论”，反对老、中、青三结合的革命原则，打击和排斥革命干部，网罗和重用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拼凑反革命的“还乡团”，妄图颠覆无产阶级专政；他打着“全面整顿”的旗号，向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反攻倒算，妄图整掉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成果，全面复辟资本主义。邓小平的所作所为，充分表明他已经“彻底倒向资产阶级方面反对无产阶级”（《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列宁选集》第4卷第188页），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现代宋江、现代投降派。他矢口否认有现代投降派，不正是“此地无银三百两”吗？列宁说得好：“否定修正主义是为了掩饰自己的修正主义。”（《图快出丑》，《列宁全集》第20卷第324页）邓小平就是这样的修正主义者，他阉割毛主席关于评论《水浒》指示的革命内容，正是为了掩盖他一要翻案、二要算帐的真面目。
邓小平说：“开展对《水浒》的评论，也是理论学习的内容之一。”人们都知道，邓小平是反对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他根本反对限制资产阶级法权。他所谓“理论学习”，绝不是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而是要使评论《水浒》完全同现实的阶级斗争分离开来。他先用一个“之一”使它贬低，再用“三项指示为纲”把评论《水浒》一棍子打死。此论一出，有些地方就不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了。邓小平用心何其毒也！邓小平在谈话中，还把所谓“澄清”以往对《水浒》的评价列入首位，实际上是妄图以此代替对现代投降派的揭露和批判，扭转斗争的大方向。如果按照邓小平定的框框，脱离当前两个阶级、两条路线斗争的实际，把对《水浒》的评论局限于澄清以往的评价问题上，势必搞成资产阶级所谓的“纯学术”讨论。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一切阶级斗争都是政治斗争。在现在的世界上，从来就没有脱离政治的“纯学术”讨论，任何学术问题都是从属于一定的阶级，从属于一定的政治路线的。文化大革命前，资产阶级制造了种种迷雾，散布了大量的谬论，美化和歌颂《水浒》所肯定的投降主义路线，吹捧投降派宋江，从而掩盖了《水浒》宣扬投降主义的反动本质。这种所谓评论或学术研究，不是为了发“思古之幽情”，而是为了“以昨天的卑鄙行为来为今天的卑鄙行为进行辩护”（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3页），为复辟资本主义服务。对于以往《水浒》评论中的资产阶级、修正主义观点，当然我们要予以澄清。但这种澄清是为了还《水浒》宣扬投降主义的真面目，使人民知道投降派，为反修防修、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服务。这同邓小平借口澄清过去对《水浒》的评论，回避当前的政治斗争和路线斗争，把评论《水游》引向“纯学术”讨论的资产阶级轨道，是有根本区别的。
邓小平玩弄的这一套并不是什么新鲜货色。“阉割革命学说的内容，磨灭它的革命锋芒，把它庸俗化”（《国家与革命》，《列宁选集》第3卷第174页），这是一切修正主义、会主义者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惯用手法。邓小平重演《二月提纲》的故伎，破坏评论《水浒》的群众运动，可谓费尽了心机。但是，他既没有能够阻挡住反击右倾翻案风的革命风暴的到来，也没有能够挽救自己失败的命运。在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锻炼，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面前，无论刘少奇、林彪、邓小平一类党内资产阶级玩弄什么花招，都不可能掩盖他们投降派的真面目，最后只能被人民群众扫进历史的垃圾堆。
走资派为什么要扩大资产阶级法权?
景农
    伟大领袖毛主席在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中指出：“社会主义革命革到自己头上了，合作化时党内就有人反对，批资产阶级法权他们有反感。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还在走。”毛主席的这一英明指示，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重大发展，它深刻地阐明了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同资产阶级法权的联系，揭露了邓小平反对批判、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反动阶级本性。
    在我国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围绕着对资产阶级法权的限制和反限制的斗争，一直十分尖锐，十分激烈。在毛主席领导下，一九五七年开展整风和反右派斗争，带来了轰轰烈烈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共产主义精神在全国蓬勃发展，使资产阶级法权受到很大冲击。革命的深入必然引起资产阶级的拼命反抗。党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彭德怀在一九五九年跳出来，全面攻击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把限制资产阶级法权诬蔑为“小资产阶级狂热性运动”。刘少奇、邓小平在我国国民经济暂时困难时期，兜售“三自一包”、“利润挂帅”，“物质刺激”等黑货，推行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强化和扩大资产阶级法权，力图使所有制方面已被取消的那一部分资产阶级法权重新复辟，恢复地主资产阶级的私有制。经过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特别是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批判了修正主义路线，提高了广大干部和群众的社会主义觉悟，一大批有利于缩小三大差别、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社会主义新生事物出现了。林彪妄图阻挡革命潮流，又跳出来攻击社会主义新生事物，胡说什么干部下放劣动是“变相失业”，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变相劳改”，完全和帝、修、反唱一个腔调。这一次，邓小平表演得同样疯狂，更加露骨。他重新工作以后，就继承彭德怀、刘少奇、林彪的衣体，恶毒攻击社会主义新生事物，诬蔑限制资产阶级法权没有物质基础，甚至专横地连批判资产阶级法权也不准提，竭力强化和扩大资产阶级法权。
走资派为什么要强化和扩大资产阶级法权呢?
    在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走资派要复辟资本主义，资产阶级法权是他们可以利用的一块合法阵地。
    资产阶级法权是旧社会遗留下来的痕迹，在社会主义阶段，它的存在是不可避免的。对它，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还不能很快取消。毛主席指出：“列宁说建设没有资本家的资产阶级国家，为了保障资产阶级法权。我们自己就是建设了这样一个国家，跟旧社会差不多，分等级，有八级工资，按劳分配，等价交换。”由于资产阶级法权合法存在，走资派就可以在这件合法外衣的掩护下，利用按劳分配、商品制度、货币交换等跟旧社会差不多的东西，巧立名目，强化和扩大资产阶级法权，借社会主义之名，行复辟资本主义之实。例如，按劳分配是社会主义的原则，但就其平等权利掩盖着事实上的不平等来说，资产阶级法权仍然占统治地位，它把劳动者分成等级，走资派就可以打着“按劳分配”的幌子，扩大等级差别，推行“物质刺激”、“奖金挂帅”、“工分挂帅”一类的修正主义货色。苏修叛徒集团不是没有摘下“按劳分配”的招牌，就把社会主义分配原则变成了资本主义分配原则吗?在党内外资产阶级看来，资产阶级法权可是个好东西，是万万不能批判和限制的。一则，他们是搞修正主义的大官，要保护大官们的利益；二则，他们要复辟资本主义，也要死死地守住这块阵地不放。无产阶级要彻底消灭阶级、埋葬一切剥削制度，造成使资产阶级既不能存在，也不能再产生的条件，就一定要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因此，在社会主义历史阶段，对资产阶级法权的限制和反限制，必然要进行长期的、尖锐的斗争。
走资派强化和扩大资产阶级法权，是妄图把党内外资产阶级的力量聚集起来，培植他们推行修正主义路线的社会基础。
毛主席说：“我国现在实行的是商品制度，工资制度也不平等，有八级工资制，等等。这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所以，林彪一类如上台，搞资本主义制度很容易。”资产阶级法权，是产生阶级分化和新的资产阶级分子的土壤和条件。走资派利用他们篡夺的那部分权力，强化和扩大资产阶级法权，既可以保护老资产阶级的力量，又可以培植新的资产阶级分子。在这一点上，刘少奇、林彪、邓小平是一脉相承的。他们鼓吹“技术第一”、“专家治厂”、“教授治校”、“白专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好处”，等等，反对工人、贫下中农在文化科学上翻身，是妄图维护或者重新恢复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统治，维护这些人剥削压迫工农群众的权力。他们鼓吹“三自一包”、“利润挂帅”，是要使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变质，让资本主义自由泛滥，为产生新的资产阶级分子创造条件。他们大搞“物质刺激”、“奖金挂帅”，是为了腐蚀工人群众，使工人一部分、党员一部分腐化变质。他们反对国家机关的改革，反对老、中、青三结合，反对干部下放劳动，竭力扩大等级差别，是为了助长干部队伍中的资产阶级生活作风，使一些人变成吸工农群众血的资产阶级官老爷。他们反对教育革命、文艺革命，不许批判“知识私有”、“智育第一”，鼓吹“读书做官”，反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为了同无产阶级争夺青年，在青年中培养资产阶级的接班人。这样，以走资派为核心，通过维护和扩大资产阶级法权，就可以把党内外资产阶级的力量联系起来，上下呼应，兴风作浪，形成一支对抗社会主义革命、颠覆无产阶级专政的复辟势力和修正主义的社会基础。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政治事件，非常清楚地说明，资产阶级的挂帅人物在党内，邓小平是党内外资产阶级的总代表，他炮制的“三项指示为纲”的修正主义纲领，代表了整个资产阶级的利益。我们批在邓小平的身上，痛在那些指靠邓小平扩大资产阶级法权过日子的党内外资产阶级的心上。他们终于狗急跳墙，公然在天安门广场制造反革命暴乱，妄图推出邓小平当中国的纳吉。结果，却搬起石头打了自己的脚，他们的反革命阴谋彻底破产了。
    走资派强化和扩大资产阶级法权，目的是在我国复辟资本主义，使社会主义经济变为资本主义经济，使工人、贫下中农重新沦为雇佣奴隶。
    毛主席指出：“修正主义上台，也就是资产阶级上台。”走资派强化资产阶级法权，其结果必然瓦解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使社会主义经济变质，使资本主义卷土重来。在走资派得势的地方，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所有制就会在不改变名称的情况下，变为资本主义的生产资料所有制。党内最大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上台伊始，就千方百计地强化和扩大资产阶级法权，其险恶用心就在这里。如果他的阴谋得逞，苏联资本主义复辟的悲剧就会在我国重演，这该是多么值得我们严重警惕的啊！
限制资产阶级法权，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一项重大任务。邓小平垮台了，但是，党内外资产阶级的复辟活动并没有停止。经验证明，限制资产阶级法权每前进一步，都有斗争，都会遇到党内外资产阶级的反抗。只要资产阶级还存在，资产阶级法权还存在，革命人民就要永不停息地战斗下去。我们要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实行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热情支持从各方面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社会主义新生事物，逐步缩小三大差别。这样，才能造成使资产阶级既不能存在也不能再产生的条件，经过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最终消灭阶级，实现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
沿着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继续前进
在批邓斗争中加强工人理论队伍建设
施伦
    马克思主义是在同修正主义作斗争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队伍也必须在斗争的风雨中锻炼自己，发展自己，扩大自己的阵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诞生的工人理论队伍，迎着风雨长，越战越坚强。他们在批判刘少奇、林彪和邓小平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的斗争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建设一支强大的工人理论队伍，对于加强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的伟大意义，正在日益深刻地显示出来。我们一定要抓紧时机，在深入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中，进一步发展和壮大工人理论队伍。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上海工人理论队伍发展很快。目前，这支队伍已经有了三十多万人。他们遵照毛主席的《五·七指示》，以工为主，兼学别样，积极投入批判资产阶级的战斗。除了有一批工人理论队伍骨干进入了上层建筑领域的各个部门外，绝大多数的同志立足于班组，坚持业余宣讲，业余研究，业余写作，真正做到了：“学习走在前，批判阅在前，工作抢在前”。他们被群众称为“阶级斗争的尖兵，生产斗争的闯将”。这支在学习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过程中发展起来的理论新兵，有一个显着的特点，就是特别能够同修正主义战斗。从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实践来看，哪里的工人理论队伍建设抓得好，邓小平的修正主义货色在那里就行不通，各种政治谣言在那里就没有市场，那里的革命舆论就能及时粉碎反革命舆论，革命势如破竹，生产蒸蒸日上。
