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XUEXI YU PIPAN
    19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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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主席语录
    整个过渡时期存在着阶级矛盾、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两条道路斗争。忘记十几年来我党的这一条基本理论和基本实践，就会要走到斜路上去。
    营？与地判
    一九七五年第一期
    录
    继续搞好批林批孔
    一年来的战斗回顾
    我们厂的批林批孔是怎样进行的…中共上海第五钢铁厂委员会(3)对历史人物要作分析
    略论三国时期的法家人物…中越(7)论历史上儒家对妇女的迫害…孙乐英陆丽芬（11)女皇帝武则天
    《儒法斗争史话》选载之一…胡中生冯丹枫黄龙珍（16)名家是法家的同盟军
    试论公孙龙的“白马非马”说…上海焦化厂劳初（20)杂文：一鼓作气与连续作战
    ……周立安(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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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习毛主席军事著作批判林彪资产阶级军事路线
    红军四渡赤水之战…史锋(24)要胸有全局
    学习毛主席军事思想的一点体会…李关良王耀坤孔幼贞(31)
    经济问题研究
    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对话…余惕君仇肖群郑树清宣玲玲(35)
    这个公社连续九年实现了“一亩一猪”
    一上海市嘉定县朱桥公社发展养猪事业的调查
    中共上海市嘉定县委员会调查组(45)
    我们是怎样调动群众积极性的
    奋战四季度夺回十四万车小时的体会
    中共上海铁路分局南翔编组站委员会(49)
    文学评论
    读《朝霞》一年
    …任犊（52)
    新生事物的成长不是一帆风顺的
    读小说《典型发言》
    …上海染料化工二厂青年工人楼乘震(58)
    读《红与黑》…
    刘大杰(61)
    社会调查
    他们在摸索城市供水的规律
    一上海自来水公司访问记…章智明（70)
    西双版纳来信（续一）…………吴文虎姚纪梅（75)
    1一月十日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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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维续搞好批林批孔
    一年来的战斗回顾
    我们厂的批林批孔是怎样进行的
    中共上海第五钢铁厂委员会
    全国开展群众性的批林批孔运动已经一年了。今天，当我们和全国工人
    一起以豪迈的步伐跨进一九七五年的时候，回顾去年这一年批林批孔的战斗历程，认真总结经验，将有助于我们在新的一年里争取更大的胜利。
    一、一定要把批林批孔抓紧
    去年这一年，我们厂的批林批孔运动一直是蓬勃地向前发展的。年初，广大群众以高屋建瓴、势如破竹的革命气概，批判林彪效法孔老二“克己复礼”，痛击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反动思潮；以后又开展了对《论语》、《三字经》等儒家坏书的批判，深挖林彪修正主义的老根；接着又开始了对儒法斗争和整个阶级斗争的历史的研究。全厂始终持续不断地保持了学习和批判的群众性热潮。工人说：“炼钢没有火镜分不清钢和渣，不学革命理论就分不清真假马克思主义”。他们自觉地学习马列和毛主席著作，许多人每天挤出业余时间认真看书学习，有的还选读《资本论》的有关章节。群众以极大的革命热情投入战斗，创造出多种多样的形式，促使批林批孔运动普及、深入、持久地向前发展。这一年，全厂各部门、车间举行了两三千次大小批判会，举办了四、五百次学习班，各车间批判过的孔孟黑书就有十四种，经过汇集、整理、加工，共有三
    十万余字。群众自已编写的儒法斗争史讲稿有二十一篇，达二十多万字。单单宣讲儒法斗争史，就采取了五种不同的方式，有的从一个法家人物讲，有的讲一篇法家著作，有的用小故事形式讲历史事件，有的抓住儒法斗争的焦点分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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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题讲，有的从先秦到明清分几个历史时期讲。工人群众这样广泛地研究和总结历史上的阶级斗争的经验教训，这是从来也没有见到过的。
    是不是把批林批孔抓紧，这是坚持不坚持抓头等大事的重要问题。批林批孔运动中，群众揭露的矛盾是多种多样的，其中最主要的也是上层建筑领域里马克思主义与修正主义、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把批林批孔搞深搞透，用马克思主义占领哲学、历史，教育、文学、艺术、法律等在内的整个上层建筑领域，这是全党、全国人民面临的最重要的任务。因此，我们在运动的过程中，要始终把矛头对准林彪和孔老二，决不能让大家的注意力纠缠在某些具体的枝节问题上，以致偏离了斗争的大方向。过去这一年里，我们在放手发动群众批判林彪修正主义路线的同时，联系厂里的阶级斗争、路线斗争实际，批判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社会主义新生事物的反动思潮；坚持掌握斗争大方向，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和群众，包括犯有这样或那样错误而真心表示愿意改正的同志，共同把上层建筑领域里的革命进行到底。运动中揭露的有关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我们都遵照毛主席的教导，采取“讨论的方法，批评的方法，说理的方法”来解决。过去这一年里，我们抓住批林批孔这个斗争的大方向，把学习和批判的气氛搞得浓浓的，广大干部和群众在斗争中提高了觉悟，精神面貌进一步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全厂也就出现了团结战斗、热气腾腾的大好局面。
    二、要敢于加强领导，善于依靠群众
    批林批孔运动是一场深刻的政治思想革命。在这场斗争中，党组织一定要敢于加强领导，善于依靠群众。
    在对待领导和群众的关系这个根本问题上，我们有些同志存在着形而上学的看法，一讲加强领导，就不是放手地让群众充分运用“四大”武器；一讲放手发动群众，就认为不好实行具体领导。我厂的批林批孔运动开始以后，来势很猛，声势很大。当群众尚未充分发动的时候，我们总是唯恐大字报太少；群众一经充分发动之后，往往又怕大字报太多了。有的同志怕犯错误，遇到问题不点头，不摇头。有的则认为“群众要怎么办，就怎么办”，跟在群众后面跑。我们觉得，要使批林批孔运动深入发展，一定要把领导和群众的关系这个问题处理好。
    过去这一年，我们反复引导干部深入领会毛主席、党中央关于批林批孔的
    一系列重要指示，提高对这一场斗争的性质、目的、意义的理解，同时教育干部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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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认识加强党的领导和依靠群众的一致性。在批林批孔运动中，广大群众发扬无产阶级革命精神，对我们的干部进行批评和监督，这是我们的事业兴旺发达的标志，是无产阶级专政日益巩固的表现。群众批评我们的缺点，目的是为了帮助我们更加自觉地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加强党的领导，目的也是为了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政策。从根本上说，都是为了反修、防修，使无产阶级专政更加巩固。
    加强领导的过程，是使党的路线和政策变为群众的自觉行动的过程。群众掌握了党的路线和政策，许多事情就好办了。在批林批孔运动中，我厂工人群众对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党委执行政策中的缺点提出了批评，有的大字报还直接涉及到一些基层干部和群众。这个问题如果处理得不好，就会影响工人阶级内部的团结。我们觉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过程中，这些同志可能会有这样那样的缺点，但主要责任在于领导。我们在主动承担责任的同时，引导广大群众总结历史经验，正确对待运动中出现的某些问题，并且要求持有不同意见的同志开展谈心活动。在批林批孔经验交流会上，又让他们畅谈自已的体会，从而促进了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基础上的团结。全厂职工大讲路线、大讲政策、大讲党性、大讲团结，就形成了共同战斗、一起批
    修的大好局面。
    三、要及时总结和推广典型经验
    过去这一年，我们遵照毛主席关于“一定要抓好典型”的教导，一连抓了好几个先进典型，从年初到年底开了八次现场会交流推广，从而保证了运动的步
    步深入。
    运动中，总有主流和支流。抓典型，要把着眼点放在主流方面。抓好主流，非主流方面的问题也就不难逐一加以解决。去年四月间，我们厂广泛发动群众批判林彪效法孔老二“克己复礼”，妄图复辟资本主义的罪行以后，普遍遇到了一个如何进一步深入的问题。正是这个时候，二车间的工人藐视长期被反动派吹捧为“经典”的《论语》，提出“坚决把黑《论语》踩在脚下”的战斗口号，从中选出影响大、流毒广的二十条进行了批判。他们的行动显示了工人群众决心彻底批臭林彪、孔老二的坚强意志，表现了敢于在批判剥削阶级意识形态的斗争中冲锋陷阵的革命气概，正是这次批林批孔运动的主流。我们总结了他们的先进经验，在全厂加以推广，并且把他们的<论语>选批》印发到全厂一千多个班组。这件事在全厂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同一个车间原料工段的三个老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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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人提出：“《三字经》浸透孔孟毒，也要揪出来狠狠批”；其他车间也分别批那些流毒广的黑书，如《神童诗》、《女儿经》、《增广贤文》，等等。全厂展开了一场围剿孔孟流毒的人民战争，大大振奋了群众的革命精神，带动了各项工作。
    四、要有一支工人理论队伍
    在过去一年中，我厂的工人理论队伍得到了迅速的成长。现在，我们厂里的工人理论队伍的总人数已有一千五百多人，基本上做到各个班组都有理论小组成员，各个工段都有一个以上的理论小组。这支队伍既是党组织的思想政治工作的助手，又是群众学习活动中的骨干，在批林批孔运动中象一支尖刀班，哪里有困难就在那里出现。在学习中，他们把群众提出的难题集中起来，学原著，查资料，先学一步；批判时，他们把群众的智慧集中起来，啃“酸果”，攻“碉堡”，闯出路子。在批林批孔的各项活动中，他们做了大量的工作。在批判《论语》的过程中，二车间理论小组一面汇集群众批判稿中的好内容，一面采取走出去、请进来的办法，召开座谈会，找了八十多位老师傅了解情况。这样的批判，理论联系实际，有群众的语言，群众爱听，很受欢迎。
    “路线是个纲，纲举目张”。我们有些同志，往往对于上层建筑领域里坚持无产阶级专政的重要性认识不足，甚至认为“抓宣讲不如抓出钢”，把批林批孔同生产对立起来。其实，批林批孔抓紧了，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得到了发挥，生产也就很快地带动了起来。去年这一年，在批林批孔的推动下，我们厂出现了艰苦奋斗，自力更生，团结战斗，大干快上的蓬勃局面。
    去年，生产上遇到了不少困难。几个轧钢车间几次遇到海水倒灌、盐份腐蚀加热炉而出现塌炉事故。全厂三个炼钢车间二个停产检修一百十天。但是，工人们发扬了“人定胜天”的革命精神，超额完成了钢和钢材的国家计划。技术革新方面也有较快的进展：转炉车间改造成功纯氧侧吹转炉，化铁炉的炉龄突破了八千零三十九炉，电炉车间以及锻打、轧钢等部门也都分别有不少新的创造。由于我厂优质钢材的品种和数量有了较大幅度的增长，原来其中不少是
    一直要进口的，现在可以不进口或少进口了。
    在过去一年的战斗中，我们取得了很大的胜利。但是，革命的路还很长，还有许多战斗在后头，还需要我们努力作战。在新的一年里，我们决心鼓起更大的干劲，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指引下，去争取更大的胜利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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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历史人物要作分析
    略论三国时期的法家人物
    申
    越
    毛主席教导说：“我们必须时刻记得列宁的话：对于具体的事物作具体的分析。”在儒法斗争史的研究当中，我们必须遵循毛主席这一教导，正确评价历史上的法家人物。
    我国历史上的汉末、三国鼎峙时期，是一个事态百变、群雄并起的大动荡时期。反映在这一时期的法家人物身上，各自有着很不相同的特点，但又有共同的规律可寻。我们研究这一时期的法家人物，必须把他们放到一定的阶级斗争环境中作具体的分析。不仅要分析各个人物在不同时期的不同特点，而且要从他们不同的特点中分析其共同的方面；从他们共同的方面中，又要看到其不同的差别。只有这样，才能给这些历史人物以必要的历史的肯定。我们不妨从曹操说起。
    曹操是个法家，但他一生的政治活动在前期和后期又各有不同的特点。在曹前期的政治活动中，由于面临着豪族大地主的打击和排挤，出身细门孤族的言操站在中小地主阶级的立场上，对那些世家大族及其所崇奉的儒家“礼治”抱有深刻的仇恨，因而在这一时期表现出鲜明的尊法反儒倾向。他一登上政治舞台，就坚定地推行了一条法家的政治路线，大刀阔斧地对豪族大地主采取了严厉的打击政策。由于曹操在当时所执行的路线比较正确，因而战胜了以衰绍为首的大大小小的分裂割据势力的挑战，取得了基本上统一北方的成就。这一时期的曹操，不愧是一个反儒尊法的英雄。但在曹操政治活动的后期，随着统治地位的稳定，豪族地主势力的上升，便逐步由尊法反儒变为“儒表法里”。这就是曹所谓的“夫治定之化，以礼为首”。他还借助于儒家的天命观，为自己能做“周文王”而制造舆论。白璧微瑕，令人惋惜。
    其实，即使是在曹操的前期法家思想中，也好比灿灿发光的金子中掺杂着沙子一样，往往在一定程度上包含着儒家思想的杂质。比如，他一方面站在无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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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论的立场上，公开声称不信天命之事，反对儒家的天命观，另一方面又摆脱不了有神论的羁绊，竟相信了“祭神如神在”的儒家鬼话；一方面对儒家的“礼治”抱有深刻的仇恨，力主以“法治”兼天下，另一方面又留恋于儒家那套虚伪的仁义礼让之风。从政治上看，曹澡一方面在打击豪强、实现统一的事业中作出了不少贡献，另一方面却又留下了镇压黄巾农民起义这个不可抹煞的污点。可见，不但曹操一生的前期、后期是可以分析的，就是曹操的前期政治活动也可以进一步作分析。
    曹操后期的政治倾向虽然较前期具有不同的特点，但其基本倾向仍是尊法反儒的。所谓“儒表法里”，尊儒是假象，尊法才是本质。我们必须透过现象看本质，而不能光抓现象丢掉本质。比如，曹操后期在他的帷幄里，搜罗了不少儒生方士，这并不是因为他喜欢这些儒生，而只是一种手段，目的是为了把他们集中到自己的麾下管起来，省得他们跑到外面给他捣乱。事实也是这样。公元二0八年，就爆发了曹操杀大儒孔融事件。这件事从表面上看，他是借用儒家“不孝”的名义来杀的。其实，曹操又哪里是讲“孝”的呢？他在公元二一七年下的“举贤勿拘品行令”中，就明确提出要录用“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的人。曹操主张“禁厚葬”，推行薄葬，也是他反对孝的一个明显例证。讲孝，那只是他用来对付反对自己的儒生。所以，曹操杀孔融，实际上是一次“坑儒”事件。对这件事，鲁迅是很有眼力的，他就看出“魏晋时所谓崇奉礼教，是用以自利，那崇奉也不过偶然崇奉，如曹操杀孔融，司马懿杀嵇康，都是因为他们和不孝有关，但实在曹操、司马懿何尝是著名的孝子，不过将这个名义，加罪于反对自己的人罢了”。又如，曹操的晚期，虽然悠悠然想当周文王，但从他所写的诗来看，“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还是保持着法家那种生气勃勃的进取精神和政治抱负，英气仍然不减当年。因此，从曹操后期的活动来看，虽然儒家思想的色彩浓厚了，但毕竟还是个法家，而且是个大法家。至于综观曹操一生的政治活动，更应当承认他是个了不起的法家。
    曹操是法家，他的对立面是否就都是儒家呢？不一定。他们可以是儒家，若袁绍，也可以不是儒家，若刘备、孙权。就拿刘备和孙权来说，他们和曹操多年来一直兵戎相见，算得上是曹操政治上、军事上的劲敌。但是，能因此而断定他们是儒家吗？显然不能。刘备和孙权为了在他们统治的区域内完成统一并进而求得统一全国，所推行的也都是法家的路线和政策。孙权实行了屯田的耕战政策和用人注重才能的法家路线，对我国的东南地区进行了开发。刘备在临终的遗诏中勉励其子读《申》、《韩》、《管子》、《商君书》等法家著作，说是“益人意智”，可见他真正坚持的也是法家思想。刘备和诸葛亮治蜀国，总结和汲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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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前汉实行法家路线而“兴隆”、后汉实行儒家路线而“倾颓”的历史经验，励行法治。从他们要求实现统一、打击豪强这一点上看，无疑都不愧为法家人物。曹操、孙权、刘备就思想路线上来说，基本上是一致的，这是三人的相通之处。难怪曹操对于刘、孙两人颇有英雄知己之感。“生子当如孙仲谋”，这就是曹操对孙权的肯定。“天下英雄惟使君与操耳！”这反映了曹操承认刘备是个了不起的人物，当以英雄相称。曹操、孙权、刘备虽然都是法家，但他们相互之间却难免不发生冲突。这又是什么原因呢？其实，说怪也不怪，在地主阶级内部从来就是党同伐异的。曹、刘、孙三人尽管都代表中小地主阶级的利益，但又分别代表了不同政治集团的利益：曹操代表中原地区的地主政治集团，刘备代表荆襄地区的地主政治集团，孙权则代表了江南地区的地主政治集团。地主阶级内部的这三个小山头分别代表着不同地区政治集团的利益。他们都要求国家的统一，但又各自认为应当由自己这个政治集团来统一全国，这就决定了他们之间必然要争权夺利，互相争斗。当他们在共同向凉州大地主头子董卓为代表的军阀集团作斗争时，有可能取得暂时的联合；而当大地主军阀集团的威胁基本解除后，他们之间的矛盾便上升到主要地位，就又处于相互争斗的境地之中，甚至最后只能用战争来解决问题。同时，由于这种争斗的孰胜孰负，往往决定于谁对法家路线推行得更彻底些，因此，他们之间的这种斗争，就其主要方面看，又在一定程度上进一步推动了法家路线的贯彻和胜利。
    从历史上看，也同样地不乏其例。战国时期，秦国成为新兴地主阶级的政治中心。秦为了统一六国而发动战争，是为了贯彻和推行法家路线，但作为秦国的对立面的也未必都是儒家。屈原即是其中一个。当时，屈原站在楚国新兴地主阶级的立场上，不愿坐视楚国为秦国所兼并，坚决主张联齐抗秦，保卫楚国。我们不能以此否定屈原是个法家。从思想上看，屈原要求变法革新的思想，同秦国的法家商鞅等人的变法思想基本上是一脉相承的。况且，楚国如果变法彻底的话，同样有可能充当秦国的角色来统一六国。所以，我们在肯定秦国的同时，就不能简单地否定屈原；同样地，在肯定曹操是法家的同时，也不能简单地否定其对立面刘备和孙权。那种“非此即彼”或者“非彼即此”的观点，形而上学的气味颇浓，同辩证法是格格不入的。
    曹操、刘备、孙权虽然都是法家，但却又不能等量齐观。有比较才能鉴别。刘备和孙权同曹操相比，无论在政治上和军事上都毕竞略逊一筹。他们对法家路线的贯彻执行都不如曹操来得坚决和彻底。曹操在打击中原地区的豪强大族时，公开颁布了“重（禁）豪强兼并之法”，对于代表豪族利益制造舆论的儒家势力，如边让、孔融之流，实行了严厉的镇压。而刘备、诸葛亮在打击豪强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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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不那么坚决和彻底。他们一方面限制和压抑豪强的兼并，另一方面为了争取大地主的支持，又部分地满足和保护了大地主的利益。如对来敏这样一个代表名门豪族利益的儒生，就一再对他采取了宽容态度。究其原因，是由于刘备在少年时曾求学于名儒卢植，受孔孟之道的影响较深，多年来的颠沛流离，使他逐步抛弃了儒家的影响，但毕竟不彻底，没有最后洗刷千净身上的儒气。至于孙权，就又不如刘备了。他对江南大族来、张、顾、陆基本上采取了包容庇护的妥协政策，在打击豪强的程度上远不如曹、刘两人。而这又反过来影响了他在政治上思想上满足于偏安江南。三人湘比，曹操无疑是其中的佼佼者。曹操所处的是中央朝廷统治地区，东汉末代旧统治集团的人物比较集中，豪族大地主的势力也很强大，反动儒生的活动自然也比较猖獗。曹操处在矛盾斗争的旋涡中，首当其冲，比较敏锐地感觉到儒法斗争的尖锐性，因此不仅在推行法家路线和措施方面比较坚决，而且也特别重视上层建筑的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他不仅懂得打仗，而且懂得文学，重视意识形态。他在改造乐府歌辞方面，就很有一番成就，而且对于诗文都能创作、批评，加以提倡鼓励。“彬彬之盛，大备于时”，在当时具有很大影响。曹操在文学史上享有较高的名望和地位，鲁迅曾给予他高度的评价：“曹操本人，就是一位改造文章的祖师。”由此看来，曹操的作为和影响，显然要比其他两人更大一些。后来西晋的全国统一政权就是在魏国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
    曹、刘、孙三人尽管各有其不同的特点，但他们对农民起义力量都同样地抱着敌视的态度。曹操一手镇压了十万余众的黑山农民义军和青州三十万黄巾军；刘备参与了大豪族皇甫嵩之流对以张角为首的二十余万黄巾军的血腥镇压；孙权呢，从其父亲孙坚到其兄孙策和他自己，父子两代三人都是镇压江南一带农民起义军的老手。在镇压黄巾农民起义过程中，曹、刘、孙三方结成了反动的同盟军。从他们这些共同的特点来看，打击豪族大地主集团，属于其共同的进步的一面；镇压黄巾农民起义军则属于其共同的反动的一面。这种特点，归根到底，是由当时中小地主阶级所处的阶级地位所决定的。
    从分析三国时期的法家人物可以看出，要对历史人物作出正确的评价，必须具体分析，恰如其分地指出他们所起的历史作用。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无产阶级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阶级，为了完成本阶级的历史使命，就要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认真总结历史上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经验，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服务。这就是我们对待历史人物应有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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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论历史上儒家对妇女的迫害
    孙乐英陆丽芬
    在我国历史上，孔学一向是迫害广大人民，特别是广大妇女的凶手。在批林批孔继续深入发展的今天，进一步批判儒家迫害妇女的罪行，对于肃清孔孟之道在妇女问题上的余毒，同旧的传统观念彻底决裂，具有很大意义。
    知女受迫害，男女不平等，这是自人类社会出现私有制和阶级分化后出现的社会现象。在原始社会，妇女同男子一样参加生产劳动，一样分享劳动的果实，男女的地位是平等的。在以妇女为氏族中心的母系社会，“民知有母而不知有父”，妇女的社会地位很高，中国古代女娲氏炼石补天的神话，就反映了当时人们对妇女的尊崇。可是，随着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出现了私有制，出现了一夫一妻制的家庭，进入了奴隶制社会。在奴隶制社会中，奴隶必须绝对地服从奴隶主的统治。这种阶级之间的不平等反映在两性关系上，就是男女不平等。正如马克思指出的：“现代家庭在萌芽时，不仅包含着奴隶制，而且也包含着农奴制”。丈夫在家庭中占据比妻子更重要的地位，而妻子则被贬低，被奴役。“妻子除生育子女以外，不过是一个婢女的头领而已”。
    孔学是我国奴隶制向封建制转变时期出现的奴隶主阶级意识形态。它为了维护崩溃中的奴隶制度，提出了一整套镇压和迫害妇女的伦理道德准则，并
    十乙
    在封建社会中经过历代儒家之徒的加工改造而益形完善，成为广大妇女的精神枷锁。历史证明：当孔学的地位被越抬越高的时侯，中国妇女的地位也就越来越低，两者形成了一个鲜明的反比。
    儒家的祖师爷孔丘是迫害妇女的元凶。他为了复辟西周奴隶制，推行“克己复礼”的反动政治路线，极力宣扬男尊女卑，鼓吹什么“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妇人，伏于人也”等谬论。到了战国时期，孟轲又提出什么“男女授受不亲”、“夫妇有别”，“以顺为正者，妾妇之道也”。他们这些谬论，是历代儒家迫害妇女的反动理论基础。但是，由于当时正处于新兴地主阶级逐步战胜没落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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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奴隶主阶级的社会大变革时期，孔丘这套迫害妇女的反动理论得不到多少人的理睬，在社会上的影响极其有限。《周礼》记载：“以仲春之月会男女，是月也，奔者不禁”。可见，当时男女谈恋爱还是自由的。
    在封建社会中，孔学的那套迫害妇女的伦理道德准则，随着儒家地位的不断升高，逐步形成为封建旧礼教。毛主席指出：“政权、族权、神权、夫权，代表了全部封建宗法的思想和制度，是束缚中国人民特别是农民的四条极大的绳索。”历代儒家之徒根据封建宗法制度的需要，对孔孟所提出的那些歧视妇女的观点不断加以改造和发展，使之成为地主阶级政权的重要支柱。在汉代，董仲舒就根据孔孟之道，系统地提出了“三纲”（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五常”（仁、义、礼、智、信）的反动理论。“夫为妻纲”被列为三纲之一，这就正式把夫权与族权、政权、神权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成为四根束缚中国广大农民的粗大绳索。
    汉代的儒家虽然提出了系统的封建礼法制度，但儒家在当时是并不很行时的。汉高祖、吕后、文帝、景帝、武帝推行的都是法家路线，男尊女卑的界限还不那么严格，妇女再嫁和自由恋爱在社会上也是被允许的。西汉时四川的卓文君是个寡妇，就曾违背父命和司马相如一起私奔出走，最后夫妇两人还一起公然回到成都街上卖酒。这不正是同孔老二开了一个不大不小的玩笑吗？后汉有个班昭，她是《汉书》编纂者班固的妹妹，此人甘心做妇女中执行封建礼法的带头羊，应汉和帝之召，编了一部《女诫》，这是最早的一部《女儿经》。但尽管如此，汉末三国时期大文学家蔡邕的女儿蔡文姬，在当了寡妇后被匈奴掳去，又养了两个儿子。后来曹操想到蔡邕年老无嗣，就以重金把文姬赎了回来，并把她嫁给一个叫董祀的人作妻，当时也没有人提出什么非议，史官还替地在正史里立传，可见当时是不讲什么“从一而终”的。就从当时的皇室来看，也不讲什么“门当户对”。汉武帝娶了个歌舞奴隶卫子夫作皇后，后来还把自己的姐姐平阳公主嫁给了奴隶出身的大将军卫青。后汉的第一代皇帝刘秀也曾经为他的新寡的姐姐阳湖公主筹划再嫁。阳湖公主看上了宋弘，刘秀便急急忙忙引见宋弘，并叫他姐姐坐在屏后听消息。刘秀满脸推笑地对宋弘说：“贵易交，富易妻，人情乎？”一心想启发宋弘与原来的妻子离婚。不料宋弘回答：“贫贱之交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皇帝碰了一鼻子灰，只得对屏后的公主说：“这桩婚事吹了！”孔学在后汉是地位开始逐步被抬高的时侯，但从公主可以改嫁这件事来看，当时孔学对妇女的统治还不那么严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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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朝以来，孔子被戴上了“文宣王”之类的头衔，越来越被拾高到了吓人的高度。随着封建统治者的尊孔崇儒，对妇女的迫害也就越来越严重。什么溺婴、妓女、宫女、多妻、纳妾等越来越盛行，严重地从肉体和精神两个方面摧残着妇女。儒家之徒为了鼓吹“男尊女卑”，宣扬“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反动理论。妇女生育时，养个儿子叫“弄璋之喜”，养个女儿就只能称做“弄瓦之喜”，把妇女看成象瓦片一样地可以丢来丢去。儒家之徒还鼓吹什么“生女如鼠”，“生女三日，卧之床下”，总之，妇女一出娘肚子起，就该低人一等。在这种社会风气的支配下，溺死女婴的现象也就普遍出现了。
    孔学所提倡的封建伦理道德是压迫者的道德。儒家之徒是一批极端虚伪无耻的两面派，他们一方面鼓吹什么“男女授受不亲”，妇女要“从一而终”，守贞节；另一方面却玩妓娶妾，荒淫无耻，做尽了坏事。唐朝的韩愈是个有名的道学家，到处替那些官僚写奉承死人的文章，骗了钱来却在家里养歌妓。至于作为地主阶级总头子的皇帝那就更不用说了。据说隋炀帝时有宫女三千，以后历代的皇帝中甚至有多到四五千的。皇宫是整个地主阶级腐朽糜烂生活的
    一个缩影。唐朝诗人白居易在《上阳人》中写道：“玄宗末岁初选入，入时十六今六十”。对于官女来说，皇宫是牢狱，是活地狱。其实，在封建社会中，大大小小的地主庄院，无一不是皇官的雏型，其中摆设着形形色色的人肉筵席，而农民的女儿则被那些脑满肠肥的地主们慢条斯理地咀嚼着，享用着。四川大地主刘文彩的庄院，就是一个活生生的证据。然而，同宋代相比，唐朝的妇女还算是有着一定程度的自由的。武则天当皇帝，就是对儒家男尊女卑的一个有力批判。鲁迅就说过：“武则天做皇帝，谁敢说‘男尊女卑’？”据《新唐书》记载，仅公主改嫁的就有三十三人之多。武则天的女儿太平公主曾经再嫁。儒家卫道者韩愈的女儿也曾经改嫁，而韩愈也并没因此而提出要求与女儿断绝父女关系。这些都说明了，当时社会上还是允许女子再嫁的。
    宋朝是我国封建社会进入下坡路而日益衰落的转折时期。反动统治阶级为了维护摇摇欲坠的统治，竭力加强和提高孔学的地位，把程朱理学奉为官方思想。在妇女问题上，更是狂热地鼓吹节烈观。然而，其间有一个发展的过程。在宋朝前期，宋仁宗时的范仲淹就允许寡妇再嫁，他自己曾因母亲改嫁而改为朱姓；儿子死去了，也不强迫媳妇守募，而把她嫁给了自己的门生。法家王安石也不理睬儒家“从一而终”的说教，曾经为自己的媳妇择婿改嫁。可是，随着理学家们的逐步得势，孔老二的地位越抬越高，鼓吹节烈之声也就愈喊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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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烈。宋朝理学家程颐、朱熹所竭力鼓吹的“俄死事小，失节事大”，就是反动统治者用来迫害妇女的一把“割头不觉死”的软刀子。正如鲁迅指出的：“由汉至唐也并没有鼓吹节烈。直到宋朝，那一班‘业儒'才说出‘俄死事小，失节事大’的话”，而那时“正是‘人心日下，国将不国'的时候”。反动统治阶级愈是走向没落，便愈要宣扬孔孟之道。在今天，莫斯科的苏修叛徒集团，台湾的蒋介石匪帮，无一不是如此。宋、明以来，反动统治阶级在全国各地为所谓节女、烈妇树立了大批贞节牌坊，规定过牌坊时“文官下轿，武官下马”，看起来对妇女煞是尊敬。其实，抬高的目的正是为了“捧杀”，贞节牌坊越树越多，妇女脖子上的绳索也就越勒越紧。丈夫活着，妻子要守节，一切服从丈夫。丈夫死了，妻子不能再嫁人，甚至还要跟着丈夫一起死。正如恩格斯指出的：“妻子便落在丈夫的绝对权力之下了；即使打死了她，那也不过是行使他的权利罢了”。清初小说《儒林外史》中，就记载了一个烈妇殉夫的故事。儒生王玉辉的女儿出嫁不久，丈夫暴病死去。王玉辉依照“三从四德”的儒家教义，极力怂恿女儿绝食殉夫。女儿活活饿死后，他竟仰天大笑，连声赞曰：“死得好！死得好！”那些知县、儒生也纷纷到灵前拜莫，请旌烈妇，称赞王玉辉“生这样好女儿，为伦纪生色”。
