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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4
    芳礼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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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主席语录
    中国共产党是全中国人民的领导核心。没有这样一个核心，社会主义事业就不能胜利。
    代表先进阶级的正确思想，一旦被群众掌握，就会变成改造社会、改造世界的物质力量。
    管5她判
    一九七四年第七期目录
    批林批孔反修防修
    一场声势浩大的群众性批孔运动
    学习《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的批孔论述…方海(3)《三字经》—宣扬孔孟之道的黑标本…程青焦平(9)
    十三乙
    从《二十四孝图》看孔学的虚伪性…孙王澜（15)我们是怎样选读法家著作的
    …上海自动化仪表一厂工人理论学习小组（20)
    历代反孔笑话十五则
    学习与批判
    从古代笑话中看孔丘及其门徒的丑恶形象
    …王国荣王荣刚严同明韩天宇（23)
    论曹操的尊法反儒……哈尔滨师范学院历史系董克昌（29)杂文：“揠茴助长”和“守林待免”…红量农扬建华
    上海第五印染厂葛军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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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济问题研究
    短评：全面规划加强领导
    …(37)
    壮志满胸怀山河手中改
    嘉定县安亭公社新泾大队制订发展规划的调查报告
    1…中共嘉定县委员会调查组(41)
    嘉定县安亭公社新泾大队1974一1980年农业发展规划（修订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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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需要这样的规划
    新泾大队部分干部、社员座谈纪要
    (50)
    书评：战斗的史篇
    喜读《上海七一人民公社史》
    …复且大学历史系学员王金保石源华（56)
    加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队伍
    青年工人讲儒法斗争史（一）…孙绣华陈传宏姜俊俊(60)
    文学评论
    贾探春的“新经济体制”
    …向柏(64)
    迎着风浪前进
    读短篇小说《试航》…中华造船厂工人写作组(68)是“花圈”，还是圈套？
    评《海浪上的花圈》
    …任文欣（71)
    附：海浪上的花圈（苏修中篇小说·梗概）
    人物传记
    王充传
    复旦大学历史系学员陆晓松(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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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しトれし反1修B防修
    一场声势浩大的群众性批孔运动
    学习《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的批孔论述
    方海
    四十七年前，一个以湖南为中心的农民革命运动席卷了大半个中国，其势如暴风骤雨，汹涌澎湃地冲击和涤荡着农村的地主政权及其精神支柱孔孟之道，使地主豪绅的威风扫地以尽。毛主席热情地赞扬这场革命运动，亲自写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这篇讨孔檄文来指导这场运动。今天，我们重温这部光辉著作，对于深入开展批林批孔运动，有很重要的指导意义。湖南农民运动是一场政治斗争和思想斗争紧密结合的革命运动。
    自从太平天国革命以来，湖南成了革命和反革命斗争的重要舞台之一。尊孔和反孔、前进和倒退的斗争一直没有间断过。大刽子手曾国藩在率领反动“湘军”血腥镇压太平天国革命的时候，曾经疯狂号召反革命的“卫道君子”，“赫然奋怒以卫吾道”，进一步加强了孔孟之道对于广大农民的精神统治。湖南农民在地主阶级政权、族权、神权、夫权这四根绳索的重重束缚下，过着极其悲惨的苦难生活。他们不仅在社会上毫无政治地位，还受着“族规”和“家法”的严密控制，稍有触犯，就会遭到“打屁股”和“沉潭”、“活埋”等酷刑。至于妇女的地位就更低了，她们处在社会的最底层，连进祠堂祭祀的资格都没有。“农民头上三把刀，债多、租重、利息高”。这就是当时湖南农民悲惨生活的真实写照。
    伟大领袖毛主席从参加革命起，就十分关怀全国农民的解放。他在自己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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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办的自修大学里，经常以湖南为例，分析农村的阶级状况。一九二五年春，他回到湖南建立农村党支部和农民协会。在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中，他培养了一大批由湖南党组织推荐来的农村青年干部。在这种情况下，湖南农民在严酷的阶级斗争中迅速组织起来了，成为全国农民运动的一面旗帜。他们以排山倒海之势，“冲决一切束缚他们的罗网，朝着解放的路上迅跑。”“这个攻击的形势，简直是急风暴雨，顺之者存，违之者灭。”矛头所及，不仅针对土豪劣绅和不法地主，还旁及各种宗法的思想和制度，对反动的孔孟之道从思想上和实践上进行了一次大扫荡。湖南农民运动是一个空前地猛烈摧毁封建秩序的农村大革命，又是一场声势浩大的群众性的批孔运动。
    湖南农民运动一兴起，就把历来称王称霸的地主豪绅打翻在地。农民们要这些吸血鬼罚款，出谷子，拾肥猪，打轿子，给他们戴上高帽子游乡，直到对罪大恶极分子进行驱逐和枪毙。这就彻底否定了孔老二以来的反动阶级所编造的“造反无理”的旧案，庄严地向世界宣布了革命是最大的权威。革命的农民们还开始向上层建筑各个领域包括教育领域内进军。湖南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的决议案中指出：“拿着四书五经做教本，宣传封建思想”，是极为荒谬的，应由省农民协会从速编辑适合农村教育的新教材，向封建思想笼罩着的农村灌输新思想。革命农民没收了族长和“长衫先生”们把持的祠堂庙宇等公产，拿来举办农民学校，整理道路桥梁，救济贫病孤苦。他们禁迷信，打菩萨，使敬神、做道场、送大王灯一类迷信活动，几乎趋于绝迹。同时，还坚决批判了“男尊女卑”的封建宗法观念，使广大农村妇女从孔孟之道的枷锁下解放出来。湖南农民代表大会的决议案上明确规定各级农民协会必须设立妇女部，发动妇女参加农民协会，反对虐待妇女、买卖婚烟，严禁包脚、穿耳。在这场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中，湖南的广大农村妇女参加了农民协会，有不少人还背起了梭标同男子并肩游行，把儒家给妇女套上的重重清规戒律一概踩在脚下。
    湖南农民运动挖掘了孔家店的基石，使整个湖南农村处于翻天覆地的大变动之中。“这样的大变动当然要反映到人们的思想上来。”不同的阶级、阶层、社会集团的人们对此必然要产生各种不同的反映。
    正当这股革命洪流冲破暗礁险滩奔腾向前时，一场肯定还是·否定湖南农民运动的斗争发生了。毛主席满腔热情地为这场空前的农村大革命拍手叫好。他在湖南省农民代表大会上作了两次报告，尖锐地驳斥了某些人把农民运动诬蔑为“闹事运动”的谬论，指明了农民运动继续前进的方向。但另一方面，随着运动的深入发展，地主资产阶级一阵又一阵地掀起了一股攻击农民运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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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尊孔复古逆流，“从中层以上社会至国民党右派，无不一言以蔽之日：‘糟得很'”。在这些人中，有以谭延间为代表的地主官僚士绅，以戴季陶为代表的“孙文主义学会”资产阶级右派，也还有钻入中国共产党内的资产阶级代理人陈独秀。他们都异口同声地一致指责农民运动“糟得很”。湖南农民运动究竞是“好得很”还是“糟得很”？这在当时实际上是一场革命和复辟、反孔和尊孔的斗争。
    谭延闿，这个清末的立宪派头目，在辛亥革命中象变色龙一样，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双手沾满了革命党人的鲜血，当上了湖南的都督、省长和湘军总司令。他在狗咬狗的争斗中失败下野以后，隐然以湖南的豪绅头子自居，同当时的湖南军阀豪绅何键、叶琪等勾结在一起，都是一批依靠孔孟之道来苟延残喘的封建余孽。湖南农民运动的序幕一拉开，他曾梦想施展他那长袖善舞的政治手腕，从中渔利；无奈急风骤雨的革命运动挖掉了封建统治的基石，触痛了他的神经。他们的亲戚故旧、同僚部属，一批大大小小的地主和豪绅分子，在农民运动革命浪潮的冲击下，一个个逃窜到武汉、长沙等地，飞短流长，造谣惑众，诽谤农民运动“破坏了社会秩序”，是“土匪运动”；诬蔑农民协会“共产共妻”，“办农会是为了抽丁”等等。谭延闿一伙面对着湖南农民运动对农村中封建统治和孔孟之道的冲击，活象挖了他们的祖坟，咬牙切齿，痛心疾首，再也忍不住了。他们公开跳出来叫器要“取缔”农民运动，疯狂地举起了反革命屠刀，
    在一九二六年至一九二七年期间残杀了一万多革命农民。这些人是《阿Q正
    传》中不准农民革命的赵太爷，是一小撮封建顽固分子。
    以戴季陶为首的“孙文主义学会”，是一批混入革命阵营的国民党右派。蒋介石就是依靠这批人当吹鼓手，以尊孔反共起家的。农民运动兴起，他们表面上言不由衷地讲些恭维农民的门面话，背地里却大搞破坏活动，千方百计地阻碍农民革命运动的汹涌前进。农民要打翻奉行孔孟之道的宗法社会秩序，戴季陶却叫嚷要“继承尧舜以至孔孟而中绝的仁义道德的思想”；农民起来关心国家大事，积极参加革命运动，戴季陶却强调“救国先要从自己的田地救起，要把自己所耕的士地做得十二分的好”；农民起来斗争地主恶霸，戴季陶则叫嚷要用“仁爱的方法”，去“铲除不仁爱的民众敌人”，才“合乎中庸之道”。当农民运动日益高涨的时侯，他们在戴季陶的主使下，进一步抛出了一个所谓“农运计划”，力图把农民运动纳入国民党右派政治路线的轨道。这个“计划”公开咒骂农协人员是“地痞流氓”，鼓吹农民同地主“联络感情”，共同“注全力于农产物之增加”，并且对农民协会发出恫吓，说是农民协会若不“服从纪律”，就要“分别改组处分”。这种掩耳盗铃的理论，貌似公正，悠悠然而不偏激，其实完全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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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谭延闿一鼻孔出气，“依然是拥护特权阶级利益的地主理论”。鲁迅痛斥这伙人“讲革命，彼一时也，讲忠孝，又一时也；跟大拉嘛打圈子，又一时也；造塔藏主义，又一时也。”寥寥数语，就入木三分地刻划出了这伙反革命两面派的真面目。
    党内的路线斗争是社会上的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阶级斗争越是激烈，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也就越是尖锐。陈独秀这个右倾机会主义头子，就在这革命的转折关头，公开倒向地主资产阶级反革命阵营，加入了农民运动反对派的行列。他公然指责“农民运动在各地发生左倾的毛病”，不是“口号过高”，就是“行动过左”。他摆出一副家长式的面孔，教训农民对地主要实行“忠恕之道”，“不带有阶级色彩”，“不可简单地提出打倒地主的口号”，还说什么“土地问题应由农会和‘正绅'来仲裁解决”。尽管在“五四”时期“打倒孔家店”的旗帜下，陈独秀曾经以一个反孔斗士的姿态出现过，但在农民运动的革命烈火锻炼下，这块赝金终于现出了黄铜的原形。在这个世界观根本没有得到改造的党内机会主义分子眼里，孔孟之道的三纲五常乃“中国独有之文明”，是丝毫动不得的国宝。因此，他对农民运动横挑鼻子竖挑眼，一百二十个看不顺眼。他暴跳如雷地指责农民运动“过火”，所以他要“纠偏”，要人们回到不偏不倚的中庸之道，把落水狗救上岸来。陈独秀在当时扮演的，就是这样一个孔孟之道的忠实卫道士的角色。
    在气势磅礴的农民运动面前，党内党外的政治小丑们一哄而起，蛙鸣雀噪，此起彼伏，汇合成了一股尊孔反共的大合唱。他们是瞎子，在他们面前出现的只是一片黑暗，对于农民运动中出现的无数革命新生事物，不是一概看不见，就是闹到了颠倒是非、混淆黑白的程度。他们的眼睛里头，只有一小撮地主豪绅的利益，根本没有广大人民。一小撮没落阶级的利益受到了损害，他们就立刻大叫大壤农民运动“糟得很”，不是对农民运动攻其一点，不及其余，就是造谣中伤，全部否定，必欲置农民协会于死地而后快。什么树开什么花，什么阶级说什么话。立场不同，对当前形势分析所作出的结论也就不同。革命阶级认为是大好事，反动阶级则认为是大坏事，两者根本不可能有共同的语言。革命和复辟，前进和倒退，这是两条路线的斗争，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从来就没有什么折衷、调和的余地。
    堡垒是容易从内部攻破的。因此，陈独秀为代表的机会主义路线对革命所起的破坏作用，较之别的公开的或半公开的敌人要更危险得多。谭延闾一类官僚豪绅，头脑冬烘，声名狼藉，他们的狺狺狂吠，在群众中根本没有什么市场；戴季陶这种戴着革命假面具的反革命，由于当时国民党右派集团的面目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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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逐步暴露，也是不难识破的。只有陈独秀这种挂着共产党招牌的国民党员，打着马克思主义的棍子来贩卖资产阶级的和孔老二的黑货，具有极大的欺骗性，在分裂革命队伍、毒化人们意识上起着谭延闿、戴季陶这些反动派所起不到的作用。当地主资产阶级从各方面向农民运动袭来时，陈独秀不但不加抵制，反而处处迁就、附和，这就大大地助长了地主资产阶级的反动气焰。
    就在这革命的紧急关头，伟大领袖毛主席中流砥柱地抵挡住了各种反动思潮的进攻，并给它们以迎头痛击。毛主席洞察一切，亲自到湖南考察农民运动，写下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这篇光辉的马克思主义文献。毛主席在这篇文章中，列举了当时农民运动所作的十四件大事，彻底地批判了陈独秀的机会主义路线和形形色色诬蔑农民运动的反动论调，热烈赞扬农民运动是“革命先锋”，“妤得很”。
    农民运动真的“过左”吗？农民运动真的“破坏了社会秩序”吗？农民运动所作的十四件大事，其中有很多是直接向孔孟之道宣战，破坏的是封建礼教，反动的旧秩序。毛主席严正地指出：“政权、族权、神权、夫权，代表了全部封建宗法的思想和制度，是束缚中国人民特别是农民的四条极大绳索。”“打翻这个封建势力，乃是国民革命的真正目标”。孔孟之道是“四条绳索”的理论基石，更是必须彻底批判。湖南农民运动猛烈地摧毁了“四权”及其理论基础一孔孟之道，这是一个空前的农村大革命，“农民若不用极大的力量，决不能推翻几千年根深蒂固的地主权力”。归根到底，“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革命是闪电，是霹雳，是破坏旧世界、创造新世界的伟大行动。一场几亿人民的大革命，不镇压
    一批南霸天、北霸天，怎么能行？
    其实，所谓“温良恭俭让”，从来就是一句骗人的鬼话，就连孔老二自己也从来没有实行过。孔老二一当上鲁国的司寇，就残酷地杀害了革新派少正卯，分明是一个凶残横恣的暴君，哪里有一丝一毫的“温良恭俭让”的气味？反动阶级即使在他们自已的内部，也是你争我夺、尔虞我诈，从来不讲什么“温良恭俭让”的。只有当他们面临失败时，才会鼓吹“温良恭俭让”这种反动的中庸之道，以便争取喘息时机，卷土重来。革命人民如果信了这种鬼话，就会使革命遭受严重的损失。中国近代革命的多次失败，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被这种孔孟之道断送的。
    “矫枉必须过正，不过正不能矫枉。”事物的内部总是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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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盾，事物的发展，正是通过矛盾的双方互相斗争，突破了一定的限度，破坏了旧质的稳定性后才能实现的。广大农民要推翻地主阶级的统治秩序，必须采取革命的“过正”手段，去“矫”封建旧制度、旧秩序之“枉”，改变自己受压迫、受剥削的地位。舍此别无他路。湖南农民“在革命时期内的许多所谓‘过分’举动，实在正是革命的需要”。孔丘讲什么“过犹不及”，孟轲讲什么“不为已甚”，这是他们出于反对变革、维护没落统治阶级的政治需要。孔老二“劝说”柳下跖，讲的就是一套“矫枉不能过正”的歪理。但是，他对奴隶起义，却大叫“民慢则纠之以猛”，杀之惟恐不尽。同样，那些一面诬蔑农民运动“过分”的地主资产阶级，口口声声要求革命农民对他们讲“温良恭俭让”，一面却疯狂摧残农民协会，使革命者的鲜血流成了河。因此，鼓吹“温良恭俭让”的实质是只许反动统治阶级屠杀人民，不许人民镇压反革命，这就是孔老二及其徒子徒孙的政治哲学。
    “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四十多年前以湖南为中心的农民运动为我们提供的阶级斗争经验，在今天仍然是我们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宝贵财富。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林彪之流就大肆鼓吹什么中庸之道“合理”，攻击文化大革命是“制造矛盾”，攻击对修正主义头子的斗争是“整人哲学”，还把文化大革命出现的生气勃勃的一派大好形势说成“危机四伏”，“停滞不前”。在林彪一伙看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刘少奇、林彪一伙的修正主义路线的批判，对一切旧事物所进行的冲击，都“过分”了，不合乎中庸之道。他们妄图举起反动的中庸之道这面破旗，用来阻挡历史车轮的滚滚前进。这只能是螳臂挡车，最后落得个粉身碎骨的下场！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不是“完全必要的，非常及时的”？是糟得很还是好得很？它反映了两种完全不同的立场。归根到底，这是一个如何看待无产阶级专政的问题，是要巩固和加强无产阶级专政还是反对或削弱无产阶级专政的问题。要正确对待这个问题，我们应认真研究历史上两条路线斗争的经验特别是儒法斗争的经验，对法家著作进行马克思主义的分析，从中总结和汲取有益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我们必须认真学习毛主席一系列光辉的批孔论述，继续深入开展对孔孟之道的群众性大批判，提高识别真假马克思主义的能力，把上层建筑领域里的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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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字经》—宣扬孔孟之道
    的黑标本
    瞿青焦平
    《三字经》是本古代初学儿童的识字课本，编纂者是南宋末年的礼部尚书王应麟。它虽然只有短短一千来字，但一出笼就立即引起了当时封建统治阶级的重视。以后，历代的反动统治者以及儒家之徒们，也都象苍蝇见了狗屎，嗡嗡营营地围上来，煞费苦心地为它加注释，搞训诂，画插图，齐韵脚。于是什么《新编三字经》、《增补注释三字经》、《绘图三字经》、《三字经训沽》纷纷竞相出笼。到明末清初，甚至还出现了满汉对照、蒙汉对照的《三字经》。清朝统治者规定：“初入社学，八岁以下者”，必“先读《三字经》”，成了儿童启蒙的必读书。
    那么一本小小的《三字经》，竟闹哄哄地传延了几百年，不可不说是件怪事。但是，只要我们用马克思主义的武器加以分析批判，就不难看出，《三字经》之所以如此得到历代反动统治阶级的欣赏，原因就在于它不仅是一本识字课本，夏重要的是一本集封建地主阶级世界观之大成的“小百科全书”，是一个宣扬孔孟之道的黑标本。那些反动的儒家之徒就这样地吹捧：“三字经，通人心”，“三字编成便学童，天人包括在其中，若能问句知诠解，子史经书一贯通。”
    《三字经》开宗明义第一句就是：“人之初，性本善”，把“善”看成是人天生的本性。这种唯心主义的先验论不仅是孔孟之道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整本《三字经》的哲学基础。孟轲这个孔家店里的反动头子就认为，“善”是人们天赋的
    学习与批判
    本质。他以“孩提之童无不爱其亲者”为例，说明“亲亲”“敬长”之类的思想是先天所固有的。《三字经》对孔孟的这个思想不仅用“人之初，性本善”六个字加以概括，而且旁征博引，大加发挥。什么“香九龄，能温席”，“融四岁，能让梨”。看，九岁的黄香，知道在冬天应当用自己的身体温暖父母的衾被；四岁的孔融，在分梨时让哥哥们先拿，自己拿一个最小的，这不是从娘肚子里带出来的“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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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性”吗？更可笑的是，为了替孔孟的“性善论”找根据，一本《三字经训诂》竞发明了所谓“胎教”的荒谬理论，说什么“妇人有娠”，“目不视恶色，耳不听淫声，不出乱言，不食邪味，尝行忠孝友爱慈良之事，往往生子聪明，才智贤德过人。”真是满纸荒唐言，一本骗人经。
    唯物论的反映论从来就不承认有什么天生的“善性”。中国历史上法家的思想家们就曾经针锋相对地对“性善论”进行了批判。荀子就认为：“今人之性，饥而欲饱，寒而欲暖，劳而欲休，此人之情性也。”他把人性解释为生理的本能，认为礼义道德是人为的结果(“生于圣人之伪”)，这就从根本上否认了孟轲所宣扬的礼义道德是先天存在于人性之中的说法。汉朝的王充也曾经明确指出：人性的善和恶，是后天造成的。就象染丝，用蓝色去染，就成青丝，用红色去染，就成赤丝。他们的论述对孔孟所鼓吹的唯心论的先验论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批判，反映了我国古代思想史上唯物论的传统。当然，法家由于阶级的和历史的局限性，还不可能用阶级观点去看待人性。马克思主义认为：“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在阶级社会中，人性就是人的阶级性。正如毛主席所指出的：“在阶级社会中，每一个人都在一定的阶级地位中生活，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因此，人性既不是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娘肚子里带出来的，而是后天阶级斗争实践的产物。在旧社会，广大工人由于深受资本家的剥削和压迫，过着牛马不如的悲惨生活，因此，要反抗，要斗争，这就铸炼了无产阶级的人性；而地主资本家唯利是图，剥削成性，当然也就形成了剥削阶级的人性。两者是水火不相容的。
    《三字经》鼓吹“人之初，性本善”，根本目的是要证明封建地主阶级统治是天经地义的。“性相近，习相远”，这六个字就说明了先天虽然“人皆有之”，但后天却不是人人都有善性的。究竞谁才能够保存“善性”呢？孟轲说：“庶民去之，君子存之”，就是说先天的“善性”只有剥削阶级才能保存。后来那个董仲舒更是进一步提出了“性三品”的理论，把人性分成三种：“圣人之性”、“斗筒之性”、“中民之性”。其中只有“中民之性”是可以通过学习逐渐变善的；而上等的“圣人之性”则天生就是善的；至于“斗筲之性”，也就是卑贱的劳动人民则先天就是愚蠢的。这完全是孔丘“上智”“下愚”理论的翻版。按照这样的理论，一个天生善，一个天生恶；一个绝对聪明，一个绝对愚蠢。因此，一个就注定该是高高在上的统治者，一个就只能世世代代受压迫，当牛作马受压迫。
    正是从这一点出发，《三字经》端出了“三纲五常”的反动学说：“三纲者：君臣义，父子亲，夫妇顺”，“曰仁义，礼智信，此五常，不容紊”。并且把这套反动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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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说成是象“天地人”、“日月星”一样，自古俱有，不可变更。《三字经》从“人之初，性本善”，引伸到“三纲五常”，这也完全是根据孔孟之道的思想体系安排的。孔孟之道认为人性“善”的标准就是仁、义、礼、智这“四德”，而这种“四德”的具体表现就是要服从社会“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伦理关系。后来汉朝的董仲舒正是根据孔孟之道的这套反动理论，完整地提出了维护封建地主阶级统治的“三纲五常”，即“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以及仁、义、礼、智、信。不仅如此，《三字经》还把这种“三纲五常”具体化为“十义”，就是“父子恩，夫妇从，兄则友，弟则恭，长幼序，友与朋，君则敬，臣则忠”。按照这“十义”来处理父子、夫妇、兄弟、朋友、君臣这“五伦”，就应当是“父慈子孝，夫和妇顺，兄爱弟恭，朋谊友信，君敬臣忠”。说来说去，无非是宣扬忠孝节义那一套封建伦理道德。
    《三字经》上所宣扬的这一套，反动统治者和孔孟之徒自己是不准备这样去做的。就拿《三字经》所鼓吹的“首孝弟”来说吧，虽然孔丘反复强调父母死了必须居丧三年，而他自己的老娘刚一死掉，一听到季氏家里开宴会，他就立刻急匆匆地赶去赴宴，结果遭到季家的执事阳虎一顿臭骂，给轰出门去。还有宋朝那个注“四书”的朱熹，虽然天天把孔孟之道挂在嘴上，口口声声讲“百行孝为先”，但是对自己老母亲却是百般虐待，甚至给她吃发霉的米，自己吃好米。可见他们都是口是心非的伪君子。因此，什么“香九龄，能温席”，什么“融
    四岁，能让梨”，统统都是一种骗人的宣传。正如鲁迅所说：“拼命的劝孝，也足见事实上孝子的缺少。而其原因，便全在一意提倡虚伪道德”。这真是一针见血之谈。
    《三字经》之所以要煞费苦心地制造这套骗人的理论，完全是为着巩固地主阶级的统治。毛主席早就指出：“这四种权力一政权、族权、神权、夫权，代表了全部封建宗法的思想和制度，是束缚中国人民特别是农民的四条极大的绳索。”“三纲五常”以及忠孝节义之类的封建伦理道德，正是这“四种权力”的理论根据。宋朝的统治阶级鼓吹“三纲五常”，归根到底，是为了使劳动人民无条件地就范于封建统治的精神枷锁，“各依本分，凡事循礼”。如果谁敢起来造反，“以下犯上，以卑凌尊”，那就要受到无情的镇压，轻则流放拷打，重则诛族灭门。因此，《三字经》所鼓吹的什么“三纲五常”、忠孝节义，实质上都不过是血淋淋的地主阶级专政的反革命暴力的补充。
    《三字经》除了宣扬“三纲五常”、忠孝节义，还用大量篇幅贩卖了为地主阶级培养接班人的“读书做官论”。一本《三字经》讲到“教”和“学”的地方就有一
    二十处之多，什么“养不教，父之过。教不严，师之惰”，什么“荷不学，曷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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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不学，不如物”。不“教”不“学”就是一种罪过，甚至连鸡狗牲畜都不如。《三字经》还不厌其烦地捧出了一大堆勤奋好学的典型。什么“披蒲编，削竹简”，什么“头悬梁，锥刺股”，什么“如囊萤，如映雪”，什么“如负薪，如挂角”，还有什么苏老泉二十七岁开始发奋读书，梁灏八十二岁中状元…这些“典型”。情况虽然各有不同，有的是讲家贫而好学，有的是讲身劳而不废苦读，有的是“彼既老，犹悔迟”，但走的都是同一条“学而优则仕”的道路。它在向人们宣传，不管你是贫是富、是老是少，只要能熬得“十年寒窗苦”，就能“成为人上人”，爬到人民头上当官做老爷。做了官，就可以“上致君，下泽民。扬名声，显父母；光于前，垂于后”。升官发财，光宗耀祖，什么都有了。因此，《三字经》口口声声讲“尔小生，宜立志”。立什么志？说穿了就是要大家从小立这种腐朽反动的地主阶级之志，长大了成为封建地主阶级的忠实走狗。
    要做官，就要读书。读什么书呢？“我教子，惟一经”，就是要研究孔孟之道。于是《三字经》开了一连串的书单：“小学终，至四书”，“论语者，二十篇；群弟子，记善言”，“孟子者，七篇止；讲道德，说仁义”，“作中庸，乃孔伋；中不偏，庸不易”，“作大学，乃曾子。自修齐，至平治”。“四书”读完再读“六经”：“诗书易，礼春秋，号六经，当讲求”。总之，孔孟之道是必读的书。除此而外，还要学历史，从三皇五帝一直到“炎宋兴”，“南北混”。但是，就是读历史也完全是为了懂得朝廷治乱之由，国祚兴衰之理，要根据孔老二的《春秋》笔法来“寓褒贬，别善恶”。因此，当奴隶制社会在奴隶们的反抗中崩毁时，《三字经》惊呼“王纲坠”，“逞千戈”；当秦始皇统一六国，建立地主阶级专政时，有些后来增补的《三字经》恶毒咒骂“秦苛法，始兼并”；而对历史上的农民起义，更是怀着刻骨仇恨，对明末农民起义画了一幅极其可怕的图画：“权奄肆，寇如林。李闯叛，神器焚”，充分暴露了《三字经》历史唯心主义的反动本质。《三字经》中还专门举了一个“昔孟母，择邻处”的例子，目的也就是要大家学个“孟母三迁”，离劳动人民越远越好。从《三字经》所宣扬的这些教学内容，我们也可以清楚地看出，《三字经》的培养目标，完全是那种“四体不勤，五谷不分”，骑在劳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寄生虫。