如同马克思主义“在其生命的途程中每走一步都得经过战斗”（《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列宁选集》第2卷第1页）一样，工人理论队伍的成长也不是一帆风顺的。我们工人理论队伍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批判修正主义，批判资产阶级，批判走资派，批判资产阶级法权，为逐步铲除资本主义复辟的社会基础和经济基础进行了英勇的斗争。这对党内外资产阶级及其代表人物来说，当然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因此，党内外资产阶级的总后台邓小平，一旦重新工作，就恶狠狠地抢起大棒对着工人理论队伍打了过来。他在亲自授意炮制的《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中，公然把工厂的文艺宣传队、写作班子诬蔑为“名目繁多的各种差事”，并下令要“一律撤销”。看，工人理论队伍的存在，简直是不合法的了。难道在工厂建立理论小组、写作班子是多余的“差事”吗?不，为了批判资产阶级，批判修正主义，为了在意识形态领域向资产阶级打进攻战，工人理论队伍的建设决不是什么可有可无的，而是必须抓好的一桩大事。邓小平要“一律撤销”，那是绝对办不到。经过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锻炼成长起来的工人理论队伍，是吓不倒、压不垮的。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事实，使我们懂得：邓小平之所以对工人理论队伍恨之入骨，正因为它是一支批判资产阶级的战斗队，是一支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宣传队。邓小平大刮右倾翻案风，梦想全部砍掉工人理论队伍，更加激发我们工人理论队伍要和他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对着干，打好上层建筑领城里无产阶级战胜资产阶级这一仗。
工人理论队伍的根本任务是搞马克思主义，批判修正主义。因此，加强工人理论队伍的建设，首要的一条，就是组织广大工人理论战士认真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努力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去观察和分析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中的各种问题。由于无产阶级专政日益巩固，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抛出各种修正主义的理论和口号时，总是要用打着红旗反红旗的手法，披上一层马列主义的伪装，打出种种旗号，同时大肆制造政治谣言。党内最大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就是这样干的。他打着落实党的方针和政策的旗号，用“三项指示为纲”来篡改和对抗毛主席关于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教导，反对党的基本路线。他制造和传播了大量反革命政治谣言，蛊惑人心。怎么识别披着马克思主义外衣的反动理论、思潮和口号呢?怎样分辨社会上流传的谣言和小道消息呢？最根本的就是靠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这个政治上的望远镜和显微镜。比如，去年夏季前后，社会上浊浪翻滚，谣言四起，各种所谓“讲话”、“提纲”、“报告”到处流传。风来了，怎么办?上钢五厂二车间工人理论小组的同志，就坚持认真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来辨“风”。有一份材料上说“三项指示为纲”是“新提法”。他们重温了马列和毛主席关于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一系列论述以后，感到味道不对头，就在“新提法”旁打了几个问号。有人问他们为什么打问号，他们就用列宁揭露考茨基如何利用马克思主义词句拼凑修正主义理论的行径，加以说明。他们统一了认识，坚持不提“三项指示为纲”。这就表明，工人理论队伍只有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才能有敏锐的识别能力，发挥战斗作用。列宁说：“工人如果不同涉及党的一切谎言作无情的斗争，就不可能建立自己的党。要揭露谎言，就必须找出种种确凿的事实，核对这些事实，并且要好好考虑经过核对的东西的意义。”《谈谈总结和事实》，《列宁全集》第19卷第46页）列字说的“核对”和“考虑”，也就是要我们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对假马克思主义的谎言进行阶级分析，并从理论上进行有分析、有说服力的批判，驳倒它们，战胜它们。我们工人理论队伍的成员，都应当在这方面继续努力。
工人理论队伍是在大风大浪中成长起来的，它的建设决不能搞什么“关门提高”。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所以需要工人理论队伍，不是为了好看，而是为了在政治思想战线上作战。有人说，工人理论队伍要真正象个样子，就应该“关门读点书”，这话不对。关门读书不是工人理论队伍的“样子”，而是禁锢在高楼深院的资产阶级学者、院士的“样子”。毛主席说过：“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我们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反对本本主义》）批判邓小平、反击右倾翻案风斗争中提出的问题，要求我们从理论上予以正确的说明。比如，社会主义革命时期的阶级关系发生了什么样的重大交化?党内资产阶级为什么是社会主义革命的主要对象?党内走资派产生的阶级根源、政治思想根源和经济根源是什么？为什么在批判邓小平、批判资产阶级法权、批判党内资产阶级的斗争高潮中，会出现解放以来未曾发生过的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政治事件?要搞清楚这些问题，一定要在认真看书学习的同时，科学分析大量活生生的材料，深入研究现实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如果关起门来搞毛主席批评过的“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即使你书读得再多，也不过是书呆子，断然不能和修正主义作战，断然不能正确地从理论上说明实际问题。这次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实践告诉我们，凡是能够旗帜鲜明、立场坚定地进行战斗的工人理论队伍，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发扬了理论联系实际的革命学风。上海冶金机修二厂工人理论小组的同志们，在学习列宁于十月革命胜利初期撰写的著作时，联系了邓小平一伙歪曲列宁提出的新经济政策，为推行“物质刺激”黑货辩护的谬论，写出了不少有分析、有说服力的大批判文章，推动了工厂的批邓斗争和工人理论队伍的建设。为了在批邓斗争中更好地发挥工人理论队伍的作用，我们也要比较系统地钻研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同时读点鲁迅，读点中国哲学史，读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在进行这种学习和研究的时候，我们不能离开现实的斗争，而必须为现实斗争服务，这是要永远遵循的一条原则。
    工人理论队伍虽然来自群众，但仍然有一个注意联系群众的问题。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是在各级党委领导下进行的，工人阶级是反击右倾翻案风的主力军，工人理论队伍是这支主力军的骨干。因此，工人理论队伍的成员在努力搞好学习和批判的同时，还有一个指导群众和带领群余前进的任务。要真正做到这一点，就必须深深地扎根在群众之中。有些同志认为自己身在工厂，联系群众是不成问题的。其实，才不见得哩！上港三区工人理论小组在反击右倾翻案风斗争中，曾编写了一些宣传材料，但一拿给群众，工人同志们说：“我们懂的，你们讲了，我们不懂的，你们都没讲。”身在码头而不了解码头工人，就是没联系群众嘛！后来，经过到群众中调查研究，了解到工人群众中存在的一些想法。于是，在修改宣讲材料时，注意了对邓小平剥画皮，注意了理论联系实际，使大家较为清楚地认识到邓小平修正主义路线的实质。批邓斗争是一场群众性的批修运动，我们每个工人理论战士都要牢记“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这个真理，批判邓小平的“依靠工农兵是相对的”反动谬论，使自己把根子深深地扎在群众之中，虚心向群众学习，及时总结群众批邓的新鲜经验。否则，就会象离开了土壤的禾苗那样，很快就枯萎、凋谢了，哪里还谈得上去指导群众、带领群众前进呢?
工人理论队伍从事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这方面的阶级斗争一定会直接地、敏锐地反映到我们内部。而这种斗争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在对待资产阶级法权的问题上。邓小平煽动和挑拨一些人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往往是用资产阶级法权和资产阶级名利思想为诱饵的。他不是竭力鼓吹“白专”道路吗？其目的就是妄图把广大知识分子，其中也包括工人理论队伍引上邪路。回顾一下我们理论队伍成长的过程，不是有人把搞理论当作攫取个人名利的敲门砖吗?不是有人写出几篇好文章，编了一两本书，就经不起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袭击，走到很危险的境地了吗?对这些问题，我们决不能把它仅仅看作个别人的现象，应当把它作为阶级斗争的经验教训来吸取。无产阶级的理论工作，是一项严肃的科学工作。如果世界观是资产阶级的，就容易接受资产阶级的影响，跟着修正主义路线跑。私心重，骨头软，一遇到大风大浪，就会经受不住考验。这方面的教训是很多很深的。当前正在深入开展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对我们工人理论队伍建设提出了新的要求。我们每个工人理论战士，都必须努力改造自己的世界观，自觉抵制资产阶级法权思想的影响和各种物质诱感的腐蚀，坚持搞马克思主义，不搞修正主义，做批邓的闯将，斗私的尖兵。
    工人理论队伍是在党的领导和关怀下成长起来的。历史的经验和今天的现实都告诉我们，离开了各级党组织的精心培养，就会一事无成。工人理论队伍的活动，必须在党的一元化领导下进行。离开党的基本路线，离开党组织的统一领导，去自搞一套，是错误的。工人理论队伍要经常向党组织汇报思想状况和工作情况，对任何挑拨工人理论队伍和党组织关系的言行，应予以揭露和抵制。各级党组织也应该把加强工人理论队伍的建设放到议事日程上来研究，把它作为反修防修的百年大计来抓。在这次批邓斗争中，党组织除了要切实抓好理论队伍的学习之外，还应经常和工人理论队伍一起分析批邓斗争的形势，组织理论队伍展调查研究，给他们布置战斗任务，从多方面为理论队伍的活动创造有利条件。把培养工人理论队伍的工作，仅仅看作找几个人写几篇文章，作几次辅导，或者搭一个“秘书班子”，这样一类简单化的想法和做法，都是有碍于工人理论队伍的进一步成长的。
    “战斗正未有穷期”。邓小平虽然垮台了，但要真正从思想上即理论上清算他那条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还需要我们作出艰苦的长期的努力。艰难险阻何所惧，劈波斩浪永向前。工人理论队伍必将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在各级党组织的培育下和广大群众的关心支持下，不断壮大和发展，成为反修防修的一支重要力量，在马克思主义同修正主义的斗争中夺取更大的胜利。
（本文由上钢五厂、上海自动化仪表一厂、上海冶金机修二厂、上港三区几位工人业余作者讨论写成）
工人群众监督领导学好理论——广西大厂矿务局的调查
    在批判邓小平、反击右倾翻案风的伟大斗争中，广西大厂矿务局党委组织工人理论队伍检查各级领导班子学习理论的情况，对发挥工人理论队伍的作用提供了一个新鲜的经验。
    大厂矿务局的工人理论队伍，是在一九七三年批判林彪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的时候诞生的。经过批林批孔，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评论《水浒》和批判邓小平、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这支队伍不断发展壮大，在批判修正主义，批判资产阶级，反修防修，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中，发挥了较好的作用。
    去年，党内最大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抛出“三项指示为纲”的修正主义纲领，大刮“经济台风”、“业务台风”，也波及到大厂矿务局。有些单位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热潮冷下来了，批修批资的斗争松下来了，一些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口号，喊得很响。当时，工人理论队伍感到这股风向不对，议论纷纷。矿务局党委认真研究了这个问题，认识到：政治和经济的位置如何摆法，是个执行什么路线的问题；放松了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学习，就会把企业引上邪路。为此，党委书记建议组织工人理论队伍对各级领导班子学习理论的情况，进行一次全面检查，得到了大多数同志的支持。
但是，也有个别同志认为，依靠工人检查生产可以，检查领导的学习，恐怕行不通。党委一班人重新学习了毛主席亲自制定的“鞍钢宪法”，进一步明确了，工人参加企业管理首先是管纲、管路线，组织工人理论队伍检查领导干部的学习，督促领导认真抓好阶级斗争这个纲，坚持企业的社会主义方向，就是依靠工人管纲、管路线的一个重要方面。他们回顾了工人理论队伍建立以来所发挥的重要作用，看到工人群众不仅有丰富的生产斗争经验，而且有丰富的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经验，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他们往往比领导干部学得深，用得好；对修正主义的东西，他们往往比领导于部敢斗、敢批。这充分说明了“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农村调查〉的序言和跋》）为什么在理论学习上，只能领导检查督促工人，而不能工人检查督促领导，建立领导和工人之间相互学习、相互促进的关系呢?
