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读点…
    二0一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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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题记
    《读点…》
    读点什么？环顾四周，已然成了读书的落伍者。
    “新的”，就一定超越了“老的”？未必。“与时俱进”，还是“沉渣泛起”？没准！
    那就仍然读点“过气”的吧。
    于是，就有了“读点马恩”、“读点列斯”、“读点毛著”、“读点鲁迅”…
    读了，就不免摘点、写点，可是不登经院之堂，亦无名利之虑，还是网上热闹，就上那儿去罢。
    前些年，陆陆续续写了些，发了些。这些天，忽然想到选一些，编一些，所谓“敝帚自珍”也。
    于是，就有了这本《读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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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篇目
    壹：读点马恩
    一、“决定性的反作用”一一唯物辩证法的一个基本概念…2
    二、关于恩格斯的“否定之否定”一一简答某网友问…10
    三、对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的初步理解…13
    附录：对上文的讨论…17
    四、扬弃，还是消灭？这是个问题…
    18
    附录：对上文的补充
    21
    五、由房价的居高不下，想到恩格斯的《论住宅问题》
    23
    附录：网友们的讨论
    31
    六、悲剧·笑剧·英雄·小丑
    一一马克思的这段话究竟有何深意？
    34
    七、马克思为什么说“我不是马克思主义者”？…37
    八、不读马恩列斯，侈谈共产主义一一扯蛋！…41
    九、《哥达纲领批判》观照下的某个《决定》
    45
    十、俞可平是怎样曲解和伪造马克思原话的？…54
    十一、某些公知是如何玩弄
    “词源学上的把戏”搞诡辩的？…64
    十二、评韩毓海的“回到马克思”…72
    十三、爱因斯坦说过《自然辩证法》是“疯人之作”吗？…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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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续点…
    贰：读点列斯
    一、《资本论》和黑格尔辩证法
    81
    二、谈谈对共产主义的一种庸人式理解
    84
    三、列宁有关真理标准两句话的真伪…87
    四、经济危机怎样才会导致革命？
    93
    五、列宁有关“泰罗制”的论述及几点启示…99
    六、必须十分重视理论斗争的意义
    102
    七、一青年撰文终结《共产党宣言》是抄袭之作闹剧
    108
    附录：上文的余波…
    113
    八、“落后就要挨打”是个伪命题吗？
    一一评孔庆东的一个说法
    117
    九、斯大林说过“反革命越搞越多”吗？…122
    十、斯大林提出过这个口号吗？
    126
    十一、谈谈对斯大林两个口号的批评
    128
    十二、斯大林的列宁主义定义“不全面”吗？…135
    十三、共同富裕的前提和核心，是对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
    139
    附录：斯大林时期苏联的消费品物价
    (1947年和1953年对比)
    145
    叁：续点毛著
    一、毛泽东放弃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提法…147
    二、“窑洞对”是毛泽东的原话原意吗？…161
    三、评《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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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篇目
    3
    四、严重质疑《毛泽东文集》…174
    五、一篇伪造的所谓“毛泽东文稿”
    181
    六、逢先知应该出来说清楚了
    190
    七、评《毛泽东箴言》…195
    八、《毛泽东选集》引用的斯大林著作(1956年前)…204
    九、不识“与人”，妄谈批判；篡改“奋斗”，丧尽理性
    一一斥郭世佑之流…
    218
    附录：对上文的探讨…
    222
    肆：读点鲁迅
    一、鲁迅，从革命民主主义到共产主义.............................226
    二、还是杂文时代，还要鲁迅笔法…237
    一、卅年一觉共富梦，换得飘渺复兴名…238
    二、饮水思源以后，再喝一口脏水！
    ……241
    三、说说“领头羊”这个词儿
    …243
    四、由央视记者逢人就问“你幸福吗？”
    想到《打听印象》…
    247
    五、也说今年的高考语文试题
    250
    六、孔夫子已然“尊”了，接下来该是“读经”了…253
    七、由一首歌中的一个人名被改，
    想起了鲁迅先生笔下的阿Q…
    256
    八、“二桃杀三士”与“绩效考核制”…258
    九、卖淫嫖娼乃男人进化的颇高阶段
    261
    十、“双十节”的由来和《双十怀古》…263
    十一、台媒记者的“铁丝穿鼻”和
    日媒记者的“铁丝穿手”…
    2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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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读点…
    十二、今天的我们，总不能连
    七十多年前的小学生都不如吧？…272
    十三、由“将心比心”想到胡适的
    “反过来征服中国民族的心”……275
    十四、由“识别区”想到“阿拉宁得侬”…278
    十五、“依法开枪”和“子弹出膛”…281
    十六、南周，原来就是大观园里的焦大也…283
    十七、奉劝某某网友：别干这种无聊事了
    285
    十八、建议教育部门将梁实秋先生的
    一篇经典文章编入中学语文课本…287
    十九、紧急撤销俺的“将梁实秋先生的
    一篇文章编入中学语文课本”的建议e04e。。。0290
    二十、“淡化政治”的梁实秋与
    “晦涩难懂”的鲁迅……295
    结语、从“淡化政治”到“淡化深刻”
    一鲁迅先生又交“华盖运”…
    299
    三、鲁迅先生谈如何撰写辩论之文…301
    四、鲁迅先生怒骂、痛骂日本侵略者…304
    五、鲁迅先生怒批、痛批独夫民贼蒋介石
    320
    附录：鲁迅人身受通缉、文章遭删改、著作被查禁概况…331
    伍：读点哲学
    一、“积木式机床”的哲学
    334
    二、生态系统问题实质上是一个生产力问题
    338
    三、对碳排放和气候变暖因果关系的哲学思考
    340
    四、“国家”一词的两种含义一一黑格尔的启示…3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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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篇目
    五、公有制经济和私有制经济能够
    长期共存、共同发展吗？
    348
    六、对“群众运动”的一些思考
    352
    七、意识·思想·理论一一对几个哲学概念的咬文嚼字
    357
    八、和“唯×论者”谈谈“物”一一关于哲学基本问题
    362
    九、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附本人的若干说明)…372
    十、真理标准与逻辑证明、几何公理、实用主义…395
    十一、关于真理有无阶级性的一个逻辑问题…400
    陆：续点历史
    一、“愚昧无知”是一“耻”吗？
    409
    二、“大同”和“小康”，孰优孰劣？
    414
    附录：“小康”一词的两个含义
    00年000年
    417
    三、“中华民族复兴”口号源流考略
    418
    附录：李慎明“剽窃”俺的中国梦考据成果
    427
    四、什么是民族主义？一一答网友问
    432
    五、评美国之音的一篇奇文一一《新华社删改习近平讲稿》…434
    附录：就上文答网友
    438
    六、这副对联有点怪一一有感于某领导念对联
    440
    七、何谓“句读”？
    442
    八、“等级授职制”究竟是什么意思？…
    444
    九、国旗上的五颗星代表的是什么？…447
    附录：也有支持刘、张的
    450
    十、“少奇同志”死而复生修订《论修养》
    4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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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读点…
    十一、特色为托派翻案“三部曲”…457
    十二、问问韩三平：蒋经国“跟德国人打过仗”吗？…463
    十三、叶永烈妙笔生花，三万人瞬间饿死…465
    十四、受顶层青睐的袁腾飞和他的“挺靠谱”的“历史”…468
    附录：奇文共欣赏…486
    柒：读点社会
    一、《佛眼看毛泽东与当代中国》及其他…489
    二、从“前苏联”说到“新中国”
    一一一个百思不得其解的问题
    492
    三、从“新中国”说到“梦中国”
    一一一个令俺豁然开朗的答案
    495
    四、一个中学生的“中国梦”
    一一大家看看是不是有点意思？
    498
    五、“坑绷拐骗”抑或“坑蒙拐骗”？
    501
    六、说造谣，道造谣，谣言本是歹人造；
    自从出了“总经理”，十句倒有九句谣！
    503
    七、“知识越多越反动”就是“四人帮”说的！
    507
    八、读《金瓶梅》而生效法心者，乃禽兽耳！
    509
    九、摩根士丹利学习中国“先进经验”
    511
    十、根本就没有“一人一票”这回事儿
    一一世界各国选举制度纵观…514
    十一、说说中国红十字总会的姊妹一一中华慈善总会
    519
    十二、轻松一下一一欣赏一个“××院办公厅”文件
    5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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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点马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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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决定性的反作用”唯物辩证法的一个基本概念
    红中网易水寒网友的《关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另类思考》，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又反过来影响经济基础”，这个结论似乎被许多人接受。但仔细琢磨，“决定”的还是经济基础，毕竟“影响”较于“决定”要低一个等级。…如果经济基础能决定上层建筑，那么社会的发展就应该是直线的正积累方式。如果上层建筑的“影响”足以摧毁经济基础，那就不是“影响”，而是“决定”了。都相互“决定”了，还有意义吗？
    的确，对于历史唯物主义的根本原理，也就是社会基本矛盾内在的相互关系，人们通常这样来表述：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而生产关系又反作用于生产力：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而上层建筑又反作用于经济基础。在一般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哲学词典和众多的专著、论文中，都是这样概括的。
    这样的概括对不对？应该说是对的，但是，如果再进一步探究下去，就会发生这样的问题：是否生产关系、上层建筑的反作用只是消极的、被动的呢？是否这种反作用，在任何时候都不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呢？或者说，这种反作用与生产力、经济基础的决定作用相比，是否要低一个等级呢？
    这里，就涉及到唯物辩证法的一个基本概念，即生产关系对生产力、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在一定条件下的“决定性的反作用”。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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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点…
    3
    “决定性的反作用”的概念，并不是我们杜撰的，而是马克思首先提出来的。他在《资本论》中谈到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相互作用时指出：
    从直接生产者身上榨取无酬剩余劳动的独特经济形式，决定着统治和从属的关系，这种关系是直接从生产本身产生的，而又对生产发生决定性的反作用。但是，这种由生产关系本身产生的经济制度的全部结构，以及它的独特的政治结构，都是建立在上述的经济形式上
    的。D(《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下]第891页)
    可见，马克思一方面肯定了生产力对生产关系的决定作用，另一方面又确认了生产关系能够对生产力“发生决定性的反作用”。在《剩余价值理论》一书中，他还从更广泛的意义上，把包括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中人与人的所有关系和职能，都确认为是能“对物质生产发生或多或少是决定的作用”的：
    人本身是他自己的物质生产的基础，也是他进行的其他各种生产的基础。因此，所有对人这个生产主体发生影响的情况，都会在或大或小的程度上改变人的各种职能和活动，从而也会改变人作为物质财富、商品的创造者所执行的各种职能和活动。在这个意义上，确实可以证明，所有人的关系和职能，不管它们以什么形式和在什么地方表现出来，都会影响物质生产，并对物质生产发生或多或少是决定的作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1]第300页)
    这种“或多或少是决定的作用”，就是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中人与人之间的经济、政治、思想、文化等关系，在一定条件之下对生产
    ①文中的粗体或黑体都是我用的。下同。一一作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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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点马恩
    力发展的“决定性的反作用”。这无疑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相互关系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个基本概念。
    对此，恩格斯也做过多次论述。比如，他在《反杜林论》中指出：
    生产资料的扩张力撑破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加给它的桎梏。把生产资料从这种桎梏下解放出来，是生产力不断地加速发展的唯一先决条件，因而也是生产本身实际上无限增长的唯一先决条件。(《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62-363页)
    所谓“把生产资料从这种桎梏下解放出来”，就是变革旧的生产关系、建立新的生产关系，恩格斯认为，这对“生产力不断地加速发展”来说，是“唯一先决条件”，也就是有着“决定性的反作用”。
    1890年9月，恩格斯在致约·布洛赫的一封著名的信里，同样肯定了上层建筑的各种因素“在许多情况下”，即在一定条件下，对经济状况和历史斗争形式的决定性的反作用：
    根据唯物史观，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无论马克思或我都从来没有肯定过比这更多的东西。如果有人在这里加以歪曲，说经济因素是唯一决定性的因素，那么他就是把这个命题变成毫无内容的、抽象的、荒诞无稽的空话。经济状况是基础，但是对历史斗争的进程发生影响并且在许多情况下主要是决定着这一斗争的形式的，还有上层建筑的各种因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695-69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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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点…
    5
    列宁和斯大林继承、发展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这一重要思想，在阐述社会革命和经济发展等问题时，也反复论述和坚持了生产关系、上层建筑对生产力、经济基础在一定条件下的“决定性的反作用”。比如：
    在各资本主义国家和资本家阶级分崩离析的时候，在他们处于绝望和危机的时候，只有这个政治因素能起决定作用。少数和多数、民主和自由这些空洞的词句，不管旧历史时期的英雄们怎样强调，现在都起不了什么决定作用。这里起决定作用的是工人阶级的觉悟性和坚定性。如果工人阶级准备作出自我牺牲，如果工人阶级表明它能竭尽全力，那就可以完成任务。一切都为了完成这个任务。工人阶级的决心，它实现自己‘宁死不屈’口号的坚定意志，不但是历史的因素，而且是起决定作用的、能夺取胜利的因素。”(《俄共（布）第九次代表大会文献(1920年3一4月)》，《列宁选集》第4卷第120-121页)
    政治同经济相比不能不占首位。不肯定这一点，就是忘记了马克思主义的最起码的常识。…全部问题就在于（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看，也只能在于)：一个阶级如果不从政治上正确地处理问题，就不能维持它的统治，因而也就不能解决它的生产任务。(《再论工会、目前局势及托洛茨基和布哈林的错误》(1921年1月25日)，《列宁选集》第4卷第407-408页)
    说生产关系在社会历史中的作用只是束缚生产力发展的阻碍作用，这是不对的。当马克思主义者讲到生产关系的阻碍作用时，他们所指的并不是任何生产关系，而只是已经不能适合生产力发展、因而阻碍生产力发展的旧生产关系。但是，大家知道，除了旧生产关系以外，还有代替旧生产关系的新生产关系。可不可以说，新生产关系的作用归结为阻碍生产力的作用呢？不，不可以。恰恰相反，新生产关系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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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点马恩
    这样一种主要的和有决定性的力量，正是它决定生产力进一步的而且是强大的发展，没有这种新的生产关系，生产力就注定要萎缩下去，如象现在资本主义国家中的情形一样。”(《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斯大林选集》下卷第585页)
    上层建筑是由基础产生的，但这决不是说，上层建筑只是反映基础，它是消极的、中立的，对自己基础的命运、对阶级的命运、对制度的性质是漠不关心的。相反地，上层建筑一出现，就成为极大的积极力量，积极促进自己基础的形成和巩固，采取一切办法帮助新制度去根除和消灭旧基础和旧阶级。(《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学问题》，《斯大林选集》下卷第502页)
    从以上所列举的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这些论述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在坚持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前提下，承认生产关系反作用于生产力、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并且在一定条件下起着决定性的反作用，是他们一以贯之的重要思想，是历史唯物主义的题中应有之义。
    对于这个问题，毛泽东在《矛盾论》中有这样一段论述：
    有人觉得有些矛盾并不是这样。例如，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生产力是主要的：理论和实践的矛盾，实践是主要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经济基础是主要的：它们的地位并不互相转化。这是机械唯物论的见解，不是辩证唯物论的见解。诚然，生产力、实践、经济基础，一般地表现为主要的决定的作用，谁不承认这一点，谁就不是唯物论者。然而，生产关系、理论、上层建筑这些方面，在一定条件之下，又转过来表现其为主要的决定的作用，这也是必须承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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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点…
    在这里，毛泽东明确指出了生产关系对生产力、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在一定条件之下”的“主要的决定的作用”，并把承认不承认这一点，作为辩证唯物论和机械唯物论的分水岭。
    当然，在这中间，“一定的条件”是相当重要的，没有这个“一定的条件”，生产关系、上层建筑就不会反过来对生产力、经济基础表现其主要的决定的作用。
    这也就是说，生产力对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的“决定作用”，是绝对的、无条件的：而生产关系对生产力、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决定性的反作用”，是相对的、有条件的。那么，这种条件有哪些呢？毛泽东接下来就作了概括的说明：
    当着不变更生产关系，生产力就不能发展的时候，生产关系的变更就起了主要的决定的作用。当着如同列宁所说‘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的时候，革命理论的创立和提倡就起了主要的决定的作用。当着某一件事情（任何事情都是一样）要做，但是还没有方针、方法、计划或政策的时候，确定方针、方法、计划或政策，也就是主要的决定的东西。当着政治文化等等上层建筑阻碍着经济基础的发展的时候，对于政治上和文化上的革新就成为主要的决定的东西了。
    这里说的“不变更生产关系，生产力就不能发展”、“政治文化等等上层建筑阻碍着经济基础的发展”等情况，就是生产关系对生产力、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起“决定性的反作用”的条件。“一切以条件、地，点和时间为转移”（斯大林）。离开了这个一定的条件，片面地强调或者夸大生产关系对生产力、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决定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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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点马恩
    用”，就会堕入历史唯心论；不承认在一定条件之下生产关系对生产力、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能起“决定性的反作用”，就会陷于机械唯物论。所以，毛泽东又进一步指出：
    我们这样说，是否违反了唯物论呢？没有。因为我们承认总的历史发展中是物质的东西决定精神的东西，是社会的存在决定社会的意识：但是同时又承认而且必须承认精神的东西的反作用，社会意识对于社会存在的反作用，上层建筑对于经济基础的反作用。这不是违反唯物论，正是避免了机械唯物论，坚持了辩证唯物论。
    这里所说的“反作用”，实际上就是马克思早就提出的“决定性的反作用”。可惜的是，在马克思之后，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们并没有明确地把这个“决定性的反作用”作为辩证唯物论的基本概念确定下来，而只是将它视作一般意义上的反作用。所以，长期以来，在他们编撰的众多著作、论文和各种哲学教科书、哲学词典中，都没有阐述精神对物质、生产关系对生产力、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在一定条件的“决定性的反作用”的内容一一是到改变这种状况的时候了！
    当然，对这个“决定性的反作用”，需要注意三点：第一，历史唯物论认为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是就“总的历史发展”而言的，是从社会基本矛盾长期历史发展过程的总体来说的，也就是从恩格斯经常说的“归根到底”的意义上来说的。而生产关系对生产力、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决定性的反作用”，与后两者的“决定作用”相比，在性质、范围、程度上都是有差别的。
    第二，生产关系对生产力、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决定性的反作用”，仍然属于“反作用”的范畴，而不是在“反作用”之外又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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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点…
    9
    在着的另一种作用。因此，对这种“决定性的反作用”，还是必须从“反作用”的范畴内去理解，将它看作是“反作用”的一种重要表现形式。所以，不能认为这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没有区别的“相互决定”。
    第三，这种在一定条件下的“决定性的反作用”，往往突出地表现在事物发展的质变阶段，表现在事物内部矛盾的两方面地位发生转化的阶段：而在事物发展的量变阶段，则通常是一般意义上的反作用在起作用。所以，不能把这两种情况混淆起来，以为是生产关系或上层建筑在决定着生产力或经济基础，这样就会导向历史唯心主义。
    应该指出的是，这个“决定性的反作用”，同样也适用于精神和物质、意识和存在、理论和实践、政治和经济等等的相互关系。现在，有些人一看到“物质决定精神”、“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就大喊大叫什么这是“机械决定论”、“经济唯物主义”，就是否定精神、否定生产关系的作用，甚至进而攻击马克思主义。这不是误解，就是无知。
    那么，今天我们确定和掌握唯物辩证法的这一基本概念，有什么现实意义呢？有的，而且相当重要，相当关键。比如，对于阶级的政治、思想状况对阶级的存在所起的决定性的反作用，意识形态对社会发展所起的决定性的反作用等问题，对于“经济建设中心”论、“和谐社会”论、“民族复兴”论等提法，根据意识对存在、生产关系对生产力、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在一定条件之下具有决定性的反作用的原理去分析，就能更深刻地揭示它们的真实关系和本质。当然，这需要专门的论述，这里就不展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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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关于恩格斯的“否定之否定”
    ——简答某网友问
    问：
    有人否定恩格斯阐述的“否定之否定”规律，而代之以“肯定、否定、肯定、否定…”，这有道理吗？
    谈话原文如下：
    没有什么否定之否定，肯定、否定、肯定、否定…事物发展，每一个环节，既是肯定，又是否定。奴隶社会否定原始社会，对于封建社会，它又是肯定，封建社会对奴隶社会是否定，对资本主义社会又是肯定，资本主义社会对封建社会是否定，对社会主义社会又是肯定。
    答：
    否定之否定规律，源自黑格尔辩证法，经马克思、恩格斯改造，成为唯物辩证法的一条基本规律，主要是反映了事物发展的螺旋式上升的客观过程。否定之否定不是简单地回到原来的肯定阶段，而是通过对旧事物的“扬弃”，使事物有了质的变化，前进了、发展了、达到更高阶段了。而“肯定、否定、肯定、否定…”一说，则把事物的发展看成是“按直线式进行的”，所以是不正确的。
    再来进一步分析一下这段话：
    “奴隶社会否定原始社会，对于封建社会，它又是肯定，封建社会对奴隶社会是否定，对资本主义社会又是肯定，资本主义社会对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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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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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社会是否定，对社会主义社会又是肯定。”
    这是抽象的、形式上的肯定、否定、肯定，而不是具有实际社会内容的肯定、否定、肯定，也就是说，这个命题是“假”的，不是“真”的。
    唯物辩证法为什么认为奴隶社会的出现是对原始社会的否定？是因为奴隶社会用私有制代替了原始社会的公有制。当这种私有制经历了同样是私有制的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演变之后，又被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公有制所取代，这才完成了从公有制到私有制，再回复到公有制的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的实际发展过程。当然这种回复不是简单的重复，而是在更高阶段上的回复，用列宁的话说，就是仿佛又回到了出发点，但这仅仅是“仿佛”而己。这是真实的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过程。
    而所谓原始社会一一奴隶社会一一封建社会，或者封建社会一一资本主义社会一一社会主义社会，则是一种虚假的肯定、否定、肯定，因为中间的三个社会阶段都是私有制社会，其中的两个并不能与前面或后面的公有制社会形成单独的肯定、否定、肯定的发展过程。只有公有制一一私有制一一公有制才是一个完整的、实际上存在的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过程。
    那么，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可不可以认为是一种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的关系呢？可以，但这是另一种意义、另一种范围的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比如，不同形式的私有制在剥削者与劳动者的相互关系上，就形成了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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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点…
    这就是从奴隶社会奴隶主对奴隶的“生死予夺”，到封建社会农民对地主的“人身依附”，再到资本主义社会资本家对工人实行的“饥饿法则测”的演化过程。“生死予夺”和“饥饿法则”，实质上都是剥削者对劳动者生与死的直接控制，但后者显得要“文明”些、“高级”些，所以它对封建社会的“人身依附”来说是否定，是在社会发展更高阶段上对奴隶制的回复，也就是否定之否定。
    这个问题其实并不复杂，恩格斯早在《反杜林论》里就说得十分清楚了。他以大麦粒为例：
    …如果一颗大麦粒得到它所需要的正常的条件，落到适宜的土壤里，那么它在温度和湿度的影响下就发生特有的变化：发芽；而麦粒本身就消失了，被否定了，代替它的是从它生长起来的植物，即麦粒的否定。而这种植物的生命的正常进程是怎样的呢？它生长，开花，结实，最后又产生大麦粒，大麦粒一成熟，植株就渐渐死去，它本身被否定了。作为这一否定的否定的结果，我们又有了原来的大麦粒，但是不是一粒，而是加了10倍、20倍或30倍。…每一种事物都有它的特殊的否定方式，经过这样的否定，它同时就获得发展，每一种观念和概念也是如此。
    恩格斯这里讲的，是在正常条件下的正常进程，是具有实在内容、本质内容的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过程。所以，不能把任何前后相随的几个现象，都说成是肯定、否定、肯定、否定…，是直线式地发展的，也不能因此而否定“否定之否定”规律。
    正如列宁所指出的，“发展似乎是在重复以往的阶段，但它是以另一种方式重复，是在更高的基础上重复（“否定的否定”)，发展是按所谓螺旋式，而不是按直线式进行的”。(《卡尔·马克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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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的初步理解
    对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提出的“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究竟应该怎样理解，历来争论不休、众说纷纭。第一个出来“讨伐”马克思的，恐怕要数著名的杜林先生了。为此，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专门论述了这个问题。他按照马克思的本意，引证《资本论》的有关原文，并经马克思本人认可，详细解释了“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的确切含义。
    可是，一直有比恩格斯还“高明”的不少论者，能从“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中，读出马、恩所没有的各种“创新”的意思来，归根到底，无非是这样一些：个人所有制，就是私人所有制，即私有制；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就是重新建立私有制；个人所有制不仅要包括消费资料，还要包括生产资料；以往的社会主义，只强调公有制，而否认个人所有制，就是违背了马克思；现在的根本任务，就是要重新建立个人私有制，因为这才是真正的个人所有制，如此等等。
    这种种“高见”，是否正确、合理，可以见仁见智，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即这些观点只属于这些论者个人所有，和马克思没有丝毫关系。不信？那就先来看一下恩格斯是如何论述“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的，然后再看看本人对马、恩有关观点的大致归纳和初步理解吧。
    恩格斯：
    马克思是说：“这是否定的否定。这种否定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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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是在资本主义时代的成就的基础上，在自由劳动者的协作的基础上和他们对土地及靠劳动本身生产的生产资料的公有制上来重新建立。以自己劳动为基础的分散的个人私有制转变为资本主义私有制，同事实上已经以社会生产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私有制转变为社会所有制比较起来，自然是一个长久得多、艰苦得多、困难得多的过程。”这就是
    一切。
    [引者注：《资本论》德文第4版经马克思修改，所以对恩格斯的这段引文看新版有关段落更清楚（下同）：“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的资本主义占有方式，从而资本主义的私有制，是对个人的、以自己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的第一个否定。但资本主义生产由于自然过程的必然性，造成了对自身的否定。这是否定的否定。这种否定不是重新建立私有制，而是在资本主义时代的成就的基础上，也就是说，在协作和对土地及靠劳动本身生产的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础上，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以个人自己劳动为基础的分散的私有制转化为资本主义私有制，同事实上已经以社会生产为基础的资本主义所有制转化为公有制比较起来，自然是一个长久得多、艰苦得多、困难得多的过程。前者是少数掠夺者剥夺人民群众，后者是人民群众剥夺少数掠夺者。”]
    恩格斯继续说：
    可见，靠剥夺剥夺者而建立起来的状态，被称为以土地和靠劳动本身生产的生产资料的社会所有制为基础的个人所有制的恢复。对任何一个懂德语的人来说，这也就是说，社会所有制涉及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个人所有制涉及产品，那就是涉及消费品。为了使甚至6岁的儿童也能明白这一点，马克思在第56页设想了一个“自由人联合体，他们用公共的生产资料进行劳动，并且自觉地把他们许多个人劳动力当作一个社会劳动力来使用”，也就是设想了一个按社会主义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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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则组织起来的联合体，并且说：“这个联合体的总产品是一个社会产品。这个产品的一部分重新用作生产资料。这一部分依旧是社会的。而另一部分则作为生活资料由联合体成员消费。因此，这一部分要在他们之间进行分配。”这些话甚至对杜林先生的黑格尔化的头脑来说也是足够清楚的了。(《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473
    -474页)
    [引者注：《马恩选集》第2卷第141页上《资本论》德文第4版的有关内容是：“让我们换一个方面，设想有一个自由人联合体，他们用公共的生产资料进行劳动，并且自觉地把他们许多个人劳动力当作一个社会劳动力来使用。…这个联合体的总产品是一个社会产品。这个产品的一部分重新用作生产资料。这一部分依旧是社会的。而另一部分则作为生活资料由联合体成员消费。因此，这一部分要在他们之间进行分配。这种分配的方式会随着社会生产有机体本身的特殊方式和随着生产者的相应的历史发展程度而改变。仅仅为了同商品生产进行对比，我们假定，每个生产者在生活资料中得到的份额是由他的劳动时间决定的。这样，劳动时间就会起双重作用。劳动时间的社会的有计划的分配，调节着各种劳动职能同各种需要的适当的比例。另一方面，劳动时间又是计量生产者在共同劳动中所占个人份额的尺度，因而也是计量生产者在共同产品的个人可消费部分中所占份额的尺度。在那里，人们同他们的劳动和劳动产品的社会关系，无论在生产上还是在分配上，都是简单明了的。”]
    上面之所以这么详细地引用恩格斯和马克思的论述，是为了让大家能看得“足够清楚”。接下来，就试着大致归纳一下他们在“重建个人所有制”问题上的观点，也作为本人的初步理解：
    一，有两种不同的个人所有制，一种是“个人的、以自己劳动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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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础的私有制”，即全部产品，包括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都归个人所有的小生产私有制；另一种是否定资本主义私有制以后，在“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础上”，重新建立的个人所有制。
    二，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不是重新建立私有制”，也就是说，不是重新建立“个人的、以自己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
    三，这种重新建立的个人所有制，其所涉及的产品，只是消费资料，并不涉及生产资料，也就是说，“社会所有制涉及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个人所有制涉及产品，那就是涉及消费品”。
    四，在实行消费资料个人所有制的情况下，人们“用公共的生产资料进行劳动”，“产品的一部分重新用作生产资料”，“另一部分则作为生活资料由联合体成员消费”，“这一部分要在他们之间进行分配”，经分配得到的生活资料属于生产者个人所有。
    五，“每个生产者在生活资料中得到的份额是由他的劳动时间决定的”，这样，“劳动时间就是计量生产者在共同产品的个人可消费部分中所占份额的尺度”。一一这就是按劳分配，从这个意义上说，社会主义实行按劳分配，就是初步重新建立了个人所有制！
    顺便说一句：恩格斯认为，“对任何一个懂德语的人来说”，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都是不难理解的，“甚至6岁的儿童也能明白这一,点”。那么，尽管我们多数人可能不懂德语，但智商肯定高于6岁的儿童，靠查词典，靠“硬译”，靠多读原著，靠深入思考，靠联系实际，总能八九不离十地得到比较正确的认识，至少不会被那些蛊惑人心、专门行骗的公知精英们牵着鼻子走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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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录：对上文的衬论
    问：无论怎么想就是想不清为什么“个人”不等于“私人”？
    答：查一下词典，就可以想清了：
    个人
    (1)单独一个人，与团体相对而言
    (2)单独个人的生存或实体；单一的个体
    (3)自称。指本人
    (4)那人（多指情人）私人
    (1)[private(英)]私有、私营、私家
    (2)归属于或关系到个别的人、公司或某一企业或领域的核心人物的，如私人企业
    (3)用政府以外的资产所制造、生产或发行的，如私人邮寄卡片、私人印戳
    由此想到，某些人一见“个人”，便以为是“私人”，便以为是“私有制”，便以为是“私有财产”，便以为是“私人资产”，便以为自己成了“私人大老板”…
    正如鲁迅先生所讽刺的：“一见短袖子，立刻想到白臂膊，立刻想到全裸体，立刻想到生殖器，立刻想到性交，立刻想到杂交，立刻想到私生子。”一一这就不可救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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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扬弃，还是消灭？这是个问题
    本人在《谈谈文风问题及“新社会主义”》一帖中，针对某网友歪曲引用斯大林的“干部决定一切”口号的做法，援引《斯大林文集》的原文加以了驳斥，并指出，在涉及到“批判”革命导师论述的时候，必须先读一读他们的相关原文，切不可想当然地断章取义。
    对此，元疆网友似乎有些不满，跟了这样一个帖：“有人说，《共产党宣言》里‘消灭’私有制中‘消灭’一词的德文原文是‘扬弃’，又有人说，‘资产阶级’法权应为‘布尔乔亚’法权。那么，应该读德文本本还是读中文本本呢？呵呵。”
    这个问题很简单：对于不懂德文的中国网友来说，当然只能读中文本本；对于熟悉德文的网友来说，最好直接读德文本本，但是在中文论坛上引用时，除非你不想让大多数网友看懂，则应该使用中文本本，必要时亦可附以德文。只要是将德文本本翻译得准确的中文本本，都应该视作原文，否则就是吹毛求疵了。
    其实，说这些都是废话，因为问题本身就有点无聊。引起本人注意的，倒是元疆的第一句话：“有人说，《共产党宣言》里‘消灭’私有制中‘消灭’一词的德文原文是‘扬弃’”。
    这是谁说的？印象中依稀记得好像是近来风头正健的胡德华，抑或胡德平？即使不是这“哥俩好”，那也是某个公知、精英吧？当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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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到，只是一笑置之：反马列，竟然沦落到要从文字翻译中去寻觅“武器”的地步，真是没出息！
    现在看来，此等胡说八道还流毒甚广、害人不浅。“有人说”，就有人信，元疆还拿来做“论据”。误人子弟，一至于此！由于关系到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当然不能等闲视之，所以，本人尽管从没学过德语，也要借着一本《德汉词典》，来“硬译”一番，搞它个水落石出一一还望诸位网友中精通德语的大家指正、包涵！
    先来看《共产党宣言》的中文译文：
    “从这个意义上说，共产党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论概括为一句话：消灭私有制。”
    再来看《共产党宣言》的德文原文：
    "In diesem Sinn konnen die Kommunisten ihre Theorie indem einen Ausdruck:Aufhebung des Privateigentums,zusammen-fassen.”
    其中，“消灭私有制”一句中的“消灭”，德文原文用的是“Aufhebung”一词。查词典，其意有“废除、废止、撤销、取消”等，中文翻译成“消灭”，顺理成章，何错之有！
    说来也怪，英语中也有Aufhebung一词，中文却翻译为“扬弃”。胡氏兄弟大概就是把《共产党宣言》德文版中的Aufhebung,当成了英语来读，所以“英冠德戴”，说是“消灭”的原文应该是“扬弃”了。
    那么，就再来看看1888年《共产党宣言》英文版，它是怎样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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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译的。这是恩格斯亲自校订的版本，其中上述那句话是这样的：
    "In this sense,the theory of theCommunists may be
    summed up in the single sentence:Abolition of private
    property.”
    这里的“消灭”一词，没有用英语中也有的Aufhebung,而是另用了英语的Abolition,意思也是“废除、废止、撤销、取消”。为什么？是不是恩格斯有意避开了在英语中被用作“扬弃”的德文单词
    Aufhebung,而直接用了英文的“消灭”，以免引起误读？很有可能！
    由此可见，《共产党宣言》里“消灭私有制”中“消灭”一词的德文原文不是“扬弃”，英文原文也不是“扬弃”，中文翻译成“消灭”是完全正确的。右派公知、精英企图篡改《共产党宣言》，只能落得个竹篮打水一场空！
    实际上，马克思主义所说的“消灭”私有制，本身就包含着“扬弃”这层意思。对于私有制取得的积极成果，社会主义公有制不仅不会排斥，反而会消化吸收、发扬光大，只是一定要消灭生产资料属于资本家私人所有的这种所有制。这是一个辩证的发展过程，没有什么好奇怪的。只有那些形而上学猖獗的头脑，才会把“消灭”和“扬弃”绝然对立起来，以为能从“扬弃”中捞到什么稻草。
    至于元疆网友所谓又有人说，“资产阶级”法权应为“布尔乔亚”法权，那你只要知道，“无产阶级”应为“普罗列塔利亚”，“是国家里只会生孩子的阶级（梁实秋语）”就可以了。呵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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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录：对上文的补充
    按：正如一位网友所说，“马克思讲消灭私有制又并非仅仅是在《共产党宣言》”。所以，下面就摘录马克思、恩格斯在撰写《共产党宣言》前后的一些有关消灭私有制的论述，供对马克思主义感兴趣的网友参考，也请公知精英们将其中“消灭私有制”的“消灭”一词的德文、英文、法文、俄文…的原文“扬弃”统统找出来。
    在大工业中，生产工具和私有制之间的矛盾才是大工业的产物，这种矛盾只有在大工业高度发达的情况下才会产生。因此，只有随着大工业的发展才有可能消灭私有制。
    在过去任何时代，消灭单个分开的经济一这是与消灭私有制分不开的一是不可能的，因为还没有具备这样做的物质条件。
    各个人的社会地位，从而他们个人的发展是由阶级决定的，他们隶属于阶级。这同单个人隶属于分工是同类的现象，这种现象只有通过消灭私有制和消灭劳动本身才能消除。（马克思和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1845年秋-大约1846年5月)
    我把共产主义者的宗旨规定如下：()实现同资产者利益相反的无产者的利益；(2)用消灭私有制而代之以财产公有的手段来实现这
    一点；(3)除了进行暴力的民主的革命以外，不承认有实现这些目的的其他手段。（恩格斯《致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1846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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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我们说来，问题不在于改变私有制，而在于消灭私有制，不在于掩盖阶级对立，而在于消灭阶级，不在于改良现存社会，而在于建立新社会。（马克思和恩格斯《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告同盟书》(1850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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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房价的居高不下，
    想到思格斯的《论住宅问题》
    房价的居高不下，甚至节节攀升，以及电视剧“蜗居”的播播停停，再次引起了人们对住房问题的热烈议论。由此，不禁使人想到了恩格斯的一部专著一一《论住宅问题》。
    记得，在18大闭幕后的见面会上，习总说：“我们的人民热爱生活，期盼有更好的教育、更稳定的工作、更满意的收入、更可靠的社会保障、更高水平的医疗卫生服务、更舒适的居住条件、更优美的环境，期盼着孩子们能成长得更好、工作得更好、生活得更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
    那么，在这个奋斗目标中，怎样才能使人民有“更舒适的居住条件”呢？也就是说，怎样才能让现在的普通老百姓卖得起房、住得起房，而且住得“更舒适”呢？
    在这里，想为习总提供一个解决的办法，这个办法不是本人冥思苦想出来的，而是130多年前恩格斯在《论住宅问题》一书中早就提出来的。
    在这篇著作中。恩格斯先是讲了当时社会所谓住房短缺问题的由来，然后谈到了资产阶级解决“住宅问题”的办法，以及这种办法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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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人群众的危害，又说了住房短缺究竟是从哪里来的，最后提出了怎样彻底解决住宅问题的办法。
    具体来说，主要内容有这样一些：
    第一，当时所说的住房短缺，是指工人的恶劣住房条件因人口突然涌进大城市而特别恶化：房租大幅度提高，每所住房更加拥挤，有些人根本找不到栖身之处。
    第二，大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解决“住宅问题”的办法的核心，就是工人拥有自己住房的所有权。每个工人、小资产者和资产者，都要通过逐年分期付款先成为自己住房的部分所有者，然后又成为住房的完全所有者。
    第三，对于大城市工人说来，迁徙自由是首要的生活条件，而房产对于他们只能是一种枷锁。如果让他们有自己的房屋，把他们重新束缚在土地上，那就是破坏他们反抗工厂主压低工资的力量。
    第四，住房短缺并不是偶然的事情，它是一种必然的现象；这种现象连同它对健康等等的各种反作用，只有在产生这种现象的整个社会制度都已经发生根本变革的时候，才能消除。
    第五，现在各大城市中有足够的住房，只要合理使用，就可以立即解决现实的“住房短缺”问题。当然，要实现这一点，就必须剥夺现在的房主，或者让没有房子住或现在住得很挤的工人搬进这些房主的房子中去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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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不占用习总日理万机的宝贵时间，本人做了一个恩格斯《论住宅问题》的摘要，其中的小标题是本人加的。希望习总能于百忙之中抽暇看一下，也希望我们的网友能读一读，并开展有益的讨论。
    一、所谓住房短缺问题
    ·目前报刊上十分引人注目的所谓住房短缺问题，并不是指一般工人阶级住房恶劣、拥挤、有害健康。这种住房短缺并不是现代特有的现象；这甚至也不是现代无产阶级所遭受的不同于以往一切被压迫阶级的、它所特有的许多痛苦中的一种；相反，这是一切时代的一切被压迫阶级几乎同等地遭受过的一种痛苦。要消除这种住房短缺，只有一个方法：消灭统治阶级对劳动阶级的一切剥削和压迫。而今天所说的住房短缺，是指工人的恶劣住房条件因人口突然涌进大城市而特别恶化；房租大幅度提高，每所住房更加拥挤，有些人根本找不到栖身之处。这种住房短缺之所以引起议论纷纷，只是因为它不只涉及工人阶级，而且也涉及到小资产阶级。
    ·一个古老的文明国家像这样从工场手工业和小生产向大工业过渡，并且这个过渡还由于情况极其顺利而加速的时期，多半也就是“住房短缺”的时期。一方面，大批农村工人突然被吸引到发展为工业中心的大城市里来；另一方面，这些老城市的布局已经不适合新的大工业的条件和与此相应的交通；街道在加宽，新的街道在开辟，铁路穿过市内。正当工人成群涌入城市的时候，工人住房却在大批拆除。于是就突然出现了工人以及以工人为主顾的小商人和小手工业者的住房短缺。
    ·现代大城市的扩展，使城内某些地区特别是市中心的地皮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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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为地、往往是大幅度地提高起来。原先建筑在这些地皮上的房屋，不但没有这样提高价值，反而降低了价值，因为这种房屋同改变了的环境已经不相称：它们被拆毁，改建成别的房屋。市中心的工人住房首先就遇到这种情形，因为这些住房的房租，甚至在住户挤得极满的时候，也永远不能超出或者最多也只能极缓慢地超出一定的最高额。这些住房被拆毁，在原地兴建商店、货栈或公共建筑物。波拿巴政权曾通过欧斯曼在巴黎利用这种趋势来大肆敲诈勒索，大发横财。但是欧斯曼的幽灵也曾漫步伦敦、曼彻斯特和利物浦，而且在柏林和维也纳似乎也感到亲切如家乡。结果工人从市中心被排挤到市郊；工人住房以及一般较小的住房都变得又少又贵，而且往往根本找不到，因为在这种情形下，建造昂贵住房为建筑业提供了更有利得多的投机场所，而建造工人住房只是一种例外。
    ·住宅问题有一个优点，即它并不仅仅是有关工人的问题，而是“同小资产阶级有极大的利害关系”，因为“真正中间阶级”由此所受的痛苦同无产阶级“一样厉害，也许还更厉害些”。谁要是宣称小资产阶级—哪怕仅仅在一个方面一所受的痛苦“比无产阶级也许还更厉害些”，那么当人家把他归在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中间的时候，他就确实不能抱怨了。
    二、大小资产阶级解决住宅问题的办法
    ·大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解决“住宅问题”的办法的核心就是工人拥有自已住房的所有权。…请想象一下，每个工人、小资产者和资产者，都要通过逐年分期付款先成为自己住房的部分所有者，然后又成为住房的完全所有者，这是多么美妙的情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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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且听一听马德里一家出色的西班牙文报纸《解放报》在1872年3月16日论及这个问题的一段话：“还有另一种由蒲鲁东提出的解决住宅问题的办法，它初看起来倒也光辉夺目，但仔细一考察就显得完全无力了。蒲鲁东建议把承租人变成分期付款的买主，把每年交付的房租算作分期偿付住房价值的赎款，而承租人经过一定时期后便成为这所住房的所有者。这种在蒲鲁东看来很革命的办法，现今已在世界各国被投机公司采用着，这些公司用提高租价的办法来让承租人偿付比房屋价值多一两倍的价值。多尔富斯先生和法国东北部其他大工厂主实行这套办法，不仅是为了榨取金钱，并且有政治上不可告人的目的。统治阶级最明达的领袖总是力求增加小私有者的人数，以便为自己造就一支反对无产阶级的大军。…拿破仑第三曾打算用发行小额国家公债券的办法在城市中也造成这样一个阶级，而多尔富斯先生及其同行把可以逐年分期偿付的小住房卖给自己的工人，就是力图磨灭工人的一切革命精神，并用这种地产把他们束缚在他们做工的工厂里。可见，蒲鲁东的计划不仅丝毫没有减轻工人阶级所受的苦痛，甚至反过来直接危害工人。”
    三、资产阶级的办法对工人群众的危害
    ·关于在美国怎样自然而然地形成这种把工人束缚在大城市或新兴城市附近自己的“住房”上来解决住宅问题的办法，爱琳娜·马克思一艾威林1886年11月28日的印第安纳波利斯来信中一段话可以说明：“在堪萨斯城内，或者确切些说，是在城郊，我们看见一些可怜的小木房，每幢木房大致有3个房间，小木房所处地段还很荒僻；地皮价值600美元，面积正好可以容一幢小房子；小房本身又值600美元，所以为了获得到处是烂泥的荒郊中离城里一个钟头路程的一所倒霉的小房子，总共要费去4800马克。”这样，工人就必须负起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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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的抵押债务，才能得到这种住房，于是他们就真正变成了自己主人的奴隶；他们被自己的房屋拴住了，不能离开，只好同意接受向他们提出的任何劳动条件。
    ·对于我们大城市工人说来，迁徙自由是首要的生活条件，而地产对于他们只能是一种枷锁。如果让他们有自己的房屋，把他们重新束缚在土地上，那就是破坏他们反抗工厂主压低工资的力量。个别的工人也许偶然能卖掉自己的小屋子，但是在发生重大罢工事件或者工业普遍危机的时候，受牵连的工人的所有房屋都会上市出卖，因而这些房屋或者根本找不到买主，或者卖得远远低于成本价格。
    ·我们假定，在某个工业地区里每个工人都有自己的小屋子，这已经成为通例。在这种场合，这个地区的工人阶级便免费享用住房；住房费就不再算入工人的劳动力价值以内。但是，劳动力生产费用的任何降低，即工人生活必需品价格的任何长期降低，“根据国民经济学说的铁的规律”，也就等于劳动力价值的降低，所以归根到底会引起工资的相应降低。因此，工资下降的平均数量就会相当于节省下来的房租的平均数量，也就是说，工人住自己的房屋还是付了租金，不过不是像以前那样以货币形式付给房东，而是以无酬劳动形式付给他为之做工的厂主。于是，工人投在小屋子上的储蓄确实在一定的程度上会成为资本，但这个资本不归他自己所有，而是归那个雇他做工的资本家所有。
    四、住房短缺究竟是从哪里来的
    ·住房短缺究竟是从哪里来的呢？它是怎样发生的呢？善良的资产者萨克斯先生可能不知道，它是资产阶级社会形式的必然产物；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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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样一种社会没有住房短缺就不可能存在，在这种社会中，广大的劳动群众不得不专靠工资来过活，也就是靠为维持生命和延续后代所必需的那些生活资料来过活：在这种社会中，机器等等的不断改善使大量工人失业；在这种社会中，工业的剧烈的周期波动一方面决定着大量失业工人后备军的存在，另一方面又不时地造成大批工人失业并把他们抛上街头；在这种社会中，工人大批地涌进大城市，而且涌入的速度比在现有条件下为他们修造住房的速度更快；所以，在这种社会中，最污秽的猪圈也经常能找到租赁者；最后，在这种社会中，身为资本家的房主不仅有权，而且由于竞争，在某种程度上还有责任从自己的房产中无情地榨取最高额的租金。在这样的社会中，住房短缺并不是偶然的事情，它是一种必然的现象；这种现象连同它对健康等等的各种反作用，只有在产生这种现象的整个社会制度都已经发生根本变革的时候，才能消除。
    ·我们现代大城市中工人和一部分小资产者的住房短缺，只是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造成的无数比较小的、次要的祸害之一。它并不是资本家把工人当作工人来剥削的直接后果。这种剥削才是社会革命要通过消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来加以消灭的根本祸害。
    五、怎样彻底解决住宅问题
    ·那么怎样解决住宅问题呢？在现代社会[按：即资本主义社会]里，这个问题同其他一切社会问题的解决办法是完全一样的，这就是靠供求的逐渐的经济上的均衡来加以解决。这样解决了之后，问题又会不断产生，所以也就等于没有解决。社会革命将怎样解决这个问题呢？这不仅要以当时的情况为转移，而且也同一些意义深远的问题有关，其中最重要的问题之一就是消灭城乡对立。既然我们不必为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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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会的组织臆造种种空想方案，探讨这个问题也就是完全多余的了。但有一点是肯定的，现在各大城市中有足够的住房，只要合理使用，就可以立即解决现实的“住房短缺”问题。当然，要实现这一点，就必须剥夺现在的房主，或者让没有房子住或现在住得很挤的工人搬进这些房主的房子中去住。只要无产阶级取得了政权，这种具有公共福利形式的措施就会像现代国家剥夺其他东西和征用民宅供军队宿营那样容易实现了。
    ·资产阶级解决住宅问题的办法显然遭到了失败，由于碰到城乡对立而遭到了失败。在这里我们接触到了问题的核心。住宅问题，只有当社会已经得到充分改造，从而可能着手消灭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里已达到极其尖锐程度的城乡对立时，才能获得解决。资本主义社会不能消灭这种对立，相反，它必然使这种对立日益尖锐化。对此，现代第一批空想社会主义者欧文和傅立叶已经有正确的认识。在他们的模范大楼中，城乡对立已经不存在了。可见，这里的情形恰好与萨克斯先生所断言的相反：并不是住宅问题的解决同时就会导致社会问题的解决，而只是由于社会问题的解决，即由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废除，才同时使得解决住宅问题成为可能。想解决住宅问题又想把现代大城市保留下来，那是荒谬的。但是，现代大城市只有通过消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才能消除，而只要消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这件事一开始，那就不是给每个工人一所归他所有的小屋子的问题，而完全是另一回事了。但是，每一次社会革命起初都不免要接过现有的东西，并且凭借现有的手段来消除最难容忍的祸害。我们已经看到：把属于有财产者阶级的豪华住宅的一部分加以剥夺，并把其余一部分征用来住人，就会立即弥补住房短缺。
    (摘自恩格斯《论住宅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第233-32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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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点马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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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录：网友们的付论
    laoadu说：
    真是奇了。奇就奇在130多年前恩格斯就已经预见了中国现在的拆迁。可见精英们搞的所谓改革不过是130多年前波拿巴政权向工人、城市贫民敲诈勒索的手段再现，是欧斯曼的幽灵在中国这块大地上的重新游荡而已。这么一戳穿，精英们的嘴脸已经无处躲藏了。
    zyg2133说：
    说的都在理，问题是，房地产连着政府官员的命根子啊。
    山东维权说：
    什么叫主义？什么叫经典？这就是，道理清晰，一句话道破天机！再次学习，感慨！！“现在各大城市中有足够的住房，只要合理使用，就可以立即解决现实的‘住房短缺’问题。当然，要实现这一点，就必须剥夺现在的房主，或者让没有房子住或现在住得很挤的工人搬进这些房主的房子中去住。只要无产阶级取得了政权，这种具有公共福利形式的措施就会像现代国家剥夺其他东西和征用民宅供军队宿营那样容易实现了。”一一坚持马克思主义，我们就会解决问题。
    一路风尘说：
    无产阶级导师真是高瞻远瞩深谋远虑啊，恩格斯这些精辟的论述就是现实中国和世界的真实写照，哪里有半点过时？倒是一百多年过去了，资本家剥削压迫的本性和手段不仅依然如故，还变本加厉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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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点…
    jinhuizifu50说：
    资改精英把住宅产业商品化，是为了按资分配，造成“先富”的
    一部分。投机赌博的金融资本利用住房需要的普遍性炒高房价必然加大两极分化，既导致人为的房产过剩，加深经济危机：又导致“房奴”和居者缺房屋，所以，恩格斯的【把属于有财产者阶级的豪华住宅的一部分加以剥夺，并把其余一部分征用来住人，就会立即弥补住房短缺】，有现实意义。
    马兰花说：
    学习了！己转，谢谢！
    cloudbyt说：
    30年过去了，又回到了人剥削人的社会，有人称之为“发展”。
    还我河山09说：
    国内的经济学家，精英砖家们应该好好看看《资本论》。国外很多经济学家，精英专家们都在看，只是嘴上不说而己。最起码知道这本书里讲的让他们的发展少走些弯路。
    xunai
    说：
    让人家好好看看资本论？不可能，第一，人家不信马克思主义：第二，人家如果要看的话，也是要研究如何抗击马克思主义。
    匹责说：
    当年搞房改的目的，就是要把国营企业的职工往广东等沿海的血汗工厂里赶，职工失去了住房等福利后，便再没有了继续呆在原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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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吸引力，况且那时候的血汗工厂的表面工资也高一些。房改是搞垮国企的毒招之一。同时给血汗工厂提供大量优质的廉价劳动力。血汗工厂本质上包括所有的三资合资独资等一切形式的私有制企业。
    现在要×××解决老百姓的住房问题，无异于要×××弃暗投明，放弃特色，回归社会主义道路。这简直是天方夜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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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悲剧·笑剧·英雄·小丑
    一马克思的这段话究竟有何深意？
    黑格尔在某个地方说过，一切伟大的世界历史事变和人物，可以说都出现两次，他忘记补充一点：第一次是作为悲剧出现，第二次是作为笑剧出现。(《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584页)
    此话出自《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是马克思将路易·波拿巴同他的伯父拿破仑·波拿巴相比，从而讽刺和揭露路易·波拿巴这个平庸而可笑的小丑，指出他的所作所为不过是一场“笑剧”。“笑剧”，并非喜剧，而是令人耻笑的闹剧而已。
    所以，紧接着上面的话，马克思又说：
    科西迪耶尔代替丹东，路易·勃朗代替罗伯斯比尔，1848-1851年的山岳党代替1793-1795年的山岳党，侄子代替伯父。在使雾月十
    八日事变得以再版的种种情况中，也可以看出一幅同样的漫画！
    这里的“侄子代替伯父”，就是指路易·波拿巴代替他的伯父拿破仑·波拿巴。拿破仑·波拿巴在历史上演出的是悲剧，而路易·波拿巴演的则是一场卑劣的笑剧。
    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1852年版中，总的这一段话甚至是这样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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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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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格尔在某个地方说过，一切伟大的世界历史事变和人物，可以说都出现两次。他忘记补充一点：第一次是作为伟大的悲剧出现，第
    二次是作为卑劣的笑剧出现。科西迪耶尔代替丹东，路易·勃朗代替罗伯斯比尔，1848-1851年的山岳党代替1793-1795年的山岳党，伦敦的特别警察和一打债台高筑的军官代替小个军士及其一桌元帅！(按：指路易·波拿巴流亡伦敦期间曾自愿充当特别警察。伦敦的警察代替小个军士，是指路易·波拿巴代替拿破仑第一。)白痴的雾月
    十八日代替天才的雾月十八日！在使雾月十八日事变得以再版的种种情况中，也可以看出一幅同样的漫画。
    因此，马克思说的“作为悲剧出现”和“作为笑剧出现”的那些人物，前者是伟大的悲剧中的英雄，后者则是卑劣的笑剧中的小丑。这种小丑总是尽量把自己打扮成英雄，在行为举止上刻意模仿先辈的
    一举一动，也想一站在高处便使万千民众“山呼万岁”，甚至企图以贬低英雄来抬高自己的身价，但是，他们的低能可笑的言论和倒行逆施的行动，却使他们不能不如同路易·波拿巴一样，在历史上扮演了白痴的角色。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马克思在接下来的论述中，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根本原理，深刻地揭示了其中的奥秘：
    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一切已死的先辈们的传统，像梦魔一样纠缠着活人的头脑。当人们好像刚好在忙于改造自己和周围的事物并创造前所未闻的事物时，恰好在这种革命危机时代，他们战战兢兢地请出亡灵来为他们效劳，借用它们的名字、战斗口号和衣服，以便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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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着这种久受崇敬的服装，用这种借来的语言，演出世界历史的新的一幕。
    这样的人物，这么些年来，我们见得还少吗？可以说，接二连三，连三接二，“你方唱罢我登台”，屡见不鲜哪！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恰恰是这种人物，最善于以花言巧语来迷惑民众，而处于弱势地位的民众，也最容易被迷惑。正如马克思所说的：
    弱者总是靠相信奇迹求得解救，以为只要他能在自己的想象中驱除了敌人就算打败了敌人；他总是对自己的未来，以及自己打算建树，但现在还言之过早的功绩信口吹嘘，因而失去对现实的一切感觉。
    失去对现实的一切感觉，沉醉于那些小丑从先辈处借来的语言之中，民众们等来的，就只能是一场真正的悲剧而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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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克思为什么说“我不是马克思主义者”？
    现在，有些人经常引用马克思曾经说过的这句话：“我只知道我自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他们这样做，或者是企图否认有马克思主义的存在，或者是为了证明马克思在晚年自己也否定了早年所创立的马克思主义。
    那么，马克思说的“我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对此，恩格斯曾经多次引用并做过解释，我们不妨一起来看一看：
    1890年8月5日，恩格斯在致康·施米特的信中说：
    我在维也纳的《德意志言论》杂志上看到了莫里茨·维尔特这只不祥之鸟所写的关于保尔·巴尔特所著一书的评论，这个批评使我也对该书本身产生了不良的印象。我想看看这本书，但是我应当说，如果莫里茨这家伙正确地引用了巴尔特的一段话，在这段话中，巴尔特说他在马克思的一切著作中所能找到的哲学等等依赖于物质生存条件的唯一的例子，就是笛卡儿宣称动物是机器，那么我就只好为这个人竟能写出这样的东西感到遗憾了。既然这个人还没有发现，物质生存方式虽然是始因，但是这并不排斥思想领域也反过来对这些物质生存方式起作用，然而是第二性的作用，那么，他就决不能了解他所谈论的那个问题了。但是，我已经说过，这全是第二手的东西，而莫里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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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家伙是一个讨厌的朋友。唯物史观现在也有许多朋友，而这些朋友是把它当作不研究历史的借口的。正像马克思就70年代末的法国“马克思主义者”所曾经说过的：“我只知道我自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
    1890年8月27日，恩格斯在致保·拉法格的信中又说：
    近两三年来，许多大学生、著作家和其他没落的年轻资产者纷纷诵入党内。他们来得正是时候，在种类繁多的新报纸的编辑部中占据了大部分位置，到处是他们的人；而他们习惯性地把资产阶级大学当作社会主义的圣西尔军校，以为从那里出来就有权带着军官军衔甚至将军军衔加入党的行列。所有这些先生们都在搞马克思主义，然而他们属于10年前你在法国就很熟悉的那一种马克思主义者，关于这种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曾经说过：“我只知道我自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大概会把海涅对自己的模仿者说的话转送给这些先生们：“我播下的是龙种，而收获的却是跳蚤。”
    这些老兄的无能只能同他们的狂妄相比拟，他们在柏林的新党员中找到了支持，在厚颜无耻、胆小怯懦、自吹自擂、夸夸其谈这些特有的柏林习气中找到了支持，而这些东西现在一下子似乎又都冒了出来；这就是大学生先生们的合唱…
    1890年9月7日，恩格斯在《给<萨克森工人报>编辑部的答复》
    一文中再次说到：
    在理论方面，我在这家报纸上看到了（一般来说在“反对派”的所有其他报刊上也是这样)被歪曲得面目全非的“马克思主义”，其特点是：第一，对他们宣称自己在维护的那个世界观完全理解错了；第二，对于在每一特定时刻起决定作用的历史事实一无所知；第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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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显地表现出德国著作家所特具的无限优越感。马克思在谈到70年代末曾经在一些法国人中间广泛传播的“马克思主义”时也预见到会有这样的学生，当时他说“tout ce que je sais,c'est que moi,je ne suis pas marxiste”一“我只知道我不是‘马克思主义者’”。
    由此可见，马克思的这句名言是针对19世纪“70年代末的法国‘马克思主义者’”说的。当时这些所谓“马克思主义者”，就像后来的“不祥之鸟”莫里茨·维尔特，“把资产阶级大学当作社会主义的圣西尔军校”的大学生、著作家和其他没落的年轻资产者，《萨克森工人报》的“半无政府主义反对派”等人一样，将马克思主义“歪曲得面目全非”，对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完全理解错了”，还自以为具有“无限的优越感”！
    比如，对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生产方式决定上层建筑这个基本原理，他们大喊大叫这是机械决定论，否定了思想观念的作用，竭力主张只有人的主观力量才是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因素。即使在现在，这样的“指责”也经常可以看到。
    实际上，只要稍微懂得一点唯物辩证法常识的人就知道，马克思主义历来认为，“物质生存方式虽然是始因，但是这并不排斥思想领域也反过来对这些物质生存方式起作用”。这哪里是什么机械决定论？而那种认为人的主观力量是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因素的观点，却是地地道道的历史唯心主义！
    面对这样的“对于在每一特定时刻起决定作用的历史事实一无所知”的所谓“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能说什么呢？当然只能说“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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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点…
    只知道我自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了！
    在今天，马克思如果碰到那种将马克思主义歪曲得面目全非，却接二连三地“创新”出若干个“某国的马克思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恐怕也只能再次无可奈何地叹道：“我只知道我自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甚至再次把海涅对自己的模仿者说的话转送给这些先生们：“我播下的是龙种，而收获的却是跳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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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读马恩列斯，侈谈共产主义
    扯蛋！
    是谁，创立了共产主义社会的科学理论？是谁，描绘了共产主义社会的美好蓝图？是谁，丰富了共产主义社会的具体构想？
    是谁，首创了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一一社会主义社会？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
    离开了马恩列斯，侈谈什么共产主义？这不是扯蛋吗！
    现在，就有这么一种人，从来不读马恩列斯，却天天在那里侈谈共产主义，什么“乌托邦”，什么“理想主义”，什么“违反人性”，什么“不可能实现”…唠哩唠叨、罗哩罗嗦。
    可是，当你问一下他们，马恩列斯有关共产主义的论述，包含哪些内容，其中哪一句、哪一条，是“乌托邦”，是“违反人性”，是“不可能实现”的？他们根本就答不上来。
    为什么？因为他们根本就不知道马恩列斯关于共产主义说了些什么，根本就没有见过马恩列斯是怎样说的！
    好吧，这里就向这些立志“批判”共产主义的“英雄好汉”们，推荐一本书（别害怕，只是一本，而不是一百多卷的马恩列斯“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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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点…
    集”)，书名就叫《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共产主义社会》（网上有下载)。
    这是1958年毛泽东指示中宣部等单位编纂的语录，篇幅不大，如果读起来有困难，网上还有“注释”、“解说”等辅助读物可下载。
    不妨先来看一下这本书的目录：
    一共产主义社会的概观
    二公有制的建立
    三电气化和共产主义社会的物质基础
    四共产主义社会中生产可以大大发展
    五有计划地发展生产，充分发挥地方和群众的创造性
    六共产主义的劳动
    七劳动时间的缩短
    八科学技术的发展再不受到限制
    九彻底消灭人力物力的浪费
    一○消灭货币和实行产品交换问题
    一一生产品的分配和消费，“各尽所能，各取所需”
    一二平等和平均问题
    一三再生产问题
    一四生产公社、消费公社
    一五工农业的结合，城乡差别的消灭
    一六工业的合理分布，工业区和农业区的融合
    一七全面发展，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差别的消灭
    一八教育和文化
    一九国家消亡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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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民族和民族语言的融合，国际主义
    二一家庭、婚姻和妇女问题
    二二人口问题
    二三人的精神道德面貌
    二四向共产主义社会过渡的条件
    二五农民同盟军问题在向共产主义社会过渡中的重要性
    怎么样，内容不少吧？一共二十五个方面，基本上概括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共产主义社会的重要论述（现在看来，有些方面还可以适当调整，但毕竟是近六十年前的版本，不能苛求)。
    那些立志“批判”共产主义的“英雄好汉”们，你们要“批判”，就朝着这个“活靶子”开火吧，切莫再信口开河、胡说八道了。当然，前提是先读一读。如果不读，也能批，那真是“超天才”了！
    还有，2001年7月1日，有人在庆祝建党八十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声称：“实现共产主义是一个非常漫长的历史过程”，“不可能也不必要去对遥远的未来作具体的设想和描绘”，“这样做很容易陷入不切实际的空想”。
    不知道马恩列斯的这一系列论述，算不算对“遥远的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作的“具体的设想和描绘”？难道马恩列斯“这样做很容易陷入不切实际的空想”吗？希望这位报告人乘着还没有老到不能读书，让秘书将这本书找出来也读一读吧。
    当然，我们的网友如果想系统地掌握马克思主义关于共产主义的科学理论，有力地反驳那些诬蔑、攻击共产主义的歪理邪说，那也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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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点…
    妨阅读一下《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共产主义社会》，并结合马列的原著，结合当前的实际，进一步深入理解。须知，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为实现共产主义理想而奋斗，就从我们脚下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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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哥达纲领秘判》观照下的
    某个《决定》
    读某个重要《决定》，觉得开篇中的一段话十分关键，是关于“总目标”的：
    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必须更加注重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加快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先进文化、和谐社会、生态文明，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其中的一句“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很是熟悉，记得好像来自《哥达纲领批判》。于是，重新浏览了一遍马克思的这部著作，颇有收获。
    《决定》提出的“总目标”，实际上是全文的“纲”，纲举目张，其后的种种，都是这个纲“张”出来的“目”。下面就试着用《哥达纲领批判》，来对“总目标”这个纲逐句观照一下。
    第一句：“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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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点…
    什么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简单地说，就是“国家现代化”，或者说，就是马克思所批判的“哥达纲领”中使用的“现代国家”那样的字眼。
    以前我们说要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这里的现代化，是指“使我国国民经济走在世界的前列”（周恩来《四届人大政府工作报告》)。因为这属于发展生产力的范畴，所以任何国家、任何阶级都可以提出这样的目标。而对于建立在一定阶级的统治基础上的国家，对于作为上层建筑主要成分的国家，能不能说要现代化呢？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是这样论述这个问题的：
    “现代社会”就是存在于一切文明国度中的资本主义社会，它或多或少地摆脱了中世纪的杂质，或多或少地由于每个国度的特殊的历史发展而改变了形态，或多或少地有了发展。“现代国家”却随国境而异。它在普鲁士德意志帝国同在瑞士不一样，在英国同在美国不一样。所以，“现代国家”是一种虚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13页)
    那么，所谓“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否也属于一种虚构呢？现在，环顾世界，基本上都是资产阶级国家，它们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仍然随国境而异，在德国同在瑞士不一样，在英国同在美国不一样。哪一个是“现代化”的呢？
    作为实行“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与德、瑞、英、美等资本主义制度的国家，应该是有性质上的区别的。那么，同它们的哪一个“接轨”，才算实现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成为了“现代国家”呢？朝着这样虚构的目标“推进”，就能“完善和发展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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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第二句：“必须更加注重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加快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先进文化、和谐社会、生态文明”。
    这一句原来是个长句子，这是前半句，没有实质性问题，只是逻辑上有点疑问，所以简单说一说，让马克思先休息下。
    “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三者并列。在哲学上，事物的系统性就是整体性，整体性就是系统性：没有不是系统的整体，也没有不是整体的系统。二者并列，无疑是同义反复。而协同性，是系统性或者说整体性的内在要求和基本特征，本身就包含在系统性（整体性)之中。在逻辑学上，这里的系统性（整体性）是属概念（上位概念)，协同性是种概念（下位概念），前后并列，就犯了种属概念并列的逻辑错误。
    “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先进文化、和谐社会、生态文明”并列，也是这个问题。经济、政治、文化、社会是种概念，文明就是这些种概念的属概念，不能并列。要避免这样的错误，就应该把“生态文明”改成“文明生态”，可这个概念本身又站不住脚，因为“文明”和“生态”，构不成一个偏正结构词语。
    类似的逻辑问题，《决定》全文中有不少。三四个顿号，将一些不同的概念串联在一起，看上去很有内容，实际上经不起推敲。可是执笔者似乎还特别好来这一手，下面就还有一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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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点…
    三
    第三句：“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这是上面一句的后半句，这里将它作为单独的一句来分析，因为它是有关“总目标”的整段文字中，最有实质内容的，也是最为关键的，需要三个“让”逐一分析，重点观照。
    1,“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
    又是一个多概念并列，还是存在前面说的逻辑错误。劳动与管理，前者是属概念，后者是种概念；知识与技术，也一样。但这不是症结所在，可以略过不谈。在这句话里，能够并列的，主要是劳动与资本，但这样一并列，用一些网友的话来说，就“出大事了”！
    什么是资本？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常识告诉我们：资本就是能够带来剩余价值的价值。与资本相对的劳动，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劳动，而是雇佣劳动，即受资本雇佣、为资本创造剩余价值的劳动。
    那么，“劳动、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是什么意思呢？只能理解为：劳动能为资本创造越来越多的剩余价值，而资本则能无偿占有越来越多的剩余价值。也就是说，劳动被资本剥削得越来越多，同时，资本则剥削劳动得越来越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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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的“活力竞相迸发”，能不能给劳动带来更多的工资和福利，同时又给资本带来更多的利润和资本呢？照《决定》的说法是能够的，否则怎么叫“竞相迸发”，即常说的“双赢”呢？但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事实告诉人们：不能！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指出：
    雇佣工人只有为资本家（因而也为同资本家一起分享剩余价值的人)白白地劳动一定的时间，才被允许为维持自己的生活而劳动，就是说，才被允许生存：…因此，雇佣劳动制度是奴隶制度，而且劳动的社会生产力越发展，这种奴隶制度就越残酷，不管工人得到的报酬较好或是较坏。(《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10-311页)
    所以，马克思在《雇佣劳动与资本》中又有这样的断言：
    “所谓生产资本的尽快增加是对雇佣劳动最有利的条件这种论，点，实际上不过是说：工人阶级越迅速地扩大和增加与它敌对的权力，即越迅速地扩大和增加支配它的他人财富，它就被允许在越加有利的条件下重新为增加资产阶级财富、重新为增大资本的权力而工作，满足于为自己铸造金锁链，让资产阶级用来牵着它走。”(《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355页)
    由此可见，资本的活力愈迸发，劳动的活力就愈衰退；而一旦劳动的真正活力，就像马克思说的“奴隶们终于发现了自己受奴役的秘密而举行起义”(《哥达纲领批判》)的活力迸发时，资本的活力就会日益衰竭而终于熄灭。“资本的利益和雇佣劳动的利益是截然对立的”！(《雇佣劳动与资本》)
    2,“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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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点…
    这是从《哥达纲领批判》中抄来的，但正如“哥达纲领”无论抄什么都要“修订”一番，而经过这番“修订”就变成错误的一样，《决定》也是如此。马克思的原话是：
    在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在迫使个人奴隶般地服从分工的情形已经消失，从而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也随之消失之后；在劳动已经不仅仅是谋生的手段，而且本身成了生活的第一需要之后：在随着个人的全面发展，他们的生产力也增长起来，而集体财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之后，一只有在那个时候，才能完全超出资产阶级权利的狭隘眼界，社会才能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各尽所能，按需分配！(《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05-306页)
    《决定》把马克思说的“集体财富”，修订成了“社会财富”，又在前面加上了“创造”一词。为什么是“社会财富”？因为它既可以包括“集体财富”，又可以包括“私有财富”，而“集体财富”却只能解释为公有财富。不是说“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都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吗？所以马克思的话过时了，必须修正。
    但这样一修正，“集体财富的一切源泉”就变成了“集体财富和私有财富的一切源泉”。这个“源泉”又是什么呢？《哥达纲领批判》一开头，马克思首先批判的就是“哥达纲领”说的“劳动是一切财富和一切文化的源泉”这个观点：
    劳动不是一切财富的源泉。自然界同劳动一样也是使用价值（而物质财富就是由使用价值构成的！)的源泉，劳动本身不过是一种自然力即人的劳动力的表现。…只有一个人一开始就以所有者的身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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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对待自然界这个一切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的第一源泉，把自然界当作属于他的东西来处置，他的劳动才成为使用价值的源泉，因而也成为财富的源泉。(《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298页)
    这就是说，财富的“源泉”包括两个方面：1，劳动；2，作为一切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第一源泉的自然界。而且，只有劳动者同时又是自然界（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的所有者的时候，他的劳动才成为他自己财富的源泉。
    这种情况，在存在着劳动与资本的对立的条件下，是不可能的。因为劳动者拥有的只是自己的劳动力，而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都掌握在资本家手中。正如马克思指出的：
    一个除自己的劳动力以外没有任何其他财产的人，在任何社会的和文化的状态中，都不得不为另一些已经成了劳动的物质条件的所有者的人做奴隶。他只有得到他们的允许才能劳动，因而只有得到他们的允许才能生存。(《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298页)
    因此，在实行生产资料私有制的资本主义条件下，雇佣劳动者的劳动，只是资本的财富的源泉，而不是他自己财富的源泉。只有到了马克思所说的共产主义社会（包括它的第一阶段社会主义和高级阶段)，实现了生产资料公有制，劳动才能和自然界一起，成为劳动者财富的源泉，但这时候的财富，从根本上说是“集体财富”，是所有劳动者共同占有的财富，并非所谓包括资本的“私有财富”在内的“社会财富”。
    由此可见，《决定》把《哥达纲领批判》中的“集体财富”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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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点…
    为“社会财富”，是颇有深意的，因为这样一来，“私有财富”就能包含其中，资本也就成了“创造”财富的重要“源泉”！
    另外，马克思说的“集体财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是指共产主义高级阶段而言的，那么《决定》提出现在就要“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是否意味着开始向共产主义过渡了呢？不是说共产主义还在“遥远的未来”，“不必要去作具体的设想和描绘”，“这样做很容易陷入不切实际的空想”(《在庆祝建党八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吗？这一点，让人很难理解。
    3,“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发展成果”是什么？当然就是已经创造出来的“社会财富”。“社会财富”怎样才能“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呢？只能是“哥达纲领”所说的进行“公平的”分配了。对此，马克思这样问道：
    什么是“公平的”分配呢？
    难道资产者不是断言今天的分配是“公平的”吗？难道它事实上不是在现今的生产方式基础上唯一“公平的”分配吗？难道经济关系是由法的概念来调节，而不是相反，从经济关系中产生出法的关系吗？难道各种社会主义宗派分子关于“公平的”分配不是也有各种极不相同的观念吗？(《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02页)
    所以，马克思把这种“公平的分配”，说成是“现在已变成陈词滥调的见解”，并且进一步指出：
    消费资料的任何一种分配，都不过是生产条件本身分配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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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生产条件的分配，则表现生产方式本身的性质。例如，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础是：生产的物质条件以资本和地产的形式掌握在非劳动者手中，而人民大众所有的只是生产的人身条件，即劳动力。既然生产的要素是这样分配的，那么自然就产生现在这样的消费资料的分配。如果生产的物质条件是劳动者自己的集体财产，那么同样要产生一种和现在不同的消费资料的分配。庸俗的社会主义仿效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一部分民主派又仿效庸俗社会主义）把分配看成并解释成一种不依赖于生产方式的东西，从而把社会主义描写为主要是围绕着分配兜圈子。(《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06页)
    从这里可以得出什么结论呢？那就是：“社会财富”是否能“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是由生产方式决定的，特别是生产资料所有制决定的。真正要想“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就必须从生产方式这个源头抓起，把生产方式建立在“生产的物质条件是劳动者自己的集体财产”的基础上。如果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条件下，等到“发展成果”已经成为“成果”了，“社会财富”已经“创造”出来了，再“围绕着分配兜圈子”，企图做到“公平惠及全体人民”，那就晚了，就只能是“庸俗的社会主义仿效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空洞的说辞而己！
    好了，观照了某个重要《决定》的“总目标”这个“纲”，对其下的“目”就可以“一通百通”了。总之，《哥达纲领批判》是值得再读一遍的，从中可以看看现在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是怎样在全面深化改革中，又进一步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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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俞可平是怎样曲解和伪造
    马克思原话的？
    俞可平发表在《学习时报》上的《马克思论民主的普遍性》一文，开宗明义第一段话是：
    “马克思曾经说过：‘民主制才是普遍与特殊的真正统一’。论及马克思的民主理论，人们一般都会想到马克思强调民主的阶级性，强调民主与专政的不可分割，强调民主的经济基础和历史范畴，强调马克思对资本主义民主的批判，等等。这无疑抓住了马克思民主观的特点和要害。这些特点将马克思主义民主理论与历史上其他一切民主理论明显地区分开来，成为马克思民主理论的标识。但是，马克思关于民主普遍性的论述，却常常被人忽视。考察马克思对民主的一般概念、普遍价值和共同形式的论述，将有利于人们更加完整地理解马克思的民主理论。”
    在这里，俞可平醒目地引用了马克思“曾经说过”的“民主制才是普遍与特殊的真正统一”，把它作为自己全部立论的根据，进而引出了他的关于“民主的普遍性”、“民主的一般概念、普遍价值和共同形式”等话题，并认为只有这样，才能“更加完整地理解马克思的民主理论”。
    那么，马克思在这里提到的“普遍”和“特殊”，究竟指的是什么？他的原话又是怎样的呢？这是首先必须搞清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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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主制才是普遍与特殊的真正统一”一语，出自马克思1843年夏天为批判黑格尔的《法哲学原理》而写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未完稿)。为了避免俞可平说的“少数人喜作断章取义式的批评”的责难，下面就连这句话所在的自然段的上下文一起，引用一下马克思的有关论述：
    其他一切国家结构都是某种确定的特殊的国家形式，而在民主制中，形式的原则同时也是物质的原则。因此，只有民主制才是普遍与特殊的真正统一。例如，在君主制中，或者在仅仅被看作特殊国家形式的共和制中，政治的人同非政治的私人一样具有自己的特殊的存在。财产、契约、婚姻、市民社会在这里和政治国家一样表现为（黑格尔对这些抽象的国家形式做的这种证明是完全正确的，可是他同时却认为他是在发展国家的理念)特殊的存在方式，表现为一种内容，对这种内容来说政治国家是一种组织形式，正确地说，只是一种在规定、在限制、时而在肯定、时而在否定、但本身没有任何内容的理智。在民主制中，同这种内容一起形成而又有别于这种内容的政治国家，对人民来说，本身只是人民的特殊内容和人民的特殊存在形式。例如在君主制中，这一特殊物（即政治制度)具有规定和管辖一切特殊物和普遍物的意义。在民主制中，作为特殊环节的国家就只是特殊环节，而作为普遍物的国家就真的是普遍物，就是说，国家不是某种不同于其他内容的特定的内容。(《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第50一51页，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
    好了，不再引了，差不多整整一个自然段了。大家看明白马克思在说什么吗？看清楚俞可平所引用的“民主制才是普遍与特殊的真正统一”是什么意思了吗？可以说，不熟悉黑格尔哲学的人，是很难明白马克思是如何批判黑格尔的，也很难搞清楚“民主制才是普遍与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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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殊的真正统一”的真正含义，甚至很难知道这里的“普遍”和“特殊”究竟指的是什么！
    但是，俞可平应该是明白的、清楚的、知道的，也就是说，作为“中央编译局副局长”，作为研究马克思主义几十年的“专家”，不会不了解黑格尔哲学，不会不知道黑格尔所特有的那些哲学术语和哲学概念，因此，也就肯定是懂得“民主制才是普遍与特殊的真正统
    一”，以及其中的“普遍”和“特殊”的真正含义的。
    那么，这个真正的含义究竟是什么呢？简单地说吧，在论述国家问题的范围内，按照黑格尔的国家理论，“政治国家”、“政治制度”或者“作为制度的国家”，是“特殊”，也被称为“特殊物”、“特殊性”或者“特殊环节”；而“国家”，则是“普遍”，也被称为“普遍物”或者“普遍性”。
    如果更确切地说，那就是：按照黑格尔的客观唯心主义辩证法，“国家理念”在展开进程中具有“特殊”和“普遍”两个环节，“政治国家”、“政治制度”或者“作为制度的国家”，就是“特殊”，“国家”则是“普遍”。这在上面引述的马克思的那一大段原话中也可以看出来，比如“这一特殊物（即政治制度）”、“作为特殊环节的国家”、“作为普遍物的国家”等。（至于在其他范围内，黑格尔说的普遍和特殊又有其他的所指，就不赘述了。)
    黑格尔所说的“政治国家”，实际上就是广义的政府：而他所说的“国家”，是比“政治国家”更广泛的民族范围的社会共同体，是“民族精神”在社会生活各方面表现的整体。比如，我们中国，作为生活在960万平方公里土地上的社会共同体，就是黑格尔所说的“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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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也就是“普遍”或者“普遍物”；而中国政府，则是黑格尔所说的“政治国家”或者“作为制度的国家”，相对于“国家”来说，也就是“特殊”或者“特殊物”（在日常用语中，我们一般将中国和中国政府都通称为国家)。
    由此可见，马克思所说的“…民主制才是普遍与特殊的真正统
    一”，实际意思就是“…民主制才是国家和政治国家的真正统一”。这从他在这前后的论述中以及在全书中反复将民主制与君主制相比较就可以知道了。因为，在马克思看来，“在君主制中，这一特殊物(即政治制度)具有规定和管辖一切特殊物和普遍物的意义”。这是“普遍”和“特殊”直接合而为一的“统一”，也就是封建君王说的“朕即国家”。而“在民主制中，作为特殊环节的国家就只是特殊环节，而作为普遍物的国家就真的是普遍物，就是说，国家不是某种不同于其他内容的特定的内容”。所以，这“才是普遍和特殊的真正统
    一”。
    由此可见，在这里，马克思根本不是在论述民主制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的辩证关系，更没有论及“民主的普遍性”，而是在批判黑格尔关于国家问题的观点，这只要看一看上下文就十分清楚了。马克思所用的“普遍”和“特殊”这两个概念，也还不是他以后所创立的唯物辩证法中的“普遍和特殊、普遍性和特殊性”这对范畴，而是黑格尔的用语，在这里指的是“国家”和“政治国家”，并且在具体行文中按照黑格尔的做法，用“普遍”和“特殊”来特指“国家”和“政治国家”（这类似于修辞学中的借代法）。
    能够有力地证明上述判断的，是俞可平自己所玩弄的一个并不光彩的小聪明。为了利用马克思的话来为自己的立论作根据，他在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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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主制才是普遍与特殊的真正统一”时，搞了一个“斩首行动”。马克思的完整的原话是：“因此，只有民主制才是普遍与特殊的真正统一。”而俞可平则把“因此”、“只有”都砍掉了！
    这是为什么呢？因为，第一，如果这句话前面有“因此”，那就肯定还有前文，肯定是对前面论述的归纳或小结，那么要了解这句话的真正含义，就必须联系前文、甚至后文的具体论述来分析。而如此
    一来，确切地搞清楚马克思的原意不就有踪迹可寻了吗？
    第二，如果“民主制”前面有“只有”两字，那么在“只有一一才一一”这个条件关系复句中，“民主制”就是必要条件，是唯一的、排它的，也就是说，除了民主制，世界上的其他一切事物、包括“其他一切国家结构”都不可能有“普遍与特殊的真正统一”，或者照俞可平的意思来说，都不可能是“辩证法”意义上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的统一”。
    为了掩盖这两点，俞可平故意把“因此”、“只有”都砍掉了。但是这样一来，后面的“才”和“真正”就落空了，就无所依傍了，马克思的话就成了不合语法的病句了。连小学生都会使用“只有一一才一一”这一条件关系复句来造句，都知道在一个事物的名词前用了“真正”两字，就意味着其他同类的事物都是虚假的，难道马克思博士的文字水平还不及小学生？
    因此，只有把“只有民主制才是普遍与特殊的真正统一”这句话中的“普遍”与“特殊”，理解为黑格尔和马克思所特指的“国家”和“政治国家”，才是符合黑格尔和马克思的本意的，才是同这句话的上下文一致的；而如果像俞可平那样，将其中的“普遍与特殊”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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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为唯物辩证法中的“普遍性与特殊性”，那就意味着马克思一概否认了其他一切事物、包括“其他一切国家结构”是“普遍与特殊”的统一！
    俞可平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明明了解马克思的原意，却不惜将马克思的话“斩首”，加以曲解，难道这就是编译局副局长的能耐，就是马克思主义专家的研究成果？
    俞可平的《马克思论民主的普遍性》一文，是根据他先前的另一篇文章《马克思论民主的一般概念、普遍价值和共同形式》改写的。他在该文最后专门加了这样一段话：
    “本文观点欢迎任何严肃认真的批评，因批评需要引用作者观点时，敬请完整地引用，尤其是作者在开篇中对马克思民主理论的整体性判断，作者以下对马克思民主理论的多维度考察，均没有离开这
    一整体判断。鉴于仍有少数人喜作断章取义式的批评，谨在此预先声明。”
    什么“需要引用作者观点时，敬请完整地引用”，什么“少数人喜作断章取义式的批评”，请问，到底是谁在不完整地引用，到底是谁在断章取义，俞可平能坦率地指出来吗？
    当然，我们说马克思的“只有民主制才是普遍与特殊的真正统
    一”这句话中的“普遍与特殊”，不是他后来所创立的唯物辩证法中的“普遍性与特殊性”这对范畴，并非是不承认民主制具有辩证法意义上的普遍性与特殊性、不承认“民主的普遍性”。在黑格尔哲学中，普遍与特殊确实是一对重要的范畴，尽管它是建立在客观唯心主义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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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础之上的：这对范畴后来也成了马克思创立的唯物主义辩证法的一个理论来源。
    唯物辩证法认为，世界上的一切事物都是普遍与特殊的统一、共性与个性的统一、一般与个别的统一，民主制当然也不例外，也具有它特定的普遍性与特殊性。但是，这并不是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所论述的问题，“只有民主制才是普遍与特殊的真正统一”这句话，也不是对民主制是普遍性与特殊性的辩证统一所作的论断。否则，马克思为什么不在这里直截了当地说“民主制是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统一”，并且具体地论述民主制的普遍性是什么、特殊性是什么，而要搞出一句违反辩证法的话来呢？