    毛主席指出：“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三字经》这个宣扬孔孟之道的黑标本之所以流传儿百年，以至于到了家喻户晓、人口流传的地步，这是有其深刻的历史根源的。中国历史上著名的蒙学课本也有不少，比如：周代的《史籀篇》，秦国的《仓颉》，汉以后的《急就篇》、《千字文》、《太公家教》、《蒙求》等，这些蒙学课本虽小，但都是一个时代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在这里，我们试将出现于地主阶级两个不同时期的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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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蒙学课本一一《急就篇》和《三字经》对照分析，就可以看出《三字经》的出现于南宋和得到如此流传，决不是偶然的。《急就篇》是西汉时期编的。这个时期，中国的地主阶级还比较年青，经过几百年激烈的阶级搏斗，打倒了奴隶主阶级，建立了地主阶级专政，对生产力的发展也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作为这种政治经济的反映，在当时思想文化领域中占统治地位的是法家思想，在内外政策上也基本上推行了一条尊法反儒的路线，孔学地位并不是高不可攀的。这种倾向在《急就篇》中有明显的反映。《急就篇》中讲的都是自然、技术知识，包括叙姓名、叙刑法、叙官职之类，比如，讲丝绸是“春草鸡翘凫翁濯，郁金半见霜白款”；讲蔬果是“芸蒜荠芥茱萸香”，“梨柿柰桃待露霜”；讲动物是“骐跪驰骤怒步超”；讲树木有“槐檀荆棘叶枝扶”，等等。孔学的气味在这里是不浓的。而产生《三字经》的南宋时代就不同了，地主阶级在走下坡路的过程中，政治上、经济上矛盾重重，危机四伏。而在思想文化上，孔孟为代表的儒家学说经过历代的改造，已成为地主阶级的正统思想，法家则处于被排斥的地位。特别是王安石变法失败以后，孔学的地位越抬越高。反动的程朱理学全盘继承和发展了孔学的反动思想，在大地主阶级的支持下，成了南宋以后历代的反动统治思想。在这种情况下，《三字经》适应了没落地主阶级统治的需要，应运而生。这本封建教条的汇编，篇幅不长，却字字句句浸透了孔孟之道，不管是唯心论的先验论、反动的唯心史观，还是“三纲五常”、忠孝节义之类的封建伦理道德，无一不是从孔孟之道那里捡来的思想垃圾，这就难怪历代的统治阶级要拼命地宣扬它，并且强迫人民当作宗教教条一样信奉了。
    今天，在深入开展批林批孔运动中，广大人民群众开始对这本用孔孟之道毒害人民的《三字经》进行深刻的批判，这是从来没有过的大好事。马克思、恩格斯早就说过：“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反动的孔孟之道毒害中国人民两千多年，《三字经》就是一本宣传孔孟之道的骗人经。林彪为了复辟资本主义，极力鼓吹孔孟之道，和《三字经》念的完全是一本经。因此，通过深入批判《三字经》中所宣扬的反动谬论，可以使我们更清楚地看出，孔孟之道正是林彪的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的思想根源，从而把对孔孟之道的批判深入、普及、持久地开展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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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
    三字经
    (供批判用)
    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苟不教，性乃迁。教之道，贵以专。昔孟母，择邻处。子不学，断机杼。窦燕山，有义方。教五子，名俱扬。养不教，父之过。教不严，师之惰。子不学，非所宜。幼不学，老何为？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义。为人子，方少时，亲师友，习礼仪。香九龄，能温席，孝于亲，所当执。融四岁，能让梨。弟于长，宜先知。首孝弟，次见闻。知某数，识某文。一而十，十而百，百而千，千而万。
    三才者：天地人。三光者：日月星。三纲者：君臣义，父子亲，夫妇顺。日春夏，曰秋冬，此四时，运不穷。日南北，日西东，此四方，应乎中。日水火，木金土，此五行，本乎数。日仁义，礼智信，此五常，不容素。稻粱菽，麦黍稷，此六谷，人所食。马牛羊，鸡犬豕，此六畜，人所饲。日喜怒，曰哀棋，爱恶欲，七情具。匏土革，木石金，丝与竹，乃八音。高曾祖，父而身，身而子，子而孙，自子孙，至元曾，乃九族，人之伦。父子恩，夫妇从，兄则友，弟则恭，长幼序，友与朋，君则敬，臣则忠，此十义，人所同。凡训蒙，须讲究。详训诂，明句读。为学者，必有初。小学终，至四书。论语者，二十篇；群弟子，记善言。孟子者，七篇止讲道德，说仁义。作中庸，乃孔伋，中不偏，庸不易。作大学，乃曾子。自修齐，至平治。孝经通，四书熟。如六经，始可读。诗书易，礼春秋，号六经，当讲求。有连山，有归藏，有周易，三易详。有典谟，有训诰，有誓命，书之奥。我姬公，作周礼。著六官，存治体。大小戴，注礼记。述圣言，礼乐备。曰国风，曰雅颂，号四诗，当讽泳。诗既亡，春秋作。寓褒贬，别善恶。三传者：有公羊，有左氏，有谷梁。经既明，方读子。撮其要，记其事。五子者：有荀、扬，文中子，及老、庄。经子通，读诸史。考世系，知终始。自羲农，至皇帝。号三皇，居上世。唐有虞，号二帝。相揖逊，称盛世。夏有禹，商有汤，周文武，称三王。夏传子，家天下。
    四百载，迁夏社。汤伐夏，国号商。六百载，至纣亡。周武王，始诛纣。
    八百载，最长久。周辙东，王纲坠。逞干戈，尚游说。始春秋，终战国。
    五霸强，七雄出。赢秦氏，始兼并。传二世，楚汉争。高祖兴，汉业建。至孝平，王莽篡。光武兴，为东汉。四百年，终于献。魏、蜀、吴，争汉鼎，号三国。迄两晋，宋齐继，梁陈承，为南朝，都金陵。北元魏，分东西。宇文周，与高齐。迨至隋，一土宇。不再传，失统绪。唐高祖，起义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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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二十四孝图》看孔学的虚伪性
    孙玉澜
    《二十四孝图》画的是所谓二十四个孝子的故事，编写者郭居敬是元朝的
    一个不出名的头脑冬烘的老学究。别看它内容荒诞，离奇不经；这可的确是一本形象而又通俗地宣传儒家思想的普及读物。因此，自从它问世以来，深得历代反动统治者的赏识，又是绘图，又是编册，全力加以吹捧，使它成为一部广泛流传的启蒙教材。几百年来，不知有多少人受它的欺骗和毒害，更不知有多少人在这把精神屠刀下丧失了生命。在批林批孔斗争深入开展的今天，批判和肃清《二十四孝图》的流毒，该是时侯了。
    所谓“孝”道，从它一出现起，就是宗法奴隶制度的基石。《论语》一开头，就鼓吹什么“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欤？”到了汉代，地主阶级在丸固了它的统治地位以后，由于它与农民阶级的矛盾上升到了主要的地位，就转而乞灵于反动的孔孟之道，标榜什么“以孝治天下”。从此，“孝”又成了封建统治者对付广大劳动人民的沉重的思想枷锁和镣铐。
    在历代反动儒生们的涂饰和加工下，“孝”的表面被抹上了一层薄薄的封建宗法的温情色彩，诱使着人们沉浸于“民用和睦，上下无怨”(《孝经·开宗明义章》)的幻想之中。但是，假的毕竞是假的。鲁迅在《二十四孝图》这篇杂文中，就揭穿了这种孝行的残酷。鲁迅深刻地指出，二十四种孝行中除了有几种还可以勉力仿效外，其它大都会有性命之虞。譬如王祥为贪馋的继母“卧冰求鲤”，就有“冰破落水”的危险。“郭巨埋儿”就更残酷了。狠毒的郭巨借口“子分母食”，竟要把儿子活埋，用以博得自己的孝名。鲁迅气愤地说：“我已经不但自己不敢再想做孝子，并且怕我父亲去做孝子了。”孔孟之徒吹捧得神乎其神的“孝”道，原来就是如此残酷的吃人之道！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中，反动的郭巨们每天都在那里挖掘深坑，嘴上高喊“忠孝节义”，然后把无辜的人民“埋下去，盖上土，踏得实实的”。（鲁迅《二十四孝图》）这就是他们的所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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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孝行，也就是隐藏在《二十四孝图》后面的一幅残酷的人吃人的画面。
    表面上讲人爱人，实际上搞人吃人，这就是儒家孝子们的真面目。其实，所谓“孝行”也者，全是一些用以欺世盗名的诈骗手段。就拿“二十四孝”中的老莱子来说吧，就是一个愚蠢而又无聊的老骗子。你看，一个行年七十、老态龙钟的老头儿，却偏要穿着花花绿绿的綵衣，手里还要拿个拨浪鼓，甚至“诈跌仆地，作婴儿啼”，装出一副天真相来博取双亲的一笑。丑死了，丑死了！这副肉麻相实在令人不堪入目。鲁迅尖锐地指出：较古的书上只说这个老头上堂不小心绊了一跤，“不知怎的，后之君子却一定要改得他‘诈’起来，心里才能舒服”。（鲁迅《二十四孝图》）
    “诈”者，阴谋行骗之谓也。拆穿西洋镜，《二十四孝图》中的那些孝子没有
    一个不是表里不一的利禄薰心之徒。封建统治阶级为了维护吃人的封建宗法制度，大力提倡孝道。谁如果博得了孝子的声名，立即身价十倍，从此晋身有阶，升官有门。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儒家之徒就纷纷跑出来讲“孝”、行“孝”，“孝子”也就越来越多。其实，行“孝”就是行“诈”，目的是为了诈骗官职。老莱子是否诈骗个一官半职到手，历史上没有记载，无法查考。但稍后的那些孝子大都通过这种骗术而混上了官位倒确是事实。“卧冰求鲤”的王祥不仅求到了鲤，随之也求到了官；替父亲夏天扇床、冬天暖被的黄香，后来居然当上了东郡太守的大官；那个负母逃难的江革不仅升为谏议大夫，还被皇帝御口亲封，赐以“江巨孝”的美名。以孝升官，真是一条既方便又讨巧的飞黄腾达之路，这也难怪那些儒家之徒要一个个地争当孝子了。
    《二十四孝图》里有个孟宗，他的孝行很能说明孝子即骗子的实质。孟宗搞了个“哭竹生笋”的骗局，博得了孝子的声名，被提为盐池司马，尝到了行孝的甜头。于是，对他的母亲也就越加孝得起劲。有一次，他擅用职权偷了一批鱼给母亲吃。哪知他母亲非但不肯吃，反而训了他一顿，说：“汝为鱼官，何不避嫌？”提醒孟宗别为几条鱼而丢掉了这顶乌纱帽。孟宗的母亲深知升官发财比行孝更要紧得多，不愧是个老奸巨猾的统治者。以其行而观其人，看来她叫孟宗哭竹生笋，正是一条精心策划的进官之计。
    戏法人人会变，各有巧妙不同。在“二十四孝”中，各有各的求官之道和进官之计。宋朝朱寿昌，明明是个疯狂镇压农民起义的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不知什么时侯竞忽然想起了早已抛到了九霄云外的老母。灵机一动，发誓弃官寻母。这一下，孝名远扬，声闻天下，结果是官位连升几级。这哪里是什么弃官寻母，分明是借寻母升官。南齐庾黔娄更下流无耻，他已经当上了县太爷，但还是嫌官职太小。一次得知他父亲生病，干脆心一横，辞官归家。医生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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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知病情如何，可以尝尝病人粪味的甜苦。”庾黔娄求官心切，急忙取粪来细细品味。这样一尝粪，孝名立刻大扬，先被提为西台尚书仪曹郎，以后又做上益州府长史，巴西、梓潼两郡太守，鸟纱帽一顶顶飞来，真是粪味之中有官味，吃小亏占了大便宜。丁兰的行孝更令人发指。他的父母死后，这个儒家骗子故作姿态，刻木为偶，天天跪拜，装腔作势地欺世骗人。丁兰的妻子不信这一套，用针刺了一下木偶。丁兰发觉后大发雷蹇，造谣说木偶出血流泪，为了使骗局不致拆穿，竟铁青着脸将妻子一脚踢出家门。由此可见，孝子们的想行孝做官已经达到了不择手段、恬不知耻的地步了。
    既然孝子行孝的目的是为了升官发财，那么，他们的孝行本身就不免要打上个大问号。拿孝子们的祖师爷孔丘来说，他出生不久父亲就死了，可他长大后只顾自己钻营利禄，从来不过问父亲的葬处，更谈不上实行什么“祭则鬼享之”(《孝经·孝治》)那一套了。后来他的母亲也死了，按照《周礼》规定：夫妻必须合葬在一起。这一下可把孔丘弄得好不尴尬，幸亏邻家老大娘的指点才总算找到了他父亲的葬处。还有，孔丘不是强调父母死了必须居丧三年的吗？但当他的母亲死掉以后，自己身上还披麻戴孝，就赶到大夫季氏家里去赴宴，结果被别人轰了出来(《史记·孔子世家》)。
    孔丘的学生步孔丘的后尘，一个个也都是口是心非的两面派。他们中间有三人“荣列”《二十四孝图》，按理对自己的老师该是很孝敬的了。但事实却并非是这样，他们在孔丘死后不穿孝服，漠然视之，还美其名曰“心孝”（《史记·孔子世家》)，真是大骗子出小骗子，有其师必有其徒。孔融是孔丘的二十世孙，也是三国时候赫赫有名的孝子，但他私下却说出了孝子们的心里话：“父之于子当有何亲，论其本意实为情欲发耳；子之于母也复奚为，譬如寄物瓶中，出则离矣。”(《后汉书·郑太孔融荀或列传》)可见这个人是个表里不一的两面派。其实，又岂止孔融是这样，其他的孝子莫不如此。
    孝子们既然都是官迷，肚子里的才学是可想而知的了。三国时的陆绩，从小就会从别人屋里骗橘子给母亲吃，因此而名列“二十四孝”；但是一议论到国家大事，就迂腐可笑，蠢得要命。有一次，孙策在东吴召集各路将领、谋士开军事会议，讨论作战方案。会上，叨陪末座的陆绩竟搬出孔老二“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的信条，说什么要降服敌国，根本用不到动刀动枪，只需要加强道德的教育和宣传就可以了，完全是一副宋襄公式的蠢猪嘴脸。(《三国志·吴书·虞陆张骆陆吾传》)早在先秦时期，法家韩非就曾尖锐地揭露了“孝”的虚伪性，举出了这样一桩事实：有个鲁国人参加了三次战斗，开了三次小差。孔丘问他为什么要这样做，他回答说：“我有老父在家，如果我死在战场上，谁来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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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养我父亲呢？”于是孔丘就推荐他做了官。韩非从中得出了“儒以文乱法”的结论，一针见血地指出：“以是观之，夫父之孝子，君之背臣也。”(《韩非子·五蠹》)所谓孝子，就是这样一批误国害民的社会渣滓。汉代劳动人民有一首民谣：“举秀才，不知书。察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油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鸡。”这对那些儒生即孝子们倒确是真实的写照。
    孝子们的虚伪，根源在于孔学的虚伪。“孝”作为一种道德范畴，历来是为反动阶级服务的。这和我们今天把父母和子女的关系看成是革命的同志关系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概念。在我们无产阶级，父母是把子女当作革命事业的接班人来培养；而子女则把父母当作革命前辈来尊敬。彼此之间，不论是谁犯了错误，同样都可以开展批评。孔学所鼓吹的“孝”则完全不同。它强调“父要子死，不得不死；君要臣亡，不敢不亡”，完全是一副法西斯的面孔。孔丘公开鼓吹孝的用处是“始事于亲，中事于君，终于立身”(《孝经·开宗明义章》)。孟轲更是赤裸裸地叫嚣：“内则父子，外则君臣”(《孟子·公孙丑下》)。说来说去，孝敬父母是为了尽忠君主，维护族权是为了维护政权，前者是“孝”道的骗人形式，后者才是“孝”道的实质。其实，由于反动统治集团内部存在着狗咬狗的争斗，要做到忠孝双全也是颇不容易的。《二十四孝图》中负米养亲的子路是孔丘的学生，他在卫国当官的时侯，在外听说孔悝在京城伙同蒯聩发动政变，他立刻赶回京城实行镇压。其实孔悝搞政变是受到她母亲伯姬的逼迫，大概也是为了讲“孝”。但在子路这条孔门恶狗看来，“孝”必须服从于反动阶级的现有统治，违反了这一条就是最大的“不孝”，就要杀头！子路自己要当孝子，却不准别人当孝子，这种自相矛盾之处，却正证明了孔学的荒谬与无理。《二十四孝图》中吹捧的那些孝子，大多是一些双手沾满了人民鲜血的刽子手。子路是镇压新兴地主阶级的恶狗；王祥、朱寿昌等是镇压农民起义的凶手；而那个“闻雷泣墓”的王裒，打着为父报仇的旗号，终其一生，是个忠于没落的旧王朝、敌视进步的新政权的顽固派。他们的所谓孝敬父母，或者无中生有，或者装腔作势，“敷衍，偷生，献媚，弄权，自私，然而能够假借大义，窃取美名”（鲁迅《十五年的“读经”》）。“孝”是反动统治阶级手中一把杀人不见血的软刀子。《二十四孝图》中的姜诗妻为了孝敬公婆，逆来顺受，忍气吞声，甚至被残酷的公婆赶出了家门以后，仍然听天由命，甘心情愿地忍受迫害。《二十四孝图》所宣扬的就是这种奴才的典型。这种奴才性格室息中国人民的革命造反精神，消蚀中国人民的战斗意志，起着阻挡革命、破坏革命的反动作用。
    古今的反动派都是一伙实用主义者。只要符合他们的反动统治的利益，就立即一哄而起，大吹大擂。《二十四孝图》名气很大，其实内容荒谬，不堪一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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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里面的故事，有的是从史书上七拼八凑、东抄西割而来的；有的是道听途说、添油加醋而写成的；还有的根本就是封建迷信加谣言的揉合物。比如什么哭竹生笋啊，木像垂泪啊，郭巨埋儿得黄金一釜，王祥卧冰双鲤跃冰而出等等，全是
    一些海外奇谈或大头鬼话。还有的孝子竞被描绘成是掐指能算的神仙，如庾黔娄的父亲在家生病，他在县衙里竞会心惊流汗；曾参的老娘在家自啮左臂，曾参在外顿觉左臂疼痛。“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孝子们和他们父母身上的神经竞是千里相连的，这岂非是自欺欺人之谈。汉代王充在《论衡·感虚》中就曾严厉地责问道：如果这类传说靠得住，那么，“曾母生病，曾参不也就要生病了吗？曾母死去，曾参不也就要跟着一起死去了吗？”实际上呢，“曾母死后，曾参却照样饮酒，安然无恙”。王充站在唯物主义立场上揭露了这类故事的荒诞无稽。
    这样一些鸟七八糟的东西，在长时期内竟不胫而走，广泛流传，奇怪吗？
    一点也不奇怪。须知《二十四孝图》总结了历代推行孔孟之道的历史经验，反动统治者自然要对之奉若神明的了。而《二十四孝图》出笼的元代，正是儒教特别吃香的时侯，那时还出现“请蒙古小酋长做‘汉儿’的‘儒教大宗师’”（鲁迅《儒术》)之类的怪事哩！由此看来，《二十四孝图》曾经走了红运也就没什么可以奇怪的了。就拿叛徒林彪来说，他不是鼓吹什么“以君子长者之道待天下”的吗？但就在他的死党内部，也是尔虞我诈，彼此倾轧，互相封锁消息，各拉各的调，各走各的门。说到底，林彪向同伙灌输儒家的“忠孝节义”，究其目的，只不过是要他的同伙和他一起死心塌地干反革命罢了。
    反动派是一伙蠢人，他们总是以损人开始，以害己告终。反动派想用“孝”道来统治人民群众，但在历代中国人民的批孔斗争面前，就象肥皂泡一样地迅速破灭了。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今天，广大人民群众在批林批孔运动中，结合批判《三字经》、《二
    十四孝图》之类影响广、流毒深的孔孟黑货，这是一个创造。反动阶级利用各条途径贩卖孔孟之道，我们今天应当针锋相对地通过冬种方式，广泛发动群众，深入持久地批判孔孟之道，将批林批孔运动进行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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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是怎样选读法家著作的
    上海自动化仪表一厂工人理论学习小组
    在批林批孔深入发展的大好形势下，我们厂党委举办了一个选读法家著作学习班。我们来自各车间班组的十八个工人，用了一个月时间，学习马列和毛主席的有关著作，选读了韩非的《五蠹》、王充的《实知》和柳宗元的《封建论》。实践证明，广大工人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读一点法家著作，吸取历史上阶级斗争、两条路线斗争的经验，有助于批林批孔运动更加深入、普及、持久地进行下去。
    选读法家著作，是个新事物。法家著作究竟怎么学，我们并没有经验。首先碰到的是历史上法家人物很多，著作也多，究竟选读哪些好？我们根据马克思关于“已经发育的身体比身体的细胞容易研究些”的教导，抓住历史上比较杰出的法家代表人物，并着重选读他们在同儒家作尖锐斗争时写的一些著作。
    光确定了法家著作的篇目还不行，还有一个究竟怎样具体阅读的问题。我们开始读王充的《实知》篇，大家一个字一个字地死抠，为了弄清秦始皇出巡的地名，就争论了一上午。这样钻牛角尖的结果，半天只能读几行字，读了也不知道书里究竟讲了些什么。吃
    一堑长一智。这教育了我们，即使读一篇法家著作，也还是要有重点，决不能在一个字、
    一个地名上纠缠不休。于是我们改变了学习方法，在基本上弄懂原文的基础上，紧紧抓住法家在同儒家作斗争中所阐明基本观点的重要段落来学。王充的《实知》篇，是在认识路线上与儒家展开的一场剧烈搏斗。因此，我们着重学习王充批判儒家“生而知之”的一系列观点和分析材料。韩非在《五蠶》篇里，集中地阐明了是“法先王”还是“法后王”，是实行“礼治”还是实行“法治”，是搞“仁政”还是搞“专政”等-一系列有关两条路线斗争的问题。这对于我们进一步看清林彪尊孔反法的极右实质，加深对党的基本路线的理解，都很有帮助。这些内容都应当作为重点来学。
    过去，我们有些同志对为什么中外反动派和党内一切机会主义路线的头子都是尊孔的这一点不够了解，对为什么林彪和苏修都对法家恨之入骨这一点也不大清楚。今天，站在路线斗争的高度上来读法家著作，就认识到了法家是新兴地主阶级的思想家，是进步势力的代表，执行的是一条革新的、前进的路线；而儒家是代表一切反动没落阶级利益的，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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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力维护的是一条反动、复辟倒退的路线。帝修反和党内一切机会主义路线的头子，都是反动、倒退势力的代表。“鱼找鱼，虾找虾，乌龟爱王八”，他们必然和孔孟之道臭味相投，一拍即合。用儒法斗争的历史经验来看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使我们进一步认识到，尽管党内历次路线斗争在各个时期有不同的特点，但凡是机会主义的头子都要搞复辟、搞倒退这
    一点却是完全相同的。“倒退者必尊孔，尊孔者必反法”，这是一条历史的规律。从这里，也使我们进一步看清了研究儒法斗争的伟大现实意义。有的同志过去以为研究儒法斗争和自己关系不大，说：“什么孔子、孟子，我只管多开模子”；现在认识提高后说：“一定要狠批孔子孟子，挖掉修正主义根子。”
    在选读法家著作时，我们还学习了《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实践论》、《人的正确思想是从那里来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分析历史上的儒法斗争和法家的观点。如读到《五蠹》篇中“不期修古，不法常可；论世之事，因为之备”的观点时，我们就学习了毛主席关于“人类总得不断地总结经验，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和一切顽固派的特征都是开历史倒车的论述，认识到代表新兴地主阶级的思想家是唯物论者，有朴素的辩证法思想，他们主张变革，反对复古，具有进步的历史观，因此，能够顺应历史的潮流。孔老二和古今中外一切反动派，包括林彪一类骗子，因为他们的世界观是反动的，就必然要逆历史潮流而动，妄图拉历史车轮向后转。在讨论到当时社会的“五种蛀虫”时，有的同志提出，“什么‘言谈者’、‘学者’、‘带剑者’，现在大多不存在了。”学习了列宁《怎样组织竞赛？》这篇著作，列宁指出：“对人民的这些敌人，社会主义的敌人，劳动者的敌人不能有任何宽恕。必须同富人和他们的食客，即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作殊死的决战，同骗子、懒汉、流氓决战。这些人，无论是前者或后者，都是同胞兄弟，都是资本主义的儿女，都是贵族和资产阶级社会的子孙。”这使大家进一步认清了林彪要“举”的“逸民”，要“一律给予政治上的解放”的人，都是社会主义国家的蛀虫。我们一定要狠抓阶级斗争，维护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不断巩固和加强无产阶级专政。
    毛主席告诉我们，研究古代文化，应该“排泄其糟粕，吸收其精华”。法家在历史上是有进步作用的，他们是进步势力的代表，但他们毕竟又是剥削阶级的思想家，有着阶级的和历史的局限性。同志们说，我们厂是造自动化仪表的，许多设备、物质要用仪表来进行测定分析；选读法家著作，也要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作阶级的历史的分析。我们在读《五蠹》篇的时候，就对韩非从四个方面进行了肯定：第一，以朴素的辩证法阐明了社会历史是变化、发展的。第二，反对礼治，反对仁政，主张法治，主张在各个领域加强新兴地主阶级的专政。第三，奖励耕战，发展社会生产力。第四，主张统一，反对分裂割据。同时，我们也看到了《五蠹》篇中也有宣扬英雄史观利“人口论”的地方，这就要求我们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评价法家，对它们作出必要的历史的肯定，既不能攻其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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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及其余；也不能不加分析，全盘继承。
    我们在选读法家著作的时候，都一致感到联系实际十分重要。在联系实际的过程中，首先是联系批林批孔这个最大的实际。如读了王充的《实知》篇，我们分析了王充揭孔老
    二“生而知之”这一反动谬论的四张画皮：一是无中生有，如有人说孔老二预知秦始皇会出巡参观孔宅，以后栗真“灵验”了，其实一查历史根本没有这回事。二是片面夸大，胡吹有什么“先知先觉”。三是牵强附会，把对未来情况的一定的推理判断，歪曲成“未卜先知”。
    四是故弄玄虚，有些人事先暗暗地看了一些东西，却装出一副“生而知之”的假象。从这里可以看出，孔孟之道就是这样“卖卖野人头，骗骗老百姓”的。大家由此深入批判孔老二鼓吹的“唯上智与下愚不移”和林彪的“脑袋特别灵”，认识到林彪鼓吹“天才论”，其罪恶日的就是为反革命复辟作舆论准备，企图要我们工人向他们这秋“天才”的贵人和贤人屈膝，最后由他们来统治压迫我们工人。
    我们厂有些干部，曾经一度存在过“工作难做，千部难当，群众难弄”的“三难”思想。我们分析产生这种思想的原因，多半是由于留恋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被批判过了的东西，仍然想用“管、卡、压”修正主义路线那一套来对待群众。读了王充《实知》篇里阐述的“圣人”和普通老百姓没有什么区别的论述后，我们同干部一起，进一步批判了“上智下愚”，认识到这种“三难”思想，其实是想把自己放在群众的上面，这就必然做不好工作。归根到底，这是由于不能正确地对待与总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历史经验的缘故。我们的干部应该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的“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领导方法，相信群众，依靠群众，放手发动群众，善于把党的政策变为群众的行动。既要老老实实当群众的小学生，及时总结群众斗争的经验，集中起来，坚持下去；又要对子群众运动中出现的某些违背马克思主义的错误思想，坚持原则，加以引导。我们选读法家著作，也看一点儒家的东西，对儒法斗争的历史作了一些分析研究，进一步提高了对路线斗争长期性、复杂性的认识。本来厂里有些同志对批林批孔运动中揭露的一些具体问题和矛盾争论不休，把它提到路线上来进行分析，大家的认识就比较一致了，许多矛盾也就得到了比较好的解决。
    我们在读法家著作的过程中，还采取了边读边编写材料的做法，先后整理了《秦王朝儒法斗争情况对照表》，选注了韩非的《五蠹》和王充的《实知》。同时，联系实际，写了学习体会，还编写历史故事，到各车间去宣讲。这样做的结果，既锻炼我们的写作和分析能力，也起到学习班内外结合的作用。我们从大家所熟悉的秦始皇讲起，再讲商鞅、韩非等；从历史故事讲起，再讲儒法斗争的基本观点。大家反映这样做既听得懂，又能推动更多的工人同志来关心和读一点法家著作，普遍都表示欢迎。
    在学习班带动下，现在全厂各车间都组织了工人理论学习小组，分别选读一些法家著作。我们厂的工人群众说：我们一定要弄清儒家、法家，狠批孔孟之道，坚持走社会主义大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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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历代反孔笑话十五则
    一从古代笑话中看孔丘及其门徒的丑恶形象
    王国荣王荣刚严同明韩天宇
    “再没有更有趣的事情，比起嘲笑自己的敌人和以毒辣的嘲弄对待这些笨头笨脑的傻瓜。”
    —一恩格斯：《致爱·伯恩施坦》（一八八四年六月二十九日）