    在统一认识的基础上，大厂矿务局工人理论学习检查组于去年十一月建立起来了。它由各厂矿单位优秀的工人理论骨干组成，适当吸收一些干部参加，在局党委领导下，负责检查包括局党委在内的各级学习中心组的学习情况。厂矿、车间也相应成立检查组。规定车间支部每月检查一次，厂矿单位每季检查一次，全局半年进行一次大检查。
    工人理论队伍的检查，帮助领导干部提高了学习的自觉性。在检查中，工人同志听中心组成员介绍学习内容、方法、制度、进程以及收获和存在的问题，看他们的学习笔记和体会文章，还召开工人座谈会，了解领导干部的学习情况，然后进行评议。工人理论学习检查组对全局各级领导的学习进行第一次大检查之后，向矿务局党委写了一份有事实、有分析的情况报告，并提出了积极的建议。局党委对工人理论学习检查组的报告，立即进行研究，并作出关于进一步加强各级领导干部学习理论的决定，连同工人检查组的报告，一起印发全局，强调各级领导干部要从反修防修的高度来认识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重要性，加强领导，切实抓紧，带头学好。有的领导同志说：“这一促，促得好，是压力，也是动力。我们不抓紧学习，就没有发言权了。”反击右倾翻案风开展以来，局党委又组织了一次抽查和一次全面检查，在工人检查组的帮助督促下，各级领导干部学习自觉性越来越高，研究理论的空气越来越浓，真正做到了带头学习，带头批邓，带头反击右倾翻案风。许多领导干部都认真写批判发言稿和批判文章，长坡矿、巴里矿等单位的第一个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大批判专栏，就是由矿学习中心组写稿的。工人群众反映，从来没有见过我们的领导同志，以这样高昂的斗志，饱满的热情带头学习和批判。
工人学习理论检查组特别重视检查领导干部的学风，督促他们联系实际，深入批邓，在实际工作中认真抓住阶级斗争这个纲。有一个矿，文化大革命中变成了先进单位，近两年又变成了后进单位。局和矿两级工人理论学习检查组，在几次检查中都指出：领导干部不能理论学半天，行动不沾边，必须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来解决本矿阶级斗争的实际问题。在局党委的具体帮助下，这个矿的领导班子根据工人检查组的意见，在学习毛主席关于“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等一系列指示时，联系本矿阶级斗争的历史和现状，总结正反两方面的经验。他们发动群众集中批邓，并打击了攻击社会主义新生事物、挖社会主义墙脚的坏人。全矿掀起了一个大批资本主义，大批修正主义，大干社会主义的热潮，很快改变了被动局面。今年五月份据进进尺比去年同期增长四点六倍。
工人理论学习检查组还及时提醒各级领导，学习理论，深入批邓，必须联系自己的思想实际，认真改造世界观，带头限制资产阶级法权。他们鲜明地指出：“领导干部能不能带头限制资产阶级法权，是有没有决心同修正主义路线作长期斗争的重要表现。”局党委认为，工人同志的意见很中肯，我们这些同志当了官，有了权，如果不注意改造世界观，对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就会有反感。毛主席指出：“民主革命后，工人、贫下中农没有停止，他们要革命。而一部分党员却不想前进了，有些人后退了，反对革命了。为什么呢?作了大官了，要保护大官们的利益。”局党委在学习中以这一光辉指示为武器，剖析邓小平这个走资派的演变过程，并联系自己的思想实际，总结经验教训，自觉地改造世界观。他们还作出了领导干部在政治上不搞特权，生活上不搞特殊，做人民的公仆等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规定，公诸于众，让群众监督执行。
    在检查中，工人检查组一方面把群众学习和批判的好经验以及碰到的问题和要求向领导反映，另一方面又把领导在学习、批判中的好经验和存在问题向群众汇报，既检查督促了领导，又进一步调动了广大工人群众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积极性。有位老工人激动地说：“我们要监督领导学好理论，当好带头人，自己可得好好学习，才挑得起这副重担。”许多辅导员，学习了领导干部认真读书，努力改造世界观的精神，起早睡晚，刻苦钻研理论，积极开展辅导活动。这样上下结合，互相促进，把整个矿务局的理论学习步步引向深入。广大职工以极大的政治热情，认真学习革命理论，以满腔怒火集中批邓。革命促进了生产，今年一至五月份，全局总产值比去年同期增长百分之九点O一，采据总量比去年同期增长百分之四十一点一一，采矿工效、掘进工效、选矿实收率比去年同期都有所提高。
    工人理论队伍检查领导的理论学习，是对邓小平鼓吹的“依靠工农兵是相对的”反动谬论的有力批判；它冲破了资产阶级法权的束缚，有利于缩小企业中领导干部与工人群众的差别，建立社会主义新型的人与人的关系；有利于进一步激发出工人群众主人翁的责任感，热情帮助领导学好马列，掌好路线，同领导干部一起挑起管好社会主义企业的担子，使企业领导权真正掌握在马克思主义者和工人群众手里。列宁指出：“如果真是所有的人都参加国家的管理，那末资本主义就不能支持下去。”（《国家与革命》，《列宁选集》第3卷第257页）随着社会主义革命的深入发展，工人理论队伍在反修防修、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斗争中必将进一步发挥巨大的作用。
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宣传部 中共河池地区委员会宣传部联合调查组
群测群防战地震
中国共产党龙陵县委员会
    今年五月二十九日二十时二十三分和二十二时，我县连续发生了七点五级和七点六级的强烈地震。这次地震，来势迅猛，波及面广，破坏性大，但是人和牲畜伤亡很少。这是由于全县各族人民，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指引下，认真贯彻执行我国的地震工作方针，充分发挥群测群防的巨大威力，临震不乱，沉着应战的结果。地震发生后，在毛主席、党中央的亲切关怀下，在全国人民的大力支援下，灾区人民以阶级斗争为纲，以高昂的革命斗志和坚定的胜利信心，深入开展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揪起抗震教灾、抢收抢种的热潮。
    我们龙陵县是一个山区县，历史上曾经多次发生过强烈地震。掌握地震规律，搞好预测预防，战胜地震灾容，是全县各族人民长期以来共同的要求和愿望。党委认真抓好这件事，对于保障全县广大人民群众生命财产的安全，保卫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落实毛主席“备战、备荒、为人民”的战略方针，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都是十分重要的。过去，由于刘少奇、林彪一伙散布的地震工作“神秘论”和唯心主义“不可知论”的影响，我们一些同志总认为预测预报地震是世界上许多国家都还没有解决的难题，我们这里既无专业台站，又无精密的仪器，究竟怎么搞呢?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粉碎了刘少奇、林彪的修正主义路线，使我们进一步掌握了我国的地震工作的方针，决心在党的一元化领导下，以预防为主，专群结合，土洋结合，依靠广大群众做好预测预防的工作，战胜地震灾害。
毛主席指出：“什么工作都要搞群众运动，没有群众运动是不行的。”地震工作也不能例外，也必须坚持群众路线，大搞群众运动。我们知道，地震表现了地球内部物质处于不断的运动变化之中，它既是内部物理、化学、地质等多种物质运动形式的反映，也受到天体和大气层物质运动的影响。同时，地震的发生同任何事物的运动过程一样，也要经历一个孕育发展的阶段，不会是突如其来的。在极震区及其附近必然会出现大量宏观和微观的前兆现象。专业台站观测网不可能在所有地方都设置，地震也不一定发生在现有观测网的有效范围内；地震的前兆现象是广泛面多样的，专业台站的观测手段是有限的，因此单靠少数专业人员的观测，要及时准确地捕捉前兆异常，作出预报，显然是很困难的。这个矛盾只有依靠广大群众，实行专群结合、土洋结合来解决。在我们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人民群众是国家的主人，也是大自然的主人，蕴藏着无穷无尽的积极性和创造力。只要广泛发动群众，充分依靠群众，大家一齐动脑筋，想办法，就有可能掌握丰富的资料，为测报工作提供可靠的基础，逐步摸清地震的规律，有效地同地震灾害作斗争。
    文化大革命中，许多地区开展群测群防，实行专群结合，土洋结合，进行地震的测报工作，打破了旧框框，破除了“神秘论”，做出了显著成绩。这对我们是一个很大的启发。生动的事实说明，群测群防是预防地震灾害的根本措施。依靠不依靠群众，搞不搞群测群防，是地震科学能不能更快发展的关键，也是关系到两条路线斗争的大是大非问题。有了这样的认识，我们便于一九七O年成立了县地震办公室，具体抓群测群防工作，并把这个工作列入党委的议事日程，由一名副书记分管，经常进行研究，还先后几次发了专门通知，要求各级党组织加强对地震工作的领导。
我们体会到，要搞好群测群防，首先要宣传群众，组织群众，使广大群众懂得我国的地震工作方针和群测群防的重大意义，知道地震是怎么回事，怎样同地震作斗争。过去我们这里曾经流传着许多迷信的说法，如地震是什么“龙王发怒千山动，整鱼翻身一扫平”。虽然多数干部和群众并不相信这些迷信的说法，但由于刘少奇、林彪一伙大肆鼓吹“天命论”、“上智下愚”等反动观点，在有些人中还存在着“预报难搞，地震难防”的错误思想。针对这个情况，我们注意抓了地震知识的普及教育工作。几年来，印发了各种地震宣传材料五千五百多份，放映了地震科教片和幻灯片八十多场，培训了地震知识宣传骨于二百三十多人；同时还利用各种会议、有线广播、黑板报等形式进行广泛的宣传。通过宣传，广大群众和干部树立了不信天命信革命的思想，认识到原来地震就象刮风下雨一样是一种很普通的自然现象，在它发生前就有许多前兆，是可以预测预防的。有些群众说：“过去总认为地震这个东西来以前看不见也摸不着，我们拿它没得办法，现在懂得了地震知识，原来震前上有地光，下有地声，连猪鸡狗鸣都有反映，是可以看得到听得见的。今天我们有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头脑，就是能管天管地。”广大群众测震防震的积极性很高，提出了“宁可千日不震，不可一日不防”的口号，经常注意监视震情，发现什么异常现象，就主动地分析研究并向地震办公室报告。这就为群测群防，战胜震灾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正如毛主席所指出的：“群众知道了真理，有了共同的目的，就会齐心来做。”（《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
    地震科学虽然比较复杂，目前还有许多问题搞不清楚，但自然界的事物都是可知的，只有尚未被认识的事物，没有不可认识的事物。地震，特别是强烈地震，总是要经历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是有规律可循的。而要探索地震的规律，摸准大地的脉搏，离不开广大群众的实践。群众的实践是取得正确认识、掌握客观规律的根本途径。我县初步开展的群众性地震测报工作，也证明了这一点。县地震办公室几个同志，过去有的是生产队干部，有的是回乡知识青年，有的是机关工作人员，都没有接触过地震工作。但是，他们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指引下，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大胆实践，刻苦钻研；又在专业台站的帮助下，自己动手制作了“土地电”、“水地电”、“地倾斜”、“土地磁”等土仪器，进行了不间断的观测工作，几年来共记录了五万七千多个数据。同时，他们还培训了一批群众测报员，建立了七个群众测报点，进行了微观和宏观的观测，并深入现场调查研究，在群众中收集了许多有关地震前兆的异常现象。他们经常同专业台站取得联系，互通情报，把来自群众的资料同专业部门的材料进行对照，逐一地加以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分析，从中初步摸到了本地区的一些测报规律，总结了计算发震时间、位置、震级的一些经验。这几年，他们运用这些经验，先后进行了三十六次内部分析和预测预报，其中基本对应的有二十三次。
