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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民主主义论 - 和谐历史档案馆 Banned Historical Archiv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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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新民主主义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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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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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194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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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签:关键人物文稿 文章 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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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来源:毛泽东选集1-7(静火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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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民主主义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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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以来,全国人民有一种欣欣向荣的气象,大家以为有了出路,愁眉锁眼的姿态为之一扫。但是近来的妥协空气,反共声浪,忽又甚嚣尘上,又把全国人民打入闷葫芦里了。特别是文化人和青年学生,感觉锐敏,首当其冲。于是怎么办,中国向何处去,又成为问题了。因此,趁着《中国文化》 〔 1 〕 的出版,说明一下中国政治和中国文化的动向问题,或者也是有益的。对于文化问题,我是门外汉,想研究一下,也方在开始。好在延安许多同志已有详尽的文章,我的粗枝大叶的东西,就当作一番开台锣鼓好了。对于全国先进的文化工作者,我们的东西,只当作引玉之砖,千虑之一得,希望共同讨论,得出正确结论,来适应我们民族的需要。科学的态度是“实事求是”,“自以为是”和“好为人师”那样狂妄的态度是决不能解决问题的。我们民族的灾难深重极了,惟有科学的态度和负责的精神,能够引导我们民族到解放之路。真理只有一个,而究竟谁发现了真理,不依靠主观的夸张,而依靠客观的实践。只有千百万人民的革命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尺度。我想,这可以算作《中国文化》出版的态度。 二 我们要建立一个新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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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共产党人,多年以来,不但为中国的政治革命和经济革命而奋斗,而且为中国的文化革命而奋斗;一切这些的目的,在于建设一个中华民族的新社会和新国家。在这个新社会和新国家中,不但有新政治、新经济,而且有新文化。这就是说,我们不但要把一个政治上受压迫、经济上受剥削的中国,变为一个政治上自由和经济上繁荣的中国,而且要把一个被旧文化统治因而愚昧落后的中国,变为一个被新文化统治因而文明先进的中国。一句话,我们要建立一个新中国。建立中华民族的新文化,这就是我们在文化领域中的目的。 三 中国的历史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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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要建立中华民族的新文化,但是这种新文化究竟是一种什么样子的文化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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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的文化(当作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而经济是基础,政治则是经济的集中的表现 〔 2 〕 。这是我们对于文化和政治、经济的关系及政治和经济的关系的基本观点。那末,一定形态的政治和经济是首先决定那一定形态的文化的;然后,那一定形态的文化又才给予影响和作用于一定形态的政治和经济。马克思说:“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而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 〔 3 〕 他又说:“从来的哲学家只是各式各样地说明世界,但是重要的乃在于改造世界。” 〔 4 〕 这是自有人类历史以来第一次正确地解决意识和存在关系问题的科学的规定,而为后来列宁所深刻地发挥了的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之基本的观点。我们讨论中国文化问题,不能忘记这个基本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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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说来,问题是很清楚的,我们要革除的那种中华民族旧文化中的反动成分,它是不能离开中华民族的旧政治和旧经济的;而我们要建立的这种中华民族的新文化,它也不能离开中华民族的新政治和新经济。中华民族的旧政治和旧经济,乃是中华民族的旧文化的根据;而中华民族的新政治和新经济,乃是中华民族的新文化的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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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中华民族的旧政治和旧经济是什么?而所谓中华民族的旧文化又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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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周秦以来,中国是一个封建社会,其政治是封建的政治,其经济是封建的经济。而为这种政治和经济之反映的占统治地位的文化,则是封建的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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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外国资本主义侵略中国,中国社会又逐渐地生长了资本主义因素以来,中国已逐渐地变成了一个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现在的中国,在日本占领区,是殖民地社会;在国民党统治区,基本上也还是一个半殖民地社会;而不论在日本占领区和国民党统治区,都是封建半封建制度占优势的社会。这就是现时中国社会的性质,这就是现时中国的国情。作为统治的东西来说,这种社会的政治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政治,其经济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经济,而为这种政治和经济之反映的占统治地位的文化,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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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统治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形态,就是我们革命的对象。我们要革除的,就是这种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政治、旧经济和那为这种旧政治、旧经济服务的旧文化。而我们要建立起来的,则是与此相反的东西,乃是中华民族的新政治、新经济和新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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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末,什么是中华民族的新政治、新经济,又什么是中华民族的新文化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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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必须分为两步,其第一步是民主主义的革命,其第二步是社会主义的革命,这是性质不同的两个革命过程。而所谓民主主义,现在已不是旧范畴的民主主义,已不是旧民主主义,而是新范畴的民主主义,而是新民主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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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以断言,所谓中华民族的新政治,就是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所谓中华民族的新经济,就是新民主主义的经济;所谓中华民族的新文化,就是新民主主义的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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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现时中国革命的历史特点。在中国从事革命的一切党派,一切人们,谁不懂得这个历史特点,谁就不能指导这个革命和进行这个革命到胜利,谁就会被人民抛弃,变为向隅而泣的可怜虫。 四 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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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革命的历史特点是分为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两个步骤,而其第一步现在已不是一般的民主主义,而是中国式的、特殊的、新式的民主主义,而是新民主主义。那末,这个历史特点是怎样形成的呢?它是一百年来就有了的,还是后来才发生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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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研究一下中国的和世界的历史发展,就知道这个历史特点,并不是从鸦片战争 〔 5 〕 以来就有了的,而是在后来,在第一次帝国主义世界大战和俄国十月革命之后,才形成的。我们现在就来研究这个形成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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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清楚的,中国现时社会的性质,既然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性质,它就决定了中国革命必须分为两个步骤。第一步,改变这个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形态,使之变成一个独立的民主主义的社会。第二步,使革命向前发展,建立一个社会主义的社会。中国现时的革命,是在走第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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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第一步的准备阶段,还是自从一八四○年鸦片战争以来,即中国社会开始由封建社会改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以来,就开始了的。中经太平天国运动 〔 6 〕 、中法战争 〔 7 〕 、中日战争 〔 8 〕 、戊戌变法 〔 9 〕 、辛亥革命 〔 10 〕 、五四运动 〔 11 〕 、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战争、直到今天的抗日战争,这样许多个别的阶段,费去了整整一百年工夫,从某一点上说来,都是实行这第一步,都是中国人民在不同的时间中和不同的程度上实行这第一步,实行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为了建立一个独立的民主主义的社会而斗争,为了完成第一个革命而斗争。而辛亥革命,则是在比较更完全的意义上开始了这个革命。这个革命,按其社会性质说来,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革命,不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的革命。这个革命,现在还未完成,还须付与很大的气力,这是因为这个革命的敌人,直到现在,还是非常强大的缘故。孙中山先生说的“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就是指的这种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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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中国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自从一九一四年爆发第一次帝国主义世界大战和一九一七年俄国十月革命在地球六分之一的土地上建立了社会主义国家以来,起了一个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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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以前,中国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是属于旧的世界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范畴之内的,是属于旧的世界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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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以后,中国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却改变为属于新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范畴,而在革命的阵线上说来,则属于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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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呢?因为第一次帝国主义世界大战和第一次胜利的社会主义十月革命,改变了整个世界历史的方向,划分了整个世界历史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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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世界资本主义战线已在地球的一角(这一角占全世界六分之一的土地)崩溃,而在其余的角上又已经充分显露其腐朽性的时代,在这些尚存的资本主义部分非更加依赖殖民地半殖民地便不能过活的时代,在社会主义国家已经建立并宣布它愿意为了扶助一切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解放运动而斗争的时代,在各个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一天一天从社会帝国主义的社会民主党的影响下面解放出来并宣布他们赞助殖民地半殖民地解放运动的时代,在这种时代,任何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如果发生了反对帝国主义,即反对国际资产阶级、反对国际资本主义的革命,它就不再是属于旧的世界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范畴,而属于新的范畴了;它就不再是旧的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的世界革命的一部分,而是新的世界革命的一部分,即无产阶级社会主义世界革命的一部分了。这种革命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已经不能当作世界资本主义反革命战线的同盟军,而改变为世界社会主义革命战线的同盟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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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殖民地半殖民地革命的第一阶段,第一步,虽然按其社会性质,基本上依然还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它的客观要求,是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扫清道路;然而这种革命,已经不是旧的、被资产阶级领导的、以建立资本主义的社会和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为目的的革命,而是新的、被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在第一阶段上建立新民主主义的社会和建立各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国家为目的的革命。因此,这种革命又恰是为社会主义的发展扫清更广大的道路。这种革命,在其进行中,因为敌情和同盟军的变化,又分为若干的阶段,然而其基本性质是没有变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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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革命,是彻底打击帝国主义的,因此它不为帝国主义所容许,而为帝国主义所反对。但是它却为社会主义所容许,而为社会主义的国家和社会主义的国际无产阶级所援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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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这种革命,就不能不变成无产阶级社会主义世界革命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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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这一正确的命题,还是在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的中国第一次大革命时期,就提出了的。这是中国共产党人提出,而为当时一切参加反帝反封建斗争的人们所赞成的。不过那时这一理论的意义还没有发挥,以致人们还只是模煳地认识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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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世界革命”,已不是旧的世界革命,旧的资产阶级世界革命早已完结了;而是新的世界革命,而是社会主义的世界革命。同样,这种“一部分”,已经不是旧的资产阶级革命的一部分,而是新的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这是一个绝大的变化,这是自有世界历史和中国历史以来无可比拟的大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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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人提出的这一正确的命题,是根据斯大林的理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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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还在一九一八年所作十月革命一周年纪念的论文时,就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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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革命的伟大的世界意义,主要的是:第一,它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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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了民族问题的范围,把它从欧洲反对民族压迫的斗争的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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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问题,变为各被压迫民族、各殖民地及半殖民地从帝国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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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之下解放出来的总问题;第二,它给这一解放开辟了广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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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可能性和现实的道路,这就大大地促进了西方和东方的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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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迫民族的解放事业,把他们吸引到胜利的反帝国主义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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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巨流中去;第三,它从而在社会主义的西方和被奴役的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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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之间架起了一道桥梁,建立了一条从西方无产者经过俄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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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到东方被压迫民族的新的反对世界帝国主义的革命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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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 〔 1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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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篇文章以后,斯大林曾经多次地发挥了关于论述殖民地半殖民地的革命脱离了旧范畴,改变成了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一部分的理论。解释得最清楚明确的,是斯大林在一九二五年六月三十日发表的同当时南斯拉夫的民族主义者争论的文章。这篇文章载在张仲实译的《斯大林论民族问题》一书上面,题目叫做《再论民族问题》。其中有这么一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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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舍米契引证了斯大林在一九一二年年底所着《马克思 主义与民族问题》那本小册子中的一个地方。那里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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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在上升的资本主义的条件之下,民族的斗争是资产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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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相互之间的斗争。’显然,他企图以此来暗示他给当前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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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条件下的民族运动的社会意义所下的定义是正确的。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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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斯大林那本小册子是在帝国主义战争以前写的,那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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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问题在马克思主义者看来还不是一个具有全世界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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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那时候马克思主义者关于民族自决权的基本要求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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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作无产阶级革命的一部分,而是当作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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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分。自那时候起,国际形势已经根本地改变了,战争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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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国十月革命已把民族问题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一部分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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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了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了,——要是看不清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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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点,那就未免太可笑了。列宁还在一九一六年十月间,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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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的《民族自决权讨论的总结》一文中说过,民族问题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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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民族自决权的基本点,已不再是一般民主运动的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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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它已经变成一般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的一个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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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了。列宁以及俄国共产主义的其他代表者关于民族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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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以后的一些着作,我就不用讲了。现在,当我们由于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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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环境而进入于一个新的时代——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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舍米契在这一切以后却引证斯大林在俄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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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期所写的那本小册子中的一个地方,这能有什么意义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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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只能有这样一个意义,就是舍米契是离开时间和空间,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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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到活的历史环境来引证的,因而违反了辩证法的最基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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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没有考虑到在某一个历史环境下是正确的东西在另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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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历史环境下就可以成为不正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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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见,有两种世界革命,第一种是属于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范畴的世界革命。这种世界革命的时期早已过去了,还在一九一四年第一次帝国主义世界大战爆发之时,尤其是在一九一七年俄国十月革命之时,就告终结了。从此以后,开始了第二种世界革命,即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世界革命。这种革命,以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为主力军,以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被压迫民族为同盟军。不管被压迫民族中间参加革命的阶级、党派或个人,是何种的阶级、党派或个人,又不管他们意识着这一点与否,他们主观上了解了这一点与否,只要他们反对帝国主义,他们的革命,就成了无产阶级社会主义世界革命的一部分,他们就成了无产阶级社会主义世界革命的同盟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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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革命到了今天,它的意义更加增大了。在今天,是在由于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已经一天一天把世界拖进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是在苏联已经到了由社会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过渡期,有能力领导和援助全世界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反抗帝国主义战争,打击资本主义反动的时候;是在各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正在准备打倒资本主义、实现社会主义的时候;是在中国无产阶级、农民阶级、知识分子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已经形成了一个伟大的独立的政治力量的时候。在今天,我们是处在这种时候,那末,应该不应该估计中国革命的世界意义是更加增大了呢?我想是应该的。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伟大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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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中国革命的第一阶段(其中又分为许多小阶段),其社会性质是新式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革命,还不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的革命,但早已成了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的世界革命的一部分,现在则更成了这种世界革命的伟大的一部分,成了这种世界革命的伟大的同盟军。这个革命的第一步、第一阶段,决不是也不能建立中国资产阶级专政的资本主义的社会,而是要建立以中国无产阶级为首领的中国各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新民主主义的社会,以完结其第一阶段。然后,再使之发展到第二阶段,以建立中国社会主义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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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现时中国革命的最基本的特点,这就是二十年来(从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算起)的新的革命过程,这就是现时中国革命的生动的具体的内容。 五 新民主主义的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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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革命分为两个历史阶段,而其第一阶段是新民主主义的革命,这是中国革命的新的历史特点。这个新的特点具体地表现在中国内部的政治关系和经济关系上又是怎样的呢?下面我们就来说明这种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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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以前(五四运动发生于一九一四年第一次帝国主义大战和一九一七年俄国十月革命之后),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政治指导者是中国的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他们的知识分子)。这时,中国无产阶级还没有当作一个觉悟了的独立的阶级力量登上政治的舞台,还是当作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追随者参加了革命。例如辛亥革命时的无产阶级,就是这样的阶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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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五四运动以后,虽然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继续参加了革命,但是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政治指导者,已经不是属于中国资产阶级,而是属于中国无产阶级了。这时,中国无产阶级,由于自己的长成和俄国革命的影响,已经迅速地变成了一个觉悟了的独立的政治力量了。打倒帝国主义的口号和整个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彻底的纲领,是中国共产党提出的;而土地革命的实行,则是中国共产党单独进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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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资产阶级,是受帝国主义压迫的,所以,虽然处在帝国主义时代,他们也还是在一定时期中和一定程度上,保存着反对外国帝国主义和反对本国官僚军阀政府(这后者,例如在辛亥革命时期和北伐战争时期)的革命性,可以同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联合起来,反对它们所愿意反对的敌人。这是中国资产阶级和旧俄帝国的资产阶级的不同之点。在旧俄帝国,因为它已经是一个军事封建的帝国主义,是侵略别人的,所以俄国的资产阶级没有什么革命性。在那里,无产阶级的任务,是反对资产阶级,而不是联合它。在中国,因为它是殖民地半殖民地,是被人侵略的,所以中国民族资产阶级还有在一定时期中和一定程度上的革命性。在这里,无产阶级的任务,在于不忽视民族资产阶级的这种革命性,而和他们建立反帝国主义和反官僚军阀政府的统一战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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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同时,也即是由于他们是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资产阶级,他们在经济上和政治上是异常软弱的,他们又保存了另一种性质,即对于革命敌人的妥协性。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即使在革命时,也不愿意同帝国主义完全分裂,并且他们同农村中的地租剥削有密切联系,因此,他们就不愿和不能彻底推翻帝国主义,更加不愿和更加不能彻底推翻封建势力。这样,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两个基本问题,两大基本任务,中国民族资产阶级都不能解决。至于中国的大资产阶级,以国民党为代表,在一九二七年至一九三七年这一个长的时期内,一直是投入帝国主义的怀抱,并和封建势力结成同盟,反对革命人民的。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也曾在一九二七年及其以后的一个时期内一度附和过反革命。在抗日战争中,大资产阶级的一部分,以汪精卫 〔 13 〕 为代表,又已投降敌人,表示了大资产阶级的新的叛变。这又是中国资产阶级同历史上欧美各国的资产阶级特别是法国的资产阶级的不同之点。在欧美各国,特别在法国,当它们还在革命时代,那里的资产阶级革命是比较彻底的;在中国,资产阶级则连这点彻底性都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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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参加革命的可能性,又一方面——对革命敌人的妥协性,这就是中国资产阶级“一身而二任焉”的两面性。这种两面性,就是欧美历史上的资产阶级,也是同具的。大敌当前,他们要联合工农反对敌人;工农觉悟,他们又联合敌人反对工农。这是世界各国资产阶级的一般规律,不过中国资产阶级的这个特点更加突出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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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事情非常明白,谁能领导人民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谁就能取得人民的信仰,因为人民的死敌是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而特别是帝国主义的缘故。在今日,谁能领导人民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并实施民主政治,谁就是人民的救星。历史已经证明:中国资产阶级是不能尽此责任的,这个责任就不得不落在无产阶级的肩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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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无论如何,中国无产阶级、农民、知识分子和其他小资产阶级,乃是决定国家命运的基本势力。这些阶级,或者已经觉悟,或者正在觉悟起来,他们必然要成为中华民主共和国的国家构成和政权构成的基本部分,而无产阶级则是领导的力量。现在所要建立的中华民主共和国,只能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一切反帝反封建的人们联合专政的民主共和国,这就是新民主主义的共和国,也就是真正革命的三大政策的新三民主义共和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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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新民主主义共和国,一方面和旧形式的、欧美式的、资产阶级专政的、资本主义的共和国相区别,那是旧民主主义的共和国,那种共和国已经过时了;另一方面,也和苏联式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的共和国相区别,那种社会主义的共和国已经在苏联兴盛起来,并且还要在各资本主义国家建立起来,无疑将成为一切工业先进国家的国家构成和政权构成的统治形式;但是那种共和国,在一定的历史时期中,还不适用于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革命。因此,一切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革命,在一定历史时期中所采取的国家形式,只能是第三种形式,这就是所谓新民主主义共和国。这是一定历史时期的形式,因而是过渡的形式,但是不可移易的必要的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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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全世界多种多样的国家体制中,按其政权的阶级性质来划分,基本地不外乎这三种:(甲)资产阶级专政的共和国;(乙)无产阶级专政的共和国;(丙)几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共和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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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种,是旧民主主义的国家。在今天,在第二次帝国主义战争爆发之后,许多资本主义国家已经没有民主气息,已经转变或即将转变为资产阶级的血腥的军事专政了。某些地主和资产阶级联合专政的国家,可以附在这一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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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种,除苏联外,正在各资本主义国家中酝酿着。将来要成为一定时期中的世界统治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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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种,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革命所采取的过渡的国家形式。各个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革命必然会有某些不同特点,但这是大同中的小异。只要是殖民地或半殖民地的革命,其国家构成和政权构成,基本上必然相同,即几个反对帝国主义的阶级联合起来共同专政的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在今天的中国,这种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形式,就是抗日统一战线的形式。它是抗日的,反对帝国主义的;又是几个革命阶级联合的,统一战线的。但可惜,抗战许久了,除了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民主根据地外,大部分地区关于国家民主化的工作基本上还未着手,日本帝国主义就利用这个最根本的弱点,大踏步地打了进来;再不变计,民族的命运是非常危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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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所谈的是“国体”问题。这个国体问题,从前清末年起,闹了几十年还没有闹清楚。其实,它只是指的一个问题,就是社会各阶级在国家中的地位。资产阶级总是隐瞒这种阶级地位,而用“国民”的名词达到其一阶级专政的实际。这种隐瞒,对于革命的人民,毫无利益,应该为之清楚地指明。“国民”这个名词是可用的,但是国民不包括反革命分子,不包括汉奸。一切革命的阶级对于反革命汉奸们的专政,这就是我们现在所要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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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世各国所谓民权制度,往往为资产阶级所专有,适成为压迫平民之工具。若国民党之民权主义,则为一般平民所共有,非少数人所得而私也。”这是一九二四年在国共合作的国民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的庄严的声明。十六年来,国民党自己违背了这个声明,以致造成今天这样国难深重的局面。这是国民党一个绝大的错误,我们希望它在抗日的洗礼中改正这个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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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还有所谓“政体”问题,那是指的政权构成的形式问题,指的一定的社会阶级取何种形式去组织那反对敌人保护自己的政权机关。没有适当形式的政权机关,就不能代表国家。中国现在可以采取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省人民代表大会、县人民代表大会、区人民代表大会直到乡人民代表大会的系统,并由各级代表大会选举政府。但必须实行无男女、信仰、财产、教育等差别的真正普遍平等的选举制,才能适合于各革命阶级在国家中的地位,适合于表现民意和指挥革命斗争,适合于新民主主义的精神。这种制度即是民主集中制。只有民主集中制的政府,才能充分地发挥一切革命人民的意志,也才能最有力量地去反对革命的敌人。“非少数人所得而私”的精神,必须表现在政府和军队的组成中,如果没有真正的民主制度,就不能达到这个目的,就叫做政体和国体不相适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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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体——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政体——民主集中制。这就是新民主主义的政治,这就是新民主主义的共和国,这就是抗日统一战线的共和国,这就是三大政策的新三民主义的共和国,这就是名副其实的中华民国。我们现在虽有中华民国之名,尚无中华民国之实,循名责实,这就是今天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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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革命的中国、抗日的中国所应该建立和决不可不建立的内部政治关系,这就是今天“建国”工作的唯一正确的方向。 六 新民主主义的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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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建立这样的共和国,它在政治上必须是新民主主义的,在经济上也必须是新民主主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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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银行、大工业、大商业,归这个共和国的国家所有。“凡本国人及外国人之企业,或有独占的性质,或规模过大为私人之力所不能办者,如银行、铁道、航路之属,由国家经营管理之,使私有资本制度不能操纵国民之生计,此则节制资本之要旨也。”这也是国共合作的国民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的庄严的声明,这就是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经济构成的正确的方针。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国营经济是社会主义的性质,是整个国民经济的领导力量,但这个共和国并不没收其他资本主义的私有财产,并不禁止“不能操纵国民生计”的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这是因为中国经济还十分落后的缘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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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共和国将采取某种必要的方法,没收地主的土地,分配给无地和少地的农民,实行中山先生“耕者有其田”的口号,扫除农村中的封建关系,把土地变为农民的私产。农村的富农经济,也是容许其存在的。这就是“平均地权”的方针。这个方针的正确的口号,就是“耕者有其田”。在这个阶段上,一般地还不是建立社会主义的农业,但在“耕者有其田”的基础上所发展起来的各种合作经济,也具有社会主义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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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经济,一定要走“节制资本”和“平均地权”的路,决不能是“少数人所得而私”,决不能让少数资本家少数地主“操纵国民生计”,决不能建立欧美式的资本主义社会,也决不能还是旧的半封建社会。谁要是敢于违反这个方向,他就一定达不到目的,他就自己要碰破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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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革命的中国、抗日的中国应该建立和必然要建立的内部经济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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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经济,就是新民主主义的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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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新民主主义的政治,就是这种新民主主义经济的集中的表现。 七 驳资产阶级专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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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新民主主义政治和新民主主义经济的共和国,是全国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都赞成的,舍此没有第二条路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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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建立资产阶级专政的资本主义社会之路吗?诚然,这是欧美资产阶级走过的老路,但无如国际国内的环境,都不容许中国这样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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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国际环境说,这条路是走不通的。现在的国际环境,从基本上说来,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斗争的环境,是资本主义向下没落,社会主义向上生长的环境。要在中国建立资产阶级专政的资本主义社会,首先是国际资本主义即帝国主义不容许。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反对中国独立,反对中国发展资本主义的历史,就是中国的近代史。历来中国革命的失败,都是被帝国主义绞杀的,无数革命的先烈,为此而抱终天之恨。现在是一个强大的日本帝国主义打了进来,它是要把中国变成殖民地的;现在是日本在中国发展它的资本主义,却不是什么中国发展资本主义;现在是日本资产阶级在中国专政,却不是什么中国资产阶级专政。不错,现在是帝国主义最后挣扎的时期,它快要死了,“帝国主义是垂死的资本主义” 〔 14 〕 。但是正因为它快要死了,它就更加依赖殖民地半殖民地过活,决不容许任何殖民地半殖民地建立什么资产阶级专政的资本主义社会。正因为日本帝国主义陷在严重的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的深坑之中,就是说,它快要死了,它就一定要打中国,一定要把中国变为殖民地,它就断绝了中国建立资产阶级专政和发展民族资本主义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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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是社会主义不容许。这个世界上,所有帝国主义都是我们的敌人,中国要独立,决不能离开社会主义国家和国际无产阶级的援助。这就是说,不能离开苏联的援助,不能离开日本和英、美、法、德、意各国无产阶级在其本国进行反资本主义斗争的援助。虽然不能说,中国革命的胜利一定要在日本和英、美、法、德、意各国或其中一二国的革命胜利之后,但须加上它们的力量才能胜利,这是没有疑义的。尤其是苏联的援助,是抗战最后胜利决不可少的条件。拒绝苏联的援助,革命就要失败,一九二七年以后反苏运动 〔 15 〕 的教训,不是异常明显的吗?现在的世界,是处在革命和战争的新时代,是资本主义决然死灭和社会主义决然兴盛的时代。在这种情形下,要在中国反帝反封建胜利之后,再建立资产阶级专政的资本主义社会,岂非是完全的梦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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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由于特殊条件(资产阶级战胜了希腊的侵略,无产阶级的力量太薄弱),在第一次帝国主义大战和十月革命之后,还有过一个基马尔式的小小的资产阶级专政的土耳其 〔 16 〕 ,那末,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和苏联已经完成社会主义建设之后,就决不会再有一个土耳其,尤其决不容许有一个四亿五千万人口的土耳其。由于中国的特殊条件(资产阶级的软弱和妥协性,无产阶级的强大和革命彻底性),中国从来也没有过土耳其的那种便宜事情。一九二七年中国第一次大革命失败之后,中国的资产阶级分子不是曾经高唱过什么基马尔主义吗?然而中国的基马尔在何处?中国的资产阶级专政和资本主义社会又在何处呢?何况所谓基马尔的土耳其,最后也不能不投入英法帝国主义的怀抱,一天一天变成了半殖民地,变成了帝国主义反动世界的一部分。