    无形的枷锁比有形的枷锁更坚固。孔学在精神上对妇女的摧残要比在肉体上的摧残更残酷。在封建社会中，不少妇女在思想上受了孔孟之道的毒害，往往心甘情愿充当旧礼教的牺牲品。五代时有一个寡妇，在送丈夫灵柩返家的路上，在旅馆里同人口角，手臂被推了一下，她就拿起刀来把这只手臂给砍掉了。别人问她为什么作出这样的傻事，她竟回答说：“若不砍了这手，就被男人污了”。难怪清代的戴震气愤地指出：“以法杀人，人犹怜之；以理杀人，其谁怜之？”因此，贞节牌坊是建立在历代妇女的累累白骨之上的。它凝聚着中国妇女世世代代诉说不尽的血泪冤仇，是历史上儒家迫害妇女的有力见证。哪里有压迫，那里就有反抗。儒家对妇女迫害的过程，也就是广大劳动妇女反对儒家迫害的激烈斗争的过程。劳动妇女从来就是一支极大的革命力量。在人类历史上，被压迫者的任何一次伟大的运动都少不了劳动妇女的参加。在封建社会里，广大劳动妇女反对儒家迫害的斗争是同农民起义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是农民起义斗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历史上大小数百次农民起义，无不有受剥削压迫最深的劳动妇女的参加。西汉的赤眉起义，就是由妇女吕母领导的农民起义开始的。隋末农民起义军中有一支队伍，是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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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文相同他母亲霍氏领导的。他们到处焚毁儒家经书，对孔学进行了一次大扫荡。唐初妇女陈硕真在浙江发动农民起义，自称文佳皇帝。这是对男尊女卑、“君权神授”的有力批判。北宋末年方腊领导农民起义，他的妹妹方百花在起义军中是个重要将领，后来还做了元帅。南宋末年从山东爆发的杨安儿、杨抄真兄妹领导的红袄军起义，直捣曲阜，火烧孔庙，吓得孔老二后裔“衍圣公”仓皇逃命。明朝永乐年间有妇女唐赛儿领导的山东农民起义，清初有部叫《女仙外史》的小说，就不得不承认唐赛儿所领导的起义军所向披靡，打得明朝统治者狼狈不堪。中国近代的太平天国革命，妇女参加的就更多了。太平军中有女军、女将，一直站在斗争的最前线，英勇杀敌，屡败清军。太平军提倡男女平等，禁娼妓，禁缠足，禁止买卖婚烟，狠狠打击了孔学这具精神枷锁。男女在封建社会中不平等，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依然不平等。资本主义社会的一切事物都带有商品的烙印。资产阶级撕破了封建社会家庭关系上所笼罩的温情脉脉的纱幕，把这种关系化成了赤裸裸的金钱关系。在中国，由于资产阶级在政治上、经济上同封建势力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资产阶级没有也不可能彻底地反对封建文化。中国资产阶级的文化思想，从来就夹着许多封建余毒在内，也不可能真正解决男女不平等的问题。真正的男女平等，只有通过无产阶级革命才能实现。经过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使我国社会制度发生了根本变化，广大劳动妇女得到了真正解放。她们的聪明才智，她们的革命积极性，都得到了充分的发挥。正如毛主席指出的：“时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样。男同志能办到的事情，女同志也能办到。”今天，女同志和男同志同样地参加三大革命斗争的实践，从天上到地下，从高原到海洋，从领导到群众，妇女在各种不同的岗位上都发挥了半边天的作用。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了伟大胜利的今天，我国妇女虽然在政治、经济上都得到了解放，但是，阶级斗争仍然存在，在意识形态领域内同孔孟之道以及旧的传统观念的斗争也仍然没有结束。聘礼、婚宴之类的陋习在一些人中颇为盛行，即是一例。因此，在妇女问题上批判孔孟之道，批判旧的传统观念，这是一个长期的战斗任务。无论是男同志或女同志，都要肃清自己头脑中孔孟之道的反动影响。毛主席早在三十六年前就发出号召：“须要与轻视妇女运动的观念作斗争，因为他们看不出妇女的作用，忽视妇女在革命中的伟大力量。”我们必领把妇女问题同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把它作为继续深入批林批孔的一项重要内容来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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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皇帝武具y天
    《儒法斗争史话》选载之一
    胡申生冯丹枫黄龙珍
    “武则天做皇帝，谁敢说男尊女卑'？”这是伟大的革命家鲁迅对中国历史上女皇帝武则天的高度评价。
    武则天（公元六二四一七○五年），名盟，出身寒门庶族。十四岁被唐太宗李世民召为才人。唐太宗死后，出家为尼。六五四年，唐高宗李治把她复召进宫，册封为昭仪。第
    二年，被立为皇后。六九○年，亲自登基做了皇帝。武则天是唐初庶族地主集团拥立的法家当权派。在她当权的将近半个世纪的岁月中，坚持推行法家路线，一直遭到大地主顽固势力的拚死反抗。武则天是在儒法两条路线的激烈斗争中成长起来的一位杰出的尊法反儒女政治家。
    公元六四九年，推行法家路线的唐太宗李世民去世。唐太宗在位的时候，曾经采取了
    一些措施，对士族大地主势力进行打击，但是他在这方面还做得不够彻底，特别是对那些随李渊起兵的关陇贵族，不但没有给予打击，相反还依靠了其中一批力量。因此，等到年轻的高宗李治继位，这批大地主顽固势力就蠢蠢欲动，妄图改变唐太宗的法家路线，复辟士族大地主垄断政治的局面。这样，在围绕着要不要继续建立和巩固庶族地主统治的问题上，庶族地主同以关陇贵族为代表的大地主集团展开了极为尖锐的斗争。
    唐高宗李治，史称“薄于儒术，尤重文史”，是一个具有尊法反儒倾向的皇帝。在他执政的头儿年，大权基本上掌握在士族贵戚长孙无忌和顾命老臣褚遂良等人的手中。这些人同出身于豪门贵族的王皇后串通一气，在朝内形成了一股很大的保守力量。为了摆脱豪门土族左右朝政的不利局面，继续唐太宗的法家路线，唐高宗很希望找到一个好的帮手。这样，他就很自然地看中了“素多智计，兼涉文史”的武则天。在庶族地主代表李勣、许敬宗、李义府等人的支持下，高宗决心废去王皇后，改立武则天做皇后。高宗的这一决定，在朝内引起了轩然大波。士族大地主保守集团意识到废去王皇后是一个不祥的征兆；而让出身低微的武则天当上皇后，对他们更是个严重的威胁。于是，他们蝇营狗苟地聚在
    一起“私议其事”，哀叹大祸“必由此始”；经过密谋策划，他们决心不顾一切，倾巢而出，在高宗面前“以死争之”，反对把武则天立为皇后。
    这一天，在朝廷的内殿里气氛非同往常，大有剑拔弩张之势。以长孙无忌和褚遂良为。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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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的一群大地主顽固派，在高宗面前，搬出陈腐的门阀观念，七嘴八舌地叫嚷：什么王皇后出身“名家”，“岂可轻废”；什么“陛下必欲易后，请择令族，何必武氏？”这些家伙开口“名家”，闭口“令族”，就是死死抱着一个宗旨：不许“地实寒微”的武则天做皇后！为了达到这个目的，顽固集团的骨干分子韩暖公然在朝廷上借古讽今，把武则天比作殷商的姐已和西周的褒姒，恶毒诅咒武则天是亡国的祸水，并要挟说：如果让武则天做皇后，唐王朝很快就要灭亡了。顽固集团的头月褚遂良眼看费尽口舌仍不管用，就干脆“执笏于殿阶，叩头流血”不止，在殿上大耍无赖，以辞职不干来威胁，冲着高宗大叫：“还陛下笏，乞放归田里”。面对保守势力这股嚣张气焰，庶族地主代表李勣、许敬宗等立即给予有力的回击，厉声向这些家伙喝道：天子改立皇后，“何预诸人事，而妄生异议？”在李勣等支持下，高宗不顾大地主顽固派的百般阻挠，毅然下诏，废王皇后为庶人，正式立武则天为皇后。武则天就是在这样激烈的儒法斗争中大步登上了政治舞台。
    恩格斯指出，对于封建社会的王公贵族，“结婚是一种政治行为，是一种借新的联姻来扩大自己势力的机会”。武则天所以能立为皇后，决不是象反动儒生所胡说的什么“入门见嫉，蛾眉不肯让人”，而是一个政治事件，是一场严重的儒法斗争，是庶族地主革新派战胜士族大地主保守势力的一个标志。正因为如此，所以武则天当上皇后以后，没有贪图后宫浮华安逸的生活，而是积极协助高宗处理政事，成为高宗政治上的得力助手。特别是在高宗对武则天“委以政事”后，她更是夙兴夜寐，励精图治，推行了一条坚持革新、反对倒退的法家路线，继续同以长孙无忌、褚遂良为首的大地主顽固派进行了不调和的斗争。她先后罢贬了褚遂良等二十几个大官僚，逼令骄奢跋扈的长孙无忌自杀，有力地打击了士族大地主集团，成为庶族地主集团的最高政治代表，获得了“圣后”的称誉。
    但是，一切“衰亡着的东西不愿意轻易地死去，它们要为自己的生存而挣扎，坚持自己腐朽的事业”。在武则天当政时期，大地主顽固势力对武则天的法家路线恨得咬牙切齿。他们或密谋策划于暗室，或散布流言于闾巷，时刻窥测时机，以求一逞。公元六八三年，唐高宗病逝。这些顽固分子自以为天赐良机，不可坐失，组成了以英公徐敬业、中书令裴炎为首的反动联盟，公开举起了反叛的旗号，妄图里应外合，一举推翻以武则天为代表的庶族地主政权。这时，儒法斗争又进入了一个更加尖锐的阶段。
    徐敬业是一个野心家。他曾因违法受到武则天的严厉处分。但他不思悔改，怀着“失职怨望，乃谋作乱”，收罗了一批残渣余孽、反动儒生作为党羽。一方面驱使囚徒、工匠从军，拼凑反动武装，另一方面联络中央政权内部执掌要职的阴谋家裴炎为内应，在扬州悍然发动了大规模的武装叛乱。他还雇用文人精心炮制了一篇《讨武曌檄》，对武则天竭尽了诬陷、造谣之能事，发出了“试看今日之域中，竟是谁家之天下”的狂妄叫嚣，气焰嚣张，
    不可一世。
    九重城外，烟尘飞扬。在朝廷内部，儒法两家对徐敬业武装叛乱的态度壁垒分明。那些代表庶族地主利益的革新派们，坚决站在维护统一的立场上。他们义愤填膺，群情激昂，要求武则天立即派出大军前去镇压叛乱。而以裴炎为首的大地主顽固派，却在朝廷内部造谣生事，推波助澜，充当徐敬业的内应。裴炎这个阴谋家，表面上对武则天唯命是听，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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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里心怀叵测。这次徐敬业起兵叛乱于外，他错误地估计了形势，以为武则天一定会吓得惊惶失措，便赤膊上阵，公开逼迫武则天“返政”下台，真是利令智昏到了极点。武则天面对朝廷内外反动势力的夹攻，昂然挺立，镇定自若。武则天在庶族地主集团强有力的支持下，迅速查清了这次叛乱的真相，揪出了裴炎反革命阴谋集团，审讯以后，立即将裴炎这个士族大地主的代理人斩首示众。然后亲自部署反击叛军的战略战术，派出大将李孝逸率军
    三十万“兼程南下”，以摧枯拉朽之势直捣徐敬业的叛乱据点。结果，由徐敬业、裴炎精心策划的这次武装叛乱，前后只支撑了五十几天，便被武则天派出的大军打得人仰马翻，溃不成军。叛军头目徐敬业也同裴炎一样，桌首身死，落得个身败名裂的可耻下场。徐敬业、裴炎一伙的叛乱，虽然嚣张一时，但因为他们推行的是一条分裂倒退的儒家路线，是逆历史潮流而动的，因此，必然是虚弱而短命的。而执行法家路线的武则天政权，则依然是“海内晏然，纤尘不动”，中央政权得到了进一步巩固。
    徐敬业、裴炎的武装叛乱虽然被平定了，但斗争并没有停止。武则天为了发展庶族地主掌政的大好形势，进一步在全国范围内进行改革，毅然冲破封建礼教的罗网，罢黜了庸碌无能的唐睿宗李旦，于公元六九○年亲自登位称帝，改唐为周，立称号为“神圣皇帝”。武则天的称帝，是庶族地主战胜士族地主、革新集团战胜保守顽固势力的一个重大标志。
    一个妇女敢于坐上皇帝宝座，本身就是对孔孟之道的有力批判。
    武周政权的建立，受到了庶族地主的热烈支持，曾有六万余人上表一致表示拥立武则天做皇帝，具有广泛的社会基础。而那些孔孟儒家之徒和大地主顽固派对此是十分仇视的。尽管他们一次一次地遭到庶族地主革新派的沉重打击，但仍一次又一次地死碰乱撞。他们不惜用最恶毒的语言咒骂武则天，说她做皇帝是“尤为非古”，攻击武则天“专恣”，是什么“淫刑之主”。并到处“阴结朝士”，网罗党羽，妄图扼杀新生的武周政权。武则天称帝以后，依然不向大地主集团退让半步，大力推行法治，“挟刑赏之柄以驾御天下”，运用中央集权的国家权力，严厉地慎压了宰相李元素、孙元亨等三十六家“海内名士”，使“亲党连坐流窜者千余人”，再一次挫败了守旧派的阴谋。在庶族地主革新派对士族大地主集团的斗争取得一系列胜利的基础上，武则天继续大刀阔斧地在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各个领域全面推行法家路线。
    组织路线是执行政治路线的保证。为了使法家路线得以在全国范围内贯彻落实，武则天首先通过各种渠道，大力扶植中小地主势力，扩大庶族地主的统治势力。她下令修改当时确定人们社会地位的主要依据一《姓氏录》，规定大量的庶族地主可以通过军功或作官等途径，获得很高的社会地位。另外，武则天还采用开科取士的办法，尽力提拔庶族地主人士做官。她诏令内外九品以上的官员甚至百姓都可以自已推荐请求升官或做官，并首创了殿试、武举等，大胆地从社会下层提拔了大批庶族地主出身的官员担任要职。士族大地主集团对武则天不计门第、选拔官吏的做法极度不满，上表攻击武则天的用人路线，胡说什么“今之取人，未试而遽迁”、“故文者治官，则四邪赃汙；武者治军，则庸懦怯弱”，公开要武则天恢复汉魏以来的“九品中正”之法。但武则天对大地主集团的这些攻击根本不去理睬，照旧坚定地推行法家用人路线。一时之间，在武则天周围很快聚集了一批象狄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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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杰、张柬之、姚崇、宋璟等有法家倾向的杰出人物，为巩固中央集权和保证国家统一作出了重要贡献。
    为了进一步限制、监督顽固保守势力，严防他们颠覆中央集权，武则天又采取了广开言路的革新措施，在朝廷设置“铜匦”作为检举、意见箱，“以受天下密奏”。又设“登闻鼓”，若有紧急情况，无论是谁都可直接前往击鼓，途中费用一律由官方负担，有功的还可得到奖励。武则天采取这些措施，对防止大官僚大地主反动势力的叛乱和篡权活动起了一定作用。
    “均露均霜标胜壤，交风交雨列皇畿”，武则天的这两句诗，写出了她对均田制的歌颂和赞美。在经济上，武则天认为“务农则田垦，田垦则粟多，粟多则人富”，和历史上其他法家一样重视农垦。她坚决维护唐初推行的均田制，限制大地主大规模兼并土地，保障一般地主的利益。在她统治时期，社会经济较之以前有了较大发展，全国人口由三百八十万户，增加到六百一十五万户。在对外问题上，武则天坚决抵抗吐蕃、契丹、突厥等贵族武装的侵扰，并收复了碎叶（中亚伊塞克湖西北）等安西四镇，在龟兹设置了安西都护府，巩固了西北边防，打通了曾经一度中断的通向中亚细亚的商路。
    武则天在推行法家革新措施中尤为突出的一项，便是提高妇女的社会地位。她创开女科，并让经过女科考核的妇女，三五成群地进入殿内，参加国宴。虽然这并不能改变封建制度的实质，而普通劳动妇女也根本享受不到这样的权利，但妇女赴国宴的创举，毕竟是对“男女有别、国之大节”的一个有力否定。在武则天当政的时候，妇女有在朝中当四品或五品官的，尽管这不可能有什么实权，但客观上却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妇女的社会地位。
    在思想政治战线上，武则天十分蔑视代表大地主集团利益的反动儒家。她坚持政事“不问诸儒”，“博士助教，亦多非儒士”，使当时出现了“先王之道，弛废不讲”的局面。崇儒大臣韦嗣立曾上疏武则天，哀叹“国家自永淳以来，二十余载，国家废散，胄子衰缺，时轻儒学之官，莫存章句之选”。他还污蔑以武则天为代表的尊法派是“徒以猛暴相夸，罕能清惠自勗（旭）”，要武则天放弃法家路线，“尊尚师儒，发扬劝奖”。但武则天根本不予理睬，继续对孔孟之徒进行了沉重的打击，坚定地执行了法家路线。
    武则天采取的各项革新措施，反映了庶族地主革新集团的利益，沉重地打击了士族地主守旧势力。武则天的反儒色彩远远胜过唐太宗，她推行法家路线也要比唐太宗更加坚决、彻底，这都是她“地实寒微”的阶级地位所决定的。明代法家李贽曾热情称赞武则天“胜高宗十倍，中宗万倍”，高度评价了她的历史功绩。但武则天毕竟是地主阶级的政治家，她在晚年尊崇佛教，追求奢侈享受，并且在打击旧的大地主贵族的同时，又扶植了一批新的大地主贵族。然而，就其一生来看，武则天代表了庶族地主革新集团，顺应历史潮流，勇于革新，敢于战斗，这都是值得肯定的。武则天不愧为我国历史上一位杰出的女政治家。
    (本文作者系上海工具厂、永胜金属治炼厂、新海农场的青年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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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名家是法家的同盟军
    试论公孙龙的“白马非马”说
    上海焦化厂劳初
    战国末期赵国人公孙龙（约公元前320一前250年），是名家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之
    一。名家，又称“辩者”，是以辩论名实问题为中心的一个学派。名实问题是讲概念与事实的关系的。公孙龙著有《白马论》（即“白马非马”说），现存的《公孙龙子》一书（除《迹府》篇外)就是他的著作。过去，他被人说成是诡辩家，尤其是《白马论》这一著作，竟被说成是“臭名昭著”的诡辩论。现在就让我们看看，这篇著作究竟是不是诡辩论？
    “白马非马”是讲“一般”与“个别”的关系的
    名家，战国时人称“辩者”，如庄子《天下篇》云：“桓团，公孙龙辩者之徒。”什么是“辩者”？顾名思义，就是善于论辩的人。在古希腊，所谓辩证法就是进行谈话和论战的意思。在公孙龙的《白马论》中，研究的是共性和个性的关系。它告诉我们“一般”是和“个别”不同的。什么叫“马”？这个“马”就是一般。有谁见过“一般的马”吗？没有见过。我们只见过具体的马，如大马，小马，公马，母马等各种具体的马。因为“一般的马”是从大马、小马等等各种具体的马身上抽象得来的，是一个概念。关于概念，毛主席教导说：“概念这种东西已经不是事物的现象，不是事物的各个片面，不是它们的外部联系，而是抓着了事物的本质，事物的全体，事物的内部联系了。”毛主席的这个教导，告诉我们概念是在客观事物基础上形成的，但是它和客观具体事物又不是一个东西。因此，“一般的马”并非是具体的马。就这个意义上说，公孙龙的所谓“白马非马”就不是什么诡辩的东西了。请看公孙龙是怎么说的，《白马论》日：
    “马者，所以命形也；白者，所以命色也。命色者非命形也。故日：白马非马。”
    这里的马是指一切马的特性（白也是指一切白的特性），即是“马者，所以命形也”的形，这个“形”我以为是指马的抽象的特性，就是说指“一般的马”，而不是指马的具体形状。既是“一般的马”，那就不是具体的马了，两者是不同的，所以说“白马非马”。这样就清楚的表明了公孙龙在这里说的是“一般”和“个别”的关系问题，也即是共性和个性的关系，他看到了“一般”和“个别”是有区别的，不能等同。他在另一篇《指物论》的文章中也说到，如“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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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莫非指，而指非指”，意思是说：“物”无不都有共性，而共性不同于个性。又说：“指也者，天下之所无也；物也者，天下之所有也。”这里的意思就更清楚了：共性不是具体的事物，是感觉不到的，所以是“天下之所无也”，而“物”才是具体的事物。有人问公孙龙说，你既然认为马有了颜色就不是马，但天下又没有不带颜色的马，那么说天下没有马可以吗？(“以马之有色为非马，天下非有无色之马也。天下无马，可乎？”)公孙龙答道：“马固有色，故有白马。使马无色，有马如已耳，安取白马？”这句话的意思是，马是有颜色的，所以有白马。倘使马没有颜色，就取“马”好了，何必还要取“白马”？这里就是承认有具体的白马的。接着他又说道：“故白者非马也。白马者，马与白也，白与马也。故日白马非马也。”这个意思是说，“白”与“马”是两个概念，两个不同概念相结合，就不能说是马。这里清楚地表明了，他是在论证具体的白马并非就是概念的马。虽然他的论据和论证的方法颇特别，但意思还是清楚的。这样，我们就可以弄懂《白马论》是研究概念和事实的关系问题的，也就是研究共性与个性的关系的，其中含有辩证法思想。古今讲辩证法的，确实容易被人误为诡辩或有意被歪曲为诡辩。比如“万物存在又不存在”，“乱子是坏事又是好事”，最初就有人觉得是怪论，认为是诡辩。古代具有辩证法思想的学者，如中国春秋战国时大法家邓析，就被历代反动统治阶级说成是“操两可之说”的诡辩家。究其原因，固然是由于辩证法最早起源于诡辩以及人们对辩证法知识的缺乏；然而最主要的还是由于历来的反动统治阶级，害怕辩证法（那怕是唯心的辩证法），排斥辩证法，因而歪曲和污蔑辩证法为诡辩！
    辩证法是辩证法，诡辩是诡辩，两者不能混同。但是古代的辩证法，由于历史人物的阶级局限性，不可能是彻底的，而且往往带有唯心论的成分。战国末期的公孙龙当然也不能例外。他的《白马论》虽然强调了“一般”与“个别”的区别，但没有论述“一般”与“个别”的联系。毛主席教导说：“这种共性，即包含于一切个性之中，无个性即无共性。假如除去
    一切个性，还有什么共性呢？”列宁也说：“个别一定与一般相联而存在。一般只能在个别中存在，只能通过个别而存在。”“一般”和“个别”既有区别又有联系，但公孙龙却只强调区别而看不到联系，带有很大程度的片面性。名家是新兴地主阶级的代表，归根到底，他们要受到他们那个阶级的局限性的束缚。
    名家是法家的同盟军
    公孙龙写《白马论》等著作，目的是为了明确概念与事实的关系。《公孙龙子·迹府》篇中说他：“疾名实之散乱…为守白’之论。”，又说他：“欲推是辩，以正名实，而化天下焉。”这就说明了，他写《白马论》等著作是为了正名实，以达到致治天下的政治目的的。
    名家的正名实，主张名称要随着事物的变化而变化，这也就是“知此之非此也，知此之不在此也，则不谓也；知彼之非彼也，知彼之不在彼也，则不谓也。”(《公孙龙子·名实论》)这句意谓：已经知道这个名不是指的这个东西，或知道这个名现在已不指这个东西了，就不要再称这个名了…等等。公孙龙认为，如果“名”的实质已经改变了，而还死抱住旧的“名”不放，这就叫做乱(“不当而当，乱也”)；如果“名”的实质处在它所在的位置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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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那就叫做正(“位其所位焉，正也”)。这就是公孙龙一类名家名辩思想的实质。这样，我们就可知道，名家的讲“正名实”是批判儒家的。当时社会在变革的过程中，奴隶社会原有的统治秩序已被打乱，出现了“臣弑君”，“子弑父”，“陪臣执国命”，“庶人议政”等局面。这本来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不容抗拒，然而儒家站在没落奴隶主阶级的立场上，认为这是“犯上作乱”，叫嚷什么：“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妄图用“名”来“正”已经变革了的“实”或正在改变过程中的“实”。法家则针对儒家提出的反动“正名”说，要求打破奴隶制度的传统观念，主张重新正名，以适应当时已经普遍存在的“名”存“实”亡或“名”存“实”已变的状祝。换句话说，即要根据已经变革了的“实”来定“名”，以建立和巩固新的封建制度。当时法家中提出正名问题的如管子：“按实而定名…名实当则治，不当则乱”。商鞅：“故夫名分定，势治之道也，名分不定，势乱之道也”。韩非：“审合形名”，“形名参同，上下和调也”。他们都主张名当实则赏，名不当实则罚。这就是法家和儒家在名实问题上展开的斗争！名家在这个问题上是以法家同盟军的姿态出现的。对于儒家在概念与事实关系间的种种混乱，法家着重从政治上来批判儒家的弄虚作伪，倒行逆施。而名家则着重从概念与事实关系上的混乱来揭露儒家的混乱虚伪，不可为政。名家和法家在名实问题上是一致的：法家讲正名实，是“使是名也，必有是实也”；名家讲正名实，是“使是实也，必有是名也”。两者说法不同，但意思一样。统观公孙龙的“名实”篇的宗旨，他是要“名”随着客观实际的变化而变化。这种思想观点完全适合于变革中的社会，和法家的“世异则事异”的观点相吻合。
    综上所述，儒家讲“正名”是为了维护奴隶制度。法家讲正名实，是针对儒家的“正名”，反对复辟倒退。名家讲正名实，是破除奴隶制的传统理论，站在法家一边，同样也是为确立地主阶级的统治而辩护的。这样，名家便成了法家的同盟军。但是法家是当时社会先进思想的代表，面对没落奴隶主阶级，从政治、经济与意识形态各个领域内直接展开了斗争，在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都积累了极其丰富的经验。名家则偏重在名实问题上进行斗争，在实践问题上有所欠缺，同时往往不能提高到政治路线上来认识。所以名家在理论和实践上都远不如法家，影响也远不及法家。虽然如此，关于名实问题毕竟是当时斗争的一个重要方面。因此，把辩论名实问题仅仅看作为诡辩和观念游戏，这是不从当时的阶级关系进行分析而得出的错误论断。
    今天，对于进一步弄清概念与事实的关系这个问题，仍然有其现实意义。野心家、阴谋家林彪一伙常常接过革命的口号，颠倒事实以迷惑和欺骗群众，企图达到他们不可告人的目的。因此，我们必须“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借助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这个“显微镜”、“望远镜”，普及、深入、持久地把批林批孔运动开展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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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鼓作气与连续作战
    周立安
    春秋时名将曹刿曾说过：“夫战，勇气也。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击鼓是当时向敌阵发起进攻的号令。第一次击鼓时，战士士气正盛，必须抓住这个有利时机一下子结束战斗。这就是“一鼓作气”的出典。
    战争是流血的政治。革命的人们在战场上应当具有那种一往无前、血战到底的气概。但是，千里之行，始于足下。饭要一口一口地吃，仗要一仗一仗地打，敌人总是一部分一部分地被消灭。因此，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看，从事苹命战争，既要有一鼓作气的猛劲，又要有连续作战的韧劲。这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不可偏废。
    流血的政治斗争是如此，不流血的政治斗争也是如此。过去的一年，亿万工农兵群众积极投身于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批林批孔运动，以势如破竹、风扫残云的气势，对林彪的修正主义路线及孔孟之道展开了批判。这作为一个战斗来说，确实取得了很大的胜利。但是，批林批孔运动既然是过去的阶级斗争的继续，就不可能毕全功于一役。批孔比批林更困难些。要把孔孟之道从角角落落、特别是人们的头脑中全部清除出去，确实是一桩极其艰巨的任务。只有普及、深入、持久地进行批判，方能帮助亿万群众增强分清香花和毒草、正确和错误的本领，提高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觉悟。因此，光凭猛劲是决计不够的，还必须要有韧劲。孔孟之道这种腐朽的意识形态，形成既非一朝一夕，要彻底铲除也不是一两次革命浪潮的涤荡所能完成。意识形态领域中阶级斗争的这种特，点，决定了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批判的长期性。列宁曾说：在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过程中，“每个阶段都有其根本不同的斗争情势和特殊的直接攻击目标，每个阶段都可以说是一个总的战役中的个别战斗。”过去的一年中，我们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从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总战役来看，它不过是一次个别战斗，即一出长剧中短短的一幕。要取得总战役的胜利，我们还必须在新的一年里，继续发扬连续作战、猛志常在的韧劲，马不停蹄地进行新的战斗，切切实实抓紧抓好批林批孔。
    气可鼓而不可泄。忆去岁，我们通过批林批孔运动，斗出了一派欣欣向荣的大好形势；看今朝，任重而道远，我们必须继续普及、深入、持久地把这场斗争进行下去。批林批孔的革命战鼓，将一鼓、二鼓、三鼓、四鼓地擂下去，一鼓更比一鼓响，革命的气势也将一鼓更比一鼓激昂。这里，摘引一段列宁的语录，作为这篇短文的结束：
    “这就是我的命运。连续不断的战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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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习毛主席军事著作批判林彪资产阶级军事路线
    红军四渡赤水之战
    史锋
    四渡赤水，是在遵义会议之后，毛主席亲自指挥中央红军进行的一场异乎寻常的机动
    灵活的运动战。
    遵义会议前，长征途中的工农红军，在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统治下，摆脱不了数
    十万敌军的围追堵截，面临着全军覆没的危险。遵义会议确立了毛主席在全党的领导地位，把党的路线转到了马克思主义的正确轨道上。红军又有了毛主席的英明领导，气象顿时一新，迂回穿插于敌人重兵之间，巧妙地调动敌军，使它们处处扑空，处处挨打。四渡赤水之战，为完成伟大的长征奠定了胜利的基础，是我军作战史上的一个光辉典范。
    大战娄山关，二进遵义城
    一九三五年一月，春天随着红军的脚步来到贵州。十九日，毛主席亲自指挥的中央红军，从遵义出发北上。遵义会议的光芒照得战士们心里亮堂堂，他们沿着大娄山脉的崎岖小路，向川黔边境的赤水疾进。
    隔着一座山头，就是公路，蒋介石的反动军队，正在同我们赛跑。蒋介石的嫡系薛岳纵队五个师、周浑元纵队四个师、吴奇伟纵队三个师，从江西跟到了贵州；川、黔、湘、滇四省军阀部队，也在从四面八方向我合围，企图将我军拦截和消灭在长江以南、乌江以北的
    黔北山地。
    毛主席全局在胸，多谋善断，决定乘敌人尚未实现合围时，指挥红军在泸州与宜宾之间北渡长江，与四方面军会合，建立新的革命根据地。为了实现这个目的，毛主席命令川陕根据地的四方面军以部分兵力积极南下，拖住川军主力，使敌在长江一带兵力空虚，以利于一方面军渡江；命令湘鄂川黔根据地的二、六军团向东出击，箝制敌人于长江下游，策应一、四方面军作战。
    从遵义北上的中央红军，以凌厉的攻势，连续击破敌人的拦截，离赤水河越来越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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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赤水河蜿蜒七百里，是川、黔两省边界的重要水道，也是红军向长江进军途中的一道障碍。渡过赤水河，就迫近了长江南岸。
    贵州军阀侯之担，在赤水河畔的土城，以三个团拦截我军。这支反动军队的下级军官和士兵，早在乌江战斗中就被我军打怕了，这时一见我先头部队两个营一声呐喊冲到了他们的山脚下，他们心慌腿软，掉头就跑，整营整团象水泻一样溃败下去，逃过赤水河，在对岸山坡上象一堆粪蛆一样蠕动着。我们一阵机枪扫过去，敌人就成片地翻滚下来。后来，这个在红军手下连吃败仗的反动军阀侯之担，因“剿匪不力，迭失名城”等罪名受到蒋介石的处分。二十六日，我军另一部在土城附近激战一昼夜，击退了川军的所谓“模范师”。二
    十八日，我军又打败了另一股增援的川军，胜利渡过了赤水河，进抵离长江仅儿十里的四川叙永，积极准备渡江。
    这时，敌情发生了变化。由于在四方面军工作的张国焘抗拒中央命令，不仅不向南进攻以吸引川军主力，反而放下川军不打而率师北上陕南，以致四川军阀刘湘能集中三十六个团封锁长江，全力堵击我中央红军入川。吴奇伟纵队和湘、黔、滇军各三个师分别从东、南、西南方向向我压来，再一次形成大包围。
    毛主席分析了敌情，认为继续北上硬攻，就正适合敌人的战略要求。于是改变原定的渡江计划，命令部队西进敌人设防空虚的云南省扎西（今威信）一带，把敌人甩在后面。我军在扎西地区再一次进行短期休整，大力开展群众工作，扩大红军三千多人，声威大振。蒋介石急调各路部队拚命来包围扎西地区，又造成后方空虚。特别是在桐梓、遵义间的贵州军阀王家烈的部队，都是既背钢枪又背鸦片烟枪的“双枪兵”，是最薄弱的一环。二月十
    一日，毛主席决定“避实击虚”，暂时放弃北渡长江的计划，毅然指挥红军回过头来经古蔺东指桐梓、遵义。等到敌人弄清我全军东进时，已被我远远地抛在长江沿岸了。
    我军分左、右两路回师赤水河。左路先头部队从二郎滩抢渡过河，背水迎敌，把沿河筑垒阻击我军的敌两个团打得落花流水。右路大军也胜利地从太平渡架浮桥二渡赤水河。两支劲旅分进合击，直指桐梓、娄山关。
    二十四日，我军占领桐梓。王家烈慌忙赶到遵义“督剿”，把两个师布置在遵义与桐梓之间，凭险固守娄山关。娄山关雄踞娄山山脉的最高峰，周围山峰如剑，直插云霄，中间是
    十步一弯、八步一拐的公路，真所谓“-一夫当关，万夫莫开”，是兵家必争之地。夺取了娄山关，遵义就无险可守，成为囊中之物。二十六日，中央军委命令一部主力正面猛攻，一部主力迂回两翼包围，集中全力夺取娄山关。我军乘先占山头的敌人立足未稳，飞速向娄山关左侧的制高点一点金山冲击。轻机枪射向敌人工事，手榴弹在敌人头顶上开了花，霎时间，敌军阵地烟雾弥天，我红色战士端起光亮耀眼的刺刀杀退敌军，占领了点金山。敌军死守娄山关并在各要点加修工事，连续向我军射击。将近黄昏，我军在密集的炮火掩护下，拿下儿座山头，敌人败退了。接着，增援的敌军又反攻上来，经过四次反复冲杀，并击毙一个敌军督战旅长，使敌阵一片混乱。我军随即猛攻，占领了娄山关。
    攻克娄山关之后，我军乘胜追击，二十七日傍晚，兵临遵义城下。这时，从桐梓、娄山关败退的王家烈以一部分残余部队在遵义新旧两城，用大石堵塞新城城门，凭借湘江拒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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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农红军四渡赤水战役经过要图
    1935年1月一1935年5月
    红军长征路线
    湖
    北
    红军佯攻路线
    国民党军队
    国民党军队移动方向
    四
    湖
    叙永
    水
    鸭
    风坝
    真军
    岳部
    0芷江
    南
    贵
    州
    1935,5.