这次大震前一个多月，他们根据一九七五年一月全国地震趋势会商会上提出的“近一、二年内在滇西地区将发生七级以上的地震”的预报，结合观测到的土地电、水地电的异常变化，初步分析近期将有较大地震发生。他们密切监视震情，先后进行了三次讨论。五月二十八日上午，他们观测到土地电、水地电、土地磁、地倾斜和水的含氧量，都有同步异常反映，群测点和群众中也发现了一些宏观和微观的异常现象，于是他们果断地作出最近几天在龙陵、游西一带将发生大于六级地震的判断，立即向有关部门作了报告。这次预报和后来发生的地震的实际情况是比较接近的。这一事实说明了地震的规律是可以为广大工农兵群众认识和掌握的。这对邓小平鼓吹的“依靠工农兵是相对的”等修正主义谬论是一个有力的驳斥和深刻的批判。
群测群防的威力，突出地表现在地震发生前，干部和群众能够依据平时所了解的地震知识，抓住前兆现象，及时采取措施，有领导有组织地同震灾作斗争。在这次强烈地震中，这类事例是很多的。处在震中地区的朝阳公社，在二十九日白天发现了鱼翻白肚、牛不进厩的异常现象，有些干部和群众就有所警觉。当发生了两次前震时，他们联想到“小震闹，大震到”的规律，公社党委和一些大队党支部立即调动民兵通知各生产队组织群众疏散。这个公社震后房屋破坏很大，但伤亡极少。镇安公社小田坝大队干部，当发现前兆异常后，立即打开有线广播通知群众，引导群众迅速疏散。大震一发生，他们不顾个人安危，立即组织民兵站岗放哨，防止阶级敌人破坏。这个大队房屋受到严重破坏，但没有一个伤亡，在党支部的坚强领导下，震后第三天就掀起了抢收抢种的高潮。还有其他许多公社和大队，都根据前兆现象采取了紧急措施，有的鸣枪，有的广播，有的打电话，及时通知群众疏散；有的立即组成抢险小组，迅速地投入了防震抢险的战斗。县医院和公社卫生所都把病员转移到安全的地方。这些，都大大减少了人民生命财产的损失。干部和群众的这些自觉行动，生动地证明了“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这一伟大的真理。它进一步教育了我们，使我们深切地体会到，象我们这样一个居住分散、交通不便的山区县，更需要发动群众，组织群众，搞好群测群防，使尽可能多的人掌握尽可能多的地震知识。这样，在紧急的情况下，才能社自为战、村自为战，有效地防震抗震。
群测群防集中显示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这只有在我们这样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才能办到。我们的国家代表着广大群众的利益，是为广大群众着想、对广大群众负责的。我们的干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人民群众是有高度的社会主义觉悟的。他们都把防震抗震作为自己应尽的责任，积极主动地参加这项工作。在毛主席、党中央的领导下，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指引下，我们的地震工作真正成为国家的事业、群众的事业。这就保证了我国的地震科学能够依靠最广大的群众，实行专群结合，土洋结合，克服专业台站的局限性，沿着正确的方向发展。在资本主义国家是根本不可能这样做的。资产阶级残酷压追剥削广大人民群众，同人民群众尖锐对立，是不顾人民群众的死活的。回顾解放前，我县在一九O六年和一九一O年曾发生过两次较大的地震，龙江两岸，山摇水沸，墙倒屋塌，畜死人亡，幸存者无家可归，到处逃荒要饭。反动统治阶级只知横征暴敛，鱼肉人民，哪里谈得上防震抗灾。这次我县又发生强烈地震，震前有预测预防，震后，毛主席、党中央极为关怀，及时发来了慰问电，派来了慰问团，来自全国各地的十几个医疗队日夜兼程赶到灾区，一队队“银鹰”战胜恶劣的气候赶运教灾物资，人民子弟兵不顾自己的安危，奔赴抗震救灾第一线，抢救人民生命财产。灾区人民受到了极大的鼓舞，个个精神振奋，斗志昂扬，狠抓革命，猛促生产，谱写了一曲曲抗震救灾的凯歌。贫下中农激动地说：“旧社会发生地震，房倒人亡无人问；新社会防震抗灾，党的关怀暖心间。真是两个社会两重天，一个苦来一个甜！”
群测群防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我国人民群众的创造，是社会主义的新生事物。这几年，我们虽然做了一些工作，在这次防震抗灾中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这仅仅是开始。地震活动的规律还必须在实践中不断探索，群众性的预测预报工作还需要在斗争中逐步完善。我们一定要认真总结这次防震抗震的经验，进一步搞好群测群防工作。我们决心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带领全县各族人民团结战斗，发扬“秦山压顶腰不弯，山崩地裂志不移”的大无畏精神，奋发图强，自力更生，发展生产，重建家园，誓在大灾之年夺丰收，用实际行动报答毛主席、党中央的亲切关怀，用实际行动深入批判邓小平，反击右倾翻案风。
农村商业的一支重要力量——甘肃华亭县的调查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甘肃华亭县各级党组织遵照毛主席关于经济工作要“把群众力量组织起来”的教导，以阶级斗争为纲，在商业部门的支持配合下，积极兴办和普及了农村代购代销店。截止一九七五年上半年，全县每个生产大队都办起了代购代销店，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中，又进一步得到巩固和发展。实践证明，办代购代销店，花钱少，建店快，不增加脱产人员，是依靠群众在广大农村发展社会主义商业网点，搞好城乡物资交流的好形式。
    华亭县的代购代销店是在农业学大寨运动深入发展的形势下办起来的，它反映了广大贫下中农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扩大农村社会主义商业阵地的强烈愿望。这个县地处甘肃陇东山区，山峦起伏，沟壑纵横，交通不便，人口居住分散。过去全县国营商店很少，而且多数集中在城镇和交通沿线，给群众的生产和生活造成很多困难。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广大贫下中农和社员群众批判修正主义路线，深入开展农业学大寨运动，越来越迫切地要求自己管商业和办商业。一些边远山区的生产大队，经过和公社供销社联系，办起了代购代销店。这些小商店，资金国家出，商品国家拨，店由生产大队办，人由贫下中农选，布点分散，规模较小，既购又销，方便群众。但是，由于修正主义路线的干扰，发展不快。在批林批孔运动和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运动中，广大贫下中农深入批判了林彪一伙破坏和扼杀社会主义新生事物的罪行。县委积极支持广大群众的迫切要求，并深入基层调查农村商业阵地阶级斗争状况，总结一些办得好的代购代销店的经验。这就使代购代销店在全县范围内很快得到普及。
代购代销店的建立和普及，巩固了农村商业阵地，扩大了社会主义市场，逐步成为农村各级党组织落实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任务的一个重要工具。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前，由于农村商业网点数量不足，布局不合理，边远山区的社队和社员群众苦于离国营商店太远，生产的东西卖不出去，需要的东西买不回来。在这种情况下，那些投机倒把分子就钻了空子，走村串队，高价倒卖国营商品，低价收购农副产品，从中剥削社员群众，破坏生产，破坏国家收购计划的完成。代购代销店一经建立，在各级党组织的领导下，就通过自己的业务活动，对资本主义势力主动地展开进攻。它们一方面把农村的购销管了起来，农村生产、生活必需品保证供应，农副产品和废旧物资尽量收购，使社员群众有了方便的社会主义购销渠道；一方面和广大群众一起，揭露和打击投机倒把分子的活动，进一步把社员群众的购销从农村集市贸易吸引到国营商业方面来。这样做，有利于克服一部分富裕农民的资本主义自发倾向，限制了农村集市贸易的消极作用，扩大了社会主义市场。这几年，通过自由贸易流散的农副产品大大减少，全县国营商业的购销额有了比较大的增加。一九七五年，全县农村销售额和购进额，分别比一九七三年增长百分之二十四点八和百分之五十九点九。
    在斗争中发展起来的代购代销店，也是各级党组织“向农民群众不断地灌输社会主义思想，批评资本主义倾向”的一个重要阵地。华亭县广大农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有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积极性。但是，由于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由于小生产者的习惯和影响，在部分农民特别是富裕农民中，存在着比较严重的资本主义自发倾向。有的社队搞自由种植和自由销售。针对这种情况，代购代销店在党组织的统一领导下，积极引导和帮助生产队利用山区自然条件，有计划地发展多种经营。对那些经济上暂时有困难的队，给予必要的支持。目前，全县已有种植、养殖、山货、编织等三十多个项目二百个品种，纳入国家收购计划。这不仅壮大了集体经济，面且帮助生产队更好地贯彻了“以粮为纲，全面发展”的方针。与此同时，对于社员的家庭副业，也给予积极指导。代购代销员经常向群众宣传把农副产品交售给国家对于支援社会主义建设和加强工农联盟的意义，提高群众的社会主义觉悟，使社员家庭副业逐步消除受集市贸易支配的状态。过去，社员家庭的鸡蛋多数流入集市，一九七五年，国营商店的鸡蛋收购量较前翻了两番。
代购代销店的发展，还对逐步缩小三大差别，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发挥了很好的作用。代购代销员既是营业员，又是社员，亦商亦农，不脱离集体生产劳动，不脱离群众，是商业战线的新生力量。他们扎根在群众中，对各生产队底子清，需要明，对于生产资料的供应，在贫下中农的监督下，能根据发展集体生产的实际需要合理分配，反对“走后门”等不正之风。许多代购代销店还注意从种子、肥料、农具等方面积极组织货源，优先供应穷队，帮助他们改变面貌。
    华亭县代购代销店逐步发展壮大，已成为农村商业战线上的一支重要力量。最近，这个县在党委领导下，总结了办好代购代销店的经验。他们的主要体会是：
    （一）各级党委的重视，是办好代购代销店的重要保证。华亭县委从占领农村商业阵地，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高度，十分重视这一社会主义新生事物，不断加强对它的领导。县、社、大队三级都有一名负责同志主管这方面的工作，全县每年都要召开两次会议，和代购代销员、贫下中农代表一起，以阶级斗争为纲，总结经验，推广典型，表彰先进，树立标兵。这对代购代销店的普及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二）贫下中农参加管理，是办好代购代销店的关键。每个店都组成由大队党支部成员、贫下中农代表和代购代销员参加的三结合的管理小组，反映和研究贫下中农的意见和要求，重点加强对代购代销店方向、路线的监督和管理，使它坚持为贫下中农和社员群众服务，为农业生产服务的方向。
    （三）建立一支草命化的代购代销员队伍，是办好代购代销店的重要基础。华亭县委和县供销社的党组织，重视对代购代销员队伍的组织建设和思想建设。注意挑选那些出身好、觉悟高、热心为贫下中农服务的社员担任代购代销员。公社党委和各大队党支部积极组织他们认真看书学习，不断提高阶级斗争、路线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觉悟，牢固地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许多代购代销员府挑货担，身背背篓，坚持送货上门，收购到户，勤勤恳恳为贫下中农服务。他们坚持参加集体生产劳动，自觉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受到广大贫下中农的欢迎。人们亲切地称他们是和贫下中农贴着心的赤脚营业员。
中共甘肃省委 中共平凉地委联合调查组
农村卫生革命也要学大寨
