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对两种倾向，维护党的团结 - 和谐历史档案馆 Banned Historical Archives

标题： 反对两种倾向，维护党的团结

作者：毛泽东

时间： 1959.7.23

标签：关键人物文稿 文章

选择来源：毛泽东全集第42卷

反对两种倾向，维护党的团结”

你们讲了那么多，允许我讲点吧，可以不可以？吃了三次安眠药，睡不着。

讲点这样的意见。我看了同志们的记录、发言、文件，并和一部分同志们谈了话。我感觉到有两种倾向，这里讲一讲。

一种是触不得，大有一触即发之势。吴椎晖说：孙科B一触即跳。因此有部分同志感到有压力，即是不愿人家讲环话，只愿人家讲好话，不愿听环话。我劝这些同志要听。话有三种，嘴有两用人有一个嘴巴：一日吃饭，二日讲话之义务。长一对耳朵就要听。他要讲，你有什么办法？有一部分同志就是不爱听环话。好话环话都是话，都要听。话有三种，一是正确的，二是基本正确的或不甚正确的，三是基本不正确或不正确的。两头是对立的。正确与不正确是对立的。

现在党内外夹攻我们。右派讲：秦始皇为什么倒台？就是因为修长城。现在我们修大安门，要玲台了，这是右派讲的。党内一部分意见还没有讲完，集中表现在江西党校的反映，各地都有。所有石派的言论都拿出来了，龙云、陈铭板、罗隆基、章伯钩为代表。江西党校是党内的代表，有些人就是右派、动摇分子。他们看得不完全，做点工作可以转变过来。有些人历史上有问题，埃过批评，也认为一场煳涂，如广州军区的材料。这些话都是会外的讲话。我们是会内外结合。可借庐山地方太小，不能把他们都请来。像江西党校（的人），罗隆基，陈铭板，这是江西人的责任，房子太小吃！

不分什么话，无非是讲得一场煳涂。这很好，越讲得一场煳涂越好，越要听。我们在整风中创造了“硬着头皮顶住”这样一个名词。我和有些同志讲过，要顶住，硬着头皮顶住。顶多久？一个月、三个月、半年、一年、三年、五年、十年八年，我们有的同志说“持久战”，我很赞成。这种同志占多数

在座诸公，你们都有耳朵，听嘛！难听是难听，欢迎！你这么一想就不难听了！为什么要让人家讲呢？其原因，神州不会陆沉，天不会场下来。因为我们做了些好事，腰杆子硬。我们多数同志腰杆子要硬起来。为什么不硬？无非是一个时期蔬菜太少，头发卡子太少，没有肥皂，比例失调，市场紧张，以致搞得人心紧张。我看没有什么紧张的。我也紧张，说不紧张是假的。上半夜你紧张紧张，下平夜安眠药一吃就不紧张了