    车渡
    清贵阳
    龙里
    驿江
    安顺0+一岳部
    定港
    龙街
    元谋
    紫云
    军
    武是
    明
    南
    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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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城。我军锐不可当，很快爬上新城城楼打垮了守军，在城内群众的支授下，迅速歼灭城内守兵，完全占领新城。入夜，我军又涉水过河，爬上旧城城墙，抢占敌人的三个碉堡和八挺机枪组成的阵地，控制了整个遵义老城。王家烈把两个师丢得一千二净，只带着少数随从和残卒仓皇出逃，极为狼狈。
    当我军再攻遵义时，蒋介石急令周浑元、吴奇伟两纵队远途驰援。毛主席决定乘我娄山关大捷的军威，打掉敌人的援兵。二十八日拂晓，军委命令一、三军团各派一团兵力分两路向懒板凳、鸭溪方向迎敌。规定：中途遇敌后，采取宽正面的运动防御战术，节节抵抗，将敌人引至遵义城外，构筑工事，依山固守，坚决把敌人揪住，以利我主力从两侧突击歼敌。中午，我军即与吴奇伟的两个师激战于遵义城南的红花岗一带，反复争夺老鸦山制高点。黄昏时，我军全线反击，霎时军号声四起，山鸣谷应，敌人陷入我军包围。敌司令部所在地忠庄铺被我攻占，吴奇伟向懒板凳方向逃跑，敌军慌乱动摇。我军从红花岗居高临下，猛冲下去。敌人象茅坑内的蛆虫一样，蒙头转向，到处乱撞，漫山遍野都是溃兵，连我军后勤人员和伤病员都抓到很多俘虏。就这样，我军一直追到乌江北岸。吴奇伟逃过乌江之后，眼看红军快要追到，保命要紧，也就顾不得余部，立即砍断浮桥索链，使尚未渡江的一千八百多人以及大批辎重武器，完全被我俘获。
    从二渡赤水河到再占遵义城，共歼敌二十个团，缴获很多。这是中央红军长征以来第
    一个大胜仗。它提高了红军在川、湘、云、贵四省的威望，也减轻了二、六军团的困难，鼓舞了各根据地广大军民的斗志。各军团分别举行了隆重的大会，庆祝我军大捷，颂扬毛主席战略方针的胜利。广大指战员回顾长征初期，在王明路线统治下，只走不打，处处受制于敌，每天都被狗咬着的被动局面，再对照遵义会议以来，在毛主席军事路线指引下，走得利索，打得漂亮，节节胜利的情景，衷心感到“这是毛主席运动战的灵验啊”！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红军指战员们满怀着胜利的信心，又继续战斗了。
    迂回甩敌，再破乌江天险
    我军突破敌人的围追之后，要转移到新的地区建立革命根据地，摆脱被动局面，恢复主动地位，斗争还是极为艰巨的。被敌逼迫到被动地位的事是常有的，重要的是要迅速地恢复主动地位。
    大战娄山关，再占遵义城，吓破了敌军的狗胆，也使蒋介石更加坐立不安。这个志大才疏的大独裁者，认为走狗们不行，必须“御驾亲征”，于是怒气冲冲地在三月二日飞到重庆，亲自“督剿”。他搬出第五次“围剿”的老法宝一碉堡主义，调兵遣将，采取碉堡推进、步步为营的故伎，妄图围歼我军。毛主席洞察其奸，将计就计，故意在遵义地区徘徊寻敌，诱使敌人更多的围集，以利我军摆脱强敌尾追。按照毛主席的指示，我军一部在遵义、桐梓间挡住北面之敌；主力则在遵义以西的鸭溪、枫香坝、白腊坎一带寻敌作战。蒋介石摸不清我军的战略意图，错误地估计我军“大的方针未定”，认为此地多横断山脉，大部队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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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宜集中，我军只能“化整为零，去打游击”，围歼我军的时机已到，于是进一步命令敌军向遵义地区逼进。这正适合了毛主席的战略意图。十一日，毛主席率领红军甩开敌人西进，十
    五日占领了仁怀（今中枢）。十六日，由茅台三渡赤水河，再入川南。这时，蒋介石堡垒主义的美梦落空，以为我军又要北渡长江，慌忙重新部署，急调薛岳部到川南堵击，严令川军在叙永一带固守，并组织川、黔、湘及吴奇伟、周浑元等部组成五路纵队，从桐梓以北齐头向仁怀一带压过来，又调滇军从毕节尾追。同时，在遵义以西、赤水河以东地区大筑碉堡群，布成大包围圈，妄图使我军“自投罗网”，“一网打尽”。
    当敌人的部署将成未成之际，我军以一个团伪装主力，继续向川南古蔺、叙永方向前进，迷惑敌人。我主力则乘敌人后方空虚，回师东进。二十一日，在茅台西北的太平渡第
    四次渡过赤水河，于数十万敌军的空隙间穿插急进，再经枫香坝到达乌江北岸，把尾追的敌人全部甩在后边。
    天险乌江又一次拦在红军面前，江面水流湍急，对岸是百尺悬崖，敌人就扼守在悬崖上。二十九日午夜，狂风大作，雷雨交加，江水咆哮。我先遣团一个排在风雨掩护下乘坐竹筏悄然到达对岸，攀着野藤飞身上崖，消灭了敌守军，控制了渡口。天亮后，迅速渡完了
    一个师。三十一日，除红九军团奉命留在鸟江北岸以迷惑和牵制敌人外，我大军主力在多处架设浮桥过了乌江，浩浩荡荡向贵阳方向长驱直进。
    毛主席的灵活机动的运动战术，弄得蒋介石晕头转向，处处被动，连连挨打。儿十万人马被我丢在乌江以北地区，宣告了蒋介石坐镇重庆“督剿”的失败。二十四日，蒋介石又急忙飞到贵阳，去“亲自部署”，“统一指挥”。当然，其结果，仍然只能是把主力“集中”起来，听从毛主席的调遣。
    徉攻贵阳、昆明，巧渡金沙江
    由于乌江以南的敌军主力被我引诱北上，我军渡过乌江以后，所向披靡，如入无人之境，马不停蹄，直逼贵阳城下。
    我们可以人工地造成敌军的过失，例如孙子所谓“示形”之类（示形于东而击于西，即所谓声东击西)。毛主席为了西经云南实现北上的战略目标，再一次运用了声东击西的妙计，迫使蒋介石按照我们的意图调遣兵力。毛主席部署我军一部出击瓮安、黄平方向，佯作东进湖南，同时摆开阵势，做出要进攻贵阳的样子。毛主席指出，只要能将滇军调出来，就是胜利！
    这时，坐镇在贵阳的蒋介石，因守敌仅有一个师和一个宪兵团，急得象热锅上的蚂蚁，既要力保贵阳，又怕我军东出湘西与二、六军团会师，手忙脚乱，把部队乱调一气。他急令湖南军阀何键督师围攻我二、六军团，调主力薛岳部会同湘、黔、川军在黔北、黔东、湘西布防，以拦阻我军东进；同时急令湘军两个师到息峰，电令云南军阀龙云部队日夜兼程赶赴贵阳“保驾”。敌人象捅了窝的马蜂一样，慌慌张张，乱作一团。可是色厉内荏的蒋介石还故作镇静，替部下打气，狂妄叫嚣：“共军已陷于我天罗地网之中，我们就是要穷追猛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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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使其有喘息机会。”正当贵阳守敌空虚，蒋介石要战无兵、要逃丢脸之际，我军“飞将军自重霄入”，突然包围龙里，进抵离贵阳只三十里的谷脚，把奉命刚刚调来的滇军打得抱头鼠窜，并一度打到贵阳机场和距贵阳仅十余里的黄泥哨等地。吓得宋美龄慌慌张张在厕所里销毁军用地图，急得蒋介石丧魂落魄，惊呼“真犯关，柴急煞”，向各路敌军发出十万火急电报，指令不分昼夜，驰援贵阳，以保狗命。
    “敌军调动忙乱，举措失当，两军优劣之势，也就不同于前了。”蒋介石在贵阳慌作一团，云南军队抽调一空，实现了毛主席调出滇军的目的。四月九日，我军主力绕过贵阳，越过湘黔公路，急进云南。当我军甩开敌人之后，象插上了翅膀，一天就走一百二十余里。
    十二、十三两日连克三个县城。这时，蒋介石如梦初醒，发现我军西进云南，急调薛岳和滇、黔、湘、柱各军，到贵阳西南的安顺、长寨、紫云、罗甸、册亨等地，妄图阻拦我军西进。但是，由于我军行动神速，十五日安渡北盘江。接着又占贞丰、安龙、兴仁、兴义等县。等敌军赶到，我军已远走高飞，敌人只好眼巴巴望着我军开进云南。蒋介石为了掩盖指挥无能，还打肿脸充胖子，说什么由于他的“坐镇和调动神速，红军才不敢攻贵阳”，真是无耻之尤。我军进入云南之后，如果直趋金沙江岸，敌人会很快赶上。于是分两路西进，迭克沾益、马龙、寻甸、嵩明等县，威逼昆明。由于滇军奉命倾巢东调，后方空虚，龙云心惊胆颤，除向蒋介石呼救外，急令各地民团驰援，使各地兵力抽调一空。中央政治局及时分析了形势，认为我军经三个多月的机动作战，转入川西创立新的革命根据地的方针已有实现的可能，决定乘“追敌在我后侧”，“金沙江两岸空虚”的有利时机，迅速渡江。二十九日，中央军委发出了《关于我军速渡金沙江在川西建立苏区的指示》。
    金沙江穿行在高插云霄的深山狭谷之间，两岸都是悬崖绝壁。江面宽阔，渡口两岸也有三百至六百公尺距离，水流湍急，波涛汹涌如万马奔腾，声闻数里，形势十分险要。两岸敌军虽然空虚，但敌人已急调驰防，命令破坏船只，封锁交通，防止我军渡江。我军如不能迅速抢渡，就有被敌人压在深谷中歼灭的危险。敌我双方都在抢占渡口。我军遵照毛主席的部署，五军团在昆明城外摆开阵势，制造攻城云梯，做成进攻昆明的姿态。蒋介石慌忙赶到昆明督战，从贵州空运兵马增援昆明，并派飞机侦察我军行动。我一军团奉命继续向西急进，经武定、元谋，直趋金沙江上游的龙街渡口。此处江宽，敌机可以低空骚扰，不便渡江，乃伪装架桥。敌人以为我军在此渡江，蒋介石又急调薛岳等部追击，妄图围攻我军于元谋地区。按照毛主席的调遣当敌军集中在昆明、元谋地区之时，我军分两路直趋金沙江下游，三军团奔洪门渡（今驿江），军委干部团抢占绞车渡，五军团转为殿后掩护。
    五月一日，军委干部团在绞车渡抢渡金沙江成功。二日晨，除留一个连队维持渡口外，其余攀越险恶山峰，进攻通安，歼川敌两个团，巩固了渡口，于是一、三、五军团集中在绞车渡过江。第四天，敌军约五个团尾追而来，被我后卫部队打个措手不及，退至团街固守待援。我军在渡江司令部的极其严密的组织下，利用七只小船，镇静面有秩序地，不失一人
    一马，全部胜利渡过了艰险的金沙江。第二天，敌人大队人马赶到，渡船已被我烧毁，红军已无影无踪，只好望江兴叹，徒唤奈何！我留在乌江北岸阻击敌人的九军团，胜利地完成了牵制敌人的任务后，也在巧家附近安然渡过金沙江。渡江后，我军沿川康边境继续向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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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军。
    金沙水拍云崖暖。我军在毛主席的英明指挥下，全部巧渡金沙江，跳出数十万敌人的包围圈，取得了战略转移中的主动权，这是完成震惊中外的长征的关键。
    毛主席亲自指挥的四渡赤水河战役，充分体现了毛主席运动战的伟大战略思想。在数十万敌军围追堵截的情况下，我军大踏步地前进，大范围地迂回，高度机动灵活，争取有利时机，集中优势兵力，在运动中大量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从被动转化为主动，取得了战略转移中的决定性的胜利。但是，“正确的政治的和军事的路线，不是自然地平安地产生和发展起来的，而是从斗争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红军四渡赤水河战役中，毛主席的革命军事路线同王明、林彪机会主义军事路线展开了激烈斗争。就在遵义会议以后，资产阶级阴谋家林彪还多次抗拒毛主席的命令，坚持逃跑主义路线。一月底，红军一渡赤水河后，由于敌情变化，毛主席、中央军委决定改变原定在泸州与宜宾之间北渡长江的计划，采取在川、滇、黔边区机动作战的战略方针，命令林彪率一军团向扎西集中。可是林彪却违抗命令，带了部队越走越远。军委在二月初多次向林彪重申向扎西集中的必要，林彪仍然表示抗拒，却相反要军委和主力向北集中去靠近他。直到军委第六次严厉批评林彪，令他率部返回，他才不得不向指定地点集中，但已在敌人向我合围的严重时刻拖延了整整四天时间。
    在我军二渡赤水河，造成有利战机后，毛主席作了再次解放遵义的正确部署。但林彪对形势作了右倾分析，夸大困难，向军委讨价还价。最后，在毛主席、中央军委的坚持下，林彪才被迫执行命令，按规定时间向娄山关之敌发起进攻。此后，我军继续在高度机动的情况下，连续作战，四次渡过赤水河，林彪又散布流言蜚语，污蔑这样打法是兜来兜去兜圈子，会“拖垮部队”，竭力攻击毛主席和军委。他伙同彭德怀刮起一股反对毛主席在中央军委的领导的妖风；叫嚣“现在的领导不成了”，阴谋策划篡夺党权、军权，直到五月中，党中央召开会议，毛主席对他们这种活动进行严肃批判，林彪才被迫收敛。这一系列的情况表明，在贯彻毛主席的无产阶级军事路线的过程中，斗争从来都是十分激烈的。四渡赤水战役的胜利，正是毛主席的无产阶级军事路线战胜王明、林彪资产阶级军事路线的伟大胜利！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在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英明统率下，我军渡过金沙江之后，以新的更加高昂的战斗姿态，高唱“金沙江的流水哗哗响，红军胜利地渡过江，蒋介石吓得大惊慌，帝国主义没主张”的渡江歌，又踏上了胜利的征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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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胸有全局
    学习毛主席军事思想的一点体会
    李关良王耀坤孔幼贞
    战争的胜负，工作的成败，关键在于指挥员是否着眼于战争的全局。毛主席告诉我们：“战争的胜败的主要和首先的问题，是对于全局和各阶段的关照得好或关照得不好。”学习战争全局的指导规律，用心去捉住全局性的东西，就能处理好有关全局的重要关节，赢得革命战争的胜利。
    战争的全局是一个战略性的东西，它不是各个战役、战斗各个局部的简单总和，而是从整体上反映了成争的本质和规律。局部服从全局，这是进行革命战争必须遵循的一个原则。为什么呢？因为“局部性的东西是隶属于全局性的东西的”。一次战役、一次战斗，对于整个战争来说，都是一个局部，它是实现战略目标的一个环节。指挥作战的行动，都必须从战争的全局出发，把局部的计划、行动和全局联系起来，坚持在局部服从全局的原则下，使整个战役取得统一的步调和行动。“一切行动听指挥”，就是局部服从全局这一原则的高度概括。抗日战争时期，我军各个作战部队的指挥员，坚决执行了毛主席制定的战略上的内线的防御的持久战和战役上的外线的进攻的速决战，及与此相适合的一整套的具体方针，才打败了日本侵略者。如果各个局部不服从各个时期的战略，擅自行动，必然损害全局。坚持局部服从全局，就能从战略的高度，看到战争中各方面的联系，认识和处理战争中遇到的各种问题，使师、团、营、连、排的动作，在战略目标下统一行动，步调一致，去夺取胜利。打仗要局部服从全局，做一切工作，不管是工业、农业、商业等各个部门，也都必须局部服从全局。只有这样，我们每个地区、每个局部才能有共同的出发点，行动才能统一，步调才能一致。
    战争的全局不是抽象的，它是由战争中的各个局部所组成的。战争全局目标的实现，有赖于战争各个阶段、战役、战斗以及各个部门去完成。局部的胜利转化为全局的胜利，是有条件的，这个条件就是要发挥局部的积极性。中国革命战争开始时，刚诞生的红军是处在劣势和被动地位。这种全局的劣势和被动是怎样改变的呢？就是我军在毛主席的领导下，通过发挥许多局部的积极性，才由全局上的劣势变为全局上的优势，由全局上的被动变为全局上的主动，最后打败了蒋介石八百万军队，夺取了全中国的胜利。辩证唯物论认为，全局高于局部，而局部又作用于全局，影响全局，全局的胜利要通过发挥局部的积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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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实现。因此，充分发挥局部的积极性是指挥员能动地争取战争胜利的行动。
    局部的积极性必须在全局统帅下去发挥。指挥员发挥局部的积极性应表现在能够“熟识敌我双方各方面的情况，找出其行动的规律，并且应用这些规律于自己的行动”。这种积极性有利于战争的发展和胜利，是符合战争发展规律的，你发挥得越大越多，战争主动权也就越大，胜利的到来也就越早。与此相反，那些机会主义者在军事上搞冒险主义，提倡“全线出击”，“两个拳头打人”，鼓吹“不要怕情况不清楚”，“不管三七二十一”地“猛打猛冲”，推行打“硬拚仗”、“莽撞仗”，看来似乎很有点“积极性”，然而，这种违背战争发展规律的所谓“积极性”，实质上是对革命战争的一种破坏性。你发挥得越大越多，损失就越大，失败就越惨。我们一定要吸取我军战争史上的经验教训，各个部门，每一局部，都要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指引下发挥积极性，反对和防止不从全局出发的“积极性”。
    要关照好全局，就是要抓决定全局的关键性的“一着”。战争中的各个局部，它们所起的作用不是并列的，而是有重点和一般之分。因此，指挥员“应当把自己注意的重心，放在那些对于他所指挥的全局说来最重要最有决定意义的问题或动作上”，战争史上往往有在连战皆捷之后吃了一个大败仗以致前功尽弃，也有在吃了许多败仗之后打了一个大胜仗因而开创了新局面的。这里所说的“一个胜仗”和“一个败仗”，都是战争中的重点。要抓住重点，指挥员就要运用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在错综复杂的许多矛盾中，用全力找出对战争起决定作用的主要矛盾。只有捉住了这个主要矛盾，才能掌握整个战争的主动权，为赢得战争的胜利创造条件。解放战争进入第三年以后，毛主席从战争的全局出发，首先发起了辽沈战役，先打锦州，这就是抓住了重点。攻占了锦州，就切断了敌人三点之联系，使敌人处在孤立无援的境地，并关上东北大门，将东北蒋军就地歼灭，使全国战局进入了一个新阶段。把注意力的中心放在打锦州上，这对整个战役的全局来说，正是抓住了主要矛盾，是毛主席全局在胸而投下的最重要最有决定意义的一着好棋子。在战争中如果平均使用兵力于各个局部，不抓关键，就会陷入被动，只有抓住关键，才能牵一发动全身。同样，干任何工作也都要抓住重点，农业的发展要抓住以粮为纲，工业的发展要确保重点工程，基本建设的进行，要保证重点项目投产。“总之，一个原则，就是注意于那些有关全局的重要的关节”。
    抓重点，不能丢掉一般。重点和一般是有机的组成部分。战争中的各个局部是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为了保证重点战役的胜利，就需要有其它一些部队的配合，没有“配角”的有力配合，重点也就没有保证。辽沈战役中配合锦州重点战役的塔山阻击战，虽然对于锦州战役来说，它是次要的，配合的，但如果没有这次阻击战，截击敌人从葫芦岛向锦州增援的九个师，就不可能迅速攻克锦州。打仗是这样，做其它各项工作也都是这样。你只想抓机器设备，不兼顾零件修配；只重视抓粮食生产，不考虑农林牧副渔的全面发展；只顾发展重工业，不照顾轻工业，等等，都是不行的。只抓重点，丢掉一般，结果因重点没有一般的配合，重点也就抓不住，抓不好，影响全局。我们只有在抓重点的同时，兼顾一般，才是对照顾全局的全面理解。
    局部服从全局，就要正确处理好局部与全局之间的矛盾。局部和全局的矛盾，表现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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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局部利益和整体利益，暂时利益和长远利益之间的矛盾。在战争中则表现为牺牲和保存、进攻和退却，以及一城一地的得失和歼灭敌人有生力量等等的矛盾。这些就是局部的得和全局的失，或局部的失和全局的得的矛盾。当局部利益与全局利益发生矛盾时怎么办？毛主席教导我们：“如果某项意见在局部的情形看来是可行的，而在全局的情形看来是不可行的，就应以局部服从全局。反之也是一样，在局部的情形看来是不可行的，而在全局的情形看来是可行的，也应以局部服从全局。”这就是顾全大局的行动准则。局部与全局既是矛盾的，又是统一的，全局的利益总是通过正确处理局部与全局的关系得到实现。如果只看局部，看不见全体，只看见一个部队、一次战斗的局部利益，看不到战争的全体的根本利益，看不到整个战场的全局，就不可能完成革命战争的伟大任务。
    在革命战争中，遇到局部可行而全局不可行的情形，应坚决不干，按照全局的战略部署行事。平津战役初期，我军集中优势兵力，分别包围了保定之敌和华东敌军杜聿明兵团余部，从局部来看，立即歼灭该二处之敌是完全可行的，但从全局战场来看，为了不惊动平津之敌使其从海上撤走，则以暂时“围而不打”为有利。这样，从局部看来，延误了歼敌时间，然而却换来了全歼平津之敌的战机，加快了战争发展的速度。局部的暂时的放弃某些“得”，正是为了全局的更大的“得”。在另一种情况下，局部不可行而全局可行的事情，就要坚决地去干。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后期，红军撤离了江西红色根据地，实行战略上的大转移，这从江西根据地的局部来看是不可行的，会给人民带来种种损失，但从全局看，却使红军摆脱了被动局面，保存了人民武装的革命种子。如果没有江西根据地暂时丧失的代价，就不能换来红军的发展壮大，以致最后取得抗日战争和全国解放战争的胜利。一句话，遵循局部服从全局的原则，不仅顾全了全局的利益，最终也是符合局部的根本利益的。而拚命主义者，没有通观全局，仅从一局部出发，不愿把今天的利益和明天的利益，部分的利益和全体的利益联系起来看，这是“军事上的近视眼”，曾使革命战争受到损失。我们做工作要防治这种“近视眼”，要站得高，看得远，顾大局，识大体，不被“巴掌山”遮住视线，不为局部的狭隘眼界所限制，不为局部的小天地所左右。
    切为革命战争的全局利益着想，就既要看到各种有利条件，又要充分估计到前进道路上的严重斗争和可能遇到的各种困难。我国的革命战争是在敌强我弱的极端困难条件下，用小米加步枪对付蒋介石的飞机加大炮的，但是战争中的现存的一些困难条件，是可以通过指挥员的主观能动性，创造条件，促使困难向顺利转化，推进战争形势的发展。“又发展又困难，这就是矛盾。任何矛盾不但应当解决，也是完全可以解决的。”尽管右倾机会主义者惊呼敌军“战斗力强”，“很难打”，“条件不成熟”，但胜利的事实早驳倒了这种畏敌如虎、无所作为的谬论。由于我军胸怀全局，就能以排除万难，不怕牺牲，一往无前，勇敢战斗的革命精神，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胜利。今天，我们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也要经过严重的斗争，也会遇到这样那样的困难。如工业生产要上去，就会碰到原材料的缺口，劳动力、设备、场地不足等困难。但只要我们立足于七亿人民这个全局，一切为革命利益着想，发扬革命战争中指挥员勇敢指挥作战的战斗作风，那么就能调动广大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战胜前进道路上的一切困难，推动革命和生产向前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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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坚持战争的全局观点，必须同闹独立性的错误倾向作斗争。闹独立性，是对革命全局利益的一种极大破坏。指挥员应无条件地服从命令，听指挥。局部擅自行动，不顾全局命令，必然是破坏局部与全局的统一。张国焘从争个人兵权开始，发展到另立伪“中央”，自称“主席”，最后闹到叛党，做特务去了。林彪鼓吹“你有千条计，我有老主义”，就是对抗我军的统一战略方针，搞他的那一套独立王国，死抱“老主义”破坏全局利益，分裂党，分裂军队。机会主义者闹独立性，争个人兵权，目的是要把军队“统一”到敌人的“司令部”里去，为地主资产阶级的“全局”利益效劳。闹独立性的人，他们的眼睛只看得见他自己那个小山头、小集团的利益，看不见党和人民的全局的利益，而且把局部的利益看得高于一切，总希望全局的利益去服从他们局部利益。闹独立王国的“这种状态，给予革命利益的损害，极为巨大”。我军就是在同闹独立性的机会主义者的斗争中，使毛主席制定的战略方针得到贯彻。我们要维护全局利益，必须继续同种种闹独立性的现象开展斗争。
    能不能坚持全局观点，使自己的行动服从于战争的全局，归根到底是一个立场问题，世界观问题。听毛主席、党中央的命令，服从党对军队的统一指挥，顾全战争的大局，这是我们的指挥员无产阶级的本质所决定的。无产阶级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最先进的一个阶级，代表这个阶级的军队的指挥员，把解放全人类作为最大的全局观念。在这个世界观的指导下，我们的军队在战争中，就表现出那种不畏强敌，不怕任何困难、曲折，甚至不惜牺牲自已的大无畏的战斗精神。相反，那些机会主义者在战争中向党闹独立性，搞分裂，这是因为他们是站在资产阶级的立场上，用资产阶级的世界观看待一切，处理一切。资产阶级也有他们阶级的“公”字观，也强调他们的整体利益。但他们的“公”字，实质上是最大的私字。国民党反动派军队的指挥员，在同我军作战中，虽然顽固地为维护他们本阶级的统治向我拚命顽抗，调兵遣将，增援主力，但当将被消灭时，为了保存自己的实力，都各自叫城“向我靠拢”，这正是资产阶级本质的反映。我们无产阶级要坚持全局观点，就要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不断改造主观世界，同传统的私有观念实行彻底的决裂，这样，无产阶级的全局观点才能牢固树立。
    照顾全局，服从全局，必须要团结。革命事业中的部分和整体的关系，是通过这个部分和其它部分的关系表现出来，这就决定了各个部分之间的关系是团结、互助的关系。所以，团结是局部服从全局的基础，是保证战略任务完成的前提。革命战争的胜利，是全体指战员在党的领导下，团结一致所取得的。没有局部与局部之间的团结，就没有革命战争的胜利，就没有一切工作的胜利。各个部门，每一局部工作，必须从革命大局出发，互相尊重，互相帮助，互相支援，把团结问题提高到革命全局的高度来考虑，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这个全局作出更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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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溪济问题研究
    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对话
    当前，一场新的经济危机的风暴，正在猛烈地冲击着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它已经引起并且将进一步引起帝国主义国家的政治危机、社会危机，震撼着百孔千疮的帝国主义制度。正如列宁说的，“帝国主义是无产阶级社会革命的前夜。”(《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研究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揭露帝国主义，批判修正主义，对于进
    一步认清资本主义制度的反动、腐朽本质，进一步热爱我们无比优越的社会主义制度，都是重要的。这本“对话”，是根据许多工农兵理论小组在研究中所提出的问题，组织大家讨论后写成的。它可以说是一份关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问题的讨论记'录。
    一、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是生产过剩的危机
    甲：当前资本主义世界出现生产下降、市场萎缩、银行倒闭等现象，有人说这是经济危机，有人说不是，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乙：我认为现在美国、英国、西德、日本等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都在爆发经济危机。这些国家的大资本家、政府首脑，以及他们的经济学家，都害怕“经济危机”这个字眼。有的说这是“异常萧条的、不景气的经济状况”。有的说，不是经济危机，是“经济衰退”。也有的不得不承认“当前世界的危机是一一场持久的危机”。不管他们承认还是否认，事实就是一场经济危机，因为它们都具有经济危机所特有的共同点，这就是“生产过剩”。危机一来，首先是市场萧条，营业清淡，仓库里的商品堆积如山，卖不出去。从最近透露的材料来看：美国一九七四年十月销售的小汽车比前一年同期减少了百分之二十八。商品库存总额到
    一九七四年七月份达到二千四百多亿美元，比前一年同期增加百分之十五。英国，在一九
    七三年底的工业库存就比前一年同期增加了六点八亿傍。小汽车、洗衣机、电视机等商品销路大减。单是伦敦一地，就有十万套新建住房空关在那里卖不出去。日本自一九七四年二月以来，工矿业产品库存率指数连月大幅度上升，八月达到百分之一百三十一（以一