    俞可平将马克思的原话“斩首”、曲解，作为他整篇文章立论的根据，现在根据垮掉了，他的立论还能站得住吗？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一书中，根本就没有论及民主制是普遍性和特殊性的辩证统一这个问题，俞可平却从中孤零零地挖出“民主制才是普遍与特殊的真正统一”这十四个字，硬当成是“完整地引用”的马克思的原话，并神奇地将它化为《马克思论民主的普遍性》这篇大作的“点睛之笔”、“立论之根”，这样指鹿为马的本事，真叫人叹为观止了！
    还要说一下，在俞可平先前写的《马克思论民主的一般概念、普遍价值和共同形式》一文中，也引用了马克思的上述那句话。他是怎么引用的呢？请看：
    “坚持逻辑与历史、普遍与特殊的辨证统一，是马克思对事物进行分析的常用方法。这一分析方法的前提，就是承认事物的普遍性与特殊性、抽象性和具体性的有机统一，而不是将两者割裂开来，更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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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只承认事物的特殊性而否认其普遍性；或者只承认其普遍性而否认其特殊性。马克思对‘资本’是这样去分析的，对‘民主’也同样是这样来分析的。马克思甚至明确说过：‘只有民主制才是普遍和特殊的真正统一’。因此，无论是按照事物本来的性质，还是按照马克思分析事物的一贯逻辑和马克思自己对民主普遍性的明确论断，马克思的民主观承认民主的普遍性，这应当是不言而喻的。”
    在这里，俞可平保留了马克思原话中的“只有”两字，并毫不犹豫地把这句话说成是“马克思自己对民主普遍性的明确论断”。但是，在将此文改写为《马克思论民主的普遍性》时，他或许越来越感到，保留“只有”两字就会露出破绽来，因为，这样岂不等于是说，除了民主制，其他一切事物都不可能有“普遍与特殊的真正统一”，甚至都不可能有“普遍性”了？这说得过去吗？于是，他大笔一挥，把“只有”砍去了；而后面的“才”字，本来与“只有”一起构成了一个条件关系复句，却嵌在中间砍不掉，只能留着，结果就把马克思的整句话搞得不伦不类的。然而，正是这个“才”字，使得经过俞可平“改造”的马克思的话“民主制才是普遍和特殊的真正统一”，根本无法“不言而喻”地成为“马克思自己对民主普遍性的明确论断”，让俞可平尴尬地露出了马脚。这，也许就是所谓欲盖弥彰吧！
    更必须一提的是，俞可平在他的两篇文章里，还引用了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一书中的许多话，来阐述他的所谓“民主的普遍性”，也就是“民主的一般概念、普遍价值和共同形式”。他直接引用的有“民主是一个类概念”、“人民的自我规定”、“民主制是国家制度一切形式的猜破了的哑谜”等等：而更多的则是他转述的马克思的“话”，例如“马克思认为”如何如何、“马克思指出”什么什么、“在马克思眼中”怎样怎样等等，既不使用原话，也不标明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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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处，就在后面加上一大段、一大段自己的话，让人根本分不清哪些是马克思的意思，哪些是他俞可平的观点。
    如果说，上述俞可平对马克思的原话还是曲解或者歪曲的话，那么稍后他却发展到了更高的境界一一肆无忌惮的伪造了。谓予不信，请看他在十七大后发表的《民主是共和国的生命》一文中是怎样引用马克思的话的：
    “民主政治是人类的普遍价值，有共同的要素。但是，由于实现民主需要一定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条件，而这些条件在不同的国家或同一国家的不同时期可能极不相同，因而，世界各国的民主都或多或少会带有自己的特征。例如，民主需要人民选举，这是选举的普遍性。但选举也可以有许多不同形式，像直接选举与间接选举，比例代表制与多数代表制，记名投票与无记名投票，等等，这是选举的特殊性。正如马克思所说，民主制是普遍与特殊的真正统一。不能只看到民主是一种普遍价值，有其共同要素和形式，就认为世界上的民主只有一种模式，以民主的普遍性否定民主的特殊性；反之，也不能只看到民主的特殊性，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政治经济条件，就认为根本不存在民主的普遍性，以民主的特殊性去否定民主的普遍性，从而认为中国的民主与其他国家的民主没有任何共同之处。”
    好了，从“因此，只有民主制才是普遍与特殊的真正统一”，到“只有民主制才是普遍与特殊的真正统一”，再到“民主制才是普遍与特殊的真正统一”，最后到“民主制是普遍与特殊的真正统一”，马克思的话就像小孩玩的橡皮泥一样，被俞可平捏来捏去，捏得面目全非了！而所谓“民主制是普遍与特殊的真正统一”，根本就不是马克思的话，俞可平却脸不变色心不跳地在前面加上了“正如马克思所说”几个大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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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身为中央编译局副局长的俞可平，到贵局编译的全部马克思著作中，把“民主制是普遍与特殊的真正统一”这句话，一字不差地找出来。如果找不出来，那这句话就是你伪造的，这还有什么疑问吗？
    为了鼓吹所谓“民主制”的“普遍性”，实际上就是所谓“普世价值”，为了根本否认马克思主义一贯强调的民主的阶级性，俞可平竟然曲解甚至伪造马克思的原话，那你所写的那一大篇一大篇的民主论文，能有什么起码的学术价值呢？
    此外，俞可平在他的几篇大作中，还完全割裂了唯物辩证法的普遍和特殊这两个概念的有机联系，把它们说成是截然不同的两回事。似乎在“民主”这样的事物中，可以“刀劈西瓜两下分”，这一半是“普遍性”，那一半是“特殊性”，两者没有丝毫的联系。这就从根本上违背了普遍性存在于特殊性之中，特殊性中包含着普遍性这个“关于事物矛盾的问题的精髓”，而“不懂得它，就等于抛弃了辩证法”(《矛盾论》)！一一这是另外的问题，在此就不说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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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某些“公知”是如何玩弄“祠源学上的把戏”搞诡辩的？
    最近，读到一位网友关于民主问题的文章，他一开篇就说：“谈到民主，就应该先给它下个定义。民主来自于希腊语，它的字面意思就是人民统治。”接着，文章即根据这个“字面意思”，展开了一系列论述。这种做法，在许多网友的文章中都可以看到。对不对呢？值得一议。
    近两年，看了一些著名公知的大作，发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就是他们在论述关系到自身根本观点的“主题词”时，都十分重视或者说非常喜欢追根溯源、寻根究底，即把这些“主题词”在古希腊语、拉丁语、英语或者古汉语中的起源找出来，然后将它们的本意作为自己全部立论的根据。
    这里，不妨举几个典型的例子来看一看：
    1,俞可平谈民主：
    “作为一个描述政治生活方式的概念，民主(democracy)一词最初源于古希腊语demos和kratia,前者意指‘人民’，后者意指‘统治’，合在一起构成‘民主’，意即‘人民的统治’(governmentby the people)。…尽管千百年来政治家和思想家对民主有过无数的定义，但万变不离其宗，民主的最基本意义始终是‘人民的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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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主权在民’、‘人民当家作主’。”
    (引自俞可平《马克思论民主的一般概念、普遍价值和共同形式》)2,秦晖谈专政：
    “在西方语言中，‘专政’(dictatorship)一词意出古罗马的军事独裁官(dictator,音译迪克推多)，这本是罗马共和国在遭遇战争时的一种非常体制，即临时中断共和，授予军事统帅以不受罗马法本身限制的短期独裁权力，…可见所谓专政，作为一种战时独裁意味着民主的中断，即有专政则无民主，‘民主专政’提法之不通，犹如说‘黑色的白’。”
    (引自秦晖《专政、民主与所谓“恩格斯转变”》)3,徐景安谈社会主义：
    “社会主义一词源于拉丁文‘socialis’,意为社会的、公共的、共同的、集体的。维护社会公共利益，就是社会主义的理念。…至于共产党领导、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就看是不是真的维护社会公共利益”。
    (引自徐景安《30年改革的反思》)4,唐逸谈普世价值：
    “‘普世的'是拉丁文oecumenicus的意译，这个词来源于希腊文，除‘普遍’之义外，还含有‘根’的意味，是一个富含价值意义的词（这个词自中世纪以来便被基督教会用来自称‘普世教会’）。…只有作为一切价值基础的价值，才是普世价值，那就是自由。”(引自唐逸《什么是普世价值》)5,何新谈封建：
    “‘封建’一词的语源，出自《尚书》和《左传》。‘封’，即分封。‘建’即建邦国。分裂国土，建立诸侯及封君的小邦国，这是这个语词的本来语义。中国历史中典型的宗法封建制度，是在西周。秦帝国是中国历史上实行中央集权的第一帝国，它以郡县制废除了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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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制。…秦汉以下的中国古代社会，是传统社会，是农业社会，是君主制度，但并不是所谓‘封建制度’。…尽管中国的历史情况与欧洲模式完全不合，历史学家却宁可置概念的混乱于不顾，也要把早已不存在‘封建制’的中国古代社会定名为‘封建制度’一一以便使之与西方语言中的‘feudalism’(封建主义)一词相合。”(引自何新《中国古代史有待重新审视》)
    这几个公知确实很有学问，考证主题词语的来源极具“学术性”，对于不懂古希腊语、拉丁语、英语以及古汉语的读者来说，恐怕会油然而生敬佩之意，对他们大作中的论述、观点，大概也会深信不疑了。
    然而，看了他们上述的论证方法，却觉得似曾相识。在哪里见过呢？对了，是恩格斯的《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书。其中，恩格斯就费尔巴哈对宗教一词所作的解释，讲了这样一段话：
    “在他（按指费尔巴哈)看来，…宗教一词是从religare一词来的，本来是联系的意思。因此，两个人之间的任何联系都是宗教。”
    怎么样，上述几个公知的论证方法，同费尔巴哈对“宗教”含义的论证方法，是否如出一辙呢？如果把他们的那些话稍稍整理一下，就能更明显地看到这一点了：
    1,“在俞可平看来，一一民主一词是从古希腊语demos和kratia而来的，本来是‘人民的统治’的意思。因此，千百年来不管怎样，民主的最基本意义始终是‘人民当家作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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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在秦晖看来，一一专政一词是从西方语言dictatorship而来的，本来是‘民主的中断’、‘独裁’的意思。因此，有专政则无民主，‘民主专政’提法之不通，犹如说‘黑色的白’。”
    3,“在徐景安看来，一一社会主义一词是从拉丁文socialis而来的，本来是‘社会的、公共的、共同的、集体的’意思。因此，只要是维护社会公共利益的，就是‘社会主义’。”
    4,“在唐逸看来，一一‘普世的'一词是从拉丁文oecumenicus而来的，本来是‘普遍’的、‘根’的意思。因此，‘普世价值’就是一切价值基础的价值，那就是自由。”
    5,“在何新看来，一一封建一词是从《尚书》和《左传》而来的，本来是‘分封、建邦国’的意思。因此，秦汉以下的中国古代社会，根本不存在‘封建制度’和‘feudalism’(封建主义)。”
    这样做，是否违背了他们的本意呢？应该说没有，因为这正是他们所表达的基本观点，只不过舍弃了一些具体的论述语言，表述得更为直截了当而己。
    但是，恩格斯在上面的那句话以后，针对费尔巴哈的做法，紧接着又进一步指出：
    “这种词源学上的把戏是唯心主义哲学的最后一着。这个词的意义，不是按照它的实际使用的历史发展来决定，而竟然按照来源来决定。”
    恩格斯的这个论断，对那几个公知是否适用呢？应该说也完全适用！他们不正是认为，一个词的意义，是按照它的来源来决定的吗？无论是“民主”、“专政”、“社会主义”，还是“普世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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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封建”，其意义都是由它们在古希腊语、拉丁语、英语以及古汉语中的来源决定的。
    这就是说，公知们在论证他们大作的主题词语和基本观点的时候，用的也是费尔巴哈用过的那种“词源学上的把戏”，那种“唯心主义哲学的最后一着”！
    在《费尔巴哈论》中，恩格斯指出，“我们一接触到费尔巴哈的宗教哲学和伦理学，他的真正的唯心主义就显露出来了。…按照费尔巴哈的看法，宗教是人与人之间的感情的关系、心灵的关系”。所以，费尔巴哈认为，两个人之间的任何联系都是宗教，因为宗教一词是从religare一词来的，本来是联系的意思。这就是词源学上的把戏，就是费尔巴哈的唯心主义、也是一般唯心主义哲学的最后一着。其之所以是“最后一着”，是因为舍此，唯心主义者就再也不能自圆其说了。
    马克思主义哲学则认为，存在决定意识，词语（概念）是客观事物的反映。事物是不断发展的，词语（概念）的意义和内涵也必然会随之而发生变化。这是辩证唯物主义的根本原则。要是认为一个词的意义，是由作为它的语言表现形式的来源决定的，而且“万变不离其宗”，不管经过怎样的实际使用的历史发展，都“始终是”这个词在词源学上的本意，那就是不折不扣的形而上学唯心主义！
    正如恩格斯指出的，这里的关键，一个是“实际使用”，一个是“历史发展”。就拿“封建”这个词来说吧，的确如何新所说，它在《尚书》和《左传》即古代汉语中，是“封土建国”的意思。但是，在自那以后几千年的历史发展中，在千百万人的实际使用中，“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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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一词是不是一直保持它最初的本意而没有发生任何变化呢？当然不是。
    实际上，到了现代汉语中，“封建”一词已经成了一个多义词，有三个释义一一(1)[the system of enfeoffment]:一种分封的政治制度。君主把土地分给宗室和功臣，让他们在这块土地上建国。欧洲中世纪也曾实行类似的制度。(2)[feudalism]:指封建主义社会形态。(3)[feudal]:喻思想保守、泥古，不开放。
    这样，“封建”一词在不同的语言环境中使用，就成了三个不同的概念。其中第一个是“封建”的本义，后面两个是“封建”的转义或引申义。现在人们用得最多的，恰恰不是它的本义，而是其转义或引申义。同一个词，往往有几个不同的意思，常常作为不同的概念使用，这种情况在语言中是十分普遍的。究其原因，就是因为随着历史的发展，随着人们的实际使用，许多词语的含义发生了变化，有的增加或减少了内容，有的被转借或引申为反映其他事物、现象，形成了新的概念。“封建”一词就是如此。
    因此，谁说“封建”这个词只能作为“分封、建邦国”这样单一的概念来使用呢？谁说一讲到“封建”就只能是指“封土建国”呢？比如，现在人们常把占卜、算命、烧香之类的行为，称为“封建迷信”，这难道就是“封土建国迷信”吗？
    如果完全不顾“封建”一词在“实际使用的历史发展”中出现了多个含义，形成了多个概念，而是反过来用这个词起源时的“本来语义”，来否定它的其他含义，甚至否认中外历史上客观存在的封建制度和封建主义，这不是词源学上的把戏，不是唯心主义的最后一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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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点马恩
    又是什么呢？
    比如，何新在他这篇大作中多次使用的“社会”（古代社会、传统社会、农业社会)一词，最早是指民间在春秋社日迎赛土神的集会。唐代柳棠《答杨尚书》诗云：“未向燕臺逢厚礼，幸因社会接餘欢。”亦用以称其他日子举行的集会。宋代孟元老《东京梦华录·秋社》记：“市学先生预敛诸生钱作社会”。后来，至明代又有“由志趣相同者结合而成的组织或团体”之义，至现代乃复有“由一定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构成的整体”的意思，即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等（在现代汉语词典中，“社会”就有这样数个义项）。
    如果其他人也按照何新的逻辑，以“社会”一词的起源为理由，把他所称的“古代社会、传统社会、农业社会”，斥之为“置概念的混乱于不顾，也要把春秋社日迎赛土神的集会，定名为‘古代社会、传统社会、农业社会’，以便使之与西方语言中的‘society’(社会)一词相合”；或者呢，用“社会”一词的“本来语义”，来根本否定它还有“组织或团体”、“由一定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构成的整体”等意思一一不知何新能否欣然同意、完全接受？
    另外，何新这段文字中的“词”、“语”、“中央”、“帝国”等词语，也都没有按它们起源时的意义来使用。可以说，要是现代人像何新等公知所要求的那样，对任何词语都必须用其起源时的“本来语义”，都必须按其在《辞源》中的解释来著书立说的话，那就根本写不成一篇像样的文章！
    由此可见，何新关于“封建”和“封建制度”、“封建主义”的说法，在语言学上是根本站不住脚的，在逻辑上也是十分荒谬的，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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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质上是在利用词语的多义性搞偷换概念、混淆概念的诡辩。其他几个公知，也基本如此，恕不一一具体分析了。
    由于这些公知都是将他们大作的“主题词”起源时的“本意”，作为自己全部立论的基础的，因此，这个基础一倒塌，其大作也就“忽喇喇似大厦倾”，不值一晒了。同时，也感到他们在论文写作的立论方法上，到现在还在玩弄这种古已有之的“词源学上的把戏”来搞诡辩，实在是应验了这样一句成语一一黔驴技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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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评韩毓海的“回到马克思”
    一百多年来，特别是上世纪五十年代以来，“回到马克思”的叫嚷便不绝于耳。
    一开始，是要回到“青年马克思”，也就是《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马克思，讲“异化”的马克思。
    后来，又要回到《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的马克思，也就是“青年黑格尔派”的马克思。
    近年来，则是要回到“晚年马克思”，据说是已经变成“民主社会主义者”的马克思（包括恩格斯）。
    更有甚者，是要回到给燕妮写爱情诗的马克思，因为那里面都是爱，“普遍的人类之爱”。
    最近，又有韩毓海主张回到“《资本论》第四卷的马克思”，也就是所谓“写”《金融垄断资本主义》的马克思。
    如此等等。看来这些论者己经在马克思主义理论领域实现了“共产主义”的原则：各取所需！
    可是，有网友指出，这不过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断章取义、以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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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概全、肢解系统、破除完整、脱离历史、歪曲历史、丑化历史、把现象当作本质、不通过比较就贸然鉴别等”（铁生）。一一真可谓一语中的。
    想当年，即1890年代，恩格斯就曾遇到过许多这样的“回到马克思”，他在《给<萨克森工人报>编辑部的答复》一文中说道：
    在理论方面，我在这家报纸上看到了（一般来说在“反对派”的所有其他报刊上也是这样)被歪曲得面目全非的“马克思主义”，其特点是：第一，对他们宣称自己在维护的那个世界观完全理解错了：第二，对于在每一特定时刻起决定作用的历史事实一无所知；第三，明显地表现出德国著作家所特具的无限优越感。马克思在谈到70年代末曾经在一些法国人中间广泛传播的“马克思主义”时也预见到会有这样的学生，当时他说“tout ce que je sais,c'est que moi,je ne suis pas marxiste”一“我只知道我不是‘马克思主义者’”。
    而韩毓海则不仅对他要“回到”的马克思的世界观完全理解错了，而且对有关《资本论》的基本史实也一无所知。请看他的这段话：
    “如果马克思来写《资本论》第四卷，我想应该是《金融垄断资本主义》，我们知道，这个工作是列宁完成的，希法亭是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列宁则从希法亭那里得到很多东西。但恩格斯信任考茨基，结果第四卷就成了考茨基的《剩余价值学说》。”(《破解今天的难局，还得回到马克思》)
    马克思写过《资本论》第四卷吗？当然写过，但只是初稿，恩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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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斯来不及整理出版而己。“如果马克思来写《资本论》第四卷”，这不是胡乱假设吗？
    “但恩格斯信任考茨基”，言下之意，就是恩格斯不信任“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希法亭啰？但是，恩格斯去世的时候，希法亭只有18岁，还在维也纳大学攻读医学，怎么信任他？
    “结果第四卷就成了考茨基的《剩余价值学说》”。马克思写的《资本论》第四卷本来就是《剩余价值学说》（马克思称之为《资本论》的“历史部分”)，考茨基把马克思的手稿编辑整理了一下，这
    一卷就成了“考茨基的”了吗？
    实际上，考茨基在编辑时对马克思的手稿做了许多删改和变动，后来苏联按马克思的手稿次序编辑出版了《剩余价值理论》俄文新版本，又编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即我们现在看到的《资本论》第
    四卷。
    看看吧，韩毓海这短短的一句话，有多少谬误，真让人怀疑他是不是读过《资本论》！
    同时，他对《资本论》的一系列基本概念，尤其是剩余价值、金融资本、商品经济、货币经济等等，就像他所竭力推崇的总设计师那样，“信手拈来”，随心所欲地加以解释、歪曲、利用，把马克思的理论搅成了一锅粥。
    所以，我们的网友不要一看见韩毓海之类的“回到马克思”，就以为他们真的是要把这个国家引导到马克思主义的道路上去，那不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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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被他们改造了的“马克思”，即“特色”的所谓“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而己！
    这就难怪马克思要愤慨地说，“我只知道我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并且还会把海涅对自己的模仿者说的话转送给这些先生们：“我播下的是龙种，而收获的却是跳蚤”！
    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因此，凡是碰到高举“回到马克思”一类牌子的“学者”、“精英”、“政客”，不管他有多“红”，来头多大，我们都应该首先提醒自己：这不会又是一个骗子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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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爱因斯坦说过《自然辩证法》
    是“疯人之作”吗？
    有位网友曾经在强国论坛转贴了一篇题为《为什么爱因斯坦反对<自然辩证法>》的帖子，其中说到：
    爱因斯坦对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手稿阅读完毕后曾做出这样的评价：“爱德华·伯恩斯坦先生把恩格斯的一部关于自然科学内容的手稿交给我，托付我发表意见，看这部手稿是否应该付印。我的意见如下：要是这部手稿出自一位并非作为一个历史人物而引人注意的作者，那么我就不会建议把它付印，因为不论从当代物理学的观点来看，还是从物理学史方面来说，这部手稿的内容完全就是胡说八道、疯人之作。可是，我可以这样设想：如果考虑到这部著作对于阐明恩格斯的思想的意义是一个有趣的文献，那是可以勉强出版的。”（以上选自《爱因斯坦文集》第一卷，商务印书馆，1977年，第20页)
    其实，这段爱因斯坦的话，是被人恶意篡改过的（请注意其中粗体字部分)。查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爱因斯坦文集》第一卷，上述那段话的原文是：
    爱德华·伯恩斯坦先生把恩格斯的一部关于自然科学内容的手稿交给我，托付我发表意见，看这部手稿是否应该付印。我的意见如下：要是这部手稿出自一位并非作为一个历史人物而引人注意的作者，那么我就不会建议把它付印，因为不论从当代物理学的观点来看，还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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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物理学史方面来说，这部手稿的内容都没有特殊的趣味。可是，我可以这样设想：如果考虑到这部著作对于阐明恩格斯的思想的意义是
    一个有趣的文献，那是可以出版的。
    这里，有该书截图为证：
    对恩格斯《自然辩证法》手稿的意见①
    ・伯(Eduard Bernstein)部关于自然科学内容的手稿交给我，托付我发表意见，看这部手稿是否应该付印。我的意见如下：要是这部手稿出自一位并非作为一个历史人物而引人注怠的作者，那末我就不会建议把它付印，因为不论从当代物理学的观点来肴，还是从物理学史方面来说，这部手稿的内容都沒有特殊的趣味。可是，我可以这样设想：如果若虑到这部著作对于阐明恩格斯的思想的意义是一个有趣的文献，那是可以出版的。
    ①这是爱因斯烟于1924年6月30日写给E.伯感施坦的意见。这里译自梁赞
    诺夫(L.P3H06)为1925年版g自然辩证法所写的序言中所用的引文，见德文发《马克思悶格斯文电2(Mx-Engels Archt),第2卷，法兰克福，1927年，141页。译时参
    爱因斯坦文集
    第··卷许良英范岱年编译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飞将光火街3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北京第二新华削)一印刷50×1168章米18220/，印张4阳干字
    197纺年1H第1版1976行1月B京第1火印財
    纥一书号：2017·180龙价±（檐】2.35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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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此可见，爱因斯坦的原话是“这部手稿的内容都没有特殊的趣味”，而根本不是所谓“这部手稿的内容完全就是胡说八道、疯人之作”！另外，最后的“那是可以出版的”一语中，也根本没有“勉强”二字。
    是谁作了这样恶意的篡改？看来，不是网友转贴的《为什么爱因斯坦反对<自然辩证法>》的作者，因为他的全文是为恩格斯辩护的。但是，他引用爱因斯坦的话的时候，显然不够慎重，而且明显是从网上某篇文章摘引来的。
    那么，这篇网上文章的炮制者为什么要作这样恶意的篡改呢？其目的无非是二：第一，贬低、污蔑恩格斯，攻击、反对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否定自然辩证法：第二，把这种污蔑、攻击、否定栽赃到爱因斯坦头上，以引起自然科学家们对马克思主义自然辩证法的反感，甚至完全否认马克思主义哲学对自然科学研究的指导作用。
    这种对历史文献的恶意篡改，我们还见得少吗？那个“著名”传记“作家”，不就干过把胡乔木1961年4月14日致毛泽东信中的“死人”一语，蓄意篡改为“饿死人”的勾当吗？这些跳梁小丑，是什么卑鄙的事情都干得出来的！
    所以，我们在引用历史文献，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著作时，就一定要十分慎重，尽可能核对原文，不能马马虎虎：一定要提防那些无耻小人设下的陷阱。
    最后说一下，爱因斯坦对恩格斯《自然辩证法》的那种态度，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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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说明他对这部伟大著作的重要意义，并没有一个正确的认识：也说明他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对自然科学研究的指导作用，并没有一个科学的理解。这是不足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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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本论》和黑格尔辩证法
    在《哲学笔记》的《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中，列宁写下了这样一段著名的话：
    警言：不钻研和不理解黑格尔的全部逻辑学，就不能完全理解马克思的《资本论》，特别是它的第1章。因此，半世纪以来，没有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是理解马克思的！！(《列宁全集》第1版第38卷第191页)
    列宁为什么会这样说呢？据我所见，大致有以下几个原因：
    第一，黑格尔的“逻辑学”一书（俗称“大逻辑”，以区别于缩写本“小逻辑”)，是阐述他的客观唯心主义辩证法的最主要著作，也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唯物辩证法的最重要思想来源。
    第二，马克思的《资本论》自始至终贯穿着唯物辩证法，在对商品、货币、资本、价值和剩余价值等一系列经济学问题的论述中，无
    一不体现着唯物辩证法的原则、规律和方法，而这一点，在《资本论》的第一章、即商品及其价值形式一章中尤为明显。
    第三，在《资本论》第一章中，马克思特意使用了“黑格尔特有的表达方式”；列宁也说过，“马克思曾在‘资本论’第一章中模仿黑格尔”。其缘由，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二版跋”中所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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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近三十年以前，当黑格尔辩证法还很流行的时候，我就批判过黑格尔辩证法的神秘方面。但是，正当我写《资本论》第一卷时，愤懑的、自负的、平庸的、今天在德国知识界发号施令的模仿者们，却已高兴地象莱辛时代大胆的莫泽斯·门德尔森对待斯宾诺莎那样对待黑格尔，即把他当作一条“死狗”了。因此，我要公开承认我是这位大思想家的学生，并且在关于价值理论的一章中，有些地方我甚至卖弄起黑格尔特有的表达方式。
    当然，马克思这样做并不是谦虚，也不是炫耀，而是为了恢复黑格尔辩证法的名誉，更是为了对黑格尔的客观唯心主义辩证法进行彻底的改造，把它发展为唯物辩证法。所以马克思又说：
    辩证法在黑格尔手中神秘化了，但这决不妨碍他第一个全面地有意识地叙述了辩证法的一般运动形式。在他那里，辩证法是倒立着的。必须把它倒过来，以便发现神秘外壳中的合理内核。
    从这三个方面来看，不理解黑格尔在“逻辑学”中所阐发的辩证法思想，就不能理解马克思所创立和运用的唯物辩证法，也就不能理解《资本论》、特别是它的第一章中所论述的一系列概念、原理和规律一一这是顺理成章的！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在今天，我们要学习和理解《资本论》，仍然得从钻研黑格尔的“逻辑学”入手。因为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大量著作中，已经对唯物辩证法有了系统的、全面的论述，唯物辩证法已经形成了一个完整的科学体系。我们只要结合实际，认真学习，就能够掌握它的基本原理和基本方法，也就能够帮助我们理解、领会马克思的《资本论》，包括它的第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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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需要提一下，列宁所说的“半世纪以来，没有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是理解马克思的”，当然不是指包括恩格斯在内的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而是指那些披着马克思主义者的外衣，却对马克思主义一窍不通，又口口声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所谓“马克思主义者”，比如伯恩斯坦、考茨基之流。
    至于那些赤裸裸的反马克思主义者，就更不用说了，他们要懂得唯物辩证法，真正理解《资本论》，就比登天还难了。
    不可否认，现在，确实有这样的一些家伙，对从黑格尔到马克思的辩证法毫无所知，满脑子形而上学的浆糊、唯心主义的垃圾，却在那里大言不惭地“批判”《资本论》，尤其是“批判”它的价值理论，其目的，就是要从根本上否定马克思主义的两大基石之一一一剩余价值学说！
    因此，今天重温列宁的“警言”，还是十分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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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谈谈对共产主义的一种
    庸人式理解
    在强国论坛上，有个名为“半个诗人”的，为了支持一个《为什么要摒弃“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的提法？》的帖子，接连发了这样一大串跟帖：
    《请教一个重要问题》共产主义第一批新产品分给谁？[半个诗人2009-03-0813:49:56]
    《请教》如果我活到共产主义，有专机专列可坐吗？我如果想在自己家里养一只大熊猫可以吗？[半个诗人2009-03-0813：54：01]《请教》共产主义住房怎么分配？谁住大谁住小？谁住高谁住低？谁住楼谁住别墅？我想在西湖搞套最高级的别墅可以吗？（半个诗人2009-03-0815:17:26)
    《请教》共产主义允许留坟墓吗？如果有很多人想把自己装进水晶棺给给自己建纪念堂，是否全部予以批准？（半个诗人2009-03-0815:27:56)
    《忽然想起一个问题》共产主义开始那天，人均GDP会是多少？（半
    个诗人2009-03-0817：06：20)
    半个诗人提的这些问题确实很有意思，也颇有代表性。在马克思主义者谈到共产主义的“各尽所能，各取所需”原则的时候，总有人以冷嘲热讽的口吻提出类似的问题，然后洋洋得意地宣布，“你说，共产主义不是乌托邦吗？我看，根本不可能实现！”如此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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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然，半个诗人还是很谦虚的，他提的这些问题都标明了是《请教》，那么，俺就给他请一位老师来回答吧。这位老师早在九十多年前，就似乎预料到半个诗人今天会如此这般地提出一连串这样的问题，所以早早地就给他准备好了答案。这位老师不是别人，就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
    列宁在他的名著《国家与革命》中，是这样答复半个诗人的问题的：
    当社会实现“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原则时，也就是说，在人们已经十分习惯于遵守公共生活的基本规则，他们的劳动生产率已经大大提高，因此他们能够自愿地尽其所能来工作的时候，国家才会完全消亡。那时，“资产阶级法权的狭隘观点”，这种使人象夏洛克那样冷酷地斤斤计较，不愿比别人多做半小时工作，不愿比别人少得一,点报酬的狭隘观，点就会打破。那时，社会就不必在分配产品的时候规定每人应当领取的产品数量；每人将“根据需要”自由地领取。
    从资产阶级的观点看来，很容易把这样的社会制度说成是“纯粹的乌托邦”，并冷嘲热讽地说社会主义者许过诺言，要使每个人都有权利向社会领取任何数量的香菌、汽车、钢琴等等，而对每个公民的劳动则可以不加任何监督。就是在今天，大多数资产阶级“学者”也还是用这种讽刺的话来搪塞，但他们这样做只是暴露了他们的愚昧无知和为资本主义辩护的自私目的。
    其所以说愚昧无知，是因为没有一个社会主义者想到过要许下共产主义高级发展阶段一定到来的“诺言”，而伟大的社会主义者在预见这个阶段将会到来时所设想的前提，既不是现在的劳动生产率，也不是现在的庸人，因为这种庸人正如波米亚洛夫斯基小说中的教会学校学生一样，惯于“无故地”破坏社会财富的储藏和提出不能实现的要求。(《列宁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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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半个诗人，怎么样，你认真看了老师的解答了吗？你是否将这个解答同你的问题一一对照了呢？如果是的话，你就不难发现，你就是那个惯于“提出不能实现的要求”的“教会学校学生”，就是那种“愚昧无知和为资本主义辩护”的“庸人”！
    真不知道，你脑子里除了大飞机、大别墅、大熊猫，以及你的那个大水晶棺材以外，还有其他一些什么东西？你不就是“冷酷地斤斤计较，不愿比别人多做半小时工作，不愿比别人少得一点报酬”吗？你以为，有了这些，就是你所认为的“共产主义”了吗！
    而在列宁以及一切马克思主义者看来，在共产主义社会里，“既不是现在的劳动生产率，也不是现在的庸人”！（记住，这句话十分重要)也就是说，到那时候，社会物质财富的丰富和人们精神境界的高尚，是现在的庸人思维所不能想象的。
    在庸人思维中，共产主义应该是“每个人都有权利向社会领取任何数量的香菌、汽车、钢琴等等”；而马克思主义所预言的共产主义社会的人们，在“各尽所能”的同时，“每人将‘根据需要’自由地领取”归自己所支配的那份社会产品，也就是“各取所需”！
    (顺便说一下，马克思提出的共产主义原则，最早翻译为“各尽所能，各取所需”，后来不知为什么，改译成了“各尽所能，按需分配”，或许也是受了“庸人思维”或多或少的影响吧？)
    当然，在共产主义社会里，可能也会出现一两个像半个诗人那样整天“狮子大开口”的人，那怎么办呢？我们现在是无法预想办法的，但是，那时候的人们肯定是会妥善地处理和教育这种“教会学校学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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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列宁有关真理标准两句活的真伪
    Liuyuxi1948网友在《谈“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
    一帖中，为了说明“这一命题的实质是混淆了真理与认识或理论的界限”这个观点，引用了革命导师列宁的语录，并谈了自己对这些论述的理解。
    这里，暂且不论Liuyuxi1948对列宁的话的理解是否恰当，也不谈他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命题的看法是否正确，只想先指出，他引用的列宁的两句话中，一句不是列宁本人的话，一句是被人篡改过的话。
    请看Liuyuxi1948帖子的这一段：
    列宁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这部著作中说：“实用主义既嘲弄唯物主义的形而上学，也嘲弄唯心主义的形而上学，它宣扬经验，而且仅仅宣扬经验，认为实践是唯一标准。”列宁认为实践是唯
    一标准是实用主义、经验主义。列宁还说：“只是在实践上证明，不可能，作者没有辩证地提出理论与实践的关系。”
    其中，前一句并不是列宁本人的话，而是他转述的其他作者的话。列宁在《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第六章的正文中谈到“从哲学的党派观点来看一看马赫、阿芬那留斯以及他们的学派”时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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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点◆中中中◆本
    “约·狄慈根所谓的‘信仰主义的有学位的奴仆’这一说法，正是击中了马赫、阿芬那留斯以及他们的整个学派的要害”，并在后面加了
    一个脚注①。（见下图）
    拼命地抓住这个小小的经验批判主义者学派，这实在不是偶然的！约·狄慈根所谓的“信仰主义的有学位的奴仆”这一说法，正是击中了马赫、阿芬那留斯以及他们的整个学派的要害。①
    企图“调和”马赫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俄国马赫主义者的不幸就在于：他们相信反动的哲学教授，他们既然相信了，也就沿着斜坡滚下去了。他们企图发展和补充马克思学说的那些手法是很不
    ①还可以举出一个例子米说明马赫主义事实上正在为那些广泛流行的反动资产阶级哲学流派所利用。在最新的关国哲学中，“最时髦的东西”可以说是“实用主义”1o0了(“实用主义"来自希腊文pragme一行为、行动，即行动哲学)。在哲学杂志上谈论得最多的恐怕也要算是实用主义了。实用主义既闻笑唯物主义的形而上学，也嘲笑唯心主义的形而上学：它宣扬经验而且仅仅宣扬经验：认为实践是唯一的标准：依靠一般实证论思潮，特别是依靠奥斯特瓦尔德、马赫、毕尔生、彭加勒、杜恒，依靠科学不是“实在的绝对复写”的说法：并且…极其顺利地从这一切中推演出上帝，这是为了实践的目的，而且仅仅为了实践，这里没有任何形而上学，也没有丝毫超越经验界限（参看威廉·鲁姆斯《实用主义。某些旧思想方法的新名称907年纽约和伦敦版，特别是第57和第106页)。从唯物主义的观点看来，马赫主义和实用主义之间的差别，就象经验批判主义和经验一元论之间的差别一样，是微不足道的和极不重要的。请比较一下波格丹诺夫的真理定义和实用主义者的真理定义：“在实用主义者看来，真理就是经验中的各种特定作业价值(working-values))的类概念.”（同上，第68页)
    这个脚注的具体内容是：
    ①还可以举出一个例子来说明马赫主义事实上正在为那些广泛流行的反动资产阶级哲学流派所利用。在最新的美国哲学中，“最时髦的东西”可以说是“实用主义”了（“实用主义”来自希腊文pragma一行为、行动，即行动哲学)。在哲学杂志上谈论得最多的恐怕也要算是实用主义了。实用主义既嘲笑唯物主义的形而上学，也嘲笑唯心主义的形而上学；它宣扬经验而且仅仅宣扬经验：认为实践是唯一的标准；依靠一般实证论思潮，特别是依靠奥斯特瓦尔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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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赫、毕尔生、彭加勒、杜恒，依靠科学不是“实在的绝对复写”的说法；并且…极其顺利地从这一切中推演出上帝，这是为了实践的目的，而且仅仅为了实践，这里没有任何形而上学，也没有丝毫超越经验界限（参看威廉·詹姆斯《实用主义。某些旧思想方法的新名称》1907年纽约和伦敦版，特别是第57和第106页)。从唯物主义的观，点看来，马赫主义和实用主义之间的差别，就象经验批判主义和经验一元论之间的差别一样，是微不足道的和极不重要的。请比较一下波格丹诺夫的真理定义和实用主义者的真理定义：“在实用主义者看来，真理就是经验中的各种特定作业价值(workⅰng一va1ues)的类概念。”（同上，第68页）(《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18卷第358页)
    很明显，Liuyuxi1948引用的“实用主义既嘲笑唯物主义的形而上学，也嘲笑唯心主义的形而上学；它宣扬经验而且仅仅宣扬经验：认为实践是唯一的标准”这句话，包括一直到“也没有丝毫超越经验界限”，中间只用逗号、分号，不用句号的这一大段话（标为仿宋体的)，是列宁转述的威廉·詹姆斯介绍实用主义观点的话，并不是列宁本人的话，所以列宁紧接着就在括号里注明：“参看威廉·詹姆斯”的著作。而威廉·詹姆斯(1842一1910)，正是美国的“实用主义之父”！
    还必须指出，实用主义所使用的“实践”、“经验”等概念，尽管在文字上与马克思主义的这些概念相同，但在实际内涵上是完全不同的。马克思主义认为，实践是人们改造世界的活动，是主观见之于客观的行动：而在实用主义看来，实践只是个人的体验、个人的经验，他们把这种经验看作是唯一的实在，也就是所谓“唯一的标准”。这种“唯一的标准”，完全不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所说的“检验真理的唯
    一标准”。不了解这种根本区别，就很容易把它们混为一谈。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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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uyuxi1948引用这句话并不能证明他自己的观点。
    Liuyuxi1948网友所引用的列宁的后一句话，即“只是在实践上证明，不可能，作者没有辩证地提出理论与实践的关系”，则是一句被篡改过的话。它最早出自于北京大学哲学教授易杰雄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命题的沉思》一文，并以此作为他“批判”这
    一马克思主义哲学命题的重要依据。
    实际上，这句话是列宁在《对布哈林<过渡时期的经济>一书的评论》中的一个批语。（见下图）
    …認为沒有崩滑，沒有雅会均势的破坏，没有血的斗笨就能过渡到肚会主义，那只是可冷的改良主义空想。
    [58]既然養本市义生产关系的瓦解是觉
    只是在实践
    突的，从理論上又证明它的恢实是不可能的，
    上韵：明“不可矿
    那就产生了一个必然要解快的間避：“文化毁
    能”。作荐沒
    有辩証培提出
    灭”还是祉会主义…生产技术社会阶成瓦解
    理渝与实尖线的
    的时期，无产阶款一救环是统一的，他伊首先而
    关系。
    且最早体现了未来钍会的物货基驴。这个在革命进程中其有决定意义的基本因素，只有-一分胖了。另一方前，它空前地扭钻思来不新受教育，加强粗性。俄因革命及其比胶铁弱的无产阶級证明了这种鄹驗，可見极国的无产阶级是粗减力量的民正取之不竭的贊源。
    l注意，1
    (《对布哈林<过渡时期的经济>一书的评论》单行本第19页，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
    由此可见，列宁的原话是：“只是在实践上证明‘不可能’。作者没有辩证地提出理论与实践的关系。”而易杰雄则把它改成了：“只是在实践上证明，不可能，作者没有辩证地提出理论与实践的关系。”一共有三处改动：一、在“证明”二字后面加了个逗号；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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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点列斯
    91
    去掉了“不可能”三字的引号；三，又把后面的句号改成了逗号。
    这样一来，这句话就变成了列宁认为，对于人的认识的真理性，只是在实践上证明是不可能的，也就是说，列宁也是不同意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因为这是“没有辩证地提出理论与实践的关系”。这就是易杰雄篡改列宁这句话的目的！
    但是，从《对布哈林<过渡时期的经济>一书的评论》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列宁的批语是针对布哈林说的“既然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瓦解是真实的，从理论上又证明它们的恢复是不可能的”而写的。列宁批语中的“不可能”，就是指的布哈林的“它们的恢复是不可能的”，列宁还特地给此句加了下划线。
    由于这个中译文版本比较早(1958年)，所以，在1990年出版的《列宁全集》第二版第六十卷第286页上，列宁的这个批注又重新作了翻译。（见下图）
    286
    在尼，布哈林（过被时期经挤学》一书上作的批生和评论
    主义，那只是可冷的改良主义空想。1
    只非是在实践上[5]既然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瓦解是真实的，丛型证明“不可能”。论上又证明它们的恢复是不珂能的，那就产生了…个作者没有辩证地
    必须解快的两难中作出选择的问避：“文明的毁灭”还
    堪出理论与实践
    是社会主义…生产-技术-社会阶被裂的时代总
    的关系。
    的说来还保特着无产阶镀的统一，商无产盼级省先并且囊早体现了未来杜会的物质基础。这个在革命进阻中具有典定意义的基本因紫，只有一部分瓦解了。切
    一方而，它正在异乎背地因结起来，面新变教有，组织起浆。极国革命及其相对软弱的无产阶级提供了这
    才前的经验的证据，而俄国的无产：阶级是组织力量的
    注意，对！
    真正取之不竭的贮藏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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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点列斯
    这样，列宁的原话应该是：“只能是在实践上证明‘不可能’。作者没有辩证地提出理论与实践的关系。”原来句首的“只是在”，准确地翻译成了“只能是在”。
    这样，事情就更清楚了：列宁认为，对于已经瓦解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光“从理论上”证明它们的恢复“不可能”，是错误的，而“只能是在”实践上才能证明这种“不可能”。因此，布哈林“没有辩证地提出理论与实践的关系”。这也就是说，在列宁看来，只有实践，才是证明认识真理性的唯一标准！
    因此，Liuyuxi1948引用的列宁的这句话，是被易杰雄篡改过的，是无法用来论证反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观点的。
    其实，前面提到的关于实用主义“唯一的标准”的话，也是易杰雄在他的文章里搬出来的，也一口咬定是列宁说的。这两句所谓列宁的话，成了他“批判”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命题的两颗“重磅炮弹”，可惜，都是“银样镴枪头”。
    Liuyuxi1948可能就是看了易杰雄的文章，把这两句所谓列宁的话，引用到自己的帖子里的。可是，别看易杰雄是北京大学的，又是什么哲学教授，就信以为真了。要援引革命导师的语录，还是要查对
    一下原著，最好是最新版本的原著。正如恩格斯所说的，“有用的材料，如不与原出处认真核对，也完全不能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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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济危机怎祥才会导致革命？
    有位网友在《经济危机与革命》一文中，提出了这样一个观点：“到目前为止，由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导致阶级矛盾激化进而导致社会主义革命，这一经典马克思主义的设想，在现实阶级斗争中还没有得到过验证。”
    这里作者把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与社会主义革命直接地联系了起来。那么，经济危机怎样才会导致革命，或者说，怎样才能导致革命呢？对此，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早就有过多方面的大量论述，我们不妨列举一下列宁和毛泽东的几段话来看一看：
    (一)革命的客观形势
    革命在什么情况下才能够发生？列宁说：
    在马克思主义者看来，毫无疑问，没有革命形势，就不可能发生革命，而且并不是任何革命形势都会引起革命。一般说来，革命形势的特征是什么呢？如果我们举出下面三个主要特征，大概是不会错的：
    (1)统治阶级已经不可能照旧不变地维持自己的统治：“上层”的这种或那种危机，统治阶级在政治上的危机，给被压迫阶级不满和愤慨的迸发造成突破口。要使革命到来，单是“下层不愿”照旧生活下去通常是不够的，还需要“上层不能”照旧生活下去。(2)被压迫阶级的贫困和苦难超乎寻常地加剧。(3)由于上述原因，群众积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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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点…
    性大大提高，这些群众在“和平”时期忍气吞声地受人掠夺，而在风暴时期，无论整个危机的环境，还是“上层”本身，都促使他们投身于独立的历史性行动。
    没有这些不仅不以各个集团和政党的意志、而且也不以各个阶级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变化，革命通常是不可能的。这些客观变化的总和就叫作革命形势。(《第二国际的破产》，《列宁选集》第二卷)
    造成这种革命形势的根源，归根到底就是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及其所导致的周期性的经济危机，以及由此所导致的阶级矛盾的激化。这里说的是“归根到底”，也就是是从总体上来讲的，是从资本主义社会的总的历史过程来讲的，而不是说每一次具体的经济危机都会造成革命形势，导致革命爆发，“而且并不是任何革命形势都会引起革命”。
    (二)革命的主观条件
    所以，光有客观形势，革命还是不一定会发生的，它还需要其它的条件。因此列宁接着说：
    这种形势在1905年的俄国，在西欧各个革命时代都曾有过；但是，这种形势在上一世纪60年代的德国，在1859一1861年和1879一1880年的俄国也曾有过，当时却没有发生革命。为什么呢？因为不是任何革命形势都会产生革命，只有在上述客观变化再加上主观变化的形势下才会产生革命，即必须再加上革命阶级能够发动足以摧毁（或打垮)旧政府的强大的革命群众行动，因为这种旧政府，如果不去“推”它，即使在危机时代也决不会“倒”的。（同上）
    这就是说，除了革命客观形势具备，还要加上革命的主观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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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才会导致革命。这种主观条件不仅仅是来自先锋队，还包括整个革命阶级，以至于广大人民群众。列宁指出：
    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在思想上已经被争取过来了。这是主要的。没有这一点，那就连走向胜利的第一步都迈不出去。可是，这离胜利还相当远。单靠先锋队是不能胜利的。当整个阶级，当广大群众还没有采取直接支持先锋队的立场，或者还没有对先锋队采取至少是善意的中立并且完全不会去支持先锋队的敌人时，叫先锋队独自去进行决战，那就不仅是愚蠢，而且是犯罪。(《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列宁选集》第四卷)
    列宁又说：群众要转向革命，除了教育、引导还要靠他们自身的政治经验；而和平发展时期几十年都未必能获得的这种政治经验，在历史大变动时期，群众几年就能获得。
    归纳起来，这种革命的主观条件包括：一个革命的坚强的政党，
    一条马克思主义的正确路线，无产阶级历史主动性的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政治觉悟和政治经验的提高，等等。当这一切，或者最主要的主观条件形成的时候，革命的客观形势才有可能最后导致革命。
    (三)革命的不同形式
    有了革命的客观形势和主观条件，还需要找到正确的革命形式，才能取得革命的胜利，而革命的形式是随着不同的社会条件而不同的。就拿中国革命来说，毛泽东在当时党内大多数成员醉心于“城市中心论”时，就清醒地认识到了这一点。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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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点…
    革命的中心任务和最高形式是武装夺取政权，是战争解决问题。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原则是普遍地对的，不论在中国在外国，
    一概都是对的。
    但是在同一个原则下，就无产阶级政党在各种条件下执行这个原则的表现说来，则基于条件的不同而不一致。
    …中国的特点是：不是一个独立的民主的国家，而是一个半殖民地的半封建的国家；在内部没有民主制度，而受封建制度压迫：在外部没有民族独立，而受帝国主义压迫。因此，无议会可以利用，无组织工人举行罢工的合法权利。在这里，共产党的任务，基本地不是经过长期合法斗争以进入起义和战争，也不是先占城市后取乡村，而是走相反的道路。(《战争与战略问题》，《毛泽东选集》第二卷)
    这种革命形式的采用还与当时经济与社会发展条件联系着，即中国当时是一个自然经济的农耕社会，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不占主导地位，工人阶级力量薄弱，因此，也必须依靠农村来发展革命。
    俄国十月革命所面临的社会条件就完全不同了。俄国虽然还存在大量农耕的自然经济，但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已占主导地位。所以，列宁说：
    城市不可能和农村平等。在这个时代的历史条件下，农村也不可能和城市平等。城市必然要带领农村。农村必然要跟城市走。问题仅仅在于，“城市”阶级中的哪个阶级能够带领农村，能够担当这个任务，以及城市对农村的领导采取什么形式。(《立宪会议选举与无产阶级专政》，《列宁全集》第2版第三十八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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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革命高潮的到来
    在既具备革命的客观形势，又具备革命的主观条件，并且己经找到合适的革命形式的情况下，革命高潮何时会到来呢？毛泽东是这样回答的：
    所谓革命高潮快要到来的“快要”二字作何解释，这点是许多同志的共同的问题。马克思主义者不是算命先生，未来的发展和变化，只应该也只能说出个大的方向，不应该也不可能机械地规定时日。但我所说的中国革命高潮快要到来，决不是如有些人所谓“有到来之可能”那样完全没有行动意义的、可望而不可即的一种空的东西。它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它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毛泽东选集》第一卷)
    从列宁和毛泽东的这些论述中，可以得到一些什么样的启示呢？至少应该有这样几点：
    第一，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导致社会主义革命，是一个过程，需要经过多个中介的作用，这种可能性才会变成现实性。不能设想每一次或大或小的经济危机都会引起革命，但每一次经济危机都在为必然会来到的革命积累能量。所以，不能把经济危机与革命的关系简单化、直线化了。
    第二，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的激化，不仅会引起经济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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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点…
    而且会引起它的政治危机、军事危机、意识形态危机等，这些也是导致革命的重要因素。当然，这些因素归根到底都根源于经济状况，但政治、军事危机又是经济危机的集中体现。比如两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对参战的帝国主义国家来说，是它们国家的垄断资本主义本质造成的，是它们的军事危机的表现，但在客观上，也为社会主义革命创造了条件，最后导致了苏联、中国等一批社会主义国家的产生。所以，也不能认为经济危机导致革命“这一经典马克思主义的设想，在现实阶级斗争中还没有得到过验证”。
    第三，对今天来说，革命的主观条件的形成显得尤为重要、尤为迫切。应该看到，无论是组织上，还是思想上，乃至阶级和群众基础上，都不能说已经有了必要的充分的准备。在这种情况下，即使革命的客观形势到来，也未必能够真正发动起来。这是需要加倍努力的。
    (本文参考了网友帖子提供的有关内容，谨表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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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宁有关“泰罗制”的论述
    及儿点启示
    见到有网友在争论“泰罗制”的问题，双方都援引了列宁的话。
    一方援引的是列宁1914年写的《泰罗制就是用机器奴役人》一文，另一方援引的是列宁1918年写的《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中的有关论述。双方各以自己引用的列宁的话为根据，表达了两种不同的观点。
    那么，列宁前后的言论是不是就存在着这样的矛盾呢？这不禁使本人想起曾经查阅《列宁全集》，辑录了其中关于泰罗制的几乎全部论述，现在就将篇目列举在下面，供争论的双方参考。
    阅读列宁的这些论述，本人觉得有这样几点是值得注意的：
    一、从1913年3月到1922年9月，列宁有11篇文章或书信涉及到泰罗制问题，其中两篇写于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九篇写于1917年十月革命后。前者与后者的时代背景不同，内容的侧重点也有所不同。那位网友援引的《榨取血汗的“科学”制度》，写于1913年；另有一篇是1914年写的《泰罗制就是用机器奴役人》。当时，俄罗斯还处于沙皇统治时期，人民群众还处于资本家的残酷压迫、剥削之下，布尔什维克还没有取得国家政权。而后面的九篇，发表于1918年至1922年之间，这时候，十月革命已经成功，资产阶级己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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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点…
    被推翻，国家进入了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时期。这种不同，在列宁的前后两组文章中就有反映和体现。
    二、尽管两个时期的文章内容侧重点有所不同，但列宁对泰罗制的基本看法和根本观点是一致的，那就是坚持辩证分析的方法，既揭露泰罗制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是一种榨取工人血汗的制度（这对于今天的特色资本主义制度也是如此)，又认为它具有合理的、科学的一面，可以而且必须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加以改造、加以利用。也就是说，泰罗制既有应该否定的一面，也有值得肯定的一面，关键是看在什么样的社会制度下来运用它。当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进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时候，特别要重视发挥泰罗制积极一面的作用。
    三、列宁关于泰罗制的论述，内容是很丰富的，可以给我们很多的启示，就不一一说明了。这里应当引起我们注意的是，在学习和援引革命导师的有关论述的时候，必须考虑到这些论述是在什么时候、什么背景下、针对什么问题说的，还要联系到他们在这个问题上、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过哪些主要的论述，尽可能有一个比较全面的了解。这样，才不至于出现片面性，甚至出现曲解的情况。反过来，对于那些右派抓住革命导师的片言只语就大肆歪曲、攻击的谬论，我们也就能更好地识别和批判了。
    下面，就是列宁有关泰罗制的11篇文章的目录，大部分是摘录，原文可查阅《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
    1,榨取血汗的“科学”制度(1913年3月13日〔26日))
    一一《列宁全集》第2版第23卷第18-19页。
    2,泰罗制就是用机器奴役人(1914年3月13日〔26日))
    一《列宁全集》第2版第24卷第398-40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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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一文的初稿（摘录）(1918年3月23日和28日之间，口授)
    一一《列宁全集》第2版第34卷第130-132页。4,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摘录）（1918年4月)
    一一《列宁全集》第2版第34卷第170-171页。
    5,在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团会议上的讲话（摘录）(1918年4月1日)
    ー—《列宁全集》第2版第34卷第195页
    6,关于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的提纲（摘录）(1918年4月29日和5月3日之间)
    一一《列宁全集》第2版第34卷第259页。
    7,论“左派”幼稚性和小资产阶级性（摘录）(1918年5月5日)
    一一《列宁全集》第2版第34卷第287-288页。
    8,关于生产宣传的提纲（草稿）（摘录）(1920年11月18日)
    一一《列宁全集》第2版第40卷第18页。
    9,致瓦·亚·阿瓦涅索夫（摘录）(1922年9月1日)ーー《列宁全集》第2版第52卷第473页
    10,致瓦·亚·斯莫尔亚尼诺夫（摘录）（不晚于1922年9月7日）
    一一《列宁全集》第2版第52卷第476页。11,白璧微瑕(1922年9月10日以后)
    一一《列宁全集》第2版第43卷第209一21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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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必领十分重视理论斗争的意义
    现在，在文章中援引革命导师的一些论述来分析现实问题，马上就有某些人跑出来大喊大叫：你们教条主义，你们王明，你们二十八个半！
    现在，要纠正对革命导师的话语的误传、歪曲，正本清源，也立刻有人因为这些误传的话合乎他们自己的口味，而千方百计地为之辩护！
    现在，讨论一些理论问题，宣传革命导师的理论，反驳对革命理论的攻击，更有人讲什么；你们光说空话，还是来点行动吧，“一步实际运动比一打纲领更重要”嘛！
    好吧，就请这些同志看一看列宁在1902年发表的《怎么办？》，看一看列宁是怎样论述理论斗争的重要意义的吧。那时候，俄国革命运动中出现了轻视革命理论的情况，而在目前的中国，情况要严重得多。不仅革命队伍中许多人不重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和掌握，那些当政者和公知们更是恨不得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赶尽杀绝，统统扫到大西洋、太平洋里去！
    在这种情沉下，某些人还是要大反所谓“教条主义”，还是要为误传、歪曲革命导师话语的行为辩护，还是要把实际斗争和理论斗争对立起来，这不就是列宁所说的“如同在看到人家送葬时高喊‘恭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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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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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恭喜！’一样”不合时宜吗？希望大家能够认真读一读列宁的这篇重要文章，以此来指导我们的行动吧！
    列宁：恩格斯论理论斗争的意义
    “教条主义、学理主义”、“党的僵化（由于强制束缚思想而必然受到的惩罚)”，-一这就是《工人事业》的那些捍卫“批评自由”的骑士们所拼命攻击的敌人。把这个问题提到日程上来，我们当然极表欢迎，不过我们还主张再提出一个问题：
    可是评判者是些什么人呢？
    我们面前有两个书刊出版声明：一个是《俄国社会民主党人联合会的定期机关刊物〈工人事业〉的纲领》，另一个是《关于恢复“劳动解放社”出版物的声明》。两个声明都标明是在1899年发表的，当时“马克思主义的危机”早已显现出来了。而我们看到的又是些什么呢？在第一个声明中，你们丝毫没有指出这个现象，也没有确切说明新的机关刊物对这个问题打算采取的立场。关于理论工作及其在目前的迫切任务问题，无论在这个纲领中，或在1901年“联合会”第
    三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对这个纲领的补充条文中，都只字未提。在这整个时期内，《工人事业》编辑部始终都把理论问题搁在一边，虽然这些问题是全世界一切社会民主党人都很关心的问题。
    与此相反，另一个声明首先就指出了近年来人们对理论的兴趣减弱的事实，坚决要求“密切注意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理论方面”，并号召大家“无情地批评”我们运动中的“伯恩施坦主义的倾向以及其他反对革命的倾向”。已经出版的几期《曙光》，表明了这个纲领的执行情况。
    由此可见，所谓反对思想僵化等等的响亮词句，只不过是用来掩饰人们对理论思想发展的冷淡和无能。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的例子非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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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点列斯
    明显地说明了全欧洲的普遍现象（这是德国马克思主义者也早已指出的现象)：臭名远扬的批评自由，并不是用一种理论来代替另一种理论，而是自由地抛弃任何完整的和周密的理论，是折中主义和无原则性。凡是稍微了解我国运动的实际情况的人，都不能不看到，随着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理论水平有了某种程度的降低。有不少理论修养很差甚至毫无理论修养的人，由于看见运动有实际意义和实际成效而加入了运动。由此可见，《工人事业》得意扬扬地提出马克思的一句名言-一一“一步实际运动比一打纲领更重要”，是多么不合时宜。在理论混乱的时代来重复这句话，就如同在看到人家送葬时高喊“恭喜，恭喜！”一样。而且上面马克思的这句话，是从他评论哥达纲领的信里摘引来的，马克思在信里严厉地斥责了人们在说明原则时的折中主义态度。马克思写信给党的领袖们说，如果需要联合，那么为了达到运动的具体目标，可以缔结协定，但是决不能拿原则来做交易，决不要作理论上的“让步”。马克思的意思就是这样，而我们这里却有人假借马克思的名义来竭力贬低理论的意义！
    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在醉心于最狭隘的实际活动的偏向同时髦的机会主义说教结合在一起的情况下，必须始终坚持这种思想。而对俄国社会民主党来说，由于存在三种时常被人忘记的情况，理论的意义就显得更为重要了。这三种情况就是：第一，我们的党还刚刚在形成，刚刚在确定自己的面貌，同革命思想中有使运动离开正确道路危险的其他派别进行的清算还远没有结束。相反，正是在最近时期，非社会民主党的革命派别显得活跃起来了（这是阿克雪里罗得早就对“经济派”说过的。在这种条件下，初看起来似乎并“不重要的”错误也可能引起极其可悲的后果；只有目光短浅的人，才会以为进行派别争论和严格区别各派色彩，是一种不适时的或者多余的事情。这种或那种“色彩”的加强，可能决定俄国社会民主党许多许多年的前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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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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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社会民主主义运动就其本质来说是国际性的运动。这不仅意味着我们应当反对民族沙文主义。这还意味着在年轻的国家里开始的运动，只有在运用别国的经验的条件下才能顺利发展。但是，要运用别国的经验，简单了解这种经验或简单抄袭别国最近的决议是不够的。为此必须善于用批判的态度来看待这种经验，并且独立地加以检验。只要想一想现代工人运动已经有了多么巨大的成长和扩展，就会懂得，为了完成这个任务，需要有多么雄厚的理论力量和多么丰富的政治经验（以及革命经验）。
    第三，俄国社会民主党担负的民族任务是世界上任何一个社会党都不曾有过的。我们在下面还要谈到把全体人民从专制制度压迫下解放出来这个任务所赋予我们的种种政治责任和组织责任。现在我们只想指出一点，就是只有以先进理论为指南的党，才能实现先进战士的作用。读者如果想要稍微具体地了解这句话的意思，就请回想一下俄国社会民主主义运动的先驱者赫尔岑、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以及70年代的那一批杰出的革命家：就请想想俄国文学现在所获得的世界意义；就请…只要想想这些也就足够了！
    现在让我们引证一下恩格斯1874年谈到理论在社会民主主义运动中的意义问题时所发表的意见吧。恩格斯认为，社会民主党的伟大斗争并不是有两种形式（政治的和经济的），像在我国通常认为的那样，而是有三种形式，同这两种斗争并列的还有理论的斗争。他对实践上和政治上都已经巩固的德国工人运动所作的指示，从现代各种问题和争论的观，点来看是非常有教益的，因此我们希望读者不要因为我们从那部早已成了非常罕见的珍本书的《德国农民战争》的序言中，摘引很长一段话而埋怨我们：
    “德国工人同欧洲其他各国工人比较起来，有两大优越之处。第
    一，他们属于欧洲最有理论修养的民族，他们保持了德国那些所谓“有教养的人’几乎完全丧失了的理论感。如果不是先有德国哲学，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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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点列斯
    别是黑格尔哲学，那么德国科学社会主义，即过去从来没有过的唯一的科学社会主义，就决不可能创立。如果工人没有理论感，那么这个科学社会主义就决不可能像现在这样深入他们的血肉。这个优越之处无限重大，从以下的事实就可以看出：一方面，英国工人运动虽然把各个行业组织得很好，但是前进得很慢，其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对于一切理论的漠视；另一方面，法国人和比利时人由于原有形式的蒲鲁东主义的传播而发生混乱和动摇，西班牙人和意大利人则由于按巴枯宁不伦不类的模式传播蒲鲁东主义而发生混乱和动摇。第二个优越之处，就是德国人参加工人运动，差不多比各国人都迟。德国的理论上的社会主义永远不会忘记，它是依靠圣西门、傅立叶和欧文这三位思想家而确立起来的。虽然这三位思想家的学说含有十分虚幻和空想的性质，但他们终究是属于一切时代最伟大的智士之列的，他们天才地预示了我们现在己经科学地证明了其正确性的无数真理。同理论上的社会主义一样，德国的实践的工人运动也永远不应当忘记，它是依靠英国和法国的运动而发展起来的，它能够直接利用英国和法国的运动用很高的代价换来的经验，而在现在避免它们当时往往无法避免的那些错误。如果没有英国工联运动和法国工人政治斗争的榜样，如果没有特别是巴黎公社所给予的那种巨大的推动，我们现在会处在什么境地呢？
    必须承认，德国工人以罕见的理解力利用了自己地位的有利之处，自从有工人运动以来，斗争是第一次在其所有三方面--理论方面、政治方面和经济实践方面（反抗资本家）互相配合，互相联系，有计划地进行着。德国工人运动所以强大有力和不可战胜，也正是由于这种可以说是向心的攻击。
    一方面由于德国工人具有这种有利的地位，另一方面由于英国工人运动具有岛国的特点，而法国工人运动又受到暴力的镇压，所以现在德国工人是处于无产阶级斗争的前列。事件究竟能让他们把这种光荣地位占据多久，这是不能预言的。但是，可以相信，只要他们还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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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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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这个地位，他们就能很好地执行这个地位赋予他们的种种责任。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在斗争和鼓动的各个方面都加倍努力。特别是领袖们有责任愈来愈透彻地理解种种理论问题，愈来愈多地摆脱那些属于旧世界观的传统词句的影响，而时刻牢记：社会主义自从成为科学以来，就要求人们把它当作科学看待，就是说，要求人们去研究它。必须以高度的热情把由此获得的日益明确的意识传布到工人群众中去，必须日益加强团结党组织和工会组织…
    …假使德国工人将来还是这样前进，那么虽然不能说他们一定会走在运动的前列（只是某一个国家的工人走在运动的前列，这并不符合运动的利益)，但是一定会在战士的行列中占据一个光荣的地位；而将来如果有意外严重的考验或者伟大的事变要求他们表现出更大的勇气、更大的决心和毅力的时候，他们一定会有充分的准备。”
    恩格斯的话果然有先见之明。几年之后，德国工人遇到了反社会党人非常法这样意外的严重考验。而德国工人确实是有充分准备地迎接了这次考验，并且胜利地通过了这次考验。
    俄国无产阶级将要遇到无比严重的考验，将要同凶猛的怪物作斗争，宪制国家中的非常法同这个怪物比较起来，真是小巫见大巫。历史现在向我们提出的当前任务，是比其他任何一个国家的无产阶级的
    一切当前任务都更革命的任务。实现这个任务，即摧毁这个不仅是欧洲的同时也是（我们现在可以这样说）亚洲的反动势力的最强大的堡垒，就会使俄国无产阶级成为国际革命无产阶级的先锋队。而我们有理由指望，只要我们能够用我们的先驱者即70年代的革命家那种献身的决心和毅力，来鼓舞我们的比当时更广阔和更深刻千百倍的运动，我们就一定能够获得我们的先驱者在当时已经享有的这个光荣称号。(《怎么办？》，《列宁选集》第一卷第310-3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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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
    一青年撰文终结
    《共产党宣言》是抄袭之作闹刷
    据说，《矛盾论》是“抄袭之作”；据说，《帝国主义论》是“抄袭之作”；更据说，《共产党宣言》也是“抄袭之作”…
    这最后一种说法，出世最早，110年前，就有一伙无政府主义的“理论家”、“学问家”，吵吵嚷嚷地闹开了，一时间，直闹得乌烟瘴气、甚嚣尘上！
    终于，当时有位二十多岁的小青年实在看不过去了，拍案而起，奋笔疾书，写下了一篇批驳这种谬论的雄文，彻底终结了这场闹剧。直到今天，再也没有一个什么“理论家”、“学问家”，敢于说起这桩“公案”，重提“《共产党宣言》是抄袭之作”了！
    所以，看看现今我们这儿的那些“公知”、“精英”，一直气势汹汹地“批判”马克思的这“错误”、那“错误”，却从来不见一个有胆量公开扬言《共产党宣言》是抄袭而成的，甚至这段“佳话”他们连听没有听到过！
    那么，当年的那些无政府主义者，是如何诬称马克思“抄袭”的呢？当年的那位小青年，又撰写了一篇怎样的文章来痛斥他们的呢？好，我们就先来看看这篇论文的有关内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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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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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必须知道，无产阶级社会主义不单是哲学学说。它是无产阶级群众的学说，是他们的旗帜，全世界无产者都尊重它，“崇拜”它。因而马克思和恩格斯不单是什么哲学“学派”的创始人，他们是日益发展壮大的活生生的无产阶级运动的活生生的领袖。谁要反对这个学说，谁想“推翻”它，谁就应当好好地估计到这一切，免得在力量悬殊的斗争中碰得头破血流。这一点，无政府主义者先生们是知道得很清楚的。因此他们在与马克思和恩格斯作斗争时，使用着一种迥非寻常的新武器。
    这种新武器是什么呢？是不是对资本主义生产作新的研究？是不是驳斥马克思的“资本论”？当然不是！也许他们是用“新事实”和“归纳”方法武装起来，“科学地”驳斥社会民主党的“福音书”
    一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吧？也不是！那末这种不寻常的手段究竟是什么呢？·
    这就是责备马克思和恩格斯“盗窃他人的著作”！你们以为怎样？原来马克思和恩格斯没有一，点自己的东西，科学社会主义乃是一种捏造，因为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彻头彻尾都是从孔西得朗①的“宣言”中“偷来”的。这种说法当然是很可笑的，但是无政府主义者的“无比的领袖”车尔凯兹施维里却神气十足地向我们讲这个滑稽故事，而有位什么拉姆斯这样一个轻率的、车尔凯兹施维里的“门徒”和我们的那些土产的无政府主义者，就如此拚命地重复这种“发现”，所以我们至少也要把这个“故事”简略地说一下。
    请听听车尔凯兹施维里的话吧：
    “‘共产党宣言’的整个理论部分，即第一章和第二章…都是从孔西得朗那里拿来的。因此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宣言’一一合法
    ①维克多·孔西得朗，1808年生于法国，1830年开始信奉沙利·傅立叶的空想社会主义。一一引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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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点列斯
    革命民主派的这部圣经一一不过是笨拙地把孔西得朗的‘宣言’改头换面一番。马克思和恩格斯不仅抄袭了孔西得朗‘宣言’的内容，而且…甚至剽窃了个别的标题。”（见车尔凯兹施维里、拉姆斯和拉布里奥拉三人论文集“‘共产党宣言’的起源”德文版第十页)
    另一个无政府主义者拉姆斯也重复着这一套：
    “可以坚决地断定：他们（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主要著作(‘共产党宣言’)简直是一种盗窃（剽窃），一种无耻的盗窃，然而他们并不像普通的窃贼那样逐字逐句地抄，而只偷去了思想和理论…”(见同书第四页)
    我们的无政府主义者在“号召报”、“工人报”、“呼声报”等报上面也重复着这一套。
    总之，科学社会主义及其理论基础原来是从孔西得朗“宣言”中“偷来”的。
    这种说法有没有什么根据呢？孔西得朗是什么人呢？马克思又是什么人呢？
    孔西得朗死于一八九三年，是空想主义者傅立叶的门生，始终是个不可救药的空想主义者。他认为只有阶级调和才能“挽救法国”。
    马克思死于一八八三年，是唯物主义者，是空想主义者的敌人。他认为生产力的发展和阶级斗争是人类获得解放的保证。
    他们之间有什么共同点呢？
    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唯物主义理论。从这个理论的观点看来，社会生活的发展完全决定于生产力的发展。如果说继地主农奴制度而来的是资产阶级制度，那末这只能“归咎于”生产力的发展，因为生产力的发展使资产阶级制度必然产生出来。再就是，如果说继现代资产阶级制度而来的必然是社会主义制度，那末这是因为现代生产力的发展要求这样。由此就产生出资本主义毁灭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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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会主义建立的历史必然性。由此就产生出一个马克思主义原理：我们应当在生产力的发展史中而不是在人们的头脑中去探求自己的理想。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的理论基础就是如此（见“共产党宣言”第一章和第二章)。
    孔西得朗的“民主宣言”讲过什么类似的话吗？孔西得朗的观点是唯物主义观点吗？
    我们断定说，无论车尔凯兹施维里、拉姆斯或是我们的“号召报派”，都没有从孔西得朗的“民主宣言”中引出一段话或一个字来证实孔西得朗是个唯物主义者，证实他是用生产力的发展来说明社会生活的演进的。反之，我们很清楚地知道，孔西得朗在社会主义的历史上是以空想派的唯心主义者闻名的（见波尔·路易“法国社会主义史”)。
    既然这些奇怪的“批评家”连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都不能区别，那末究竟是什么东西促使他们饶舌呢？为什么他们要批评马克思和恩格斯呢？难道是为了引人发笑吗？…
    科学社会主义的策略基础是关于不可调和的阶级斗争的学说，因为这是无产阶级手中最好的武器。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是无产阶级用来夺取政权然后剥夺资产阶级以建立社会主义的武器。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宣言”中所叙述的科学社会主义的策略基础就是如此。
    孔西得朗在“民主宣言”中讲过什么类似的话吗？孔西得朗承认阶级斗争是无产阶级手中最好的武器吗？
    从车尔凯兹施维里和拉姆斯的论文（见上述文集)中可以看出，孔西得朗的“宣言”对这一点只字未提，而仅仅指出了阶级斗争是一件悲惨的事实。至于作为摧毁资本主义的手段的阶级斗争，那末请看孔西得朗在其“宣言”中对这一点所说的话吧：
    “资本、劳动和才干是生产的三个要素，是财富的三个来源，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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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点列斯
    工业机构的三个轮子…代表这三方面的三个阶级有着‘共同的利益’；这些阶级的任务是迫使机器为资本家工作和为人民工作…这些阶级面前的…伟大目标是用民族统一原则把一切阶级联合起来…”(见考茨基的小册子“共产党宣言是剽窃”第十四页，那里从孔西得朗的“宣言”中引证了这段话)
    一切阶级，联合起来！这就是孔西得朗在其“民主宣言”中所宣布的口号。
    这种阶级调和的策略和坚决号召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反对一切反无产阶级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不调和的阶级斗争策略，有什么共同点呢？
    当然是没有什么共同，点的！
    那末，车尔凯兹施维里这伙先生们和他们的轻率的应声虫为什么胡说呢？莫非他们把我们看成死人吗？难道他们以为我们不会使他们原形暴露吗？！
    最后，还有一种值得注意的情况。孔西得朗活到了一八九三年。他在一八四三年出版了自己的“民主宣言”。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一八
    四七年末写成了自己的“共产党宣言”。从那时起，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宣言”已用欧洲各国文字再版多次。谁都知道马克思和恩格斯以自己的“宣言”创造了一个时代。虽然如此，但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世的时候，无论孔西得朗本人或他的朋友，无论在任何地方，一次也没有说过马克思和恩格斯是从孔西得朗“宣言”里剽窃了“社会主义”。读者，这难道不奇怪吗？
    那末，究竟什么东西激起这些“归纳派的”风头家们…对不住，
    一“学者们”一胡说八道呢？他们究竟是用谁的名义讲话呢？难道他们比孔西得朗本人更清楚地知道他的“宣言”吗？或许他们以为孔西得朗及其信徒们没有读过“共产党宣言”吗？
    但是够了…已经够了，因为连无政府主义者自己都没有认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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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意拉姆斯和车尔凯兹施维里的唐·吉诃德式的讨伐，这种滑稽的讨伐的可耻结局已经过于明显，用不着再去注意了…
    的确，对于“《共产党宣言》是抄袭之作”之类的谎言、谣言，现在已经“用不着再去注意了”，因为它根本经受不住那位小青年的猛烈抨击，早已销声匿迹、烟消云散了。但是类似的这种那种谎言、谣言，不还是在中华大地上层出不穷、铺天盖地吗？真希望也能涌现出这样的一批熟练掌握马克思主义思想武器的“小青年”，把它们连根拔起、彻底铲除一一金猴奋起千钧棒，玉宇澄清万里埃嘛！
    说到这儿，诸位网友，想请教一下：你知道那位小青年是谁吗？他的这篇文章的题目是什么？又出自他的哪本著作呢？想必了解的网友一定不少，我就不罗嗦了！
    附录：上文的余波
    在本人的《一青年撰文终结“<共产党宣言>是抄袭之作”闹剧》
    一帖后面，Dawn有一跟帖，“义正辞严”地指责本人这样两点：
    你转载别人文章为什么不注明转载？让别人猜测是不是你写的或者误以为是你写的？为什么？
    到底是不是有抄袭？后人是不是不再提此话题？
    这第一点，证明Dawn根本没有认真看过本人的帖子。因为在该帖的一开头，本人已经清楚地说明，声称《共产党宣言》是“抄袭之作”的，是110年前的一伙无政府主义者，“当时有位二十多岁的小青年实在看不过去了，拍案而起，奋笔疾书，写下了一篇批驳这种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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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点列斯
    论的雄文”；“那么，当年的那些无政府主义者，是如何诬称马克思“抄袭’的呢？当年的那位小青年，又撰写了一篇怎样的文章来痛斥他们的呢？好，我们就先来看看这篇论文的有关内容吧”。
    这难道不是己经表明，此事发生在110年之前，当时撰写那篇论文的小青年，当年二十多岁，而本人就是转载的他的文章吗？要是他现在还活着，起码得有一百三四十岁了！亏Dawn想得出，本人会“让别人猜测是不是你（我）写的或者误以为是你（我）写的？”真是奇思妙想！
    至于第二个责问，倒正是个要害问题：《共产党宣言》“到底是不是有抄袭？”但要反问一下Dawn:到底“抄袭”了什么？你可以把你在跟帖中转载的李昌玉文章中转引的毛一波文章中转述的柴尔凯索夫的这段话再拿出来看一看：
    “他说，‘你如果去把昆西太郎（按：《斯大林全集》译为孔西得朗)与马昂二氏的宣言对校一下，你可以知道《共产党宣言》的标题，有些也是和昆西太郎一样，如《共产党宣言》中所谓‘资本家与劳动者’也是从昆西太郎处借来的。这书共有350段，其中36处相同。换句话说，每九段或十段，便有一处是抄袭来的。’”
    36处“抄袭”，却也不拿出来展示一下，仅仅举了个“资本家与劳动者”的标题做例子，说是“从昆西太郎处借来的”，也就是“抄”来的。那么，《共产党宣言》中有这样一个标题吗？没有，根本没有！无论是德文原版还是中文译本，《宣言》第一章的标题都是：“资产者和无产者”！
    Dawn也许要问，这有什么区别吗？当然有，因为“资本家”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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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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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等同于“资产者”，而“劳动者”却不能等同于“无产者”，前一个概念外延大，后一个概念外延与之相比要小，两个概念的内涵也不同。“无产者”是指无产阶级或工人阶级，“劳动者”则既包括无产阶级，也包括农民阶级，以及大部分城市小资产阶级。这两个概念是不能混淆的。
    所以，《共产党宣言》第一章标题的德语原文是“Bourgeoisund Proletarier”。Proletarier就是无产者、无产阶级，而劳动者在德语中是Arbeiter。
    所以，《共产党宣言》的最后一句口号是“Proletarier aller
    Lander,vereinigt euch!”(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无产者一词用的也是Proletarier,而不是Arbeiter(劳动者)。
    什么“‘资本家与劳动者’也是从昆西太郎处借来的”，完全是胡说八道！连“劳动者”和“无产者”这两个普通的单词都分不清楚，又遑论其它所谓35处“抄袭”？这样的谎言，Dawn竟奉若至宝，还好意思拿出来招摇过市！
    最后，说一下“后人是不是不再提此话题？”经Dawn指点，本人才知道，在青年斯大林发表《无政府主义还是社会主义？》之后，以克鲁泡特金为“导师”的格鲁吉亚无政府主义者掀起的那场闹剧，还有余波，竟然万里迢迢波及到了中国，巴金和毛一波当年的大作，就是又一阵掀不起大浪的微波。看来，本人是看轻了这场闹剧的恶劣影响了。
    说来也巧，这两人当年都是巴枯宁和克鲁泡特金的崇拜者、无政府主义的忠实信徒。毛一波上世纪二十年代，曾借重庆《商务日报》副刊园地，出《零星》半月刊，大力宣传无政府主义。而柴尔凯索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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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马克斯主义批判”一文，就是由原名李芾甘的巴金同样在上世纪
    二十年代译介过来的。他写的那篇说《共产党宣言》、《资本论》均为“抄袭之作”的“檄文”，后来在编《巴金全集》时，却又被一贯疾呼“说真话”的他自己给删了。
    正如斯大林在《无政府主义还是社会主义？》中所说的：“这才真是无政府状态！这真是下士的老婆自己揍自己！①”
    ①“下士的老婆自己揍自己”，语出果戈理的剧本《钦差大臣》。一一作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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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蕊后就要挨打”是个伪命题吗？
    一评孔庆东的一个说法
    “落后就要挨打”，是人们熟知的一句话。记得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为了说明“国民经济濒临崩溃”的危险性，说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迫切性和重要性，有人搬出了这句话，一时间被许多论者在各种场合反复引用。
    但是，对这同一句话的解读却各不相同，有说“落后必然要挨打”的，有说“挨打就证明你落后”的，有说“落后未必就会挨打”的，有说“挨打并非因为落后”的，也有说“落后就应该挨打”的，等等。总之，赞成者有之，诘难者也有之。
    最新的诘难者，就是孔庆东先生。他在2008年10月21日的一篇博文中这样写道：“最近俺在多处讲演，都提到‘落后就要挨打’是个伪命题，是统治阶级推卸自己责任的鬼话。10月18号俺在山东孙子文化节上讲了《孙子兵法与当代文化》，又一次涉及这个道理”。
    从孔庆东的行文来看，他似乎并不知道“落后就要挨打”这个命题究竟是谁提出来的，是什么情况下提出来的，是针对什么问题提出来的。实际上，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尽管这句话被广泛引用，但也没见有论者明确指出它是谁说的，出处在哪里，上下文如何，真正的含意是什么。倒是有些人以讹传讹，一会儿讲是列宁说的，一会儿讲是毛泽东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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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点…
    其实，最早提出“落后就要挨打”这个命题的，是斯大林同志。是1931年2月4日，他在全苏社会主义工业工作人员第一次代表会议上发表的《论经济工作人员的任务》的演说中提出来的，并且作了深刻的阐述。
    在这篇著名的演说中，在讲到必须加快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速度时，斯大林说：
    人们有时问：不能稍微放慢速度，延缓进展吗？不，不能，同志们！决不能减低速度！恰恰相反，必须竭力和尽可能加快速度。我们对苏联工人和农民所负的义务要求我们这样做。我们对全世界工人阶级所负的义务要求我们这样做。
    延缓速度就是落后。而落后者是要挨打的。但是我们不愿意挨打。不，我们绝对不愿意！
    旧俄历史的特征之一就是它因为落后而不断挨打。蒙古的可汗打过它。土耳其的别克①打过它。瑞典的封建主打过它。波兰和立陶宛的地主打过它。英国和法国的资本家打过它。日本的贵族打过它。大家都打过它，就是因为它落后。因为它的军事落后，文化落后，国家制度落后，工业落后，农业落后。大家都打它，因为这既可获利，又不会受到惩罚。你们记得革命前的一位诗人的话吧：“俄罗斯母亲呵！你又贫穷又富饶，你又强大又软弱。”②这些先生把旧日诗人的这句话背得很熟。他们一面打，一面说：“你富饶”，那就可以靠你发财。他们一面打，一面说：“你贫穷，软弱”，那就可以打你抢你而不受到惩罚。
    ①
    南高加索、中亚细亚和土耳其等地王公贵族等上层人士的尊号。
    ②引自尼·阿·涅克拉索夫的诗《在俄罗斯谁能快乐而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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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落后者，打弱者，一这已经成了剥削者的规律。这就是资本主义弱肉强食的规律。你落后，你软弱，那你就是无理，于是也就可以打你，奴役你。你强大，那你就是有理，于是就得小心对待你。
    正因为如此，我们再也不能落后了。
    过去我们没有而且不可能有祖国。但是现在，当我们已经推翻了资本主义，而政权掌握在我们手里，掌握在人民手里的时候，我们就有了祖国，而且我们要保卫它的独立。你们愿意让我们的社会主义祖国被人打垮而丧失独立吗？如果你们不愿意，那么你们就应当在最短期间消灭它的落后状况，并且在它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方面展开真正的布尔什维克的速度。别的办法是没有的。正因为如此，列宁在十月革命前夜说：‘或是灭亡，或是赶上并且超过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
    我们比先进国家落后了五十年至一百年。我们应当在十年内跑完这一段距离。或者我们做到这一点，或者我们被人打倒。
    这是一大段意思完整、逻辑严密的论述，而“落后者是要挨打的”，就是这段论述的核心命题。这难道是一个“伪命题，是统治阶级推卸自己责任的鬼话”吗？显然不是！
    那么孔庆东为什么这样认为呢？据他说，“日前读到朱维铮文章《挨打不是因经济落后》，引用几句在此：‘直到清英鸦片战争爆发之前二十年，即清嘉庆帝死而道光帝立的1820年，中国的总产出
    (GDP)仍占世界总份额的32.9%，领先西欧核心十二国（英法德意
    奥比荷瑞士瑞典挪威丹麦芬兰)的产出总和12%，更遥遥领先于美国(1.8%)日本(3.0%)。…倘说鸦片战争是因为中国‘落后’而挨打，并不合乎历史实相。…个中的历史原因，不正由于当时经济繁荣下政治腐败、社会黑暗的落差所导致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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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来，因为朱维铮文章列举数据说明，中国在清朝中叶仍属“全球首富”，鸦片战争时中国挨打不是因为经济落后，而是由于当时经济繁荣下政治腐败、社会黑暗，于是孔庆东便不仅认同了这种说法，而且进一步发挥道：“‘落后就要挨打’是个伪命题，是统治阶级推卸自己责任的鬼话。”
    很明显，这是对“落后就要挨打”这个命题的一种误读，是违背了斯大林的原意的。
    斯大林说“落后者是要挨打的”，是站在“苏联工人和农民”的立场上说的，是站在“世界工人阶级”的立场上说的，目的是为了社会主义祖国“在最短期间消灭它的落后状况，并且在它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方面展开真正的布尔什维克的速度”。这同“统治阶级推卸自己责任”有何相干呢？
    斯大林所说的“落后”，不仅是经济落后。他以俄罗斯为例，指出旧俄的落后包括“军事落后，文化落后，国家制度落后，工业落后，农业落后”等，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综合国力的落后。怎么能把“落后就要挨打”的“落后”，说成是仅仅是“经济落后”呢？
    斯大林所说的旧俄罗斯“国家制度落后”，不就有“政治腐败、社会黑暗”的含义，而且更准确吗？何况，他说的落后还包括“军事落后，文化落后”，不是更完整、更全面吗？
    特别要指出的是：斯大林关于“落后者是要挨打的”论述，深刻地揭示了人类社会的一条重要规律，那就是他在演说中所强调的：“打落后者，打弱者，一这已经成了剥削者的规律。这就是资本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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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义弱肉强食的规律。你落后，你软弱，那你就是无理，于是也就可以打你，奴役你。你强大，那你就是有理，于是就得小心对待你。”历史事实不正是这样的吗？！
    由此可见，斯大林提出的“落后就要挨打”，并不是什么“伪命题”，而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命题，它具有丰富的内涵和深刻的含义，是阶级社会历史经验的总结，在今天仍然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
    这个科学命题告诉我们，社会主义国家要改变落后状况，不被敌人打倒，就不能仅仅只考虑解决经济落后的问题，还必须重视军事落后、文化落后、国家制度落后的问题：就不能仅仅是发展经济，还必须在军事上、文化上、国家制度上，坚定不移地按照科学社会主义的原则，“赶上并且超过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一一“或者我们做到这
    一点，或者我们被人打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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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斯大林说过“反革命越搞越多”吗？
    《深圳特区报》发表了一篇署名萧冬连的文章《求索中国》，其中记述了一句据说是“毛主席的话”：
    “斯大林说反革命越搞越多，这个道理是不对的，反革命是越搞越少，不是越搞越多。”
    那么，斯大林到底说没说过“反革命越搞越多”这样的话呢？没有，根本没有！这句话，根本不是斯大林说的，而是赫鲁晓夫编造的，是赫鲁晓夫为了污蔑斯大林搞所谓“大清洗”而蓄意栽赃的！
    这里，我们就来看看1956年2月25日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作的秘密报告《反对个人崇拜及其后果》中是怎么说的：
    斯大林在1937年中央2一3月全会上《论党的工作的缺点和消灭托洛茨基两面派及其它两面派的办法》的报告中，企图给大规模恐怖政策予以理论根据，所用的借口是，随着我们的社会主义的进展，阶级斗争应当愈来愈尖锐。斯大林并且说，历史是这样教导我们的，列宁是这样教导我们的。
    接着，赫鲁晓夫又说：
    斯大林关于愈接近社会主义，敌人便愈多的论断以及中央二一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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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月全会根据叶若夫报告所通过的决议，就被人加以利用，这就是钻进国家保安机关的破坏者，以及无耻的野心家，他们开始以保卫党的名义对党和苏维埃国家干部、普通的苏联公民实行大规模恐怖。
    由此可见，萧冬连所“引用”的“反革命越搞越多”，就是从赫鲁晓夫所说的“斯大林关于愈接近社会主义，敌人便愈多的论断”这句话中脱胎而来的。
    赫鲁晓夫编造这些话的唯一“依据”，是斯大林在1937年苏共中央2一3月全会上《论党的工作的缺点和消灭托洛茨基两面派及其它两面派的办法》的报告。但是，在这个报告中，斯大林是这样说的：
    必须粉碎和抛弃这种腐朽的理论：随着我们的每一进展，我们这里的阶级斗争就会日益停息了，随着我们的胜利，阶级敌人似乎就会日益驯服了。
    这不仅是腐朽的理论，而且也是危险的理论，因为它麻痹我们的人，把他们引入陷阱，而让阶级敌人能够重整旗鼓进行反苏维埃政权的斗争。
    相反地，我们的进展愈大，胜利愈多，被击溃了的剥削阶级残余也会愈加凶恶，他们愈要采用更尖锐的斗争形式，他们愈要危害苏维埃国家，他们愈要抓住最绝望的斗争手段来作最后的挣扎。
    …历史是这样教导我们的。列宁主义是这样教导我们的。(《斯大林文集》，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一版第153页)
    将斯大林的原话与赫鲁晓夫的编造相比，有两个关键的不同：
    一、斯大林说的“被击溃了的剥削阶级残余”，显然只占人口的极少数，而赫鲁晓夫却歪曲成“敌人便愈多”；二、斯大林说的“他们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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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点列斯
    要采用更尖锐的斗争形式”，而赫鲁晓夫却歪曲成“阶级斗争应当愈来愈尖锐”。
    这样一来，似乎正是斯大林的这个报告，给所谓“大规模恐怖政策”提供了“理论依据”；似乎正是斯大林认为，“敌人愈来愈多”，阶级斗争“应当”愈来愈尖锐。
    赫鲁晓夫这样做，纯粹是为了通过无耻的造谣来给斯大林扣上“莫须有”的罪名，从而给自己鼓吹阶级斗争熄灭论和“全民党”、“全民国家”的谬论制造“理论依据”。而正是在这条修正主义路线的引导下，苏联才一步一步地走上了资本主义复辟的道路。
    事实上，斯大林关于苏联当时阶级斗争形势的论述，特别是关于剥削阶级残余必然要采用更尖锐的斗争形式来作最后挣扎的论断，是完全正确的。在人类历史上，被打倒的反动阶级，不都是这样“以十倍的努力、疯狂的热情、百倍的仇恨投入战斗，为恢复他们被夺去的‘天堂’，为他们的家庭而斗争”（列宁语）的吗？不都是“在咽气以前还要作最后的挣扎，由防御转为进攻，不但不避开斗争，反而挑起斗争”（马克思语）的吗？！
    这一点，不仅为残酷的阶级斗争事实所证明，也为人们的日常生活经验所验证了。所谓“困兽犹斗”、“狗急跳墙”、“负隅顽抗”、“垂死挣扎”等等，说的不就是这个意思吗？
    同时，这里也并不存在赫鲁晓夫说的什么“应当”、“不应当”的问题，阶级斗争是客观存在，不是斯大林认为它“应当”尖锐就尖锐得起来的。至于什么斯大林认为“愈接近社会主义，敌人愈来愈多”，更是赫鲁晓夫的凭空捏造，是这个叛徒一贯的卑劣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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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就是这种卑劣、低级的手段，欺骗了多少人啊！难怪一位苏联学者在谈到这个问题时十分感慨地说：“几十年来人们一直引用赫鲁晓夫的话，却没有想到去与斯大林的原文核对一下。”
    在我们这里，至今也还有不少人仍对赫鲁晓夫的谎言深信不疑，并拿来对斯大林说三道四。而他们根本就没有读过斯大林的原著，也不想去读，就那么信口开河。
    其实，何止斯大林的“这句话”，斯大林的哪一件事不被中外赫鲁晓夫之流肆意歪曲、攻击、污蔑？本人之所以要花这么多笔墨来揭穿一个不值一驳的谣言，就是为了说明两点：一、某些右派一再造谣，完全可以说是与赫鲁晓夫一脉相承的，如果大家有兴趣，不妨找赫鲁晓夫大反斯大林的秘密报告来看一看，那真可谓是一个谎言大全；二、我们只要多读些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原著，多学点历史，尤其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就能识别那些右派的谣言，不为其所迷惑，反而更能看清他们的真面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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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斯大林提出过这个口号吗？
    在一篇有关斯大林的帖子后面，某网友有一个跟帖，其中提到：“苏联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斯大林曾经提出一个口号：‘技术决定一切！干部决定一切！’这句口号后来为修正主义者所利用。”
    斯大林提出过这样一个口号吗？没有，根本没有！
    查阅斯大林的著作，可以清楚地看到，他曾经提出过这样两个口号：一个是：“在改造时期，技术决定一切。”另一个是：“在我们目前的条件下，‘干部决定一切’”。
    前一个，出自斯大林1931年2月4日在全苏社会主义工业工作人员第一次代表会议上的演说《论经济工作人员的任务》；后一个，出自斯大林1935年5月4日《在克里姆林宫举行的红军学院学员毕业典礼上的讲话》。
    这两个口号，和“技术决定一切！干部决定一切！”这个口号有什么不同呢？首先，它们是两个口号，而不是一个口号，而且两个口号后面都没有惊叹号。其次，它们一个提出于1931年，一个提出于1935年；前者是苏联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后者是苏联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再次，斯大林提出的两个口号，都有各自的前提：“技术决定一切”是“在改造时期”；“干部决定一切”是“在我们目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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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条件下”。（当然，出于行文简便，斯大林在讲话中也常常单独使用“技术决定一切”或“干部决定一切”的说法。)
    斯大林曾经说过，唯物辩证法认为：“一切以条件、地，点和时间为转移。”(《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
    两个口号的前提条件和客观环境、时间期限规定了，“技术决定
    一切”和“干部决定一切”，都有着各自特定的对象和具体的内容(这在斯大林的两次演说中讲得很清楚)，而不是针对所有问题、适用于任何情况的。
    真理总是具体的。如果把斯大林提出的这两个口号，抽去它们的“条件、地点和时间”，变成抽象的、可以任意解释的口号，再加以褒贬，那是否有断章取义之嫌呢？
    所以，对斯大林提出的两个口号，首先要核对原话，看看是否符合；其次要查阅全文，看看到底是什么意思，而不要轻易被历来的误传所误导。实际上，将斯大林的这两个口号在误传误信的基础上再加以“批判”，并非自今日始，而是由来已久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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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谈谈对斯大林两个口号的秘评
    在《斯大林提出过这句口号吗？》一帖的末尾，本人说到，对斯大林在1931年和1935年分别提出的“在改造时期，技术决定一切”和“在我们目前的条件下，干部决定一切”这两个口号的“批判”，“并非自今日始，而是由来已久矣！”
    具体说来，是始于1958年。当时权威的批评，一种是某网友帖子引用的《读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谈话》中的一段话：“他过去说，技术决定一切，这是见物不见人；后来又说干部决定一切，这是只见干部之人，不见群众之人。”另一种用的是反诘法：“‘技术决定一切’一一政治呢？‘干部决定一切’一一群众呢？”
