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春桥同志关于二兵团上三司突然个别夺权的讲话 - 和谐历史档案馆 Banned Historical Archives

标题： 张春桥同志关于二兵团上三司突然个别夺权的讲话

作者：张春桥

时间： 1967.1.22

标签：关键人物文稿 发言

选择来源：张春桥同志讲话

张春桥同志关于二兵团上三司突然个别夺权的讲话

今天上三司等组织接管市委，这件事对我来讲有点突然，所以找同志们来商量一下。

上次十五日早晨三点，二兵团和上三司接管了市委，当天中午我才知道这件事。二兵团和上三司发了三个通令，包括：谁做市委书记及市长，谁做第二书记和付市长等。当时一接到消息，我第一就找了耿金章同志，问了他情况。他说上三司找他商量了一整天，我不同意他们那种做法，他们接管我也不知道。我说这件事很大，应该和各革命组织商量一下，一、二个组织接管，其他各组织有意见，一、二个组织也接管不了 ，这是件大事情。

我们要作好充分的准备，要准备打几个大仗。如果过早接管市委，这样旧账没标清，新市委上来了，我们的斗争目标转移了。实际上现在的斗争还没有结束，要把斗争的目标对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我希望与各派组织商量一下，当时我就打电话到中央，第二天毛主席发表了意见，回电要我告诉来接管市委的二兵团的同志及其其他同志：他称赞他们推选书记和市长的做法。（通令中有这一条，要求张春桥同志作上海市委书记和市长，姚文元同志做付书记和付市长。）这两个人我们是知道的。不过不能只推选这两个人呀！也还要几个人呀，市人委也要些人呀！是否提个名单到中央来。我同志张春桥同志的意见，谁做书记等名单，暂时不要宣布，作一段工作后，多搞几次反复后，到那时再宣布。我们原则上是群众自己解放自己，由群众接管这精神好得很，要比北京市委的改组好得多。

当时主席没有叫我把这件事讲给各革命群众组织听，今天我被迫原原本本的讲给你们听了。

所以小潘（工司的负责人潘国平）你讲错话，正是主席讲的第二天，你不知道这情况，我知道的，因此一听就知你讲错话了，不过也没有关系，你的水平与我一样。（众：不！你水平比我们高）

赵全国到中央找文革小组他说：张春桥到上海后，被几个组织控制了，他不能与广大群众相接触，不能如实地把上海文化大革命的情况向中央、周总理、江青同志汇报，如果他是左派就下了嘛，再这样下去我们要造他的反了。

他告了这个莫名其妙的状。是不是当时他接管市委时，我没有表态呀？我打电话到中央文革小组去，四电说：到现在为止，中央文革小组从来没有接见他。

那四点指示，就算我们与中央文革小组联系不太密切，但怎么我们一点儿也不知道有这四点指示呢？我打电话给中央文革和周总理，周总理回电说：“我没有与赵全国打过任何电话，我从来没有发表四点意见。”

北京到处在接管，北京市委被三个大组织接管，但都没有接下来，可能中央里某同志发表了个人看法，但从来没有人归纳出四点指示，更没有对上海具体情况作了四点指示。我打电话时，总理正在接见接管市委的群众，听取他们的意见，共同商量接管问题，今天我不得不打，中央没有四点指示，如果听到张三李四说的，那是另一回事。

最近我们正在大反经济风，为了这个斗争，我们不得不联合，不可能是中联合、小联合，只有在大联合的情况下，才能把各种觉悟程度不同的群众团结起来，斗争——联合——夺权。离开斗争就不可能有大联合，又怎么能夺权呢？只有斗争、大联合来夺权。没有斗争怎么能有今天？没有今天的形势怎么有联合呢？有怎么能夺权，在反经济风中，我们应把该夺的权，全都夺过来。

市委是没有干什么事情，没有市委我们照样干了，火车照样开动了，而且比以前开得更好，实际上权已经到手了，你看曹荻秋已没有人相信了，一月六日大会已经宣布不承认曹荻秋是市长了。

巴黎公社虽然只有72天，当时的情况很紧张，内要夺权，外面又有敌人，但还是发表了各种通令，权掌握在无产阶级的手里，你们的紧急通令，外国一看，就看出来了，说：“毛主席把抓人的权利给了革命群众组织了。”