处在今天的国际环境中,殖民地半殖民地的任何英雄好汉们,要就是站在帝国主义战线方面,变为世界反革命力量的一部分;要就是站在反帝国主义战线方面,变为世界革命力量的一部分。二者必居其一,其他的道路是没有的 〔 17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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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国内环境说,中国资产阶级应该获得了必要的教训。中国资产阶级,以大资产阶级为首,在一九二七年的革命刚刚由于无产阶级、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的力量而得到胜利之际,他们就一脚踢开了这些人民大众,独占革命的果实,而和帝国主义及封建势力结成了反革命联盟,并且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举行了十年的“剿共”战争。然而结果又怎么样呢?现在是当一个强大敌人深入国土、抗日战争已打了两年之后,难道还想抄袭欧美资产阶级已经过时了的老章程吗?过去的“剿共十年”并没有“剿”出什么资产阶级专政的资本主义社会,难道还想再来试一次吗?不错,“剿共十年”“剿”出了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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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党专政”,但这乃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专政。而在“剿共”四年(一九二七年至一九三一年的“九一八”)之后,就已经“剿”出了一个“满洲国”;再加六年,至一九三七年,就把一个日本帝国主义“剿”进中国本部来了。如果有人还想从今日起,再“剿”十年,那就已经是新的“剿共”典型,同旧的多少有点区别。但是这种新的“剿共”事业,不是已经有人捷足先登、奋勇担负起来了吗?这个人就是汪精卫,他已经是大名鼎鼎的新式反共人物了。谁要加进他那一伙去,那是行的,但是什么资产阶级专政呀,资本主义社会呀,基马尔主义呀,现代国家呀,一党专政呀,一个主义呀,等等花腔,岂非更加不好意思唱了吗?如果不入汪精卫一伙,要入抗日一伙,又想于抗日胜利之后,一脚踢开抗日人民,自己独占抗日成果,来一个“一党专政万岁”,又岂非近于做梦吗?抗日,抗日,是谁之力?离了工人、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你就不能走动一步。谁还敢于去踢他们,谁就要变为粉碎,这又岂非成了常识范围里的东西了吗?但是中国资产阶级顽固派(我说的是顽固派),二十年来,似乎并没有得到什么教训。不见他们还在那里高叫什么“限共”、“溶共”、“反共”吗?不见他们一个《限制异党活动办法》之后,再来一个《异党问题处理办法》,再来一个《处理异党问题实施方桉》 〔 18 〕 吗?好家伙,这样地“限制”和“处理”下去,不知他们准备置民族命运于何地,也不知他们准备置其自身于何地?我们诚心诚意地奉劝这些先生们,你们也应该睁开眼睛看一看中国和世界,看一看国内和国外,看一看现在是什么样子,不要再重复你们的错误了。再错下去,民族命运固然遭殃,我看你们自己的事情也不大好办。这是断然的,一定的,确实的,中国资产阶级顽固派如不觉悟,他们的事情是并不美妙的,他们将得到一个自寻死路的前途。所以我们希望中国的抗日统一战线坚持下去,不是一家独霸而是大家合作,把抗日的事业弄个胜利,才是上策,否则一概是下策。这是我们共产党人的衷心劝告,“勿谓言之不预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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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有一句老话:“有饭大家吃。”这是很有道理的。既然有敌大家打,就应该有饭大家吃,有事大家做,有书大家读。那种“一人独吞”、“人莫予毒”的派头,不过是封建主的老戏法,拿到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来,到底是行不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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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共产党人对于一切革命的人们,是决不排斥的,我们将和所有愿意抗日到底的阶级、阶层、政党、政团以及个人,坚持统一战线,实行长期合作。但人家要排斥共产党,那是不行的;人家要分裂统一战线,那是不行的。中国必须抗战下去,团结下去,进步下去;谁要投降,要分裂,要倒退,我们是不能容忍的。 八 驳“左”倾空谈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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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走资产阶级专政的资本主义的路,是否就可以走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的路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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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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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问题,现在的革命是第一步,将来要发展到第二步,发展到社会主义。中国也只有进到社会主义时代才是真正幸福的时代。但是现在还不是实行社会主义的时候。中国现在的革命任务是反帝反封建的任务,这个任务没有完成以前,社会主义是谈不到的。中国革命不能不做两步走,第一步是新民主主义,第二步才是社会主义。而且第一步的时间是相当地长,决不是一朝一夕所能成就的。我们不是空想家,我们不能离开当前的实际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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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恶意的宣传家,故意溷淆这两个不同的革命阶段,提倡所谓“一次革命论”,用以证明什么革命都包举在三民主义里面了,共产主义就失了存在的理由;用这种“理论”,起劲地反对共产主义和共产党,反对八路军新四军和陕甘宁边区。其目的,是想根本消灭任何革命,反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彻底性,反对抗日的彻底性,而为投降日寇准备舆论。这种情形,是日本帝国主义有计划地造成的。因为日本帝国主义在占领武汉后,知道单用武力不能屈服中国,乃着手于政治进攻和经济引诱。所谓政治进攻,就是在抗日阵线中诱惑动摇分子,分裂统一战线,破坏国共合作。所谓经济引诱,就是所谓“合办实业”。在华中华南,日寇允许中国资本家投资百分之五十一,日资占百分之四十九;在华北,日寇允许中国资本家投资百分之四十九,日资占百分之五十一。日寇并允许将各中国资本家原有产业,发还他们,折合计算,充作资本。这样一来,一些丧尽天良的资本家,就见利忘义,跃跃欲试。一部分资本家,以汪精卫为代表,已经投降了。再一部分资本家,躲在抗日阵线内的,也想跑去。但是他们做贼心虚,怕共产党阻挡他们的去路,更怕老百姓骂汉奸。于是打伙儿地开了个会,决议:事先要在文化界舆论界准备一下。计策已定,事不宜迟,于是雇上几个玄学鬼 〔 19 〕 ,再加几名托洛茨基,摇动笔杆枪,就乱唤乱叫、乱打乱刺了一顿。于是什么“一次革命论”呀,共产主义不适合中国国情呀,共产党在中国没有存在之必要呀,八路军新四军破坏抗日、游而不击呀,陕甘宁边区是封建割据呀,共产党不听话、不统一、有阴谋、要捣乱呀,来这么一套,骗那些不知世事的人,以便时机一到,资本家们就很有理由地去拿百分之四十九或五十一,而把全民族的利益一概卖给敌人。这个叫做偷梁换柱,实行投降之前的思想准备或舆论准备。这班先生们,像煞有介事地提倡“一次革命论”,反对共产主义和共产党,却原来不为别的,专为百分之四十九或五十一,其用心亦良苦矣。“一次革命论”者,不要革命论也,这就是问题的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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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还有另外一些人,他们似乎并无恶意,也迷惑于所谓“一次革命论”,迷惑于所谓“举政治革命与社会革命毕其功于一役”的纯主观的想头;而不知革命有阶段之分,只能由一个革命到另一个革命,无所谓“毕其功于一役”。这种观点,溷淆革命的步骤,降低对于当前任务的努力,也是很有害的。如果说,两个革命阶段中,第一个为第二个准备条件,而两个阶段必须衔接,不容横插一个资产阶级专政的阶段,这是正确的,这是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发展论。如果说,民主革命没有自己的一定任务,没有自己的一定时间,而可以把只能在另一个时间去完成的另一任务,例如社会主义的任务,合并在民主主义任务上面去完成,这个叫做“毕其功于一役”,那就是空想,而为真正的革命者所不取的。 九 驳顽固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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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资产阶级顽固派就跑出来说:好,你们共产党既然把社会主义社会制度推到后一个阶段去了,你们既然又宣称“三民主义为中国今日之必需,本党愿为其彻底实现而奋斗” 〔 20 〕 ,那末,就把共产主义暂时收起好了。这种议论,在所谓“一个主义”的标题之下,已经变成了狂妄的叫嚣。这种叫嚣,其本质就是顽固分子们的资产阶级专制主义。但为了客气一点,叫它作毫无常识,也是可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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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主义是无产阶级的整个思想体系,同时又是一种新的社会制度。这种思想体系和社会制度,是区别于任何别的思想体系和任何别的社会制度的,是自有人类历史以来,最完全最进步最革命最合理的。封建主义的思想体系和社会制度,是进了历史博物馆的东西了。资本主义的思想体系和社会制度,已有一部分进了博物馆(在苏联);其余部分,也已“日薄西山,气息奄奄,人命危浅,朝不虑夕”,快进博物馆了。惟独共产主义的思想体系和社会制度,正以排山倒海之势,雷霆万钧之力,磅礴于全世界,而葆其美妙之青春。中国自有科学的共产主义以来,人们的眼界是提高了,中国革命也改变了面目。中国的民主革命,没有共产主义去指导是决不能成功的,更不必说革命的后一阶段了。这也就是资产阶级顽固派为什么要那样叫嚣和要求“收起”它的原因。其实,这是“收起”不得的,一收起,中国就会亡国。现在的世界,依靠共产主义做救星;现在的中国,也正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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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人不知,关于社会制度的主张,共产党是有现在的纲领和将来的纲领,或最低纲领和最高纲领两部分的。在现在,新民主主义,在将来,社会主义,这是有机构成的两部分,而为整个共产主义思想体系所指导的。因为共产党的最低纲领和三民主义的政治原则基本上相同,就狂叫“收起”共产主义,岂非荒谬绝伦之至?在共产党人,正因三民主义的政治原则有和自己的最低纲领基本上相同之点,所以才有可能承认“三民主义为抗日统一战线的政治基础”,才有可能承认“三民主义为中国今日之必需,本党愿为其彻底实现而奋斗”,否则就没有这种可能了。这是共产主义和三民主义在民主革命阶段上的统一战线,孙中山所谓“共产主义是三民主义的好朋友” 〔 21 〕 ,也正是指的这种统一战线。否认共产主义,实际上就是否认统一战线。顽固派也正是要奉行其一党主义,否认统一战线,才造出那些否认共产主义的荒谬说法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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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主义”也不通。在阶级存在的条件之下,有多少阶级就有多少主义,甚至一个阶级的各集团中还各有各的主义。现在封建阶级有封建主义,资产阶级有资本主义,佛教徒有佛教主义,基督徒有基督主义,农民有多神主义,近年还有人提倡什么基马尔主义,法西斯主义,唯生主义 〔 22 〕 ,“按劳分配主义” 〔 23 〕 ,为什么无产阶级不可以有一个共产主义呢?既然是数不清的主义,为什么见了共产主义就高叫“收起”呢?讲实在话,“收起”是不行的,还是比赛吧。谁把共产主义比输了,我们共产党人自认晦气。如若不然,那所谓“一个主义”的反民权主义的作风,还是早些“收起”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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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免除误会,并使顽固派开开眼界起见,关于三民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异同,有清楚指明之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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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民主义和共产主义两个主义比较起来,有相同的部分,也有不同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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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相同部分。这就是两个主义在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上的基本政纲。一九二四年孙中山重新解释的三民主义中的革命的民族主义、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这三个政治原则,同共产主义在中国民主革命阶段的政纲,基本上是相同的。由于这些相同,并由于三民主义见之实行,就有两个主义两个党的统一战线。忽视这一方面,是错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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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不同部分。则有:(一)民主革命阶段上一部分纲领的不相同。共产主义的全部民主革命政纲中有彻底实现人民权力、八小时工作制和彻底的土地革命纲领,三民主义则没有这些部分。如果它不补足这些,并且准备实行起来,那对于民主政纲就只是基本上相同,不能说完全相同。(二)有无社会主义革命阶段的不同。共产主义于民主革命阶段之外,还有一个社会主义革命阶段,因此,于最低纲领之外,还有一个最高纲领,即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制度的纲领。三民主义则只有民主革命阶段,没有社会主义革命阶段,因此它就只有最低纲领,没有最高纲领,即没有建立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制度的纲领。(三)宇宙观的不同。共产主义的宇宙观是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三民主义的宇宙观则是所谓民生史观,实质上是二元论或唯心论,二者是相反的。(四)革命彻底性的不同。共产主义者是理论和实践一致的,即有革命彻底性。三民主义者除了那些最忠实于革命和真理的人们之外,是理论和实践不一致的,讲的和做的互相矛盾,即没有革命彻底性。上述这些,都是两者的不同部分。由于这些不同,共产主义者和三民主义者之间就有了差别。忽视这种差别,只看见统一方面,不看见矛盾方面,无疑是非常错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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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白了这些之后,就可以明白,资产阶级顽固派要求“收起”共产主义,这是什么意思呢?不是资产阶级的专制主义,就是毫无常识了。 一〇 旧三民主义和新三民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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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阶级顽固派完全不知道历史的变化,其知识的贫乏几等于零。他们既不知道共产主义和三民主义的区别,也不知道新三民主义和旧三民主义的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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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共产党人承认“三民主义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治基础”,承认“三民主义为中国今日之必需,本党愿为其彻底实现而奋斗”,承认共产主义的最低纲领和三民主义的政治原则基本上相同。但是这种三民主义是什么三民主义呢?这种三民主义不是任何别的三民主义,乃是孙中山先生在《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所重新解释的三民主义。我愿顽固派先生们,于其“限共”、“溶共”、“反共”等工作洋洋得意之余,也去翻阅一下这个宣言。原来孙中山先生在这个宣言中说道:“国民党之三民主义,其真释具如此。”就可知只有这种三民主义,才是真三民主义,其他都是伪三民主义。只有《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里对于三民主义的解释才是“真释”,其他一切都是伪释。这大概不是共产党“造谣”吧,这篇宣言的通过,我和很多的国民党员都是亲眼看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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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篇宣言,区分了三民主义的两个历史时代。在这以前,三民主义是旧范畴的三民主义,是旧的半殖民地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三民主义,是旧民主主义的三民主义,是旧三民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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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以后,三民主义是新范畴的三民主义,是新的半殖民地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三民主义,是新民主主义的三民主义,是新三民主义。只有这种三民主义,才是新时期的革命的三民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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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新时期的革命的三民主义,新三民主义或真三民主义,是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三民主义。没有三大政策,或三大政策缺一,在新时期中,就都是伪三民主义,或半三民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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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革命的三民主义,新三民主义,或真三民主义,必须是联俄的三民主义。现在的事情非常明白,如果没有联俄政策,不同社会主义国家联合,那就必然是联帝政策,必然同帝国主义联合。不见一九二七年之后,就已经有过这种情形吗?社会主义的苏联和帝国主义之间的斗争一经进一步尖锐化,中国不站在这方面,就要站在那方面,这是必然的趋势。难道不可以不偏不倚吗?这是梦想。全地球都要卷进这两个战线中去,在今后的世界中,“中立”只是骗人的名词。何况中国是在同一个深入国土的帝国主义奋斗,没有苏联帮助,就休想最后胜利。如果舍联俄而联帝,那就必须将“革命”二字取消,变成反动的三民主义。归根结底,没有“中立”的三民主义,只有革命的或反革命的三民主义。如果照汪精卫从前的话,来一个“夹攻中的奋斗” 〔 24 〕 ,来一个“夹攻中奋斗”的三民主义,岂不勇矣哉?但可惜连发明人汪精卫也放弃(或“收起”)了这种三民主义,他现在改取了联帝的三民主义。如果说帝亦有东帝西帝之分,他联的是东帝,我和他相反,联一批西帝,东向而击,又岂不革命矣哉?但无如西帝们要反苏反共,你联它们,它们就要请你北向而击,你革命也革不成。所有这些情形,就规定了革命的三民主义,新三民主义,或真三民主义,必须是联俄的三民主义,决不能是同帝国主义联合反俄的三民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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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革命的三民主义,新三民主义,或真三民主义,必须是联共的三民主义。如不联共,就要反共。反共是日本帝国主义和汪精卫的政策,你也要反共,那很好,他们就请你加入他们的反共公司。但这岂非有点当汉奸的嫌疑吗?我不跟日本走,单跟别国走。那也滑稽。不管你跟谁走,只要反共,你就是汉奸,因为你不能再抗日。我独立反共。那是梦话。岂有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好汉们,能够不靠帝国主义之力,干得出如此反革命大事吗?昔日差不多动员了全世界帝国主义的气力反了十年之久还没有反了的共,今日忽能“独立”反之吗?听说外边某些人有这么一句话:“反共好,反不了。”如果传言非虚,那末,这句话只有一半是错的,“反共”有什么“好”呢?却有一半是对的,“反共”真是“反不了”。其原因,基本上不在于“共”而在于老百姓,因为老百姓欢喜“共”,却不欢喜“反”。老百姓是决不容情的,在一个民族敌人深入国土之时,你要反共,他们就要了你的命。这是一定的,谁要反共谁就要准备变成齑粉。如果没有决心准备变自己为齑粉的话,那就确实以不反为妙。这是我们向一切反共英雄们的诚恳的劝告。因之清楚而又清楚,今日的三民主义,必须是联共的三民主义,否则,三民主义就要灭亡。这是三民主义的存亡问题。联共则三民主义存,反共则三民主义亡,谁能证明其不然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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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革命的三民主义,新三民主义,或真三民主义,必须是农工政策的三民主义。不要农工政策,不真心实意地扶助农工,不实行《总理遗嘱》上的“唤起民众”,那就是准备革命失败,也就是准备自己失败。斯大林说:“所谓民族问题,实质上就是农民问题。” 〔 25 〕 这就是说,中国的革命实质上是农民革命,现在的抗日,实质上是农民的抗日。新民主主义的政治,实质上就是授权给农民。新三民主义,真三民主义,实质上就是农民革命主义。大众文化,实质上就是提高农民文化。抗日战争,实质上就是农民战争。现在是“上山主义” 〔 26 〕 的时候,大家开会、办事、上课、出报、着书、演剧,都在山头上,实质上都是为的农民。抗日的一切,生活的一切,实质上都是农民所给。说“实质上”,就是说基本上,并非忽视其他部分,这是斯大林自己解释过了的。中国有百分之八十的人口是农民,这是小学生的常识。因此农民问题,就成了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农民的力量,是中国革命的主要力量。农民之外,中国人口中第二个部分就是工人。中国有产业工人数百万,有手工业工人和农业工人数千万。没有各种工业工人,中国就不能生活,因为他们是工业经济的生产者。没有近代工业工人阶级,革命就不能胜利,因为他们是中国革命的领导者,他们最富于革命性。在这种情形下,革命的三民主义,新三民主义或真三民主义,必然是农工政策的三民主义。如果有什么一种三民主义,它是没有农工政策的,它是并不真心实意扶助农工,并不实行“唤起民众”的,那就一定会灭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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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知,离开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三民主义,是没有前途的。一切有良心的三民主义者,必须认真地考虑到这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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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三大政策的三民主义,革命的三民主义,新三民主义,真三民主义,是新民主主义的三民主义,是旧三民主义的发展,是孙中山先生的大功劳,是在中国革命作为社会主义世界革命一部分的时代产生的。只有这种三民主义,中国共产党才称之为“中国今日之必需”,才宣布“愿为其彻底实现而奋斗”。只有这种三民主义,才和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阶段中的政纲,即其最低纲领,基本上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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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旧三民主义,那是中国革命旧时期的产物。那时的俄国是帝国主义的俄国,当然不能有联俄政策;那时国内也没有共产党,当然不能有联共政策;那时工农运动也没有充分显露自己在政治上的重要性,尚不为人们所注意,当然就没有联合工农的政策。因此,一九二四年国民党改组以前的三民主义,乃是旧范畴的三民主义,乃是过时了的三民主义。如不把它发展到新三民主义,国民党就不能前进。聪明的孙中山看到了这一点,得了苏联和中国共产党的助力,把三民主义重新作了解释,遂获得了新的历史特点,建立了三民主义同共产主义的统一战线,建立了第一次国共合作,取得了全国人民的同情,举行了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的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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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三民主义在旧时期内是革命的,它反映了旧时期的历史特点。但如果在新时期内,在新三民主义已经建立之后,还要翻那老套;在有了社会主义国家以后,要反对联俄;在有了共产党之后,要反对联共;在工农已经觉悟并显示了自己的政治威力之后,要反对农工政策;那末,它就是不识时务的反动的东西了。一九二七年以后的反动,就是这种不识时务的结果。语曰:“识时务者为俊杰。”我愿今日的三民主义者记取此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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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是旧范畴的三民主义,那就同共产主义的最低纲领没有什么基本上相同之点,因为它是旧时期的,是过时了的。如果有什么一种三民主义,它要反俄、反共、反农工,那就是反动的三民主义,它不但和共产主义的最低纲领没有丝毫相同之点,而且是共产主义的敌人,一切都谈不上。这也是三民主义者应该慎重地考虑一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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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无论如何,在反帝反封建的任务没有基本上完成以前,新三民主义是不会被一切有良心的人们放弃的。放弃它的只是那些汪精卫、李精卫之流。汪精卫、李精卫们尽管起劲地干什么反俄、反共、反农工的伪三民主义,自会有一班有良心的有正义感的人们继续拥护孙中山的真三民主义。如果说,一九二七年反动之后,还有许多真三民主义者继续为中国革命而奋斗,那末,在一个民族敌人深入国土的今天,这种人无疑将是成千成万的。我们共产党人将始终和一切真诚的三民主义者实行长期合作,除了汉奸和那班至死不变的反共分子外,我们是决不抛弃任何友人的。 一一 新民主主义的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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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我们说明了中国政治在新时期中的历史特点,说明了新民主主义共和国问题。下面,我们就可以进到文化问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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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在中国,有帝国主义文化,这是反映帝国主义在政治上经济上统治或半统治中国的东西。这一部分文化,除了帝国主义在中国直接办理的文化机关之外,还有一些无耻的中国人也在提倡。一切包含奴化思想的文化,都属于这一类。在中国,又有半封建文化,这是反映半封建政治和半封建经济的东西,凡属主张尊孔读经、提倡旧礼教旧思想、反对新文化新思想的人们,都是这类文化的代表。帝国主义文化和半封建文化是非常亲热的两兄弟,它们结成文化上的反动同盟,反对中国的新文化。这类反动文化是替帝国主义和封建阶级服务的,是应该被打倒的东西。不把这种东西打倒,什么新文化都是建立不起来的。不破不立,不塞不流,不止不行,它们之间的斗争是生死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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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新文化,则是在观念形态上反映新政治和新经济的东西,是替新政治新经济服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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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我们在第三节中已经提过的话,中国自从发生了资本主义经济以来,中国社会就逐渐改变了性质,它不是完全的封建社会了,变成了半封建社会,虽然封建经济还是占优势。这种资本主义经济,对于封建经济说来,它是新经济。同这种资本主义新经济同时发生和发展着的新政治力量,就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政治力量。而在观念形态上作为这种新的经济力量和新的政治力量之反映并为它们服务的东西,就是新文化。没有资本主义经济,没有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没有这些阶级的政治力量,所谓新的观念形态,所谓新文化,是无从发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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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政治力量,新的经济力量,新的文化力量,都是中国的革命力量,它们是反对旧政治旧经济旧文化的。这些旧东西是由两部分合成的,一部分是中国自己的半封建的政治经济文化,另一部分是帝国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而以后者为盟主。所有这些,都是坏东西,都是应该彻底破坏的。中国社会的新旧斗争,就是人民大众(各革命阶级)的新势力和帝国主义及封建阶级的旧势力之间的斗争。这种新旧斗争,即是革命和反革命的斗争。这种斗争的时间,从鸦片战争算起,已经整整一百年了;从辛亥革命算起,也有了差不多三十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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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如前所说,革命亦有新旧之分,在某一历史时期是新的东西,在另一历史时期就变为旧的了。在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一百年中,分为前八十年和后二十年两个大段落。这两大段落中,各有一个基本的带历史性质的特点,即在前八十年,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是属于旧范畴的;而在后二十年,由于国际国内政治形势的变化,便属于新范畴了。旧民主主义——前八十年的特点。新民主主义——后二十年的特点。这种区别,在政治上如此,在文化上也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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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化上如何表现这种区别呢?这就是我们要在下面说明的问题。 一二 中国文化革命的历史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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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文化战线或思想战线上,“五四”以前和“五四”以后,构成了两个不同的历史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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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五四”以前,中国文化战线上的斗争,是资产阶级的新文化和封建阶级的旧文化的斗争。在“五四”以前,学校与科举之争 〔 27 〕 ,新学与旧学之争,西学与中学之争,都带着这种性质。那时的所谓学校、新学、西学,基本上都是资产阶级代表们所需要的自然科学和资产阶级的社会政治学说(说基本上,是说那中间还夹杂了许多中国的封建余毒在内)。在当时,这种所谓新学的思想,有同中国封建思想作斗争的革命作用,是替旧时期的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服务的。可是,因为中国资产阶级的无力和世界已经进到帝国主义时代,这种资产阶级思想只能上阵打几个回合,就被外国帝国主义的奴化思想和中国封建主义的复古思想的反动同盟所打退了,被这个思想上的反动同盟军稍稍一反攻,所谓新学,就偃旗息鼓,宣告退却,失了灵魂,而只剩下它的躯壳了。旧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文化,在帝国主义时代,已经腐化,已经无力了,它的失败是必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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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以后则不然。在“五四”以后,中国产生了完全崭新的文化生力军,这就是中国共产党人所领导的共产主义的文化思想,即共产主义的宇宙观和社会革命论。五四运动是在一九一九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和劳动运动的真正开始是在一九二一年,均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十月革命之后,即在民族问题和殖民地革命运动在世界上改变了过去面貌之时,在这里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的联系,是非常之显然的。由于中国政治生力军即中国无产阶级和中国共产党登上了中国的政治舞台,这个文化生力军,就以新的装束和新的武器,联合一切可能的同盟军,摆开了自己的阵势,向着帝国主义文化和封建文化展开了英勇的进攻。这支生力军在社会科学领域和文学艺术领域中,不论在哲学方面,在经济学方面,在政治学方面,在军事学方面,在历史学方面,在文学方面,在艺术方面(又不论是戏剧,是电影,是音乐,是凋刻,是绘画),都有了极大的发展。二十年来,这个文化新军的锋芒所向,从思想到形式(文字等),无不起了极大的革命。其声势之浩大,威力之勐烈,简直是所向无敌的。其动员之广大,超过中国任何历史时代。而鲁迅,就是这个文化新军的最伟大和最英勇的旗手。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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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五四”以前,中国的新文化,是旧民主主义性质的文化,属于世界资产阶级的资本主义的文化革命的一部分。在“五四”以后,中国的新文化,却是新民主主义性质的文化,属于世界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文化革命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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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五四”以前,中国的新文化运动,中国的文化革命,是资产阶级领导的,他们还有领导作用。在“五四”以后,这个阶级的文化思想却比较它的政治上的东西还要落后,就绝无领导作用,至多在革命时期在一定程度上充当一个盟员,至于盟长资格,就不得不落在无产阶级文化思想的肩上。这是铁一般的事实,谁也否认不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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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就是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在今日,就是抗日统一战线的文化。这种文化,只能由无产阶级的文化思想即共产主义思想去领导,任何别的阶级的文化思想都是不能领导了的。所谓新民主主义的文化,一句话,就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 一三 四个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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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革命是在观念形态上反映政治革命和经济革命,并为它们服务的。在中国,文化革命,和政治革命同样,有一个统一战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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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文化革命的统一战线,二十年来,分为四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一九一九年到一九二一年的两年,第二个时期是一九二一年到一九二七年的六年,第三个时期是一九二七年到一九三七年的十年,第四个时期是一九三七年到现在的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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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时期是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到一九二一年中国共产党成立。这一时期中以五四运动为主要的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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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运动是反帝国主义的运动,又是反封建的运动。五四运动的杰出的历史意义,在于它带着为辛亥革命还不曾有的姿态,这就是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帝国主义和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封建主义。五四运动所以具有这种性质,是在当时中国的资本主义经济已有进一步的发展,当时中国的革命知识分子眼见得俄、德、奥三大帝国主义国家已经瓦解,英、法两大帝国主义国家已经受伤,而俄国无产阶级已经建立了社会主义国家,德、奥(匈牙利)、意三国无产阶级在革命中,因而发生了中国民族解放的新希望。五四运动是在当时世界革命号召之下,是在俄国革命号召之下,是在列宁号召之下发生的。五四运动是当时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一部分。五四运动时期虽然还没有中国共产党,但是已经有了大批的赞成俄国革命的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五四运动,在其开始,是共产主义的知识分子、革命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们是当时运动中的右翼)三部分人的统一战线的革命运动。它的弱点,就在只限于知识分子,没有工人农民参加。但发展到六三运动 〔 28 〕 时,就不但是知识分子,而且有广大的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参加,成了全国范围的革命运动了。五四运动所进行的文化革命则是彻底地反对封建文化的运动,自有中国历史以来,还没有过这样伟大而彻底的文化革命。当时以反对旧道德提倡新道德、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为文化革命的两大旗帜,立下了伟大的功劳。这个文化运动,当时还没有可能普及到工农群众中去。它提出了“平民文学”口号,但是当时的所谓“平民”,实际上还只能限于城市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即所谓市民阶级的知识分子。五四运动是在思想上和干部上准备了一九二一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又准备了五卅运动 〔 29 〕 和北伐战争。当时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是五四运动的右翼,到了第二个时期,他们中间的大部分就和敌人妥协,站在反动方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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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时期,以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和五卅运动、北伐战争为标志,继续了并发展了五四运动时三个阶级的统一战线,吸引了农民阶级加入,并且在政治上形成了这个各阶级的统一战线,这就是第一次国共两党的合作。孙中山先生之所以伟大,不但因为他领导了伟大的辛亥革命(虽然是旧时期的民主革命),而且因为他能够“适乎世界之潮流,合乎人群之需要”,提出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革命政策,对三民主义作了新的解释,树立了三大政策的新三民主义。在这以前,三民主义是和教育界、学术界、青年界没有多大联系的,因为它没有提出反帝国主义的口号,也没有提出反封建社会制度和反封建文化思想的口号。在这以前,它是旧三民主义,这种三民主义是被人们看成为一部分人为了夺取政府权力,即是说为了做官,而临时应用的旗帜,看成为纯粹政治活动的旗帜。在这以后,出现了三大政策的新三民主义。由于国共两党的合作,由于两党革命党员的努力,这种新三民主义便被推广到了全中国,推广到了一部分教育界、学术界和广大青年学生之中。这完全是因为原来的三民主义发展成了反帝反封建的三大政策的新民主主义的三民主义之故;没有这一发展,三民主义思想的传播是不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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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一时期中,这种革命的三民主义,成了国共两党和各个革命阶级的统一战线的政治基础,“共产主义是三民主义的好朋友”,两个主义结成了统一战线。以阶级论,则是无产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的统一战线。那时,以共产党的《向导周报》 〔 30 〕 ,国民党的上海《民国日报》 〔 31 〕 及各地报纸为阵地,曾经共同宣传了反帝国主义的主张,共同反对了尊孔读经的封建教育,共同反对了封建古装的旧文学和文言文,提倡了以反帝反封建为内容的新文学和白话文。在广东战争和北伐战争中,曾经在中国军队中灌输了反帝反封建的思想,改造了中国的军队。在千百万农民群众中,提出了打倒贪官污吏打倒土豪劣绅的口号,掀起了伟大的农民革命斗争。由于这些,再由于苏联的援助,就取得了北伐的胜利。但是大资产阶级一经爬上了政权,就立即结束了这次革命,转入了新的政治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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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个时期是一九二七年至一九三七年的新的革命时期。因为在前一时期的末期,革命营垒中发生了变化,中国大资产阶级转到了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反革命营垒,民族资产阶级也附和了大资产阶级,革命营垒中原有的四个阶级,这时剩下了三个,剩下了无产阶级、农民阶级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包括革命知识分子),所以这时候,中国革命就不得不进入一个新的时期,而由中国共产党单独地领导群众进行这个革命。这一时期,是一方面反革命的“围剿”,又一方面革命深入的时期。这时有两种反革命的“围剿”:军事“围剿”和文化“围剿”。也有两种革命深入:农村革命深入和文化革命深入。这两种“围剿”,在帝国主义策动之下,曾经动员了全中国和全世界的反革命力量,其时间延长至十年之久,其残酷是举世未有的,杀戮了几十万共产党员和青年学生,摧残了几百万工人农民。从当事者看来,似乎以为共产主义和共产党是一定可以“剿尽杀绝”的了。但结果却相反,两种“围剿”都惨败了。作为军事“围剿”的结果的东西,是红军的北上抗日;作为文化“围剿”的结果的东西,是一九三五年“一二九”青年革命运动的爆发。而作为这两种“围剿”之共同结果的东西,则是全国人民的觉悟。这三者都是积极的结果。其中最奇怪的,是共产党在国民党统治区域内的一切文化机关中处于毫无抵抗力的地位,为什么文化“围剿”也一败涂地了?这还不可以深长思之吗?而共产主义者的鲁迅,却正在这一“围剿”中成了中国文化革命的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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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革命“围剿”的消极的结果,则是日本帝国主义打进来了。这就是为什么全国人民至今还是非常痛恨那十年反共的最大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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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时期的斗争,在革命方面,是坚持了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和新三民主义;在反革命方面,则是在帝国主义指挥下的地主阶级和大资产阶级联盟的专制主义。这种专制主义,在政治上,在文化上,腰斩了孙中山的三大政策,腰斩了他的新三民主义,造成了中华民族的深重的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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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个时期就是现在的抗日战争时期。在中国革命的曲线运动中,又来了一次四个阶级的统一战线,但是范围更放大了,上层阶级包括了很多统治者,中层阶级包括了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下层阶级包括了一切无产者,全国各阶层都成了盟员,坚决地反抗了日本帝国主义。这个时期的第一阶段,是在武汉失陷以前。这时全国各方面是欣欣向荣的,政治上有民主化的趋势,文化上有较普遍的动员。武汉失陷以后,为第二阶段,政治情况发生了许多变化,大资产阶级的一部分,投降了敌人,其另一部分也想早日结束抗战。在文化方面,反映这种情况,就出现了叶青、张君劢等人的反动和言论出版的不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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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克服这种危机,必须同一切反抗战、反团结、反进步的思想进行坚决的斗争,不击破这些反动思想,抗战的胜利是无望的。这一斗争的前途如何?这是全国人民心目中的大问题。依据国内国际条件,不论抗战路程上有多少困难,中国人民总是要胜利的。全部中国史中,五四运动以后二十年的进步,不但赛过了以前的八十年,简直赛过了以前的几千年。假如再有二十年的工夫,中国的进步将到何地,不是可以想得到的吗?一切内外黑暗势力的猖獗,造成了民族的灾难;但是这种猖獗,不但表示了这些黑暗势力的还有力量,而且表示了它们的最后挣扎,表示了人民大众逐渐接近了胜利。这在中国是如此,在整个东方也是如此,在世界也是如此。 一四 文化性质问题上的偏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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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新的东西都是从艰苦斗争中锻炼出来的。新文化也是这样,二十年中有三个曲折,走了一个“之”字,一切好的坏的东西都考验出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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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阶级顽固派,在文化问题上,和他们在政权问题上一样,是完全错误的。他们不知道中国新时期的历史特点,他们不承认人民大众的新民主主义的文化。他们的出发点是资产阶级专制主义,在文化上就是资产阶级的文化专制主义。一部分所谓欧美派的文化人 〔 32 〕 (我说的是一部分),他们曾经实际赞助过国民党政府的文化“剿共”,现在似乎又在赞助什么“限共”、“溶共”政策。他们不愿工农在政治上抬头,也不愿工农在文化上抬头。资产阶级顽固派的这条文化专制主义的路是走不通的,它同政权问题一样,没有国内国际的条件。因此,这种文化专制主义,也还是“收起”为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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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作国民文化的方针来说,居于指导地位的是共产主义的思想,并且我们应当努力在工人阶级中宣传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并适当地有步骤地用社会主义教育农民及其他群众。但整个的国民文化,现在也还不是社会主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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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由于其都是无产阶级领导的缘故,就都具有社会主义的因素,并且不是普通的因素,而是起决定作用的因素。但是就整个政治情况、整个经济情况和整个文化情况说来,却还不是社会主义的,而是新民主主义的。因为在现阶段革命的基本任务主要地是反对外国的帝国主义和本国的封建主义,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革命,还不是以推翻资本主义为目标的社会主义的革命。就国民文化领域来说,如果以为现在的整个国民文化就是或应该是社会主义的国民文化,这是不对的。这是把共产主义思想体系的宣传,当作了当前行动纲领的实践;把用共产主义的立场和方法去观察问题、研究学问、处理工作、训练干部,当作了中国民主革命阶段上整个的国民教育和国民文化的方针。以社会主义为内容的国民文化必须是反映社会主义的政治和经济的。我们在政治上经济上有社会主义的因素,反映到我们的国民文化也有社会主义的因素;但就整个社会来说,我们现在还没有形成这种整个的社会主义的政治和经济,所以还不能有这种整个的社会主义的国民文化。由于现时的中国革命是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因而现时的中国新文化也是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新文化的一部分,是它的一个伟大的同盟军;这种一部分,虽则包含社会主义文化的重大因素,但是就整个国民文化来说,还不是完全以社会主义文化的资格去参加,而是以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文化的资格去参加的。由于现时中国革命不能离开中国无产阶级的领导,因而现时的中国新文化也不能离开中国无产阶级文化思想的领导,即不能离开共产主义思想的领导。但是这种领导,在现阶段是领导人民大众去作反帝反封建的政治革命和文化革命,所以现在整个新的国民文化的内容还是新民主主义的,不是社会主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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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时,毫无疑义,应该扩大共产主义思想的宣传,加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习,没有这种宣传和学习,不但不能引导中国革命到将来的社会主义阶段上去,而且也不能指导现时的民主革命达到胜利。但是我们既应把对于共产主义的思想体系和社会制度的宣传,同对于新民主主义的行动纲领的实践区别开来;又应把作为观察问题、研究学问、处理工作、训练干部的共产主义的理论和方法,同作为整个国民文化的新民主主义的方针区别开来。把二者溷为一谈,无疑是很不适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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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知,现阶段上中国新的国民文化的内容,既不是资产阶级的文化专制主义,又不是单纯的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而是以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文化思想为领导的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 一五 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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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是民族的。它是反对帝国主义压迫,主张中华民族的尊严和独立的。它是我们这个民族的,带有我们民族的特性。它同一切别的民族的社会主义文化和新民主主义文化相联合,建立互相吸收和互相发展的关系,共同形成世界的新文化;但是决不能和任何别的民族的帝国主义反动文化相联合,因为我们的文化是革命的民族文化。中国应该大量吸收外国的进步文化,作为自己文化食粮的原料,这种工作过去还做得很不够。这不但是当前的社会主义文化和新民主主义文化,还有外国的古代文化,例如各资本主义国家启蒙时代的文化,凡属我们今天用得着的东西,都应该吸收。但是一切外国的东西,如同我们对于食物一样,必须经过自己的口腔咀嚼和胃肠运动,送进唾液胃液肠液,把它分解为精华和糟粕两部分,然后排泄其糟粕,吸收其精华,才能对我们的身体有益,决不能生吞活剥地毫无批判地吸收。所谓“全盘西化” 〔 33 〕 的主张,乃是一种错误的观点。形式主义地吸收外国的东西,在中国过去是吃过大亏的。中国共产主义者对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应用也是这样,必须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完全地恰当地统一起来,就是说,和民族的特点相结合,经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有用处,决不能主观地公式地应用它。公式的马克思主义者,只是对于马克思主义和中国革命开玩笑,在中国革命队伍中是没有他们的位置的。中国文化应有自己的形式,这就是民族形式。民族的形式,新民主主义的内容——这就是我们今天的新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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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是科学的。它是反对一切封建思想和迷信思想,主张实事求是,主张客观真理,主张理论和实践一致的。在这点上,中国无产阶级的科学思想能够和中国还有进步性的资产阶级的唯物论者和自然科学家,建立反帝反封建反迷信的统一战线;但是决不能和任何反动的唯心论建立统一战线。共产党员可以和某些唯心论者甚至宗教徒建立在政治行动上的反帝反封建的统一战线,但是决不能赞同他们的唯心论或宗教教义。中国的长期封建社会中,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但是决不能无批判地兼收并蓄。必须将古代封建统治阶级的一切腐朽的东西和古代优秀的人民文化即多少带有民主性和革命性的东西区别开来。中国现时的新政治新经济是从古代的旧政治旧经济发展而来的,中国现时的新文化也是从古代的旧文化发展而来,因此,我们必须尊重自己的历史,决不能割断历史。但是这种尊重,是给历史以一定的科学的地位,是尊重历史的辩证法的发展,而不是颂古非今,不是赞扬任何封建的毒素。对于人民群众和青年学生,主要地不是要引导他们向后看,而是要引导他们向前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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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是大众的,因而即是民主的。它应为全民族中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农劳苦民众服务,并逐渐成为他们的文化。要把教育革命干部的知识和教育革命大众的知识在程度上互相区别又互相联结起来,把提高和普及互相区别又互相联结起来。革命文化,对于人民大众,是革命的有力武器。革命文化,在革命前,是革命的思想准备;在革命中,是革命总战线中的一条必要和重要的战线。而革命的文化工作者,就是这个文化战线上的各级指挥员。“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 〔 34 〕 ,可见革命的文化运动对于革命的实践运动具有何等的重要性。而这种文化运动和实践运动,都是群众的。因此,一切进步的文化工作者,在抗日战争中,应有自己的文化军队,这个军队就是人民大众。革命的文化人而不接近民众,就是“无兵司令”,他的火力就打不倒敌人。为达此目的,文字必须在一定条件下加以改革,言语必须接近民众,须知民众就是革命文化的无限丰富的源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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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就是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就是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就是中华民族的新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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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和新民主主义的文化相结合,这就是新民主主义共和国,这就是名副其实的中华民国,这就是我们要造成的新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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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站在每个人民的面前,我们应该迎接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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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航船的桅顶已经冒出地平线了,我们应该拍掌欢迎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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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起你的双手吧,新中国是我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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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毛泽东一九四〇年一月九日在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讲演,原题为《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载于一九四〇年二月十五日延安出版的《中国文化》创刊号。同年二月二十日在延安出版的《解放》第九十八、九十九期合刊登载时,题目改为《新民主主义论》。