    这两种批评，是否符合斯大林的原意呢？这就需要看一看斯大林的原文是怎么说的。所谓“技术决定一切”，出自斯大林1931年2月4日在全苏社会主义工业工作人员第一次代表会议上的演说《论经济工作人员的任务》；“干部决定一切”，则出自斯大林1935年5月4日《在克里姆林宫举行的红军学院学员毕业典礼上的讲话》。
    一，“技术决定一切”是不是“见物不见人”？
    在1931年发表的《论经济工作人员的任务》中，斯大林说的“技术”，并不是指“物”，不是指生产的技术装备、机器设备，比如机床、拖拉机等等，而恰恰针对的是“人”，即要求人们掌握技术知识、掌握生产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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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斯大林讲得很清楚：“布尔什维克应当掌握技术。已经是布尔什维克自己成为专家的时候了。在改造时期，技术决定一切。一个经济工作人员竟不愿意研究技术，不愿意掌握技术，一这是笑话，这就不成其为经济工作人员了。”“必须使自已成为专家，成为内行，必须面向技术知识，一一这就是实际生活要我们走的道路。”所以，“就要学习再学习。”
    斯大林还说：“科学、技术经验、知识，一这些东西都是可以得到的。今天没有，明天就会有。这里主要的就是要有布尔什维克的掌握技术、掌握生产科学的热烈愿望。有了热烈愿望，就能得到一切，就能战胜一切。”
    这里说的“布尔什维克”，说的“经济工作人员”，不就是“人”吗？不过，这是面向技术知识学习再学习的人，是向科学技术进军的人！怎么能说斯大林讲的“技术”就是“物”，“技术决定一切”就是“见物不见人”呢？
    似乎预见到以后有人会拿这句口号做文章，斯大林当时就对曲解这句口号的现象进行了严肃的批评。他说：
    很多人错误地理解了党的“在改造时期，技术决定一切”的口号。很多人机械地去理解这个口号，认为如果有更多的机器，似乎就做到了这个口号所要求的一切。这是不正确的。技术是不能脱离使用技术的人的。离开了人，技术就是死的东西。“在改造时期，技术决定一切”这一口号指的并不是单纯的技术，而是以掌握技术的人为主的技术。只有这样来理解这个口号才是正确的。(《在接见治金工作者代表团时的讲话》，1934年12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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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干部决定一切”是不是“只见干部之人，不见群众之人”？
    只要读一下1935年发表的《在克里姆林宫举行的红军学院学员毕业典礼上的讲话》，就可以知道，斯大林说的“干部”，并不仅仅是已有的各级干部，更不是那些对群众、对工作“采取一种麻木不仁的官僚主义态度和简直是岂有此理的态度”的干部，而恰恰是从“无论在哪个部门中工作的‘大’‘小’工作者”当中，从这些普通群众当中培养起来的干部。
    斯大林指出：“度过十分缺乏技术的时期以后，我们就进入了新的时期，进入了我认为是十分缺乏人才、缺乏千部和缺乏能够驾驭技术并推进技术的工作者的时期。…正因为如此，现在应当特别注意人才，特别注意干部，特别注意掌握技术的工作者。正因为如此，‘技术决定一切’这个旧口号，反映了我们十分缺乏技术的过去的时期的口号，现在应当用新口号，用‘千部决定一切’的口号来代替了。这是现在的主要问题。”
    所以，斯大林说：“‘干部决定一切’的口号，要求我们的领导人对我们的工作者，对无论在哪个部门中工作的‘大’‘小’工作者，采取最关切的态度，用心地培养他们，当他们需要支持时帮助他们，当他们做出初步成绩时鼓励他们，推动他们前进等等。”
    在这方面，斯大林率先垂范。著名的群众性的斯达汉诺夫运动，就是他亲自发动和领导的。在1935年11月举行的全苏斯达汉诺夫工作者第一次会议上，他说，斯达汉诺夫运动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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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册最光荣的篇章之一的男女工人运动”；“在座的这些人，象斯达汉诺夫、布瑟京、斯梅塔宁、克里沃诺斯、普罗宁、两位维诺格拉多娃以及其他许多同志，都是新的人才，都是完全掌握了本行的技术、驾驭并推动着这种技术前进的男女工人。”
    对这些从群众中涌现出来的生产骨干、先进工作者，斯大林亲切地称他们为“男女工人干部”，是“新人才”、“新干部”，说他们能“在生产中把广泛的工人群众组织在工人阶级先进分子的周围”。据记载，确实有许多斯达汉诺夫工作者，被培养成了领导生产和科技的各级干部，在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从这里可以看出，斯大林所说的“干部”(IEPCOHAJI),首
    先是指在社会主义建设第一线的生产骨干、先进工作者，是掌握技术并推动着这种技术前进的男女工人，是各方面涌现出来的新的人才。这同我们后来实行的具有所谓“干部编制”的“××级干部”，或者“行政干部”、“政工干部”、“技术干部”等等，完全是两回事！
    斯大林《在克里姆林宫举行的红军学院学员毕业典礼上的讲话》中，从历史唯物主义的高度概括说：“人才，干部是世界上所有宝贵的资本中最宝贵最有决定意义的资本。应该了解：在我们目前的条件下，‘千部决定一切’。如果我们在工业、农业、运输业和军队中拥有大量的优秀干部，那么我们的国家就将是不可战胜的。如果我们没有这样的干部，那我们就会寸步难移。”
    这里说的人才、干部，不就是来自群众的吗？他们本身不就是群众的一部分吗？怎么能把干部和群众完全割裂开来呢？怎么能说斯大林讲的“干部决定一切”，就是“只见干部之人，不见群众之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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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所谓“‘技术决定一切’一一政治呢？
    干部决定一切’一一群众呢？”
    其中后一个问题己经谈了，就谈谈前一个技术和政治的问题吧。为此，还是要读一下斯大林的《论经济工作人员的任务》一文。在这篇提出“在改造时期，技术决定一切”这个口号的文章中，斯大林并不是只讲了“技术”问题，而恰恰是先论述了一系列“政治”问题。
    当时，苏联正处于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为了“在基本的和有决定意义的部门三年完成五年计划”，斯大林列举了这样一些必须具备的前提：
    “需要一个愿意而且能够利用这些丰富的自然富[资]源来为人民谋福利的政权。”“需要这个政权受到千百万工农群众的拥护。”“需要一种不患资本主义的不治之症而且大大优越于资本主义的制度。”“需要一个政党，这个党要十分团结和统一，…能一贯实行正确的革命的布尔什维克政策。”
    这些前提，是不是“政治”呢？当然是的！斯大林认为，当时的苏联已经基本上具备了这些政治前提，这是三年完成五年计划的客观可能性，但这只是必须具备的“两个基本条件”之一，另一个基本条件就是“要有领导我们企业的愿望和本领，以便把这些可能性变为现实”。
    这种愿望和本领是什么呢？就是“掌握生产科学的热烈愿望”，就是“钻研业务，掌握技术，变成内行”，从而更好地领导经济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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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本领。因此，针对当时普遍存在的干部和工人文化知识缺乏、技术水平低下的状况，斯大林对广大经济工作人员提出了“技术决定一切”的口号，并且深刻地指出：
    “有人说，掌握技术是困难的。不对！没有布尔什维克攻不下的堡垒。我们已经解决了许多极困难的任务。我们推翻了资本主义。我们取得了政权。我们建立了规模极大的社会主义工业。我们把中农引上了社会主义道路。建设方面最重要的事情我们已经做到了。剩下的已经不多，这就是钻研技术，掌握科学。当我们做到这一点的时候，我们就会有甚至我们现在不敢梦想的速度。”
    这不是把技术和政治结合得十分紧密吗？这不是把学习和掌握技术知识提到了政治任务的高度吗？怎么能说，“技术决定一切”的口号就是忘记政治、不讲政治，和政治毫无关系呢？
    总之，斯大林1931年提出的“技术决定一切”，和1935年提出的“干部决定一切”这两个口号，在两个不同的时期，相对于不同的实际情况和不同的经济建设任务，都可以说是正确的，而且是符合唯物辩证法的。
    毛泽东在《矛盾论》中指出：“任何过程如果有多数矛盾存在的话，其中必定有一种是主要的，起着领导的、决定的作用，其他则处于次要和服从的地位。因此，研究任何过程，如果是存在着两个以上矛盾的复杂过程的话，就要用全力找出它的主要矛盾。捉住了这个主要矛盾，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了。这是马克思研究资本主义社会告诉我们的方法。列宁和斯大林研究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总危机的时候，列宁和斯大林研究苏联经济的时候，也告诉了这种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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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此可见，主要矛盾是起决定作用的，抓住主要矛盾，一切问题就能够迎刃而解了。这也可以说，主要矛盾决定一切。
    苏联在1931年时，经济建设中无疑存在着多种矛盾，但主要矛盾是广大经济工作人员技术知识水平低下和国内外形势要求加快建设速度的矛盾：而1935年时，经济建设中的主要矛盾则是人才、干部不能适应经济建设需要的矛盾。斯大林正是用全力找出它们各自的主要矛盾，捉住了这两个主要矛盾，适应两个时期经济建设的中心任务，分别提出了“技术决定一切”和“干部决定一切”两个口号，从而极大地推进了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并为履行应尽的国际主义义务和战胜德国法西斯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末了还要强调一点：对斯大林，不是不能批评，不能批判，但是，批评、批判之前，最好先认真看一看他的有关文章，了解一下时代背景，努力找准批评、批判的靶子。要是像批评两个口号这样，从斯大林时隔四年多的两篇文章中，孤零零地抽出“技术决定一切”和“干部决定一切”两句话，组合在一起，完全不顾它们针对的对象和时间，就加以批评，是很难有说服力的。
    正如鲁迅先生所说：“倘要论文，最好是顾及全篇，并且顾及作者的全人，以及他所处的社会状态，这才较为确凿。要不然，是很容易近乎说梦的。”而这种“说梦”的情况，我们目前在那些“批判”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浩如烟海的“煌煌大作”中，不是到处可以见到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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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斯大林的列宁主义定义“不全面”吗？
    日前，看到一个讲座视频《毛泽东思想的当代意义》，其中谈到了有关列宁主义的定义的问题。本文仅就这个问题提一些看法，而不涉及讲座的其他内容。
    讲座中有这样一段话：斯大林同志对列宁主义下了一个很经典的定义，简单地说就是列宁主义是帝国主义时代无产阶级革命的策略、原则等，是这个时代的马克思主义，帝国主义时代的马克思主义就是列宁主义，着重讲的是领导十月革命这样一个无产阶级的政策、策略。斯大林同志这样说对不对呢？那当然是对的，列宁一开始干的就是这件事情。但是我觉得这个概括是不全面的，…所以我说列宁主义这个定义应该修正一下，应该说列宁同志有两个贡献，一个是帝国主义论，一个是社会主义论，…就是列宁强调，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你光讲阶级斗争不行，你还得必须承认无产阶级专政，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他的很重要的思想就是无产阶级专政，就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阶级斗争的继续。
    讲座在这里所引述的斯大林关于列宁主义的定义，是不准确、不完整的。我们不妨来看看1924年4月斯大林在《论列宁主义基础》
    一书中的原文：
    “列宁主义是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马克思主义。确切些说，列宁主义是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和策略，特别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和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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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是斯大林关于列宁主义的完整定义，它不仅包含了讲座所说的列宁的两个贡献，而且特别强调了第二个贡献，即“特别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和策略”！对此，斯大林在《论列宁主义基础》一书中还专门辟了整整一章，即“无产阶级专政”一章，详细援引了列宁的大量有关论述，讲述了三个基本问题：（一）无产阶级专政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工具：（二）无产阶级专政是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统治：(三)苏维埃政权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形式。
    斯大林还强调指出：“列宁主义中的基本问题，列宁主义的出发点，…是无产阶级专政、争取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等问题。”
    《论列宁主义基础》中的这些重要论述，系统地概括和总结了列宁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基本思想，也进一步印证了斯大林的列宁主义定义的正确性和科学性。
    对于这个定义的正确性和科学性，斯大林在1926年1月发表的《论列宁主义的几个问题》一文中还作了进一步的论述：
    在《论列宁主义基础》那本小册子里给列宁主义所下的众所周知的定义，看来已经得到公认了。这个定义就是：
    “列宁主义是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马克思主义。确切些说，列宁主义是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和策略，特别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和策略。”
    这个定义是否正确呢？
    我以为是正确的。其所以正确，第一在于它正确地指出列宁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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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历史根源，确定列宁主义是帝国主义时代的马克思主义，这正和某些批评列宁的人相反，他们错误地认为列宁主义是在帝国主义战争以后产生的。其所以正确，第二在于它正确地指出列宁主义的国际性质，这正和社会民主党人相反，他们认为列宁主义只适用于俄国一国的环境。其所以正确，第三在于它正确地指出列宁主义同马克思学说的有机联系，确定列宁主义是帝国主义时代的马克思主义，这正和某些批评列宁主义的人相反，他们认为列宁主义不是马克思主义进一步的发展，而仅仅是马克思主义的恢复，是马克思主义在俄国实际情况中的应用。
    所有这些似乎都不需要特别解释了。
    看来，关于斯大林的列宁主义定义是否“不全面”，是否需要“修正一下”，也不需要特别解释了
    最后，说几句题外话：
    为什么列宁主义定义这个问题值得一谈？因为长期以来，对什么是列宁主义，以及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可以说众说纷纭。有人甚至扬言，对什么是马克思主义，过去一直没有搞清楚，只有到了他这儿，才发现，原来马克思主义就是一句话：“实事求是”。一一真是天大的笑话！
    其实，对于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革命导师们早就有大量明确的论述，尤其是下过科学的、精辟的定义。这些定义，对我们正确认识和理解革命导师们的科学理论，识别真假马克思主义、真假列宁主义，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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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如说，斯大林对马克思主义下过这样一个定义：“马克思主义是关于自然和社会的发展规律的科学，是关于被压迫和被剥削群众的革命的科学，是关于社会主义在一切国家中胜利的科学，是关于建设共产主义社会的科学。”(《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学问题》)
    这是迄今为止，关于马克思主义的最全面、最深刻、最精辟的定义，是对马克思主义这一博大精深的科学理论体系的本质属性和丰富内涵的高度概括和总结。任何其它形形色色的定义，包括一些马克思主义者所提出的定义，与之相比，要么相形见绌，要么被它所涵盖。更重要的是，掌握了斯大林的这个定义，就有利于我们识别那些假马克思主义的政治骗子，比如说什么“马克思主义就是实事求是”之类的“特色理论”！
    但是，有些网友学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讲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却并不了解、并不重视革命导师关于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定义的论述，或者对这些定义有误解、有异见，甚至随心所欲、信口开河，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重大的缺陷。
    这个问题，现在是应该引起我们重视的时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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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共同富裕的前提和核心，是对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
    最近，有位银蛇蜡象网友，用六个字表明了他对共同富裕的看法：
    共产才能共富！
    言简意赅，一针见血！
    现在，上上下下许多人都一门心思“围绕着分配兜圈子”，企图以此来实现所谓“共同富裕”。这对上面的“顶层领导”来说，那是故意在芸芸众生的鼻子尖上放了块糖，让你感到香气扑鼻；而对下面的劳动群众、包括众多小资来说，却是闻得到，舔不着（不信，你就舔舔看)，还以为“梦中自有黄金屋”呢！
    那么，究竟什么是“共同富裕”，它有什么前提条件，其核心内容又是什么呢？
    最近，读了斯大林同志有关这个问题的论述，先照录如下，然后谈一谈读后的一些感想，供大家参考。
    拿“使全体集体农庄庄员成为生活富裕的人”这一口号来说吧。这个口号不仅和庄员有关。它更和工人有关，因为我们要使全体工人成为生活富裕的人，成为过富裕的和十分文明的生活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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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来问题是很明白的。如果我们不是要使我国人民过美满生活，那就用不着在1917年10月推翻资本主义，进行多年的社会主义建设了。社会主义不是要大家贫困，而是要消灭贫困，为社会全体成员建立富裕的和文明的生活。
    可是，这个很明白而且实在很浅显的口号在一部分党员中间竞引起了许多疑虑、糊涂观念和混乱思想。他们说，这个口号不是回到“发财吧”①那个被党摒弃的旧口号去了吗？…
    看来，这些人不了解“发财吧”和“使全体集体农庄庄员成为生活富裕的人”这两个口号之间隔着一道鸿沟。第一，能够发财的只是个别人或个别集团，而生活富裕的口号关系到的不是个别人或个别集团，而是全体集体农庄庄员。第二，个别人或个别集团发财是为了支配其余的人和剥削他们，而使全体集体农庄庄员在集体农庄生产资料公有化的条件下过富裕生活的口号排除了一些人剥削另一些人的任何可能性。第三，“发财吧”的口号是在新经济政策的最初阶段，当资本主义部分地恢复起来的时候，当富农还有力量、个体农民经济在国内还占优势、集体农庄经济还处在萌芽状态的时候提出的，而“使全体集体农庄庄员成为生活富裕的人”的口号是在新经济政策的最后阶段，当工业中的资本主义分子已被消灭、农村中的富农已被击溃、个体农民经济已被排挤到次要地位、集体农庄已变为农业中占统治地位的形式的时候提出的。更不用说，“使全体集体农庄庄员成为生活富裕的人”的口号不是孤立地提出的，而是和“使集体农庄成为布尔什维克的集体农庄”的口号不可分割地联系起来提出的。
    “发财吧”的口号实质上是号召恢复资本主义，而“使全体集体农庄庄员成为生活富裕的人”的口号却是号召用加强集体农庄经济实
    ①在苏联实行新经济政策之初，布哈林曾对刚刚分到土地的个体农民提出这样一个口号：“发财吧，积累吧，发展自己的经济吧！”一一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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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力和使全体集体农庄庄员变为生活富裕的劳动者的办法来彻底消灭资本主义的最后残余，这不是很明显吗？（喊声：“对！”）
    这两个口号之间没有而且不可能有丝毫共同之处，这不是很明显吗？（喊声：“对！”）
    (《在党的第十七次代表大会上关于联共（布）中央工作的总结报告》，1934年1月26日)
    斯大林的这些话，现在能给我们怎样的启示呢？
    一、什么叫“共同富裕”？按照斯大林的说法，就是要使以全体农民、全体工人为主体的“社会全体成员建立富裕的和文明的生活”，这是共产党带领人民推翻资本主义，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一个重要目标。注意，这里说的是“社会全体成员”，而不是少数人、一部分人，这个富，是共同的富。
    二、看到“发财吧”这个口号，就不由得想起了“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正如斯大林所说，“能够发财的只是个别人或个别集团”，他们先富起来了，就会“支配其余的人和剥削他们”，必然导致“一些人剥削另一些人”。所以，我们不能一看到“共同富裕”，就首先想到自己个人能不能富起来。共同富裕的“富”，并不是个人发家致富的“富”。
    三、“‘发财吧’的口号实质上是号召恢复资本主义”，而“共同富裕”则是为了“彻底消灭资本主义”，“这两个口号之间没有而且不可能有丝毫共同之处”。但是几十年后，竟然有人告诉我们，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了，也就是发财了，就会先富带后富，实现“共同富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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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说到怎样实现共同富裕，斯大林认为，“生产资料公有化”是必须具备的前提条件，即“工业中的资本主义分子已被消灭、农村中的富农已被击溃、个体农民经济已被排挤到次要地位、集体农庄已变为农业中占统治地位的形式”。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观点。
    五、为什么生产资料公有化是共同富裕的前提条件和必要基础？从根本上说，对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本身就是共同富裕的题中应有之义，是共同富裕的核心内容！什么叫富裕？一个劳动者，有吃有喝、有房有车、有几位数的存款，就是富裕了吗？不！只要还没有实现社会全体成员对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只要还存在普遍的生产资料私有制，那么，与手握价值百万、千万、亿万生产资料的资本家相比，你只能是个穷人！社会财富的主体，始终是用于物质资料生产和再生产的生产资料，包括工具、机器、土地、资源等等。这些动辄以几十万亿、几百万亿、几千万亿计的财富，在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条件下，集中在占人口极少数的资产阶级手里，他们才是真正的富裕之人。看看那些形形色色的富翁排行榜，哪一个不是以生产资料（包括产业资本、金融资本等)的多少为唯一标准的？而凭着这些手中掌握的生产资料，他们又能通过剥削劳动人民为自己增殖出多少财富来啊？宣扬剥削者与被剥削者的“共同富裕”，在剥削者来说无疑是骗人的鬼话，对被剥削者来说不啻为一剂致命的蒙汗药！
    六、因此，没有对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就没有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所谓富裕，不仅意味着具有一定数量的生活消费资料，更重要的是，应该而且必须通过一定的方式掌握应有的社会生产资料，这个方式就是生产资料公有制，也就是对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近三十年来，走资精英们一再鼓噪，共同占有就是人人没有，只有把全民所有的生产资料量化到个人，实行私人所有，才算是产权明晰了。这是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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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产资料公有制的恶意歪曲，也是对社会主义的共同富裕的最大反动。他们不能理解，或者说故意不想理解，全体人民对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就是人人都有，就是人人都享有对生产资料的所有权，但这绝不是人人各自占有其中的一份，人人可以随意支配“属于自己”的那一份。这就好比一台机械，如果归十个工人共同所有，他们谁也不能说这个马达是我的，那个齿轮是你的，其余的螺丝是他的等等，而别人都无权使用。要是这样“产权明晰”的话，这台机械就是一堆废铁！推而广之，对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不也是这样吗？实际上，那些走资精英的真正目的，并不是要让人人都有，而是只想让个别人有，让少数人有，让这些人发财，让这些人富起来，而绝大多数人根本没有！这就叫两极分化。今天的现实，不是己经和正在证明这一点吗？
    七、可惜的是，我们的一些网友也被走资精英的荒唐逻辑绕昏了头，以为可以离开对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来谈论、追求共同富裕，以为共同富裕只是一个生活资料的分配问题，而不首先是生产资料的所有权问题。现在有的人口口声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却绝口不提必须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就是企图把共同富裕仅仅局限于生活资料分配的范围内！其实只要简单想一想就能明白，与劳动人民世世代代创造和积累起来的庞大社会财富、主要是整个社会的生产资料相比，我们这一两代人能够掌握和享有的生活资料，或者说消费资料，真可以说是微乎其微的，更何况其中的大部分又被发了财的极少数人所攫取和霸占了。在这种情况下，你谈什么追求共同富裕？这不过是大部分小资产阶级的幻想和受蒙骗的普通劳动者的幻觉而己！套用走资精英的话来说，如果真的把全部社会生产资料“量化”到我们每一个人，那才是一笔惊人的财富！当然，在生产资料公有制的条件下，你个人不能直接地享用和支配它们，但是在全体人民共同占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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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基础上，通过不断发展社会生产力，不断完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它们将会而且一定会造福于你、造福于你的子孙后代、造福于全天下的人民大众，使大家不仅在共同占有生产资料方面，而且在个人享有消费资料方面，都真正富裕起来。这才是斯大林讲的共同富裕，这才是社会主义的共同富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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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录：斯大林时期苏联的消费品物价
    (1947年和1953年对比)
    1947年
    1953年
    (单位没有标注的为公斤)
    (单位没有标注的为公斤)
    白面包（每公斤）5卢布50戈比
    白面包（每公斤）3卢布
    黑面包3卢布
    黑面包1卢布
    牛肉30卢布
    牛肉12卢布50戈比
    鲈鱼12卢布
    鲈鱼7卢布10戈比
    牛奶（每升）3卢布
    牛奶（每升）2卢布24戈比
    奶油64卢布
    奶油27卢布80戈比
    鸡蛋(10只)12卢布
    鸡蛋(10只)8卢布35戈比
    方糖15卢布
    方糖9卢布40戈比
    植物油30卢布
    植物油17卢布
    伏特加60卢布
    伏特加22卢布80戈比
    啤酒(0.6升装)5卢布
    啤酒(0.6升装)2卢布96戈比
    蟹肉罐头（个）20卢布
    蟹肉罐头（个）4卢布30戈比
    中档皮鞋（双）260卢布
    中档皮鞋（双）188卢布50戈比
    印花布(1米)10卢布10戈比
    印花布(1米)6卢布10戈比
    羊毛织物(1米)269卢布
    羊毛织物(1米)113卢布
    天然丝绸(1米)137卢布
    天然丝绸(1米)100卢布
    莫斯科人牌小汽车(1辆)9000卢布胜利牌小汽车(1辆)16000卢布
    普通家庭每月用于食品的开支为1130普通家庭每月用于食品的开支为510卢布
    卢布
    注：
    1953年时苏联刚进厂的初级工人工资800卢布；青年技术工人工资900-1000卢布；工程师工资12001300卢布。
    住房、教育、医疗基本上是免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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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点毛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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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泽东放弃了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提法
    一段时间以来，“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成了一个十分热闹的话题。据统计，在一个“重要报告”中，就接连六次提到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而在各种媒体、刊物、论坛、讲座上，理论界、学术界的专家、教授们论述这一话题的文章、专题、讲话等，更可谓汗牛充栋、不可胜数。
    对此，有四个问题是值得引起注意的：
    (一)一个十分重要的修改
    上述这些论者在文章、讲话中，几乎无一例外的都声称，“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这个命题，是毛泽东首先提出来的，而且都引用了毛泽东一九三八年十月在中共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所作的报告，即《论新阶段》中的一段话来作证明。这段话就是：
    “共产党员是国际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但马克思主义必须通过民族形式才能实现。没有抽象的马克思主义，只有具体的马克思主义。所谓具体的马克思主义，就是通过民族形式的马克思主义，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应用到中国具体环境的具体斗争中去，而不是抽象地应用它。成为伟大中华民族之一部分而与这个民族血肉相联的共产党员，离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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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点…
    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
    一《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1991年版。
    确实，毛泽东在这里是有“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这样的提法，但是，现在某些人却大都有意无意地绕开、或者说否认了这样一个历史事实，那就是对《论新阶段》的全文，毛泽东在生前并没有最后审定，而其中的“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一节，在1951年正式收入《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的时候，毛泽东则作了重要的修改，其中就包括对“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这个提法的修改。
    在《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中，上面引述的那段话是这样的：
    “共产党员是国际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但是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力量，就在于它是和各个国家具体的革命实践相联系的。对于中国共产党说来，就是要学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的环境。成为伟大中华民族的一部分而和这个民族血肉相联的共产党员，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
    在这里，毛泽东把《论新阶段》中的原文“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改成了“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还特地在前面加写了“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马克思列宁主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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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伟大力量，就在于它是和各个国家具体的革命实践相联系的”等重要内容，同时删去了“没有抽象的马克思主义，只有具体的马克思主义”等词句。这个改动十分重要，因为它实际上否定了原来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提法，使得对这个问题的论述更准确、更科学了。
    其之所以更加准确、更加科学，关键是因为毛泽东进一步正确地解决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关系问题。如果按照原先“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的提法，它的默认的前提，就是对于中国来说，马克思主义是一种某个外国的学说，是一种外来的东西，中国共产党人为了将它应用于中国，才需要将它“中国化”。
    那么，马克思主义是哪个国家的学说呢？马克思和恩格斯出生于普鲁士，长期生活、写作、战斗在英国，还在法国、比利时等国居住过。马克思一生被许多国家驱逐，到处流亡，并放弃了普鲁士国籍，自称是“世界公民”；恩格斯则由于“未经许可多年旅居国外”，而失去了普鲁士国籍。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所有重要著作，包括《共产党宣言》、《资本论》、《法兰西内战》、《哥达纲领批判》、《反杜林论》、《自然辩证法》等等，都是在流亡比利时、法国、英国期间撰写的。很明显，马克思主义既不能算是普鲁士的、英国的学说，也不能说是法国的、比利时的理论。
    于是，许多论者便退而求其次，提出马克思主义是一种欧洲的理论，或者是一种西方的学说。比如，颇有“权威性”的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在他们举办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研讨会纪要中就断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仅要求形式上的转变，更要求内容上的转变，即要使起源于欧洲的马克思主义，变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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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的论者则说：“经典性的马克思主义诞生于与东方文化截然不同的西方文化的土壤。因此，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的过程，从文化发展的层面上来看，它在实质上是中西文化相互交融、相互选择的过程。”
    总之，他们认为，对于中国来说，马克思主义完全是一种外国的东西、外来的东西，“作为一种外来的思想文化，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这块民族土壤上生根、开花、结果的过程，必然的只能是一种不断中国化的过程。”
    而根据毛泽东修改后的“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的提法，以及马克思主义“是和各个国家具体的革命实践相联系的”这一观点，那就意味着，马克思主义本身就是毛泽东在《论新阶段》这同一篇讲话中说的，“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论”，是普遍真理，并不是局限于某国、某洲、某方的学说：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关系，是普遍真理与具体实践的关系，是本来就包含着适用于中国革命的立场、观点、方法的理论与在中国具体应用这一理论的关系。这种关系，从根本上说，就是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关系。
    这也就表明，对于中国来说，马克思主义并不是一种某个外国的理论、一种外在的东西。因为，马克思、恩格斯在创立马克思主义，以及列宁在创立列宁主义的时候，是完全地站在世界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的立场之上的，是以整个人类社会为对象的。马克思主义是一种世界性的国际主义的理论，是不分国界的；它的博大精深的科学内容，正如列宁所说，“绝不是离开世界文明发展大道而产生的一种故步自封、僵化不变的学说。恰恰相反，马克思的全部天才正是在于他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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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人类先进思想已经提出的种种问题。”(《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
    斯大林曾经给马克思主义下了这样的定义：“马克思主义是关于自然和社会的发展规律的科学，是关于被压迫和被剥削群众的革命的科学，是关于社会主义在一切国家中胜利的科学，是关于建设共产主义社会的科学。”(《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学问题》)
    这样的科学理论，难道要分什么国界、国别，分什么欧洲、亚洲，分什么西方、东方吗？尽管马克思、恩格斯曾经是普鲁士人，列宁是俄国人，但是马克思主义并不是所谓“普鲁士的理论”，列宁主义也并不是所谓“俄国的理论”，马克思列宁主义更不是所谓“欧洲的、西方的理论”。马克思列宁主义是属于全世界的，是属于所有国家的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的，是全世界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的科学世界观和强大思想武器。
    由此可见，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一文收入《毛泽东选集》正式公开发表的时候，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的提法，郑重地修改为“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并且在上下文中作了相应的补充，实际上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完整思想，确实是非常重要的。
    (二)一个新的科学的提法
    这个重要的修改也说明，这时候毛泽东己经放弃了使用“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这一提法。其实，在这之前，也就是在作《论新阶段》的报告以后，毛泽东在一系列文章和讲话中，就没有再用过“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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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克思主义的中国化”这个提法：特别是到了延安整风期间，他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关系问题上，进一步形成了一个新的科学的提法，或者说科学的命题，那就是上面所说的“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
    这里，我们不妨来回顾一下毛泽东的一系列有关言论：
    一九六三年九月三日，毛泽东在同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主席艾地谈话时说到：“马列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这个口号就是在延安整风时提出的。”
    延安整风开始于一九四一年五月，其标志，是毛泽东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作《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这个报告开宗明义的第一句话就是：“中国共产党的二十年，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日益结合的二十年。”
    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四日，毛泽东在党的七大所作的《论联合政府》的报告中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一经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就使中国革命的面目为之一新，产生了新民主主义的整个历史阶段。”
    一九四九年六月三十日，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再次指出：“中国人找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中国的面目就起了变化了。”
    一九五六年四月二十五日，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的报告中说：“我们的理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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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九六二年一月三十日，毛泽东《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我们必须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实际、并且同今后世界革命的具体实际，尽可能好一些地结合起来，从实践中一步一步地认识斗争的客观规律。”
    一九六二年九月二十四日，毛泽东在八届十中全会上的讲话中又进一步指出：“我们的意识形态是搞革命的，马克思的学说，列宁的学说，马列主义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结合的好，问题就解决的好些，结合的不好就失败受挫折。”
    直到一九七。年十二月六日，毛泽东在《对外宣传不要强加于人》的批示中，还再一次强调：“对于一切外国人，不要求他们承认中国人的思想，只要求他们承认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与该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这是一个基本原则。我已说了多遍了。”
    总之，正如一九四九年三月十三日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做总结讲话时指出的：“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的统一，应该这样提法，这样提法较好。”
    毛泽东有关这个重要命题的论述，还有很多，而值得注意的是，从延安整风开始，他没有一次再说过“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也可以说，他否定了这个提法，而代之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了！
    (三)一个贯彻辩证唯物主义的重要命题
    从毛泽东以上的论述中可以看到，他早就放弃了“马克思主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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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化”这个提法，而代之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并且一再明确指出：“应该这样提法，这样提法较好”；“这是一个基本原则。我已说了多遍了”。
    那么，为什么“这样提法较好”呢？为什么“这是一个基本原则”呢？从根本上说，就是因为这样的提法完全符合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充分体现了辩证唯物主义的本质要求。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体现了唯物论与辩证法的统一
    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的讲话中说：“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这是唯物论；二者是对立的统一，也就是辩证法。”（一九五八年三月九日）
    第二，体现了理论与实践的统一
    毛泽东在《增强党的团结，继承党的传统》一文中指出：“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一定要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如果不结合，那就不行。这就是说，理论与实践要统一。”（一九五六年八月三十日)
    第三，体现了普遍与具体的统一
    毛泽东在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会议上指出：“我们是说马列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普遍与具体是对立的统一。”（一九五九年二月二日）
    第四，体现了内容与形式的统一
    毛泽东在《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中说：“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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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实践中的表现形式，各国应有所不同。在中国，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要和中国的革命实际相结合。十月革命就是俄国革命的民族形式。社会主义的内容，民族的形式，在政治方面是如此，在艺术方面也是如此。”（一九五六年八月二十四日）
    第五，体现了党的实事求是的传统
    毛泽东在《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一文中写道：“我们党是有实事求是传统的，就是把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一九六一年一月十三日)
    第六，体现了党的一贯的思想原则
    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词》中指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密切地联系起来，这是我们党的一贯的思想原则。”（一九五六年九月十五日）
    由此可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完全是根据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提出来的，是毛泽东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得出的科学结论，所以，“应该这样提法，这样提法较好”；而原先的“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的提法，无论从文字表达，还是从思想内涵来说，都没有后来的提法准确、科学，不能够完整地反映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应用于中国革命实际的奋斗经历和历史经验，因此，毛泽东将它弃而不用了。
    这充分表现了毛泽东严谨的马克思主义学风、文风和深厚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修养。正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这个毛泽东思想的重要原则，指引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伟大胜利，终于走上了社会主义的康庄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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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道，走上了继续革命的历史征程！
    (四)一个奇怪而又不奇怪的现象
    那么，为什么现在某些人要重新拾起毛泽东早就放弃不用的“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这个提法，并且不顾毛泽东对此己经做了重要修改，代之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这一毛泽东思想重要原则的确凿事实，一再宣称“毛泽东最早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毛泽东不仅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倡导者，而且身体力行，成为实践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光辉典范”呢？
    经查阅毛泽东现有的全部正式出版的著作，包括《毛泽东选集》、《毛泽东文集》、《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等，只有在1991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收录的、未经毛泽东本人最后审定的《论新阶段》一文中，比较正式地提到过一次“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而这出现一次的提法，毛泽东在该文的“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一节收入《毛泽东选集》公开发表时，恰恰对其做了重要的修改，改为了与“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一致的“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
    可以与此相对照的是，自从在延安整风时提出“马列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口号以后，毛泽东不下数十次地对这个新的命题作了全面的、系统的论述，并且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一再向全党重申这个重要的思想原则，坚持领导全党、全国人民贯彻这一原则，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巨大成就。我们在上面例举的毛泽东的大量有关论述，就是最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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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证明！
    但是，现在某些人却一而再、再而三地抓住毛泽东只说过一次、后来又实际上否定了的“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这个提法，大做文章，编造了一套又一套的理由、说辞，还煞有介事地把毛泽东推崇为“最早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光辉典范”。这在他们反复宣称特色理论不包括毛泽东思想，大力批判毛泽东的所谓“错误”、“罪行”的今天，不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吗？
    其实，说奇怪也并不奇怪，他们的目的很简单，就是要为他们所谓的“特色理论”，所谓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在毛泽东那里寻找“理论根据”，制造一个既合乎马克思主义，又合乎毛泽东思想的假象，从而大大地抬高自己的地位、身价，以当代的马克思自居，甚至是比马克思、列宁、毛泽东更为高明的“伟人”。这样，他们也就能更好地欺骗无产阶级、欺骗中国人民！
    就拿那个“重要报告”来说吧，里面就有六处提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比如，最大的成绩就是“开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境界”；最突出的标志就是“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特色理论体系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要“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武装全党、教育人民”等等。这些所谓“最新成果”是什么东西，可以说不言自明，反正，近二、三十年来，中国已经接二连三地产生了好几个“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这也算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奇迹”吧？
    众所周知，世界上任何一种特定阶级的学说，任何一种社会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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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论，不管产生于哪个国家，当它被另一个国家的人们应用的时候，从来就没有一个所谓“某国化”的问题。因为，学说理论的产生地和创立者的国籍，根本不是决定这种学说理论的性质的因素，而且同这种学说理论的思想内容并没有必然的联系。所以，在某些人生吞活剥地把法国傅立叶的《全世界和谐》、德国魏特林的《和谐与自由的保证》、英国亚当·斯密的《道德情操论》和《国富论》、甚至古罗马皇帝马可·奥勒留的《沉思录》等等，搬运到中国来的时候，就压根儿没听到他们说要什么“中国化”。至于自然科学理论，比如进化论、牛顿力学、相对论、量子力学等，如果有人主张需要“中国化”，就只能成为“名垂千古”的笑柄了。人们常说，“科学无国界”，哪为什么唯独马克思主义这门科学，到了中国就如此的以国为壑、界线分明，要某些人拼命地“中国化”呢？
    与此同时，某些人又逐渐抛弃了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这个重要命题，悄悄地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取而代之，将“普遍真理”改成了“基本原理”。据他们说，这是为了“防止人们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所有的内容，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特定历史条件下，针对具体情况作出的某些个别论断和具体行动纲领，也都认为是‘普遍真理’”。
    这个理由是根本站不住脚的。毛泽东一贯认为，“马列主义基本原理至今未变，个别结论可以改变”，比如列宁关于“革命将首先在
    一国或几个国家内取胜的理论，是改变了马、恩的结论的。”同时，毛泽东又反复强调，我们党“一贯遵守马列主义的原则，因为它是普遍的真理。这是普遍真理与中国具体情况的统一的问题”。(《马列主义基本原理至今未变，个别结论可以改变》，《毛泽东文集》第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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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卷)怎么能够因为有人把马克思、恩格斯的个别论断误认为是普遍真理，就不坚持、甚至不承认马克思主义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论呢？
    实际上，在前面援引的毛泽东的大量论述中，就是将“普遍真理”和“基本原理”这两个概念同等使用的，并没有因为有人误解而把“普遍真理”改成“基本原理”，反而用得比较多的，还是“普遍真理”这个概念，即使是“基本原理”，也是在普遍适用这个意义上用的。这说明，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就是基本原理，基本原理就是普遍真理。难道有什么不是普遍真理的基本原理，或者不是基本原理的普遍真理吗？
    其实，这也是奇怪而又不奇怪的，某些人的用意，就是在否认马克思主义是普遍真理以后，随心所欲地解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
    一方面，他们把毛泽东所说的“至今未变”的马列主义基本原理，大肆删改，或者说成是“过时了”、“不合中国国情了”；另一方面，他们又将一些根本不是马克思主义的东西，一些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修正主义的垃圾理论，冒充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打扮成所谓“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从而歪曲和篡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体系和科学内容。
    这一点，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举办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研讨会纪要中说得十分清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仅要求形式上的转变，更要求内容上的转变，即要使起源于欧洲的马克思主义，变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这就是说，他们不仅要改变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应用的形式，更要改变马克思主义的内容，即改变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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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这个马克思主义的内容和在中国具体应用的形式的问题，毛泽东是怎么论述的呢？毛泽东认为，马克思主义的内容，就是它的基本原理，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具体应用，则有一个采取“民族形式”的问题，也就是“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具有“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而“把国际主义的内容和民族形式分离起来，是一点也不懂国际主义的人们的做法，我们则要把二者紧密地结合起来”。（上引《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
    这就是内容与形式的统一：马克思主义的内容，中国民族的形式。正如列宁所说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所提供的只是总的指导原理，而这些原理的应用具体地说，在英国不同于法国，在法国不同于德国，在德国又不同于俄国”。(《我们的纲领》，《列宁选集》第一卷)如果“转变”了马克思主义的内容，“转变”了它的“总的指导原理”即基本原理，那它还是马克思主义吗？这种某些人的所谓“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只能是一种修正主义的理论、资产阶级的理论！
    总而言之，还是列宁说得好：“马克思主义在理论上的胜利，逼得它的敌人装扮成马克思主义者，历史的辩证法就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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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窑洞对”是毛泽东的原活原意吗？
    所谓“窑洞对”，是指1945年7月初，黄炎培等人访问延安时，黄同毛泽东之间有关“周期率”的一段谈话。据黄炎培在《延安归来》一书中的记载，这段对话是这样的：
    有一回，毛泽东问我（来延安）感想怎样？我答：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大凡初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
    一人不卖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既而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就渐渐放下了。有的因为历时长久，自然地惰性发作。由少数演为多数，致风气养成，虽有大力，无法扭转，并且无法补救。也有为了区域一步步扩大了，它的扩大，有的出于自然发展，有的为功业欲所驱使，强求发展，到干部人才渐见竭蹶、艰于应付的时候，环境倒越加复杂起来了，控制力不免趋于薄弱了。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的了。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毛泽东答：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一一黄炎培著《延安归来》第二篇“延安五日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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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点…
    对于这段记载，尤其是其中毛泽东的那段话，应该怎么理解，可以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是，在力求正确理解之前，必须明白这样几点：
    第一，黄所记述的毛泽东的那段话，并不是经毛泽东认可的原话，而是黄炎培事后追记的。黄炎培等人1945年7月1日到访延安；7月4日下午，毛泽东与黄炎培作了一次长谈：7月5日黄等人回到重庆据黄炎培1945年7月9日的日记记载，这天开始，由他口述，张乃璇记录，补记访问延安的五天日记。他与毛泽东的对话，就记在《延安归来》的第二篇“延安五日记”中。显然，他所记述的毛泽东的话，是不可能经过毛泽东审阅的，也就不能直接当作毛泽东的原话来看。
    第二，黄所记述的毛泽东的那段话，并不能反映毛泽东谈话的全貌，而是被简略了。从黄炎培后来的一系列回忆看，他在与毛泽东谈话时并没有作笔记，其内容是事隔几天后补记的。这样，他对自己的话记忆得比较清晰，甚至在补记时还能稍加完善，而对毛泽东的话，就只能记其大意，显得比较简略。大家看上面那段记述，黄的话占了绝大部分篇幅，毛泽东的话却只有寥寥数语。这一点，也同当时的客观环境有关。按照国民党1931年实行的报刊图书审查制度，《延安归来》这样的书是不可能出版的，黄炎培决定不将书稿送国民党检查机关检查，而由他负责的中华职业教育社属下的国讯书店直接出版发行。为避免国民党当局的进一步迫害，黄在撰写书稿时，只能将毛泽东的谈话加以压缩了。
    第三，黄所记述的毛泽东的那段话，并没有完全体现毛泽东的原意，而是按黄炎培的理解被“改造”了。因为，众所周知，对某人的同样一些话，具有不同观点的人理解起来往往会不一样，转述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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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点毛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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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甚至会“各取所需”。据长期在黄炎培身边工作的尚丁回忆，“黄炎培曾长期以中间派自居，不过，他从延安归来以后，即强调自己是‘中间偏左’。”无论是中间派，还是“中间偏左”，要准确理解毛泽东的话的原意，都是勉为其难的，而只能按照自己的观点，取其大意而已。其实，这一点不独黄炎培的记述是如此，其他种种回忆录之类的图书记载的毛泽东的谈话，也是如此，故而必须具体分析，不盲目相信，特别要警惕那些别有用心的人伪造的所谓“毛泽东的谈话”。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是黄所记述的毛泽东的那段话，没有完全反映出毛泽东当时关于民主问题的主要思想和基本观点。这一方面是由于毛泽东与黄炎培那次谈话的内容比较广泛，民主只是其中的一个话题，不可能花很多时间；另一方面是因为双方对话的这种形式，也不可能让毛泽东就某一问题全面阐述自己的看法。所以，如果以为黄所记述的毛泽东的那段话就是他关于民主问题的主要思想和基本观点，那就很容易产生误解，甚至曲解。比如，如果把这段话“浓缩”成所谓“只有民主才不会出现人亡政息”，并说这是“毛泽东主席同黄炎培先生说过”的，就完全是一种歪曲了。
    由于以上这几点原因，所以，不能把黄所记述的毛泽东的那段话，直接当作毛泽东的原话来看，也不能认为毛泽东当时就“周期率”问题，只对黄讲了这么简短的一些话，更不能以为这段话肯定符合毛泽东的原意：特别是不能把这段话理解成是毛泽东关于民主问题的主要思想和基本观点的归纳和概括。因为从字面上来看，这段话只是一般的民主主义言论，是连黄炎培这样的资产阶级中间派都能够接受的，是连国民党反动派都无法公开反对的。而在今天，如果我们还是这样去理解的话，那就必然会上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当，也将毛泽东的民主思想变成了右派也能接受和利用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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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怎样才能完整地理解黄炎培记述的毛泽东的那段话，或者说，怎样才能真正了解毛泽东当时关于民主问题的主要思想和基本观点呢？只有一个办法，就是不局限于那段话，而是进一步地去学习、研究毛泽东在这段时间有关这个问题的著作和论述，并且是他直接撰写或发表的。这当中，最主要的，就是毛泽东在这期间发表的重要著作《论联合政府》。这是公认的毛泽东当时论述民主问题最集中、最全面的历史文献。
    大家知道，黄炎培是1945年7月4日同毛泽东作那次谈话的，而在这之前的两个月多一点，也就是4月24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做了《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在这个报告中，毛泽东是怎样论述当时全国上下都十分关注的民主问题的呢？只要通读一下这篇著作，我们就能发现，毛泽东当时有关民主的基本观点有这样一些：
    一，中国急需成立民主的联合政府，实行民主的改革，动员和统
    一全中国的抗日力量，使中国人民从日本侵略者手中解放出来，这是中国人民的基本要求。（见“中国人民的基本要求”一节）一一这就是说，民主首先是一个国家政权问题，它的具体形式是由历史条件决定的，必须体现人民大众的基本要求。
    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建立了或正在建立民选的共产党人和各抗日党派及无党无派的代表人物合作的地方性的联合政府。解放区内全体人民的力量都动员起来了，成为民主中国的模型，在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各项民主政策上，也起了模范作用。（见“中国解放区”一节)一一这就是说，解放区的民主，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实现的，这种民主，已经成为民主中国的模型和模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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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国民党统治集团所代表的是大地主、大银行家、大买办阶层的利益。这些极少数人所形成的反动阶层，一面在口头上宣称实行“民主”，“还政于民”，一面又在实际上残酷地压迫人民的民主运动，不愿实行丝毫的民主改革。（见“国民党统治区”一节）一一这就是说，民主是有阶级性的，国民党统治集团实行的“民主”，是完全代表反动阶级利益的，对于人民，则是进行残酷的压迫，不给予丝毫的民主。
    四，中国共产党要团结全国人民，废止国民党的法西斯独裁统治，实行民主改革，巩固和扩大抗日力量，彻底打败日本侵略者，将中国建设成为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新国家。（见“谈判”一节)一一这就是说，要真正实现全国范围的人民民主，就必须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建立一个人民的新国家。
    五，中国共产党当时的一般纲领，是建立一个以全国绝对大多数人民为基础而在工人阶级领导之下的民主联盟的国家制度，即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制度。最高纲领是要将中国推进到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去。但是，只有经过民主主义，才能到达社会主义，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天经地义。因而在中国，为民主主义奋斗还是长期的。（见“我们的一般纲领”一节)一一这就是说，人民民主是以全国绝对大多数人民为基础的，是在工人阶级领导之下的，同时，无论是在新民主主义阶段还是社会主义阶段，为民主而奋斗都是长期的。
    六，新民主主义的政权组织，应该采取民主集中制，由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决定大政方针，选举政府。它是民主的，又是集中的，就是说，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在集中指导下的民主。只有这个制度，才既能表现广泛的民主，使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有高度的权力；又能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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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处理国事，使各级政府能集中地处理被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所委托的一切事务，并保障人民的一切必要的民主活动。（见“我们的一般纲领”一节)一一这就是说，人民民主的基本制度是民主集中制，其根本原则是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在集中指导下的民主，其目的是保障人民的一切必要的民主活动。
    七，军队和其他武装力量是新民主主义的国家权力机关的重要部分，没有它们，就不能保卫国家。新民主主义国家的一切武装力量，如同其他权力机关一样，是属于人民和保护人民的。没有一个人民的军队，便没有人民的一切。（见“我们的一般纲领”、“人民的军队”两节)一一这就是说，人民的军队，是镇压敌人、保护人民的，是人民民主的根本保障，对敌人实行专政和对人民实行民主，是统一而不可分的。
    以上这些，就是1945年4月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关于民主问题的重要论述，也可以说，是毛泽东当时关于民主问题的主要思想和基本观点，既十分丰富，又非常全面，并且始终贯穿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根本原理，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民主理论同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很明显，这么丰富的思想和观点，是黄炎培两个多月后所记述的毛泽东的那些话远远不能概括的。退一步说，即便黄的记述是正确的，那也只是毛泽东关于民主问题思想的一个看法、一个观点，而不是全部。
    就拿民主和“周期率”的关系来讲，如果按照毛泽东上述完整的民主理论来解答，则肯定不会这么简略，也不会把跳出“周期率”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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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纯归结为一个民主问题。事实上，历史上历代王朝的兴衰更替，都是有多方面的原因的：即使近现代一些资产阶级政权的人亡政息，也是综合因素起作用的结果，而不仅仅是一个是否实行民主的问题。对社会主义国家而言，要跳出这个“周期率”，更是必须在包括广泛实行人民民主等许多方面，采取正确、有效的路线、方针、政策和措施才行。作为辩证法大师的毛泽东，是不可能不懂得这个道理的。
    特别要指出的是，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所阐述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民主理论，在以后的《论人民民主专政》、《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等重要著作和重要论述中，又得到了进一步的发挥和发展。
    因此，如果片面地引用毛泽东对黄炎培关于“周期率”的谈话，抛弃毛泽东有关民主问题的完整思想和一系列基本观点，单独地拿那段话大做文章，抽象地宣扬所谓的“民主”，并把这种“民主”当作是能否避免“人亡政息”的唯一因素，那就只能如本人在前面说的，必然会上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当，或者将毛泽东的民主理论篡改成了资产阶级也能接受和利用的东西！
    总之，以上谈的毛泽东的民主理论，当时集中反映为《论联合政府》的七个方面的内容，这是黄炎培记述的那段话所远远不能概括的，而且这段话的真实性本身就存在问题。毛泽东的民主理论后来又有了很大的发展，更不是“人人起来监督，人人起来负责”所能包含的。
    民主理论包括国家性质、阶级内容、政党作用、组织原测、目的纲领等多方面的内容。只有完整地论述和概括这些问题，才是科学的民主理论。毛泽东的民主理论就是这样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决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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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它简单化了，更不能以为用一句话就可以把它完全概括了。如果这样的话，就很容易上那些公知、精英的当。
    比如，现在他们就在大肆宣扬“民主就是人民当家作主”，事情真的这么简单吗？不首先解决国家政权问题，不解决所有制问题，不坚持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没有人民军队做坚强后盾…你谈什么“当家作主”？
    列宁早就说过，民主问题首先是一个国家政权问题。无产阶级民主是同无产阶级专政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所以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强调指出，要真正实现人民民主，就必须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建立一个无产阶级领导的新国家。因此，对民主问题，必须从根本上来掌握，必须全面地理解。
    至于黄炎培说的“周期率”，并不是一个科学的概念，更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概念，我们决不能简单地接受。这个“周期率”，实质上是一个历史循环论的概念，属于历史唯心主义的范畴。由于本帖着重谈的是对毛泽东民主理论的完整理解问题，所以关于“周期率”就没有展开谈。这里只指明这样一点：如果这个“周期率”能够成立的话，那么无产阶级革命就永远不会成功。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如果出现资本主义复辟，那也只是毛泽东指出的“斗争，失败，再斗争，再失败，再斗争，直至胜利一这就是人民的逻辑”中的一环而已，最后的胜利，一定是属于人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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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评《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孩》
    2012年5月16日，某领导人在党校春季学期第二批入学学员开学典礼上，做了题为《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的讲话。他的开场白是这样的：
    同志们出入中央党校大门时，都会看到花岗岩上镌刻的“实事求是”四个大字。这四个字，是毛泽东同志为中央党校题写的校训。大家在学习和工作中，要注意深刻理解实事求是的科学含义和精神实质，正确掌握实事求是这个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和灵魂，始终按实事求是的要求办事。
    那么，“实事求是”的科学含义和精神实质是什么呢？他是这样说的：
    毛泽东同志曾对“实事求是”作过精辟的概括，他指出：“‘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这一论断，深刻揭示了实事求是的科学内涵和基本要求。
    该领导引用的毛泽东的这句话，是不是对实事求是的“精辟的概括”呢？是不是实事求是的“科学内涵和基本要求”呢？很遗憾，不是，完全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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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必须先来完整地看一看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这篇文章中，是怎样论述“实事求是”这个命题的：
    这种态度，就是实事求是的态度。“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我们要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区内外的实际情况出发，从其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即找出周围事变的内部联系，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而要这样做，就须不凭主观想象，不凭一时的热情，不凭死的书本，而凭客观存在的事实，详细地占有材料，在马克思列宁主义一般原理的指导下，从这些材料中引出正确的结论。
    从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毛泽东对“实事求是的态度”，是分为三个层次来论述的：
    首先，是对成语“实事求是”中的“实事”、“求”和“是”这
    三个词语，分别做了新的解释，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名词解释。这里，还没有说明这三者之间是什么关系。
    其次，是根据这种解释，把“实事”、“求”和“是”三者，相互联系起来，进一步提出，要从实际情况出发，从中引出其规律性，找出其内部联系，作为行动的向导。这是指明了我们要做的工作和达到的目的。
    第三，是归纳上面的解释和要求，总结性地提出了：“而要这样做，就须…凭客观存在的事实，详细地占有材料，在马克思列宁主义一般原理的指导下，从这些材料中引出正确的结论”。这儿的“须”，就是“必须”，就是除此之外，没有任何别的办法和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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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第三个层次，才是对“实事求是”的“精辟的概括”，才是“实事求是”的“科学内涵和基本要求”、“科学含义和精神实质”。
    这个科学内涵和精神实质的核心是什么？就是毛泽东所指出的“在马克思列宁主义一般原理的指导下”！因为，离开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就既不可能做到“搞清楚‘实事’”，也不可能做到“关键在于‘求是’”。
    在“实事求是”的三个基本要素，即“实事”、“求”和“是”当中，“求”是一个关键。毛泽东所说的“求”，所说的“我们去研究”，就是“在马克思列宁主义一般原理的指导下，从这些材料中引出正确的结论”。离开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就根本不可能有合乎科学的“求”。
    怎么能够把毛泽东对“实事求是”中的“实事”、“求”和“是”
    三个名词的解释，说成是对“实事求是”的“精辟的概括”呢？怎么能够把毛泽东强调指出的“在马克思列宁主义一般原理的指导下”，排除在“深刻理解实事求是的科学含义和精神实质”之外呢？
    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谈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习态度时，在我们所援引的那段论述实事求是的话的前面，就反复强调了必须掌握和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方法：
    在这种态度下，就是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方法，对周围环境作系统的周密的调查和研究。不是单凭热情去工作，而是如同斯大林所说的那样：把革命气概和实际精神结合起来。在这种态度下，就是不要割断历史。不单是懂得希腊就行了，还要懂得中国；不但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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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懂得外国革命史，还要懂得中国革命史；不但要懂得中国的今天，还要懂得中国的昨天和前天。在这种态度下，就是要有目的地去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要使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际运动结合起来，是为着解决中国革命的理论问题和策略问题而去从它找立场，找观，点，找方法的。这种态度，就是有的放夫的态度。“的”就是中国革命，“矢”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我们中国共产党人所以要找这根“矢”，就是为了要射中国革命和东方革命这个“的”的。
    接下来，就是上面所引的那段论述实事求是的话，而在这段话后面，毛泽东再一次强调了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的重要性：
    这种态度，有实事求是之意，无哗众取宠之心。这种态度，就是党性的表现，就是理论和实际统一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作风。这是一个共产党员起码应该具备的态度。
    在《改造我们的学习》全篇中，毛泽东更是一再重申了“以研究中国革命实际问题为中心，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则为指导的方针”。
    这就充分说明，要坚持毛泽东倡导的实事求是，无论是认清客观存在的事实，还是从中“求”出、“引出”、“找出”正确的结论，都需要依靠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一理论上、政治上的望远镜和显微镜，都必须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在今天，就是必须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
    所以，作为马克思主义学习态度和工作方法的“实事求是”，其科学的、完整的含义应该是：从实际情况出发，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正确认识客观事物的规律性，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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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如毛泽东在《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一文中所指出的：“我们党是有实事求是传统的，就是把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一九六一年一月十三日，《毛泽东文集》第八卷）这就明确地说明了，“实事求是”的科学含义和精神实质，就是把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
    而在那个以《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为题的讲话中，却只字不提必须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只字不提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是正确坚持实事求是的关键和核心，与“特别是”以来歪曲和篡改“实事求是”精神实质的相关言论“一脉相承”。这是为什么呢？这又说明了什么呢？！
    附带说一下：一直以来，在众多的哲学文章和论著中，在一般网友和群众中，也有着这种对毛泽东倡导的“实事求是”的片面理解，存在着忽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是实事求是的题中应有之义的情况，有必要加以纠正。但这与作为日常用语的“实事求是”，也就是在说话办事要尊重事实、符合实际的意义上使用的实事求是，并不是一回事，这是不应该引起误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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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严重质疑《毛净东文集》
    《毛泽东文集》一共八卷，由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1993年毛泽东诞辰100周年开始陆续出版。这套《文集》是怎样编成的呢？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原室务委员、编审冯蕙写有一篇文章《<〈毛泽东文集>编辑记事》。这里，我们一方面来看看她在该文的“选稿”部分中，是怎么说的，另一方面在【】号内稍作评论，严加质疑一一
    冯蕙说（下同）：《文集》的选稿方针，是只选内容被实践证明是正确的或基本正确的文稿，内容基本正确的文稿选入时要从严掌握。《文集》的选稿，特别是社会主义时期的文稿，难度较大，选不选，如何选，全文选入还是节选，单独成篇还是集纳成篇，这些问题颇费斟酌，花了不少工夫。在选稿中，我们尽可能地保持文稿的完整性，其中有的留下了某些历史痕迹；有的文稿不得已作了节选；有的文稿，由于某种原因难以单独成篇选入，只好将几篇文稿中关于某一个主题的段落选出，集纳成为一篇。
    【质疑一：这就是说，毛泽东的文章“正确”、“不正确”，选不选，删不删，都要由你们编辑者说了算！从毛泽东的文稿中这篇抽
    一点，那篇抽一点，竟然可以“集纳成为一篇”！人们不禁要问：这样编辑成的《毛泽东文集》，究竟是毛泽东的《文集》，还是你们的《文集》？说什么毛泽东的文章有“不正确”的，所以不能选入，这“正确”、“不正确”到底由谁说了算？为什么毛泽东的所谓“不正确”的文章不能公布于世，让历史和人民来检验呢？难道你们就是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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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泽东著作的最终“审判官”，一切都得听你们的？】
    《文集》选稿的时间范围，从毛泽东确立马克思主义信仰开始，直到1976年他逝世为止。开卷篇是1921年1月《在新民学会长沙会员大会上的发言》。由于1976年没有可以选入的文稿，所以终卷篇是1975年7月《党的文艺政策应当调整》。”
    【质疑二：在《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中，收录了1975年7月以后毛泽东的多篇重要文稿和谈话记录稿，但是都没有被收入《毛泽东文集》。这里，大家不妨来看看其中的一些篇目：
    《关于<水浒>的评论》（一九七五年八月十四日）
    《毛泽东等祝贺越南民主共和国成立三十周年的电报》（一九七
    五年九月一日)
    《毛主席重要指示（一九七五年十月一一九七六年一月）》《关于战争与和平的一段话》（一九七六年二月二十三日）《对中央关于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决议稿的批语》（一
    九七六年四月七日)
    以上几篇重要的历史文献（还有其他的），竟然都被《毛泽东文集》的编辑者拒之门外，还说什么“没有可以选入的文稿”！毛泽东最后一年多的思想和生命，竟然成了一段空白！】
    已于1982年停售的《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原选入毛泽东社会主义时期的文稿70篇，这次从中选入《文集》的是相当的一部分。这些文稿，有的选入《文集》时略有调整。例如，集纳几段或许多段文字为一篇的文稿，有的选入《文集》时集纳的文字比《毛选》第五卷有增加或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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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质疑三：《毛泽东选集》第五卷是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著作编辑出版委员会1977年编辑出版的，到1982年，发行数至少有上千万册，其中收录的70篇毛泽东的文章，已经公诸于天下，是怎么也收不回去的！可是，《文集》的编辑者就是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借口所谓“观点不正确或与事实不相符合”，硬是把许多重要文章一删了之！这些被删掉的文献主要有：
    1,对刘少奇、杨尚昆破坏纪律擅自以中央名义发出文件的批评2,批判离开总路线的右倾观点3,反对党内的资产阶级思想
    4,抗美援朝的伟大胜利和今后的任务5,批判梁漱溟的反动思想6,原子弹吓不倒中国人民7,驳“舆论一律”
    8,《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的序言和按语9,农业合作化的一场辩论和当前的阶级斗争10,《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的序言
    11,《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的按语（大部分重要内容被删除)
    12,在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几万字被删剩几百字，还改了篇名)
    13,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一共七点，被删去第
    五点“闹事问题”)
    14,事情正在起变化
    15,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16,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17,打退资产阶级右派的进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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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19,做革命的促进派
    20,坚定地相信群众的大多数】
    《毛选》第五卷中《<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的按语》这一篇，选了43条按语；《文集》第六卷中《<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按语选》这一篇，只选了32条按语，其中与《毛选》第五卷相同的有24条，那些批判所谓的资本主义倾向、机会主义邪气等的按语，《文集》不选入，而又增选了关于反对贪污盗窃和发展生产的一些按语。
    【质疑四：毛泽东的《<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的按语》，被《毛泽东文集》的编辑者删除了批判资本主义倾向、机会主义邪气的大量内容和按语，其目的可谓昭然若揭。资本主义批不得，机会主义碰不得，即使是毛泽东批一下、碰一下也不行，也是“不正确”的！
    比如，《<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的按语》开宗明义第一篇，是毛泽东为《书记动手，全党办社》一文写的按语。王国藩等二十三户贫农用三条驴腿组织起来的“穷棒子社”，被毛泽东赞誉为“我们整个国家的形象”，是波澜壮阔的农业合作化运动的一个缩影。可是，这竟成了《文集》编辑者的眼中钉，非拔了不可！
    由于王国藩合作社的影响实在太广、太深，毛泽东的《<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的按语》又早就出过单行本大量发行，许多人都知道《按语》的第一篇是介绍王国藩合作社的，所以编辑者就搞了个偷天换日的卑鄙花招，把《按语》中另一篇关于王国藩合作社勤俭办社的按语，提到了第一篇，而原来的第一篇被删了个精光！这样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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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国藩合作社就仅仅成了一个勤俭办社的典型，二十三户贫农为合作化进行的艰苦卓绝的奋斗，就被《文集》编辑者一笔勾销了！毛泽东所赞扬的“我们整个国家的形象”，就不见踪影了！
    在《文集》中，被编辑者大刀阔斧地砍掉的《毛选》第五卷收录的按语还有：
    1,《所谓落后乡村并非一切都落后》一文按语2,《这个乡两年就合作化了》一文按语3,《谁说鸡毛不能上天》一文按语
    4,《机会主义的邪气垮下去，社会主义的正气升上来》一文按语
    5,《在合作化运动中，工人家属的积极性非常高》一文按语6,《一个违背领导意愿由群众自动办起来的合作社》一文按语7,《凤冈县崇新乡是怎样在党支部领导下开展互助合作运动的》一文按语
    8,《张郭庄合作社的政治工作》一文按语
    9,《必须对资本主义倾向作坚决的斗争》一文按语10,《必须和反革命的破坏活动作坚决的斗争》一文按语11,《大社的优越性》一文按语
    12,《琼山县第一区红旗农业生产合作社，在同自然灾害和同资本主义思想作斗争中巩固起来了》一文按语
    13,《一个从初级形式过渡到高级形式的合作社》一文按语
    在这些按语中，毛泽东深刻地批判了农业合作化过程中出现的资本主义倾向和机会主义邪气，总结了农业合作化运动多方面的成功经验，提出了一系列指导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重要思想，但是，都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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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集》的编辑者看作是不可容忍的，甚至连“和反革命的破坏活动作坚决的斗争”也不容许了！】
    毛泽东1957年1月在省市委书记会议的讲话，《毛选》第五卷选了1月18日和1月27日的讲话，《文集》只选1月27日讲话，并删去其中第五点“闹事问题”，1月18日讲话的一些内容不宜选入《文集》。
    【质疑五：1957年1月毛泽东《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被删去了两部分重要内容。1月18日的讲话全删了，说是“不宜选入”；1月27日的讲话一共讲了七点，被从中间活生生地挖去了第五点“闹事问题”，直接从第四点跳到第六点，不知道的人，还以为毛泽东不识数呢！现在看来，这些被删的内容有着强烈的现实针对性，大家不妨读一读。两次讲话的全文，见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著作编辑出版委员会1977年编辑出版的《毛泽东选集》第五卷。】
    《毛选》第五卷选了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
    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1956年11月15日)，《文集》只选了这次讲话中的一段，拟题为《艰苦奋斗是我们的政治本色》。
    【质疑六：这是又一篇被《毛泽东文集》删掉的重要文献，很奇怪，已经在《毛选》第五卷中公开发表的文章，为什么到《文集》编辑时就不能全文选入呢？是不是又触犯了什么禁忌呢？其实，毛泽东的这次讲话已经为人们所熟知，掩耳盗铃能行吗？所谓“盗铃”，就是从几万字的篇幅中选取了几百字的一小段，怕露痕迹，还另起了个篇名。但是，只要看看这篇文献的部分内容就可以知道，编辑者的“阶级斗争观念”有多强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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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谈一下“文革”时期的选稿问题。“文革”是一个全局性的、长时间的“左”倾严重错误，毛泽东负有主要责任。这一时期他的一些主体性的论述，都无法选入《文集》。但在“文革”后期，毛泽东提出了正确的对外政策，并在其他某些具体政策上也作了一些调整，我们挑出这些方面的五篇文稿选入《文集》，其中四篇是关于国际问题、外交问题的，一篇是关于文艺政策问题的。
    【质疑七：这个问题前面己经有所论及，这里需要着重指出的是：毛泽东的所有著作，是毛泽东思想最重要的载体，是中国共产党和全中国人民最宝贵的精神财富。它们已经经受并且还在经受长期的革命实践的检验，一些被某些人視为“不正确”的、“错误”的观点和文献，不正在越来越放射出真理的光芒吗？任何人都没有资格现在就来充当毛泽东著作的“审判官”，说什么这个正确那个不正确，只有毛泽东所说的千百万人民的革命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按照《文集》编辑者的那个所谓“选稿方针”，毛泽东的著作可以随心所欲地选这个、选那个，删这篇、删那篇，难道能编辑出一套全面的、完整的反映毛泽东著作全貌、体现毛泽东思想全部精华的《文集》来吗？这是根本不可能的！
    现在什么都有假的，但万万没有想到，竟然连“毛泽东著作”、“毛泽东思想”也有假的了！人们不禁要问《毛泽东文集》的编辑者：你们以为这样做，就能抹煞毛泽东著作的光辉，就能阉割毛泽东思想的灵魂，就能把毛泽东同志“改造”成一个合乎你们需要的资产阶级庸人吗？可以告诉你们：这是绝对办不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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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篇伪造的所谓“毛泽东文稿”
    读《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三册，发现一篇令人生疑的“毛泽东文稿”，篇名叫《对“四人帮”的几次批评》。这里，先全文照录如下：
    对“四人帮”的几次批评(1)(一九七四年一一一九七五年)
    一
    一九七四年七月十七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说：“江青同志，你要注意呢！别人对你有意见，又不好当面对你讲，你也不知道。不要设两个工厂，一个叫钢铁工厂，一个叫帽子工厂，动不动就给人戴大帽子。不好呢，要注意呢。”“你也是难改呢。”又说：“你们要注意呢，不要搞成四人小宗派呢。”毛泽东两次讲：“她(指江青)并不代表我，她代表她自己。”“总而言之，她代表她自己。”
    二
    一九七四年十一月十二日，毛泽东在江青的信上批示：
    “不要多露面，不要批文件，不要由你组阁（当后台老板），你积怨甚多，要团结多数。至嘱。”“人贵有自知之明。又及。”(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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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点…
    三
    一九七四年十一、十二月，在中央准备召开四届人大，酝酿国家机构的人事安排期间，江青托人向毛泽东转达她的意见，要王洪文当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副委员长。毛泽东说：“江青有野心。她是想叫王洪文作委员长，她自己作党的主席。”一九七四年十二月
    二十三日，毛泽东又说：“江青有野心，有没有，我看是有。”
    四
    一九七四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毛泽东批评他们说：“不要搞宗派，搞宗派要摔跤的。”
    五
    一九七五年初，四届人大之后，江青又把我们找去，情绪十分激动地把几乎所有的政治局委员都大骂了一遍，并一定要我们把她的意见报告毛泽东。我们报告毛泽东说，江青对几乎所有的政治局委员都很有意见。毛泽东听了以后说：“她看得起的人没有几个，只有一个，她自己。”我们又问：你呢？主席说：“不在她眼里。”主席又说：“将来她会跟所有的人闹翻。现在人家也是敷衍她。我死了以后，她会闹事。”〔3)
    六
    一九七五年五月三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批评他们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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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点毛著
    183
    反经验主义，不反教条主义。毛泽东说：“你们只恨经验主义，不恨教条主义，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统治了四年之久，打着共产国际的旗帜，吓唬中国党，凡不赞成的就要打。”“教育界、科学界、新闻界、文化艺术界，还有好多了，还有医学界，外国人放个屁都是香的”，“月亮也是外国的好，不要看低教条主义”。毛泽东强调说：
    “要搞马列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不要搞四人帮，你们不要搞了，为什么照样搞呀？为什么不和二百多的中央委员搞团结，搞少数人不好，历来不好。”在反复讲了“三要三不要”之后，毛泽东说：“我的看法，有的同志不信三条，也不听我的，这三条都忘记了，九大、十大都讲这
    三条，这三条要大家再议一下。”“我看批判经验主义的人，自己就是经验主义”〔)。“不作自我批评不好，要人家作，自己不作。”“不要随便，要有纪律，要谨慎，不要个人自作主张，要跟政治局讨论，有意见要在政治局讨论，印成文件发下去，要以中央的名义，不要用个人的名义，比如也不要以我的名义，我是从来不送什么材料的。”
    七
    一九七五年五月三日，毛泽东就指出：他们的问题，“上半年解决不了，下半年解决；今年解决不了，明年解决；明年解决不了，后年解决”。
    八
    一九七五年九月召开的第一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毛泽东批准的议题是全国学大寨、普及大寨县，江青却在大寨大讲什么《水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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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4
    读点…
    的“要害是宋江架空晁盖”，影射攻击周总理(5)和邓小平同志“架空毛泽东”，并且无理要求在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放她的讲话录音，印发她的讲话稿。华国锋同志识破了江青的阴谋，及时报告了党中央。
    毛泽东知道以后，愤怒地斥责江青的讲话是“放屁，文不对题”〔6)，明确指示：“稿子不要发，录音不要放，讲话不要印”〔7)，打击了“四人帮”的反动气焰。
    根据中共中央文件刊印。
    注释
    〔1)（略…）本篇一至四和六、七摘自中共中央一九七六年十月十八日下发的关于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事件的通知；本篇五摘自中共中央一九七六年十二月十日转发的《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罪证（材料之一）》；本篇八摘自中共中央一九七七年九月二十三日转发的《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罪证（材料之三）》。
    〔2)这个批语写在江青一九七四年十一月十二日给毛泽东的信上，有毛泽东手稿。
    〔3)这是《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罪证(材料之一)》中公布的原外交部唐闻生、王海容一九七六年十月十
    七日揭发材料。
    〔4)在这句话之后，毛泽东当时还说了一句：“我看江青就是一个小小的经验主义者。”
    〔5)周总理，指周恩来。
    〔6)王海容、唐闻生一九七六年十二月十七日给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纪登奎的信中说，一九七五年九月二十四日，毛泽东在会见越南劳动党中央第一书记黎笋之后，中共中央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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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点毛著
    185
    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要求汇报一些问题。当他谈到江青在大寨会议的讲话时，毛泽东说：放屁！文不对题！然后接着说：那是学农业，她搞批《水浒》。这个人不懂事，没有多少人信她的，上边（指政治局)没有多少人信她的。
    〔7)这是毛泽东在听取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华国锋的汇报时作的指示。
    评论
    众所周知，所谓文稿，顾名思义，是作者亲自撰写的文章、稿件、信件、批语等，以及经作者本人审定的报告、讲话、谈话的正式记录稿。
    “对‘四人帮’的几次批评”这篇“文稿”，共有八个部分。除了第二部分，即“一九七四年十一月十二日，毛泽东在江青的信上批示”，有毛泽东的手稿外（见注释〔2）)，其余七个部分都是毛泽东谈话或讲话记录稿的摘录。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一书的“编后记”称：“未经毛泽东审定的讲话、谈话记录稿，根据本书的编辑方针，一律不编入。”
    那么，上述那些谈话或讲话的摘录，是否经毛泽东审定了呢？从行文来看，有这么几种情况：
    第一，毛泽东肯定没有审定的。比如第五部分，据注释〔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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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6
    读点…
    出自“唐闻生、王海容一九七六年十月十七日揭发材料”（第三部分也出自这个“揭发材料”)；又如第八部分，其中“放屁，文不对题”一句，据注释〔6)，出自王海容、唐闻生一九七六年十二月十
    七日的一封信。当时，毛泽东己经逝世，当然谈不上“审定”。
    第二，毛泽东是否审定付诸阙如的。比如第一、四、六、七部分和第八部分的后一句话，都没有在注释中说明是否经过毛泽东审定；只有第二部分，说明了“有毛泽东手稿”。
    第三，毛泽东根本不可能审定的。这主要是指这篇“文稿”正文中，对所列举的毛泽东的话作的说明和介绍，比如第八部分的“毛泽东知道以后，愤怒地斥责江青的讲话”等诸如此类的文字。在整篇“文稿”末尾，注明“根据中共中央文件刊印”，但据注释〔1)，这几个文件先后下发于“一九七六年十月十八日”、“一九七六年十
    二月十日”和“一九七七年九月二十三日”，都是在毛泽东逝世之后，因此，毛泽东不可能圈阅，对其中的谈话或讲话的摘录，特别是对其中的说明和介绍文字，更不可能审定。
    很明显，以上这些“未经毛泽东审定的讲话、谈话记录稿”（有的甚至根本不是记录稿，而是事后的“揭发材料”)，编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完全违反了该书自己规定的“一律不编入”的“编辑方针”！
    更重要的是，这些谈话或讲话摘录本身的可靠性与正确性，是大有问题的。其中也有几种情况：
    第一，鱼目混珠。在这篇所谓“毛泽东文稿”中，除了毛泽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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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点毛著
    187
    一些话，还混杂了大量别的文字。比如第八部分，总共220多字，毛泽东的话连标点只有24个字，其余十分之九都是别人的“文稿”！