昔阳县大寨公社党委会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我们公社在开展农业学大寨的同时，认真学习大寨大队深入开展卫生革命的经验，使全公社的卫生工作面貌发生了深刻变化。实践使我们体会到，农村卫生革命也要学大寨。
    卫生革命开始的时候，有的同志认为，农业不抓好不行，不抓卫生工作，影响不了大局。在学习大寨的过程中，我们逐步认识到这是一种糊涂思想。现实阶级斗争的许多事实清楚地说明，卫生战线是两个阶级、两条路线激烈争夺的一个阵地。文化大革命前，刘少奇一伙推行一条修正主义卫生路线，那时的卫生工作为城市老爷服务，为走资派服务，医疗卫生大权不在工人阶级、贫下中农手里，特别是农村，缺医少药的现象十分严重，广大贫下中农“小病抗，大病躺，得了重病没想望”。开展卫生革命，就是要从资产阶级手里夺回医疗卫生大权，在卫生战线实现并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大寨大队党支部正是把卫生阵地作为上层建筑领域的一条重要战线，把卫生革命当作深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重要内容，通过开展卫生革命，加强了无产阶级专政。学习大寨的经验，使我们对开展卫生革命重大意义的认识大大提高了一步，行动也就自觉得多了。我们从公社到大队，都有一个副书记分工抓这项工作，把卫生革命纳入学大寨的轨道。随着农业学大寨运动的不断深入，卫生革命也不断取得胜利，修正主义卫生路线受到越来越深刻的批判，赤脚医生、合作医疗等社会主义新生事物不新成长壮大。
卫生革命既然是上层建筑领域中的一场革命，它就必然要碰到各种阻力，有党内外资产阶级的反对，有修正主义路线的破坏，也有旧的习惯势力的干扰。大寨的根本经验，就是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同修正主义斗，同资本主义斗，同各种旧的习惯势力斗。开展卫生革命，也要象大寨那样，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我们正是在学习大寨的根本经验，在同各种违背毛主席革命卫生路线的倾向进行斗争的过程中，促使卫生革命深入发展的。
    文化大革命中，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指引下，广大革命人民奋起造了旧的城市老爷卫生部的反，夺回了医疗卫生大权。但是，邓小平在卫生界刮起的右倾翻案风，却要为旧的城市老爷卫生部翻案，为修正主义卫生路线翻案。阶级斗争的现实告诉我们，不顶住这股右倾翻案风，卫生革命就无法开展。我们组织赤脚医生和专业医务人员，认真学习毛主席的“六·二六”指示，同邓小平针锋相对，又展开了对旧的城市老爷卫生部的批判。大家说，过去，旧的城市老爷卫生部不把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在农村，不把医学科研的重点放在研究农村常见病、多发病上，不为广大贫下中农服务，现在邓小平妄图为它翻案，继续推行修正主义卫生路线，这是广大贫下中农和革命医务人员决不能允许的。通过批判，公社的专业医务人员和赤脚医生对修正主义卫生路线的反动实质认识更清楚了，对“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的伟大意义领会得更加深刻了，搞好卫生革命的信心和决心也更加坚定了。
赤脚医生和合作医疗，是卫生革命的伟大成果。它们的出现，对修正主义卫生路线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因此，党内资产阶级以及社会上的阶级敌人在为旧的城市老爷卫生部翻案的同时，也拼命攻击、摧残这两个新生事物。邓小平诬蔑赤脚医生水平低，要他们穿草鞋、穿布鞋、穿皮鞋，下面也有人说什么赤脚医生是“土农民，毛丫头，看不了病，顶不了事”。我们引导赤脚医生读马、列的书，读毛主席的书，批判这些奇谈怪论。通过学习和批判，广大赤脚医生对“赤脚”的意义认识更深刻了，为贫下中农服务更热心了，参加劳动也更积极了。他们自觉接受贫下中农的监督，向群众交三本“帐”：交思想路线“帐”，交参加农业集体生产劳动和集体分配的“帐”，交开展环境卫生防病治病的“帐”。赤脚医生晚上看了病，白天照样劳动；白天看完病，即使还有一个钟头，也还要坚持参加劳动。有的赤脚医生为了抢救病人，不顾疾病传染，不嫌脏，口对口地给病人进行人工呼吸；有的赤脚医生不仅给病人治疗，还给病人做饭，看孩子，倒屎倒尿。贫下中农高兴地说：“再高明的医生，也做不出咱赤脚医生这样贴心的事来。”
实行合作医疗，也要排除各种旧思想的干扰。有的坏人利用小生产者的私有观念，煽动说什么“有病没病，两块钱用尽”，妄图破坏合作医疗。还有个别干部、社员想从这里讨点小便宜。我们认为，医务室、卫生院是看病的地方，更是抓阶级斗争、宣传毛泽东思想的地方，我们的医生，既要治身上的病，也要同思想上的病作斗争，对有意破坏合作医疗的言论要坚决进行批判。现在，绝大多数医生都能做到既治病，又做思想政治工作，能够坚持原则，治病用药，生人和熟人一个样，本村和外村一个样，干部和群众一个样，自己和别人一个样。赤脚医生们坚定地说：“我们绝不能把药品当作拉关系的手段，把技术当作资本，绝不能把处方开成资本主义的通行证。”
    大寨开展卫生革命中还有一个宝贵经验，就是把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缩小贫富差别作为出发点。早在农业合作化时，大寨每年都要从公益金中抽出一部分钱来，对因病生活困难的社员进行补助，实行合作医疗，更使那些受疾病拖累的困难户大大减轻了负担。这一条经验对我们开展卫生革命是很重要的。当我们实行合作医疗时，有人说什么这是“大家出钱、少数人看病，是刮共产风”。我们批判了这种谬论。文化大革命前，有的社员动手术，影响家庭生活，连读书的孩子也只好退学。象这样下去，就可能扩大户与户之间的贫富差别。因此，大寨采取的措施，不仅仅是解决个别社员的具体困难，更重要的是限制了资产阶级法权，不断缩小贫富差别，这正是合作医疗的优越性。在大寨精神的鼓舞下，群众出力献策，扶植合作医疗，支持卫生革命。有的群众把剩下的药片珍惜地退回，有的主动要求扎针治疗，把药留给阶级兄弟。群众还积极种植、采集中草药，为合作医疗积累资金。
学习和推广大察开展卫生革命的经验，使我们公社的卫生工作出现了大好形势。现在，队队办起了合作医疗，赤脚医生发展到了五十二名，平均二百五十人中就有一名赤脚医生。自一九六八年以来，基本消灭了小儿麻痹症、伤寒等传染病，许多常见病和多发病的发病率比一九六六年前下降了百分之六十。全公社出现了一派人强马壮、精神焕发、批资本主义、批修正主义、干社会主义的兴旺景象。当前，卫生革命发展到一个新阶段，怎样发展、充实和提高合作医疗、赤脚医生这两个新生事物，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重要任务。我们决心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指引下，以阶级斗争为纲，深入批判邓小平的修正主义路线，反击右倾翻案风，进一步学习、推广大寨的经验，把卫生革命搞得更好。
坚持“赤脚” 永不变色
河北南宫县田家集大队赤脚医生 侯兰伏
    自从贫下中农推选我当赤脚医生以来，在党的领导和贫下中农的教育、帮助下，我一面参加农业集体生产劳动，一面为贫下中农送医送药、防病治病。实践使我深深感到，赤脚医生一定要坚持“赤脚”——参加农业集体生产劳动，参加集体分配，否则，与贫下中农的关系就变了，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也就变了。
    党内最大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叫喊什么赤脚医生“过几年就穿起草鞋了，就是知识增多了，再过几年就穿起布鞋了”，穿起“皮鞋”了。这个“穿鞋论”是冲着“赤脚”来的，是对我们坚持“赤脚”的全盘否定，是要我们既脱离集体生产劳动，又脱离集体分配，妄图改变赤脚医生的性质，扼杀赤脚医生这个社会主义的新生事物。真是反动透顶！
赤脚医生坚持参加农业集体生产劳动，是改造世界观，实现思想革命化的必由之路。当赤脚医生以后，我一度产生过“不合算”的思想。是毛主席著作给我指出了方向，是贫下中农在劳动中教育了我。我们大队有一个老贫农，在过去的战争年代里，为革命出生入死，从部队转业后，一年到头为集体清粪担尿，推土垫圈，积肥浇水，白天干不完，晚上接着干，但他从不叫苦，不计较个人得失。对照老贫农忘我的革命精神，我找到了思想上的差距，认识到，对待合算不合算，要从革命的全局上看。为反修防修而“赤脚”，为贫下中农防病治病，让他们更好地为革命种田，是最“合算”的。特别是贫下中农回忆旧社会的一席话，使我受到很大的震动。一九四三年闹霍乱，我们这个二百来人的小村，一天就死过十几个人，我奶奶和叔叔不到一天就相继死去。那时穷人有病请不起医生，买不起药，生病只能拿命挡。今天，在我们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里，决不能让这种悲剧重演。经过这样前前后后一想，我的思想疙瘩解开了，决心为革命当一辈子赤脚医生。事实说明，我们赤脚医生虽然大都出身于贫下中农家庭，但是由于生活在阶级斗争的环境中，在思想上也会受到地主资产阶级思想和旧的传统观念的侵袭和影响。如果不认真改造世界观，就可能当它们的俘虏。现实斗争在时刻考验着我们。比如，我们为群众治病、接生，常常遇到请吃、送礼的事。这里，绝大多数人都是出自内心的感激，但是接受不接受却反映出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两种不同的世界观。要抵制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蚀，就必须坚持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参加三大革命运动的实践。只有这样，才能从群众中吸取政治营养，保持旺盛的革命精神，保持劳动人民艰苦朴素的优良品质，保持清醒的头脑，拒腐蚀，永不沾。
    赤脚医生坚持参加集体生产劳动，除了有助于自己的世界观改造外，还能广泛地、密切地联系群众，了解群众，掌握群众的病情和发病规律，更好地为广大贫下中农服务。贫下中农热爱集体，为了不耽误出工，往往不把慢性病和一般的小伤小病放在心上，生了病仍然坚持参加集体生产劳动。一次，一位老贫农患感冒，发烧到三十九度多，昏倒在地里。抬回家来，经过治疗，病是好了，但却让他受了不少痛苦，又影响了集体生产。这件事对我触动很大。我深深感到，赤脚医生同社员们一起参加劳动，把药箱背到田间地头，才能方便群众就医，许多病才能得到及时治疗。同时，利用劳动的机会还可以摸索群众发病的规律，广泛宣传卫生科学知识，贯彻“预防为主”的方针，把广大群众防病治病的积极性充分调动起来。几年来，我和群众一起，大搞以“两管”（管水、管粪）、“五改”（改水井、改厕所、改畜圈、改炉灶，改造环境卫生)为中心的农村卫生基本建设。从一九七O年以来，象流脑、乙脑、肺结核、百日咳、肝炎、腮腺炎、小几麻痹症这些流行病、传染病，在我们大队没有发生过，社员健康水平大大提高了。
广大群众在长期与疾病作斗争的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赤脚医生参加农业集体生产劳动，可以从群众那里学到治疗农村常见痛、多发病的好方法，提高自己的医疗技术水平。刚当赤脚医生时，我认识不了几味草药，更不会制药用药。在劳动中，不断向群众请教，努力吸取群众的经验，我和其他赤脚医生一起，现已搜集土单验方一百六十多个，能配制膏、丹、丸、散、片一百O四种。用这些验方和药物为群众治病，既节约了合作医疗的费用开支，又提高了医疗效果。比如，我从群众中收集了几种偏方，自制成“腹泄散”，治好了一个贫农社员多年不愈的“五更泄”；用自制的猪苦胆药液和中西医结合的治疗方法，为几个社员治好了慢性气管炎；一位军属老大娘患血小板减少性紫癫，浑身浮肿，鼻血常流，过去几次到外地治疗，不见效果，我用大队种植的草药给她治好了。事实说明，赤脚医生坚持参加农业集体生产劳动，妥善地处理劳动和防病治病的关系，不但不会影响医疗技术的提高，而且还可以学到许多在书本里和医院里学不到的知识，提高为贫下中农服务的本领。要是依了邓小平，赤脚医生不参加劳动，这一切都将无从谈起。