说我们脱离了群众，其实群众还是拥护我们的。我看困难是暂时的，就是三个月。春节前后，我看群众和我们结合得很好。小资产阶级狂热性有那么一点，但是并不那么多。我同意同志们的意见，问题是公社运动，我到遂平详细地谈了两个多钟头，呀山公社党委书记告诉我，七、八、九三个月，平均每天三千人参观，十天三万人，三个月三十万人。徐水、七里营听说也有这么多人参观，除了西藏都来看了。唐取经嘛。这些人都是县、社、队十部，也有地专干部。他们的想法是：河南人河北人创造了经验，打破了罗斯福免于贫困的“自由”。搞共产主义，这股热情，怎么看法？小资产阶级狂热性吗？我看不能那么说，要想多一点，无非是想多一点。这种分析是查恰当？三个月当中，三十万朝山进查，这种广泛的群众运动，不能泼冷水，只能劝说：“同志们，你们的心是好的，事情难以办到，不能性急，要有步骤。吃肉只能一口一口地吃，要一口吃成个胖子不行。”林彪一天吃一斤肉还不胖，十年也不行。总司令和我的胖并非一朝一夕之功。这些干部率领几亿人民，至少百分之三十是积极分子，百分之三十是消积分子及地、富、反、环、官、中农和部分贫农，百分之四十随大流。百分之三十是多少人，一亿几千万人。他们要求办公社，办食堂，搞大协作，非常积极。他们愿搞，你能说这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吗？这不是小资产阶级，是贫农、下中农、无产阶级、半无产阶级。随大流者也可以，不愿搞的百分之三十，总之百分之三十加百分之四十为百分之七十，三亿五于万人在一个时期有狂热性，他们要搞。到春节前后有两个多月，他们不高兴了，变了，干部下乡都不讲话了，请吃地瓜、稀饭，面无笑容，这叫刮“共产风”。对刮“共产风”也要分析，其中有小资产阶级狂热性，这是什么人？“共产风”主要是县社两级干部，特别是公社一部分干部，刮生产队和小队的“共产风”，这是不好的，群众不欢迎。坚决纠正，说服他们，用一个月的功夫，三、四月间把风压下去，该退的退，社与队的账清了。这一个月的算账教育是有好处的，极短的时间使他懂得平均主义不行，“一平二调三收款”是不行的。听说现在大多数人转过来了，只有一部分人还留恋“共产风”还舍不得。哪里找这样一个大学校，短期训练班，使几亿人几百万干部受到教育。东西要交回，不能说你的就是我的，拿起就走了。从古以来，没有这个规矩，一方年以后也不能拿起就走。有，只有青红帮，青偷红动，明火执仗，无代价地削剥人家劳动，破坏等价交换。宋江的政府叫“忠义堂”，动富济贫，理直气壮，可以拿起就走，拿的是土豪劣绅的，那个章程，我看可以的。宋江动的是“生辰纲”，就是我们打土豪动的是不义之财，“勘之无碍”，刮自农民，归到农民。我们已长期不打王豪了，打土豪，分田地归公，那也可以，因为那也是不义之财。我们刮共产风，取生产队、小队之财，肥猪、大白菜拿起就走，这样是错误的。我们对帝国主义财产还有三种办法：征购、购买、挤玲，怎么能剥削劳动人民的财产呢？为什么一个多月就熄下这股风呢？证明我们的党是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三、四月份和五月有几百万干部和几亿农民受到教育，讲清了，他们想通了。主要是干部，不懂得这个财是义财，分不清界线，没有读好政治经济学，未搞通价值法则，等价交换，按劳分配，几个月就说通了，不办了

十分搞通的，未必有，几分通，七八分通，教科书还没懂，叫他们读，公社一级不懂点政治经济学是不行的。不识字，可以讲。通几分，可以不读书，用事实来教育。梁武帝有个宰相陈发之，一学不识，强道他作诗，他口念叫别人写，他说有些读书人，还不如老夫的用耳学。当然我不反对扫文盲，柯老说全民进大学，我也赞成，不过十五年得延长。还有南北朝有个姓曹的将军，打了仗以后要作诗：“出师儿女悲，归来茄鼓霓。借问过路人，何为霍去病。”还有北朝解律金敷勒歌“敷勒川，阴山下，天似客后，签盖四野。天苍苍，野范落，风吹草低见牛羊”。这也是一字不识的人。一字不识的人可以当宰相，为什么我们的公社干部，农民不可以听政治经济学呢？我看大家可以学，讲讲，政治经济学不识字可以讲，讲讲就懂了。他们比知识分子容易懂。教科书我就没有看，略为看了一点，才有发言权，要挤出时间，全党来个学习运动。

我们不晓得作了多少次检查了。从去年郑州会议以来，大作特作，有六级会议、五级会议，都要作检查。北京来的人呼啦哇啦，他们就听不进去，我们检讨多次，你们就没有听到？我就劝这些同志，人家有嘴巴嘛！要人家讲嘛！要听听人家的意见。我看这次会议有些问题不解决，有些人不会放弃他们的观点，无非拖着嘛！—年、二年、三年、五年，听不得怪话不行，要养成习惯。我说就是硬着头皮顶住呵！无非是骂祖宗三代。这也难，我少年、中学时代，也是一听到环话就一肚子气，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人先犯我，我后犯人，这个原则，现在也不放弃。现在学会了听，硬着头皮顶住，听他一个、两个星期，再反击。劝同志们要听，你们赞成不赞成是你们的事，不赞成，如我错，我作自我批评。

