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伯达戚本禹与北京大学师生代表座谈纪要 - 和谐历史档案馆 Banned Historical Archives

标题： 陈伯达戚本禹与北京大学师生代表座谈纪要

作者：陈伯达 戚本禹

时间： 1967.3.27

标签：教育和教育革命 戚本禹 关键人物文稿 文章 陈伯达

选择来源：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第一版)

陈伯达戚本禹与北京大学师生代表座谈纪要

〖时间：下午。周培源同志也在座。〗

陈伯达：你们可以考虑周培源同志当校长。周培源同志还不错吗！当然我不能独断专行，你们可以考虑，总比陆平好一些。陆平什么也不懂。我是个土包子，乡下人，没有什么知识，也不懂。（问一同学）：你学什么的？

答：学语言的，学中国语言的。

陈伯达：中国人还学什么中国语言，这门功课，我看可以取消。

戚本禹：不学古代汉语，古文看不懂。

陈伯达：是否单要一个中文系？各系都在学文学，中国大文豪鲁迅，郭沫若，都不是大学中文系毕业，都是学医的，可是他们都成了大文豪。中国的大作家金敬迈（《欧阳海之歌》一书作者）也没有进过中文系嘛！（问一同学）叫什么名字？

答：叫×××。

陈伯达：你的名字是新改的吗？名字无所谓何必都改了，大家都改了，都一样，“捍卫”这字眼在全国名声很不好。

下半年就要上课了，文化革命时间很长了，关于教育制度要搞一个大革命，我这个人是个老百姓，是个文盲，没知识，不过我感到教育制度清朝末变来的，形成的，后来又接苏修一套东西，从教育制度，内容看来是资产阶级的。

社会主义时代，共产主义时代教育制度与资本主义根本不同的，应有高一级教育制度，来适应社会主义制度以及向共产主义制度，我们一定要大破大立，搞文化革命是“破”，现在考虑如何“立”？时间已经不太长了，（指离开课时间）怎么办？应该按主席教导工作、问题、办法，应从群众中来，教育不能按现在制度搞下去这是不适应于社会主义，更不适应过渡到共产主义，一定要创造一个新教育制度，你们都是我的先生，要“破”老制度，“立”新制度，建立新的教育方法，时间教材，和大家一起研究这个问题。

中国过去古代“教”“学”是一个字，正如“买”“卖”是一个字“卖”一样，到原始社会末才分开了，古时，一个字时，包含一个重要哲学意义，“教”学相长，互教互学，应该先当群众的学生，才当群众的先生。

现在教育制度，方法，是硬灌式，填鸭式，应是启发式学生，教育打成一片，学生独立自主，有时请教先生，教改要从这一观点出发，也就是从毛泽东思想研究教育方法。开始不太完善，在实践中不断地完善起来。现在大学制是从欧美搬来的，原来大学也以学生自己奋斗为主，教师辅导。很多人在年青时有所作为，牛顿的学问是在乡下搞出来的，也就二十多岁，后来当官去了。你们不要小看二十几岁的教授。

（看完交上名单，很了草）我可以教楷书，（没有这个专业戚本禹插话）我没有什么了不起的特长，有错误。我刚才废话连篇，你们可以批判我，批判我的太少了。

戚本禹：现在提到“炮打某××，就是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除毛主席林副主席外，任何人不可随便与无产阶级司令部联系起来。

陈伯达：可以炮打我嘛！

戚本禹：伯达同志除外。

（有人提到伯达、戚本禹同志去计委看大字报，炮打某××是否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

陈伯达：我是计委副主任，官僚主义，可以炮轰打倒，要勇于批评，改正，养成自由交换意见的习惯，年青人更要有勇气。

（有人提到：理、文科年限太长，文科招生方法要改革，有人说：文科不要了，理科也不要了）

陈伯达：理科还应要的，文科要不要可以考虑。

戚本禹：文、理科还是要的，问题是如何搞法。

（有人提议掀起一个群众性批判资产阶级教育路线高潮）

陈伯达：好！很好！所有应批判的都要批判，你们可以办一个刊物，《教学批判》不定期《光明日报》《红旗》可以刊载这方面文章，要看到这是一个创举。

苏联教育制度是继承沙皇那套，我们那套是从苏联抄来的，他们强调分数，其实很多人在学校里分数不错，考第一名，但到了社会上并没有什么用处，相反，有些人分不一定高，但也有自己的独特的见解，有人说：列宁小时候上学都得五分，列宁那时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列宁之所以是列宁不因他小时候上学得五分列宁可以不得五分，但也可能成为无产阶级革命领袖。恩格斯没有进过大学，但他写的自然辩证法就不错吗？……他的基本方法，基本方向是对头的。