    九七○年为一百)，创战后最高纪录。其中，汽车库存量已超过正常库存量的一倍，达一百万辆以上。电视机库存量已超过正常库存量的两倍。铝锭库存量从一九七四年一月到九月已翻了一番。略举数例，可见一斑。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危机爆发的现象尽管很多，但它们都是从危机的基本特征“生产过剩”中派生出来的。所以说，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是生产过剩的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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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甲：有人说，生产过剩，就是说生产出来的东西多了。生产出来的东西多，怎么会出现危机呢？这个问题怎么在道理上说清楚呢？
    乙：在资本主义社会里，生产出来的东西多了，到一定时候就会出现生产过剩。生产过剩就好象一串鞭炮上点着了火药线，必然要引起一连串的连锁爆炸。由于生产过剩，各个资本家之间争着把自己仓库里的商品抛售出去。这就要迫使那些实力较弱的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纷纷破产倒闭。美国一九七四年上半年企业破产数已达五千一百八十家，比前一年下半年增加百分之十五点八。英国一九七四年上半年宣告破产或清理的企业达四千二百多家，比前一年同期增加九百多家。日本一九七四年头十个月企业倒闭数达九千三百五十家，比前一年同期增加百分之四十五点六，超过上次危机时期即一九七
    一年全年的倒闭数。西德一九七四年头九个月破产企业数为五千五百多家，比前一年同期增加百分之四十二，达到战后最严重的程度。有的企业虽然勉强开门，但是严重开工不足。如美国一九七四年以来，开工率连续下降，到同年第二季度下降到百分之八十点
    六，那就是说，有将近五分之一的生产设备被闲置着没有投入生产。企业倒闭，开工不足，资本家必然首先从工人头上开刀，大批解雇工人，造成大批工人失业，流浪街头。美国失业工人逐月增加，一九七四年九月为五百三十万人，十月增加到五百五十万人，十一月已冲破了六百万人的大关，失业率已高达百分之六点五。英国失业工人一九七四年十月已达六十二万六千，达到了战后历次危机中的最高峰。日本一九七四年十月份失业工人急剧增加到七十五万人，同前一年同期相比，增加了二十一万人，失业增长率上升了百分之
    四十二。西德失业工人一九七四年十月底达到六十七万人，比同年九月增加了百分之二
    十一。
    销售困难，企业倒闭，开工不足，又必然促使生产大幅度地下降。一九七三年十一月份以来，美国工业生产到一九七四年十一月份下降了百分之四点三，其中汽车生产十月份比前一年同期下降百分之三十二，住房建筑一九七四年第三季度比前一年同期下降百分之三十。日本工业生产到一九七四年八月份比一九七三年十月份下降了百分之九点六，其中汽车生产已下降百分之二十，机械工业已下降百分之二十五以上，纺织工业则下降百分之四十以上。英国工业生产一九七四年一月比一九七三年十月下降了百分之十点二。西德工业生产一九七四年七月份比一九七三年十一月份下降了百分之十七点三。企业倒闭，开工不足，还必然要促使银行破产，股票价格下跌。美国第二十家大银行一纽约富兰克林国民银行已于一九七四年九月份被迫宣告破产，西德最大的私人银行之一赫尔施塔特银行在一九七四年六月被迫宣告破产，在欧美引起了巨大的震动。英国出现了许多所谓“边缘”银行，如苏格兰的英国商业银行由于存户纷纷提取存款，正处在破产边缘，只得被英国国民格林德莱银行收购；英国最大的金融组织之一杰塞尔证券公司，
    一九七四年十月承认资金周转失灵，发生困难，要求伦敦股票市场停止买卖它的股票，也处于破产边缘。一九七四年十一月，美国道琼斯三十种工业股票价格指数比前一年一月最高点下跌了百分之四十四，这是一九二九一一一九三三年危机以来最厉害的一次股票价格大暴跌。同年十二月十一日，英国伦敦三十种主要工业股票价格同年初相比，降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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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百分之五十六，达到了二十年来的最低点。
    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不论在哪一个国家爆发，在经济生活的各个领域里，大体上都要出现这样一些现象：企业大批倒闭，失业人数增加，工业生产下降，市场萎缩，股票价格下跌等等。这些现象，都是由生产过剩直接或间接引起的，是生产过剩在社会经济生活其他领域里的表现。当前，在美、英、西德、日本等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中，这些现象都已出现，而且在逐步加深。这些事实，充分证明了“帝国主义者业已陷入不可解脱的危机之中”（毛主席：《在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上的讲话》)。有些帝国主义分子为了自欺欺人，闭眼不看事实，拚命否认已经陷入严重的经济危机之中，这完全是痴人说梦，白费心机：
    甲：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既然是生产过剩的危机，那末，他们生产出来的东西是否真的太多了呢？是否真的是粮食多得吃不了、衣服多得穿不了、房屋多得无人住呢？乙：决不是这样！关于资本主义生产过剩的真实情况，早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就已有过生动的描写：
    一个煤矿工人的儿子问妈妈道：
    “现在天气这样冷，你为什么不生火炉呢？”妈妈答道：
    “因为我们没有煤。你爸爸现在失业，我们没有钱买煤。”“妈妈！爸爸为什么失业呢？”“因为煤炭生产太多了。”
    美国煤矿工人家庭中的这一段对话告诉我们，资本主义国家中的生产过剩，只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现在的情况，仍然是这样。一九七四年七月十五日和十六日两天，在美国洛杉矶、加利福尼亚州的阿特西亚牛奶公司，把三万八千多加仑的优质新鲜牛奶倒入了臭水沟。为什么要把牛奶倒掉呢？因为“找不到出售这些牛奶的市场”。但是另一方面，市场上鲜牛奶的价格从一九六七年以来却上涨了百分之八十四点六，很多穷人由于牛奶价格上涨而买不起牛奶。有些人曾通过所谓慈善组织，恳求垄断资本家把这些牛奶用来救济挨俄的人，特别是救济刚出生的婴儿。可是垄断资本家滴水不漏，这些人只能望奶兴叹。这件事说明，资本主义的生产过剩，并不是什么商品真的多得吃不了，穿不了，用不了，绝对过剩了，而只是一种相对过剩。这些过剩商品相对于广大劳动人民的购买力来说，才显得是“过剩”了。
    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是资本家穷凶极恶地剥削工人的关系。工人群众的购买力是很低的。经济危机一旦爆发，企业大量倒闭，工人大批失业，购买力就更低了。所以在危机期间，必然要出现各种荒唐现象：一方面是资本家把大量的食物销毁，另一方面却是广大劳动人民在挨饿。一方面资本家把大量布匹烧掉，另一方面却是广大劳动人民在受冻。在这次危机期间，美国资本家把牛奶倒入臭水沟，而栖身于贫民窟里的人，却挣扎在饥饿线上。英国伦敦有十万套新建住房租不出去，而另一面却有成千成万工人露宿街头。这种情况，在资本主义世界到处都可以看见。这最有力不过地证明了马克思早在百年前的论述：“不是所生产的生活资料，与现有的人口相比而言太多了。正好相反。为了要使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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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众有适当的、适合于人的享受，它还是生产得太少。”(《资本论》)
    甲：资本主义国家的生产过剩既然不是绝对过剩，而是相对过剩，生活资料不是生产得太多，而是生产得太少，那末，资本家为什么宁愿把牛奶倒掉，把粮食烧掉，将房屋空关在那里呢？便宜一点卖出去，租出去，总比倒掉、烧掉、空关着要好啊！
    乙：是的，这些问题在我们看来是多么荒唐！好象不可理解。但是，只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武器来分析，就能理解资本主义制度下出现的这种荒唐现象。马克思说过：“生产剩余价值或赚钱，是这个生产方式的绝对规律。”(《资本论》)资本家的生产目的是为了赚钱。特别是当资本主义进入到垄断阶段以后，垄断资本家赚钱的胃口更大了，他们追求的是最大限度的高额垄断利润。资本家对于过剩商品是卖掉还是毁掉，要以能不能保证他实现高额垄断利润为标准。假定，他有一百万双袜子，每双原售价一元。在市场上只能卖掉七十万双，收入七十万元。如果减价为每双九角，就能全部销售出去，共收入九十万元，比原来还可多收入二十万元。在这种情况下，资本家就会玩弄“不顾血本大拍卖”的噱头，把全部袜子卖出去，决不会烧掉一双袜子。但是，有的商品却不是这样，虽然减价，也不能增加多少销路。仍用上面的例子来说明，如果每双一元减为按九角出售，销售量由
    七十万双增加到七十五万双，销路比过去扩大了，但增加不多，这时收入只有六十七万五千元，反而比原来收入七十万元减少了。在这种情况下，资本家从赚钱的观点出发，就会情愿维持原价，让卖不掉的袜子付之一炬。可能有人要说：卖不掉的那部分袜子堆放在仓库里好了，也不必烧掉嘛！问题是：有些商品容易变质腐烂，不能较长久地保存起来。有些商品虽然没有变质腐烂的问题，但长久堆放在仓库里，要付出一笔栈租，多存放一天就多增加一分栈租，资本家权衡得失，就认为还是加以烧掉或倒掉对他较为有利。所以在危机期间，资本家大量销毁商品，这是资产阶级唯利是图的阶级本性所决定的。正如斯大林所指出：“如果资本主义能够把生产不用于获取最大限度的利润，而用于不断改善人民群众的物质生活状况，如果它能够把利润不用于满足寄生阶级的奢望，不用于改进剥削方法，不用于输出资本，而用于不断提高工农的物质生活，那就不会有危机了。但这样资本主义也就不成其为资本主义了。”（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向第十六次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甲：你所说的生产过剩，只说是生活资料的过剩，那末，最近日本钢材库存达六、七百万吨，创了“历史高纪录”，这种生产资料过剩的现象又是怎么回事呢？
    乙：这个问题提得好。资本主义国家的生产过剩，除了上面谈的生活资料以外，还有生产资料的过剩。生产资料怎么会过剩呢？这同生活资料的过剩是密切相关的。如果汽车、自行车卖不掉，资本家就没有钱去买钢材。即使有钱，也不会去做这种蚀本生意，更不可能再去开办一引汽车厂或自行车厂。既然许多工厂倒闭，不倒闭的工厂也严重开工不足，那末，还有哪一个资本家愿意添置新的生产资料，扩大生产呢？这样一来，就不可避免地要造成生产资料的过剩。这种生产资料的过剩属于什么性质的呢？仍然是一种相对的过剩。不过，这不是因为资本家缺少购买力，而是因为如果购买生产资料用来投入生产或扩大生产，对他无利可图，或若可能获得的利润太少，不值得他去经营这种生产。在这种情况下，它们不仅不再添置生产资料，有时甚至为了保证高额利润，还会紧缩生产，毁掉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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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部分生产资料。在三十年代爆发的经济危机时期，许多资本主义国家就曾经大量地毁掉炼铁的高炉，美国毁掉九十二座，英国毁掉二十八座，法国毁掉十座。但与此同时，却有三千万到四千万的工人失业。如果生产的目的不是为了剩余价值，而是为了保证全体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那末，就不会有生产资料的过剩。这就是说，在资本主义国家，生产资料经常出现过剩的现象，似乎是生产资料太多了，但是如果以充分发展生产、满足需要来说，都不是太多了，而是会感到不足。
    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这种表现，集中说明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相对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所能容纳的限量来说，是“过剩了”。在经济危机期间，资产阶级不得不用破环性的暴力，不仅毁灭过剩商品，而且直接毁灭生产力，用强制的手段来求得暂时度过危机。斯大林曾经说过：“如果一种经济制度竟不知道怎样来处置自己生产出来的‘多余’产品，而在群众普遍遭到贫困、失业、饥饿和破产的时候却不得不把它们焚毁掉，那未这种经济制度本身就给自己宣判了死刑。”(《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向第十六次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现在，美国、英国、日本等国的大资本家，为了摆脱经济危机，又在采取倒掉牛奶、烧毁布匹的办法了，这就是给资本主义制度宣判死刑。资本主义制度死亡的丧钟已经敲得一阵比一阵紧了。
    甲：在《共产党宣言》中，有这样一段话：“在危机期间，发生一种在过去一切时代看来都好象是荒唐现象的社会瘟疫，即生产过剩的瘟疫。”这是不是说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只是资本主义社会所特有的现象？
    乙：是的，只有资本主义社会才可能发生这种生产过剩危机的荒唐现象。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这段话，不仅无情地揭露了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对社会带来的无穷祸害，而且也向我们说明了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是过去一切社会中所没有的，是资本主义社会所特有的现象。
    马克思在分析商品流通的时候，谈到由于货币的出现，使买和卖脱离，存在着发生危机的可能性，但这也只是一种可能性而已。因为在奴隶社会中，商品生产是不很发达的。到了封建社会，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有了相当的发展，但仍然是小商品生产。小商品生产者进行生产的目的，主要的是为了满足自已的需要，他们出卖商品是为了买进自己所需要的商品，也就是为买而卖。同时，在简单商品生产的条件下，生产力的水平很低，生产的规模不大，产品也并不多。小商品生产者即使有时不能把商品卖出去，甚至于因此发生破产的现象，但这毕竟是局部比例失调引起的，不能形成整个社会的生产过剩危机。
    在资本主义社会以前，社会经济生活的震动虽然也常会发生，然而这种震动，往往是由于某些非常的天灾人祸，使生产受到破坏，引起生产不足所造成的。例如在封建社会，由于各种严重的自然灾害，由于地主阶级对农民的残酷剥削和压迫，或者由于长年的战争，也会使一个国家的经济生活陷于严重的瘫疾和混乱，赤地千里，一片荒芜，劳动人民饥寒交迫，离乡背井，妻离子散，家破人亡。但这同资本主义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
    也许有人会说，既然资本主义以前的社会里，没有生产过剩的危机，那末怎样理解“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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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这两句诗呢？其实，这种情况只是证明富人的消费过度和疯狂的浪费。“朱门酒肉臭”，这决不是生产过剩，这只是因为一小撮剥削阶级把当时极有限的社会产品，极大部分攫取到自己手中，才有无耻挥霍的可能。
    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社会特有的一种危机。在受到帝国主义奴役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主要的是封建经济或半封建经济，资本主义经济虽然有所发展，但是由于外国帝国主义和本国封建买办势力的压迫，民族资本主义工业的发展受到严重阻碍，生产力的发展十分缓慢，所以一般说不会由于这些国家本身的原因引起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那末，我们应该怎样看待旧中国经常出现的企业倒闭、工人失业、商品积压等现象呢？这种现象在旧中国的确是经常出现的。我们许多老工人在旧社会里都曾经饱受过失业的痛苦。但是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出现的这种现象，是在帝国主义的统治和影响下，由于帝国主义国家倾销商品，输出资本，转嫁危机所造成的。
    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社会特有的一种社会瘟疫。它的根源在于万恶的资本主义制度。
    二、资本主义制度是经济危机的根源
    甲：你刚才说，经济危机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制度。可是，一个时期以来，美苏两霸却在那里大叫大嚷，说这次经济危机是阿拉伯国家石油提价造成的。对于这种说法，有人认为这是个骗局；也有人说，石油提价引起危机的说法有一定的理由。究竟哪一种看法对呢？
    乙：美苏两霸把当前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危机的根源，说成是由于阿拉伯国家的石油提价，这是一种似是而非的说法，目的是为转嫁危机制造奥论。
    我们先从历史上来看。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历史，如果从英国第一次爆发全面的生产过剩危机的一八二五年算起，至今已有整整一个半世纪了。在这一个半世纪里，各资本主义国家已爆发过许多次经济危机。我们且不说第一次、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各资本主义国家爆发的经济危机。单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美国和英国就已爆发过六次经济危机，日本已爆发过七次经济危机。大家都知道，阿拉伯国家是高石油价格，只是
    一九七三年十月第四次中东战争爆发以后才发生的事情。在石油提价以前，资本主义社会早就一而再、再而三地爆发过经济危机了。把石油提价说成是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产生的原因，这就是想用近年来才出现的事情，解释一百多年来一再重复出现的现象，这怎么骗得了人呢？
    我们再看现实。如果这次经济危机是由石油提价造成的，那末，生产过剩和生产下降，就应当首先在那些同石油关系密切的生产部门发生。但是，事情却正好相反。拿美国的情况来看。美国在这次危机中生产下降最剧烈的部门是建筑业。一九七四年九月同一
    九七.三年一月相比，生产下降了百分之五十六，而建筑业恰恰是同石油关系不大的生产部门。而且美国建筑业生产的下降，早在一九七三年八月，即阿拉伯石油提价的前两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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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开始了。怎么能把它挂到石油提价的头上去呢？就资本主义经济的全局来看，石油提价虽然会使各生产部门不同程度地增加生产成本，从而不同程度地影响各种产品的价格，但总的说来，石油费用在整个工业的成本中只占百分之一多一点，把导致这场全面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的原因，归罪于石油提价，岂不是很荒唐的吗！
    甲：听下来你是不同意后一种意见的。那末请问，邓小平同志在一九七四年联大特别会议的发言中，说石油提价这件事“做得好，做得对”，这应该怎么理解呢？
    乙：我认为当前这场危机的原因不是石油提价。但是阿拉伯国家掀起的石油提价、石油减产、石油禁运、石油国有化等为内容的石油斗争，这确实是对帝国主义经济的一个严重打击，是做得好，做得对。帝国主义是依靠掠夺亚、非、拉的廉价原料过活的。今天，亚、非、拉广大第三世界国家已经觉醒并且团结起来，他们为了维护国家主权，把民族资源掌握在自己手里，是完全正义的，也是帝国主义逼出来的。说起来真令人气愤：长期以来，帝国主义国家廉价掠夺阿拉伯国家的石油。从一九一三年以来的六十年间，帝国主义国家的工业产品价格上涨了很多倍，而中东的石油价格却始终被压制在每桶两美元左右，基本上没有什么变动。廉价的石油给帝国主义国家的垄断资本带来了成百成千亿美元的巨额利润，而给阿拉伯国家和人民留下的却是无穷的灾难。一九七三年十月开始的石油斗争，给以色列犹太复国主义及其支持者一帝国主义霸权主义者以严厉的惩罚，这难道是不应该吗？石油提价在一定程度上使许多帝国主义国家在国际收支方面出现了巨额的逆差，这只能说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脆弱：当它不能象以前那样为所欲为地对亚、非、拉国家进行掠夺和剥削的时候，日子就很不好过了。石油提价是阿拉伯国家在反帝、反殖、反霸斗争中的一个创举，它大长了第三世界国家和人民的志气，大灭了帝国主义的威风。真是好得很！
    但是，石油提价并不是当前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的根源。帝国主义者和现代修正主义者把石油提价说成是当前经济危机的根源，这是一个阴谋。他们妄图把广大人民对万恶的资本主义制度的愤怒转移到阿拉伯国家头上去，好象资本主义制度并不会产生经济危机，今天所以发生危机完全是阿拉伯国家和人民的责任。这种“指鹿为马”的手法，是
    十分恶劣的，也是绝对办不到的。
    甲：石油斗争好得很，这一点比较清楚了，但是对于资本主义制度为什么必然产生经济危机，以及怎样产生经济危机，还不大清楚。你最好讲一讲。
    乙：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归根到底，是由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即社会化生产和资本主义私有制之间的矛盾产生的。
    社会化生产，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发展起来的。在封建社会里，不管是工业还是农业，都是个体生产，一家一户就是一个生产单位，生产过程基本上是一系列个人的活动，社会化生产和个体生产有很大的区别。首先，生产资料已经不能由单个人使用了。在封建社会手工业者的小作坊里，手摇纺车、脚踏织布机等简陋的工具，只需一个人就能使用，而在资本主义的社会化大生产中，各种各样的清花机、细纱机、织布机、以及带动这些机器的大小马达，组成一个庞大的机器体系，必须成百、成千甚至上万人在一起劳动，才能把它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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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动起来。第二，生产过程的社会联系更加紧密了。在资本主义的社会化大生产中，不仅一个工厂内部有极其细致的分工，而且整个社会各个生产部门都相互密切联系，生产不再是个人的行为，而是整个社会的劳动者互相分工协作的社会行动。比如：纺织厂内部分为清花、钢丝、并条、粗纺、细纺、织布、打包、机修等各个车间，各个车间的工人分工协作，共同劳动，才能生产出棉布来。同时，纺织厂需要农村供应棉花，需要发电厂供应动力，需要纺织机械厂供应纺织机械和器材。而发电厂、纺织机械厂的生产又同采煤、炼钢等等生产部门紧密关联。实际上，在社会化的大生产中，整个社会的生产已联成为一个整体，其中任何一环脱节都会给其他部门带来相当大的影响。第三，生产出来的产品也是一系列工厂企业、车间、工序共同劳动的成果，不再是单个人的劳动成果了。正如恩格斯所说的，“现在工厂所出产的纱、布、金属制品，都是许多工人的共同产品，都必须顺次经过他们的手，然后才变为成品。他们当中没有一个人能够说：‘这是我做的，这是我的产品'。”(《反杜林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生产是社会化的，但是生产资料和生产成果，却不属于社会公有，而属于资本家私有。这种资本主义私有制同社会化生产是有矛盾的。社会化生产表明了资本主义条件下社会生产力的特点，资本家私有制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基础，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最基本的东西。所以，社会化生产和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矛盾，就成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矛盾的集中表现，是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正是由这一基本矛盾引起的。
    甲：那末，社会化生产和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矛盾表现在哪里呢？它又是怎样导致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的呢？请你具体谈一谈。
    乙：社会化大生产在资本主义工业由工场手工业进入大机器生产以后，得到了充分的发展，它使生产具有迅速扩大的可能性。在个体生产的条件下，即使原料来源和市场条件都具备，但由于生产依靠手工劳动零打碎敲地进行，生产不可能迅速扩大。在社会化大生产的条件下，由于分工细密，运用机器操作，只要原料有保障，市场有需要，生产就可以迅速扩大。在资本主义上升时期的英国，钢产量一八六八年为十万吨，一八七八年猛增到
    一百万吨，一八八八年又激增到三百三十五万吨。恩格斯在阐述资本主义大工业的巨大扩张力时，曾形象地指出，“气体的膨张力和它相比简直是儿戏”(《反杜林论)。
    资本主义私有制使生产服从于资本家追逐最大利润的贪欲。资本家为了取得更多的利润，尽可能地拚命去扩大生产，只要东西卖得出去，就千方百计去增加生产，多赚钞票。同时，资本家为了追逐最大限度的利润，又拚命剥削工人，他们千方百计去延长劳动时间，增加劳动强度和压低工人的工资。所以，资本家对最大利润的追逐，必然一方面促使生产的东西一天一天多起来，另一方面又使工人没有钱去买这些东西，购买力被压缩在很低的水平上。这样，社会化生产和资本主义私有制这一对矛盾，就要表现为生产巨大增长的趋势和劳动人民购买力相对缩小的矛盾，使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成为不可避免。马克思说：“一切现实的危机的最后原因，总是人民大众的贫困和他们的受着限制的消费，但与此相反，资本主义生产的冲动，却是不顾一切地发展生产力，好象只有社会的绝对的消费能力才是生产力的限制。”(《资本论)以美国为例，美国前一次危机发生在一九六九年到一九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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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九七二年起，固定资本投资大量增加，一九七二年较一九七一年增加七十二亿美元，一
    九七三年又较一九七二年增加一百十三亿美元，是战后固定资本增长幅度最大的一年。固定资本的猛增表明生产能力在迅速膨胀。但是自从一九七三年以来的二十个月中，美国工人的实际工资却下降了百分之六点五。你想想看，劳动群众占资本主义社会人口的绝大多数，资本家一方面扩大生产，一方面又使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劳动群众处于贫困的境地。这样，大量生产出来的商品怎么会不出现相对的过剩呢？
    甲：资本家的目的是追逐利润。但是，当生产出现过剩、追求不到必要的利润的时候，他只要压缩生产，就可以使生产不致过剩呀！
    乙：是的，资本家在一定的条件下也只能这么干。可是，这里有一个问题，就是在社会化生产和资本主义占有之间的矛盾，要表现为个别工厂中的生产的组织性和整个社会的生产的无政府状态之间的矛盾。
    资本主义的社会化生产，一方面，就个别企业来看，管理生产这一套是很严密的。这是因为，在资本主义私有制条件下，每一个工厂都是资本家或资本家集团的私有财产，资本家是企业的主人，工人尽管成千上万，但他们都是资本家的雇佣奴隶，受到资本家及其代理人的支配，谁挡车，谁修车，谁烧锅炉，各人做各人的生活，因而企业内部的生产是有组织的。另一方面，就整个社会来看，由于成千成万的工厂分别属于不同的资本家或资本家集团所有，大小资本家“各人头上一爿天”，所以整个社会生产不可能是有组织、有计划的，而是无政府状态的。