第二方面，我劝另外一部分同志，在这样的紧急关头，不要动摇，据我观察，有一部分同志是动摇的。他们也说大跃进、总路线、人民公社都是正确的，但要看讲话的思想方面站在哪一边，尚哪方面讲，这部分人是第二种人，“基本正确，部分不正确”的这一类人，但有些动摇。有些人在关键时就是动摇的，在历次大风大痕中就是不坚决的。历史上有四条路线，陈独秀路线、立三路线、王明路线、高饶路线，现在是一条总路线，在大风浪时，有些同志站不稳，扭秋歌。蒋帮不是叫我们做歌王朝吗？这部分同志扭秩歌，他们忧心如梦，想把国家搞好，这是好的。这叫什么阶级呢？资产阶级还是小资产阶级？我现在不讲。在南宁会议、成都会议、党代大会讲过，一九五六年、一九五七年的动摇，不戴高帽子，讲成思想方法问题。如果讲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反过来讲，那时的反冒进，就是资产阶级的冷冷清清，修惨戚戚的泄气性，悲观性我们不戴高帽子，因为这些同志和右派不同，他们也搞社会主义，只不过是没有经验，一有风吹草动就站不住脚，就反冒进。那次反冒进的人这次站住脚了。如恩来同志劲很大，受过那次教训，相信陈云同志也会站住脚的。恰恰是那次批判恩来同志的，他们那一部分人这次取他们的地位而代之。不讲冒进了，可是有反冒进的味道。比如说“有失有得”。“得”放在后面是经过翻药了的，如果戴高帽子，这是资产阶级动摇性，或降一等是小资产阶级动摇性。因为右的性质，往往受资产阶级的影响，在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压力下右起来了。

一个生产队一条错误，七十几万个生产队七十几万条错误都登出来，一年登到头，登得完登不完？还有文章长短，我看至少要一年，这样结果如何？我们的国家就跨台了，那时候帝国主义不来，国内人民也会起来把我们统统打倒。你办那个报纸天天登坏事，无心工作，不要说一年，就是一个星期也要灭亡的。登七十万条，专登环事，那就不是无产阶级了，那就是资产阶级国家了，就是资产价级的章伯钧的设计院了，当然在座没有人这样主张，我是用参大说法。假如办十件事，九件是环的，都登在报刊上，一定灭亡，应当灭亡，那我就走，到农村去，率领农民推翻政府，你解放军不跟我走，我就找红军去。我看解放军会跟我走的。

我劝一部分同志讲话的方向要注意，不过讲话的内容基本正确，部分不妥。要别人坚定，首先自己坚定，要别人不动摇，首先自己不动摇。这又是一次教训。这些同志据我看不是右派是中间派，不是左派，不加引号的左派”。我所谓方向，是因为一些人碰了一些钉子了，头破血流，忧心如樊，站不住脚，动摇了，站到中间去了，究竟中间偏左偏右，还要分析。重复五六年下半年、五七年上半年犯错误同志的道路，他们不是右派，可是自己把自己抛到右派边缘去了，距右派还有三十公里，因为右派很欢迎这个论调现在有些同志的论调，右派不欢迎才怪。这种同志采取边缘政策，相当危险，不相信，将来看。这些话是在大庭广众当中讲的，有些伤人，现在不讲，对这些同志不利。

我出的题目中加一个题目，团结问题。还是单独写一段，拿着团结的旗帜，人民的团结，民族的团结，党的团结。我不讲对这些同志是有益是有害？有害！所以还是要讲。我们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第一方面的人要听人家讲，第二方面的人也要听人家讲。两方面的人都要听人家讲，我说还是要讲吗？一条是要讲，一条是要听人家讲。我不忙讲，硬着头皮顶住，我为什么现在不硬着头皮顶了呢？顶了二十多天，快散会了，索性开到月底。马歇尔“八上庐山，蒋介石三上庐山，我们一上庐山，为什么不可以？有此权利。