    赤脚医生坚持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参加集体分配，最重要的还是为了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缩小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之间的差别，既有利于农村医疗卫生大权永远操在贫下中农手中，也可以使我们赤脚医生保持劳动人民本色。如果让赤脚医生脱离集体分配，那就会扩大同贫下中农之间在个人收入方面的差别，使赤脚医生脱离群众。我们是贫下中农的医生，我们的命运和贫下中农紧紧拴在一起，我们的前途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息息相关。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我们应尽的光荣职责，限制资产阶级法权是我们长期的战斗任务。我们当医生不是为了要工资，而是要革命。赤脚医生和其他社员，只是分工上略有不同，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在待遇上不能有特殊之处。即使自己积累了较多的实践经验，为人民做了较多的工作，也应当这样。多年来，我一直坚持参加集体分配，并且不要高工分、高补助，也不要享受任何特权，和贫下中农保持着平等而亲密的同志关系。
赤脚医生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参加集体分配，深受贫下中农的欢迎和支持。邓小平鼓吹“穿鞋论”，就是妄图割断我们和贫下中农的血肉联系，从劳动人民中重新制造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分离和对立，制造新的阶级分化，把赤脚医生从贫下中农的阶级队伍中拉出去，使之变成追求私利的“老爷医生”，让资产阶级在医疗卫生领域重新专无产阶级和贫下中农的政。我们要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深入批判邓小平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在斗争中认真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着作，学习毛主席关于反击右倾翻案风的重要指示，努力改造世界观。我们赤脚医生要象华北平原上的白杨树那样，迎着风雨长，挺拔而坚强，真正做到永远“赤脚”闹革命，同贫下中农划等号，全心全意地为贫下中农服务，为捍卫毛主席的革命卫生路线奋斗到底！
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沈阳化工厂搞好环境保护的调查
    沈阳化工厂是一个以电解食盐为主的氯碱厂，在生产过程中产生大量废气、废液、废渣。随着生产规模的扩大、产品品种的增加，治理“三废”、保护和改善环境的问题，日益迫切地提到重要位置上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这个厂进一步学习毛主席、党中央的有关指示，批判刘少奇，林彪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依靠群众，发动群众，除害兴利、治理“三废”，获得较好的成绩。经过几年的治理，全厂三十一台炉窑的十一个烟卤全部实现了不冒黑烟，有害废气、废液、废渣的排放量分别减少了百分之九十以上；共完成六十九项“三废”治理项目，基本上消除了污染，并为国家增产了一批综合利用产品。过去寸草不生、棵树不长的厂区，现在绿树成荫，鲜花盛开。广大职工革命精神振奋，意气风发。主要产品的产量比文化大革命前分别增长了一至六倍。
    沈阳化工厂的实践再次证明：发展工业生产和保护环境是可以统一起来的。在发展生产的同时，采取积极的态度，努力消除“三废”污染，也是完全可以做到的。关键在于要不断地端正领导的思想和政治路线，才能把这项工作搞好。
    “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同其他工作一样，治理“三废”，搞好环境保护，必须坚持批判修正主义路线，不断清除它的影响。沈阳化工厂在实践中深刻体会到，刘少奇、林彪和邓小平鼓吹的唯生产力论，是搞好环境保护的严重障碍。文化大革命前，刘少奇一伙搞“生产第一”、利润挂帅，根本不关心工人和群众的疾苦，不顾环境污染。在这条修正主义路线影响下，这个厂的领导较普遍地存在着“三废污染难免”的思想，认为“搞化工这一行，哪能一点毒气不跑”，只抓生产，不重视抓“三废”治理，甚至把发展生产和环境保护对立起来，致使“三废”污染没有得到有效的治理。经过文化大革命，批判修正主义路线，批判反动的唯生产力论，工厂党委提高了按照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办企业的自觉性，也提高了对治理“三废”，搞好环境保护工作的认识。一九七二年，在全国消烟除尘工作会议的推动下，这个厂广大职工经过两个多月的奋战，解决了烟囱冒黑烟的问题。接着，他们又积极治理“三气一水”四大害，获得初步成效。
但是，同修正主义路线的斗争是长期的。有一段时间，社会上出现一股复辟资本主义的反动思潮，反映在这个工厂里，“生产第一”、利润挂帅的思想又有所抬头。这个厂在生产三氯苯的过程中产生一种有毒废渣。要解决这个问题，就要改变工艺。工厂领导从追求产值、利润出发，迟迟没有下决心治理，反而又采取了提高保健等级，多发补助、增加休息日等办法搞生产。在批林批孔运动中，许多工人贴出了大字报，响亮地提出：“我们要做国家和企业的主人，不做金钱的奴隶”。批评党委这种做法是搞复辟倒退。工人群众说，如果只抓生产，不管“三废”污染，那同资本家开的工厂有什么区别?工人同志的尖锐批评给厂党委很大震动。党委领导同志来到车间，和大家一起批判修正主义，又一次受到深刻的路线教育。他们重新学习毛主席、党中央的有关指示，从路线高度总结经验教训，从而进一步认识到，消除污染，保护环境，是关系到广大人民健康和工农业发展的一个重大问题，也是在经济工作中贯彻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一个重要方面。办社会主义企业，必须坚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绝不能搞“生产第一”、利润挂帅。要遵照毛主席的教导，“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这样想问题，办事情，才能坚持社会主义方向，正确地处理搞好生产和保护环境的关系。在工人群众的推动和帮助下，厂党委提高了认识，增强了信心。几年来，这个厂的党委比较自党地把环境保护工作当作一项大事来抓，列入党委议事日程，全面规划，统一安排，有计划有步骤地、分期分批地对“三废”进行了治理。
发展工业生产与保护环境是对立统一的。它们之间是相互矛盾的，也是相互促进的。过去，由于受修正主义路线的影响，这个厂的领导往往只看到生产的发展带来环境污染问题，而看不到它同时又增强了保护环境的能力，看不到环境得到保护和改善，又会给生产创造必要的条件，进一步促进生产的发展。事实证明，这是一种形而上学的观点。这个厂的润滑油车间，在革新增产的群众运动中，试制成功一种新触煤，增产效果显著。但同时又产生盐酸废气，造成污染。在解决这个问题时，工人群众运用对立统一观点摸索解决矛盾的规律，在原有的基础上进一步革新，缩短了反应周期，增加了产次，消除了盐酸废气的污染，生产比第一次革新后又迈进了一步。这件事情使工厂领导受到启发。他们在治理“三废”时，注意做到同增产节约和技术革新一起去进行。全厂实现的六十多个治理项目中，百分之九十以上是这种情况。有的项目实现以后，改善了作业环境，提高了生产能力；有的则缩短工艺流程，方便了工人操作；还有的减少了原料、燃料的消耗，降低了产品成本。现在这个厂每年都回收大量废酸、废碱，综合利用制成的化工产品达二十一种，价值一百三十多万元。当然，也有这种情况，即在治理“三废”中有些项目就本企业来看，暂时收益不大，但他们认为从整个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需要出发，还是有益的，也坚持进行治理。
    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根本方针，也是环境保护工作必须遵循的原则。不能一提治理就向国家伸手，也不能因为碰到某些暂时的困难就停步不前。这个厂的党委在实践中体会到，搞好环境保护工作关系到广大人民的切身利益，群众有消除污染、改善环境的迫切要求，也有治理“三废”的无穷智慧，绝不能只看到少数专业人员的作用。而看不到工人群众的智慧。群众是英雄，实践出真知。领导一定要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充分调动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群众发动起来，自力更生的精神就会得到发扬，许多困难就可以在前进过程中不断地得到解决。电解车间在生产过程中产生一种含氯废水，造成下水污染，一直是个老大难问题。过去靠少数人搞，照搬外国人的方法，搞了很长时间没有解决。工人们根据实践中摸索的经验，制订了改革工艺的新方案；党委热情支持了他们的建议，使工人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得到了充分的发挥。工人们提出“三人工作两人干，抽出一人搞会战”的口号，经过几个月的奋战，安装了四台冷却器，减少了污染，改善了环境，每年还可回收四百吨氯气，为国家节约资金三十万元。漂白粉车间原来一直使用旧的漂粉塔生产，工艺落后，产量低，劳动条件差，环境污染严重。在文化大革命中，工人们决心甩掉这个庞然大物，自己动手，修旧利废，制成了一套小巧玲珑、操作方便的漂粉机，并且制造和安装了一套尾气综合利用装置，生产出一种高效优质防水剂。整个工程仅花了三千元。他们自豪地称赞这套装置是：“小巧玲珑样式新，普通钢材就可造，氯气不跑也不冒，产量又把大塔超。”
群众真正发动起来了，不仅能够有效地治理“三废”，而且形成一个人人关心环境保护的局面。工人们提出“想主人的事，干主人的活，负主人的责”，主动出主意，想办法。他们对全厂十三万个泄漏点逐个进行检查，开展了消除跑、冒、滴、漏的活动，使静密封点的泄漏率普遍降低到千分之二以下。他们还利用植物对有毒气体反应敏感的特点，在厂内栽种大批花草树木，作为监视“三废”污染的“眼睛”，保护环境的“哨兵”。
    在治理“三废”、消除污染的进程中，认识永远没有止境。“人类总得不断地总结经验，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开展以来，这个厂的党委结合批判邓小平在工业战线上散布的修正主义谬论，进一步总结经验，并且发动群众对环境保护工作进行了全面检查。他们决心认真学习毛主席的一系列重要指示，深入批邓，以阶级斗争为纲，在发展生产的过程中把治理“三废”、保护环境的工作搞得更好。
沈阳市革命委员会调查组
总结历史经验
试论我国最早的阶级分化——原始社会文物考古资料的一些分析
卫今
    探讨阶级分化的“来龙”，为的是更好地认识阶级将来怎样消灭的“去脉”。这对于我们贯彻执行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的指示和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指示，深入批邓，进一步理解在无产阶级专政下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必要性，以及怎样才能逐步“造成使资产阶级既不能存在，也不能再产生的条件”（《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列宁选集》第3卷第498页），是很有意义的。
一
    历史告诉我们：阶级是随着私有财产和贫富差别的出现而必然产生的。
    在过去大约一百万年的原始社会里，生产资料一直是社会公有的。集体劳动、平均分配，是支配当时社会生活的基本原则。
举世闻名的西安半坡道址，是我国原始社会母系氏族公社繁荣阶段的标本。那时的劳动产品是怎样进行分配的？这在考古发掘中，自然不能直接看到，但通过生活资料的储存形式可以看出当时的分配制度。在半坡遗址发现的二百多个地窖，都密集地分布在房屋之外，有些地方十多个地窖集中在一起，形成地窖群。不难看出，当时的劳动果实还是集体储存、平均分配的，没有被私人所占有。再从半坡墓葬来看，当时随葬品不但为数很少，而且几乎都是作为日常生活用具的陶器，还有少量的小件装饰品。生产工具一般不用于随葬，而要留在氏族内部供他人继续使用。可见，个人所有的物品在整个社会生活中是微不足道的。