    第二，采信孤证。比如第三、五、八部分，有从王海容、唐闻生联名写的一个揭发材料和一封信中引用来的所谓毛泽东说的几句话。这些话是不是毛泽东说的，毛泽东的原话是怎样的？既没有正式的记录稿，又没有旁证，光凭王、唐的一个揭发材料、一封信，就能确定吗？在考据学上、在法律上，证据确认的一个基本原则是“孤证不立”，而王、唐这样的孤证，竟然被采信了！
    第三，断章取义。比如第七部分中的“他们的问题，‘上半年解决不了，下半年解决；今年解决不了，明年解决；明年解决不了，后年解决’”这段话，说是“一九七五年五月三日”毛泽东讲的，而据第六部分介绍，当天召开了中央政治局会议。这次会议上毛泽东的讲话，有中央办公厅秘书局提供的记录稿（参见《毛泽东文革指示谈话汇编》)，其中毛泽东的原话是这样的：
    我看问题不大，不要小题大作，但有问题要讲明白，上半年解决不了，下半年解决；今年解决不了，明年解决；明年解决不了，后年解决。我看批判经验主义的人，自己就是经验主义，马列主义不多，有一些，不多，跟我差不多。不作自我批评不好，要人家作，自己不作。
    显然，毛泽东的话是针对“批判经验主义”这一问题讲的，前面明确说了“我看问题不大，不要小题大作，但有问题要讲明白”，后面又说要提出批判经验主义的人“作自我批评”。但是，“文稿”却掐头去尾，只孤零零地截取了中间的“上半年解决不了，下半年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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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点…
    今年解决不了，明年解决；明年解决不了，后年解决”，还在前面加了“他们的问题”一语，似乎毛泽东说的是整个“四人帮”问题。这就完全歪曲了毛泽东这些话的原意！
    另外，在第一、三、四、六几个部分中，也是这样，对毛泽东的谈话砍去前言后语，东摘一句，西引一句，甚至在注释里也没头没尾的加上一句。这样七拼八凑而成的所谓“文稿”，能算作是“毛泽东文稿”吗？
    类似这样的“文稿”，在《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三册中还有数篇，比如“对电影《园丁之歌》的评价（一九七四年十一月）”、“关于知识分子的两句话（一九七五年五月三日）”、“对‘四人帮’文艺政策的批评（一九七五年七月）”等，内容大多是有关“四人帮”的。这些“文稿”在篇末均注明“根据中共中央文件刊印”，但都是毛泽东逝世后下发的中央文件，也就是毛泽东既不可能圈阅，更不可能审定的。
    而《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一书的“编后记”却称：“未经毛泽
    东审定的讲话、谈话记录稿，根据本书的编辑方针，一律不编入。”
    那么，这是否意味着，这几篇编入的“文稿”中的毛泽东谈话或讲话的摘录，都是“经毛泽东审定的”？恐怕很难自圆其说吧。
    这样的“毛泽东文稿”，怎么会不令人想到“伪造”二字呢？！
    米
    米
    附：唐闻生、王海容一九七六年十月十七日的揭发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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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点毛著
    189
    一九七四年十一、十二月（十二月廿三日之前），中央酝酿四届人大的人事安排期间，江青把我们两人叫到钓鱼台十楼，要我们去长沙时向主席转达她的意见，由王洪文任副委员长，排在朱德、董必武同志之后。我们向主席报告后，主席对我们说：“江青有野心。她是想叫王洪文作委员长，她自己作党的主席。”
    一九七五年初，四届人大之后，江青又把我们找去，情绪十分激动地把几乎所有的政治局委员都大骂了一遍，并一定要我们把他的意见报告毛泽东。我们报告毛泽东说，江青对几乎所有的政治局委员都很有意见。毛泽东听了以后说：“她看得起的人没有几个，只有一个，她自己。”我们又问：你呢？主席说：“不在她眼里。”主席又说：“将来她会跟所有的人闹翻。现在人家也是敷衍她。我死了以后，她会闹事。”
    唐闻生王海容
    一九七六年十月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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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0
    逢先知应该出来说清楚了
    逢先知，原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主任。2003年12月，由他担任主编的《毛泽东传(1949-1976)》正式出版（排名第二的主编是金冲及)。该书在最后一节“临终的日子”中，记述了毛泽东同志的这样一段谈话：
    大约是这年六月十五日，毛泽东在他的住地召见华国锋等，又一次谈到自己一生中的两件大事。他说：
    “人生七十古来稀”，我八十多了，人老总想后事。中国有句古话叫“盖棺定论”，我虽未“盖棺”也快了，总可以定论吧！我一生干了两件事：一是与蒋介石斗了那么几十年，把他赶到那么几个海岛上去了；抗战八年，把日本人请回老家去了。对这些事持异议的人不多，只有那么几个人，在我耳边叽叽喳喳，无非是让我及早收回那几个海岛罢了。另一件事你们都知道，就是发动文化大革命。这事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这两件事没有完，这笔“遗产”得交给下
    一代。怎么交？和平交不成就动荡中交，搞不好就得“血雨腥风”了。你们怎么办？只有天知道。②
    (该书原注：②据叶剑英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的讲话，1977年3月22日。)
    十年后，2013年12月，同样由逢先知担任主编的《毛泽东年谱(1949-1976)》正式出版（排名第二的主编是冯蕙)。该书第六卷的1976年部分，对上述毛泽东的“我一生做了两件事情”的谈话，是这样记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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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点…
    191
    6月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同华国锋、王洪文、张春桥、汪东兴等谈话。毛泽东说：我一生做了两件事情。一件是打倒了蒋介石，把蒋介石赶到台湾，战胜了日本帝国主义，把日本帝国主义赶出中国；
    一件是胜利地进行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该书编者注：毛泽东说的这段话，转引自1977年3月22日叶剑英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的讲话。关于毛泽东说他一生做了两件事情，在一些书刊中曾流传一种说法：[此处全文引用《毛泽东传(1949-1976)》的记述，略]对上述说法，本书编者没有查到档案根据或其他第一手权威材料。)
    于是，问题就来了：
    第一，所谓毛泽东的这两段话，一样吗？显然大不一样，主要是对文化大革命的评价完全不一样。前一段话说的是，“这事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并且进而说到，“这笔‘遗产’得交给下一代。怎么交？和平交不成就动荡中交，搞不好就得‘血雨腥风’了。你们怎么办？只有天知道。”后面一段话说的是，“胜利地进行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没有丝毫的犹豫，对文化大革命是肯定的。
    那么，对于这样两段相互矛盾的话，究竟哪一段是毛泽东说的，哪一段不是毛泽东说的，哪一段是真，哪一段是假？作为《毛泽东传(1949-1976)》的主编，同时又作为《毛泽东年谱(1949-1976)》的主编，逢先知是不是应该出来说说清楚呢？当然应该！
    第二，《毛泽东传(19491976)》和《毛泽东年谱(19491976)》,所引用的所谓毛泽东的上述两段话，同样都出自“1977年3月22日叶剑英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的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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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
    读点毛著
    那么，作为这两本书主编的逢先知，以及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的其他编著者，究竞是怎样先后从叶剑英的同一个讲话中，找出毛泽东谈“自己一生中的两件大事”的两段截然不同的话来的？你们所依据的，究竟是叶剑英的“讲话记录”，还是“讲话录音”，或者仅仅是当时只存在于会场里的“讲话声波”？对此，逢先知是不是应该出来说说清楚呢？当然也应该！
    第三，《毛泽东年谱（1949-1976)》的编者注说：“关于毛泽东说他一生做了两件事情，在一些书刊中曾流传一种说法：[此处全文引用《毛泽东传（1949-1976)》的记述，略]对上述说法，本书编者没有查到档案根据或其他第一手权威材料。”
    “一些书刊”？究竟是哪些书刊？首当其冲的不就是《毛泽东传(1949-1976)》吗？正是这本书，首次披露了所谓毛泽东“谈到自己一生中的两件大事”的那段话，什么对文化大革命“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啦，什么“和平交不成就动荡中交，搞不好就得‘血雨腥风’”啦，什么“你们怎么办？只有天知道”啦，等等，不都是由这本书传播到全社会的吗？由于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所具有的“权威性”，绝大多数人都相信了，而且至今一说到文化大革命，不论是些所谓“左派”还是“右派”，就异口同声“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好像毛泽东真的就是这样“定论”的。
    现在，《毛泽东年谱(1949-1976)》完全否定了《毛泽东传(1949-1976)》的这一记载，说是“对上述说法，本书编者没有查到档案根据或其他第一手权威材料”。这就奇了怪了，这两本书的主编不是同一个人吗？编著者不是同一个单位吗？怎么如今竟装得没事人似的，“一推六二五”，“不管三七二十一”了？逢先知是不是应该出来说说清楚呢？当然更应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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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点…
    193
    第四，既然对《毛泽东传(1949-1976)》的说法，“本书编者没有查到档案根据或其他第一手权威材料”，那么，这是否意味着，《毛泽东年谱(1949-1976)》的说法就是查到了档案根据或其他第
    一手权威材料呢？这个“档案根据”或者“第一手权威材料”，能不能适当、及时地公布一下，以免广大读者再一次对你们的说法产生疑惑、怀疑呢？
    这种怀疑不是没由来的，因为以逢先知等人为主任的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曾经伪造过毛泽东文稿、篡改过毛泽东文章，现在又闹出了毛泽东的话“同胎不同胞”的事，也就是从叶剑英的同一个讲话里，引出了毛泽东关于同一件事的两段说法不同的话，这回又如何能让人相信呢？
    当然，在现在的情况下，这样做并没有什么大不了的，逢先知完全不必为此有什么担忧。但是，无论是当秘书还是当主编，文字工作的职业道德还是要讲的，尤其是对毛泽东这样的领袖人物的言行、思想，如果随意编造，总是不行的。
    比如《毛泽东传(1949-1976)》中，在引用了那段所谓毛泽东的话后面，编著者这样评论道：“毛泽东这番话，充分表现出他的复杂心态。他把‘文化大革命’列为自己一生当中做的‘两件大事’之
    一，显然是不适当的，也不符合实际。但可以看出‘文化大革命’在他心中的分量是多么重。明知对这场‘大革命’‘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而他自己的日子已经不多了，怎么交这个班？毛泽东不能不感到深深的忧虑和不安。”
    这番评论，纯粹是毫无根据、凭空想象的，因为它所评论的，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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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
    读点毛著
    恰是《毛泽东年谱(1949-1976)》指出的，“没有查到档案根据或其他第一手权威材料”的“毛泽东谈话”。而这前后两本书，又恰恰是同一个逢先知主编的！对这样的自相矛盾，逢先知以及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是不是应该出来说说清楚呢？当然是完全应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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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
    评《毛泽东藏言》
    2009年10月，由中国中共文献研究会编订的《毛泽东箴言》一书，由人民出版社和中央文献出版社联合出版发行了。据报道，该书“共收录毛泽东同志的至理名言360条，这360条箴言分成观世、正己、待人、处事4大篇，其下又按毛泽东倡导的对立统一和矛盾转化的辩证方法，分为‘有穷与无尽’、‘有患与无畏’、‘表达与倾听’、‘大局与小节’等36小类。”
    那么，《毛泽东箴言》的具体内容有哪些呢？翻开此书的红色封面，提纲挈领的是“观世哲学、正己哲学、待人哲学、处事哲学”四行大字。其后，又有细目：
    目录
    观世
    之一有穷与无尽之二新旧与消长之三自由与必然之四
    客观与主观
    之五理想与现实之六困难与顺利之七现象与本质之八单纯与复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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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
    续点…
    之九传承与创新之十本土与异域
    正己
    之一有患与无畏之二贵贱与盛衰之三自力与外援之四主动与被动之五代价与收获之六自得与内省之七虚名与实绩之八学习与使用
    待人
    之一表达与倾听之二进言与改过之三收放与疏堵之四批评与原谅之五爱恨与恩怨之六对立与团结之七冲突与妥协之八共存与互利
    处事
    之一大局与小节之二
    大胆与小心
    之三沉着与机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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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点毛著
    197
    之四目标与步骤之五退让与进取之六紧张与松弛之七全面与部分之八近观与远见之九问题与结论之十分析与综合
    粗观此目录，还以为是哪本《鸿儒格言》、《活佛真言》或《高道名言》呢！不过，这且按下不表，还是先来看一看列宁的几段著名论述吧。现摘录如下，并稍加评论：
    历史上常有这种情形：那些在被压迫阶级中素享盛名的革命领袖逝世以后，他们的敌人便企图窃取他们的名字来欺骗被压迫阶级。
    一一列宁：《帝国主义和社会主义运动中的分裂》，《列宁选集》第2卷第717页
    怎么窃取？怎么欺骗？列宁在下面的论述中作了深刻的揭露。
    马克思的学说在今天的遭遇，正如历史上被压迫阶级在解放斗争中的革命思想家和领袖的学说常有的遭遇一样。当伟大的革命家在世时，压迫阶级总是不断迫害他们，以最恶毒的敌意、最疯狂的仇恨、最放肆的造谣和诽谤对待他们的学说。在他们逝世以后，便试图把他们变为无害的神像，可以说是把他们偶像化，赋予他们的名字某种荣誉，以便“安慰”和愚弄被压迫阶级，同时却阉割革命学说的内容，磨灭它的革命锋芒，把它庸俗化。现在资产阶级和工人运动中的机会主义者在对马克思主义作这种“加工”的事情上正一致起来。他们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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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
    读点…
    记、抹杀和歪曲这个学说的革命方面，革命灵魂。他们把资产阶级可以接受或者觉得资产阶级可以接受的东西放在第一位来加以颂扬。
    一一列宁：《国家与革命》，《列宁选集》第3卷第112页
    第一，把革命领袖“变为无害的神像，把他们偶像化”；第二，“阉割革命学说的内容，磨灭它的革命锋芒，把它庸俗化”；第三，“把资产阶级可以接受或者觉得资产阶级可以接受的东西放在第一位来加以颂扬”，即将无产阶级思想体系同资产阶级思想体系“和谐化”。这样，就能达到既窃取革命领袖的名字，又“安慰”和愚弄被压迫阶级的目的了。
    考茨基把马克思主义中能为自由主义者，能为资产阶级接受的东西（对中世纪制度的批评，资本主义特别是资本主义民主在历史上的进步作用)拿来，而把马克思主义中不能为资产阶级接受的东西（无产阶级为消灭资产阶级而对它采用的革命暴力)抛弃、抹杀和隐瞒起来。正因为这样，不管考茨基的主观信念怎样，他的客观地位必然使他成为资产阶级的奴才。
    一一列宁：《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列宁选集》第3卷第601页
    考茨基就是一个把革命领袖及其学说“偶像化、庸俗化、和谐化”的典型。他表面上推崇马克思主义，却蓄意夸大资本主义特别是资本主义民主在历史上的进步作用，根本否认无产阶级为消灭资产阶级而对它采用的革命暴力，反对阶级斗争，鼓吹对立阶级之间的和谐合作。这样的人、这样的做法，我们现在见得还少吗？不管他们的主观信念怎样，在“把马克思主义中不能为资产阶级接受的东西抛弃、抹杀和隐瞒起来”这一点上，都是相同的。这是为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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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点毛著
    199
    科学的发展在提供愈来愈多的材料，证明马克思是正确的。因此要同他进行斗争就不得不加以伪装，不是去公开反对马克思主义的原理，而是假装承认它，却用诡辩来阉割它的内容，把马克思主义变为对资产阶级无害的神圣的“偶像”。
    一一列宁：《第二国际的破产》，《列宁选集》第2卷第470页
    这方面，最具“特色”的，就是三十年来接二连三地出现的所谓“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这种用诡辩来阉割了它的内容的“马克思主义”，就是对资产阶级没有害处的神圣的“偶像”。其次，就是对毛泽东思想的“偶像化、庸俗化、和谐化”了，而《毛泽东箴言》一书不能不说是一个典型。
    这只要从中搜索一下毛泽东思想作为无产阶级革命理论所必然具备的一系列关键词，就可以清楚地看出来：
    《毛泽东箴言》
    关键词
    搜索结果
    阶级
    0
    阶级斗争
    0
    工人、工人阶级
    0
    无产阶级
    0
    农民、农民阶级
    0
    人民民主专政
    0
    无产阶级专政
    0
    民主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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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
    读点…
    革命
    1
    共产党
    1
    马克思、马克思主义
    0
    列宁、列宁主义
    0
    共产主义
    0
    社会主义
    0
    资本主义
    0
    地主、地主阶级
    0
    资本家、资产阶级
    0
    国民党
    0
    帝国主义
    0
    反动派
    0
    [按：其中仅各出现一次的“革命”和“共产党”两词的引文分别是：“工作的时候就要有一股革命热情，就要有一种拼命精神”和“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共产党就最讲‘认真’”。]
    据《毛泽东箴言》“出版说明”称，“收入本书的内容，摘选自《毛泽东选集》一至四卷、《毛泽东文集》一至八卷、《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一至十三册”。
    好，下面我们就再从《毛泽东选集》一至五卷（包括《毛泽东文集》和《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的部分内容)中，来搜索一下同样的20个关键词。
    《毛泽东选集》

==========第208页==========
    读点毛著
    201
    关键词
    搜索结果
    阶级
    151
    阶级斗争
    37
    工人、工人阶级
    110、56
    无产阶级
    74
    农民、农民阶级
    117、21
    人民民主专政
    20
    无产阶级专政
    14
    民主
    161
    革命
    181
    共产党
    173
    马克思、马克思主义
    69、49
    列宁、列宁主义
    57、49
    共产主义
    38
    社会主义
    82
    资本主义
    78
    地主、地主阶级
    91、42
    资本家、资产阶级
    34、115
    国民党
    151
    帝国主义
    143
    反动派
    94
    [按：如果直接搜索《毛泽东文集》一至八卷和《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一至十三册，这些数字会更大！]
    请看，《毛泽东箴言》一书，把毛泽东思想作为革命理论所必然

==========第209页==========
    202
    读点…
    具备的这些关键词，当然也连同与它们密切相关的革命内容，抛弃、抹杀和隐瞒得何等干净、何等彻底啊！尽管《毛泽东选集》一至五卷和《毛泽东箴言》的篇幅大小不一，编选角度不同，但是能够把前者使用几十次、上百次的关键词，在后者从中摘选的“360条箴言”中，
    统统地“归O”,得怎样的挖空心思、绞尽脑汁哪？
    读这样的《毛泽东箴言》，在你面前的，是一个不讲阶级和阶级斗争，不提工人和农民，不谈专政和民主，不说革命和共产党，不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不信共产主义和马列主义的毛泽东！这还是中国人民的革命领袖和导师吗？还是指引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取得伟大胜利的毛泽东思想的创立者吗？
    就这样，该书的“出版说明”还假惺惺地赋予毛泽东的名字某种荣誉：“毛泽东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是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和领导人”；它所摘引的毛泽东的360句话，是所谓的“精神财富”、“名言警句”、“传世箴言”云云。
    将一位革命领袖、一种革命思想，磨灭他的革命锋芒，抹杀和歪曲这个学说的革命灵魂，阉割它的内容，甚至抽掉其骨骼和血肉，这还是什么“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还是什么“精神财富”、“传世箴言”吗？不，那至多只是一具供人顶礼膜拜的无用的偶像而己！
    将毛泽东坚持、运用和发展了半个多世纪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共产党的斗争哲学，归结为所谓“观世哲学、正己哲学、待人哲学、处事哲学”，这样，毛泽东岂不就成了一个一味讲究“观世正己待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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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点毛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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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的谨小慎微的低俗庸人，毛泽东思想岂不就成了一种八面玲珑的庸俗哲学了吗？
    将国民党蒋介石悬赏20万大洋捕杀的“共匪首恶”、地主资产阶级恨之入骨的“独裁暴君”、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闻风丧胆的“赤色中国领袖”，变为一个绝口不提“地主资产阶级、国民党、帝国主义、反动派”这些词语的“谦谦君子”，于是，毛泽东思想就完全可以与一切剥削阶级理论、甚至宗教教义和衷共济、和谐相处了！
    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进行有利于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有利于“安慰”和愚弄被压迫阶级的“偶像化、庸俗化、和谐化”，这就是《毛泽东箴言》一书的编订者和出版者的“三部曲”，就是他们的真实意图和险恶用心。
    而这种种手段，在今天的中国，得心应手地拿来运用的人还真不少。那些“特色理论”的创造者们，一方面三十余年如一日地“以最恶毒的敌意、最疯狂的仇恨、最放肆的造谣和诽谤”，对待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并鼓动、纵容、甚至操纵社会上的反毛思潮：另一方面又根据他们的需要，时不时地拉大旗作虎皮，自诩“与毛泽东思想一脉相承”、“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战战兢兢地请出亡灵来为他们效劳，借用它们的名字、战斗口号和衣服，以便穿着这种久受崇敬的服装，用这种借来的语言，演出世界历史的新的一幕”（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
    对此，善良的人们可要警惕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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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净东送集》引用的斯大林著作
    (1956年前)
    在《毛泽东文集》第七卷中，有一篇《吸取历史教训，反对大国沙文主义（一九五六年九月二十四日）》。据称这是“毛泽东同参加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代表团的谈话”，是根据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一九九四年出版的《毛泽东外交文选》刊印的。其篇后说明：根据谈话记录稿刊印。而《毛泽东文集》的“出版说明”又称，对编入的谈话记录稿，“只作技术性的整理”，而在篇末，并没有说明是否经毛泽东本人审定。
    “改开”以来，对毛泽东著作的出版，存在着这样一种奇怪的现象：内部发行的《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的“编后记”规定，“未经毛泽东审定的讲话、谈话记录稿，根据本书的编辑方针，一律不编入。”（实际上他们并没有做到，而是反其道而行之。）而公开出版的《毛泽东文集》，则不管这些谈话记录稿是不是“经毛泽东审定”，只要合乎他们需要，都一律编入。这篇《吸取历史教训，反对大国沙文主义》的谈话记录稿，以及《毛泽东文集》中的其它许多谈话记录稿，就是可以公开发行，但不能内部出版的！
    在这个谈话记录稿中，有这样一段所谓“毛泽东的谈话”：
    “我在见到斯大林之前，从感情上说对他就不怎么样。我不太喜欢看他的著作，只看过《论列宁主义基础》、批判托洛茨基的一篇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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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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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胜利冲昏头脑》等。他写的关于中国革命的文章我更不爱看。”
    实际情况是不是如此？本人查阅了一下公开出版发行的《毛泽东选集》一至五卷（不包括《毛泽东文集》、《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等)，将毛泽东同志一九五六年以前，即这次谈话以前，在文章中援引斯大林著作的地方，一一列举如下，看看毛泽东在《选集》中引用了斯大林的哪些论述，读了他的哪些著作。或许，诸位网友可以从中得出自己的结论。
    【一】
    我们的革命依靠干部，正像斯大林所说的话：“干部决定一切。”的
    一一《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一九三七年五月八日)
    〔13)(《毛泽东选集》原注，下同)见一九三五年五月四日斯大林在克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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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点毛著
    姆林宫举行的红军学院学员毕业典礼上的讲话。原文如下：“人才，干部是世界上所有宝贵的资本中最宝贵最有决定意义的资本。应该了解：在我们目前的条件下，‘干部决定一切’。”(《斯大林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373页)
    【二】
    我们是革命转变论者，不是托洛茨基主义的“不断革命”论者。
    一《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一九三七年五月八日)
    〔12)参见斯大林《论列宁主义基础》第三部分，《十月革命和俄国共产党人的策略》第二部分，《论列宁主义的几个问题》第三部分(《斯大林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99一214、279一293、400一402页)。
    【三】
    斯大林说得好：“理论若不和革命实践联系起来，就会变成无对象的理论，同样，实践若不以革命理论为指南，就会变成盲目的实践。”@
    一一《实践论》（一九三七年七月）
    〔10)见斯大林《论列宁主义基础》第三部分《理论》。新的译文是：“离开革命实践的理论是空洞的理论，而不以革命理论为指南的实践是盲目的实践。”(《斯大林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99一200页)
    【四】
    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4。因此，有计划地培养大批的新千部，就是我们的战斗任务。
    一一《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一九三八年十月十四日）
    〔4)一九三四年一月斯大林《在党的第十七次代表大会上关于联共（布）中央工作的总结报告》中说：“在正确的政治路线提出以后，组织工作就决定一切，其中也决定政治路线本身的命运，即决定它的实现或失败。”斯大林在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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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里说到了正确挑选人才的问题。一九三五年五月斯大林《在克里姆林宫举行的红军学院学员毕业典礼上的讲话》中，提出和说明了“干部决定一切”的口号。(《斯大林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343、371页)
    【五】
    “在中国，是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这是中国革命的特点之一，也是中国革命的优点之一。”③斯大林同志的这一论断是完全正确的：无论是对于北伐战争说来，对于土地革命战争说来，对于今天的抗日战争说来，都是正确的。
    一一《战争和战略问题》（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六日）
    〔3)见斯大林《论中国革命的前途》(《斯大林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87页)。
    【六】
    至于所谓日苏互不侵犯条约，在过去多年之前，苏联就要求日本签订，日本始终拒绝。现在日本统治阶级内部的一派，要求苏联订立这种条约，而苏联是否愿意订立，须看这个条约是否合乎苏联利益和世界人类大多数利益这一个基本原则而定。具体地说，就是要看这个条约是否不和中国民族解放战争的利益相冲突。据我看，根据斯大林今年三月十日在苏联共产党第十八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根据莫洛托夫今年五月三十日在苏联最高议会上的演说，苏联是不会变更这个基本原则的。
    一一《苏联利益和人类利益的一致》（一九三九年九月二十八日）
    [注]（引用者注，下同）指斯大林《在党的第十八次代表大会上关于联共(布)中央工作的总结报告》
    【七】
    斯大林同志说过：“在中国，是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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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点毛著
    这是中国革命的特点之一，也是中国革命的优点之一。”这是说得非常之对的。
    一一《<共产党人>发刊词》（一九三九年十月四日）
    〔1)见斯大林《论中国革命的前途》(《斯大林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87页)。
    【八】
    (斯大林说：)“帝国主义及其在中国的全部财政军事的势力，乃是一种支持、鼓舞、栽培、保存封建残余及其全部官僚军阀上层建筑的力量。”26)
    一一《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九三九年十二月）
    (26)见斯大林一九二七年五月二十四日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八次全会第十次会议上的演说《中国革命和共产国际的任务》(《斯大林全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第260页)。
    【九】
    斯大林说：“在中国，是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这是中国革命的特点之一，也是中国革命的优点之一。”3)这是完全正确的规定。
    一一《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九三九年十二月）
    〔33)见斯大林《论中国革命的前途》(《斯大林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87页)。
    【十】
    “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这一正确的命题，还是在一
    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的中国第一次大革命时期，就提出了的。…中国共产党人提出的这一正确的命题，是根据斯大林的理论的。
    斯大林还在一九一八年所作十月革命一周年纪念的论文时，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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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道：
    “十月革命的伟大的世界意义，主要的是：第一，它扩大了民族问题的范围，把它从欧洲反对民族压迫的斗争的局部问题，变为各被压迫民族、各殖民地及半殖民地从帝国主义之下解放出来的总问题；第二，它给这一解放开辟了广大的可能性和现实的道路，这就大大地促进了西方和东方的被压迫民族的解放事业，把他们吸引到胜利的反帝国主义斗争的巨流中去；第三，它从而在社会主义的西方和被奴役的东方之间架起了一道桥梁，建立了一条从西方无产者经过俄国革命到东方被压迫民族的新的反对世界帝国主义的革命战线。”m
    一一《新民主主义论》（一九四O年一月）
    〔12)见斯大林《十月革命和民族问题》(《斯大林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26页)。
    【十一】
    斯大林曾经多次地发挥了关于论述殖民地半殖民地的革命脱离了旧范畴，改变成了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一部分的理论。解释得最清楚明确的，是斯大林在一九二五年六月三十日发表的同当时南斯拉夫的民族主义者争论的文章。这篇文章载在张仲实译的《斯大林论民族问题》一书上面，题目叫做《再论民族问题》。其中有这么一段：
    “舍米契引证了斯大林在一九一二年年底所著《马克思主义与民族问题》那本小册子中的一个地方。那里曾说：‘在上升的资本主义的条件之下，民族的斗争是资产阶级相互之间的斗争。’显然，他企图以此来暗示他给当前历史条件下的民族运动的社会意义所下的定义是正确的。然而，斯大林那本小册子是在帝国主义战争以前写的，那时候民族问题在马克思主义者看来还不是一个具有全世界意义的问题，那时候马克思主义者关于民族自决权的基本要求不是当作无产阶级革命的一部分，而是当作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一部分。自那时候起，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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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点毛著
    际形势已经根本地改变了，战争和俄国十月革命已把民族问题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一部分变成了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了，
    一要是看不清这一点，那就未免太可笑了。列宁还在一九一六年十月间，就在他的《民族自决权讨论的总结》一文中说过，民族问题中关于民族自决权的基本点，已不再是一般民主运动的一部分，它已经变成一般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的一个构成部分了。列宁以及俄国共产主义的其他代表者关于民族问题的以后的一些著作，我就不用讲了。现在，当我们由于新的历史环境而进入于一个新的时代一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舍米契在这一切以后却引证斯大林在俄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期所写的那本小册子中的一个地方，这能有什么意义呢？它只能有这样一个意义，就是舍米契是离开时间和空间，不顾到活的历史环境来引证的，因而违反了辩证法的最基本的要求，没有考虑到在某一个历史环境下是正确的东西在另一个历史环境下就可以成为不正确的。”
    一一《新民主主义论》（一九四O年一月）
    【十二】
    斯大林说：“所谓民族问题，实质上就是农民问题。”2)这就是说，中国的革命实质上是农民革命，现在的抗日，实质上是农民的抗日。新民主主义的政治，实质上就是授权给农民。新三民主义，真
    三民主义，实质上就是农民革命主义。大众文化，实质上就是提高农民文化。抗日战争，实质上就是农民战争。
    一一《新民主主义论》（一九四O年一月）
    (25)一九二五年三月三十日，斯大林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南斯拉夫委员会会议上的演讲《论南斯拉夫的民族问题》中说：“…农民是民族运动的主力军，没有农民这支军队，就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有声势浩大的民族运动。所谓民族问题实质上是农民问题，正是指这一点说的。”(《斯大林全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6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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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三】
    斯大林的话说得对：“理论若不和革命实践联系起来，就会变成无对象的理论。”当然又是他的话对：“实践若不以革命理论为指南，就会变成盲目的实践。”4
    一一《<农村调查>的序言和跋》（一九四一年三月、四月）
    (4)见本书第一卷《实践论》注〔10)。
    【十四】
    第二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态度。
    在这种态度下，就是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方法，对周围环境作系统的周密的调查和研究。不是单凭热情去工作，而是如同斯大林所说的那样：把革命气概和实际精神结合起来4。
    一一《改造我们的学习》（一九四一年五月十九日）
    〔4)参见斯大林《论列宁主义基础》第九部分《工作作风》(《斯大林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272一275页)。
    【十五】
    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又应以《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要读本》[注]为中心的材料。《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要读本》是一百年来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最高的综合和总结，是理论和实际结合的典型，在全世界还只有这一个完全的典型。我们看列宁、斯大林他们是如何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苏联革命的具体实践互相结合又从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就可以知道我们在中国是应该如何地工作了。
    一一《改造我们的学习》（一九四一年五月十九日）
    [注]即《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明教程》，原已编为《斯大林全集》第十五卷，后因赫鲁晓夫修正主义上台而没有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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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点毛著
    【十六】
    斯大林曾经说过，脱离实际的理论是空洞的理论4。空洞的理论是没有用的，不正确的，应该抛弃的。
    《整顿党的作风》（一九四二年二月一日）〔4)见本书第一卷《实践论》注〔10)。
    【十七】
    抗战以来，我党有广大的发展，大批新干部产生了，这是很好的现象。斯大林同志在联共十八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说：“老干部通常总是不多，比所需要的数量少，而且由于宇宙自然法则的关系，他们已部分地开始衰老死亡下去。”他在这里讲了干部状况，又讲了自然科学。我们党如果没有广大的新千部同老干部一致合作，我们的事业就会中断。
    一一《整顿党的作风》（一九四二年二月一日）
    〔7)这段话的新译文是：“老干部总是少数，不能满足需要，而且由于自然界的天然规律，他们已经部分地开始丧失工作能力。”(《斯大林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60页)
    【十八】
    不错，新千部是有缺点的，他们参加革命还不久，还缺乏经验，他们中的有些人还不免带来旧社会不良思想的尾巴，这就是小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的残余。但是这些缺点是可以从教育中从革命锻炼中逐渐地去掉的。他们的长处，正如斯大林说过的，是对于新鲜事物有锐敏的感觉，因而有高度的热情和积极性，而在这一点上，有些老干部则正是缺乏的⑧。
    一一《整顿党的作风》（一九四二年二月一日）
    〔8)参见斯大林《在党的第十八次代表大会上关于联共（布）中央工作的总结报告》第三部分第二节(《斯大林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6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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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九】
    去年六月二十二日，苏联进行那么大的反侵略战争，斯大林在七月三日发表了一篇演说[]，还只有我们《解放日报》一篇社论那样长。要是我们的老爷写起来，那就不得了，起码得有几万字。
    一一《反对党八股》（一九四二年二月八日）[注]指斯大林一九四一年七月三日的《广播演说》。
    【二十】
    党内也常常有敌人和敌对思想混进来，如《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要读本》结束语第四条所说的那样。对于这种人，毫无疑义地是应该采用残酷斗争或无情打击的手段的，因为那些坏人正在利用这种手段对付党，我们如果还对他们宽容，那就会正中坏人的奸计。但是不能用同一手段对付偶然犯错误的同志；对于这类同志，就须使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这就是《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要读本》结束语第五条所说的方法。
    一一《反对党八股》（一九四二年二月八日）
    【ニ十一】
    今天会场上散发了一个题名《宣传指南》的小册子，里面包含四篇文章，我劝同志们多看几遍。
    第一篇，是从《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要读本》上摘下来的，讲的是列宁怎样做宣传。
    一一《反对党八股》（一九四二年二月八日）
    【ニ十二】
    斯大林论党的布尔什维克化的十二个条件的第九条中所说建立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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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点毛著
    导核心问题”，我们应该应用到一切大小机关、学校、部队、工厂和农村中去。
    一一《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一九四三年六月一日）
    〔1)见斯大林《关于德国共产党的前途和布尔什维克化》(《斯大林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313页)。
    【二十三】
    现在依然如斯大林很早就说过的一样，旧世界有三个大矛盾：第
    一个是帝国主义国家中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第二个是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第三个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和帝国主义宗主国之间的矛盾4。
    一一《愚公移山》（一九四五年六月十一日）
    〔4)参见斯大林《论列宁主义基础》第一部分《列宁主义的历史根源》(《斯大林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86一187页)。
    【二十四】
    现在，当着全世界觉悟的工人阶级和一切真诚革命的人们对于苏联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第三十一个周年举行欢欣鼓舞的纪念的时候，我想起了斯大林在一九一八年，在十月革命第一个周年纪念的时候所写的著名的论文。斯大林在这篇论文中说：“十月革命的伟大的世界意义，主要的是：第一，它扩大了民族问题的范围，把它从欧洲反对民族压迫的斗争的局部问题，变为各被压迫民族、各殖民地及半殖民地从帝国主义之下解放出来的总问题：第二，它给这一解放开辟了广大的可能性和现实的道路，这就大大地促进了西方和东方的被压迫民族的解放事业，把他们吸引到胜利的反帝国主义斗争的巨流中去；第三，它从而在社会主义的西方和被奴役的东方之间架起了一道桥梁，建立了一条从西方无产者经过俄国革命到东方被压迫民族的新的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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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界帝国主义的革命战线。”
    一一《全世界革命力量团结起来，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一九四八年十一月)
    〔1)见斯大林《十月革命和民族问题》(《斯大林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26页)。
    【二十五】
    斯大林说，生产关系的基础就是所有制。这一点同志们必须弄清楚。
    一一《关于农业互助合作的两次谈话》（一九五三年十月十五日、十一月四日）[1]参见斯大林《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
    【二十六】
    苏联是在一九二○年结束国内战争的，从一九二一年到一九三七年，共有十七年时间完成了农业的合作化，而它的合作化的主要工作是在一九二九年到一九三四年这六年时间内完成的。在这个时间内，虽然苏联的一些地方党组织，如像《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明教程》上所说的，犯过一次所谓“胜利冲昏头脑”的错误，但是很快就被纠正。
    一一《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一九五五年七月三十一日）
    【ニ十七】
    斯大林同志全面地划时代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把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推进到新的阶段。斯大林同志创造性地发展了列宁关于资本主义发展不平衡规律的理论和关于社会主义可能在一个国家内首先胜利的理论；斯大林同志创造性地贡献了关于资本主义体系总危机的理论，贡献了关于在苏联建设共产主义的理论，贡献了关于现代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法则的理论，贡献了关于殖民地半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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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点毛著
    民地革命的理论。斯大林同志还创造性地发展了列宁关于党的建设的理论。斯大林同志这一切创造性的理论，进一步地把全世界的工人们联合起来，进一步地把全世界的被压迫阶级和被压迫人民联合起来，使世界的工人阶级和一切被压迫的人们为解放和幸福的斗争及其胜利达到空前未有的规模。
    斯大林同志的一切著作都是马克思主义的不朽的文献。他所著的《列宁主义基础》、《苏联共产党历史》[注]以及他最后的伟大著作《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百科全书，是百年来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经验的综合。他在苏联共产党第十九次代表大会上的演说，是给世界各国共产党人的一篇宝贵的遗嘱。我们中国共产党人和世界各国共产党人一样，是从斯大林同志的伟大的著作中去找寻自己胜利的途径的。
    一一《最伟大的友谊》（一九五三年三月九日《人民日报》）[注]即《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
    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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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米
    以上这些《毛泽东选集》(1956年前)援引的斯大林的论述，分别出自他的下列著作：1,《论列宁主义基础》
    2,《十月革命和俄国共产党人的策略》3,《论列宁主义的几个问题》
    4,《在克里姆林宫举行的红军高等学院学员毕业典礼上的讲话》5,《论中国革命的前途》
    6,《中国革命和共产国际的任务》
    7,《在党的第十七次代表大会上关于联共（布）中央工作的总结报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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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十月革命和民族问题》9,《再论民族问题》
    10,《论南斯拉夫的民族问题》
    11,《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要读本》(《联共（布）党史简明教
    程》)
    12,《在党的第十八次代表大会上关于联共（布）中央工作的总结报
    告》
    13,《广播演说》（一九四一年七月三日）14,《关于德国共产党的前途和布尔什维克化》15,《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16,《胜利冲昏头脑》
    17,《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
    18,《在苏联共产党第十九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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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积“与人”，妄谈批判篡改“奋斗”，丧尽理性
    一斥郭世佑之流
    最近，又冒出一个叫什么郭世佑的公知，大言不惭地指责“毛泽东‘与人奋斗，其乐无穷’的荒谬”，并扬言要“对他的相关言行进行理性批判”。当有位听众“毫不客气地强调说：‘你虽然从小背了很多毛泽东的语录，你并没有读懂，没有领会其中的实质，才会这样。’”这个郭姓“教授”则装模作样地“以请教的语气轻声地笑着设问：‘你能不能先拿出证据来，指出我在哪个方面没有读懂毛泽东的语录？’”（见此人的网文《震惊与忧虑：从“海归”酷爱毛泽东谈起》)
    “哪个方面没有读懂毛泽东的语录？”就凭你郭世佑指“与人奋斗，其乐无穷”为“荒谬”，即可知你根本没有读懂！为什么？且听俺一一道来：
    其实，攻击青年毛泽东的“与人奋斗”等语，并非郭世佑的“首创”。曾几何时，一帮子文痞、小右，就纷纷以“与人奋斗，其乐无穷”为借口，毁谤毛泽东热衷于“跟人斗”、“人斗人”、“斗斗斗”，并一股脑儿扯上“反右”、“批彭”、“文革”等，肆意污蔑，大肆攻击。自那以来，这股脏水就不断地泼向毛泽东，堂堂“教授”郭世佑不过是拾了这些文痞、小右的牙慧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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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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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众所周知，青年毛泽东的“与人奋斗”等语，写于1917年期间的日记，全文是这样的：
    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
    当时，毛泽东求读于湖南一师，因古文写作出类拔萃而深受国文教师的赏识。其文言文根底，仅同年所著《体育之研究》一文便可见
    一斑，哪是现今的那些所谓文科“教授”能望其项背的！
    以上毛泽东所撰“与人奋斗”三句，后人拟题为“奋斗自勉”，其遣词用典皆为古意。此处的“与”一词，即文言文，翻译成现代汉语，乃“和某某一起”的意思；而“与人”，就是“和众人一起”之意。
    查《說文解字》【卷十四】【勺部】，“与”字有二解：一，“賜予也。一勺爲与。此与與同。”二，“黨與也。从舁从与。古文與。”清代段玉裁「說文解字注」云，“黨當作攩。攩，朋群也。與當作与。會意。共舉而与之也”，“義取共舉”。
    所以，“与人”，即所谓“联合众人一起举事”。而青年毛泽东的“奋斗自勉”，本意就是：“和天一起奋斗，其乐无穷；和地一起奋斗，其乐无穷；和人一起奋斗，其乐无穷！”
    可怜文科“教授”郭世佑，以及一帮子文痞、小右，根本不懂古文，完全不识“与人”，竟把青年毛泽东的“与人奋斗，其乐无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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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歪解成“跟人斗”、“人斗人”、“斗斗斗”，“以斗人为乐”，然后肆意攻击，胡乱“批判”。这真是“教授说话好颠倒，蠢才只会乱解嘲”也！
    说它们蠢，也实在是蠢。它们也不看看，“与人奋斗”的后两个字是“奋斗”。“奋斗”者，一般用作褒义，多指为达到远大目标或反抗邪恶势力而作的极度的努力（除“个人奋斗”等个例外）。孙中山《<黄花冈七十二烈士事略序>》有云：“国人皆以诸先烈之牺牲精神为国奋斗。”毛泽东《增强党的团结，继承党的传统》曰：“为建设伟大的社会主义中国而奋斗。”此“奋斗”，岂能曲解成一个“斗”字？
    于是，这些东西便使出了卑鄙下流的伎俩，将毛泽东的原文恶意地篡改为“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与人斗，其乐无穷”，并自以为得计，到处宣扬，似乎这样就坐实了毛泽东主张跟人斗，鼓动人斗人的“罪恶”。郭世佑之流就是据此来“理性批判”毛泽东的“相关言行”的！
    “手段的卑鄙，证明了目的的卑鄙。”以篡改青年毛泽东的原文、曲解古文“与”字、贬称“奋斗”一词而进行的所谓“批判”，有何“理性”可言？倒不如说，这伙反毛小丑被刻骨的仇恨冲昏了头脑，丧尽了人类最起码的理性！
    不仅如此，它们还压根儿不知道毛泽东欲与之共同奋斗的“天、地、人”是什么意思。文科“教授”郭世佑，你读过文科的基本读物、古代儿童的启蒙教材《三字经》吗？其中妇孺皆知的一句，“三材者，天地人”，你懂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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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谓三材？就是天，地，人。“材”是什么意思？是指世间万物最基本的东西。《周易》说卦云：“昔日圣人之作易也，将以顺性命之理，是以立天之道曰阴曰阳，立地之道曰刚曰柔，立人之道曰仁曰义。”意即：古人在创制易的时候，就是用它来说明自然变化的规律的。古人确定，天的道理是什么？阴和阳。地的道理是什么？刚和柔。人的道理是什么？仁和义。天、地、人，这就叫三材。
    青年毛泽东的“与天奋斗，与地奋斗，与人奋斗”，用的就是这个典！其“与人奋斗”中的“人”，并不是任何单独的个人，更非品格卑劣、不仁不义、逆历史潮流而动的小人，以及等而下之的郭世佑及众文痞、小右之流，而是大仁大义、公忠体国、百折不回之亿万“人材”！
    因此，青年毛泽东在其稍后所著，可作为“奋斗自勉”最好印证的《民众的大联合》一文中，大声疾呼：“中华民族的大联合，将较任何地域任何民族而先告成功。诸君！诸君！我们总要努力！我们总要拚命向前！”
    “与人奋斗”，此之谓也！如此，“我们黄金的世界，光华灿烂的世界，就在面前！”如此，岂不“其乐无穷”？！
    更何况，除与志同道合、追求真理者一起奋斗，还有天地助力、结为黨與：“天地为之昭苏，奸邪为之辟易。咳！我们知道了！我们醒觉了！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社会者我们的社会。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刻不容缓的万众大联合，我们应该积极进行！”(《毛泽东早期文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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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何等的胸怀，何等的气魄！岂是狐假虎威、狗仗官势，对着革命伟人狺狺狂吠的郭世佑之流能够理解万一的？说什么“毛泽东‘与人奋斗，其乐无穷’的荒谬”，真正荒谬绝伦、荒诞无稽、荒唐透顶的，不就是你郭世佑及攻击、污蔑毛泽东的文痞、小右们自己么？！
    附录：对上文的探衬
    本人前几天在本坛发的《不识“与人”，妄谈批判；篡改“奋斗”，丧尽理性》一帖，对郭世佑之流歪曲、攻击青年毛泽东的“与人奋斗，其乐无穷”，作了反驳和批判。在该帖后面，吴为网友有这样一个跟帖：
    “个人以为，这里关键不是对“与”的理解，而是对“人”的理解。如果“与人”，即所谓“联合众人一起举事”，那么所谓众人的含义是什么？都包括哪些人？如果“众人”包括了所有的人，那么如何能够联合所有的人一起举事，又是对谁举事？如果众人不包括所有的人，那么联合众人举事是不是对不属于众人的人进行斗争？特别是，如果众人包括所有的人，又如何理解毛泽东强调的阶级斗争，造反有理，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理论？
    归根结底，没有必要忌讳与人奋斗这种提法，就像没有必要认定独裁就是不好一样。这些都是抽象的概念，无所谓褒贬。应该具体的分析与什么人斗，为什么人的利益去斗，才能依据自己的阶级立场判断是非对错。”
    下面，就吴为网友对“与人奋斗”的看法，作一些简要的回答，请吴为网友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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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人以为，这里关键首先是对“与”的理解，其次是对“人”的理解，再次是对“奋斗”的理解。此三词，青年毛泽东用的都是古意，因为1917年时，他写的是文言文。所以，不能用现代汉语的意思直接去解读其本意，这是阅读古文的基本要求。
    比如“与”字，在文言文中只能理解为“和什么一起”之意，同它后面的“人”，不是对立的关系，而是『說文解字注』所说的“共举”，也就是现在常说的“联合在一起”的关系。至于“与”字作为介词、连词的“跟”、“同”、“和”等含义，则是后起的，是到了现代汉语中才广泛使用的。
    再说“人”，在古语“天、地、人”这个组合中，为“三材”之
    一。按《周易》的说法，“立人之道曰仁曰义”，即既仁又义者才称得上“人”，而不仁不义之辈则尚未“立人”，不能算是“人”。这里的“人”，用现在的话说，即大写的“人”。“联合众人一起举事”，就是联合这样的人，而不是所有的人。那些反动的、阻碍历史前进的人，虽然也称作人，却不是“三材天地人”中的“人材”。这里，照样不能以现在通常的对人的解释，来理解“天地人”中的“人”，也不能这样来理解“天”和“地”。
    还有“奋斗”一词，无论在古语中还是在现代汉语中，一般都用作褒义（个别有例外，如“个人奋斗”），这跟作为中性词的“斗”有区别。当然，从广义上说，“奋斗”也可以有“斗”的含义，但联系毛泽东的《奋斗自勉》的前后文，他所说的“奋斗”，不是光一个“斗”字能涵盖的。
    更为关键的是，1917年时的青年毛泽东，政治上是一位革命民主主义者，而在哲学上还是一位唯心论、二元论者，这是他后来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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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确指出的。所以，在《奋斗自勉》以及他当时的其他一些论著中，还有着唯心主义历史观的很深影响。这同以后强调阶级斗争理论的毛泽东，在思想上有着质的区别。
    应该说，1917年的时候，有毛泽东，但是还没有作为马克思主义者的毛泽东，还没有作为毛泽东思想创立者的毛泽东。因此，不能把这前后二者混同起来，用马克思主义者毛泽东的思想理论，去“改造”早期毛泽东的“与人奋斗”等观点言论。比如，毛泽东在“与人奋斗”一语中所说的“人”，还是抽象的“人”，而不是社会的人、阶级的人。尽管这一言论在当时是属于民主主义范畴的，起着进步的革命的作用，是青年毛泽东后来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的一个重要基础，但毕竟它本身还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在这方面，就像黑格尔说的，“人们总是很容易把我们所熟悉的东西加到古人身上去，改变了古人”一一如果我们把青年毛泽东也称作古人的话。
    最后一个关键，就是不知吴为网友在读了本人的帖子后，怎么会得出“归根结底，没有必要忌讳与人奋斗这种提法”的结论的。在那个帖子里，本人通篇都是反驳、批判郭世佑之流指责青年毛泽东的“与人奋斗，其乐无穷”为“荒谬”的言论的，指出他根本没有读懂毛泽东的这段语录，连一个文科教授应该具备的起码的古文知识都没有，是真正的荒谬绝伦！
    总之，我们应该正确理解青年毛泽东的原意，而不是想当然的认为，“与人奋斗”“也可以解释为与人斗争”，甚至提出“与什么人斗”的问题，这就又落到郭世佑之流设置的陷阱里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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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鲁迅，从革命民主主义到共产主义
    学习、研究、评价鲁迅先生，必须明确一个十分重要的关键问题，那就是他一生的思想经历了从革命民主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质的飞跃，在后期成了一名坚定的马列主义者。今天，重温一下他的这个思想历程，是很有意义的。
    众所周知，鲁迅先生前期是一个反帝反封建的民主主义者，而且是彻底的革命的民主主义者。但是在1927年至1928年期间，在蒋介石背叛革命和国民党日益走向反动之后，他的思想和创作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实现了从革命民主主义到共产主义的根本性转变。这一点，有鲁迅先生自己的一系列言论和行动、著作为证，也有中国共产党主要领导人的论述和评价为证。
    这里，就请诸位网友先看一看下列的历史资料和记载，然后本人再来作一些简要的说明。不过，必须声明一下，之所以要澄清这个问题，主要是因为“特别是”以来，右派们在这方面制造了许多混乱，我们有的网友也存在着一些错误的观点，客观上影响了对鲁迅先生的正确认识，有必要加以纠正。
    下面就是有关的历史资料和记载，共分五个部分：
    一、鲁迅先生的自我“解剖”
    二、鲁迅先生与马列主义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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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瞿秋白同志的论述
    四、毛泽东同志的评价
    五、鲁迅先生部分马列主义重要论著篇目
    (一)鲁迅先生的自我“解剖”
    我时时说些自己的事情，怎样地在“碰壁”，怎样地在做蜗牛，好像全世界的苦恼，萃于一身，在替大众受罪似的：也正是中产的智识阶级分子的坏脾气。只是原先是憎恶这熟识的本阶级，毫不可惜它的溃灭，后来又由于事实的教训，以为惟新兴的无产者才有将来，却是的确的。
    一一《二心集·序言》（一九三二年四月三十日）
    我有一件事要感谢创造社的，是他们“挤”我看了几种科学底文艺论，明白了先前的文学史家们说了一大堆，还是纠缠不清的疑问。并且因此译了一本蒲力汗诺夫[按：即普列汉诺夫]的《艺术论》，以救正我一还因我而及于别人一的只信进化论的偏颇。
    一一《三闲集·序言》（一九三二年四月二十四日）
    那时就知道了俄国文学是我们的导师和朋友。因为从那里面，看见了被压迫者的善良的灵魂，的酸辛，的挣扎；还和四十年代[按：指19世纪]的作品一同烧起希望，和六十年代的作品一同感到悲哀。我们岂不知道那时的大俄罗斯帝国也正在侵略中国，然而从文学里明白了一件大事，是世界上有两种人：压迫者和被压迫者！
    一《南腔北调集·祝中俄文字之交》（一九三二年十二月十五日）
    先前，旧社会的腐败，我是觉到了的，我希望着新的社会的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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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不知道这“新的”该是什么；而且也不知道“新的”起来以后，是否一定就好。待到十月革命后，我才知道这“新的”社会的创造者是无产阶级，但因为资本主义各国的反宣传，对于十月革命还有些冷淡，并且怀疑。现在苏联的存在和成功，使我确切的相信无阶级社会一定要出现，不但完全扫除了怀疑，而且增加许多勇气了。
    一一《且介亭杂文·答国际文学社问》（一九三四年）
    “苏联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智识阶级就要饿死。”一一位有名的记者曾经这样警告我。是的，这倒恐怕要使我也有些睡不着了。但无产阶级专政，不是为了将来的无阶级社会么？只要你不去谋害它，自然成功就早，阶级的消灭也就早，那时就谁也不会“饿死”了。
    一《南腔北调集·我们不再受骗了》（一九三二年五月六日）
    那切切实实，足踏在地上，为着现在中国人的生存而流血奋斗者，我得引为同志，是自以为光荣的。
    一一《且介亭杂文附集·答托洛斯基派的信》（一九三六年六月九日）
    (二)鲁迅先生与马列主义理论
    从一九二八年开始，由于自己内在的要求，也由于创造社的“挤”，鲁迅阅读了大量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书籍。这对于他树立新的世界观起了重要的作用。创造社、太阳社对他的批评，虽然他有很多不能接受的地方，但这促使他去研究过去没有认真研究过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
    鲁迅追求新思想的热情是惊人的，他非到把自己要理解的问题弄透彻，决不放手。从“鲁迅日记”后面的“书账”上，我们大略可以看到他发奋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个缩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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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二七年之前，“书账”上己有马克思主义的书和有关无产阶级文化的书，但不多，只有“托尔斯泰和马克思”、“苏联革命后的文学”、“艺术与无产阶级”等若干本。
    但到一九二八年，数量突然激增，在全年二百二十四笔书账中，有关马克思主义和苏联的就有六十多笔，占总数四分之一还强。范围也极广，最多的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其次就是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去研究文艺的书。
    在国民党反动派严禁一切共产主义书籍的情况下，鲁迅读的大多数是日文：从恩格斯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斯大林的“论中国革命问题”等经典著作，一直到大量的通俗小册子，如“列宁的辩证法”、“唯物论和辩证法的基本概念”、“辩证法杂书”、“辩证唯物论”等许多关于唯物论和辩证法的书；“史的唯物论”、“唯物史观解说”、“唯物的历史理论”、“阶级斗争理论”、“阶级社会的诸问题”、“阶级斗争小史”等许多有关历史唯物主义和阶级斗争的理论；“苏联劳动党史”、“革命及世界的明天”、“对法西斯主义的斗争”、“社会主义及社会运动”等关于社会主义运动的书籍：“马克思主义的作家论”、“无产阶级文学论”、“苏联文艺政策”等大量有关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书。
    鲁迅认真地学习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联系了中国的实际和他自己思想实际，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武装了自己的头脑。许广平先生回忆说，有三、四年时间，鲁迅“几乎每天手不释卷的翻阅着这方面的著作”。
    鲁迅一接触马克思主义，就感到马克思主义有巨大的说服力，马克思主义明确地解决了他过去不少“纠缠不清的问题”，使他深信马克思主义才是真理。他心里的疑惑，都迎刃而解。他过去体验到的许多珍贵的斗争经验，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去看就更深刻了，上升到新的思想高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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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鲁迅自己丰富的战斗经验和广阔的知识联系起来，不仅使他明确地看到了中国革命的前途，用阶级斗争的观点代替了进化论的观点，抛弃了那些带有唯心主义色彩的观点，帮助他站到无产阶级立场上来，并且使他很快就自觉地用辩唯物主义思想和历史唯物主义来分析他所接触到的各种问题。马克思主义真理渗透在后期他对许多问题精辟的分析中，无产阶级党性贯串他后期一切的战斗中。
    一一摘自《鲁迅一一中国文化革命的巨人》
    (三)瞿秋白同志的论述
    鲁迅从进化论进到阶级论，从绅士阶级的逆子贰臣进到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的真正的友人，以至于战士，他是经历了辛亥革命以前直到现在的四分之一世纪的战斗，从痛苦的经验和深刻的观察之中，带着宝贵的革命传统到新的阵营里来的。他终于宣告：“原先是憎恶这熟识的本阶级，毫无可惜它的溃灭，后来又由于事实的教训，以为惟新兴的无产者才有将来。”
    关于最近期间，“九一八”以后的杂感，我们不用多说，他是站在战斗的前线，站在自己的哨位上。他在以前，就痛切的指出来：“大小无数的人肉的筵宴，即从有文明以来一直排到现在，人们就在这会场中吃人，被吃，以凶人的愚妄的欢呼，将悲惨的弱者的呼号遮掩，更不消说女人和小儿。这人肉的筵宴现在还排着，有许多人还想
    一直排下去。扫荡这些食人者，掀掉这筵席，毁坏这厨房，则是现在的青年的使命！”
    而现在，这句话里的“青年”两个字上面己经加上了新的形容词，甚至于完全换了几个字，一一他在日本帝国主义动手瓜分，英美国联进行着共管，而中国的绅商统治阶级耍着各种各样的戏法零趸发卖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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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的时候，一一忍不住要指着那些“民族主义文学者”说：“他们将只尽些送丧的任务，永含着恋主的哀愁，须到无产阶级革命的风涛怒吼起来，刷洗山河的时候，这才能脱出这沉滞猥劣和腐烂的运命。”
    一一摘自《鲁迅杂感选集序言》（一九三三年四月）
    (四)毛泽东同志的评价
    我们今天纪念鲁迅先生，首先要认识鲁迅先生，要懂得他在中国革命史中所占的地位。我们纪念他，不仅因为他的文章写得好，是一个伟大的文学家，而且因为他是一个民族解放的急先锋，给革命以很大的助力。他并不是共产党组织中的一人，然而他的思想、行动、著作，都是马克思主义的。他是党外的布尔什维克。尤其在他的晚年，表现了更年青的力量。
    一一《论鲁迅》（一九三七年十月十九日）
    鲁迅，就是这个文化新军的最伟大和最英勇的旗手。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
    第三个时期是一九二七年至一九三七年的新的革命时期。…这时有两种反革命的“围剿”：军事“围剿”和文化“围剿”。…而共产主义者的鲁迅，却正在这一“围剿”中成了中国文化革命的伟人。
    一一《新民主主义论》（一九四O年一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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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鲁迅后期的杂文最深刻有力，并没有片面性，就是因为这时候他学会了辩证法。
    一一《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一九五七年三月
    十二日)
    鲁迅不是共产党员，他是了解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他用了一番工夫研究，又经过自己的实践，相信马克思主义是真理。特别是他后期的杂文，很有力量。他的杂文有力量，就在于有了马克思主义世界观。
    一一《同文艺界代表的谈话》（一九五七年三月）
    鲁迅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是彻底的唯物论者。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彻底的唯物论者，是无所畏惧的…
    一一《在八届七中全会上的讲话》（一九五九年四月五日）
    鲁迅是中国革命文豪。他前半生是民主主义左派，后半生转为马列主义者。鲁迅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斗争很明确。他是从那个社会出来的，他知道那个社会的情况，也知道如何去斗争。
    一一《接见古巴诗人罗德里格斯夫妇的谈话》（一九六三年十一月二
    十六日)
    (五)鲁迅先生部分马列主义重要论著篇目
    《革命文学》（一九二七年十月二十一日）《卢梭和胃口》（一九二七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文学和出汗》（一九二七年十二月二十三日）《“醉眼”中的朦胧》（一九二八年二月二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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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艺与革命》（一九二八年四月四日）《文学的阶级性》（一九二八年七月二十八日）《现今的新文学的概观》（一九二九年五月二十五日）
    《流氓的变迁》（一九三O年一月一日）
    《非革命的急进革命论者》（一九三O年三月一日）
    《习惯与改革》（一九三O年三月一日）
    《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一九三O年三月二日）
    《“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一九三O年三月）
    《“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一九三O年四月十九日）
    《黑暗中国的文艺界的现状》（一九三一年三、四月间）
    《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和前驱的血》（一九三一年四月二十五日）《上海文艺之一瞥》（一九三一年七月二十日）
    《“民族主义文学”的任务和运命》（一九三一年十月二十三日）《“友邦惊诧”论》（一九三一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我们不再受骗了》（一九三二年五月六日）《论“第三种人”》（一九三二年十月十日）《祝中俄文字之交》（一九三二年十二月十五日）《言论自由的界限》（一九三三年四月十七日）
    《答杨邮人先生公开信的公开信》（一九三三年十二月二十八日）《论“旧形式的采用”》（一九三四年五月二日）《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一九三四年九月二十五日）《中国文坛上的鬼魅》（一九三四年十一月二十一日）《田军作<八月的乡村>序》（一九三五年三月二十八日）《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一九三五年四月二十九日）《答托洛斯基派的信》（一九三六年六月九日）《论现在我们的文学运动》（一九三六年六月十日）
    《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一九三六年八月三一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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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点鲁迅
    说明
    看了以上这些历史资料和记载，相信对诸位网友正确认识鲁迅先生一定会有所裨益：后期的鲁迅先生，确实是一位忠诚的马列主义者、杰出的共产主义者！
    这时候的他，清醒地认识到“世界上有两种人：压迫者和被压迫者”，由衷地坚信“惟新兴的无产者才有将来”，公开地申明“新的社会的创造者是无产阶级”，热切地期望“无产阶级革命的风涛怒吼起来”，“确切的相信无阶级社会一定要出现”，尤其是他将中国共产党人和他们的领袖“引为同志，是自以为光荣的”一一这一切，难道还不足以说明，鲁迅先生是真正的马列主义者、坚定的共产主义者吗？
    这时候的他，刻苦地学习、研究马列主义理论，“几乎每天手不释卷的翻阅着这方面的著作”，并且自觉地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写下了大量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战斗檄文，广泛地宣传马列主义真理和无产阶级革命思想，“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一一这一切，难道还不足以说明，鲁迅先生是真正的马列主义者、坚定的共产主义者吗？
    实际上，只要我们认真阅读一下鲁迅先生的著作，就可以清楚地看到，他的思想观点是怎样从革命民主主义转向共产主义的，他的世界观是怎样从进化论发展到阶级论、也就是马列主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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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如，在前期，鲁迅先生竭力剖析中国人的“国民性”，后来他论述的出发点和基础，则是阶级斗争和人的阶级性；前期，他愤怒控诉中国历史是“吃人”的历史，希望青年们起来“扫荡这些食人者，掀掉这筵席”，后来他则明白地宣告，“须到无产阶级革命的风涛怒吼起来，刷洗山河的时候，这才能脱出这沉滞猥劣和腐烂的运命”；前期，他大声疾呼“救救孩子”，后来他却说，“连我自己听去，也觉得空空洞洞了”；前期，他对劳苦大众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后来却坚信“惟新兴的无产者才有将来”；前期，他希望着新的社会的起来，但不知道这“新的”该是什么，后来他则确切地相信无阶级社会、也就是共产主义社会一定要出现…
    不但在这些重大的理论问题上，鲁迅先生前期与后期的思想有了根本的变化，在对当时一些具体的社会问题、文化问题上的看法上，他的观点也有了很大区别。比如，对著名京剧演员梅兰芳，1924年时，他讽刺梅的“男人扮女人”的“艺术”，抨击了畸形的社会状态；而到1934年时，他则主要批评梅的“被士大夫据为己有，罩进了玻璃罩”，“为艺术而艺术”，脱离了广大人民群众，“多数人看不懂，不要看”一一显然，后面的评论要深刻得多，体现了马列主义文艺理论的基本观点。
    当然这并不是说，前期与后期的鲁迅先生的思想是截然不同的，不是的。在革命民主主义与马列主义、共产主义之间，并没有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相反，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革命民主主义是走向马列主义的一个重要的阶梯。只要坚持世界观的改造，重视马列主义的学习，投身实际的革命斗争，革命民主主义者是完全可以，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是必然会成为马列主义者的。李大钊、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同志是这样，鲁迅先生也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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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时，像鲁迅先生这样的革命民主主义者，他的深邃的思想、丰富的经验、敏锐的眼光、献身于革命的不屈精神，在成为共产主义者后，仍然是十分宝贵的财富，是值得我们好好学习，从中汲取营养的。正如瞿秋白同志所说：“鲁迅从进化论进到阶级论，从绅士阶级的逆子贰臣进到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的真正的友人，以至于战士，他是经历了辛亥革命以前直到现在的四分之一世纪的战斗，从痛苦的经验和深刻的观察之中，带着宝贵的革命传统到新的阵营里来的。”
    在这方面，我们需要纠正的一个偏向是，将鲁迅先生前期的思想观点与后期的混同起来，看不到他的思想从革命民主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质的变化，甚而不承认他是一位真正的马列主义者。这在不少网友的帖文中都有所反映，连许多专门的研究论著、传记及回忆录中，也根本不提及、不论述。在引用鲁迅先生的言论时，则不注意是在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说的；对鲁迅先生前期的、他自己后来也认为有“偏颇”的某些观点，不加分析地接受、运用。这样，就无法正确地认识鲁迅先生，继承他的宝贵的思想遗产，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扬光大。
    特别要注意的是，一些右派正是利用这一点，故意夸大鲁迅先生前期受尼采哲学、进化论和资产阶级文艺理论等影响所发表的某些看法、观点，来反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或者恶意地抓住鲁迅先生前期某些有“偏颇”之处的思想、言论，来攻击鲁迅先生，歪曲、贬低、污蔑鲁迅先生的伟大形象。这是我们必须要予以驳斥、反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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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是亲文时代，还要鲁迅笔法
    一九二七年，鲁迅先生在《“公理”之所在》一文中，讲了这样
    一段话：
    “在广州的一个‘学者’说，‘鲁迅的话已经说完，《语丝》不必看了。’这是真的，我的话已经说完，去年说的，今年还适用，恐怕明年也还适用。但我诚恳地希望他不至于适用到十年二十年之后。倘这样，中国可就要完了，虽然我倒可以自慢。”
    从那时起，鲁迅先生的话，真的适用了十年二十年，旧中国最终果然完了，而出现在人们面前的，是一个崭新的中国。这也正是先生早就预言和热切盼望的：“原先是憎恶这熟识的本阶级，毫不可惜它的溃灭，后来又由于事实的教训，以为惟新兴的无产者才有将来”！
    但是，先生恐怕万万没有料到，近十年二十年以来，他当年说过的话，竟又大多适用于现今的中国了。曾经不被看好的“还是杂文时代，还要鲁迅笔法”一说，现在看来，倒是颇有道理的呢！就是不知道鲁迅先生所说的“中国可就要完了”的预言，是否还会应验？
    本人这几年陆续在若干论坛上，发了一些由现实问题触发思绪的帖子。但由于很难直抒胸臆，故而很多都借用鲁迅先生的言论、文字，与现实进行对照、剖析。越对照，就越是觉得：“何其相似乃尔”！这里，就选上若干篇，个别地方稍做修改，望网友们鉴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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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州年一觉共富梦，换得飘渺复兴名
    近来听说，“现在，大家都在讨论中国梦”。
    何谓中国梦？据说：“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新华社北京11月29日电）
    果然有这样一统天下的梦想吗？我们不妨来看看也是近代史上的
    一件真事：
    一九三三年，上海出版的综合性刊物《东方杂志》，在“新年特大号”中，开辟了一个“新年的梦想”专栏，杂志记者问的是“梦想中的未来中国”和“个人生活”，应答的有一百四十多人。
    来答复的几乎全部是智识分子。首先，是谁也觉得生活不安定，其次，是许多人梦想着将来的好社会，梦“大家有饭吃”者有人，梦“无阶级社会”者有人，梦“大同世界”者有人，当然，也另有些梦为隐士，梦为渔樵等等的…。
    这些人说的这些梦，都是真的吗？鲁迅先生在为此事写的《听说梦》一文中，开首一句就点明了：
    “做梦，是自由的，说梦，就不自由。做梦，是做真梦的，说梦，就难免说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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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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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呢？因为，第一，有一位投稿者就揭发，“自说他的答案已被资本家（按：指杂志老板）删改了，他所说的梦其实并不如此。这可见资本家虽然还没法禁止人们做梦，而说了出来，倘为权力所及，却要干涉的，决不给你自由”。
    第二，由于“文章是醒着的时候写的，问题又近于‘心理测验’，遂致对答者不能不做出各各适宜于目下自己的职业，地位，身分的梦来”，“时代是这么变化，饭碗是这样艰难，想想现在和将来，有些人也只能如此说梦”。
    可见，同床尚且异梦，一百多人做的梦岂会一律？更何况拿来说，不是遭删改，就是经提炼，最后搞得千百人一梦、亿万人一梦，也就与说谎无异了！
    姑且承认整个中华民族十四亿人都做着同一个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吧，但至今也没有见到有谁把什么是“复兴”，要“复兴”到哪里去，怎样才能“复兴”，一旦“复兴”了老百姓又会怎么样，清清楚楚地说个明白。
    这就好比你去商店买货，店家给了你一个“闷包”，上书“伟大复兴”几个大字，还要你等到100周年时才能打开，还要你坚信“伟大复兴的梦想一定能实现”！
    其实，说到什么是“复兴”，首倡者心里根本就没数。正如鲁迅先生形容那些复古论者时所描绘的，这个“复兴”，“可是要复到像清，元，金，唐，汉，禹汤文武周公，无怀氏，葛天氏？他们其实都没有定见。他们也知不清颜回以至曹锟为人怎样，‘本朝'”以至葛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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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点鲁迅
    氏情形如何；不过像苍蝇们失掉了垃圾堆，自不免嗡嗡地叫。”(《十四年的“读经”》)
    这样嗡嗡地叫的，无非是一个“空头的梦，说了出来，也无非教人都进这空头的梦境里面去”。如此之梦，三十多年来，中国的芸芸众生还做得少吗？从“先富带后富”，到“世纪末实现小康”，从“以人为本”，到“构建和谐社会”…，如今又“向曼远之将来，构辉煌之好梦”，来了一个“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一个比一个说得五彩斑斓、虚无缥缈！
    写到此，不禁想到鲁迅先生作的一首现代诗《梦》：
    很多的梦，趁黄昏起哄，
    前梦才挤却大前梦时，后梦又赶走了前梦。去的前梦黑如墨，在的后梦墨一般黑：去的在的仿佛都说：“看我真好颜色。”颜色许好，暗里不知；而且不知道：说话的是谁？
    暗里不知，身热头痛。你来你来，明白的梦！
    现在，许多中国人不都在经历了后梦、前梦、大前梦，“去的前梦黑如墨，在的后梦墨一般黑”之后，却还在殷殷期待着这“明白的梦”吗？正所谓：卅年一觉“共富”梦，换得缥缈“复兴”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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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饮水思源以后，再喝一口脏水！
    略观某要人在所谓纪念开国领袖座谈会上的讲话，不禁又想起了鲁迅先生的一篇杂文：《“革命军马前卒”和“落伍者”》。文章不长，谨照录如下：
    西湖博览会上要设先烈博物馆了，在征求遗物。这是不可少的盛举，没有先烈，现在还拖着辫子也说不定的，更那能如此自在。
    但所征求的，末后又有“落伍者的丑史”，却有些古怪了。仿佛要令人于饮水思源以后，再喝一口脏水，历亲芳烈之余，添嗅一下臭气似的。
    而所征求的“落伍者的丑史”的目录中，又有“邹容的事实”，那可更加有些古怪了。如果印本没有错而邹容不是别一人，那么，据我所知道，大概是这样的：他在满清时，做了一本《革命军》，鼓吹排满，所以自署曰“革命军马前卒邹容”。后来从日本回国，在上海
    被捕，死在西牢里了，其时盖在一九O二年。自然，他所主张的不过
    是民族革命，未曾想到共和，自然更不知道三民主义，当然也不知道共产主义。但这是大家应该原谅他的，因为他死得太早了，他死了的明年，同盟会才成立。听说中山先生的自叙上就提起他的，开目录的诸公，何妨于公余之暇，去查一查呢？
    后烈实在前进得快，二十五年前的事，就已经茫然了，可谓美史也已。
    西湖博览会诸公的“严重错误”，是将“革命军马前卒”错划为了“落伍者”，而本朝的某总，则在“纪念”开国领袖诞辰之际，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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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点…
    革命伟人大大地数落了一番。这就如同旧时人们祭拜祖先，却在颂扬先人之余，又对着牌位破口大骂，真是亘古未见，可谓闻所未闻之“创新”也！
    推测其本意，想必是如鲁迅先生所说，“令人于饮水思源以后，再喝一口脏水，历亲芳烈之余，添嗅一下臭气”。怎么样，诸位，你们喝到那口脏水，嗅到那股臭气了吗？如未及尝此“美味”，那就拜读一下那篇“重要讲话”吧。
    至于其他的，不谈也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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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说说“领头羊”这个祠儿
    无功无德网友在深水区上贴了胡鞍钢的《国有企业是中国经济崛起的“领头羊”》一文。
    本人不是搞经济的，所以对此文说不出什么看法，只是这个标题中的“领头羊”一词，引起了久已有之的一些想法。
    记得1991年春节期间，某最高领导在上海号召，工人阶级要做改革开放的领头羊。一时间，“领头羊”一词便频频见诸于报刊、文件、讲话，各级领导、干部、精英，包括一些省市、地区、单位，纷纷表态，要争当这样的领头羊，甚至整个中国也被誉为世界经济发展的领头羊了。从此，“领头羊”热便蔚然成风，至今不衰。去年(2011),某大领导在考察深圳时，要求深圳争当文化产业发展的领头羊；今年(2012)，另一大领导又把广东称做是中国改革开放的领头羊。
    这么说来，“领头羊”是一个好词儿，是褒义的啰？一一人们也
    一直这样认为。但其实，并不尽然。曾经读过鲁迅先生的一篇文章，题目是《一点比喻》，其中就说了“领头羊”的事：
    在我的故乡不大通行吃羊肉，阖城里，每天大约不过杀几匹山羊。北京真是人海，情形可大不相同了，单是羊肉铺就触目皆是。雪白的群羊也常常满街走，但都是胡羊，在我们那里称绵羊的。山羊很少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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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点…
    听说这在北京却颇名贵了，因为比胡羊聪明，能够率领羊群，悉依它的进止，所以畜牧家虽然偶而养几匹，却只用作胡羊们的领导，并不杀掉它。
    这样的山羊我只见过一回，确是走在一群胡羊的前面，脖子上还挂着一个小铃铎，作为智识阶级的徽章。通常，领的赶的却多是牧人，胡羊们便成了一长串，挨挨挤挤，浩浩荡荡，凝着柔顺有余的眼色，跟定他匆匆地竞奔它们的前程。我看见这种认真的忙迫的情形时，心里总想开口向它们发一句愚不可及的疑问一
    “往哪里去？！”
    人群中也很有这样的山羊，能领了群众稳妥平静地走去，直到他们应该走到的所在。…
    那时候，人们，尤其是青年，就都循规蹈矩，既不嚣张，也不浮动，一心向着“正路”前进了，只要没有人问一
    “往哪里去？！”
    鲁迅先生在这里讲的，大致有这样几层意思：
    第一，领头羊通常是由山羊充任的，它所领着走的，并不是它的同类，而是胡羊，也就是柔顺的绵羊；
    第二，山羊之所以能充当胡羊们的领导，是因为比胡羊聪明，能够率领羊群，悉依它的进止，相当于人类中的“智识阶级”（用现在的话说，就是“精英”、“公知”)。所以，畜牧家绝不会杀掉它，反而要精心豢养之；
    第三，领头羊背后还有拿着鞭子的牧人，他只要赶着领头的山羊，后面的胡羊们便会浩浩荡荡跟定他奔向它们的前程；而牧人又得受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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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点鲁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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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牧家（也就是“顶层”）的驱使；
    第四，人群中也很有这样的山羊，能领了群众稳妥平静地走去，循规蹈矩，一心向着“正路”前进。
    问题在于：“往哪里去？！”对于胡羊们来说，自然是一一屠宰场！那么对于群众来说呢？则是“他们应该走到的所在”一一这就要看“牧人”的鞭子指向哪里了。
    这么说来，“领头羊”原来并不是什么好词儿，而应该是贬义的，类似于“工头”、“走狗”、“拿摩温”之类，至多是“牧羊犬”的另一种说法罢了，它们都是要听“牧人”，归根到底是他背后的“畜牧家”指挥的！
    尽管这样，工人阶级也没能当上改革开放的领头羊，而是成了一长串挨挨挤挤、浩浩荡荡的胡羊，被脖子上挂着“智识阶级”铃铎的改革精英领到了“他们应该走到的所在”。而这，便是所谓“顶层设计”的“畜牧家”的本意！
    由此不禁想到，胡鞍钢要国有企业当中国经济崛起的“领头羊”，只是不知道背后的“畜牧家”要把中国经济引往哪里去？
    由此又不禁想到，刚刚获得诺贝尔奖的中国籍作家莫言，似乎就成了中国文化发展的“领头羊”，只是不清楚背后的西洋“畜牧家”要把中国文化引往哪里去？
    但深圳、广东这样的“钦定”的“领头羊”，包括广州啊，东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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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点…
    啊，南方系啊，等等，三十多年来，却已经把数以亿万计的“绵羊”们，引上了一条用屠宰刀杀出来的“血路”，则是明明白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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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由央视记者逢人就问“你幸福吗？”
    想到《打听印象》
    据报道，央视新闻联播在双节期间，推出了“走基层·百姓心声”特别调查节目“幸福是什么？”。央视记者分赴各地采访包括城市白领、乡村农民、科研专家、企业工人在内的几千名各行各业的工作者，而采访对象面对的都是同样的问题：“你幸福吗？”
    这不禁让俺想起秀才江湖网友在广州亚运会时说的这么一件事：
    “广州亚运会今晚闭幕，吃晚饭的时候，我看到央视记者又在玩老一套的游戏，美其名曰‘请你表扬我’采访游戏。每逢奥运会世博会等外国来宾纷至沓来之际，中国记者经常玩这个自娱自乐。只见记者向参加亚运会的外国人提出一个问题：‘请你用三个词表达你对广州的感受！’顿时，‘好极了’、‘太伟大了’等等华丽的形容词一股脑的扑面而来，如果是用这些词夸一个人，绝对能把人夸得晕头转向、不知所以。不用说，采访画面经过精挑细选，如果外国人的回答是对广州颇有微辞，这一段肯定被掐掉。”
    其实，何止奥运会亚运会世博会，凡是外国来宾纷至沓来之际，
    三十年来均不乏中国记者蜂拥而上，问感想、问印象的热烈场面，甚至问题本身就下了钓饵的：“你对中国改革开放取得的伟大成就，有什么要说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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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如今，轮到中国记者问中国人自己了，当然问题不会是“你对中国的印象如何”，而是设身处地的问道：“你幸福吗？”面对这样的问题，答案只能是二者必居其一：幸福，或者不幸福。说“幸福”，自然正中央视记者下怀；说“不幸福”，难免要倒些苦水，就肯定被掐掉。所以，这问题本身也是下了套的。
    由此又不禁想起一篇写于七十多年前的文章，题目就叫《打听印象》。马上找来再读了一遍，方才悟到，这种采访游戏不过是“古已有之，于今为烈”而已。下面就是这篇旧文，相信大家看了也会似曾相识，会心一笑的：
    五四运动以后，好像中国人就发生了一种新脾气，是：倘有外国的名人或阔人新到，就喜欢打听他对于中国的印象。
    罗素到中国讲学，急进的青年们开会欢宴，打听印象。
    罗素道：“你们待我这么好，就是要说坏话，也不好说了。”急进的青年愤愤然，以为他滑头。
    萧伯纳周游过中国，上海的记者群集访问，又打听印象。
    萧道：“我有什么意见，与你们都不相千。假如我是个武人，杀死个十万条人命，你们才会尊重我的意见。”革命家和非革命家都愤愤然，以为他刻薄。
    这回是瑞典的卡尔亲王到上海了，记者先生也发表了他的印象：“…足迹所经，均蒙当地官民般勤招待，感激之余，异常愉快。今次游览观感所得，对于贵国政府及国民，有极度良好之印象，而永远不能磨灭者也。”这最稳妥，我想，是不至于招出什么是非来的。
    其实是，罗萧两位，也还不算滑头和刻薄的，假如有这么一个外国人，遇见有人问他印象时，他先反问道：“你先生对于自己中国的印象怎么样？”那可真是一篇难以下笔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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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是生长在中国的，倘有所感，自然不能算“印象”；但意见也好，而意见又怎么说呢？说我们像浑水里的鱼，活得胡里胡涂，莫名其妙罢，不像意见。说中国好得很罢，恐怕也难。这就是爱国者所悲痛的所谓“失掉了国民的自信”，然而实在也好像失掉了，向各人打听印象，就恰如求签问卜，自己心里先自孤疑着了的缘故。
    一一《打听印象》
    最后说明一下，此文是鲁迅先生一九三三年写的。但愿我们今天遇到央视记者问我们“你幸福吗”，也即“你先生对于自己中国的印象怎么样”的时候，不要像鲁迅说的，答曰：“我们像浑水里的鱼，活得胡里胡涂，莫名其妙”！
    而对央视记者来说，他们却正像先生所言，似乎“失掉了国民的自信”，因为这样向各人打听“你幸福吗”，“就恰如求签问卜，自己心里先自狐疑着了的缘故”。
    其实，这种恰如求签问卜的表现，正是“顶层”们色厉内荏的反映，别看他们天天高喊“三个自信”，坐在火山口上的那种感觉，却时时折磨着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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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也说会年的高考语文试题
    一九三四年，上海举行中学会考（类似于如今的毕业考或高考吧)，作文试题是《衣取蔽寒食取充腹论》。当年《新语林》杂志第
    三期刊载埜容的《拥护会考》一文，根据《上海中学会考特刊》引录了一份优秀试卷（相当于今天的高分或满分试卷吧）中的这段文字：
    “若德业已立，则虽饔飧不继，捉襟肘见，而其名德足传于后，精神生活，将充分发展，又何患物质生活之不足耶？人生真谛，固在彼而不在此也。”
    观七十八年后的2012年全国各省市高考的作文试题，大都是与《衣取蔽寒食取充腹论》相似的，比如北京的《我有一双隐形的翅膀》，上海的《心灵中闪过的微光》，江苏的《忧与爱》，浙江的《绿叶对根的情意》，山东的孙中山“以担当中国改革发展为己任”，辽宁的“沈阳全民读书月”，安徽的《生活给我智慧》，新课标卷的《船主与油漆工》等等，总之吧，均是劝人要有高尚的精神追求，不必在意物质境遇好差的，“人生真谛，固在彼而不在此也”！
    应该说，这些试题的用意可嘉，确实体现了所谓“主旋律”的要求，但细细察之，总觉得只涉及了生活万象的一个方面，而忽略了并非可以忽略的另一方面。
    这另一方面是什么？其实当年鲁迅先生就已经给出了答案，大家且看吧一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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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劝人安贫乐道是古今治国平天下的大经络，开过的方子也很多，但都没有十全大补的功效。因此新方子也开不完，新近就看见了两种，但我想：恐怕都不大妥当。
    一种是教人对于职业要发生兴趣，一有兴趣，就无论什么事，都乐此不倦了。当然，言之成理的，但到底须是轻松一点的职业。且不说掘煤，挑粪那些事，就是上海工厂里做工至少每天十点的工人，到晚快边就一定筋疲力倦，受伤的事情是大抵出在那时候的。“健全的精神，宿于健全的身体之中”，连自己的身体也顾不转了，怎么还会有兴趣？一除非他爱兴趣比性命还利害。倘若问他们自已罢，我想，
    一定说是减少工作的时间，做梦也想不到发生兴趣法的。
    还有一种是极其彻底的：说是大热天气，阔人还忙于应酬，汗流浃背，穷人却挟了一条破席，铺在路上，脱衣服，浴凉风，其乐无穷，这叫作“席卷天下”。这也是一张少见的富有诗趣的药方，不过也有煞风景在后面。快要秋凉了，一早到马路上去走走，看见手捧肚子，口吐黄水的就是那些“席卷天下”的前任活神仙。大约眼前有福，偏不去享的大愚人，世上究竟是不多的，如果精穷真是这么有趣，现在的阔人一定首先躺在马路上，而现在的穷人的席子也没有地方铺开来了。
    上海中学会考的优良成绩发表了，有《衣取蔽寒食取充腹论》，其中有一段一“…若德业已立，则虽饔飧不继，捉襟肘见，而其名德足传于后，精神生活，将充分发展，又何患物质生活之不足耶？人生真谛，固在彼而不在此也。…”（由《新语林》第三期转录)
    这比题旨更进了一步，说是连不能“充腹”也不要紧的。但中学生所开的良方，对于大学生就不适用，同时还是出现了要求职业的一大群。
    事实是毫无情面的东西，它能将空言打得粉碎。有这么的彰明较著，其实，据我的愚见，是大可以不必再玩“之乎者也”了一横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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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点鲁迅
    永远是没有用的。
    一《安贫乐道法》
    看看吧，时光过了78年，出的题目，仍然回到了教人安贫乐道这个“古今治国平天下的大经络”，岂能不被眼下的事实“打得粉碎”？这真应了那句“名言”：“倒退死路一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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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孔夫子已然“尊”了，
    接下来该是“读经”了
    据说，北京，天安门东、长安街南、国博馆北，巍巍然竖起了一座“九五之尊”的孔子像，儒家13学者说，这是为了尊崇“万世师表”、“大成至圣先师”孔夫子，是谓尊孔。
    据说，追根溯源，“和谐社会”就是孔夫子首倡的，《论语》里即有“和为贵”一说，实乃源远流长。古语曰“半部论语治天下”，如今是“一个‘和’字定乾坤”，故须顶礼膜拜、日日诵读。
    据说，近年来，学国学、诵经典，已蔚然成风，始作俑者，乃以儒家13学者为代表的耳顺、古稀、耄耋专家精英，以及若干学龄儿童、莘莘学子，如读《千字文》、《三字经》、《弟子规》之类。
    据说，尊孔读经，古已有之，尊孔必须读经，不读经不成其为尊孔。目下，孔夫子已经“尊”起来了，接下来便应该是让“读经”推向全社会了。
    据说，儒家经典有十三，即《诗》、《书》、《易》、《周礼》、《礼记》、《仪礼》、《公羊传》、《穀梁传》、《左传》、《孝经》、《论语》、《尔雅》和《孟子》。此所谓十三经也。
    据说，不通读、精读这十三经，就不算真尊孔、真崇儒。（呵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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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点…
    怪不得儒家学者发“联合声明”，也得凑成“十三人”，真所谓名正言顺也！)因此，为弘扬“民族文化”、继承“儒学传统”、实现“伟大复兴”，当务之急，就得来一个全民的“读经”运动。
    据说，尊孔，崇儒，读经，复古，由来已经很久了。那结果，究竟如何呢？常言道，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就让我们来听一听“民国十四年”，也就是一九二五年的一位“几乎读过十三经”的老人是怎么说的吧：
    自从章士钊主张读经以来，论坛上又很出现了一些论议，如谓经不必尊，读经乃是开倒车之类。我以为这都是多事的，因为民国十四年的“读经”，也如民国前四年，四年，或将来的二十四年一样，主张者的意思，大抵并不如反对者所想像的那么一回事。
    尊孔，崇儒，专经，复古，由来已经很久了。皇帝和大臣们，向来总要取其一端，或者“以孝治天下”，或者“以忠诏天下”，而且又“以贞节励天下”。但是，二十四史不现在么？其中有多少孝子，忠臣，节妇和烈女？自然，或者是多到历史上装不下去了；那么，去翻专夸本地人物的府县志书去。我可以说，可惜男的孝子和忠臣也不多的，只有节烈的妇女的名册却大抵有一大卷以至几卷。孔子之徒的经，真不知读到那里去了；倒是不识字的妇女们能实践。还有，欧战时候的参战，我们不是常常自负的么？但可曾用《论语》感化过德国兵，用《易经》咒翻了潜水艇呢？儒者们引为劳绩的，倒是那大抵目不识丁的华工！
    所以要中国好，或者倒不如不识字罢，一识字，就有近乎读经的病根了。“瞰亡往拜”“出疆载质”的最巧玩艺儿，经上都有，我读熟过的。只有几个胡涂透顶的笨牛，真会诚心诚意地来主张读经。而且这样的脚色，也不消和他们讨论。他们虽说什么经，什么古，实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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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过是空嚷嚷。问他们经可是要读到像颜回，子思，孟轲，朱熹，秦桧（他是状元)，王守仁，徐世昌，曹锟；古可是要复到像清（即所谓“本朝”)，元，金，唐，汉，禹汤文武周公，无怀氏，葛天氏？他们其实都没有定见。他们也知不清颜回以至曹锟为人怎样，“本朝”以至葛天氏情形如何；不过像苍蝇们失掉了垃圾堆，自不免嗡嗡地叫。况且既然是诚心诚意主张读经的笨牛，则决无钻营，取巧，献媚的手段可知，一定不会阔气；他的主张，自然也决不会发生什么效力的。
    至于现在的能以他的主张，引起若干议论的，则大概是阔人。阔人决不是笨牛，否则，他早已伏处牖下，老死田间了。现在岂不是正值“人心不古”的时候么？则其所以得阔之道，居然可知。他们的主张，其实并非那些笨牛一般的真主张，是所谓别有用意：反对者们以为他真相信读经可以救国，真是“谬以千里”了！
    一一《十四年的“读经”》
    最后再来一个“据说”：据说，现在的“读经”，已不仅仅是为了救国，而且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必须。其目标，可谓“危危乎高哉”。但正如鲁迅先生所言，问他们此番“复兴”，“可是要复到像清，元，金，唐，汉，禹汤文武周公，无怀氏，葛天氏？他们其实都没有定见。他们也知不清颜回以至曹锟为人怎样，‘本朝’以至葛天氏情形如何；不过像苍蝇们失掉了垃圾堆，自不免嗡嗡地叫。”一一如此而己，岂有它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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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由一首歌中的一个人名被改，
    想起了鲁迅先生笔下的阿Q
    一首歌中的一个亿万中国人都熟知的人名，不知犯了什么忌讳，
    被改了。于是，不知为什么，竟想起了鲁迅先生笔下的阿Q。这位阿
    Q先生，不是也有自己说不出口的忌讳么？是什么呢？请看：
    阿Q“先前阔”，见识高，而且“真能做”，本来几乎是一个
    “完人”了，但可惜他体质上还有一些缺点。最恼人的是在他头皮上，
    颇有几处不知于何时的癞疮疤。这虽然也在他身上，而看阿Q的意思，
    倒也似乎以为不足贵的，因为他讳说“癞”以及一切近于“赖”的音，后来推而广之，“光”也讳，“亮”也讳，再后来，连“灯”“烛”
    都讳了。一犯讳，不问有心与无心，阿Q便全疤通红的发起怒来，估