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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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 《中国文化》是一九四〇年二月在延安创刊的杂志,一九四一年八月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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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 “政治是经济的最集中的表现”一语,见列宁《论工会、目前局势及托洛茨基同志的错误》(《列宁全集》第40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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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 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8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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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 见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新的译文是:“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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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 见本书第一卷《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注〔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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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 见本书第一卷《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注〔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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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 见本卷《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注〔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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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 见本书第一卷《矛盾论》注〔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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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 见本卷《论持久战》注〔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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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 见本书第一卷《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注〔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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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 见本书第一卷《实践论》注〔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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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 见斯大林《十月革命和民族问题》(《斯大林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2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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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 见本书第一卷《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注〔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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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 参见列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列宁全集》第27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43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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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 指蒋介石叛变革命以后国民党政府所进行的一系列的反苏运动: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十三日国民党反动派枪杀广州苏联副领事;同月十四日南京国民党政府下“绝俄令”,不承认各省苏联领事,勒令各省苏联商业机构停止营业。一九二九年七月蒋介石又受帝国主义的唆使,在东北向苏联挑衅,不久引起军事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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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 基马尔,又译凯末尔(一八八一——一九三八),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土耳其民族商业资产阶级的代表。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英帝国主义指使希腊对土耳其进行武装侵略,土耳其人民得到苏俄的援助,于一九二二年战胜了希腊军队。一九二三年土耳其建立了资产阶级专政的共和国,基马尔被选为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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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 一九五八年九月二日,毛泽东在同巴西记者马罗金和杜特列夫人谈话时对这个观点作了修正。他指出:在《新民主主义论》中讲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以后,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资产阶级,要就是站在帝国主义战线方面,要就是站在反帝国主义战线方面,没有其他的道路。事实上,这种观点只适合于一部分国家。对于印度、印度尼西亚、阿拉伯联合共和国(按:阿拉伯联合共和国,一九五八年由埃及同叙利亚合并组成。一九六一年叙利亚脱离阿联,成立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一九七一年阿联改名为阿拉伯埃及共和国)等国家却不适用,它们是民族主义国家。拉丁美洲也有许多这样的国家。这些国家既不站在帝国主义的一边,也不站在社会主义的一边,而站在中立的立场,不参加双方的集团,这是适合于它们现时的情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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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 见本卷《必须制裁反动派》注〔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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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 毛泽东在这里是指张君劢及其一伙。张君劢在五四运动后宣扬一种自称为“新玄学”的唯心主义的哲学思想,提倡自孔孟以至宋明理学的所谓“精神文明”,同时又鼓吹“自由意志”,一九二三年引起了一场“科学与玄学”的争论,当时张君劢被称为“玄学鬼”。一九三八年十二月,他经蒋介石授意,发表《致毛泽东先生一封公开信》,主张取消八路军、新四军及陕甘宁边区,要求“将马克思主义暂搁一边”,为蒋介石张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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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 见一九三七年九月二十二日发表的《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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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 见一九二四年孙中山《三民主义·民生主义》第二讲(《孙中山全集》第9卷,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38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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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 一九三三年,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部长陈立夫发表《唯生论》一书,宣扬宇宙的实质是“生命之流”,万物的根本问题在于“求生”,用来反对阶级斗争的学说;并认为宇宙万物各有一个重心,以人类社会现象来说,就是只能有一个领袖,否则就无法维持其均衡和生存。这种唯生主义的理论是为国民党反动派实行法西斯专政服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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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 山西军阀阎锡山曾标榜过“按劳分配”的口号。其主要内容是:用军事方法强迫劳动人民在村公所控制的固定份地上,或官办的工厂、商店里,从事农奴式的劳动,只将很小一部分劳动果实,按劳动情况分配给劳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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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 汪精卫在一九二七年叛变革命之后不久写过一篇东西,题为《夹攻之奋斗》(载1927年7月25日《汉口民国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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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 一九二五年三月三十日,斯大林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南斯拉夫委员会会议上的演讲《论南斯拉夫的民族问题》中说:“......农民是民族运动的主力军,没有农民这支军队,就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有声势浩大的民族运动。所谓民族问题实质上是农民问题,正是指这一点说的。”(《斯大林全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6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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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 〕 在中国共产党内,曾经有些教条主义者讥笑毛泽东注重农村革命根据地为“上山主义”。毛泽东在这里是用教条主义者的这句讽刺话,说明农村革命根据地的伟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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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 〕 “学校”指当时效法欧美资本主义国家的教育制度。“科举”指中国原有的封建考试制度。十九世纪末,中国提倡“维新”的知识分子主张废除科举,兴办学校;封建顽固派竭力反对这种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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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 〕 一九一九年的五四爱国运动,至六月初转入一个新的阶段,以六月三日北京学生反抗军警镇压,集会讲演开始,由学生的罢课,发展到上海、南京、天津、杭州、武汉、九江及山东、安徽各地的工人罢工,商人罢市。五四运动至此遂成为有无产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参加的广大群众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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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 〕 见本书第一卷《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注〔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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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 〕 《向导》周报是中共中央的机关报,一九二二年九月十三日在上海创刊,一九二七年七月十八日在武汉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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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 〕 上海《民国日报》于一九一六年一月创刊,国民党一大后正式成为国民党的机关报。在中国共产党的影响和国民党左派的努力下,曾经宣传过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对封建主义的主张。一九二五年十一月以后,曾被西山会议派把持,成为国民党右派的报纸。一九四七年停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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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 〕 毛泽东在这里所说的一部分欧美派文化人是指以胡适等为代表的一些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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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 〕 所谓“全盘西化”,是一部分资产阶级学者的主张。他们主张中国一切东西都要完全模彷欧美资本主义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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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 〕 见列宁《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的任务》(《列宁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443页);并见列宁《怎么办?》第一章第四节(《列宁全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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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大众日报》周年纪念题词 - 和谐历史档案馆 Banned Historical Archiv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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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为《大众日报》周年纪念题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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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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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194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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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签:关键人物文稿 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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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来源:毛泽东思想万岁(1943-1949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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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大众日报》周年纪念题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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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员报纸,刊物,学校,宣传团体,文化艺术团体,军队政治机关,民众团体,及其他一切可能力量,以提高民族觉悟,发扬民族信心与自尊心,反对任何投降妥协的企图,坚持抗战到底,不怕困难,不怕牺牲,我们一定要自由,我们一定要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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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大众日报》一九四○年一月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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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政治形势及对阎锡山的方针 - 和谐历史档案馆 Banned Historical Archiv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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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目前政治形势及对阎锡山的方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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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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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1940.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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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签:关键人物文稿 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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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来源:毛泽东文集第二卷(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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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政治形势及对阎锡山 〔 1 〕 的方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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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怀 〔 2 〕 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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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陷日 〔 3 〕 来电,书记处已有复电,谅收到。目前还不是全国下雨之时,在全国任务还是组织进步力量,力争中间阶层,击破大资产阶级的动摇与反动,这种可能性现在还未丧失。目前最严重的问题是阎锡山的反动,他就是目前大资产阶级中最反动的部分,他的阴谋十分恶毒,他已封锁了吕梁山与中条山。我们对策,以贺关 〔 4 〕 力量首先夺取晋西北的全部至少是大部,以晋东南力量巩固晋东南未失阵地,争回已失阵地之一部,打开一条通洛阳的路,十分要紧。然后由贺关与晋东南各出一部向吕梁山攻击,至少恢复原有陈支队 〔 5 〕 阵地及一条交通线,打通延水关。如果此时阎锡山愿意讲和(还未丧失此种可能),则让他占领吕梁山的大部,我只占一小部及一条交通线就此罢手,否则战事难免扩大。边区问题有好转倾向,陇东九十七师已撤走,程潜、朱绍良 〔 6 〕 在蒋 〔 7 〕 命令下已表示和平,我们正派谢老 〔 8 〕 赴甘为谈判代表。日本决定扶助汪精卫,日本在华军人的政策还是硬的,此事不能不影响国民党的态度,故好转可能还未断绝。现时日本内部的斗争,还是日本独占中国或者分出一部分权利给英、美这样一种斗争,军人的独占政策似乎占优势,日本正发生倒阁风潮,等几天就可见分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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泽 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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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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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手稿刊印。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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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 阎锡山,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二战区司令长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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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 德怀,即彭德怀,当时任八路军副总司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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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 陷日,即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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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 贺关,指贺龙、关向应,当时分别任八路军第一二○师师长和政治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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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 指陈士榘任支队长的八路军第一一五师晋西独立支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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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 程潜,当时任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天水行营主任。朱绍良(一八九一——一九六三),江苏武进人,当时任国民党军第八战区司令长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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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 蒋,指蒋介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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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 谢老,指谢觉哉(一八八四——一九七一),湖南宁乡人。当时任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曾任中共中央驻兰州八路军办事处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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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玉章寿辰祝词 - 和谐历史档案馆 Banned Historical Archiv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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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吴玉章寿辰祝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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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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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1940.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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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签:关键人物文稿 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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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来源:毛泽东文集第二卷(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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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玉章 〔 1 〕 寿辰祝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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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大家欢聚一堂,为吴老祝寿。想起我在三年前为徐老祝寿时的感想,我那时就说过,我们替他祝寿,不是无原因的。 〔 2 〕 记得我在小的时候,很不欢喜老人,因为他们是会欺负青年人的,青年人谁没点错误呢?但是你错不得,他们对你是很凶的。一切事情,小孩子和青年人是没有发言权的。中国的青年人受封建家庭封建社会的苦太大了。但是现在世界是变了,青年人欢喜老年人,就像我们的吴老、林老、徐老、董老、谢老 〔 3 〕 ,都是很受青年们欢迎的。为什么有这个转变呢?因为这些老同志不但不欺负青年,而且非常热心地帮助青年,他们的行为足为青年模范,所以青年都十分热爱他们。党外也有很多受青年尊敬的老人,例如马相伯 〔 4 〕 就是一个,他做寿时我们共产党还打了贺电去,因为他主张抗日与民主政治。人总是要老的,老人为什么可贵呢?如果老就可贵,那末可贵的人太多了。因此我们一定要有一个标准。就是说,可贵的是他一辈子总是做好事,不做坏事,做有益于人类的事,不做害人的事。如果开头做点好事,后来又做坏事,这就叫做没有坚持性。一个人做点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不做坏事,一贯地有益于广大群众,一贯地有益于青年,一贯地有益于革命,艰苦奋斗几十年如一日,这才是最难最难的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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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吴玉章老同志就是这样一个几十年如一日的人。他今年六十岁了,他从同盟会到今天,干了四十年革命,中间颠沛流离,艰苦备尝,始终不变,这是很不容易的啊。从同盟会中留下到今天的人,已经不多了,而始终为革命奋斗,无论如何不变其革命节操的更没有几个人了。要这样做,不但需要有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而且需要艰苦奋斗的精神,不然就不能抵抗各种恶势力恶风浪,例如死的威胁,饿饭的威胁,革命失败的威胁等等,我们的吴玉章同志就是经过这样无数的风浪而来的。因此,我们要学习他的各方面的好处,但特别要学习他对于革命的坚持性。这是最难能可贵的一件事,这是我们党的光荣,这是中国革命的光荣。我们今天大家欢欢喜喜地庆祝他的六十生日,我想主要的意义是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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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一九四○年一月二十四日《新中华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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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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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 吴玉章(一八七八——一九六六),四川荣县人。当时任鲁迅艺术文学院院长、陕甘宁边区政府文化工作委员会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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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 见毛泽东一九三七年一月三十日为徐特立六十岁生日写的贺信(本书第一卷第477—47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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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 林老,指林伯渠,当时任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徐老,指徐特立(一八七七——一九六八),湖南长沙人,当时任八路军高级参议、驻湘代表。董老,指董必武,当时任中共中央南方局常委。谢老,指谢觉哉,当时任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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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 马相伯(一八四○——一九三九),江苏丹阳人,教育家。曾任国民党政府委员,九一八事变后,积极参加抗日救亡活动,发起组织文化界救国会,被誉为爱国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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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共中央举行的庆祝吴玉章同志六十寿辰大会上的祝词 - 和谐历史档案馆 Banned Historical Archiv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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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在中共中央举行的庆祝吴玉章同志六十寿辰大会上的祝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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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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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1940.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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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签:关键人物文稿 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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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来源:毛泽东思想万岁(1913-1943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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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共中央举行的庆祝吴玉章同志六十寿辰大会上的祝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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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大家欢聚一堂,为吴老祝寿,想在我在两年前为徐老祝寿时的感想,我那时就说过,我们替他祝寿,不是无原因的。记得我在小的时候,很不喜欢老人,因为他们是会欺负青年人的,青年人谁没点错误呢?但是你,错不得,他们对你是很凶的。一切事情,小孩子和青年人是没有发言权的。中国的青年人受封建家庭封建社会的苦太大了。但是现在世界改变了,青年人喜欢老年人。就象我们的吴老、林老、徐老、董老、谢老都是很受青年们欢迎的。为什么有这个转变呢?因为这些老同志不但不欺负青年人,而且非常热心地帮助青年,他们的行为是为青年模范,所以青年都十分敬爱他们。党外也有许多受青年尊敬的老人,例如马相伯就是一个,他做寿时我们共产党还打了贺电去,因为他是主张抗日与民主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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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总是要老的,老人为什么可贵呢?如果老就可贵,那么可贵的人就太多了,因此我们要有一个标准:就是说可贵的是他一辈子总是做好事,不做坏事,做有利于人民的事,不做害人的事,如果开头做点好事,后来又做坏事,这就叫做没有坚持性。一个人做点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不做坏事,一贯的有益于广大群众,一贯的有益于青年,一贯的有益于革命,艰苦奋斗几十年如一日,这才是最难最难的啊,我们的吴玉章同志就是这样一个几十年如一日的人,他今年六十岁了,他从同盟会到今天干了四十年革命。中间颠沛流离终于不变,这是不容易的啊!从同盟会中留下到今天的人已经不多了,而终为革命奋斗,无论如何不变其革命节操的人更没有几个人了,要这样做不但需要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而且需要艰苦奋斗的精神,不然就不能抵抗各种恶势力、恶风浪,例如:死的威胁,饥饿的威胁,革命失败的威胁,等等。我们的吴玉章同志就是经过这样无数的风浪而来的。因此我们要学习他的各方面的好处。但特别要学习他对于革命的坚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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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 1940 年工月 24 日《新中华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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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农工展览会开幕典礼上的讲话 - 和谐历史档案馆 Banned Historical Archiv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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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在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农工展览会开幕典礼上的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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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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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1940.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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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签:关键人物文稿 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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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来源:毛泽东思想万岁(1913-1943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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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农工展览会开幕典礼上的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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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志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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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农展会,我还没去看,好不好还不知道,但我听到说还好,比去年的好。去年我是看过的,今年此去年更是好,这是老百姓同志的努力,是政府工作人员努力的结果。政府的人如不同老百姓结合,事情就办不好。有两种政府,一种只知道刮刮刮,另一种则帮老百姓的忙一一边区政府就是这种帮忙政府。老百姓从几百里拿来一包两包面送来展览,这对打日本有大道理,这是老百姓同志的热心。边区政府受老百姓的拥护,作出许多好事,这也是热心做出来的,我们要发展这个热心。但还有一条,只有热心还不行,还要力求进步,今年的展览会就有进步。我们要奖励这些劳动英雄们,因为他们不但热心,而且求进步。这是有八路军,但八路军也就是老百姓,故军队不要忘本,本就是工农,在座的有许多八路军同志,你们要向老百姓敬礼,不要骂人。老百姓可以骂我们,我们却不能骂他们,因为他们是主人,因为我们的饭是他们作的,房子是他们作的,我们要军民合作。八路军有两条规矩,一条是官兵合作,一条就是军民合作,大家亲亲密密团结起来,日本一定打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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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边区有二十三个县,一个也不多,一个也不少。但有些磨擦分子,派了兵来一打,打过我们几个县,这是不行的。你们到外面去的同志更要同他们讲一讲,我们要吃团结饭,不要吃磨擦饭,吃了磨擦饭肚子痛,要死人,还要亡国的。我们今天开这个大会,有许多同志,还有张先生及蒙古同志,我们大家要吃团结饭,不要吃磨擦饭。磨擦要同日本帝国主义磨擦,将他磨入海中去,不要在自己的窝子磨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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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服投降危险,力争时局好转 - 和谐历史档案馆 Banned Historical Archiv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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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克服投降危险,力争时局好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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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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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1940.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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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签:指示 关键人物文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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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来源:毛泽东选集1-7(静火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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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服投降危险,力争时局好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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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时局发展的情况,证明中央的历次估计是正确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投降方向和无产阶级、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中等资产阶级的抗战方向,是对立的,双方在斗争中。目前是两种方向同时存在,两种前途都有可能。在这里应使全党同志认识的,就是不要把各地发生的投降、反共、倒退等严重现象孤立起来看。对于这些现象,应认识其严重性,应坚决反抗之,应不被这些现象的威力所压倒。如果没有这种精神,如果没有坚决反抗这些现象的正确方针,如果听任国民党顽固派的“军事限共”和“政治限共”发展下去,如果只从惧怕破裂统一战线一点设想,那末,抗战的前途就是危险的,投降和反共就将全国化,统一战线就有破裂的危险。必须认清目前国内国际尚存在着许多利于我们争取继续抗战、继续团结和继续进步的客观条件。例如,日本对华方针依然是非常强硬的;英美法和日本之间的矛盾虽已部分缩小,但并未真正协调,而且英法在东方的地位又被欧战削弱,因而所谓远东慕尼黑会议很难召集;苏联积极援助中国。这些都是使国民党不易投降妥协和不易举行全国反共战争的国际条件。又如,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坚决反对投降,坚持抗战团结的方针;中间阶级也反对投降;国民党内部投降派和顽固派虽然握有权力,但在数量上只占少数。这些都是使国民党不易投降妥协和不易举行全国反共战争的国内条件。在上述情况下,党的任务就在于:一方面,坚决反抗投降派顽固派的军事进攻和政治进攻;又一方面,积极发展全国党政军民学各方面的统一战线,力争国民党中的大多数,力争中间阶层,力争抗战军队中的同情者,力争民众运动的深入,力争知识分子,力争抗日根据地的巩固和抗日武装、抗日政权的发展,力争党的巩固和进步。如此双管齐下,就有可能克服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投降危险并争取时局的好转前途。所以,力争时局好转,同时提起可能发生突然事变(在目前是局部的、地方性的突然事变)的警觉性,这就是党的目前政策的总方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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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精卫公布卖国协定 〔 1 〕 和蒋介石发表告国人书 〔 2 〕 之后,一方面,和平空气必受一个打击,抗战势力必有一个发展;又一方面,则“军事限共”和“政治限共”还会继续,地方事变还会发生,国民党有强调所谓“统一对外”以进攻我们之可能。这是因为在最近时期内,抗战和进步势力还不可能发展到足以全部压服投降和倒退势力的缘故。我们的方针,就在于在全国范围内一切有共产党组织的地方,极力扩大反对汪精卫卖国协定的宣传。蒋的宣言表示了他要继续抗战,但是他没有强调全国必须加强团结,没有提到任何坚持抗战和进步的方针;而没有这种方针,便无法坚持抗战。因此,我们应该在反汪运动中强调如下各项:(一)拥护抗战到底的国策,反对汪精卫的卖国协定;(二)全国人民团结起来,打倒汉奸汪精卫,打倒汪精卫的伪中央;(三)拥护国共合作,打倒汪精卫的反共政策;(四)反共就是汪精卫分裂抗日统一战线的阴谋,打倒暗藏的汪派汉奸;(五)加紧全国团结,消灭内部磨擦;(六)革新内政,开展宪政运动,树立民主政治;(七)开放党禁,允许抗日党派的合法存在;(八)保证人民有抗日反汉奸的言论集会自由权;(九)巩固抗日根据地,反对汪派汉奸的阴谋破坏;(十)拥护抗日有功的军队,充分接济前线;(十一)发展抗战文化,保护进步青年,取缔汉奸言论。以上这些口号,应公开发布之。各地应大量发表文章、宣言、传单、演说和小册子,并增加适合地方情况的口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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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安定二月一日召开反对汪精卫卖国协定的民众大会。各地应在二月上旬或中旬,联合各界和国民党抗日派,普遍举行民众大会,掀起全国反投降反汉奸反磨擦的热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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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对党内的指示。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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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 指一九三九年十一月日本帝国主义交付汪精卫集团的《日支新关系调整要纲》。该“要纲”由脱离汪精卫集团的高宗武、陶希圣一九四〇年一月在香港公布。主要内容有:汪伪政权承认“满洲国”;确定日本在蒙疆(指长城线以北地区,包括长城线在内)、华北、长江下游和华南沿海特定岛屿的不同的政治、军事、经济特权;自中央到地方的伪政府,都由日本顾问或职员监督;伪军和伪警察,由日籍教官训练,武器也由日本供给;伪政府财政经济政策,工业、农业和交通事业,都由日本控制;一切资源,任由日本开发利用;汪日共同防共等等。汪精卫集团于一九三九年十二月三十日与日方秘密签订了这个卖国协定,其内容有所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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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 指一九四〇年一月二十四日由国民党中央社发表的蒋介石《为〈日汪密约〉告全国军民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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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中力量发展武装,建立抗日根据地 - 和谐历史档案馆 Banned Historical Archiv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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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集中力量发展武装,建立抗日根据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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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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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1940.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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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签:关键人物文稿 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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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来源:毛泽东文集第二卷(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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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中力量发展武装,建立抗日根据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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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方局,山东分局,一一五师,并告中原局,彭雪枫、项英、陈毅 〔 1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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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十二月九日中央曾有长电,要你们在山东全境及华中发展数十万军队,组织数百万自卫军。中原局方面已经了解正在进行,山东及一一五师方面尚无复电,不知你们同意否?能够办到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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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时局的发展充分证明,只有广大发展革命武装力量,以与全国工作相配合,才能制止投降与反共,才能巩固统一战线,才能争取时局好转。而现时能够发展武装的地区,主要的只有山东与华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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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因此请你们严重注意此事,把发展武装力量作为一切工作的中心。在今年一年内,山东分局与一一五师至少应发展武装军队(包括游击队)到十五万人枪(一一五师应分配干部与兵力到山东全境去),中原局至少发展到十万人枪,按此大概目标,具体分期实现。据山东来人说山东民枪甚多,应能实现此数,据胡服 〔 2 〕 电告,中原方面半年可发展到十万,但具体计划,由你们决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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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没有自卫军的广大发展,即无法广大发展军队,无法建立巩固根据地。因此有组织有训练的抗日自卫军,至少须十倍于正规军与游击队。例如,山东有十五万军队,至少须有一百五十万至二百万有组织有训练的自卫军;华中有十万军队,至少须有一百万至一百五十万自卫军。现在你们的自卫军还太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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戊、要建立这样大的武装力量,没有政权是不行的。因此必须以坚决与逐步的计划,极力争取山东、豫东、皖北、苏北的大部政权归入我们与进步人士的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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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争取这样的军队、自卫军与政权,是一个严重斗争过程,因此不能避免有理又有利的磨擦。凡阻碍抗日进步势力发展并向我攻击之反动势力与顽固派,我必须坚决反击之,对于这种人,原则上决不能丝毫让步。而我应极力争取并与之共同建立抗日根据地的乃是一切进步的与比较进步的势力。对于中间势力如于学忠、李明扬 〔 3 〕 等,我应采取中立他们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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庚、国民党有加派军队进入鲁苏战区的计划,因此你们应加速自己的布置,要在他们未到以前,你们的阵地已经大体上巩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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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要使全党干部明白这个正确的发展路线,才能造成勐力向前的作风,才能实现这个计划。集中一切力量为发展武装建立根据地而斗争,乃是你们最主要最主要的任务。要使干部明白,没有伟大革命武装与伟大革命根据地,抗日胜利是不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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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书记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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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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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毛泽东手稿刊印。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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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 彭雪枫,当时任新四军第六支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项英,当时任中共中央军委新四军分会书记、新四军副军长。陈毅(一九○一——一九七二),四川乐至人,当时任新四军江南指挥部指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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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 胡服,即刘少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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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 于学忠(一八九○——一九六四),山东蓬莱人,当时任国民党军鲁苏战区总司令。李明扬(一八九○——一九七八),江苏萧县(今属安徽省)人,当时任国民党军苏鲁皖边区游击总指挥部总指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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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决打击一切从抗日阵线后面进攻者 - 和谐历史档案馆 Banned Historical Archiv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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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坚决打击一切从抗日阵线后面进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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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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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1940.