敌人应该组织一个革命的市委，但要斗争中看一看，如光坐下来讨论三天，也讨论不出来什么结果。大家研究一下，前市委的常委到底留几个，一个也不留，这是不符合毛主席的方针。如果一个也不留的话，中央里有许多人也不在中央了。归根到底是权在谁的手里。党的八次代表大会时，我是代表，当时我不同意王明留在党内，后来经过主席的说服，我同意了主席的意见，现在一看到王明这名字，就想到王明的路线了，我们一定要站到主席的革命的路线上来。

如果光坐下来讨论名单，大方向就转了，我们要在斗争中夺权，权也不是一次能夺过来的，可能突然一天晚上，别人说你是假左派真右派，或者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权又被别人夺取了。他们夺取了，我再夺取嘛，权总是要落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的。

但是要把市委接管起来，就一定要改变过去的工作制度、方针、作风……。如有人接管市委宣传部，今天你接管可以接，不过没多大意思。

我们认为将来市委宣传部可不要了，象文化局也不要了？（姚文元插嘴：将来局长、处长等要不要呢？）这样的机关，今天造反派去也可能。

文艺界问题较大，我们没有和他们谈过一次话，（姚文元插嘴：我自己也是文艺界人）可能他们有意见了，有就有吧！因为我们不能不吧精力放在反经济风上，我们在夺权，如果这方面失败了，我们将又会变得怎样呢？

如上海缺煤，车皮不够用，我们打电话到中央去求解决，我们联系就算不容易，打电话还是比较方便的，我说赵全国比较傻，如他把意见交给我们，我们替他转到中央去，他人还没有到北京，我们的电话就到北京了（姚文元插讲：今天打电话给赵全国，请他来开会，他回话讲：没有空，要请春桥同志亲自打电话给他，和他单独谈。到会代表要求抓他，姚文元同志说不要抓，不要抓。）我不是说不要市委，到底什么时候改组上海市委呢？你们上次开个大会发个通令就算了，我们到把大会通令发到北京。（众哄笑）我们认为上海工人的首创精神才是开头，主席对上海的每发生一件事都很注意，而且也肯定了许多事，如接管解放日报，文汇报通令，告上海全市人民书，大联合，挑选书记等等。我们现在更要打破框框，按主席思想考虑一下，夺取怎样夺，夺了怎么办。这些全靠上海市革命群众来办的，把革命的经验集中起来，革命的萌芽肯定大，加以培育，我们作为中央派来的调查员，就是如实地把上海文化大革命的情况向主席汇报请主席来判断，我就讲这些，大家来讨论一下。

二兵团的代表讲到①打内战②赤卫队问题③接管问题④肉类降价及把仓库的肉类拿出来卖时，张春桥讲：“把仓库的肉类拿出卖，并降低价格，是他们故意给我们制造麻烦。”

二司的潘国平同志谈到：接管时是否要留下来一部分当权派，又谈到北京的反动组织“联动”及“红旗军”。

张春桥同志讲：总理讲过中国红旗军是反动组织。红旗军有他们自己的暗号、信号，他们是单线联系的，那里有革命运动，他们就到那里去压制。那里面有叛徒，反革命、坏蛋……。公安部先派八个解放军去抓他们，刚进门后，枪也被缴了，这是由于麻痹，后来谢富冶部长带两个连的军队把他们全抓了起来。

交大反到底兵团的同志批评赵全国捞取政治资本。

张春桥说：“我说他真傻，如果他找到我，我把主席的意思告诉了他，他更有资本了。”

公安局的代表谈到红卫军的问题，又有人指出红卫军的组织不应该组成。

张春桥说：中央肯定的，复员军人不要组织红卫军，如复员军人组织成红卫军，这样就形二个军委，第二支庞大的军队了。中国只有中国人民解放军、民兵、红卫兵这三支部队，总理是这样讲的，而红卫军的领导人歪曲了总理的原意。

有人问：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穆欣被揪出来了，据说与康生关系很密切。

张春桥讲：穆欣过去是在光明日报社工作的，现在被叫回去作检查。在运动一开始，康生就被贴大字报了。

姚文元同志讲：同志们不用以为我们胜利了，斗争是尖锐的，复杂的，肯定要有反复，如果现在认为胜利了，这样在敌人反攻的时候，我们就会措手不及，各种迹象表明，赤卫队问题没有解决，同志们不要热心于打内战，要打内战。