    量了对手，口讷的他便骂，气力小的他便打：然而不知怎么一回事，
    总还是阿Q吃亏的时候多。于是他渐渐的变换了方针，大抵改为怒目
    而视了。
    谁知道阿Q采用怒目主义之后，未庄的闲人们便愈喜欢玩笑他。
    一见面，他们便假作吃惊的说：
    “哈，亮起来了。”
    阿Q照例的发了怒，他怒目而视了。
    “原来有保险灯在这里！”他们并不怕。
    阿Q没有法，只得另外想出报复的话来：
    “你还不配…”这时候，又仿佛在他头上的是一种高尚的光容
    的癞头疮，并非平常的癞头疮了；但上文说过，阿Q是有见识的，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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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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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立刻知道和“犯忌”有点抵触，便不再往底下说。
    闲人还不完，只撩他，于是终而至于打。阿Q在形式上打败了，
    被人揪住黄辫子，在壁上碰了四五个响
    头，闲人这才心满意足的得胜的走了，阿Q站了一刻，心里想，“我
    总算被儿子打了，现在的世界真不像样…”于是也心满意足的得胜的走了。
    阿Q想在心里的，后来每每说出口来，所以凡是和阿Q玩笑的人
    们，几乎全知道他有这一种精神上的胜利法…
    看了阿Q先生的事迹，不免想到，幸亏他不是手握重权的文人，
    只是自己口头上避避忌讳而已，否则，若是挥起如掾大笔，《康熙字典》便不会再有一切近于“赖”的音的字，《四库全书》便不会再有“光、亮、灯、烛”等的踪影，一部二十四史，岂不更是黑暗一片？
    不过，阿Q先生忌讳“光、亮”，毕竟是有缘由的，因为他头上
    “颇有几处不知于何时的癞疮疤”；而如今的某些人，为什么要忌讳
    一个人名呢？
    “为什么呢？一一”
    莫非，他们也图一个精神上的胜利；莫非，他们头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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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桃亲三士”与“渍数考核制”
    据《中国青年报》(2013年)3月18日报道：
    “3月15日下午，重庆工商大学发生一起数百名教师集体维权事件，一度至少有00名教师聚集在该校一处校门高唱国歌。据悉，导火索为校领导层试图强行通过新的绩效考核实施方案，该方案被指缺乏对一线教职工的应有尊重。”
    看来，这件事是实施绩效考核制引起的。记得李晶网友曾经发过
    一个介绍《明朝亡于绩效考核》的帖子，其中援引了“二桃杀三士”的典故，来说明绩效考核制可能导致的后果，这使俺想起了文坛上的
    一则轶事，那就是鲁迅先生笑话章士钊先生的一一“两个桃子杀了三个读书人”：
    章行严先生在上海批评他之所谓“新文化”说，“二桃杀三士”怎样好，“两个桃子杀了三个读书人”便怎样坏，而归结到新文化之“是亦不可以已乎？”是亦大可以已者也！“二桃杀三士”并非僻典，旧文化书中常见的。但既然是“谁能为此谋？相国齐晏子。”我们便看看《晏子春秋》罢。
    《晏子春秋》现有上海石印本，容易入手的了，这古典就在该石印本的卷二之内。大意是“公孙接、田开疆、古治子事景公，以勇力搏虎闻，晏子过而趋，三子者不起，”于是晏老先生以为无礼，和景公说，要除去他们了。那方法是请景公使人送他们两个桃子，说道，“你三位就照着功劳吃桃罢。”呵，这可就闹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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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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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孙接仰天而叹曰，‘晏子，智人也，夫使公之计吾功者，不受桃，是无勇也。士众而桃寡，何不计功而食桃矣？接一搏而再搏虎，若接之功，可以食桃而无与人同矣。’援桃而起。
    “田开疆曰，‘吾仗兵而却三军者再。若开疆之功，可以食桃而无与人同矣。’援桃而起。
    “古冶子曰，‘吾尝从君济于河，鼋衔左骖以入砥柱之流。当是时也，治少不能游，潜行逆流百步，顺流九里，得鼋杀之，左操骖尾，右挈鼋头，鹤跃而出。津人皆曰，河伯也；若治视之，则大鼋之首。若冶之功，可以食桃而无与人同矣！二子何不反桃？’抽剑而起。”
    钞书太讨厌。总而言之，后来那二士自愧功不如古治子，自杀了：古冶子不愿独生，也自杀了：于是乎就成了“二桃杀三士”。
    我们虽然不知道这三士于旧文化有无心得，但既然书上说是“以勇力闻”，便不能说他们是“读书人”。倘使《梁父吟》说是“二桃杀三勇士”，自然更可了然，可惜那是五言诗，不能增字，所以不得不作“二桃杀三士”，于是也就害了章行严先生解作“两个桃子杀了
    三个读书人”。
    旧文化也实在太难解，古典也诚然太难记，而那两个旧桃子也未免太作怪：不但那时使三个读书人因此送命，到现在还使一个读书人因此出丑，“是亦不可以已乎”！ーー《再来一次》
    章士钊先生将“二桃杀三士”解作“两个桃子杀了三个读书人”，用来反对新文化，确是出了“洋相”；鲁迅先生“以子之矛，攻子之盾”，捍卫新文化，也着实嬉笑怒骂皆成文章，令人叹服。
    但是，所谓“智者千虑，必有一失”，鲁迅先生大概没有想到，“二桃杀三士”在某种环境下，也是可以解作“两个桃子杀了三个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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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点鲁迅
    书人”的。曾经实行“绩效考核制”的大明王朝，不就因此而使远远不止三个的读书人（官员）丧失了身家性命吗？
    而如今，那两个作怪的“旧桃子”，不也明明放在了众多读书人(教师、医生等事业人员)的面前了吗？一一“你们就照着功劳吃桃罢。”
    当然，现时的读书人是断不会傻到像武士般“抽剑而起”、引颈自刎的，但绩效考核、拉开差距、末位淘汰、自谋出路之类，也定会引得争斗不已、“三”败俱伤、甚而鱼死网破的！
    “两个桃子杀了三个读书人”，是亦大可以已者也！
    [最后要着重说明一点，此番重庆工商大学的读书人们，并不是因为“绩效考核制”相互争斗不已，而是搞起了集体罢课维权，这是俺始料未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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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买淫慄蝎乃男人进化的颇高阶段
    据说，此番“东莞扫黄”，犹如茅坑里扔进了石头，激起了“公粪”一一公知之愤。有叫唤“打击卖淫就是暴力侵犯基本人权”的，有声称“今夜我们都是嫖客”的，有强烈要求“色情业必须合法化”的…
    凡此种种，俺都觉得十分在理，因为买淫嫖娼充分体现了男人的进化己经进入了颇高的阶段。而论坛上有些网友对此的反诘，却似乎不得要领，盖因不明白这实在是大有利于男人达到文明进化顶点的。
    谓予不信，请看某老先生是如何谈论《男人的进化》这个话题的：
    说禽兽交合是恋爱未免有点亵渎。但是，禽兽也有性生活，那是不能否认的。它们在春情发动期，雌的和雄的碰在一起，难免“卿卿我我”的来一阵。固然，雌的有时候也会装腔做势，逃几步又回头看，还要叫几声，直到实行“同居之爱”为止。禽兽的种类虽然多，它们的“恋爱”方式虽然复杂，可是有一件事是没有疑问的：就是雄的不见得有什么特权。
    人为万物之灵，首先就是男人的本领大。最初原是马马虎虎的，可是因为“知有母不知有父”的缘故，娘儿们曾经“统治”过一个时期，那时的祖老太太大概比后来的族长还要威风。后来不知怎的，女人就倒了霉：项颈上，手上，脚上，全都锁上了链条，扣上了圈儿，环儿，一虽则过了几千年这些圈儿环儿大都已经变成了金的银的，镶上了珍珠宝钻，然而这些项圈，镯子，戒指等等，到现在还是女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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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点…
    的象征。既然女人成了奴隶，那就男人不必征求她的同意再去“爱”她了。古代部落之间的战争，结果俘虏会变成奴隶，女俘虏就会被强奸。那时候，大概春情发动期早就“取消”了，随时随地男主人都可以强奸女俘虏，女奴隶。现代强盗恶棍之流的不把女人当人，其实是大有酋长式武士道的遗风的。
    但是，强奸的本领虽然已经是人比禽兽“进化”的一步，究竟还只是半开化。你想，女的哭哭啼啼，扭手扭脚，能有多大兴趣？自从金钱这宝贝出现之后，男人的进化就真的了不得了。天下的一切都可以买卖，性欲自然并非例外。男人化几个臭钱，就可以得到他在女人身上所要得到的东西。而且他可以给她说：我并非强奸你，这是你自愿的，你愿意拿几个钱，你就得如此这般，百依百顺，咱们是公平交易！蹂躏了她，还要她说一声“谢谢你，大少”。这是禽兽千得来的么？所以嫖妓是男人进化的颇高的阶段了。
    …至于男人会用“最科学的”学说，使得女人虽无礼教，也能心甘情愿地从一而终，而且深信性欲是“兽欲”，不应当作为恋爱的基本条件，因此发明“科学的贞操”，一那当然是文明进化的顶，点了。
    鸣呼，人—男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男人的进化》
    文末，这位老先生，也就是鲁迅先生，有一个“自注”曰：“这篇文章是卫道的文章。”
    悲夫，时至二十一世纪的今日，“性解放”突飞猛进，不料吾辈仍需卫道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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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双十节”的由来和《双十怀古》
    双十节又要到了。现在的年轻人，恐怕大多不知道“双十节”这个名称，姑且先解释一下吧：一九一一年十月十日，孙中山先生领导的革命党人举行武昌起义（即辛亥革命），次年一月一日建立中华民国。九月二十八日，临时参议院议定十月十日为国庆节纪念日，又称“双十节”。
    据说，今年(2011年)的双十节要隆重纪念了。为何？因为一百周年了，“中华民国”也快满一百周岁了。所以，近来孙中山又屡屡露面了，一些人还“国父、国父”的叫得十分亲热，连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诞辰62周年的《人民日报》社论，也似乎将孙中山当成了新中国的开拓者和奠基人，而不见了人民共和国开国领袖的名字了。
    不过据记载，孙中山一九一二年一月一日就任临时大总统，四月
    一日即辞职，前后只有三个月，后又任非常大总统一年余，其对中华民国的影响和作用也就可想而知了。尽管他创立的三民主义学说和逝世前留下的“总理遗嘱”，后来的国民党人也奉为经典，却并不当真，还往往逆其道而行之，因此就有了鲁迅先生所描述的“总理纪念日”灵堂上的这样一幕：“大家去谒灵，强盗装正经；静默十分钟，各自想拳经。”
    特别是蒋介石叛变革命、篡夺政权后，内忧外患、乱象丛生，民国风雨飘摇、苟延残喘，一年一度的“双十节”更成了绝妙的讽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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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点…
    充其量也不过是记录着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如何一步步地走向历史而己。
    这不禁使人想起一九三三年双十节前鲁迅写的《双十怀古》一文，今日读之，可见被称为“黄金十年”盛世的国庆，是一副何等景象，也可以依稀觉得在如今的中国，仍有一种切身之感：
    双十怀古一民国二二年看十九年秋
    小引
    要做“双十”的循例的文章，首先必须找材料。找法有二，或从脑子里，或从书本中。我用的是后一法。但是，翻完“描写字典”，里面无之：觅遍“文章作法”，其中也没有。
    幸而“吉人自有天相”，竟在破纸堆里寻出一卷东西来，是中华民国十九年十月三日到十日的上海各种大报小报的拔萃。
    去今已经整整的三个年头了，剪贴着做什么用的呢，自己已经记不清：莫非就给我今天做材料的么，一定未必是。但是，“废物利用”一既经检出，就抄些目录在这里罢。不过为节省篇幅计，不再注明广告，记事，电报之分，也略去了报纸的名目，因为那些文字，大抵是各报都有的。
    看了什么用呢？倒也说不出。倘若一定要我说，那就说是譬如看自己三年前的照相罢。
    十月三日
    江湾赛马。
    中国红十字会筹募湖南辽西各省急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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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点鲁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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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央军克陈留。
    辽宁方面筹组副司令部。礼县土匪屠城。
    六岁女孩受孕。辛博森伤势沉重。汪精卫到太原。卢兴邦接洽投诚。加派师旅入赣剿共。裁厘展至明年一月。
    墨西哥拒侨胞，五十六名返国。墨索里尼提倡艺术。谭延闿轶事。战士社代社员征婚。
    十月四日
    齐天大舞台始创杰构积极改进《西游记》，准中秋节开幕。前进的，民族主义的，唯一的，文艺刊物《前锋月刊》创刊号准双十节出版。
    空军将再炸邕。剿匪声中一趣史。
    十月五日
    蒋主席电国府请大赦政治犯。程艳秋登台盛况。卫乐园之保证金。
    十月六日
    樊迪文演讲小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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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点…
    诸君阅至此，请虔颂南无阿弥陀佛…大家错了，中秋是本月六日。查封赵戴文财产问题。鄂省党部祝贺克复许汴。取缔民间妄用党国旗。
    十月七日
    响应政府之廉洁运动。津浦全线将通车。平津党部行将恢复。法轮殴毙栈伙交涉。王士珍举殡记。冯阎部下全解体。湖北来凤苗放双穗。冤魂为厉，未婚夫索命。鬼击人背。
    十月八日闽省战事仍烈。
    八路军封锁柳州交通。
    安德思考古队自蒙古返北平。国货时装展览。哄动南洋之萧信庵案。学校当注重国文论。追记郑州飞机劫。谭宅挽联择尤录。汪精卫突然失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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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月九日西北军已解体。
    外部发表英退庚款换文。京卫戍部枪决人犯。辛博森渐有起色。国货时装展览。
    上海空前未有之跳舞游艺大会。
    十月十日
    举国欢腾庆祝双十。
    叛逆削平，全国欢祝国庆，蒋主席昨凯旋参与盛典。津浦路暂仍分段通车。首都枪决共犯九名。林埭被匪洗劫。老陈圩匪祸惨酷。海盗骚扰丰利。程艳秋庆祝国庆。蒋丽霞不忘双十。南昌市取缔赤足。伤兵怒斥孙祖基。
    今年之双十节，可欣可贺，尤甚从前。
    结语
    我也说“今年之双十节，可欣可贺，尤甚从前”罢。
    十月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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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点…
    由此想到，如果哪位网友有足够的废旧的报纸，在当今这个“黄金十年”的某个国庆节，也来编一卷某年某月某日到某日的各种大报小报的拔萃，恐怕更会是“可欣可贺，尤甚从前”的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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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一、台蝶记者的“铁丝穿鼻”和
    日媒记者的“铁丝穿手”
    江伯伦网友今天转贴的《极度震惊：台媒报道<到中国的「脱北女」被铁丝穿鼻牵回北韩！>，特向东北延吉网友求证！》，俺读后确实被“极度震惊”了！
    被“极度震惊”的原因，倒不是这篇报道从头到尾都是台媒记者转述美国记者、英国记者、韩国记者、联合国记者(？)…的话，使读者根本搞不清报道中的“记者”到底是何方人士；也不是这篇报道中充斥着的“听说”、“可能”、“估计”之类模棱两可的词语，和“一位人士”、“一个边民”、“一名商人”、“一位女士”等等身份不明者“亲历”的或者“听来”的“揭露”。一一这样的所谓报
    道，五个W一个没有，可见这个“台媒记者”连起码的新闻从业水准
    都不具备。
    那么，俺被“极度震惊”的原因是什么呢？是因为报道中的“铁丝穿鼻”云云，实在不是新鲜事，早在七十八年前的中国就有了，而其“发明者”，则是日媒记者，跟在日媒记者后面鼓噪的，是国民党治下的中媒记者，也就是相当于如今的台媒记者！
    只不过，现今叫做“铁丝穿鼻”的东东，那时称为“铁丝穿手”而己一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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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点…
    当年，日本帝国主义为了侵略中国，不仅使用了残暴的武力，还利用新闻媒体大肆造谣，污蔑丑化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力量。比如，当时一份中国报纸《时报》上，有一则《针穿两手…》的报道，说是一名中国商人与从者二名，被“共党”捕去，即“以针穿手，以秤秤之”；主仆三人以钱赎出后，其两手“尚鲜血淋漓”云云。
    鲁迅先生读此报道后，追根溯源，查出该新闻来自日本的“电通社”，即日本电报通讯社，并且在日本人办的日文报纸《上海日报》上刊登过，只是《时报》在翻译时却错得离谱。所以，鲁迅先生随即写了《再来一条“顺”的翻译》一文，揭露了日本侵略者将他们的野蛮刑罚，“硬栽到中国来”的这个阴谋：
    这才分明知道，“鲜血淋漓”的并非“彼等主仆”，乃是他们的“经验谈”，两位仆人，手上实在并没有一个洞。穿手的东西，日本文虽然写作“针金”，但译起来须是“铁丝”，不是“针”，针是做衣服的。至于“以秤秤之”，却连影子也没有。
    我们的“友邦”好友，顶喜欢宣传中国的古怪事情，尤其是“共党”的：四年以前，将“裸体游行”[说得像煞有介事，于是中国人也跟着叫了好几个月。其实是，警察用铁丝穿了殖民地的革命党的手，一串一串的牵去，是所谓“文明”国民的行为…。文明国人将自己们所用的文明方法，硬栽到中国来，不料中国人却还没有这样文明，连上海的翻译家也不懂，偏不用铁丝来穿，就只照阎罗殿上的办法，“秤”了一下完事。
    造谣的和帮助造谣的，一下子都显出本相来了。
    [注：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二日，日本帝国主义者在北京办的《顺天时报》，登载了一则题为《打破羞耻一武汉街市妇人之裸体游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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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点鲁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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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新闻，造谣诬蔑当时尚维持国共合作的武汉政府，中国的一些反动报纸曾加以转载。]
    不知道那个台媒记者以及转贴者，是造谣的，还是帮助造谣的呢？不管怎样，总而言之，造谣的和帮助造谣的，一下子都显出本相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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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二、会天的我们，总不能连
    七十多年前的小学生都不如吧？
    [探木鸟]网友上贴的《涉日游行应注意理性（原创首发）》，读了很是赞成。
    帖子中说：“近日，各地反日游行声势浩大，有的地方甚至有由游行转变为打砸抢之趋势。于此，我很难理解中国公民的素质是否与经济发展相协调，是否应该多点理性少点冲动呢？”
    这是自然的，人无理性，还算是人吗？由此想到，人是从小长到大的，“三岁看到老”，所以要有理性，还得从娃娃抓起，起码也得从开始受教育的小学抓起。
    日前见着一篇写给小学生的文章，题目是《小学生们应有的认识》，虽然讲的是七十多年前的话题，到如今却还没有失去其意义，现全文照录如下，供探木鸟这样的大朋友参考：
    小学生们应有的认识梦苏
    最近一个月中，四川的成都，广东的北海，湖北的汉口，以及上海公共租界上，连续出了不幸的案件，便是日本侨民及水兵的被人杀害，国交[按即国家外交]显出分外严重的不安。
    小朋友对于这种不幸的案件，作何感想？于我们民族前途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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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极大的。
    国际的交涉，在非常时期，做国民的不可没有抗敌御侮的精神；但国交尚在常态的时期，却绝对不可有伤害外侨的越轨行动。倘若以个人的私忿，而杀害外侨，这比较杀害自国人民，罪加一等。因为被杀害的虽然是绝少数人，但会引起别国的误会，加重本国外交上的困难；甚至发生意外的纠纷，把整个民族复兴运动的步骤乱了。
    这种少数人无意识的轨外行动，实是国法的罪人，民族的败类。我们当引为大戒。要知道这种举动，和战士在战争时的杀敌致果，功罪是绝对相反的。
    小朋友们！试想我们住在国外的侨民，倘使被别国人非法杀害，虽然我们没有兵舰派去登陆保侨，小题大做：我们政府不会提出严厉的要求，得不到丝毫公道的保障；但总禁不住我们同情的愤慨。
    我们希望别国人民敬视我们的华侨，我们也当敬视任何的外侨；使伤害外侨的非法行为以后不再发生。这才是大国民的风度。
    一一载1936年9月27日《申报·儿童专刊》
    文中说的“大国民的风度”，窃以为，就是我们今天讲的“负责任大国”的风度罢？这当然是顶要紧的，泱泱大国的国民，没这样的风度，简直就不成样子。而这风度中，首要的就是有理性、不冲动。
    正如鲁迅先生当年在《立此存照》一文中转录这篇写给小学生们的文章后所说的：
    这“大国民的风度”非常之好，虽然那“总禁不住”“同情的愤慨”，还嫌过激一点，但就大体而言，是极有益于敦睦邦交的。不过我们站在中国人的立场上，却还“希望”我们对于自己，也有这“大国民的风度”，不要把自国的人民的生命价值，估计得只值外侨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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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点鲁迅
    半，以至于“罪加一等”。主杀奴无罪，奴杀主重办的刑律，自从民国以来（鸣呼，二十五年了！）不是早经废止了么？
    真的要“救救孩子”。这“于我们民族前途的关系是极大的”！而这也是关乎我们的子孙。大朋友，我们既然生着人头，努力来讲人话罢！
    总之，今天的我们，总不能连七十多年前的小学生都不如吧？大阴友，我们既然生着人头，努力来讲人话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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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三、由“将心比心”想到胡适的
    “反过来征服中国民族的心”
    据报道，中国驻日本大使崔天凯日前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你提到的这个热比娅和她的组织，它们在鸟鲁木齐制造的7·5严重暴力犯罪事件，造成了很多的无辜平民的伤亡，所以他们是一伙犯罪分子，那么任何有良知的人不应该和他们为伍。我也问过日本的媒体，如果制造了日本东京地铁毒气案件的这些人，受到别国的邀请去访问，日本国民会是什么感受？我希望他们能够将心比心。”
    这个“将心比心”之说一出，很多国人颇不理解：在热比娅之流制造的7·5严重暴力犯罪事件面前，中国上上下下同仇敌忾皆曰该杀，而日本此举明明是对中国内政的干涉和对中国主权的挑衅，怎么能以此心比彼心呢？日本历来对中国怀有非分之想，曾发动过罪恶滔天的侵华战争，难道中国人今天还要体凉、满足这种狼子野心不成？！
    这不由得使人想起上世纪三十年代，“我的朋友”胡适之先生的
    一番高论。九·一八之后，日本军国主义的铁蹄疯狂践踏我国东北三省，全面侵略中国的狂叫甚嚣尘上。在这中华民族危难之际，胡适博士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却说了这样一段话：“日本只有一个方法可以征服中国，即悬崖勒马，彻底停止侵略中国，反过来征服中国民族的心。”
    这个“反过来征服中国民族的心”，与“将心比心”不是有异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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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点…
    同工之妙么？所谓“将心比心”，不就是祈望对手能“以心换心”，从而让自己“中心悦而诚服”吗？“心之官则思”，“哀莫大于心死”，一个民族的心被征服了，被换走了，岂不如行尸走肉，只能任人宰割？所以，胡博士此论一出，当即受到鲁迅先生的痛斥，指为：“出卖灵魂的秘诀”！
    那么，鲁迅先生具体是怎样斥责胡适博士的呢？还是请看原文吧：
    出卖灵魂的秘诀
    几年前，胡适博士曾经玩过一套“五鬼闹中华”的把戏，那是说：这世界上并无所谓帝国主义之类在侵略中国，倒是中国自己该着“贫穷”，“愚昧”…等五个鬼，闹得大家不安宁。现在，胡适博士又发见了第六个鬼，叫做仇恨。这个鬼不但闹中华，而且祸延友邦，闹到东京去了。因此，胡适博士对症发药，预备向“日本朋友”上条陈。
    据博士说：“日本军阀在中国暴行所造成之仇恨，到今日已颇难消除”，“而日本决不能用暴力征服中国”（见报载胡适之的最近谈话，下同)。这是值得忧虑的：难道真的没有方法征服中国么？不，法子是有的。“九世之仇，百年之友，均在觉悟不觉悟之关系头上，”一“日本只有一个方法可以征服中国，即悬崖勒马，彻底停止侵略中国，反过来征服中国民族的心。”
    这据说是“征服中国的唯一方法”。不错，古代的儒教军师，总说“以德服人者王，其心诚服也”。胡适博士不愧为日本帝国主义的军师。但是，从中国小百姓方面说来，这却是出卖灵魂的唯一秘诀。中国小百姓实在“愚昧”，原不懂得自己的“民族性”，所以他们一向会仇恨，如果日本陛下大发慈悲，居然采用胡博士的条陈，那么，所谓“忠孝仁爱信义和平”的中国固有文化，就可以恢复：一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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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不用暴力而用软功的王道，中国民族就不至于再生仇恨，因为没有仇恨，自然更不抵抗，因为更不抵抗，自然就更和平，更忠孝…中国的肉体固然买到了，中国的灵魂也被征服了。
    可惜的是这“唯一方法”的实行，完全要靠日本陛下的觉悟。如果不觉悟，那又怎么办？胡博士回答道：“到无可奈何之时，真的接受一种耻辱的城下之盟”好了。那真是无可奈何的呵一因为那时候“仇恨鬼”是不肯走的，这始终是中国民族性的污点，即为日本计，也非万全之道。
    因此，胡博士准备出席太平洋会议，再去“忠告”一次他的日本朋友：征服中国并不是没有法子的，请接受我们出卖的灵魂罢，何况这并不难，所谓“彻底停止侵略”，原只要执行“公平的”李顿报告—仇恨自然就消除了！
    三月二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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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四、由“识别区”想到“阿拉宁得侬”
    三十多年来，不断听到发自顶层的一个又一个“豪言壮语”。比如，一会儿“自古以来”怎样怎样，一会儿“坚决反对”什么什么，
    一会儿“严正交涉”如何如何，等等，等等。这回，又画了所谓“识别区”，说是不识相就采取“紧急处置措施”云云。
    “识别”，何意？就是“我认得你”吧？记得鲁迅先生曾以上海人为例记述道：市上甲乙打架，输的大抵说：“我认得你的！”这是说，他将如伍子胥一般，誓必复仇的意思。不过总是不来的居多…
    此处的“我认得你的”这句“豪语”，必须用标准的沪语来说“阿拉宁得侬”，加上独特的口气，才能恰当传神：表面上其势汹汹，实际上色厉内荏、内心怯弱、装模作样、外强中干。
    对这样的“豪言壮语”，我们应该怎么看？那就是给它打个折扣，
    七折八扣，最后甚至可以折为O!所以，鲁迅先生这篇文章的题目就
    叫《豪语的折扣》，大家不妨一起来读一读，看看现如今还有哪些豪言壮语是可以归入此类的。
    豪语的折扣
    豪语的折扣其实也就是文学上的折扣，凡作者的自述，往往须打
    一个扣头，连自白其可怜和无用也还是并非“不二价”的，更何况豪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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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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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仙才李太白的善作豪语，可以不必说了；连留长了指甲，骨瘦如柴的鬼才李长吉，也说“见买若耶溪水剑，明朝归去事猿公”起来，简直是毫不自量，想学刺客了。这应该折成零，证据是他到底并没有去。南宋时候，国步艰难，陆放翁自然也是慷慨党中的一个，他有一回说：“老子犹堪绝大漠，诸君何至泣新亭。”他其实是去不得的，也应该折成零。一但我手头无书，引诗或有错误，也先打一个折扣在这里。
    其实，这故作豪语的脾气，正不独文人为然，常人或市侩，也非常发达。市上甲乙打架，输的大抵说：“我认得你的！”
    这是说，他将如伍子胥一般，誓必复仇的意思。不过总是不来的居多，倘是智识分子呢，也许另用一些阴谋，但在粗人，往往这就是斗争的结局，说的是有口无心，听的也不以为意，久成为打架收场的
    一种仪式了。
    旧小说家也早已看穿了这局面，他写暗娼和别人相争，照例攻击过别人的偷汉之后，就自序道：“老娘是指头上站得人，臂膊上跑得马…”底下怎样呢？他任别人去打折扣。他知道别人是决不那么胡涂，会十足相信的，但仍得这么说，恰如卖假药的，包纸上一定印着“存心欺世，雷殛火焚”一样，成为一种仪式了。
    但因时势的不同，也有立刻自打折扣的。例如在广告上，我们有时会看见自说“我是坐不改名，行不改姓的人”，真要蓦地发生一种好像见了《七侠五义》中人物一般的敬意，但接着就是“纵令有时用其他笔名，但所发表文章，均自负责”，却身子一扭，土行孙似的不见了。予岂好“用其他笔名”哉？予不得已也。上海原是中国的一部分，当然受着孔子的教化的。便是商家，柜内的“不二价”的金字招牌也时时和屋外“大廉价”的大旗互相辉映，不过他总有一个缘故：
    不是提倡国货，就是纪念开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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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点鲁迅
    所以，自打折扣，也还是没有打足的，凡“老上海”，必须再打它一下。
    八月四日。
    而“识别区”之“豪语”迄今渺无音讯，大概就是七折八扣，并
    “再打它一下”，终于化为O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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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五、“依法开枪”和“子弹出膛”
    网载，2015年7月18日，对发生在洛阳的枪击案，洛阳市公安局通报称：
    “十余人在施工现场阻拦施工车辆出入，民警上前了解情况，劝说要理性表达诉求，在劝说过程中，周某某（男、29岁）等人情绪激动，谩骂、围攻并持砖块、羊角锤等追打处警人员。期间，民警多次口头警告无效后，又两次鸣枪警告，但周某等人不听劝阻，继续袭警，强行抢夺枪支并猛瑞民警。民警依法开枪，致周某某、孙某某(男、21岁)二人中枪。”[一人死亡、一人受伤]
    这通报不知出于何人之手，文笔实在欠佳，因为照这样写来，一是处警人员脱不了干系，尽管是“依法开枪”，却还有“主观故意”成分在内；二是周某等人“强行抢夺枪支”，是一对一抢夺，还是数人上前哄抢，语焉不详；三是依法开枪的民警是一位还是几位，是瞄准周某某、孙某某开的枪，还是朝着十余人无目标的“扫射”，也没有说清道明一一这些，就都给恶意炒作者留下了种种藉口。
    相比之下，八十余年前上海《大晚报》的一篇记载“江都清赋风潮”的报道，就要显得高明些。其在《乡民二度兴波作浪》这一个巧妙的题目之下，记述[乡民]陈友亮之死云：
    “陈友亮见官方军警中，有携手枪之刘金发，竟欲夺刘之手枪，当被子弹出膛，饮弹而毙，警察队亦开空枪一排，乡民始后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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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点…
    寥寥数语，则交代得清清楚楚：夺枪者是谁，被夺之军警是谁，均真名实姓，一对一；抢夺之际，陈友亮“当被子弹出膛，饮弹而毙”，因果分明；警察队虽人手一枪，却开的是空枪，而非实弹，威慑之下，“乡民始后退”，双方皆理性表达，没有酿成更大惨剧。
    可是，当年偏有好事者要“挑剔风潮”，大加质疑。质疑者谁？大名鼎鼎的鲁迅先生。他在《申报·自由谈》上发文《不通两种》，指出了《大晚报》报道的不通之处：
    “军警”上面不必加上“官方”二字之类的费话，这里也且不说。最古怪的是子弹竟被写得好像活物，会自己飞出膛来似的。但因此而累得下文的“亦”字不通了。必须将上文改作“当被击毙”，才妥。倘要保存上文，则将末两句改为“警察队空枪亦一齐发声，乡民始后退”，这才铢两悉称，和军警都毫无关系。一虽然文理总未免有点希奇。
    读到此，这才明白，上述公安局的通报和《大晚报》的报道，均属文理“不通”之列。为什么要写得如此“不通”？鲁迅先生一言道出了其中的缘由：
    现在，这样的希奇文章，常常在刊物上出现。不过其实也并非作者的不通，大抵倒是恐怕“不准通”，因而先就“不敢通”了的缘故。…但两者是都属于自己“不愿通”，即“不肯通”这一类里的。
    看来，既然是自己“不愿通”、“不肯通”，公安局的通报就不妨干脆来个不通到底，把最后一句“民警依法开枪，致周某某、孙某某二人中枪”，改成“周某某、孙某某当被子弹出膛，饮弹而毙(伤)”的好，“这才铢两悉称，和军警都毫无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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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之、南周，原来就是大观园里的焦大也
    阅《中国青年报》文章，得知《南方周末》是好报，宣传的都是党的理念，并见有言云：
    “众所周知，《南方周末》隶属于南方报业集团，《南方周末》就是《南方日报》的子报。再换句话说，《南方周末》是中共广东省委党报事业的一部分，是中共广东省委宣传工作的一部分。党的宣传工作在具体执行中，内部出现了意见不一致，甚至出现了争吵、矛盾和纠纷，都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
    于是悟到，南周这番闹腾，不过是父子阋于墙，一点儿家事罢了，没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虽然“逆子”吵得厉害，为争“言论自由”而出言不逊，还扬言要“上吊抹脖子”，至少是“离家去出走”，但“老爸”如何出手，却还不得而知。估计还是秉承“家法”，来个“恩威并施”，然后尽消隙罅，共奔“家庭复兴大目标”也。
    由此不禁想到，鲁迅先生当年曾以大观园中主奴阋于墙的故事，引出了一篇《言论自由的界限》的议论，如今对照“南周事件”，虽然细节、对象有异，但读来仍不免令人哑然失笑：
    看《红楼梦》，觉得贾府上是言论颇不自由的地方。焦大以奴才的身分，仗着酒醉，从主子骂起，直到别的一切奴才，说只有两个石狮子干净。结果怎样呢？结果是主子深恶，奴才痛嫉，给他塞了一嘴马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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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点…
    其实是，焦大的骂，并非要打倒贾府，倒是要贾府好，不过说主奴如此，贾府就要弄不下去罢了。然而得到的报酬是马粪。所以这焦大，实在是贾府的屈原，假使他能做文章，我想，恐怕也会有一篇《离骚》之类。
    三年前的新月社诸君子，不幸和焦大有了相类的境遇。
    他们引经据典，对于党国有了一，点微词，虽然引的大抵是英国经典，但何尝有丝毫不利于党国的恶意，不过说：“老爷，人家的衣服多么干净，您老人家的可有些儿脏，应该洗它一洗”罢了。不料“荃不察余之中情兮”，来了一嘴的马粪：国报同声致讨，连《新月》杂志也遭殃。但新月社究竟是文人学士的团体，这时就也来了一大堆引据三民主义，辨明心迹的“离骚经”。现在好了，吐出马粪，换塞甜头，有的顾问，有的教授，有的秘书，有的大学院长，言论自由，《新月》也满是所谓“为文艺的文艺”了。
    这就是文人学士究竟比不识字的奴才聪明，党国究竟比贾府高明，现在究竟比乾隆时候光明：三明主义。
    好吧，咱们大伙就等着看一出“吐马粪，换甜头”的好戏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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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七、奉动某某网友：别干这种无聊事了
    最近，不知怎的，某某网友突然对我的一个笔名“05tx1r”大感兴趣了，一而再，再而三地指称“tx1r”这四个拉丁字母，就是“退休老人”之意，不仅在一些帖子中直接呼我为“05退休老人”，还锲而不舍地逼问：“你真的退休了吗？…”
    看来，我这个“退休老人”是当定了。幸好，某某网友还没有对“05”这两个阿拉伯数字，进一步追根寻源，要是他猜出代表的是我的出生年份，会怎么样呢？2005年，那我现在还只有9岁；1905年，那就不仅是退休老人，还是期颐老人了；可怕的是1805年，那我就成了“老不死”了！
    大概某某网友也觉得这不合逻辑，所以还在继续猜、猜、猜…我在这里等候着他最后的“伟大发现”。
    以上所说，似乎像笑话，其实不然。现在网上就有这样一股风气，某些人“大事不讨论，小事天天猜”。比如，热衷于对某领导、某名人兴之所至的一句话、一个动作，甚至一频一蹙，妄加猜测，力图从中挖掘出一些什么隐秘的“信号”来一一就是其中之一。
    由此不禁想起中国文坛上的一则轶事。当年，鲁迅先生发表《阿
    Q正传》后，他的笔名“鲁迅”，立即引起了一帮子小报记者、无聊
    文人的纷纷猜测：鲁迅是谁？籍贯哪里？芳龄几何？是否婚嫁？可曾退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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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点…
    对此，先生在《<阿Q正传>的成因》一文中反击道：
    “我所用的笔名也不只一个：LS,神飞，唐俟，某生者，雪之，
    风声；更以前还有：自树，索士，令飞，迅行。鲁迅就是承迅行而来的，因为那时的《新青年》编辑者不愿意有别号一般的署名。
    “现在是有人以为我想做什么狗首领了，真可怜，侦察了百来回，竟还不明白。我就从不曾插了鲁迅的旗去访过一次人；‘鲁迅即周树人’，是别人查出来的。这些人有四类：一类是为要研究小说，因而要知道作者的身世；一类单是好奇；一类是因为我也做短评，所以特地揭出来，想我受点祸：一类是以为于他有用处，想要钻进来。”
    不知道某某网友查出“05tx1r”即“05退休老人”，属于这四类中的哪一类？恐怕是兼而有之吧，但我不敢妄猜，因为别的几类倒也无妨，只是看到“想我受点祸”，却有些怕怕的。
    我当然无意自比鲁迅先生，那肯定是比不了的。但这些年来在网上游走，也由于种种原因，起了那么几个笔名，大都是拉丁字母组合而成。敢请某某网友再来猜测一回，它们分别是什么意思，或许你的电脑特别灵，一下子就能水落石出。我用的是谷歌拼音输入法，键入tx1r,跳出来的竟是“袒胸露乳”四个字，真让人百思不得其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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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建议教育部门将梁实秋先生的
    一篇经典文章编入中学语文裸本
    报载，从今秋开始，高中语文将统一使用经又一次“课改”后出版的新教材。新教材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它删除了鲁迅的几篇过时的文章，增加了梁实秋先生的适时的散文《记梁任公先生的一次演讲》。
    一般来说，语文教科书收入的文章，应该是作者的具有代表性的作品。它既反映了作者精湛的文学水准，又体现了作者精辟的思想观念，能给人以深刻的启迪和现实的指导。
    照俺看，《记梁任公先生的一次演讲》并不是梁实秋先生的代表作。更何况，现在的中学生对文中所说的梁启超先生已然相当陌生，读过梁启超先生大作的想来难觅其人，要他们去体味梁实秋先生对梁启超先生的崇敬之情，和由此生发出来的微言大义，更是有点强人所难了。
    所以俺觉得，与其如此，还不如另选一篇梁实秋先生更广为人知，更简单明了地表达他的真实情感和深刻思想的文章为好。这里，俺不揣冒味，向教育部门推荐梁实秋先生的一篇曾经传颂一时，直至如今仍有深远意义的经典文章：《文学是有阶级性的吗？》
    梁实秋先生的文学水平是毋庸置疑的，可以说字字珠玑，因此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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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点…
    文用来做中学生的作文典范是绰绰有余的：梁实秋先生在该文中所表达的深邃思想，在当时，曾廓清了笼罩在芸芸众生头脑上的层层迷雾，到今天，还不失其为大众指点迷津，明辨是非，规范人生的现实意义。
    因此说，没有比将这样的经典之作编入中学语文教材更为合适的了！
    下面，俺就摘录梁实秋先生的《文学是有阶级性的吗？》一文的部分内容，以飨诸位网友：
    「一个无产者假如他是有出息的，只消辛辛苦苦诚诚实实的工作
    一生，多少必定可以得到相当的资产。这才是正当的生活争斗的手段。」
    「一个资本家和一个劳动者，他们的不同的地方是有的，遗传不同，教育不同，经济的环境不同，因之生活状态也不同，但是他们还有同的地方。他们的人性并没有两样，他们都感到生老病死的无常，他们都有爱的要求，他们都有怜悯与恐怖的情绪，他们都有伦常的观念，他们都企求身心的愉快。」
    「人生现象有许多方面都是超于阶级的。例如，恋爱（我说的是恋爱的本身，不是恋爱的方式)的表现，可有阶级的分别吗？例如，歌咏山水花草的美丽，可有阶级的分别吗？没有的。」
    「好的作品永远是少数人的专利品，大多数永远是蠢的永远是与文学无缘的。不过鉴赏力之有无却不与阶级相干，贵族资本家尽有不知文学为何物者，无产的人也尽有能赏鉴文学者。创造文学固是天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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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点鲁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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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鉴赏文学也是天生的一种福气。」
    「一般劳工劳农需要娱乐，也许需要少量的艺术的娱乐，例如什么通俗的戏剧，电影，侦探小说之类。为大多数人读的文学必是逢迎群众的，必是俯就的，必是浅薄的；所以我们不该责令文学家来做这种的投机买卖。」
    「无产者本来并没有阶级的自觉。是几个过于富同情心而又态度褊激的领袖把这个阶级观念传授了给他们。阶级的观念是要促起无产者的联合，是要激发无产者的争斗的欲念。』
    「旧日统治阶级的窳败，政府的无能，真的领袖的缺乏，也是促成无产阶级的起来的原由。这种革命的现象不能是永久的，经过自然进化之后，优胜劣败的定律又要证明了，还是聪明才力过人的人占优越的位置，无产者仍是无产者。」
    看看吧，说得多好，多精辟，真是远见卓识啊！现在，这些精彩的论述，不正在各种主流媒体上广为流传吗？是该让我们的莘莘学子认真拜读、身体力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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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九、紧急撒销俺的“将架实秋先生的
    一篇文章编入中学语文课本”的建议
    今天，俺上了一个“建议教育部门将梁实秋先生的一篇经典文章编入中学语文课本”的帖子。
    现在，俺经过反复考虑，觉得这个建议非常不妥，决定紧急撤销，请版主费心将俺的这一声明放行！
    俺在那个帖子里说，教育部门在新编的高中语文课本中增加了梁实秋先生的散文《记梁任公先生的一次演讲》，但这篇文章并不是梁实秋先生最好的代表作，又难以为今天的中学生所理解，所以俺建议换一篇同样是梁实秋先生的经典之作《文学是有阶级性的吗？》。
    然而，当俺得知教育部门在增加梁实秋先生文章的同时，又删除了鲁迅先生的《药》、《为了忘却的纪念》等文章，而删除的理由，据说是出于“淡化政治”的考虑，这才使俺猛然醒悟：俺的建议恰恰是“反其道而行之”了！
    为什么呢？因为看一下梁实秋先生的《文学是有阶级性的吗？》，就可以知道，其中又是“无产者、资本家”的，又是“阶级、阶级争斗”的，又是“统治阶级的窳（腐）败、政府的无能”的，等等，等等，实在是太“政治”了！实在是太不适合生活在今天和谐社会里的青少年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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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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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本应该“淡化政治”，要是把这篇文章收入了教科书，岂不变成“强化政治”了吗？所以，俺的那个建议必须坚决撤销，尽管是梁实秋先生的经典之作，也只能割爱了！一一这是理由之一。
    理由之二：因为俺看了梁实秋先生的《文学是有阶级性的吗？》，忽然想起，这不是鲁迅先生专门撰文批判过的吗？那篇文章的题目就叫《“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也曾经编进语文教科书，后来因为“过于政治”而被删了。既然大家都太“政治”，那就都不应该收，这当然是顺理成章的，所以，俺的那个建议是必须坚决撤销的！
    为了进一步说明这一点，下面俺就把梁实秋先生文章的部分内容，同鲁迅先生对之进行批判的有关文字，一一对照，再飨诸位网友：
    梁：『一个无产者假如他是有出息的，只消辛辛苦苦诚诚实实的工作一生，多少必定可以得到相当的资产。这才是正当的生活争斗的手段。」
    鲁：【至于无产者应该“辛辛苦苦”爬上有产阶级去的“正当”的方法，则是中国有钱的老太爷高兴时候，教导穷工人的古训，在实际上，现今正在“辛辛苦苦诚诚实实”想爬上一级去的“无产者”也还多。…然而他要算是“尚未发财的有产者”了。梁先生的忠告，将为无产者所呕吐了，将只好和老太爷去互相赞赏而已了。】
    梁：『一个资本家和一个劳动者，他们的不同的地方是有的，遗传不同，教育不同，经济的环境不同，因之生活状态也不同，但是他们还有同的地方。他们的人性并没有两样，他们都感到生老病死的无常，他们都有爱的要求，他们都有怜悯与恐怖的情绪，他们都有伦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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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点鲁迅
    的观念，他们都企求身心的愉快。」
    鲁：【这些话是矛盾而空虚的。既然文明以资产为基础，穷人以竭力爬上去为“有出息”，那么，爬上是人生的要谛，富翁乃人类的至尊，文学也只要表现资产阶级就够了，又何必如此“过于富同情心”，一并包括“劣败”的无产者？况且“人性”的“本身”，又怎样表现的呢？…文学不借人，也无以表示“性”，一用人，而且还在阶级社会里，即断不能免掉所属的阶级性，无需加以“束缚”，实乃出于必然。】
    梁：「人生现象有许多方面都是超于阶级的。例如，恋爱（我说的是恋爱的本身，不是恋爱的方式)的表现，可有阶级的分别吗？例如，歌咏山水花草的美丽，可有阶级的分别吗？没有的。」
    鲁：【自然，“喜怒哀乐，人之情也”，然而穷人决无开交易所折本的懊恼，煤油大王那会知道北京检煤渣老婆子身受的酸辛，饥区的灾民，大约总不去种兰花，像阔人的老太爷一样，贾府上的焦大，也不爱林妹妹的。“汽笛呀！”“列宁呀！”固然并不就是无产文学，然而“一切东西呀！”“一切人呀！”“可喜的事来了，人喜了呀！”也不是表现“人性”的“本身”的文学。倘以表现最普通的人性的文学为至高，则表现最普遍的动物性一营养，呼吸，运动，生殖一的文学，或者除去“运动”，表现生物性的文学，必当更在其上。倘说，因为我们是人，所以以表现人性为限，那么，无产者就因为是无产阶级，所以要做无产文学。】
    梁：「好的作品永远是少数人的专利品，大多数永远是蠢的，永远是与文学无缘的。不过鉴赏力之有无却不与阶级相干，贵族资本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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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尽有不知文学为何物者，无产的人也尽有能赏鉴文学者。创造文学固是天才，鉴赏文学也是天生的一种福气。」
    鲁：【（鲁迅先生在《文艺的大众化》一文中曾讽刺过这种论调：“倘若说，作品愈高，知音愈少。那么，推论起来，谁也不懂的东西，就是世界上的绝作了。”)由我推论起来，则只要有这一种“福气”的人，虽穷得不能受教育，至于一字不识，也可以赏鉴《新月》月刊，来作“人性”和文艺“本身”原无阶级性的证据。】
    梁：『一般劳工劳农需要娱乐，也许需要少量的艺术的娱乐，例如什么通俗的戏剧，电影，侦探小说，之类。为大多数人读的文学必是逢迎群众的，必是俯就的，必是浅薄的；所以我们不该责令文学家来做这种的投机买卖。」
    鲁：【这是不错的，但在我们所见的无产文学理论中，也并未见过有谁说或一阶级的文学家，不该受皇室贵族的雇用，却该受无产阶级的威胁，去做讴功颂德的文章，不过说，文学有阶级性，在阶级社会中，文学家虽自以为“自由”，自以为超了阶级，而无意识底地，也终受本阶级的阶级意识所支配，那些创作，并非别阶级的文化罢了。例如梁先生的这篇文章，原意是在取消文学上的阶级性，张扬真理的。但以资产为文明的祖宗，指穷人为劣败的渣滓，只要一瞥，就知道是资产家的斗争的“武器”，一不，“文章”了。无产文学理论家以主张“全人类”“超阶级”的文学理论为帮助有产阶级的东西，这里就给了一个极分明的例证。】
    梁：『无产者本来并没有阶级的自觉。是几个过于富同情心而又态度褊激的领袖把这个阶级观念传授了给他们。阶级的观念是要促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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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点鲁迅
    无产者的联合，是要激发无产者的争斗的欲念。」
    鲁：【不错，但我以为传授者应该并非由于同情，却因了改造世界的思想。况且“本无其物”的东西，是无从自觉，无从激发的，会自觉，能激发，足见那是原有的东西。原有的东西，就遮掩不久，即如格里莱阿说地体运动，达尔文说生物进化，当初何尝不或者几被宗教家烧死，或者大受保守者攻击呢，然而现在人们对于两说，并不为奇者，就因为地体终于在运动，生物确也在进化的缘故。承认其有而要掩饰为无，非有绝技是不行的。】
    梁：『旧日统治阶级的窳败，政府的无能，真的领袖的缺乏，也是促成无产阶级的起来的原由。这种革命的现象不能是永久的，经过自然进化之后，优胜劣败的定律又要证明了，还是聪明才力过人的人占优越的位置，无产者仍是无产者。」
    鲁：【那篇《文学是有阶级性的吗？》的高文，结论是并无阶级性。要抹杀阶级性，我以为最干净的是吴稚晖先生的“什么马克斯牛克斯”以及什么先生的“世界上并没有阶级这东西”的学说。那么，就万喙息响，天下太平。但梁先生却中了一些“什么马克斯”的毒了，先承认了现在许多地方是资产制度，在这制度之下则有无产者。】
    哈哈，说来说去，原来梁实秋先生也是中了一些马克斯的毒的，阶级斗争观念强烈得很，政治得很，不过不是站在无产者一边，而是站在资产阶级一边。这跟现在满口“公平、正义、平等、博爱”的“公知”们何其相似，真乃一个腔调、一脉相承也，还摆什么“普世价值”的臭脸孔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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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淡化政治”的梁实秋
    与“晦涩难懂”的鲁迅
    据说，鲁迅先生的几篇文字从中学语文教科书里“下岗”了，理由是“晦涩难懂”；又据说，取而代之的是梁实秋先生的一篇东西，理由是为了“淡化政治”。
    俺不知，鲁迅的著作是否比甲骨文、繁体字还难懂，比《易经》、《论语》还晦涩；俺也不知，梁实秋的文章是如何的超然物外、遗世独立，是何等的“不涉人间烟火”？
    俺只看到，梁实秋的许多大作，“以资产为文明的祖宗，指穷人为劣败的渣滓，只要一瞥，就知道是资产家的斗争的‘武器’”，谈何“淡化政治”呢？！
    谓予不信，俺就摘引梁实秋的几段“经典”语录，做为佐证，且
    一并附上鲁迅先生的批驳之言，再“政治”一下，以飨诸位网友：
    梁：『我觉得“人”字根本的该从字典里永远注销，或由政府下令永禁行使。因为“人”字的意义太糊涂了。聪明绝顶的人，我们叫他做人，蠢笨如牛的人，也一样的叫做人，弱不禁风的女子，叫做人，粗横强大的男人，也叫做人，人里面的三流九等，无一非人。…所谓侮辱人格的，即是不承认一个人特有的人格，卢梭承认女子有女子的人格，所以卢梭正是尊重女子的人格。抹杀女子所特有之特性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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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点…
    才是侮辱女子人格。…正当的女子教育应该是使女子成为完全的女子。」
    鲁：【那么，所谓正当的教育者，也应该是使“弱不禁风”者，成为完全的“弱不禁风”，“蠢笨如牛”者，成为完全的“蠢笨如牛”，这才免于侮辱各人一此字在未经从字典里永远注销，政府下令永禁行使之前，暂且使用一的人格了。卢梭《爱弥尔》前四编的主张不这样，其“无一是处”，于是可以算无疑。但这所谓“无一是处”者，也只是对于“聪明绝顶的人”而言；在“蠢笨如牛的人”，却是“正当”的教育。因为看了这样的议论，可以使他更渐近于完全“蠢笨如牛”。这也就是尊重他的人格。】ーー《卢梭和胃口》
    梁：『物质的状态是变动的，人生的态度是歧异的；但人性的质素是普遍的，文学的品味是固定的。所以伟大的文学作品能禁得起时代和地域的试验。《依里亚德》在今天尚有人读，莎士比亚的戏剧，到现在还有人演，因为普遍的人性是一切伟大的作品之基础。」
    鲁：【上海的教授[梁实秋]对人讲文学，以为文学当描写永远不变的人性，否则便不久长。…人性是永久不变的么？类人猿，类猿人，原人，古人，今人，未来的人，…如果生物真会进化，人性就不能永久不变。不说类猿人，就是原人的脾气，我们大约就很难猜得着的，则我们的脾气，恐怕未来的人也未必会明白。要写永久不变的人性，实在难哪。譬如出汗罢，我想，似乎于古有之，于今也有，将来一定暂时也还有，该可以算得较为“永久不变的人性”了。然而“弱不禁风”的小姐出的是香汗，“蠢笨如牛”的工人出的是臭汗。不知道倘要做长留世上的文字，要充长留世上的文学家，是描写香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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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点鲁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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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呢，还是描写臭汗好？这问题倘不先行解决，则在将来文学史上的位置，委实是“岌岌乎殆哉”。】
    一一《文学和出汗》
    梁：『现在有智识的人（尤其是夙来有“前驱者”“权威”“先进”的徽号的人)，他们的责任不仅仅是冷讥热嘲地发表一点“不满于现状”的杂感而已，他们应该更进一步的诚诚恳恳地去求一个积极医治“现状”的药方。…三民主义是一副药，共产主义也是一副药，国家主义也是一副药，无政府主义也是一副药，好政府主义也是一副药”，现在你[按指鲁迅]把所有的药方都褒贬得一文不值，都挖苦得不留余地，…这可是什么心理呢？」
    鲁：【这种心理，实在是应该责难的。但在实际上，我却还未曾见过这样的杂感，…不过我以为梁先生所谦逊地放在末尾的“好政府主义”，却还得更谦逊地放在例外的，因为自三民主义以至无政府主义，无论它性质的寒温如何，所开的究竟还是药名，…独有“好政府主义”这“一副药”，他在药方上所开的却不是药名，而是“好药料”三个大字，以及一些唠唠叨叨的名医架子的“主张”。不错，谁也不能说医病应该用坏药料，但这张药方，是不必医生才配摇头，谁也会将他“褒贬得一文不值”的。】
    一一《“好政府主义”》
    〔注：“好人政府”是胡适等人提出的政治主张：“我们以为国内的优秀分子，无论他们理想中的政治组织是什么，…现在都应该平心降格的公认‘好政府’一个目标”；“今日政治改革第一步在于好人须要有奋斗的精神。凡是社会上的优秀分子，应该为自卫计，为社会国家计，出来和恶势力奋斗。”这里所说的“好人”、“社会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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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点…
    的优秀分子”，都是胡适等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者的自我标榜。一九三
    O年前后，胡适、罗隆基、梁实秋等又在《新月》上老调重弹，目的
    在于参加国民党政府。)
    梁：「《拓荒者》说我是资本家的走狗，是那一个资本家，还是所有的资本家？我还不知道我的主子是谁，我若知道，我一定要带着几分杂志去到主子面前表功，或者还许得到几个金镑或卢布的赏赉呢。…我只知道不断的劳动下去，便可以赚到钱来维持生计，至于如何可以做走狗，如何可以到资本家的帐房去领金镑，如何可以到××党去领卢布，这一套本领，我可怎么能知道呢？」
    鲁：【这正是“资本家的走狗”的活写真。凡走狗，虽或为一个资本家所豢养，其实是属于所有的资本家的，所以它遇见所有的阔人都别良，遇见所有的穷人都狂吠。不知道谁是它的主子，正是它遇见所有阔人都驯良的原因，也就是属于所有的资本家的证据。即使无人豢养，饿的精瘦，变成野狗了，但还是遇见所有的阔人都驯良，遇见所有的穷人都狂吠的，不过这时它就愈不明白谁是主子了。】
    一一《“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
    好一个“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竟成了现在那些“公知”们挥之不去的代名词了。从上到下、从朝到“野”，它们一个个上蹿下跳、招摇过市，悠悠然摆出别个无不偏激，惟独自己得了“中庸之道”似的脸来，明里暗里、阳里阴里，对着无产阶级及其伟人，或则狺狺狂吠，或则吠形吠声，或则呼天抢地，或则摇头摆尾，真乃当今中国一道靓丽之风景线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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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语、从“淡化政改治”到“淡化深刻”
    一鲁迅先生又交“华盖运”
    2009年时，据说，鲁迅先生的几篇文字从中学语文教科书里“下岗”了，取而代之的是梁实秋的一篇东西，理由是为了“淡化政治”。
    这回，2013年，语文教科书里又有鲁迅的文章被删除，又据说，理由是为了“淡化深刻”。
    那么再下一回，又会有什么理由呢？我想，不到鲁迅的文章被赶尽杀绝的那一天，它们总会挖空心思编出新的理由的。谓予不信，拭目以待！
    总之，鲁迅先生又交了“华盖运”。
    我平生没有学过算命，不过听老年人说，人是有时要交“华盖运”的。这“华盖”在他们口头上大概已经讹作“镬盖”了，现在加以订正。所以，这运，在和尚是好运：顶有华盖，自然是成佛作祖之兆。但俗人可不行，华盖在上，就要给罩住了，只好碰钉子。ー一《华盖集·题记》
    有诗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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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点…
    运交华盖欲何求？未敢翻身已碰头。破帽遮颜过闹市，漏船载酒泛中流。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躲进小楼成一统，管他冬夏与春秋。
    ーー《自嘲》(193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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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鲁迅先生谈如何撰写辩论之文
    经常上网络论坛，发些帖子，更多的是阅读网友的文章，从中汲取知识和力量。但有一个感觉，就是很多文章都较长，有的无法细读，有的来不及读，只能割爱。
    特别是一些批驳种种谬论的“辩论之文”，为了批得周详、驳得彻底，作者往往列举对方之论点，一一剖析，逐个批判，似乎不如此便不能揭示那些谬论的荒唐，于是使文章不得不写得很长，甚至还要“之一、之二、之三…”逐篇发出。
    恕我直言，这样的长文看起来好像有根有据、颇为有力，实际上却不那么具备应有的“杀伤力”，作者写得吃力，读者看得也费神，效果并不理想。
    由此，不禁想到鲁迅先生在《两地书》中同许广平所论及的关于如何撰写“辩论之文”的一些话。
    1925年3月31日，鲁迅在致“广平兄”的信里谈到许的稿件时说：
    你投稿虽不写什么“女士”，我写信也改称为“兄”，但看那文章，总带些女性。我虽然没有细研究过，但大略看来，似乎“女士”的说话的句子排列法，就与“男士”不同，所以写在纸上，一见可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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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点…
    4月6日，许广平回信请教“鲁迅师”：
    “女士”式的文章的异点，是在好用唉，呀，哟…的字眼，还是太带诗词的句法而无清晰的主脑命意呢？并希先生指示出来，以便改善。
    鲁迅在4月8日的复信中便教导“广平兄”说：
    我所谓“女性”的文章，倒不专在“唉，呀，哟…”之多，就是在抒情文，则多用好看字样，多讲风景，多怀家庭，见秋花而心伤，对明月而泪下之类。一到辩论之文，尤易看出特别。即历举对手之语，从头至尾，逐一驳去，虽然犀利，而不沉重，且罕有正对“论敌”之要害，仅以一击给与致命的重伤者。总之是只有小毒而无剧毒，好作长文而不善于短文。
    鲁迅先生的这番话，可谓切中“好作长文”者之肯綮，发人深思。当然，鲁迅并不一般地反对长文，他的《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等名篇，篇幅也较长。但鲁迅更多的是短文，也就是所谓杂文、杂感，正对“论敌”之要害，仅以一击给与致命的重伤，充分显示了强大的战斗力。
    为什么鲁迅不醉心于鸿篇巨制，而好作这样的短文呢？瞿秋白同志在《<鲁迅杂感选集>序言》中道出了其中的缘由：
    鲁迅在最近十五年来，断断续续的写过许多论文和杂感，尤其是杂感来得多。于是有人给他起了一个绰号，叫做“杂感专家”。“专”在“杂”里者，显然含有鄙视的意思。可是，正因为一些蚊子苍蝇讨厌他的杂感，这种文体就证明了自己的战斗的意义。鲁迅的杂感其实是一种“社会论文”一一战斗的“阜利通”(feuilleton)。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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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点鲁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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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是想一想这将近二十年的情形，他就可以懂得这种文体发生的原因。急遽的剧烈的社会斗争，使作家不能够从容的把他的思想和情感溶铸到创作里去，表现在具体的形象和典型里；同时，残酷的强暴的压力，又不容许作家的言论采取通常的形式。作家的幽默才能，就帮助他用艺术的形式来表现他的政治立场，他的深刻的对于社会的观察，他的热烈的对于民众斗争的同情。不但这样，这里反映着“五四”以来中国的思想斗争的历史。杂感这种文体，将要因为鲁迅而变成文艺性的论文（阜利通一一feuilleton)的代名词。自然，这不能够代替创作，然而它的特点是更直接的更迅速的反应社会上的日常事变。
    我们今天，不正处于“急遽的剧烈的社会斗争”中么？不正需要这种“更直接的更迅速的反应社会上的日常事变”的战斗的“阜利通”么？
    这里不是希望大家都去写鲁迅式的杂感、杂文，但是，提出“辩论之文”要尽可能短些，适合人民群众阅读，并且能正对“论敌”之要害，仅以一击给与致命的重伤，不仅有“小毒”，更有“剧毒”，从而更好地发挥革命舆论的作用，这样的建议，并不过分吧？
    总之，与诸位网友共勉吧！
    米
    啊哈，刚说了要像鲁迅先生那样多作些短而有力的feui1 leton,下面就来了本人编写的两篇长文，一篇是《鲁迅先生怒骂、痛骂日本侵略者》，一篇是《鲁迅先生怒批、痛批独夫民贼蒋介石》。但两篇都含有大量的历史资料，不得不长，还请诸位多多包涵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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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鲁迅先生卷骂、痛骂日本侵略者
    近年来，在形形色色的污蔑、攻击鲁迅先生的言论中，最为恶毒，也是最为阴险的一种，就是指责鲁迅在“九一八事变”以后，从来没有“骂”过日本侵略者，反而仍与某些日本友人往来，因此是所谓的“汉奸”云云。
    据称，那个李敖就曾信口开河地扬言：“鲁迅敢骂日本人吗？他从来不敢骂日本人。”在“猫扑”等网站上，还出现了一篇题为《鲁迅为何从未骂过日本人？看看鲁迅是个什么东西！！》的万言长文，竭尽断章取义、胡编乱造、造谣污蔑之能事。
    而在某些论坛上，也有一帮右派小混混屁颠屁颠地跟在他们屁股后面，借此恶意攻击鲁迅，甚至口出狂言：“918事变以后，你看见过鲁迅嬉笑怒骂过日本鬼子吗？…鲁迅在日本人面前，他有骨头吗？”
    果真如此么？当然不是，而且恰恰相反！鲁迅先生说得好：“事实是毫无情面的东西，它能将空言打得粉碎。”这里，就让我们一起来看看，一九三一年“918事变以后”，鲁迅先生是怎样“骂日本人”的吧！
    不过，首先要明确一下，李敖、右派们笼而统之地提出“骂日本人”，本身就包含着这样一个圈套一一骂日本人，就是要骂日本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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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切人；凡是日本人，不分青红皂白都要骂：只要不骂日本人中的某些人，就是“从来没有骂过日本人”。你要是中了他们的这个“套”，就再也跟他们辩不清了，只能被他们牵着鼻子走。
    实际上，稍明事理的人都知道，“日本人”只是一个泛指，其中有坏人，也有好人；有统治者、压迫者，也有被统治者、被压迫者；有帝国主义分子、法西斯分子，也有对华友好人士、反侵略人士，以及受蒙骗的一般民众等。所以，我们所谓的“骂日本人”，就是骂那些坏人，骂那些统治压迫日本人民的人，骂那些日本侵略者、日本鬼子！
    其次要明确的是，鲁迅先生的“骂”，究竟是什么样的骂？是流氓吵架，一开口便祖宗三代不可开交的咒骂吗？是悍妇撒泼，满口污言秽语的漫骂吗？还是如某些网站上的右派小混混们，动辄就粗口连篇、下流不堪的辱骂呢？统统不是。
    鲁迅先生对日本侵略者的骂，是深刻的揭露，严厉的批判，无情的驳斥；是正气凛然的怒骂，义正辞严的斥骂，令对手原形毕露的痛骂一一所谓“嬉笑怒骂，皆成文章”也！
    谓予不信，那就请看：
    一、骂日本侵略者是帝国主义，公然“膺惩”中国民众
    [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爆发，日本军队侵占我国东北三省，而国民党蒋介石却“绝对抱不抵抗主义”，拱手让出大片领土。事变后第三天，上海的《文艺新闻》周刊向文化界著名人士征询对这一事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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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看法，鲁迅先生当即作了明确的答复，无情地揭露了日本的帝国主义本质，指出其目的在于“膺惩”（日语，讨伐、惩罚之意）中国民众，进而奴役全世界的劳苦群众。]
    日本占领东三省的意义这在一面，是日本帝国主义在“膺惩”他的仆役一中国军阀，也就是“膺惩”中国民众，因为中国民众又是军阀的奴隶；在另一面，是进攻苏联的开头，是要使世界的劳苦群众，永受奴隶的苦楚的方针的第一步。
    一一《答文艺新闻社问》（一九三一年九月二十一日），引自《鲁迅全集》，[]内是本人的按语和加的注。下同。
    二、骂日本人“张大吃人的血口”，吞了我国的东三省
    [九一八事变后，为蒋介石投降卖国政策效劳的所谓“民族主义文学”家们，趁机以当年征服俄罗斯的蒙古“勇士”自居，大肆叫嚷要“张大吃人的血口”，发动对苏联的战争，充当日本帝国主义的马前卒。鲁迅先生在《“民族主义文学”的任务和运命》一文中，既揭穿了“民族主义文学”的反动面目，又借用他们的“诗句”，痛骂了侵占我东三省的日本人。]
    在亚细亚的黄人中，现在可以拟为那时的蒙古的只有一个日本。日本的勇士们虽然也痛恨苏俄，但也不爱抚中华的勇士…。
    果然，诗人的悲哀的豫感好像证实了，而且还坏得远。当“扬起火鞭”焚烧“斡罗斯”将要开头的时候，就像拔都（成吉思汗之孙)那时的结局一样，朝鲜人乱杀中国人【注]，日本人“张大吃人的血口”，吞了东三省了。
    现在日本兵“东征”了东三省，正是“民族主义文学家”理想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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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西征”的第一步，“亚细亚勇士们张大吃人的血口”的开场，不过先得在中国咬一口。
    一一《“民族主义文学”的任务和运命》（一九三一年十月二十三日)
    [注：九一八事变发生之前不久，由于日本帝国主义者的挑拨和指使，平壤和汉城等地曾出现过袭击华侨的事件。]
    三、骂日本军队强占辽吉，炮轰机关，阻断铁路，追炸客车，捕禁官吏，枪毙人民
    [日本侵占我国东三省后，立即抛弃了所谓“亲善”、“共荣”的假面具，露出了帝国主义的强盗本性，对中国人民犯下了累累罪行。而蒋介石政府却不仅竭力压制中国军民反抗日本侵略，残酷镇压学生请愿活动，反而扬言“友邦人士，莫名惊诧，长此以往，国将不国”！为此，鲁迅先生写下了著名的檄文《“友邦惊诧”论》，痛斥国民党当局的卖国行径，同时，又义愤填膺地声讨日本帝国主义的暴行。]
    只要略有知觉的人就都知道：这回学生的请愿，是因为日本占据了辽吉，南京政府束手无策，单会去哀求国联，而国联却正和日本是
    一伙。
    日本帝国主义的兵队强占了辽吉，炮轰机关，…阻断铁路，追炸客车，捕禁官吏，枪毙人民…
    报上不是说过，东北大学逃散，冯庸大学逃散，日本兵看见学生模样的就枪毙吗？
    “友邦”要我们人民身受宰割，寂然无声，略有“越轨”，便加屠戮：党国是要我们遵从这“友邦人士”的希望，否则，他就要“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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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各地军政当局”，“即予紧急处置，不得于事后借口无法劝阻，敷衍塞责”了！
    “友邦人士”，从此可以不必“惊诧莫名”，只请放心来瓜分就是了。
    一一《“友邦惊诧”论》（一九三一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四、骂日本帝国主义炸的炸，轰的轰，疯狂屠杀中国人民
    [日本侵略者在九一八事变后，大肆屠杀中国民众，围剿抗日义勇军，甚至连不抵抗的“党国官军”也不能幸免，而牺牲最大的，自然是中国普通的劳动群众！鲁迅先生在《“智识劳动者”万岁》一文中，抱着对劳动群众的无限深情和对“帝国主义老爷”即日本侵略者的无比愤怒，辛辣地指出：]
    “劳动者”这句话成了“罪人”的代名词，已经足足四年了。压迫罢，谁也不响杀戮罢，谁也不响；文学上一提起这句话，就有许多“文人学士”和“正人君子”来笑骂，接着又有许多他们的徒子徒孙来笑骂。劳动者呀劳动者，真要永世不得翻身了。
    不料帝国主义老爷们还嫌党国屠杀得不赶快，竟来亲自动手了，炸的炸，轰的轰。称“人民”为“反动分子”，是党国的拿手戏，而不料帝国主义老爷也有这妙法，竟称不抵抗的顺从的党国官军为“贼匪”，大加以“膺惩”！冤乎枉哉，这真有些“顺”“逆”不分，玉石俱焚之慨了！
    一《“智识劳动者”万岁》（一九三二年一月五日）
    五、骂日本新闻媒体无耻造谣，将他们的野蛮刑罚硬栽到中国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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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帝国主义为了侵略中国，不仅使用了强大的武力，还利用新闻媒体大肆造谣，污蔑丑化中国共产党和抗日力量。比如，当时一份中国报纸《时报》上，有一则《针穿两手…》的新闻，说是一名中国商人与从者二名，被“共党”捕去，即“以针穿手，以秤秤之”；主仆三人以钱赎出后，其两手“尚鲜血淋漓”。鲁迅先生追根溯源，查出该新闻来自日本的“电通社”，即日本电报通讯社，并且在日本人办的日文报纸《上海日报》上刊登过，只是《时报》在翻译时却错得离谱。所以，鲁迅先生随即写了《再来一条“顺”的翻译》一文，揭露了日本人将他们的野蛮刑罚“硬栽到中国来”的这个阴谋：]
    这才分明知道，“鲜血淋漓”的并非“彼等主仆”，乃是他们的“经验谈”，两位仆人，手上实在并没有一个洞。穿手的东西，日本文虽然写作“针金”，但译起来须是“铁丝”，不是“针”，针是做衣服的。至于“以秤秤之”，却连影子也没有。
    …其实是，警察用铁丝穿了殖民地的革命党的手，一串一串的牵去，是所谓“文明”国民的行为…。文明国人将自己们所用的文明方法，硬栽到中国来，不料中国人却还没有这样文明，连上海的翻译家也不懂，偏不用铁丝来穿，就只照阎罗殿上的办法，“秤”了一下完事。
    一一《再来一条“顺”的翻译》（一九三二年一月二十日）
    六、骂日本政府一面轰炸上海，一面玩弄“中日联合”的阴谋
    [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一面是武力的征服，一面是所谓“和谈”的阴谋，甚而打出了“中日联合”的旗号。但是，在中国，却有那么一批无耻的汉奸卖国贼，如国民党蒋介石豢养的“民族主义文学”家之流，配合日军攻打苏联的图谋，拼命鼓吹“中国抗战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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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论”，为日本政府所谓“中日联合”的阴谋效劳。对此，鲁迅先生不仅无情地揭穿了这种内外勾结的真相，而且明确指出，在中国人民不可抑制的“悲愤”面前，所谓“中日联合”是注定不能得逞的。]
    斡罗斯者，今之苏俄也。那时就有人指出，说是现在的拔都的大军，就是日本的军马，而在“西征”之前，尚须先将中国征服，给变成从军的奴才。
    据中央社消息，则日本已有与满洲国签订一种“中华联邦帝国密约”之阴谋。那方案的第一条是：“现在世界只有两种国家，一种系资本主义，英，美，日，意，法，一种系共产主义，苏俄。现在要抵制苏俄，非中日联合起来…不能成功”云。
    …有些地方正在爆击，上海却自从遭到爆击之后，已经有了一年多，但有些人民不悟“西征”的必然的步法，竟似乎还没有完全忘掉前年的悲愤。这悲愤，和目前的“联合”就大有妨碍的。
    一一《止哭文学》（一九三三年三月二十四日）
    七、骂日本军队狂轰滥炸，与国民党一起残酷屠戮中国人民
    [一九三三年二月至四月，蒋介石在第四次反革命“围剿”的后期，调集五十万兵力进攻中央革命根据地，并出动飞机滥肆轰炸。而当时日军占领热河的承德后，又向冷口、古北口、喜峰口等地进迫，出动飞机狂炸，民众死伤惨重。面对中国人民遭受的如此惨烈的灾难，鲁迅先生发出了对日本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愤怒的控诉和斥骂。]
    想来想去，想到了一个“生命圈”。这就是说，既非“腹地”[指江西等工农红军根据地]，也非“边疆”[指当时热河一带]，是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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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乎两者之间，正如一个环子，一个圈子的所在，在这里倒或者也可以
    “苟延性命于X世”的。
    “边疆”上是飞机抛炸弹。据日本报，说是在剿灭“兵匪”；据中国报，说是屠戮了人民，村落市廛，一片瓦砾。
    “腹地”里也是飞机抛炸弹。据上海报，说是在剿灭“共匪”，他们被炸得一塌胡涂；“共匪”的报上怎么说呢，我们可不知道。但总而言之，边疆上是炸，炸，炸；腹地里也是炸，炸，炸。虽然一面是别人炸，一面是自己炸，炸手不同，而被炸则一。只有在这两者之间的，只要炸弹不要误行落下来，倒还有可免“血肉横飞”的希望，所以我名之曰“中国人的生命圈”。
    再从外面炸进来，这“生命圈”便收缩而为“生命线”；再炸进来，大家便都逃进那炸好了的“腹地”里面去，这“生命圈”便完结
    而为“生命O”。
    一一《中国人的生命圈》（一九三三年四月十四日）
    八、骂日本等帝国主义国家勾结国民党，推行“以华制华”
    [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国民党所实行的“攘外必先安内”，实际上是为日本进攻中国开辟道路的卖国政策，而日本等帝国主义国家则利用这一政策，大量为国民党政府提供杀戮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人的武器。鲁迅先生对这种“以华制华”的卑劣伎俩，作了无情的揭露。]
    我还记得，当去年中国有许多人，一味哭诉国联的时候，日本的报纸上往往加以讥笑，说这是中国祖传的“以夷制夷”的老手段。粗粗一看，也仿佛有些像的，但是，其实不然。那时的中国的许多人，的确将国联看作“青天大老爷”，心里何尝还有一点儿“夷”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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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影子。
    倒相反，“青天大老爷”们却常常用着“以华制华”的方法的。例如罢，他们所深恶的反帝国主义的“犯人”，他们自己倒是不做恶人的，只是松松爽爽的送给华人，叫你自己去杀去。他们所痛恨的腹地的“共匪”，他们自己是并不明白表示意见的，只将飞机炸弹卖给华人，叫你自己去炸去。
    一《“以夷制夷”》（一九三三年四月二十一日）
    九、骂日本仿效希特勒，在中国制造“国难”，奴役中国人民
    [日本法西斯和希特勒是一丘之貉，所以，日本的“大人老爷”经常用希特勒的纳粹言论来为自己侵略中国的行径提供根据。这次，它们又假惺惺地要“征服屠杀犹太人的白人”，实际上干的却是在中国制造“国难”的罪恶勾当，妄图让中国人为它们当牛做马。鲁迅先生在《同意和解释》一文中，将希特勒的狂言和日本耶教会主教的言论两相对照，一下子就揭示了日本侵略者的法西斯本质。]
    新进的世界闻人[指希特勒]说：“原人时代就有威权，例如人对动物，一定强迫它们服从人的意志，而使它们抛弃自由生活，不必征求动物的同意。”这话说得透彻。不然，我们那里有牛肉吃，有马骑呢？人对人也是这样。
    日本耶教会主教最近宣言日本是圣经上说的天使：“上帝要用日本征服向来屠杀犹太人的白人…以武力解放犹太人，实现《旧约》上的豫言。”这也显然不征求白人的同意的，正和屠杀犹太人的白人并未征求过犹太人的同意一样。日本的大人老爷在中国制造“国难”，也没有征求中国人民的同意。一至于有些地方的绅董，却去征求日本大人的同意，请他们来维持地方治安，那却又当别论。总之，要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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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自在的吃牛肉，骑马等等，就必须宣布自己是上司，别人是下属；或是把人比做动物，或是把自己作为天使。
    一一《同意和解释》（一九三三年九月二十日）
    十、骂日本企图使中国“到处的断头台上，都闪烁着太阳的圆圈”
    [这一次，鲁迅先生是直接到日本去骂了！他发表于一九三六年
    四月号日本进步刊物《改造》月刊的《我要骗人》一文，是应《改造》杂志社社长山本实彦的要求而作的。面对日本人民，鲁迅先生悲愤地控诉了日本法西斯在中国凶残屠杀无数民众，尤其是无辜的孩子，以及战俘的滔天罪行，深刻地揭露了日本政府打着“中日亲善”的幌子，却妄图使中国“到处的断头台上，都闪烁着太阳的圆圈”，也就是插遍日本国旗的狼子野心。]
    曾陷在五年前的正月的上海战争[指一九三二年“一二八”日军进攻上海]一日本那一面，好像是喜欢称为“事变”似的一一的火线下，而且自由早被剥夺…。五年以前翻阅报章，看见过所记的孩子的死尸的数目之多，和从不见有记着交换俘虏的事，至今想起来，也还是非常悲痛的。
    写着这样的文章，也不是怎么舒服的心地。要说的话多得很，但得等候“中日亲善”更加增进的时光。不久之后，恐怕那“亲善”的程度，竟会到在我们中国，认为排日即国贼一因为说是共产党利用了排日的口号，使中国灭亡的缘故一而到处的断头台上，都闪烁着太阳的圆图的罢…。
    一一《我要骗人》（发表于一九三六年四月号日本《改造》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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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点鲁迅
    以上这些，是鲁迅先生骂日本鬼子的铁一般的例证。那些扬言“鲁迅从来没有骂过日本人”的东西，你们不妨睁开眼看一看，再想想你们这样胡说八道，究竟算是什么东西！
    其实，鲁迅先生骂日本人的正义言论，远远不止这些。只要认真读一下《鲁迅全集》中的有关文章，就可以知道先生当年是如何在极端危险的情势下，以羸弱之体、半百之身，顽强地采取种种方式，以手中的一枝名曰“金不换”的毛笔为武器，同日本帝国主义以及国民党反动派进行殊死斗争的。
    当然，在独夫民贼蒋介石的“奢言抗日者，杀无赦！”的淫威下鲁迅先生骂日本人的文章，即使写了，当时报刊的主编、编辑大多也不敢发稿；即使发稿了，也会被国民党当局的书刊检查官“枪毙”；即使瞒过他们的耳目刊登了，也可能被删改得面目全非；最后，即使登出来了，出了文集，也逃脱不了被封杀的命运！正如鲁迅先生所慨叹的，“我的一九二六年以后出版的译作，几乎全被国民党所禁止。”
    现在居然有些东西，狂妄地要求鲁迅先生像《三国演义》中的许褚那样，“赤膊上阵”，篇篇文章都公开地、直截了当地大骂日本法西斯，而且必须篇篇都公诸于众，否则，就是“从来没有骂过日本人”！这些东西，真是丧尽天良、混蛋透顶！
    毛泽东同志说得好，“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这不仅是因为鲁迅先生敢于、善于骂日本帝国主义和一切中外反动派，而且是由于鲁迅先生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关头，勇于挺身而出，高举民族革命战争的大旗，投身于抗日救国斗争的洪流。鲁迅先生深深地知道，对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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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侵略者和它们的走狗，光“骂”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以实际的行动来进行拼死的抗争。
    下面，就让我们再来看一看，鲁迅先生是怎样切切实实，足踏在地上，为着中国人的生存而不懈奋斗的。
    一、拥护中国共产党的政策，无条件地加入抗日统一战线
    [一九三五年下半年，中国共产党确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得到全国人民的热烈拥护，促进了抗日高潮的到来。但是，在左翼文艺运动内，有些人受到王明机会主义路线的影响，对此很不理解，其中徐懋庸走得更远。他直接写信攻击鲁迅先生，并散布了一系列的错误观点。为此，鲁迅先生写下了著名的《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严厉批评了徐懋庸的错误言论，态度鲜明地公开支持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
    中国目前的革命的政党向全国人民所提出的抗日统一战线的政策，我是看见的，我是拥护的，我无条件地加入这战线，那理由就因为我不但是一个作家，而且是一个中国人，所以这政策在我是认为非常正确的，我加入这统一战线，自然，我所使用的仍是一枝笔，所做的事仍是写文章，译书，等到这枝笔没有用了，我可自己相信，用起别的武器来，决不会在徐懋庸等辈之下！
    我赞成一切文学家，任何派别的文学家在抗日的口号之下统一起来的主张。
    我以为文艺家在抗日问题上的联合是无条件的，只要他不是汉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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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点鲁迅
    我以为在抗日战线上是任何抗日力量都应当欢迎的，…
    一《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一九三六年八月三一
    六日)
    二、提出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口号，推动抗日反汉奸斗争
    [作为中国文化革命的伟大旗手，鲁迅先生担负起了领导抗日文艺运动的重任。为了贯彻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他和茅盾等文艺界人士一起，提出了“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并且对这个口号的深刻含义作了重要的论述，明确指出“中国的唯一的出路，是全国一致对日的民族革命战争”。]
    新的口号[即“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提出，不能看作革命文学运动的停止，或者说“此路不通”了。所以，决非停止了历来的反对法西主义，反对一切反动者的血的斗争，而是将这斗争更深入，更扩大，更实际，更细微曲折，将斗争具体化到抗日反汉奸的斗争，将一切斗争汇合到抗日反汉奸斗争这总流里去。决非革命文学要放弃它的阶级的领导的责任，而是将它的责任更加重，更放大，重到和大到要使全民族，不分阶级和党派，一致去对外。这个民族的立场，才真是阶级的立场。
    现在中国最大的问题，人人所共的问题，是民族生存的问题。所有一切生活（包含吃饭睡觉）都与这问题相关；例如吃饭可以和恋爱不相干，但目前中国人的吃饭和恋爱却都和日本侵略者多少有些关系，这是看一看满洲和华北的情形就可以明白的。而中国的唯一的出路，是全国一致对日的民族革命战争。
    一一《论现在我们的文学运动》（一九三六年六月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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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批驳托派谬论，坚决支持“毛泽东先生们的一致抗日论”
    [鲁迅先生关于抗日的另一篇重要文献，是《答托洛斯基派的信》。一九三六年六月初，一个署名“陈仲山”的中国托派分子，写信给鲁迅先生，恶意攻击斯大林领导的社会主义苏联和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鲁迅先生抱病口授了这封回信，对托派的谬论进行了严厉的驳斥，并在信中公开表示了对“毛泽东先生们的一致抗日论”的坚决支持。]
    总括先生来信的意思，大概有两点，一是骂史太林先生们是官僚，再一是斥毛泽东先生们的“各派联合一致抗日”的主张为出卖革命。
    你们的“理论”确比毛泽东先生们高超得多，岂但得多，简直一是在天上，一是在地下。但高超固然是可敬佩的，无奈这高超又恰恰为日本侵略者所欢迎，则这高超仍不免要从天上掉下来，掉到地上最不千净的地方去。因为你们高超的理论为日本所欢迎，我看了你们印出的很整齐的刊物，就不禁为你们捏一把汗，在大众面前，倘若有人造一个攻击你们的谣，说日本人出钱叫你们办报，你们能够洗刷得很清楚么？这决不是因为从前你们中曾有人跟着别人骂过我拿卢布，现在就来这一手以报复。不是的，我还不至于这样下流，因为我不相信你们会下作到拿日本人钱来出报攻击毛泽东先生们的一致抗日论。你们决不会的。我只要敬告你们一声，你们的高超的理论，将不受中国大众所欢迎，你们的所为有背于中国人现在为人的道德。
    那切切实实，足踏在地上，为着现在中国人的生存而流血奋斗者，我得引为同志，是自以为光荣的。
    一一《答托洛斯基派的信》（一九三六年六月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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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点鲁迅
    看到这儿，大家终于能明白为什么那些东西要污蔑鲁迅先生“从来没有骂过日本人”了吧？原来，他们最终的矛头，是对着领导中国人民革命事业的中国共产党，特别是她的领袖毛泽东同志的！
    你毛泽东不是说“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吗？不是说“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吗？不是说“鲁迅是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吗？那好，在日本人侵略中国的时候，鲁迅竟然“从来没有骂过日本人”，这不就彻底否定了你毛泽东所说的一切了吗？
    所以，本人曾经总结出了这样一条定律，叫做：“反鲁为反毛，反毛必反鲁，一言以蔽之，反共反人民！”这就是那些蓄意以造谣、歪曲、污蔑、攻击等为手段的反毛反鲁者的卑劣目的，就是他们的反动本质。
    但是这些右派宵小们自以为得计的这种卑鄙伎俩，就像日本帝国主义当年妄图吞并中国的侵略行径一样，注定是不能得逞的。在铁的事实面前，他们的这些造谣污蔑、弥天大谎，只能被一一戳穿，最终落得个彻底破产的可耻下场！
    最后，还有一个问题不能不说明一下，就是鲁迅先生同他的日本友人的关系。在一九三一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侵华战争以后，鲁迅先生仍然与一些日本友人保持着友好往来，这并没有什么可以置疑的，因为日本人并不全是军国主义分子，日本人民中有许多是反对日本政府的侵略政策的，其中有些还直接参加了反战活动。
    所以，为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胜利，我们必须把日本人民和日本帝国主义分子严格区别开来，争取和团结一切同中国人民友好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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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般日本民众。鲁迅先生正是遵循了这条原则的，这也是符合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根本利益的。
    在鲁迅先生的日本友人中，交往比较密切的是开书店的商人内山完造先生。他也是那些宵小们攻击最厉害的一个，比如，说他是日本政府的奸细、间谍等等。
    这种无端的污蔑，实在不值一驳，最好的回答，就是鲁迅先生的这样一段话：
    至于内山书店，三年以来，我确是常去坐，检书谈话，比和上海的有些所谓文人相对还安心，因为我确信他做生意，是要赚钱的，却不做侦探；他卖书，是要赚钱的，却不卖人血：这一点，倒是凡有自以为人，而其实是狗也不如的文人们应该竭力学学的！
    一一《伪自由书·后记》（一九三三年七月二十日）
    好了，行文至此，我觉得对造谣污蔑鲁迅先生的右派宵小们，再也不需要说什么了。如果还有什么要说的话，那就是：要努力做一个正派人，“这一点，倒是凡有自以为人，而其实是狗也不如的文人们应该竭力学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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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鲁迅先生卷批、痛批独夫民贼蒋介石
    近日，一篇题为《鲁迅有生之年为何从未点名批评过蒋介石？》的文章，在网络论坛上、在小报小刊上大行其道，闹得沸沸扬扬、乌烟瘴气。该文一方面故意曲解鲁迅1926年10月20日和1927年6月12日的两封信，胡说“鲁迅对于蒋介石是单方面寄托着美好期待的”，另一方面又公然扬言，“他在有生之年点名批评过许多人，却再没有提过蒋介石的名字”。
    然而，正如鲁迅所说，“事实是毫无情面的东西，它能将空言打得粉碎。”这里，就让我们通过铁的事实，来看看鲁迅是怎样点名批判蒋介石本人，以及直接批判蒋介石一系列言行的吧！
    需要说明一点的是：批评或者批判某一个人，点名是一种方式，不点名而直接批判其言行，也是一种方式，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客观环境。鲁迅在人身受通缉、文章遭删改、著作被查禁（见本文附录)的情况下，采用这种或那种方式，都是对蒋介石最无情的批判，而绝不是什么“从未点名批评过蒋介石”！
    下面就分“点名批蒋之本人”、“批蒋之反动言论”、“批蒋之卖国行径”、“批蒋之倒行逆施”四个部分，一一例举：
    一、点名批蒋之本人（三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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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叛变革命
    一九二七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以后，国民党当局不断编印出售蒋介石、汪精卫、吴稚晖、戴季陶等人的演讲集。他们当时在各地发表的演讲，内容和以前的演讲完全不同：政变以前，他们不得不口是心非地拥护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政变以后，他们便显露出真实面目，竭力鼓吹反苏、反共、压迫工农。
    “又是演讲录，又是演讲录。但可惜都没有讲明他何以和先前大两样了；也没有讲明他演讲时，自己是否真相信自己的话。”ーー《而已集・小杂感》(1927.9.24)
    鲁迅在写本文后致台静农信中说：“现在是大卖戴季陶讲演录了，(蒋介石的也行了一时)。”
    2,祸国殃民
    一九三零年十月，蒋介石在取得同冯玉祥、阎锡山的中原大战基本胜利后，趁“双十”节之际，大肆宣扬“叛逆削平”，要求“全国欢祝国庆”，并举行了所谓“盛典”，以沽名钓誉，树立自己的“领袖”形象，但当时社会上却民不聊生、乱象丛生。鲁迅巧妙地利用当年的剪报材料，在一九三三年“双十”节，又一次深刻地揭露了“蒋主席”的独夫民贼面目。
    “要做‘双十’的循例的文章，首先必须找材料。…幸而‘吉人自有天相’，竞在破纸堆里寻出一卷东西来，是中华民国十九年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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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点鲁迅
    月三日到十日的上海各种大报小报的拔萃。…
    十月三日—十月九日（略—）
    十月十日
    叛逆削平，全国欢祝国庆，蒋主席昨凯旅参与盛典。津浦路暂仍分段通车。首都枪决共犯九名。林埭被匪洗劫。老陈圩匪祸惨酷。海盗骚扰丰利。程艳秋庆祝国庆。蒋丽霞不忘双十。南昌市取缔赤足。伤兵怒斥孙祖基。
    今年之双十节，可欣可贺，尤甚从前。
    结语
    我也说‘今年之双十节，可欣可贺，尤甚从前’罢。”《准风月谈·双十怀古》(1933.10.13)
    3,专横跋扈
    一九三一年十月，蒋介石在南京召见胡适，而在这以前，一九二
    八年十一月，蒋介石曾因安徽大学学潮事召见安徽大学校长刘文典，刘称蒋为“先生”而不称“主席”，被蒋以“治学不严”为借口，当场拘押，同年十二月获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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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宣统皇帝’逊位逊到坐得无聊的时候，我们的胡适之博士曾经尽过这样的任务（按指胡适受溥仪召见）。见过以后，也奇怪，人们不知怎的先问他们怎样的称呼，博士曰：‘他叫我先生，我叫他皇上。’
    …而在上海，又以“蒋召见胡适之丁文江”闻：“南京专电：丁文江，胡适，来京谒蒋，此来系奉蒋召，对大局有所垂询。…”(十月十四日《申报》。)现在没有人问他怎样的称呼。为什么呢？因为是知道的，这回是“我称他主席…”！
    安徽大学校长刘文典教授，因为不称‘主席’而关了好多天，好容易才交保出外，老同乡，旧同事，博士当然是知道的，所以，‘我称他主席’！”
    一一《二心集·知难行难》(1931.12.11)
    二、批蒋之反动言论（五例）
    4,“以党治国”
    “以党治国”，是蒋介石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为实行反共反人民的独裁统治而提出的口号。他在一九二七年四月三十日发表的《告全国民众书》中鼓吹：“我们是主张‘以党治国’为救中国的唯一出路”，“我国民党是负责的政党，所以我们不许共产党混杂在里面，…我们‘以党治国’的主张，自有苦心精义。”
    “有公民某丙著论，谓当‘以党治国’，即被批评家们痛驳，谓“久已如此，而还要多说，实属不明大势，昏愦胡涂’。”ーー《而已集・拟豫言》(1928.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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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以和平对野蛮”
    当时国民党当局经常以“爱和平”这类论调掩盖其投降卖国政策，如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九月二十二日在南京市国民党党员大会上演讲时就说：“此刻必须上下一致，先以公理对强权，以和平对野蛮，忍痛含愤，暂取逆来顺受态度，以待国联公理之判断。”
    “但我们的斗士，只有对于外敌却是两样的：近的，是‘不抵抗’，远的，是‘负弩前驱’云。‘不抵抗’在字面上已经说得明明白白。‘负弩前驱’呢，弩机的制度早已失传了，必须待考古学家研究出来，制造起来，然后能够负，然后能够前驱。
    …但自然，倘要这样，则对于外敌，就一定非‘爱和平’不可。”
    一一《伪自由书·一九三三年观斗》（1933.1.24)
    6,“攘外必先安内”
    “攘外必先安内”，是蒋介石在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三十日国民党政府外长顾维钧宣誓就职会上的“亲书训词”中提出的：“攘外必先安内，统一方能御侮。”此后，它成为国民党政府一贯奉行的反共卖国政策。
    “北伐成功了，北京属于党国，学生们就都到了进研究室的时代，
    五四式是不对了。为什么呢？因为这是很容易为‘反动派’所利用的。为了矫正这种坏脾气，我们的政府，军人，学者，文豪，警察，侦探，实在费了不少的苦心。用诰谕，用刀枪，用书报，用煅炼，用逮捕，用拷问，直到去年请愿之徒，死的都是‘自行失足落水’，连追悼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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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不开的时候为止，这才显出了新教育的效果。
    倘使日本人不再攻榆关，我想，天下是太平了的，‘必先安内而后可以镶外’。但可恨的是外患来得太快一点，太繁一点，日本人太不为中国诸公设想之故也…”
    一一《南腔北调集·论“赴难”和“逃难”》（1933.1.28)
    7,“安内始能攘外”
    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三十日，蒋介石在国民党外长顾维钧宣誓就职会的“亲书训词”中，提出“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方针。一九三三年四月十日，蒋介石在南昌对国民党将领演讲时，又提出“安内始能攘外”，为其反共卖国政策辩护。这时一些报刊也纷纷发表谈“安内攘外”问题的文章。
    “譬如近来最主要的题目，是‘安内与攘外’罢，做的也着实不少了。有说安内必先攘外的，有说安内同时攘外的，有说不攘外无以安内的，有说攘外即所以安内的，有说安内即所以攘外的，有说安内急于攘外的。做到这里，文章似乎已经无可翻腾了，看起来，大约总可以算是做到了绝顶。
    所以再要出新花样，就使人会觉得不是人话，用现在最流行的谥法来说，就是大有‘汉奸’的嫌疑。为什么呢？就因为新花样的文章，只剩了‘安内而不必攘外’，‘不如迎外以安内’，‘外就是内，本无可攘’这三种了。”
    -一《伪自由书·文章与题目》(1933.5.5)
    8,“决不签订任何辱国丧权条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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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决不签订任何辱国丧权条约”，是蒋介石为掩饰其卖国面目的欺人之谈，一九三一年九月二十九日，蒋介石在接见各地来南京请愿学生代表时说：“国民政府决非军阀时代之卖国政府，…决不签订任何辱国丧权条约”。但一九三三年五月三十一日，遵照蒋介石的指示，熊斌同日本关东军代表冈村宁次签订了卖国的《塘沽协定》。而鲁迅早在五月六日和十七日，就两次撰文，揭露蒋介石当局必将走上进一步卖国的道路。
    “最近又在报上发见这么一段消息，大致是说：‘盛氏家产早已奉命归还，如苏州之留园，江阴无锡之典当等，正在办理发还手续。’…为什么又发还了呢？
    第一，不应当疑心现在有卖国贼，因为并无真凭实据一现在的人早就誓不签订辱国条约，他们不比盛宣怀和袁世凯。第二，现在正在募航空捐，足见政府财政并不宽裕。”
    一一《伪自由书·从盛宣怀说到有理的压迫》(1933.5.6)（另见下文《伪自由书·保留》)
    三、批蒋之卖国行径（四例）
    9,签订《塘沽协定》
    一九三三年五月三十一日，黄郛遵照蒋介石的指示，派熊斌同日本关东军代表冈村宁次签订了卖国的《塘沽协定》。根据这项协定，国民党政府实际上承认日本侵占长城及山海关以北的地区为合法，并把长城以南的察北、冀东的二十余县划为不设防地区，以利于日本帝国主义进一步侵吞中国。就在此前十四天，鲁迅即明确指出，“就要明白了：谁是卖国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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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几天的报章告诉我们：新任政务整理委员会委员长黄鄂的专车一到天津，即有十七岁的青年刘庚生掷一炸弹，犯人当场捕获，据供系受日人指使，遂于次日绑赴新站外枭首示众云。
    …但我要保留的，是‘据供系受日人指使’这一节，因为这就是所谓卖国。二十年来，国难不息，而被大众公认为卖国者，一向全是三十以上的人，虽然他们后来依然逍遥自在。
    …我希望我们将加给他的罪名暂时保留，再来看一看事实，这事实不必待至三年，也不必待至五十年，在那挂着的头颅还未烂掉之前，就要明白了：谁是卖国者。”ー《伪由书・保留》(1933.5.17)
    10,不抵抗主义
    九·一八事变时，张学良奉蒋介石“绝对抱不抵抗主义”的命令，放弃东北。一九三三年三月日军侵占热河，蒋介石为推卸责任，平抑民愤，又迫令张“引咎辞职”，派何应钦继张学良任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代理委员长。张学良被称为“不抵抗将军”。
    “新近的《战区见闻记》有这么一段记载：‘记者适遇一排长，甫由前线调防于此，彼云，…不抵抗将军下台，上峰易人，我士兵莫不额手相庆…结果心与愿背。不幸生为中国人！尤不幸生为有名无实之抗日军人！’
    这排长的天真，正好证明未经‘教训’的愚劣人民，不足与言政治。…他以为不抵抗将军下台，‘不抵抗’就一定跟着下台了。这是不懂逻辑：将军是一个人，而不抵抗是一种主义，人可以下台，主义却可以仍旧留在台上的。”
    一一《伪自由书·“有名无实”的反驳》(1933.5.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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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待国联公理之判决”
    国联，“国际联盟”的简称，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于一九二○年成立的国际政府间组织。它标榜以“促进国际合作，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为宗旨，实际上是英法等帝国主义国家控制并为其侵略政策服务的工具。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即在南京发表讲话，声称“暂取逆来顺受态度，以待国联公理之判决”。
    “从公开的文字上看起来：两年以前，我们总自夸着‘地大物博’，是事实；不久就不再自夸了，只希望着国联，也是事实…”
    一一《且介亭杂文·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1934.9.25)
    12,“制裁一切冲动及反日行为”
    一九三五年一月日本外相广田弘毅在议会发表“中日亲善”、“经济提携”的演说，以欺骗中日人民，蒋介石即就此发表谈话：“此次日本广田外相在其议会所发表对我国之演词，吾人认为亦具诚意，吾国朝野对此当有深刻之认识…制裁一切冲动及反日行为。”
    “新近的报章上，虽然又在竭力的说着‘亲善’呀，‘提携’呀，到得明年，也不知道又将说些什么话，但总而言之，现在却不是这时候。”
    一一《且介亭杂文二集·内山完造作<活中国的姿态>序(1935.3.5)
    四、批蒋之倒行逆施（三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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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设立清党委员会
    清党委员会，是蒋介石为镇压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内拥护孙中山三大政策的左派分子而设立的机构。一九二七年五月五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及各部长联席会议决定，指派邓泽如等七人组织中央清党委员会。五月十七日，该会正式成立，各省也先后组成它的下属机构。
    “我以为法律上的许多罪名，都是花言巧语，只消以一语包括之，曰：可恶罪。譬如，有人觉得一个人可恶，要给他吃点苦罢，就有这样的法子。倘在广州而又是‘清党’之前，则可以暗暗地宣传他是无政府主义者。那么，共产青年自然会说他‘反革命’，有罪。
    若在‘清党’之后呢，要说他是CP或CY,没有证据，则可以
    指为‘亲共派’。那么，清党委员会自然会说他“反革命”，有罪。”
    ー《而已集・可罪》(1927.9.14)
    14,修复孔庙
    一九三四年一月，国民党山东省政府主席韩复榘提议修复孔庙，在济南设修复孔庙筹备委员会，五月间由国民党政府拨款十万元，蒋介石捐款五万元，“以示提倡”。
    “大莫大于尊孔，要莫要于崇儒，所以只要尊孔而崇儒，便不妨向任何新朝俯首。对新朝的说法，就叫作‘反过来征服中国民族的心’。
    而这中国民族的有些心，真也被征服得彻底，到现在，还在用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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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燹，疠疫，水旱，风蝗，换取着孔庙重修，雷峰塔再建，男女同行犯忌，四库珍本发行这些大门面。”
    一一《花边文学·算账》（1934.7.17)
    15,禁止女人露腿
    禁止女人露腿，是根据蒋介石一九三四年六月七日的手令，国民党江西省政府颁布的《取缔妇女奇装异服办法》中的一项：“裤长最短须过膝四寸，不得露腿赤足。”
    “假使现在有一个英国的斯惠夫德似的人，做一部《格利佛游记》那样的讽刺的小说，说在二十世纪中，到了一个文明的国度，看见一群人在烧香拜龙，作法求雨，赏鉴‘胖女’，禁杀鸟龟；又一群人在正正经经的研究古代舞法，主张男女分途，以及女人的腿应该不许其露出。那么，远处，或是将来的人，恐怕大抵要以为这是作者贫嘴薄舌，随意捏造，以挖苦他所不满的人们的罢。
    然而这的确是事实。倘没有这样的事实，大约无论怎样刻薄的天才作家也想不到的。幻想总不能怎样的出奇，所以人们看见了有些事，就有叫作‘奇怪’这一句话。”
    ーー《花边文学・奇怪（一）》(1934.8.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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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录：鲁迅人身受通缉、文章遭删改、著作被查禁概况
    “国民党北伐分明很顺利，厦门的有些教授就也到广州来了，不久就清党，我一生从未见过有这么杀人的，我就辞了职，回到上海，想以译作谋生。但因为加入自由大同盟，听说国民党在通缉我了，我便躲起来。此后又加入了左翼作家联盟，民权同盟。到今年，我的一
    九二六年以后出版的译作，几乎全被国民党所禁止。”
    -一《集外集拾遗补编·自传》(1934.3-4)
    “总而言之，不知何年何月，‘中央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到底在上海出现了，于是每本出版物上，就有了一行‘中宣会图书杂志审委会审查证…字第…号’字样，说明着该抽去的已经抽去，该删改的已经删改，并且保证着发卖的安全一一不过也并不完全有效，例如我那《二心集》被删剩的东西，书店改名《拾零集》，是经过检查的，但在杭州仍被没收。…为了自由大同盟而呈请中央通缉‘堕落文人鲁迅’，也是浙江省党部发起的，但至今还没有呈请发掘祖坟，总算党恩高厚。”
    ーー《且亭杂文二集・后记》(1935.12.31-1936.1.1)
    “中华民国二十三年（一九三四年）三月十四日的《大美晚报》上，曾经登有一则这样的新闻一一中央党部禁止新文艺作品
    沪市党部于上月十九日奉中央党部电令、派员挨户至各新书店、查禁书籍至百四十九种之多、牵涉书店二十五家、其中有曾经市党部审查准予发行、或内政部登记取得著作权、且有各作者之前期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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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点…
    鲁迅被查禁的著作有：
    自撰作品一一
    鲁迅自选集
    而已集
    三闲集
    伪自由书
    二心集等
    翻译作品一一
    果树园
    高尔基文集
    现代新兴文学的诸问题毁灭
    艺术论
    文艺与批评
    文艺政策等
    《且介亭杂文二集·后记》(1935.12.31-1936.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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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点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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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积木式机床”的哲学