食堂问题，食堂是个好东西，无可厚非，我赞成积极办好。自愿参加，粮食到户，节约归己。我看在全国保持三分之一我就满意了，一讲这个，吴芝圃就紧张了，不要怕，河南等省有白分之五十的食堂还在，那也可以试试看，不要搞掉，我是就全国范围来讲的。三分之一农民，一亿五千万坚持下去就了不起了。第二个希望，一半左右，二亿五千万，多几个河南、四川、湖南、云南、上海等等。取得经验，有些散了，还得恢复，食堂并不是我们发明的，是群众创造的，河北一九五六年公社化以前就有办的，一九五八年办得很快，曾希圣说：食堂节省劳动力，我看还有一条，节省物质，如果没有后面这一条，就不能持久。可否办到？可以办到。我建议河南同志把一套机械化搞起来，比如自来水，搞个东西不用挑，这样一来可以节省劳力，可以省物质，现在散掉一半左石有好处。总司令我赞同你的说法，但义和你的说法有区别。不可不散，不可全散。我是个中间派，河南、四川、湖北等是左派，可是有个石派出来了，科学院昌黎调查组说食堂没有一点好处，攻其一点，不及其余，学“登徒子好色赋”的办法。登徒子攻宋玉三条：漂亮、好色、会说话，不能到后宫去，很危险。宋玉反驳说：“漂亮是父母所生，会说话是先生所教，好色无此事。天下佳人不如楚，楚国出丽者，莫若臣里，臣里之美者，莫若臣东家之子，增一分过长，减一分过短。.．登徒子是大夫，大夫就是今天的部长，是大部，如治金部长、煤炭部长，还有什么农业部长，科学院调查组是攻其一点，不及其余，攻其一点的办法，无非是猪肉、头发卡子（少了）。食堂哪能没有缺点？无论什么人都有缺点，孔夫子也有错误，我也看过列宁的手稿，改得一场煳涂，没有错误，为什么要改？食堂可以多一点，再试试看，试它一年、二年，估计可以办成。人民公社会不会跨台？现在没有玲一个，准备跨一半、跨七分，还有三分，要跨就跨，办得不好，一定要跨。共产党就是要办好，办好公社，办好一切事业，办好农业，办好工业，办好交通运输，办好商业，办好文化教育

许多事情根本料不到，以前不是说党不管党吗？现在计划机关不管计划，至少是一个时期不管计划。计划机关不只是计委，还有其他各部，还有地方，一个时期不管综合平衡。地方可以原谅，计委同中央各部十年了，忽然在北戴河会议后开始不管了，名日计划指标，等于不要计划，所谓不管计划，就是不要综合平衡，根本不去算要多少煤，要多少铁，要多少交通，煤铁不能自己走路，要车马运，这点没料到。我这样的人，少奇、总理这样的人，根本没有管，或者略略一管。我不是开脱也是开脱，因为我不是计委主任，去年八月以前，主要精力放在革命方面，对建设根本外行，对工业计划一点不懂，在西楼时曾经说过不要写“英明领导”，管都没管还说什么英明？但是，同志们，一九五八、一九五九主要责任在我身上，过去责任在别人，过去说总理、陈云，现在应该说我，实在有一大堆事没管。大办钢铁的发明权是柯庆施"还是我？我说是我，我和村庆施谈过一次话，你说要搞六百万吨。以后我找大家谈话，有主鹤寿也觉得可行，我六月讲一〇七〇万吨，后来去做，薄一波可建议搞在北戴河公报上，我觉得可行，从此间下大锅，九千万人上阵，补贴四十亿，搞小土群、小洋群，“得不偿失”“得失相当”等等说法，即由此而来。