    笑话，是劳动人民喜闻乐见的一种文艺形式。它以机智、诙谐的讽刺，嘲笑和批判反动派的腐朽、丑恶的本质，短小精悍、生动活泼，寓深意于笑声之中，在人民群众中广泛流传。劳动人民和法家代表人物在同孔丘及其徒子徒孙的斗争中，常常运用笑话作为武器，来剥掉孔丘及其信徒们的画皮。早在春秋时代，人民群众中就流传着《孔丘在陈绝粮》等笑话，生动地刻划了孔丘周游列国，到处碰壁，饿扁了肚子，门徒们吵的吵、偷的偷、骗的骗、抢的抢的丑态。战国时代的法家如商鞅、荀况、韩非等，除了写下《更法》《王霸》《五蠹》等气势磅礴的讨孔檄文，还创作了许多泼辣尖锐的反孔笑话。韩非的《儒不博弋》《守株待兔》《郑人放鳖》《愚者置履》等寓言，把孔孟这伙满口先王、仁义的骗子的愚蠢而又反动的丑恶嘴脸揭露得淋漓尽致，使人们哑然失笑之余，受到深刻的启示。
    在封建社会，自从地主阶级打出尊儒反法的旗号以后，孔丘被逐步拾到了吓人的高度。在这种情祝下，谁敢“非圣”，那是要招致杀身之祸、灭族之灾的。可是，劳动人民不但敢于用革命暴力推翻反动统治，而且敢于用笑话等各种形式“侮圣人之言”，批孔孟之道。如在《疥疮五德》中，就把被董仲舒吹捧上了天的“五常”一仁、义、礼、智、信，比作人人厌恶的痈疽、疥疮。在这些辛辣的讽刺中，凝聚着劳动人民对孔孟之道的刻骨仇恨。地主阶级中一些主张革新的人们，在同尊孔复古的顽固派作斗争时，也往往运用了笑话这一武器。十一世纪的改革家王安石，就把孔丘的《论语》视为鸦聒雀噪的“禽言”。明代反孔斗士李贽，针对朱熹把孔丘比作日月的无耻吹捧，用孔丘之前的人们必须“白日燃烛而行”的嘲讽，给予道学家以无情的打击。
    这些反孔的政治笑话，尽管取材不同，但始终把矛头针对孔孟之道，有的还做到了把讽刺的锋芒直指孔丘。如《盗丘自辩》，说孔丘困于陈蔡，看到拦路抢劫来的酒肉就往肚里灌、往嘴里塞；一旦逃出困境，又死皮赖脸地大谈“礼仪”之类来了，纯属一副骗子兼恶霸的丑恶嘴脸。有些笑话则采用“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手法，讽刺孔孟一伙的陈腐说教。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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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讳名》，巧妙地利用一个天真孩童的语言，嘲弄了孔丘的“为亲者讳”的骗子伎辆和孟轲的“一代不如一代”的胡言乱语。更大量的笑话则是讽刺孔丘的信徒一尊孔的官僚豪强、伪善的道学家、不学无术的儒生，等等。如《好古》，描写了一个“信而好古”的士人，倾家荡产买了三件古物，据说是孔丘坐过的席子、周太王用过的拐杖、夏桀时代造的泥碗，结果成了流落街头的乞丐，形象地揭示了复古主义者的下场。这三类反孔笑话中，孔丘及其信徒的形象，是一伙逆历史潮流而动的可耻而又可笑的小丑。我们从中可以看到：孔丘“是那些权势者或想做权势者们的圣人”。反动派把孔丘拾得越高，人民群众打倒反动阶级“圣人”的呼声也就越猛！
    历代的反孔政治笑话，从艺术手法来分析，也大致可以分为三类。一类是用精炼的语言、幽默的风格，描写了真人真事。如《陈万年教子》，把儒家阿谀奉承的卑劣伎俩，刻划得维妙维肖、入木三分。一类是塑造令人发笑的艺术典型。如韩非笔下那个对王八讲“仁义”，买鳖又放鳖，只相信尺码、不相信自己的脚的傻瓜的形象。一类是驰骋想象的翅膀，采用夸张的手法，进行艺术虚构。鲁迅说：“‘讽刺'的生命是真实；不必是曾有的实事，但必须是会有的实情。”如《昼寝》，虚构了宰予驳斥孔丘、为其昼寝辩护的故事。宰予据理力争，把孔丘驳得膛目结舌，在历史上没有真实的记载。但这则笑话从“昼寝”与“梦见周公”生发开来，符合宰予敢于反潮流的性格和孔丘的学阀作风，是“会有的实情”。这些笑话，以严肃的态度表明讽刺的意图，把战斗性与幽默感有机地结合起来，夸张得合理，虚构得合情，不离奇、不庸俗，具有较强的战斗性。
    什么阶级讲什么样的笑话。文学艺术总是为一定阶级的政治路线服务的。鲁迅指出：“生存的小品文，必须是匕首，是投枪，能和读若一同杀出一条生存的血路的东西；但自然，它也能给人愉快和休息，然而这并不是‘小摆设’”。反孔政治笑话作为一种讽刺的小品文，不单单是博人一笑，主要是使人们从笑声中感奋起来，把它当作匕首、投枪，刺向孔孟之道，从反动派的禁锢中杀出一条“生存的血路”。而历来的反动阶级也会利用笑话的形式，在说说笑笑之中，宣扬孔孟之道，维护反动统治。从孟轲开始，就讲了《揠苗助长》的笑话，含沙射影地否定春秋战国的社会大变革，恶毒诅咒新生事物的成长；到了明清时期，封建统治者的帮闲文人更是经常利用笑话来污蔑、丑化劳动人民，将屠夫的凶残化为一笑，为闲得发愁的士大夫饭余茶后提供消遣的谈资。笑话本身是有着鲜明的阶级性的。我们在整理古代笑话时，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的方法。即使古代劳动人民口头创作的反孔笑话，由于受当时的阶级和历史条件的局限，更兼反动阶级及其帮闲文人的篡政、歪曲，也往往混杂着一些封建性的糟粕。对此，我们也必须按照毛主席的教导，“把它分解为精华和糟粕两部分”，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力求做到推陈出新，古为今用。
    深入批林批孔，需要各种武器配合作战。我们需要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写出研究法家著作的文章；也需要各种形式的短小生动的作品，作为匕首、投枪，其中也包括整理历代反孔政治笑话，使读者从一个侧面进一步了解历代芳动人民和法家人物的反孔斗争，深入批判孔丘和孔孟之道的反动本质，为批林批孔的现实斗争服务。为此，我们从历代笑话集和文献中，选注了十五条笑话，供读者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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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仁义道德”的说教，是根本行不通的！
    儒不博弋
    愚者置履
    齐宣王问匡倩①曰：“儒者博②乎？”曰：“不也。”王曰：“何也？”匡倩对曰：“博者
    郑人有且置履者，先自度其足，而置之
    贵枭③，胜者必杀枭，杀桌者，是杀所贵也，
    其坐①，至之市而忘操之。已得履，乃曰：
    儒者以为害义，故不博也。”又问曰：“儒者
    “吾忘持度②”，反归取之。及反，市罢，遂
    弋④乎？”日：“不也。弋者，从下害于上者
    不得履。人曰：“何不试之以足？”曰：“宁信
    也，是从下伤君也，儒者以为害义，故不
    度，无自信也。”
    弋。”又问：“儒者鼓瑟乎？”曰：“不也。夫瑟
    《韩非子·外储说左上》
    以小弦为大声，以大弦为小声，是大小易
    注：①置之其坐：把记下的尺码放在座位上。
    序，贵贱易位，儒者以为害义，故不鼓也。”
    ②忘持度：忘了拿量好的尺码。
    宣王日：“善”。仲尼曰：“与其使民谄下也，
    按：这是对孔丘“法先王”的复辟倒退
    宁使民谄上。”
    历史观的绝妙讽刺。孔丘拚死反对社会进
    《韩非子·外储说左下》
    步，咒骂新兴地主阶级的变法违反“周公之
    注：①匡清：战国时齐国将领。
    典”，“失其度矣”。孔孟之道无视社会大变
    ②博：奕棋。
    动的现实，死抱着过时的奴隶制典章制度
    ③枭：棋戏中有刻成枭形的棋子，最为贵
    的那一套“度”，安图把社会拉回西周奴隶
    重，倘能把对方的枭棋杀了就算赢。
    制“盛世”，这就象只信尺码不相信自己脚
    ④弋：射鸟。
    的愚者一样可笑。
    按：博奕要“杀”死“尊贵”的泉，所以儒不“博”；射鸟要“以下犯上”，所以儒不
    盗丘自辩
    “弋”；鼓瑟搞得“贵贱无序”，所以儒不“鼓”。韩非巧妙地用生活中的普通事例，嘲笑了
    孔某穷于蔡陈之间，十日。子路为享
    孔丘维护的没落奴隶主的“上下贵贱”的森
    豚，孔某不问肉之所由来而食。号人衣，以
    严等级制度，逼真地刻划出那批反动儒生
    酤酒，孔某不问酒之所由来而饮。哀公迎
    的丑态。
    孔子，席不端弗坐，割不正弗食，子路进请曰：“何其与陈蔡反也？”孔某曰：“来，吾
    郑人放鳖①
    语女①，曩②与女为苛③生，今与你为苟义”。
    郑县入乙子妻之市，买鳖以归，过颇
    《墨子·非儒》
    水，以为渴也，因纵而饮之，遂亡其鳖。
    注：①女：同汝，你。
    《韩非子·外储说左上》
    ②曩：以前。
    注：①鳖：甲色，俗称“王八”。
    ③苟：求，偷生
    按：郑人对一只装出可怜相的王八讲
    按：孔老二是满口仁义道德，满肚男
    究“蠢猪式的仁义道德”，结果鳖溜之大吉。
    盗女娟的伪君子。你看，他饿扁了肚子，为
    韩非用这则笑话形象地告诉人们，孔丘的
    了活命，不仅既偷且抢，顾不得“非礼勿”的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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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套臭讲究。而一旦得势，就又神气活现，
    的考官来，不知要高明多少倍。
    厚着脸皮讲什么“礼义”，为自己辩护，真是厚颜无耻！
    学圣人
    昼
    寝
    有学究言：“人能行《论语》一句，便是
    夫子责宰予以“朽木粪土”①，牢予不
    圣人。”有纨衿子笑曰：“我已力行三句，恐
    服曰：“吾自要见周公②，如何怪我？”夫子
    未是圣人。”问之，乃“食不厌精”，“脍不厌
    曰：“日间岂是梦周公的时候？”宰予曰：“周
    细”，“孤貉之厚以居”也。
    公也不是夜间肯来的人。”
    《笑笑录》
    《时尚笑谈》
    按：物以同类聚，人以阶级分。追求
    注：①见《论语》，孔丘斥宰予：“朽木不可雕也，
    穷奢极侈的寄生生活，是一切反动没落阶
    粪土之墙不可杇也”。
    级的共同特征。“孔圣人”以“食不厌精”，
    ②见《论语》，孔丘自叹：“甚矣吾衰也！久
    “脍不厌细”当作自已的生活标准，历代竭
    矣吾不复梦见周公！”
    力学“圣人”的孔孟之徒也就如蝇逐臭，无
    按：孔丘看到宰予白天睡大觉，公然
    怪乎法家把孔孟一伙斥为吸人血的“虱”。
    反对他满堂灌的陈腐说教，便破口大骂他
    所谓“孔圣人”，实是寄生虫！
    是“朽木”“粪土”。可见，这位政治骗子还是个大学阀。这则笑话不仅拆穿了孔丘“呼先王以欺愚者”的骗局，也对他“师道尊
    疥疮五德
    严”的恶霸作风进行了辛辣的嘲讽。
    陈大卿①患疥疮，上官②者笑之，公
    文戏
    曰：“君无笑，此疾有五德可称，在众疾之上。”其人询之，曰：“何谓五德？”公曰：“此未
    嘉应诸生李文固善谑①。遇考试，题
    易言。”上官曰：“君试言之。”公曰：“不上人
    为“割不正不食”②。李文末作一结，云：
    面，仁也；喜传于人，义也；令人叉手揩擦，
    “噫予生也晚，未能与孔子同时，一食
    礼也；生罅指节骨间，智也；痒必有时，信
    其所剩零头碎角之肉也，惜哉。”致列四
    也。”上官闻此语，大笑之。
    等。
    《事林广记》
    《笑笑录》
    注：①大卿：当时相当“大夫”头衔的中级官员。
    注：①谑：开玩笑。
    ②上官：上级官。
    ②“割不正不食”：见《论语·乡党第十》。
    按：仁、义、礼、智、信，是孔孟所鼓吹
    按：“割不正不食”，是没落奴隶主贵
    的“天下之达道”。董仲舒把它捧得更高，
    族孔老二的生活信条。信奉孔学的考官竟
    列为“五常”，即永恒不变的“至德”。其实，
    之
    出了这个怪题。可是有个叫李文的考生却
    儒家之徒鼓吹的“五德”如同疥疮一样可
    嘲笑“孔圣人”的腐朽生活方式，雅怪被列
    恶。正如法家代表人物商鞅指出的，仁、义、
    为劣等！其实这位“劣等生”比起那个迂腐
    礼、智、信是“过之母”，即“万恶之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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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讳名
    遣将于河上北向读《孝经》，贼自消灭。赵韩玉②以半部《论语》定天下，《孝经》何不可破贱？
    钱大参①良臣，自讳其名②，其幼子颇
    《古今谭概》
    慧，凡经史中有“良臣”字辄改之。一日，读
    注：①张角，东汉末黄巾起义首领。
    《孟子》“今之所谓良臣，古之所谓民贼也”，
    ②赵韩王：即宋初宰相赵普，喜读《论语》，
    遂改云：“今之所谓爹爹，古之所谓民贱
    “半部《论语》定天下”，是他对宋太宗说
    也。”可笑，可笑。
    的。
    《牌史》
    按：孔老二“宽猛相济”的反革命两手
    注：①大参：指谏官。
    为历代反动派所袭用，以为凭着几条“孝
    ②自讳其名：即隐其名。
    经”就能把起义军吓倒，那是痴人说梦，打
    按：这则笑话用一个天真孩童的语言，
    错了算盘！反革命暴力扑灭不了农民的反
    巧妙地讽刺了孔孟之流“为亲者讳，为尊
    抗怒火，牧师的欺骗也同样挽救不了反动
    者讳”的反动说教。并从侧面道出了一个真
    派必然灭亡的命运。
    相：孔孟及其门徒都是“民贼”。如此而已！
    好
    古
    陈万年①教子
    有一士人①，酷好古物，价虽贵必求之。
    万年当病，召成②教戒于床下，语至夜
    一日，有人携取败席踵门②告曰：“昔鲁哀
    半，咸睡，头触屏风。万年大怒，欲杖之，曰：
    公命席以问孔子，此孔子所坐之席。”士人
    “乃公教戒汝，汝反睡，不听吾言，何也？”咸
    大惬意③，以为古，遂以附郭之田易之④。
    叩头谢曰：“具晓所言，大要③教咸谄④也。”
    逾时，又一人持古杖以售之，曰：“此乃太王
    《汉书·公孙刘田王杨蔡陈郑传》
    避狄，杖策去豳时所操之箠也⑤，盖先孔子
    注：①陈万年：汉朝儒生。
    ②咸：陈万年之子陈咸。
    之席数百年，子何以偿我？”士人倾家资与
    ③大要：大都，主要的意思。
    之⑥。即而又有人持朽碗一只，曰：“席与
    ④谄：奉承拍马。
    杖皆未为古，此杭乃桀造，盖商又远于周。”
    按：陈咸用一个“谄”字，一言点穿所
    士人愈以为远，遂虚⑦所居之宅而予之。三
    谓孔学不过是教人拍马奉承、追名逐利。孔
    器既得，而田资螫尽⑧，无以衣食，然好古
    丘为了挤进奴隶主贵族的权势若行列，东
    之心，终未忍舍三器，于是披哀公之席，把
    奔西窜，“摇唇鼓舌”，使出了“巧伪人”的浑
    太王之杖，执桀所作之椀，行丐于市曰：“衣
    身解数。历代反动统治阶级吹捧孔学，也
    食父母，有太公九府钱，乞一文！”
    不过是将它当作攀高门、求富贵的一块“敲
    飞事林广记》
    门砖”而已。
    注：①士人：学者，士大夫。
    ②踵门：亲至其门。
    《孝经》的妙用
    ③惬意：快意，满足。
    ④附郭之田易之：沿城的日都交换变卖。
    ⑤豳（读宾）：系古代地名。箠：拐杖。此句
    张角①作乱，向栩上便宜不须兴兵，但
    意为，这是周文王的父亲周太公为了避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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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免我狄入侵，离开豳时拄的拐杖。
    “天不生仲尼，万古长如夜。子何人者，敢
    ⑥倾家资与之：把家里全部钱财都拿出来。
    呼仲尼而兄之？”刘谐曰：“怪得義皇②以
    ⑦遂虚：卖空了自己住的房子。
    ⑧罄尽：完全月尽。
    上，圣人尽日燃烛而行也。”
    按：这位“酷好古物”的儒生，是上了
    《焚书卷三·赞刘谐》
    孔丘“信而好古”的大当。孔丘在世口口声
    注：①哂：笑。
    ②羲皇：上古时代的人。
    声“信而好古”，“述而不作”，要“行夏之时，
    按：明代进步思想家李贽用这则笑话
    乘殷之辂，服周之冕，乐则韶舞”。但倒退是
    讽刺了朱熹所谓“天不生仲尼，万古长如
    没有出路的，复古必灭亡，这是一条历史的
    夜”的胡言乱语。从孔丘的学生子贡开始，
    规律。一切搞复辟倒退的孔孟之徒的下
    历代的儒家之徒都把孔丘这位没落奴隶主
    场，决不会比这位倾家荡产的“好古迷”更
    阶级的丧家狗捧为光照天地的日月，胡诌
    好些。
    离开了孔孟之道，人间将会出现一片黑暗，
    禽
    言
    这纯粹是对满腹秕糠的“孔圣人”的肉麻吹捧。无独有偶，国民党反共分子陈伯达也把
    王荆公尝与客饮，喜摘经书中语，作
    林彪比喻为“长夜”的“明灯”，这只能暴露
    《禽言令》。《燕》云：“知之为知之，不知为
    他们不过是一丘之貉罢了。
    不知，是知也。”①久之无酹②者。刘贡父忽曰：“吾摘句取字可乎？”因作《鹑鸪令》，
    道学相骂
    曰：“沽不沽，沽”③，坐客皆笑。
    《拊掌录》
    两人相诟①于途，甲曰：“你欺心。”乙
    注：①见《论语》。
    曰：“你欺心。”甲曰：“你没天理。”乙曰：“你
    ②酧：同“酬”，对答。
    没天理。”一道学闻之，谓门人日：“小子听
    ③沽不沾，沽：《论语中孔丘攻击新生事物为“觚不觚，觚哉，觚哉！”的谐音。
    之，此讲学也。”门人曰：“相骂，谓何讲学？”
    按：孔丘的说教，历来被反动派捧为
    曰：“说心说理，非讲学而何？”曰：“即讲学，
    金科玉律，但王安石却在酒席宴上，喜笑怒
    何为相骂？”曰：“你看如今道学辈，那个是
    骂，公然把孔子的话比作“禽言”，给以无情
    和睦的？”
    的嘲笑，充分反映出这位十一世纪改革家
    《笑林》
    敢于“非圣人之言”的大无畏精神。
    注：①诟：耻辱。相诟，就是互相咒骂。
    按：孔老二拚命鼓吹“仁爱”、“亲亲”，
    白日燃烛而行
    然而儒家内部并不是也不可能是铁板一块。正如韩非所揭露的，这些孔孟之徒“言
    有一道学…自谓真仲尼之徒也，时
    无定术”、“行无常议”，内部充满着狗咬狗
    遇刘谐，刘谐者，聪明士，见而哂①曰：“是
    的争斗。这是他们的反动阶级本性决定的。
    未知我仲尼兄也。”其人勃然作色而起曰：两个道学家指着鼻子相骂，就是这种写照。
    (本文编著者系上海建筑机械制造厂、长江农场、东风农场、前哨农场的青年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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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论曹操的尊法反儒
    哈尔滨师范学院历史系董克昌
    曹操（公元155一220年），字孟德，沛国谯（今安徽毫县）人。他从小就一反儒家的所为，“博览群书，特好兵法”①。他崇尚刑名，以法治为准，是历史上一位比较进步的地主阶级里政治家与军事家。
    曹操所处的时代，正是中国封建社会的早期。由于地主阶级对农民阶级的残酷剥削与压迫，爆发了黄巾大起义，重点打击了以东汉王朝为首的豪强地主。公元一九○年以后，形势发生了急遽的变化。在农民战争的涤荡下，东汉王朝的统治崩解。从东汉开始发展起来的地方势力，由隐蔽到公开，纷纷割据一方，进行掠夺农民战争果实的争夺战。一时黑云乱翻，军阀混战显得格外突出。马克思指出：“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们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②，而在当时封建生产关系还属于巩固与发展时期，必然要求结束阻碍社会经济发展的封建割据局面，实现封建的统一，才能给生产力的发展提供方便的条件。在当时，是统一还是分裂，是中央集权还是地方分权的斗争，是地主阶级内部衰朽势力与新兴势力斗争的主要症结所在。
    曹操是统一了北中国并为西晋的统一中国奠定了基础的历史人物。陈寿在《三国志》的评论里，说曹操推行的是申不害与商鞅之法；曹操的政敌也说他“法明国治”。事实上，曹操在公元一九六年把汉献帝迁到许昌以后，就全面地推行了法治改革。第一，实行屯田与“重豪强兼并之法”。
    曹操为了巩固统治，解决军粮问题，在一九六年采纳了枣祇的建议，以汉武帝的“屯田”为楷模，在许下实行屯田，用封建土地国有的形式，再建封建生产关系，成为一种军事性的封建剥削与压迫制度。
    ①《三国志·魏书·武帝纪》引《孙盛异同杂语》
    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8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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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军阀混战中，无止境的奸淫烧杀，使人民陷入痛苦的深渊。他们“放兵劫略，攻剽城邑”①，或“纵兵抄掠，民人死者且半”②，社会生产受到极大的破坏。在这种情况下，曹操能抓住屯田来恢复生产，这在当时应当说是难能可贵的了。在曹操属下，对于怎样解决荒芜土地问题，存在着尖锐的斗争。一些世家儒生们妄图利用“土业无主，皆为公田”的局面，主张“宜复井田”③，妄图使历史开倒车。曹操力排众议，推行屯田，这就为扫平北方的军阀割据奠定了物质基础。
    曹操在公元二○四年发布了“重豪强兼并之法”，以限制与压抑豪强。如当任竣、李典、许褚这些豪强地主，率领部曲与宾客投奔曹操以后，他们都被取消了直接隶属部下的权力。又如杨彪，既是豪强大族，又是祖传的名儒，曹操就以杨彪与袁术通婚为由，进行了镇压和打击。曹操属下的许多官僚，也都在不同程度上贯彻了锄豪强、抑兼并的法治精神。
    东汉时期，中央政权为豪强地主所把持。如外戚马氏、窦氏、梁氏都是历代显贵。官僚中也大都是豪强地主，著名的有弘农杨氏，四世三公。至于宦官，尽管有些人不是豪强地主出身，却能驾驭皇帝，为非作歹，肆意敲诈勒索，也就成了豪强地主的代表。如当时的外戚梁冀强掠自耕农为奴婢，称为“自卖人”。地方上的豪强，良田满野，奴婢成千，依附农以万计，是一群保有浓厚奴隶制残余的封建吸血鬼，他们是封建割据的阶级基础。曹操一反东汉王朝的所为，一反割据势力的所为，敢于在法治上限制与压抑豪强，突破守旧势力的束缚，也就赢得了战胜各军阀的条件。
    第二，实行“唯才是举”。
    曹操为加强中央集权的统治，在公元二一○年下第一次求贤令，提出“唯才是举”的主张。在二一四年和二一七年又连下两次求贤令，以搜罗庶族地主。三道求贤令的基本内容，在于打破门第高低、出身贫富、职业贵贱的差别，对于那些虽有污名的所谓不仁不孝之徒，只要有“治国用兵”之术，能“果勇不顾，临敌力战”，就都一律加以选拔。曹操的“唯才是举”是以政治标准列为第一位的，它反对的只是尊儒派的所谓政治标淮。按照这条原则，曹操选于禁、乐进于行战之中，取张辽、徐晃在败亡的俘虏之内，“其余拔出细微，登为牧守者，不可胜数”④。
    曹操的“唯才是举”，是法治思想的具体运用。先秦时期的法家就主张打破世卿世禄制度，选贤任能，商鞅就论述了“举贤能，世之所治也”⑤的道理。曹操自己也说“唯才是举”是来自于韩非子的“用贤任能”。当然曹操的“唯才是举”是有阶级性的，它并没有真正打破贫富、贵贱的差别，只不过是指冲破豪强地主与庶族地主的界限而已。
    ①《三国志·魏书·董卓传》
    ②三国志·魏书·司马朗传》
    ③同上
    ④《三国志·魏书·武帝纪》
    ⑤《商君书·慎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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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汉王朝的统治思想是儒家思想。选官的标准，是讲究世资与门第高低的“阀阅”。东汉时的“察举”与“征辟”，完全变成任人不任治的工具。所谓任子制度，就是一人为官，子孙世享。许多大儒名士们以名节、操行做为向上爬的手段，以孝子、忠臣、义友相标榜，空发议论，一无所能，都是一些言行不一的政治骗子。因此，曹操的“唯才是举”，冲破了“阀阅”界限，冲击了那些以忠孝仁义相吹捧的用人标准，成了压抑豪强、尊法反儒的一项重要改革。
    第三，曹操的以法治军。
    曹操在《遗令》里说：“吾在军中持法是也”①。他在治军过程中，制定了许多军令与法令。如在军令里规定：“军行，不得砍伐田中五果桑柘棘枣”②。在步战令中提到：“士将战，皆不得取牛马衣物，犯令者斩。进战，士各随其号，不随号者，虽有功不赏”③，还制定了船战令、鼓吹令等。对于加强军队的统一指挥，严肃纪律，扫平封建割据，起了一定的作用。曹操在军队里，重视法机构的人选，清除那些不谙法治办事的人，主张提拔“明达法理者，使持典刑”④。
    曹操还坚持赏罚严明的原则。说他：“勋劳宜赏，不吝千金，无功望施，分毫不与”⑤，“设而不犯，犯而必诛”⑥。曹操对将士的要求，也是以执法的好坏做为赏罚的准绳。如果出征，成败者要受处分，失利者免除官爵。至于有功的将士，则“论功纪用，宜各显宠”⑦。曹操治军严谨，在军中贯彻孙子与吴起之法，这是连他的政敌也是承认了的。那么，曹操为什么采用法治呢？
    法家思想是封建社会上升时期的产物，它是地主阶级励精图治的思想武器。中国历史上，尊法反儒与尊儒反法的斗争，多集中发生在封建割据转向封建统一，或者是封建王朝发生危机的时期。这时，一些封建统治者为了加强集权统治，对国家机器进行调整，目的是“建立一种‘秩序’，来使这种压迫合法化、固定化，使阶级冲突得到缓和”⑧。采用“富国强兵”的方针，讲求不遵古，法后王，发挥上层建筑积极维护经济基础的作用。东汉末年，儒家思想日益成为封建割据势力的精神支柱，成了实现封建统一的障碍。这就决定了曹操采用法治，摈斥礼治。曹操提出了“拨乱之政，以刑为先”⑨的信条，反映了曹操不拘于旧习，勇于革新的法家思想。
    ①《三国志·魏书·武帝纪》
    ②<通典》卷149
    ③同上
    ④《三国志·魏书·武帝纪》
    ⑤《三国志·魏书·武帝纪》引魏书》
    ⑥曹操《孙子注》
    ⑦《三国志·魏书·乐进传》
    ⑧《列宁选集》第三卷176页
    ⑨《三国志·魏书·高柔传》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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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曹操是在反对内外的尊儒反法的斗争中，取得大体统一北中国的成就的。
    东汉末年的各个军阀，大多是代表豪强利益的尊儒反法派。和曹操并起的卢植“学为儒宗”，公孙瓒师承于卢植，都是尊儒的腐败之徒。陶谦“信用非所，刑政不理”①，是个讲究儒术、排斥法治的军阀。袁绍四世三公，本身就是个豪强大地主，纠集了许多儒家人物。他要拥戴刘虞为帝，而刘虞是个讲究“礼义化民”的儒家信徒。袁绍还是个复古主义者，他搞了裂土大分封的倒退，使他的儿子和外甥“各据一州”，这种逆历史潮流而动的行为，决定了他必然覆灭的下场。刘表早年在荆州就“起立学校，博求儒术”②，大力推行礼治。因此，虽在军阀混战中持“观天下变”的狡猾态度，最后仍也不免于灭亡。至于三国鼎立中的孙权，虽也是个法家，但他偏安江南，以割据为满足，可见是不会有什么大的作为了。在法治上能和曹操相媲美的是诸葛亮，所谓“亮刑法峻急”③，但蜀的实力不如魏，又受到多方牵制，而刘备“机权干略，不逮魏武，是以基宇亦狭”④，只好侷居于西南一隅，法治远不如曹操来得坚决与果断。可见，曹操大体上统一北方，正是尊法反儒斗争胜利的结局。
    在曹操内部，也存在着尊法与尊儒派的激烈斗争。尊法派坚持以法治为准，主张革新。文的如满宠、司马芝、王脩、赵俨等，武的如曹仁、于禁、乐进等。尊儒派则主张以礼治为准，反对革新，坚持守旧，以边让、孔融、魏讽、杨脩、苟彧等为代表。两派之间展开了十分尖锐的斗争。
    边让是陈留的“名士”，外戚何进为了笼络尊儒派，对他十分优遇，使他的名声越来越大，连孔融、王朗都拜倒在他的脚下。这个侏儒“恃才气，不屈曹操，多轻侮之言”⑤，竭力诋毁曹操的革新措施。公元一九四年，当曹操攻打徐州时，他冷嘲热骂，反对曹操的统一战争。曹操毫不犹豫地立即处决了他，从此尊法与尊儒的斗争走向公开化。
    更大的斗争是杀掉孔融。孔融是孔子第二十代孙，为世袭豪强地主。他任北海相时，“立学校，表显行术，荐举贤良”⑥，把北海变成儒家统治的天下。他投奔曹操后，借古讽今，抵制法治，猖狂反对社会改革。他认为法治破坏了礼治，也破坏了旧风裕，主张“不
    ①《后汉书·陶兼传》
    ②《后汉书·刘表传》
    ③《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
    ④三国志・蜀书・先主传
    ⑤后汉书·边让传》
    ⑥《后汉书·孔融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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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苟革其政”①，阻挠任何革新。孔融还煽动公卿，上书提出复古主义的谬论。他要曹操“依旧制，定王畿”，复活裂土大分封的制度，这正是逢迎军阀割据的意愿，违背历史发展趋势的滥调。孔融除积极推崇边让外，对祢衡尤加崇敬，说祢衡“淑质贞亮，英才卓砾”②，为他树碑立传。他和祢衡互相吹捧；“衡谓融曰：‘仲尼不死。’融答日：‘颜回复生。’”③。孔融又是儒生名士的领头人。他到处结党营私，发展个人势力，千扰朝政，弄得“公卿皆秉名而已”，或每朝会回答，“辄为谋主”，俨然成了尊儒派的领袖。当曹操处决边让后，孔融为了反对革新，赤膊上阵，肆意谩骂与攻击，每每“发辞偏宕，多致乖忤”。甚至曹操为了节约粮食，“表制酒禁”，他也大加诽谤，胡说“酒之为德久矣”，公开反对禁酒。到了公元一九七年，曹操为了贯彻执行压抑豪强的政策，逮捕了大豪强杨彪。孔融更是公开出面干涉，死保杨彪，并威胁曹操，如杀杨彪，“孔融鲁国男子，明日便当拂衣而去”④。在审讯杨彪时，尊法派与尊儒派的斗争更为激烈。尚书令荀彧、少府孔融私下通融满宠：“但当受辞，勿加考掠”。但尊法派满宠拒绝了他们的旨意，照样“考讯如法”⑤，坚持了法治精神。公元
    二○八年，孔融的活动更加猖獗，“招合徒众，欲规不轨”⑥，还“谤讪朝政”，为其阴谋夺权制造舆论。曹操只好把他“下狱弃市”⑦。可见曹操处决孔融，是尊法反儒的又一胜利，对于压抑豪强，打击尊儒派的嚣张气焰是有积极意义的。