    1960年11月25日，《光明日报》刊登了中共哈尔滨工业大学机械系机床及自动化专业分总支委员会写的文章《从设计“积木式机床”试论机床内部矛盾运动的规律》。毛泽东看后很感兴趣，但觉得不满足，希望有更多的了解，于是动手给作者写了一篇约稿信：
    《红旗》编辑部给中共哈尔滨工业大学机床及自动化专业分总支的信
    (一九六O年十二月六日)
    中共哈尔滨工业大学机械系机床及自动化专业分总支委员会同志们：
    看了你们在1960年11月25日光明日报上发表的文章☒，非常高兴，我们已将此文在本志上转载。只恨文章太简略，对六条结论使人读后有几条还不甚明了。你们是否可以再写一篇较长的文章)，例如一万五千到二万字，详细地解释这六条结论呢？对于车、铣、磨、刨、钻各类机床的特点，也希望分别加以分析。我们很喜欢读你们的这类文章。你们对机械运动的矛盾的论述，引起了我们很大的兴趣，我们还想懂得多一，点，如果你们能满足我们的（也是一般人的）要求，则不胜感谢之至。
    红旗杂志编辑部1960年12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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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点…
    335
    此信现已载于《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九册第378-380页，其中的注释是：
    〔1)这封信是毛泽东于一九六O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写的。十二
    月六日，他改用《红旗》杂志编辑部的名义，信中个别地方也相应作了修改。
    〔2)这篇文章是中共哈尔滨工业大学机械系机床及自动化专业分总支委员会写的，题为《从设计“积木式机床”试论机床内部矛盾运动的规律》。文章说，哈尔滨机联机械厂利用旧机床部件、汽车变速箱、工字钢和钢轨等，根据具体加工对象，拼凑成各种积木式的活动机床，解决了小厂不能制造大设备的困难，使工厂产值跃增了七倍。对于这一经验，我们专业的师生连续两年进行了研究、总结和提高。
    机床是用来切削加工的机器，存在着切削刀具与工件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决定着机床的发展和变化，无论车、铣、钻、刨、磨床等，都是如此。一般地说，在这一矛盾中，工件系统经常是矛盾的主要方面，但在一定条件下，矛盾的主要方面也转向刀具系统。在一般大型机床中，工件越大，机床也就越大。积木式机床抓住了这一矛盾的主要方面，把工件系统与刀具系统分开，使之固定在地面上不动，省去了工件运动的部分，这样刀具系统就不受工件大小的影响，小机床也能干大活，解决了缺少大机床的困难。
    由此可见，积木式机床是符合机床发展规律的，它使加工大型零件机床的矛盾的主要方面从工件系统转化到刀具系统，是带有普遍意义的机床发展方向，对今后的实践有着重大的意义。主要是：
    (1)根据对切削过程基本矛盾的认识，可以进一步研究积木式机床通用的积木块和特殊积木块问题，为大量生产机床创造条件。
    (2)精密、特种机床和一般机床的主要不同点也在于工作部件，可以将它们和积木式机床联系起来，设计一些特殊的工作部件，就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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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6
    读点哲学
    以在普通机床厂上生产精密和特种机床。
    (3)进一步研究“以小干大”的积木式机床对解决大型零件的加工问题，具有很大意义。
    (4)许多新的加工方法，由于在加工的同时也改变工件的性能，这必将引起机床的进一步革命。
    (5)用通用的传动及支承部件加上特殊的工作部件来组成机床的原理也适用于其他机器。
    (6)认清了机床的矛盾发展，不仅使我们在科研中明确方向，而且使我们决心在机床教学中来一次彻底的改革。
    《红旗》杂志一九六O年第二十四期转载了这篇文章。
    〔3)《红旗》杂志一九六一年第九、第十期合刊发表了由哈尔滨工业大学机械系机床及自动化专业教师集体讨论、侯镇冰等人执笔写成的一篇较长的文章，题为《再谈机床内部矛盾运动的规律和机床的“积木化”问题》。
    《红旗》杂志依照毛泽东意见，于当年第24期转载了《光明日报》那篇文章，续写的文章很快按要求写好寄来，题为《再谈机床内部矛盾运动的规律和机床的“积木化”问题》，刊载于《红旗》杂志1961年第9-10期合刊上。
    该文第一部分介绍了机床发展的历史，通过对车、铣、磨、镗、刨、钻等各类机床内部矛盾运动的分析，论证了工件系统与刀具系统两方面构成机床的基本矛盾，整个机床的发展过程，就是这一基本矛盾起作用的结果。“积木式机床”的设计与研制实践，是整个机床发展的缩影和重现，集中地反映了机床技术发展中的基本矛盾运动规律。第二部分介绍了依据上述理论对“积木式机床”进行完善的过程，以及这类机床的组成和使用情况。这说明现在世界公认的模块化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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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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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在20世纪50年代末，中国就已经迈出了第一步。第三部分将前文“结论”的前五条作了进一步的论述。
    这篇续文发表后，在全国机械工程界引发了一场热烈的讨论，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并进一步推动了“积木式机床”的设计和研制工作，促进了我国机床制造工业的发展。
    当时，各行各业的广大干部、职工和知识分子，积极响应毛泽东号召，掀起了一个学哲学、用哲学的热潮，“让哲学从哲学家的课堂上和书本里解放出来，变为群众手里的尖锐武器”。哈尔滨工业大学的师生们，正是运用毛泽东的《矛盾论》的思想，根据“积木式机床”的设计和研制的长期实践，论述了机床内部矛盾运动的规律，把丰富的实践经验上升到了哲学理论的高度，取得了令毛泽东“非常高兴”的成果。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进行生产斗争、阶级斗争、科学实验的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在当前的情况下，更需要我们认真学习和运用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学习和运用毛泽东的哲学思想。
    然而，遗憾的是，许多人对学习和宣传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意义认识不足，一说到哲学问题，就觉得离现实很远，不感兴趣，更不想去读几本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著作，很好地掌握这一强大的思想武器。同时，还有一些同志，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了解不多，只是凭着一点肤浅的印象，或者因为受到所谓精英学者歪曲、污蔑的影响，就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作随心所欲的解读，进行无的放矢的“批评、批判”，甚至搬用某些资产阶级哲学观点来“代替、超越”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这两种错误倾向，都应该引起我们的极大注意，不能等闲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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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态系统问题实质上是一个生产力问题
    生态系统问题，或者说资源问题，实质上就是社会生产力的问题。作为“一切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第一源泉的自然界”（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本身即是生产力的组成部分和基础。生产系统被破坏，就意味着生产力的主要部分被破坏。尽管在这破坏过程中，还可以在
    一定程度上、一定时间内带动生产力所创造的物质财富的增长，但竭泽而渔终究是不能长久的。经过资本主义几百年的发展，尤其是二战以后的恶性发展，其破坏生产力的后果越来越显现出来了，它必然要导致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激烈对抗。
    以前常说，生产力就是人类利用和改造自然的能力，似乎造成了
    一种自然界并不包含在生产力之中的误解。其实，“自然界同劳动一样也是使用价值的源泉”（同上），正是劳动者和整个自然界（以生产资料和劳动对象的形式)，构成了人类社会的生产力。因此，不能脱离生产力这一范畴来谈生态系统，也不能脱离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来谈人和生态系统的关系。单独把生态系统被破坏作为一个所谓全人类的问题提出来，只是在生态问题，或者资源问题上兜圈子，是解决不了这一问题的。
    资产阶级学者这样做，为的是避开社会制度、社会形态问题，用
    一种超阶级的生态危机、资源危机来掩人耳目，对此必须有一个清醒的认识。而无论是社会主义还是共产主义，本身就包含着从根本上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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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点…
    339
    决生态系统问题的一切前提，或者说，解决这个问题本来就是它们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题中应有之义。
    之所以不能脱离生产方式这一范畴来谈生态系统，还因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是一个内容与形式的统一体，共同构成生产方式，而生产关系的首要因素生产资料所有制，又规定了作为生产资料和劳动对象源泉的自然界归谁所有。马克思说：“只有一个人一开始就以所有者的身分来对待自然界这个一切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的第一源泉，把自然界当作属于他的东西来处置，他的劳动才成为使用价值的源泉，因而也成为财富的源泉。”（同上）这就明确地提出了自然界的归属问题。
    表面上，自然界是属于全人类的，实际上，在阶级社会里，草原耕地、山川河流、矿藏资源，都是物有其主的，甚至阳光、空气和水，也都越来越具有了商品的属性。比如商品房的朝阳或朝阴，就有价格的差别，这个差别，就是一种变相的“阳光费”。照现实的资本主义制度发展下去，这些自然界的产物离彻底商品化就不远了。
    所以，生态系统问题首先是一个生产力问题、生产方式问题，而归根到底是一个社会形态问题。正因为这样，我们就不能单纯认为生态系统被破坏是一个全人类的问题，而应该首先看到它是一个剥削制度造成的问题；也不能跟着那种鼓吹所谓“生态文明”、“低碳生活”、“绿色环境”至上的论调走。
    如果说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也应该重视生态问题、资源问题，那也不是为了自己当前的利益（在目前的情况下是得不到任何利益的，反而只能增加资本的利益)，而是为了自己以及全人类将来的、长远的利益，也就是在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制度下的根本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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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碳排放和气候变暖因黑关系
    的哲学思考
    随着南非德班大会的召开(2011年11月28日)，气候变暖又一次成了全世界瞩目的一个焦点。会场内外，议论纷纷，“你方唱罢我登场”，好不热闹。
    据会议的倡导者和组织者称，近几十年来全球气候变暖，都是人类二氧化碳排放过量惹的祸。
    简言之：碳排放过量是原因，气候变暖就是这个原因造成的结果
    一一因果关系，简简单单，明明白白。
    那么，为什么会有人对此提出种种质疑呢？因为他们并不认为碳排放过量是气候变暖的罪魁祸首，否认两者完全是因果关系。
    由此看来，搞清楚碳排放过量和气候变暖究竟是否存在因果联系，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本人不是有关学科的行家，但学过一点哲学，所以只想从这方面给诸位网友提供一些正确认识这个问题的线索。
    原因和结果是哲学上的一对重要范畴，马克思主义哲学对此有许多精辟的论述，现辑录一些相关的言论并作简要提示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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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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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果性问题上的主观主义路线
    我们通常所理解的因果性，只是世界性联系的一个极小部分，然而—唯物主义补充说一这不是主观联系的一小部分，而是客观实在联系的一小部分。
    一一列宁《哲学笔记》
    因果性问题对于确定任何一种最新“主义”的哲学路线都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因果性问题上的主观主义路线，即不从外部客观世界中而从意识、理性、逻辑等等中引出自然界的秩序和必然性，不仅把人类理性和自然界分离开来，不仅把前者和后者对立起来，并且把自然界作为理性的一部分，而不是把理性看作自然界的一小部分。因果性问题上的主观主义路线就是哲学唯心主义（无论是休谟的还是康德的因果论，都是它的变种)，也就是或多或少减弱了的、冲淡了的信仰主义。
    一一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列宁选集》第二卷
    提示：在确认自然现象的因果性时，必须坚持唯物主义的路线，也就是从客观实在的因果联系出发，而不能从主观想象出发，把臆测的因果关系当作现实的因果关系。如果是伪造数据，捏造事实，虚构两种自然现象的因果联系，那就更恶劣了！
    二
    因果性问题上的形而上学观念
    所有这些先生们所缺少的东西就是辩证法。他们总是只在这里看到原因，在那里看到结果。他们从来看不到：这是一种空洞的抽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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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2
    读点哲学
    这种形而上学的两极对立在现实世界只存在于危机中，而整个伟大的发展过程是在相互作用的形式中进行的…，这里没有什么是绝对的，
    一切都是相对的。
    一一恩格斯《致康·施米特(1890年10月27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
    人的因果概念总是把自然现象的客观联系稍许简单化了，只是近似地反映这种联系，人为地把一个统一的世界过程的某些方面孤立起来。
    一一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
    提示：要确认自然现象的因果性，还必须坚持唯物辩证法，而不能把自然现象的客观联系简单化了，更不能只在这里看到原因，在那里看到结果，人为地把一个统一的世界过程的某些方面孤立起来。形而上学的思维是不可能正确揭示自然现象的因果联系的。
    三“在此之后”并非一定“由此之故”
    的确，单是某些自然现象的有规则的前后相继，就能造成因果观念：热和光随太阳而来；但是这里不存在任何证明，而且就这个意义来看休谟的怀疑论说得很对：有规则的post hoc（在此之后)决不能为propter hoc(由此之故)提供根据。
    [注：“post hoc,erg0 propter hoc”(在此之后，所以由此之故)，这一公式表示对两个现象的因果关系的推论，即仅仅根据一个现象发生在另一个现象之后，便作出两者有因果联系的结论。一一引者]
    单凭观察所得的经验，是决不能充分证明必然性的。post h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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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点…
    343
    (在此之后)，然而并不是propter hoc（由此之故)。…不能从太阳总是在早晨升起便推断它明天会再升起，而且事实上我们今天已经知道，总有一天太阳在早晨再也不升起。但是必然性的证明寓于人类活动中，寓于实验中，寓于劳动中：如果我能够造成post hoc,那么它便和propter hoc等同了。
    [注：即如果我能造成现象之间的一定的顺序，那么这就等于证明它们有必然的因果联系。一一引者]
    一一恩格斯《自然辩证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
    提示：这是一个相当重要的原则。不要以为“在此之后”就一定是“由此之故”，比如看到闪电之后听到雷声，就认为闪电是原因，雷声是结果，其实它们都是云层中正负电荷相撞击的结果。在因果联系中，原因在先，结果在后，这是肯定的，但是不能光凭前后相继就断定其具有因果性。碳排放过量和气候变暖问题，也是如此。
    四从普遍的相互作用出发，才能达到现实的因果关系
    相互作用是我们从现今自然科学的观点出发来在整体上考察运动着的物质时首先遇到的东西。我们看到一系列的运动形式，机械运动、热、光、电、磁、化学的化合和分解、聚集状态的转化、有机的生命，这一切，如果我们现在还把有机的生命排除在外，都是互相转化、互相制约的，在这里是原因，在那里就是结果，运动尽管有种种不断变换的形式，但是运动的总和始终不变。机械运动转化为热、电、磁、光等等，反之亦然。因此，自然科学证实了黑格尔曾经说过的话：相互作用是事物的真正的终极原因。…只有从这种普遍的相互作用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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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点哲学
    发，我们才能达到现实的因果关系。
    一一恩格斯《自然辩证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
    在进行较精确的考察时，我们也发现，某种对立的两极，例如正和负，是彼此不可分离的，正如它们是彼此对立的一样，而且不管它们如何对立，它们总是互相渗透的；同样，原因和结果这两个概念，只有应用于个别场合时才适用：可是，只要我们把这种个别的场合放到它同宇宙的总联系中来考察，这两个概念就联结起来，消失在关于普遍相互作用的观念中，而在这种相互作用中，原因和结果经常交换位置；在此时或此地是结果，在彼时或彼地就成了原因，反之亦然。
    一一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
    提示：相互作用是事物变化发展的真正的终极原因，而这个相互作用又是错综复杂的，因果联系只是其中之一，并不是全部。碳排放过量和气候变暖在自然界普遍的相互作用中，究竟是不是现实的因果关系？即使碳排放过量是气候变暖的原因之一，又是不是主要原因？同时，在因果联系中，有一因多果的现象，也有一果多因的情况，即
    一个结果是由多个原因综合起作用造成的。对全球气候变暖，是不是应该作如是观呢？
    现在回过头来看，什么“碳排放过量”，什么“气候变暖”，什么“低碳生活”，什么“碳交易”，里面猫腻大着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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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一祠的两种含义
    一黑格尔的启示
    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中，在论述国家问题的时候，按照他的国家理论，把“国家”区分为“特殊”和“普遍”两种含义。这里的“特殊”，指的是“政治国家”、“政治制度”或者“作为制度的国家”，也被称为“特殊物”、“特殊性”或者“特殊环节”；这里的“普遍”，则指的是一般意义上的“国家”，也被称为“普遍物”或者“普遍性”。
    根据黑格尔的客观唯心主义辩证法，“国家理念”在展开进程中具有“特殊”和“普遍”两个环节，“政治国家”、“政治制度”或者“作为制度的国家”是“特殊”，“国家”则是“普遍”。
    黑格尔所说的“政治国家”，实际上就是具体的政府；而他所说的“国家”，是比“政治国家”更广泛的民族范围的社会共同体，是“民族精神”在社会生活各方面表现的整体。
    比如，我们中国，就是黑格尔所说的“国家”，即生活在同一块土地上的社会共同体，也就是“普遍”或者“普遍物”；而中国政府，则是黑格尔所说的“政治国家”或者“作为制度的国家”，相对于“国家”来说，也就是“特殊”或者“特殊物”。（需要说明的是，黑格尔对于普遍和特殊这对范畴相互关系的解释，是和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唯物辩证法的理解不完全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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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6
    读点…
    黑格尔的这一关于“国家”一词具有两种含义的观点，今天仍能给我们以一定的、辩证法的启示。
    在几千年的历史上，作为“普遍”的国家，也就是包含着“吾土吾民”的中国，即对于中国人来说的祖国，始终存在；而作为“特殊”的国家，即历朝历代的政府，却变迁不己（在日常用语中，我们
    一般将中国和中国政府都通称为“国家”)。
    如果在前一个意义上，爱国、爱国主义，可以说是完全应该、理所当然的：而在后一个意义上，那就要看这个“政治国家”的阶级性质了。当它是剥削阶级的国家、政府时，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还应该去爱它吗？当它是人民自己的“政治国家”，是无产阶级自己的政府时，对作为“普遍”的国家和作为“特殊”的国家的热爱、忠诚，不就完全应当统一起来吗？
    可是，由于“国家”一词的这种多义性，人们在日常语言中往往会把它们混淆起来，尤其是在有关国家、民族的探讨、讨论中，这种混淆更容易把人引上“鸡同鸭讲”的混乱，甚至闹成一锅粥。
    特别要注意的是，有些人正是利用这一点，在讨论问题时搞混淆概念的诡辩，将作为普遍物的“国家”和作为特殊物的“国家”混为
    一谈：
    他们或者把一切对“政治国家”的所作所为有异议、不跟随、具贰心的，都扣上“不爱国”、“汉奸”、“背叛民族”的帽子，进而公开举起了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的旗子。或者出于否定、反对现存的“作为制度的国家”的观念和立场，把一切热爱祖国、热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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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点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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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吾土吾民”的言行，均诬称为“爱国贼”、“五毛”，甚至发展到所谓“约架斗殴”，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表现出极端的民族虚无主义和祖国虚无主义。
    对这两种实际上“两极相通”的倾向，我们必须有一个清醒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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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有制经济和私有制经济能够长期共存、共同发展吗？
    在有关社会主义的讨论中，有网友提出：“社会主义制度，是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但是并不排拆非公有制经济存在，而且要长期共存。就如马路上既要有快车道，也要有慢车道和人行道。以为社会主义就是单一的公有制，以为公有制就是单一的全民所有制，这是极左。社会主义制度下，既有公有制经济，也允许非公有制经济存在。”
    所谓“非公有制经济”，就是私有制经济，不过是换了个名称，骗人的文字游戏而已。这里的问题在于：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公有制经济和私有制经济能够长期共存、共同发展吗？这使我想起了两年前与自称“一位80后女子”的网友就这个问题的论争。下面先摘引一些有关的段落：
    1,80后网友原文：
    公有制经济应该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和私有制经济共存，并在和平竞争中消灭私有制经济，公有制经济可以在这种竞争中保持活力，帮助无产阶级学会管理，为将来消灭阶级做准备。这样发展起来的公有制经济，虽然慢一点，但却更为稳妥。他们（按指私有制经济）的存在，对于公有制经济是有一定促进作用的。
    2,本人简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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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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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有制经济和私有制经济是不可能长期共存、和平共处的，它们之间的关系只能是在竞争中我吃掉你，还是你吃掉我。所以，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国家必须大力发展和扶持公有制经济，限制和改造私有制经济。建国以后我们不正是这样做的吗？
    3,80后网友回复：
    你的理由我不认可，事实上，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即使发生兼并，那也是公有制吞掉私有制，而不是相反。
    4,本人再次评论：
    你在这里一方面提出，公有制经济应该和私有制经济长期共存、和平竞争（暂且使用你说的这个词），但是又认为，要“在和平竞争中消灭私有制经济”，“即使发生兼并，那也是公有制吞掉私有制”。又是“消灭”，又是“吞掉”，还是“长期共存、和平竞争”吗？有这样的“共存”、“和平”吗？
    你或许会说：我不是还讲了“竞争”吗？竞争也可以和平进行嘛！但问题在于，即使公有制经济愿意同私有制经济和平竞争，私有制经济会愿意吗？我们且不说眼下天天在发生的，私有制经济毫不留情地、不择手段地吞掉、消灭一个个公有制企业的事实，只要提一下建国初期一段时间，也就是社会主义改造之前，不法资本家和一些资本主义企业是如何猖狂地向公有制经济进攻，如何严重地腐蚀大批国营企业干部，腐蚀大批党和政府干部的，就可以知道了。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党中央才不得不发动“三反五反”运动，打退了资产阶级和私有制经济的进攻，并随后开始了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和农业、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使我国进入了社会主义时代。
    这段历史说明，毛泽东和党中央当时提出的对民族资产阶级的私有制经济“利用、限制、改造”的方针，是完全正确的：而所谓“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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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0
    读点哲学
    有制经济应该和私有制经济长期共存”，才真正是没有事实和理论的支持的。
    其实，所谓“公有制经济应该和私有制经济长期共存、共同发展”，并不是这两位网友个人的看法。自从1982年规定“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并把“国营”改为“国有”以来，类似的观点就层出不穷，什么“公有制的多种实现形式”啦，“公私混合经济”啦，“国有资本的控制力”啦，“坚定不移地支持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啦，等等。最后，一般都归结到私有制经济不仅要长期存在，而且要和公有制经济共同发展。
    那么这个“长期”究竟有多长？是实行社会主义制度（姑且还用这个名词)的整个历史阶段呢，还是一直到其中的一个被另一个在“共同发展”中“发展”掉为止呢？这个问题其实已经无所谓了，因为正像本人在前面所设问的，即使公有制经济愿意同私有制经济长期共存、共同发展，私有制经济会愿意吗？
    难道，社会主义建设（姑且还用这个名词）就能够一直建立在公有制经济和私有制经济这两个不同所有制的基础上吗？显然不能。要么公有制经济吃掉私有制经济，要么私有制经济吃掉公有制经济，三
    十多年来的无数事实完全说明了这一点。而且，私有制经济吃掉公有制经济的步伐正在大大加快，那个“大领导”不是急急忙忙赶在“下课”之前，还要限时限刻地推出私有化的“非公36条”吗？这哪里还有半点公有制经济和私有制经济“长期共存、共同发展”的影子呢？
    这里，有一张2000年至2010年十年间，我国公有制经济和私有制经济所占比重的图表，就很能说明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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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点…
    351
    +一公有制比里一华公有制比旦
    70
    63
    3伍
    2000年
    2002年
    2004年
    2006年
    200B年
    2010年
    这就是所谓“共同发展”吗？就是“私有制经济的存在对于公有制经济有促进作用”吗？十年，只是一个短时期，如果是二十年、三
    十年、五十年呢？到时候，公有制经济必然掉到底线以下去，这样，还需要“长期共存”吗？！
    总而言之，树欲静而风不止。公有制经济和私有制经济之间的斗争，一个必将吃掉另一个的趋势，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那些所谓“公有制为主体”呀，“为主导”呀，“共同发展”呀，“长期共存”呀之类的说辞，不过是魔术师用的手巾、骗子手设的圈套，我们的网友千万不要两眼迷糊了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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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群众运动”的一些思考
    前些日子，有网友提出了一个“群众运动是否天然合理”的问题，引起了广泛的讨论。我感到，这个问题确实很重要，尤其是在当前和今后一段时间，它的重要性必然会更加明显地表现出来。所以，有必要作进一步的探讨。
    “群众运动天然合理”的提法，是在一九六六年十月的一个讲话稿中出现的，原话应该是：“革命的群众运动，它天然是合理的。”后来，有人把它概括为“群众运动天然合理论”，批判了很久。
    其实，“革命的群众运动，它天然是合理的”这个讲法并没有什么错。除了在“群众运动”前面有“革命的”这一限制词以外，讲话稿在前后文中还阐述了这是以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为依据的，并引述了党的“相信群众，依靠群众的创造性”的群众路线。
    应该说，对群众运动的正确认识和科学评价，历来是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个重要内容。探讨“群众运动是否天然合理”这个问题，可以把我们对人民群众创造历史这一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理解进一步推向深化，对群众运动这一普遍存在的社会现象的认识引向更加具体。
    可是，查阅了一些资料，包括经典著作，发现大都是从正面肯定了群众运动的历史作用，或者批驳了贬低群众运动的种种错误言论，而对群众运动本身的特点、内容、过程、决定因素、“左”右偏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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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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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流支流等等，却很少见到深入的分析和论述。这就使得我们对群众运动往往只限于一般的肯定或否定，而缺乏具体的分析，尤其是面对某些复杂的现象很难作出正确的判断。
    这里，本人仅就怎样认识群众运动提出一些初步的、不成熟的想法，并做一些简单的说明，供诸位网友参考，希望能引起进一步的讨论。这些想法是：
    一、对群众运动要进行阶级分析
    在一般情况下，群众与人民是同义词。众所周知，群众是划分为阶级的。在历史上，资产阶级曾经属于人民群众的范畴，它所领导的资产阶级革命，也是群众运动，具有进步的作用，但其性质是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开辟道路的。而我们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则是无产阶级性质的群众运动。这是一种阶级分析。再从群众运动内部的阶级组成来看，当前，我国的人民群众主要包括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绝大多数小资产阶级，以及某些社会阶层。这些阶级或阶层都有可能发动或参加某次群众运动，但它们的观点、利益、要求、行动却既有共同点，又因阶级地位不同而各不相同，这就需要具体分析。这又是一种阶级分析。
    二、不是任何群体事件都是群众运动
    在现实中我们可以看到，有些偶然发生的群体事件，尽管事出有因，尽管参与和围观的人不少，却不能称为群众运动：有些被少数人煽动起来的具有一定规模的群体事件，却并不反映绝大多数群众的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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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志和利益，甚至受到国内外某些反动势力的操纵，那么尽管人数较多，尽管其中有部分人提出了正确的主张，但它也不是马克思主义所说的群众运动。不能因为有一些群众参加，就认为是群众运动。作为群众运动，其最基本的特征，就是从总体上看、从根本上看，是符合社会发展的方向，是能够有利于生产力和所有制的进步，能够推动历史前进的。
    三、群众运动有一个从自发到自觉的过程
    在历史上，许多国家的无产阶级经历了从经济斗争到政治斗争的发展过程，从自发的斗争到自觉的斗争的过程。群众运动也是如此，
    一开始是自发的，随着运动的深入，随着革命理论指导地位的确立，随着马克思主义政党领导的形成，运动就进入了自觉的阶段。即使是在自觉的阶段，也有一个不断变化的过程，也有量变、质变。所以，要用发展的观点来看待群众运动，不能由于群众运动具有自发性而贬低它的意义，也不能认为自觉的群众运动就一定完美而没有缺点。
    四、群众运动是个别与一般的对立统一体
    整个社会的群众运动从总体上看，是以推动社会向前发展为目标的，是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主要形式，但对每一次、每一个群众运动来说，它的具体目标又是各有特殊性的，要以时间、地点和条件为转移。这就是一般和个别的关系。比如，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这三大革命运动，都包含着群众运动这种形式，它们就各有各的具体内容和特点，汇总起来，就组成了整个社会的群众运动。一般存在于个别之中，个别之中体现着一般，两者是对立的统一。有的群众运动的具体要求，看起来与整体目标的关系并不直接，比如个别企业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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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争取增加工资的斗争，但它归根到底是和人民群众反对阶级剥削和阶级压迫的斗争联系在一起的。
    五、群众运动的合理性取决于路线和领导力量
    革命的群众运动天然是合理的，其合理性就在于它能够推动社会向前发展。然而要达到这一目的，就必须有一条正确的路线和一个坚强的领导力量。在今天，这条路线就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路线，这个领导力量就是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这条路线、这个领导力量，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在群众运动的实际过程中产生的。当这一条件还不具备的时候，群众运动出现一些偏差，遇到某种困难，甚至遭到挫折、失败，是并不奇怪的。但是总有一天，人民群众会在斗争中团结起来，组织起来，认清方向，奋勇前进，表现出创造历史的巨大作用。
    六、“左”或右的倾向对群众运动的影响
    由于群众是划分为阶级的，由于反动势力的渗透是无处不在的，因此群众中有个别的部分、个别的人，会有“左”或右的偏差，这就势必要影响到整个群众运动的发展。小到一个地区、一个单位群众的斗争，大到全国性的运动，难免会出现来自“左”的或右的干扰。这种干扰有时候会起到很大的破坏作用，这就需要开展两条战线的斗争，既反对“左”，又反对右，有“左”反“左”，有右反右，特别要注意一种倾向掩盖着另一种倾向。这些，都是历来群众运动的经验，今天更值得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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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对群众运动要看主流、看主体
    事物的性质，是由矛盾的主要方面决定的。群众运动有主流，也有支流。是看主流，还是看支流？是看群众运动的主体，还是看局部？这里，有一个是坚持辩证法还是坚持形而上学的问题。马克思主义认为，革命的群众运动的主流总是适合社会的发展的，总是合理的。当然，在一场具体的群众运动中，要一下子区分主流和支流，有时候很困难，但事物是可知的，它的本质的表现也需要一个过程。所以，只要运用唯物辩证法去进行深入的分析，总会得到符合实际的认识。在这方面，不能过于着急，宁可慢些作判断，也不要草率下结论。否则，只会动摇自己的信心，出现不必要的反复。
    以上所说，有不少老话、套话，但是本人觉得，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被轻视、忽视的时候，在某些旧的意识形态受到这样那样青睐的时候，说些理论性的老话、套话，还是需要的。所以，本人说了这些，希望网友们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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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意识·思想·理论
    对几个哲学概念的咬文嚼字
    按：在一位网友有关物质、意识和思想相互关系的文章后面，本人跟了若干讨论帖，谈了对几个哲学基本概念的看法，现汇总单发，供关心此问题者参考。
    无论是网友间讨论哲学问题，还是批判哲学上的各种错误观点，都需要正确把握一些基本的概念，不然就容易产生误解，对错误观点的批评也往往收不到应有的效果，更重要的是还会偏离马克思主义的轨道，所以在这方面认真严谨些是十分必要的。
    (一)先“教条主义”一下，引两段有关物质和意识相互关系的语录
    观念的东西不外是移入人的头脑并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而已。
    一一马克思《资本论》
    物质和意识的对立，也只是在非常有限的范围内才有绝对的意义，在这里，仅仅在承认什么是第一性的和什么是第二性的这个认识论的基本问题的范围内才有绝对的意义。超出这个范围，这种对立无疑是相对的。
    一一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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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接着谈谈“思想”和“意识”两个概念的联系和区别
    “思想”和“意识”应该是两个概念。“思想”是指人的理性认识。人们在社会实践中对客观事物的认识，开始是感性认识，“这种感性认识的材料积累多了.就会产生一个飞跃，变成了理性认识，这就是思想”。（毛泽东《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
    而“意识”呢，是指人的认识的总体，既包括感觉、知觉、表象等感性认识，也包括概念、判断、推理等理性认识，即包括思想在内。所以，从逻辑上说，和“思想”相对，“意识”是一个上位概念、属概念，而“思想”是“意识”的下位概念、种概念。
    如果将“思想”和“意识”等同起来，那在逻辑上就犯了“种属概念混淆”的错误，在哲学上也是违背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的。
    (三)有位网友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
    为什么“思想”和“意识”不能等同？“思想”和“理论”这两个概念又是如何区分的呢？
    毛主席在1974年接见杨振宁时曾问过杨振宁：在自然科学领域里，“思想”和“理论”这两个概念是如何区分的？由于杨振宁对这
    一问题过去没有认真考虑过，因此当时只能勉强作了解答，连他自己都不满意。毛主席既然向他提出这一问题，当然认真考虑过这一问题，至少懂得在哲学、社会科学领域里这两个概念是如何区分的。
    (四)本人的第一个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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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6年11月，林彪将他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稿呈请毛泽东审阅。就讲话稿中多次使用的“思想意识”一词，毛泽东写了这样一个批语：
    “思想、意识两词不宜联用。”
    同时，还将讲话稿中提到的“思想意识”，逐一改为“意识形态”，或者“思想领域”，有的则删去了其中的“意识”二字。
    由此可见，毛泽东认为，“思想”和“意识”是两个具有不同内涵的概念，不能等同或者并列。（具体原因上面讲了。）
    难能可贵的是，毛泽东这是自己“否定”了自己，因为他也曾多次使用过“思想意识”的说法。比如，在1957年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他提到，“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他们的思想意识是一定要反映出来的。”稍后的《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也说过，“不能企图上几次课，开几次会，就把人家在几十年生活中间形成的思想意识改变过来”。
    至于“‘思想’和‘理論’這两个概念又是如何区分的”问题，我也一时答不上来，待考虑一下再试着回答吧。
    (五)本人的再次回复
    对“‘思想’和‘理論’這两个概念又是如何区分的”问题，考虑了一下，作些初步的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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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一般认为，思想（也可称观念）是指理性认识，是由感性认识发展（飞跃）而来的；而理论，则是系统化了的理性认识，是在一系列概念、判断、推理基础上表述出来的关于事物本质及其规律性的知识体系，它包括原理、学说、主义等形式。
    这是二者的基本区别，就是说作为理性认识，前者并不一定是系统的，后者侧必须是系统化的。具体来说，大致有这样三个方面：
    一是思想可以是对某个单独事物的理性认识，也可以是对某一类众多事物的理性认识；而理论的认识对象一般是某一类事物，极少只针对某个单独事物的，比如只研究某一个茶杯，而不涉及其它所有同类的茶杯，这样也就无所谓系统化了。
    二是思想的主体往往是个人，带有较强的特殊性，因而比较单一、分散；当这些个别的、分散的思想需要上升到一般的、普遍的理性认识时，就必须某个群体中有人出来将它们归纳、综合、提高，形成一定的理论，比如马克思主义就是这样产生的。
    三是就对世界认识的深度和广度而言，理论要比通常的思想更集中、更概括、更带普遍性，因而更具有指导意义。比如毛泽东说的“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就是理论对思想的指导作用的表现。
    以上几点，恐怕在社会科学领域也是适用的，当然由于具体情况的不同，可能会出现某种特殊性。可是毛泽东问杨振宁的是：在自然科学領域里，“思想”和“理論”這两个概念是如何区分的？那么，在自然科学領域，又会怎样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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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人限于自然科学知识不足，很难直接回答，但是有一点似乎是可以肯定的，就是哲学上关于“思想”和“理论”的相互关系的道理，对自然科学領域也应该是适用的，当然在具体应用时也会带有一定的特殊性。
    毛泽东曾经说过，“自从有阶级的社会存在以来，世界上的知识只有两门，一门叫做生产斗争知识，一门叫做阶级斗争知识。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就是这两门知识的结晶，哲学则是关于自然知识和社会知识的概括和总结”。因此，马克思主义哲学从自然知识和社会知识中概括和总结出来的关于“思想”和“理论”相互联系和区别的观点，对这两个领域应该都是适用的，关键是要进一步了解它们各自的特殊表现形式。毛泽东问杨振宁那个问题的用意，大概正在于此吧？
    最后要提醒的是，任何概念都有一定的灵活性，其内涵和外延随使用的范围和条件的不同，也会有所不同，不能把它们僵化了、固化了。就拿“毛泽东思想”这个名称来说，其中的“思想”就不是指一般的理性认识，而是具有了“理论”、“主义”的含义，是系统化、理论化的完整学说体系。这是应该注意的。
    以上仅仅是大概想到的一些，欢迎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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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唯义论者”谈谈“物”
    ·关于哲学基本问题
    很长时间以来，发现在我们网友中，许多人，包括本人在内，对什么是唯物论、唯心论，什么是辩证唯物论、历史唯物论，有不少模糊的观念。渡痴禅师网友的《和“唯物论者”们谈谈“心”》一文，正是涉及了哲学的一些基本问题，所以借此谈一下本人粗浅的看法。不当之处，还望渡痴禅师和网友们不吝指教！
    【之所以在“唯×论者”四个字中加上×号，是因为不能确定我所交流的对象是否真的就是唯物论者或唯心论者，就好比虽然渡痴禅师自认为是彻底的唯物论者，但很多网友还是会认为他很“唯心”。这种现象不过是大家站在各自的立场，以自己为参照物，用精确或者模糊的概念去标定身外之物，这种标定过程其实就是所谓的“认识”，而任何“认识”本身都是一种主观行为，一切“主观”都源于“物”，那么什么是“物”？】
    [注：这一段是抄袭渡痴禅师的，只改了几个字，意思不一样了，望勿介意。]
    渡痴禅师在《和“唯物论者”们谈谈“心”》中介绍他的观点时，第一句话说的就是“什么是‘物’”这个问题：世界是由“某种东西”依照“一定的关系”组织在一起的，这种东西客观存在。
    这里讲的“世界”，就是“物”，或者“宇宙”、“自然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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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存在”、“物质”等等，在哲学上，都是一个意思，人们经常将它们交互使用。
    这正如人们讲的“精神”，就是“心”，或者“意识”、“思维”、“主观世界”等等，在哲学上，也都是一个意思，人们也经常将它们交互使用。
    于是，就出现了人们所熟知的“物”与“心”、“客观世界”与“主观世界”、“物质”与“精神”、“存在”与“思维”等相互之间的区别，或者说对立。
    全部哲学，特别是近代哲学的重大的基本问题，是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也就是心和物、精神和物质的关系问题。而要研究这个问题，就先要把什么是心、什么是物搞清楚了。
    渡痴禅师在他的帖子里己经把他对心和物的理解说了，这里，我主要谈谈他对“物”的理解是不是对头（当然也会涉及到他对心与物的关系的看法，至于有关佛教、量子力学、计算机什么的内容就不谈了)。
    为了叙述得清楚，我将他关于“物”的基本观点归纳为三个，下面就一个个来说：
    第一，世界是由“某种东西”依照“一定的关系”组织在一起的，
    这种东西客观存在…这个“某种东西”可以是基本粒子，可以是M
    理论或者弦论下面的“基本存在”，或则是今后某种更优美更漂亮更准确的理论下面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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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此可以看出，渡痴禅师认为，世界（物）是由“某种东西”组
    成的，这“某种东西”，可以是基本粒子，也可以是M理论或者弦论
    下面的“弦”和“膜”之类的“东西”，反正是构成世界的最基本的微观单元。
    这不由得使人想起了古希腊哲学家德谟克利特的“原子论”，“他认物质的构成，都是由于极微小的不可入的微粒子即原子”；“他的原子论的物质观，…是很原始的与机械的唯物论”。其所以是机械的、形而上学的，从根本上说，是因为他把哲学上的物质概念和自然科学上的物质概念等同起来了，把广义的物质概念和狭义的物质概念混淆起来了。
    因为，“哲学的物质观同自然科学的物质观是不相同的。如果说哲学的物质观在于指出物质的客观存在，所谓物质就是说的离开人的意识而独立存在的整个世界（这个世界作用于人的感官，引起人的感觉，并在感觉中得到反映)，那末这种说法是永远不起变化的，是绝对的。自然科学的物质观则在于研究物质的构造，例如从前的原子论，后来的电子论等等，这些说法是随着自然科学的进步而变化的，是相对的。”
    在唯物主义看来，“物、物质无非是各种物的总和，而这个概念就是从这一总和中抽象出来的”。“物质是标志客观实在的哲学范畴，这种客观实在是人通过感觉感知的，它不依赖我们的感觉而存在，为我们的感觉所复写、摄影和反映。”“物质的唯一‘特性’就是：它是客观实在，它存在于我们的意识之外。哲学唯物主义是同承认这个特性分不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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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在自然科学、特别是物理学中，物质只是指各种具体形态的物。正如渡痴禅师所说，“世界是由‘某种东西’依照‘一定的关系’组织在一起的”，不管这“某种东西”是原子，或者电子，或者基本粒子、“基本存在”(“弦”和“膜”)等等，反正都是极微小的粒子。
    正是由于这样把物质直接同物理学上的“某种东西”联系起来、等同起来，所以当年电子被发现的时候，一些坚持“原子论”的物理学家和哲学家就惊呼：“原子在非物质化”，“物质消失了！”他们由此“竟滑到否定物质，即否定物理世界的客观实在性，…否定自然界中的一切客观规律性，宣称自然规律是单纯的约定、‘对期待的限制’、‘逻辑的必然性’等等”，从而陷入了唯心主义。
    “唯心论者根据电子论的发见，宣传物质消灭的谬说，他们不知道关于物质构造之科学知识的进步，正是证明辩证法唯物论的物质论之正确性。因为表现在旧的物质概念中的某些物质属性（重量、硬度、不可入性、惰性等等)，经过现代自然科学的发现即电子论的发现，证明这些属性仅存在于某几种物质形态中，而在其他物质形态中则不存在。这种事实，破除了旧唯物论对于物质观念的片面性与狭隘性，而对于承认世界的物质性及其客观存在之辩证法唯物论的物质观，却恰恰证明其正确。”因而，“区别哲学的物质观同自然科学的物质观是必要的，因为二者有广狭之别，然而是不相矛盾的，因为广义的物质包括了狭义的物质。”
    更何况，辩证法唯物论的物质概念还包括了人们的社会存在，即客观存在的人类社会、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人的社会活动等这些重要的表现形态。这是物理学的物质概念所不能包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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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根据辩证法唯物论的见地去区别哲学的物质观与自然科学的物质观，是彻底贯彻哲学的唯物论方向之必须条件，在向唯心论和机械唯物论作斗争方面，有着重要的意义。”
    而渡痴禅师关于“什么是物、什么是物质、什么是世界”所持的观点，恰恰是机械唯物论的观点，而不是“彻底的唯物主义”，即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
    这从他的“世界是由‘某种东西’依照‘一定的关系’组织在一起的”中的“依照‘一定的关系’组织在一起”这句话里，也可以清楚地看出来。
    照他的说法，世界上万事万物的差别，各种物质形态的差别，只在于“某种东西”的组织方式，也就是按何种关系组织起来的方式不同而己，并没有质的区别，因为那个“某种东西”都是一样的。
    这就是某些自然科学家“企图把质的差异归结为同一的最小粒子的结合所造成的纯粹量的差异”的想法，是一种地道的形而上学的观念，是与唯物辩证法完全相反的。
    第二，一旦认为这个世界上还存在着一种叫“心”的东西与“物”对立，那本身也就不“唯物”了。物质第一性、精神第二性并不是两种东西在排序…，这种有意无意的将“心”、“物”并列的做法不是真正唯物论者应有的态度。
    这么说来，世界上根本就不存在“心”与“物”的对立、“思维”与“存在”的对立；主张“物质第一性、精神第二性”，就“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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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真正唯物论者应有的态度”。
    但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认为，“在解决哲学问题上有两条基本路线、两个基本派别。是否把自然界、物质、物理的东西、外部世界看作第一性的东西，而把意识、精神、感觉(…)、心理的东西等等看作第二性的东西，这是一个实际上仍然把哲学家划分为两大阵营的根本问题”。
    这就是“心”与“物”的对立，“精神”与“物质”的对立。如果否定了这种对立，哪里还有什么“唯心论”、“唯物论”呢？又何来什么“真正的唯物论”呢？
    “唯心论与唯物论的根本区别在那里呢？在于对哲学的根本问题，即精神与物质的关系问题（意识与存在的关系问题)之相反的回答。唯心论认精神（意识，观念，主体）为世界一切的根源，物质（自然界及社会，客体)不过为其附属物。唯物论认物质离精神而独立存在，精神不过为其附属物。从这个根本问题的相反的回答出发，就生出一切问题上的分歧意见来。”
    当然，辩证唯物主义又认为，“物质和意识的对立，也只是在非常有限的范围内才有绝对的意义，在这里，仅仅在承认什么是第一性的和什么是第二性的这个认识论的基本问题的范围内才有绝对的意义。超出这个范围，这种对立无疑是相对的”。
    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说，“用彻底的唯物论见地（即唯物辩证法见地)来看意识这种东西，那末，所谓意识不是别的，它是物质运动的一种形态，是人类物质头脑的一种特殊性质，是使意识以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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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物质过程反映到意识之中来的那种物质头脑的特殊性质。由此可知，我们区别物质同意识并把二者对立起来是有条件的，就是说，只在认识论的见地内有意义。因为意识或思维只是物质（头脑)的属性，所以认识与存在的对立就是认识的物质同被认识的物质的对立，不会多
    一点。这种主体同客体的对立，离开认识论领域，就毫无意义。假如在认识论以外还把意识同物质对立起来，就无异于背叛唯物论。世界上只有物质同它的各种表现，主体自身也是物质的，所谓世界的物质性（物质是永久与普遍的），物质的客观实在性与物质对于意识的根源性，就是这个意思。一句话，物质是世界的一切，‘一切归于司马懿’，我们说‘一切归于物质’，这就是世界的统一原理”。
    因此，在认识论的范围内，必须承认“心”与“物”的对立，必须承认“物质第一性、精神第二性”。不这样，就不是一个真正的唯物论者。而在世界的物质性的问题上，则必须承认“观念的东西不外是移入人的头脑并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而已”。不这样，就不是一个彻底的唯物论者，一个辩证唯物论者。
    渡痴禅师的说法，实际上既否认了唯心论的存在，又否认了唯物论的存在，似乎意欲凌驾于两者之上，超越两者，但又不是二元论，无以名之，故只能称为“唯×论”也。
    第三，真正的唯物论者应该完全否定“心”的存在，“心”只是“物”所呈现的现象，这才是“唯物论者”中那个“唯”字的本意。
    前面已经说了，所谓“心”、“所谓意识不是别的，它是物质运动的一种形态，是人类物质头脑的一种特殊性质”，“是移入人的头脑并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所以，它也是一种“客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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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存在”的东西。企图“完全否定‘心’的存在”，恰恰不是唯物论的做法，而是唯心论的做法。只有唯心论者，才以为可以凭自己的主观意志，把作为物质运动形式之一而存在的“心”完全否定掉。
    确实，“‘心’只是‘物’所呈现的现象”，但是，辩证唯物论认为，这个“物”并不是指世界上所有的各种“物”，而只是某一种“物”，具体地说，就是“动物”。因为，“一切动物都有精神现象，高等动物有感情，记忆，还有推理能力”，人则有“高级精神现象”。从这个意义上说，动物都有“心”，而其中人的“心”是最高级的，是一种高级精神现象。
    渡痴禅师对他所指的“物”，并没有加以范围上的限制，那就只能认为，在他看来，世界上所有的各种各样的“物”，包括动物、植物、石块、泥土、流水、雨雪等等，都是会呈现出“心”这种“现象”的。这就又回到古代的“万物有灵论”上去了。而万物有灵论和自然支配、社会支配一起，“是原始宗教的三个来源”，它所具有的天下万物皆有灵魂或精神、万物是灵魂活动结果的观念，正是一种原始思维体系中的唯心论的观念。
    那么，“‘唯物论者’中那个‘唯’字的本意”，究竟是什么呢？它既不是“完全否定‘心’的存在”，也不是仅仅认为“‘心’只是‘物’所呈现的现象”，而是主张世界上所有一切事物和现象，包括原子、电子、基本粒子、“基本存在”，包括人类社会、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人的社会活动，包括精神、思维、思想、意识、“心”等等，归根到底都是运动着的物质的不同表现形态。“世界的真正的统一性在于它的物质性，而这种物质性不是由魔术师的三两句话所证明的，而是由哲学和自然科学的长期的和持续的发展所证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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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宇宙的统一就在他的物质性。精神（意识)是物质的本性之一，是物质发展到一定阶段时才发生的。”一一这就是“唯物论”中那个“唯”字的真正的本意。
    综上所述，渡痴禅师实质上既有机械唯物论的倾向，又有唯心论的某些观念；在自然科学，具体来说在物理学领域，是一个机械的、也就是形而上学的唯物论者，而在哲学思想领域，从他的全文来看，则是一个受到不少“僧侣主义”影响的唯心论者。
    渡痴禅师很可能是专业从事自然科学的，所以像许多自然科学家
    一样，是一个“自然科学的唯物主义者”。就是说，在专业领域，他能自觉不自觉地坚持唯物论的原则，但一旦离开专业领域，到了更抽象的思想领域，或者到了社会生活领域，又会自觉不自觉地表现出各种唯心论的倾向。
    这些话，俺姑妄言之，望渡痴禅师姑妄听之，不以为然，就一笑了之吧！
    说明：本帖中用楷体标示的内容，均来自下列著作：
    马克思：《资本论》
    恩格斯：《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
    《自然辩证法》《反杜林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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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
    《哲学笔记》
    毛泽东：《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
    《在刘少奇给续范亭信上的批语》《读李达著<社会学大纲>一书的批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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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论实戏是检骏真理的唯一标准
    【前言】
    经常见到一些网友在讨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问题，主要有两种看法：一种认为这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一条基本原理，必须正确理解和坚持；另一种则认为这个命题是某些人倒行逆施的舆论工具，本身就是完全错误的。
    后一种看法之所以会产生，主要是因为三十余年前，出现了一篇题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造成了极其严重的恶劣后果，是修正主义路线恶性发展的理论根源，于是，一些人由此而迁怒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哲学命题本身，非否定了它不可。
    这种看法在感情上是可以理解的，但从理论上说则是有问题的，甚至会损害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根基，损害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
    大家知道，中外修正主义反对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主要的手法，是“打着红旗反红旗”，就是口头上也挂着马克思主义的词句，却歪曲、修正和篡改它们的灵魂，以此来攻击马克思主义最根本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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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修正主义者的惯用伎俩，否则，也就不成其为修正主义了。
    那么，我们在批判修正主义的时候，能不能把“红旗”本身也否定了，甚至认为这“红旗”就是一面“黑旗”呢？当然不能。但遗憾的是，一些网友恰恰是这样做的，他们批判《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以及资改派通过所谓“真理标准大讨论”推行复辟资本主义的罪行，却把这篇文章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
    一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命题混为一谈，也一起怀疑了、批判了、否定了！
    有些网友在质疑实践标准的同时，还完全脱离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一系列基本原理、基本观点，提出种种理由，对“实践”、“检验”、“真理”、“标准”等概念作出了各种不同的解释，或者孤立地围绕着“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十二个字，一个一个地扣字眼、板“道理”，以此来证明自己的看法，论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这样或那样的“不足”、“错误”，甚至认为这个命题是“荒唐的”、“反动的”。
    因此，“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命题的具体含义究竟是什么？它到底是从哪里来的？这是两个不能不搞清楚的问题，而要如此，首先就必须知道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是怎样论述这个重要命题的，然后再同一些网友的看法相对照，看看是不是对其有误解或者曲解。
    最近，本人辑录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和毛泽东有关实践标准的几乎所有直接的论述，可以分为八个部分，也就是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命题，主要包括这样八个方面的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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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检验真理的标准，只能是唯一的，就是人们的社会实践
    二、所谓检验真理，就是检验认识、理论的真理性、正确性
    三、所谓以实践作标准，就是以实践的结果、效果作标准
    四、错误或反动的实践，可以从反面检验真理，实现双重验证
    五、已被实践证明是真理的认识，还需要不断接受实践的检验
    六、实践标准的确定性、不确定性和真理的绝对性、相对性
    七、实践标准也可以称为真理标准、真理尺度、真理准绳等
    八、实践检验真理，是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基础和首要的观点
    由此可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命题，是从整个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理论体系中归纳、概括、总结出来的，是同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一系列基本观点、基本原理联系在一起的。这些基本观点、基本原理包括：物质第一性、精神第二性，精神反作用于物质；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意识又具有能动作用；实践是认识的基础，认识来源于实践；实践以认识、理论为指导，认识、理论在实践中得到验证；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的辩证统一，绝对真理和相对真理的辩证统一；真理是一个过程，是客观的、全面的、具体的；认识是在实践中不断深化的无限过程；认识世界的目的是为了改造世界，等等。
    希望大家认真重温一下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这些重要内容，尤其是认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命题本身是错误的，或者有这样那样缺陷的网友，能够根据这八个方面的论述，对照一下自己的观点，看看是不是真有道理，而不要再坚持己见，给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习与宣传带来混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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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坚持认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同时又坚决批判那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打着红旗反红旗的卑鄙伎俩的网友，也可以根据这八个方面的论述，进一步认清那篇文章把实践标准偷换为资产阶级实用主义，为资改派推行修正主义反动路线鸣锣开道的本质。
    以下就是本人辑录的《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在每一部分后面有本人简单的说明）：
    【一】检验真理的标准，只能是唯一的，就是人们的社会实践
    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并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亦即自己思维的此岸性。关于离开实践的思维是否具有现实性的争论，是一个纯粹经院哲学的问题。
    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6页。
    马克思认为理论符合于现实是理论的唯一标准。
    一一列宁《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主义者？》，《列宁选集》第1卷第30页。
    “事在人为”，工人和农民应当把这个真理牢牢记住。他们应当懂得，现在一切都在于实践，现在已经到了这样一个历史关头：理论在变为实践，理论由实践赋予活力，由实践来修正，由实践来检验。
    一一列宁《怎样组织竞赛？》，《列宁选集》第3卷第39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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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列宁说，“革命理论并不是教条”，它“只有同真正群众性的和真正革命的运动的实践密切地联系起来，才能最终形成”，因为理论应当服务于实践，因为“理论应当回答实践所提出的问题”，因为理论应当由实践材料来检验。
    一一斯大林《论列宁主义基础》，《列宁主义问题》第13页。
    科学上的规定向来都是由实践，由经验来检验的。如果科学和实践、和经验断绝了关系，那它还算是什么科学呢？…科学所以叫作科学，正是因为它不承认偶像，不怕推翻过时的旧事物，很仔细地倾听实践和经验的呼声。
    一一斯大林《在全苏斯达汉诺夫工作者第一次会议上的讲话》，《列宁主义问题》第594页。
    社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毛泽东《对五评苏共中央公开信稿的批语和修改》，《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0册第414页。
    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的实践。
    一一毛泽东《实践论》，《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284页。
    实践是真理的标准。
    《毛泽东哲学批注集》第142页。
    人们的认识经过实践的考验，又会产生一个飞跃。这次飞跃，比起前一次飞跃来，意义更加伟大。因为只有这一次飞跃，才能证明认识的第一次飞跃，即从客观外界的反映过程中得到的思想、理论、政策、计划、办法等等，究竟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此外再无别的检验真理的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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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泽东《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322页。
    所谓经验，就是实行政策的过程和归宿。政策必须在人民实践中，也就是经验中，才能证明其正确与否，才能确定其正确和错误的程度。
    一一毛泽东《关于工商业政策》，《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第1286页。
    [说明一]经典作家这些论述中使用的“社会实践”和“实践”，是同一个概念的两种说法，内涵是一样的。马克思早就指出，“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这就是说，人们的任何实践活动，都是社会实践，没有不具有社会性的实践。有网友认为，说“实践”不对，只有说“社会实践”才是正确的；或者认为，“社会实践”就是人民群众的革命实践，而“实践”只是指个人的、琐碎的活动。这种看法是没有道理的，否则，《实践论》，就应该改成《社会实践论》了。
    另外，有的网友承认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但是认为这个标准不是唯一的，还有逻辑证明、科学公理等也是标准。实际上，历史己经表明，逻辑规则和科学公理本身就来自于人们的实践活动，是被人类的千千万万次实践所证明了的，归根到底还是以实践作为唯一标准的。
    【二】所谓检验真理，就是检验认识、理论的真理性、正确性
    人以自己的实践证明自己的观念、概念、知识、科学的客观正确性。
    一一列宁《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第123-12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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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恩格斯说来，整个活生生的人类实践是深入到认识论本身之中的，它提供真理的客观标准。…在人类实践中表现出来的对自然现象和自然过程在人脑中客观正确的反映的结果，它证明这个反映（在实践向我们表明的范围内)是客观的、绝对的、永恒的真理。
    一一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列宁选集》第2卷第191-192页。
    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只有人们的社会实践，才是人们对于外界认识的真理性的标准。
    一一毛泽东《实践论》，《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284页。
    人类认识的历史告诉我们，许多理论的真理性是不完全的，经过实践的检验而纠正了它们的不完全性。许多理论是错误的，经过实践的检验而纠正其错误。所谓实践是真理的标准，所谓“生活、实践底观，点，应该是认识论底首先的和基本的观点”，理由就在这个地方。
    一一毛泽东《实践论》，《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293页。
    所谓认识客观真理，即是人在实践中，反映客观外界的现象和本质，经过渐变和突变，成为尚未经过考验的主观真理。要认识这一过程中所得到的主观真理是不是真正反映了客观真理（即规律性），还得回到实践中去，看是不是行得通。
    一一毛泽东《学习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和辩证法》，《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324页。
    抓着了世界的规律性的认识，必须把它再回到改造世界的实践中去，再用到生产的实践、革命的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的实践以及科学实验的实践中去。这就是检验理论和发展理论的过程，是整个认识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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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程的继续。
    一一毛泽东《实践论》，《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292页。
    [说明二]所谓检验真理，就是检验认识、理论的真理性、正确性，也即检验认识、理论是不是真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把这一过程简要地概括为“检验真理”。可是，有的网友偏偏要用“检验认识、理论是不是真理”，来否定“检验真理”这一提法；或者提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应该改为“实践是检验认识、理论是不是具有真理性的标准”，这不是多此一举吗？究竟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自相矛盾，还是这些网友的理解有误呢？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论述，来否定他们自己对这些论述的归纳和概括，这也太荒唐了吧！
    【三】所谓以实践作标准，就是以实践的结果、效果作标准
    我们行动的结果证明我们的知觉符合所感知的事物的客观本性。
    一一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第703页。
    另外还有其他一些哲学家否认认识世界的可能性，或者至少是否认彻底认识世界的可能性。…对这些以及其他一切哲学上的怪论的最令人信服的驳斥是实践，即实验和工业。既然我们自己能够制造出某一自然过程，使它按照它的条件产生出来，并使它为我们的目的服务，从而证明我们对这一过程的理解是正确的，那末康德的不可捉摸的“自在之物”就完结了。
    一一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2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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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动的结果是对主观认识的检验和真实存在着的客观性的标准。
    一一列宁《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第155页。
    在唯物主义者看来，人类实践的“成功”证明着我们的表象同我们所感知的事物的客观本性相符合。在唯我论者看来，“成功”是我在实践中所需要的一切，而实践是可以同认识论分开来考察的。
    一一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列宁选集》第2卷第139页。
    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第二条里说：离开实践提出“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对象的（客观的）真理性”的问题，乃是经院哲学。恩格斯重复说：对康德和休谟的不可知论以及其他哲学怪论(Schrul len)的最有力的驳斥就是实践。他反驳不可知论者说：“我们行动的成功证明我们的知觉是和知觉到的物的对象（客观）本性相符合的(Ubereinst immung).。”
    一一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列宁选集》第2卷第137页。
    检验某个集团、某个派别、某个政党的革命性，不是根据他们发表什么样的声明或宣言。检验某个集团、某个派别、某个政党的革命性，是根据它们的行动、实践和实际计划。如果人们的声明和宣言不以行动来证实，如果它们不付诸实施，那末无论它们多么有声有色，都是不能相信的。
    一一斯大林《斯大林全集》第10卷，第47页。
    判定认识或理论之是否真理.不是依主观上觉得如何而定，而是依客观上社会实践的结果如何而定。
    一一毛泽东《实践论》，《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28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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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际的情形是这样的，只有在社会实践过程中（物质生产过程中，阶级斗争过程中，科学实验过程中)，人们达到了思想中所预想的结果时，人们的认识才被证实了。
    一一毛泽东《实践论》，《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284页。
    理论的东西之是否符合于客观真理性这个问题，在前面说的由感性到理性之认识运动中是没有完全解决的，也不能完全解决的。要完全地解决这个问题，只有把理性的认识再回到社会实践中去，应用理论于实践，看它是否能够达到预想的目的。
    一毛泽东《实践论》，《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292页。
    认识过程的第二个阶段，即由精神到物质的阶段，由思想到存在的阶段，这就是把第一个阶段得到的认识放到社会实践中去，看这些理论、政策、计划、办法等等是否能得到预期的成功。一般的说来，成功了的就是正确的，失败了的就是错误的，特别是人类对自然界的斗争是如此。在社会斗争中，代表先进阶级的势力，有时候有些失败，并不是因为思想不正确，而是因为在斗争力量的对比上，先进势力这
    一方，暂时还不如反动势力那一方，所以暂时失败了，但是以后总有
    一天会要成功的。
    一一毛泽东《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323页。
    检验一个作家的主观愿望即其动机是否正确，是否善良，不是看他的宣言，而是看他的行为（主要是作品)在社会大众中产生的效果。社会实践及其效果是检验主观愿望或动机的标准。
    一一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3卷第86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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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明三]还有的网友认为，实践不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只有实践的结果、效果才是标准。其实，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具体论述实践标准时，就是把实践的结果、效果作为标准的，因为这种结果、效果，本身就是整个实践活动的组成部分，是贯穿于实践过程始终的实在内容和表现形式。实践的结果、效果并不是等到实践活动完全结束时才单独表现出来的，而是在整个实践过程中逐步显现的。怎么能够把两者割裂开来呢？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论述中，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与实践的结果、效果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完全是同一个意思。
    另外，有的网友对“标准”这个提法也很不以为然，说是实践作为标准没有“可度量性”，不是“限定的静止的一成不变的”。他们要求实践标准就像千分卡、原子钟、天平秤那样精确，一“标”就“准”，丝毫不差，而且一劳永逸。这实际上是把“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哲学命题中的“标准”概念，同自然科学和日常生活中的“标准”概念混同起来了。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检验真理的标准是既确定，又不确定的，正如列宁指出的：“实践标准实质上决不能完全地证实或驳倒人类的任何表象。这个标准也是这样的‘不确定’，以便不至于使人的知识变成‘绝对’，同时它又是这样的确定，以便同唯心主义和不可知论的一切变种进行无情的斗争。”
    【四】错误的或反动的实践，可以从反面检验真理，实现双重验证
    如果我们把引信、炸药和弹丸放进枪膛里面，然后发射，那么我们可以期待事先从经验已经知道的效果，因为我们能够在所有的细节上探究包括发火、燃烧、由于突然变为气体而产生的爆炸，以及气体对弹丸的压挤在内的全部过程。在这里甚至怀疑论者都不能说，从以往的经验中不能得出下一次将出现同样情形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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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确实有时候并不发生同样的情形，引信或火药失效，枪筒破裂等等。但是这正好证明了因果性，而不是推翻了因果性，因为我们对这样偏离常规的每一件事情加以适当的研究之后，都可以找出它的原因，如引信发生化学分解，火药受潮等等，枪筒损坏等等，因此在这里可以说是对因果性作了双重的验证。
    一一恩格斯《自然辩证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329页。
    人们要想得到工作的胜利即得到预想的结果，一定要使自己的思想合于客观外界的规律性，如果不合，就会在实践中失败。人们经过失败之后，也就从失败取得教训，改正自己的思想使之适合于外界的规律性，人们就能变失败为胜利，所谓“失败者成功之母”，“吃一堑长一智”，就是这个道理。
    一一毛泽东《实践论》，《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
    真理是跟谬误相比较，并且同它作斗争发展起来的。美是跟丑相比较，并且同它作斗争发展起来的。善恶也是这样，善事、善人是跟恶事、恶人相比较，并且同它作斗争发展起来的。总之，香花是跟毒草相比较，并且同它作斗争发展起来的。
    毛泽东《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五卷。
    正确的东西总是在同错误的东西作斗争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真的、善的、美的东西总是在同假的、恶的、丑的东西相比较而存在，相斗争而发展的。当着某一种错误的东西被人类普遍地抛弃，某一种真理被人类普遍地接受的时候，更加新的真理又在同新的错误意见作斗争。这种斗争永远不会完结。这是真理发展的规律，当然也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的规律。
    一一《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毛泽东选集》第5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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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错误和挫折教训了我们，使我们比较地聪明起来了，我们的事情就办得好一些。任何政党，任何个人，错误总是难免的，我们要求犯得少一点。犯了错误则要求改正，改正得越迅速，越彻底，越好。
    一一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毛泽东选集》第四卷。
    右派是很好的反面教员。我们中国历来如此，有正面的教员，有反面的教员。人需要正反两方面的教育。日本帝国主义是我们第一个大好的反面教员。从前还有清政府，有袁世凯，有北洋军阀，后头有蒋介石，都是我们很好的反面教员。
    一毛泽东《打退资产阶级右派的进攻》，《毛泽东选集》第五卷。
    革命的政党，革命的人民，总是要反复地经受正反两个方面的教育，经过比较和对照，才能够锻炼得成熟起来，才有赢得胜利的保证。我们的中国共产党人，有正面教员，这就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也有反面教员，这就是蒋介石、日本帝国主义者、美帝国主义者和我们党内犯“左”倾或右倾机会主义路线错误的人。如果只有正面教员而没有反面教员，中国革命是不会取得胜利的。轻视反面教员的作用，就不是一个彻底的辩证唯物主义者。
    一一毛泽东（转摘自《赫鲁晓夫言论集》第三集的出版说明）一九六
    五年二月二十六日。
    [说明四]这里，还涉及到一个实践的阶级性问题。“无产阶级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资产阶级也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这两种“改造世界”，都是实践活动，但阶级性质是相反的，前者是革命的、正确的，后者是反动的、错误的。
    革命的、正确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那么，反动的、错误的实践能不能检验真理呢？同样可以，不过不是从正面，而是从反面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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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检验，用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的话来说，就是“双重验证”。如果只承认前者而不承认后者，那就是认识论上的二元论，就会导致认为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不适用于反动阶级、不适用于反面人物的实践活动的错误结论。而毛泽东明确指出，“辩证唯物论之所以为普遍真理，在于经过无论什么人的实践都不能逃出它的范围。”
    【五】已被实践证明是真理的认识，还需要不断接受实践的检验
    哲学所应当认识的真理，在黑格尔看来，不再是一堆现成的、一经发现就只要熟读死记的教条了；现在，真理是在认识过程本身中，在科学的长期的历史发展中，而科学从认识的较低阶段向越来越高的阶段上升，但是永远不能通过所谓绝对真理的发现而达到这样一点，在这一点上它再也不能前进一步，除了袖手一旁惊愕地望着这个已经获得的绝对真理，就再也无事可做了。在哲学认识的领域是如此，在任何其他的认识领域以及在实践行动的领域也是如此。
    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12页。
    一个正确的认识，往往需要经过由物质到精神，由精神到物质，即由实践到认识，由认识到实践这样多次的反复，才能够完成。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就是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
    一一毛泽东《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323页。
    我们的头脑、思想反映客观实际，无论什么时候谁都不可能一下子就反映得完全正确，无遗无误。客观实际是错综复杂的，不断发展变化的。我们的头脑、思想对客观实际的反映，是一个由不完全到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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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全、不很明确到更明确、不深入到更深入的发展变化过程，同时还要随客观实际的发展变化而发展变化。
    一一毛泽东《同长征、艾地的谈话》，《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16-17页。
    我们对于客观世界的认识，要有一个过程。先是不认识或者不完全认识，经过反复的实践，在实践里面得到成绩，有了胜利，又翻过斤斗，碰了钉子，有了成功和失败的比较，然后才有可能逐步地发展成为完全的认识或者比较完全的认识。
    一一毛泽东《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306页。
    通过实践而发现真理，又通过实践而证实真理和发展真理。从感性认识而能动地发展到理性认识，又从理性认识而能动地指导革命实践，改造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而实践和认识之每一循环的内容，都比较地进到了高一级的程度。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全部认识论，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知行统一观。
    一一毛泽东《实践论》，《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296页。
    [说明]一些网友老是在质疑：“己经被实践证明是真理的认识，还要再接受实践的检验吗？不要了，所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论断是错误的！”而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这不仅需要，而且必须，因为真理是一个过程，客观实际是一个过程，都在不断发展。人的认识要随客观实际的发展变化而发展变化，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循环往复以至无穷。因此已经被实践证明是真理的认识，还要不断接受实践的检验，这个检验的过程，也就是应用真理和发展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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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的过程；或者说，应用真理的过程，也就是检验真理、发展真理的过程。
    在历史上，当牛顿力学被认为是真理的时候，用于指导实践，同时接受检验，于是产生了相对论；当相对论被认为是真理的时候，用于指导实践，同时接受检验，于是产生了量子力学；当马克思主义被认为是真理的时候，用于指导实践，同时接受检验，于是产生了列宁主义；当马列主义被认为是真理的时候，用于指导实践，同时接受检验，于是将会产生比马列主义更高明、更高级的理论…这个辩证法的道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讲过无数次，有的网友就是囿于形而上学观念而不能理解。
    【六】实践标准的确定性、不确定性和真理的绝对性、相对性
    物存在于我们之外。我们的知觉和表象是物的映象。实践检验这些映像，区别它们的真伪。
    一一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列宁选集》第2卷第107页。
    实践标准实质上决不能完全地证实或驳倒人类的任何表象。这个标准也是这样的“不确定”，以便不至于使人的知识变成“绝对”，同时它又是这样的确定，以便同唯心主义和不可知论的一切变种进行无情的斗争。如果为我们的实践所证实的是唯一的、最终的、客观的真理，那末，因此就得承认：坚持唯物主义观点的科学的道路是走向这种真理的唯一的道路。
    一一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列宁选集》第2卷第142-14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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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绝对真理是由发展中的相对真理的总和构成的；相对真理是不依赖于人类而存在的客体的相对正确的反映；这些反映愈来愈正确；每
    一个科学真理尽管有相对性，其中都含有绝对真理的成分，…
    一一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列宁选集》第2卷第315页。
    你们会说：相对真理和绝对真理的这种区分是不确定的。我告诉你们：这种区分正是这样“不确定”，以便阻止科学变为恶劣的教条，变为某种僵死的凝固不变的东西：但同时它又是这样“确定”，以便最坚决果断地同信仰主义和不可知论划清界限，同哲学唯心主义以及休漠和康德的信徒们的诡辩划清界限。
    一一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列宁选集》第2卷第135-136页。
    人类的思维，就它的本性说，能给我们以绝对真理，绝对真理乃由许多相对真理积集而成，科学发展的每一阶段，增加新的种子到这个绝对真理的总和中去。但是每一科学原理的真理界限却总是相对的。绝对真理仅能表现在无数相对真理之上，如果不经过相对真理的表现，绝对真理就无从认识。
    一一毛泽东《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八路军军政杂志社出版，第25页。
    马克思主义者承认，在绝对的总的宇宙发展过程中，各个具体过程的发展都是相对的，因而在绝对真理的长河中，人们对于在各个一定发展阶段上的具体过程的认识只具有相对的真理性。无数相对的真理之总和，就是绝对的真理。
    一一毛泽东《实践论》，《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29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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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明六]这个问题，是同上一个问题联系在一起的。真理之所以要不断接受实践的检验，就是因为有一个相对真理与绝对真理的关系问题。任何具体的真理都是相对真理与绝对真理的统一，相对真理之中包含着绝对真理，绝对真理存在于相对真理之中。
    这个道理看起来简单，却是唯物辩证法的认识论中最难理解的，所以毛泽东说，“这一共性个性、绝对相对的道理，是关于事物矛盾的问题的精髓，不懂得它，就等于抛弃了辩证法。”要真正认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马克思主义哲学命题的正确性，最终还是有待于真正弄懂这个“关于事物矛盾的问题的精髓”。
    【七】实践标准也可以称为真理标准、真理尺度、真理准绳等
    必须把人的全部实践一作为真理的标准，也作为事物同人所需要的那一点的联系的实际确定者一包括到事物的完满的“定义”中去。
    一一列宁《再论工会、目前局势及托洛茨基和布哈林的错误》，《列宁选集》第4卷第453页。
    我们用来作为认识论的标准的实践应当也包括天文学上的观察、发现等等的实践。
    一一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列宁选集》第2卷第140页。
    理论的认识应当提供在必然性中、在全面关系中、在自在自为的矛盾运动中的客体。但是，只有当概念成为在实践意义上的“自为存在”的时候，人的概念才能“最终地”把握、抓住、通晓认识的这个客观真理。也就是说，人的和人类的实践是认识的客观性的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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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准绳。
    一一列宁《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第147页。
    真理只有一个，而究竞谁发现了真理，不依靠主观的夸张，而依靠客观的实践。只有千百万人民的革命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尺度。
    一一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663页。
    [说明七]这一条，不说自明。
    【八】实践检验真理，是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基础和首要的观点
    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凡是把理论引向神秘主义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
    一一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8页。
    我们已经看到，马克思在1845年，恩格斯在1888年和1892年把实践标准作为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基础。
    一一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列宁选集》第2卷第137页。
    马克思主义者说：如果把实践标准作为认识论的基础，那么我们就必然得出唯物主义。
    一一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列宁选集》第2卷第13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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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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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活、实践的观点，应该是认识论的首先的和基本的观点。这种观点必然会导致唯物主义，而把教授的经院哲学的无数臆说一脚踢开。
    一一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列宁选集》第2卷第142页。
    要在群众的革命斗争的烈火中，在生动的实践的烈火中检验第二国际的各种理论教条，就是说，要恢复那个被破坏了的理论和实践的统一，消灭理论和实践分离的状态，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创立具有革命理论武装的真正无产阶级政党。
    一一斯大林《论列宁主义基础》，《列宁主义问题》第10页。
    按照辩证唯物论，思想必须反映客观实际，并且在客观实践中得到检验，证明是真理，这才算是真理，不然就不算。
    一一毛泽东《增强党的团结，继承党的传统》，《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90页。
    许多自然科学理论之所以被称为真理，不但在于自然科学家们创立这些学说的时候，而且在于为尔后的科学实践所证实的时候。马克思列宁主义之所以被称为真理，也不但在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等人科学地构成这些学说的时候，而且在于为尔后革命的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的实践所证实的时候。
    一一毛泽东《实践论》，《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292-293页。
    [说明八]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也就是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是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包含着丰富的内容，而实践标准，或者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就是这一认识论的基础和首要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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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点哲学
    因此，要正确理解实践标准，就必须把它放到整个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体系中去，把它同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一系列观点、原理、命题联系起来加以考察，这样才能得到科学的、完整的结论。
    但是有的网友不是这样，而是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完全割裂开来，单独地、孤立地对这十二个字，对“实践”、“检验”、“真理”、“唯一”、“标准”这五个词，望文生义，翻来覆去进行探究或者挑刺。
    比如对这个命题中所说的“实践”，有的认为应该是指革命的实践，而反革命的实践不能算；有的说只能是正确理论指导下的实践，所以“实践检验真理”实际上就是“真理检验真理”；还有的主张必须是社会实践，如果是个人实践就会变成“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一一如此等等。
    其实在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中，对“实践”这个概念已经有了确切的定义，对“实践”概念的内涵和外延、也就是它的具体含义，早就作了明确的论述。我们只要对此有一个初步的了解，就不会产生上述那些误解或曲解。
    同时，无论是“实践”这个概念，还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命题，都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一个基本观点、一个组成部分。它们是同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一系列基本观点、基本原理联系在一起的，是从整个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理论体系中归纳、概括、总结出来的。
    这也就是说，实践标准这个命题，是以马克思主义哲学、特别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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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的认识论的全部观点、原理为立论根据的。这些立论根据包括：物质第一性、精神第二性，精神反作用于物质；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意识又具有能动作用；实践是认识的基础，认识来源于实践：实践以认识为指导，认识在实践中得到验证；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的辩证统一，绝对真理和相对真理的辩证统一；认识是在实践中不断深化的无限过程；真理是客观的全面的具体的；认识世界的目的是为了改造世界，等等。
    需要着重说明的是，任何哲学命题，都是对某种哲学思想的归纳和概括。作为一个命题，它要求语言精炼、简洁，用尽可能少的文字表达一个特定的思想观点。比如中国哲学史上的“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老子），“从天而颂之，孰与制天命而用之”（荀子），“行也可以兼知，而知不可以兼行”（王夫之）；西方哲学史上的“我思故我在”（笛卡儿），“人是机器”（拉美特里），“存在就是被感知”（贝克莱），“凡是现实的都是合乎理性的，凡是合乎理性的都是现实的。”（黑格尔）；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马克思），“运动本身就是矛盾”（恩格斯），“人的意识不仅反映客观世界，并且创造客观世界”（列宁），“一切以条件、地点和时间为转移”（斯大林），“物质可以变精神，精神可以变物质”（毛泽东）等等…
    很明显，对这些语言精炼、简洁的哲学命题，如果光从字面上去解释、理解的话，是不可能真正领会它们所包含的深邃思想和深刻内涵的，只有把它们放到中外哲学家的思想体系中去，联系这些哲学理论的全部观点、原理，并按照这一系列观点、原理所具有的内在逻辑来进行理解，才能正确地把握这些这些命题的真正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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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点哲学
    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当然也应该如此。这就是说，无论你是要学习、掌握这个命题，还是想批判、否定这个命题，首先都必须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尤其是它的唯物主义认识论，有一个基本的了解，否则，就一定会走到歧路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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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理标准与
    逻辑证明、儿何公理、实用主义
    本人的《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一帖发出后，有三位网友提出了三个不同的问题：
    1,理论往往是无限的，而实践是有限的。理论的建立，除了实践还需要正确的逻辑推导。而实践往往只能证明理论在某个有限范围内或某个点上是正确的。…[123.157.246]
    2,这个“唯一”就太绝对了，比如几何题，不需要实践就可以…证明其正确性，不必什么事儿都实践证明…[笑面老猫]
    3,建议作者研究研究实用主义的哲学提法。看看马克思主义应该怎样和实用主义划清界限。[连基]
    谢谢这三位网友的问题，这里引用一些资料，分别回答一下。
    先说第一个问题，这实际上就是除了实践检验真理外，逻辑推导、逻辑证明是否也能检验真理的问题。换句话说，检验真理的标准只能是一个（实践），还是应该有两个（实践和逻辑证明）？
    马克思主义认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但这并不排斥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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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辑上的证明，或者说，逻辑证明本身就包含在这个检验的过程之中。
    首先，判断某种认识的正确与否，逻辑证明是一个重要的手段。某项工程设计，某一方针，政策、计划，在其实施之前，即在受到实践检验之前，对它的正确与否，应该而且可以作出一定的判断。人们可以拿已有的某些知识为前提，进行推理，来对这个设计，这个方针、政策、计划的是否正确作一个初步的判断。
    那么，这里是否出现了两个检验标准呢？不是的。逻辑的证明并不是由人们主观任意作出的，它归根到底是以实践为基础的。逻辑推理中的前提，必须是在已往的实践中被证明为正确的知识；逻辑推理过程中，又必须使用正确的逻辑规则，这些规则也是在实践中产生，并且被人类社会实践无数次地重复检验过的。
    其次，逻辑证明过程中出现的错误，不是逻辑证明本身能够解决的。比如有这样一个三段论：
    人都是自私的，你是人，
    所以你是自私的。
    大家一看就知道，这个三段论的推理是符合逻辑规则的，但是它的结论是错误的。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因为它的大前提是错误的，但是“人都是自私的”这个大前提的错误，却是无法用这个三段论来证明的。这说明，逻辑证明有两个必要的条件，一是逻辑推理的前提必须正确；二是逻辑推理的过程必须符合规则，而无论是逻辑推理的前提，还是它的规则，其正确性，都只有人的实践才能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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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在实际生活中，对人的任何认识，逻辑证明并不能作出最后的判断，这是因为人们已有的知识是有限的，而且在事情的发展中还可能出现没有预计到的情况。因此，人的认识在经过逻辑证明以后，还必须再经过实践的检验，才能最后判定它的真理性。
    同时，人在实践中检验某种认识的时候，也需要运用逻辑证明来进行推理和判断，这种推理和判断只有运用以往实践验证了的正确前提，符合经过无数次实践检验的逻辑规则的要求，才能得出科学的结论。
    第二个问题与第一个有相似之处，就是认为检验真理的标准不是唯一的。他举出的例子是几何题，实际上应该是指几何公理。的确，有这样的说法，认为几何公理是不证自明的，无须实践来检验。