    资本主义的整个社会生产虽然是无政府状态的，但是，各个企业、各个生产部门又是相互依赖、紧密联系的。那末，各个企业之间是怎样建立它们之间的联系的呢？它们是通过市场买卖建立它们之间的联系的。资本家组织生产的时候，带有很大的盲目性，他无法事先确切知道社会对他的产品究竟有多大的需要；而且由于相互“保密”，他也难以掌握同行业中的其他资本家生产了多少同类产品。资本家生产什么，生产多少，完全是以市场上价格的涨落为转移的。价格上涨，利润大，资本家就扩大生产，价格下落，利润小，资本家就缩减生产。因此，从整个社会来看，资本家的生产就象“盲人骑瞎马”一样，不可能事先估计到他的产品能不能卖得出去。对于唯利是图的资本家来说，只有价格的涨落、利润的增减，才是支配他的活动的指挥棒。
    当着市场价格看涨的时候，产业资本家拚命扩大生产，商业资本家拚命进货，银行资本家就给产业资本家和商业资本家发放大量贷款，促进了工商企业的扩张活动，市场上呈现出一派表面繁荣的景象。其实，这时生产过剩的因素已在逐渐积累起来了，只是在竞争和生产无政府状态中暂时被商业、信贷、投机活动所造成的虚假购买力掩盖着罢了。竞争和生产无政府状态越发展，整个社会生产就越是盲目地发展。虚假的社会购买力终究掩盖不住真实的相对萎缩的劳动人民的购买力。当仓库里商品堆积如山，再也找不到畅通的市场渠道的时候，矛盾就表面化了。这时，商业资本家和银行资本家就来个紧急刹车。商业资本家不仅不再大量进货，反而要把他们过去囤积起来的存货大量抛售出来。银行资本家不仅不肯再大量发放贷款，而且要向产业资本家和商业资本家讨回从前的贷款，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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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着产业资本家和商业资本家或者紧缩他们的生产和经营活动，或者宣告倒闭。于是，生产猛烈下降，失业急刷增加，市场销路呆滞，股票价格惨跌，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便象急风暴雨般地袭击过来了。这就是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根本原因。可是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家，由于阶级本能所决定，他们无法认识也不愿意正视资本主义制度的基本矛盾，而是挖空心思地制造一些“理论”，欺世惑众。把当前经济危机的原因说成是由于石油提价，这就是其中的一种。
    甲：你这么一说，我明白了。我们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研究经济危机，就是要批判资产阶级、批判修正主义。你能不能告诉我，我们应该对哪些资产阶级、修正主义关于经济危机的谬论着重进行批判？
    乙：资产阶级、修正主义为资本主义经济危机辩护的谬论很多，有十分荒诞的，也有似是而非的。我们应该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加以识别，深入批判。
    过去，资产阶级曾经炮制过一种所谓“太阳黑斑”说，认为经济危机是由太附上出现大量黑斑造成的。太阳黑斑十年左右大量出现一次，所以经济危机也十年左右出现一次。太阳上的黑斑大量出现，怎么会造成人世间的经济危机呢？据说，太阳一出现黑斑，地球上农业就要减产；农业减产，就会影响工业减产，造成经济危机。这种把天体的某种自然现象同地球上的社会现象拉扯在一起的“理论”，完全是董仲舒的“天人感应说”的翻版。资产阶级居然炮制出这种荒诞“理论”，说明这个阶级确实已经“日薄西山，气息奄奄”的了。在资产阶级关于经济危机的理论中，还有一种曾经相当流行的“消费不足论”。这是种似是而非的理论。所谓“消费不足论”，就是用消费品需求的不足来解释生产过剩危机的根源。生产过剩不是由于很多商品没有人买吗？商品没有人买，不是由于群众购买力低吗？这样看来，“消费不足论”不是很有道理吗？其实，在资本主义社会固然存在着消费不足的事实，但是，为什么会出现消费不足呢？这种论点并没有加以说明。马克思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说“危机是由于缺少有支付能力的消费或缺少有支付能力的消费者引起的，这纯粹是同义反复”(《资本论>)。用缺少有支付能力的消费来解释资本主义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就好比用“胃里缺少食物”来解释资本主义社会广大工人群众肚子饿一样，丝毫也没有帮助我们明了经济危机的根源在哪里。消费不足是资本主义社会以前各个阶级社会都存在的现象，但是在资本主义以前却没有出现过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可见，“消费不足论”不能从根本上说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原因。
    资产阶级的危机理论尽管有千条万条，但是共同的一条，都是妄图掩盖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把危机说成似乎是由某种同资本主义制度无关的外部因素所造成的。毛主席指出：“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不是在事物的外部而是在事物的内部，在于事物内部的矛盾性”(《矛盾论>)。经济危机的根源只能从资本主义制度中去寻找，从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中去寻找。资本主义制度存在一天，经济危机的根源也就存在一天。要消灭经济危机，就必须消灭资本主义制度。（未完待续）
    (这个对话第一节的作者是余惕君、仇肖群，第二节的作者是郑树清、宣玲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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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公社连续九年实现了“一亩一猪”
    —上海市嘉定县朱桥公社发展养猪事业的调查
    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嘉定县朱桥公社养猪事业正在蓬勃发展。一九六六年实现了“一亩一猪”以后，九年来，生猪饲养量稳步提高，一九七四年达到五万三千头，平均每亩一点五八头，全公社一百五十七个生产队，队队实现了“一亩一猪”。这一年，向国家交售肉猪二万四千头，为农业提供有机质肥料二百十三万担，同时也为集体和社员增加收入
    四十四万元。贫下中农高兴地说：“大寨精神放光芒，猪满圈，粮满仓，集体事业越办越兴旺，社会主义道路越走越宽广。”
    粮食不充裕能不能多养猪？
    在发展养猪中，首先遇到的问题是：粮食不充裕能不能多养猪？有些同志认为：“不能”。为什么呢？猪是吃粮食的，养猪多先得粮食多。他们认为，猪和粮不能同时发展，主张先抓粮食后抓养猪。后来，公社党委在总结工作、讨论进一步发展农业生产计划的时候，一面认真学习毛主席“以粮为纲，全面发展”等有关教导，一面深入基层进行调查研究，才对毛主席关于农业和畜牧业互相依存、互相促进、同时并举的方针有了更加深刻的理解。
    这个公社的灯塔大队第八生产队，有四十四亩早稻田，因为离村子远，挑担送肥不方便，长期来基肥、追肥都靠化肥，成了“吃素田”，因而土质板结，早稻亩产较低。有一年，这个队的贫下中农在一片三十二亩的田块上每亩施猪塮三十五担作基肥，追肥施化肥三十斤，当年早稻亩产迅即提高到八百五十三斤。而毗邻的田块，继续靠化肥，每亩施六十斤，结果亩产仍旧停留在五百五十二斤。第二年，这个生产队狠抓养猪、积肥，在全队七十五亩早稻田里普遍施上猪塮三十五担，结果，当年实现了一季早稻超千斤。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有了灯塔八队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进一步调动了贫下中农和干部养猪、积肥的积极性，全公社养猪事业得到有力推动。许多同志在生产实践中深刻地体会到：“猪是农家宝，种田不能少，猪多肥料多，粮食产量高。”
    根据这个公社的计算：一头毛重一百四十斤的肉猪，实际耗费的饲料粮，包括公猪、母猪和苗猪的饲料在内，共二百三十斤。一头肉猪（包括公猪、母猪和苗猪）可积六千斤粪肥，含氮量相当于一百二十斤化肥。按正常情况，每斤化肥一般可增产粮食三斤，合计三百六
    十斤。这就是说，一头猪的粪肥所能增产的粮食，比给它吃掉的还多一百三十斤。何况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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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的饲料粮多半是清糠、麸皮，增产的都是原粮。而施猪塮，又可以降低农本，改良土壤，这更是化肥所不及的。朱桥公社粮食连年丰收，猪多肥多是个重要因素。一九六四年实现了“一人一猪”，同年粮食亩产达到一千一百九十二斤；一九六六年实现了“一亩一猪”，同年粮食亩产达到一千三百四十七斤；一九七四年养猪进一步达到一亩田一头半猪，粮食亩产又上升到一千六百六十斤。农业和畜牧业同时并举的方针，深刻地反映了这种“猪多肥多，肥多粮多，粮多猪多”的辩证关系。贫下中农说得好：“不能光看猪多吃掉粮食多，更要看到猪多肥多、增产粮食多。”
    能不能少用精料多养猪？
    要多养猪，就要增加饲料粮，这对一些余粮还不很多的生产队来说，固然是一个矛盾，即便是余粮较多的地方，从全局利益出发，也不能用很多的粮食去喂猪。怎样解决这个问题呢？朱桥公社的做法是，在制订生产计划的时候，把发展养猪列为主要指标之一。在粮食安排上，做到国家征购粮、社员口粮、种子粮、储备粮和饲料粮统筹兼顾；同时，千方百计大搞青粗饲料，做到少用粮，多养猪，在国家规定的饲料粮供应水平条件下，尽可能多地用青饲料代。这个“代”解决得好不好，对发展养猪事业关系极大。
    但是，有人不相信青饲料能够代精料。他们说：“只见羊吃青，哪有猪吃草？”“吃草不长膘。”要用青饲料喂猪，是要经过反复的斗争和实践的。朱桥公社养猪，开始是实行“以料定猪”，供应多少饲料，就养多少猪。结果生猪下降了三千多头。后来又改为“以猪定料”，养多少猪，就喂多少料，结果生猪饲养量是增加了，但饲料粮大大超过了计划。后来，许多生产队试验用青料喂猪。潘戴大队第七生产队选择养了七个月还不到一百斤的猪，搭配大量青料喂养，加上精心管理，试验推广中曲发酵等先进经验，提高生猪对饲料的吸收能力，两个月后，三头猪分别达到一百七十七斤、一百八十四斤和一百九十一斤。谁说“吃草不长膘”？有些原来认为青料不能喂猪的人，在事实面前，也开始信服了。
    猪吃草，能长膘，从此饲料有了新来源。但是，养猪事业迅速发展了，青料的需要大大增加，大量的青料又从哪里来呢？“猪吃百样草，全靠人去找”。广大群众找了许多窍门，不断扩大青饲料的来源。他们先是岸上割青草、河里捞水草，又利用沟边、田岸等零星土地种植杂粮、大头菜、南瓜和黄瓜等攀藤作物；又利用大田插种青料，利用水面种植水生作物，使百分之六十的水面（约一千二百多亩）都得到了利用，做到“小岸小河条条绿，大岸大河两边青”。为了保证种好青料，做到一年四季不断青，全公社各生产队还设有负责这项工作的种青员三百多人。这些种青员，不仅在春、夏、秋季安排落实好青料种植计划，而且创造了青料贮藏越冬的经验，做到一年四季天天都有青饲料。此外，他们还把麦壳、菜籽壳、麦芒等收集起来加工成粗饲料，把社、队企业的有机质下脚作水渣饲料。一九六六年以前，这个公社的集体养猪场，每头猪每天要吃精饲料一斤，现在降为七两，每头猪平均饲料粮从一百三十斤降至一百零五斤半。全公社生猪饲养总量增加百分之十九，而饲料粮总量减少了百分之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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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不要积极发展集体养猪？
    发展养猪事业，要不要集体公养和社员私养同时并举？要不要积极发展集体养猪？在这个问题上，经历了反复的激烈的斗争。
    在一九五八年的大跃进中，正当这个公社的养猪事业得到蓬勃发展的时候，刘少奇一伙从“左”的方面进行干扰和破坏，鼓吹什么要“割资本主义尾巴”，要把社员私养的猪通通收归集体，大办什么“千头猪场”、“万头猪场”，严重地挫伤了广大贫下中农的积极性。后来，广大干部和贫下中农遵照毛主席“除了合作社公养以外，每个农家都要劝他们养一口至几口猪”的指示，在积极发展集体养猪的同时，增加社员养猪。为了鼓励和支持社员多养猪，市、县有关部门和公社规定了一些措施和奖励办法。例如：社员需要苗猪由生产队供给，暂时付不出钱的，等猪养大了出售后再归还。社员缺饲料，除生产队分配一部分（包括饲料粮和青饲料)以外，肉猪出售时奖励适当的饲料粮，超重部分再奖。对社员家肥，采取合理的交售办法。通过这些措施，目前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农户都养了猪，每户圈存量平均一点八头，占全公社生猪圈存量的百分之三十。社员私养的猪多了，每年为生产队提供了将近一百万担的有机质肥料，又增加了市场的猪肉供应，社员家庭每养一头猪还可增加副业收入二十元左右。这样，对国家、集体和个人都有好处。但是，社员单家独户养猪，毕竟要受猪舍、饲料、劳动力等的限制，要实现“一亩-一猪”，不积极发展集体养猪是不行的。在三年自然灾害期间，在刘少奇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的影响下，有人又借口集体养猪亏本，大砍养猪场。在这股“单于风”的影响下，一九六一、一九六二两年，这个公社集体饲养场的生猪圈存量比一九六○年减少了一半。后来，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广大贫下中农和干部狠批了这股修正主义妖风，才把集体饲养场恢复和发展起来，特别是经过文化大革命，集体养猪得到迅速发展。目前，公社有种畜场，大队、生产队有饲养场。同一九
    六五年相比，一九七四年公养猪的圈存头数增加了百分之五十一，占公养、私养猪圈存总头数的百分之七十二。
    集体养猪，公社种畜场和大队饲养场以养种猪为主，兼养肉猪。生产队饲养场兼养肉猪和母猪。公猪、母猪均由集体饲养。目前全公社已有母猪二千八百头（包括生产母猪和后备母猪)，平均每十五亩地有一头生产母猪，做到苗猪本社、本队自给。
    集体养猪的好处，是使养猪在国家计划的轨道上合理发展。过去，母猪、公猪由社员私养，往往受供求规律的影响，国家计划难以控制。现在，母猪、公猪掌握在集体手里，可以根据集体养猪和社员私养的需要，有计划地繁育母猪、公猪和苗猪。集体养猪还可以在统一规划下，充分利用土地和水面种植青饲料，依靠集体力量解决棚舍，推选有政治觉悟和有经验的饲养员专职养猪，提高饲养技术。所有这些，都是社员私养所办不到的。发展集体养猪，还可以运用集体经济的力量，在推广青粗饲料，传授饲养经验，以及防治猪病方面，给社员养猪以有力的支持。事实证明，充分发挥集体经济的优越性，大力发展集体养猪，是执行什么路线、走什么道路和能不能多快好省地发展养猪的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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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养猪场在初办的时候出现亏损。对于亏损要作具体分析。养猪首先是为了肥田增产粮食。“养猪不赚钱，回头看看田。”养猪使粮食增产，这个账在账面上是看不出来的。当然，为了多快好省地发展养猪事业，也应当重视经济核算，加强管理，逐步做到转亏为盈。朱桥公社许多生产队的经验证明，只要认真加强领导，建设一支红、勤、巧、俭的饲养员队伍，集体饲养场可以做到既肥田又赚钱。现在，全公社集体饲养场，有盈余的占百分之七十五，少数尚有亏损的单位，亏损额也在逐渐减少。
    猪养多了以后的新课题
    随着养猪事业的迅速发展，有些人以为“养猪无技巧，一天三顿料”，开始自满起来了。是不是只要有棚有料就会“猪满圈，肥满田，粮满仓”了呢？不一定。猪多了，带来了许多新的问题。比如：成千上万头生猪都是活口，怎样防治猪病，需要采取有效的措施。猪不仅要养得多，而且要养得大，长得快，这就对培育优良种猪和加强饲养管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必须不断开展群众性的科学实验活动，采用先进的养猪技术。
    防治猪病是发展集体养猪迫切需要獬决的问题。过去，由于猪多兽医少，猪病时有发生。后来，经过不断培训兽医，现在全公社已有了一支人数为五十名的兽医队伍，建立了群众性的防疫网。公社有兽医站，大队有“赤脚兽医”，许多生产队还有防疫员。他们一般都能防治常见疫病，有些还会阉割猪仔。饲养员一般也懂得防疫基本知识。他们根据“防重于治，防治结合”的方针，向社员广泛宣传防疫知识，每年春、秋普遍为生猪打防疫针，使猪的传染病得到有效控制。同时，还推广了土方草药和针灸防治猪病，以降低养猪成本。培育优良种猪对多养猪、养好猪的关系极大。过去，有些人总认为“洋的比土的好，白的比黑的好”。其实，洋种猪和土种猪都各有长处和短处。如有些洋种猪，体形大，长肉率高，是它的优点；但吃得娇，性子暴，产仔少，适应性差，又是它的缺点。而这个公社的“梅山”土种猪，虽有体形小、长肉率低、抗病力弱的缺点，但却有吃口粗、母性好、产仔多的优点。笼统地一概肯定或者一概否定，都是不对的。公社饲养场将本地“梅山”土种母猪同洋种猪杂交，所产“黑落白”仔猪，兼备土、洋两者的长处。他们还对种猪不断提纯、复壮，平均每五年更新一次，为发展养猪创造了良好条件。
    喂猪的“一天三顿料”，也并非“无技巧”，特别是青饲料比重增加后，用精料喂养的老办法不管用了。现在，许多饲养场总结推广了仔猪产后“七天引食、十天吃食、二十天旺食”和养好母猪、带好小猪、促进肉猪等一整套喂养方法，取得了省时、省料、长肉快的效果。朱桥公社养猪事业的发展还是不平衡的，生产队之间，先进和落后的差距还比较大：同时，上市肉猪的平均头重还不够高。广大干部和贫下中农决心深入开展批林批孔，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在继续巩固“一亩一猪”的基础上，努力多养猪，养好猪，养大猪，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做出更大的贡献。
    中共上海市嘉定县委员会调查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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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是怎样调动群众积极性的
    奋战四季度夺回十四万车小时的体会
    中共上海铁路分局南翔编组站委员会
    我们站的任务，是将进出上海地区的货物列车，按照不同的去向，进行解体，重新编成各次出发列车。为了加速车辆周转，上级要求我们尽量压缩车辆留站时间。可是，去年一至九月，我们为了保铁路运输全局，损失了十四万车小时，也就是说，车辆在我们站停留的时间超过了规定指标总共达十四万小时。在讨论第四季度计划的时候，广大工人群众为了适应工农业生产发展的需要，提出要在完成第四季度任务的同时，把这损失的十四万
    车小时夺回来。
    问题一提出，就引起了一场争论。一种意见认为，只要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一定能夺回十四万。另一种意见认为，完成第四季度的任务困难已经不少，再要夺回十四万没有客观基础。正在这时候，群众给我们送来了大字报，促我们说：“你们在上面争十四万，不如下来同我们一起夺十四万！”我们走到群众中去，有个班的工人立即向我们建议：只要动员关键工种早接班，司机早动车，把每天交班下来的二十多节去何家湾方向的车子及早编组开出，一趟车就可夺回五、六十车小时。这对我们启发很大，使我们从这一趟车看到了其他车可挖掘的潜力，从这一班工人的积极性看到了整个站工人群众的积极性。群众干社会主义的热情这么高涨，这对我们是一个极大的教育。
    毛主席说：“群众中蕴藏了一种极大的社会主义的积极性。”但为什么有的同志看得见，有的同志看不见呢？根本原因在于路线对头不对头，作风深入不深入。过去，有的同志虽然也下去了，但往往人下去了，心还留在上面，没有真正投入到群众的斗争中去，同群众缺乏共同的语言和思想感情，这样必然同群众想不到一处去，看不到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因此，对夺回十四万就没有信心。
    夺十四万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只有干部坚持到群众中去，不断用党的基本路线教育群众，热情地支持群众的创造，才能充分调动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战斗开始的头儿天，车辆中转时间不断压缩，但没过几天又上升了。党委对这个问题进行了分析。原来有些干部下去，一心想“狠抓十四万”，却放松了抓批林批孔这件大事。为此，我们组织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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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学习党的基本路线，批判刘少奇、林彪宣扬的唯生产力论，使大家看到了不抓学习和批判，埋头生产的危险性，提高了继续抓紧批林批孔的自觉性。上行场有个班组，长期以来存在着一些不团结现象，工作时“一只螺蛳一只壳，各人工作各管各”，影响了全站任务的完成。党委书记沉到这个班组里去，首先跟班劳动，摸清情况，然后在这个班里办了学习班，同他们一起学习毛主席、党中央关于加强团结的指示，批判林彪破坏团结的罪行，向他们讲路线、讲党性、讲全局、讲团结，使这个班组的工人提高了政治觉悟，很快地消除了同志之间的隔阂，增强了团结。过去五十辆车皮的拉风工作，两个人要二十分钟，现在为了夺十四万，全组出动，紧密配合，只要三、四分钟就完成了。事实教育了我们，干部下去抓好学习和批判，提高群众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觉悟，是调动群众积极性的根本保
    证。
    夺回十四万车小时的一条重要经验，就是必须深入实际，进行调查研究，才能更好地指挥生产，把群众的积极性组织起来。我们编组站成天要和数千辆车皮打交道，排计划时，如果对这些矛盾不作具体分析，就必然会脱离客观实际，造成计划上的右倾保守，结果不仅对运输生产不能实行正确的指挥，还会挫伤群众的积极性。我们在和群众一起大干中，发现有些本来可以正点开出的列车却不能按时开出，向工人一请教，才知道是因计划不周，造成重复作业。于是，我们就举办了计划人员学习班，和他们一起找薄弱环节，在工作中还同他们一起编制作业计划，从而加强了计划工作。同时，我们制订计划时注意倾听群众的意见，布置计划时既充分估计群众的积极性，又注意留有余地，完成计划时不光是看指标完成的好坏，还要看是否充分地反映了群众的要求和能力。由于做到计划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使过去计划晚点的车，现在能准时开出，过去计划开不出的车，现在有的也能开出。调度计划工作组织得好，指挥得好，群众就觉得有奔头了。
    要实现计划，正确组织群众夺回十四万的积极性，就要在尖锐复杂的矛盾出现时，善于集中群众的智慧和力量，来突破生产关键。有一天夜里，抢编的第一趟列车，离开车时间只有半个多小时，但计划命令还要挂上十二节车皮。这一天到站的列车密度超过往常，如果十二节车皮不及时挂上，正点开出，就会造成全站列车循环晚点。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到现场向群众交底。工人们立刻行动起来，决心让列车正点开出。当调车员调动机车去拉十二节车皮时，突然发现在以前编好的这趟列车上挂上了一节车长乘坐的守车。按规定，守车必须放在列车的最后一节。但这时，等机车来拉，时间来不及了，怎么办？工人们说：“没有机车头，我们用手推！”就这样，干部与工人群众一起，把这辆守车推了出来，前后只花了十八分钟，保证了列车的正点开出，一个夜班就夺回了九百多个车小时。解体编组作业，往往受气候等自然条件的影响。过去按常规，遇到大雾，就要减慢作业速度，或停止作业。在夺回十四万车小时的时候，有几天连续大雾，三米以外什么都看不见了。但群众在这种情况下，不怕冰封三千丈，不怕迷雾万里长，决心夺下十四万。雾迷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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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就采用广播、哨子、电话加强联系，加强责任感和加强检查，终于照常完成了任务。在夺十四万车小时的战斗中，群众不仅有革命干劲，而且有无限的创造力。就拿编组作业来说，工序复杂，分工细，制度严格，调车的只能调车，扳道岔的只能扳道岔。这样，在作业过程中，常常因为有的工种工作量大而拖延整个编组作业的进行。第四季度中，这种矛盾更突出了。为了克服这种矛盾，下行场扳道组的工人，首先打破工种界限，他们除了做好本职工作外，还根据编组作业进展情况，什么工种急，就抽出力量去支援。他们说，夺回十四万，就得不分你、我、他。我们及时支持了群众的这个创造，并总结他们的经验在全站推广，这样就大大加快了编组作业的速度。工人们在夺十四万的紧张战斗中，为了迅速改变人工控制车辆溜放的落后状况，和兄弟单位一起试验一种自动减速器。为了支持群众的创造精神，一个党委成员始终同工人一起搞试验。试验时要封锁线路，这与夺十四万的战斗发生了矛盾。但由于大家千方百计地挖掘其他线路的潜力，并配合搞试验的同志努力加快试验步骤，一再压短封线的时间，终于保证了编组作业的正常完成。干部和群众
    一起克服困难，是对群众首创精神的有力支持，群众搞试验的信心更大了，在短短的时间里，自动减速器终于搞成了，在夺十四万战斗中发挥了作用。我们深切体会到，群众创造新生事物，是对发展生产的一种远见，热情支持新生事物，就是支持和爱护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这也就为发展生产创造了条件。
    要调动群众的积极性，还要把指导全局的战略目标告诉群众。我们在深入群众的过程中，发现不少群众由于本位工作的局限性，往往看不到全局性的东西，限制了他们积极性的发挥。因此，我们经常讲形势，讲全局，把计划交给群众，使群众胸有全局，心中有数，做到分工不分家。十二月下旬，上级要求我们站编组一批空专列车直达煤矿运煤。编组空车，车皮回路时间长，占用线路多，作业量大，这就给夺回十四万车小时带来了新的困难。但当这一任务在群众中讨论后，工人们说：“保全局，千斤重担我们挑！”全站各场、各个工种拧成一股绳，终于在十天内正点开出了四十三列空专车。群众的胸中有了全局，眼界扩大了，就能处处把本职工作和革命的全局联系起来，自觉地为建设社会主义流大汗，出大力。就这样，我们终于在第四季度中，把在三个季度中损失的十四万个车小时，在十
    二月二十六日之前夺了回来，完成了国家交给我们的年度任务。
    十四万车小时的胜利夺回，在不增加车皮的情祝下，等于为国家多开了五千多辆车皮，这是我们充分调动群众社会主义积极性的结果，也是各兄弟单位社会主义大协作的产物。这次战斗使我们深切地感到，干部只有坚持下去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同群众保持最广泛的经常的密切联系，在群众斗争中不断改造自己的世界观，才能使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不断发展、巩固、持久。我们决心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指引下，不断地深入群众，相信和依靠群众，不断地调动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为加快社会主义的建设步伐作出更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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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学平论
    读《朝霞》一年
    任犊
    桌上放着十二本《朝霞》月刊一这个新生的文艺刊物已出满一年了。