    公元二一二年，又发生曹操逼荀彧自杀的事件。荀彧出身于官僚地主，祖传儒术。他佐助曹操，位至尚书令。但荀彧是崇尚礼治的，他要曹操“宜集天下大才通儒”，“并隆礼学，渐敦教化”⑧，以孔孟之道为统治思想。荀彧是孔融的至友，杨彪的护身，在二一二年，他以孔子的反对“僭越”谬论为据，要曹操“秉忠贞之诚，守退让之实”⑨，反对曹操进位为魏公，是边让、孔融诽谤尊法派的继续。曹操逼令荀彧自杀，就铲除了内部的另一个隐患。
    尊儒派并不甘心失败，进一步纠集党徒，妄图发动武装叛乱。西曹椽魏讽素“有惑众才”，从他结交的人士而言，当是个名儒。公元二一九年，魏讽“潜结党徒”，和长乐尉陈祎谋反袭邺。不巧事泄，魏讽被杀，株连在内的有数十人。其中有受学于边让的杨俊，大儒生王粲的两个儿子，大名士刘龚的后代，即刘麇兄弟，连尚书令钟繇也被罢了官。同年，曹操又诛杀了杨彪的儿子杨脩，至此尊法派与尊儒派的斗争方告一个段落。总之，曹操的革
    ①《后汉书·孔融传》
    ②后汉书·祢衡传》
    ③《后汉书·孔融传》
    ④后汉书·杨震列传》
    ⑤《三国志魏书·满宠传》
    ⑥《后汉书·孔融传》
    ⑦同上
    ⑧《三国志·魏书·荀彧传》引《魏氏春秋》
    ⑨《三国志·魏书·荀彧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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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遇到了守旧势力在意识形态领域里顽固的抵抗，经过一次又一次的政治斗争，他的法治才得到了实现。
    曹操毕竟是个封建统治者，他所推行的法治，不过是更赤裸裸地加强地主阶级专政的工具。因此，他的法治是有其残酷性的。例如曹操以法治军，旨在于加强对农民起义的军事镇压，所制定的军令与法令则是维护地主阶级利益的规范，使其更有效地压制人民的反抗。又如在《军亡法》里规定：军士逃亡要罪及妻子，妄图用严刑峻法，消弭士兵的造反。毛主席指出：“在阶级社会中，每一个人都在一定的阶级地位中生活，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曹操法治的残酷性，正说明它是地主阶级用以加强对劳动人民压迫与剥削的
    思想。
    同时，曹操的尊法反儒还有其阶级的局限性。首先，他所制定的“重豪强兼并之法”，只是对那些破坏屯田制，罪大恶极而又不服从于他的豪强，加以限制与压抑，而不是彻底打击豪强势力，更不是完全取消豪强对农民的残酷剥削。相反，许多豪强还在他的属下从政为官，并且还获得了一定程度的发展，司马懿就是个代表。司马氏的发迹可上溯到夏，在楚汉战争时，赵将司马印是他的直系祖先，他家早已是河北温县的豪强地主。曹操对他既有限制又要利用。曹操使用这些人，就为豪强地主的尊儒反法开了方便之门。其次，曹操的尊法反儒，是随着统一的逐步完成，统治地位的稳定，豪强地主势力的上升，逐渐转化为尊儒反法，这就是曹操所说的：“夫治定之化，以礼为首，拨乱之政，以刑为先”①的信条。所以公元二○三年，曹操在北方取得优势后，就发布命令，推行孔子的“仁义礼让”②之道，在法治中，辅之以儒家思想。到他的晚年，更是借助儒家的天命观，为自己能做“周文王”而制造舆论了。可见，曹操是随着地主阶级的政治需要而推行法治，又随着其统治的需要面推行礼治，二者之间并没有什么不可逾越的鸿沟。
    由于豪强地主势力的增长，在他们卵翼下的曹丕，刚刚“篡”汉建立曹魏政权，就宣布孔孟之道是“莫不宗其文以述作，仰其圣以成谋”③的正统思想，并以议郎孔羡为宗圣侯，受邑百户，“奉孔子祀”④，儒家的守旧势力开始占了上风。至此，曹操的法治就为礼治所取代，“唯才是举”为陈群所策划的“九品官人法”所取代。曹丕还发布“儒通经术，吏达文法，到皆试用”⑤的选官标准，使法家完全为儒家所取代，彻底的打起了尊儒反法的旗帜，以全面地加强对农民阶级的专政。于是，守旧就成了巩固统治的唯一信条了。
    ①《三国志·魏书·高柔传》
    ②三国志・魏书・武帝纪
    ③《三国志·魏书·文帝纪》
    ④同上
    ⑤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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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揠苗助长”和“守株待免”
    红星农场王建华
    上海第五印染厂葛军力
    “揠（拔）苗助长”和“守株待免”是先秦时期的两则寓言。一个记载在孟轲的著作《孟子·公孙丑上》篇，一个记载在韩非的《五蠹》篇里。这两则寓言说的都是宋国的故事，但它们反映了儒法两家两条根本对立的思想路线。
    孟轲在“揠苗助长”的寓言中说，宋国有一个农民，起早睡晚，勤于耕作，但总庄稼长不快。为了帮助庄稼长得更快，他就下田把袂苗一棵一棵拔高，干完后疲惫不堪地回家说：“今天可把我累坏了，我叫秧苗一下长高了好几寸。”农民的儿子兴冲冲地赶到田边一看，秧苗已经都枯槁了。故事讲完，孟轲发出了阴险的冷笑，讥讽那个农民“揠苗助长”的举动“非徒无益，而又害之”，是个蠢人。
    这个宋国的农民果然是个蠢人吗？不是。这个农民尽管做了错事，其实倒是个助长派，促进派。他懂得事物要促才能进，秧苗要“助”才能“长”。农民的出发点是好的，方向是对头的，只是方法不对头，好心干了坏事，结果弄巧成拙，暂时得到了失败的结果。孟轲这个孔老二的忠实信徒攻其一点，不及其余，借机大做文章，要求大家安分守己，听天由命，倒是暴露了他自己那副反动而又愚蠢的嘴脸。世界上干任何事情都不会一帆风顺，在前进的过程中犯，点错误有什么可怕的？鲁迅在《华盖集·北京通信》一文中就曾经批判过这种孟轲式的说教：“古训所教的就是这样的生活法，教人不要动。不动，失错当然就较少了，但不活的岩石泥沙，失错不是更少么？我以为人类为向上，即发展起见，应该活动，活动而有若千失错，也不要紧。”吃一堑，长一智，那位农民总结了失败的教训，以后就再也不会拔苗助长了。他可以采取选种、施肥，精耕细作等方法来助长，使庄稼长得又快又好。
    其实，孟轲捡起这则寓言绝非只是为了讽刺一个农民，他实际上是在借题发挥，以此污蔑和攻击法家的革新行动是“揠苗助长”式的胡乱来，其居心是很恶毒的。
    难道法家的革新行动是“揠苗助长”吗？这纯粹是别有用心的恶素攻击。在春秋战国这个社会大变动时期，腐朽的奴隶制开始了全面崩溃，它被新兴的封建制取代完全是历史的必然。在这样的形势下，法家作为当时的革命促进派，起来为封建制度“新苗”的茁壮成长大喊大叫，浴血奋战，正是社会大变革的需要，是符合历史发展规律的革命行动。相反，孟轲一伙顽固地站在没落阶级的立场上，拚命挽救垂死的奴隶制，妄图把新生事物扼杀在摇篮之中，恰恰暴露了他们一伙才是真正的反革命祓苗派，是安想“揠”新兴地主阶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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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苗”，“助”没落奴隶制“朽草”之长。他贼喊捉贼，倒打一耙，用“揠苗助长”的罪名攻击法家，这种伎俩可谓拙劣之至。
    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韩非为了痛击孟轲一伙复辟势力的猖狂进攻，用“守株待兔”的寓言形象地揭露了孔孟一伙须固派的觜险。他说的也是宋国一个农民的故事。有一天，这个农民在田里耕作，看见一只莽撞的兔子奔跑过急，撞上了田边的一株大树，把颈儿折断了，死在树下。那农民没费吹灰之力，就白得死免一只，心想，天下原有这般好事，我何苦还要种田呢？从这以后，他就放下了锄头，每天守在那大树边，一心一意想再捡到现成的死兔。日复一日，但是再也不见第二只兔子送上门来，相反，地里的庄稼倒全都荒芜掉了。很明显，守株待免是不可能重复出现第二次的，墨守成规，因循守旧的结果，必然是竹篮打水一场空。韩非紧接着指出：“今欲以先王之政，治当世之民，皆守株之类也！”韩非通过这则令人发噱的寓言，阐发了法家坚持革新、坚持前进的政治路线，对那些顽固坚持复古倒退路线的孔孟之流进行了辛辣的嘲笑和无情的鞭挞。
    “揠苗助长”和“守株待免”这两则寓言，反映了两条根本对立的思想路线，有力地证明了儒法两大阵营的斗争是不可调和的。孟轲这些“守林之类”整天鼓吹“遵先王之制”，“守先王之法”，明明社会已经向前发展了，他们还要“守死善道”，抱残守缺，开历史的倒车，怎么会不碰壁？因此，孔孟这些“守株之类”才是真正的蠢人；而那个“揠苗助长”的农民则是积极的，向上的，他的前途是光明的。“守株待免”的寓言就是这样地批判了儒家的复古倒退路线，体现了法家的革新精神。
    孟轲和韩非的这两则寓言，离开今天都已经有两千多年了。但是，当我们今天重读这两则寓言的时候，比较一下这两则寓言的不同，联系后人对这两则寓言的不同态度来考察，不是也很可以从中得到一，点启发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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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隋乱，创国基。二十传，三百载。梁灭之，国乃改。梁、唐、晋，及汉、周，称五代，皆有由。炎宋兴，受周禅。十八传，南北混。十七史，全在兹。载治乱，知兴衰。读史者，考实录。通古今，若亲目。口而诵，心而惟。朝于斯，夕于斯。昔仲尼，师项橐。古圣贤，尚勤学。赵中令，读鲁论。彼既仕，学且勤。披蒲编，削竹简。彼无书，且知勉。头悬梁，锥刺股。彼不教，自勤苦。如囊萤，如映雪。家虽贫，学不辍。如负薪，如挂角。身虽劳，犹苦卓。苏老泉，二十七，始发奋，读书籍。彼既老，犹悔迟。尔小生，宜早思。若梁潮，八十二，对大廷，魁多士。彼既成，众称异。尔小生，宜立志。莹八岁，能咏诗。泌七岁，能赋棋。彼颖悟，人称奇。尔幼学，当效之。蔡文姬，能辨琴。谢道韫，能咏吟。彼女子，且聪敏。尔男子，当自警。唐刘晏，方七岁，举神童，作正字。彼虽幼，身已仕。尔幼学，勉而致。有为者，亦若是。犬守夜，鸡司晨。苟不学，曷为人？蚕吐丝，蜂酿蜜。人不学，不如物。幼而学，壮而行，上致君，下泽民。扬名声，显父母；光于前，垂于后。人遗子，金满籯。我教子，惟一经。勤有功，戏无益。戒之哉，宜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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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济问题研究
    全面规划
    加强领导
    我们向上海郊区广大贫下中农、农村干部以及各
    豆平行各业的同志，热烈推荐嘉定县安亭公社新泾大队一
    九七四一一九八O年的远景规划，以及当地社员制
    订和实现这一规划的调查报告和座谈纪要。这几个材料，具体生动地向我们展示了一幅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宏伟图景和广大贫下中农高屋建瓴、势如破竹的精神风貌，令人十分鼓舞。
    这个大队原来生产条件比较差，地多人少，要想改变条件跃上去，困难很大。有人比喻是：“雄鸡掉在井底里，啼破喉咙飞不起。”可是，自从他们制订了远景规划，有了明确的奋斗目标，广大群众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整风中激发出来的社会主义积极性进一步组织起来了，经过一年多来的奋战，已经使三分之一的农田实现了园田化，为建设稳产高产田和进一步实现农业机械化创造了条件。今年，全大队夏熟夺得了丰收，三麦产量超过历史最高水平，比去年增长百分之八十；油菜籽亩产比去年增长一倍以上。多种经营和文教卫生事业也有所发展。不仅如此，为了巩固和加强农村的社会主义思想阵地，他们还在斗争中建立了一支不脱产的贫下中农的理论队伍，培养了一批土记者。雄鸡终于冲出了井栏，展翅飞翔了。这一事实有力地说明：全面规划对于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很重要，有没有规划大不一样。
    新泾大队的经验表明：制订规划，首先要深刻认识规划的重大意义，提高自觉性。在这方面，毛主席曾作过一系列的重要指示，现在重温一下这些指示，
    十分必要。毛主席说：“当着某一件事情（任何事情都是一样）要做，但是还没有方针、方法、计划或政策的时候，确定方针、方法、计划或政策，也就是主要的决定的东西。”关于制订长远规划的问题，毛主席指出：“这种计划的用处，是有
    一个长远的目标，使人们的眼光不被限在眼前走出的一步。”目前，上海郊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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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全国农村一样，是一片大好的革命形势。在批林批孔斗争中，广大群众批判了林彪效法孔老二“克己复礼”，妄图复辟资本主义的滔天罪行，批判了孔老二散布的“死生有命，富责在天”、“千算万算，不如老天一算”等形形色色的“天命观”，进一步激发了坚持革命、坚持前进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广大群众战天斗地，意气风发，到处掀起了“农业学大寨”的群众运动的新高潮，要把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步伐加快，以适应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形势喜人，形势逼人。群众起来了，如何把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有效地组织起来，有没有一个规划，就成为“主要的决定的东西”了。因为有了规划，有了一个长远的奋斗目标，才能把群众分散的积极性集中起来，用到刀口上，心向一处想，力向一处使，形成一股强大的物质力量；有了规划，才能对社员进行具体生动的社会主义前途教育，使广大社员站得高，看得远，始终保持饱满的革命热情，有步骤地从一个胜利不断走向新的胜利；同时，也只有有了规划，才能加强计划性，避免盲目性，更好适应社会主义经济高速度按比例发展的要求，把各方面的潜力都挖掘出来，尽力做好经过努力可以做到的事情，而不致“脚踏西瓜皮，滑到哪里算那里”，造成返工浪费，甚至挫伤群众的积极性。可见，全面规划，加强领导，这是革命形势发展的客观要求，是坚持前进，不断革命的需要。新泾大队的可贵之处，正在于他们看到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所造成的这种客观形势，看到了广大群众的革命要求，因而能够通过全面规划，引导群众大踏步前进，使整个大队开始出现了新的面貌。
    新泾大队的经验表明，制订规划，要有革命的雄心壮志，不断克服因循守旧和懦夫懒汉思想。毛主席在《一个合作社的三年生产规划》一文的按语中说：“本文作者说得很对：‘制订生产规划的整个过程，就是先进思想和保守思想斗争的过程。’保守思想现在几乎在到处作怪。为了克服这种保守思想，使生产力和生产向前发展一大步，一切地方，一切合作社，都要做出自己的长期计划来。”新泾大队制订远景规划的过程，也是一个激烈的思想斗争的过程。一种是害怕困难，不敢有所作为，用当地的话说，叫做“修修补补查紧张，重新安排不敢想”；另一种是只图过得去：“河道弯弯只要通，土地不平照样种”。这些思想情况，在郊区某些干部当中，可以说是具有一定程度的代表性。而斗争的实质，是象大寨那样，大干快上多贡献，还是满足于“步子不大年年走”，小修小补？显然，后一种精神状态，和当前革命形势对我们的要求是极不相称的。“舒舒服服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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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了大寨，松松垮垮改变不了面貌。”要订出一个既是从实际出发又是高标准的远景规划，就要象新泾大队那样，树立无产阶级的雄心壮志，发扬敢想敢千而又踏踏实实的战斗风格，克服那些确实存在的保守思想。
    新泾大队的经验还说明，全面规划，一定要远近结合。毛主席说：“这种计划（按：指远景规划）只是一个大的方向，还要用每一个五年计划和每一年的年度计划去加以具体化。”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只有把远景规划和近期计划结合起来，才能一步一个脚印，朝向远大目标不断前进。新泾大队过去也订过远景规划，可是由于没有具体的实施计划，结果是：“规划贴在墙上，决心写在纸上”，实现不了，群众很有意见。这次他们接受了过去的教训，在制订远景规划以后，趁热打铁，马上订出近期实施计划，而且立即付诸行动，奋战一冬一春，使近期计划迅速实现，于是又提出了第二步的实施计划。这样就使群众看到了全面规划的效果，“远景变近景，越干越有劲”，进一步调动了群众的积极性。一般地说，由于远景规划时间较长，开始订得比较粗，总会有不尽符合实际的地方，这些也需要通过具体计划的制订和实施，及时检查，及时总结经验，不断修订，不断充实提高。
    全面规划既然是群众的要求，因此制订规划和实施规划，都必须依靠群众，发动群众。社会主义事业是人民群众自己的事业，没有人民群众的积极参加，是不可能取得胜利的。毛主席历来强调部署各项工作必须通过群众讨论，指出：计划、指标不经过群众辩论，主意是你们的；辩论后，群众自己是主人了，干劲自然更足。因此，在制订规划和实施规划过程中，要防止不发动群众讨论，只靠少数人关门算账，或是一算账就要向上伸手的倾向。新泾大队的贫下中农说得好：“要在白纸上画出最新最美的图画，靠谁来画？要靠我们群众自己来画。”当然，为了支持群众实现规划，有关部门给以一定的帮助也是需要的，但总的来说，都必须贯彻执行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方针。新泾大队的经验证明，只要坚定地依靠群众，发动群众，使群众成为规划的主人，群众就会干劲更足，千方百计地为实现自己的规划而战斗。新泾大队在实施规划过程中，遇到的困难很大。即以搬渠筑路一事来说，当时正是三秋，生产任务十分繁忙，可是他们豪迈地提出“搬掉老渠筑新路，三秋之际打基础，每人每夜两方土，大战
    五夜不怕苦”的口号，白天搞生产，晚上搞农田基本建设，克服劳力不足的困难，结果仅以四个晚上的时间，就完成了这项工程。这就说明，只有发动群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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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靠群众，制订规划才能切合实际，实现规划也才有根本保证。
    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全面规划，要以党的基本路线为纲。农林牧副渔，工农商学兵，都要作出规划。不仅要规划发展生产和生产力的奋斗目标，对于上层建筑领域，诸如建立和发展贫下中农的马克思主义理论队伍，开展农村教育革命，巩固和扩大农村的社会主义思想阵地，以及加强民兵建设等方面，都要认真规划，以实现毛主席提出的把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落实到每个基层的伟大战略目标。在制订和实施规划过程中，要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各项政策，正确处理国家、集体（包括大集体、小集体)、个人之间的关系，正确处理长远利益和目前利益的关系，坚持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逐步地改善社员的生活条件。在处理有关劳力负担、调整插花地，以及个人宅基、竹园等方面的问题时，要坚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在做好深入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进行社会主义集体主义教育的同时，认真贯彻自愿互利、等价交换、合理负担等原则。这样，才能使广大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巩固持久地发展下去，不断发扬光大。
    毛主席教导我们：“人类的发展有了几十万年，在中国这个地方，直到现在方才取得了按照计划发展自己的经济和文化的条件。自从取得了这个条件，我国的面目就将一年一年地起变化。每一个五年将有一个较大的变化，积几个
    五年将有一个更大的变化。”自从毛主席的这个指示发表以来，我们上海郊区和祖国的面目都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现在，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整风，特别是随着批林批孔的不断深入，人民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空前高涨，我们按照计划发展自己的经济和文化的条件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加有利了。新泾大队在这方面先走了一步，为我们提供了有益的经验。当然，郊区农村的各个公社、大队、生产队的生产情况各有其不同的特点，因此，在学习新泾大队经验的时侯，在具体措施方面，应当从实际出发，因时因地制宜，订出自己的规划，决不能生搬硬套，强求一律。可以断言，只要我们坚决贯彻执行“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的方针，全面规划，加强领导，依靠群众，不断革命，再过几个五年，我们上海郊区和祖国的面目必将发生更大的变化。
    让我们每个革命同志，在促进这个伟大变化中，都努力作出自己最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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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县荡胸怀山闷年体收
    嘉定县安亭公社新泾大队制订发展规划的调查报告
    中共嘉定县委员会调查组
    “学习大寨抓根本，干部群众齐上阵，大千苦干七冬春，人换思想产量增。”这是嘉定县安亭公社新泾大队制订远景规划时的战斗口号。这个口号，表达了这个大队的广大社员和干部，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而战天斗地，改变面貌的决心。
    这个大队位于嘉定县的西部，以种粮食为主。全大队有十一个生产队，三百七十三户，一千四百八十人，集体耕地面积二千九百二十三亩，平均每个劳动力种四亩多。这里地势低洼，水系混乱，长期以来生产条件改变不大，生产上去不快。粮食亩产一直在千斤左右，棉花亩产百斤上下，在全县算是个“小弟弟”。有人比喻新泾大队是“雄鸡掉在井底里，啼破喉咙飞不起”，条件差，底子薄，上不去。
    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指引下，随着“农业学大寨”运动的深入开展，特别是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整风运动，这个大队的干部和社员群众的精神面貌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迫切要求政变面貌。一九七三年，他们以党的基本路线为纲，制订了1974一1980年农业发展规划。有了这个规划，群众的奋斗方向明确了，各项工作都提起来了。经过一年多来的努力，大干促进了大变，全大队有三分之一的土地实现了园田化，为建设稳产高产良田打下了基础。去年，粮食亩产达到一千三百多斤，今年夏熟又夺得了丰收，三麦产量超过历史最高水平，平均亩产四百三十斤，总产量比去年增加二十二万六千斤，增长百分之
    八十。油菜籽亩产比去年增长一倍以上。贫下中农高兴地说：“基本路线记得牢，远景规划订得好，目标明确斗志高，革命生产双飞跃。”
    是修修补补，还是重新安排山河？
    制订远景规划，是要有一个长远的奋斗目标，使“人们的眼光不被限制在眼前走出的
    一步”，把目前工作和远大目标联系起来，站得高，看得远，方向明，决心大。新泾大队对于这个问题的认识，是在实践中逐步解决的。过去，这个大队也学大寨，因为没有一个整体规划，东一椰头，西一棒头，学来学去没学象，面貌改变不大。一九七三年春天，在上级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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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委的帮助下，大队干部和群众进一步学习大寨大队和昔阳县的先进经验，联系本大队的实际，比先进，找差距，使大家懂得，大寨的经验很多，其中有一条，就是干什么事都有个“谱”。因此，他们针对本大队生产上的薄弱环节，提出了“五改”，作为三夏时期的奋斗目标。哪“五改”？一是改田块不平为寸水棵棵到，二是改施肥不足为施足基肥；三是改水系混乱为有条有理；四是改“面条秧”为老壮秧；五是改重种轻管为一种就管。这五改，因为要求明确，措施具体，群众力气使得上，见效快，不仅马上提高了大队的生产水平，更重要的，它使大队干部和群众从“五改”中尝到了甜头，看到了制订规划的好处，认识到要改变大队的落后面貌，首先要改变过去只图眼前，缺乏远见的落后思想。要象大寨大队改造“七沟八梁一面坡”那样，制订一个远景规划。
    制订远景规划，是修修补补小弄弄，还是敢想敢做重安排，这是一个激烈的思想斗争的过程。一九七三年三秋前夕，新泾大队党支部在发动群众制订远景规划时，干部中有几种思想：一种认为：我们大队是“人少地多条件差，一年三熟在硬撑，修修补补蛮紧张，重新安排不敢想。”还有一种意见是：“沟渠弯曲只要通，土地不平照样种，只要小弄弄就行了。”这两种思想，一种是缺乏改天换地的雄心壮志，只求过得去，不求过得硬；一种是守着旧摊子，不想创新业，其实质，都是因循守旧，不想革命，不想前进。
    针对这两种思想，党支部一方面组织大家反复学习毛主席“关键在于一个很大的干劲”的教导，同时，进一步发动群众，总结“农业学大寨”的经验教训，展开了“修修补补守旧摊，还是大干快上创新业”的大讨论，同大寨大队以及本市、本县的先进大队比条件、比困难，比干劲、比贡献。通过学习和讨论，许多同志深深体会到，毛主席的教导一针见血地打中了自己的要害。过去学大寨，所以面貌改变不大，原因就是满足于修修补补，缺乏大干苦干、改天换地、重新安排山河的雄心壮志。实际上是：嘴上高喊学大寨，胸无大志怕困难，修修补补步子慢。而追根究底，就是懦夫懒汉的世界观在作怪。只有把这种不正确的世界观改过来，制订一个重新安排山河的规划，才能使新泾大队的面貌根本改变。思想提高了，干劲也来了。他们树立雄心壮志，从本大队的实际情况出发，制订了一个七年发展规划，他们形容一九八○年远景规划实现后的情景是：“基本路线指航向，人换思想地变样，田野处处机声响，科学种田增产量；新村楼房朝南阳，文化室里电视亮，绿树成荫果味香，新泾真变鱼米乡。”
    规划要由群众订蓝图全靠自己画
    制订远景规划，怎祥订？是靠少数干部关起门来算账，还是发动群众，依靠群众来订，这是新泾大队制订规划过程中碰到的另一个问题。过去新泾大队也曾订过两次规划。但那两次规划，往往是少数几个干部拍拍脑袋，拨拨算盘，划划表格。那样的规划，用群众的话来说，不是“飞机上吹喇叭”一唱高调，便是“轮船上装橹”一一做样子。这次，在开始订规划时，也有个别同志想按“老经验”办事，干部算算账，弄几条，放到群众中“通通过”就行了。但多数同志不同意，他们认为，一定要吸取以往的经验教训，相信群众，依靠群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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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动群众自己来制订，使群众真正成为规划的主人。
    群众成了规划的主人，规划的每一项内容，便成了群众自己奋斗的目标，前进的方向。干部有些没有想到的事情，群众想到了，有些本来认为办不到的事情，很快也办成了。例如这个大队本来有百分之六七十的土地拖拉机不能直接开进去，叫做“有机没有路，爬田要拆路，跨渠浪工多，过河要摆渡，往往事故多”。在制订规划过程中，设想要筑一条贯穿大队南北的农机路干道，然后再筑一些支路通向每个生产队的土地，再把弯弯曲曲的灌溉干渠、支渠和毛渠改成地下渠道，统统埋在路底下。这样，干道象脊椎骨，支道象肋棚骨，无论对排灌或机械化，都非常有利，真可谓“道路底下是渠道，道路上面农机跑，机路桥渠配成套，块块田里农机到”。但是，这样做，一来工程浩大，初步算一算，至少三万个人工；二是可能要影响当前生产。因此有些于部顾虑重重，下不了决心。可是，这个问题交给群众
    一讨论，社员们说：“把拆老渠、埋暗渠和筑路三件事情并在一起做，用拆老渠的土去筑路，这样人工不就可以大大节省吗？土地还可以多出来呢！”有的说：“要干就在三秋中干，老渠拆掉了以后马上种上麦，保险只有好处没坏处。”社员群众的意见，不但很容易地解决了这个问题，而且使千部受到了一次深刻的群众路线的教育。
    群众成了规划的主人，就能使规划更加从实际出发，把雄心壮志和科学态度结合起来，因地制宜。实现“块块田里农机到”，要按照机械化的要求把原来大大小小、高高低低的田块来个规格化。但每块田究竟以多大为好呢？讨论中，有的社员主张，田块狭一些，甩秧比较便利。但植保员说，田块大小要考虑到机动喷雾器的有效扬程。植保员一提醒，有人就去实地测试，有效扬程是十二米左右，大家就决定把每块田定为二十米阔，这样，站在两边田埂上，能把药水打遍整块田，既不浪费又合理；至于甩秧便利不便利，有人说，现在已在推广插秧机，以后就用不着甩秧了。阔度解决了，长度应该多少呢？放水员的意见要短，可是拖拉机手说，太短了不方便，我们耕田时油门一踩就要转弯了。最后，一致认为以八十米左右为适宜。但是，大地究竟不是一张白纸，还有许多现实情况要考虑，因此，他们从实际出发，把田块分成两亩、两亩四和两亩半三种。这样既有利于实现园田化，又照顾了实际情况。干部们很有体会地说：规划只有让群众来讨论，才能做到条条切合实际。