    随着社会生产的发展，私有财产和贫富差别逐渐出现了，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发展起来了，原始公社制度终于走上了解体的道路，人类社会迈开了走向文明时代的步伐。
    大约距令五千年前，父系氏族社会在我国许多地区代替了母系氏族在会。在长期的生产斗争中，人们逐渐积累了一些生产经验，劳动效率也不断提高了。原始农业在使用石镰、蚌镰、石锄、石犁等生产工具后，取得了新的进展。这个时期许多遗址出土的收割工具显著增加，如陕西客省庄出土的收割工具就比垦植工具多五倍。这说明了当时收获量有了较大的增长。这个时期遗址中出土的大量的马、牛、羊、鸡、犬、猪的骨骼，说明畜牧业和家畜饲养也有了显著发展。同时，手工业与农业分离而成为独立的生产部门。特别是大量轮制陶器的出现，说明制陶业已普遍采用了轮制技术，这不仅大大提高了产品的数量和质量，并且要求陶工专业化，使制陶逐渐由氏族的共同事业变为少数掌握热练制陶经验的家庭所支配的生产部门。
    由于生产力的提高，社会分工的发展，基本生产单位的缩小不仅是必要的，而且完全有了可能。原来以氏族为单位的集体农耕、集体出猎，逐渐被男性家长支配下的个体家庭为单位的劳动所替代。一系列深刻的社会变化也就相继发生了。
这种变化，首先在分配领城里强烈地表现出来。随着氏族集体劳动原则的破坏，以家庭为单位的劳动所得就逐渐由这些家庭独自占有，变成他们的私有财产。在相当于这一时期的原始居住遗址中，半坡遗址中看到的那种氏族共网生活的大房屋不见了，分布在房屋之外的密集的地窖群也很少看到了；相反，却出现了面积较小的、适宜于各个家庭居住的小房屋，不少房屋在屋内或附近挖掘了小型的客穴，作为家庭储藏之用。有的甚至还把小型陶窑修建在房屋里面。这些考古材料生动地反映了私有财产在当时已经出现。
    更值得注意的是，随着私有财产的出现，连需要几个家庭合伙进行劳动的产品，也不再按照平均分配的原则，而是按照劳动的效果来分配了。解放前处在原始社会解体阶段的黑龙江鄂伦春族和云南贡山独龙族的调查材料说明了这种情况。在鄂伦春族，狩猎所得原来是在氏族成员中平均分配的，后来逐渐改变成按猎手平均分配，对随同出猎而做辅助工作的妇女，只给半份或更少的报酬。在独龙族，这种变化表现得更为突出。他们在几家联合进行围猎时，把猎获物的头和皮张分配给射中者，然后平分余下的东西。谁的技术好，谁分到的东西就多。为了识别究竟是谁击中了野善，他们还特地把各家使用的箭头，作了各自特有的标记。
    除了分配方式的变化外，原来由氏族公社公有的生产资料，也相继转化为家庭的私有财产了。这个变化的过程，并不是一次完成的。首先被私有化的是牲畜、生产工具。解放前还处在原始社会解体阶段的黑龙江那鄂温克族，最早由个人支配使用转变为家庭私有的，就是狩猎工具和驯鹿。在定居的氏族里，随后进入私有过程的是房屋，最后是作为主要生产资料的土地。土地向私有制的演变，从独龙族的调查材料来看，又经历了若干过渡阶段，由公有，经过几个家庭的伙有共耕，再变为私有。
尽管在很长时期内，代表公有制的氏族公社和代表私有制的个体家庭依然同时并存，但个体家庭是符合当时生产力发展的要求而出现的，因而就越来越活跃，越来越取得优势。这时候，就象恩格斯指出的那样：“个体家庭已成为一种力量，并且以威胁的姿态与氏族对抗了。”（《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158页）
分配上的不平等，公共财产转化为家庭私有财产，导致了贫富的迅速分化。各个家庭之间的条件很不一样：有劳动力强弱的不同，技术水平高低的不同，占有生产资料数量和质量的不同，有的家庭还遭遇到自然灾害、疾病死亡等事故。于是，一些家庭成了富裕户，而另一些家庭则陷于贫穷的境地。山东秦安大汶口墓葬群，是我国原始社会后期遗址的一次重要发现。在那里，许多小墓没有或只有一、两件简单的随葬品，如一个纺轮、一把蚌镰等。与此相反，少数富有者的大墓，墓穴宏大，随葬品十分丰富。有一座大墓，使用了原始木椁，死者头部佩戴着三串用大理岩和松绿石制成的串饰，右腕戴绿色玉环，腰间佩戴碧玉铲，此外还有两件象牙刻花简、两个猪头、八十四块鳄鱼鳞板和大量精美的陶器，显然死者生前有着显赫的社会地位和大量的私有财富。这两类不同墓葬之间的差别，鲜明地显示着当时的贫富分化已达到相当惊人的地步。
    自然，在原始社会中，私有财产和贫富分化的出现，并不等于阶级已经产生，阶级产生的根本标志是剥削，是一部分人倚仗对生产资料的占有，无偿地剥削另一部分人的劳动成果。但是，私有财富的迅速增加，贫富分化的激烈进行，必然导致剥削，为使用奴隶劳动创造了直接的前提。
    恩格斯指出：“如果成员之间在分配方面发生了比较大的不平等，那末，这就已经是公社开始解体的标志了。”“随着分配上的差别的出现，也出现了阶级差别。”（《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87页）可见，阶级分化是随着分配上的不平等而来的。这在当时是符合历史发展规律的。而我们处于社会主义时期，为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就必须注意这个问题，限制分配中的不平等。如果这个问题处理得不好，就会产生新的阶级分化。
二
    在原始社会解体和阶级产生的过程中，商品和货币交换起了非常重要的促进作用。
在母系氏族公社的繁荣阶段，那种相当闭塞的、自己生产自己消费的经济，占着绝对的支配地位。各氏族、各部落之间的交换活动，在整个社会经济生活中只起着次要的作用。到了母系氏族社会逐步向父来氏族社会过渡的时侯，出现了两个新的社会因素：第一，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出现了带有商品生产性质的独立的手工业，交换活动大为发展。山东大汶口的一座墓葬中，随葬有成套的生产工具，有大批的骨料、牙料，还有用来为骨器着色的赤铁矿石，看来死者生前是从事骨器制造的。第二，随着个体家庭和私有财富的出现，家庭与家庭、个人与个人之间的交换活动迅速地发展起来了。大汶口墓葬群中，富有者随葬的那些松绿石、碧玉环、象牙雕刻等奢侈品，看来是通过交换取得的。商品交换的原则侵入到氏族内部，又使原来家庭间，个人间那种不计报酬的互助关系到处都被冷酷的交换关系所代替，刺激了一些富裕家庭追求私有财富的贪欲，而一些氏族的贫苦成员拿不出足够物品来交换，便逐步陷入更加贫困的境地。
    商品交换开始时是采取以物易物的形式。它发展到一定程度，由于本身的矛盾，便从商品中分化出一种新的商品，各类商品都可以和它交换，都可以用它来估计价值。这种“普遍商品”，就是货币。
    原始社会末期的货币，还不是用金属铸成的。最平的货币是实物，如牲畜、贝壳等。以牲畜作为商品交换中的一般等价物，在我国少数民族调查材料中是不少见的。解放前云南独龙族人民在进行交换时有这样的固定比率：
    小猪一条=八寸锅一口=苞谷五十筒
    中猪一条=一尺六寸锅一口=苞谷一百筒
    大猪一条=一尺八寸锅一口=苞谷一百五十筒
    肥猪一条=二尺锅一口=苞谷二百五十筒
    在考古发掘材料中，东起山东半岛、西至西北地区的原始社会晚期遗址，都发现过以猪或羊的下领骨随葬的习俗，在甘肃一座墓里出土的猪下领骨达到六十多块。显然，这些随养的猪或羊的下领骨，是作为死者财富的标志，也有可能是作为货币的象征的。至于以贝壳作为货币的材料，在考古发现中就更为普遍。辽宁敖汉旗大甸子原始社会末期的遗址中，有一个墓的随葬品，除家畜、松绿石串珠、彩绘陶器等外，在死者腿部下端还排列着二百九十四枚用蚌壳精心磨制的假贝。人们花费了如此大量的劳动去仿制贝，反映了随着私有财产的发展，一些人对货币财富的追求。
    当时，货币是一种新的社会力量。它的出现，对氏族公社的解体起了巨大的刺激作用。
    货币作为普遍商品，可以用来交换到任何一种商品，这就诱起了那些富有者对货币的狂热追求。原来，以某一种特定物品为目标的追求，当获得这种物品时就得到了满足；现在，对货币的追求，这种欲壑是永远没有填满的时刻的。
货币还逐渐成为富人剥削穷人的手段。持有货币的富人用放债的方式盘剥贫困的氏族成员，把高利贷剥削带进了氏族公社。当借债的人陷于无力偿还的绝境时，债主就无情地强迫他们或他们的家族充当奴隶。
    很清楚，商品和货币交换是跟着私有财富和社会分工而来的，反过来，又大大刺激了私有财富猛烈增加和贫富差别急速扩大。在以后几千年的阶级社会中，商品和货币交换不断得到发展，到了资本主义社会更是高度发展。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商品和货币交换虽还有存在的必要，但它也会引起新的阶级分化，在一部分人中诱起对私有财富的贪欲和追求。商品交换的原则如果扩大到社会生括的各个方面，就会破坏人与人之间的社会主义关系。因此，对于这种消极作用必须加以限制。
三
    生产力的发展，引起了生产关系的一系列变化，除分配关系和所有制的变化外，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发生着根本的改变。经济上的贫富差别必然导致政治上的地位不平等。少数的氏族当权人物和富裕家庭，逐渐控制了氏族内部的全部权力，和氏族其他成员的关系逐渐由平等变为不平等，并利用手中的权力对财产逐步进行篡夺。于是，权力也就成为奴隶制度呱呱出世时的催生婆。
    这种篡夺，最初也是在商品交换中开始的。氏族问、部落间的交换，本来是由氏族或部落首领代表全体成员进行的，交换来的东西归集体所有。但是，随着私有制的萌芽，这些氏族首领就利用对交换来的东西的支配权，从中渔利，乘机中饱，开始只是比其他成员多占一些，后来就大量据为己有。
当氏族公社的公共财产开始转化为家庭私有财产时，氏族首领等上层人物这种化公为私的篡夺行为，就更大规模地进行了。云南独龙族在氏族公有土地转化为私有土地时，首领们总是倚仗权力，占有远比别人更多更好的土地。有一个首领一家就占有村靠附近肥沃的“水冬瓜树地”六十多亩。原始社会后期，分配上的不平等引起的贫富差别，终究还有一定的限度；而少数人利用手里的权力进行大量篡夺时，这种不平等和差别的护大就没有限制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分析原始社会解体的历史过程时，正是从这个含义上着重指出：“真正的私有财产到处都是因篡夺而产生的”（《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422页）。
在这些享有特权的富裕家庭日益扩大的私有经济里，扩充了的私有土地需要很多人耕种，繁殖了的私有牲畜需要很多人饲养。生产的发展一方面引起了劳动力的缺乏，一方面又提供了剥削的可能。于是，奴隶制出现的历史条件成熟了。最早的奴隶，不是本氏族或部落的成员，而是通过战争从其它氏族或部落中掠夺来的俘虏。他们不再象过去那样被杀掉或被吸收为氏族成员，而是被强迫去从事奴隶劳动，为发展生产提供了更多的劳动力。恩格斯指出：“奴隶制起初虽然仅限于俘虏，但已经开辟了奴役同部落人甚至同氏族人的前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104页）。接接踵而来的，就是本部落以至本氏族中一些贫穷破产的成员，由于还不清债务等原因，被迫论为奴隶。奴隶与奴隶主这两个对抗阶级，就这样在氏族社会内部出现并一步步发展起来了。
    奴隶主阶级统治地位的确立，对广泛使用奴隶劳动，促进生产的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这在当时来说，是历史的一大进步。可是，奴隶主一旦占有奴隶，就采取野蛮的、几乎是野兽般的手段驱使奴隶进行无休无止的沉重劳动。甚至在奴隶主死亡时，有的奴隶还要被杀，作为殉葬品。青海东部柳湾一座原始社会末期的墓葬中，就已发现奴隶殉葬的现象：一个年轻女奴来侧身屈肢，被埋在奴隶主的棺外，一条腿还被压在棺下。这就是当时已存在阶级压迫的明证。
    原始社会末期，氏族或部落首领的职务尽管在形式上还通过选举产生，实际上已由那些富有的显贵家庭所垄断，形成了世袭制度。这时候，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分化也出现了。氏族或部落的首领本来是不脱离生产劳动的，这时已完全脱离生产劳动，高踞于劳动人民之上，依赖剥削他人劳动为生。这样，掌握在少数首领手中的权力已经不再为广大氏族成员服务，而成为压迫氏族成员的统治力量。随着奴隶和奴隶主之间的矛盾日益激化，作为奴隶主阶级专政工具的国家终于出现了。