还有一个问题希望大家研究，课程，时间（指年限）怎样教怎样学，象现在这样先生讲，学生听，不用这办法用什么办法听，十六条指出：“文化大革命中应该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这是不是普遍意义？是否适用于教学？我认为有普遍意义，在教学中这原则也适用。大学可以自己教育自己，中学如何？小学有无这种可能？你们眼光要放亮一点，看远一点，看问题不要只局限在自己学校，大学，要考虑中，小学。

文科要不要？如果要文科比理科短一些，郭沫若是大文豪，他年轻时写很多诗。他曾问我懂不懂甲骨文，郭沫若说这很简单，他本来也不懂，流亡到日本七搞八搞就起来了，他是个大文豪，历史学家，他本人没进过文科大学，他七搞八搞就搞了一大套。

金敬迈也没有进过大学。我这个人也是所学非所用，学的和用的不一样。

以前上大学为作官，我老乡严复，原在外国学自然科学，可能学海军，回来当一年干事。他有点官气是他翻译了几本书，如赫胥黎的《天演论》，他本人是个反革命派，但他翻的书在中国起了一些好作用，他回国后学做官的本领，学八股文当了秀才和举人，因为李鸿章不信任他，他也未做上大官。

你们要把小中学联起来考虑，中学，小学都是六年受不了，对老百姓一点贡献也没有，半辈子吃老百姓饭。一毕业没工作就拿薪水，这不合乎社会主义分配原则，社会主义原则是不劳者不得食。大学毕业生是废料、蠢材，现在大学中和满州人进学校一样，带一帮服务人员是否可以改掉。

（同学回答：服务工作，已经自己干了）很好，这是一个革命。古时候有一条“洒扫庭除”

（理科同学说：从七岁上学，小学、中学、大学各六年，不生病。不休学得廿五岁毕业，研究生三年二十八岁毕业）

戚本禹：二十岁就毕业。

陈伯达：小学是否三年就可以。

戚本禹：三年不行得四年。

陈伯达：关于学制，你们可以研究一下，包括中、小学可以全盘考虑办一刊物，“教学批判”把中小学包括进去。资本主义制度是比有封建主义制度进步了，但有些是退步了，过去我读私塾那时自学是主要的，也参加劳动，洋学堂不同了，老百姓对洋学堂很讨厌，有派头了，说话也是另一付腔调，上课制度要研究一下，资本主义社会比封建主义社会有些进步，但也有明显的退步，讲派头，脱离群众，脱离劳动者。

（历史系同学谈到历史问题）我看历史系一点也没有用。历史系要不要，要考虑。

戚本禹：要还是要，人不要那么多。

（谈到批时）对！应该政治上批，你们历史系应该系统地批判刘邓路线，刘少奇从抗日战争以来就与毛主席唱对台戏开始反对毛主席了。写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

陈伯达：（谈上课方法时）各门功课由学生自己选题，做准备，可找一个人做正报告，找两个人做副报告，这样自己给自己上课，大家都当教员。有问题大家讨论，教员起辅导作用。（有人提可以用四大武器）好嘛！可以结合小组，大家可辩论，这样思想可以活跃了，教员人数也不要这么多。只起辅导作用。

学生准备报告稿子事先不要给教员看，毒草也可以，不受教员束缚。教员也要听，教员做辅导工作，准备工作和组织工作。每个人可以独立思考，学制也可以缩短，六年教学可以缩成两年。总而言之，我们要考虑。从根本上推翻现在教学制度。可以用四大，教员不够，可以到工厂串联，这样学校可以活起来，而不是死水一潭。象哥白尼把“太阳绕着地球转”颠倒过来一样。教学上也要颠倒过来，过去学生围着先生转，现在先生围着学生转。