    画蓝图要测量，订规划要算账，确实需要打算盘。但如果只依靠少数人关起门来算，那只能见物不见人，“算死账”，只有依靠群众打算盘，才能“打”出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来。比如，埋设地下渠道需要瓦筒，是到外面买现成的，还是自己动手制造？是全部用预制瓦筒，还是土洋结合搞一点现场浇制？群众算了一笔账，买一只八十厘米的瓦简要十三四元，自己加工只要八九元；如果再用一部分电石渣现场浇制，全部工程可节约上万元。于是他们成立了专业队伍，全部自己动手。在标老渠筑新路的时候，原来曾想请公社的拖拉机来推土，后来大家考虑到，大忙阶段兄弟大队正迫切需要拖拉机。因此，大家以大寨为榜样，决心用自己的肩膀挑。许多社员说，大寨贫下中农“千里百担一亩苗”，我们“一里十担笃定挑”，为什么不能艰苦一点自己干？于是，提出了“每人每夜两方土，奋战
    五夜不怕苦”的战斗口号，自力更生，突击四夜，胜利完成了二千方土的搬渠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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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远景规划抓得牢一步一个新套套
    远景规划订出来以后，怎么办？“还要用每一个五年计划和每一年的年度计划去加以具体化”，才能一步一个脚印，踏踏实实地前进。
    把远景规划和短期实施计划结合起来，既能有一个远大目标，又能象大寨大队那样，“一步一个新套套”，保证远景规划逐步实现。新泾大队在制订远景规划之后，已经制订了两个短期的实施计划。第一个短期实施计划是，要求在一九七四年完成“六个一”，即形成
    一条土路基，埋好一段地下渠；开通一条吴家浜，填没一段新泾河；搞好一片园田化；同时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造好一点新楼房。在批林批孔运动推动下，这“六个一”在今年四月底就完成了，比原计划提前八个月。紧接着，他们又制订了第二个短期实施计划，要求在今冬明春以前，在农田基本建设等方面实现“五个化”。两个多月来，这“五个化”的任务有
    一部分也已经完成。事实证明：这样把远景规划分阶段实施，每一个短期计划都比较具体，看得见，摸得着，讲得到，做得到。
    制订短期的实施计划，既要和远景规划联系起来，作为远景规划的一部分，同时又要抓住当前生产上的主要矛盾，解决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争取做到当年受益。新泾大队制订的两个短期实施计划，都是根据本大队的实际情况，以解决当前生产上的主要矛盾改变生产条件为主而制订的。他们在短期计划中，要求开浜填河，埋渠筑路，目的是为了改变混乱的水系，改变弯弯曲曲的道路，便利农田排灌和农机的行走、使用；搞好个别片的园田化，目的是为了以点带面，改变高低大小的田块，以利于农作物的生长，提高耕作水平。这些都是为了建设稳产高产田打基础。这样，由于短期实施计划抓住了本大队生产上的主要矛盾，实施远景规划，进行大规模的农田基本建设，就不但不会影响当前生产，而且直接促进了当前生产。就拿修筑农机路来说，过去许多生产队由于没有拖拉机路，拖拉机开不进去，现在有了拖拉机干道和部分支路，凡是搞园田化的地方，拖拉机块块田都可开到，因此今年收麦遇到暴雨时，马上使用拖拉机抢收，一点没有损失。群众高兴地说：如果不是筑好了农机路，今年麦子就要受影响了。
    把远景规划和短期实施计划结合起来，还可以进一步调动社员的积极性。当地社员说得好：“远景变近景，越千越有劲。”这个大队过去也订过远景规划，因为没有短期的实施计划，结果是：“决心写在纸上，规划贴在墙上”，反而垫伤了群众的积极性。现在，短期实施计划一完成，群众看到了规划的好处，就进一步激发起为实现规划而战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以埋渠筑路为例，当时正是三秋，劳力紧张，可是社员们说：大寨贫下中农白天治坡，晚上治窝，我们为什么不可以白天战三秋，晚上埋渠筑路呢？他们不顾劳累，晚上坚持战斗。在那些日子里，一公里半的工地上，红旗招展，灯火通明，挑担的人群川流不息，越干越欢。短短四十天，共完成土方一万二千多，投工八千五百多工。广大社员豪迈地说：“愚公移山靠决心，事在人为靠干劲，远景叫它变近景，再苦再累也甘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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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治思想要领先党的政策要落实
    制订规划和实施规划，是一场深刻的思想革命，总会遇到个人利益同集体利益、局部利益同全局利益、长远利益同眼前利益的矛盾，必须坚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加强思想教育，注意执行党的政策，才能使制订规划和实施规划的过程，成为一场深刻的社会主义教育的过程。
    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特别是随着批林批孔运动的深入发展，广大群众的社会主义觉悟进一步提高。社会主义新思想、新风尚大大发扬。实现园田化，开渠筑路，需要在队与队之间调整一些插花地，或是要个人迁移宅基、竹园。广大社员为了实现自己的远景规划，自觉地把局部利益服从全局利益，把目前利益服从长远利益，出现了许多动人事例。新泾大队在实施规划过程中，要筑一条农机干道，这条干道正好通过一家社员的宅基，需要动员这户社员搬家。大队按照党的政策，为他们准备了新的地方，并准备在分配建筑材料时给以适当支持。这家社员年轻的都很赞成，可是年老的总觉得“宅基还是祖传的好”，有些犹豫不定。于是，全家办了学习班，孙子讲社会主义远景，引起爷爷忆苦思甜，认识到搬家虽然麻烦一点，但实现远景规划是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关系到子孙后代的大事，思想也通了，全家一致作出决定，决不拖实现规划的后腿。从这一事例中，可以充分看到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战斗洗礼的广大贫下中农的精神风貌。
    群众情绪越是高涨，越要关心群众，注意执行党的政策。新泾大队在调整插花地，或者移动社员自留地和竹园时，都坚持贯彻执行自愿互利、等价交换的原则，而且强调属于集体的要全体社员讨论，属于私人的要全家思想真通，一般都是经过几次协商。一时想不通的，就耐心等待。有一个生产队长对调整插花地思想不通，他们就暂时不调，直到后来那个生产队的社员和干部都对队长提出意见，他也真正想通了，主动要求调整时，大队干部才到那个队里去办理手续。有个社员看到队里的土地调整后，起初很满意，两个月后又有疑问，要大队的土测量员去重新丈量，土测量员也就耐心地去重新丈量给他看，直到他感到满意为止。对于压坏的青苗，该赔偿的当熟赔偿，占去土地该在受益队之间分摊的，先达成协议再动手。有一个社员在竹园旁边种了十几棵树苗，因为筑路需要，要调换一块土地，树苗要移栽或折价赔偿。协商下来该赔偿十五元，大队立即付给他现金，那个社员收到后很满意。他说：“实现远景规划，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我们贫下中农自己的事情，弄掉一点树苗，大队还这样关心我们。”在处理这些问题时，大队党支部不是就事论事，而是既落实党在农村的各项政策，还做好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加强社会主义集体主义的教育，通过对每一个具体问题的处理，不断提高社员的思想觉悟，使广大社员的社会主义积极性不断发挥，更好地实现远景规划。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毛主席说：“拿当地农民的经验向农民作细致的分析，这就具有很强的说服力。”新泾大队的远景规划，每月每季都在显示着它的威力，激励着新泾大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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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嘉定县安亭公社新泾大队
    1974一1980年农业发展规划（修订草案）
    (一九七三年九月制订，一九七四年六月修订)
    我们新泾大队全体干部和社员，为着进一步巩固人民公社集体经济，迅速发展农业生产，逐步提高社员生活水平，巩固农衬社会主义阵地，把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落实到基层，制订了这个七年规划。
    解放以后，我们贫下中农在毛主席、共产党的领导下，坚决走社会主义道路，生产节节高，生活年年好。农业合作化高潮中提出的“千斤粮，百斤棉”，“河里蓬蓬蓬（抽水机），田里冒烟囱（拖拉机）”等奋斗目标，现在已经变成现实。我们贫下中农在无产阶级文化大苹命和批林批孔运动中，阶级斗争、两条路线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觉悟更加提高。林彪要复辟资本主义，我们就要大干社会主义，把新泾大队建成一个大寨式的社会主义新农村。
    为了实现这个理想，我们作出这个1974一1980年发展农业的七年规划，加上每一年的实施计划，可以使大家明确奋斗目标，知道七年中间要干些什么？干到啥样子？先干什么？后干什么？干上一步时要为下一步准备些什么？干劲往娜里使？力量该怎样组织？使大家心往一起想，劲往一处使，努力实现规划中提出的各项指标。
    “关键在于一个很大的干劲”。我们大队全体干部和社员，决心以党的基本路线为纲，以大寨为榜样，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为争取提前完成七年规划而努力奋斗！
    一、充分发挥人民公社集体经济的优越性，正确执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根本制度，积极发挥大队一级的作用，领导和帮助各生产队走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道路，不断礼判资本主义倾向。千部要和贫下中农心连心，年年都要实行开门整风，做到干部群众鱼水亲，社员当家作主人。特别要使大队和生产队的领导权真正掌握在马克思主义者和贫下中农手里，遇到大风大浪脚跟稳，遇到妖风毒雾不迷航，永远沿着毛主席的无产阶级草命路线的轨道胜利前进。
    二、争取粮、棉、油产量达到“二、二、三”。即到一九八○年，粮食平均亩产达到一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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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斤，比一九七三年的一千三百七十斤增加百分之五十，向国家提供商品粮一百七十四万斤（平均每人超过一千斤)；皮棉平均亩产达到二百斤，比一九七三年的一百零二斤增加百分之九十六；油莱籽平均亩产达到三百斤，比一九七三年的九十八斤增加二倍以上。
    三、发展以猪为首的多种经营。到一九八○年，大队、生产队、社员的生猪饲养量达到四千五百头，平均每亩田一点五头，比一九七三年增加百分之五十五；卖给国家肉猪二千三百头，比一九七三年增加百分之五十。全大队七个水塘变鱼塘，养鱼八千尾。利用畜牧场空地，种果树二千株，葡萄一千五百株。培育蚌珍珠四十斤。种植蘑菇二万平方米。积极发展养鸡养鸭。一九八○年副业收入占农副业总收入百分之二十，变新泾为名符其实的鱼米乡，向国家提供更多的农副产品。
    四、实现“四旁”绿化。从一九七四年起，每年在宅旁、村旁、路旁、水旁种树三千株和
    一批杞柳。一九八○年，实现“村前宅后种香樟，白榆水杉栽路旁，杞柳种在沟边上，条条大路树成行”。
    五、建造高产稳产田。做到“百日无雨不怕旱，暴雨六寸不受涝”。有计划地改造河道，调整水渠，完成新泾、陆泾、横泾、长浜等十一条河浜的填没、疏通、截弯、接通等项水利工程，总共挖（填）土方二十万方。开新河，填老河，增加耕地面积三十亩。
    将现有灌溉渠道改成暗渠，埋设地下干渠、支渠一万七千米，其中“平战两用渠”五百米，每个生产队有五十米左右。将现有两个灌区调整为三个灌区，增设一只机口，田间开好论沟、腰沟、围沟、大明沟四级排水沟。做到沟渠配套，排灌分开，自立门户，互不干扰。
    六、平整土地，实现园田化。将全大队一千八百多块大小不等的田块，因地制宜，分别建成面积为二亩、二亩四、二亩五三种规格的长方形农田一千三百多块（到今春已建成
    四百多块)。并逐步调整插花田，平整高亢地，以利于水旱轮作和开展科学种田。
    七、增积自然肥料。坚持自力更生的方针，养猪积肥，种好绿肥，常年沤肥，建立一个机动船队，到上海市区装运杂肥。增加有机质肥料使用量，改良土壤，达到每亩每年施上相当于一百担猪羊灰质量的有机质肥料。
    八、大队建立种子基地，生产队建立种子田，培育良种。种子以自选、自繁、自留、自用为主，以调进为辅，重点搞好粮食三熟制高产品种配套，并力争在四、五年内，培育出一两个稳产高产的早稻品种；同时，还要搞好其他品种的稻种提纯复壮，逐步实现良种化。
    九、防治和消灭病虫害。力争在七年内基本上消灭和控制水稻的螟虫和纹枯病，三麦的粘虫和赤霉病，棉花的红蛛、红铃虫和立枯病等病虫害。大队坚持多，点测报，生产队落实“二查二定”防治措施（查病虫发育进度，定防治时间；查病虫发生量，定防治田块）。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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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一九七四年内做到每五十亩田有一盏高压电冈杀虫灯，逐步做到队队建立农药专仓，确保治早、治小、治了，稳、准、狠地消灭病虫害，做到农业产量增上去，用药成本降下来。
    十、大队建立“科学种田中心组”，生产队建立“一组（科学种田小组）四员（种子员、植保员、栽培员、进水员)”。大队和生产队都要种好试验田，摸索增产规律。定期向社员上农业技术课。组织青年社员学种田，练好农业生产基本功，逐步扩大土生土长的农业技术队伍。
    十一、进一步提高机械化程度，重点解决拔秧、插秧、收割、耘稻“四弯腰”。到一九八○年，十一个生产队每个队都有十样机：小型拖拉机、小挂机、拔秧机、插秧机、收割机、耘稻机、开沟机、中耕机、喷雾机、脱粒清扬机等。做到既减轻社员劳动强度，加快生产进度，又做到“季节质量有保证，精耕细作产量增”。
    十二、修筑农机通道，调整行人走道，建成经济实用的农村道路网。新筑一条二千六百米长的农机干道贯穿南北，十五条农机通道横贯东西，大小道路兜得转，农机进出不跨田。路上跑农机，路下埋灌渠，便利交通，节省土地。
    十三、发展大队集体经济。在今后七年内，进一步办好队办工厂，增加积累，促进农田基本建设。除现有的镜片加工厂、农机修理组和农副产品加工厂外，争取再办一个小工厂，承担为大工业服务的零配件生产。随着机械化的发展，组织多余劳动力办好大队副业。到一九八○年，大队一级经济的净收入，从一九七三年的二万元提高到十五万元。
    十四、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逐步增加社员收入。到一九八○年，社员集体分配收入，从一九七三年每人一百七十六元增加到二百三十元。
    十五、逐年增加粮食储备。到一九八○年，全大队确保储备粮食一百二十万斤，足够全体社员吃一年半。经常向社员进行计划用粮、节约用粮的教育，提倡家家户户储备粮
    食。
    十六、办好大队商业。到一九七五年，在大队所在地一新村，开设一个综合性的代销店，进一步办好现有的“五匠组”（泥、竹、木、理发、缝纫），方便社员，有利生产。
    十七、逐步改造旧宅基，建立新村庄。有计划地、分批分期地修缮和新建社员家庭住房。
    十八、普及中学教育，扫除青壮年文盲。过去，由于修正主义教有路线的统治，使一部分贫下中农受不到教育。我们大队目前还有成年文盲一百九十五个。以政治夜校为阵地，采取一教一，一帮一，平时不放松，冬季集中抓的办法，到一九七六年，全部扫除青壮年社员中的文盲。今后新农民普遍达到中学文化水平。
    十九、除害灭病，提高社员健康水平。积极开展群众性的爱国卫生运动，养成人人讲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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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卫生、个个爱清洁的良好习惯，队队达到“卫生村”水平。普及卫生知识，基本上消灭“四害”（老鼠、臭虫、苍蝇、蚊子）。家家饮用井水，全大队三百七十四户，平均二户半有一口井。户户粪便入池，全大队三十七只化粪池，都要提高发酵沉卵水平。坚持反复查螺灭螺，查病治病。加强粪水管理，进一步巩固和发展血防成果，不断降低各种传染病的发病率。
    二十、进一步槁好合作医疗，巩固和发展“赤脚医生”的队伍。充分发挥一根银针、一把草药的作用，积极开展群防群治，勤俭办合作医疗。队队建立卫生室，大队办好卫生所，设立简易病床，逐步减少收费标准，扩大报销范围。到一九八○年，每人每年交纳合作医疗基金从现在的二元减到一元，报销金领从现在的三十元扩大到六十元。
    二十一、认真做好妇幼保健工作。队队办好农忙托儿所，分片办好幼儿园，切实做好女社员的“四期”（经期、怀孕期、产假期、哺乳期）卫生工作。
    二十二、活跃社员业余文体生活。到一九八○年，逐步实现每个生产队有一个文化室，一架电视机，一个篮球场（利用仓库场地）；大队有业余文艺队、体育队、文化室（包括图书室在内)。
    二十三、提倡晚婚和计划生育。进一步宣传晚婚和计划生育的意义。继续抓好发药员队伍，发动社员自觉订好晚婚计划和节育计划。今后的人口出生率，继续保持在千分之
    十左右。
    二十四、培养贫下中农自己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队伍。把批林批孔运动中诵现出来的革命大批判积极分子组织起来，到一九八○年，每个生产队形成一支五至十人左右不脱产的理论队伍。这支队伍要求成为“政治夜校的辅导员，报纸广播的通讯员，贯彻政策的宣传员”。紧密结合批林批孔运动，系统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经常进行社会主义教育。积极开展苹命大批判，批判林彪的修正主义路线，批判孔孟之道，深入开展农村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抵制“四旧”。
    二十五、加强大队民兵连建设。根据“劳武结合”的原则，不断巩固和发展民兵组织，切实做到组织落实，政治落实，军事落实。民兵要积极参加社会的阶级斗争，增强阶级斗争观念和战备观念，提高政治觉悟和军事技术。做到平时保卫集体经济，监骨和改造四类分子；战时配合人民解放军，歼灭胆敢入侵之敌。
    二十六、坚持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的制度。大队和生产队两级于部，不但要工作好，而且要劳动好。大队千部参加集体劳动的天数，全年不少于一百二十天。生产队干部要同社员一起参加劳动。
    二十七、对本规划和年度实施计划的执行情况，每年春节前后召开社员代表大会检查一次，总结经验，改进工作，以利再战。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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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需要这样的规划
    新泾大队部分干部、社员座谈纪要
    有规划和没有规划就是大不一样
    曹抗美（新泾大队党支部书记）：
    了，在填平的老渠、老路上也都种上了夏熟
    大队自从有了规划，虽然时间不到一
    作物。社员群众说得好：有了全面规划，上
    年，工作面目却已经有了很大改变。过去
    上下下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是“三月
    做工作，真象小孩吃萝卜，剥一段，吃一
    里的芥莱，早生心”。
    段，心中没有个数。有些生产队卖泥给砖
    顾桂荣（顾家生产队队长）：
    瓦厂，因为没有同治水改土相结合，东挖一
    有了规划确实好，它首先帮助我们打
    点土，西掘一点泥，弄得不好把农田都给破开了眼界。前几年，我们队里添置了一些坏了。就是搞小型农田水利建设，也是今
    手扶拖拉机、插秧机。但是，道路没搞好，
    天开条沟，明天格块田，修修补补，不能根
    有些田块拖拉机进不去，真是有机没有路，
    本解决问题。我们许多干部都有这样的体爬田要拆路，跨渠浪工大，社员意见多。当会：现在做工作，看得比过去远，考虑问题
    时我们心里怎么想的呢？有句顺口溜：“道
    比过去周到，抓工作比过去主动了。去年路筑一条，少种两行稻，有机没有路，日脚
    三秋大忙，我们一面割稻、收花，一面种好
    照样过。”因此，问题一直没有解决。去年，
    三麦、油菜，一面还筑好了一条长达一千多
    我们在讨论大队的规划时，看到了社会主
    米的拖拉机干道和地下灌溉渠。要是在过
    义新农村的远景，想法就不一样了。为了重
    去，我们是连想都不敢想的。去年因为有
    新安排道路沟渠，大家“宁肯少困几夜觉，
    了规划，使我们学会把当年生产和长远的落脱几斤肉，定叫顾家队变面貌”。经过去改造规划结合起来。在作三秋准备工作冬今春的大干苦干，我们新筑了三里多长时，我们同时搞好定位放样，确定路基和走
    的拖拉机路，开了四千多米大明沟，全队二
    向，并且预制瓦简，为埋设地下渠道作好准
    百四十多亩耕地也实现了园田化。这样，沟
    备。三秋一开始，趁大田还没有种上夏熟
    渠、道路配成了套，不仅便利机械化耕作，
    作物，把瓦简推到路基旁边。三秋紧张阶
    而且大大提高了抗旱防涝能力。不久前，一
    段，我们花四个晚上，突击搬平原来的老
    场暴雨，不到三小时，就全部排掉积水，要
    渠、老路，筑成新的路基。三秋一结束，立
    是在过去，三天也排不光。看了这些情况，
    即埋好地下渠道。这样，一步紧扣一步，三
    我们队里的贫下中农实现长远规划的信心
    秋搞好了，路也筑成了，地下渠道也埋好
    也就更高，干劲也就更足了。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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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沈桂丰（贫农社员）：
    斗地，顶风冒雪，破冰开沟，踏雪埋渠，整理
    我种了三十多年田，象现在这样订规
    水系。在“每人每夜两方土，奋战五夜不怕
    划，想几年以后的事情，还是第一趟。解放
    苦”的战斗口号鼓舞下，我们大队只花了四
    前，我家祖祖辈辈种地主的田，有一顿没一
    个晚上的功夫，就把一条一千多米长的拖
    顿的，日子过一天算一天。解放后，我们贫
    拉机千道搞好了。我不但分享了贫下中农
    下中农在毛主席、共产党领导下，翻身当了
    胜利的喜悦，而且世界观得到了进一步改
    主人，日子过得一天比一天好。但那时，单
    造。我越来越认识到，知识青年在农村有
    家独户的，一熟麦子一熟稻，种到哪里算那
    学不完的知识，干不完的事情，确实是大
    里。只有在毛主席发出了号召以后，我们
    有可为的。一年来，我初步学会了电工、绘
    村里成立了合作社，生产面目才一点一点
    图、修理机动喷雾器等方面的知识。为了
    有了变化。记得宣传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时
    实现大队远景规划的需要，我还要学习更
    候，提出：“，点灯不用油，种田不用牛”，“河
    多的技术知识，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出
    里蓬蓬蓬（抽水机），田里冒烟囱（拖拉机）”，
    力。今年春天，贫下中农要选送我到工矿
    现在这些已经变成了现实。我们贫下中农
    去，我想到农村需要我，我更需要农村，就
    越来越清楚：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就要有
    坚特留在农村。我决心把贫下中农和组织
    理想，要有规划。比如说，大跃进时提出
    上的关怀化作前进的动力，把青春献给社
    “千斤粮、百斤棉”，给大家鼓舞很大，现在，
    会主义新农村。
    这个指标也早已实现了。我们贫下中农就
    顾美娟（大队赤脚医生）：
    是要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蓝图自己
    搞计划生育，更要靠社员自己订规划。
    画，山河手中改。孔老二、林彪污蔑我们
    过去，不少社员中孔孟之道的毒很深，什么
    “小人喻于利”，“老百姓想的就是油米酱酷
    “养儿防老”，“早生儿子早得福”，不但早婚
    柴，妻子儿女”，我们就是要用实际行动对
    很普遍，生儿有女也是无政府主义，人口出
    它狠狠批判。我们一定要以大寨为榜样，
    生率高达千分之二十四。有个女社员养了
    为革命种好田，把新泾大队建设成为更加
    六个女儿，还想养个男孩。这些女社员，孩
    繁荣的新农村。
    子多，家务重，既影响集体生产和政治学
    尹福来（下乡知识青年）：
    习，又影响身体健康和孩子的教育。批林
    我是一九六八年插队落户的知识青
    整风运动中，我们大队大力宣传晚婚和计
    年。开始来到农村，只是想闯过劳动关。因
    划生育，宣传晚婚找上门，避孕药物送上
    此，总是人在农村，心向城市。去年秋天，
    门，发动青年人人订晚婚计划，做到育龄
    队里讨论远景规划，那股热烈的劲头对我
    妇女个个有节育措施。从一九七一年到现
    的教育可深了。就在这个规划的鼓舞下，我
    在，全大队人口出生率一直保特在千分之
    的思想感情起了变化，开始爱上了农村，干
    十左右。现在，大队有了远景规划，大家又
    劲也就上来了。在实现规划的战斗中，我
    有了经验，计划生育工作就一定会做得更
    参加了青年突击队，与贫下中农一起战天
    好。
    e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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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前进一步，都有一场斗争
    庄进德（大队民兵连长）：
    趟；过去妇女正月不开夜工，现在正月开夜
    大队有了规划，贫下中农开心，阶级敌
    工，第一趟，…我们贫下中农就是要用实
    人就不高兴，他们从明里暗里进行破坏。陆
    际行动批判孔孟之道，敢于同旧的传统观
    泾生产队有个富农分子，乘大家忙于筑路
    念彻底决裂。
    修渠，偷偷地搭猪棚，侵占集体耕地。有的
    陶奇（青年突击队队长）：
    刮阴风，散布“狗不偷屎要饿煞，人不偷懒
    制订和实现规划，在我们革命队伍内
    要做煞”等谬论，妄想用反动没落阶级的意
    部，两种思想、两种世界观的斗争也很激
    识形态瓦解贫下中农的革命斗志。对于这
    烈。青年突击队建立以后，我们就是不断
    些阶级敌人的复辟破坏活动，我们民兵战
    同各种资产阶级思想斗，才完成了一个又
    士和社员群众一道，在党支部领导下，及时
    一个艰巨任务。去年冬天，我们打的第一
    地开展了斗争，并且在田头、工地摆开了革
    仗，就是要在宽二十米、深四五米的新泾河
    命大批判的战场，狠批林彪鼓吹“克己复
    上筑两条一米宽的坝。开始，大家抢挑重
    礼”的修正主义路线。今后，阶级斗争还是
    担，干劲十足。可是，一连搞了两天，坝基
    存在，我们不仅要看到斗争的胜利，还要看
    一坍再坍，有些同志开始有点泄气。后来，
    到胜利后的斗争，我们一定要遵照毛主席
    大家重温毛主席的教导，“我赞成这样的口
    “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教导，把社会
    号，叫做‘一不怕苦，二不怕死’”，以大寨大
    主义革命进行到底。
    队劈山造田的事迹为榜样，认识到：美好的
    杨惠珍（大队贫协主任）：
    远景只能靠自己的双手，艰苦奋斗去争取。
    我们每前进一步，都要经过一场斗争，
    这样，大家的干劲更足。有一次，庄进德同
    我们的胜利就是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
    志不慎失足落水，刺骨的河水把他冻得浑
    斗出来的。文化大革命以前，我们就想开
    身发紫，大家要他回去休息，他坚持不肯下
    吴家浜河，但那时，大队领导受修正主义路
    工地。大家就是依靠这种顽强的毅力，克
    线的影响，计划不交给群众讨论，拖了几年
    服重重困难，花了四天三夜时间，提前十天
    还是停留在纸上。去年，我们制订远景规
    完成了任务。现在，我们作好了充分的思
    划，又提出要开通这条河。这一次，因为经
    想准备，迎接更加艰巨的战斗任务，同时，
    过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整风，批判了刘少奇、
    要在改造客观世界的过程中，不断改造主
    林彪的修正主义路线，规划依靠社员自己
    观世界，把自己锻炼成为无产阶级革命事
    来订，情况就不同了。大家献计献策，出了
    业的接班人。
    许多好主意，工程一动工，七个昼夜就完成
    张文娟（铁姑娘战斗队队长）：
    了。去冬今春，在实现规划时，我们女社员
    男同志冲杀在前，我们女青年也不落
    的劲道真是大极了，出现了好几个“第一
    后。孔孟之道宣扬“男尊女卑”，我们要大
    趟”：妇女过去不罱河泥，现在是第一趟；过
    千，就首先要同孔孟之道斗。我们铁姑娘
    去妇女不开沟，现在争着冒雪开深沟，第一
    战斗队刚成立，有些同志就怀疑我们能干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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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啥个名堂来。当我们看到男青年突击队恨，狠批孔孟之道对妇女的污蔑，一个个卷在完成地下渠道涵洞的接缝任务有困难