    一般说来，象这样的文艺月刊，是只有时间上的连续性而不大有内容上的连续性的。但也不尽然。任何一个刊物，尽管每期的内容都海阔天空，各色各样，但总有它一以贯之的编辑方针、工作重点。过去有不少资产阶级报刊上登过“来稿照登，无所偏爱”的广告，但它们从来没有、也绝不可能这样做。连续读它几期，“偏爱”即可了然。正因为这样，鲁迅是喜欢对报刊杂志进行“通读”的，有时甚至将几年前的也翻出来再读一遍，从中辨倾向，找规律，看趋势。学鲁迅的办法，在新的一年开始的时侯，我们也将过去一年的《朝霞》粗粗通读了一遍。《朝霞》第一期并没有发表“创刊词”，但却有一篇从侧面起到了“创刊词”作用的文字，那就是《<努力反映文化大革命斗争生活>征文启事》。它清楚地体现了编辑部鲜明的政治观点，为刊物定下了一个歌领、宣传党的基本路线的基调。通观十二期刊物中选发的十余篇征文，以小说为主，也有诗歌、散文和剧本。这些作品在政治上艺术上的成就各有高下，参差不一；但读着它们，总会在心底产生一种特殊的亲切感。它们所反映的是千百万工农兵读者几年前亲身经历过、或者现在还在参加着的伟大斗争。请看“征文选刊”中，有的写了红卫兵战士高举革命战笔奋起战斗的经历，有的写了革命造反派粉碎经济主义妖风、夺一小撮死不悔改的走资派的权的光辉历程，有的写了革命委员会成立的波澜壮阔场面，有的写了工宣风进驻后的日日夜夜，有的写了坚持前进、反对倒退的艰巨斗争…总之，轰鸣在纸页上的，是熟悉而激动人心的革命浪潮，是促使人们投进新的战斗的隆隆战鼓，这怎么能不使我们引起深深的革命共鸣呢？读着这些作品，不禁想起了那种文艺创作与现实斗争应该“保持一定的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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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离”的说法。这种论调在认识论上是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不错，人们对事物的认识是处在不断深化之中的，但这丝毫不妨碍我们及时地在一定深度上反映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斗争生活。来自三大革命第一线的工农兵作者，在毛主席关于文化大革命的一系列光辉论述的指导下，根据本人和战友们的斗争实践，用艺术形象写下了对这场革命中一次次阶级较量的切身体会和认识，并尽力使这种认识在艺术表现中体现得比较正确和深刻。例如，小说《浦江潮》、《序曲》，叙事诗《列车飞向北京》，都是以一九六六年冬天阶级敌人制造的“三停事件”为斗争对立面的。阴险的敌人一无例外地借口“革命”破坏生产，以达到扼杀革命的目的；但作品的主人公们不仅针锋相对地为革命发车、为革命修船，而且更深刻地认识到革命群众进一步团结的必要，认识到夺一小撮死不悔改的走资派的权已成为自己义不容辞的职责。这种在斗争实践中所获得的一系列认识，以及基于这种认识所采取的革命行动，被以后的战斗历程所证明是非常正确的。这些作品表现了这样的主题思想，无疑也是正确的。它们在今天仍然具有现实的教育意义。这桩事实，说明了只有置身于现实斗争中心，而不是保持距离，才有可能对现实斗争获得正确的认识。
    当然，这种认识还有待于扩展和深化。但这又是如何实现的呢？请看“征文选刊”中那些以“二月革命”后几个斗争回合为题材的作品：小说《追图》写了无产阶级革命派不要以为从走资派手里夺来几颗大印就算完事，还必须在上层建筑的各个领域里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包括“把技术部门的领导权真正夺过来”；小说《挂红花那天》写革命委员会成立后，革命战士不能“光放放爆竹，敲敲锣鼓，挂挂红花”，还有更严重的斗争在后头；小说《试航》则写了经过文化大革命以后的今天，依然存在着一场是被人“强按着头走路”，还是昂首阔步前进的斗争。…随着背景时间的步步推移，作品所反映的对文化大革命的认识也在步步深化。而能做到这一点，就决不可能是站在岸边衣履一点不沾湿的观潮派，而只能是积极投身于斗争风浪之中的革命弄潮儿。
    “征文选刊”的作品证明，在目前用文艺作品正确地反映文化大革命，不仅是必需的，而且是可以做到的。是的，就每个作品而言，它们只是写了某个领域的一个短时期内的斗争，时间短至一、两天，范围小到仅有儿个人的小单位；但合起来，却可以使我们对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有一个开阔的认识。鲁迅说过：“太伟大的变动，我们会无力表现的，不过这也无领悲观，我们即使不能表现它的全盘，我们可以表现它的一角，巨大的建筑，总是一木一石叠起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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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何妨做这一木一石呢？”要表现文化大革命这样声势浩大的斗争，同样必须如鲁迅指出的从“一木一石”着手，这也就是从特殊反映一般的规律。“征文选刊”的作品已经开始在这样做了，我们盼望看到有更多的工农兵业余作者参加进来，共同为建成“巨大的建筑”而努力战斗。
    提倡写文化大革命，扩而大之，也就是提倡写现实斗争的重大题材，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我们欣喜地看到：《朝霞》中除了“征文选刊”外，其他作品的绝大多数也都能做到及时地反映现实政治生活中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一篇揭矛盾的报告》写试制显像管，《典型发言》写风格，《长江后浪推前浪》写知识青年，《心中的炉火》写改制耐火砖，《远航书简》写国产万吨轮远航…这些作品的题材丰富多采，反映的时间、背景各不相同，但每一篇的字里行间，都洋益着文化大革命的战斗气息。这不仅在于它们所反映的内容与这场大革命有关，而且首先在于它们的主人公们无一不是从思想品质到性格特征都与文化大革命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的典型人物。任树英、闻松华、卢玉英、杨海春，他们的身份、形象、脾性千差万别，但却有一个共通的地方：有着相当高的路线斗争觉悟，在与错误路线作斗争的时候，敢于反潮流。《典型发言》中的胡政民被任树英“顶撞”后，曾在心底对这位年轻的女支书发出过这样的感叹：“生活为你安排的道路太顺利了：初中毕业进厂当工人，文化大革命中举着红旗造反，入了党，三十岁当了支部书记，抓起一个厂的工作…一帆风顺啊！”胡政民的认识是错误的，他不懂得这场革命风暴给了任树英们以何等严峻的考验和锤炼，难怪他要在这个“一帆风顺”的年轻人面前掀起一场不大不小的风浪来了。但是当这篇小说接近结尾的时侯，也即任、胡之间的斗争告一段落的时侯，任树英“很随便地拉了老胡一把”，而胡政民则“感到一种无法抗拒的力量推动他随人群冲进风雨”。胡政民在矛盾斗争中感到了任树英的力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成长起来的新的一代的力量。在《朝霞》一年发表的作品中，这种体现文化大革命精神的艺术形象，我们能够举出一长串名字。他们是那么敏锐，以致常常能在微风乍起之时辨别出路线上的是和非；他们又是那么坚定，以致在狂风巨浪面前也能稳如磐石不动摇。这样一批在以往的文艺作品中未曾见过的艺术典型，来自于文化大革命以后的现实生活，同时反过来又在今天现实生活中起着积极的动员与教育作用。
    列宁说过：“文学应当成为党的文学”。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精神体现了我们党的基本路线。《朝霞》一年的实践证明：不同题材的作品，凡是用这个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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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去提炼主题的，一经发表，就有力地参加了现实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行列。《朝霞》中的作品，除了小说以外，其他如散文《上海啊，你的未来》，诗歌《千年红》、《广阔的天地》组诗以及配合批林批孔发表的“故事新编”等等，也都能起到这样的作用。所以能够这样，是由于这些作品的作者和他们所塑造的主人公一样，大多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成长起来的一代新人。
    于是，我们就联想到了《朝霞》的作者队伍。从某种意义上说，一个刊物的作者队伍甚至比它所发表的作品要显得更重要。
    粗粗统计了一下，一年来在《朝霞》（包括“丛刊”）中发表创作的工农兵业余作者有一百多人。这中间，第一次发表作品的占大多数，约八十余人，其中较有成绩的是段瑞夏、史汉富、刘征泰等同志。在《朝霞》创刊前发表过一定数量的作品，而主要是文化革命中成长起来的作者也占有一定的比例，如姚克明、朱敏慎等同志。也有一些在文化革命前写过较多作品并已有一定影响的作者，如胡万春、陆俊超等同志。
    在这支目前还不能称之为宏大但却是生气勃勃的队伍中间，特别令人注目的是一批新作者。文化大革命以来激荡的战斗生活为他们的创作提供了极为丰富的素材，激励着他们拿起笔来战斗。他们方向正确，成长很快。就拿段瑞夏同志来说吧，自从他在《朝霞》丛刊上发表了第一篇小说《特别观众》以来，写下的作品并不多，但他前进的脚步却是比较坚实有力的。我们不妨对他不长的创作道路作一个回顾。正如不少评论文章所已指出的，《特别观众》确实很有点“特别”之处。它既写了文化革命以来革命样板戏是如何有力地推动了工业战线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又写了工农兵是革命文艺的主人，是革命文艺的宣传员。一个初次写作的青年工人写出了这样一篇思想深刻、构思新颖的作品，值得祝贺。但是，这个作品也还存在着一些缺点，特别是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上不够鲜明和丰满，缺少血肉感，情节或事件胜过、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掩盖了人物。这个缺点到了作者后一篇作品《电视塔下》中就表现得更清楚了。由于作者当时对主人公楼云这样人物的内心缺乏深刻的理解，又缺少《特别观众》这样的情节和事件，因此这篇主题写风格的小说给人留下的印象是较为淡漠的。实践告诉段瑞夏同志：如果不着重于英雄形象的塑造，不进一步从我们时代的英雄人物的内心世界进行挖掘，那么，作品的质量就很难提高。这期间，听说他几次到上海的先进单位电珠五厂去深入生活。他在那里接触到了什么，在思想上和对创作的考虑上有什么收获，我们可以从作为他深入生活成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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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篇小说《一篇揭矛盾的报告》（署名崔洪瑞，集体讨论，由段执笔）和《典型发言》中看到一个大概。这两个作品成功地塑造了任树英这个年轻、朴实、充满朝气蓬勃的斗争精神的女干部形象，就典型化的深度而论，超过作者以前的作品，读来令人高兴。看得出来，在任树英的身上，不仅反映了作者在电珠五厂所获得的感受，而且熔铸了过去他在三大革命第一线的生活积累。这是广大工农兵作者特有的长处。一个作者能以新的作品反衬出以往作品的缺点，这反映了他在不断成长，是一件大好事。我们相信不久后作者一定能迈出超越现在这两篇小说的更新的步伐。
    《一篇揭矛盾的报告》和《典型发言》给了我们一个启发：文艺作品主题的及时性和战斗性，总是与典型形象的塑造紧密相关的。因此，工农兵业余作者如果能进一步认真学习革命样板戏的创作经验，通过活生生的艺术形象来说明自觉地执行党的路线、政策的要求如何必然地产生于每一个无产阶级英雄人物的心底，使作品中主人公的革命行动充分具有内在的根据，就一定能够使创作水平大大提高一步。
    说到这里，我们想到了《朝霞》的另一名作者姚克明同志。就作品数量论，他超过段瑞夏同志。他有一个很突出的优点，即在政治上比较敏感，能及时地根据当前的政治任务提炼主题。因此，他的作品读起来有一种新鲜感，涉及的题材也较为广阔。但在人物形象塑造的扎实程度上，总觉得还很有进一步提高的必要。这方面，他早几年写的《区委副书记》取得了较好的成绩。几年来，他的进步是明显的，但我们用读者的眼光来看，总觉得他跨的步子还应更大些。小说《朝霞》和《布告》的作者史汉富同志，他的作品能及时、迅速地反映文化大革命以来的重大主题，结构紧凑，表现方法也较细致；但在人物塑造上也同样存在着类似的缺点。要解决这个问题，关键还在于作者必须进一步深入
    三大革命运动，以提高自己的思想水平和创作水平。
    在《朝霞》上，还有更多有成绩的新作者。如《红卫兵战旗》、《青春颂》（与林正义同志合作)的作者姚真同志，就在她的作品中塑造了令人难忘的革命小将的形象，使我们看到了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成长起来的红卫兵一代在革命大道上的阔步前进。这里限于篇幅，不能一一提及了。他们的作品大多是初作，但读来十分清新，他们把自己战斗岗位上热气腾腾的革命气氛带给了刊物，带给了读者。在艺术表现上，他们根据题材的要求也有很多创新。每当我们在一本新到的刊物上看到一批陌生的名字，总会感到一种由哀的喜悦。在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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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主席革命文艺路线的指引下，在文化大革命以后的今天，工农兵业余文艺队伍的成长和扩大是多么迅速！当然，他们的作品中还有这样那样的缺点，例如还没有重视反映矛盾的特殊性，表现方法上还不丰富，某些作品有从概念出发的倾向，等等。但是，只要他们坚持不懈地在革命实践和艺术实践中进一步刻苦磨炼，这些缺点是完全能够逐步克服的。
    新作者们在不断涌现出来，老作者中有不少人也都有较大的进步。例如胡万春同志，经过文化大革命后的“回炉”，在下厂劳动锻炼后写出了《新人小传》这样力图反映新的人物、新的斗争的作品。这应当说是一个值得鼓励的新的起点。但从另一方面来看，尽管这篇作品的基本倾向是好的，艺术表现上也还算细致，但若与同期《朝霞》发表的《典型发言》相比，可以看出他在反映今天的斗争生活的时候显得相当吃力，甚至就同一个艺术形象来说，往往写今天不如写回顾过去时生动。这说明了超时代的艺术技巧或艺术经验是并不存在的。老作者要写新的斗争、新的人物，需要重新进行学习，从思想到艺术都是如此。
    工农兵业余文学创作队伍的形成和成长，需要报纸和刊物做艰苦的组织和培养工作。一年来，《朝霞》在党的领导下做了这方面的工作。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的发展需要我们继续把这项工作扎扎实实地做下去。《朝霞》作为一个培养工农兵业余作者的重要阵地，应当努力加强评论工作，不仅要具体地关心他们在艺术表现能力上的提高，更重要的是抓作者们的思想改造和深入生活。毛主席说：“整个过渡时期存在着阶级矛盾、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两条道路斗争。忘记十几年来我党的这
    一条基本理论和基本实践，就会要走到斜路上去。”在社会主义社会，反修防修是一个长期的艰巨的斗争。资产阶级思想往往很快地侵蚀了工农兵文艺队伍中刚出土的新苗，这在过去或现在都并不是鲜见的。文艺刊物应当是一座思想革命化的红色熔炉，我们希望《朝霞》能起到这样的作用。
    在结束这篇漫谈式的文字的时侯，我们不禁又想起了鲁迅。在那黑暗的年代，鲁迅为了宣传革命思想，为了响亮地呐喊，曾办过许多刊物，但大多数办不了几期就遭到了停刊的命运。那是一场多么困难和艰险的战斗啊！对比一下，我们今天在毛主席革命文艺路线的指引下办起了工农兵业余作者自己的文艺刊物，并得到了党和广大工农兵的热情关怀和帮助，这该是多么幸福啊！一年，只是它的开端。我们完全有理由要求《朝霞》办得好些，更好些！
    《朝霞》走完了一年的路程，祝它在新的一年里取得新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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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生事物的成长不是一帆风顺的
    读小说《典型发言》
    上海染料化工二厂青年工人楼乘震
    任树英发扬反潮流精神揭了矛盾，胡政民坐在楼梯口引起强烈的震动。…这是我们在短篇小说《一篇揭矛盾的报告》的结尾所看到的。胡政民的思想就这样扭转过来了吗？长江厂的显像管生产就这样顺利上马了吗？不！段瑞夏同志继《一篇揭矛盾的报告》后写了《典型发言》（载《朝霞》二九七四年第9期），使我们看到新生事物的成长不是一帆风顺的。胡政民灵魏深处那个资产阶级王国里的脏东西以另一种形式表现出来，任树英及长江厂、光明厂广大的工人同志们与新生事物一起，在斗争的大风大浪中经受了新的考验，任树英同志不愧是一位不惜以自己的一切来支持新生事物的典型。
    革命的新生事物代表了历史发展的方向，她的诞生和成长必定会招来反动阶级的仇视和旧习惯势力的阻挠。“任何新生事物的成长都是要经过艰难曲折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和批林批孔运动的深入开展，给社会主义新生事物的茁壮成长创造了有利的条件。但是，她的成长也并不因此就没有挫折，没有斗争了。“要想不经过艰难曲折，不付出极大努力，总是一帆风顺，容易得到成功，这种想法，只是幻想。”不过，这种斗争在新的形势下又有其新规律和新特点。《典型发言》正是敏锐地抓住了这个新规律和新特点，从一个侧面生动形象地展现了这场斗争，刻划了经过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锻炼的工人阶级崭新的精神世界。工业战线这样，其他战线何尝不是如此！这就是《典型发言》所描写的主题的深刻现实意义，也就是为什么这篇小说对我们有强烈的感染，读了感到分外亲切、振奋，而又发人深思的原因所在。
    对在文化大革命中涌现的新生事物的态度，实质上就是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态度。反对还是支持新生事物的斗争，实质上是复辟与反复辟的斗争。这是一条真理。通过八年来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条真理被亿万革命人民所掌握，革命的新生事物如烂漫的山花开遍在伟大祖国辽阔的大地上。但是，也总有那么些在旧轨道上生活惯了的人，嘴上也说要支持新生事物，可是心里总还对旧的那套恋恋不舍，在行动上就会自觉或不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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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觉地流露出来。这些人虽与敌对阶级对新生事物的仇视不同，但正如列宁所尖锐指出的：“实际上是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手段，是保护资本主义而反对社会主义。”《典型发言》中的胡政民就是起到了这样作用的同志。
    应该说，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对胡政民是有所教育的。但是，只因为长江厂确实是全公司抓革命、促生产的先进典型，他“心里不服也得服”，但没有挖出头脑里崇洋迷外、瞧不起群众的思想老根。他并不懂得革命的辩证法，并不懂得什么是社会主义新生事物。他对任树英，对长江厂，也仅仅是感到“歉疚”而已，这种“歉疚”又怎么能代替得了路线斗争觉悟的提高呢？正因为这样，他看到光明厂青工的大字报，就满腹牢骚，“心想：如今样样都是新生事物了”；正因为这样，他听到长江厂的成本上升，就幸灾乐祸：“任树英啊，任树英，你这爱出头的椽子，总有挨斧头的时候”；正因为这样，他会假借影响长江厂的“典型发言”而下令“青锋一号”炉下马，又一次压制了新生事物。任树英一针见血地指出：“他过去压制长江厂，错了，因为他压制了社会主义新生事物，今天抬举长江厂，又错了，因为他又压制了光明厂的新生事物。他错在路线上阿！”
    小说中有这么一段争论是耐人寻味的：长江厂到市里去发言的提名者胡政民左劝右说，可是任树英坚决不同意停炉，“胡政民大感意外，他茫然不解地看着任树英，充满感情地说：‘树英，这回我可是有一意一栽一花一’‘你是想把我们栽到花盆里呢。’任树英激动地站在窗前”回答得多好！这简直是提出了在新形势下如何对待新生事物的问题。在胡政民看来，他是吸取了上次的教训，“这回”是支持新生事物，“有意栽花”了。言外之意是你任树英不识抬举“花不发”。而任树英却“根本没把典型发言的事儿挂在心上”，“她想的是为整个阶级，为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争气啊！”新生事物、先进典型的这朵花离不开三大革命斗争实践的土壤。“离开了兄弟厂，离开了整个阶级，长江厂还有什么前途，有什么希望？任树英还有什么出息，有什么力量？”
    如今，在我们的现实斗争中，不是也有类似胡政民那种搞“移栽”的人吗？他们俨然以新生事物的发现者自居，要把新生事物这朵花掘离群众斗争的土壤，当作盆景供起来，迫使“这朵花”按自己的愿望生长。如果不合他的意愿，则对不起，他会立即拿起大剪刀“咔嚓”一下剪下这朵花的。这难道是支持吗？也有的人看见新生事物的缺点也不热情指正，帮助克服，反而眼睛一白，唱唱高调：“难免的嘛！”他会把你吹得天花乱坠，捧得比天还高，而肚里却梦想你有朝一日从天上掉下来，他来看白戏。这难道也是支持吗？不！~不管“胡政民”的动机如何，实质上这是更隐蔽的压制，更巧妙的扼杀。
    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在新的斗争面前，怎么办？任树英已为我们作出了榜样，用一个字来概括，就是：斗。新生事物是两个阶级、两条路线激烈斗争的产物，也只有在两条路线的激烈斗争中才能得到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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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斗争的信心，来自对新生事物成长的规律有正确的认识。列宁说得好：“最先发明的那架蒸汽机也是不好的，甚至不知道它是否开动过。但是问题不在这里，问题在于已经有了这种发明。纵然头一架蒸汽机从外形来看是不适用的，可是现在却有了火车头。”“青锋
    一号”失败了三次，但任树英说：“失败了三次有啥关系？我女儿学走路，不知跌了多少跤呢？”因此，她能透过“青降一号”看到“这不是一只炉子，这是批林批孔的成果，是我们工人阶级的志气。”
    斗争的勇气，来自胸中的革命大目标。任树英憧憬着电视工业发展的美好前景，因此，当光明厂的老赵抱歉“青锋一号”拖了长江厂的后腿时，任树英会激情满怀地说：“青锋
    一号”“是一个即将完工的发电站，一旦完工，就要放出很大的能量！那时候，就不是你们
    一个厂，而是整个电视工业战线都被促进，都得象插了翅膀一样，飞起来啦！”
    斗争的力量，来自整个阶级、广大的群众。这里有阿宽、武云，也有老韩、老赵，有长江厂，光明厂的工人同志，也有郊区贫下中农。“普普通通的工人，都自觉地刻苦学习马列、毛主席的著作，研究儒法斗争的历史经验，自觉地以主人自居，主宰工厂的大事，国家的大事。”贫下中农热切地希望：“小小电视机，伲越看越欢喜！工农联盟情谊深啊！你们要加油干，做得又多又快又好又省1”因此，任树英还怕什么风险呢？
    一句话，斗争的动力来源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来源于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批林批孔运动，对社会主义新生事物有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青锋一号’，这才是按照我们工人的心意栽的花，决不容风雨把她摧残，即使拿了我的脊梁骨也要把炉子撑住！”只有这祥，才能始终保持清醒头脑，不为胡政民的“命令”所吓，也不为胡政民的捧场所骗；只有这样，才能坚定地呼出“支持新生事物，决不能手软”的时代强音；只有这样，才能以无产阶级的宽阔胸怀，毅然拆掉“砌进了长江广千部群众多少心血，多少意志，多少力量”的隧道烘箱，顶着暴风雨把工字钢送给“青锋一号”炉；也只有这样，才会不把与胡政民之争，看作是个人之争，而是看作路线之争，在原则问题上不让步，而当胡政民有点滴进步的表现时，又表示满腔热情的欢迎。任树英同志这种崭新的精神风貌，不正是通过文化大革命战斗洗礼、又在批林批孔运动中阔步前进的无产阶级先进分子的典型吗？
    胜利永远是属于无产阶级的。“青锋一号”炉终于上马了，任树英满怀激情的作了典型发言，围绕着“典型发言”的一场斗争到此结束了。但是，现实生活中的这场斗争远没有止息。对新生事物态度的斗争还会以新的形式出现。我们要象任树英那样，“支持新生事物，决不手软”。至于胡政民，他可能会转过来，我们表示欢迎，可是我们要警惕李政民、王政民还会出现。如果胡政民还没转过来，也没关系，社会主义总是要大踏步向前
    迈进的。
    新生事物是不可战胜的！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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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红与黑》
    刘大杰
    《红与黑》是法国作家斯丹达尔的代表作，是一部具有深刻社会内容的长篇政治小说。它完成于一八三○年，早于巴尔扎克的《欧也妮·葛兰台》和《高老头》，它的产生，标志着在法国文学领域中批判现实主义的胜利。
    一、时代和作者
    斯丹达尔(1783一1842)生长于路易十六后期，经历了资产阶级革命、拿破仑雾月政变、拿破仑帝国、波旁王朝复辟、七月革命，终于七月王朝。这段历史时期，是法国国内外阶级斗争非常尖锐复杂的时代，是复辟反复辟、帝制与共和反复斗争的大动荡的时代。在这时期的激烈政治斗争中，法国资本主义工商业得到迅速发展，阶级关系发生了很大变化。这一切，斯丹达尔有亲身的体验，对于他的小说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社会内容。他自己说过：在《红与黑》里，我“要认真地描写十九世纪最初三十年间压迫在法国人民头上的历届政府所带来的社会风气。”(《关于红与黑>)所谓“十九世纪最初的三十年”，正是拿破仑统治、王政复辟、到七月革命的三十年。
    一七九四年七月，在巴黎，代表大资产阶级的热月党人发动了反革命政变，推翻了罗伯斯比尔领导的革命政权，组成了督政府，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告了终结。由于督政府的反动统治，激起了法国人民的强烈反抗。同时，暗藏的保皇党徒，乘机煽动，企图搞武装复辟。当时的政治危机，替拿破仑政变铺平了道路。拿破仑任第一执政官时，已经掌握了军政大权，到了一八○四年，他做了法国皇帝；名义上由共和到了帝国，其政治实质同样是以资产阶级为基础的军事专政。他实行阶级镇压和民族侵略，为资产阶级开辟国外市场，扩大政治地盘，得到资产阶级各阶层的拥护。一八一二年他率领几十万大军侵俄，遭到惨败。一八一四年被囚于厄尔巴岛。后来又逃回巴黎，终于大败于滑铁卢，被流放到圣爱伦岛。所谓“百日王朝”，也不过是昙花一现而已。
    拿被仑崩溃以后，波旁王朝在外国军队的保护下进行了复辟。路易十八一登上王座，从前在大革命时期逃亡国外的高级僧侣和封建贵族以及暗藏的保皇党徒都卷土重来，企图把倒塌的封建天堂重新修建，带着反革命的仇恨，对人民实行了残暴的反攻倒算。在这黑地昏天的时期内，那些在拿破仑帝国时期发财致富的金融政客，为了保全他们的财产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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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位，厚颜无耻地举手向波旁王朝宣誓效忠，有的用金钱换来一个贵族头衔，保护自己。那些投机取巧的金融政客，为了否定自己昨天或是前天所发表过的政见，讨取复辟王朝的欢心，都具有一套自私自利和生存竞争所必需的防身本领，那就是见风使舵的哲学。当时的国际反动封建势力，非常顽强，政治斗争也很激烈。拿破仑战败以后，以俄、普、奥、英反动君主为首，召开了维也纳会议，企图建立一种封建秩序，阻止新的革命发生。维也纳会议以后，欧洲各国反动派掌握了政权，从伦敦到那不勒斯，从里斯本到圣彼得堡，各国的内阁，都由封建贵族统治。后来，俄、普、奥三国君主，签订了反动的“神圣同盟”条约，其目的是巩固君主封建统治，镇压各国的民主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成为“国际宪兵”。在当时，沙皇俄国扮演了主要角色，它是当时国际反动势力的主要支柱。
    波旁王朝复辟以后，教会和贵族在国王的保护下，又重新拾起头来。查理第十颁布“宗教治罪法”，恢复天主教会的特权，颁布“赔偿法”，从国库中拨出十亿法郎，补偿贵族在革命时期的损失。恩格斯指出：“这一贵族社会在1815年以后又重整旗鼓，尽力重新恢复旧日法国生活方式的标准。”(《致玛·哈克奈斯>)《红与黑》所揭露的，主要是这一时期的贵族社会。
    查理第十妄想完全恢复路易十六式的君主封建制度，但由于历史的发展，这已经是不可能了。十九世纪二三十年代，法国正在进行工业革命，资本主义工商业得到迅速发展。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封建的所有制关系，已经不能适应发展的生产力了。因此，复辟的波旁王朝，虽说戴上昔日的王冠，而资产阶级已成为幕后的掌柜。同时，当日那么多的新旧贵族，不管胸前挂着多少枚勋章，实际他们大都已经资产阶级化了。有的是世袭几代的贵族，变成了金融资本家；有的先是资产阶级，后来骗取一个贵族头衔。这样的情况，在《红与黑》里，反映得非常生动。