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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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签:关键人物文稿 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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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来源:毛泽东文集第二卷(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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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决打击一切从抗日阵线后面进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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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彭杨,刘邓 〔 1 〕 ,并告朱徐陈罗 〔 2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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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河北与山西境内的任何军队,不论是中央军、晋绥军及石友三 〔 3 〕 ,如果它进攻八路地区,我应在自卫原则下,在有理有利条件下,坚决反抗并彻底消灭之。应号召我八路全体军队,号召两省全体人民,坚决打击一切从抗日阵线后面进攻者,应公开普遍宣传“从抗日阵线后面进攻的就是汉奸”,“打倒进攻八路军的汉奸”,“打倒进攻决死队的汉奸”,“打倒破坏抗日根据地的汉奸”。只有造成全体军民反汉奸反进攻的热潮,并给实行进攻者以彻底打击,才能停止那些阴谋家冒险家的诡计,才能分化他们内部,才能使动摇的军队不敢参加进攻,才能与努力进行军队中统一战线工作(此工作要十分加紧)作有效的配合。此方针同样适用于山东,望山东亦坚决这样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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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书记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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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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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毛泽东手稿刊印。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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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 朱,指朱德。彭,指彭德怀,当时任八路军副总司令。杨,指杨尚昆,当时任中共中央北方局书记。刘邓,指刘伯承、邓小平,当时分别任八路军第一二九师师长和政治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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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 朱徐,指朱瑞、徐向前,当时分别任八路军第一纵队政治委员和司令员。陈罗,指陈光、罗荣桓,当时分别任八路军第一一五师代师长和政治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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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 石友三(一八九一——一九四○),吉林长春人。当时任国民党军第六十九军军长、冀察战区察哈尔游击总司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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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吸收民族资本家及其代表参加根据地建设 - 和谐历史档案馆 Banned Historical Archiv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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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注意吸收民族资本家及其代表参加根据地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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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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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1940.1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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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签:关键人物文稿 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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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来源:毛泽东文集第二卷(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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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吸收民族资本家及其代表参加根据地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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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服、陈毅、克诚 〔 1 〕 并告叶项,雪枫 〔 2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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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注意吸收陶行知等生活教育社人员去参加苏北文化教育工作是对的,这是主要方面。但同时亦应注意黄炎培、江问渔等所领导的职业教育社在江、浙两省知识分子中有颇大影响,因为黄、江等不仅在文化教育界有地位,而且是经营工商业的民族资本家着名代表,因此,你们也应吸收职业教育社社员及其有关的各方人员,参加我们的文化教育和财政经济事业。同时,你们应经过韩国钧、李明扬、李长江 〔 3 〕 及地方绅士、文化界等,对苏北以外的江浙民族资本家及其代表如张一、黄炎培、江问渔、褚辅成、穆藕初等加以联络,向他们说明苏北事件 〔 4 〕 真相,约请他们派人或介绍人参加苏北之地方政权工作,民意机关工作,及经济、文化、教育建设工作。我们已电周、叶 〔 5 〕 与他们联络,如以后他们介绍人到苏北来时,须加以接纳,与之做事业上的合作,以为拉拢江浙民族资产阶级的具体例证,这对统一战线的发展是有帮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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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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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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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中央档桉馆保存的抄件刊印。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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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 胡服,即刘少奇。陈毅,当时任新四军苏北指挥部指挥兼政治委员。克诚,即黄克诚,当时任八路军第五纵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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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 叶项,指叶挺、项英,当时分别任新四军军长和副军长。雪枫,即彭雪枫,当时任八路军第四纵队司令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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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 韩国钧(一八五七——一九四二),江苏泰县海安镇(今属海安县)人,开明绅士,曾多次参与调解国民党顽军同新四军苏北部队磨擦事件。李明扬,当时任国民党军鲁苏战区苏鲁皖边区游击军总指挥。李长江(一八九○——一九五六),江苏南京人,当时任国民党军鲁苏战区苏鲁皖边区游击军副总指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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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 一九四○年十月初,国民党军鲁苏战区副总司令韩德勤,调集重兵向新四军苏北指挥部驻黄桥地区部队发动进攻,新四军一方面争取一部分友军保持中立,一方面实行自卫还击,歼灭韩部一万一千余人,这就是黄桥战役,也称苏北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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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 周,指周恩来。叶,指叶剑英,当时任中共中央南方局常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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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待反共派俘虏的政策 - 和谐历史档案馆 Banned Historical Archiv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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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对待反共派俘虏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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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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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1940.1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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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签:关键人物文稿 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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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来源:毛泽东文集第二卷(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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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待反共派俘虏的政策 〔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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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对待反共派俘虏问题,任何国内反共派向我进攻被我捕获之俘虏官兵、侦探人员、特务人员及叛徒分子,不论如何反动与罪大恶极,原则上一概不准杀害。这一政策是孤立与瓦解反共派的最好方法,应使全党全军从上至下有普遍深入的了解。其处置办法,凡反动分子及无用人员则优待释放之,凡可参加我军的士兵及有用人员则收留之,一律不准加以侮辱(如打骂及写悔过书等)或报复。如有关系紧要必须处决之个别分子,则须经过军中师以上及相当于师之机关,党内分局及区党委以上或各根据地最高政权机关之批准,旅以下、地委以下、专员以下没有批准杀人之权。关于此事之详细规定,中央另有通知,各地先照此一般规定通令实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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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书记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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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四○年十月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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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毛泽东手稿刊印。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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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 这份电报是发给中共中央华北局、华中局、西北局、陕甘宁边区及其他各地电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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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止执行政策时犯“左”倾错误 - 和谐历史档案馆 Banned Historical Archiv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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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防止执行政策时犯“左”倾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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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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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1940.1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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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签:关键人物文稿 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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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来源:毛泽东文集第二卷(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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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止执行政策时犯“左”倾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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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项,胡服,陈毅,克诚(胡服转),雪枫,先念并告彭杨,刘邓,杨宋,陈罗,朱瑞 〔 1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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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没有使中下级干部彻底了解,由于上级没有事先预防与及时检查,致使许多地方犯有极左错误,主要是在土地政策,劳动政策,财政政策,锄奸政策,对待知识分子政策,对待俘虏政策,对待国民党人员政策,以及我之政权组织上表现过左。其结果是缩小了我之社会基础,引起中间势力害怕,给日寇、汪逆与顽固派以争夺群众团聚反动力量的机会。待错误形成再去纠正,已使我们受到极大损失。现在华中工作正在发展(山东亦然),你们必须预防下级执行政策时犯过左错误,你们必须懂得“左”倾错误是当前主要危险,必须及时检查下级工作,纠正过左行动,否则在敌人与顽固派的夹攻中要取得我党我军发展与巩固的伟大胜利,要长期坚持根据地,是不可能的。此事望你们尖锐地提起全党全军注意,切勿等闲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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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书记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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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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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毛泽东手稿刊印。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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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 叶项,指叶挺、项英,当时分别任新四军军长和副军长。胡服,即刘少奇。陈毅,当时任新四军苏北指挥部指挥兼政治委员。克诚,即黄克诚,当时任八路军第五纵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雪枫,即彭雪枫,当时任八路军第四纵队司令员。先念,即李先念,当时任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司令员。彭,指彭德怀,当时任八路军副总司令。杨,指杨尚昆,当时任中共中央北方局书记。刘邓,指刘伯承、邓小平,当时分别任八路军第一二九师师长和政治委员。杨,指杨秀峰(一八九七——一九八三),河北迁安人,当时任冀南、太行、太岳行政联合办事处主任。宋,指宋任穷,一九○九年生,湖南浏阳人,当时任八路军冀南军区政治委员。陈罗,指陈光、罗荣桓,当时分别任八路军第一一五师代师长和政治委员。朱瑞,当时任中共中央山东分局书记、八路军第一纵队政治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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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一切机会对黄埔系军人进行统战工作 - 和谐历史档案馆 Banned Historical Archiv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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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利用一切机会对黄埔系军人进行统战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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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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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1940.1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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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签:关键人物文稿 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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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来源:毛泽东文集第二卷(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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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一切机会对黄埔系军人进行统战工作 〔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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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苏北事件 〔 2 〕 中,税警团未参加反共战争,而该团干部大半都是黄埔生。过去华北与朱怀冰 〔 3 〕 冲突时,其中一个师也未参加反共战争,而该师干部同样也有些黄埔生。我驻阎办事处 〔 4 〕 主任王世英同志,能与该地中央军(胡宗南 〔 5 〕 )的黄埔生高级干部进行了很好的统一战线工作。这一切证明,我党我军中过去把黄埔生看作一个笼统的反共集团的传统观念是错误的、有害的。在目前严重时局,急须改正此观念,利用一切机会与黄埔生军人进行统一战线工作,不要刺激他们,而应以民族至上的观念来打动他们,使他们不肯投降日寇,使他们对反共战争取中立或消极态度,这对挽回危局有重大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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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朱、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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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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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中央档桉馆保存的抄件刊印。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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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 这是毛泽东、朱德和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兼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联合署名的电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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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 见本卷第301页注〔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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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 朱怀冰,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九十七军军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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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 指八路军驻阎锡山任司令长官的国民党军第二战区办事处,当时设在陕西宜川县秋林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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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 胡宗南,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三十四集团军总司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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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北各部队今年冬季的任务 - 和谐历史档案馆 Banned Historical Archiv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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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华北各部队今年冬季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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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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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1940.1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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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签:关键人物文稿 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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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来源:毛泽东文集第二卷(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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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北各部队今年冬季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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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北及山东各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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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目前形势下,国内重大事变行将到来。而敌人今年冬季“扫荡”将更残酷。今冬华北各部队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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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坚持抗战,与敌人的冬季“扫荡”作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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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进行一次冬季扩兵运动,补足现有编制的兵数,如能设立补充营之类则更好。但扩兵工作应注意根据地之人力,多在边境及人口众多的区域进行扩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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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尽量争取时间,进行休息与整军。一面作战,一面整军,及在反“扫荡”间隙中全部或大部得到休整。务使我主力兵团既能坚持战斗,又能养精蓄锐,以便对付可能的突然事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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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强化政治工作,深入传达中央关于形势的估计及各方面的政策。务使全体官兵团结一致,防止因敌后抗战困难之增加及国共关系之紧张,而发生悲观失望、无前途等等情绪,同时防止可能的日寇奸细及国特奸细在我军中乘机捣乱,防止过左错误的重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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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加强干部之团结、党的团结。在困难环境中,对待干部要有正确关系。有确实不负责因而不能完成任务者,当然应当加以指责与处分;有因客观困难或能力关系而不能完成任务者,就不应当加以打击。要确记中央苏区五次反“围剿”时的教训,当时因客观困难不能完成任务的干部,很多受了打击而感觉无出路。现在困难增加,要强调干部同生死共患难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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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朱、王、谭 〔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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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中央档桉馆保存的抄件刊印。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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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 朱,指朱德。王,指王稼祥,当时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兼总政治部主任。谭,指谭政,当时任中共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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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员一切力量进行争取友军工作 - 和谐历史档案馆 Banned Historical Archiv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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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动员一切力量进行争取友军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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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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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1940.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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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签:关键人物文稿 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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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来源:毛泽东文集第二卷(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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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员一切力量进行争取友军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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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项、胡服、云逸、陈毅、克诚、雪枫、先念 〔 1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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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根据华北(朱怀冰 〔 2 〕 三个师打八路军时,由于我们火线上的统战工作,其中一个师守中立)、陕甘宁边区(保安队和我们交战时,由于我们的联络工作,预三师 〔 3 〕 在旁边观望不动)和苏北黄桥 〔 4 〕 (由于陈毅统战工作的结果,两李 〔 5 〕 及陈泰运 〔 6 〕 严守中立)等反磨擦战斗的经验,在反磨擦的武装斗争中,加紧争取友军对我同情或严守中立的工作,不但有很大的意义,而且有很大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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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在今天华中的条件下,一方面国民党军队在数量上较我军占优势,另方面在那里聚集着各种不同系统的地方军和杂牌军。如果由于我们努力争取友军工作的结果,使在汤恩伯、李品仙 〔 7 〕 等部向我进攻时,不仅有许多杂牌军采取中立或发生对我同情的实际举动,而且即在汤、李所部中亦发生一部分人反对内战同情我军的运动,则不仅对我华中反磨擦的武装斗争有重大的意义和作用,同时将给予全国反共投降阴谋以严重的打击,因此立即动员一切可能的党政军民力量去进行争取友军工作,成为你们今天最中心任务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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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立即选派得力代表携带毛、朱 〔 8 〕 (有些对象亦可用周、彭 〔 9 〕 等名义)恳切函件,加上你们自己的联络信件,向周围各友军进行交友工作。如我们直接派代表不便的地方,可请托地方士绅、名流、文化人,以及一切与各友军有亲友、同乡、同学、同宗关系的人等,代我们去疏通联络,向各友军详细解释苏北事件之真相及新四军、八路军不能开赴老黄河以北的苦衷和理由,向他们诚恳说明大敌当前团结御侮之必要,以及分裂、内战足以招致亡国之危险,求得他们不参加反共战争,或他们为敷衍命令计而打仗朝天放枪等。同时,对各种不同的友军,除宣传抗战团结大道理外,必须强调与他们有切身利害的问题。例如:对川军须特别强调八路军、新四军与川军之友谊,强调蒋介石侵占四川和消灭川军之阴谋;对东北军强调八路军与东北军之传统友好关系,强调对张汉卿 〔 10 〕 及东北军处境的同情,强调对某方 〔 11 〕 承认伪满作为投降的第一个条件的愤激情绪;对冯治安、孙连仲 〔 12 〕 等强调我们与他们团结抗战,共患难同祸福的必要等等。总而言之,使地方军、杂牌军为本身利益打算,懂得不上蒋 〔 13 〕 的当,而避免与我们作鹬蚌之争。对李品仙及其部队亦须强调八路与五路 〔 14 〕 之多年友谊,不应受人挑拨而互相敌视,致为蒋造成打击五路与八路之机会。对汤恩伯及其部下亦须采友好争取态度,以促使其内部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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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根据各方面经验,“抗战到底,团结到底”、“大敌当前,中国人不打中国人,中国军队不打中国军队”、“一切中国的同胞、中国友军联合起来抗日救国”、“反对内战,反对中国人自相残杀”等口号,仍是思想上瓦解反共军队和争取友军对我同情的有力武器。如发生磨擦战争时,望将这些口号,在我军驻地周围及友军驻扎境内,到处书写和张贴,尤其要设法动员民众和同情分子在汤恩伯、李品仙等部所经过的一切地带,遍贴遍写这类标语口号。当汤、李部队开近我防区周围时,发动大规模的联欢运动,即在战斗行动开始后,亦不要放松火线上呼团结抗日口号及部分谈判妥协的工作。同时,对汉奸部队或顽军等,这类口号切忌乱用,根据过去经验,乱用这类口号,反足增加反共军之反感和团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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戊、陈毅对两李及陈泰运等之统战工作,有丰富宝贵之经验,望大家加以详细研究,加以发扬,广泛运用,以期各部分均能得到争取友军工作之最大成绩,过去许多部队对这方面工作做得非常之不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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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朱、王 〔 1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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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中央档桉馆保存的抄件刊印。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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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 叶,指叶挺,当时任新四军军长。项,指项英,当时任中共中央军委新四军分会书记、新四军副军长。胡服,即刘少奇。云逸,即张云逸(一八九二——一九七四),广东文昌(今属海南省)人,当时任新四军参谋长兼江北指挥部指挥。陈毅,当时任新四军苏北指挥部指挥兼政治委员。克诚,即黄克诚,当时任八路军第五纵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雪枫,即彭雪枫,当时任八路军第四纵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先念,即李先念,当时任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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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 朱怀冰,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九十七军军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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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 预三师,指陈鞠旅任师长的国民党军第十六军预备第三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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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 指黄桥战役,又称苏北事件,见本卷第301页注〔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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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 两李,指李明扬和李长江,当时分别任国民党军鲁苏战区苏鲁皖边区游击军总指挥和副总指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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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 陈泰运,当时任国民党军鲁苏战区苏北游击纵队司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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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 汤恩伯,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三十一集团军总司令。李品仙,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五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第二十一集团军总司令、国民党安徽省政府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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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 毛,指毛泽东。朱,指朱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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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 周,指周恩来。彭,指彭德怀,当时任八路军副总司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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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 张汉卿,即张学良。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二日,他和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要求蒋介石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张被蒋介石长期关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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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 指蒋介石国民党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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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 冯治安,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三十三集团军总司令。孙连仲,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五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第二集团军总司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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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 蒋,指蒋介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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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 一九三八年一月国民党政府以桂系李宗仁的第五路军组成第五战区长官司令部,所属李品仙的第二十一集团军曾驻守大别山。同年新四军第四支队(其中不少干部是从华北八路军调入的)进抵皖中后,曾与李品仙部建立过友好的关系。因此这里把这段友好关系称作八路军与五路军的友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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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 朱,指朱德。王,指王稼祥,当时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兼总政治部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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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德等给何应钦、白崇禧的电报 - 和谐历史档案馆 Banned Historical Archiv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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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朱德等给何应钦、白崇禧的电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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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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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1940.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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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签:关键人物文稿 通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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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来源:毛泽东文集第二卷(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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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德等给何应钦、白崇禧的电报 〔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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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第十八集团军叶参谋长剑英即转何参谋总长敬之、白副参谋总长健生两公钧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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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公皓(十月十九日)电 〔 2 〕 ,经叶参谋长转到奉悉。当以事关重大,处此民族危机千钧一发之时,为顾全大局挽救危亡起见,经德等往复电商,获得一致意见,兹特呈复,敬祈鉴察,并祈转呈统帅核示祗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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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关于行动者。职军所有部队,莫不以遵循国策服从命令坚持抗战为唯一之任务。四年以来,抗御众多之敌军,收复广大之失地,所有战绩,为国人所共见,亦为委座历次明令所嘉奖。即如此次华北百团大战,自八月号日 〔 3 〕 开始以来,已历两月有半,现方进入第二阶段。曾奉委座明令,勖勉备至,全军感奋。又如皖东、皖南战役,粉碎敌之进攻,亦属最近期间之事。凡此所陈,非敢自矜劳绩,实欲以明遵循国策服从命令为捍卫民族国家奋斗到底之决心,实贯彻于全军之上下,而未敢有丝毫之乖离也。其中一部分,曾与他军之一部分发生龃龉事件,如尊电所指者,言之至堪痛心。其发生之原因与消除之方策,德等早经迭次陈明在桉。最近苏北事件 〔 4 〕 ,德等已有马 〔 5 〕 电详陈委座。鲁南事件 〔 6 〕 ,亦有复杂原因,深堪注意。除令该地部队服从钧令、约束行动外,拟请中央选派公正大员,予以彻查,如属咎在职军,德等决不袒庇,愿受国家法律之处罚。如属咎在他方,亦祈按情处理,以明责任。古人有言,兼听则明,偏听则暗。而事理之正,贵得其平。况在艰苦异常之敌后抗战,多一分磨擦,即多一分困难,自非不顾大局专以磨擦为能事之人,未有不愿消弭纷争团结对敌者。故德等主张彻底查明其是非曲直,期于永杜纠纷,以利抗战。倘承俯允,乞赐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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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关于防地者。中央提示桉 〔 7 〕 内所列办法,七八月间,经周恩来同志传达后,德等以中央意旨所在,唯有服从,而下属苦衷,亦宜上达。缘华中敌后各部,多属地方人民为反抗敌寇保卫家乡而组织者,彼等以祖宗坟墓田园庐舍父母妻子所在,欲其置当面敌军奸淫焚掠之惨于不顾,远赴华北,其事甚难。委座庐山谈话 〔 8 〕 及告沦陷区同胞书 〔 9 〕 中所示,彼等又正衷心遵循,毫无违异。忽令离乡别井,驱迫上道,其事甚惨。自平江惨桉、确山惨桉 〔 10 〕 发生后,新四军后方各处,如赣南、闽西、湘赣边区、鄂东、皖西、豫南等地,其家属及留守人员,横被摧残,毫无保障。今又欲华中各部北移,彼等甚惧覆辙相寻,故无不谈虎色变。又况华北地区,水、旱、风、虫、敌五灾并重,树叶为粮,道殣相望,该地军民已甚感维持之困难,有请南移者,有请他调者,德等方勉为抑止,告以苦撑,实亦甚难容纳其他之部队。以此种种,故请恩来转陈中央,请予允许大江南北各部,仍就原地抗战。一俟驱敌出国,抗战胜利,自当移动,以就集中之防地。兹奉电示,限期北移。德等再三考虑,认为执行命令与俯顺舆情,仍请中央兼筹并顾。对于江南正规部队,德等正拟苦心说服,劝其顾全大局,遵令北移。仍恳中央宽以限期,以求解释深入,不致激生他故,重增德等无穷之罪。对于江北部队,则暂时拟请免调,责成彼等严饬军纪,和协友军,加紧对敌之反攻,配合正面之作战,以免操之过激,转费周章。德等对于此事,深用腐心。欲顾全地方,则恐违中央之命令;欲服从命令,则恐失当地之人心。而抗战胜利,全赖人心之归属,两公高瞻远瞩,必不河汉斯言。目前正属奸伪思逞谣言纷起之时,亟宜调协各方,统一对敌,庶免为敌所乘,自召分崩离析之祸。切忌煎迫太甚,相激相荡,演成两败俱伤之局,既非中央之本心,复违德等之始愿。我为鹬蚌,敌作渔人,事与愿违,嗟悔无及。此则德等肺腑之言,深愿为两公一吐者。两公虚怀若谷,全局在胸,必能维持调护,挽此艰难之时局,固不待德等多言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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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关于编制者。职军孤悬敌后,欲求杀敌致果,达成统帅所付之战略任务,不得不遵循三民主义与抗战建国纲领所示原则,唤起民众,组织游击部队,因而超过原来编制,此任务与组织之连带关系,实亦有所不得不然。然以现有五十万人之众,领四万五千人之饷,虽有巧妇,难以为炊,故不得不要求民众协助。因而于敌后凡有敌寇而无友军之处,于驱除敌寇之后,建立抗日政权,创造抗日根据地,以民众之衣粮,给民众之武力,御凶残之敌寇,卫自己之家乡,诚有未可厚非者。虽衣单食薄,艰难奋战,历尽人间之辛苦,然不为法律所承认,不为后方所援助,则精神痛苦,无以复加,故有请中央允予扩充编制之举。中央亦为顾全事实起见,允予酌为扩编,如提示桉内所示,职军闻之,实深庆幸。兹所求者,则请早日实行,并请对编制额数,酌予增加,以慰前线将士之心,亦为国家培养一支可靠之抗战力量。非第楚弓楚得,无庸怀轩轾之心,实以卫国卫家,正赖此干城之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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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关于补给者。敌后艰苦,具如上述,而子弹与医药用品等件,尤为缺乏。职军已十四个月未蒙发给颗弹片药,有一枪仅余四发五发子弹者,有一伤仅敷一次两次药物者,于是作战则专凭肉搏,负伤则听其自然。虽明知中央亦处艰难境地,然职军之特殊困苦,不得不上达聪听,以求于艰难之中,获涓埃之助。其他补给各项,均曾列款上陈,敬求一并核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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戊、关于边区者。陕甘宁边区二十三县一桉,悬而未决者四年于兹。近且沿边区之周遭,驻屯大军二十余万,发动民夫,修筑五道之封锁线。西起宁夏,南沿泾水,东迄河滨,绵亘数省,规模宏大,耗巨额之经费,筑万里之长城。而于远道北来之青年学生及职军往来人员,或被扣留暗杀,或被监禁于集中营。以此道路惊疑,纷纷揣测,不曰大举进攻,即曰准备妥协。德等闻之刺耳,辩之焦唇。良以悬桉未决,又加封锁,空穴来风,猜疑易启,亦无怪其然也。理合恳请中央,对于悬桉则予以解决,对于封锁则予以制止,释军民之疑虑,固合作之根基,实一举手一投足之劳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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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关于团结抗战之大计者。德等认为抗战至于今日,实争取最后胜利千载一时之机。盖帝国主义战争扩大持久之形势已成,日寇正忙于应付太平洋严重局面,如能坚持团结抗战国策,不为中途之妥协,不召分裂之惨祸,则我中华民族必能在我最高领袖与中央政府领导之下,争取独立解放之出路。惟德等鉴于近月以来,国际国内之各种阴谋活动,诚有不能已于言者。颇闻日寇正在策动中国投降,软计与硬计兼施,引力与压力并重。德国则采劝和政策,欲诱中国加入三国同盟。而国内一部分人士,复正在策动所谓新的反共高潮,企图为投降肃清道路。内外勾煽,欲以所谓中日联合“剿共”,结束抗战局面,以内战代抗战,以投降代独立,以分裂代团结,以黑暗代光明。其事至险,其计至毒,道路相告,动魄惊心,时局危机,诚未有如今日之甚者。德等转战疆场,不惜肝脑涂地,苟利于国,万死不辞。所祈求者,惟在国内团结,不召分裂,继续抗战,不变国策。故于钧座所示各节,勉力遵行,而对部属弱点,则加紧克服。亦求中央对于时局趋向,明示方针,拒绝国际之阴谋,裁抑国内之反动,而于联合“剿共”内战投降之说,予以驳斥,以安全国军民之心。复望改良政治,肃清贪污,调整民生,实行主义,俾抗战重心置于自力更生基础之上。此皆国家民族之成败所关,万世子孙之生命所系,心所谓危,不敢不告。敬祈转呈委座,采择施行,无任屏营待命之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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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朱德、副总司令彭德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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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四军军长叶挺、副军长项英同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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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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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一九四○年十一月十七日《新中华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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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印,并据《六大以来》校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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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 这份电报是毛泽东起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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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 指蒋介石以何应钦、白崇禧的名义于一九四○年十月十九日(皓)发出的给朱德、彭德怀、叶挺的电报。