    起裤腿，在满地泥浆的渠道沟里大干起来。
    时，就主动要求支援。有些同志又担心我
    任务完成后，我们虽然双脚冻麻了，但心里
    们“能干得了”？后来，我们怀着对林彪妄是热烘烘的。我们把这些任务的完成看作图复辟资本主义的反革命罪行的无比仇是在批林批孔斗争中打了一个胜仗。
    各行各业齐踊跃
    朱光孝（大队农机修理组负责人）：
    们的教育很深刻，说明做好防治病虫害工
    过去，我们看到自己物质技术力量比
    作，对于实现先进的生产目标关系多么重
    较差，认为能够应付应付门面，敲敲弄弄，
    大。我们在讨论规划时，曾经算过，如果全
    已经很不错了。这次讨论规划，看到全大
    大队每亩水稻少受虫害损失五十斤，就等
    队都是热气腾腾，我们就再也坐不住了。我
    于增产十五万斤。另外，种子的问题也很
    们初步算了一笔帐：要从虫口夺粮，防病治重要，培育一种良种，每亩增产一百斤是完虫，如果每个生产队有一盏高压电网杀虫
    全有可能的。这些都是我们要做的事情。
    灯，就要十一盏；实行插秧、拔秧、收割不弯
    现在，我们大队搞群众科研活动的条件也
    腰，提高机械化程度，如果每个生产队都要
    比过去好得多了，大队、生产队有种子田、
    添置一台插秧机、拔秧机、收割机，那么就
    试验田，群众技术队伍有四十三人，育种工
    各要十一台，一共三十三台。我们修理组
    作已有初步成绩。我们完全有信心，同全大
    条件差是事实，但是，只要胸中有了大目
    队贫下中农一起，在科学种田、实现规划提
    标，小小农修组也能办大事。最近，我们全
    出的丰产指标方面做出成绩来。
    组六个同志，在规划的鼓舞下，克服了各种
    杨关林（新泾五·七学校负责人）：
    困难，花了半个月时间，试制出了十一盏高
    我们农村教师过去有种思想，认为学
    压电网杀虫灯。我们还准备先从改造五台校办在大队，学生回家就参加劳动，大队的割稻机、插袂机入手，锻炼技术，要尽快试
    发展规划用不着我们去操心。大队远景规
    制出清扬机、中耕机来。另外，我们每逢划，提出要进一步普及中等教育，深入进行农忙季节，分片包千，跟机下田，帮助生产共产主义前途教育，我们就觉得原来的思队及时修理手扶拖拉机、插秧机和汽油机。
    想不对头了。我们不但要教育学生增长文
    一年来，已修理了几十台，还帮助生产队培
    化知识，而且要培养他们树立建设社会主
    训了电工和农机手五十多人。我们一定要
    义新农村的革命理想。我们的工作对象不
    进一步鼓足干劲，为实现大队远景规划作仅是学龄儿童、少年，而且还要在成年社员出更大贡献。
    中做好扫盲工作，还要为政治夜校担任学
    朱世祥（大队科学实验中心组负责人）：
    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的辅导工作。这
    去年，顾家生产队三十七亩后季稻有
    就要求我们总结经验，深入到社员群众中
    百分之十左右的白穗，结果亩产九百斤的
    做调查研究，努力改进作风和工作方法，使
    苗势，只得到八百斤的收成。这件事对我
    教育工作更能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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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姜士明（大队党支部宣传委员）：
    续深入学习马列和毛主席有关著作的同
    我们大队通过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整
    时，把那些宣扬孔孟之道的谚语，如什么
    风、批林批孔运动，已经涌现了二十六名土
    “千算万算，不如老天爷一算”，“六十年风
    记者和学习辅导员，他们是为贫下中农欢
    水轮流转”等等谬论整理出来，发动群众进
    迎的理论队伍。但是，这支队伍无论在数
    一步狠批林彪、孔老二。我们一定要在进
    量上、质量上都还很不适应斗争的需要。我
    一步开展批林批孔运动中，把加强马克思
    们最近同学习辅导员初步商量，准备在继
    主义理论队伍的工作做好。
    向领导机关提出了新课题
    张广福（安亭公社党委书记）：
    新泾大队运用大队集体的力量，已经
    今天的座谈对我启发教育很大。事实
    实现了过去合作社时期无法办到的事情，
    上，新泾大队在制订规划中所批判的保守
    但是，有些更大规模的治水改土规划，却不
    思想，在我们公社党委，特别是在我的思想
    能胜任。例如去冬今春，他们想根治徐行泾
    上都存在。原来我们总认为，我们这个水稻
    河，但这条河要经过新泾、前进、塘庄三个
    区土地多劳力少，大忙季节更紧张，担心制
    大队，如果光在新泾大队治理，不但工程量
    订规划，大搞农田基本建设，步子跨得太大
    大，有困难，而且如果不在另外两个大队同
    了，对当前生产有影响。因此，在农田基本建
    时施工，还是不能收到效盏。这条河不治
    设上，我们嘴上也讲要抓，但一直没有具体
    理，新泾大队部分公路段的桥梁也不好定
    规划，决心不大，每年农忙一来，看看季节
    位，许多事情不好进行。这件事也充分说
    紧、任务重，就拖过去算了。这说明我们胸
    明，要积极支持贫下中农战天斗地的革命
    无大志，目光短浅，有懦夫懒汉思想。现在，
    精神，还必须在公社范围作出统一的规划。
    新泾大队贫下中农起来了，做出了成绩，说
    现在，在新泾大队贫下中农的促进下，公社
    明即使是在我们稻区，在三个大忙季节，治
    党委已决定采取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相结
    水改土，大搞农田基本建设也是办得到的。
    合的办法，一面组织专门班子，进行调查研
    新泾大队贫下中农制订和实施规划的实际
    究，一面发动全社贫下中农，以批林批孔为
    行动，还对我们公社党委提出了一个严肃
    纲，制订一个全公社的总体规划。
    的问题：群众起来了，公社党委是不是敢于
    打铁先得本身硬。要把群众充分发动
    领导，善于领导。毛主席教导我们：“当着
    起来，首先要求我们公社党委的每个成员
    群众要求前进的时候，我们不前进，那是右
    对制订规划的重大意义有足够的认识，这
    倾机会主义。”在农业学大寨运动中，是站
    就要求我们有一个很大的千劲，有较高的
    在群众前头，领导群众迈开大步前进，还是
    阶级斗争和两条路线斗争的觉悟。我们决
    落在群众后头走着小步，这是一个路线问
    心在批林批孔运动中，认真学习马列著作
    题。我们一定要在批林批孔运动中，改变
    和毛主席著作，努力改造世界观，使我们的
    被动局面，同群众一道，为建设社会主义新
    工作能够逐步适应群众运动的发展。
    农村，全面规划，加强领导。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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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明其（嘉定县委副书记）：
    不要影响当年生产。想不到，群众有了规
    张广福同志提到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划，劲头越来越大，不仅试点队加油千，别的
    群众起来了，领导怎么办？这个问题，公社
    队也积极跟着干。一干就把计划一年的任
    党委和县委都是要认真考虑的。新泾，在
    务提前半年完成了。这使我们想起毛主席
    嘉定县里是生产条件比较差的一个大队。
    在农业合作化高潮时就指出的，现在“许多
    过去，这些边缘地区、后进地区，县里的同
    方面的工作不能适应客观情况的发展。现
    志是不大去的。因此，只知道他们产量上
    在的问题是经过努力本来可以做到的事
    不去，落后。其实不是这么一回事。去年
    情，却有很多人认为做不到”。我们现在的
    三月，我和县委常委唐建明同志到这里来情况和毛主席批评的多么相似！新泾大队蹲，点，看到了群众中蕴藏着的极大的社会
    的贫下中农，蓝图自己画，山河手中玫，为
    主义积极性，使我们受到了很大的教育。广
    我们树立了榜样。我们嘉定县的广大贫下
    大贫下中农是要大干大变的，问题是我们
    中农都是要大干大变的。为了跟上这种发
    能不能善于从本质上发现这种积极性。去
    展着的客观形势，需要我们各级党委全面
    年，新泾大队制订了远景规划，在三秋大忙
    规划，加强领导。我们县委一定要以昔阳
    阶段要开渠筑路搞园田化，我们怕一下子
    为榜样，对全县各条战线的人力、物力、财
    搞多了，劳力过分紧张，影响当年生产。所
    力作统一规划，统筹安排，要让各行各业都
    以，我们同大队党支部一道定了几条：一
    为重新安排嘉定河山、改变生产条件贡献
    是决心要大，步子要稳；二是先在顾家生产
    力量。
    队试点，由点到面逐步推开；三是无论如何
    (上接45页)
    的广大社员不断前进。有个生产队的干部本来觉得，这个规划好是好，就是做起来太着力了，抱着“等人家园田化搞出来再搞还不晚”的态度，想再看一看。可是先行一步的顾家生产队就在他们隔壁，社员们看到顾家生产队的干部群众日夜奋战搞园田化，就批评队长说：“你为啥不领着我们搞？难道我们干不了吗？只要你领着干，我们一样能做到！”队长说：“人家顾家生产队是大队里的点，当然要先行一步。”社员说：“那你不可以跟着他们学吗？他们筑路我们也筑路，他们开沟我们也开沟：他们开夜工、出早工，我们也早夜两头顶
    一工。搞社会主义总是不会错的，怕什么呀！”于是，干部群众自己动手干起来了，他们一起到田里为建造农机支路和地下支渠定位。去年冬天，这个队也全部实现了土地园田化。最近，连附近大队有些生产队也在向新泾大队学习，订规划，议措施，要大干快上改变面貌。
    “奔腾急，万马战犹酣”。现在，新泾大队的广大社员，正在小结前一阶段的工作，对远景规划又作了一次修订，再接再厉，你追我赶，为进一步实现远景规划，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而努力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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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战斗的史篇
    喜读《上海七一人民公社史》
    复旦大学历史系学员王金保石源华
    在我们党诞生五十三周年的光荣日子里，在批林批孔运动深入发展的大好形势下，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以我们党的生日命名的、上海郊区第一个成立的人民公社的历史一《上海七一人民公社史》。这本公社史，是以贫下中农为主体，有农村干部、土记者、大学革命师生和出版社编辑参加的三结合编写组写的。这部书通过七一人民公社成立前后二十多年来的光辉战斗历程，给我们展现了一幅生动具体的农村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画面。这是作者以饱满的革命热情，学习和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认真地研究历史和现状所取得的一个可喜的成果。我们怀着喜悦的心情读了这本书，并在这里热忱地向各条战线、特别是在农村工作的新老干部、社员群众和下乡知识青年，推荐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上海地区的第一本人民公社史。
    读了《上海七一人民公社史》，我们深深为广大贫下中农坚决贯彻和捍卫党的基本路线，同机会主义路线不屈不挠地进行斗争的革命精神所感动，受到了一次生动的思想和政治路线方面的教育。《上海七一人民公社史》的主要特点和优点，就在于它通过对“七一”地区的历史与现状的调查研究，歌颂了广大贫下中农在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指引下，坚决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革命坚定性，揭露了解以来历次机会主义路线头子在农村搞资本主义复辟的罪行，总结了“七一”地区公社化前后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经验，为批判林彪的“克已复礼”的反动纲领，提供了一本较好的参考读物。
    《上海七一人民公社史》首先突出地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中所蕴藏着的极大的社会主义积极性，生动地说明了毛主席为我们党制定的社会主义时期的基本路线体现了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意愿和根本利益。这样，作为一部历史著作，就从根本上反映了历史发展的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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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向。书中所写的环绕着合作化初期“野鸡社”而展开的斗争，便深刻地说明了社会主义潮流是任何力量也阻挡不住的。
    一九五四年下半年起，“七一”地区掀起了大办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的高潮。当时，广大贫下中农拿了土地证，写好了申请书，涌到干部家里，争先恐后地要求参加合作社。人们说：“千部屋里的门槛都被踏夷（平）了。”这是何等高昂的社会主义热情啊！读了叫人心潮澎湃。然面，党内的机会主义者却是瞎子，他们对于群众中的这种社会主义积极性一概视而不见。一九五五年春，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抛出了“停、缩、整”的反动方针，大砍合作社，妄图阻挡浩浩荡荡的革命洪流。但是，“七一”地区贫下中农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决心是不可动摇的。他们尖锐地责问道：“我们靠毛主席、共产党翻了身，不走毛主席指引的路，叫我们走哪条路？”说得何等好啊！有人不批准他们办社，他们不稀罕这个批准，自动办起了合作社。有人污蔑他们办的是“野鸡社”，他们豪迈地回答：“管他野鸡社家鸡社，听毛主席话就是好！”正是这种顽强的革命斗争精神，使合作社这一社会主义新生事物茁壮成长起来了。
    广大贫下中农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积极性，得到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坚决支持和热情保护。毛主席亲自为反映“七一”地区虹南乡这场斗争情况的《机会主义的邪气垮下去，社会主义的正气升上来》一文写下了光辉按语，充分肯定了广大贫苦农民的革命精神，严厉地斥责了机会主义者，一针见血地指出：“有些人虽然顶着共产主义者的称号，却对于现在要做的社会主义事业表现很少兴趣。他们不但不支持热情的群众，反而向群众的头上泼冷水。”当毛主席的光辉指示传到“七一”地区时，广大贫下中农含着热泪激动地说：“我们办“野鸡社”的事，毛主席他老人家都知道了，毛主席真是和我们心连心！”读了这段历史，我们的心情同样十分激动，久久不能平静。七一人民公社不断成长壮大的历史证明：社会主义革命每深入一步，都会遇到那些顶着共产主义者称号的机会主义分子，即刘少奇、林彪
    一类假马克思主义政治骗子跳出来反对。他们妄想改变党的基本路线，坚持走资本主义道路。然而，也正如毛主席所指出的：“想要阻挡潮流的机会主义者虽然几乎到处都有，潮流总是阻挡不住的，社会主义到处都在胜利地前进，把一切绊脚石抛在自己的后头。”合作化运动犹如大海的怒涛，一切妖魔鬼怪都被冲走了。“七一”地区贫下中农和全国各地的农民群众一样，兴高采烈地在合作化道路上阔步前进。
    但是，斗争并没有结束。《上海七一人民公社史》以无可辩驳的大量事实，说明了不论从合作化到人民公社化，还是人民公社化以后，要坚持革命，要继续前进，就必须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彻底批判林彪一类骗子“克己复礼”的反动纲领。一九六二年，林彪反党集团主要成员陈伯达窜到七一人民公社，刮起一股“母猪下放”的妖风，以适应刘少奇抛出的“三自一包”的复辟资本主义路线的需要，妄图瓦解人民公社的集体经济，由此而挑起的一场革命还是复辟、前进还是倒退的激烈斗争，就是一个铁证。在坚定地走社会主义道路的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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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中农面前，这个政治骗子的骗术一眼就被看穿了。陈伯达不是号称“天才的理论家”吗？可是当他鼓起如簧之舌，再三动员社员拆散集体养猪场的时候，却没有人理睬他这套黑货。贫下中农响亮地回答说：“要拆散集体经济，我们勿上！”这个家伙还命令儿个人一连几天缠住三个社员不放，想打开一个缺口，结果，还是碰了一鼻子灰，只好偷偷地溜走了。从土地改革到互助组，从初级社到高级社，从合作化到公社化，所有这些发展，都是在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激烈搏斗中实现的。历史充分证明：倒退是没有出路的。林彪效法孔老二“克已复礼”，激起了七一人民公社广大社员群众的满腔怒火，他们愤怒地指出：“旧社会，我们穷人是黄连汤淘饭兜底苦；新社会，我们是白糖水淘饭甜到心。林彪要复辟，这是白日做梦！”
    《上海七一人民公社史》还以充分的富有说服力的材料，证明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使我国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一个强大的推动力”这个伟大真理，驳斥了林彪一伙对文化大革命的无耻诽谤。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七一人民公社广大社员群众在伟大领袖毛主席、党中央的领导下，批判了刘少奇、林彪的修正主义路线，受到了一次深刻的思想和政治路线方面的教育，政治觉悟空前提高，革命精神更加高昂，社会主义新生事物层出不穷，在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科学实验三大革命运动中都取得了辉煌的胜利。林彪一伙不是胡说什么“国民经济停滞不前”、“农民缺吃少穿”吗？请看一看七一人民公社自文化大革命以来欣欣向荣的集体经济吧！到-一九七三年底，公社一级总资产达七百三十八万元，是一九六五年的百分之三百三十四；大队一级资产共一百六十八万元，是一九六五年的百分之四百四十二；生产队一级资产共五百五十万元，是一九六五年的百分之二百九十四。换句话说，现在-一个七一公社的“家底”，相当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前的三个七一公社还多。一九七三年，全公社农业、工业、副业等生产总值为一千三百五十一万元，是一九六五年的百分之一百八十一。在集体经济增长的基础上，社员收入也逐步提高。一九七三年社员集体劳动收入按人口平均每人为二百一十三元，每户为八百六十二元，比一九六五年增长百分之三十左右；这一年社员储蓄为一百零六万元，比一九六五年增长百分之五十
    八。这里，每一个数字都是一首壮丽的诗篇，歌颂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歌颂着人民公社这个具有广阔前途的社会主义新生事物！这里，每一个数字又都是一颗炮弹，射向林彪一类政治骗子，射向他们的主子苏修社会帝国主义！
    值得指出的是，《上海七一人民公社史》的出版，还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前理论战线上
    一种可喜的新气象。毛主席一贯教导我们要“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方法，对周围环境作系统的周密的调查和研究”。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认真地研究历史和现状，对历史上和革命斗争中所提出的问题，给予理论上正确的说明，这是开展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的一个重要方面，它对于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争取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更大胜利，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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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写工厂史、公社史、连队史、商店史、村史、家史等等，这对于配合进行党的基本路线教育和深入开展批林批孔运动，也是有着重要作用的。文化大革命以前也出版过“四史”，但由于当时资产阶级在思想文化领域内专了无产阶级的政，大多数“四史”著作都没有触及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这一重大问题，没有开展对修正主义路线的批判，因此，不能科学地总结阶级斗争的历史经验。《上海七一人民公社史》与这些“四史”显著不同的地方，就在于这本书努力以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以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为纲，揭露和批判了解放以来历次机会主义路线在农村这个阵地上搞资本主义复辟的罪行，较系统地调查和总结了一个单位的历史经验，使之为现实的阶级斗争服务，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这个方向是完全正确的，是值得大大提倡的。经过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战斗洗礼，我们热忱地期待着有更多更好的“四史”出版。
    《上海七一人民公社史》的出版，在培养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队伍方面也作出了努力。在
    七一人民公社党委的领导下，“三结合”编写组长期深入农村，拜贫下中农为师，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在两年半的时间里，先后召开了数百次各种类型的座谈会，进行了大量的历史和现状的调查研究。复旦大学历史系首届工农兵学员，一九七二年到七一公社开门办学，也参加了《公社史》的调查和编写工作。广大贫下中农为《公社史》提供了丰富的活生生的第一手材料，直接参加了编写、改稿和审稿。在这个过程中，既锻炼和培养了贫下中农的理论战士，又促进了专业理论工作者同工农兵相结合，使他们和贫下中农在一起，通过批林批孔和编写《公社史》的共同战斗，不断得到改造和提高，为我们大学文科教育革命和出版革命提供了一些有用的经验。旧大学脱离无产阶级政治、脱离工农兵、脱离社会实践，培养出来的人一不会做工，二不会种田，三不会打仗，更不懂得阶级斗争。旧编辑人员也过着“一杯茶、一支烟、一张报”，“高高在上三脱离，昼伏夜出不见天”的生活，不可能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三结合”的《公社史》编写组改变了旧大学、旧出版社那种“三脱离”的状况，促进了知识分子的世界观改造，使自己的工作更好地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要求。这是我们大学文科师生必须坚持的方向。
    《上海七一人民公社史》也还存在一些不足之处，例如对“七一”地区各个时期阶级斗争的特殊性揭露得不深不透，在表现我们时代的主人一无产阶级和贫下中农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英雄业绩和他们崇高的精神面貌时，不少地方还显得一般化，等等。这些，都希望在今后作进一步的修改和提高。
    当前，伟大的批林批孔运动正在深入发展，斗争还在继续。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教导，将永远铭刻在我们的心头，鼓舞着我们不断胜利前进：“当然还有许多战斗在后头，还要努力作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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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队伍
    青年工人讲儒法斗争史（一）
    编者按：在批林批孔运动中，市草命委员会有关部门举办了一期历史学习班。这里发表的是学习班学员在学习儒法斗争史后，根据自己的学习体会，经过集体讨论，分头执笔写成的宣讲稿。现先发表第一部分，其余部分将在本刊陆续发表。
    我们这个历史学习班共有十六名学员，都是来自工厂和农场的二十岁左右的青年工人，主要是学习儒法斗争史。三个多月来，在搞专业理论工作的同志的协助下，我们以战斗为主，边学习，边写批判文章，投入了批林批孔斗争。通过学习和批判，提高了对儒法斗争的认识，进一步认清了林彪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的极右实质，体会到学习和研究儒法斗争史对于我们参加现实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具有重大的意义。同时，也使我们认识到，只有在阶级斗争和两条路线斗争中，才是学习马克思主义最好的课堂，才能培养和造就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队伍。
    下面，我们汇报一下学习儒法斗争史的体会。因为儒法斗争的历史时间较长，人物、事件也较多，这里主要是介绍一下从春秋战国到明清这一段时期中儒法两家激烈搏斗的儿个重点。
    现在我们先来讲从先秦到秦王朝建立时期的儒法斗争。
    这一个时期儒法两家的斗争，归结起来，主要表现为三次大的斗争回合。第一次是春秋末期，孔丘和少正卯的斗争，第二次是战国中期，孟轲和荀况的斗争；第三次是战国末期，秦始皇、韩非对昌不韦的斗争。先秦的这场儒法斗争，最后由秦始皇统一六国，建立了我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的封建帝国，而作了革命的总结。
    儒法斗争是在我国春秋末期封建制度代替奴隶制度的社会大变革过程中出现的。它反映了封建制取代奴隶制，新兴地主阶级推翻没落奴隶主阶级的剧烈的阶级斗争。儒家是没落奴隶主贵族的政治思想代表，执行的是一条复古倒退的反动政治路线；法家是新兴地主阶级的政治思想代表，执行的是一条革新、前进的革命路线。这场两种制度、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生死斗争，首先反映在没落奴隶主阶级的代表孔丘同新兴地主阶级革新派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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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卯的斗争上。
    春秋末期，在奴隶起义的沉重打击下，奴隶制急刷崩溃，封建制蓬勃兴起。革命形势
    一派大好。但孔丘这个没落奴隶主阶级的顽固分子，面对汹涌前进的革命洪流，气急败坏，捶胸顿足。他反对一切变革，痛恨一切新生事物，迫不及待地抛出了一条“克己复礼”的反动政治路线，鼓吹“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妄图把已被推翻或正在被推翻中的奴隶主贵族扶植起来。孔丘把新兴地主阶级看作是眼中钉，肉中刺。当法家的先驱少正卯起来提倡变革思想，揭露奴隶制度的黑暗统治，为新兴地主阶级登上历史舞台大造革命舆论时，孔丘这个满口仁义道德的伪君子就露出了大恶霸的狰狞面目，血腥地镇压了少正卯，杀了不算，还要陈尸三天。你看他的手段毒辣不毒辣？孔丘杀少正卯正是当时两个阶级和两条对立的政治路线的反映，它充分表明一切反动都是革命的死对头，为了维护反动统治，不惜用最残暴的手段镇压革命派。列宁指出：“所谓革命，就是极端残酷的殊死的阶级斗争。”孔丘杀少正卯正反映了没落奴隶主阶级的负隅顽抗，说明了儒法斗争从一开始就是一场你死我活的阶级博斗。
    少正卯虽然被杀害了，但是新生的革命力量是不可战胜的。历史的发展就是新事物代替旧事物，新制度代替旧制度。革命总是表现为对旧事物、旧制度的否定。儒法两家的斗争到了战国中期，随着新的生产力的发展，表现得更加深刻，更加激烈。从秦国的商鞅变法开始，直到苟况同孟轲之间的激烈论争，掀起了儒法斗争的一个新的高潮。
    商鞅是新兴地主阶级杰出的法家代表。他既是一个理论家，又是一个革命实践家。他在秦孝公的支持下，大刀阔斧地进行了变法，采取了一系列有利于发展和巩固新兴地主阶级专政、打击和摧毁奴隶制度的政策和措施。在政治上，商鞅废除分封制，推行那县制；在经济上，他进一步摧毁奴隶制的经济基础一井田制，为地主经济的发展开辟道路，在意识形态领域里，他主张把儒家的“诗、书”全部烧毁，用地主阶级的法令对没落奴隶主阶级实行专政。他站在新兴地主阶级的立场上，坚持法治，对破坏变法、阴谋复辟的奴隶主旧贵族毫不手软地进行了镇压。商鞅的变法取得了很大的成功，使秦国迅速由一个被各个诸侯国看不起的落后贫弱的奴隶制国家，一跃而成为封建制的强国，为秦始皇统一六国，建立中央集权的秦王朝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一场大的社会革命，必然会遭到反动阶级的拚死反抗。反革命阶级不甘心于它的灭亡，总是要组成反革命“还乡团”，疯狂进行反革命复辟活动。秦孝公死了以后，反革命复辟势力卷土重来，商鞅遭到了杀害，秦国出现了一个短暂的复辟时期。在当时，其他各诸侯国也都有类似的情况。孟轲就是这个时期奴隶主复辟党的头目，反革命“还乡团”的政治代表。他站在没落奴隶主阶级的立场上，继承了孔丘的衣钵，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提出了