我国原始社会的解体和最早的阶级分化的历史过程告诉我们：从公有制向私有制的演变，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时期，其间，私有财富和私有观念的产生，等级差别以及商品和货币交换的出现，少数人利用特殊权力攫取财富进行篡夺等社会因素，对原始公有制的瓦解和阶级的产生起着重要的推动和促进作用。在以后几千年的剥削阶级占统治地位的阶级社会，特别是资本主义社会里，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之间的矛盾不断激化，贫富之间的鸿沟愈挖愈深，也是与这些社会因素得到了充分的发展，并以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有着密切的关系。由此可见，这些因素在促使后来阶级的对抗和不断分化的过程中，也是起着重要作用的。
    今天的历史条件与原始社会末期是根本不同的。但是，历史常常为现实提供借鉴。奴隶主阶级和封建地主阶级、资产阶级一样，有一个从革命到反动、从真老虎向纸老虎的转化过程。而我们今天研究最早的阶级分化是怎样出现的，则是为了研究今后消灭阶级过程中必须注意的问题。
    从原始社会公有制到私有制转变的这一历史发展过程中，起过进步作用的那些社会因素，在今天对社会主义公有制则起着瓦解作用。由于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尽管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建立起来了，但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谁胜谁负的问题并没有解决。几千年来形成的私有观念还在严重地束缚着人们的思想。同时，社会主义社会还实行按劳分配制度，在分配方面实际上还是不平等的，社会成员之间在生活水平上依然存在着差别。今天仍然存在的资产阶级法权，固然有其历史的必然性，但它毕竟是旧社会遗留的痕迹，是滋生资本主义的土壤。在党内，还有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他们可以倚仗手里掌握的权力，篡改党的正确路线，利用合法和非法的手段占有财富，化公为私，成为吸工人农民血的资产阶级分子。我们如果不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对资产阶级法权加以限制，不同走资派进行斗争，就很容易使社会主义公有制蜕变为资本主义私有制，出现资本主义复辟。
对资产阶级法权是限制还是强化、扩大，是两个阶级，两条路线斗争的一个重要内容。党内最大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极力反对限制资产阶级法权，明目张胆地和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理论问题的指示唱对台戏，其目的就是要维护党内外资产阶级的利益，反对为消灭阶级、最终实现共产主义创造条件。对资产阶级法权限制与反限制的斗争，今后必将长期地进行下去。从无阶级的原始社会到有阶级的奴隶社会，是自发地进行的，而我们要从有阶级的社会向无阶级的共产主义前进，则必须自觉地掌握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因此，我们一定要遵照毛主席的教导，“要多看点马列主义的书”，学好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党的基本路线，批判修正主义，限制资产阶级法权，逐步缩小三大差别，为实现共产主义的崇高目标奋斗到底！
杂文：决不和工人讲平等的新贵族——评苏修剧本《一个能干的女人的故事》
范毅平
    在苏修舞台上，近年来有个名叫安娜?格奥尔基也芙娜的“能干的女人”大出风头。勃列日涅夫在苏修二十五大的总结报告中，还特意把她夸奖了一番。究竟是什么东西使勃列日涅夫“为之而感动”、并赞不绝口呢?翻开剧本《一个能干的女人的故事》一看，明白了：原来这个“能干的女人”，在推行勃列日涅夫的反革命路线方面确实“能干”异常。
    这个“能干的女人”，是一家有一百四十年历史的纺织厂的厂长。在厂里，她简直就是一个勃列日涅夫。一个车间完不成计划，她就下令各车间的工人放弃休息日加班；工人如果不老老实实遵从她那套规章制度，她便加以训斥、嘲骂，甚至以收回住房和解雇相成胁。在和工人的关系上，她完全以比工人高一等的统治者自居。当马尼娅等老工人在住房方面提出平等要求时，这个女厂长便振振有词地教训了她一顿：
    “不，马尼娅，我们不是大家都平等的。我和你就不平等，你别见怪。过去我们曾经平等过，可是后来……我在技校里读了四年，又上了五年半大学，我们这就已经不平等了，对吗?只不过你知道，我的权利不是继承的遗产，也不是买彩票赢来的。权利大家都是一样的嘛。”
    好一个“我和你就不平等”！好就好在她直言不讳，鲜明地道出了苏修社会的阶级关系，清楚地说明了苏修教育制度的性质。
人所共知，勃列日涅夫不断吹嘘苏联已处在什么“发达社会主义的条件下”，“没有敌对阶级和剥削”，到处是一片“新的、和谐的关系”。可是，他宠爱的这个“能干的”女厂长，却公开亮出坚决维护和工人“不平等”的信条。这的确和勃列日涅夫的鬼话不太“和谐”，然而却是事实。今日的苏联，一小撮官僚垄断资产阶级掌握着国家政权和生产资料，操纵着社会产品的分配，从而也就支配着工人的命运。从中央的总书记、部长，到每个企业的经理、厂长，构成一个新的剥削阶级。他们和工人的关系，已成为压迫和被压迫、剥削和被剥削的关系。列宁在《论国家》中说得好：“只要剥削存在，就不会有平等。地主不会与工人平等，吃饱的人不会与挨饿的人平等”（《列宁选集》第4卷第56页）。住在有现代化设备的高级住宅里、并以压迫工人为自己“权利”的安娜，怎么会与住在十九世纪盖的“兵营”里的马尼娅讲“平等”？从这点上说，安娜不无可爱之处，因为她比勃列日涅夫坦率得多。
    耐人寻味的是，安娜本是工人阶级中的一员，她和工人“曾经平等过”。从“平等”到“不平等”的奥妙何在?就是因为她“在技校里读了四年，又上了五年半大学”。受过高等教育，就不能和工人划等号了，就应该从和工人“平等”的地位上升为统治工人的贵族老爷的地位，就理所当然地要享受各种特权。在苏修新沙皇的统治下，苏联的一切文化知识，一切科学技术，统统商品化了。前不久，勃列日涅夫就公然宣称：“文化水平”是“宝贵的资本”，“这些青年时代赚来而以后又不断添加的资本，将终身为你服务”。这一妙语比许多长篇大论更能表明苏联教育的修正主义本质。有了大学文凭，就等于赚来了“宝贵的资本”，获得了压榨工人的权力。知识，这个世世代代劳动人民用血汗创造出来的智慧结晶，在今天的苏联，就这样地起着资本的效用而吮吸着劳动人民的血汗，变成了新的资产阶级贵族统治所谓“下等人”的工具。
把知识作为统治人民、压迫人民的工具，这不是安娜的创造，也并非勃到日涅夫的发明，而是古今中外一切剥削阶级的共同特征。从我国没落奴隶主阶级代表孔丘、孟轲鼓吹“君子劳心，小人劳力”，到封建文人鼓吹“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一直到欧洲资产阶级学者鼓吹“知识就是力量”等等，都把掌握文化作为压迫和剥削人民的资本。大家知道，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差别是造成阶级差别的重要条件之一。在原始社会，没有也不可能有治“劳力者”的“劳心者”。只是由于社会分工和生产力的发展，伴随着阶级的出现和国家的形成，才产生了人类历史上的所谓“劳心者”。从此，文化科学知识就被这些脱离直接生产劳动的“劳心者”所垄断，成了剥削阶级的世袭工具。这种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对立，到了资本主义社会，则成了“现代社会不平等的最重要的根源之一”（《国家与革命》，《列宁选集》第3卷第253页）。无产阶级革命的任务，就是要消灭这种不平等。现在，苏修叛徒集团居然恬不知耻地为“劳心者”与“劳力者”之间的不平等高唱赞歌，这正好说明在他们那个名曰“发达社会主义”的社会里，“发达”的正是资本主义。
安娜之所以受到勃列日涅夫的特别宠爱，还在于他们之间有着一个共同的特点，即都是把受高等教育当作爬到工人农民头上的阶梯。正是勃列日涅夫之流，在当上所谓“红色专家”后，就自以为高人一等，不想与工人划等号了，并且拼命追求、强化、扩大资产阶级法权及其所带来的那一部分不平等，成为骑在工农头上的吸血鬼。这些党内走资派是无产阶级最危险的敌人。时机一到，他们就篡夺党和国家权力，全面复辟资本主义。这伙新资产阶级分子，极端仇恨工人，压迫、剥削人民比老的资本家还厉害。从表面上看，确实如安娜所说，他们的权利“不是继承的遗产”。但是，苏修的教育制度和社会制度，却保障和维护了他们的继承权。当大官必然要读大学，读大学就有条件当大官。勃列日涅夫在苏修二十五大的总结报告里如数家珍般地夸耀：“现在共和国的党中央书记、党的边疆区委和州委书记中，有百分之九十九点五的人受过高等教育，其中百分之七十以上的人受过工程技术教育及农业教育。……市委和区委书记中，有百分之九十九点二的人受过高等教育，其中有百分之六十的人是工业和农业专家。今后我们应当更加坚定地贯彻这条路线。”安娜便是这条反革命路线的必然产物，同时又是这条路线的狂热推行者。然而，正是通过安娜这个“能干的女人”和她那套不平等的理论，使全世界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都看到了苏联复辟资本主义的血淋淋的现实，懂得了勃列日涅夫发誓要“更加坚定地贯彻”的“这条路线”，是把一小撮新贵族捧到天上，把劳动人民打入地狱的路线。
苏联变修的教训告诉我们，无产阶级在夺取政权后，不但要在经济领域里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而且还必须坚持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各个文化领域中实行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由于在社会主义社会还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三大差别和资产阶级法权，所以在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分子和工农群众之间，还存在着事实上的不平等。这是资本主义的痕迹。对这种不平等是限制它，缩小它，创造条件逐步消灭它，还是赞美它，护大它，表现着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激烈斗争。邓小平刮起的右倾翻案风，不是公然反对读了大学和工人农民划等号吗？划不划等号，意味着属于哪个阶级的问题。愿意划等号，就是愿意跟工农兵一起革命，全心全意为工农兵服务；不愿划等号，就是以为读了点书便有了资本，想爬到工农头上作新贵族了。这后一种人，在我们国家是没有出路的；要找出路，则必然热衷于资本主义复辟。邓小平的路线，在阶级本质上和勃到日涅夫的路线是一致的。如果邓小平的阴谋得逞，中国会变成什么样子，不妨看看这个剧本。从这个意义上说，《一个能干的女人的故事》，不失为一份很好的反面教材，安娜这个被勃列日涅夫所宠爱的女厂长，不失为一个很好的反面教员。
目录
目录	1
在斗争中建设党	2
在斗争中加强党的建设	5
党内斗争与党的发展	5
决不容许用走资派的面貌改造党	10
领导干部要自觉限制资产阶级法权	15
深入批邓，加强党的建设——河南林县宋家庄大队的调查	19
深入批判邓小平的修正主义路线	24
评邓小平的买办资产阶级经济思想	24
一个复辟倒退的条例——《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批判	30
卑劣的伎俩 险恶的用心——评邓小平关于评论《水浒》的一次谈话	36
走资派为什么要扩大资产阶级法权?	40
沿着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继续前进	43
在批邓斗争中加强工人理论队伍建设	43
工人群众监督领导学好理论——广西大厂矿务局的调查	49
群测群防战地震	52
农村商业的一支重要力量——甘肃华亭县的调查	58
农村卫生革命也要学大寨	61
坚持“赤脚” 永不变色	64
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沈阳化工厂搞好环境保护的调查	67
总结历史经验	71
试论我国最早的阶级分化——原始社会文物考古资料的一些分析	71
杂文：决不和工人讲平等的新贵族——评苏修剧本《一个能干的女人的故事》	7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