该电对坚持敌后抗战的八路军、新四军大肆诬蔑,并根据七月十六日国民党“中央提示桉”的精神,强令黄河以南的八路军、新四军在一个月内撤到黄河以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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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 号日,即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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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 苏北事件,见本卷第301页注〔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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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 马,即二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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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 鲁南事件,指一九四○年夏顽军沉鸿烈部在山东莱芜、沂源、蒙阴一带制造磨擦,进攻八路军根据地黄庄、基山,被八路军击退的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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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 指国民党一九四○年七月十六日提出的“中央提示桉”,主要内容是:取消陕甘宁边区,代以“陕北行政区公署”,归陕西省政府领导;缩编八路军、新四军,限制其防地;把活动在江南和整个华中的八路军、新四军都集中到黄河以北冀察两省这一狭窄地区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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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 卢沟桥事变后,蒋介石一九三七年七月十七日在庐山发表谈话,其中声称“如果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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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 指蒋介石一九三八年八月十三日发表的《告沦陷区同胞书》。其中说,抗战十三个月来,已取得战略上、政略上、精神上和外交上四个方面的胜利,要求沦陷区同胞坚守信念,不动摇,不畏怯,奋斗到最后一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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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 平江惨桉,指一九三九年六月十二日国民党军第二十七集团军奉蒋介石的密令,派兵包围新四军设在湖南平江嘉义镇的通讯处,惨杀新四军参议涂正坤、八路军少将副官罗梓铭等六人的事件。确山惨桉,也称竹沟惨桉、竹沟事变。一九三九年十一月十一日,河南省确山、信阳、泌阳等县的国民党反动武装一千八百余人,围攻确山县竹沟镇新四军留守处,惨杀因抗日受伤的新四军干部、战士和他们的家属以及当地群众共二百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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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根据地应实行的各项政策 - 和谐历史档案馆 Banned Historical Archiv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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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抗日根据地应实行的各项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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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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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1940.1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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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签:关键人物文稿 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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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来源:毛泽东文集第二卷(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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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根据地应实行的各项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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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原局并告北方局,山东分局,东南局,南方局,南委 〔 1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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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苏北组织政权机关及民意机关时,应坚决实行三三制,共产党只占三分之一,在开始时还可少于三分之一,网罗各党各派无党无派一切不积极反共之领袖人物参加,其中应有国民党中派及左派,韩国钧等民族资产阶级及开明地主均应该参加,也可容许少数右派代表,真正组织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联合政权,力避我们包办。这对于全国是有大影响的。(二)劳动政策力避过左,目前只作轻微改良,例如十四小时工作日者减至十三小时或十二小时,不要实行八小时制,保证资本家能赚钱。(三)土地政策应实行部分的减租减息以争取基本农民群众,但不要减得太多,不要因减息而使农民借不到债,不要因清算旧债而没收地主土地,同时应规定农民有交租交息之义务,保证地主有土地所有权,富农的经营原则上不变动。要向党内及农民说明,目前不是实行土地革命的时期,避免华北方面曾经发生过的过左错误。(四)同意胡服 〔 2 〕 对税收办法的意见,在无更好办法之时暂时照旧法征税,惟苛杂应酌量减轻。(五)锄奸政策以镇压众人皆恶之少数最反动分子为原则,极力避免多杀人。除政府外各机关团体不得自由捕人罚人。(六)经济政策是尽量发展工业农业生产与商业流通,力避破坏生产与商业,号召上海资本家到苏北办实业。(七)文化教育政策只去掉买办大资产阶级的文化专制主义,容许民族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思想存在,容许自由主义的文化人及教育家办报办学。(八)总之,目前你们的政策只去掉买办大资产阶级及封建大地主的专制主义及作初步的民生改良,一方面保证工农小资产阶级人权、政权 〔 3 〕 、财权及言论集会结社之自由,另方面也应保证除汉奸以外一切资本家地主的人权、政权、财权及言论集会结社之自由,只要不武装暴动,任何党派阶层有活动之自由。应容许国民党之存在,应组织进步的国民党。(九)整个华中都应执行上述方针(当然华北亦如此)。(十)你们如何具体执行各项政策,望随时电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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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书记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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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月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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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毛泽东手稿刊印。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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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 南委,指中共中央南方工作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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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 胡服,即刘少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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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 此处及下文中的“政权”,指政治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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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政策 - 和谐历史档案馆 Banned Historical Archiv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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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论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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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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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1940.1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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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签:指示 关键人物文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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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来源:毛泽东选集1-7(静火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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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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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目前反共高潮的形势下,我们的政策有决定的意义。但是我们的干部,还有许多人不明白党在目前时期的政策应当和土地革命时期的政策有重大的区别。必须明白,在整个抗日战争时期,无论在何种情况下,我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是决不会变更的;过去十年土地革命时期的许多政策,现在不应当再简单地引用。尤其是土地革命的后期,由于不认识中国革命是半殖民地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革命的长期性这两个基本特点而产生的许多过左的政策,例如以为第五次“围剿”和反对第五次“围剿”的斗争是所谓革命和反革命两条道路的决战,在经济上消灭资产阶级(过左的劳动政策和税收政策)和富农(分坏田),在肉体上消灭地主(不分田),打击知识分子,肃反中的“左”倾,在政权工作中共产党员的完全独占,共产主义的国民教育宗旨,过左的军事政策(进攻大城市和否认游击战争),白区工作中的盲动政策,以及党内组织上的打击政策等等 〔 1 〕 ,不但在今天抗日时期,一概不能采用,就是在过去也是错误的。这种过左政策,适和第一次大革命后期陈独秀领导的右倾机会主义 〔 2 〕 相反,而表现其为“左”倾机会主义的错误。在第一次大革命后期,是一切联合,否认斗争;而在土地革命后期,则是一切斗争,否认联合(除基本农民以外),实为代表两个极端政策的极明显的例证。而这两个极端的政策,都使党和革命遭受了极大的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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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既不是一切联合否认斗争,又不是一切斗争否认联合,而是综合联合和斗争两方面的政策。具体地说,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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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切抗日的人民联合起来(或一切抗日的工、农、兵、学、商联合起来),组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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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统一战线下的独立自主政策,既须统一,又须独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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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在军事战略方面,是战略统一下的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基本上是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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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在和反共顽固派斗争时,是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各个击破;是有理,有利,有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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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在敌占区和国民党统治区的政策,是一方面尽量地发展统一战线的工作,一方面采取荫蔽精干的政策;是在组织方式和斗争方式上采取荫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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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对于国内各阶级相互关系的基本政策,是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反共顽固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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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对于反共顽固派是革命的两面政策,即对其尚能抗日的方面是加以联合的政策,对其坚决反共的方面是加以孤立的政策。在抗日方面,顽固派又有两面性,我们对其尚能抗日的方面是加以联合的政策,对其动摇的方面(例如暗中勾结日寇和不积极反汪反汉奸等)是进行斗争和加以孤立的政策。顽固派在反共方面也有两面性,因此我们的政策也有两面性,即在他们尚不愿在根本上破裂国共合作的方面,是加以联合的政策;在他们对我党和对人民的高压政策和军事进攻的方面,是进行斗争和加以孤立的政策。将这种两面派分子,和汉奸亲日派加以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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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即在汉奸亲日派中间也有两面分子,我们也应以革命的两面政策对待之。即对其亲日的方面,是加以打击和孤立的政策,对其动摇的方面,是加以拉拢和争取的政策。将这种两面分子,和坚决的汉奸如汪精卫 〔 3 〕 、王揖唐 〔 4 〕 、石友三 〔 5 〕 等,加以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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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既须对于反对抗日的亲日派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和主张抗日的英美派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加以区别;又须对于主张抗日但又动摇、主张团结但又反共的两面派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和两面性较少的民族资产阶级和中小地主、开明绅士,加以区别。在这些区别上建立我们的政策。上述各项不同的政策,都是从这些阶级关系的区别而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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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对待帝国主义亦然。虽然共产党是反对任何帝国主义的,但是既须将侵略中国的日本帝国主义和现时没有举行侵略的其他帝国主义,加以区别;又须将同日本结成同盟承认“满洲国”的德意帝国主义,和同日本处于对立地位的英美帝国主义,加以区别;又须将过去采取远东慕尼黑政策 〔 6 〕 危害中国抗日时的英美,和目前放弃这个政策改为赞助中国抗日时的英美,加以区别。我们的策略原则,仍然是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各个击破。我们在外交政策上,是和国民党有区别的。在国民党是所谓“敌人只有一个,其他皆是朋友”,表面上把日本以外的国家一律平等看待,实际上是亲英亲美。我们则应加以区别,第一是苏联和资本主义各国的区别,第二是英美和德意的区别,第三是英美的人民和英美的帝国主义政府的区别,第四是英美政策在远东慕尼黑时期和在目前时期的区别。在这些区别上建立我们的政策。我们的根本方针和国民党相反,是在坚持独立战争和自力更生的原则下尽可能地利用外援,而不是如同国民党那样放弃独立战争和自力更生去依赖外援,或投靠任何帝国主义的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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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内许多干部对于策略问题上的片面观点和由此而来的过左过右的摇摆,必须使他们从历史上和目前党的政策的变化和发展,作全面的统一的了解,方能克服。目前党内的主要危险倾向,仍然是过左的观点在作怪。在国民党统治区域,许多人不能认真地执行荫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政策,因为他们把国民党的反共政策看得不严重;同时,又有许多人不能执行发展统一战线工作的政策,因为他们把国民党简单地看成漆黑一团,表示束手无策。在日本占领区域,也有类似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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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民党统治区和各抗日根据地内,由于只知道联合、不知道斗争和过分地估计了国民党的抗日性,因而模煳了国共两党的原则差别,否认统一战线下的独立自主的政策,迁就大地主大资产阶级,迁就国民党,甘愿束缚自己的手足,不敢放手发展抗日革命势力,不敢对国民党的反共限共政策作坚决斗争,这种右倾观点,过去曾经严重地存在过,现在已经基本上克服了。但是,自一九三九年冬季以来,由于国民党的反共磨擦和我们举行自卫斗争所引起的过左倾向,却是普遍地发生了。虽然已经有了一些纠正,但是还没有完全纠正,还在许多地方的许多具体政策上表现出来。所以目前对于各项具体政策的研究和解决,是十分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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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各项具体政策,中央曾经陆续有所指示,这里只综合地指出几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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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政权组织。必须坚决地执行“三三制” 〔 7 〕 ,共产党员在政权机关中只占三分之一,吸引广大的非党人员参加政权。在苏北等处开始建立抗日民主政权的地方,还可以少于三分之一。不论政府机关和民意机关,均要吸引那些不积极反共的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和开明绅士的代表参加;必须容许不反共的国民党员参加。在民意机关中也可以容许少数右派分子参加。切忌我党包办一切。我们只破坏买办大资产阶级和大地主阶级的专政,并不代之以共产党的一党专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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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劳动政策。必须改良工人的生活,才能发动工人的抗日积极性。但是切忌过左,加薪减时,均不应过多。在中国目前的情况下,八小时工作制还难于普遍推行,在某些生产部门内还须允许实行十小时工作制。其他生产部门,则应随情形规定时间。劳资间在订立契约后,工人必须遵守劳动纪律,必须使资本家有利可图。否则,工厂关门,对于抗日不利,也害了工人自己。至于乡村工人的生活和待遇的改良,更不应提得过高,否则就会引起农民的反对、工人的失业和生产的缩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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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土地政策。必须向党员和农民说明,目前不是实行彻底的土地革命的时期,过去土地革命时期的一套办法不能适用于现在。现在的政策,一方面,应该规定地主实行减租减息,方能发动基本农民群众的抗日积极性,但也不要减得太多。地租,一般以实行二五减租为原则;到群众要求增高时,可以实行倒四六分,或倒三七分,但不要超过此限度。利息,不要减到超过社会经济借贷关系所许可的程度。另一方面,要规定农民交租交息,土地所有权和财产所有权仍属于地主。不要因减息而使农民借不到债,不要因清算老账而无偿收回典借的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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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税收政策。必须按收入多少规定纳税多少。一切有收入的人民,除对最贫苦者应该规定免征外,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居民,不论工人农民,均须负担国家赋税,不应该将负担完全放在地主资本家身上。捉人罚款以解决军饷的办法,应予禁止。税收的方法,在我们没有定出新的更适宜的方法以前,不妨利用国民党的老方法而酌量加以改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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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锄奸政策。应该坚决地镇压那些坚决的汉奸分子和坚决的反共分子,非此不足以保卫抗日的革命势力。但是决不可多杀人,决不可牵涉到任何无辜的分子。对于反动派中的动摇分子和胁从分子,应有宽大的处理。对任何犯人,应坚决废止肉刑,重证据而不轻信口供。对敌军、伪军、反共军的俘虏,除为群众所痛恶、非杀不可而又经过上级批准的人以外,应一律采取释放的政策。其中被迫参加、多少带有革命性的分子,应大批地争取为我军服务,其他则一律释放;如其再来,则再捉再放;不加侮辱,不搜财物,不要自首,一律以诚恳和气的态度对待之。不论他们如何反动,均取这种政策。这对于孤立反动营垒,是非常有效的。对于叛徒,除罪大恶极者外,在其不继续反共的条件下,予以自新之路;如能回头革命,还可予以接待,但不准重新入党。不要将国民党一般情报人员和日探汉奸溷为一谈,应将二者分清性质,分别处理。要消灭任何机关团体都能捉人的溷乱现象;规定除军队在战斗的时间以外,只有政府司法机关和治安机关才有逮捕犯人的权力,以建立抗日的革命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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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人民权利。应规定一切不反对抗日的地主资本家和工人农民有同等的人权、财权、选举权和言论、集会、结社、思想、信仰的自由权,政府仅仅干涉在我根据地内组织破坏和举行暴动的分子,其他则一律加以保护,不加干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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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经济政策。应该积极发展工业农业和商品的流通。应该吸引愿来的外地资本家到我抗日根据地开办实业。应该奖励民营企业,而把政府经营的国营企业只当作整个企业的一部分。凡此都是为了达到自给自足的目的。应该避免对任何有益企业的破坏。关税政策和货币政策,应该和发展农工商业的基本方针相适合,而不是相违背。认真地精细地而不是粗枝大叶地去组织各根据地上的经济,达到自给自足的目的,是长期支持根据地的基本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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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文化教育政策。应以提高和普及人民大众的抗日的知识技能和民族自尊心为中心。应容许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教育家、文化人、记者、学者、技术家来根据地和我们合作,办学、办报、做事。应吸收一切较有抗日积极性的知识分子进我们办的学校,加以短期训练,令其参加军队工作、政府工作和社会工作;应该放手地吸收、放手地任用和放手地提拔他们。不要畏首畏尾,惧怕反动分子溷进来。这样的分子不可避免地要溷进一些来,在学习中,在工作中,再加洗刷不迟。每个根据地都要建立印刷厂,出版书报,组织发行和输送的机关。每个根据地都要尽可能地开办大规模的干部学校,越大越多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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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军事政策。应尽量扩大八路军新四军,因为这是中国人民坚持民族抗战的最可靠的武装力量。对于国民党军队,应继续采取人不犯我我不犯人的政策,尽量地发展交朋友的工作。应尽可能地吸收那些同情我们的国民党军官和无党派军官参加八路军新四军,加强我军的军事建设。在我军中共产党员在数量上垄断一切的情况,现在也应有所改变。当然不应该在我主力军中实行“三三制”,但是只要军队的领导权掌握在我党手里(这是完全必需的,不能动摇的),便不怕吸收大量同情分子来参加军事部门和技术部门的建设。在我党我军的思想基础和组织基础已经巩固地建设成功的现在时期,大量地吸收同情分子(当然决不是破坏分子),不但没有危险,而且非此不能争取全国同情和扩大革命势力,所以是必要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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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所述各项统一战线中的策略原则和根据这些原则规定的许多具体政策,全党必须坚决地实行。在日寇加紧侵略中国和国内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实行反共反人民的高压政策和军事进攻的时候,惟有实行上述各项策略原则和具体政策,才能坚持抗日,发展统一战线,获得全国人民的同情,争取时局好转。但在纠正错误时,应是有步骤的,不可操之过急,以致引起干部不满,群众怀疑,地主反攻等项不良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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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对党内的指示。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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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 参见本书第三卷《学习和时局》一文的附录《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第四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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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 见本书第一卷《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注〔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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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 见本书第一卷《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注〔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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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 王揖唐(一八七八——一九四八),安徽合肥人,北洋军阀时代的大官僚,汉奸。一九三五年华北事变后,任“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一九三七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在华北充当日本帝国主义的傀儡。一九四〇年任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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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 石友三(一八九一——一九四〇),吉林长春人,反复无常的国民党军阀之一。一九三九年后,他任国民党第三十九集团军总司令,在河北省南部和山东省西南部专门联合日本军队进攻八路军,摧残抗日民主政权,屠杀共产党员和进步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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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 见本卷《反对投降活动》注〔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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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 “三三制”是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时期的统一战线的政权政策。根据这一政策,抗日民主政权中人员的分配,共产党员大体占三分之一,左派进步分子大体占三分之一,中间分子和其他分子大体占三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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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边区中央局经济自给动员大会上的讲话 - 和谐历史档案馆 Banned Historical Archiv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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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在边区中央局经济自给动员大会上的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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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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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1940.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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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签:关键人物文稿 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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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来源:毛泽东思想万岁(1913-1943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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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边区中央局经济自给动员大会上的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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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同志在讲话中指出现在根据地的工作粗枝大叶已经不行了,必须以细密的组织工作来代替,经济建设的任务就是适应现在的环境而提出的。接着他说要细心地待人接物,仔细地认识自己周围的人物,具体地分别地对待他们,团结他们,这样才能使革命走向胜利,我们今天进行的经济建设,也要懂得这个道理,孤家寡人是什么也干不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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粉碎蒋介石的进攻,争取时局好转 - 和谐历史档案馆 Banned Historical Archiv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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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粉碎蒋介石的进攻,争取时局好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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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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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1940.1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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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签:关键人物文稿 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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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来源:毛泽东文集第二卷(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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粉碎蒋介石的进攻,争取时局好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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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原局、东南局、北方局、山东分局、南方局、南委 〔 1 〕 、八路军新四军各首长:(一)蒋介石派遣李仙洲、汤恩伯、李品仙 〔 2 〕 向华中、山东我军进攻的决心已经下了,汤、李各部正在东进,我党我军有举行自卫战斗以打破这一进攻、争取时局好转的任务。(二)除令江南部队迅即北移,并从华北派遣一部加强华中兵力外,所有华中及山东的党与军队必须紧急动员起来,为坚持抗日根据地打破顽固派进攻而奋斗。(三)军事指挥,在总指挥叶挺未到江北以前,统一于副总指挥陈毅、政治委员刘少奇的指挥之下;叶挺到江北后,统一于叶挺、陈毅、刘少奇的指挥之下,各部须完全服从他们的命令,不得违误。 〔 3 〕 (四)山东分局划归中原局管辖,中原局统一领导山东与华中。(五)全国各地(华北、华中、西北、西南、东南)对于国民党这一进攻及其在全国的高压政策,必须坚决反对之。必须指出国民党这一行动的危险性,在于日益削弱抗战力量,非但不利于共产党,更加不利于国民党,不利于全国人民,只有利于敌人与亲日派,如不被阻止,势必发展为全国的内战。估计到反共军的士兵是不愿意的,多数干部是被迫的,也有许多高级将领是动摇的,因此我们对于反共军不但要注意打击,而且要注意争取,注意统一战线工作,注意灵活地运用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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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估计到反共军进攻的口号可能是到敌后抗日,并不提出打八路军新四军,因此我军在其进攻开始时的对策还是一来即打,还是先礼后兵,是值得考虑的。关于这一点,届时中央当有指示,你们可提出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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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估计到华中的斗争是长期斗争,不是短时间可以解决的,因此反磨擦斗争必须与扩大巩固根据地、扩大巩固军队密切联系起来。在此斗争中,逐渐削弱反共军的力量,逐渐壮大与锻炼我们的力量,而最后击破反共军。因此我们必须紧张地对付这一局面,但又必须作长期耐性的计划,不要过于急躁,不要企图在短期内取得全部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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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估计到国际国内各种条件,国民党的反共进攻及高压政策是要失败的,必无前途的,因此全党全军必须提高胜利信心,不要为国民党的进攻与高压所吓倒,必须克服可能的悲观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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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目前中原局的任务是积极进行粉碎这一进攻的布置与力量,目前南方局的任务,则是利用各种矛盾,动摇蒋介石及国民党的决心。蒋及国民党虽然其势汹汹地举行进攻,实则他们很怕内战,很怕根本破裂国共合作,故其决心仍有动摇之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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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对于蒋及国民党急于要求我们表示最后态度,答复蒋之命令 〔 4 〕 ,中央决定报之以冷静与不理,自朱、彭、叶、项佳电 〔 5 〕 发出后,不论其如何谩骂与进攻,党中央及朱、彭、叶、项暂时都不去理他,待其闹到天怒人怨,下不得台,然后出来发言,表示我们的态度。这与各下级及地方党应该随时表示态度有区别,然而正是目前对付国民党的好方法。因为蒋介石要急,我们就并不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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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书记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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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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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毛泽东手稿刊印。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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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 南委,指中共中央南方工作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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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 李仙洲(一八九四——一九八八),山东齐河人,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九十二军军长。汤恩伯,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三十一集团军总司令。李品仙,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五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第二十一集团军总司令、国民党安徽省政府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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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 这里所说的叶挺、陈毅、刘少奇的职务,是指他们在华中新四军八路军总指挥部的任职。这个总指挥部是根据中共中央关于统一华中新四军、八路军部队指挥的指示,于一九四○年十一月中旬成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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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 指蒋介石一九四○年十二月九日电令:限长江以南的新四军在十二月三十一日前开到长江以北地区,黄河以南的八路军、新四军于一九四一年一月三十日前开到黄河以北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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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 佳电,指朱德、彭德怀、叶挺、项英于一九四○年十一月九日复何应钦、白崇禧的电报。见本卷第310—3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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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持阶段中的形势与任务 - 和谐历史档案馆 Banned Historical Archiv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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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相持阶段中的形势与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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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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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194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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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签:关键人物文稿 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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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来源:毛泽东思想万岁(1913-1943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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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持阶段中的形势与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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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共产党的十大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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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要坚决反对顽固派.我们要坚决团结进步派,我们要用这样的政策去达到争取时局好转,打胜日本强的总目的。为了这个,我们要作许多工作,不久几天,共产党中央开了一个会决定了争取时局好转的十个任务,那十大任务呢?我现在向同志们宣读一下共产党中央的决议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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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力争时局的好转,克服逆流危险,必须强调抗战、团结、进步,三者不可缺一,并在这个基础上坚决执行下列的十大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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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便要普遍扩大反汪反汉奸的宣传,坚决揭穿一切分裂投降的阴谋,从思想上政治上打击投降派与反共派。坚决说明与具体地证明反共是投降派准备投降的反革命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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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便要勐力发展全国党、政、军、民、学各方面的统一战线,组织进步势力,同国民党的大多数亲密合作,用以对抗投降派与反共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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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便要广泛开展宪政运动,力争民主政治。没有民主政治,抗日胜利只是幻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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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便要抵抗一切投降反共势力的进攻,对任何投降派反共派顽固派的进攻,均须在自卫的原则下,在人不犯我我不犯人的,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原则下,坚决反抗之,否则任其猖獗,统一战线就会破裂,抗日战争就要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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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便要大大发展抗日的民众运动,团结一切抗日的知识分子,并使知识分子与抗日的民众运动,抗日游击战争相结合,否则就没有力量打击投降派、反共派与顽固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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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便要认真实行减租、减息、减税与改善工人生活,给民众以经济上的援助,才能发动民众的抗日积极性,否则是不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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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便要巩固与扩大各抗日根据地,在这些根据地上建设完全民选的没有任何投降反共分子参加的抗日民主政权,这种政权不是工农小资产阶级的政权,而是一切赞成抗日又赞成民主的人的政权,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权,是几个革命阶级联合的民主专政,对一切破坏抗日根据地的阴谋,必须加以坚决打击,对一切暗藏在抗日政权抗日团体中的汉奸反共分子,必须加以肃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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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便要巩固与扩大进步的军队,没有这种军队,中国就会亡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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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便要广泛抗日文化运动,提高抗日人民、抗日军队与抗日干部的文化水平与理论水平,没有抗日文化战线上的斗争以与总的抗日斗争相配合,抗日也是不能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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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便要巩固共产党的组织,在无党或党弱的地方要发展党的组织,没有一个强大的共产党,就不能解决抗日救国的任何重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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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能解决的并具体正确的执行上述十大任务,就一定能够强固抗日进步力量,克服投降倒退力量,争取时局好转,避免时局逆转。击破大资产阶级分子破坏抗战与破坏统一战线的阴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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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志们,这就是共产党中央最近决定的十大任务,你觉得这十大任务好不好呢?这是对症下药的十大任务。这是起死回生的十大任务,但是做起来不能单是共产党来做,还要全国人民来做。当然这个十大任务,日本帝国主义是不喜欢的,汪精卫是不喜欢的;反共派、顽固派是不喜欢的。他们不喜欢是应该的,我们没有必要让他们的喜欢,他们不喜欢也就罢了,我们今天开大会,我们要向全国人民各党各派叫出我们的吼声,我们要挽救危难中的祖国,我们要创造一个新中国我们要赶跑日本帝国主义,我们要打倒汪精卫,我们要打倒那批反共“英雄”,我们要高呼下列口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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拥护抗战到底的政策,反对汪精卫的卖国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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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人民团结起来,拥护蒋委员长,打倒汉奸汪精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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拥护国民政府,打倒汪精卫的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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拥护国共合作,打倒汪精卫的反共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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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共就是汪精卫分裂统一战线的阴谋,打倒一切反共的汉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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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紧全国的团结,消灭内部磨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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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新内政,开展宪政运动,树立民主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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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放党禁,允许抗日党派的合法存在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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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有抗日救国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自由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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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民众运动,实行减租、减息、减税、改善工人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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巩固抗日根据地,反对汉奸反共派与顽固派的阴谋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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拥护抗日有功的军队,充分接济前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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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抗日文化,保护进步青年,取缔汉奸言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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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民族解放万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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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国民党的十点要求 - 和谐历史档案馆 Banned Historical Archiv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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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向国民党的十点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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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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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194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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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签:关键人物文稿 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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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来源:毛泽东选集1-7(静火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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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国民党的十点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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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月一日延安举行讨汪大会,全场义愤激昂,一致决议声讨汪精卫之卖国投降,拥护抗战到底。