    其实，几何学本身就产生于古代人们在工具制作、位置确定、土地丈量、观察星体等实践活动的过程中。比如在古埃及，尼罗河水每年都要泛滥，等洪水退去，人们不得不重新丈量土地以明确归属。这样的过程，至少经历了数千年。人们在这些活动中积累了丰富的几何学知识，总结出了一系列几何定理、公理，并在反复的实践中证明是正确的。在这个基础上，才出现了欧几里德几何学和后来的非欧几何。这恰恰证明了，只有实践，才是检验真理、包括几何公理的唯一标准。
    三
    最后，谈一谈马克思主义应该怎样和实用主义划清界限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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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点…
    大家知道，人们的认识，符合于客观规律的就是真理。真理是客观事物及其规律在人的意识里的正确反映。马克思主义把我们意识里所包含的不依赖于主体、不依赖于人或人类的内容，叫做客观真理。
    但是，从贝克莱、马赫主义者到当代的实用主义者等主观唯心主义者，都用不同的方式否认真理的客观性。实用主义者主张，凡是有用的、有效果的、能给人带来利益的东西，就是真理。美国的实用主义者杜威说：“既然工具本身不是真的，也不是假的，真假就不是命题的特性了。工具只是有效的或无效的，恰当的或不恰当的，经济的或浪费的…。”杜威实用主义在中国的信徒胡适说：“真理原来是人造的，是为了人造的，是人造出来供人用的，是因为他们大有用处，所以才给它们‘真理’的美名的。我们所谓真理，原不过是人的一种工具。真理和我手里这张纸、这条粉笔、这块黑板、这把茶壶是一样的东西，都是我们的工具。”
    可见，实用主义者眼中的“真理”，只是能够满足他们的主观要求，给他们带来利益的工具而已。这是不折不扣的主观唯心主义的真理论。
    实用主义也十分强调“实践”的意义，但是它所说的“实践”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完全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实用主义否认实践的客观性，甚至否认实践对象的客观性，把实践等同于主观经验；否认客观规律对实践的制约，把实践的能动性夸大为人的主观随意创造；否认实践的社会历史性，把实践当作个人生物式地应付环境的行为：把能否取得对个人有用的效果，看作是认识正确与否的唯一标准，完全不考虑认识的内容是不是和客观实际相符合。因此，实用主义的实践观是一种同马克思主义相对立的主观唯心主义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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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然，人们掌握了真理，是能够指导实践，达到预期的效果，给人们带来利益的。不过，真理之所以能够发挥巨大的威力，给人们带来利益，是因为它揭示了客观事物的本质和规律性，符合于客观实际。决不能把凡是能够满足某些人主观需要的，对于某些人有用的、有效果的、能带来利益的东西，都叫做真理。投机家、冒险者，骗子手的谎言和谬论，有时也会产生某种效果，攫取到某些利益，但是，谎言和谬论永远不会成为真理。有的资产阶级哲学家甚至声称：“真理就是不断重复着的谎言。”这就一语道破了主观真理论的实质，充分暴露了这种反动哲学的腐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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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真理有无阶级性的
    一个逻辑问题
    按：有些网友正在进行真理有无阶级性的讨论，社民网的高寒网友就重发了他的一篇专门谈这个问题的长文，论述了“自然科学真理无阶级性，而社会科学真理有阶级性”的观点。其实，有关这个论题的讨论，并非自今日始，早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以及七十年代末期以后，这方面的争论就一直在进行。其中主张真理具有阶级性，或者社会科学真理具有阶级性的一方，正如高寒网友所说，基本的论据就是这样一个推理：“马克思主义是真理，马克思主义有阶级性，故部分真理有阶级性”。这次重新提起真理具有阶级性观点的同志，实际上也是以这个三段论为根本依据的。对此，本人撰写了一帖，从逻辑学的角度分析了这个三段论的不能成立，所以其结论是错误的。一般来说，讨论问题必须注意逻辑规则，而这往往是很多网友所忽视的，因此经常出现“楼歪了”的情况。现将本人的主帖和与高寒网友两次来往的回复转发如下，供大家参考。
    高寒网友在《真理之主观性与真理之质的规定性》一文中说，“真理是否有阶级性，是围绕我国哲学界三十多年未解的一道哲学难题。”高寒网友是主张“自然科学真理无阶级性而社会科学真理有阶级性”的。但是，他也看到，“所谓社会科学真理有阶级性论…，它除了那个著名的三段论式即‘马克思主义是真理，马克思主义有阶级性，故部分真理有阶级性’外，几乎所有论据都败在了对方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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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高寒网友希望“另辟蹊径”，来为“社会科学真理有阶级性”提供新的论证和论据。他的基本观点是：“真理之有或无阶级性的根据不在于客体，而在于主体；处于特定主、客体相互作用中的人的自然、社会二重属性之矛盾主、次地位的变化，致使意识分别呈现为自然性意识或社会性意识，从而导致自然科学真理无阶级性而社会科学真理有阶级性。”
    这里，且不谈高寒网友在全文中围绕这一基本观点展开的颇有新意的论证过程，只想就“那个著名的三段论式”是否确实“迄今未被驳倒”，甚至“无法被驳倒”，说一点看法，以就教于高寒网友。
    这个三段论是这样的：
    大前提马克思主义是真理小前提马克思主义有阶级性
    结论故部分真理有阶级性
    先说明一下，这个三段论的格式是有问题的。在结论中，作为主项的词项“真理（部分真理）”，叫做小项；作为谓项的词项“有阶级性”，叫做大项。出现小项的前提，应该是小前提，出现大项的前提，应该是大前提。所以，这个三段论的大、小前提颠倒了，应调整为：
    大前提马克思主义有阶级性小前提马克思主义是真理
    结论故部分真理有阶级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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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点哲学
    这样调整，是为了下面叙述方便，并没有改变这个三段论的内容。而从逻辑学的基本规则来看，这个三段论的推理过程是不正确的，主要是它犯了所谓“四概念”的错误。
    一个正确的三段论，应该有而且仅仅有三个词项，其中联系大、小前提的词项叫中项，在这个三段论中就是“马克思主义”；出现在大前提中，又在结论中做谓项的词项叫大项；出现在小前提中，又在结论中做主项的词项叫小项。这三个词项，就是三个概念。如果某个概念在先后两次出现时，分别具有不同的含义，实际上成了两个指向不同的概念，那就造成了“四概念”。这样的三段论推理，就是不正确的，其结论也必然是错误的。
    那么，这个著名的三段论的“四概念”错误出在哪里呢？就出在它的中项“马克思主义”上。尽管大、小前提中的“马克思主义”在字面上是一样的，但是，大前提中的“马克思主义”，是就其属于正确反映客观规律的理论而言的，因而具有真理性；小前提中的“马克思主义”，是就其公然申明为无产阶级服务而言的，因而具有阶级性。前后两个“马克思主义”所概括、体现的，是马克思主义作为完整思想体系的两个不同方面的属性，所指的不是同一个对象，因而实质上是两个概念。于是，加上大项和小项两个概念，这个三段论就出现了
    四个概念，这是逻辑上所不容许的，也是不可能得出正确结论的。
    可以举一个例子来说明这一点，比如：大前提辩证法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小前提辩证法是黑格尔的方法
    结论所以，黑格尔的方法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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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推理的中项“辩证法”，前后出现两次，字面一样，却并不是同一个概念。前者是指唯物辩证法，后者是指唯心主义辩证法，这里都作了省略，但内涵不同。此即为“四概念”错误。
    顺便说一句，那个“马克思主义是真理，马克思主义有阶级性，故部分真理有阶级性”三段论结论中的小项，采取了“部分真理”的提法，虽然避免了“小项不当扩大”的逻辑错误，却与前提中的“真理”并不一致，还需另加说明，才能使人理解，这个问题就不说了。
    综上所述，这个三段论在逻辑上是不能成立的，它所得出的结论也是错误的，是无法证明“社会科学真理有阶级性”的。至于本人的论述是否“驳倒”了这个“无法被驳倒”的三段论，那就有待于识者指教了。
    高寒网友的回复：
    第一、你对那个“著名三段论”之“四名词”或“四概念”错误的结论，似是不能成立的。因为在该三段论中，“马克思主义”作为
    一个只在大前提和小前提中出现，而在结论中则不出现的中项，其无论在大前提中，还是在小前提中，都是作为一个集合概念或集合名词而出现的。这与马克思主义会针对不同的对象、涉及不同的方面，完全是不同的层面，是两码子事，故将其用来在此论证该三段论中作为中项出现两次的“马克思主义”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从而犯了“四名词”或“四概念”错误，是不能成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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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点哲学
    第二、在那个三段论中，中项无论在大前提或小前提中，作为一个集合名词，它都是周延的，即指、也仅指“马克思主义”整体或整体的“马克思主义”。
    第三、至于基于该三段论中结论之主（小）项与谓（大）项而调整对应的大小前提，我则感觉多少有点削足适履。不错，“结论中的谓项属大项、对应于大前提；主项属小项、对应于小前提。”这在所有形式逻辑教科书上都是这样说的。但是，如果你将原三段论的结论理解为：“阶级性是属部分真理（之属性）”、或“阶级性蕴含于部分真理之中”，其与原结论“部分真理有阶级性”，在意思上又有何区别呢？而如此结论，其大项、小项的位置不是原封未动吗？
    第四、感觉你举的有关黑格尔辩证法与马克思辩证法的那个三段论式来作为“四名词”错误，也有点牵强。我当然知道，不少逻辑教科书或逻辑试题均将其判定为“四名词错误”，但我则认为，与其说该三段论是四名词错误，倒不如说是中项不周延错误。因为在该三段论里作为中项的“辩证法”，无论在大前提还是在小前提中，都不能将其视为整体的“辩证法”，即不是作为集合概念的“辩证法”而存在，即不能囊括所有的辩证法。正因为如此，所以它就是不周延的。而在形式逻辑的三段论推理定律中，除了不能有“四名词”或“四概念”错误之外，还有一个就是：中项在大、小前提中至少必须周延一次，否则其结论必不能成立。
    综上所述，我认为，当年的“真理有无阶级性真理”争论中的那个“著名三段论”：“马克思主义是真理，马克思主义有阶级性，故部分真理有阶级性”，在逻辑上还是成立的，只是仅靠这个三段论，却无以驳倒对手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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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意见，不一定对，仅供你参考。更欢迎你对我的“颇有新意的论证”拍砖！
    米
    米
    本人的回复：
    高寒网友，再探讨一下：
    首先，你认为，在“马克思主义有阶级性，马克思主义是真理，故部分真理有阶级性”这个三段论中，“马克思主义”是一个集合概念，因而不存在“四概念”的错误。其实，这种同一词项使用同一名词，却实际上是两个不同概念的情况，在三段论中是经常出现的，要是不细细分析，很容易使人误以为不是“四概念”（说“四名词”或“四词项”都一样)。
    令人不解的是，对我所举的那个“辩证法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辩证法是黑格尔的方法，所以，黑格尔的方法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
    三段论中的“辩证法”，你又认为它不是一个集合概念，说它“不能囊括所有的辩证法”，作为中项“不周延”，这就自相矛盾了。因为“辩证法”这个概念，照你对“马克思主义”的说法来推理，也是可以包括唯物辩证法和唯心辩证法在内的，是一个整体的“辩证法”。不知道为什么，在前一个三段论中，“马克思主义”是集合概念，在后一个当中，“辩证法”却又是非集合概念了呢？
    其次，我之所以说“马克思主义有阶级性，马克思主义是真理，故部分真理有阶级性”这个三段论犯了“四概念”错误，是因为前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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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马克思主义”，是就其公然申明为无产阶级服务而言的，后一个“马克思主义”，是就其属于正确反映客观规律的理论而言的，二者所概括的是马克思主义的两个不同方面的属性，实质上是两个概念。如果按照判断三段论是否合乎规则的一个常用的方法，把它们分别完整地、不作省略地表述出来，就是：“作为公然申明为无产阶级服务理论的马克思主义有阶级性”，“作为正确反映客观规律理论的马克思主义是真理”：或者：“马克思主义作为公然申明为无产阶级服务的理论有阶级性”，“马克思主义作为正确反映客观规律的理论是真理”。很显然，前后两个“马克思主义”概念的内涵是不同的，不能等同起来。
    退一步说，如果上述这个三段论能够成立，那么请看以下的几个是否正确：
    马克思主义有实践性马克思主义是真理
    故部分真理有实践性
    马克思主义有科学性马克思主义是真理
    故部分真理有科学性
    马克思主义有逻辑性马克思主义是真理
    故部分真理有逻辑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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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此等等。按照这样的推理，岂不是说，凡是“部分真理”之外的其它真理，比如自然科学真理，都不具有实践性、科学性、逻辑性，正如它们不具有阶级性一样吗？
    实际上，如果不“纠缠”于大、小前提和结论的规范与否，即使它们完全合乎逻辑规则，很多三段论还是不能得出正确结论的。因为形式逻辑考虑的主要是形式问题，而基本上是不考虑内容是否正确的。这里所论及的几个三段论看来就是这样，所以还须从理论上进一步分析，才能确认其正确性。
    再次，你说如果“将原三段论的结论理解为：‘阶级性是部分真理（之属性）’、或“阶级性蕴含于部分真理之中”，其与原结论‘部分真理有阶级性’，在意思上又有何区别呢？而如此结论，其大项、小项的位置不是原封未动吗？”我认为，这里不是一个“理解”的问题，而是一个三段论中词项的次序必须符合逻辑规则的问题。要是结论变成“阶级性是部分真理（之属性）”，那“阶级性”就成了小项（主项），“部分真理（之属性）”就成了大项（谓项）。你把结论中的小项和大项次序颠倒了一下，以此来肯定原来的大、小前提的次序，不就等于承认了原来结论的大、小项的次序是不规范的吗？或者是原来大、小前提次序颠倒，或者是原来结论大、小项次序颠倒，
    二者必居其一。
    其实呢，这个三段论恐怕并不是你提出来的，我对它的质疑也不是针对你的，只是为了作一番探讨而已。以上意见，不一定对，也仅供你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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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点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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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愚睬无知”是一“耻”吗？
    “八荣八耻”中，有一“耻”是：“以愚昧无知为耻”。
    据《辞海》，愚昧，即无知之意。作为成语，“愚昧无知”是说人愚笨，没有知识。
    那么，愚味无知是不是应该使人感到“羞耻”、“耻辱”，或者被别人视作“可耻”呢？
    先来探究一下愚昧无知的缘由，有三：一是生理，二是环境，三是社会。
    生理上，有一种叫“先天愚型”的疾病。患这种病的人，也叫“痴呆”，或被某些人蔑称为“白痴”。现在文明了，所以通常称做“智障者”。“弱智”，是其中患病程度比较轻的。这样的人一生下来，就完全或者基本上丧失了学习的能力，故而长大了也就显得愚味无知。
    再说环境原因。这不是指环境被污染了，有害物质侵入人体造成的，而是指一些人生来就生活在与世隔绝的环境中，同文明社会没有什么联系，不知道也不可能学到我们所具有的知识。比如，在西部山区荒野中孤独居住的人、在南美原始森林中的某个部落、在印度被发现的“狼孩”等等。在文明人看来，他们无疑是愚昧无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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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是社会。这里主要讲的是教育。在现代社会，教育公民，是国家的责任；受教育，是公民的权利和义务。教育，可以使人变得不愚味无知，但受教育是要花钱的，没有这笔钱，上不起学，就学不到知识。社会上劳动人民的许多孩子，一天也没有进过学校大门，就是因为没钱。他们成人后，就被有知识的人称为愚昧无知。
    以上是一般原因。还有特殊的，比如受伤而丧失了智力，年老而患了老年痴呆，或者上面说的，因环境污染而被有害物质侵入肌体，由原来的有知变为无知。这些，其实也可以归到上述三个原因中，就不细说了。
    无论何种原因造成的愚味无知，有哪一个是“耻”呢？
    “先天愚型”者，应该得到关心、爱护、帮助，而不是被指为“可耻”，事实上也没有正常人会这样做。
    与世隔绝者，他们有他们的生活，文明人不应该指手画脚，让他们感到“羞耻”。我们没有这个权力。
    受不到教育者，责任在社会，不在他们。即便有的人，拒不学习、甘于无知，想方设法教育他们的责任，也在社会。尽不到这个责任，是社会的耻辱。
    进一步说，整个人类就是从愚味无知中走过来的。我们最早的祖先，刚刚从类人猿进化到人的时候，还不是愚昧无知的？所以，那个时代才叫做“蒙昧时代”，而且它的历史，要比文明史长得多。有谁会指责我们愚味无知的祖先可耻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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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人也如此。婴儿时期，当然愚味无知。“人生识字糊涂始”，上了学，一开始也是糊里糊涂的，可没有人会因此而感到羞耻。
    或曰“以愚昧无知为耻”说的是现代，是成人。那么，必须说明，愚昧无知与聪明有知，是相对的。原因也有三：
    首先，人的智商有高有低。在智商较高的人看来，低智商者再怎么聪明有知，也可以说是愚味无知的。但是，“山外青山楼外楼”，还有智商更高的人在。
    其次，智者千虑必有一失，愚者千虑必有一得。一些“愚昧无知”的弱智人士，他们在某些领域所展示的才能，在某些方面所掌握的知识，是许多聪明有知者望尘莫及的。而聪明有知的人，有时候也会愚不可及。
    再次，无知与有知的界限不是绝对的。一位著名科学家说过，如果画一个圆，圆内是一个人己知的知识，而圆的边与外界接触的部分，是未知的领域，那么，这个圆越大，未知的领域就越大。世界上没有全能全知的人，只有比较聪明有知的人。每个有一定知识的人，都是既有知，又无知的。
    因此，有什么理由要把“愚昧无知”列为一“耻”呢？
    当然，我们不希望有人愚味无知，但也不能把它放在令人不齿的位置上。
    说到底，愚味无知不是一个道德问题，不能用荣辱观来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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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说透彻些，愚昧无知并没有什么“可耻”、“羞耻”、“耻辱”。而如果这样认为，提出所谓“以愚昧无知为耻”，那才是真正的一“耻”！
    其实，以上所说的愚味无知者，还只是少数人，中国自古以来对此还有一个称呼：“愚民”。这就把数以亿万计的劳动大众统统一网打尽了！
    鲁迅先生曾经无情地揭穿了这一点：“中国的‘愚民’一没有学问的下等人”。
    孔子曰：“唯上智与下愚不移。”孟子曰：“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难道在这个问题上，也要以儒家之是非为是非，把“愚味无知”者都归入治于人的下等人行列，使他们永世不得翻身吗？
    总而言之，统而言之，人们从“以愚味无知为耻”中看到的，只是所谓“崇尚科学”的“上等人”，对“无知无识”的劳动人民的蔑视和侮辱一一一种深入到骨子里的地主资产阶级的“精英”意识。其目的，就是要永远驾驭“愚民”为他们效犬马之劳。如此而已，岂有它哉！
    顺便说一下，在“以崇尚科学为荣，以愚味无知为耻”这一排比句中，与崇尚科学相对的，应该是相信迷信。这个迷信，又叫封建迷信，指的是占卜、算命、烧香、拜佛之类。这才是现代社会、现代文明人应该引以为耻的。
    从逻辑上讲，科学也并不是与无知相对立的概念。科学的反义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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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迷信，这才是一对矛盾，实际生活中大量存在的矛盾。口口声声“科学发展”的人，应该懂得这个起码的常识，否则，恐怕自己就离“愚味无知”不远了！
    这真应了一句名言：“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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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同”和“小康”，孰优孰劣？
    2014年9月24日，有位领导人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国际儒学联合会第五届会员大会开幕会上的讲话中，谈到“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都注意汲取其中积极的养分”时，说了这样一段话：
    “中国人民正在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而努力，其中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中的‘小康’这个概念，就出自《礼记·礼运》，是中华民族自古以来追求的理想社会状态。使用‘小康’这个概念来确立中国的发展目标，既符合中国发展实际，也容易得到最广大人民理解和支持。”
    那么，“小康”这个概念在《礼记·礼运》中，具体含义是怎样的，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众所周知，在《礼记·礼运》中，和“小康”这个概念相对立的是“大同”。对这两个概念，《礼记·礼运》是这样分别论述的：
    首先是“大同”一一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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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己；恶其不出于其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
    翻译成白话文一一
    “当大道得以施行的时候，天下是人所共有的：社会上选贤能的人士做事，讲求信义，教人和睦。所以每个人不光孝敬自己的父母，不单爱护自己的子女，还使所有老年人得以安享天年，壮年人能发挥所长，幼年人能好好成长；鳏夫、寡妇、孤儿、没有子女的老人家，以至残疾有病的人，都能得到照顾：男子都有适当工作，女子都有家庭归宿。财富资源，人们憎恶让它们白白浪费，也不必据为己有：惟恐自己不努力创造财富，却并不是为了自己的私利。这样，就不会有阴谋诡计的盛行，不会有抢劫、偷窃和作乱的事发生，人们外出也不用关门。这就叫做‘大同’世界。”
    接下来是“小康”一一
    “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大人世及以身体，城郭沟池以为固；礼义以为纪，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妇；以设制度，以立田里；以贤勇知，以功为己。故谋用是作，而兵由此起。…是谓“小康”。”
    其译文是
    “如今大道既然无法实行，天下成为一家一姓的天下：人人只孝敬自己的父母，只爱护自己的子女，生产财富和付出劳力，都只是为了自己。天子诸侯只将爵位传给自己子孙，又各自筑起城郭、挖掘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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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沟，来保卫一己的领土，并按照礼义定出法纪，以确立君臣的名分，加深父子的感情，和睦其兄弟，和谐于夫妻。由此而设立各种制度，划定土地疆界；以此来重用所谓勇敢和聪明的人，奖励为自己效力的人。这样一来，一切阴谋诡计就产生了，而战争也就由此而起。…这就叫做‘小康’社会。”
    看来，对于“大同”和“小康”，《礼记·礼运》一褒一贬，态度十分鲜明。这就说明，唯有“大同”，才可称得上是“中华民族自古以来追求的理想社会状态”！
    远的不说，就说近代吧，中国的志士仁人、革命先辈，无不以天下大同为自己不懈追求的崇高理想。
    所以，康有为写了一本《大同书》，描述了一个十分美好的大同世界。在这个世界里，无阶级、无私产、无家族、无邦国、无帝王，人人相亲，人人平等。
    所以，孙中山在《三民主义》中提出，“真正的三民主义，就是孔子所希望之大同世界”。他平生书写题词最多的，不是“小康”的“天下为家”，而是“大同”的“天下为公”四个大字。
    所以，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宣告，中国将“在工人阶级和共产党的领导之下稳步地由农业国进到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进到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消灭阶级和实现大同。”
    他又号召，工人阶级、劳动人民和共产党，必须“努力工作，创设条件，使阶级、国家权力和政党很自然地归于消灭，使人类进到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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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境域”。因为，这是“人类进步的远景”！
    人类社会如此，中国岂能例外？
    可是，不知为什么，《礼记·礼运》中和“大同”相对立的“小康”，竟成了“确立中国的发展目标，既符合中国发展实际，也容易得到最广大人民理解和支持”的一个概念。
    尊孔崇儒，当然是人们的自由，旁观者没有权利说三道四，但是，千万别把孙中山说的“孔子所希望之大同世界”，错搞成儒家所鄙视的“小康”社会，并对其顶礼膜拜一一这乃是对孔子和儒家学说的大不敬，也是对孙中山三民主义的无知识啊！
    附录：“小康”一祠的两个含义
    “小康”一词，最早出于《诗·大雅·民劳》：“民亦劳止，汔可小康。”后成为一个多义词，基本释义有二：
    1,《礼记·礼运》中与“大同”相对立的所谓“小康”；2,日常用语中的“小康之家”、“小康生活”的“小康”，意为具有中等生活水平。
    现在说的“小康社会”是借用了第二义的意思，某领导人却生拉硬扯地把它和《礼记·礼运》挂上了钩，以此来尊孔崇儒，岂能不闹笑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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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民族复兴”口号源流考略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现时已经成了高于一切的口号和目标。据称，“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我们党从成立那天起，就肩负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我们的责任，就是要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接过历史的接力棒，继续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到新中国成立100年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目标一定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一定能实现”。
    那么，“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个“历史的接力棒”，是何时诞生的，是如何一代一代地传递接力的，其间又经历了怎样的形态变化呢？这就需要进行一番简略的历史考察了。
    (一)梁启超首倡“中华民族”概念
    1,1901年，梁启超发表《中国史叙论》一文，首次提出“中国民族”的名称。
    2,1902年，在《中国学术思想之变迁之大势》一文中，正式提出“中华民族”概念，并指出：
    “立于五洲中之最大洲而为其洲中之最大国者，谁乎？我中华也：人口居全地球三分之一者，谁乎？我中华也；四千余年之历史未尝一中断者，谁乎？我中华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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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905年，撰写《历史上中国民族之观察》一文，七次使用“中华民族”提法，并从历史演变角度指出中华民族是中国境内的所有民族，“中华民族自始本非一族，实由多民族混合而成”。
    (二)孙中山提出“振兴中华”口号
    1,1894年，孙中山创建革命团体兴中会，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国，创立合众政府”为誓词。“兴中”，即振兴中华之意。在成立宣言中明确指出，成立本会的目的，“专为振兴中华”。
    2,1905年，创建全国性的资产阶级革命党同盟会，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的革命宗旨。
    3,同年，在同盟会机关报《民报》发刊词中，首次提出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即三民主义。
    4,1924年，在《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重新解释三民主义，制定“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即新
    三民主义。
    5,1925年，在遗嘱中宣告：
    “余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积
    四十年之经验，深知欲达到此目的，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
    (三)中国共产党高举“民族解放运动”旗帜
    1,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纲领》，确定党的纲领如下：
    “1.以无产阶级革命军队推翻资产阶级，由劳动阶级重建国家，直至消灭阶级差别；2·采用无产阶级专政，以达到阶级斗争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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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消灭阶级。3·废除资本私有制，没收一切生产资料，如机器、土地、厂房、半成品等，归社会所有；4·联合第三国际。”
    2,1922年，《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大会宣言》指出：
    “最近数十年之内，中国人反抗帝国主义压迫的势力，已是大有进步，而且还会增长起来。但是中国的反帝国主义的运动也一定要并入全世界被压迫民族的革命潮流中，再与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联合起来，才能迅速的打倒共同的压迫者一一国际资本帝国主义。中国劳苦群众要从帝国主义的压迫中把自己解放出来，只有走这条唯一的道路。”
    3,1923年，《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大会宣言》指出：
    “我们的使命，是以国民革命来解放被压迫的中国民族，更进而加入世界革命，解放全世界的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的阶级。
    中国国民革命万岁！
    全世界被压迫的民族解放万岁！全世界被压迫的阶级解放万岁！”
    4,1925年，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在《全国被压迫阶级在中国共产党旗帜底下联合起来呵！》的宣言书中，首次明确提出“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口号：
    “中国工人阶级斗争万岁！中国民族解放运动万岁！推翻列强帝国主义的强盗！推翻帝国主义的奴才奉系军阀！
    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万岁！
    西方无产阶级和东方被压迫民族领袖之共产国际万岁！”5,1926年，《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的主张》指出：
    “现在的时候，正是中国人民起来反对外国帝国主义和国内军阀压迫之民族解放运动的新时期；精神上物质上都日就衰弱的中国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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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因这一个运动才有新的转机。…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已成为世界革命的联合战线之一员，我们已经不是孤立的了！…推翻国内军阀，推翻世界帝国主义，如此中国民族才有出路呵！”
    6,1927年，《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为“五一”节纪念告世界无产阶级书》指出：
    “中国工人阶级以三百万有组织的群众领导现时中国民族解放运动，不妥协地向帝国主义及反动势力奋斗。因此中国的资产阶级，受了外国帝国主义之唆使，背叛了中国的革命而与帝国主义携手共同向中国的革命及其领导者一一工人阶级进攻。资产阶级用法西斯的手段在上海、广东及各地屠杀工人领袖与破坏工会的组织。…在这种情形之下，使中国革命走入一个新的时期，使中国无产阶级采取新的战略，更使世界工人阶级了解须团结一致向帝国主义进攻，防止其破坏中国的革命。”
    (四)张君劢提出“中华民族复兴”主张
    1,1932年，以“玄学鬼”著称的张君劢创办《再生》杂志，首次提出“中华民族复兴”主张，作为办刊宗旨，并阐述了自己的复兴方案。
    2,从是年起，张君劢在《再生》杂志上，先后发表了《我们要说的话》、《中华民族之立国能力》、《民族复兴运动》、《中华民族复兴之精神的基础》等论文。同时，他还将其30年代初期在全国各地的有关演说收集在一起，于1935年出版了《民族复兴之学术的基础》一书。
    3,与《再生》杂志的出现几乎同时，较早宣称以研究中华民族复兴理论为宗旨的期刊《评论周报》也创刊于天津。同年9月，直接以“复兴”命名的《复兴月刊》，又由新中国建设学会创办于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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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着，宏观探讨中华民族复兴政策和策略的理论著作，如吴赓恕的《中国民族复兴的政策与实施》等，也纷纷得以出版。此后，各种公开以“复兴中华民族”为宗旨来研讨各类问题的期刊杂志、专著、丛书、团体组织乃至运动，更是层出不穷。
    (五)蒋介石自居“中华民族复兴”领袖
    1,1932年，蒋介石于上年“九·一八”事变之后，建立“中华民族复兴社”，简称复兴社（蓝衣社），蒋介石亲任社长。该社以“复兴我中华民族”为宗旨，强调“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
    2,1934年，蒋介石出版《复兴民族之要道》一书，收录了他1932年至1934年发表的有关民族复兴的10篇言论。同年，还出版了他对庐山军官训练团的讲话稿《抵御外侮与复兴民族》。
    3,至1936年，他发表的文章仅篇名内可见“复兴”字样的就有：
    ·复兴中国之道一一中华民国二十一年四月十一日于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总理纪念周讲
    ·复兴民族之要道一一中华民国二十三年二月五日出席浙江省政府扩大纪念周讲
    ·复兴民族之根本要务一教养卫之要义一一中华民国二十三年二月十二日出席南昌行营扩大纪念周讲
    ·御侮与复兴之基本要道一一中华民国二十五年一月二十四日对陆大将官班精神讲话
    ·民族复兴之路一一中华民国二十五年五月二十五日在军校京沪江苏学生军训总队总理纪念周讲
    ·复兴中华！一一中华民国二十五年九月九日在广州出席总理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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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次革命纪念会讲
    ·巩固统一与复兴民族一一中华民国二十五年十月十日在南京检阅全国童子军讲
    4,自此，国民党诸大员及一些学者也纷纷著文论述“中华民族复兴”，例如：
    胡汉民的《民族主义的民族复兴运动》(1936)；阎锡山的《复兴民族须先复兴发展富强文明的原动力》(1936)；陈诚的《认识时代：一个民族复兴的大时代》(1937年前后)；周佛海的《精神建设与民族复兴》（1935)。还有李宗仁的《民族复兴与焦土抗战》，伍子建的《民族复兴之精神基础》，周辑熙的《复兴民族之路》等。后来，连汪伪政权的“中华民族反英美协会”也于1942年出版过一套《民族复兴丛书》。
    5,1934年至1949年，蒋介石、宋美龄发起的“新生活运动”，也自称为“民族复兴运动”。
    (六)毛泽东号召建设一个中华民族的新社会和新国家
    1,1935年，毛泽东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中指出：“我们中华民族有同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有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光复旧物的决心，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
    2,1939年，在延安庆贺模范青年大会上的讲话中号召：“为了中华民族的解放、独立、自由、幸福”而“永久奋斗”。3,同年，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指出：
    “中国人民的民族革命斗争，从一八四O年的鸦片战争算起，己
    经有了整整一百年的历史了；从一九一一年的辛亥革命算起，也有了
    三十年的历史了。这个革命的过程，现在还未完结，革命的任务还没有显著的成就，还要求全国人民，首先是中国共产党，担负起坚决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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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斗的责任。”
    4,1940年，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指出：
    “我们共产党人，多年以来，不但为中国的政治革命和经济革命而奋斗，而且为中国的文化革命而奋斗；一切这些的目的，在于建设
    一个中华民族的新社会和新国家。”
    5,1941年，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指出：
    “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一百年来，其优秀人物奋斗牺牲，前仆后继，摸索救国救民的真理，是可歌可泣的。但是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十月革命之后，才找到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最好的真理，作为解放我们民族的最好的武器，而中国共产党则是拿起这个武器的倡导者、宣传者和组织者。”
    6,1945年，在《论联合政府》中指出：
    “我们共产党人从来不隐瞒自己的政治主张。我们的将来纲领或最高纲领，是要将中国推进到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去的，这是确定的和毫无疑义的。我们的党的名称和我们的马克思主义的宇宙观，明确地指明了这个将来的、无限光明的、无限美妙的最高理想。”
    (七)蒋介石宜称台湾为“中华民族复兴基地”
    1,1948年底，蒋经国日记载：“父亲近曾缜密考虑引退问题，盖以在内外交迫的形势之下，另起灶炉，重奠革命基础，争取新生。”蒋介石“另起灶炉”的基地，就是台湾。他向陈诚等一班亲信交底说：“我坚信，就算整个大陆被共党拿去了，只要保有台湾，就可用来恢复大陆，因此我将不顾一切，毅然准备下野，把台湾变成复兴基地。”
    2,1951年，刚被赶到台湾不久，在《民国四十年国庆日阅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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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典礼训词》中说：“事实证明我台湾复兴基地，己成為亚洲民主的堡垒，反共必胜，复国必成。”“我们确保台湾，建设台湾的努力，乃使台湾成为中华民族复兴的灯塔”。
    3,1973年11月12日，即死前不久，在《对十届四中全会的指示》中说：“我们忍受一切屈辱，抵抗一切冲击，就是要使中华民族复兴基地，成为激扬自由世界反共信心的源头，成为鼓舞人类争取自由希望之火炬。”
    (八)毛泽东强调中华民族要为人类做较大贡献
    1,1949年，毛泽东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的开幕词中宣告：
    “我们的民族将从此列入爱好和平自由的世界各民族的大家庭，以勇敢而勤劳的姿态工作着，创造自己的文明和幸福，同时也促进世界的和平和自由。”
    2,1954年，在《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中指出：“我们的总目标，是为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我们要建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大概经过五十年即十个五年计划，就差不多了，就象个样子了，就同现在大不一样了。”
    3,1956年，在《纪念孙中山先生》中说：
    “因为中国是一个具有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土地和六万万人口的国家，中国应当对于人类有较大的贡献。而这种贡献，在过去一个长时期内，则是太少了。这便我们感到惭愧。”
    4,1956年，在《增强党的团结，继承党的传统》中说：
    “你有那么多人，你有那么一块大地方，资源那么丰富，又听说搞了社会主义，据说是有优越性，结果你搞了五六十年还不能超过美国，你像个什么样子呢？那就要从地球上开除你的球籍！所以，超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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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不仅有可能，而且完全有必要，完全应该。如果不是这样，那我们中华民族就对不起全世界各民族，我们对人类的贡献就不大。”
    5,1962年，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指出：
    “至于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经济，在中国，五十年不行，会要一百年，或者更多的时间。…中国的人口多、底子薄，经济落后，要使生产力很大地发展起来，要赶上和超过世界上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没有一百多年的时间，我看是不行的。”
    (九)90年代以来推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1,1990年，邓小平在《振兴中华民族》的谈话中说：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集中力量搞四个现代化，着眼于振兴中华民族。”
    2,1997年，江泽民的十五大报告出现“中华民族实现全面振兴”的提法；随后在访问美国的一次演讲中说：
    “中国人民所以要进行百年不掘不挠的斗争，所以要实行一次又
    一次的伟大变革…归根到底就是为了一个目标：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争取对人类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3,2002年，江泽民在十六大的报告中说：
    “中国共产党深深扎根于中华民族之中。党从成立那一天起，就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肩负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庄严使命。”
    4,2007年，胡锦涛在十七大报告中说：
    “我们党自诞生之日起就勇敢担当起带领中国人民创造幸福生活、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为了完成这个历史使命，一代又
    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前赴后继，无数革命先烈献出了宝贵生命。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必须继续承担好这个历史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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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012年，胡锦涛在十八大报告中说：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依据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总布局是五位一体，总任务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6,十八大至今，习近平在多次讲话中说：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我们党从成立那天起，就肩负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我们的责任，就是要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接过历史的接力棒，继续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到新中国成立100年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目标一定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一定能实现”。
    附录：李慎明“剽窃”俺的中国梦考据成果
    日前，俺在网上偶然看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李慎明的演讲视频《中国梦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上）》。不看不知道，一看吃一惊：李院长竟然基本上全文“剽窃”了俺原创首发的《“中华民族复兴”口号源流考略》。
    俺的这个考据成果，今年3月23日首次发布于华岳论坛，这是有案可查的：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口号源流考略-sg11jw[213786:12433]04:33:0703/23/2013+7选读(http://huayue.net/HuaShan/BBS/shishi/gbcurrent/213786.shtml [sgl1jw是俺的一个笔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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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慎明的演讲视频第一部分，一开始就讲了“中国梦提法的由来”。他认为，中国梦即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它的由来可以从九个方面来讲。大家请注意看以下视频的4分00秒到9分40秒的内容：
    http://v.youku.com/v_show/id XNTYxOTUzNTQw.html
    李院长这个演讲视频，从4’00”到9’40”的内容，几乎完全是“剽窃”俺的《“中华民族复兴”口号源流考略》的。为什么这样说呢？咱们看看他这部分内容的文字记录：
    我们先看第一部分，中国梦提法的由来、内涵与精神实质。“中国梦”，即“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个提法是从哪儿来的？我们看以下九个方面：
    一，就是梁启超首先使用中华民族的概念。你既然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那中华民族从哪儿来的？是梁启超首先提出来的。
    二，孙中山提出振兴中华的口号。“兴中会”即振兴中华之意，他自己明确讲这是“专为振兴中华”。因为近代以来衰落了，所以要振兴中华。
    三，张君励[劢！]他首先提出中华民族复兴的主张。
    四，蒋介石[19]32年，然后他有个复兴社，也就是蓝衣社。从字面上他讲呢，该社是以复兴我中华民族为宗旨，所以他提出中华民族复兴。不光提出这个，他认为他是领袖。
    五，毛泽东号召建设一个中华民族的新社会和新国家。这跟他们过去讲的本质的不同了。他是新社会和新国家，与复兴，与其它的有所不同了。这些具体例子时间关系我就不再讲了。[19]35年提出来的，他主要针对我们九·一八、七·七事变之后，这个九·一八事变之后，提出来的。然后包括[19]40年，《新民主主义论》提出建设
    一个中华民族的新社会和新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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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蒋介石到台湾以后，他把台湾称做中华民族复兴基地。还是要复兴，反攻大陆。
    七，毛泽东强调中华民族要为人类做出较大贡献。不仅是我们复兴，还要为人类做较大贡献，这个标准就不一样了。这是在[19]56年，纪念孙中山先生说的一个。过去我们贡献太少了，以后应该，“中国应当对于人类有较大的贡献”，这个很多人都知道的一句话。中华民族振兴也好，复兴也好，不在于自身，而且要造福人类，为人类做出较大贡献，这么大一个国家。
    第八，20世纪90年代以来，小平同志[19]90年首先提出振兴中华民族。他的这个途径呢，就是搞现代化，四个现代化，然后来振兴中华民族。[19]97年十五大报告里面，江泽民同志提出，中华民族实现全面振兴。[20]07年十七大报告里边，锦涛同志提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使命。如果这个小平和江泽民同志讲的是振兴的话，振兴中华民族的话，这里变成复兴了。这里面有什么区别没有？我认为本质意义是相同的。学术界有时候讨论，说这个在意义上、内涵上有所不同的看法，是存在的。我认为本质上是相同的，也应该是相同的，不应该有什么本质区别，说法不同而已。
    九，就是十八大到今天，近平同志在多次讲话里边，强调了中国梦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这是它[中国梦]的由来。
    再来看俺的《源流考略》的相关内容：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个“历史的接力棒”，是何时诞生的，是如何一代一代地传递接力的，其间又经历了怎样的形态变化呢？这就需要进行一番简略的历史考察了。
    一，梁启超首倡“中华民族”概念
    二，孙中山提出“振兴中华”口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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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点…
    三，中国共产党高举“民族解放运动”旗帜
    [此段内容被李慎明删除]
    四，张君劢提出“中华民族复兴”主张
    五，蒋介石自居“中华民族复兴”领袖
    六，毛泽东号召建设一个中华民族的新社会和新国家
    七，蒋介石宣称台湾为“中华民族复兴基地”
    八，毛泽东强调中华民族要为人类做较大贡献
    九，90年代以来推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6,十八大至今，习近平在多次讲话中说：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
    梦想”；…”。
    [此小节被李慎明列为第九；以上具体内容见上文]
    前后对比一下就能清楚地看到，李慎明讲的“中国梦提法的由来”，和俺的“中华民族复兴口号源流考略”，都分为九个方面，所不同的是，李院长将俺的第三个方面一一“中国共产党高举‘民族解放运动’旗帜”一一完全删去了，其它方面依次递补，到最后，则将“十八大至今，习近平在多次讲话中”提到中国梦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单独列为了第九方面。而两者的具体内容，除去李院长的一些解释性词语，基本上完全相同。
    那为什么是李院长“剽窃”了俺，而不是俺剽窃了他呢？说来好笑，俺的《源流考略》在华岳首发时，把第四个小标题“张君劢提出“中华民族复兴’主张”中，“张君劢”的“劢(mai)”,错成了“励(1i)”,而李慎明在演讲时却照念不误：“张君励”(1i)!
    当时，俺还曾发帖更正：[版主，请帮忙把第四部分小标题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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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点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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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君励”的“励”，改正成“劢”，谢谢*-sg11jw[213786.6:82]03:12:4603/24/2013]。可是华岳的版主没理俺的茬于是“谬种流传”，一直流到李院长那儿去了，害得他堂堂社科院副院长，当众把“张君劢”说成了“张君励”！呵呵一一不过，这正好证明了是他“剽窃”了俺，连错别字也“剽”了去。
    其实，所谓“剽窃”云云，只是说笑而己，俺才不会提起诉讼呢！值得思考的倒是这样几个问题：[一共五点，因敏感词较多，略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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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是民族主义？
    —答网友问
    民族主义并非“不是一个严格的概念，只有一个大体的范畴”，而是有着明确的内涵和确定的本质的。在马克思主义看来，在长期的演变过程中，民族主义已经有了一致的、公认的解释了，那就是：
    把本民族的利益看得高于一切并将这种利益置于其他民族的利益之上。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处理民族关系、民族问题的原则、纲领和政策，是资产阶级民族观的核心。它以民族矛盾掩盖阶级矛盾，搞民族压迫和民族分裂，是一种民族利己主义。
    尽管民族主义据说有两百多种说法，有不同的表现形态，比如狭隘民族主义、极端民族主义、地方民族主义等等，但从本质上看，都是把本民族的利益看得高于一切的，都是否认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否则也就不叫民族主义了。
    马克思主义也有自己的民族观，但这种民族观是与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联系在一起的，是贯穿着阶级和阶级斗争观点的，决不能把它归结为民族主义，也不能把它归入民族主义的范畴。
    正如列宁所说的：“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和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这是两个不可调和的敌对口号，这两个同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两大阶级营垒相适应的口号，代表着民族问题上的两种政策（也是两种世界观)。”(《关于民族问题的批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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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点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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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不同的民族主义，马克思主义采取了不同的态度，有的坚决反对，有的在一定程度上加以支持，关键看它是否在一定历史条件下有进步作用。比如对孙中山新三民主义中的民族主义，由于它在十月革命的影响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提出对外反对帝国主义、追求民族解放，对内主张各民族一律平等，因此我们是支持的。
    关于民族主义，马恩列斯毛都有大量的论述，我在“读书交流”栏目中摘录了列宁的《关于民族问题的批评意见》和斯大林的《马克思主义和民族问题》，可供参考，就不多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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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评美国之音的一篇奇文
    《新华社删改习近平讲稿》
    在习近平访问俄罗斯时，美国之音发表了一篇奇文一一《微妙的政治信号：新华社删改习近平讲稿》。先来看看它的开头：
    北京一一习近平在俄罗斯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的演讲实况录音稿和新华社发布的通稿有微妙的不同。新华社报道习近平谈到俄罗斯文学家的时候，删掉了一名中国曾经在几十年期间推崇的文学家，受到中外媒体的聚光和解读。
    根据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莫斯科演讲录音原文，有一段谈他青年时期读前苏联文学作品的话是这样的：“我年轻时就读过像普希金、莱蒙托夫、屠格涅夫、契诃夫、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奥斯特洛夫斯基等等文学巨匠的作品，让我感受到俄罗斯文学的魅力。中俄两国文化交流有着深厚基础。”
    中国官方的新华社在2013年3月24日01：11：02通过新华网刊发的《习近平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的演讲（全文）》中也有关于俄罗斯文学的这段话：“我年轻时就读过普希金、莱蒙托夫、屠格涅夫、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契诃夫等文学巨匠的作品，让我感受到俄罗斯文学的魅力。中俄两国文化交流有着深厚基础。”
    仔细对照可以看出，作家奥斯特洛夫斯基在新华社的通稿中被删除。北京观察人士注意到，另一位前苏联的革命作家高尔基也没有被习近平提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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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点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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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是所谓“新华社删改习近平讲稿”，但可惜，美国之音的文
    学史知识等于O!
    众所周知，在俄罗斯和苏联，有两位奥斯特洛夫斯基：一位是亚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奥斯特洛夫斯基，生于1823年，俄罗斯著名戏剧家，著有《大雷雨》等诸多名作，被誉为俄国戏剧之父。一位是尼古拉·阿列克谢耶维奇·奥斯特洛夫斯基，1904年出生于乌克兰，坚强的布尔什维克战士、苏联著名无产阶级革命作家，《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暴风雨所诞生的》作者。
    习近平所说的“俄罗斯文学”的奥斯特洛夫斯基，肯定是前一位，但一般中国人印象深刻的是“苏联文学”的后一位。可能新华社怕在国内引起对他们不利的反应，又闹出什么事来，所以在新闻稿中干脆删了，当然，这得经过习本人的同意。
    不过，说美国之音的俄国文学史知识等于。，也实在太小看它们了。实际上，它们是在装疯卖傻，借题发挥，指桑骂槐！再来看该文的后面部分：
    影响几代人
    生活在中国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的青年对奥斯特洛夫斯基可谓是耳熟能详。奥斯特洛夫斯基所着《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是中国当年的畅销书，书中的主角叫保尔·柯察金。这本书1938年由梅益根据英文版翻译成中文，从1952年至1995年的44年间，一共印刷出版57次，发行250万册。
    其中的那段著名引语：“人最宝贵的是生命。生命属于人只有一次。人的一生应当这样度过：当他回首往事的时候，不会因为碌碌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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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点…
    为、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会因为为人卑劣、生活庸俗而愧疚。这样，在临终的时候，他就能够说：‘我已把自己整个的生命和全部的精力献给了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一一为人类的解放而奋斗”，影响了50年代到70年代的整整几代中国人。
    作为五零后的习近平，受到这部作品的影响并不奇怪。他在莫斯科谈到这部作品也是顺理成章。
    在一口咬定习近平所说的“奥斯特洛夫斯基”就是“保尔·柯察金”之后，美国之音的奇文就把矛头对准了“50年代到70年代的整整几代中国人”，以及“九零后的青年”，甚至“作为五零后的习近平”，说他们都是受到《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影响的。
    这倒是句实话、真话，难得的很！但是，就是这样，又怎么样呢？那个时代的许许多多中国人、特别是青年人，正在从事着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接受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革命文学的影响和鼓舞，难道不是顺理成章的吗？正是在像保尔·柯察金这样的苏联英雄人物和像吴运铎这样的无数中国革命先辈的影响和鼓舞下，中国人民才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伟大胜利！
    可是，不知美国之音为什么那么肯定“作为五零后的习近平，受到这部作品的影响并不奇怪”，是赞赏，还是讽刺呢？奇文的最后，终于图穷匕首见了：
    鲜花还是毒草？
    不过，即使是在中国，对这本书也有异议。江苏省南京大学《当代外国文学》主编余一中在《〈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是一本好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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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点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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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吗？》的文章中说：这本书对读者来说，“就像受钴60的照射，使昆虫丧失生育能力一样能使读者失去独立思考，丧失正常恋爱、交友、与友人相处和做有益工作的能力”；“我们的译者、出版者不要再制造、贩卖裹着糖衣、使人心灵失常的毒药了。”
    褪红处理
    有海外媒体分析说，新华社在报道中删除了奥斯特洛夫斯基的名字是对习近平的讲话做“褪红”处理。今天的俄罗斯已经走上民主之路，尽管俄罗斯的选举过程和细节受到观察人士和媒体的审视和批评，但这个当年列宁和斯大林的故乡已经摒弃了共产主义，实行了民主选举。在俄罗斯，奥斯特洛夫斯基的一页已经翻过去了，这本斯大林时代的热门书在今天的俄罗斯已经很少有人知道。
    原来，《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是“毒药”，“整整几代中国人”、包括习近平，都被毒害了！那么，有没有解药呢？有的，那就是所谓“民主之路”，就是所谓“普世价值”，就是“摒弃共产主义”！
    原来，习近平也是一个被奥斯特洛夫斯基毒害的“红色人物”，也在需要解救之列。果真如此吗？新华社这次真是干了一件大大的蠢事，在新闻稿中删去“奥斯特洛夫斯基”，不恰恰说明他们最怕的就是粘上“红色”吗？不是正好说明他们心虚了吗？
    不然的话，完全可以理直气壮地保留这个名字，要是有人以此企图大做文章，几句话就可以把他们打得满地找牙：你不知道文学史上有两个奥斯特洛夫斯基吗？我说的是“俄罗斯文学”的奥斯特洛夫斯基，根本不是“苏联文学”的奥斯特洛夫斯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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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点…
    愚蠢啊，愚蠢！这下子倒好，被两边都抓到了把柄：一边说你要“褪红”，另一边说你本来就“不红”一一这真是跳进黄河都洗不清了
    另外，习讲话中提到的托尔斯泰也有两位：列夫·托尔斯泰和阿列克谢·托尔斯泰。后一位曾三次荣获斯大林奖金，美国之音为什么不把这位托尔斯泰，指认成习说的“托尔斯泰”呢？这不是又可以做
    一篇大文章了吗！
    最后严正声明一下：网上说这篇文章是美国之音的，但是，从该文典型的某系的腔调、笔法、思路，特别是对中国有关情况的熟悉程度来看，原作者恐怕不会是蓝眼睛、高鼻梁的，倒是十有八九乃地地道道的中国公知！
    附录：就上文答网友
    oldnews:
    习近平所说的“俄罗斯文学”的奥斯特洛夫斯基，你肯定是前一位，我为什么觉得肯定是后一位？
    答：请注意习的原话，他说的是“俄罗斯文学”。前一个亚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奥斯特洛夫斯基当然在其中，而后一个尼古拉·阿列克谢耶维奇·奥斯特洛夫斯基却不可能包括在内，因为他的文学创作是在苏联时期。苏联有16个加盟共和国，包含后一个奥斯特洛夫斯基出生的乌克兰，所以不能等同于俄罗斯，现在这是两个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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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点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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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习说的是“中俄两国”，这也不能包括苏联时期。如果习用一位苏联革命作家来说明“中俄两国文化交流有着深厚基础”，那在政治上就是要让对方难堪，下不来台，这会吗？
    WXYSLS:
    从对中国一代人的广泛影响而言，我认为习提到的托尔斯泰应该是指列夫·尼古拉耶维奇·托尔斯泰，即《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的作者。
    答：当然是指列·托尔斯泰。从新华社稿的“普希金、莱蒙托夫、屠格涅夫、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契诃夫”就可看出，是按作家的出生年份排列的，把习现场讲话中的“契诃夫”，从原来名单的中间调整到了最后，所以不可能是阿·托尔斯泰。但把原来最后的奥斯特洛夫斯基删除，实在是太愚蠢了。因为按年份，著名戏剧家奥斯特洛夫斯基(1823年生)应该排在陀思妥耶夫斯基之后、托尔斯泰之前，这样，就谁也不能说这个“奥斯特洛夫斯基”是指《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的作者奥斯特洛夫斯基了！
    还有那个提到“奥斯特洛夫斯基”的讲话，更是大笑话。看视频习是拿着讲稿上台演讲的，己经说出口的话，怎么能删？替他起草讲稿的，缺乏俄罗斯文学史常识，拟了这样一个俄罗斯作家名单：“普希金、莱蒙托夫、屠格涅夫、契诃夫、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奥斯特洛夫斯基”，习照着念了。这有两个错误，一是契诃夫的位置不对，二是最后的奥斯特洛夫斯基会使人误以为是苏联作家、《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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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副对联有点怪——有感于某领导念对联
    新华网北京11月27日电据新华社“新华视点”微博报道，某领导[按：此处省略三个职称和一个姓名]26日在河南省南阳市内乡
    县的4A级旅游景点一一内乡县衙三省堂门前，给市、县委书记们念
    了康熙十九年(1680年)内乡县知县高以永撰写的一副对联：
    得一官不荣，失一官不辱，勿道一官无用，地方全靠一官；穿百姓之衣，吃百姓之饭，莫以百姓可欺，自己也是百姓。
    他说，对联以浅显的语言揭示了官民关系。封建时代官吏尚有这样的认识，今天我们共产党人应该比这个境界高得多。
    堂省三
    888
    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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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点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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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感：
    这副对联有点怪，怎么上联在右，下联在左？
    这么一来，“三省堂”岂不变为“堂省三”？
    句末字应该是上仄下平，怎么成了上平下仄？
    是写对联的没文化，还是念对联的…？
    [注：上下两联末字应为：“姓”，仄声、“官”，平声。是谓“仄起平收”，乃撰写对联的首要规范。
    原对联“喫（吃）百姓之饭，穿百姓之衣”，新华社却把它颠倒过来，不知有何深意？]
    说到这里，不禁会想起果戈理的《死魂灵》中的一个地主家里的“娃儿”彼拉格娅来。果戈理描写说，这个“娃儿”有一次替乞乞科夫的马车夫绥里方带路，但她因为不会分辨向左向右，脑筋乱了，结果弄得很窘。…你们记得，马车夫绥里方因为彼拉格娅分不清左右，认为必须斥责她，于是对她说：“阿唷！你这泥腿…连左右也分不清。”
    一一斯大林《关于苏联宪法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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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谓“句读”？
    新华网北京1月9日电《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论述句读》近日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并向全国发行。在1月9日开幕的2014年北京图书订货会上，该书受到全国各地图书发行单位的欢迎。
    该书是人民出版社推出的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的重点图书之一。全书由中国梦、理想信念、科学发展、改革开放、外交战略、群众路线、组织作风建设、反腐倡廉八部分组成，精选了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中的121句经典论述，在让读者重温学习讲话原文后，逐句进行深入浅出的解读。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孙晓认为，该书主题突出，内容丰富，创意独特，形式新颖，文风朴实，贴近群众，有助于广大党员、干部、群众深入学习、准确把握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
    云南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赵金高度重视该书的出版工作，在创意策划、组织撰写中多次进行具体指导，要求准确把握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的丰富内涵和精神实质，尽心尽力做好解读工作。
    该书由云南出版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李维编著。
    何谓“句读”？
    句读(jùdòu),也称句逗。是句号和读号的合称。
    古时称文词停顿的地方叫做句或读。连称句读时，句是语意完整的一小段，读是句中语意未完，语气可停的更小的段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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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点历史
    443
    般是以句号(。)作为一个句子的终了，相当于现代标点符号中的句号；句中语气承转停顿以读号（，或、)表示，则相当于现代标点符号中的逗号和顿号。
    像这样句读的动作，被称为“断句”又被称为“圈点”，而圈点并且加上注解或注脚的动作，则被称为“圈注”。
    难道习总写的是文言文，需要句读、断句才行？像该书那样逐句圈点后再作解读，应称“圈注”才是。
    书名即已如此，令人如何卒读？
    鸣呼，中华传统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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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级授职制”究竟是什么意思？
    前些天，针对方天佐网友对所谓“等级授职制”的“批判”，俺发了一个提问帖：请方天佐不吝赐教，究竞什么叫“等级授职制”？承蒙方天佐作了回答，但细细看来，基本上还是原来的一些说法，只是个别地方稍微具体了点。他前后十数个主帖和跟帖中对“等级授职制”的解释，反反复复就是这样一句话：
    “等级授职是封建专制的官员任命制度”；“等级授职是我们现行的干部基本制度，即干部的产生是任命产生，比如，省级任命县级”。
    那这个“等级授职制”的提法又是从哪里来的呢？他说“请见《法兰西内战》第三部分。‘等级授职’四字从该文而来”。
    于是，问题就在于，“等级授职制”究竟是不是一种“官员任命制度”，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中又是在什么意义上使用这个概念的呢？
    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中谈到“公社是由巴黎各区通过普选选出的市政委员组成的”时候，这样说道：“普遍选举权不是为了每三年或六年决定一次由统治阶级中什么人在议会里当人民的假代表，而是为了服务于组织在公社里的人民，…。另一方面，如果用等级授职制去代替普选制，那是最违背公社精神不过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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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点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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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所说的“等级授职制”，具体指的是什么制度呢？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的注释中，对此有一个明确的解释：
    “等级授职制是中世纪封建主授予藩属封地或神职的制度。其特点是等级低的人完全听任等级高的世俗封建主和教会封建主的摆布。”(《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793页)
    由此可见，所谓“等级授职制”，第一，它是一种授予藩属封地或神职的制度，而不是“官员任命制度”；第二，在这种制度下，世俗封建主和教会封建主授予藩属的，是封地或神职，而不是国家官员职务；第三，其特点是等级低的人完全听任等级高的封建主的摆布，而不是自上而下一级一级地任命官员。
    其实，只要是学过中学历史的网友都知道，这种“等级授职制”，实际上就是中世纪西欧封建社会初期实行的“封建等级制”。根据这
    一制度，国王按照各个贵族的政治地位高低和军功多少，也就是已有的等级，把土地分封给公、侯、伯、子、男爵及骑士等大大小小的封建领主。
    这种按政治特权大小而分占封地的方式，就是等级土地占有制度。等级授职制下的封地，具有俸禄的性质，占有土地的领主原先都有贵族的头衔及爵位，领主在政治上的等级与占有封地的数量是吻合的。
    那么，“授职”又是怎么回事呢？这里的“职”，是指神职，比如天主教的教皇、主教、神父、执事、修士等，主教还分枢机主教、总主教、大主教等。教皇、主教等教会封建主，有权授予他人一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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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点…
    神职。这种方式，就是“等级授职制”的神职授予制度。这个神职，与国家公职、与官员职务，完全不是一回事。
    这种封建的“等级授职制”，这种“等级低的人完全听任等级高的世俗封建主和教会封建主的摆布”的制度，当然是与普选制根本不同的，用这种制度去代替普选制，当然如马克思所说，“是最违背公社精神不过的”，这是毫无疑义的。
    但是，这种“等级授职制”同方天佐所说的“封建专制的官员任命制度”，同“现行的干部基本制度”，同所谓“干部的产生是任命产生，比如，省级任命县级”，有什么相干呢？
    方天佐说什么“等级授职制”就是“封建专制的官员任命制度”，就是“封建的授官制度”一一这纯粹是在耍弄指鹿为马、混淆概念的诡辩手法，把明明是性质不同的各种概念搅成一锅粥！
    方天佐又说什么“等级授职制”就是“干部的产生是任命产生，比如，省级任命县级”，就是“封建专制”一一这分明是在利用“等级”、“授职”这样的多义词，诱使人们望文生义，从而混淆不同的概念，搞似是而非的诡辩把戏！
    由此也可见，方天佐借“等级授职制”问题而对马恩列斯所作的
    一大通攻击，比如“等级授职制是在马克思主义的庇护下产生的，是列宁搞起来的”，“恩格斯没有指出这种任命制度的封建专制性特征”，“到了斯大林时代就成了他杀死大量同僚，复辟封建专制的工具”等等、等等，完全是别有用心的胡说八道，根本不值得一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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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旗上的五颗星代表的是什么？
    读“右而左”网友的《张木生，天使还是魔鬼？》一帖，得知刘源、张木生鼓吹他们所谓的“新民主主义”的一个最主要理由，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五星红旗上，一颗大星是中国共产党，四颗小星分别代表了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
    据张木生引用的刘源的话说，“中国的国体表现在五星红旗上，
    一颗大星是中国共产党，四颗小星星之中，有两颗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或称之为资本主义，没有小星不行，…”。（张木生《改造我们的文化历史观》)
    “中国的国体表现在五星红旗上”一一这真是至关紧要、非同小可啊！事关国体，岂能胡说八道？如若不然，岂非国将不国？那么，这就要请问刘源、张木生了：国旗上一颗大星是中国共产党，四颗小星中有两颗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之说，究竟从何而来？
    众所周知，五星红旗诞生于1949年9月举行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这次会议，制定了“毛刘周共同参与的《共同纲领》”（张木生语）；根据这个纲领，通过了关于国都、纪年、国歌、国旗问题的《四个决议案》，其中第四个明确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旗为红地五星旗，象征中国革命人民大团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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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8
    续点…
    四，一致通为。中人民共和國的國族為五星，象中國本命人民三、全]：在中帝人民共和國的國来正式定前，以勇遗行二、全楼一通：中華人是共和的年探用公元·今年一九因乐一通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固春定於北平。自即日起個决議案,改名北平
    中央档案馆
    这个决议案，一直没有变更，至今有着最高的法律效力，是对五星红旗含义最为权威的解释。与此相比，任何其他的说法、揣测、臆想，都是不正确的，没有被采纳的，甚至是错误的、违法的。
    同时，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主席团通过的《制旗办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为五星红旗，长方形，红色象征革命，其长与高为三与二之比，旗面左上方缀黄色五角星五颗，象征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大团结，星用黄色，象征红色大地上呈现光明。”
    这里，哪有什么“一颗大星是中国共产党，四颗小星代表四个阶级”的影子？哪有什么“四颗小星星之中，有两颗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或称之为资本主义”的印记？哪有什么“没有小星不行”，也就是没有资本主义不行的痕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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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点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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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胡编乱造的说辞，岂不是完全违背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的决议案？岂不是根本违背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关于国旗的法律法规？
    亏得刘源是刘少奇之子，你应该知道，《刘少奇年谱》下卷1949年部分明明记载着：“9月27日出席中国人民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会议还一致通过《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都、纪年、国歌、国旗的决议》：…（四)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旗为五星红旗，象征中国人民大团结。”怎么，你亲爹后来没有告诉你吗？还是他告诉你“一颗大星是中国共产党，四颗小星代表四个阶级”的呢？
    亏得张木生“马列枪法纯熟”（刘源语），你应该知道，“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旗为红地五星旗，象征中国革命人民大团结”，是小学生也应该知道的常识。怎么，你的小学老师没有教过你吗？还是他教你“四颗小星星之中，有两颗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或称之为资本主义”的呢？
    一个有着显赫的父母，挂着上将的军衔，一个多年研究这个探讨那个，素负“先锋智囊”的名声，却连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图案的法定含义都不清楚，你们怎么披挂上阵、为国杀敌，怎么下笔作文、为国效力，能不让人怀疑吗？
    其实，你们何止是不明白五星红旗的含义，完完全全是在恶意歪曲、篡改新中国的国体，目的是为了推销那套所谓“刘少奇实践的新民主主义”（张木生语），把整个中国在“没有小星不行”（刘源语)的资本主义邪路、死路上进一步推向万丈深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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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0
    读点…
    可惜的是，你俩这种改旗易帜的把戏实在太低劣了，连小学生的水平都不如，还要以此来作为实行所谓“新民主主义”的一个最重要理由，真是可怜又可悲。现在，把戏被彻底戳穿了，你们的那套刘记“新民主主义”也只能见鬼去了！
    附录：也有支持刻、张的
    Liuyuxi1948
    国旗中的大五角星代表中国共产党，四颗小五角星分别代表当时的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四个阶级。
    这是国旗五颗五角星的基本含义。我个人认为这个解释是对的。
    本人回复：
    问题是：这是谁解释的？哪个权力机构解释的？法理根据何在？法律依据何在？政协第一届会议的《四个决议案》是否还有效？从第
    一届政协的主席毛泽东的说明，到全体会议的决议案，再到会议主席团的“制旗办法”的规定，都不能成立，而一个不知出自何方的、只是在坊间流传的“解释”，倒可以有最高的权威吗？
    再具体地问：大五角星代表中国共产党，又是哪个文件明确规定的？四颗小五角星分别代表当时四个阶级，那么，究竟是哪一颗小星代表哪一个阶级？哪一颗小星排在哪一个位置？这个能随便指定、随便排列吗？既然是分别代表当时的四个阶级，那么现在己经不提阶级，而“创新”了十个阶层，哪小星是否要增加到十颗？或者仍然是四颗，
    一颗代表两个半阶层？庄严的、代表国家形象的五星红旗，能这样“朝令夕改”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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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点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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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注意：无论是毛泽东主席的说明，还是政协会议及其主席团的解释，都说五星红旗是象征中国革命人民大团结。这个“象征”，意思就是形象地表征，而不是实指的，不是要让社会上的各个政党、阶级来对号入座的，否则，还是什么“象征”？
    再请注意：刘源、张木生的本意，就是要利用那种流传的对五星红旗的种种不正确的、甚至错误的“解释”，来达到他们从根本上改变中华人民共和国国体的阴谋企图，明目张胆地使资产阶级，包括所谓“民族”资产阶级、官僚资产阶级、买办资产阶级等等，占领神圣的国旗。所以，他们已经公开扬言，“中国的国体表现在五星红旗上”。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还能盲目地跟着他们的所谓“解释”，再来歪曲五星红旗的真正含义，否定毛泽东主席的解释和政协第一届会议的决议案、实际上也就是中国革命的成果吗？
    至于你和右而左等网友指出的，刘、张将民族资产阶级概念偷换成资产阶级概念，是一个问题，但不是要害问题，要害还是从根本上改变中华人民共和国国体的问题。即使是当时的民族资产阶级，也没有在五星红旗上单独占有一颗星，因为政协第一届会议的决议案己经完全排除了这种可能，而这个决议案是具有最高法律效力的，任何人也不容许违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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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少奇同志”死而复生修订《论修养》
    闲来无事，偶尔翻到一本《刘少奇选集（上卷）》，不免浏览一番。在著名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一文中，见到少奇同志在第126页引用了列宁的这样一段话：
    “资产阶级的反抗，因为自己被推翻（哪怕是在一个国家内）而凶猛十倍。它的强大不仅在于国际资本的力量，不仅在于它的各种国际联系牢固有力，而且还在于习惯的力量，小生产的力量。因为，可惜现在世界上还有很多很多小生产，而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由于这一切原因，无产阶级专政是必要的，不进行长期的、顽强的、拼命的、殊死的战争，不进行需要坚持不懈、纪律严明、坚韧不拔和意志统一的战争，便不能战胜资产阶级。”
    读到这里，突然想起，文革时批判刘少奇这本书时，不是有一篇重头文章的题目，就叫《<修养>的要害是背叛无产阶级专政》吗？文章里说，刘少奇在引用列宁的这段话时，“明目张胆地拦腰把‘无产阶级专政是必要的’砍掉了”，还说这就是刘少奇反对无产阶级专政的罪证。但是，《刘少奇选集（上卷）》中的原文，不明明就有“无产阶级专政是必要的”这句话吗？少奇同志哪曾把它“砍掉了”呢？
    于是，又找出一九六二年版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单行本，这个版本是刘少奇当时亲自修订定稿的。结果发现，其中引用的列宁的这段话是这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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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产阶级的反抗，因为自己被推翻（哪怕是在一个国家内）而凶猛十倍。它的强大不仅在于国际资本的力量，不仅在于它的各种国际联系牢固有力，而且还在于习惯的力量，小生产的力量。因为，可惜现在世界上还有很多很多小生产，而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由于这一切原因，…不经过持久的、顽强的、殊死的战斗，即不经过坚持不解、纪律严格、坚忍不拔和意志统一的战斗，便不能战胜资产阶级。
    这里的省略号“…”，应该是“无产阶级专政是必要的”这句话啊！难道，少奇同志真的把它“砍掉了”了？怀疑自己眼花，反复查对了几遍，没错，是“砍掉了”。但是，怎么到《刘少奇选集（上卷)》中，它又出来了呢？要知道，刘少奇是一九六九年十一月去世的，《刘少奇选集（上卷）》是一九八一年出版的，他怎么可能在死后十二年，又出来修订自己的著作呢？“少奇同志”死而复生修订《论修养》，这不成了天下奇闻吗！
    难道，是《刘少奇选集（上卷）》印错了？不可能。它是由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编辑、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绝不会出这样的低级差错。这是怎么回事呢？终于，在该书最后面的第〔102)条注释中，找到了答案：
    “本文[即《论修养》]一九八O年三月人民出版社出版单行本时
    编辑部注：这里的引文以前各版在‘由于这一切原因，’以下，省略了‘无产阶级专政是必要的，’等字。作者可能因为重点是要说明消灭阶级必须经过非常‘艰难的工作和斗争’，所以作了这种省略。考虑到这里的省略不免对引文原意有所影响（这与上一段引文中的省略不同)，现在加以恢复。在‘文化大革命’中，有人把这种省略说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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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点…
    是作者‘反对无产阶级专政’的所谓证明。凡是能够看懂这段文字的真实意义的人，都会明白这种说法是完全不能成立的。”
    原来，被刘少奇删掉的“无产阶级专政是必要的”这句话，是一
    九八○年三月人民出版社出版单行本时，编辑部“恢复”上去的，而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编辑的《刘少奇选集（上卷）》，就是按照这个版本刊印的。
    但是又有了新的疑惑：《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从一九三九年初版到一九六二年再版，历次版本都是刘少奇亲自定稿的，对列宁的话怎样引用，少奇同志肯定是经过慎重考虑的。可是为什么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和人民出版社编辑部，仅仅根据“作者可能”、“有所影响”这样的主观臆想的理由，就改动了少奇同志的引文呢？如果是因为文革中有人借此进行批判，所以要改，那当时对刘少奇著作的批判多了去了，是否都得改呢？既然认为“凡是能够看懂这段文字的真实意义的人，都会明白这种说法是完全不能成立的”，哪又为什么要改呢？这不是多此一举吗？至少，应该尊重原著作者少奇同志吧！
    更严重的是，如果现在那些有“文革思维”的人抓住这一点说；“刘少奇明明是反对无产阶级专政的，你们现在这样改他的著作，就证明当初的批判完全批对了！”对此，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和人民出版社编辑部应该怎么解释呢？
    那条注释中还提到，《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引用的列宁的另一段话，也有省略。刘少奇的原文是这样的：
    “列宁说：‘消灭阶级不仅意味着要驱逐地主和资本家，一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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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点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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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我们已经比较容易地做到了，一而且意味着要消灭小商品生产者，可是对于这种人不能驱逐，不能镇压，必须同他们和睦相处；可以(而且必须)改造他们，重新教育他们，这只有通过很长期、很缓慢、很谨慎的组织工作才能做到。他们用小资产阶级的自发势力从各方面来包围无产阶级，浸染无产阶级，腐蚀无产阶级，经常使小资产阶级的懦弱性、涣散性、个人主义以及由狂热转为灰心等旧病在无产阶级内部复发起来。无产阶级政党的内部需要实行极严格的集中制和极严格的纪律，才能抵制这种恶劣影响，才能使无产阶级正确地、有效地、胜利地发挥自己的组织作用（这是它的主要作用）。…千百万人的习惯势力是最可怕的势力。…战胜集中的大资产阶级，要比‘战胜’千百万小业主容易千百倍；而这些小业主用他们日常的、琐碎的、看不见摸不着的腐化活动制造着为资产阶级所需要的，使资产阶级得以复辟的恶果。’”
    其中前后两个“…”，列宁原来的文字分别是：
    一，“无产阶级专政是无产阶级为反对旧社会的势力和传统而进行的顽强斗争，即流血的与不流血的，强力的与和平的，军事的与经济的，教育的与行政的斗争。”
    二，“没有在斗争中百炼成钢的党，没有为本阶级全体忠实的人所信赖的党，没有善于考察群众情绪和影响群众情绪的党，要顺利地进行这种斗争是不可能的。”
    这里也讲到了无产阶级专政，还讲了党的重要作用。当年，《<修养>的要害是背叛无产阶级专政》一文，也抓住这个做文章，说是刘少奇“又明目张胆地拦腰砍掉了‘无产阶级专政’”，“连共产党的领导也给砍掉了”。这也许不是少奇同志的本意，但考虑到“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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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点…
    可能”或“有所影响”，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和人民出版社编辑部，为什么不把这两句话也“恢复”到列宁的原话中去呢？一段话恢复，另一段话不恢复，这样做，不正好说明自相矛盾、欲盖弥彰吗？！
    顺便说一下，负责《刘少奇选集》编辑工作的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它的工作机构，就是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这个研究室成立后，陆续编辑出版了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任弼时、邓小平、陈云等老一辈革命家的著作、年谱、传记和画册。人们已经多次领教到，这个研究室是怎样随心所欲地对待毛泽东同志的著作的，现在看来，为什么“少奇同志”竟会死而复生修订《论修养》，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也应该出来说说清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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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色为花派翻案“三部曲”
    2007年9月，北京日报曾经刊登了一篇摘自《博览群书》的文章《托洛茨基一生真伪》，作者马长虹，他忠实地记录了特色是怎么
    一步步为托派翻案的。该文一开头就洋洋得意地为托洛茨基评功摆好：
    人们知道十月革命，却多不知道正是托洛茨基在列宁不在的情况下领导了十月革命；人们知道苏联红军，却多不知道托洛茨基才是红军的缔造者，并率领它打败了英法帝国主义干涉者和白军，捍卫了新生的苏维埃共和国；人们知道新经济政策，却多不知道是托洛茨基最早提出了新经济政策；人们知道斯大林是列宁的继任者，却多不知道托洛茨基在苏维埃俄国的地位原本仅次于列宁，他的肖像与列宁的肖像并排悬挂；人们知道苏联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性，却多不知道早在1930一1933年间，托洛茨基就在竭力争取德国工人阶级组织联合阵线，反对法西斯主义势力抬头，防止希特勒上台；人们知道新版《列宁全集》中文版共有60卷，却多不知道《托洛茨基全集》竟达150卷之巨，内容涵盖政治、经济、外交、军事、艺术、教育等等几乎一切领域…
    原来，十月革命爆发时，“列宁不在”，没有领导十月革命，而是托洛茨基一个人领导的；原来，创建红军不是1918年1月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和列宁、斯大林的决策，而是托洛茨基个人“缔造”的；原来，列宁的“新经济政策”，是抄袭托洛茨基的：原来，无产阶级革命领袖也是要论资排辈的，一把手去世就只能由“二把手”接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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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点…
    原来，托洛茨基早就在德国“防止希特勒上台”，只是差一点而没有防住，否则就不会有第二次世界大战：原来，托洛茨基比列宁还“伟大”，因为他的全集“竟达150卷之巨”一一这真是闻所未闻的奇谈怪论，石破天惊的荒唐逻辑！
    比如，人们知道《毛泽东诗词》中央文献出版社版共有67首，却多不知道清朝皇帝乾隆一生诗作竟达四万首之巨，“内容涵盖政治、经济、外交、军事、艺术、教育等等几乎一切领域”。因此，毛泽东岂能与乾隆相比？同理，列宁的肖像岂能和托洛茨基并排悬挂？！
    以上还只是《托洛茨基一生真伪》作者的开场锣鼓，接下来就是步步为营，通过罗列毛泽东著作注释的一次次修改，来说明特色是如何一步步替托洛茨基翻案的：
    就中国来看，对托洛茨基的评价，随着国内外形势的变化和中共党史、国际共运史研究的深入，几十年来有着一个逐渐的转变过程，早先的和今天的结论差别巨大。
    人民出版社1952年版《毛泽东选集》第一卷《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一文中，针对托洛茨基的注释是这样写的：
    “托洛茨基集团，原是俄国工人运动中的一个反对列宁主义的派别，后来堕落成为完全反革命的匪帮。关于这个叛徒集团的演变，斯大林同志于1937年在联共中央全会上的报告里，作过如下的说明：“过去，在七八年前，托洛茨基主义是工人阶级中这样的政治派别之
    一，诚然，是一个反列宁主义的、因而也就是极端错误的政治派别，可是它当时总算是一个政治派别…现时的托洛茨基主义，并不是工人阶级中的政治派别，而是一伙无原则的和无思想的暗害者、破坏者、侦探间谍、杀人凶手的匪帮，是受外国侦探机关雇用而活动的工人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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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点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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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级死敌的匪帮。’”（按：作者删去了这个注释后半部分对中国托派所作的揭露和批判的内容。)
    对1952年版《毛泽东选集》经毛泽东亲自审阅的这个注释，特色当然认为，这是斯大林和毛泽东的“严重错误”之一，是要“拨乱反正”的，所以，就上演了一场“翻案三部曲”。据《托洛茨基一生真伪》介绍：
    第一部
    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毛泽东选集》第一卷《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一文中，关于托洛茨基的注释修改为如下内容：
    “托洛茨基(1879一1940)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曾任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等职。列宁逝世后，反对列宁关于在苏联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和路线，1927年11月被清除出党。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托洛茨基进行了许多分裂和破坏活动。”
    从注释内容的整体来看，对托洛茨基的评价依然是负面的。但请注意，相对于1952年版毛选中的注释，这里有两个改变：一、注释中加入了“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曾任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等职”这句很重要的话，肯定了托洛茨基在十月革命胜利后军事领域的工作，而列宁历来高度重视托洛茨基的军事工作，差不多是主动地接受他在这个领域中的判断。二、删去了原注释中大量丑化词汇。
    看来，对中国的托派来说，这样的修改是不能满意的，因为尽管它“删去了原注释中大量丑化词汇”，但“对托洛茨基的评价依然是负面的”。对此，特色似乎也意识到了，然而他们深知，“饭要一口口吃，案要一步步翻”，心急吃不了热豆腐。于是，就来了一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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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点…
    第二部
    更大的改变接踵而至，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毛泽东文集》第
    一卷《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一文中，对托洛茨基的注释成为下面说法：
    “托洛茨基(1879一1940)曾任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尔什维克）中央政治局委员、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等职。列宁逝世后，他反对列宁关于在苏联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和路线，在联共（布）党内组织反对派，进行派别活动，1927年11月被开除出党。”
    这条注释中又有了三个新变化：一、肯定了托洛茨基在布尔什维克党内的领导工作；二、“清除”出党改为了较中性的“开除”出党；
    三、肯定了托洛茨基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历史功绩，删去了原来“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进行了许多分裂和破坏活动”的不实之词。但是，注释中“列宁逝世后，他反对列宁关于在苏联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和路线”这句致命的评价并没有改变。
    看来，特色在这个问题上有了“进步”，删去了原来“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进行了许多分裂和破坏活动”这一“不实之词”，这就为中国托派反对中国共产党的革命路线，进行分裂和破坏活动“平了反”。然而，托派们仍然不满意，因为“反对列宁的理论和路线”这句评价并没有改变，这对他们是“致命”的。毕竟，还是特色“善解人意”，很快就奏响了一一
    第三部
    就在二十世纪即将结束的时候，就在人们以为托洛茨基的平反要等到下个世纪才能解决的时候，《毛泽东文集》第六、七、八卷出版了。在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毛泽东文集》第六卷《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的讲话》一文和第七卷《在莫斯科共产党和工人党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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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点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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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会议上的讲话》一文中，均有对托洛茨基的注释，对其评价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托洛茨基(1879一1940)，十月革命时，任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尔什维克)中央政治局委员、彼得格勒苏维埃主席。十月革命后，曾任外交人民委员、陆海军人民委员、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等职。1926年10月联共（布）中央全会决定，撤销他的中央政治局委员职务。1927年1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决定，撤销他的执行委员职务，同年11月被开除出党。1929年1月被驱逐出苏联。1940年8月在墨西哥遭暗杀。”
    新注释中最重要的就是删去了旧注释中“反对列宁关于在苏联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和路线”的评价。其次，删去了原注中“在联共(布)党内组织反对派，进行派别活动”的评价。第三，新注释中对托洛茨基在十月革命之前及之后各个领域中的工作给予了肯定，逐一点出了他所担任的重要职务。第四，使用了“遭暗杀”字样。
    请注意，是“根本性的变化”啊！反对列宁主义、进行派别活动、鼓吹“不断革命”、妄谈“世界革命”，都不见踪影了，相反，是点出了“重要职务”，“给予了肯定”，再加上“遭暗杀”，就差“英勇牺牲”了啊！至此，极右特色终于为极左托派彻底平了反、翻了案，极右、极左终于合了流！
    对此，托派们自然是兴高采烈、手舞足蹈，终于可以扬眉吐气了。但是，可怜的托派，你们也不想想，给你们的祖师爷“彻底平反昭雪”的，就是你们至今羞与为伍、誓死打倒的“伪共”啊！有什么值得高兴的？有什么堪称光荣的？！
    当然，中国的托派还有不能心满意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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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点…
    但是，想要扭转几十年来根植于人们头脑中被歪曲的观念，恐怕比修改毛泽东著作中的注释更艰难。这需要史学工作者本着“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原则，让历史中不再有“被遗忘的人物和空白点”。这是当代史学工作者的义务。
    这就对特色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不仅为托洛茨基平反昭雪，还要为托洛茨基树碑立传，赋予他无与伦比的荣誉，诸如十月革命的真正领袖、苏联红军的缔造者、新经济政策的总设计师、反希特勒法西斯的英雄、著有150卷之巨经典的天才全才，等等，等等。可以告诉托派朋友的是，这一天完全有可能来到，因为这是特色义不容辞的“义务”，一切都寄希望于特色吧！
    这一点，你们只要看看三十多年来，特色在不遗余力地为托洛茨基翻案的同时，是怎样对毛泽东“盖棺定论”的，就能够明白了。翻翻他们连篇累牍发表的历史决议、红头文件、纪念讲话、传记年谱、文集文稿…，哪一篇、哪一部，不是喋喋不休地大发“弘论”，什么严重错误、晚年骄傲、个人崇拜、左倾空想、专断独裁、十年浩劫，如此等等呢？
    这同托派们攻击斯大林、攻击毛泽东，不是有异曲同工之妙吗？所以，中国托派应该感到满足了，托洛茨基九泉之下应该感到欣慰了，而特色有这样的同盟者也应该感到高兴了。正是：