    有复辟就有反复辟的斗争，波旁王朝的黑暗统治，激起了法国人民的强烈反抗。一八
    三○年七月，革命爆发了，在三天激烈的街垒战斗中，推翻了查理第十的政权，取得了七月革命的胜利。马克思说：“结果，不是社会本身获得了新的内容，而只是国家回到了最古的形态，回到了宝剑和袈裟的极端原始的统治。”(《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王政复辟时期的社会，也正是这样的社会。《红与黑》这部小说，就产生在这样的历史环境里。
    斯丹达尔原名亨利·贝尔，出生于小资产阶级家庭。七岁丧母，父亲是一个性情暴戾的律师。他从小就受到顽固家长的专横压制和耶稣会奴化教育的摧残。在他幼小的心灵里，已孕育着对于教会和封建的不满。法王路易十六被处死刑的消息传到他的家庭时，他父亲感到惊慌万状，他自己“体验到我一生中最大的一次喜悦”。十三岁，他进了中学，爱好拉丁文、数学和文学作品。他很喜欢数学教师格罗，格罗是一位雅各宾党人。中学毕业后，他到了巴黎，投考工业学院，没有考取。一八○○年，他进了拿破仑远征意大利的部队。不久，又回到巴黎，去过马赛，在杂货店里做过职员。他在回忆录中写道：“来到巴黎之后，我在昂纪维里大街的六层楼上度过了两年”，阅读启蒙学派的著作。孟德斯鸠、卢梭、爱尔维修诸人的思想，给他很大影响。一八○六年，他又回到拿破仑部队，在德国占领区，做过皇室领地的总管，后来又在巴黎做过法制局的审计官，得到上级的赏识。这是他的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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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得意时期，眼看就要更高地爬上去了。一八一二年，他随拿破仑侵俄。他亲自看见莫斯科的大火，亲自看见法国军队的溃退和惨败。他在俄国斯模林斯克撤退时写道：“有时我无缘无故地就流下泪来，雄心已经一去不复返了。”(1812年8月24日日记>)斯丹达尔一向把自已的政治出路，放在拿破仑身上，现在看见拿破仑的覆灭，伤心得流下泪来。他对拿破仑，始终怀抱着崇拜的感情。他在遗嘱中说：“我只尊敬一个人，就是拿破仑。”王政复辟时期，外国军队一度占领法国，使法国人民感到民族的屈辱，同时，由于波旁王朝的封建统治，中小资产阶级失去了出路，因而有不少人怀念拿破仑。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法国人“总不能摆脱对拿破仑的追念”，“他们曾经退回去追求埃及的肉锅”。(《路易·波拿巴的雾月
    十八日)《红与黑》里，有那样多的地方写到拿破仑，原因就在这里。斯丹达尔由于其阶级性的局限，当然不能理解：法国当时所遭受的民族屈辱与复辟王朝的黑暗统治，正是拿破仑对内压迫、对外侵略所造成的恶果，为波旁王朝复辟铺平道路的人正是拿破仑自己。由于这种局限性，不但使作者自己成为一个拿破仑主义者，并且把这种信仰，传给了他的于连。
    拿破仑崩溃以后，斯丹达尔准备走作家的道路。他离开巴黎，在意大利住了多年，同那里的革命组织烧炭党发生了联系，因此，被奥地利的警察驱逐出境。他访问过伦敦，结识了一些英国朋友，并在英国的杂志上，发表了很多的通信。一八二一到一八三○年，他主要住在巴黎，写了两部重要作品，一部是文学评论《拉辛与莎士比亚》，表达了他的反古典主义的文学主张；一部是长篇小说《红与黑》，称为法国批判现实主义的先驱。七月王朝，自由派比较得势，斯丹达尔做了意大利小城特里斯特和罗马教皇区的领事。一八四二
    年，他病死于巴黎
    在宗教方面，斯丹达尔是一个无神论者。他说：“我们原谅上帝，就是因为他根本不存在。”（勃兰德斯：斯丹达尔>）梅里美说他“从来不能相信世界上有真正的信徒。一个教士和
    一个保皇党，在他看来，永远是伪君子”。（斯丹达尔）他在这方面比起伏尔泰、卢梭来，更前进了一步。因为他有这样的思想基础，在《红与黑》里，才能写出那些揭露教会黑幕的精采篇章。
    斯丹达尔在政治方面，反对波旁王朝的复辟，以共和派自居。不过他所谓的共和派，“是这样一些人，他们在大革命的影响下形成他们的心灵，但是由于它的恐怖和种种教训的影响，又变成了立宪王党。”(1815年5月通信>)可见他对于罗伯斯庇尔专政时期的恐怖政策是表示不满的，他所谓的共和派，不过是一个立宪派而已。他也看到贫富不均是造成社会不安的根源，他反对大地主贵族和金融资本家占有过多的财富，但他认为私有制是不可能也是不应该推翻的。他主张依靠“贤明的统治者和完善的法律”，来建立合理的社会。因此，他把阶级斗争看作是“暴政”。“我们不要暴动，让我们增加我们的财富。”(《一个旅行者的札记>)所以他轻视工农，轻视人民群众。他也说过：“革命力量来自下层阶级”，“下层阶级的青年人，觉悟最高”，表面看来，好象是对劳动人民的歌颂，其实不然，他所讲的“下层阶级”，是指于连所属的小资产阶级；所讲的“觉悟最高”的青年人，也是指于连这类小资产阶级的青年人。在《红与黑》里，作者是以于连作为劳动穷苦人民的代表来描写的。真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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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工农，在作者的笔下并没有地位，偶尔写到，也总是加以丑化。这些观点都是出于作若的阶级偏见。简而言之，斯丹达尔的政治观以及他所鼓吹的“自由、平等”一类的人性论思想，仍然属于启蒙学派的范畴。
    二、《红与，黑》的政治意义
    《红与黑》的政治意义，在于作者通过鲜明生动的艺术形象，反映出王政复辟时期的政治面貌和所谓“上流社会”的腐朽生活，以及当时尖锐复杂的社会矛盾和政治斗争。修正主义者别有用心地抽去《红与黑》的政治内容，宣传三角恋爱是《红与黑》的主题，当然是错误的。
    斯丹达尔宣称：贵族“是一个最缺乏生命力的阶级”，“又是一个最装腔作势的阶级”。(《阿尔芒斯>)在小说里，作者以嬉笑怒骂的画笔，把贵族社会的黑暗腐烂的生活，一幕一幕地揭示在读者的眼前。
    木尔侯爵是“法国世袭儿代的大贵族，是本省最大的地主，是国王的亲信”，是保皇党的头目。他的客厅“简直成为一个总长的衙门”。一群大大小小的贵族，在这里川流不息地走进走出。他们大都是侯爵在大革命流亡国外时期所结识的朋友。他们每人每年都有儿千、几万金镑的收入，胸前挂着三枚或是五枚的十字勋章。从人民那里剥削来大量财富，过着极其荒淫无耻的生活。会客厅里布置得金碧辉煌，其中“有几十个穿着华美制服的仆人，整个晚上，每隔一刻钟，就要送上一次冰制的点心。到了夜半，还有一种佐以香槟酒的晚餐”。这一群贵族男女，都是懒怠的寄生虫，是“失去生命力”的幽灵鬼影。白天躺在床上睡觉，晚上就通宵达旦地吃喝玩乐，开舞会，看歌刷，打扑克，谈爱情，搞得头昏脑胀的时候，“就用大量的冰水来清醒自己的头脑”。这些装腔作势的“漂亮的坏蛋”和“戴勋章的恶棍”，有的勾结教会，卖官鬻爵；有的结党营私，包办选举；有的探听政治消息，投机发财；有的进行政治密谋，搞反革命活动，等等，什么坏事和丑事都干得出来。复辟王朝在这些坏人的统治下，阶级矛盾日益尖锐，人民的革命是一定要起来的。作者说：“1829年的圣日曼城厢（巴黎贵族住宅区），确实万分害怕再来一次革命，害怕雅各宾党人和再度建立1793年代的共和国。”(《关于红与黑》)在《红与黑》里，从多方面反映出七月革命前夕的阶级斗争的紧张气氛，那种“山雨欲来风满楼”的革命形势，在那些男女贵族的日常生活中也很明显地表现出来。在他们的周围经常出现罗伯斯庇尔、丹东一类人物的影子，把那群胆小鬼吓得只是出冷汗。木尔侯爵害怕革命党人来逮捕他，把“侯爵爵府”几个字故意刻在门旁的石头上，免得引人注目。从不关心时事的市长夫人，也时常感到“一旦革命起来，会造成恐怖的世界”。侯爵的儿子罗伯尔伯爵，担心革命发生，自己会上断头台。侯爵的女儿玛特尔，想起她心中的于连，将来是不是革命中的丹东，她说：“他不是狼，只是狼的影子而已。”《红与黑》在这方面的描写，艺术技巧是很高明的，他从许多日常生活的细节描绘，反映出阶级矛盾的尖锐以及贵族社会对于革命即将来临的预感和恐惧。
    木尔侯爵并不甘心于失败，他纠集那些狐群狗党，召开高级黑会，参加的有红衣主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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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阁首相以及退伍将军，密谋组织教会武装，勾结国外反动派，妄图扑灭革命的火焰，并特别指出，要痛击当时的小资产阶级，因为他们当时还不认识和重视工农的革命力量。关于他们的阴谋诡计，在小说里有详细的记录。但是，七月革命终于爆发了，只有三天，波旁复
    辟王朝就垮了台。
    其次，我们还要注意到维立叶尔城的两个统治人物：一个是德·瑞那市长，一个是哇列诺所长。他们后来都成为贵族，原先都是资产阶级。作者提醒我们：“这两个人物足以代表法国1825年之际富裕者中间半数人的肖象。”（关于红与黑>）小说对于这两个人物的刻划，始终表现着饱满酣畅的笔力，从他们的形象上，揭示他们唯利是图的资产阶级性格和损人利己的卑鄙行为。
    哇列诺是耶稣会的教士，又是修道会的红人。他是靠贪污起家的，花了一万两千法郎，弄到一个贫民寄养所所长。他钻营作歹，无恶不为。写告密信和匿名信是他的拿手好戏。他从一个小城的所长，爬到省长，封为男爵，正准备做国会议员。他看见市长夫人“美貌富有”，用尽心机对她进行诱骗，他遭到拒绝，于是怀恨在心，时刻想打倒市长。后来他知道市长夫人和家庭教师于连有关系，他对于连怀着强烈仇恨，最后于连犯了刑事案件，他代表法院宣判了于连的死刑。
    德·瑞那市长爱钱如命，对于金钱的贪欲特别敏感，对于其他一切，都是麻木不仁。在大革命时期，他杀死过农民。拿破仑时期，他开了一家铁钉厂，成为资本家，是拿破仑党。王政复辟，又成为保皇党，做了市长，正准备竞选国会议员。娶一个有贵族身份的漂亮老婆。他善于分析形势，富有政治斗争经验。他对他的助理说：“在这个城市，只有工业家才走红运。这些自由党人都变成了百万财主。他们如饥似渴地想夺取政权，他们晓得运用他们所有的斗争武器。让我们考虑到皇帝的利益，尤其是不要忘记了我们神圣的宗教利益。”这确实说明了当时法国资产阶级在经济上的雄厚力量和夺取政权的急迫心情，以及保皇党所奉行的保护君权和教权的反动政治路线。这位市长有“善于处理事变的才能”，当他知道自己的老婆和家庭教师有爱情关系时，他开始气得发抖，但一想到她就会从她的姑母那里继承一笔庞大财产的时候，心就软下来了。在这方面，索黑尔老头也可与市长比美。当他听到他儿子于连被判死刑，他连忙到牢监里去探望，一见面便破口大骂。于连告诉父亲，说手中还存有很多的钱，送给哥哥每人一千法郎，其余的都送给父亲。老头
    一听有钱，立刻和颜悦色，称赞儿子是一个好教徒。老头走了以后，于连说：“这就是父爱”，“只有一个欲望，那就是金钱。”《共产党宣言》指出：“资产阶级撕下了罩在家庭关系上的温情脉脉的面纱，把这种关系变成了纯粹的金钱关系”，“他们还以互相诱奸妻子为最大的享乐。”在《红与黑》里所反映出来的父子、夫妇、爱人以及朋友各种关系的矛盾斗争中，都证明了上述的论断。
    关于教会特别是耶稣会和修道会在当时所进行的政治活动和毒害青年心灵的罪行，《红与黑》中作了很多的揭露。天主教会是法国封建制度的重要支柱，“它给封建制度绕上
    一圈神圣的灵光”。（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英文版导言）大革命时期，天主教会遭受到打击；王政复辟，它又卷土重来，气焰非常嚣张。当时地方官吏的任免，都要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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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会的同意。如哇列诺所长，本是一个神通广大的人，他只有服从修道会的命令，才能升官发财。马西农神甫，“是由省里派来的，他的使命是做教会的密探，是要他来监视市长的。”福力列代理主教一手遮天，贝尚松全省县长的任命都要得到他的许可。加斯答列神学副院长，专横阴险，从各方面迫害青年学生，实际是一个教会特务。年青的安地主教，在政治黑会中，当面斥责首相德·列哇尔庸懦无能，逼他辞职。他们开口“天国”，闭口“圣灵”，其灵豌的丑恶和道德的堕落到了极点。无不贪财爱色，结党营私。作者告诉我们：“修道会到处布满了密告和暗探”，它的首脑们能够知道法国每个城市中每个人家所阅读的报刊名字。教会的黑暗势力，到了如此可怕的地步。
    书中描写神学院的那些章节，是《红与黑》的精采部分。在作者笔下出现的神学院，真是“人间地狱”。在那个没有阳光的腐烂的墓穴中，一些幽灵正在游荡。院长、副院长和神甫们，都把青年看作是囚犯，不许他们在思想、行动上有任何自由。不许谈论政治，不许随便阅读报刊，不许参加社团组织，通信和行李经常受到秘密检查。神学院招来的学生，大都是农村的穷苦子弟。院方总是用伙食和衣服去引诱，用地狱的痛苦去恐吓，用天堂的幸福去诱骗，用腐朽的思想去毒害，千方百计地要把这些子弟培养成为罗马教皇和法国国王的忠实奴仆。作者在这方面的描写，给读者以深刻的印象。
    在《红与黑》里，对于贵族、教会的腐朽黑暗，对于资产阶级的唯利是图，以及他们的内部矛盾和斗争，作了很多的暴露和批判。从这些地方，使人们认识到法国当时的社会面貌和政治形势，加深对那个社会的不满和仇恨，这就是《红与黑》给我们的认识作用和政治意义，这就是批判现实主义在《红与黑》中所取得的重要成就。但是，作者批判的态度是不彻底的。由于他的阶级局限，不能认识到私有制度这一罪恶的根源，所以没有接触到社会矛盾的本质。而归根结底，他是维护资产阶级利益，是维护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其次，作者对于人物的分析和评价，往往是从资产阶级的人性论出发，强调抽象的道德标准，抹煞人的阶级性。书中对于木尔侯爵心灵道德上的美化，表现尤为突出。至于市长夫人、玛特尔和于连的爱情关系，作者宣扬了超阶级的“爱情平等”说，宣扬了“爱与死”是文艺主题的资产阶级腐朽思想。
    三、于连的道路
    于连有时自称为工人或农民，其实他是一个小资产阶级。他没有进过学校，他遇着两个义务老师，把他培养成为一个知识分子。一个是退伍的军医，教他拉丁语言和政治思想，使他成为卢梭和拿破仑的崇拜者。他把卢梭和拿破仑的著作，看作是“唯一无二的书”，可以为它“赴汤蹈火”，死而无怨。另一个是西朗神甫，教给他“培养圣灵、进入天国”的神学。于连原想从军，他想到拿破仑初年，同样是贫困，后来靠了他个人的奋斗，做了法国的皇帝，所以“我要从军去”。但在于连长成以后，拿破仑已经垮台了。“如今眼看四十左右的神甫，能拿到十万法郎的薪俸，我应该做神甫了。”在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支配下，两种矛盾的思想在于连的身上统一起来。不管是军服，还是袈裟，反正一样，“在他灵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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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处，藏着不可动摇的决心，这决心是宁愿冒着九死一生的危险，也得发财。”
    于连的阶级地位，是被当时的法国“上流社会”看作是“仆人”的，他所属的小资产阶级，完全被排斥在政权之外。但于连自命不凡，认为自已“有教养，有能力”，具有“创造丰功伟绩的崇高毅力”。他痛恨一生下来就有金钱、权势的贵族，痛恨特权等级制度，他决心要打破现状，争取政治地位，实现他自己所说的“英雄梦”。在起初，于连身上确实具有小资产阶级“反抗封建贵族”的阶级意识，具有“精力充沛、野心勃勃”的气概。他被介绍到德·瑞那市长那里去当家庭教师时，他对市长夫妇及其周围的权势人物，感到痛恨，看作是自己的敌人，“我要反抗”，并且骂他们是“笨蛋”、“恶棍”和“社会的蟊贼”。但不久，于连和市长夫人发生了爱情关系，据于连自己解释，原因是：“如果我以后发了财，有人耻笑我家庭教师的低贱，我就让大家了解，这是爱情使我去接受这个位置的。”后来事情暴露了，于连被送到与人世隔绝的神学院，在那里修练了一年多。后由彼拉院长介绍到巴黎，进入了大贵族木尔侯爵的爵府，当了他的私人秘书，每年工资八千法郎。巴黎“上流社会”的生活，对于连是一种引诱，也是一种考验。正如介绍人所说：“你的前途就在眼前，看你如何对付。”是卖身投靠到他自己所常说的“敌人阵营”里去，还是跟着人民走革命的道路，这是于连当时在政治道路上的关键问题。结果，于连所走的不是后者而是前者。他认为他正面临一个向上爬的机会，他决心“要在伟大事业的舞台上一显身手，碰碰运气”。要达到目的，可以“不择手段”。他用忠诚和勤劳，争取侯爵对他的欢心和信任。他替侯爵管理机密文书和银钱地产等重要事务，拚命卖力，几乎得了肺病。侯爵很赏识他，想替他改变平民身份，使他变为一个新贵族一说他是萧伦公爵的私生子，寄养在索黑尔家里的。为了培植他的政治地位，侯爵派他到英国去搞外交活动，替他弄到一枚十字勋章。于连得到勋章，兴高采烈，表示要为波旁王朝服务。木尔侯爵召开秘密的反革命政治会议时，于连是会议的记录；会后冒着生命危险，把情报送到国外的反动派那里去。侯爵认为他具有“见危授命”的高贵品质，是“忠于他们的神圣事业的”。所谓“神圣事业”，就是搞复辟的反革命事业。于连一面忠心耿耿地为保皇党服务，一面以各种诈骗手段，去引诱侯爵的女儿玛特尔。玛特尔只有十九岁，还没有结婚。于连知道，如果真能占有玛特尔，就是侯爵的女婿，就可以飞黄腾达。他是把恋爱作为政治手段的。结果玛特尔怀孕了。他认为这是他在情场上运用拿破仑战术所取得的胜利的一个保证。候爵知道以后，开始是愤怒，后来为了要顾全面子，决心先把于连变为贵族，再把女儿嫁给他。他送给于连每年一万镑进款的存折，每年有二万零六百法郎收入的地产和二万法郎的现款，并且替他弄到一张骑兵中尉的委任状和贵族的头衔。于是一向自称为“平民子弟”的于连，一变而成为德·拉伟业称号的贵族公子了。他不是锯术厂索黑尔的儿子，而是萧伦公爵的私生子了。他正淮备以新贵身份同玛特尔结婚时，木尔侯爵接到市长夫人的来信，揭发于连专门诱惑妇女，来替自己取得地位，改变自己的身份，从而支配那个家庭的财产。侯爵大怒之下，决计不许他们结婚了。玛特尔把信交给了于连，于连看了以后，立刻回到维立叶尔城，跑进教堂，向正在做弥撒的市长夫人开了两枪。于连被捕了，最后被判处了死刑。
    于连死前向审判官的发言，他自认为是“出身微贱的乡下人敢作反抗的举动”。于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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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你们“借我来惩罚一般青年一出身微贱，为贫穷所困厄，可是碰上运气、稍受教育，而敢混迹于富贵人所谓的上流社会的青年。先生们！这便是我的犯罪行为…我在陪审官的席上，没有看见一个富有的农民，而只是些令人气愤的资产阶级的人。”这一段话，修正主义的批评家们如获至宝，在这里大做文章，说是表现了于连的阶级斗争观点。其实完全不是如此。于连的发言，一点也没有揭露贵族资产阶级压迫和剥削劳动人民的罪恶，对贵族资产阶级的黑暗统治，没有触动一根毫毛。而其主要内容，只是表现对反动统治阶级的“所谓上流社会”，对一个“碰上运气、稍受教育”的平民子弟往上爬的阻挠和压制的怨恨和反抗而已。他没有代表人民的利益，更没有代表无产者的利益；所表现的矛盾，只是小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者和贵族资产阶级统治者的矛盾。至于他被判死刑以后，不肯上诉，并不能说明他的坚强，实际是表现他的虚弱和悲观。这时候，他完全知道，往上爬的机会都没有了，在那个“上流社会”是再也活不下去了。所以他自己说：“我的天呀！一切都完了，”他在完全绝望的幻灭中，为自己的虚荣心所驱使，他用死来表现他的个人英雄主义的光彩。实际他的精神方面，已经软弱到了极点。“我是一个懦夫，可是无人知道”；“我离死亡不过两步之远，我还是伪善的”，这是于连死前的真实心情的自白。
    在斯丹达尔的笔下塑造出来的于连的艺术形象一一个野心勃勃、精力充沛、有教养而又有才能的小资产阶级形象，在当时是有历史现实的基础的，是拿破仑帝国崩溃以后波旁王朝复辟时期社会的产物，是在斯丹达尔世界观的指导下，创造出来的更有集中性更有普遍意义的小资产阶级个人主义、个人英雄主义的典型。作者自己说过：“在法国有二
    十万个于连·索黑尔，他们眼见不少吹鼓手、下级军官和见习生平步青云而成为拿破仑帝国的元老和公侯之先列，你怎么能期望他们不去反对那些昏庸无能的高官显爵呢？”（埃·罗德：《斯丹达尔>)这表明了于连反对“昏庸无能的高官显爵”、想争取政权的强烈愿望，这种愿望不仅仅是于连个人的，在当时，具有代表小资产阶级的广泛基础。但由于于连脱离了人民群众，没有革命目标，只是为个人的私利而孤军奋斗，就成了个人反抗的形式，这就必然由阶级斗争蜕化为小资产阶级的个人斗争。
    作者在描写里，也强调了小资产阶级的“翻身感”，强调了“平民阶级的叛逆心”。如果小资产阶级离开了工农大众，背离了革命方向，走上右倾的道路，必然要身败名裂。于连悲剧的根本原因，就在这里。
    王政复辟时期，以查理第十为首、以“神圣同盟”为国际后台、以极端保皇党为骨干的反动集团为一方；以反复辟、反贵族资产阶级、反“神圣同盟”的人民大众为一方，这是当时社会的主要矛盾。在七月革命中，工人阶级站在前列，农民作了有力支援，小资产阶级发挥了很大力量。一向以小资产阶级“英雄人物”自称的于连，在这样的政治斗争和阶级斗争的形势面前，他不是站在人民大众一方，而是站在复辟王朝一方。可见，在他的内心，虽抱有反对“高官显爵”的强烈感情，但他不是要去打倒他们，要去革他们的命，而是想打进到那个阶级里面去，使自已能成为所谓“上流社会”的一分子。他的“翻身感”就是从小资产阶级爬到贵族阶级，从平民子弟变为贵族子弟，这就是他反抗斗争的道路。有谁阻挠他，他就反抗。当他一旦得到反动统治者的赏识时，就感恩戴德，奉敌人为恩主了。修正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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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义者把于连这种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道路和个人英雄主义的行为，看作是伸张正义和革命斗争，这是一种歪曲。甚至把于连射击市长夫人的枪声，同七月革命的人民枪声等同起来，那真是太可笑了。
    《共产党宣言》指出：“在现代文明已经发展的国家里，形成了一个新的小资产阶级，它摇摆于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并且作为资产阶级社会的补充部分不断地重新组成。”于连正是这样的小资产阶级。他身上的两面性和摇摆性，特别显著。他在激烈的阶级斗争和政治斗争中，由其自私自利个人主义的发展，使他成为小资产阶级的右翼。由于作者的阶级限制，看不到人民大众的力量，看不到当时小资产阶级应走的革命道路，结果，于连堕落成为反动派的工具。这一点，就是在今天的社会主义社会，也还是有其教育意义的。象我们这些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如果不努力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不认真改造自己的世界观，不决心把自己的立足点移到无产阶级这方面来，也会成为资产阶级右派的。《红与黑》是一部批判现实主义的作品，表现了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是资产阶级文化的一部分。因此，我们要从思想文化上进一步巩固和加强无产阶级专政，就必须坚决遵循毛主席对于文化遗产的指示，力图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对资产阶级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品进行认真的分析和批判。
    新书
    介绍
    《历代法家著作选注》第一册
    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1月初版
    由上海市总工会、复旦大学、上海师大主编的
    海市工交、财贸、农场等各条战线的一千多个基层
    《历代法家著作选注》第一册，最近由上海人民出
    单位、一万多人直接参加了注释工作，还有数十万
    版社出版。
    工农兵参加了注释稿的讨论评议。广大工农兵用
    本书共收先秦法家代表人物商鞅、荀况、韩
    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注释法家著作，做到
    非、李斯的十九篇重要文幸，比较集中地反映了先
    注中有评，注中有批，力求革命性与科学性相统
    秦时代法家的法治思想和要求建立统一的封建国
    一。为了便于工农兵阅读，注文力求浅显通俗，并
    家的政治主张，表达了新兴地主阶级上升时期朝
    适当增加了串讲。
    气蓬勃的进取精神。
    本书的第二、三、四分册也将在今年上半年陆
    《历代法家著作选注》是群众运动的产物，上续出版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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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士会周查
    他们在摸索城市供水的规律
    上海自来水公司访问记
    章智明
    住在上海这个大城市里，一拧开水龙头，水就哗晔地流出来了。可是，当你用白花花的水洗涤着衣物的时候，有没有想过上海供水战线上的同志为解决几百万人口的用水问题，是怎样进行大量工作的？
    我们从一份资料上看到，国民党时期的旧上海，全市只有五个破烂水厂，许多劳动人民喝的是井水、浜水和江水，用水之难，不知带来了多少苦难辛酸！解放后，随着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突飞猛进，全市自来水的日供应量迅速提高了五、六倍，不断满足了千家万户的用水要求。这种变化是怎样来的？为此，我们走访了上海自来水公司和战斗在供水战线上的其他一些同志。
    “多大的鸡生多大的蛋”？
    水是从水厂流出来的。按照一般的常识，要增加供水量，只要新建一批水厂就是了。然而，自来水公司的同志却告诉我们，新建一个水厂，并不象人们想象的那么简单：既要添设备，又要排管道，建成一个厂并开始供水，起码得花上三、四年。而用户呢，却迫切希望我们立刻把水送到他们手里。所以，解放后虽然也建造了几个水厂，但如果光想等添造水厂来增加供水量，那真是名副其实的“远水解不了近渴”！怎么办？大家心里就象有把火在烧。还是水厂的工人同志群策群力，为改变供水量不足的局面闯出了一条
    新路。于是，我们来到了南市水厂。奔流不息的黄浦江从它身边蜿蜒而过，机泵隆隆，江水
    哗晔地被汲进一个个水池。接待我们的一位工人干部笑着说：“这些池子叫沉淀池和滤水池，仗就是在它们身上打响的。因为混浊的江水进厂后，首先要到这些池子里经过混凝、沉淀、消毒、过滤等一番功夫，才能成为合格的净水出厂。开始，有些人以为，我们厂只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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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个池子，每天出二十万吨水，早就是‘猴子爬树梢一到顶啦’！常言道，‘多大的鸡生多大的蛋’，供水量要提高，池子就得增加。可是工人群众却没这样想。他们讲，‘不造池子也能增产，小鸡可以生大蛋！’”
    “小鸡可以生大蛋”！这话讲得多有志气。我们急着想问个究竟，那位工人干部又绘声绘色地讲了起来：原来，沉淀池的主要作用是把江水中的污泥浊垢在涤荡中沉到池底。按照水厂的老规矩，江水进入沉淀池后，要在池中放入定量的混凝剂，再用搅拌机搅拌，使水中的垃圾垢脚渐渐地结成一朵朵矾花，沉到池底。工人们经过调查和分析，发现出水量所以不能增加，和沉淀周期的时间长有很大关系。能不能缩短沉淀周期呢？他们破例地作了一些试验。比如，稍许多加一点混凝剂，矾花就结得大了，一会儿就下沉了；把搅拌速度加快一些，矾花也比往常结得快了，没多久，一池混浊的水就变得碧蓝明净起来。可见，出水量的多少虽然和沉淀池的大小、多少有关，但往往还取决于沉淀周期的长短。明白了这个道理，工人们就在保证水浊度正常的前提下，大胆地改革了旧的操作规范。为了让矾花沉得更快些，工人们还在沉淀池的进口处搞了个水槽，用竹篱笆隔成一条九曲桥式的弄堂，水流在里面七顶八撞，矾花也就加快沉淀下来。这样，流速比原来加快四倍，出水量也跟着翻了四番。
    我们全神贯注地听着，心里想：“缩短滤水周期是不是也用这个办法”？那位工人干部好象看透了我们的心思，就把话头转到滤水池上：
    从沉淀池出来的水还需进一步剔除杂质，这个任务是由用黄砂、卵石等滤料垒成的滤水池来完成的。缩短滤水周期就是提高滤速。于是，工人们把滤水池的控制闸放大，把滤料中的黄砂换粗。结果，水是流得快了，水质却受到了影响。这一关不过，不就前功尽弃了吗？正当大家发急的时候，在一次群众性的献计献策会上，有人提出：“问题出在滤水池的水浊度上，根子会不会在沉淀池的水浊度上？”这一问，开了大家的窍。原来，我们要求在沉淀池中保持的水浊度，只是相对原来滤水池滤速较慢的情况而言。很明显，后天失调在于先天不足。要提高滤速，还要进一步降低沉淀池的水浊度。找到了问题的症结，工人们又给沉淀池动了一次“手术”。果然，前一关卡紧了，滤水池的滤速尽管加快四倍，出来的水却照样清晰透明，池池够格。