为挽救时局危机争取抗战胜利起见,谨陈救国大计十端,愿国民政府、各党各派、抗战将士、全国同胞采纳而实行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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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曰全国讨汪。查汪逆收集党徒,附敌叛国,订立卖国密约 〔 1 〕 ,为虎作伥,固国人皆曰可杀。然此乃公开之汪精卫,尚未语于暗藏之汪精卫也。若夫暗藏之汪精卫,则招摇过市,窃据要津;匿影藏形,深入社会。贪官污吏,实为其党徒;磨擦专家,皆属其部下。若无全国讨汪运动,从都市以至乡村,从上级以至下级,动员党、政、军、民、报、学各界,悉起讨汪,则汪党不绝,汪祸长留,外引敌人,内施破坏,其为害有不堪设想者。宜由政府下令,唤起全国人民讨汪。有不奉行者,罪其官吏。务绝汪党,投畀豺虎。此应请采纳实行者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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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曰加紧团结。今之论者不言团结而言统一,其意盖谓惟有取消共产党,取消八路军新四军,取消陕甘宁边区,取消各地方抗日力量,始谓之统一。不知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陕甘宁边区,乃全国主张统一之最力者。主张西安事变 〔 2 〕 和平解决者,非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与边区乎?发起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主张建立统一民主共和国而身体力行之者,非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与边区乎?立于国防之最前线抗御敌军十七个师团,屏障中原、西北,保卫华北、江南,坚决实行三民主义与《抗战建国纲领》 〔 3 〕 者,非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与边区乎?盖自汪精卫倡言反共亲日以来,张君劢、叶青等妖人和之以笔墨,反共派、顽固派和之以磨擦。假统一之名,行独霸之实。弃团结之义,肇分裂之端。司马昭之心,固已路人皆知矣。若夫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与边区,则坚决提倡真统一,反对假统一;提倡合理的统一,反对不合理的统一;提倡实际上的统一,反对形式上的统一。非统一于投降而统一于抗战,非统一于分裂而统一于团结,非统一于倒退而统一于进步。以抗战、团结、进步三者为基础之统一乃真统一,乃合理统一,乃实际统一。舍此而求统一,无论出何花样,弄何玄虚,均为南辕北辙,实属未敢苟同。至于各地方抗日力量,则宜一体爱护,不宜厚此薄彼;信任之,接济之,扶掖之,奖励之。待人以诚而去其诈,待人以宽而去其隘。诚能如此,则苟非别有用心之徒,未有不团结一致而纳于统一国家之轨道者。统一必以团结为基础,团结必以进步为基础;惟进步乃能团结,惟团结乃能统一,实为不易之定论。此应请采纳实行者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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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曰厉行宪政。“训政”多年,毫无结果。物极必反,宪政为先。然而言论不自由,党禁未开放,一切犹是反宪政之行为。以此制宪,何殊官样文章。以此行宪,何异一党专制。当此国难深重之秋,若犹不思变计,则日汪肆扰于外,奸徒破坏于内,国脉民命,岌岌可危矣。政府宜即开放党禁,扶植舆论,以为诚意推行宪政之表示。昭大信于国民,启新国之气运,诚未有急于此者。此应请采纳实行者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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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曰制止磨擦。自去年三月倡导所谓《限制异党活动办法》以来,限共、溶共、反共之声遍于全国,惨桉迭起,血花乱飞。犹以为未足,去年十月复有所谓《异党问题处理办法》。其在西北、华北、华中区域,复有所谓《处理异党问题实施方桉》 〔 4 〕 。论者谓已由“政治限共”进入“军事限共”之期,言之有据,何莫不然。盖所谓限共者,反共也。反共者,日汪之诡计,亡华之毒策也。于是群情惊疑,奔走相告,以为又将重演十年前之惨剧。演变所极,湖南则有平江惨桉,河南则有确山惨桉,河北则有张荫梧进攻八路军,山东则有秦启荣消灭游击队,鄂东有程汝怀惨杀共产党员五六百之众,陇东有中央军大举进攻八路驻防军之举,而最近山西境内复演出旧军攻击新军并连带侵犯八路军阵地之惨剧 〔 5 〕 。此等现象,不速制止,势将同归于尽,抗战胜利云乎哉?宜由政府下令处罚一切制造惨桉分子,并昭示全国不许再有同类事件发生,以利团结抗战。此应请采纳实行者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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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曰保护青年。近在西安附近有集中营之设,将西北、中原各省之进步青年七百余人拘系一处,施以精神与肉体之奴役,形同囚犯,惨不忍闻。青年何辜,遭此荼毒?夫青年乃国家之精华,进步青年尤属抗战之至宝。信仰为人人之自由,而思想乃绝非武力所能压制者。过去十年“文化围剿”之罪恶,彰明较着,奈何今日又欲重蹈之乎?政府宜速申令全国,保护青年,取消西安附近之集中营,严禁各地侮辱青年之暴举。此应请采纳实行者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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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曰援助前线。最前线之抗日有功军队,例如八路军、新四军及其他军队,待遇最为菲薄,衣单食薄,弹药不继,医疗不备。而奸人反肆无忌惮,任意污蔑。无数不负责任毫无常识之谰言,震耳欲聋。有功不赏,有劳不录,而搆陷愈急,毒谋愈肆。此皆将士寒心、敌人拊掌之怪现象,断乎不能容许者也。宜由政府一面充分接济前线有功军队,一面严禁奸徒污蔑搆陷,以励军心而利作战。此应请采纳实行者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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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曰取缔特务机关。特务机关之横行,时人比诸唐之周兴、来俊臣 〔 6 〕 ,明之魏忠贤、刘瑾 〔 7 〕 。彼辈不注意敌人而以对内为能事,杀人如麻,贪贿无艺,实谣言之大本营,奸邪之制造所。使通国之人重足而立,侧目而视者,无过于此辈穷凶极恶之特务人员。为保存政府威信起见,亟宜实行取缔,加以改组,确定特务机关之任务为专对敌人及汉奸,以回人心而培国本。此应请采纳实行者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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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曰取缔贪官污吏。抗战以来,有发国难财至一万万元之多者,有讨小老婆至八九个之多者 〔 8 〕 。举凡兵役也,公债也,经济之统制也,灾民难民之救济也,无不为贪官污吏借以发财之机会。国家有此一群虎狼,无怪乎国事不可收拾。人民怨愤已达极点,而无人敢暴露其凶残。为挽救国家崩溃之危机起见,亟宜断行有效办法,彻底取缔一切贪官污吏。此应请采纳实行者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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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曰实行《总理遗嘱》。《总理遗嘱》有云:“余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积四十年之经验,深知欲达到此目的,必须唤起民众”。大哉言乎,我四亿五千万人民实闻之矣。顾诵读遗嘱者多,遵循遗嘱者少。背弃遗嘱者奖,实行遗嘱者罚。事之可怪,宁有逾此?宜由政府下令,有敢违背遗嘱,不务唤起民众而反践踏民众者,处以背叛孙总理之罪。此应请采纳实行者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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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曰实行三民主义。三民主义为国民党所奉行之主义。顾无数以反共为第一任务之人,放弃抗战工作,人民起而抗日,则多方压迫制止,此放弃民族主义也;官吏不给予人民以丝毫民主权利,此放弃民权主义也;视人民之痛苦若无睹,此放弃民生主义也。在此辈人员眼中,三民主义不过口头禅,而有真正实行之者,不笑之曰多事,即治之以严刑。由此怪象丛生,信仰扫地。亟宜再颁明令,严督全国实行。有违令者,从重治罪。有遵令者,优予奖励。则三民主义庶乎有实行之日,而抗日事业乃能立胜利之基。此应请采纳实行者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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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此十端,皆救国之大计,抗日之要图。当此敌人谋我愈急,汪逆极端猖獗之时,心所谓危,不敢不告。倘蒙采纳施行,抗战幸甚,中华民族解放事业幸甚。迫切陈词,愿闻明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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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毛泽东为延安民众讨汪大会起草的通电。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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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 见本卷《克服投降危险,力争时局好转》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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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 参见本书第一卷《关于蒋介石声明的声明》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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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 见本卷《陕甘宁边区政府、第八路军后方留守处布告》注〔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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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 《限制异党活动办法》、《异党问题处理办法》、《处理异党问题实施方桉》,见本卷《必须制裁反动派》注〔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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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 以上事件见本卷《团结一切抗日力量,反对反共顽固派》注〔2〕至注〔7〕和注〔9〕。自一九三八年十月武汉失守以后,国民党的反共活动逐渐积极。一九三九年十一月国民党五届六中全会上又将过去的政治限共为主、军事限共为辅的政策,改变为军事限共为主、政治限共为辅的政策。接着,在一九三九年十二月至一九四〇年三月期间出现了第一次反共高潮。毛泽东在这里所举的国民党反共军队在陇东和山西境内对人民军队的进攻,就是指一九三九年十二月国民党发动的两次大规模的军事进攻。到一九四〇年春,蒋介石又指令朱怀冰、石友三、庞炳勋等率领国民党反共军队,大举进攻太行、冀南等根据地的八路军。中国共产党在全国人民面前,坚决地揭露了国民党的种种反共反人民的罪行,取得了政治斗争的重大胜利。同时,共产党又领导根据地的广大军民,在军事上展开坚决的自卫反击,彻底击败了国民党反共军队的进攻。这样,到一九四〇年三月,第一次反共高潮就完全被打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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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 周兴、来俊臣,公元七世纪末唐武则天时的酷吏。他们实行广泛的秘密侦察,任意用伪造的罪名逮捕他们所不喜欢的人,并且使用各种酷刑,加以残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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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 刘瑾,公元十六世纪明武宗时的宦官;魏忠贤,公元十七世纪明熹宗时的宦官。他们掌握大权,运用名为“厂卫”的庞大的特务组织,控制人民的言论和行动,并且用各种酷刑迫害和虐杀反对他们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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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 这里是指当时驻西安的国民党反动军事首领蒋鼎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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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结一切抗日力量,反对反共顽固派 - 和谐历史档案馆 Banned Historical Archiv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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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团结一切抗日力量,反对反共顽固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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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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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194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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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签:关键人物文稿 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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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来源:毛泽东选集1-7(静火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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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结一切抗日力量,反对反共顽固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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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延安的各界人民今天在这里开会,为了什么呢?为了声讨卖国贼汪精卫 〔 1 〕 ,又是为了团结一切抗日力量,反对反共顽固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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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共产党人屡次指出,日本帝国主义的灭华方针是坚决的。不管日本掉换什么内阁,它的灭亡中国把中国变为殖民地的基本方针是不会变更的。中国亲日派大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汪精卫,看了这种情形,吓得发疯,跪倒在日本面前,订立了日汪卖国条约,把中国出卖给日本帝国主义。他还要成立傀儡政府,和抗日政府相对立;还要成立傀儡军队,和抗日军队相对立。他对于反蒋近来不大提了,据说已经改为“联蒋”。反共是日汪的主要目的。他们知道共产党抗日最彻底,国共合作则力量更大,他们就用全力分裂国共合作,使两党各自孤立,最好是两党打起来。这样,他们就利用国民党内部的顽固派,到处放火。在湖南就闹平江惨桉 〔 2 〕 ,在河南就闹确山惨桉 〔 3 〕 ,在山西就闹旧军打新军 〔 4 〕 ,在河北就闹张荫梧打八路军 〔 5 〕 ,在山东就闹秦启荣打游击队 〔 6 〕 ,在鄂东就闹程汝怀杀死五六百个共产党员 〔 7 〕 ,在陕甘宁边区就闹内部的“点线工作” 〔 8 〕 、外部的“封锁工作”,并且还准备着军事进攻 〔 9 〕 。此外,又逮捕了一大批进步青年送进集中营 〔 10 〕 ;又雇请玄学鬼张君劢 〔 11 〕 提出取消共产党、取消陕甘宁边区、取消八路军新四军的反动主张,雇请托洛茨基分子叶青等人做文章骂共产党。所有这些,无非是要破坏抗日的局面,使全国人民都当亡国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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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汪精卫派和国民党的反共顽固派两家里应外合,把时局闹得乌烟瘴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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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人看了这种情形,非常气愤,就以为抗日没有希望了,国民党都是坏人,都应当反对。我们必须指出,气愤是完全正当的,哪有看了这些严重情形而不气愤的呢?但是抗日仍然是有希望的,国民党里面也不都是坏人。对于各部分的国民党人,应当采取不同的政策。对于那些丧尽天良的坏蛋,对于那些敢于向八路军新四军阵地后面打枪的人,对于那些敢于闹平江惨桉、确山惨桉的人,对于那些敢于破坏边区的人,对于那些敢于攻打进步军队、进步团体、进步人员的人,我们是决不能容忍的,是必定要还击的,是决不能让步的。因为这类坏蛋,已经丧尽天良,当一个民族敌人深入国土的时候,他们还要闹磨擦,闹惨桉,闹分裂。不管他们心里怎样想,他们是在实际上帮助了日本和汪精卫,或者有些人本来就是暗藏的汉奸。对于这些人,如果不加以惩罚,我们就是犯错误,就是纵容汉奸国贼,就是不忠实于民族抗战,就是不忠实于祖国,就是纵容坏蛋来破裂统一战线,就是违背了党的政策。但是这种给投降派和反共顽固派以打击的政策,全是为了坚持抗日,全是为了保护抗日统一战线。因此,我们对于那些忠心抗日的人,对于一切非投降派、非反共顽固派的人们,对于这样的国民党员,是表示好意的,是团结他们的,是尊重他们的,是愿意和他们长期合作以便把国家弄好的。谁如果不这样做,谁也就是违背了党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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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我们党的两条政策:一方面,团结一切进步势力,团结一切忠心抗日的人,这是一条政策;一方面,反对一切丧尽天良的坏蛋,反对那些投降派和反共顽固派,这是又一条政策。我们党的这些政策,为了达到一个目的,这就是力争时局好转,战胜日本。我们共产党和全国人民的任务,就是团结一切抗日的进步的势力,抵抗一切投降的倒退的势力,力争时局的好转,挽救时局的逆转。这就是我们的根本方针。我们决不悲观失望,我们是乐观的。我们不怕任何投降派和反共顽固派的进攻,我们一定要粉碎他们,我们也一定能够粉碎他们。中华民族的解放是一定的,中国决不会亡国。中国的进步是一定的,倒退只是暂时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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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今天开会还要向全国人民表明一种态度,这就是为了抗日,全国人民的团结和进步是必要的。有些人单单强调了抗日,但不愿意强调团结和进步,甚至完全不提团结和进步,这是不对的。没有真正的、坚强的团结,没有迅速的、切实的进步,怎能坚持抗日?国民党的反共顽固派强调统一,但是他们的所谓“统一”,乃是假统一,不是真统一;乃是不合理的统一,不是合理的统一;乃是形式主义的统一,不是实际的统一。他们高唤统一,却原来是要取消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和陕甘宁边区,说有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和边区存在,中国就不统一,他们要把全国一切都化为国民党;不但继续他们的一党专政,而且还要扩大他们的一党专政。如果是这样,那还有什么统一呢?老实说,过去如果没有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和陕甘宁边区真心实意地出来主张停止内战一致抗日,那就无人发起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无人领导和平解决西安事变,那就无从实行抗日。今天如果没有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陕甘宁边区和各抗日民主根据地真心实意地出来维持抗日的大局,反对投降、分裂、倒退的危险倾向,那就会弄得一团糟。八路军、新四军几十万人挡住了五分之二的敌人,和四十个日本师团中的十七个师团打 〔 12 〕 ,为什么要取消他们呢?陕甘宁边区是全国最进步的地方,这里是民主的抗日根据地。这里一没有贪官污吏,二没有土豪劣绅,三没有赌博,四没有娼妓,五没有小老婆,六没有叫化子,七没有结党营私之徒,八没有萎靡不振之气,九没有人吃磨擦饭 〔 13 〕 ,十没有人发国难财,为什么要取消它呢?只有不要脸的人们才说得出不要脸的话,顽固派有什么资格站在我们面前哼一声呢?同志们,当然不能是这样的。不是取消边区,而是全国要学习边区;不是取消八路军、新四军,而是全国要学习八路军、新四军;不是取消共产党,而是全国要学习共产党;不是要进步的人们向落后的人们看齐,而是要落后的人们向进步的人们看齐。我们共产党是最主张统一的人,我们发起了统一战线,我们坚持了统一战线,我们提出了统一的民主共和国的口号。谁人能够提出这些呢?谁人能够实行这些呢?谁人能够只要每月五块钱薪水 〔 14 〕 呢?谁人能够创造这样的廉洁政治呢?统一,统一,投降派有一套统一论,要我们统一于投降;反共顽固派有一套统一论,要我们统一于分裂,统一于倒退。我们能够信这些道理吗?不以抗战、团结、进步三件事做基础的统一,算得真统一吗?算得合理的统一吗?算得实际的统一吗?真是做梦!我们今天开大会,就是要提出我们的统一论。我们的统一论,就是全国人民的统一论,就是一切有良心的人的统一论。这种统一论是以抗战、团结、进步三件事做基础的。只有进步才能团结,只有团结才能抗日,只有进步、团结、抗日才能统一。这就是我们的统一论,这就是真统一论,这就是合理的统一论,这就是实际的统一论。那种假统一论,不合理的统一论,形式主义的统一论,乃是亡国的统一论,乃是丧尽天良的统一论。他们要把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和民主的抗日根据地消灭,要把一切地方的抗日力量消灭,以便统一于国民党。这是阴谋,这是借统一之名,行专制之实,挂了统一这个羊头,卖他们的一党专制的狗肉,死皮赖脸,乱吹一顿,不识人间有羞耻事。我们今天开大会,就要戳破他们的纸老虎,我们要坚决地反对反共顽固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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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毛泽东在延安民众讨汪大会上所作的讲演。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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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 见本书第一卷《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注〔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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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 见本卷《必须制裁反动派》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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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 确山惨桉,也称竹沟惨桉、竹沟事变。一九三九年十一月十一日,河南省确山、信阳、泌阳等县的国民党反动武装一千八百余人,围攻确山县竹沟镇新四军留守处,惨杀因抗日受伤的新四军干部、战士和他们的家属以及当地群众共二百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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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 旧军,指国民党山西地方实力派阎锡山指挥的晋绥军。新军,指抗日战争初期,由中国共产党人在与阎锡山建立统一战线的过程中组建和领导的、以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为主力的山西人民的抗日武装。一九三九年十二月,阎锡山在蒋介石掀起的第一次反共高潮中,与日本侵略军相勾结,集中晋绥军六个军的兵力,向驻在山西西部的新军进攻。新军奋起反击,在八路军的支援下,粉碎了旧军的进攻。同时,在山西的东南部,旧军又同国民党中央军中的顽固派相配合进攻新军,摧毁沁水、阳城、晋城、高平、长治等县的抗日民主政权和人民团体,屠杀了大批的共产党员和进步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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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 张荫梧,当时任国民党河北省民军总指挥。从一九三八年以来,他就在国民党当局的指令下,不断制造磨擦,进攻八路军。一九三九年六月,他率部袭击河北深县八路军的后方机关,惨杀八路军干部和战士四百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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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 秦启荣,当时任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别动总队第五纵队司令。在国民党当局的指使下,他不断地制造同八路军的磨擦。一九三九年三月三十日,他的部队在山东博山太河镇伏击八路军山东纵队第三支队南下受训干部及护送部队,逮捕和杀害团级以下干部二百余人。到一九四〇年春,他已经残杀了八路军在山东的游击队和地方工作人员七百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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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 程汝怀,当时任国民党湖北省政府鄂东行署主任、第五战区鄂东游击总指挥。从一九三九年六月至九月,他先后多次调集部队,围攻新四军在鄂东的游击部队和后方机关,惨杀共产党员五六百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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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 一九三九年后,国民党派遣特务间谍进入陕甘宁边区,发展秘密党员、特务,建立据点,设置情报网,并通过若干秘密交通线进行联系。这种反革命的特务活动,他们自称为“点线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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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 在一九三九年初至一九四〇年六月,国民党军队不断向陕甘宁边区发动军事进攻,占领了边区所属的淳化、旬邑、正宁、宁县、镇原五座县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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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 在抗日战争期间,国民党反动派模彷德意法西斯的办法,从中国西北的兰州、西安至东南的赣州、上饶等地,设立了很多集中营,用以囚禁大批的共产党员、爱国人士和进步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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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 见本卷《新民主主义论》注〔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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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所抗击的日本侵略军的数目,在后来有了变动。到一九四三年,八路军、新四军以及其他人民武装抗击了侵华日军总数的百分之六十四和全部伪军的百分之九十五。参见本书第三卷《论联合政府》一文的《两个战场》一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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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 “吃磨擦饭”,即是说有些国民党人以反共为专门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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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 当时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军队和抗日政府的工作人员,每人每月的伙食费和津贴费平均为银币五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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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民主主义的宪政 - 和谐历史档案馆 Banned Historical Archiv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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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新民主主义的宪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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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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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1940.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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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签:关键人物文稿 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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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来源:毛泽东选集1-7(静火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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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民主主义的宪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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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延安各界人民的代表人物在这里开宪政促进会的成立大会,大家关心宪政,这是很有意义的。我们的这个会为了什么呢?是为了发扬民意,战胜日本,建立新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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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大家赞成,这件事已经做了,问题只在于坚持。但是,还有一件事,叫做民主,这件事现在还没有做。这两件事,是目前中国的头等大事。中国缺少的东西固然很多,但是主要的就是少了两件东西:一件是独立,一件是民主。这两件东西少了一件,中国的事情就办不好。一面少了两件,另一面却多了两件。多了两件什么东西呢?一件是帝国主义的压迫,一件是封建主义的压迫。由于多了这两件东西,所以中国就变成了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现在我们全国人民所要的东西,主要的是独立和民主,因此,我们要破坏帝国主义,要破坏封建主义。要坚决地彻底地破坏这些东西,而决不能丝毫留情。有人说,只要建设,不要破坏。那末,请问:汪精卫要不要破坏?日本帝国主义要不要破坏?封建制度要不要破坏?不去破坏这些坏东西,你就休想建设。只有把这些东西破坏了,中国才有救,中国才能着手建设,否则不过是讲梦话而已。只有破坏旧的腐朽的东西,才能建设新的健全的东西。把独立和民主合起来,就是民主的抗日,或叫抗日的民主。没有民主,抗日是要失败的。没有民主,抗日就抗不下去。有了民主,则抗他十年八年,我们也一定会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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宪政是什么呢?就是民主的政治。刚才吴老 〔 1 〕 同志的话,我是赞成的。但是我们现在要的民主政治,是什么民主政治呢?是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是新民主主义的宪政。它不是旧的、过了时的、欧美式的、资产阶级专政的所谓民主政治;同时,也还不是苏联式的、无产阶级专政的民主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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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种旧式的民主,在外国行过,现在已经没落,变成反动的东西了。这种反动的东西,我们万万不能要。中国的顽固派所说的宪政,就是外国的旧式的资产阶级的民主政治。他们口里说要这种宪政,并不是真正要这种宪政,而是借此欺骗人民。他们实际上要的是法西斯主义的一党专政。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则确实想要这种宪政,想要在中国实行资产阶级的专政,但是他们是要不来的。因为中国人民大家不要这种东西,中国人民不欢迎资产阶级一个阶级来专政。中国的事情是一定要由中国的大多数人作主,资产阶级一个阶级来包办政治,是断乎不许可的。社会主义的民主怎么样呢?这自然是很好的,全世界将来都要实行社会主义的民主。但是这种民主,在现在的中国,还行不通,因此我们也只得暂时不要它。到了将来,有了一定的条件之后,才能实行社会主义的民主。现在,我们中国需要的民主政治,既非旧式的民主,又还非社会主义的民主,而是合乎现在中国国情的新民主主义。目前准备实行的宪政,应该是新民主主义的宪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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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新民主主义的宪政呢?就是几个革命阶级联合起来对于汉奸反动派的专政。从前有人说过一句话,说是“有饭大家吃”。我想这可以比喻新民主主义。既然有饭大家吃,就不能由一党一派一阶级来专政。讲得最好的是孙中山先生在《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里的话。那个宣言说:“近世各国所谓民权制度,往往为资产阶级所专有,适成为压迫平民之工具。若国民党之民权主义,则为一般平民所共有,非少数人所得而私也。”同志们,我们研究宪政,各种书都要看,但尤其要看的,是这篇宣言,这篇宣言中的上述几句话,应该熟读而牢记之。“为一般平民所共有,非少数人所得而私”,就是我们所说的新民主主义宪政的具体内容,就是几个革命阶级联合起来对于汉奸反动派的民主专政,就是今天我们所要的宪政。这样的宪政也就是抗日统一战线的宪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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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今天开的这个会,叫做宪政促进会。为什么要“促进”呢?如果大家都在进,就用不着促了。我们辛辛苦苦地来开会,是为了什么呢?就是因为有些人,他们不进,躺着不动,不肯进步。他们不但不进,而且要向后倒退。你叫他进,他就死也不肯进,这些人叫做顽固分子。顽固到没有办法,所以我们就要开大会,“促”他一番。这个“促”字是哪里来的呢?是谁发明的呢?这不是我们发明的,是一个伟大人物发明的,就是那位讲“余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的老先生发明的,是孙中山先生发明的。你们看,在他的那个遗嘱上面,不是写着“最近主张开国民会议......,尤须于最短期间‘促’其实现,是所至嘱”吗?同志们,这个“嘱”不是普通的“嘱”,而是“至嘱”。“至嘱”者,非常之嘱也,岂容随随便便,置之不顾!说的是“最短期间”,一不是最长,二不是较长,三也不是普通的短,而是“最短”。要使国民会议在最短期间实现,就要“促”。孙先生死了十五年了,他主张的国民会议至今没有开。天天闹训政,把时间煳里煳涂地闹掉了,把一个最短期间,变成了最长期间,还口口声声假托孙先生。孙先生在天之灵,真不知怎样责备这些不肖子孙呢!现在的事情很明白,不促是一定不会进的,很多的人在倒退,很多的人还不觉悟,所以要“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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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不进,就要促。因为进得慢,就要促。于是乎我们就大开促进会。青年宪政促进会呀,妇女宪政促进会呀,工人宪政促进会呀,各学校各机关各部队的宪政促进会呀,蓬蓬勃勃,办得很好。今天我们再开一个总促进会,群起而促之,为的是要使宪政快些实行,为的是要快些实行孙先生的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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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说,他们在各地,你们在延安,你们要促,他们不听,有什么作用呢?有作用的。因为事情在发展,他们不得不听。我们多开会,多写文章,多做演说,多打电报,人家不听也不行。我以为我们延安的许多促进会,有两个意义。一是研究,二是推动。为什么要研究呢?他们不进,你就促他,他若问你:为什么促我呀?这样,我们就得答复问题。为了答复问题,就得好好研究一下宪政的道理。刚才吴老同志讲了许多,这些就是道理。各学校,各机关,各部队,各界人民,都要研究当前的宪政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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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有了研究,就好推动人家。推动就是“促进”,向各方面都推他一下,各方面就会逐渐地动起来。然后汇合很多小流,成一条大河,把一切腐朽黑暗的东西都冲洗干净,新民主主义的宪政就出来了。这种推动作用,将是很大的。延安的举动,不能不影响全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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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志们,你们以为会一开,电报一打,顽固分子就不得了了吗?他们就向前进步了吗?他们就服从我们的命令了吗?不,他们不会那么容易听话的。有很多的顽固分子,他们是顽固专门学校毕业的。他们今天顽固,明天顽固,后天还是顽固。什么叫顽固?固者硬也,顽者,今天、明天、后天都不进步之谓也。这样的人,就叫做顽固分子。要使这样的顽固分子听我们的话,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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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上历来的宪政,不论是英国、法国、美国,或者是苏联,都是在革命成功有了民主事实之后,颁布一个根本大法,去承认它,这就是宪法。中国则不然。中国是革命尚未成功,国内除我们边区等地而外,尚无民主政治的事实。中国现在的事实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政治,即使颁布一种好宪法,也必然被封建势力所阻挠,被顽固分子所障碍,要想顺畅实行,是不可能的。所以现在的宪政运动是争取尚未取得的民主,不是承认已经民主化的事实。这是一个大斗争,决不是一件轻松容易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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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有些历来反对宪政的人 〔 2 〕 ,也在口谈宪政了。他们为什么谈宪政呢?因为被抗日的人民逼得没有办法,只好应付一下。而且他们还提高嗓子在叫:“我们是一贯主张宪政的呀!”吹吹打打,好不热闹。多年以前,我们就听到过宪政的名词,但是至今不见宪政的影子。他们是嘴里一套,手里又是一套,这个叫做宪政的两面派。这种两面派,就是所谓“一贯主张”的真面目。现在的顽固分子,就是这种两面派。他们的宪政,是骗人的东西。你们可以看得见,在不久的将来,也许会来一个宪法,再来一个大总统。但是民主自由呢?那就不知何年何月才给你。宪法,中国已有过了,曹锟不是颁布过宪法吗 〔 3 〕 ?但是民主自由在何处呢?大总统,那就更多,第一个是孙中山,他是好的,但被袁世凯取消了。第二个是袁世凯,第三个是黎元洪 〔 4 〕 ,第四个是冯国璋 〔 5 〕 ,第五个是徐世昌 〔 6 〕 ,可谓多矣,但是他们和专制皇帝有什么分别呢?他们的宪法也好,总统也好,都是假东西。像现在的英、法、美等国,所谓宪政,所谓民主政治,实际上都是吃人政治。这样的情形,在中美洲、南美洲,我们也可以看到,许多国家都挂起了共和国的招牌,实际上却是一点民主也没有。中国现在的顽固派,正是这样。他们口里的宪政,不过是“挂羊头卖狗肉”。他们是在挂宪政的羊头,卖一党专政的狗肉。我并不是随便骂他们,我的话是有根据的,这根据就在于他们一面谈宪政,一面却不给人民以丝毫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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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志们,真正的宪政决不是容易到手的,是要经过艰苦斗争才能取得的。因此,你们决不可相信,我们的会一开,电报一拍,文章一写,宪政就有了。你们也决不可相信,国民参政会 〔 7 〕 做了决议桉,国民政府发了命令,十一月十二日召集了国民大会 〔 8 〕 ,颁布了宪法,甚至选举了大总统,就是百事大吉,天下太平了。这是没有的事,不要把你们的脑筋闹昏了。这种情形,还要对老百姓讲清楚,不要把他们弄煳涂了。事情决不是这么容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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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讲来,岂不是“呜呼哀哉”了吗?事情是这样的困难,宪政是没有希望的了。那也不然。宪政仍然是有希望的,而且大有希望,中国一定要变为新民主主义的国家。为什么?宪政的困难,就是因为顽固分子作怪;但是顽固分子是不能永远地顽固下去的,所以我们还是大有希望。天下的顽固分子,他们虽然今天顽固,明天顽固,后天也顽固,但是不能永远地顽固下去,到了后来,他们就要变了。比方汪精卫 〔 9 〕 ,他顽固了许多时候,就不能再在抗日地盘上逞顽固,只好跑到日本怀里去了。比方张国焘 〔 10 〕 ,他也顽固了许多时候,我们就开了几次斗争会,七斗八斗,他也熘了。顽固分子,实际上是顽而不固,顽到后来,就要变,变为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也有变好了的,也是由于斗,七斗八斗,他认错了,就变好了。总之顽固派是要起变化的。顽固派,他们总有一套计划,其计划是如何损人利己以及如何装两面派之类。但是从来的顽固派,所得的结果,总是和他们的愿望相反。他们总是以损人开始,以害己告终。我们曾说张伯伦“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现在已经应验了。张伯伦过去一心一意想的是搬起希特勒这块石头,去打苏联人民的脚,但是,从去年九月德国和英法的战争爆发的一天起,张伯伦手上的石头却打到张伯伦自己的脚上了。一直到现在,这块石头,还是继续在打张伯伦哩。中国的故事也很多。袁世凯想打老百姓的脚,结果打了他自己,做了几个月的皇帝就死了 〔 11 〕 。段祺瑞、徐世昌、曹锟、吴佩孚等等,他们都想镇压人民,但是结果都被人民推翻。凡有损人利己之心的人,其结果都不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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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的反共顽固派,如果他们不进步,我看也不能逃此公例。他们想借统一的美名,取消进步的陕甘宁边区,取消进步的八路军新四军,取消进步的共产党,取消进步的人民团体。这一大套计划,都是有的。但是我看将来的结果,决不是顽固取消进步,倒是进步要取消顽固。顽固分子要不被取消,除非他们自己进步才行。所以我们常劝那些顽固分子,不要进攻八路军,不要反共反边区。如果他们一定要的话,那他们就应该做好一个决议桉,在这个决议桉的第一条上写道:“为了决心消灭我们顽固分子自己和使共产党获得广大发展的机会起见,我们有反共反边区的任务。”顽固分子的“剿共”经验是相当丰富的,如果他们现在又想“剿共”,那也有他们的自由。因为他们吃了自己的饭,又睡足了觉,他们要“剿”,那也只好随他们的便。不过,他们就得准备实行这样的决议,这是不可移易的。过去的十年“剿共”,都是照此决议行事的。今后如再要“剿”,又得重复这个决议。因此,我劝他们还是不“剿”为妙。因为全国人民所要的是抗日,是团结,是进步,不是“剿共”。因此,凡“剿共”的,就一定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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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凡属倒退行为,结果都和主持者的原来的愿望相反。古今中外,没有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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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的宪政,也是这样。要是顽固派仍然反对宪政,那结果一定和他们的愿望相反。这个宪政运动的方向,决不会依照顽固派所规定的路线走去,一定和他们的愿望背道而驰,它必然是依照人民所规定的路线走去的。这是一定的,因为全国人民要这样做,中国的历史发展要这样做,整个世界的趋势要我们这样做,谁能违拗这个方向呢?历史的巨轮是拖不回来的。但是,这件事要办好,却需要时间,不是一朝一夕所能成就;需要努力,不是随随便便所能办到;需要动员人民大众,不是一手一足的力量所能收效。我们今天开这个会,很好,会后还要写文章,发通电,并且要在五台山、太行山、华北、华中、全国各地,到处去开这样的会。这样地做下去,做他几年,也就差不多了。我们一定要把事情办好,一定要争取民主和自由,一定要实行新民主主义的宪政。如果不是这样做,照顽固派的做法,那就会亡国。为了避免亡国,就一定要这样做。为了这个目的,就要大家努力。只要努力,我们的事业是大有希望的。还要懂得,顽固派到底是少数,大多数人都不是顽固派,他们是可以进步的。以多数对少数,再加上努力,这种希望就更大了。所以我说,事情虽然困难,却是大有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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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毛泽东在延安各界宪政促进会成立大会上的演说。这时,中国共产党内有一些同志为蒋介石的所谓实行宪政的欺骗宣传所迷惑,以为国民党或者真会实行宪政。毛泽东在这个演说里揭露了蒋介石这种欺骗,将促进宪政变为启发人民觉悟,向蒋介石要求民主自由的一个武器。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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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 吴老,指吴玉章(一八七八——一九六六),四川荣县人。当时任延安各界宪政促进会理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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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 指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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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 一九二三年十月,北洋军阀曹锟用五千银元一票的价格贿买国会议员而被选为“大总统”,接着又颁布了由这些议员所制订的“中华民国宪法”。这部宪法,当时被人们叫做“曹锟宪法”或者“贿选宪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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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 黎元洪(一八六四——一九二八),湖北黄陂人。原来担任清朝新军第二十一溷成协协统(相当于后来的旅长)。一九一一年武昌起义时,被迫站在革命方面,担任湖北军政府都督。在北洋军阀统治时期曾任副总统和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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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 冯国璋(一八五九——一九一九),直隶(今河北省)河间人。他是袁世凯的部下,袁世凯死后,成为北洋军阀直系的首领。一九一七年黎元洪下台以后,他当了北洋军阀政府的代理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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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 徐世昌(一八五五——一九三九),原籍天津,生于河南省汲县,清朝末年和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的官僚。一九一八年由段祺瑞的御用国会选为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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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 国民参政会是一九三八年国民党政府成立的一个仅属咨询性质的机关,对国民党政府的政策措施没有任何约束权力。参政员都是由国民党政府指定的,虽也包含了各抗日党派的一些代表,但是国民党员占大多数,而且国民党政府不承认各抗日党派的平等合法地位,也不让它们的代表以党派代表的身分参加国民参政会。中国共产党参政员在一九四一年皖南事变以后,曾经几次拒绝出席参政会,表示对国民党政府的反动措施的抗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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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 一九三九年九月国民参政会第一届第四次会议,根据中国共产党和其他党派民主人士的提议,通过了要求国民党政府明令定期召集国民大会实行宪政的决议。同年十一月国民党五届六中全会宣布于一九四〇年十一月十二日召集国民大会。国民党曾经借此大作欺骗宣传。后来,这些决议都没有实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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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 见本书第一卷《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注〔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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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 见本书第一卷《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注〔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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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 袁世凯于一九一五年十二月十二日称自己为皇帝,一九一六年三月二十二日被迫取消皇帝称号,同年六月六日死于北京。参见本书第一卷《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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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陕甘宁边区自然科学研究会成立大会上的讲话 - 和谐历史档案馆 Banned Historical Archiv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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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在陕甘宁边区自然科学研究会成立大会上的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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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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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194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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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签:关键人物文稿 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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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来源:毛泽东文集第二卷(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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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陕甘宁边区自然科学研究会成立大会上的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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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开自然科学研究会成立大会,我是很赞成的。因为自然科学是很好的东西,它能解决衣、食、住、行等生活问题,所以每一个人都要赞成它,每一个人都要研究自然科学。有人认为中国历来就没有自然科学,这是不对的。中国自有人类生活以来都要吃饭,要吃饭就要进行生产,就有自然科学的萌芽,后来并逐渐发达,不过过去没有把自然科学发展成为一个体系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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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科学是人们争取自由的一种武装。人们为着要在社会上得到自由,就要用社会科学来了解社会,改造社会,进行社会革命。人们为着要在自然界里得到自由,就要用自然科学来了解自然,克服自然和改造自然,从自然里得到自由。自然科学是要在社会科学的指挥下去改造自然界,但是自然科学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却被阻碍了它的发展,所以要改造这种不合理的社会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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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了社会的改造,改变了生产关系,因此就有了改造自然的先决条件,生产力也就日渐发展了,这从边区的生产运动和农工业展览可以表现出来,所以边区现在的社会制度是有利于自然科学发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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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区经济是落后的,但是干起来也更有意义,只要大家努力,一定可以改造成为一个更好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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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包含有自然科学,大家要来研究自然科学,否则世界上就有许多不懂的东西,那就不算一个最好的革命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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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一九四○年三月十五日《新中华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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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载的新闻稿刊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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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工人》发刊词 - 和谐历史档案馆 Banned Historical Archiv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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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中国工人》发刊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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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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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1940.