    一套完整的复辟理论，形成了反动的孔孟之道。孟轲极端仇视地主阶级和封建制度，他大肆污蔑秦国变法搞得一团漆黑，民不聊生，一句话，就是“糟得很”。他全面地攻击法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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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策，威胁说：谁搞耕战，就要杀头！他还大肆制造反革命政变舆论，咒骂法家是“民贼”，到处进行篡权的反革命活动，唆使奴隶主贵族颠覆地主阶级的新生政权。有反革命的逆流，就有反潮流的人物出现。面对着以孟轲为代表的复辟势力的疯狂反扑，杰出的法家理论家荀况挺身而出，进行了坚决的反击。他坚定地站在新兴地主阶级的立场上，热情歌颂了新生事物，高度赞扬了商鞅变法后取得的胜利成果。他还勇敢地指出，对阴谋复辟的反动分子必须坚决镇压，决不宽容。这就狠狠打击了孟轲的复辟倒退理论。
    但是，被推翻的阶级是不甘心退出历史舞台的。没落奴隶主阶级在受到沉重打击后，必然要垂死挣扎，变换各种阴谋手法，打进地主阶级政权内部，阴谋篡夺政权，复辟奴隶制度。因此，在战国末期，新兴地主阶级和没落奴隶主阶级的决战时期，复辟与反复辟的斗争就显得更尖锐，更激烈了。这个时期的儒法斗争表现为法家的集大成者韩非同奴隶主复辟势力的政治代表吕不韦的斗争。
    吕不韦这个奴隶主大商人，是个狡猾的政治骗子，他玩弄阴谋手段篡夺了秦国地主阶级的部分权力。这个反动派深知孔孟之道对复辟奴隶制的巨大作用，因此，他上台后，招集了一北反动儒生，著书立说，谈古说今，借古讽今，制造复辟舆论。这个复辟党头子为了全面篡夺秦国地主阶级政权，不遗余力地招降纳叛，结党营私，勾结和利用了嫪毒为首的另一个反革命复辟集团，大搞阴谋活动，妄图一举推翻秦国地主阶级专政，复辟他们奴隶主的“天堂”。
    地主阶级必须彻底粉碎奴隶主阶级的复辟活动，否则不能丸固封建制，不能奠定统一中国的基础。正当吕不韦大搞分裂、倒退的反革命活动时，地主阶级产生了自己杰出的政治思想代表一法家的集大成者韩非。韩非从维护和巩固地主阶级专政的立场出发，尖
    锐地指出：在统一的国家内，不允许奴隶主贵族在封邑搞独立王国，不允许他们拥有私人指挥的武装力量，必须坚持官吏和军队都由地主阶级国家统一管理与指挥。韩非还指出，为了巩固地主阶级的专政，必须对奴隶主阶级在意识形态领域里实行地主阶级专政，彻底批判和清算儒家的复辟倒退理论。韩非的这些理论，对吕不韦为代表的奴隶主贵族的分裂、复辟阴谋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对新兴地主阶级沿着法家路线建立统一的中央集权封建国家是有力的鼓舞。韩非始终高举反孔批儒的旗帜，继承、捍卫和发展了法家先辈的思想，从理论上完整地形成了法家的思想体系，直接为建立统一的中央集权制封建国家作了理
    论准备。
    韩非的革命理论是建立地主阶级中央集权制度的理论基础，是反对奴隶主复辟阴谋的有力思想武器，它很自然地受到地主阶级政治代表秦始皇的充分重视。据《史记》上记载，秦始皇在看到韩非的著作以后，非常激动地说：“我如果能见到韩非这个人，和他在一起，真是死也无所悔恨了！”秦始皇是法家革命理论和政治路线的彻底的、有成效的伟大实践者，可以说，他是先秦法家的最杰出的代表，是当时最大的地主阶级革命家。在他亲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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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后，以势如破竹、风卷残云的气魄，迅速平定了吕不韦、嫪毒策划和发动的反革命叛乱事件，消灭了以吕不韦为首的这股反动势力。这场反复辟斗争的胜利，沉重打击了奴隶主贵族复辟势力，有力地巩固了地主阶级专政，为统一中国淮备了条件。
    秦始皇在铲除吕不韦为首的反革命集团以后，很快就取得了统一战争的最后胜利，结束了我国长期分裂的状况，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的统一的多民族封建帝国，奠定了两千多年来中国基本统一的局面，这是中国历史上一桩划时代的大事。
    秦始皇突出的历史功绩是他统一了中国，开创并奠定了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大帝国的基础，制定了一系列巩固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为了巩固新兴的封建制度，他坚定而有力地镇压了奴隶主阶级的反革命复辟活动，粉碎了奴隶主阶级的复辟阴谋。为了防御和反击北方的匈奴奴隶主贵族的侵略活动，秦始皇派遣了重兵，戍边防守，并修建了驰名世界的万里长城。秦始皇把自己的毕生精力献给了封建制战胜奴隶制的革命事业，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历史功勋。
    秦王朝建立以后，秦国奴隶主贵族在政治经济领域中的力量已经基本上垮台了。但是他们人还在，心不死，反映在政治和意识形态领域里，复辟与反复辟的斗争仍然十分尖锐。秦统一了六国以后，在关于建立郡县制还是复辟分封制的问题上，斗争仍然十分激烈。奴隶主分裂势力的政治代表丞相王绾，公然鼓吹要象殷周奴隶主贵族那样，分封诸侯王，树立国中之国，对抗封建中央集权，复辟奴隶制。法家李斯痛斥了这种复辟奴隶制的谬论，指出：只有建立郡县制，才能统一全国，巩固封建制；而分封诸侯是在搞倒退复旧，这是完全错误的。秦始皇坚决支持李斯的意见，下令废除奴隶制的贵族分封制，分天下为三十六个郡，他不许奴隶主贵族搞国中之国，决定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官吏都由皇帝亲自委任，几年一换，彻底废除了维护奴隶主贵族特权的诸侯世袭制。这条在地主阶级政治路线指导下制定的组织路线，有力地保证和巩固了新兴地主阶级的专政。以后为了打击儒生利用孔孟之道复辟奴隶制的阴谋活动，他又坚决果断地采取了“焚书坑儒”的革命行动，在咸阳坑了四百六十个反动儒生，烧毁了大批的儒家经典。“焚书坑儒”是秦始皇在贵族奴隶主进攻面前被迫采取的阶级自卫措施，是历史上一次维护新的生产关系的革命行动。如果在这个问题上要说有缺点的话，那就是由于当时的历史条件和阶级条件的限制，对奴隶主阶级的专政还不够有力和彻底。坑了四百六十个儒，并没有能彻底镇压反革命。特别是秦王朝在迁徙各国贵族十二万户到咸阳以后，对他们缺乏警惕，以致赵国的奴隶主贵族残余分子赵高混进了宫廷，在秦始皇死后乘机发动了反革命政变，掌握了秦朝的大权，造成了秦朝的覆亡。但是，综观秦始皇的一生，尽管有他一定的局限性，但完全不愧是厚今薄古的专家，中国历史上一位伟大的民族英雄。
    然而，历史上不同的阶级对秦始皇从来有着截然不同的评价。凡是先进阶级，为了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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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学甲论
    贾探春的“新经济体制”
    向柏
    近几年来，苏修勃列日涅夫叛徒集团推行的全面复辟资本主义的“新经济体制”，又流行着一种新花样，叫做“谢基诺试验”，又叫“裁员试验”。说穿了，就是通过残酷的血汗制度，加强工人的劳动强度，以达到裁减人员和提高劳动生产率的目的。这个新花样，现在成了苏修的所谓“发达社会主义”的“新经济体制”的主要方向。这不禁使我们联想到《红楼梦》中贾府的三小姐贾探春在大观园里“新创”的那套经济“试验”，也算是大观园的“新经济体制”吧。贾探春虽然是封建时代的一位“未出闺阁的年轻小姐”，同勃列日涅夫叛徒集团相距有二个多世纪，但她搞的那套“试验”，却同“谢基诺试验”颇有共同之处。
    贾探春的“新经济体制”是在什么情况下抛出来的呢？其时，处于末世的贾府，已是风雨飘摇、日薄西山了。造大观园时的“鲜花着锦，烈火烹油之盛”，恰如贾元春的一首爆竹诗所形容的：“一声震得人方恐，回首相看已化灰”。深刻的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震撼着这座腐朽的封建大厦。经济上，探春上台前的除夕，庄头乌进孝就给贾珍描绘了贾府庄园的
    一片衰败的景象，说明反动的封建主义的生产关系，使社会生产力遭到极其严重的破坏，封建主义的经济基础正在崩溃。政治上，贾府内外的阶级矛盾和统治阶级内部矛盾正在日益加剧。奴隶们的反抗不时爆发，封建卫道者与叛逆者发生了尖锐的冲突，主子们狗咬狗的丑剧也层出不穷。“平生争强斗智”的管家婆王熙风，这时也心力交瘁，日子混不下去了。总之，贾府的统治者们不能再照老样子统治下去了，因而不得不“换马”，清出贾探春、李纨和薛宝钗这“三驾马车”来维持残局，希冀给贾府这只行将沉没的破船寻我一线生机。在“三驾马车”中，贾探春无疑是主要的决策者。李纨不过是一段枯枝，起不了作用；薛宝钗虽然厉害，毕竞只是个亲戚。别的人呢，王熙凤排了个队：“二姑娘更不中用”，“四姑娘小呢，兰小子和环儿更是个燎毛的小冻猫子”，还有个叛逆者贾宝玉，“他又不是这里头的货”，真正是后继无人了。“只剩了三姑娘一个，心里嘴里都来得，又是咱家的正人”，而贾探春自己也很想“立出一番事业来”，于是被选中了。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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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贾探春的上台以及她那套“新经济体制”的出笼，都不是偶然的现象，而是反映着她所代表的腐朽没落的反动统治阶级摆脱危机、解救危亡的企图和挣扎。贾探春的做法，领类似于“谢基诺试验”所鼓吹的“加强工作人员关心增加产量，提高劳动生产寧和减少工作人员数量”。这位贾府的千金在总管赖大的花园里了獬到，“一个被荷叶，一根枯草根子，都是值钱的。”大观园里的花花草草当然比赖大的小园子要多得多。她由此而学到了
    一个生财之道。但是要使那些破荷叶、草根子变成金银，那就得通过奴隶们的劳动，使奴隶们“关心增加产量”，为“增加”贾府的剥削收入而流尽血汗。怎样才能达到这个目的呢？贾探春想出了一条妙计，就是在园子里所有的老妈妈之中，拣出几个带头羊，来分管各个摊摊。条件一是“老成本分”、“循规蹈矩”，乐于当奴才的，二是“能知园圃”，也就是有一定生产和管理技能的。对这些人，如李纨所说，“许他们去卖钱，使之以权，动之以利，再无不尽职的了。”少数几个人“宽裕了”，成了“奴才贵族”，也还不够。对其余的一部分人，只要他们“一应粗重活计”都包下来，也让“沾带些利息”，以消除他们的怨恨。这样做就可以达到两个效果：一是提高劳动强度和生产效率，使园子里的什么竹子啦，菜蔬稻谷啦，香料香草啦，“每年滋长繁盛”，主子们因奴才们的“孝敬”而“得了可使之物”，二是裁减人员，“省了些花儿匠、山子匠并打扫人等的工费，将此有余，以补不足。”
    给一部分人一点“物质刺激”，扩大他们的劳动范围，提高他们的劳动强度；而让另
    一部分人失去工作。这不也正是谢基诺的办法吗？尽管一个是没落的地主阶级加强剥削的办法，一个则是社会帝国主义全面复辟资本主义血汗制度的办法，可是它们的共同本质，都是千方百计在劳动人民身上敲骨吸髓，吃尽他们的血肉。不过吃人的方法，苏修叛徒集团比贾探春要高明得多，精巧得多。贾探春的办法比较简单：这个人本来是管竹子的，那就“把所有的竹子交与他”，那一个人是种庄稼的，那就把所有的庄稼都交给他“细细按时加以抚养”。而谢基诺的名堂可就多啦，什么“合并工种”、“充分利用工作日”啦，什么“扩大工作范围”、“实行科学劳动组织”啦，还要设立“劳动纪律学校”，以强化资本主义的“棍棒纪律”。谁要敢不遵守这种纪律，那等待着你的就是失业，说不定还要
    被送进疯人院哩。
    反动阶级的吃人的制度，总要披上“仁义”的外衣。这个“传统”在中国是孔老二传下来的。“并不敢违法犯礼”的贾探春是深得孔门心法的。你看她讲得多么动听：“不必看他们交租纳税，只问他们一年可以孝敬些什么。”“孝敬”比“交租纳税”体面多了。“老妈妈们也可以借些小补，不枉成年家在园中辛苦”。真正是“体仁沐德”，似乎一切的一切全是为“下人”着想。可实际上呢，自从有了这个新体制，主子们吃的用的，诸如头油、脂粉，笤帚、簸箕以至大小禽鸟、鹿兔吃的粮食，“都是他们包了去”。一年就为贾府省下四百多两银子的开支。薛宝钗心里算了一算：“一年四百，二年八百两，打租的房子也能多买儿间，薄沙地也可以添几亩了。”剥削的手段又可以增加不少了。真正的食利者是谁还不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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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楚吗？
    苏修叛徒集团推行“谢基诺试验”，也说得很好听。勃列日涅夫就把它吹捧为“完善劳动报酬”的榜样，说什么“强度大、生产效率高的劳动应该加以鼓励和得到较高的报酬”。报酬就是棍棒和失业。在谢基诺工厂，一个工人兼做几个工种，管理更多的机器，一个人往往要顶三个人的活，可是所得的补加费，不过是原工资的百分之十、二十，充其量不过百分之三十，大多数的低薪工人所得无几，而少数的高薪阶层和特权阶层则饱了私囊。而且就整个工人阶级来说，总的工资水平不但没有提高，反而下降了。失业的队伍则越来越扩大。正如《资本论》所指出的：“工人阶级中就业部分的过度劳动，扩大了它的后备军的队伍”。苏修头目就公然叫嚷：“试验”结果“不可避免的是有人将成为‘多余的’”。“谢基诺试验”给苏联工人阶级带来的是深重的灾难，而给一小撮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带来的则是巨量的超额利润。
    一切腐朽的、没落的反动统治阶级，当它们内外交困、危机重重的时候，就一定更加疯狂地向劳动人民进攻，使尽一切诡计把危机转嫁到劳动人民头上。贾府是如此，今天的美帝苏修也是如此。美帝和苏修不也就是一个“忽喇喇似大厦倾”的贾府吗？它们一个抛出什么“新经济政策”，一个推行“新经济体制”，都是因为它们处于“无可奈何花落去”的境地，想靠这些东西来解救危机。可是结果又怎么样呢？
    “才自清明志自高，生于末世运偏消。”这是曹雪芹给贾探春下的一句相当确切的评语。贾探春满心想用她“新创”的那套“体制”来补救贾府的江河日下、千疮百孔的经济，可是整个封建阶级已经到了“运终数尽”的“末世”，个别人的“才”和“志”又岂能改变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她和薛宝钗都想用一点“小惠”来保全整个家族和阶级的“大体”，结果反而大大激化了贾府所固有的各种矛盾，加深了经济和政治的危机，从而加速了贾府的崩溃。你看她一上台，就代替王熙凤成了众矢之的。以吴新登媳妇为代表的一批管家婆娘，就存心要她的好看：“若办得妥当，大家则安个畏惧之心；若少有嫌隙不当之处，不但不畏服，
    一出二门，还说出许多笑话来取笑。”接着是贾探春自己的生母赵姨娘杀上门来，大闹一场。那个暂时“下野”的王熙凤躲在一边，也不怀好意，而是想“趁着紧溜之中”，把“众人”对她的恨转移到贾探春头上去。所以贾探春对平儿说：“你主子真个倒巧：叫我开了例，他做好人”。至于众多的“里外下人”即奴隶们，都恨恨地说：“刚刚的倒了一个‘巡海夜叉’，又添了三个‘镇山太岁’”。阶级斗争的新的火苗已经燃烧起来。待到贾探春的“新经济体制”推行下去，矛盾就更尖锐了。三、四日的功夫，大小事出了八、九件，如平儿所说的：“但只听见各屋里大小人等都作起反来了，一处不了又一处”，大有“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景象。同贾府一样，苏修叛徒集团推行“谢基诺试验”，也加剧了苏修社会帝国主义的各种矛盾。失业队伍的扩大，两极分化的加剧，整个工人阶级所受到的沉重不堪的奴役与剥削，必然激化一小撮官僚垄断资本集团同广大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之间的矛盾。工人们就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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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慨地说：“我们成了试验品”，“仿佛陷在汽车底下一样”。苏修叛徒集团犹如坐在火山上，总有一天要被人民革命的烈火化为灰烬。
    马克思说过，一切伟大的世界历史事变和人物，可以说都出现两次，“第一次是作为悲剧出现，第二次是作为笑剧出现。”毛主席指出：“历史上奴隶主阶级、封建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在它们取得统治权力以前和取得统治权力以后的一段时间内，它们是生气勃勃的，是革命者，是先进者，是真老虎”。那时它们的许多敢于革命的代表人物，曾经演出过许多有声有色的悲剧。但是，当这些阶级变成反动的、落后的、腐朽的阶级，它们的某些代表人物，就只能成为笑剧的主人公了。贾探春是如此，打着“发达的社会主义”的招牌的勃列日涅夫叛徒集团也是如此。这些反动阶级妄想用五花八门的“新经济体制”来挽回它们的必然灭亡的历史命运，可是它们的反革命“试验”实施的结果总是与它们的愿望相反，贾府是崩溃了，“落了个白茫茫一片大地真干净”。苏修叛徒集团的历史结局也决不会比贾府好
    一些。
    (上接63页)
    行前进、革新的路线，总是赞扬秦始皇，充分肯定秦始皇的历史功绩，充分肯定他创立中央集权的郡县制和实行法治的进步历史作用；反之，反动的阶级为了推行复辟、倒退的路线，总是攻击秦始皇，蓄意抹煞秦始皇所起的进步作用，攻击他的法家政策，咒骂他维护封建制，镇压复辟势力的革命行动，并由此引伸出自己复古守旧的反动理论和政治主张。例如，从汉朝的著名法家晁错到桑弘羊，从唐朝的柳宗元到明朝的李卓吾、王夫之，从近代的龚自珍到章太炎，都充分地肯定并赞扬秦始皇的政治路线和他的历史功绩，提出了自己革新的政治主张和理论。相反，历史上的反动势力则视秦始皇为仇敌，从西汉的董仲舒到东汉的贤良文学，从唐朝的韩愈到宋朝的司马光，从近代的曾国藩到蒋介石一伙，无不切齿痛恨秦始皇的政治路线和相应的专政措施。这说明，对秦始皇的评价问题，从来是和革命与复辟，前进与倒退两条政治路线的斗争联系在一起的，总是当时阶级斗争的反映。林彪和苏修都咒骂秦始皇，极力吹捧孔孟之道。他们攻击秦始皇就是借古非今，发泄他们对社会主义制度的无比仇恨，以达到他们“克己复礼”的反动目的。他们攻击秦始皇“焚书坑儒”，是为了恶毒攻击我国无产阶级专政是“执秦始皇之法”，为被打倒的牛鬼蛇神鸣冤叫屈。其罪恶目的，就是妄图改变我们党在社会主义历史时期的基本路线和政策，复辟资本主义，建立林家封建法西斯王朝。“被敌人反对是好事而不是坏事”。敌人的咒骂正是说明我们做对了，我们还要继续努力巩固和加强无产阶级专政，把它看作一刻不能离开的护身法宝。让一小撮妄图阻挡社会前进的反动小丑们去哭泣吧！
    (未完待续。本章由上海印染机械厂工人孙绣华、上无十六厂工人陈传宏、长征农场工人姜俊俊执笔宣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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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迎着风浪前进
    读短篇小说《试航》
    中华造船厂工人写作组
    《试航》（载《朝霞》一九七四年第五期）是一篇反映文化大革命中造船工业打翻身仗的短篇小说。对于曾经投身过这场战斗的人们来说，读完这篇小说，感受尤其深切。小说中的两个主要人物，陆大路和陈宗杰，在“东方”号万吨轮试航中，对国产万匹机的态度是如此的截然不同：工人出身的陆大路，把文化大革命中诞生的万匹机，看作是中国工人阶级的“争气机”，因而满腔热情地支持和爱护这个新生事物，同时又以科学的态度，积极依靠工人群众，在试航中认真解决万匹机存在的“咬缸”问题；而陈宗杰完全是另
    一副样子，为了达到把“东方”轮上的国产万匹机换成进口万匹机的目的，在试航中，处心积虑，百般刁难，唯恐万匹机不出问题。陆大路和陈宗杰不是孤立的两个人，他们对待国产万匹机的不同态度，也决不是一个生产技术问题，而是代表了两条不同的思想政治路线。因此，这不是一次普通的试航，而是两条不同路线的一次激烈较量。斗争的焦点，就是要不要依靠工人阶级，坚定不移地走“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道路。
    陈宗杰所代表的，实际上是一条修正主义路线。这种人的逻辑是：人家“搞了几十年罗，有一整套东西，哪象我们这样的…”因此，要发展我们的造船工业，就得靠外国，靠进口。用刘少奇的话来说，就是“自制不如仿制，仿制不如买进”。但是，这只是他们这些人的单相思，外国资本家可不会为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操心。资本主义是什么东西，我们工人阶级最清楚。马克思说：“资本来到世间，就是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就是为了剥削，为了赚钱，这是资本主义的本质所决定的。他们和我们搞贸易，也是“因为这些国家的资本家要赚钱，银行家要赚利息，借以解救他们自己的危机，并不是什么对中国人民的援助”。这一点，广大造船工人就有切身的体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前，曾经有人企图靠买外国专利来造万匹机，请了两个资本主义国家的专利商，但是这两个专利商，到儿个造船厂兜了一圈之后，马上提出，除了专利资料费，每匹马力收抽成费两块美元，而这个数字比他们卖给其他资本主义国家要高得多，这不是敲诈勒索又是什么！有些资本主义国家向我们卖专利，但是苛刻的附加条件一大堆，什么每年生产的万匹机要向他们报告，生产专利产品的工厂不能造国产机，生产专利产品的工厂不能支援亚非拉第三世界的国家，等等。这个“不能”那个“不能”，说穿了就是不让我们搞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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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如果按照陈宗杰这种人的逻辑办事，把建设社会主义的希望寄托在外国资本家身上，这就等于让别人卡着脖子过日子，牵着鼻子走路，永远也发展不了我国自己的造船工业。
    小说中的陆大路说得好：“外国货再好，也不是我们自己的”。搞社会主义建设不能靠外国资本家发善心，而首先必须靠自己的力量。我们不反对在平等互利基础上的贸易，特别是要学习兄弟国家和一切友好国家的先进经验，但这些都是为了更好地贯彻自力更生的方针。毛主席早就指出：“我们的方针要放在什么基点上？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叫做自力更生。”自力更生是我们干革命搞建设的一个法宝。这个法宝是中国工人阶级从斗争中学会的。为什么陆大路他们把自己在芦席棚里“用土设备七拼八凑”造出来的万匹机叫“争气机”，就是因为外国资本家欺侮我们，卡我们。而中国工人阶级就是要为毛主席争气，为社会主义祖国争光。事实也证明，中国工人阶级是卡不住、难不倒的。他们越卡得厉害，我们反而前进得越快。就拿上面提到的两个外国专利商，由于敲诈勒索没有成功，只好挟着皮包走路，临走时还扬言：“你们买了专利，也未必造得出来”。但是，广大造船工人憋着一口气，没有洋拐棍，照样走自己的路，因陋就简，土法上马，同困难斗，同修正主义路线斗，硬是造出了我国自己的万匹机。这就充分说明，有了自力更生的法宝，有了陆大路这种革命精神，外国有的，我们也能有；外国没有的，中国工人阶级也能创造出来。
    我们说自力更生，把我们的方针诚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这个力量最根本的就是工人阶级，就是人民群众。因此，要贯彻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就必须依靠工人阶级和广大群众。而象陈宗杰这种人，之所以崇拜洋人，迷信外国，也就是因为看不到中国工人阶级的智慧和力量。在他们的眼晴里看到的只是一些陈旧简陋的“土设备”，因此，陆大路和工人群众提出要造万匹机，他们就说：“中国现在造万匹机还没有条件”，甚至把工人已经搞出的图纸也打入冷宫。他们不懂得，“最强大的一种生产力是革命阶级本身”。工人群众长期在阶级斗争和生产斗争的实践中，有着无限的智慧和创造力。只要在正确路线指引下，这种智慧和创造力就会象火山一样爆发出来。
    就拿我们厂里来说，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推动下，广大工人群众不仅在土船台上造出了万吨轮，而且响亮地提出了：“我们要造万匹机！”有人说：“我们这样的厂造万吨轮已经不错了，造万匹机还是等一等。”工人同志说：不对，干革命就是要“争”，不能等，鼓足干劲、力争上游也是要争，等是等不出什么东西来的。是“等”，还是“争”，代表着两种精神状态，一个“争”字正是反映了我们工人阶级的革命精神。造万匹机就是要“只争朝夕”。有人说：“我们厂条件差，厂房设备都不行”。工人同志说：条件是人创造的，路是人走出来的，等到把条件弄得妥妥贴贴再造万匹机，还叫什么革命，还要我们工人阶级两只手干什么。有人说：“要尊重客观事实嘛”。工人同志说：这是一种唯条件论。这种唯条件论只见物的条件，不见人的条件，只会扳着手指算死账，而看不到群众中蕴藏着极大的社会主义积极性。他们的所谓“尊重客观事实”，实际上是见物不见人。造万匹机困难有没有？有。但是工人群众说，对待困难的态度，应当一是藐视它，二是分析它，三是战胜它，这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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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真正的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群众是真正的英雄。群众中蕴藏的这种社会主义积极性，正是我们走自力更生道路的力量的源泉。只要坚定相信和依靠群众，从本质上发现群众的积极性，那么，什么样的人间奇迹都能创造出来。
    对群众中创造的新事物抱什么态度，这是衡量是不是真心实意相信和依靠群众的重要标志。在这一点上，陈宗杰也完全站到了修正主义路线一边。当陆大路他们把万匹机造出来并且装上了我国自己的万吨轮，陈宗杰就是这也看不惯，那也不放心。千方百计在试航中找毛病、挑岔子。对此，陈宗杰还美其名为“对国家负责”。真的是“对国家负责”吗？不。陆大路他们要求重载试航，而陈宗杰先是推三托四，借故拒绝，却偏偏在台风要来的前夕突然又提出试航，这难道是“对国家负责”？在十级风浪中，无理地提出要进行船头压水航行，这难道是“对国家负责”？接外国船一共只试二三十个小时，而对国产万匹机却是百般故意刁难，这难道也是“对国家负责”？
    不错，陆大路他们造的国产万匹机是还存在一些缺点，但这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呢？列宁在谈到应当怎样正确对待新生事物的不完善时，曾经举过一个生动的例子：“据说，最先发明的那架蒸汽机也是不好的，甚至不知道它是否开动过。但是问题不在这里，问题在于已经有了这种发明。纵然头一架蒸汽机从外形来看是不适用的，可是现在却有了火车头。”这就告诉我们，任何新生事物出现时总是不完善的，正是存在这种不完善，事物才可能发展。外国的万匹机一造出来就那么十全十美？也不见得。既然如此，为什么中国的万匹机就不能有一个发展过程呢？而且陆大路他们不是已经在实践中不断克服万匹机中存在的一些问题了吗？对工人群众创造的新生事物，不允许有一个成长的过程，实际上是不准工人群众革命。
    “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试航中陆大路和陈宗杰的斗争，是造船工业中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小说中有一段发人深思的描写，可以说是点明了这场斗争的实质：在试航中陈宗杰各种刁难都没有成功，突然又提出倒车试验，并且不管车速还有七八十转，就抢着去扳操纵杆。对这种破坏性的试验，受到了工人同志的严厉斥责。陆大路大声说：“你这样开倒车，就是反对我们走自力更生的道路。决不允许你开倒车！”是的，这场斗争是关系到要不要走自力更生的道路，是前进还是倒退的大是大非问题，而陆大路和广大工人群众正是在这一点，用自己的行动捍卫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
    试航结束了，但是斗争没有结束。那个原来对国产万匹机也有一点糊涂认识的高天雨，在这场斗争以后感慨地说了一句：“风浪总算过去了。”陆大路却回答得好：“自然界的暴风雨有停歇的时候，我们生活中的斗争却永远不会止息。”只要还存在阶级和阶级斗争，反映在要不要走自力更生道路这个问题上的斗争就不会停止。因此，我们一定要牢记党的基本路线，象陆大路他们那样，敢于迎着斗争的风浪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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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花圈”，还是圈套？
    评《海浪上的花圈》
    任文欣
    一个名叫维克多·斯捷潘诺夫的苏修海军军官，最近抛出了一篇题为《海浪上的花圈》的中篇小说，深为克里姆林宫的老爷们欣赏，又是推荐出版，又是捧场叫好，煞是不得了。
    在苏修文坛上，斯捷潘诺夫原不属名流，他的作品也很蹩脚。这次突然“红”了起来，是不是小说《海浪上的花圈》写得很“动人”了呢？翻开一看，还是蹩脚得很，看不出有什么动人之处。这就怪了，是什么原因使这篇小说交了好运？据说是“所选题材的重大意义”是这篇小说“不容置疑的优点”。