看了很多讨论，大家讲还可以搞，铁还可以炼，要提高质量，降低成本，降低硫的含量，要为出真正好铁而努力奋斗。只要抓，也有可能。共产觉有个方法叫抓，共产党和蒋介石都有两只手，共产党的手是共产主义者的手，一抓就抓起来了。钢铁要抓，粮油、棉、麻、丝、糖、药，还有烟果盐，农、林、牧、副、渔有十二项要抓，要综合平衡，各地不同，不能每县都一个模子。有些地方不长茶，不长甘燕，要因地制宜。苏联不是搞过回民地区养猪嘛，当有此理。工业计划搞了一篇文章，写得还好。至于党不管党，计划机关不管计划，不搞综合平衡，搞什么去了？总理着急他们却根本不急。人不着急就没有一股神气，没有一股热情就办不好事情。

有人批评计委李富春“是“足将进而越超，口将言而嘎嚼也，不要像李迷，太急了也不行，列宁热情磅磷实在好，群众很欢迎。口将言而喂嘿，无非有各种顾虑，这个我看要改，有话就要讲，上半月顾虑甚多，现在展开了，有话讲出来了，记录为证，口说无凭，立此存照。你们有话讲出来嘛！有话就讲出来嘛，你们抓住，就整我嘛。成都会议上我说过不要怕穿小鞋，穿小鞋有什么要紧。还讲过几条，甚至说不要怕坐班房，不要怕杀头，不要怕开除党籍，一个共产党员，高级干部，那么多的顾虑，有些人就是怕讲得不妥埃整，这叫“明哲保身”啊！病从口入，涡从口出，我今天要画粥，两种人都不高兴我，一种是触不得听不得环话的，一种是方向有点问题的。如果你们不赞成，你们就驳，说主席不能驳，我看不对，事实上已经纷纷在驳，不过不指名，江西党校、中央党校一些意见就是驳，说“始作者，其无后乎”。一个是一〇七O万吨钢。一〇七〇万吨钢是我建议，我下的决心，其结果是九千万人上阵，四十亿人民币，“得不偿失”。第二个是人民公社，人民公社我无发明之权，有建议之权。北戴河决议是我建议写的，当时晒呀山章程如获至宝。你讲我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也是有一点，不然为什么如获至宝呢？要上《红旗》杂志呢？我在山东，一个记者问我，“人民公社好不好？”我说“好”，他就登了报。这个没关系，你登也好，不登也好，到北戴河我提议要作决议的。小资产阶级狂热性有一点，以后新闻记者要离开【远点】

我有两条罪状，一条叫一〇七O万吨，大炼钢铁，你们赞成也可以给我分一点，但是始作伸者是我，推不掉，主要责任是我，人民公社，全世界反对，苏联也反对，还有总路线是虚的实的，你们分一点，见之于行动是工业、农业。至于其他一些大炮，别人也要分担一点，你们那大炮也相当多，放的不准心血来潮，不谨慎，共产共得快。在河南讲起，江苏、浙江的记录传得快，说话不谨慎，把握不大，要谨慎一点。长处是一股干劲，肯负责任。比那法法修修戚威要好，但放大炮在重大问题要慎重，我也放了三大炮，公社、炼钢、总路线。彭德怀说他粗中无细，我是张飞粗中有点细。人民公社我说集体所有制。我说集体所有制到共产主义全民所有制的过程，两个五年计划太短了一些，也许要二十个五年计划。

要快之事，马克思也犯过不少错误。我搬出马克思来，使同志们得到一点安感。这个马克思，天天想革命快，一见形势来了就说欧洲革命来了，无产阶级革命来了，后头又没有来；过一阵又说要来，又没有来。总之，反反复复。马克思死了好多年，列宁时代才来，那还不是急性病？小资产阶级狂热性？马克思也有呵！巴黎公社起义爆发之后，马克思就赞成了，但他估计会失败。他看出这是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哪怕只存在三个月也好。要讲经济核算的话，划不来。我们还有广州公社，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等等。我们现在的经济工作，是否会像一九二七年那样失败？像方里长征那样，大部分根据地夹失，红军和党都缩小到十分之一，或者还不到？我看不能这样讲，大家也是这么个意见，参加庐山会议的同志都毫无例外地说有所得，没有完全失败。是否大部分失败了？我看也不能讲。大部分没有失败，一部分失败了。就是所谓多付了代价、多用点劳力、多付一点钱、刮了一次“共产风”，可是全国人民受了教育，清醒了。