老师要看到自己是学生（戚本禹插话：学生可以批判先生，先生可以批判学生。）

（有人提教员不愿干，有“斗，批走”“斗批散”的意思）

先生和学生可以互相辩论，不要有太多顾虑。

戚本禹：你们可以办刊物，发表各种意见，还可以广播。

陈伯达：广播不要。

戚本禹：不是广播车。

陈伯达：那还可以。

文科不一定要教材，可以列几本参考书，改变硬灌式，要互教互学，理科是否可以这样做？（答：可以）你们可以试验试验。

（讲到辩论时）可以辩论，但不要武斗。每个人都可以写文章发表自己的观点。

（有人建议把政治课改为主席着作讲用会，政治老师当辅导员）可以。

戚本禹：一定要打破老师统治学生的现象。（有人问教员威信如何树立）看你是否能正确引导，教员不能当工作组，不能当张承先工作组，可以当联络员。

陈伯达：很多课重复的要删掉。大中，小学联起来考虑。小学学了的中学不学，中学学了的大学不学，大中小学都要考虑，不要搞宗派主义，不考虑由中、小学大学改革不能落实。

（哲学系一同学说：入大学还未上课，搞四清，搞文化革命觉得收获很大，也可以毕业了）没学就毕业了。

戚本禹：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修养”哲学系要很好地批判一下，到现在还没有一篇很好的文章。

陈伯达：要学会做批判工作。各种学问是在批判中成立的。冯定、冯友兰可以作为批判对象。马克思主义就是批判。马克思、毛主席每篇文章都是批判的，我们的观点在批判中树立起来，冯友兰、冯定等在你们这里很有好处，给你们树立批判对象，可以好好议论一下，你们可以拟出一个章程，搞出一个计划来，便于实行。计划可以冲破，教员不要这么多，和同学关系要密切，要住在一起。（有人提到教员有家和学生住在一起有困难）吃饭在一起吗？（不在一起）应在一起，象在工厂一样，愿意吃什么就吃什么，你们学校伙食如何？（答：吃米面）可以吃小米，窝窝头。教育、劳动、实际要联系起来，做些工作，实验一下。

周培源：北大52年院系调整时抄了苏联一套，学校太大了。

陈伯达：学校太大了，太大了不好。今后要缩小三大，大城市、大学校、大工厂，太大了不好管理。

周培源：学校培养目标，要与社会需要对口。

陈伯达：学生可以教育自己。到工厂去做报告，听意见，到社会做调查。

（谈到大学学制太长问题）

周培源：陆平搞六年制办“大学”是骗人的，与主席“少而精”相违背的。

（有人说：医科大学更长，八年）。

陈伯达：真糟糕！你们可以搞一编辑组。办“教学批判”吸收广大群众参加，把斗、批、改提到日程上来，各种意见都要听，只要说得有道理。

戚本禹：你们要搞出一套方桉。

陈伯达：北大有义务搞出一套方桉，可以与清华一起讨论，这也是一个大革命，教育也要大革命。出一刊物，不定期，周刊或三天一次，要把意见转达清楚。要允许不同意见，不同方桉。这不是出风头，你们有这义务。方桉要从群众中来……（有人提希望陈伯达同志谈谈形势问题。）

自己教育自己我们是你们的学生，向你们请教，要自己去思考，就不能包办代替。教改中两条路线斗争很激烈，要打破旧框框，建立新制度，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不会那么顺利的。

资本主义制度这统治我们很长时间，过去上大学是想当官，现在不是做官，而是做人民勤务员，这是多么大的差别。解放以后，大学毕业生有优越感，凌驾人民之上，有些人起好作用，有些人没起好作用，拿薪水老百姓有意见。马列主义研究院，学习时间长薪水高这不合理。

我今天来不带任何成见，有成见就是破资产阶级教育制度，搞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革命的新教育制度，让大家探索试验，把方桉打出来，不断修改，前进，完善。大学组织形式你们可以讨论。

（有人说：把我校毕业生请回来参加改革）不必要请回来，可以向他们请教，不要离开工作岗位到大城市来。

陈伯达：（问×××）你是研究黑格尔的吗？黑格尔的观点不是专门写出来的，而是讲课中搞出来的。

戚本禹：辟谣……

陈伯达：你们不要搞马路新闻，这对外国间谍有好处，都是主人翁吗！要有责任感，把思想水平提高一步，不要依靠马路新闻，要做科学的阶级分析。你不清楚，就不要在大街上写大字报。

戚本禹同志讲了一个很好的意见，炮轰一个人不能简单地说是炮轰无产阶级司令部。

刊载于《中央首长讲话》（3），北京玻璃总厂红卫兵联络站编，1967年4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