    托洛茨基到中国，极左极右意相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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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问问韩三平：
    蒋经国“跟德国人打过仗”吗？
    电影《建国大业》的导演韩三平，在谈到他影片中的人物蒋经国的时候说：
    “蒋经国这个人物，在当年是一个30多岁的青年，就凭他当年30多岁这一条，说他有多么彻底的腐朽没落，他不可能的。他当年还是想励精图治，想改变现状，甚至想推动国家民族发展”；“蒋经国不是一个简单的人。他在苏联卫国战争时候，是拿着冲锋枪跟德国人打过仗的，他是职业军人，跟那种大少爷完全不一样。他身上有许多应该是很优秀的东西，《建国大业》可以说是真实地表现了这种东西”。
    看到这段话，还真有些使人对蒋经国肃然起敬的了，但是，韩三平真的那么了解蒋经国吗？还是他纯粹是在忽悠人呢？这只要看看他的这句话就真相大白了：
    蒋经国不是一个简单的人。他在苏联卫国战争时候，是拿着冲锋枪跟德国人打过仗的…
    嗬嗬，蒋经国还真不简单哪！可是，且慢，这事儿似乎有些蹊跷在苏联卫国战争时候，拿着冲锋枪跟德国人打过仗的，好像不是这个蒋介石的公子蒋经国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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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点…
    据记载，蒋经国15岁时，也就是1925年10月，前往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27年毕业，1937年3月25日离开莫斯科携妻带子回国，次年加入中国国民党，1939年担任江西省第四区（赣南地区)行政督察专员兼区保安司令，从此就一直跟随蒋介石，直到败走台湾，直到去世。
    又据记载，苏联卫国战争爆发于1941年6月22日，胜利结束于1945年5月8日。
    不知道1937年就回国的蒋经国，是怎么于1941年6月22日后，又去苏联参加卫国战争，并拿着冲锋枪跟德国人打仗的？这岂不是天方夜谭吗？！
    作为一个导演，韩三平连自己影片中的主要人物的基本经历都搞不清楚，还煞有介事地胡说八道，这样的电影还有几分可信的呢？
    其实，苏联卫国战争时候，拿着冲锋枪跟德国人打过仗的中国人确有其人，其中最著名的一位，就是毛泽东主席的儿子毛岸英同志！
    据记载，1936年，毛岸英和弟弟毛岸青被安排到苏联学习。他开始在军政学校和军事学院学习，以后参加了苏联卫国战争，冒着枪林弹雨，转战欧洲战场，并担任某坦克连指导员。由于战功卓著，斯大林曾接见他，并赠送一支手枪。1946年，毛岸英回到延安，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幸好，韩三平还没有把蒋经国“在苏联卫国战争时候，拿着冲锋枪跟德国人打过仗”的“英雄事迹”，拍进《建国大业》，否则，就真要闹出国际大笑话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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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叶永烈妙笔生花，三万人瞬间俄死
    在叶永烈所著的《中共中央一支笔：胡乔木》（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第60节：庐山风波(5)”中，关于1961年3月下旬至5月下旬，胡乔木根据毛泽东指示前往湖南农村调查研究，有这样一段叙述：
    (胡乔木)女儿胡木英回忆文章中提到的胡乔木写给毛泽东的长信，是胡乔木写于1961年4月14日的信。胡乔木在信中，如实地向毛泽东反映了湖南农村饿死人的严重情况：
    “昨天，我和王力同志、毛华初同志，省农业厅贺炳贤同志等人去了一次湘乡县委，我们原听说临近韶山的东郊公社、现龙洞公社死人的情况（从1958年10月到1961年3月，三个大队死707人，占现有人口百分之十三点五)，拟去该处调查，结果因道路不便，临时到原东郊公社现陈庚公社的楠乡大队、七星大队、水底大队、石匠大队的几个生产队看了一下，发现这几个大队的情况也很严重。楠乡大队、石匠大队三年来死亡率都在20%左右，据县委说，全县三年约饿死三万人，去年约二万人，而以去年年底最为严重，全县病人在去年年底达七万人，现已减到万余，但我们去的地方，有些生产队的病情尚未停止…”
    请注意，叶永烈在这里所引用的“胡乔木信”中最关键的一句话：“全县三年约饿死三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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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点…
    经查，胡乔木的这封信和毛泽东随后的批示，均可见于《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十四册》的《中共中央转发毛泽东批示的几个重要文件一一胡乔木关于公社食堂问题的调查材料（一九六一年四月二十
    六日)》一篇。
    在这一中央文件中，胡乔木写给毛泽东信的相关原文是这样的：
    昨天我和王力同志、毛华初同志、省农业办公室贺炳贤同志等人去了一趟湘乡县委。我们原听说邻近韶山的原东郊公社现龙洞公社死人情况严重（从一九五八年十月到一九六一年三月，三个大队死七百零七人，占现有人口百分之十三点五)，拟去该处调查。结果因为道路不便，临时到原东郊公社现陈赓公社的楠香大队、七星大队、水底大队、石匠大队的几个生产队看了一下，发现这几个大队的情况也很严重，楠香和石匠两大队三年来死亡率都达百分之二十左右。据县委说，全县三年约死三万人，去年约死二万人，而以去年年底最为严重。全县病人在去年年底达七万人，现已减至一万余，但我们去的地方，有些生产队病情尚未停止。…
    再请注意，胡乔木在这里说的是：“全县三年约死三万人”。
    而到了叶永烈的笔下，这句最关键的话成了：“全县三年约饿死
    三万人”！
    也就是说：多了个“饿”字，于是，“死人”一词，摇身一变，就成了“饿死人”，一瞬间，就饿死了三万人！
    这就是叶永烈耍的鬼蜮伎俩，这就是叶永烈公然篡改中央文件的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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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点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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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制造“饿死N千万”的弥天大谎，右派们真是什么卑鄙的手
    段都使得出来啊！
    其实，叶永烈之流想要从胡乔木的信中捞到什么稻草，也是枉然的。胡乔木所谓的“死人情况严重”，都是他自己讲的“昨天”、也就是一天之内，走马观花，“听说”、“据说”而得来的，并非亲身深入调查所得，根本就不足为凭。他的这次“调查”，也完全违背了调查研究的最基本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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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顶层青睐的袁腾飞和他的“挺靠谱”的“历史”
    前言：据说，这些天有人到美国去，送给那里的莘莘学子100本书，其中有“史上最牛历史老师”袁腾飞的“名著”《这个历史挺靠谱》，这大概算是“国礼”吧？当然，中国的芸芸众生要比美利坚的中学生有幸，早在六年前就已经“领教”了袁某人的那些“挺靠谱”的“历史”，即那个风行网络的“学校内部讲课的视频”。当时，掀起了轩然大波，弄得袁某人灰头土脸的，似乎不那么张狂了。
    然而时过境迁，这回蒙“顶层”的“顶层”青睐，可能是事先听到了风声，袁某人又人模狗样的跳将出来，于9月19日煞有介事地发了一个“声明”：“敦促发布者将这个视频彻底删除”，否则即要“拿起法律的神圣之剑，维护我的基本权利”；还声称他的那个视频，“这几天突然又在网上疯传”，“现在再炒冷饭有意思吗？陈芝麻烂谷子的事儿有多大劲啊？”
    真可笑！你借以糊口“讲授”的“秽史”，不都是几百年、几千年的“陈芝麻烂谷子的事儿”吗？60多年前的毛岸英烈士、40多年前的毛泽东主席的那些“陈芝麻烂谷子的事儿”，你不是至今还嚼得津津有味、满嘴喷粪吗？你6年前的视频，怎么就成了“陈芝麻烂谷子的事儿”了呢？莫非你的《这个历史挺靠谱》，如今被某个“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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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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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层”慧眼相中，就身价百倍，变成新鲜出炉的美式汉堡了呢？
    俗话说，“鱼找鱼，虾找虾，乌龟爱王八”。人人各有所好，这是没有办法的，不谈也罢。诸位网友，咱们还是来看看本人5年多以前发的“陈芝麻烂谷子”帖子，“再炒冷饭”，看看当年袁腾飞在视频中讲的“历史”，究竟有几句是被袁粉们吹上天去的“真话”，到底“靠”的是哪门子“谱”吧！
    【-】
    邓子恢·三门峡·修水电站
    一袁腾飞“真话”剖析之一
    袁腾飞“真话”：
    “毛泽东笃信一点，就中国古代有这么一句话，叫‘圣人出，黄河清’。毛泽东，认为自己‘数下流人物还看今朝啊’，是吧。祖宗不行就我，是吧，我出来黄河就清了，这是他的一个理想，于是就有
    一帮伪科学家就给他提，在三门峡修水电站，修了水电站之后黄河下游水就清了。当时主管农田水利的国务院副总理邓子恢，坚决反对，说不能这么干，这么干黄河下游就出问题了。本来就是地上河，比开封城高七米，开封老百姓的脑袋上悬着一盆水，是吧，你这稍微弄点事儿，一溃口，呱一下子就成汪洋大海，不能这么干。毛泽东说邓子恢是小脚女人，离右派还差三里呢！你不是反对我修水电站吗？得，修水电站去吧！国务院总理你就不用干了，你去修水电站去吧！”
    历史事实与真相：
    除去袁腾飞信口雌黄、恶意污蔑毛泽东的狂言不算，这段话至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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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点历史
    有三个问题需要搞清楚：第一，邓子恢有没有反对修建三门峡水库；第二，毛泽东是不是因为这件事情批评邓子恢是“小脚女人”、“离右派还差三里”；第三，邓子恢有没有因此被撤销国务院副总理职务，去修水电站。
    由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的《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六册中，有一个毛泽东《对邓子恢关于按原定计划动工修建三门峡水库的报告的批语》，全文如下：
    对邓子恢1)关于按原定计划动工修建三门峡水库的报告的批语(一九五七年二月六日)
    小平2同志：
    此件3)请印发政治局、书记处各同志研究，请陈云同志的五人小组(4处理。
    毛泽东
    二月六日
    根据手稿刊印。注释
    〔1)邓子恢，当时任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国务院副总理。
    (2)小平，即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务院副总理。
    (3)指邓子恢一九五七年二月五日关于建议按原定计划动工修建三门峡水库给毛泽东并中共中央的报告。报告说，三门峡水库是黄河综合利用的水力枢纽，它的建成将从根本上解决千年洪水灾害，保证黄河不改道，使冀、鲁、豫、苏、皖五省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得到保障。目前部分准备工作已经就绪，建议不要停止兴建，按原定计划在今年二月开工，以争取在一九五九年汛期内部分蓄洪。
    (4)指由陈云、李富春、薄一波、李先念、黄克诚组成的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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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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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济工作五人小组，陈云任组长。
    批语下的注释(3)明明说，对于三门峡水库，邓子恢“建议不要停止兴建，按原定计划在今年二月开工，以争取在一九五九年汛期内部分蓄洪”。到了袁腾飞这个“史上最牛历史老师”口中，邓子恢却成了“坚决反对”者！
    据记载，1955年7月18日，邓子恢代表国务院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作《关于根治黄河水害和开发黄河水利的综合规划》的报告。在这个报告中，他提出了修建三门峡水库的目标，并且满怀豪情地说了这样一番话：“这不能不叫人想起早在周朝就有人说过的一句话，‘俟水之清，人寿几何’。但是现在我们不需要几百年，只需要几十年，就可以看到水土保持工作在整个黄土区域生效，并且只有6年，在三门峡水库完成之后，就可以看到黄河下游的河水基本变清。我们在座的各位代表和全国人民，不要多久就可以在黄河下游看到几千年来人民梦想的这一天一一看到黄河清！”（按：三门峡水库本身有什么问题，这里暂且不论。)
    从这些话可以看出，邓子恢不仅不是三门峡工程的反对者，而且还是在工程引起争议时，力主不要停止兴建，积极推动三门峡工程建设的决策者和主要负责人。但在袁腾飞的“神嘴”之下，邓子恢就变成了三门峡工程的反对者，并因此被毛泽东称作“小脚女人”，真让人哭笑不得。
    的确，邓子恢是被毛泽东批评过像“小脚女人”，不过这根本不是因为三门峡工程，而是因其在农村合作化进程中的态度。这是人们熟知的常识，但在这位号称大学历史专业毕业，上过“百家讲坛”的“历史”老师口中，却成了邓子恢因为反对三门峡而得的称号！还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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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点历史
    所谓“离右派还有多少里”的说法，也绝不是毛泽东批评邓子恢的话，这是有案可查的。
    至于邓子恢因此被撤销国务院[副]总理职务，去修水电站，更是子虚乌有的事。据邓子恢年表记载，从1954年9月全国人大一届一次会议邓子恢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一直到1965年1月在四届政协一次会议上当选全国政协副主席，他一直担任着国务院副总理这个职务。可是，偏偏就是袁腾飞这个1972年出生的“高级教师”，在1957年就撤了邓子恢的职，让他去修水电站了！
    难道，这些就是死命为袁腾飞撑腰的那些小右混混们所扬言的“袁老师讲了真话”？就是“南方周末”、“凤凰周刊”们所谓的“敢讲真话的勇气”？！
    【二】
    阶级矛盾·人民内部矛盾·肉体消灭—一袁腾飞“真话”剖析之二
    袁腾飞“真话”：
    五七年，毛泽东发表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讲话，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作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这个显然是正确的。资产阶级已经被改造了，阶级矛盾就没有了。但人与人之间有没有矛盾，有啊，是吧，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就属于人民内部矛盾。…敌我矛盾的目的那就是什么呀？整死你，你死我活。就是为了肉体消灭，是吧。所以毛泽东说这个中国阶级矛盾没有了，有的是人民内部矛盾。这个是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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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历史事实与真相：
    真是太阳从西边出来了，袁腾飞竟然也承认毛泽东“这个显然是正确的”、“这个是对的”！然而从上下文看，他用的那本历史教科书里就是这么说的，尽管是“秽史”，他也不得不口是心非地照本宣科一番。
    但是，即使是对毛泽东正确的东西，袁腾飞还是忍不住要肆意歪曲、恶意篡改，非把它改得面目全非不可。这里，就将袁腾飞对毛泽东讲话的“解释”，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原文
    一一对照，看看他究竟耍了哪些花招。
    袁腾飞：“资产阶级已经被改造了，阶级矛盾就没有了。”
    《正处》：“在我国，虽然社会主义改造，在所有制方面说来，已经基本完成，革命时期的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但是，被推翻的地主买办阶级的残余还是存在，资产阶级还是存在，小资产阶级刚刚在改造。阶级斗争并没有结束。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还是长时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
    袁腾飞：“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就属于人民内部矛盾。”
    《正处》：“在我国现在的条件下，所谓人民内部的矛盾，包括工人阶级内部的矛盾，农民阶级内部的矛盾，知识分子内部的矛盾，工农两个阶级之间的矛盾，工人、农民同知识分子之间的矛盾，工人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同民族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民族资产阶级内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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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点历史
    的矛盾，等等。我们的人民政府是真正代表人民利益的政府，是为人民服务的政府，但是它同人民群众之间也有一定的矛盾。这种矛盾包括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同个人利益之间的矛盾，民主同集中的矛盾，领导同被领导之间的矛盾，国家机关某些工作人员的官僚主义作风同群众之间的矛盾。这种矛盾也是人民内部的一个矛盾。一般说来，人民内部的矛盾，是在人民利益根本一致的基础上的矛盾。”
    袁腾飞：“敌我矛盾的目的那就是什么呀？整死你，你死我活。就是为了肉体消灭，是吧。”
    《正处》：“专政的第一个作用，就是压迫国家内部的反动阶级、反动派和反抗社会主义革命的剥削者，压迫那些对于社会主义建设的破坏者，就是为了解决国内敌我之间的矛盾。例如逮捕某些反革命分子并且将他们判罪，在一个时期内不给地主阶级分子和官僚资产阶级分子以选举权，不给他们发表言论的自由权利，都是属于专政的范围。”“对敌人说来是用专政的方法，就是说在必要的时期内，不让他们参与政治活动，强迫他们服从人民政府的法律，强迫他们从事劳动并在劳动中改造他们成为新人。”
    总而言之，毛泽东在《正处》中说得明明白白的观点，到了袁腾飞那张大嘴里，统统都变得截然相反了：“毛泽东说这个中国阶级矛盾没有了”，“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就属于人民内部矛盾”，“敌我矛盾的目的…就是为了肉体消灭”一一“这个显然是正确的”、“这个是对的”！
    什么是南辕北辙？这就是！什么是指鹿为马？这就是！什么是颠倒黑白？这就是！袁腾飞为了“发明历史”，为了“讲真话”，真是不择手段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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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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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上海·匾额·人民公社
    一袁腾飞“真话”剖析之三
    袁腾飞“真话”：
    六七年，上海造反派夺取了上海党政领导权，毛泽东支持，这造反派把政府的权都夺了，在今天就是颠覆政府的行为，绝对是杀无赦的重罪啊，对吧？但是毛泽东支持，好，上海最好，不愧是一大的发源地，无产阶级起来把资产阶级推翻了，亲笔给上海的伪政权题写匾额：上海市人民公社。
    历史事实与真相：
    对于文化大革命中“上海造反派夺取了上海党政领导权”一事，有不同的看法，甚至有争论，这是正常的。但是，不论是肯定，还是否定，有一个原则是必须遵守的，那就是不能撒谎、不能造谣。而袁腾飞所说的毛泽东“亲笔给上海的伪政权题写匾额：上海市人民公社”，恰恰就是一个弥天大谎！
    实际情况是，对上海造反派将夺权以后建立的临时权力机构取名为“上海人民公社”，毛泽东当时是不同意的，并明确提出要改成“革命委员会”，当然也根本不可能“亲笔题写”什么“匾额”。
    据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撰的《毛泽东传(1949-1976)》记载：“上海一月‘夺权’后，在张春桥、姚文元主持下，宣布成立‘上海人民公社’。《文汇报》发表了《伟大的历史性的革命创举一欢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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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点历史
    上海人民公社诞生》的社论。毛泽东批评道：‘上海公社如果一发表，各地都叫人民公社了，那党、政、军还要不要？一切都管？’”（毛泽东同张春桥、王力、姚文元、戚本禹谈话记录，1967年2月12日。)
    这个谈话记录，张春桥在2月19日的上海群众大会上，作了传达，其中着重讲到了毛泽东关于“上海人民公社”名称的指示：
    (上海)人民公社成立以来，一系列问题你们考虑过没有？如果全国都成立公社，那中华人民共和国要不要改名？改的话，就改成中华人民公社，人家承认你吗？苏联就可能不承认，英法倒可能承认。改了以后，驻各国大使怎么办？等等一系列的问题，你们考虑过没有？现在许多地方都向中央申请成立人民公社，中央有公文，除上海人民公社外，其它地方都不准搞人民公社。上海还是改一下，改成革命委员会或者是改成市委和市人委。
    2月24日，张春桥在会议上再次传达了毛泽东谈话的详细内容：
    上海人民很喜欢人民公社啊！很喜欢这个名字，怎么办啊？你们是不是回去商量一下，想几个办法，第一种是不改名字。（仍用‘人民公社’)这个办法有好处，也有缺点。好处是可以保护上海人民的革命热情，缺点是全国只有你们一家，那不是很孤立吗？现在又不可以在《人民日报》上登载。一登，全国都要叫。否则，人家有意见：为什么只准上海叫，不准我们叫？这样不好办。第二种是全国都改，那么就要发生上面的问题，改变政体，改变国号、旗号，承认不承认的问题。第三个办法，上海改一下，和全国一致了。可以早一些改，也可以晚一点改，不一定马上改。如果大家说不想改，那么你们就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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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些时候吧！你们怎么样？能不能说得通啊？
    这里之所以将毛泽东的谈话引用得这么具体，是为了让大家看到，对于“上海人民公社”的名称问题，毛泽东是考虑得十分周到、慎重的。一方面，这个名称不恰当，不能用；另一方面，要保护人民的革命热情，不能打击，不是下一个命令就解决的。所以，他只能反反复复地说明道理，苦口婆心地商量说服一一这哪里有半点袁腾飞们污蔑的“暴君”、“独裁”的影子啊！
    同时，毛泽东的谈话也无情地揭穿了袁腾飞的谎言。袁腾飞作为
    一名历史教师，不会不知道，研究历史也好，讲授历史也好，决不允许无中生有、捏造事实，只有心怀叵测、别有用心之徒，才会信口雌黄、故意造谣。他所谓的毛泽东“亲笔题写匾额：上海市人民公社”，不就是一个弥天大谎吗？
    【四】
    牛胰岛素·诺贝尔奖·刷厕所
    一一袁腾飞“真话”剖析之四
    袁腾飞“真话”：
    这个结晶牛胰岛素，是咱们中国唯一一次获得诺贝尔奖的机会，结果诺贝尔奖委员会给咱们发来邀请函，让咱们往上报，你有几个人能够获奖啊，应该有几个啊，报几个啊。单项奖，至多三个，我们报了二百多人，我们把研究所扫地的，做饭的，刷厕所的全报上去了。我们是社会主义，我们只有集体主义，没有个人主义，没有工人给你扫地，做饭，刷厕所，你臭知识分子你结晶什么牛啊你，结晶耗子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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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点历史
    吧，就报上去了。那报上去了，那你想人家能批准吗？瑞典国王跟扫地的刷厕所的握手？你侮辱的是瑞典民族！对吧！那咱这事就吹了。
    历史事实与真相：
    1965年9月17日，中国科学院生物化学研究所等单位，经过六年多的艰苦工作，在世界上第一次用人工方法合成了一种具有生物活力的蛋白质一一结晶牛胰岛素。蛋白质研究一直被喻为破解生命之谜的关节点，胰岛素是蛋白质的一种。它的人工合成成功，标志着人类在揭开生命奥秘的道路上又迈出了一大步。
    那么，为什么我国科学家的这一成果，当年没有获得诺贝尔奖呢？是不是像袁腾飞所说的，是因为上报的获奖人数太多呢？不，这完全是袁腾飞的蓄意造谣！
    曾任中国科学院生物学部办公室副主任、生物学部副主任的薛攀皋研究员，在2005年9月16日的《科学时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关于向诺贝尔奖委员会推荐我国人工合成牛胰岛素成果的历史真相》的文章，以亲身经历澄清了这一问题，其中明确说到：
    “1978年9月，杨振宁向邓小平提出他准备提名人工合成胰岛素的中国科学家为诺贝尔奖候选人。与此同时，中国科学院上海生物化学研究所所长王应睐收到瑞典皇家科学院诺贝尔化学奖委员会主席
    B·鸟尔姆斯特洛姆等6位教授的来信，要他在1979年1月31日前
    推荐1979年度诺贝尔化学奖候选人。
    “在得到中国科学院党组书记方毅、副书记李昌的同意后，钱三强便开始运作，向杨振宁发去电报和信函。1978年11月3日，国家科委党组与中科院党组举行联席会议。会议认为我国人工合成胰岛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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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科学家，可以作为候选人向诺贝尔奖委员会推荐。
    “为此，1978年12月11日至13日，钱三强组织并主持召开了人工合成胰岛素工作总结评选会议。与会的有3个单位参加合成工作的主要研究人员和科研管理人员30人，以及通过协商组成的评选委员会委员17人，他们是童第周（主任委员)、周培源、于光远、严济兹、华罗庚、钱三强、杨石先、黄家驷、贝时璋、张龙翔、王应睐、汪猷、冯德培、梁植权、柳大纲、邢其毅、过兴先。评选委员会的任务是对会议最后推出的候选人进行无记名投票。
    “会议初步选出在合成工作中4名成绩突出者：钮经义（生物化学研究所)、邹承鲁（原生物化学研究所，1970年调北京生物物理研究所)、季爱雪（北京大学化学系，女）和汪猷（有机化学研究所）。
    “会议认为，如以4人申请难以被接受；出3人，矛盾较多，而且联邦德国、美国在胰岛素人工合成方面也取得较好成绩，有可能此奖将由两国或三国科学家共同获得。据此，我国以一名代表申请为宜。北京大学和有机化学研究所认为，如出一名代表，理应由生物化学研究所选出。生物化学研究所则推荐钮经义为代表，认为他自始至终参
    加B链合成，成绩突出，也有一定学术水平。最后，评选委员会表示
    赞同。”
    事实非常清楚，当时我国是“以钮经义同志一人名义，代表我国参加人工合成胰岛素研究工作的全体人员申请诺贝尔奖金”，哪来的所谓“我们报了二百多人，我们把研究所扫地的，做饭的，刷厕所的全报上去了”？！
    袁腾飞的这种胡说八道，难道就是右翼精英们所谓的“真话”？这样的“真话”，不就是对当年参加人工合成胰岛素研究工作的广大科技工作者的恶意污蔑与诽谤吗？袁腾飞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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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点历史
    本不能理解我国优秀科学家们的集体主义崇高精神，他的这番谎言只能充分暴露他个人主义的渺小灵魂！特别是他最后那句“瑞典国王跟扫地的刷厕所的握手？你侮辱的是瑞典民族”，更是对中国劳动人民、对中华民族的不可容忍的极大侮辱！
    至于结晶牛胰岛素为何未获诺贝尔奖，当时参与这一课题的北京大学化学系研究组组长张滂教授，几年前在接受《新京报》记者采访时，就这个问题专门作了说明：
    “中国没有因人工合成胰岛素获得诺贝尔奖，不过也没有其他国家因为合成胰岛素而获奖。因为诺贝尔奖有一个要求，那就是必须完全创新的成果。1958年，英国化学家桑格获奖的原因是他的发现完全是新的，前无古人。但为什么胰岛素这么一个复杂的东西合成了没有获诺贝尔奖，因为你用的方法都是已知的、没有创新的方法，所以就无缘诺贝尔奖了。中国想得也得不到。需要完全创新的成果才行。因为每个国家的研究方法都是应用多肽合成的方法，没有创新。获得诺贝尔奖的必须是完全创新的成果。”
    【五】
    军旗·国旗·狮子旗袁腾飞“真话”剖析之五
    袁腾飞“真话”：
    达赖佛爷在1989年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是吧，因为他反抗中共对西藏的武装侵略。
    事实上，民国建立以来西藏一直处在一个半独立的状态，他甚至还有自己的国旗：雪山狮子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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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历史事实与真相：
    袁腾飞的第一句话，是明目张胆的藏独言论，毋庸多议，这里来看第二句中的“他甚至还有自己的国旗：雪山狮子旗”。2008年3月，藏独分子在达赖指使下闹事时，已有许多网友戳穿了这个大肆宣扬的谎言，比如：
    ·雪山狮子旗的真正含义
    http://b.qzone.qq.com/cgi-bin/bl...2&numperpage=15
    ·所谓Z0旗子其实是当时的清朝中央政府赐给西藏地方政府军
    队抗御外敌（英军）的军旗
    http://www.06681.com/bbs/thread-24162-1-1.html
    ·西藏雪山狮子旗
    http://jiazhougongfang.bbs.pepo....ById.aspx?id=616363
    ·雪山狮子旗不过是面历史上的区旗
    http://q.ifeng.com/group/article/120967.html
    这里，将网友们上述文章的内容归纳如下：
    少数西藏分裂主义者所说的“国旗”，指的是那面“雪山狮子旗”，它原来是西藏地方军队的军旗。
    公元九世纪中叶，吐蕃王朝分裂后，在很长一段时期里，西藏没有正规的军队，也就没有军旗。直到十八世纪末叶，清朝在派兵击退外敌对西藏的入侵后，制定了著名的《钦定藏内善后章程》二十九条。其中第四条规定：“以前前后藏都没有正规军队，用时临时征调，不仅缺乏作战能力，并且造扰人民，为害很大。这次呈请大皇帝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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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点历史
    成立三千名正规军队：前后藏各驻一千名，江孜驻五百名，定日驻五百名。”这支定额为三千人的地方军队，就是后来人们常说的“藏军”。军队平时的训练和作战的指挥，都离不了军旗，于是制作了藏军的军旗一一雪山狮子旗。
    由此可见，雪山狮子旗是当时的清朝政府即中央政府，为着维护国家统一，授权西藏地方政府制定的一面军旗。1912年辛亥革命时期，西藏响应孙中山号召，驱逐清朝代表，共建中华民国，也曾使用过这面旗帜。后来，中华民国中央政府一直认同雪山狮子旗是藏军的军旗。正是在这面旗帜下，当时的西藏同胞，粉碎英国殖民者把西藏从中国分离出去的阴谋，英勇抗击日本侵略者，保卫了祖国西南的大好河山。在近代历史上，西藏从未“独立”，亦未“建国”，何来“国旗”？所谓雪山狮子旗是西藏“国旗”，完全是五十年来少数藏独分裂主义者的胡说八道！
    195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与西藏噶厦地方政府签订了《和平解放十七条协定》，中国人民解放军正式进驻西藏，巩固国防，驱逐英国殖民势力，达赖喇嘛和班禅喇嘛也于1954年起担任中央人民政府相关高级领导人，雪山狮子旗从此退出历史舞台。1959年，西藏发生叛乱，达赖喇嘛在深夜逃离布达拉宫，前往印度。驻扎在西藏地区的中国人民解放军遂接管西藏全境，但直到1964年，达赖喇嘛在中央政府中的职务仍为中央所承认。
    达赖喇嘛逃离西藏后，在印度达兰萨拉成立所谓“西藏流亡政府”，雪山狮子旗被用来作为“西藏独立运动”的标识，并在诸多国际场合中出现，充分暴露了藏独分子妄图分裂祖国的反动面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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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只有藏独分子才把这面雪山狮子旗当作所谓西藏的“国旗”，而袁腾飞口口声声西藏“还有自己的国旗：雪山狮子旗”，甚至扬言“中共对西藏的武装侵略”，肆意造谣撒谎，正说明他就是一个地地道道的藏独分子！
    【六】
    月盛斋·私有制·公有制
    一袁腾飞“真话”剖析之六
    袁腾飞“真话”：
    56年完成了生产资料的公有化就是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了，然后我们认为它标志着进入到了社会主义社会，然后我们特别讲了月盛斋酱肉，老北平最好的字号。
    我当时正在吃饭，新闻联播说完后我差点儿没噎死。它那个原话是怎么说的呢？逗人到了极点，它说月盛斋是一家创立于乾隆年间的老字号，然后中间我没听到啊，56年实现公私合营由私有变成公有，经过集团上下几代人的努力，今年终于实现了扭亏为盈。
    它是把这个当做正面典型说的，让大家看看我们多厉害！几代人努力，月盛斋扭亏为盈，哎呀给我乐的哟！人家从乾隆年间可就创立了，要是人家赔钱早关门了，对吧？在资本家手里挣了200年的钱，到共产党手里赔了50年，终于实现了扭亏为盈。它还当做正面典型说，我要是审稿的，这条我绝对不让通过，你这不缺心眼吗，是不？在人家手里一直在挣，到你手里就赔，道理很好理解，因为这个买卖不是我的，我能上心吗？爱卖的出去卖不出去，我不上心对吧！
    所以你看，没有一个国家公有制是搞得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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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点历史
    历史事实与真相：
    这是袁腾飞所谓“文革视频”开篇的一段话，流传最广，也最迷惑人。袁的口条确实不错，说得绘声绘色、虚实结合，一个月盛斋的例子，就宣布了私有制的永葆青春，公有制的腐朽没落，为他的整个讲课奠定了基调。
    袁腾飞讲课也确有两把刷子，面对京城的莘莘学子，一个身边的事例，真假掺杂、形神兼备，能不哄得那些80、90后始而哄堂大笑，继而又深信不疑吗？于是，月盛斋“在资本家手里挣了200年的钱，到共产党手里赔了50年”，就成了“定论”了。
    然而且慢，历史事实真是如此吗？cctv.com2008年11月14日一篇题为《老前门的流年》的报道，讲的就是月盛斋前200年的历史：
    “最初的那些老字号与其说是自持家业、白手起家，倒不如说是与权贵走得最近，资本的原始积累，多是依仗着皇宫御内。月盛斋最为典型。它是当年唯一一家开在户部街（今天安门）的馆子。老马家最初来到京城是在元朝，做的是香料生意。直至清乾隆年间，一个偶然的机会，后人马庆瑞偶然进了礼部做供桌，他暗中观察御膳房师傅如何做酱羊肉，遂也如法炮制。没想却广受好评，马庆瑞遂买下户部街上一间店面，取名‘月盛斋马家老铺’。
    “月盛斋到了二代当家的时候，马庆瑞的儿子马永祥将本家的一些香药加入到酱羊肉里，一是增加了香味，二是增加了营养价值。自此，月盛斋名满京城，当时的主要客户还是上层的达官贵人，一般老百姓买不起。
    “到了光绪年间，月盛斋达到了事业的顶峰，据说慈禧最爱吃酱羊肉，每晚夜宵都要吃一小盘，故特赐了腰牌，可以让马家把肉直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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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送进宫内。每当慈禧游昆明湖时，后面常栓两小船，一条是御膳房，
    一条是马家老铺。因朝廷是马家最大客户，故此月盛斋虽然不是官家，但比官家还要硬。身在户部街，没人敢惹。
    “清朝末年，月盛斋第四代传人马德成预感到清朝大势已去，敏锐地调整了经营策略，把买卖‘向下做了’。民国时期物价巨涨，羊肉很难买到，月盛斋苦苦支撑。然后，当北京沦陷，日军一进城，月盛斋就再也支撑不下去了。
    “第五代传人马林力挽狂澜，他再一次调整经营策略，让月盛斋转向中下层百姓。同样还是酱羊肉，把32种香料改为4种，还是很香，但营养价值没了。另外马林还做成功了酱牛肉，让很多不吃羊肉的满人汉人也都可以吃月盛斋了。但这些调整都无法挽救月盛斋，解放初期该店还是破产了，正好国家说公私合营，就归了国营。”
    可见，私有的月盛斋，开始是赚了不少钱，那是因为“与权贵走得最近，资本的原始积累，多是依仗着皇宫御内”，“主要客户还是上层的达官贵人”；后来却命运多舛，“民国时期…月盛斋苦苦支撑…日军一进城，月盛斋就再也支撑不下去了”；尽管“第五代传人马林力挽狂澜”，搞起了资本家惯用的偷工减料的把戏，“把32种香料改为4种”，但“解放初期该店还是破产了”一一这就是私有制下的月盛斋，就是袁腾飞口中的“在资本家手里挣了200年的钱”！
    再来看看“归了国营”以后的月盛斋，是不是如袁腾飞所说“到共产党手里赔了50年”？百度百科上有一篇关于月盛斋的介绍，其中说到：
    “1951年，在各级政府的关怀下，前门建立了‘月盛斋’门店和相应的生产车间。1982年，在永外南顶村建立了4000多平方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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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点历史
    生产车间，使“月盛斋”的规模进一步扩大…。过去从业人员最多只有六七人，现在拥有职工近百人；过去一天最多酱制30多公斤肉，现在日产1500公斤，提高了40余倍。
    “1991年为了落实党的民族政策，促进民族工业的发展，北京市清真食品公司成立，‘月盛斋’熟肉制品加工厂从此诞生。1996年为了适应市场经济和人们消费层次的改变，北京市清真食品公司投资对‘月盛斋’熟肉制品加工厂实施改造工程引进国外设备，改善卫生设施和生产条件，扩大‘月盛斋’产品的科技含量，运用现代加工手段，使其产品赋予新内容，满足市内、国内以及国际市场的需求。”
    月盛斋作为一家公有制企业，在解放后50年中，产品越来越多、规模越来越大、发展越来越快，这就叫“赔了50年”？天底下有这样赔钱的企业吗？袁腾飞如此信口雌黄，真不知道他吃的酱羊肉里放了什么药！
    袁腾飞一口咬定“没有一个国家公有制是搞得好的”，但是他举的这个月盛斋的例子，恰恰证明了公有制的优越性，抽了他自己一个大嘴巴！
    以上这些，就是袁腾飞的所谓“挺靠谱”的“历史”，现在
    这些“历史”随着“贵人”远涉重洋，闪亮登场，恐怕，袁腾飞也因此而真的能腾达飞黄，在“御用”的公知精英行列里更上层楼了吧！
    附录：奇文共欣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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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点…
    我的声明
    2015年9月19日
    今天有很多哥们儿告诉我一件让我觉得特别莫名其妙的事，我的
    一个视频这几天突然又在网上疯传。
    这是一个六年前在学校内部讲课的视频，我实在搞不明白，散布它及相关内容的这位，您是借我发泄什么不满？还是有更让人惊悚的目的？这个视频的流出，本身就是违法的，我一直保留着追究的权利。现在再炒冷饭有意思吗？陈芝麻烂谷子的事儿有多大劲啊？
    我袁腾飞就是个历史老师，不是什么网络大咖，我的这点儿影响力是所有关心爱护我的各位给我的面儿。我真诚地希望我的朋友们和我一起敦促发布者将这个视频彻底删除，让它不再出现在网络上！
    作为一名公民，如果有必要，我将拿起法律的神圣之剑，维护我的基本权利，和大家伙儿一起建设网络净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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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点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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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眼看毛泽东与当代中国》及其他
    最近，有一个《佛眼看毛泽东与当代中国》的视频，在网上引起热议。据说，这是一些网友制作的，其内容是用佛家的观点解释毛泽东思想和中国革命，批判道德沦丧、两极分化的现实，并把根本原因归结于“人心”。
    在一些论坛上，也有网友自称信佛，常以佛教经典为依据，评说、推崇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还直率地说，“宗教上，我信仰佛教：政治上，我是一个共产主义者…是一个信奉毛泽东思想的人”。
    应该说，这些都是善意的，符合部分网友的心理，其所起的作用在当下恐怕还主要还是正面的，所以，即使有些明显的不妥，也很少出现不同意见。但是，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来看，这样的说法、做法是不是合适，仍是值得考虑的。
    那么，问题究竟在哪里？一时也很难说清，或者很难直截了当地说出来。好在这几天读书时看到了恩格斯在《大陆上社会改革运动的进展》中的一段话，觉得可以说明问题的关键，这里摘引出来给大家看看是否能想到些什么：
    “…英国社会主义者一般都反对基督教，他们被迫忍受那些真正基督徒所具有的种种宗教偏见，而属于一个以不信教著称的民族的法国共产主义者反倒是基督徒。他们最喜欢的一个公式就是：基督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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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点…
    就是共产主义(le christianismec'est le Communisme.)。他们竭力想用圣经，用最早的基督徒过的就是公社式的生活等话来证明这个公式。可是这一切只是说明了，这些善良的人们决不是最好的基督徒，尽管他们以此自居。因为他们如果真是最好的基督徒，那他们对圣经就会有更正确的理解，就会相信即使圣经里有些地方可以做有利于共产主义的解释，但是圣经的整个精神是同共产主义、同一切合理的创举截然对立的。”
    一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版第一卷第583页
    恩格斯所说的“英国社会主义者”和“法国共产主义者”，都是马克思主义诞生以前的空想社会主义者、空想共产主义者。其中最有意思的是法国共产主义者，他们一方面鼓吹共产主义，另一方面又信仰基督教，甚至宣称基督教就是共产主义，更是竭力想用圣经来证明这个公式，其对基督教和共产主义同样的虔诚程度，令人肃然起敬。然而，恩格斯却准确地击中了他们的软肋：“这些善良的人们决不是最好的基督徒”，因为他们对圣经并没有一个正确的理解！
    如果我们将恩格斯的这些话稍加改造，大概会对上面说的“佛解毛泽东”者们有所启迪的：
    “这些善良的人们决不是最好的佛教徒，尽管他们以此自居。因为他们如果真是最好的佛教徒，那他们对佛经就会有更正确的理解，就会相信即使佛经里有些地方可以做有利于毛泽东思想的解释，但是佛经的整个精神是同毛泽东思想截然对立的。”
    至少，他们虽然想张扬毛泽东思想，将佛经里的一些说法做有利于毛泽东思想的解释，却把当今社会层出不穷的种种弊病都最终归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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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点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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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人心”，这就说明他们已经陷入了历史唯心主义，而毛泽东却早就不是“石三伢子”时期的毛泽东了一一“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拿这个观，点解释历史的就叫做历史的唯物主义，站在这个观点的反面的是历史的唯心主义。”
    所以，列宁才说，“历史喜欢作弄人，喜欢同人们开玩笑。本来要到这个房间，结果却走进了另一个房间。”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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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前苏联”说到“新中国”
    一一个百思不得其解的问题
    自从“苏联解体”以后，无论是主流媒体还是学界言论，说到苏联，都名之曰：“前苏联”。
    这个说法一出来，俺就觉得怎么看怎么别扭。有“前苏联”，那就应该有“后苏联”啰？没有“后”，哪来“前”呢？正如一个人只有前胸，没有后背，像话吗？
    从哲学上讲，前与后是一对矛盾，两者具有同一性，互相依赖，各以对方为自己存在的条件。“后苏联”还没有现身，怎么就先出来个“前苏联”了呢？
    是不是这样说的人，已经预见到将来会出现个“后苏联”，或者希望着历史上终将出现个“后苏联”呢？如果这样，倒也情有可原，但对着“前苏联”口诛笔伐、落井下石，唯恐其“死灰复燃”的人，绝大多数不正是他们吗？
    为了圆一圆这个似是而非的说法，俺倒想了个办法，那就是把整个苏联的历史一分为二。1953年以前的列宁、斯大林时期，称作“前苏联”，而那以后直到解体，称作“后苏联”。因为不用做什么解释大家也能明白，从赫鲁晓夫全盘否定斯大林、篡权复辟，经过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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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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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烈日涅夫到戈尔巴乔夫，“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已经徒有其名，社会性质也已根本改变，只是名称上还叫“苏联”而已。
    这样一分，“前”、“后”都有了，跟“后苏联”相对的“前苏联”的说法，也就顺理成章了。只不过，以后就不能再说“前苏联解体”，也不能笼统地说“苏联解体”了。因为“前苏联”只是被颠覆，并没有解体，“后苏联”才真的是最后彻底解体，四分五裂，溃不成“盟”，但是它并不能代表真正的、原来意义上的苏联！
    由此不禁联想到了我们中国。众所周知，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从此中国被称为“新中国”。为什么是“新”的？因为有“旧中国”对照着，这个旧中国，就是独夫民贼蒋介石统治下的“中华民国”，以及腐朽没落的“大清帝国”。
    在新中国，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成了国家的主人，千年古国焕发出了勃勃生机，荡涤了旧中国的一切污泥浊水，天翻地覆慨而慷，是谓“新”！
    可是，从“特别是”以来，人们一天天看到，沉渣泛起、死灰复燃，污泥浊水不仅泛滥而且成灾。更有甚者，一个“彻底否定”、一个“罪恶滔天”，把整个新中国连锅端了，还谈什么“新”？
    那么，是否能把现时现刻的中国称作“旧中国”呢？当然不能。因为这样做，那些走资精英绝不会跟你善罢甘休，那些顶层设计者又情何以堪，岂会容忍？何况他们还“战战兢兢地请出亡灵来为他们效劳，借用它们的名字、战斗口号和衣服，以便穿着这种久受崇敬的服装，用这种借来的语言，演出世界历史的新的一幕”（马克思语），这岂是一个“旧”字能够概括得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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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点社会
    再从逻辑上讲，前后相依，没有“后”，也就无所谓“前”，所以没有“后苏联”，也就不存在“前苏联”；而新旧则相随，有了“新”，原来的才称之为“旧”，尽管“新”出现后，“旧”有可能卷土重来，但那毕竟不是原来的“旧”，在形式和内容上都今非昔比了。
    究竟怎样才能恰如其分地称呼现在的中国呢？“旧中国”？不行。“新旧中国”呢？有歧义。“新新中国”行吗？叠床架屋，罗嗦。“新的旧中国”？不像话。“旧的新中国”呢？不合逻辑…
    要么像前、后苏联那样，来一个“后新中国”，之前的叫“前新中国”？这个好像可以，不是说“两个三十年不能互相否定”吗？那这就意味着，前、后两个新中国是不一样的，这才会出现“互相否定”的倾向，如果在根本上是一样的，不就没这个问题了吗？一一但这样说似乎也有麻烦，因为不太吉利。
    想到这里，可真是头昏脑胀，“百思不得其解”了，还是请诸位网友帮忙一起来想想：到底怎么称呼好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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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新中国”说到“梦中国”
    一一个令俺豁然开朗的答案
    前几天，俺发了一个题为《从“前苏联”说到“新中国”一一
    一个百思不得其解的问题》的帖子，讲的是“前苏联”一说的不通(因为没有“后苏联”)，以及与“旧中国”相对的“新中国”这个称呼，现在似乎也应该有一个更新的说法来顶替了。
    这就好比，妙龄女子结了婚，人称“新娘”，但不能七老八十了还这么称呼：所以到半老了，就称为“徐娘”，再老，就干脆叫“老娘”了一一这也是“与时俱进”吧。
    那么“新中国”己经叫了六十多年了，是否应当改改了呢？况且现在己经洗心革面、脱胎换骨、今非昔比了，还能一直“新”下去吗？但究竟怎样才能恰如其分地称呼现在的中国呢？苦于高温酷暑，俺绞尽脑汁，绞得头昏脑胀，还是“百思不得其解”。
    因此，在那个帖子的最后，俺发出了这样一个求援信号：“请诸位网友帮忙一起来想想：到底怎么称呼好呢？”
    承蒙多位网友无私相助，纷纷出谋划策：有说就叫“特色中国”，或“特色国”，因为是以特色理论为指导的；有说1976年10月以后就是“后中国”，言下之意之前就是“前中国”；甚至有说叫“红中”、“白板”的，但另一位商榷道，“白板指一穷二白的旧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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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点…
    红中指前30年，后30年宜称为发财”一一这倒好，“中、发、白”齐了，他们以为叉麻将呢，呵呵！
    不过，这几种说法都有些勉强，不够理想（具体就不分析了）。那就自个儿再想想呗！往床上一倒，想着想着就迷迷糊糊，恍若进入梦境了…
    人们常说，梦中会有灵感突现，这不，说来就来了：俺不是正在做梦么，据称，时下中国人都在做梦，这梦即为“中国梦”。对了，什么“旧中国”、“新中国”，现在应该称作“梦中国”啦！
    梦到这儿，俺差点叫出声来，梦也醒了，但“梦中国”仁字却牢牢记着，于是一骨碌爬起来，继续敲这帖子。
    将现时现刻的中国称为“梦中国”，其奥妙之处有三：
    一是表示现在的中国人人都在做着中国梦，是一个梦乡之国：
    二是象征如今的中国正追逐相通的美国梦，是一个梦驰之国；
    三是彰显将来的中国，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一个梦幻之国！
    总而言之，统而言之，中国己成了一个梦中之国、梦之中国。相形之下，“新中国”已经落伍，只能归于陈旧之列，代之而起的，应该是“梦中国”这一称呼了。
    “中国梦，梦中国”一一这是一句多么顺溜的广告词，不、不，多么响亮的口号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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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点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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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此，俺梦寐以求的答案终于有了，而且是一个使俺豁然开朗的答案。
    最后顺便说几句：自古以来，中国人就有好说梦的习惯，这也算是传统文化吧？别的不讲，光是以梦为题的成语，就有近百个之多。这里，就展示一下几位网友搜集的部分成果，请大家看看，有哪些是能同“中国梦”联系得上的：
    (按首字拼音字母为序)
    白日做梦白日说梦半梦半醒痴人说梦重温旧梦楚梦云雨春梦无痕春秋大梦大梦方醒丹漆随梦恶梦初醒飞熊入梦分床同梦：浮生若梦更长梦短好梦不长好梦难成好梦难圆槐南一梦黄梁美梦黄梁一梦酣然入梦恍如梦境：红尘客梦魂祈梦请魂劳梦断魂牵梦萦魂驰梦想魂颠梦倒江淹梦笔蕉鹿之梦梦笔生花梦尸得官梦幻泡影梦里蝴蝶梦见周公梦里南轲梦寐以求梦撒寮丁梦喜三刀梦中说梦梦往神游眠思梦想美梦成真南柯一梦鹏游蝶梦人生如梦如痴如梦如梦初觉如梦方醒如梦如醉夙夜梦寐生桑之梦同床异梦熊罴入梦哑子寻梦哑子托梦哑子做梦夜长梦短夜长梦多
    一场春梦一梦华胥云梦闲情至人无梦祝染梦榜昼想夜梦庄周梦蝶醉死梦生醉生梦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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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中学生的“中国梦”
    一大家看看是不是有点意思？
    据说：“现在，大家都在讨论中国梦”。
    确实如此，连花季少年都积极参加了，非常热闹。
    在网上看到一篇中学生的作文，题目就叫《梦想》，觉得有点意思，发上来大家一起欣赏：
    梦
    教师批改
    光”设哈材想的长大后就足想找
    明，不用好的，人安好样子过4程电行了净先不能与饭吃！然右货艘款叉意直研套房子加和毛方米和
    的3，不多大1T
    然名。有去位环酱蔓秘后再生个避季男女无外谓，而且我也代锈名欢文白的胶后就杀疾子美！
    等兼大了以后轮解元了花3有人养了，公牺牲了，奉礼不需夏家作，k森吧，上泰浪多土地1처，有At梦想
    贴天地就粉胡和色P堂的骏用阿！
    所认呢！个汉字支的偏不下有门！
    孩原话你的作文我不清怎蜂批改，
    の上出
    法之上来
    17×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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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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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中学生字写得不怎么样，还涂涂改改，但思路还是清晰的，也很理性。作文的内容是：
    梦想
    我没啥梦想啊！长大后就是想找个工作后，赚些钱后，找个女朋(友)，不用太好的，人品要好样子过得去就行了，漂亮不能当饭吃！然后贷款买套房子100~120平方米就够了，不要太大！
    然后有点经济基础后再生个娃，男女无所谓，而且我也比较喜欢女的，然后就养孩子喽！
    等养大了以后，就解脱了，老了有人养了，然后就牺牲了，葬礼不需要太豪华，火葬吧，土葬浪费土地(。)
    就是这样喽，还能有什么梦想，脚踏实地就好！想那些虚的没用啊！
    所以呢！800个汉字真的编不下去了！
    看看，是有点意思吧？更有意思的是老师用红笔写的批语：
    说实话你的作文我不知道怎样批改。
    想象力丰富，思维活跃是你的长处，但是你却不把它用到语文上来。
    这位老师真不错，实话实说，就是水平差点，批改不了学生的大作。看来，得请于丹大师来灌点“论语鸡汤”，或者让诺奖得主莫言先生再多讲些“寓言故事”，这个学生才会开窍，把这篇作文修改得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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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点社会
    比学生作文和老师批语还要有意思的，是几位网友的这样几个跟帖：
    吟诗书斋20122012/11/15
    科学发展观引领下的好孩子啊！！作文写得太好了！！
    五十万瓶茅台2012/12/16都已经写到火化了
    不能再强求这孩子凑足八百个字了
    fz jcwxy 2012/12/16
    小孩子已经看清现实不抱希望了！
    最后这个跟帖似乎有点误解，作者不是说了吗：“脚踏实地就好！想那些虚的没用啊！”
    末了，还是引两句鲁迅先生的话吧：
    “假使寻不出路，我们所要的就是梦；但不要将来的梦，只要目前的梦。”
    “梦是好的；否则，钱是要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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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坑搬扬骗”抑或“坑蒙拐骗”？
    重建社会主义网友在《D副主席教导我们：…》
    一帖中，讲述了他1986年在首善之区，见到一位蹬车的板儿爷，一边蹬车，一边扯着京腔吆喝道：
    “D副主席教导我们：
    “停了一下，缓了口气。
    “坑一一嘣一一拐一一骗一一！”
    帖子后面，曹向东网友提醒他：应该是“坑蒙拐骗”。
    重建社会主义网友回道：坑、嘣、拐、骗一一俺那儿的方言是这样说，但不知是不是这个字，谢过向东。
    这是12/16/2012的事。也怪俺曾经做过几天语文教师，见不得这样模棱两可的回答，几天来一直放在心上。今儿个有暇查了一下成语词典，发现“坑绷拐骗”、“坑蒙拐骗”都是对的。请看：
    坑绷拐骗
    keng beng guai pian
    巧L勹ム巛メ历ˇタ」马丶
    解释指以欺手段捞取钱财，陷害他人。亦作“坑蒙拐骗”。出处魏风等《刘胡兰》：“整天价坑绷拐骗，每日里逛逛游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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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点…
    坑蒙拐骗
    keng meng gudi pian
    万L口L《メ万ˇタ马
    解释指以欺骗手段捞取钱财，陷害他人。
    出处《文汇报》1986.7.19：“坑蒙拐骗发不了大财，发了小财也长不了。”
    近义坑绷拐骗
    真是长了见识啊！从此，不会一见有人说“坑绷拐骗”，就上去纠错了。曹向东网友，您说呢？
    重建社会主义网友，这下您知道“嘣”字应该是“绷”了吗？
    举一反N,给俺的教训是：凡事得较真，特别是对那些“特别
    是”以来的精英、专家、大领导…，他们口中念念有词、时时翻新的名词、概念、提法，都必须一个一个地查它个底朝天，看看究竟是什么货色。
    这样做，累是累了点，但一来自己能搞清问题，二来至少不会像傻瓜似的，看到、听到那些坑绷拐骗或坑蒙拐骗的新花样，就信以为真、手舞足蹈、上当受骗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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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造谣，道造谣，谣言本是可人造；自从出了“总经理”，十句倒有九句谣！
    [题解：（凤阳花鼓）说凤阳，道凤阳，凤阳本是好地方；自从出了朱皇帝，十年倒有九年荒！]
    强国论坛上曾有网友发帖，对当今社会层出不穷的谣言产生的原因，某些人造谣的方式和手段，以及造谣还会继续下去等问题作了分析，本人十分赞同。
    该网友说，日益猖獗的造谣现象，是从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期开始的，具体的方式，主要就是所谓“伤痕文学”。但据本人所知，恐怕还要更早些，至少可以追溯到1975年夏季，也就是“著名”的7、8、9。
    当是时也，形形色色的谣言甚嚣尘上、不胫而走，从政治、经济，到文化、理论，应有尽有，不久，还“发展”到了“权力角逐”、“宫闱秘闻”、“青丝臀部”等等。“谣言公司”脱颖而出，“总经理”尽人皆知，由此造成的风波，终于“震动朝野”。
    此后，造谣惑众便成了某个“派别”屡试不爽的独门秘笈，甚至堂而皇之地登上了“主流媒体”、“红头文件”，成为他们手中重要的“反左”武器。改开以来的所谓“伤痕文学”、“阴谋史学”、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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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点…
    至各种下三滥的“揭秘”、“纪实”、“回忆”、“访谈”…，就其本质而言，盖发端于那个“谣言公司”，发端于7、8、9，可谓“古”已有之，于今为烈。
    仅举其荦荦大者，即有所谓“权力之争”、“迫害忠良”、“饿死千万”、“动乱浩劫”、“经济崩溃”、“文化专制”、“晚年错误”、“罪恶滔天”等等之类。造谣者谁？皆为道貌岸然之头面人物、顶层宠儿也！
    相比之下，现在那些内外媒体、微博论坛上的造谣、传谣，乃至起哄者，不过是等而下之的小混混而己。当然，其影响亦不可小觑。因为网络言论受众之广大，真假之难辨，以及“打一枪换一个马甲”，“抠着自己屁眼上楼”等卑劣手段，着实使它们能时不时地掀起一阵阵狂风恶浪，闹得乌烟瘴气。
    那么，对于这些铺天盖地的流言、谣言，应该怎么办，或者说，可以怎么办呢？作为屁民草民，本人想了半天，还是没有什么好办法。在当今的情况下，造谣易，辟谣难，已经见怪不怪。“谣言公司”的“总经理”虽然换了几任，但其传统却日益发扬光大，手段则更加肆无忌惮，分支机构也自上至下层层叠叠，而且在各个层级都有种种对付辟谣的招数，可谓应对自如。
    究竟该怎么办？本人想，也就只能学学鲁迅先生在他那个时代的“良方”了：一是认清谣言的本质，二是看清谣言家的手段，三是斥之曰畜生，四是警告以最终下场。一一除此以外，就只能是无奈了！
    下面，就是本人辑录的先生的有关语录，用以观照今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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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点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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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谣言这东西，却确是造谣者本心所希望的事实，我们可以借此看看一部分人的思想和行为。
    《无花的蔷薇之三》
    笑里可以有刀，自称酷爱和平的人民，也会有杀人不见血的武器，那就是造谣言。但一面害人，一面也害己…ー一《谣言世家》
    谣言家是极无耻而且巧妙的，一到事实证明了他的话是撒谎时，他就躲下，另外又来一批。
    一一《我们不再受骗了》
    我就是常看造谣专门杂志之一人，但看的并不是谣言，而是谣言作家的手段，看他有怎样出奇的幻想，怎样别致的描写，怎样险恶的构陷，怎样躲闪的原形。造谣，也要才能的，如果他造得妙，即使造的是我自己的谣言，恐怕我也会爱他的本领。但可惜大抵没有这样的才能，作者在谣言文学上，也还是“滥竽充数”。ー《归厚》
    我一生中，给我大的损害的并非书贾，并非兵匪，更不是旗帜鲜明的小人：乃是所谓“流言”。即如今年，就有什么“鼓动学潮”呀，“谋做校长”呀，“打落门牙”呀这些话。…但这种“流言”，造的是一个人还是多数人？姓甚，名谁？我总是查不出：后来，因为没有多工夫，也就不再去查考了，仅为便于述说起见，就总称之曰畜生。
    一一《并非闲话（三）》
    事实是毫无情面的东西，它能将空言打得粉碎。《安贫乐道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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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点…
    捣鬼有术，也有效，然而有限，所以以此成大事者，古来无有。
    一一《捣鬼心传》
    谣言世家的子弟，是以谣言杀人，也以谣言被杀的。《谣言世家》
    谣言世家的子弟，是以谣言杀人，也以谣言被杀的。一一诚哉斯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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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识越多越反动”就是“四人帮”说的！
    揭示真相网友昨天在深水区发帖说：“无论从正反两个方面考证”，“知识越多越反动”这句话，“就是四人帮自己也是彻底否认说过的”。还说，“不能用泄私愤的方法批判，靠谣言更是行不通的”。
    这是什么话！难道当时揭批“四人帮”时，批判他们说的“知识越多越反动”，是“泄私愤”、“靠谣言”吗？难道“四人帮”自己否认就否认得了吗？
    事实早已证明，“知识越多越反动”就是“四人帮”说的，这是永远翻不了案的！什么事实？请看邓小平同志对“知识越多越反动”的多次批判：
    一九七五年，我过问了一下科学院的工作，搞了一个《汇报提纲》，但“四人帮”说是一株大毒草，现在变成香花了。《汇报提纲》对一些科技方面存在的问题，其实写得很委婉。“四人帮”胡说什么知识越多越反动，把知识分子说成是“臭老九”。
    一一1977年8月17日会见丁肇中时的谈话
    今年开始，可以从高中毕业生中直接招收大学生，这是毛主席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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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点…
    前就赞成，周总理一九七二年就提倡的，由于“四人帮”的干扰，没有实行。“四人帮”的干扰是什么？就是不读书就革命，知识越多越反动，荒谬得很。
    一一1977年10月23日会见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理事会代表团时的谈话
    “四人帮”胡说“知识越多越反动”，鼓吹“宁要没有文化的劳动者”，把既无知又反动的交白卷的小丑捧为“红专”典型，把孜孜不倦，刻苦钻研，为祖国的科学技术事业作出贡献的好同志诬蔑为“白专”典型。这种是非关系、敌我关系的颠倒，一度在人们的思想上造成很大的混乱。
    一一在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开幕式上的讲话
    邓小平同志的这些话，深刻地批判了“四人帮”胡说“知识越多越反动”的反动本质，揭露了他们的反革命面目。这是铁板上钉钉的事实，任何人想翻案都是翻不了的！
    揭示真相网友说什么批判不能“泄私愤”、“靠谣言”，难道邓小平同志会这样做吗？难道他会无中生有、凭空造谣、栽赃陷害吗？当然不会！
    不过，话也得说回来，从那时到现在已经过去三十多年了，关于“四人帮”什么时候、什么地点、哪篇文章、哪个讲话说过“知识越多越反动”的档案，却一直没有见到公开，有关部门应该早日解密才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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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金瓶梅》而生敦法心者，
    乃禽兽耳！
    据悉，山东省阳谷县、临清县和安徽省黄山三地，正在争夺西门庆故里之荣耀。
    阳谷县将建设“水浒传·金瓶梅文化旅游区建设项目”，复原西门庆和潘金莲之幽会地点。
    临清县提出打造“西门庆旅游项目”，重修王婆茶馆、武大郎炊饼铺等。
    而黄山则声称将投资2000万元开发“西门庆故里”。
    西门庆者，何许人也？天下第一奇书《金瓶梅》之主角，人称天下第一淫棍也。
    当今盛世，经济腾飞，衣食丰裕，民众不知咋吃咋玩，于是乎，饱暖思淫欲，亦人之常情也。
    三地官府遵循以人为本，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乃着力开发西门庆故里，弘扬西门庆文化，实为利国利民之举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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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0
    读点…
    然余阅《金瓶梅》，见该书原序有云：
    “读《金瓶梅》而生怜悯心者，菩萨也；生畏惧心者，君子也；生欢喜心者，小人也；生效法心者，乃禽兽耳”！
    又曰：“奉劝世人，勿为西门庆之后车，可也”？！
    呜鸣呼！前车之覆，后车之鉴。原图官民两利，却不料欢喜、效法之为，竟成小人、禽兽之行也！
    此恐三地官府、官员始料所未及也…
    【注：此帖并非评论《金瓶梅》，望勿误读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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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摩根士丹利学习中国“先进经验”
    读网上的《与洋人勾结的官二代陆续被曝光，中纪委该咋办？》
    一帖，得知美国摩根士丹利等国际投行，在中国雇佣官二代以谋利的消息，觉得没有什么可以大惊小怪的，因为它们学习的只是中国早已有之的“先进经验”而已！
    谓予不信，请看本人的一个旧帖：
    一大发明：招聘领导干部子女，整合政府部门资源
    据《科技日报》2009年7月23日报道，北京科技开发交流中心招聘10多位领导干部子女，整合了一批政府资源，从而促进了共同发展。
    《科技日报》科技网上发布的这篇报道这样说：“整合资源共同发展一一中心先后采取六大策略整合资源。其一，派出20多人到国家科技部、发改委、安全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北京市科委、商务局、质监局、福建省发改委等政府部门帮助工作，并招聘了10多位司局级领导干部子女，从而整合了一批政府资源，如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中组部、中纪委、中宣部、中央统战部、国家科技部、国家安全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建设部、国家广电总局、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北京市科委、北京市发改委、北京市商务局、北京市质监局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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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点…
    这是《科技日报》当天印刷版和电子版上刊登的内容，但是，过了几天，科技网上的这段文字却变成了这样：
    “整合资源共同发展一一中心先后采取六大策略整合资源。其一，派出20多人到国家科技部、发改委、安全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北京市科委、商务局、质监局、福建省发改委等政府部门帮助工作，从而整合了一批政府资源，如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中组部、中纪委、中宣部、中央统战部、国家科技部、国家安全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建设部、国家广电总局、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北京市科委、北京市发改委、北京市商务局、北京市质监局等。”
    其中，“招聘了10多位司局级领导干部子女”这句话不见了！
    看起来，这句话大概是由于不宜公开，或者不合时宜，被删掉了。但这样一来，整个一段话就不通了：派员到“科技部、发改委、安全部、北京市科委”等部门“帮助工作”，怎么会“整合”到“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中组部、中纪委”等等部门的“资源”呢？奇怪得很！
    所以，希望《科技日报》的科技网能尽快把这段话再改一下，改得不露痕迹才好，以免网友们误解。
    但是，当天的报纸恐怕是改不了啦，“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么！再说，已经有网友把那天的电子版备份了！
    这可如何是好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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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点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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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再把上面那段话中的两个部门名单对照一下。前面的是“中心”派人去“帮助工作”的，这些部门当然要投桃报李；后面的是“招聘领导干部子女”后，“整合”到“政府资源”的。
    两相对比，不难看出，那“10多位司局级领导干部子女”，应该主要是来自后一张名单中的“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中组部、中纪委、中宣部、中央统战部、建设部、国家广电总局、国家新闻出版总署”！
    也就是说，这些部门中的某些“司局级领导干部”，已经成了北京科技开发交流中心的“娘家人”！俗话说，“朝中有人好办事”，北京科技开发交流中心今后必然是“生意兴隆通四海，财源茂盛达三江”啊！
    米
    米
    现在看来，这个北京科技开发交流中心，可能级别和资格都不够，所以只能招聘司局级领导干部子女，而美国摩根士丹利等国际投行，则显然神通更为广大，故雇佣的官二代至少是省部级高官子女，甚至正副国级的也未可知，否则，它们何必要花那么些“冤枉钱”呢？
    另外，在北京科技开发交流中心整合的政府部门资源名单中，堂堂中纪委也赫然在列，还有两个极具权威的办公厅，你叫他们去查谁，又怎么查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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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本就没有“一人一票”这回事儿
    一世界各国选举制度纵观
    不知什么时候，有人搞了一个“一人一票”的口号，说是在所谓民主国家，每个人，也就是每个国民（或公民、或人民），都有一张选票，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选举上至国家元首，下到县官乡长等各级官员云云。
    据说，卡尔·波普尔曾提出过一个证伪原则，意思就是：科学命题的表达一般为全称判断，而经验的对象是个别的。所以，如果用经验来证实理论，那么它将无法穷尽一切个别的对象。比如，再多的白羊也不能证明所有的羊都是白的，而只要一头黑羊就能证明所有的羊都是白的这个理论是错误的。
    按照这个道理，一人一票，无疑是个全称判断，属于确定某一类事物中的每一个对象，都具有或不具有某种性质的判断。因此，一人
    一票的本质含义，就是确认或者要求在某个国家里，每一个人都有一张选票。
    那么，我们只要举出在世界各国的选举制度中，都规定了某些人是不能获得选票的这个事实，一人一票就根本不能成立了。这样的事实，可谓多也！
    比如在我国，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年满十八周岁的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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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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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但是依照法律被剥夺政治权利的人除外。
    又比如，英美法等国的选举制度规定，凡达到选举年龄的公民，除被剥夺政治权利者外，均享有选举权。
    这里的不到选举年龄者、被剥夺政治权利者，就没有选票。根据波普尔的证伪原则，在“人”这类事物中，只要有一部分人、甚至极少数人拿不到选票，就证明所谓一人一票完全是一个伪命题了。
    不仅如此，有些国家，例如英国，对选民资格还有更进一步的规定：军人选民在选区的居住时间限制至少是一个月，其余普通选民在选区的居住时间限制至少是三个月，大批无固定工作和住所的季节工人，就因此而失去了选民资格；因精神问题和刑事问题而丧失投票行为能力和行为资格的人，没有选民资格等等。
    这样一来，还谈得上什么一人一票呢？尽管这些规定有的是合情合理的，但正是因为有这些选举制度上的规定，一人一票就露出了一个大漏洞，名不副实了，除非你认为那些不具备选举资格的人不是人！
    以上所说的是选举权，如果进一步说到被选举权，那一人一票提法的荒唐，就更显而易见了。
    众所周知，所谓选举，包括自己选他人和他人选自己两个方面，前者叫选举权，后者叫被选举权，都是有选举资格的选民的权利。但是，在各国的选举制度中，并不是所有的有选举权的选民，均有被选举权，也就是说，都能成为候选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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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点社会
    世界各国的宪法和法律，对候选人（被选举权）资格的限制，主要有这样一些：
    (一)国籍资格。各国在规定候选人必须具有本国国籍的同时，还规定取得国籍达到一定年限和在本国居住一定期限。如美国宪法规定，众议员须取得美国国籍7年，参议员作为美国公民要满9年，美国总统必须是出生在美国并居住14年以上的公民才能当选。英国、法国、德国、新加坡、菲律宾、泰国等也有类似规定。
    (二)年龄资格。美国规定参议院议员的最低年龄为30岁，意大利参议员的最低年龄为40岁，两国众议院议员的最低年龄均为25岁；荷兰议会议员最低年龄为30岁：法国国民议会议员最低年龄为23岁。各国对国家元首候选人的年龄也有限制，如美国宪法规定其总统候选人的年龄应在35岁以上，德国规定为40岁，中国国家主席候选人的年龄是45岁以上。
    (三)财产资格。财产资格是指公民成为候选人所必须具备的财产条件，这种限制在19世纪以前非常普遍，现今主要表现在一些国家所实行的选举保证金方面。有些国家规定，公民若成为议员的候选人，必须交纳一定数目的金钱作保证，如果候选人的得票数不足法定的比例，保证金就被国家没收。如英国规定候选人须交150英镑保证金；法国规定国民议会议员候选人保证金为1000法郎，参议员候选人则为2000法郎；美国、日本、泰国等都有交纳一定数目保证金的规定。
    (四)教育程度资格。如菲律宾规定，会说、会读、会写规范文字的人方可当选为议员；土耳其规定，文化程度低于小学毕业者不得当选为议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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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政党资格。如美国有一些州就规定，任何人要竞选民选的职务时，必须是某一政党的党员。就整个美国而言，目前在现任参议院100席中，共和党占55席，民主党占45席：众议院435个席位中，共和党占223席，民主党211席，独立候选人仅占1席。
    除了上述这些以外，一些国家对候选人还规定了有关性别、宗教种族、行为能力等方面的资格条件。
    就像对选民的资格限制一样，这些对被选举权的限制，应该说有些还是合乎情理的，但不可否认的是，如果不符合这种种规定，即便你拿到了一张选票，对不起，你也没有被选举权！
    近一个世纪以来，迫于社会上对普遍的、平等的选举的呼吁，出于掩盖选举的阶级性质的需要，许多资本主义国家逐步放宽了对选民资格的要求。比如美国，就陆续取消了对穷人、对妇女、对黑人的选举权的限制。但与此同时，这些国家在选举制度中却一步步地提高了候选人的进入门槛，加紧了对广大普通选民被选举权的限制。
    特别是选举保证金的规定，更是表现了实行这种制度的国家的选举，是在民主幌子下的金钱选举，它直接地剥夺了大多数穷人的被选举权。
    然而，正是这种露骨的金元政治，却被某些人所津津乐道，说是不交保证金，就什么人都可以选“总统”玩，选票都不好印；交不出保证金，就不能证明自己可以养活自己，就没有能力当“总统”等等
    一一真是连资产阶级民主这块遮羞布都不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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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点社会
    而按照他们鼓吹的一人一票的逻辑，不是应该每个人都有“平等”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吗？拿了一张选票，却只能单方面地去选别人，而没有资格让别人来选自己，这难道还能叫“一人一票”吗？说得好听些，最多不过是“一人半票”而已！
    其实，对这个问题，马克思主义早就有明确的论述，正如毛泽东在讲到人民民主专政时所指出的：“选举权，只给人民，不给反动派。这两方面，对人民内部的民主方面和对反动派的专政方面，互相结合起来，就是人民民主专政。”
    这就是说，不是什么“一人一票”，而是人民有票，反动派没票！对资产阶级来说，一人一票只是个骗人的幌子，在“全民选举”中，他们会千方百计、不择手段地限制和剥夺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而对无产阶级来说，就应该理直气壮地否定所谓一人
    一票，戳穿资产阶级的骗人把戏，不要被这种东西牵着鼻子走，公然申明：在无产阶级专政下，“选举权，只给人民，不给反动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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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说中国红十字总会的姊妹
    中华慈善总会
    有位名曰“长相思长相忆”的网友，在强国论坛发了这样一个帖子一一《俺是真“心疼”捐出的钱》，质疑的对象是与中国红十字总会齐名的中华慈善总会。对红会，大家已经比较熟悉了，而对中华慈善总会，许多人还不甚了解，这就难免会有所误解。
    据长相思长相忆网友说，“最近几天，俺发现无论在网上还是网下，‘慈善一日捐’活动都搞得轰轰烈烈的，前天，俺在单位被迫捐出一天的工资，原本几十元的工资捐助是件无关痛痒的事，但是，硬性滩派，俺着实不情愿，况且，这所谓的慈善捐款到底会落在谁的腰包，是谁也无法弄清的事，所以，俺在私下就想，如果采取自愿捐款的话，俺会第一个跳出反对的。”
    在发了这样不该发的牢骚后，长相思长相忆网友竟然又说，“对这个所谓‘中华慈善总会’存在着几点疑虑”：
    一是“中华慈善总会”是哪一级组织，隶属于哪个部级领导？二是俺们捐出的血汗钱，它们都用在哪儿了？三是这个慈善机构凭什么从我们的捐款提取部分款项，为他们的员工发工资？
    这里，本人作为一个普通公民，在未经授权的情况下，冒味地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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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点…
    中华慈善总会来回答一下这三个问题。在正式答问之前，先请长相思长相忆网友和其他关心这些问题的网友，看一张中华慈善总会领导人名单，里面有会长、副会长、名誉会长、荣誉会长、荣誉副会长、高级顾问、港澳台和海外荣誉会长、荣誉顾问、顾问、永久理事、荣誉理事，等等，等等。
    由于名单很长，除了希望长相思长相忆网友细细观看外，其他网友可以快速浏览，本人也将字体缩小，以节省时间一一
    中华慈善总会领导人名单
    (见http:/ww.chinacharity.cn/zhjs/nzhjs.aspx,但这是前几年的，现在好像网址改了，具体名单大概也不一样了。)
    会长
    范宝俊全国政协常委、民政部原副部长副会长（按姓氏笔画顺序）
    邓铜山军委空军政治部原副主任、少将朱煮国家经贸委原副主任张道诚全国政协原副秘书长崔俊慧国家税务总局原副局长
    彭玉全国政协委员、卫生部原副部长
    李本公民政部原党组成员、全国老龄办常务副主任秘书长
    刘国林民政部人教司原巡视员、中国老年报社原社长中华慈善总会名誉会长名单
    王光英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
    何鲁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委员会主席丁光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副主席、中国基督教协会会长万国权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九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胡启立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九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
    经叔平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九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原全国工商联主席雷洁琼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
    倪志福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原中华全国总工会主席黄华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王文元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九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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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点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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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铁农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副主席赵南起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九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杨汝岱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九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蒋正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许嘉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郝建秀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副主席
    阿不来提·阿不都热西提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黄孟复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副主席、全国工商联主席司马义·艾买提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李蒙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副主席张怀西全国原政协副主席张思卿全国原政协副主席李贵鲜全国原政协副主席中华慈善总会荣誉会长名单阎明复原中华慈善总会会长
    陈铁迪上海市人大常委会主任、上海慈善基金会会长刘鸿儒原中国证监委主席
    万绍芬全国人大常委、原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袁伟民国家体育总局局长
    李九龙全国人大常委专委会副主任郑斯林原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部长张文康原卫生部部长
    圣辉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常务委员会委员陈绍基全国政协常委郑家纯全国政协常委王健林大连万达集团总裁
    沈文荣江苏沙钢集团董事局主席、党委书记中华慈善总会荣誉副会长名单
    陆焕生原天津市政协副主席、天津慈善协会会长黎子流原广州市市长
    吴建国全国政协委员、原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李惠仁中纪委委员
    张万欣全国政协委员、原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杨培青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广告协会会长肖榕中国国际友好联络会副会长
    朱育诚北京市政协副主席、原新华社香港分社副社长孙隆椿全国政协委员、原卫生部副部长酆炳林原中国船舶工业总公司副总经理沈觉人原外经贸部副部长王荩卿原中国驻俄罗斯大使李道豫原中国驻美国大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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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点…
    杨绍明宋庆龄基金会副会长、中国摄影家协会负责人于洋北京市大地科技实业总公司总经理傅铁山全国人大常委、中国天主教爱国会主席圣辉全国政协常委、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李保忠北京中科天立科教有限公司总经理赵治辉浙江新昌鹤晖机械有限公司董事长候希贵湖南希贵电器集团董事长刘长乐凤凰卫视控股有限公司行政总裁王国全北京物华天宝房地产公司董事长
    李新道辽宁鸿利房地产开发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邓培星广东日生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陈光华浙江省温州中发房开公司董事长李振福瑞士诺华海外投资有限公司中国区总裁蔡孟珂中国和佳医疗国际投资（香港）有限公司总裁邵名震浙江开明教育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刘建华北京国际信托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林贤友武汉大陆桥投资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腾和显北京润发集团董事局主席李金元天津天狮集团有限公司青木美国微笑列车基金会副总裁
    周锦辉澳门立法议员、澳门渔人码头国际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行政总裁陈卓贤雅居乐地产控股有限公司总裁禹云益香港永益集团董事会主席朱玉林白山市育林孤儿院院长
    徐镱轩北京义善易德投资顾问有限公司董事长中华慈善总会高级顾问名单刘建章原铁道部部长蔡诚原铁道部部长
    朱育理原航空工业部部长、全国人大常委贺光辉原国务院体改委副主任
    郑鸿业原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会长李灏全国人大常委柳斌教育部总督学张百发原北京市副市长范静宜原《人民日报》总编辑穆青著名新闻工作者
    张锲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书记处书记沈鹏中国书法家协会主席靳尚谊中国美术家协会主席章瑞英原全国总工会副主席
    庄炎林中国国际经济科技法律人才学会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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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点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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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若木著名社会活动家鲁平原国务院港澳办主任有林原《求是》杂志总编辑
    邵华泽新闻工作者协会会长、原人民日报社社长胡亚美原北京儿童医院院长谢晋著名导演
    于蓝原北京儿童电影制片厂厂长张贤亮宁夏文联主席、著名作家韩美林著名画家
    邓杨泳曼原香港仁爱堂主席
    颜宝铃香港飞达帽业控股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王明洋香港王氏仁森机构董事总经理中华慈善总会港澳台和海外荣誉会长名单
    方心让香港大学矫形外科名誉教授、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香港复康协调中心主任李业广香港公开大学董事会主席、香港强制性公积金计划董事会主席云大棉九龙东区扶轮社中国慈善基金创办人兼主委方润华方树福堂基金、方润华基金主席严彬华彬国际集团总裁李玉玲美国成功企业集团总经理李晓华华达国际投资集团董事长熊德龙国际日报董事长
    陈玉书香港保良局前主席、香港繁荣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陈达文国际联合劝募协会副总裁李春平著名慈善家、美籍华人中华慈善总会荣誉顾问名单
    王端正台湾佛教慈济慈善事业基金会副执行长王浵世香港上海汇丰银行有限公司中国业务总裁冷格尔德国前国务秘书
    贝天牧美国菲利普.海德基金会董事长
    胡百熙亚洲（澳门）国际公开大学行政委员会主席刘振玮台湾财团法人化育文教基金会蔡冠深香港新华科技集团主席吕志和香港嘉华集团主席
    王敏刚香港刚毅（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王启达香港王启达会计师楼会计师林贝聿嘉香港湾仔区议会主席
    林健忠香港林健忠晓阳慈善基金会主席关百豪香港时富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主席郑家成香港新世界发展有限公司董事王赐豪香港保良局副主席马清楠香港马谭程刘律师行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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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点…
    黄炽雄香港世联贸易有限公司总经理王兆生香港康达制造企业有限公司董事长方刘小梅香港中华基金会主席许智明香港国际投资总商会会长中华慈善总会顾问名单侯志通原联合国裁军大使袁洁如原外交部参赞过家鼎原外交部外交官
    钱永年中国印尼经济社会文化合作协会副会长季孝明中华慈善总会会长助理吴克良爱心工程委员会会长
    吴一经中华慈善总会对外关系委员会副主任葛子平天津立达集团总经理
    胡传忠原驻英国、澳大利亚大使馆参赞朱传一中国社会科学院教授
    马谋超中国社会科学院教授（北京匹夫品牌管理集团）中华慈善总会永久理事名单
    李保忠北京中科天立科教有限公司总经理袁法加苍南县顺成包装材料有限公司总经理李相先韩国世界慈善会
    杨成光大连倍港房地产有限公司司董事长候希贵湖南希贵电器集团董事长
    李建国北京天恒拓展房地产开放有限公司荣海兰美国龙族文化艺术发展集团董事长胡丽娟杭州佳丽皮具有限公司总经理王国全北京物化天宝房地产公司董事长
    李新道辽宁鸿利房地产开发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陈光华浙江省温州中发房开公司董事长林贤友武汉大陆桥投资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
    蔡孟珂中国和佳医疗国际投资（香港）有限公司总裁王和平润地利房地产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腾和显北京润发集团董事局主席禹云益香港永益集团董事会主席
    徐镱轩北京义善易德投资顾问有限公司董事长中华慈善总会荣誉理事名单陈思堂国际世界宣明会副总裁
    梁秉中香港中文大学新亚书院院长、矫形外科及创伤学教授许贤发香港社会服务联会原总干事罗文春香港中国星火基金会理事长林国兴香港中国建设服务基金会主席郑苏薇香港仁济医院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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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孔祥东著名旅美钢琴家
    弗莱德·霍华德美国波音（中国公司）总裁李杨李杨电视制作中心主任
    张倩玉香港金米莱国际投资集团董事长张燕北京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主任张迪大连电视台主持人申景龙中纪委
    姜岚昕岚听集团董事长黄德敏云南省德馨兰苑苑主吴若甫著名影视演员
    此外，还有常务理事、理事若干，以及常设机构八个、直属机构两个、法律宣传机构三个、下属机构四个的主任、顾问、主编等等、等等。名单之长，可想而知，恕不一一照录了，还是来回答长相思长相忆网友的问题吧：
    第一，“中华慈善总会”是哪一级组织，隶属于哪个部级领导？
    简答：看了以上这张名单，你还不知道它是哪一级组织吗？现任高官，当今富豪，学界精英，商界老板，文化明星，中外名人，无所不包，真可谓名流荟萃，群贤毕至，少长咸集，济济一堂！
    姑且不论司局级、省部级，光是现任和历任人大副委员长、政协副主席，就有二十三位，怎么会是“隶属于哪个部级领导”呢？依本人看，如果讲级别的话，最起码也得算是“副国级”吧！长相思长相忆网友，你说呢？
    第二，俺们捐出的血汗钱，它们都用在哪儿了？
    简答：这里先要批评长相思长相忆网友一句：什么“血汗钱”，说得太难听了，那叫善款！你捐出的是爱心，而不是“血汗”，尽管那些钱你是用血汗挣来的，但是你捐出去的时候，它就变成爱心了，懂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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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点…
    再说，面对那么多德高望重、地位显赫、身价不菲的领导，咱们应该抱着完全、彻底的信任态度，怎么能有把善款“都用在哪儿了”的疑问呢？不要说问，就是这样想，也是罪过啊！必须相信，他们一定会把你的血汗钱一一噢，不一一善款，用到该用的地方，而不会用到不该用的地方去的！长相思长相忆网友，这样回答你满意吗？
    第三，这个慈善机构凭什么从我们的捐款提取部分款项，为他们的员工发工资？
    简答：长相思长相忆网友，你说，中华慈善总会“公开从职工的工资收入中划拨捐款”。对这一点，要看怎么理解。俗话说，“烧香找不到庙门”。现在，“庙”里，也就是中华慈善总会主动上你的门，代你“烧香”，也就是献爱心，省得你为了捐款来回奔波，这正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体现么！
    至于这些捐款是不是有一部分为他们的员工发了工资，这也要看怎么理解。首先，看看那张名单，你就能知道，中华慈善总会的领导再多，也不会缺你这些钱来发工资。其次，员工们募集善款，当然要付出劳动，也就相应地要取得报酬，那叫劳务费，总不能让他们光干活不拿钱吧，否则怎么养家糊口呢？说不定他们家里还上有八十老母，下有嗷嗷待哺的婴儿呢！长相思长相忆网友，捐给穷人也是捐，捐给靠劳务费养家糊口的员工也是捐，你的那几十块钱，就算给他们发了劳务费，又怎么样呢？这就叫大爱无疆，你怎么能那样缺乏爱心呢？
    说不定哪一天，某个员工用你这些钱打个“的”，到某富豪那里募捐，富豪一出手就是几百万、几千万，你不还立了大功了吗？
    呵呵，扯远了，到此为止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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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轻松一下一
    欣赏一个“义义院办公厅”文件
    有幸见到一个不知来自何方何国的“××院办公厅”文件，读来很有兴味，不敢专美，稍加点评，发上来与众网友一同欣赏。以下便是该文件的全文，【】内是人擅加的点评：
    关于×X院办公厅精简会议文件改进会风文风的意见
    【文件名首先就不通，因为文件的内容是针对××院下属各部门的，文件最后的发文单位落款是“××院办公厅”，说明文件是该厅拟发的，文件名应该是“××院办公厅关于精简会议文件改进会风文风的意见”。严格说来，其中的“××院办公厅”几个字也可略去，因为文后己经有落款。】
    为贯彻落实××院领导同志关于“带头精简会议和文件，勤俭节约，降低行政成本”的批示精神，现就进一步加强审核把关、精简会议文件、改进会风文风，提出以下意见：
    【导语与文件名不符，因为按语句来看，文件的主旨是进一步“加强审核把关、精简会议文件、改进会风文风”，三者是并列的，但文件名中只列出两项，缺了“加强审核把关”，文件中也没有专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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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点…
    谈到这方面的问题。如果按文件名行文，导语就不能将“加强审核把关”与“精简会议文件、改进会风文风”用顿号并列。】
    一、关于精简会议、改进会风
    (一)控制会议规格。从严控制以××院名义召开会议，能由部门召开的会议，不以××院名义召开。××院办公厅不为部门召开的会议代发会议通知。
    【“部门召开的会议”如果“以××院名义召开”，不是僭越吗？这还属于“控制”的范围，而不是绝对不容许的？至于声明“办公厅不为部门召开的会议代发会议通知”，则明显是画蛇添足一一本来是两个单位，为什么要越俎代庖？】
    (二)控制会议数量。××院已经发文部署的工作，原则上不再以××院名义召开会议进行部署。××院部门召开的全国性工作会议每部门每年不超过1次；确需增加的，部门报送请示时应详细说明理由。
    【××院办公厅应该是××院的下属单位，这里却对上级发号施令起来了：“××院已经发文部署的工作，原则上不再以××院名义召开会议进行部署”。这句话应该是由××院自己来说的吧？后面一句，则又站在××院的位置上，对其他部门指手画脚了。这样的身份错位，此文件中还有多处。】
    (三)控制会议规模。××院召开的会议，只安排与会议内容密切相关的部门参加，会议代表最多不超过26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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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叫“与会议内容密切相关的部门”？相关就相关，不相关就不相关，为什么要加一个“密切”作定语？“不密切相关”不也是相关的吗？这样的部门参加不参加会议呢？还有，“会议代表最多不超过260人”，这人数是怎么计算出来的？多一个都不行吗？】
    (四)控制会期。××院召开的会议一般不超过1天半，部门召开的会议一般不超过2天；电视电话会议一般不超过2小时，各类专题会议一般不超过半天。
    【一连四个“一般”，说明也可以“不一般”，这样的规定形同虚设，等于没有。再说，“1天半”、“2天”、“2小时”、“半天”，又是根据什么计算出来的？难道会议的时间不是由内容的多少来决定的？这样的规定有什么意义？顺便说一下，作为正式文件，这里的“1天半”、“2天”、“2小时”、“半天”，应该是“一个半工作日”、“两个工作日”、“两个小时”、“半个工作日”。因为：第一，时间单位前不能用阿拉伯数字，否则容易误读，也不符合文法要求；第二，“1天半”等于36个小时，“2天”等于48个小时，“半天”等于12个小时，有这样马拉松般地开会的吗？】
    (五)改进会议形式。××院召开的会议，如设主席台，一般只安排××院领导同志、会议主持人和业务主管部门主要负责人就座；提倡召开电视电话会议和网络视频会议；不涉密的会议特别是直接开到基层的电视电话会议，尽量安排政府网进行网上直播。
    【这一条规定得可真具体，连主席台上坐哪些人都讲到了，但不知××院“业务主管部门主要负责人”有多少，如果有四五十个、七
    八十个，主席台上是否坐得下呢？另外，会议为什么要设主席台？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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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点…
    样的繁文缛节不能彻底取消了吗？】
    (六)简化会议程序。会议应尽量少安排大会发言，确需安排的，原则上每次全体会议不超过5个，每个发言时间不超过8分钟。一般
    不在×X院召开的会议上安排部门的表彰、颁奖等活动。
    【为什么“会议应尽量少安排大会发言”呢？如果是交流会、汇报会、讨论会，也只能是“一言堂”？即便“确需安排”，也“不超过5个”、“不超过8分钟”，总共四十分钟，那两三个小时的会议，还有大部分时间都只能是领导一个人讲话啰？又，××院召开的会议上，当然不能安排由下属部门举办的表彰、颁奖等活动，因为这是两个不同等级的会议，为什么又来一个“一般不”呢？】
    (七)提高会议效率。××院召开常务会议、各类专题会议等安排的汇报，汇报人应简明扼要、突出重点，汇报时间原则上不超过15分钟；其他与会人员发言应紧扣主题、直陈观点、言简意赅，一般每位不超过5分钟（汇报和发言要求应写入会议通知）；提交会议审议或讨论的文件及汇报材料至少应提前2天完成报批手续，提前1天印发与会同志。
    【看来，在××院，参加会议的人员都是“新手”，不知道怎样汇报、怎样发言，需要这么“谆谆教导”。真怀疑这不是××院，而是哪个居民委员会在召集老太太们开会！】
    (八)降低会议成本。除会议统一发放的文件、材料外，不得再发放各种参考材料、宣传材料、画册邮册及其他纪念品等；会场的安排和布置等要简洁大方、讲求实用，节约开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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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议的成本，仅仅是发放文件、布置会场的开支吗？还有住宿、就餐、用车等等的花费，这才是大头，为什么不详细规定必须遵守的标准呢？】
    二、关于精简文件、改进文风
    (一)控制文件规格。能以××院办公厅名义印发的，不以××院名义印发；能以函的形式（指公文格式中区别于“文件格式”的“信函格式”)印发的，不以文件形式印发；能以“白头”文件（指没有《国家行政机关公文格式》规定的眉首即没有“红头”部分的文件)印发的，不印发红头文件：属于部门职责范围的，原则上均由部门发文。
    【这一条读起来像是绕口令，只是不那么合辙押韵。奇怪的是，明明理所应当的事情，为什么要翻来复去地一一说明，难道这么长时间以来，一直是两可的吗？“能以”、“不以”，有没有明确的界限呢？更奇怪的是最后一句“属于部门职责范围的，原则上均由部门发文”，如果不“原则”呢，是不是这个部门的文件可以由另一个部门或上级机关来发呢？】
    (二)减少文件数量。凡能通过电话、传真、政府专网解决问题的不印发文件。要控制文件发送范围，减少发文份数；给部门增加文件份数，要严格按有关规定办理。××院领导同志的讲话，不宜公开发布的，以《内部情况通报》形式印发；可公开发布的，应在政府网及时发布，并即由新华社公开报道；已在政府网发布的，一般不再印发《内部情况通报》。凡已及时公开发布的文件，各地区、各部门不得层层发文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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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点…
    【“减少文件数量”，有两个含义，一是减少文件的个数，一是减少文件的印数。这里到底说的是哪一个呢？看来是后者，目的是为了节约纸张，这当然必要。但“文山会海”中的文山，不就是指文件的个数太多吗？100个文件，印100万份，是100个，印100份，它还是100个，减少了吗？光注意减少印数，不努力减少个数，只能是治标不治本。】
    (三)压缩文件篇幅。××院印发的普发类文件一般不超过5000字，××院办公厅印发的普发类文件一般不超过4000字。起草××院领导同志在全国性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稿，一般不超过8000字；在其他会议上的讲话稿，一般不超过5000字。领导同志讲话印发《内部情况通报》时应视情做必要的精简，原则上不超过5000字。
    【一连四个“一般”，还加一个“原则上”，这样的字数规定，任何人都可以不遵守，随时都可以说这个文件不一般，那个讲稿不在原则的范围内。再说，这样规定文件、讲稿的字数，不是太机械了吗？俗话说，有话则长，无话则短，关键还在于内容哪！】
    (四)提高文件质量。起草文件和讲话稿要注重针对性、指导性和可操作性，突出主题，不搞“穿靴戴帽”，尽量减少关于重要性或意义的一般性论述。倡导清新简练的文风，做到意尽文止、条理清楚、文字精炼。
    【恕在下直言，这一条可编入小学语文教科书，作为学生学写应用文的指导，但列在堂堂××院办公厅的正式文件内，似乎程度低了些。更重要的是，文件的质量应该首先体现在它的内容上，空洞无物、泛泛而谈的文件，能做到清新简练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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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精简简报。×X院召开的会议一般不出简报、快报。此外，
    除新成立的部门外，原则上不再为部门增加备案简报种类。××院办公厅各司局要办好现有简报，一般不再增加新的简报种类；简报一般不超过1500字，调研报告一般不超过4000字。
    【又是一连四个“一般”，还外加一个“原则上”。那么，什么情况属于“一般”，什么情况属于“不一般”；什么情况是“原则上”，什么情况可以不要“原则”呢？还是那句话：这样的规定形同虚设，等于没有。】
    (六)提高公文传输效率。在严格安全保密的前提下，充分利用政务信息化系统，减少纸质公文数量，提高公文处理时效。
    【提出的要求是提高公文“传输效率”，规定的措施却是减少纸质“公文数量”，提高公文“处理时效”。后者与前者有因果关系吗？牛头不对马嘴。】
    以往与本意见不一致的，以本意见为准。
    【“以往”什么？或者是规定，或者是文件，不写上，就是一个病句！】
    ×X院办公厅
    二OO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总评：全文一共十六个“一般不”，六个“原则上”，还有许多似是而非、模棱两可的说法，不仅让人看了头晕，还为不“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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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点…
    不“原则”敞开了方便之门。
    真不能想象，这样的规定执行起来会变成什么样，这样的文件又有什么用！
    至于文中的语法错误、修辞不当、逻辑混乱，更比比皆是，真让人怀疑，这个文件是否出自于堂堂的××院办公厅之手。
    看来，这个关于“精简会议文件”的文件，本身就属于必须精简之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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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诸夏怀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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