    这真发人深思。今天，上海全市在解放后增加的供水量中，就有百分之七十是靠缩短生产流程等办法挖掘潜力的。这说明，生产也是一个运动过程，“而运动着的物质只有在空间和时间之内才能运动”。时间是和空间互相联系着的，空间上得不到的东西，可以创造条件从时间上获取。从这里，我们看到了“小鸡可以生大蛋”这句工人群众的豪言壮语中，蕴含着多么深刻的哲理啊！
    他们怎么还不能舒畅地用水？
    “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有了‘米”，那总该万事大吉了吧！”我们这样想。可是，事实却不是这样。公司的同志还告诉我们：供水量提高后，从总体上看，这和全市的用水量是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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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的。但有些用户还是经常来信来访，反映他们那儿缺水、断水的情况…
    “水厂有水，用户没水”，这确实是一个费解的现象。为了解开这个谜，我们来到了公司调度室，参加了他们的一个小会。
    会议是在毗邻调度室的一间屋里开的。调度室的负责人告诉我们：这里的工作主要是依据全市用水状况，合理分配各个水厂的出水量。“水厂有水，用户没水”，显然是由于我们调度不当的缘故。那么，怎样才能调度得当呢？我们多次走出调度室，进行实地调查。有的用户告诉我们，他们那儿在平时，水龙头一拧，水就哗哗直冲。偏偏到了烧饭、洗澡时，水反而“滴滴嗒嗒”了。有的用户反映，他们那里的水，一直象涓涓细流。有些住在高层建筑的居民则对我们说：“这里的用水可真苦恼！龙头一开，经常是干巴巴的！”这才使我们心中更有了底。原来，光知道一部分用户的用水困难，这还只是看到矛盾的普遍性
    一面；矛盾的特殊性一面是：这些困难有的产生在用水比较集中的时候，有的产生在离水厂较远的地区和高层建筑。懂得了这些不同之处，我们也就针对不同情况采取不同措施，逐步求得解决。
    到底想了哪些办法呢？坐在我们身边的一位老工人比划着讲了起来：“用水比较集中的时候，我们称它是高峰期间。‘高峰’一来，用水量直线上升；‘高峰’一过，用水量又很快下降。一高一低，就造成了有时用户用不到水，有时水有水用不掉。我们就常常被这“高高低低'搞得手忙脚乱。其实，这‘高高低低'不是反复无常，也是有规律可循的。一般来讲，在白天，工厂要生产，居民要烧饭洗菜洗衣服，用水就多，午饭后和晚上，工人和居民大都在休息，用水量就明显降低。上海这个城市，用水量的变化往往表现为上午和下午两个‘高峰’及午后和晚上两个‘低谷’。后来，我们就来个调低济高，有的放水。譬如，在一些中枢地区建造水库唧站，每逢‘低谷’，就把水厂多余的水贮到里面，一临‘高峰’，再把它调剂出去。现在，全市水库唧站的贮水量有二十万吨左右，为解决高峰期间用水紧张可出了一把力！”
    话音未落，另一位中年师傅插上来为我们讲了解决离水厂较远的用户用水困难的情况：水从水厂出来，挨家挨户地流着。水管的水流量是有一定限度的。“近水楼台先得水”，近处住户用水的胃口一大，远处住户的用水就困难了。怎样使水流得远呢？我们在途中建造了水库唧站，把周围用户在“低谷”时用不完的水贮藏起来，用来支援远处，结果，还是不能彻底改变“远水楼台不得水”的局面。怎么办？原来有些唧站的贮藏量并没有“吃足”，水厂也笃定可以再多给它一些水贮藏起来，问题是从水厂到唧站的沿途管网，腾不出机会来“喂饱”唧站。后来，我们从公交公司放直达快车的办法上受到启发，就专门排设一根专线管道到唧站在管网上还有潜力可挖的地方，则抽调一根负担较轻的管道做专线，使水厂的水由这些专线管道日夜为唧站送水。经过试验，效果可好啦！譬如，从南市水厂到复兴公园附近唧站的一根专线管道，每小时能送四千吨水，一天就能把近十万吨水通过卿站送往远处。一些远处的住户看到“远水楼台不得水”的局面改变了，高兴得从老远跑来找我们道谢。其实，这还不是我们应该做的本份事吗！
    “那为什么有些高层建筑上的用水又会不舒畅呢？”这时，有位同志又作了回答：这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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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水压不够的缘故。水厂为了叫水远流，又能爬上高层建筑，是用高压水泵把它“强行压送”进管网的。因此，刚出厂的水其势方张，压力甚高；流了一段路后，就象强弩之末，压力渐渐减退了。象长桥水厂，出厂时的水压有五十公尺高，流到离它约二十公里远的天山新村时，却只有七、八公尺了。这样，五楼上的水龙头就难免有时滴滴答答了。起先，我们让长桥水厂把水压再打高些，结果还是不顶事，鞭长莫及嘛！解决问题还得再作深入的调查。后来，我们索性对从长桥水厂到天山新村的沿途用户进行了一次访问。发现从水厂到中山西路一带，平房为多，工厂用水量也不太大，水压低些关系并不大；从中山西路到天山新村这一带，却几乎大部分是化工厂和高层工房，他们都希望水压越高越好。而实际状况却是：前一带虽然处于水压的兴盛时期，却是白费劲；后一带急着要水压高的水，却又碰上了水压的衰微时期。于是，我们把全程分为两段，在中山西路造了个增压唧站。针对前一带用户的特点，让长桥水厂减低出厂水压；当水流经中山西路的增压唧站，再给它助一把力，变低水压为高水压。这样，天山新村的高层楼房中，龙头一拧，水就哗哗流了。
    座谈会开得热气腾腾。我们被大家所谈的一些事例深深感动。在用水和供水的矛盾面前，供水部门的同志通过调查研究，对一部分用户“用不到水”的共同现象进行具体分析，看到了“共同”之中存在的各种“不同”，然后分别采取措施，使有限的水在合理调度中得到有效的使用，这里面不就充满着活生生的辩证法吗？
    千千万万个水龙头从何抓起？
    在参观访问中，给予我们的教育是很大的。由此不禁想到：做好城市供水工作不仅仅是供水部门的事情，也是一切用水单位、用水的人的共同义务。供水部门不断“开源”，提高供水量；用水单位不断“节流”，减低用水量。如此相辅相成，才能把社会主义的公用服务事业越办越好。我们把这个想法告诉给自来水公司的同志，他们很赞成。下面所记录的，就是服务所的同志介绍抓“节约用水”的情况。
    千千万万个水龙头从何抓起呢？起初，好些人党得茫无头绪。后来，大家学习了毛主席关于“研究任何过程，如果是存在着两个以上矛盾的复杂过程的话，就要用全力找出它的主要矛盾”的教导，就豁然开朗了。他们作了具体分析：全市有工业用水、生活用水等等，其中以工业用水量为最大；在工业用水中，又有锅炉用水、冷却用水、原料用水、冲刷用水等，其中又以冷却用水量首屈一指。要抓，就得抓主要的。否则，不分主次先后，轻重缓急，眉毛胡子一把抓，到头来样样抓不到。于是，他们又到冷却用水量较大的工厂进行调查。原来，冷却水主要用于降温，水温一升高，工厂就只好把它白白流入阴沟。其实，只要设法把水温再降低下来，它还是可以重新作冷却水的。因此，这些同志又找有关部门研究，设计制造了一种叫点波冷却塔的回冷设备。高温水进入这种塔后，如同走进了冰箱，水温迅速降低。这样，冷却水就可循环往复，多次利用，每天就能节约十万吨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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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瓜”要捧，“芝麻”也要捡。抓了工业用水的节约工作，也要抓好生活用水的节约工作。这里，还得采取“牵牛要牵牛鼻子”的方法，集中力量解决主要的、关键的问题。唯有如此，方能事半功倍。工人师傅依据历年来的工作经验，把工作重点放在平时把龙头的“老”和“少”两种人的思想教育上。他们经常穿巷走弄，组织苦大仇深的老工人回忆旧社会拎着水桶排队候水的生活，使用户们自觉实行“用多少放多少”，“一水多用”，“为成备用活土井”等节水措施。他们还有步骤地组织孩子们到水厂参观，讲述自来水的生产过程，让孩子们懂得点点滴滴的水都凝结着工人的辛勤劳动，教育他们从小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这一抓，全市每天的生活用水又节约了三、四万吨！
    当着工业用水、生活用水的节水措施尚未落实之前，矛盾的主要方面在用户；而当这些问题基本解决之后，矛盾的主要方面又回到了供水部门。这是工人们从每月水厂的出水量和用户的用水量往往相差一大截的对比中得出的结论。这一大截怎么会不翼而飞呢？原来，管道铺设在马路下面，年久月深，上面车来人往，土层受震松动，管道受到各种挤轧和压力，有的接口处就会发生裂缝，使自来水大量流失。于是，他们就专门成立了一支“听漏”队，专治管道漏水。一临万籁俱寂的深夜，这些管道“医生”就出门巡诊。单是去年
    一个年头，他们就查出了一万多个漏眼。有一次，他们到一家制药厂征求意见，发现那儿的生产规模并没有大的变化，用水量却从每月的五万吨一下跳到七万吨。会不会是厂内的水管有“病”呢？他们利用药厂的厂休日上门“会诊”，果然找到了厂内有两根管道严重漏水。经过抢修，药厂的用水量又恢复到原来的水平。就这样，他们遵照毛主席关于“着重于捉住主要的矛盾”的指示，打开了节约用水的门路。现在，全市节约的水量已相当于一个中型水厂的生产能力。可见，在我们社会主义制度下，“开源”和“节流”是统一的。“开源”不忘“节流”，“节流”促进“开源”。
    人们每天都要用水，供水战线上的同志也每天都在为人们能够舒畅地用水而进行大量默默无闻的工作。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每个同志在用水时注意节约，就不仅仅是珍惜
    一滴水的问题，而是珍惜工人们的辛勤劳动。
    当我们整理完这篇访问记，觉得尽管这里所反映的，仅仅是供水工作中的零星片断，然而，正是通过这一个断面，我们可以欣喜地看到，和其他各行各业的劳动群众一样，供水部门的工人和千部，在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下，革命的主动性和创造性得到了何等充分的发挥。这种革命实践活动是自觉地以毛主席哲学思想为指导的。他们不仅注意把工作中大量零碎的初级的感性认识上升到深刻的系统的理性认识，而且对唯心主义的先验论和形而上学方法展开了深入的批判。这对专业理论工作者也是一个很好的借鉴。实践出哲学。我们应当坚定不移地深入到沸腾的斗争生活中去，和工农兵群众一道，把实践中的哲学总结出来，使它在我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斗争中，发挥更能动的革命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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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断双版纳来侯)
    吴文虎姚纪梅
    在橄榄坝农场（第二封信）
    ××同志：
    来信已收到了。我们是在十一日出发去橄榄坝农场的。从允景洪乘小火轮在澜沧江里顺流而下，两岸岗峦重叠，伸向江边的斜坡上遍盖着郁郁葱葱的阔叶树林，中间夹杂着大片青翠欲滴的大叶竹，褐色粗细不等的荆藤在林间竹丛中蜿蜒而出，一直蔓延到江边，大片树桠藤叶斜伸向江心形成了一个天然的凉棚。偶尔也有三五成群的小猴子审到江边喝水，一见轮船驶近，一转眼就连蹦带地逃得无影无踪了。澜沧江与国内大多数河流不同，流向由北往南，下游在老挝国境内，称做湄公河。它的水流又急又深，河流拐弯处，江面辽阔，波涛汹涌，轮船驶过处掀起阵阵激浪，凶猛地拍打着船舷。但是，渡江去劳动的傣族妇女，穿着淡黄或粉红色的紧身长袖上衣，深绿或鲜红的简裙，头上缠着艳丽的汗巾，三
    三两两地乘着一叶扁舟，身边带着铁铲、砍刀，轻快地驶过波涛汹涌的江面，英姿飒爽，神态自若，根本不把风浪当一回事。
    轮船行驶约一个小时，便到达了橄榄坝农场。这是一个宽阔的坝子，地势低平，海拔不到五百公尺。路旁寨边，到处是一排排高大而挺直的椰子树、槟榔树。
    橄榄坝农场的景色十分动人，就是在富饶而美丽的西双版纳也数得上首屈一指。但是，更能激动人心的是战斗在橄榄坝农场的青年英雄们。陈荣贤、张幼南等十六位在一九
    六八年第一批来到这里的上海青年，他们在批林批孔运动的教育下，觉察到农场里有一股埋怨边疆苦、务农累的思潮，就向党委发了一封公开信，联系来边疆五年多的深刻变化和亲身实践，热情歌颂了下乡务农的光辉道路，愤怒地批判了林彪、孔老二倒退复辟的行径，表示了把毕生精力献给边疆永不倒退的决心。在函授大学开办后，他们带头办起了马列著作学习班，小陈和小张担任了学习班的负责人。他们在学习了《哥达纲领批判》后，联系实际说：“怎样才算扎根农村，光是安心在边疆还不够，一定要立志与边疆人民一起改变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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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噩面貌，才能算是真正的扎根派。”
    从这些豪迈的誓言中，可以看到，经过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烈火锻炼的青年们的胸襟是何等宽广呵！农场有这么多可爱的青年，只要我们各级党组织充分重视发挥他们的积极作用，把其中的优秀分子挑选到各级领导岗位上来，让他们挑担子，压肩膀，就一定能比目前发挥出更大的作用。
    我们在这个农场的五分场访问时，马列著作学习班学员向我们介绍了他们在农场管理工作的两条路线斗争中学习马列的经验。前一个时期，农场曾经片面地强调推行“劳动定额”的制度，谁只要完成了定额，打牌、睡觉听你便。这样一来，资产阶级思想开始在农场露头、泛滥起来了。五队后勤组搞的一块菜地，原来有二十多个品种，达到了园地化、水利化、多样化，可是一搞定额后，为了追求数量，多样化变为单一化，只得顿顿茄子、南瓜，收获多时经常烂掉；而且大家抢水源、抢肥料，影响了革命团结。面对着这股歪风邪气，五队副指导员赵建华带领大家认真学习了《哥达纲领批判》。革命导师在批判“劳动是一切财富和一切文化的源泉”这句话时指出：“劳动不是一切财富的源泉。…这句话只是在它包含着劳动具备了相应的对象和资料这层意思的时候才是正确的”。这不就是说生产资料私有制是劳动人民受剥削受压迫的根源吗？今天生产资料掌握在劳动人民手里，难道劳动还是为了定额吗？我们的劳动怎么能完全受“定额”的支配呢？他们得出了这样的结论：“不能当定额的奴隶，要做农场的主人。”那么，今后还要不要定额呢？他们又一次认真学习了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关于社会主义的论述：社会主义社会是“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中产生出来的，因此它在各方面，在经济、道德和精神方面都还带着它脱胎出来的那个旧社会的痕迹。”这使他们进一步认识到社会主义社会中还有资产阶级法权的残余，合理的劳动定额在现阶段还是需要的。但是，如果忽视思想政治工作，一味地靠定额刺激，那就必然会引向修正主义办场路线的错误轨道上去。界线一划清，面貌就完全不同。这个队的一班和三班，在批判了“定额万能论”后，开展了农业学大寨运动，他们在管理苗圃地时，一个人完成了三个人的劳动定额。
    这个分场的马列著作学习班学员知识青年李海玲，她以马列为武器和旧传统观念彻底决裂的行动，使我们受到了一次很深刻的教育。小李在战斗生活中深深地爱上了边疆的一草一木，加上工作的需要，儿年的大学招生都没有报名。今年回上海探亲时，社会和家庭的习惯势力对她施加压力：“你是党员，群众关系也不错，争取上大学，离开边疆，不要再戆了。”何去何从？小李思想上展开了激烈的斗争。这时，她和马列著作函授小组的学员们一起重温了革命导师在写作和发表《哥达纲领批判》时顶风破浪的反潮流精神，思想便豁然开朗了。她想：走毛主席指引的知识青年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这是做前人从未做过的伟大事业。革命青年应该以革命导师为榜样，与旧的传统观念作彻底决裂，当一个革命的“戆大”。因此，当组织上希望她留在农村时，小李愉快地服从了组织上的安排，她把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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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习的体会向远在上海的父母作了汇报，得到了家庭的热情支持。现在，小李更加热爱边疆的山山水水，也更自觉地刻苦学习革命理论。在西双版纳，在祖国边疆的各个农场和农村，象小李这样和旧传统观念彻底决裂的胜利者何止于百个。
    斗争需要学习，学习为了更好地战斗。学革命理论是如此，学其他文化科学知识又何尝不是这祥！这个农场的二分场割胶工郑敏莉，当组织上批准她学习农村常见病防治这个函授科目后，因为生产忙，时间紧，她就抓紧利用白天割胶与收胶的间隙时间进行学习，并坚持在晚上十点到十二点这段时间进行自学。她学针灸，在自己身上找穴位扎；学中草药，就翻山越岭采集草药；在传染病易发季节时，发动大家搞好爱国卫生运动，动员大家喝预防汤药。连队每天中午或晚饭后的休息时间，她主动协助卫生员拿药，打针，处理病号。儿个月来，她在辅导教师的指导下，已基本上掌握了对常见病的鉴别、诊断和治疗。她那种坚韧不拔的性格，满腔热情地为边疆人民服务的精神，使我们看到了正在茁壮成长中的
    一代新人。在边疆，无数从城市中移植过来的幼弱新苗，在毛泽东思想阳光雨露的培育下，适应了当地的土壤和气候，正在成长为一片郁郁葱葱的茂林。比如我们在访问勐捧农场十分场时遇到的那个女青年汤素蓉，经常登越深壑峭壁，跋涉密林深处，不畏险阻地采集治疮疖的黄连藤、医疗感冒的九节茶等各种草药。她为了鉴别大麻药的性能，亲自用口去尝，舌头整整麻了两天。我国古代传说中曾经有过尝百草的神农氏，但我们在今天却看到了成批的革命女神农氏在祖国各地战斗着。
    此外，还有一批少数民族的医防学员，他们大多是边远山区俸族、爱尼族、瑶族、本族等贫下中农的子弟，克服了听课、记笔记等无数因难，在面授班中顽强地刻苦学习。傣族学员赤脚医生波温尖，只能勉勉强强地听懂汉语，对汉文既不会写也不会读。打退堂鼓吗？不，小波在学习期间，请教师用汉语一遍又一遍耐心地讲，自己用俸文一字一句细心地记，然后翻译成汉语念给教师听，直到全部记住为止。天下无难事，只怕有心人。他终于较快地基本上掌握了本地区的常见病和多发病的防治方法。在面授学习班结束时，小波激动地谈了自己的体会：“感谢党感谢毛主席使金色的阳光照进了边疆的山寨，派来了大学教师，为少数民族培养摩雅（傣语即医生），我一定要立志做一个毛主席的好摩雅。”自从来到边疆之后，面对着无数革命青年战天斗地的光辉事迹，我们一直处在十分激动的境地之中。短短的书简，实在无法形容我们此刻的心情。我们要求你们呼吁各条战线上的同志，从各个侧面来关心和支持战斗在边疆和农村的年青一代，使他们能更快地进
    一步茁壮成长！
    此致
    敬礼！
    吴文虎姚纪梅
    一九七四年×月×日
    。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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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鬼被抓住了！”（第三封信）
    ××同志：
    在这封信里，想先告诉你们这样一桩事情。
    从允景洪往南，有个山头叫南联山，山上有座爱尼族的山寨，他们长期过着刀耕火种的生活。解放后，在毛泽东思想阳光的照耀下，村村寨寨用上了电，山谷里响着电动机的轰鸣，入夜灯光通明，照亮了竹楼的里里外外。今年四月的雨季中，在一个雷雨交加的傍晚，爱尼族几个小阿波（小姑娘）聚集在电灯光下玩耍。突然天空中一声巨响，一个霹雳打下来，其中的一个小女孩遭到了电击，当场死亡。这下子可不得了啦！满寨闹嚷嚷的，都说是竹寨给鬼缠住了，不仅拆掉了那座遭到雷击的竹楼，甚至想毁掉整座山寨，迁徙到别处去安家。
    整个山寨搬家，那得花费多少人力物力呀！生产队长心里十分焦急，但又苦于无法说服群众，急得团团转。大队、公社一时也拿不出什么办法来。恰好这件事被上海在这里办函授大学的交通大学电工班教师和工人讲师知道了，都说得函授教育应当为边疆的贫下中农服务，决定上山宣传唯物主义，破除迷信鬼神的旧思想、旧风俗。他们的积极请战，得到了州领导的支持和鼓励。
    一九七四年七月六日，函授电工班教师在爱尼山寨里当众对广大贫下中农作了一个雷击青蛙的模似实验。全山寨的男女老幼都来观看，四周围得水泄不通，活象是在赶街。教师们从容不迫地将四个充有1000伏电的电容器串联起来，得到了4000伏的高压，一端夹住青蛙的腿，当另一端靠近青蛙头部时，火花一闪，一声巨响，青蛙一个翻身，四脚朝天躺在地上，一动也不动了。那些年老的爱尼族社员都惊讶地说：“乖乖，鬼被抓住了！”函授电工班的教师抓紧时机进行唯物主义的宣传，指出雷电击人是一种自然现象，只要懂得电的安全知识就完全可以避免。接着教师们对那只青蛙进行了抢救，使那只击晕过去的青蛙重新恢复呼吸，一蹦一蹦地跳走了。这个实验深深地教育了爱尼寨的贫下中农，他们当场批判了迷信鬼神的旧思想、旧风俗和孔老二的天命论，一致决定不再搬移山寨。他们十分攒扬函授大学办到山沟里来，激动地说：毛主席共产党处处关心我们少数民族，汉族和爱尼族是亲兄弟。你们是毛主席派来的亲人，使我们掌握了安全用电的知识。
    这个故事紧紧地吸引住了我们。我们怀着迫切学习的心情去景洪农场第三分场，参观那里电工函授班的教学活动。
    从允景洪顺着新铺设的柏油公路往西前进，愈往山里面走，河水的流速也就愈急。河上新建了好几处水力发电站，允景洪以及附近农场的用电，都是从这儿架设的高压线输送过来的。景洪农场的电工面授学习班的学员，在教师和辅导教师的指导下，结合施工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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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践，组织了一项架设配电线路的教学活动。这里的天气是孩儿脸，说变就变，一时风雨交加，一时又烈日当空，加上到处山坡陡峭，杂草丛生，竖杆放线的困难是可想而知的。但这些困难在学习班的师生眼里都算不了一回事。他们一赶到远离农场三十多公里的施工现场，就立即挥刀砍掉山间的杂草杂树，汗流浃背地把重约七百公斤的水泥杆从公路边用双肩扛上山，轰掉了蚂蚁包，踏平了蚂蝗窝，挖坑、立杆、拉板线。学员和教师中有许多人磨破了肩，晒脱了皮，咬肿了脚，但他们干劲冲天，发扬了与天斗、与地斗、与虫子斗的革命精神，把一档一档的杆架竖立了起来，胜利地完成了预定的任务。这是一次难忘的学习，也是一次难忘的战斗。
    下午，我们到达目的地后，电工辅导教师冯森陪同我们参观了电工班的学习活动。这个分场电工科目的函授名额虽然只有三名，但实际上电工班的十名青年全都参加了电工学习小组。发的书本不够，他们就采取轮流阅读的办法；有的自己买书，也有的是迢迢万里的远方城市中家长寄来的。没有操作实验的场所，他们就上山砍竹伐术，自己动手因陋就简地盖起了一个四十平方米的学习室。青年们称它为“电工之家”。一走进这个“电工之家”，地上到处是收集来的各种需要修理的马达、电话机、日光灯等。室内还安装了一些电工仪表作为直观教具。我们几个人边看边议，都觉得这个分场的领导很关心青年们的学习，如果西双版纳的每个函授电工学习小组都能这样，函授学习一定能取得更好的效果。接着，我们又来到了这个分场的制胶车间。只见制胶工人忙碌地把刚从橡胶树上割采来的一桶桶白花花的胶乳倒进过滤反应池，经过快速凝固后，在另一头压成为一长块一长块有花纹的橡胶片，然后进烘箱烤干，变成紫褐色的可供工业用的橡胶。制胶车间的负责人向我们介绍：原先烘胶要烧整根的原木，现在已经改用电烤的新技术了，这个新的电屏装置，就是这些电工学员和车间里的工人一起动手改装的。在柴油发电机的机房里，自动调节电压器一直不正常，只得由一个人用手调节，造成电灯一时亮一时暗。也是这些电工学员在教师的指导下，掌握了排除故障的技术，使自动调节电压器运行正常，节省了劳动力，还保证了正常供电。前几年，由于电线线路安装不标准，曾经发生过触电死亡人畜的事故。今年八九月里，全体电工组学员自己动手，对分场的动力加工场的马达安装以及照明线路等，进行了全面的检修和改装。到我们这次参观的时候，全部线路整整齐齐的，全已达到了标准要求。知识青年喻中微、李中意等对我们说：我们在边疆战斗了儿年后，越来越感到学习的迫切和重要，自己在自学中往往有许多地方看不懂，现在办起了函授大学就好了，可以比较有系统地学到一点东西。
    知识青年的这些合理要求，我们想是完全应该、也可以满足的。这样做，也是巩固和发展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有力措施。允景洪公社曼听生产队在发展了电动加工副业后，把碾米、管电的工作交给了插队的知识青年叶智，老眯涛（傣语即老大娘）语重心长地对小叶说：“毛主席送来的明晃晃银电灯照亮了我们的竹楼。你是毛主席送来的知识青年，可要把电管好呀！”小叶心想，无论如何不能辜负贫下中农的期望，但自己对电的知识实在懂得太少，中学里农村电工是个缺门，这副担子可怎么挑呢？今年函授大学办到村寨来后，小叶高兴得都蹦起来啦！他去参加面授班的时候，全村寨的社员千叮咛万嘱咐，希望他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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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农村电工这门技术。他从学习班一回来，大家就翻开他的笔记本，问这问那。有的老波涛（傣语即老大爷）当场批判了孔老二、林彪“学而优则仕”的反动谬论，说：“这样的为农村服务的函授教育，不仅你们知识青年欢迎，我们也非常欢迎！”在今年雨季的抗洪斗争中，电线杆冲倒了，小叶就跳进齐腰深的洪水中去，把电杆重新竖起来；社员的竹楼被水淹了，他就划船到各个竹楼去检查，切断危险电路，保证社员的安全用电。写到这里，我不禁想到上海的不少中学在讨论“缺门”的时候，总不免有点在概念里面兜圈子的气味。“缺门”究竞指什么？只要到这里来看一看就明白了。我们教给学生的知识，不是多了，而是少了。特别是与农村生产实践有关的机械、电器修理等知识，完全是个缺门。中学的学工，应当为学生的上山下乡创造条件，加强这方面的技能训练。我们很同意上海淮海中学的做法，他们的校办工厂把重点放在电机修理上，这条路子是对头的。在农村，各种机械、电器的维护和修理可是桩大事情哩！
    半年来，电工面授班结合实战任务所进行的教学活动，已经达到了四十多项。黎明农场六分场有一台五十千瓦发电机，已经坏了有半年了。如果要运到昆明去修理，单是车费就要花一千多元。他们那里的三个电工函授学员在参加了面授班后，在电工班的教师陈育才和工人师傅王永生的指导下，边检修，边教学，不到半个月就把这部发电机修理好了。函授还有利于推动边疆技术文化水平的提高。动腊县的冷藏仓库，为了提高发电功率以增加冷藏能力，想使几台发电机并车发电。但由于技术过不了关，做不到频率、电压、相位的同步，去年儿乎出事故烧了起来。这次函授电工面授班开办后，这个仓库虽然没有函授学员的名额，但却派出了旁听学员来学习理论和技术。他们在电工面授班的工人师傅姚林根、郭荣祖等帮助下，终于攻克了这个难关，大大地提高了冷藏库的储藏能力。电工班工人还与教师黄镜明一起，修复了动腊发电站的一台八十四千瓦的发电机。
    当我们快要写完这封信的时候，又接到了东风农场电工学员石英杰送来的一份“学习收获”。他在这份材料里介绍了他们那里的七、八个学员，在交通大学教师严智渊的带领下，去农场橡胶加工厂修复了一台柴油机发电机控制屏。边疆的广大知识青年，包括有关部门的各级领导，都很欢迎这样的办学方式。它结合发展生产的需要，组织青年边学习，边实践，学得快，用得上。因此，他们都要求能把函授大学坚持办下去，把它办好。我们上海各条战线的领导部门很值得认真思考一下：对这个社会主义的新生事物已经尽了自己的责任没有？还能不能更多地贡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
    此致
    敬礼！
    吴文虎姚纪梅
    一九七四年×月×日
    更正：本刊上期登载的《西双版纳来信》一文中，第九十页第三行上的“州委副书记刁国栋和刁琼英”系“刀国栋和刀琼英”之误，谨此更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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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九七五年
    第
    期
    总第十七期
    ><U三><1yU⊙IPA
    上海学习与批判杂志编辑部编
    上海人大版礼出版
    (上海复且大学)
    （上海绍兴路5号)
    上海市报刊发行处发行
    上海新华印刷厂印刷
    代号：4一192
    定价：0.25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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