现在要研究政治经济学，过去谁人去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我就不读。斯大林的书，我读了一遍，根本没有味道。那个时候搞革命，搞什么社会主义经济。喉，一到郑州，我就读了两遍，我就讲学，就有资格讲学了，不过刚刚在火车上读了两遍，我讲了两章，没有造谣吧！现在不够，现在要深入研究，不然我们的事业不能发展、不能够巩固、不能够前进。

如讲责任，李富春、王鹤寿有点责任。农业部谭老板有点责任，第一个责任是我。柯老，你的发明权有没有责任？（柯老：有。）是否比较轻？你那是意识形态问题。我是一个一〇七〇万吨钢，九千万人上阵，这个乱子就闹大了，自己负责。同志们自己的责任都要分析一下，有屎拉出来，有屁放出来，肚子就舒服了

〔 1 〕 这是毛泽东在庐山举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全体会议上的讲话。

〔 2 〕 吴稚晖，即吴敬恒（1865-1953），字稚晖，国民党右翼政客，积极反共。

〔 3 〕 孙科（1891—1973），字哲生，广东省香山县（今中山市）翠享村人，孙中山唯一的儿子，其母是孙中山的原配夫人卢慕贞。

〔 4 〕 广州军区据四十二军政治部报告（这个材料是彭德怀提供的），“少数营团干部对经济生活有抵触情绪”。他们认为经济紧张是全面的，长期不能解决的。有的人讲怪话：“现在除了水和空气以外，其他一切都紧张。“中国大跃进举世闻名，但我怀疑，市场紧张就是证明。”有人甚至认为我们的事业后退了，说：“一九五六年好，一九五七年较好，一九五八年成问题。他们否定成立人民公社的必然性和优越性，说：“公社成立得太快了，太早了，不合乎规律。“人民的觉悟没有跟上来，工人、农民和军官都对成立公社有意见。“苏联建国四十年还允许私人有房子，我们建国不到十年，就什么都公有化”了。”“公社的优越性是宣传出来的。他们认为经济生活紧张是由于路线上有错误，说：“去年不仅是工作方法上有问题，而是带有路线性质的错误，中央要负责任。”在少数连排干部中，也有类似情况，有个排长听战士唱《社会主义好》这支歌时，不耐烦地说：“算了，不要唱了，我看这支歌非修改不可。”海南军区一个指导员说：“什么故人一天天烂下去，我们一天天好起来，我看社会主义建设倒是一年不如一年！”有个排长讲怪话：“在公社劳动，还不如给地主千活，给地主干活有饭吃，还给钱。”讲这些话的人，都有名有姓有职务。

〔 5 〕 指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1941年在美国国会大厦发表演说时提出的公民有“言论自由、信仰自由、免于贫困及免于恐惧的自由”

〔 6 〕 宋江，这里是口误，应该指的是晃盖。

〔 7 〕 左派是正确的，带引号的“左派”表示极左，是错误的。

〔 8 〕 马歌尔（1880—1959），美国民主党人，美国前国务卿和国防部部长。1945年12月曾被美国总统派为驻华特使，以“调处”为名，参与国共谈判，支持国民党政府发动内战。1946年8月宣布“调处”失败，不久返回美国。

〔 9 〕 吴芝画，当时任河南省委第一书记。

〔 10 〕 曾希圣，当时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

〔 11 〕 柯庆施，当时任上海市委第一书记，华东协作区主任委员。

〔 12 〕 王鹤寿，当时任冶金工业部部长。海一波，当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

〔 13 〕 李富春，当时任计划委员会主任。

〔 14 〕 指《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

〔 15 〕 谭震林，外号“谭老板”，当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分管农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