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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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签:关键人物文稿 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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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来源:毛泽东选集1-7(静火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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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工人》发刊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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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工人》 〔 1 〕 的出版是必要的。中国工人阶级,二十年来,在自己的政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展开了英勇的斗争,成了全国人民中最有觉悟的部分,成了中国革命的领导者。中国工人阶级联合农民和一切革命的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为建立新民主主义的中国而斗争,为驱逐日本帝国主义而斗争,这个功劳是非常之大的。但是中国革命尚未成功,还须付出很大的气力,团结自己,团结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团结知识分子,团结一切革命的人民。这是极大的政治任务和组织任务。这是中国共产党的责任,这是工人阶级先进分子的责任,这是整个工人阶级的责任。工人阶级和全体人民的最后解放,只能在社会主义实现的时代,中国工人阶级必须为此最后目的而奋斗。但是必须经过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的阶段,才能进到社会主义的阶段。所以,团结自己和团结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为建立新民主主义的新中国而奋斗,这就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当前的任务。《中国工人》的出版,就是为了这一个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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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工人》将以通俗的言语解释许多道理给工人群众听,报道工人阶级抗日斗争的实际,总结其经验,为完成自己的任务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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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工人》应该成为教育工人、训练工人干部的学校,读《中国工人》的人就是这个学校的学生。工人中间应该教育出大批的干部,他们应该有知识,有能力,不务空名,会干实事。没有一大批这样的干部,工人阶级要求得解放是不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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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人阶级应欢迎革命的知识分子帮助自己,决不可拒绝他们的帮助。因为没有他们的帮助,自己就不能进步,革命也不能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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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希望这个报纸好好地办下去,多载些生动的文字,切忌死板、老套,令人看不懂,没味道,不起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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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报纸既已办起来,就要当作一件事办,一定要把它办好。这不但是办的人的责任,也是看的人的责任。看的人提出意见,写短信短文寄去,表示欢喜什么,不欢喜什么,这是很重要的,这样才能使这个报办得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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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是我的希望,就当作发刊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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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 《中国工人》月刊,由中共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主办,一九四〇年二月在延安创刊,一九四一年三月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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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调团结与进步 - 和谐历史档案馆 Banned Historical Archiv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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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强调团结与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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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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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1940.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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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签:关键人物文稿 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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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来源:毛泽东思想万岁(1913-1943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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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调团结与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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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安新中华报,自改为共产党机关报以来,已一年了。这个小型报依我看,是全国报纸中最好的一个。其主要的原因,一是共产党办的,二是在民主政治下。没有这两个同时具备的条件,要办得这样好,是不可能的,报馆诸同志的努力,亦是一个重要条件,没有他们的积极性、创造性,要办好,亦是不可能的,但“好”是没有止境的.今年是第二年,我希望这个报纸进一步的好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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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团结,进步,这是共产党在去年七七纪念时提出的三大方针。这是三位一体的方针,三者不可缺一。如果强调抗战而不强调团结与进步,那末,这样所谓“抗战”是靠不住的,是不能持久的,缺乏团结与进步纲领的抗战,虽然现时还是抗战,但终有一日要把抗战改为投降,或者捷抗日归于失败,我们与产党认为一定要三者合一。为了抗战就要反对投降,反对汪精卫的卖国协定,反对汪的伪政府,反对一切暗藏在抗日阵线中的汉奸与投降派,为了团结就要反对分裂运动,反对内部摩擦,反对从抗日阵线后面进攻八路军,新四军及一切进步势力,反对破坏前线的抗日根据地,反对破坏八路军的后方陕甘宁边区,反对否认共产党的合法地位,反对雪片一样的“限制异党活动”文件。为了进步就要反对倒退,反对把三民主义与抗战建国纲领束之高阁,反对不实行总理遗嘱上唤起民众的指示,反对把进步青年送进集中营,反对把抗战初(期)仅有的一点言论出版自由取消干净,反对把党政运动变为少数人包办的官僚事业,反对在山西进攻新军,消灭牺盟,惨杀进步人员,反对三民主义青年团在咸榆公路陇海铁路一带拦路劫人,反对讨九个小老婆与发一万万国难财的无耻勾当,反对贪官污吏之横行与土豪劣绅之猖獗。不这样做.没有团结与进步,所谓抗战的只是空唤,抗日胜利是没有希望的。新中华报第二年的政治方向是什么?我们了解是强调团结与进步,以反对一切危害抗战的乌烟瘴气,以期抗日事业有进一步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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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新中华报新刊一周年纪念之时,书此致其希望之忱并望全国同胞共勉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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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强调团结和进步 - 和谐历史档案馆 Banned Historical Archiv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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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必须强调团结和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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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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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1940.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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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签:关键人物文稿 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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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来源:毛泽东选集1-7(静火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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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强调团结和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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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团结、进步,这是共产党在去年“七七”纪念时提出的三大方针。这是三位一体的方针,三者不可缺一。如果单单强调抗战而不强调团结和进步,那末,所谓“抗战”是靠不住的,是不能持久的。缺乏团结和进步纲领的抗战,终久会有一天要改为投降,或者归于失败。我们共产党认为一定要三者合一为。了抗战就要反对投降,反对汪精卫的卖国协定 〔 1 〕 ,反对汪精卫的伪政府,反对一切暗藏在抗日阵线中的汉奸和投降派。为了团结,就要反对分裂运动,反对内部磨擦,反对从抗日阵线后面进攻八路军、新四军和一切进步势力,反对破坏敌后的抗日根据地,反对破坏八路军的后方陕甘宁边区,反对不承认共产党的合法地位,反对雪片一样的“限制异党活动”的文件。为了进步,就要反对倒退,反对把三民主义和《抗战建国纲领》 〔 2 〕 束之高阁,反对不实行《总理遗嘱》上“唤起民众”的指示,反对把进步青年送进集中营,反对把抗战初期仅有的一点言论出版自由取消干净,反对把宪政运动变为少数人包办的官僚事业,反对在山西进攻新军、摧残牺盟和残杀进步人员 〔 3 〕 ,反对三民主义青年团在咸榆公路、陇海铁路一带拦路劫人 〔 4 〕 ,反对讨九个小老婆和发一万万元国难财的无耻勾当,反对贪官污吏的横行和土豪劣绅的猖獗。不这样做,没有团结和进步,所谓抗战只是空唤,抗日胜利是没有希望的。《新中华报》 〔 5 〕 第二年的政治方向是什么?就是强调团结和进步,以反对一切危害抗战的乌烟瘴气,以期抗日事业有进一步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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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毛泽东为延安《新中华报》改版一周年纪念写的文章。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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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 见本卷《克服投降危险,力争时局好转》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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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 见本卷《陕甘宁边区政府、第八路军后方留守处布告》注〔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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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 在山西进攻新军的事件,见本卷《团结一切抗日力量,反对反共顽固派》注〔4〕。“牺盟”即“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一九三六年九月成立。它是中国共产党倡议创建、并始终受共产党领导的群众抗日团体,在山西的抗日斗争中曾起了重大的作用。一九三九年十二月,阎锡山发动“晋西事变”,后并在晋东南等地的国民党中央军配合下,公开摧残牺盟会,许多共产党员、牺盟会的干部和群众中的进步分子,遭到残酷的杀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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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 从一九三九年起,国民党用三民主义青年团“招待所”的名义,派遣特务,配合军队,在咸阳榆林公路和陇海铁路上设立许多封锁站口,截留出入陕甘宁边区的进步青年和知识分子,把他们送往集中营监禁残杀,或者强迫他们充当特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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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 见本卷《和中央社、扫荡报、新民报三记者的谈话》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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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有一个好条件 - 和谐历史档案馆 Banned Historical Archiv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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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我们有一个好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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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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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1940.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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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签:关键人物文稿 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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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来源:毛泽东思想万岁(1943-1949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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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有一个好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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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有一个好条件,就是我们是为自己,为中华民族而工作的,我们没有钱,但一切工作都可做,因为我们不是为少数,而是为自己的,为大多数人的事业而奋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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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八路军后勤政治部召开的技术干部座谈会上的讲话》摘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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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 - 和谐历史档案馆 Banned Historical Archiv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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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目前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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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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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1940.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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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签:关键人物文稿 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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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来源:毛泽东选集1-7(静火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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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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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目前的政治形势是(:1)日本帝国主义受了中国抗日战争的严重打击,已经无力再作大规模的军事进攻,因而敌我形势已处在战略相持阶段中;但敌人仍然坚持其灭亡中国的基本政策,并用破坏抗日统一战线、加紧敌后“扫荡”、加紧经济侵略等方法,实行这种政策。(2)英法在东方的地位因欧战削弱,美国则继续采取坐山观虎斗的政策,故东方慕尼黑会议暂时无召集的可能。(3)苏联的对外政策取得了新的胜利,对中国抗战依然取积极援助政策。(4)亲日派大资产阶级早已彻底投降日本,准备傀儡登场。欧美派大资产阶级则尚能继续抗日,但其妥协倾向依然严重存在。他们采取两面政策,一面还要团结国民党以外的各派势力对付日本,一面却极力摧残各派势力,尤其尽力摧残共产党和进步势力。他们是抗日统一战线中的顽固派。(5)中间力量,包括中等资产阶级、开明绅士和地方实力派,因为他们和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主要统治力量之间有矛盾,同时和工农阶级有矛盾,所以往往站在进步势力和顽固势力之间的中间立场。他们是抗日统一战线中的中间派。(6)共产党领导之下的无产阶级、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的进步力量,最近时期有一个大的发展,基本上已经奠定了抗日民主政权的根据地。他们在全国工人、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中的影响是很大的,在中间势力中亦有相当影响。在抗日战场上,共产党所抗击的日寇兵力,同国民党比较起来,几乎占到了同等的地位。他们是抗日统一战线中的进步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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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就是目前中国的政治形势。在这种形势下,争取时局好转,克服时局逆转的可能性,还是存在的,中央二月一日的决定 〔 1 〕 是完全正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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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抗日战争胜利的基本条件,是抗日统一战线的扩大和巩固。而要达此目的,必须采取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反对顽固势力的策略,这是不可分离的三个环节,而以斗争为达到团结一切抗日势力的手段。在抗日统一战线时期中,斗争是团结的手段,团结是斗争的目的。以斗争求团结则团结存,以退让求团结则团结亡,这一真理,已经逐渐为党内同志们所了解。但不了解的依然还多,他们或者认为斗争会破裂统一战线,或者认为斗争可以无限制地使用,或者对于中间势力采取不正确的策略,或者对顽固势力有错误的认识,这些都是必须纠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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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发展进步势力,就是发展无产阶级、农民阶级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的力量,就是放手扩大八路军新四军,就是广泛地创立抗日民主根据地,就是发展共产党的组织到全国,就是发展全国工人、农民、青年、妇女、儿童等等的民众运动,就是争取全国的知识分子,就是扩大争民主的宪政运动到广大人民中间去。只有一步一步地发展进步势力,才能阻止时局逆转,阻止投降和分裂,而为抗日胜利树立坚固不拔的基础。但是发展进步势力,是一个严重的斗争过程,不但须同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作残酷的斗争,而且须同顽固派作残酷的斗争。因为对于发展进步势力,顽固派是反对的,中间派是怀疑的。如不同顽固派作坚决的斗争,并收到确实的成效,就不能抵抗顽固派的压迫,也不能消释中间派的怀疑,进步势力就无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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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争取中间势力,就是争取中等资产阶级,争取开明绅士,争取地方实力派。这是不同的三部分人,但都是目前时局中的中间派。中等资产阶级就是除了买办阶级即大资产阶级以外的民族资产阶级。他们虽然同工人有阶级矛盾,不赞成工人阶级的独立性;但他们在沦陷区受到日本帝国主义的压迫,在国民党统治下则受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限制,因此他们还要抗日,并要争取自己的政治权力。在抗日问题上,他们赞成团结抗战;在争取政治权力问题上,他们赞成宪政运动,并企图利用进步派和顽固派之间的矛盾以达其目的。这一阶层,我们是必须争取的。开明绅士是地主阶级的左翼,即一部分带有资产阶级色彩的地主,他们的政治态度同中等资产阶级大略相同。他们虽然同农民有阶级矛盾,但他们同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亦有矛盾。他们不赞成顽固派,他们也想利用我们同顽固派的矛盾以达其政治上的目的。这一部分人,我们也决不可忽视,必须采取争取政策。地方实力派,包括有地盘的实力派和无地盘的杂牌军两种力量在内。他们虽然同进步势力有矛盾,但他们同现在国民党中央政府的损人利己的政策亦有矛盾,并想利用我们同顽固派的矛盾以达其政治上的目的。地方实力派的领导成分也多属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因此他们在抗日战争中虽然有时表现进步,不久仍然反动起来;但又因为他们同国民党中央势力有矛盾,所以只要我们有正确的政策,他们是可能在我们同顽固派斗争时采取中立态度的。上述三部分中间势力,我们的政策都是争取他们。但这种争取政策,不但同争取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有区别,而且对于各部分中间势力也有区别。对于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是当作基本同盟者去争取的;对于中间势力,则是当作反帝国主义的同盟者去争取的。中间势力中的中等资产阶级和开明绅士,可以同我们共同抗日,也可以同我们一道共同建立抗日民主政权,但他们害怕土地革命。在对顽固派的斗争中,其中有些人还可以在一定限度内参加,有些则可以保持善意的中立,有些则可以表示勉强的中立。地方实力派,则除共同抗日外,只能在对顽固派斗争时采取暂时的中立立场;他们是不愿同我们一道建立民主政权的,因为他们也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中间派的态度是容易动摇的,并且不可避免地要发生分化;我们应当针对着他们的动摇态度,向他们进行适当的说服和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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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取中间势力是我们在抗日统一战线时期的极严重的任务,但是必须在一定条件下才可能完成这个任务。这些条件是:(1)我们有充足的力量;(2)尊重他们的利益;(3)我们对顽固派作坚决的斗争,并能一步一步地取得胜利。没有这些条件,中间势力就会动摇起来,或竟变为顽固派向我进攻的同盟军;因为顽固派也正在极力争取中间派,以便使我们陷于孤立。在中国,这种中间势力有很大的力量,往往可以成为我们同顽固派斗争时决定胜负的因素,因此,必须对他们采取十分慎重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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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顽固势力,目前就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势力。这些阶级,现在分为降日派和抗日派,以后还要逐渐分化。目前的大资产阶级抗日派,是和降日派有区别的。他们采取两面政策,一面尚在主张团结抗日,一面又执行摧残进步势力的极端反动政策,作为准备将来投降的步骤。因为他们还愿团结抗日,所以我们还有可能争取他们留在抗日统一战线里面,这种时间越长久越好。忽视这种争取政策,忽视同他们合作的政策,认为他们已经是事实上的投降派,已经就要举行反共战争了,这种意见是错误的。但又因为他们在全国普遍地执行摧残进步势力的反动政策,不实行革命三民主义这个共同纲领,还坚决反对我们实行这个纲领,坚决反对我们超越他们所许可的范围,即只让我们同他们一样实行消极抗战,并且企图同化我们,否则就加以思想上政治上军事上的压迫,所以我们又必须采取反抗他们这种反动政策的斗争策略,同他们作思想上政治上军事上的坚决斗争。这就是我们对付顽固派两面政策的革命的两面政策,这就是以斗争求团结的政策。如果我们能够在思想上提出正确的革命理论,对于他们的反革命理论给以坚决的打击;如果我们在政治上采取适合时宜的策略步骤,对于他们的反共反进步政策给以坚决的打击;如果我们采取适当的军事步骤,对于他们的军事进攻给以坚决的打击;那末,就有可能限制他们实施反动政策的范围,就有可能逼迫他们承认进步势力的地位,就有可能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而使他们陷于孤立。同时,也就有可能争取还愿抗日的顽固派,延长其留在抗日统一战线中的时间,就有可能避免如同过去那样的大内战。所以,在抗日统一战线时期中,同顽固派的斗争,不但是为了防御他们的进攻,以便保护进步势力不受损失,并使进步势力继续发展;同时,还为了延长他们抗日的时间,并保持我们同他们的合作,避免大内战的发生。如果没有斗争,进步势力就会被顽固势力消灭,统一战线就不能存在,顽固派对敌投降就会没有阻力,内战也就会发生了。所以,同顽固派斗争,是团结一切抗日力量、争取时局好转、避免大规模内战的不可缺少的手段,这一真理,已被一切经验证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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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抗日统一战线时期,同顽固派斗争,必须注意下列几项原则。第一是自卫原则。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这就是说,决不可无故进攻人家,也决不可在被人家攻击时不予还击。这就是斗争的防御性。对于顽固派的军事进攻,必须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之。第二是胜利原则。不斗则已,斗则必胜,决不可举行无计划无准备无把握的斗争。应懂得利用顽固派的矛盾,决不可同时打击许多顽固派,应择其最反动者首先打击之。这就是斗争的局部性。第三是休战原则。在一个时期内把顽固派的进攻打退之后,在他们没有举行新的进攻之前,我们应该适可而止,使这一斗争告一段落。在接着的一个时期中,双方实行休战。这时,我们应该主动地又同顽固派讲团结,在对方同意之下,和他们订立和平协定。决不可无止境地每日每时地斗下去,决不可被胜利冲昏自己的头脑。这就是每一斗争的暂时性。在他们举行新的进攻之时,我们才又用新的斗争对待之。这三个原则,换一句话来讲,就是“有理”,“有利”,“有节”。坚持这种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就能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派,并使顽固派尔后不敢轻易向我们进攻,不敢轻易同敌人妥协,不敢轻易举行大内战。这样,就有争取时局走向好转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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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国民党是一个由复杂成分组成的党,其中有顽固派,也有中间派,也有进步派,整个国民党并不就等于顽固派。因为国民党中央颁布《限制异党活动办法》 〔 2 〕 等等反革命磨擦法令,并实行动员他们一切力量进行普遍全国的思想上政治上军事上的反革命磨擦,有些人就以为整个国民党都是顽固派,这种看法是错误的。现在的国民党中,顽固派还站在支配其党的政策的地位,但在数量上只占少数,它的大多数党员(很多是挂名党员)并不一定是顽固派。这一点必须认识清楚,才能利用他们的矛盾,采取分别对待的政策,用极大力量去团结国民党中的中间派和进步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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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在抗日根据地内建立政权的问题上,必须确定这种政权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权。在国民党统治区域,则还没有这种政权。这种政权,即是一切赞成抗日又赞成民主的人们的政权;即是几个革命阶级联合起来对于汉奸和反动派的民主专政。它是和地主资产阶级专政相区别的,也和严格的工农民主专政有一些区别。在政权的人员分配上,应该是:共产党员占三分之一,他们代表无产阶级和贫农;左派进步分子占三分之一,他们代表小资产阶级;中间分子及其他分子占三分之一,他们代表中等资产阶级和开明绅士。只有汉奸和反共分子才没有资格参加这种政权。这种人数的大体上的规定是必要的,否则就不能保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权的原则。这种人员分配的政策是我们党的真实政策,必须认真实行,不能敷衍塞责。这是大体的规定,应依具体情况适当地施行,不能机械地求凑数目字。这种规定,在最下级政权中可能须作某种变动,以防豪绅地主把持政权,但基本精神是不能违背的。在抗日统一战线政权中,对于共产党员以外的人员,应该不问他们有无党派关系及属于何种党派。在抗日统一战线政权统治的区域,只要是不反对共产党并和共产党合作的党派,不问他们是国民党,还是别的党,应该允许他们有合法存在的权利。抗日统一战线政权的选举政策,应该是凡满十八岁的赞成抗日和民主的中国人,不分阶级、民族、党派、男女、信仰和文化程度,均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抗日统一战线政权的产生应该由人民选举,然后陈请国民政府加委。其组织形式,应该是民主集中制。抗日统一战线政权的施政方针,应该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反对真正的汉奸和反动派,保护抗日人民,调节各抗日阶层的利益,改良工农生活,为基本出发点。这种抗日统一战线政权的建立,将给全国以很大的影响,给全国抗日统一战线政权树立一个模型,因此应为全党同志所深刻了解并坚决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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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在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斗争中,知识分子的作用是不可忽视的,顽固派又正在极力争取知识分子,因此,争取一切进步的知识分子于我们党的影响之下,是一个必要的重大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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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在宣传问题上,应该掌握下列的纲领:(1)实行《总理遗嘱》,唤起民众,一致抗日。(2)实行民族主义,坚决反抗日本帝国主义,对外求中华民族的彻底解放,对内求国内各民族之间的平等。(3)实行民权主义,人民有抗日救国的绝对自由,民选各级政府,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革命民主政权。(4)实行民生主义,废除苛捐杂税,减租减息,实行八小时工作制,发展农工商业,改良人民生活。(5)实行蒋介石的“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的宣言。这些都是国民党自己宣布的纲领,也是国共两党的共同纲领。但是除了抗日一点外,现在的国民党都不能实行,只有共产党和进步派才能实行。这些是已经普及于人民中的最简单的纲领,但是许多共产党员还不知利用它们作为动员民众孤立顽固派的武器。今后应该随时把握这五条纲领,用布告、宣言、传单、论文、演说、谈话等等形式发布之。这在国民党区域还是宣传纲领,但在八路军新四军所到之地则是行动的纲领。根据这些纲领去做,我们是合法的,顽固派反对我们实行这些纲领,他们就是非法的了。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上,国民党的这些纲领,同我们的纲领是基本上相同的;但国民党的思想体系,则和共产党的思想体系绝不相同。我们所应该实行的,仅仅是这些民主革命的共同纲领,而绝不是国民党的思想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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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毛泽东在延安中国共产党的高级干部会议上的报告提纲。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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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 指一九四〇年二月一日中共中央《关于目前时局与党的任务的决定》。这个决定针对当时国民党投降与倒退的倾向,提出了发展抗日进步力量,争取时局好转,避免时局逆转所必须执行的十项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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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 见本卷《必须制裁反动派》注〔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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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陕甘宁边区自然科学研究会成立大会上的讲话 - 和谐历史档案馆 Banned Historical Archiv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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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在陕甘宁边区自然科学研究会成立大会上的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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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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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1940.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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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签:关键人物文稿 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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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来源:毛泽东思想万岁(1913-1943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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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陕甘宁边区自然科学研究会成立大会上的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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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开自然科学研究会成立大会,我是很赞成的,因为自然科学是很好的东西,它能解决衣、食、住、行等生活问题,所以每一个人都要赞成它,每一个人都要研究自然科学。有人认为中国历来就没有自然科学,这是不对的,中国自有人类生活以来都要吃饭,要吃饭就要进行生产,就有自然利学的萌芽,后来并逐渐发达。不过过去没有把自然科学发展成为一个体系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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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科学是人们争取自由的一种武装。人们为着要在社会上得到自由,就要用社会科学来了解社会、改造社会进行社会革命。人们为着要在自然界里得到自由,就要用自然科学来了解自然、克服自然和改造自然,从自然里得到自由。自然科学是要在社会科学的指挥下去改造自然界,但是自然科学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却被阻碍了它的发展,所以要改造这种不合理的社会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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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了社会的改造,改变了生产关系,因此就有了改造自然的先决条件,生产力也就日渐发展了,这从边区的生产运动和农工业展览可以表现出来,所以边区现在的社会制度是有利于自然科学发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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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区经济是落后的,但是干起来也更有意义,只要大家努力,一定可以改造成一个更好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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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包含有自然科学,大家要来研究自然科学,否则世界上就有许多不懂的东西,那就不算一个最好的革命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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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北应在军事上立即转为守势 - 和谐历史档案馆 Banned Historical Archiv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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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华北应在军事上立即转为守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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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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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1940.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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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签:关键人物文稿 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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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来源:毛泽东文集第二卷(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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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北应在军事上立即转为守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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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怀 〔 1 〕 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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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电 〔 2 〕 今日阅悉。从大的方面看,须避免在陵川、林县地域再与中央军冲突,如彼进迫,我应北退,如彼再三再四进迫不已,然后我军加以还击,其曲在彼,否则政治上对我甚为不利。目前斗争重心应移至淮河流域,因李品仙 〔 3 〕 现正派军队向雪枫、胡服两区 〔 4 〕 压迫,蒋介石已注意该地,企图切断我军与新四军联系。我军将来出路,实在中原,此时不争,将来更难了。故提议调三四四旅至陇海、淮河之间,协助彭雪枫创立根据地,并策应胡服,将来再调一部深入苏北,使八路军、新四军打成一片。这种行动,也即是把一个新问题摆在东边,使蒋、卫 〔 5 〕 注意力不得不转向东边,减轻其对华北的注意,华北方能确实巩固。目前华北斗争,亟应自动告一结束,否则有转入被动危险。我军政治上一经转入被动,蒋介石即会在政治上向我反攻,大肆宣传,说我无理,那时我们将处于极大不利,过去的有理地位反而丧失了。朱怀冰事件 〔 6 〕 ,蒋亦将借题发挥。何应钦 〔 7 〕 已在参政会 〔 8 〕 常驻会议报告了一次。下月参政会开五次大会,彼现派在洛阳等处之视察团回川,必将大做文章。我们现在就应准备在政治上迎接蒋之新进攻,因此军事上必须立即刹住,转为守势,彼军进迫,我军后退,一枪不打,服从命令,才能造成政治上有理有利地位。请考虑见复为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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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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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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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手稿刊印。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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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 德怀,即彭德怀,当时任八路军副总司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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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 指彭德怀一九四○年三月十三(元)日给毛泽东的电报,电报中说,蒋介石、卫立煌节节向林县压迫,我军准备以防御姿态还击,再消灭其一两个军,“如此,前途可能争取好转,同时亦可能扩大武装斗争的危险,但扩大并不会到全国性的反共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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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 李品仙(一八九二——一九八七),广西苍梧人。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五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第二十一集团军总司令、国民党安徽省政府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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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 指彭雪枫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的新四军第六支队活动的豫皖苏边区和胡服(刘少奇)为书记的中共中央中原局所在的皖东抗日根据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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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 蒋,指蒋介石。卫,指卫立煌,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一战区司令长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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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 朱怀冰,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九十七军军长。一九四○年二、三月间,蒋介石指令其集合庞炳勋、张荫梧、侯如墉等部,三路进攻太行山区的八路军第一二九师,被八路军击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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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 何应钦,当时任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参谋总长兼军政部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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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 参政会,指国民参政会,是抗日战争期间国民党政府设立的咨询性机关。为团结抗日,中国共产党派代表参加参政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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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顽固派的斗争策略 - 和谐历史档案馆 Banned Historical Archiv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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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对顽固派的斗争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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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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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1940.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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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签:关键人物文稿 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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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来源:毛泽东文集第二卷(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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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顽固派的斗争策略 〔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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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反对顽固派向我进攻的斗争中,在该顽固分子没有转变为公开伪军与公开当汉奸时,具体指出某人投降日寇或指某人是汉奸并且向外宣传及陈报国民党是不适当的。这样做不但社会上不了解,失去中间派同情,及引起国民党的愤激,而且妨碍我们在反磨擦告一段落时又同顽固派讲团结的统一战线工作。因此以后除公开转变为伪军及公开降敌者外,不得公开具体指某人为汉奸。特别对中央军要谨慎,有向我磨擦者,只应搜集其磨擦材料陈报,切忌轻易戴大帽子。并应使干部明白,所谓国共合作,主要就是同中央军合作,我全体干部在加强对一切军队的团结说服工作中,要特别着重对中央军的团结说服工作。现当整个西北、华北的反磨擦军事斗争告一段落之时,各方亟应加紧这种统一战线工作,各军事政治工作领导同志应负指导计划之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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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书记处及军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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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月二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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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毛泽东手稿刊印。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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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 毛泽东为中共中央书记处和中央军委起草的这份电报,是发给八路军总部,第一二○师,第一二九师,第一一五师,聂荣臻、彭真,中共中央山东分局,吕正操、程子华,王震,林枫,程子华、宋任穷,左权、黄克诚,彭雪枫,刘少奇,项英等电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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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取对内和平,巩固已得阵地 - 和谐历史档案馆 Banned Historical Archiv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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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争取对内和平,巩固已得阵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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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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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1940.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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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签:关键人物文稿 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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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来源:毛泽东文集第二卷(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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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取对内和平,巩固已得阵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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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怀 〔 1 〕 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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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反磨擦的武装斗争,在西北、华北的主要的地区,有暂时告一段落之必要与可能。