有人讲：赵全国的矛头是对张春桥同志。

张春桥说：这也奇怪呀？19日他的通令要我做市委书记和市长，三天后，又把我说成资产阶级了，变得这样快呀！（众笑）三个通令，中央已经知道了，主席也知道了，要我不要向外宣传，我希望同志们不要向外宣传，夺权问题，主席称赞上海的夺权，报纸上特别是红旗杂志及人民日报也发表了支持夺权的文章。夺权一定要夺。文化大革命就是夺权，党权、政权、财权应从资产阶级手里转到无产阶级手里。现在我们才真正懂得夺权的重要性。本来不很理解，现在有一定理解，同志们比我懂得多，我们现在夺权，到底对世界有什么影响呢？现在不知道，只有到将来才能知道，成立了指挥部，当时也没有想到夺权，只是想把生产搞好，抓革命，促生产，现在夺了权，成了权力机构。

现在夺权，只是完成一部分，许多要害部门不在手里，所有的机关，街道，里美，学校，商店全在我们手里，这才叫夺权。中学里的文化大革命都停下来，许多学生在家里，的确上海许多地方不在我们手里。主席赞扬我们的地方，

主席赞扬我们的地方，这次夺权是自下而上的方法。18年前解放军进上海夺权，是自上而下的。军代表在夺了资产阶级的权，大印也拿了，那个大印也无用，实际我们夺了18年权。我们的一批干部进城时，是无产阶级，现在已是资产阶级了，政权被夺了，这半年的文化大革命，实际上是为了夺权作舆论准备，夺权并没有完成，所以我觉得今天大家意见不一致时，不要采取赵全国那个方法。

我请大家考虑一下，所有的权我们都要夺，我们要在斗争中去夺，我看大学生在家里争，是争不出问题来的，还不如到斗争中明辨谁是谁非。中学生的运动始终没有发动起来，那么多社会青年也没有发动起来，我看你们中有些人松懈了。

我希望各组织考虑一下，围绕经济斗争我们还能做多少工作呢？只有在斗争中考虑各组织是革命的还是不革命的，还是原来先进的现在后退了。上海文化革命原来是先进的，后来落后了。现在又先进了。北京西城纠察原来在破四旧中起了一些作用，毛主席接见的第一批红卫兵中就有他们的代表，现在他们走向了反面，至今还不服贴。同志们要提高警惕呀！要永远革命。

现在扯远了。现在马路上游街。原来我讲过“拉几个局长以上的干部，罪恶大的上街游街。”现在连小孩也游街了，打击面太大了。别人会对我们有意见了。罚跪是封建礼制，为什么要用这种方法呢？今天电话里主席讲，为什么要用这些？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就有游街。主席讲，那是对地主运用的，因为他们从来没有干过一件好事，现在的人是一些干部呀！用这些方法反而把严肃的政治斗争冲澹了，群众反而会去同情他们了。

主席讲还是叫总理或中央文革小组出来讲话吧！别人出来讲，又叫做劳保。

建立革命造反联络站的消息已登报了，赶快要落实下来。大权给你们，你们不要吗，在反经济风斗争中，把没有夺到的权统统夺过来，上面组织的问题好办。而现在上下联系断了，有的基层组织仍然掌握大权，所以基层工作一定要占领，该占的占下来。发几个通令传。原来的组织如是左派夺权，现在我们不夺，别人会改头换面夺下了权，还是右派掌权。我们考虑一下，把工作干起来，确确实实的夺权，否则别人就不会听我们的，等于没权。我们基本工作是群众工作，群众发动起来了，就不要怕了，复辟也不大可能，这是百年大计，过去我们的根据地就是这样，八路军一走，日本鬼子占领了，第二天八路军又占领了，夺权来几个反复，可以教育广大群众。

不要以为赤卫队的问题解决了，他们的头头也没有抓住，这场政治斗争远远没有解决。不知你们看法如何。

陈丕显的问题也没有解决。陈丕显还在背后运动，在六日才提到他的名字。干部问题，我们没有抓活思想，这工作没有做好。

农村来的工人怎么办呢？我们要化大量时间去做工作。他们有实际问题，我们能帮助他们解决的就去解决，只有靠你们去解决问题。

我们从反经济斗争中夺权，在夺权斗争中反经济风，在斗争中大联合。

（未经本人审查） 复旦大学红革会宣传组印 一九六七·一·廿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