    原来知此！那我们就来看看这篇小说选的是什么“题材”？有着什么样的“重大意义”？小说写的是青年铁木申和他的好友鲍利斯，对生活充满着“美丽”的幻想，一起去投考“莫斯科大学新闻系”，淮备将来当新闻记者。可是，他们没有被录取。考不上大学，他们的出路就如鲍利斯说的：“正好给抓去当兵。”不愿当兵的鲍利斯设法迸了“莫斯科食品工业学院工程系”，而铁木申则被迫应征入伍，在一艘护卫舰上服役。开始，铁木申对军队生活很厌恶，他把这种生活概括成一句话：“从起床到熄灯，就象松鼠蹬轮子一瞎忙。”但在一次执行任务中，一只所谓“海浪上的花圈”，激发了他的“爱国主义”，铁木申转变了。从此，他不仅爱上了军队生活，而且把原先的好友、逃避服兵役的鲍利斯看作是可耻的逃兵，并且同他决裂了。
    两个青年：一个被捧为“爱国”模范，一个被贬为不“爱国”的败类，小说的用意是显而易见的。今天，在广大苏联青年中，“鲍利斯”不是一个，而是成千上万。他们不愿为苏修叛徒集团的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当“炮灰”，逃避服兵役已成了一种普遍的社会行动。尽管苏修叛徒集团制定了一道道法令，用强制手段逼迫青年当兵，但丝毫消除不了他们厌恶当兵的不满情绪，这对苏修叛徒集团的帝国主义政策是一种多么大的威胁！作者以其反动立场深感这种威胁。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小说打着“爱国主义”的旗帜，妄图诱骗广大苏联青年都走“铁木申的道路”。这样的作品，当然符合苏修叛徒集团的政治需要，而被誉为有“重大意义”的了。
    在小说中，那只“海浪上的花圈”起了关键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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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只“花圈”是铁木申所在舰的舰长丢入大海的。一九四二年底，德国法西斯向斯大林领导下的苏联发动了侵略战争。据说有一艘苏军护卫舰“神速”号，护送一艘全是妇女和儿童的客船撤离战区。路上碰上敌潜水艇向客船发射鱼雷，在这紧急关头，“神速”号用自己的船身挡住了鱼雷，保护了客船的安全。那只“花圈”，就是为了纪念“神速”号的。在小说临接近结束的时候，又挖空心思安排了这样一个情节：“一艘改人的潜水艇正沿着我们的领海线活动”。至此，作者在“花圈”上玩弄了一个什么把戏，基本上可以清楚了。
    请同志们注意，两艘护卫舰：“神速”号和铁木申服役的0450号；两艘敌潜艇：一艘是德国法西斯的，一艘没有写出国名。这里，作者玩弄了一个手法：把今天苏修叛徒集团的侵略、扩张同当年斯大林所领导的卫国战争等同起来，然后捏造一个假想的敌国，在“爱国主义”的旗号下，鼓动广大苏联青年象“神速”号的官兵那样，“保卫”今天的苏修社会帝国主义。
    然而，这是一个圈套。“爱国主义”从来不是抽象的。毛主席指出：“爱国主义的具体内容，看在什么样的历史条件之下来决定。有日本侵略者和希特勒的‘爱国主义’，有我们的爱国主义。”两种截然相反的“爱国主义”绝不能混淆。一九四二年的苏联，是革命导师列宁亲自缔造的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是国家的主人。那时苏联的卫国战争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抵抗一个帝国主义法西斯国家的侵略的正义战争。苏联人民团结在斯大林领导的苏联共产党的周围，奋勇起来保卫自己的社会主义祖国，保卫无产阶级专政，保卫十月革命的胜利成果。这就是当年苏联人民的爱国主义的内容。但是，今天的苏联已不是当年的苏联了。自从赫鲁晓夫一勃列日涅夫叛徒集团篡奇了苏联专政大权以后，在苏联全面复辟资本主义，把社会主义所有制变为新型官僚垄断资产阶级所有制，把无产阶级专政变为大资产阶级专政、法西斯式的专政、希特勒式的专政，不仅如此，他们还在全世界疯狂地进行侵略扩张和颠覆活动，使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蜕变为社会帝国主义。这样的国家，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还有什么“爱国主义”可言？而小说用一只“花圈”，企图把当年苏联人民的爱国主义同今天勃列日涅夫叛徒集团鼓吹的“军事爱国主义”、实质是军事法西斯主义混淆起来，造成一种假象：似乎今天的苏联仍然是当年的苏联，今天勃列日涅夫叛徒集团的对外扩张，仍然是为了“保卫祖国”。
    用一个抽象的“保卫祖国”的口号，来为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服务，这是当年第二国际的老机会主义头目如考茨基之流的惯用手法。对此，列宁曾予以深刻而有力的揭露和批判。列宁一针见血地指出，“事实上他们主张的并不是反对异族压迫这个意义上的‘保卫祖国’，而是这些或那些‘大’国掠夺殖民地和压迫异族的‘权利’。”列宁这段话不是同样适用于今天的苏修叛徒集团吗？今日的苏联，同另一个超级大国一样，是当代世界的最大的国际剥削者和压迫者，是新的世界战争的策源地。对于这个超级大国来说，它所要进行的战争，不论在何种情况下，都只能是帝国主义成争。它公然出动儿十万军队占领自己的“盟国”捷克斯洛伐克；它策动战争，肢解巴基斯坦，它在我国边境陈兵百万，虎视眈眈。它在全世界到处伸手，侵占别国的领土，践踏别国的主权，掠夺别国的资源，同另一个超级大国在全世界争夺霸权。它们争夺到那里，那里就出现动乱。欧洲是它们争夺的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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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略重点，处在长期的紧张对時之中。在中东，在地中海、波斯湾、印度洋、太平洋地区，它们的争夺也正在加剧。苏修新沙皇的侵略胃口，比老沙皇还要大得多。当年，老沙皇梦想的是建立-一个从易北河到中国，从亚得里亚海到北冰洋的庞大的“斯拉夫大帝国”。今天，苏修新沙皇梦想吞并全世界。这祥一个穷凶极恶的超级帝国主义，提出什么“保卫祖国”的口号，它们所要“保卫”的，不过是他们在全世界疯狂推行的扩张主义和霸权主义。“那未承认保卫祖国实际上就是支持帝国主义的强盗资产阶级”。一列宁这句话不正好切中《海浪上的花圈》的要害吗？
    小说中的铁木申，在颇能诱惑人的“花圈”下，上当受骗了。但是，苏联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却由不得作者的秃笔随意摆弄。即使有些人走了“铁木申的道路”，也不过是暂时的现象，他们迟早会觉醒的。受过列宁和斯大林教导的、有着光荣革命传统的苏联人民，总是要起来革命的。正是这一点，决定了勃列日涅夫的“爱国主义”的必然破产。斯大林曾经指出：“帝国主义使资本主义的矛盾达到极端，达到顶点，接着就是革命的开始。”今天的苏修社会帝国主义不也是这样的吗？
    附：
    海浪上的花圈
    (苏修中篇小说·梗概)
    新兵铁木申上了巡逻艇。原先他希望去的是火箭巡洋舰。这虽然有些不痛快，但他认为，不管怎么说，总是自己的舰艇，而且不仅“大舰能远航”，在小舰上好好干也是有前途的。上舰的第一天，就给了他
    一个拖把、一块沫布，要他擦洗甲板。他非常恼火，甚至跟顶头上司、中士雷达兵阿发那西也夫顶了嘴。他想，成天这样擦来擦去，筒直成了“哥伦布的同时代人”，而别人竟还讲他擦得不好，把他说成是“在丈母娘家拖地板”。接着，他和水兵们一起来到又小又闷的底舱上专业训练课。副舰长、海军大尉指着地图讲解：“苏联和大多数社会主义国家把领海规定为十二浬…外国军舰和船只必须得到许可，才能进入我国领海…。”铁木申想，这些内容在岸上受训时早就记熟了，干吗还要翻来复去讲呢？…
    各种活动结束了，铁木申好不容易等到“属于个人的时间”，就给鲍利斯写信，不由地回忆起他俩以往的友谊。原来，铁木申和鲍利斯是好朋友，他们成天在一起，形影不离，显得很突出。这引起了同学们的不满和妒忌，一个叫“卡甫东”的家伙带领了一伙人还把他俩教训了一顿。铁木申挨了揍，鲍利斯见了不救，逃之天天。铁木申十分生气，几乎把鲍利斯的行径叫做“叛徒”行为。这两个人从此不相往来，直到毕业考试时要相互作弊，才重新和好。中学毕业后，他们一起投考莫斯科大学新闻系，因为记者可以“走遍国内外”，“成千上万的人读你的文章，知道你的名字”。但是两人都没有被录取。铁木申并不泄气，准备来年再考，而鲍利斯却对他说：“再过一年，你我都会被抓到军队里去当兵的。成天在那里‘一，二
    一。要再来考，起码也得等两年，甚至三年。”鲍利斯后来进了莫斯科食品工业学院，而铁木申真的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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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兵，分配到海军。本来倒没有什么，可是想到上舰后的不愉快，…在给鲍利斯的信中，他写道：“说真的，鲍尔加①，我羡慕你。大学，科学！我现在只得等待，挨过这些年头…”
    第二天早晨，铁木申还没有起来，全舰就已经紧急集合，作好战斗准备，开往国境线巡逻。当巡逻艇开到某处时，舰长命令减速、下半旗。大家立正脱帽，他自己则把一个花圈抛到海里…铁木申疑惑不解。原来，这里有一个故事：在卫国战争期间，有一天，“神速”号巡逻艇上的水兵彼加，在岸上碰到一个失去双亲的九岁孤儿廖什卡，他就把廖什卡送上一条民用轮船，准备把他送到另一个城市的孤儿院去。正巧神速”号为这条民用轮船护航。快要到达目的地时，“神速”号突然发现了敌人的潜水艇，一枚鱼雷正向民用轮船急速射去。情况非常危急。舰长当机立断，开足马力向鱼雷冲去。结果“神速”号触雷沉没，官兵全部牺牲，而民用轮船上的妇女、儿童都得救了。廖什卡长大后，看到杂志上登载这件事，就决心当个海军。而廖什卡不是别人，就是铁木申所在巡逻艇上的舰长、海军少校格雷宁。现在他向海里丢花圈的地方，就是当时“神速”号遇难的地方。铁木申非常想把这个故事写信告诉鲍利斯，可是怎么也提不起笔来。为什么呢？这时他回想起了一件事。一次，他和鲍利斯一起到莫斯科附近的森林中去郊游。当时，铁木申站在卫国战争时期挖的掩体和堑壕边，对鲍利斯讲：“法西斯坦克开过来的时侯，我们的战士就是守在这里的。”鲍利斯不相信，他反驳说：“算了吧！坦克根本没有到过这里，德国人离阿普列廖夫卡两公里就停下了。再说，就算这样，士兵站着去对付坦克又有什么用呢？子弹打装甲钢板，还不是鸡蛋碰石头？应该用坦克去对付坦克。”后来铁木申又问鲍利斯：“假如今天，一九七○年六月二十八日在阿普列廖夫卡森林里发现法西斯坦克，而且正在朝这个战壕开过来…它们离莫斯科只有四十二公里，那我们该怎么办？”鲍利斯倨傲地笑了笑说：“你真是个幻想家。难道现在还会让敌人跑到我们首都的鼻子底下？如果真的这样，那就火箭解决一切。只要一揿按钮一那就全飞了，整个城市可以毁灭，要是一个小国家，准叫它全部报销。战士操纵火箭发射台就象弹钢琴一样。”…想到这里，铁木申更提不起笔了。要是鲍利斯看到了“神速”号的事迹，他一定又会讲：“在这种情况下，舰长有权下这样的命令吗？本来是可以采取另外的…”
    巡逻艇继续沿国境线驶去。铁木申被命令用望远镜监视附近海域。突然他发现一样东西在向前移动。他想报告，但又怕弄错，让人家耻笑，说他连一块烂木头也看不出来。就在这时传来了舰长的声音：“右舷15度发现潜望镜。”他命令全舰作一级战斗准备。原来这是一艘靠近苏联领海的敌潜水艇。铁木申担心因为没有及时报告而挨批评，但指挥员并没有责备他，而是要他加强监视。此时，铁木申想到，他们的巡逻艇可能被击沉，只要敌人的“鱼雪一放，老太太等儿子回去就成了一场空”。他怕自己就这样无缘无故葬身海底，但又自我安慰：“你不是第一个，也不是最后一个。”敌情已上报舰队，数十个观察站町着敌人的潜水艇，数十枚火箭对准这个水域。最后，在铁木申他们监视下，敌潜艇离开了国境线，朝公海溜去。
    返航时铁木申受到了表扬。这时他在想：“当水兵们听到战斗警报时，鲍利斯在干什么呢？”“为什么和他（鲍利斯）同年龄的人要多淋些雨雪，多过些担惊受怕的不眠之夜呢？”他便问阿发那西也夫：“你认为那些逃避兵役的伙伴们能捞到什么便宜吗？”中士回答他说：“这种人‘为数不多’，这些为数不多的人想在生活中抄近路，可是实际上，‘真正的距离要长得多’…”
    巡逻艇在返回基地。铁木申又看到一只海浪上的花圈。这是其它战舰献的花圈，
    ①鲍利斯的爱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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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充
    传
    复旦大学历史系学员陆晓松
    王充，是东汉前期杰出的唯物主义思想家。他花了三十多年心血编写的哲学著作《论衡》，闪烁着批判的战斗光芒。特别是其中《问孔》《刺孟》两篇文章，犹如利剑般地直刺孔孟，向孔孟之道勇敢地进行了挑战，至今还保持着生气勃勃的战斗精神。
    冲出太学走向社会
    王充，字仲任，会稽上虞人。他诞生那年，是汉光武帝建武三年，即公元二七年。当时，刚刚从衣民大起义的血泊中建立起来的东汉王朝，集中代表了豪强地主阶级的利益。惊魂未定的封建统治者，迫不及待地把儒家经学跟谶纬迷信揉合在一起，作为稳定大地主阶级统治的思想武器。他们一面办起太学，提倡尊孔读经；一面宣扬符命图谶，装神作怪，大搞宗教迷信。就在同这股妖气弥漫的反动思潮的搏斗中，王充开始了自己的生活道路。
    王充出身比较低微，祖先曾以农桑为业，同当时的豪强门阀有矛盾。王充的祖父在世时，家住会稽阳亭，由于和豪族地主结下怨仇，全家被迫迁居到钱塘，以经商为生。到父亲王诵时，又因为得罪豪家恶霸丁伯，不得已再次搬家到上虞。豪强地主的逼迫，使王家的家境渐渐败落，生活越过越困难。这样的家庭出身，给王充的思想打上了深深的阶级烙印。
    王充是从当时迂瘸的儒生营垒中冲杀出来的一名斗士。他八岁入书馆读书，读的是《论语》、《尚书》那一套儒家“经典”。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王充对这一套越来越感到厌倦。大约二十岁左右，他怀着强烈的求知愿望，告别亲友，一肩行李，跋山涉水，只身来到京都洛阳，跨进了当时所谓儒学大师班彪主持的太学。
    但是，太学的读书生活，很快就使王充心灰意冷。当时洛阳奢集着成千上万钻营名利、死样怪气的太学生。他们穿着宽大的儒服，戴着高高的帽子，开口“先王”，闭口“圣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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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读经和造谶当作升官发财的捷径。学习内容呆板、烦琐，经书典籍上的字只能注不能批，博士先生说的话只准听不准驳。青年学子读经，根据“笃守师法”的原则，直到头发斑白，只许在一部经书里翻筋斗。为了注释经书上一个字，那些儒生可以死钻牛角尖，熬白头发，写上上百万字的废话。从这样的学堂里培养出来的，尽是些抱残守缺，什么真方实学也没有，只会吹牛拍马、到处钻营的利禄熏心的政治骗子。
    王充目睹这些迂腐的儒师，枯燥的经书，僵死的教条，感到十分厌恶。他同那些世俗儒生迥然不同。他喜欢博览群书，从来不拘守儒家的章何旧法，而且他很有思想，擅长辩论，善于分析研究问题。王充不愿意将自己禁锢在沉闷的太学内，沉溺于烦琐的经书中，决心杀出校门，深入社会，到实际中去学习。
    社会是广阔的课堂。年轻的王充走向洛阳街头，一面了解民情风俗，一面认真学习。他家贫无钱，买不起价格高昂的竹帛书简，于是就带一点干粮，来到街坊书肆。那些无人问津、积满尘埃的诸子百家著作，引起了他极大的兴趣。他贪婪地阅读，细心地推敲…不管是烈日炎炎的酷暑，还是寒风凛列的严冬，王充持之以恒，刻苦学习。就这样，王充开始了终生从事的理论批判工作，对于以往的各种学派和思潮，他都来一番订真伪、辨虚实的分析研究工作。
    在对诸子百家的著作进行比较鉴别中，王充既绝望于儒家经学，就从法家思想中吸取养料。当他读了《商君书》后，连声称攒商鞅“富民丰国，强主弱敌”的业绩。读了《韩非子》，更是深有体会地说：“秦始皇读了韩非的书，曾感叹说：‘我恨不得能得到韩非，同他在一起。’韩非的文章真是明白流畅，他的论述也深刻有力，发人深省。”读了《盐铁论》，桑弘羊舌战群儒、栩栩如生的形象，使他深受鼓舞，并由此得出了这样一个精辟的结论：“两把刀子相割，才知道那把锋利，那把钝；两种观点比较，才看得出谁是谁非。”这些法家著作，使王充对儒法两家的生死斗争开始有了一定的理解。游学洛阳，攻读诸子百家著作，对于王充成长为当时思想上的巨人，起了重要的作用。
    当时的京都洛阳是尊儒反法、图谶迷信的大本营，当然不会容许王充这个离经叛道的太学生有立身之地。王充在洛阳耽不下去了，只好告别京都，回到了阔别多年的故乡。在会稽家居的岁月里，王充先后做过几次小官，不过大都是官府的普通随员或者考核政绩的官员之类。王充本想借助于一官半职做点有益的事，但是，黑暗的社会现实砸碎了他的幻想。他遭受的是官府豪绅们的打击和排斥。他被迫辞职还家，把自己的主要精力转到教书和著作活动上。从此，王充开始更广泛地接触社会，更深入地钻研学问，凡是民间风俗、传说异闻、天文地理、医药卫生、昆虫草木等各方面的知识，王充都加以搜罗整理，分析研究。广泛的社会调查，扩大了王充的眼界，增长了他的才干，使他学到了许多书本上无法学到的知识。这为王充唯物主义自然观和无神论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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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刺孔孟的两把利剑
    在上虞家居的王充，在艰苦的环境中，孜孜不倦地开始了《论衡》的写作。当时正是汉明帝永平年间，王充三十多岁，年富力强，精力充沛。他拿起锐利的笔，奋笔疾书，猛烈地抨击孔孟之道，写下了闪烁着战斗光芒的篇章一《问孔》、《刺孟》。
    驳斥和洁问孔孟，这在当时需要有多大的勇气呵！在东汉，孔丘是不可非议的圣人，儒家的经典谁也碰不得。汉代的儒家之徒在反动的孔学的熏陶下，养成一身虚伪而又阴险的看家本领。他们是一伙两面三刀的骗子。他们奉孔丘及其经典为进身之阶，一味崇古，死心塌地尊孔，孔丘的每句话每个字都不能怀疑，只准死钻牛角尖，不许提一个非难的问题。谁违背这个王法，谁就是大逆不道，罪该万死！有一件事，王充还是记忆犹新的。不久前愤恨而死的桓谭，就因为对孔丘不大尊敬，极力抵制谶纬，被蒙上“非圣无法”的罪名，差点惨遭杀身之祸。王充思绪起伏，心潮汹涌：为什么圣人不可非？为什么孔丘批评不得？王充在《问孔》篇里，用锋利的笔陈述了对孔丘非批不可的道理。他一针见血地指出：孔子说过的话，许多地方上下相违背，他写的文章前后也有许多抵触，不可能都阐述得很确切，何况他仓捉成言，怎能都对呢？因此，追问孔子，于道义有什么损害！抨击孔子的错话，于道义又有什么违背！王充这番义正辞严的声讨，有力地驳斥了“非圣无法”的谬论。
    紧接着，王充首先用大量的生动事例，用形式逻辑的论证方法，拆穿了孔丘言行的虚伪和前后自相矛盾，尖锐地批判了东汉儒生虚伪而腐朽的社会风尚。他举了一个人所共知的例子：孔门大弟子颜渊死了，孔子当着学生的面，眼眶都哭肿了。学生怕老师伤心过度都来劝说，孔子眼泪鼻涕一大把地嚷道：“我不哀痛颜渊，还哀痛谁呢？”可是，颜渊父亲请求孔子把坐车卖掉买个外棺给颜渊下葬，孔子却死也不肯，说：“我是大夫，出门不能步行。”事后，他还对别人说：“我儿子孔鲤死也没给他买外棺，何况颜渊是外姓人，还能替他买吗！”请看，孔丘这个言行不一、出尔反尔的两面派的形象不是跃然纸上吗？孔丘同一切政治骗子一样，把说假话，要两面派，当作做人的诀窍。
    还有一次，佛肸（音夕）请孔子去做官，孔子拔脚就走。子路很不满，责问孔子：“你说过：‘君子不到做坏事的人那里去’，佛肸背叛他的君主，你为什么还要去？”孔子承认讲过这话，但又狡辩：“我难道象个匏瓜，挂在那里不吃饭吗？”王充责问：孔子既不承认自己以前的话是错的，又没有解释佛肸没有做坏事，光靠狡辩能驳倒子路的诘问吗？王充揭露了孔丘周游列国的目的，除了是为实现自己的反动政治主张外，还是为了当官混饭吃。孔丘表面上说：“我把富贵看得象浮云一样。”实际上是一个利禄熏心，三个月不做官就急得象掉了魂似的无耻之徒。因此，王充认为孔丘只是个凡夫俗子，不能称为“君子”，更不是什么“圣人”。
    在王充的笔下，孔丘不仅是言行不一的两面派，生活上也是一个虚伪而无耻的家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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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充揭发了“孔子见南子”的真相：孔子跑到卫国以后，为了巴结卫国国君，拜托门路，晋见了卫灵公夫人南子，拜倒脚下，丑态百出。连学生子路也觉得不是味儿，很不高兴。孔子为了掩饰自己向南子献媚的丑态，蹬着双脚对天发誓：“我如果做了亏心事，天不容我！天不容我！”王充指出：从来没有因天不容而死的人，孔子的自我辩解不可能消除子路的怀疑。孔子用这种方法来证明自己不作卑鄙的事，这跟市并无赖为了辩解嫌疑而向老天爷赌咒发誓，有什么区别呢？王充以辛辣的笔触，嘲笑了孔丘是个卑鄙无耻的政治骗子。
    《问孔》篇的批判锋芒，还指向了儒家唯心主义的天命观。王充用孔丘自已前后自相矛盾的话，驳斥了所谓“死生有命，富贵在天”的反动说教。据《论语》记载，有一次，孔子说：“子贡不接受天命的安排而去做生意，依靠他的投机买卖的才智手段多次得到成功。”王充抓住孔丘这句话，狠狠地追问道：人的富贵贫贱究竟在“天命”还在人的“才智”？如果在“天命”，那么即使运用“才智”也没用，相反，如果在人的“才智”，那么孔子说子贡不受“天命”，胡扯“富贵在天”，又有什么意思呢？王充公然申明：所谓“天”，是自然的天，它没有意志，不能有所作为；说天有意志，那就不是自然的天。王充这种朴素唯物主义的天道观，继承了先秦法家的杰出代表荀卿的唯物主义思想，是对儒家唯心主义天命论的有力批判。
    除了大胆斥责孔丘外，王充还拿起笔作刀枪，猛刺孔家店的二老板一孟轲。著名的《刺孟》篇，是《问孔》篇的继续。它重点批判了孟轲神秘主义的天命论和反动的君权神授思想，揭露了所谓“五百年必有王者兴”的历史循环论的欺骗性。孟轲继承了孔丘的天命论，大肆宣扬“君权神授”、“天人合一”的反动思想，胡说什么：“每过五百年一定会有英明的帝王出现，其间一定会有闻名于世的人产生出来。”这个复辟狂还大言不惭地吹牛：“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王充用上古的历史事实证明：“王天下”并不以五百年为周期，从帝喾（音酷）到尧、舜、禹、汤，都是“继踵而兴”的，不是以五百年为周期；而从周文王至孟轲，前后七百年，却并没有出现一个“圣王”。正反两方面的事实都证明孟轲讲的不是事实，完全是胡说八道！王充幽默地讽刺说：“孟子把五百年作圣人的期限，但五百年到了，天并不降生圣人，而孟子还是相信它，可见孟子并不知道老天。”王充揭露了孟轲抛出“五百年必有王者兴”的谬论是为了妄图实现他自已称王称霸、恢复“先王之道”的政治野心。他不安心留在齐国，到处钻营，一心一意想当“平治天下”的大圣人，可是本领又没有，整天靠吹牛皮、搞阴谋过日子，真是卑鄙无耻到极点！王充在《刺孟》一文中刻划了孟轲这个“亚圣”的腐朽、反动的虚伪本质和丑恶面目。
    王充的《问孔》《刺孟》，是联系东汉当时现实批孔的典范，是当时批判孔孟之道的杰出檄文。王充敢于讨伐孔孟，对汉代的儒家之徒无异是当头棒喝，沉重打击了当时尊孔复古的反动思潮。
    但是，王充对孔孟的批判不免有形式主义的缺点。他还不可能正确认识当时思想战线上儒法两家路线斗争的实质。因此，他一方面尖锐地批驳孔孟，一方面又写了《非韩》这篇反驳韩非法家思想的文章。归根到底，这是由于他不能把儒法论争提高到两条路线斗争的高度上来认识。这种形式主义的批判方式，使得王充的批判虽然辛辣地嘲笑了反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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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孔孟之道，但机智多于深刻，不能一击即制其死命。这是王充的阶级局限性和历史局限性所造成的结果，是我们不应当苛求于前人的。
    反对鬼神迷信宣传无神论
    公元七九年，王充五十三岁这一年，汉章帝在洛阳白虎观召集了一个儒家经籍讨论会。一批钻营利禄的儒生和投靠阀阅的清客，吵吵闹闹，雀噪蛙鸣，妄图拼凑一套庞杂的儒家神学体系，维护汉王朝的封建统治。会后，由儒生班固编纂的《白虎通义》，在露骨地宣扬“三纲五常”的同时，极力倡言图谶灾异、阴阳迷信。比如，它竭力宣扬：天下所以发生灾变，是因为老天对地上的统治有意见，警告它改过自新，所以，打雷闪电是“雷公”击动天鼓，斥责人问统治；雷电击杀人是上天惩罚一些人的罪孽。如此等等。《白虎通义》的出笼，是继董仲舒“独尊儒术”之后所掀起的又一股更加乌烟瘴气的尊儒反法逆流。就在这谶纬迷信甚嚣尘上的时候，王充从当时的自然科学中，找到了反对宗教迷信的思想武器。有一次，社会上到处流传：零陵有个名叫傅宁的女子的家里，忽然长了五棵灵艺草。一批儒生、官吏纷纷向皇帝奉承拍马：“汉德丰雍，瑞应出也。”儒生、官吏们更起劲地用喜降甘露等等牛皮向皇帝奉承拍马，似乎牛皮能掩盖住民不聊生的社会危机。“全是胡说！”王充毫不含糊地驳斥了这些无稽之谈。他根据多年的实践调查和渊博的科学知识，清楚地指出：灵芝草不过是一种植物，只要土壤气候适应它的生存，就会生长出来。这与现实的政治制度没有任何关系。王充明确地指出：“天是无知的，不会因为皇帝治世有道而降下灵芝、凤凰之类的东西来。”
    还有一次，邻人告诉王充：最近打雷击毙了五只羊。一群儒生乘机宣扬这是羊触犯了雷神，还借题发挥说，人要是触犯了天，也要毁身送命。王充立即驳斥说，这都是“虚妄之言”！他曾经仔细观察了雷电击死人的情况，发现死人头发烧焦，皮肤灼坏，因此断定：雷电就是火。于是他反问：“上天如果真的借雷发怒，来申斥和惩罚暴君和坏人，那么，古今的暴君坏人那么多，他们为什么不被雷电击死呢？上天又究竞在那里呢？”王充正是在同神秘主义的“天人感应”思潮的斗争中，有力地驳斥了儒教的殲纬迷信，发展了唯物主义的自然观。
    无畏的王充不怕天，不怕神，也不怕鬼。当时社会上流传：春秋时吴王夫差杀了忠臣伍子胥，将他的尸首煮烂装在皮袋里摔进了钱塘江。伍子胥的鬼魂愤愤不平，经常鼓动江水，掀起波涛，发泄他的怨恨，这就形成了钱塘江潮。王充直截了当地拆穿了这个荒唐无稽的故事。他说：“伍子胥的鬼魂如果真有这么大的神通，吴王在煮他的时候，他就应该把本领施展出来。为什么他那时束手待缚、一筹莫展，非得直到被抛进大海以后才能大显神通呢？”王充在同种种鬼神迷信的斗争中，进一步发挥了关于人类生命的唯物主义观点。他认为，人之所以生存，靠的是“精气”。能够制造精气的是血脉。人一死，血脉就干了，精气也灭了，身体就腐朽、化为尘土了，哪里有什么鬼？这种精辟的观点，是王充无神论思想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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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系的理论基础之一。
    在鬼魅魍魉横行的东汉社会里，王充写了大量宣传无神论的唯物主义著作，尖锐地批判了从董仲舒到《白虎通义》胡诌的鬼神世界，在战斗中成为汉代杰出的无神论者。
    晚年的战斗
    主充的晚年生活极端贫困潦倒。他举目无亲，贫无-一亩庇身之地，穷得常常无米下锅，加上年迈体衰，生活上的困难是可想而知的。但是，他斗争的锐气不减当年。他克服重重困难，孜玫不倦地写作，继续批判反动的孔学利那些无耻的儒家之徒。
    王充在六十岁时曾一度应扬州刺史董勤的聘请，担任“从事”，后因经常提意见，好批评，得不到上司的赏识，被降为“治中”。六十二岁时，他干脆辞职回家，从事写作编书的工作。他回顾了几十年来的战斗历程，开始清理一篇篇的战斗檄文，把它们整理成书。王充决定把书名叫做《论衡》。他解释说：“《论衡》者，所以铨轻重之言，立真伪之平。”就是说，他要通过这部书来分辨真假、判别是非。王充要系统批驳那些虚假骗人的“伪书”、“俗文”，彻底清算他深恶痛绝的孔孟之道。
    正当王充在家夜以继日编纂《论衡》时，汉章帝派使者来找王充，要他到洛阳做官。王充不愿再入仕途，托病未去，他要把自己的最后精力用来完成编纂工作。年近七十的王充，以坚韧不拔的精神，整理好了有八十四篇文章、二十多万字的《论衡》。他还特地写了一篇自传性的文章《自纪》，总结了自己战斗的一生，阐明了编纂《论衡》的目的。此外，他还整理了《讥俗》、《政务》等著作，写了一部题名《养性》的医学书，可惜这些著作都失散了。
    公元九六年（汉和帝永元八年），这位古代伟大的唯物主义思想家因为贫病交迫，与世长辞了，时年七十一岁。
    近两千年来，《论衡》以它交相辉映的篇章，表现了当时历史条件下我国唯物主义的成就。特别是《问孔》、《刺孟》这两篇战斗檄文，在古代反孔斗争史上写下了光辉一页。正因为如此，《论衡》在当时就遭到禁止，只能以手抄本的形式秘密流传。直到一千年后，才有人在某地深山发现它的抄本，把它刊印公布于世。历代的封建统治阶级及其卫道士，把王充及其《论衡》视为洪水猛兽。宋朝有个专门编了蒙学读物《三字经》宣扬孔孟之道的反动儒生王应麟，大骂《论衡》“此书非小疵也”！他还恶狠狠地引用别人的话大骂王充是“名教之罪人”。明朝的胡应麟惊呼：《问孔》、《刺孟》等篇“不足以赎其横议之罪”。清朝乾隆皇帝读了《论衡》后惶恐地说：孔孟是“千古圣贤”，怎么好问，怎么能刺？斥责王充犯了“非圣无法之诛”的大罪。但是，与这一切恶言毒语相反，王充受到许多进步思想家的赞扬。近代资产阶级革命家章太炎，就攒誉王充“不避上圣”，是汉朝仅有的一个人。王充是汉代杰出的唯物主义思想家。封建统治者及其卫道士的诽谤与咒骂，掩盖不了王充的先进思想的光芒。直到今天，王充批判孔孟之道的战斗篇章还闪烁着不朽的光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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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ー九七四年
    第七期
    总第十一期
    ◆
    ×UE><I YU PIPAN
    上海学习与批判杂志编辑部编
    上海人不女於法出版
    (上停义旦大学)
    (上海冒兴路5号)
    上海市报刊发行处发行
    上海新华印刷厂印刷
    代号：4一102
    一九七四年七月十八日出版
    定价：0.25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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