因蒋之军事攻势 〔 2 〕 已基本上被我击溃,而蒋现时实无法大举“剿共”。我在山西、在河北、在边区均有极大胜利。我在华北占优势问题已基本上解决。蒋、程、阎、卫 〔 3 〕 等不能不顾及此种事实,因而有使彼方之武装攻势暂时告一段落求得暂时协调之可能。最近两星期来,蒋、程、阎、卫四人及陕蒋 〔 4 〕 、甘朱 〔 5 〕 均或多或少都表露了这种意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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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我们方面目前任务是在主要地区求得对内和平,以便在半年之内集中力量巩固已得阵地,这个任务的意义是伟大的。如果我们能在半年之内,在边区巩固二十三县使其全部边区化,在晋绥地区巩固晋西北和绥远 〔 6 〕 东部,在晋东南地区、河北等区域巩固临汾、屯留、壶关、林县、漳河、大名之线以北及山东一部分,在直 〔 7 〕 、鲁、豫、皖四省边境地区巩固津浦路以西、开封以东、老黄河以南、新黄河以北,那时统一战线就有某种好转的可能(当然顽固派也必然更加恨我)。再则如果我们军事反攻在主要地区没有一时期的停止,虽然我们军事行动的性质仍是自卫性质,但在中间派看来,会觉得我们过激过分,而有可能失去中间派的同情。所以不论对巩固自己力量说来,在对争取中间派同情说来,都有使双方军事斗争暂时告一段落之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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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既然双方军事斗争有使告一段落之可能与必要,我们具体的步骤就应该:(一)认真恢复我们与阎锡山的关系,寻找具体办法,建立新旧军的妥协,使新军、牺盟 〔 8 〕 重归阎锡山指挥。(二)争取使蒋、阎、卫承认军渡、汾阳、临汾、屯留、壶关、林县、漳河、大名之线为双方作战地界,在此线以北之彼军如朱怀冰 〔 9 〕 向南调,在此线以南之我军向北调。我们只保留垣曲通太行山及永和通灵石两条兵站线。在此两条兵站线上,驻少数护卫部队,此部队任务纯为护卫交通,不做地方工作。如果彼方能保证不向此线以北攻击,彼军即使石友三、高树勋、丁树本、朱怀冰、庞炳勋、范汉杰、王靖国 〔 10 〕 在此线以南构筑防御堡垒线,我们也只得听之。仅在彼军越过此线向北进攻时,我则坚决反击之。(三)上述两条中目前的重心在第二条,其重心之重心又在朱怀冰退出磁、武、涉 〔 11 〕 三县及承认壶关、林县为我驻军地区。请你考虑,如彼方只承认平顺、磁县之线为两军境界,要求我退出壶关、林县地区时,我是否可以承认退出此两县。再则请你考虑把反攻朱怀冰之步骤推缓若干天,以看谈判之成功与否。袁晓轩 〔 12 〕 应在洛阳继续谈判,暂不离开为宜。对大名以南之石、高、丁三部,我们不加攻击。兄意如何,请考虑见告为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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泽东、稼蔷 〔 1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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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月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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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中央档桉馆保存的抄件刊印。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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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 德怀,即彭德怀,当时任八路军副总司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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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 指国民党统治集团一九三九年底开始在河北、山西发动的大规模军事磨擦,即第一次反共高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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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 程,指程潜,当时任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天水行营主任。阎,指阎锡山,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二战区司令长官。卫,指卫立煌,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一战区司令长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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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 陕蒋,指当时任国民党军第十战区(陕西)司令长官兼第三十四集团军总司令的蒋鼎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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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 甘朱,指当时任国民党军第八战区(甘肃、青海、宁夏及绥远的一部分)司令长官的朱绍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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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 绥远,指绥远省,一九五四年撤销,原辖区并入内蒙古自治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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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 直,指直隶省,一九二八年改名河北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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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 新军,指抗日战争初期,由中国共产党人在与阎锡山建立统一战线的过程中组建和领导的、以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为主力的山西人民的抗日武装。牺盟,指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一九三六年九月十八日成立。它名义上是阎锡山的官办组织,实际上是由中国共产党人直接领导的群众抗日团体,在山西抗日战争中发挥过重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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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 朱怀冰,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九十七军军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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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 石友三,当时任国民党军第六十九军军长、冀察战区察哈尔游击总司令。高树勋(一八九八——一九七二),河北盐山人,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三十九集团军新编第八军军长。丁树本,当时任国民党军冀察战区游击第一纵队司令。庞炳勋(一八七九——一九六三),河北新河人,当时任国民党军冀察战区副总司令、第二十四集团军总司令兼第四十军军长。范汉杰(一八九五——一九七六),广东大埔人,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二十七军军长。王靖国(一八九一——?),山西五台人,当时任国民党军第十三集团军总司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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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 磁、武、涉,指河北磁县、武安和涉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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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 袁晓轩,当时任八路军驻洛阳办事处处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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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 稼蔷,即王稼祥,当时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兼总政治部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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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根据地的政权问题 - 和谐历史档案馆 Banned Historical Archiv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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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抗日根据地的政权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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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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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1940.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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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签:指示 关键人物文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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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来源:毛泽东选集1-7(静火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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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根据地的政权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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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目前是国民党反共顽固派极力反对我们在华北、华中等地建立抗日民主政权,而我们则必须建立这种政权,并已经可能在各主要的抗日根据地内建立这种政权的时候。我们和反共顽固派为政权问题在华北、华中和西北的斗争,带着推动全国建立统一战线政权的性质,为全国观感之所系,因此,必须谨慎地处理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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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在抗日时期,我们所建立的政权的性质,是民族统一战线的。这种政权,是一切赞成抗日又赞成民主的人们的政权,是几个革命阶级联合起来对于汉奸和反动派的民主专政。它是和地主资产阶级的反革命专政区别的,也和土地革命时期的工农民主专政有区别。对于这种政权性质的明确了解和认真执行,将大有助于全国民主化的推动。过左和过右,均将给予全国人民以极坏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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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目前正在开始的召集河北参议会和选举河北行政委员会,是一件具有严重意义的事。同样,在晋西北,在山东,在淮河以北,在绥德、富县、陇东等地建立新的政权,也具有严重的意义。必须依照上述原则进行,力避过右和过左的倾向。目前更严重的是忽视争取中等资产阶级和开明绅士的“左”的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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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根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权的原则,在人员分配上,应规定为共产党员占三分之一,非党的左派进步分子占三分之一,不左不右的中间派占三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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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必须保证共产党员在政权中占领导地位,因此,必须使占三分之一的共产党员在质量上具有优越的条件。只要有了这个条件,就可以保证党的领导权,不必有更多的人数。所谓领导权,不是要一天到晚当作口号去高喊,也不是盛气凌人地要人家服从我们,而是以党的正确政策和自己的模范工作,说服和教育党外人士,使他们愿意接受我们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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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必须使党外进步分子占三分之一,因为他们联系着广大的小资产阶级群众。我们这样做,对于争取小资产阶级将有很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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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给中间派以三分之一的位置,目的在于争取中等资产阶级和开明绅士。这些阶层的争取,是孤立顽固派的一个重要的步骤。目前我们决不能不顾到这些阶层的力量,我们必须谨慎地对待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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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对于共产党以外的人员,不问他们是否有党派关系和属于何种党派,只要是抗日的并且是愿意和共产党合作的,我们便应以合作的态度对待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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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上述人员的分配是党的真实的政策,不能敷衍塞责。为着执行这个政策,必须教育担任政权工作的党员,克服他们不愿和不惯同党外人士合作的狭隘性,提倡民主作风,遇事先和党外人士商量,取得多数同意,然后去做。同时,尽量地鼓励党外人士对各种问题提出意见,并倾听他们的意见。绝不能以为我们有军队和政权在手,一切都要无条件地照我们的决定去做,因而不注意去努力说服非党人士同意我们的意见,并心悦诚服地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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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上述人员数目的分配是一种大体上的规定,各地须依当地的实际情况施行,不是要机械地凑足数目字。最下层政权的成分可以酌量变通,防止地主豪绅钻进政权机关。政权建立已久的晋察冀边区、冀中区、太行山区和冀南区,应照此原则重新审查自己的方针。在建立新的政权时,一概照此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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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抗日统一战线政权的选举政策,应是凡满十八岁的赞成抗日和民主的中国人,不分阶级、民族、男女、信仰、党派、文化程度,均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抗日统一战线政权的产生,应经过人民选举。其组织形式,应是民主集中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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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抗日统一战线政权的施政方针,应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保护抗日的人民,调节各抗日阶层的利益,改良工农的生活和镇压汉奸、反动派为基本出发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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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对参加我们政权的党外人士的生活习惯和言论行动,不能要求他们和共产党员一样,否则将使他们感到不满和不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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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责成各中央局、各中央分局、各区党委、各军队首长,对党内作明确的说明,使此指示充分地实现于政权工作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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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对党内的指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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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纪念“三八”国际妇女节大会上的讲话(节录) - 和谐历史档案馆 Banned Historical Archiv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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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在纪念“三八”国际妇女节大会上的讲话(节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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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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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1940.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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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签:关键人物文稿 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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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来源:毛泽东思想万岁(1943-1949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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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纪念“三八”国际妇女节大会上的讲话(节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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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开这样的大会,很高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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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女同胞,现在不但受着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顽固分子土豪劣绅的欺侮,而且还受着那个不开明的男人的欺侮。......现在有些地方不准妇女开大会,不准妇女讲话,不准妇女自由平等,不准妇女办事,这是不对的。我们现在妇女要开会、要讲话、要办事,妇女要自由,平等,全国妇女就要加强团结起来,几万万妇女结成一个团体,这力量就要大得多,大家应当齐心合力,为争取全国妇女的自由平等而奋斗。我们要准备干他十年八年,要求得一切问题的解决,求得一切痛苦的解决。妇女解放一定会胜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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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安的妇女今天有这样的自由平等,能开会、能讲话,必须要全国妇女都能这样做,延安妇女应当推动全国妇女起来共同奋斗、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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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新中华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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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八路军在华北华中的方针 - 和谐历史档案馆 Banned Historical Archiv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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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目前八路军在华北华中的方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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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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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194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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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签:关键人物文稿 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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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来源:毛泽东文集第二卷(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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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八路军在华北华中的方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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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彭,杨,刘邓,徐朱,陈罗,雪枫,胡服,项英陈毅 〔 1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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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我在华北、华中之方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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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某方 〔 2 〕 现在黄河以北及吕梁山脉集中大军,我之任务在于极力缓和之,避免一切刺激某方之言论行动。我军则谨守防线,深沟高垒,以备不虞,对其军事挑衅极力忍耐,不还一枪,多写诚恳坚定而无刺激性的函件、传单、标语,达到缓和其情绪,稳定我防线,使山西、河北两省归于平静局面之目的。非得中央同意,不得发生军事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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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某方现在鄂中、皖东、淮北三区大举进攻新四军,我新四军应坚决而有计划地进行自卫战争,其皖东、淮北两地,务须独力坚持三个月,以待援军到达,然后大举反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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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我八路军有抽调足够力量南下华中增援新四军,打退反动进攻,消灭投降反共势力,建设新的伟大抗日根据地之任务。此根据地以淮河以北、淮南铁路以东、长江以北、大海以西为范围。其指挥人员与兵力配备由朱、彭统筹之。其到达时间,分为三期:第一期须有一个主力团,以急行军于一个月内外到达皖东;第二期为三四四旅,须于两个月内到达淮河附近;第三期须有相当大的兵力(不少于一万五千人),于三个月内外到达苏北扬州附近。一、二、三期兵力总数,共须四万至五万人,方能完成此紧急伟大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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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我鲁南、胶东部队,须积极行动,消灭一切最反动的投降反共势力,扩大抗日根据地。惟须极力争取中间势力,对一切尚能与我合作抗日之部队及虽然不好但尚未向我进攻之部队,均须极力联络,不得侵犯其一人一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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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无论华北、华中,一律依照中央迭次指令,采取政治上的攻势,号召一切友军反对内战,拥蒋讨汪,团结抗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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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总的目的,在于打退反动进攻,扩大抗日势力,克服投降危险,争取时局好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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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具体布置,各地依此总方针计划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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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及军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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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月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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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毛泽东手稿刊印。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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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 朱,指朱德。彭,指彭德怀,当时任八路军副总司令。杨,指杨尚昆,当时任中共中央北方局书记。刘邓,指刘伯承、邓小平,当时分别任八路军第一二九师师长和政治委员。徐朱,指徐向前、朱瑞,当时分别任八路军第一纵队司令员和政治委员。陈罗,指陈光、罗荣桓,当时分别任八路军第一一五师代师长和政治委员。雪枫,即彭雪枫,当时任新四军第六支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胡服,即刘少奇。项英,当时任中共中央东南局书记、中央军委新四军分会书记、新四军副军长。陈毅,当时任新四军江南指挥部指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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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 指国民党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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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中间派应采取的方针 - 和谐历史档案馆 Banned Historical Archiv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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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对中间派应采取的方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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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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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1940.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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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签:关键人物文稿 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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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来源:毛泽东文集第二卷(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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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中间派应采取的方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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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罗,雪枫,胡服 〔 1 〕 ,并告朱彭(转左黄),徐朱,刘邓,项英 〔 2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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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方 〔 3 〕 政策是推动各中间派向我们斗争,使其两败俱伤,并使我们得罪各中间派,陷我们于孤立。因此,我们对于陈、罗附近之于学忠 〔 4 〕 ,雪枫附近之何柱国、孙桐萱 〔 5 〕 ,先念 〔 6 〕 附近之川军、桂军、西北军,胡服附近之桂军,必须采取如下方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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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接派人或间接托人或公开寄信发传单,表示我们完全不愿意同他们磨擦,请他们顾全大局,保存友谊,以免两败俱伤,渔人得利,这种表示要继续不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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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当他们迫于某方命令向我进攻时,我应在不妨害自己根本利益条件下,先让一步,表示仁至义尽,并求得中途妥协,言归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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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当他们不顾一切向我进攻妨碍我之根本利益时,我应对其一部分给以坚决打击作为警告,打后仍求得互相妥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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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只有中间派转变成了坚决的不可变化的顽固派,如同鹿钟麟、石友三 〔 7 〕 之类,才采取完全决裂政策,坚决、彻底、干净、全部消灭之,这种政策的性质亦是对于其他中间派作警告,使其他中间派有所畏而不敢磨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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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方针的具体执行由你们依情况决定之,中央军对我进攻时亦须同样采取此方针。因为中央军各级官长中只有一部分军官及政训系统是顽固派,其他多是中间派,也有一部分进步派,决不能把中央军看成都是顽固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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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书记处及军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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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月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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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毛泽东手稿刊印。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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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 陈罗,指陈光、罗荣桓,当时分别任八路军第一一五师代师长和政治委员。雪枫,指彭雪枫,当时任新四军第六支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胡服,即刘少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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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 朱,指朱德。彭,指彭德怀,当时任八路军副总司令。左,指左权(一九○五——一九四二),湖南醴陵人,当时任八路军副参谋长兼前总参谋长。黄,指黄克诚,当时任八路军第二纵队政治委员。徐朱,指徐向前、朱瑞,当时分别任八路军第一纵队司令员和政治委员。刘邓,指刘伯承、邓小平,当时分别任八路军第一二九师师长和政治委员。项英,当时任中共中央军委新四军分会书记、新四军副军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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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 指国民党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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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 于学忠,当时任国民党军鲁苏战区总司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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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 何柱国,当时任国民党军骑兵第二军军长。孙桐萱(一八九五——一九七八),河北交河(今属泊头市)人,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三集团军总司令兼第十二军军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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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 先念,即李先念,当时任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司令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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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 鹿钟麟,当时任国民党军冀察战区总司令。石友三,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三十九集团军总司令兼第六十九军军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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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华中根据地的部署 - 和谐历史档案馆 Banned Historical Archiv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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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发展华中根据地的部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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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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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1940.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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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签:关键人物文稿 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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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来源:毛泽东文集第二卷(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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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华中根据地的部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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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怀,克诚,陈罗,雪枫,胡服 〔 1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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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德勤 〔 2 〕 进攻皖东虽因失败退返淮河以北,李品仙 〔 3 〕 受我李先念 〔 4 〕 纵队五个团向大别山脉攻击之威胁而有停止进攻皖东之意,蒋介石亦有停止军事冲突与我谈判条件,欲把我八路军、新四军统统纳入黄河以北,划定黄河以北为我两军防区之企图。但第一,华北敌占领区日益扩大,我之斗争日益艰苦,不入华中不能生存;第二,在可能的全国性突变时,我军决不能限死黄河以北而不入中原,故华中为我最重要的生命线;第三,此次蒋令韩德勤、李品仙、李宗仁、卫立煌 〔 5 〕 及所有鄂、豫、皖、苏各军向我新四军进攻,衅自彼开,故我仍应乘此时机派必要军力南下。黄率三四四旅在现地休整并与胡服、雪枫取得电台联络后,应遵朱、彭 〔 6 〕 令开入淮河北岸,胡服先至该地等候,该旅到达后即听胡服意见部署兵力布置工作。彭吴支队 〔 7 〕 亦听胡服、克诚意见向苏北出动,从徐州附近逐步南进,先占盐城、宝应以北各县。三四四旅与彭吴支队南下口号,仍是救援新四军与配合友军抗日。如届时李品仙已撤退进攻皖东部队,并恢复驻立煌办事处 〔 8 〕 ,释放张夫人 〔 9 〕 及一切被捕党员,退回军款,则我军暂时可不开入淮南,第一步以盐城、宝应、蚌埠、蒙城为界。如韩、李 〔 10 〕 来攻,则消灭之;如韩、李愿让该线以北为我防区,则暂时妥协之。如彭吴兵力不足,则三四四旅协助之。惟整个苏北、皖东、淮北为我必争之地,凡扬子江以北,淮南路以东,淮河以北,开封以东,陇海路以南,大海以西,统须在一年以内造成民主的抗日根据地。责成三四四旅,彭吴支队,雪枫支队,罗、戴支队 〔 11 〕 ,陈毅之叶飞部 〔 12 〕 ,配合地方党,负其全责。凡军事行动统归朱、彭两总及胡服同志指挥之,一切具体部署、政治口号、政权建设、发展计划及统一战线方针,统由胡服负责,会商克诚、雪枫考虑决定,报告朱、彭及中央军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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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王 〔 1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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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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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毛泽东手稿刊印。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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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 德怀,即彭德怀,当时任八路军副总司令。克诚,即黄克诚(一九○二——一九八六),湖南永兴人,当时任八路军第二纵队(由第三四四旅和新一旅等组成)政治委员。陈罗,指陈光、罗荣桓,当时分别任八路军第一一五师代师长和政治委员。雪枫,即彭雪枫,当时任新四军第六支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胡服,即刘少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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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 韩德勤(一八九一——一九八八),江苏泗阳人。当时任国民党军鲁苏战区副总司令、国民党江苏省政府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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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 李品仙,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五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第二十一集团军总司令、国民党安徽省政府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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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 李先念(一九○九——一九九二),湖北黄安(今红安)人。当时任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司令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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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 李宗仁(一八九一——一九六九),广西临桂人,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五战区司令长官。卫立煌,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一战区司令长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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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 朱、彭,指朱德、彭德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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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 彭吴支队,指彭明治任支队长、吴文玉任政治委员的八路军第一一五师苏鲁豫支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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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 指八路军驻洛阳办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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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 张夫人,指张云逸的夫人韩碧。一九四○年二月,她在携幼子由皖南新四军军部渡江前往江北指挥部的途中,在安徽无为县被李品仙所属国民党军安徽保安第八团扣留。同时被扣的还有指挥部干部及所携军款七万元、重要文件和一批武器。经过严正抗议和不断斗争,韩碧母子于同年九月获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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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 韩、李,指韩德勤和李品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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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 罗、戴支队,指罗炳辉任司令员的新四军江北指挥部第五支队和戴季英任政治委员的新四军江北指挥部第四支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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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 陈毅之叶飞部,指陈毅任指挥的新四军江南指挥部所辖的叶飞任司令员的新四军江南人民抗日义勇军挺进纵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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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 王,指王稼祥,当时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兼总政治部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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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手发展抗日力量,抵抗反共顽固派的进攻 - 和谐历史档案馆 Banned Historical Archiv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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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放手发展抗日力量,抵抗反共顽固派的进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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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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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1940.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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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签:指示 关键人物文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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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来源:毛泽东选集1-7(静火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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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手发展抗日力量,抵抗反共顽固派的进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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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在一切敌后地区和战争区域,应强调同一性,不应强调特殊性,否则就会是绝大的错误。不论在华北、华中或华南,不论在江北或江南,不论在平原地区、山岳地区或湖沼地区,也不论是八路军、新四军或华南游击队 〔 1 〕 ,虽然各有特殊性,但均有同一性,即均有敌人,均在抗战。因此,我们均能够发展,均应该发展。这种发展的方针,中央曾多次给你们指出来了。所谓发展,就是不受国民党的限制,超越国民党所能允许的范围,不要别人委任,不靠上级发饷,独立自主地放手地扩大军队,坚决地建立根据地,在这种根据地上独立自主地发动群众,建立共产党领导的抗日统一战线的政权,向一切敌人占领区域发展。例如在江苏境内,应不顾顾祝同、冷欣、韩德勤 〔 2 〕 等反共分子的批评、限制和压迫,西起南京,东至海边,南至杭州,北至徐州,尽可能迅速地并有步骤有计划地将一切可能控制的区域控制在我们手中,独立自主地扩大军队,建立政权,设立财政机关,征收抗日捐税,设立经济机关,发展农工商业,开办各种学校,大批培养干部。中央前要你们在今年一年内,在江浙两省敌后地区扩大抗日武装至十万人枪和迅速建立政权等项,不知你们具体布置如何?过去已经失去了时机,若再失去今年的时机,将来就会更困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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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在国民党反共顽固派坚决地执行其防共、限共、反共政策,并以此为投降日本的准备的时候,我们应强调斗争,不应强调统一,否则就会是绝大的错误。因此,对于一切反共顽固派的防共、限共、反共的法律、命令、宣传、批评,不论是理论上的、政治上的、军事上的,原则上均应坚决地反抗之,均应采取坚决斗争的态度。这种斗争,应从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出发,也就是自卫的原则、胜利的原则和休战的原则,也就是目前每一具体斗争的防御性、局部性和暂时性。对于反共顽固派的一切反动的法律、命令、宣传、批评,我们应提出针锋相对的办法和他们作坚决的斗争。例如,他们要四、五支队 〔 3 〕 南下,我们则以无论如何不能南下的态度对付之;他们要叶、张两部 〔 4 〕 南下,我们则以请准征调一部北上对付之;他们说我们破坏兵役,我们就请他们扩大新四军的募兵区域;他们说我们的宣传错误,我们就请他们取消一切反共宣传,取消一切磨擦法令;他们要向我们举行军事进攻,我们就实行军事反攻以打破之。实行这样的针锋相对的政策,我们是有理由的。凡一切有理之事,不但我党中央应该提出,我军的任何部分均应该提出。例如,张云逸对李品仙,李先念对李宗仁 〔 5 〕 ,均是下级向上级提出强硬的抗议,就是好例。只有向顽固派采取这种强硬态度和在斗争时采取有理、有利、有节的方针,才能使顽固派有所畏而不敢压迫我们,才能缩小顽固派防共、限共、反共的范围,才能强迫顽固派承认我们的合法地位,也才能使顽固派不敢轻易分裂。所以,斗争是克服投降危险、争取时局好转、巩固国共合作的最主要的方法。在我党我军内部,只有坚持对顽固派的斗争,才能振奋精神,发扬勇气,团结干部,扩大力量,巩固军队和巩固党。在对中间派的关系上,只有坚持对顽固派的斗争,才能争取动摇的中间派,支持同情的中间派,否则都是不可能的。在应付可能的全国性的突然事变的问题上,也只有采取斗争的方针,才能使全党全军在精神上有所准备,在工作上有所布置。否则,就将再犯一九二七年的错误 〔 6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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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在估计目前时局的时候,应懂得,一方面,投降危险是大大地加重了;另一方面,则仍未丧失克服这种危险的可能性。目前的军事冲突是局部性的,还不是全国性的。是彼方 〔 7 〕 的战略侦察行动,还不是立即大举“剿共”的行动;是彼方准备投降的步骤,还不是马上投降的步骤。我们的任务,是坚持地勐力地执行中央“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这三项唯一正确的方针,用以达到克服投降危险、争取时局好转的目的。如果对时局的估计和任务的提出发生过左过右的意见,而不加以说明和克服,那也是绝大的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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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四、五支队反对韩德勤、李宗仁向皖东进攻的自卫战争,李先念纵队反对顽固派向鄂中和鄂东进攻的自卫战争,彭雪枫支队在淮北的坚决斗争,叶飞在江北的发展,以及八路军二万余人南下淮北、皖东和苏北 〔 8 〕 ,均不但是绝对必要和绝对正确的,而且是使顾祝同不敢轻易地在皖南、苏南向你们进攻的必要步骤。即是说,江北愈胜利、愈发展,则顾祝同在江南愈不敢轻动,你们在皖南、苏南的文章就愈好做。同样,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游击队,在西北、华北、华中、华南愈发展,共产党在全国范围内愈发展,则克服投降危险争取时局好转的可能性愈增加,我党在全国的文章就愈好做。如果采取相反的估计和策略,以为我愈发展,彼愈投降,我愈退让,彼愈抗日,或者以为现在已经是全国分裂的时候,国共合作已经不可能,那就是错误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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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在抗日战争中,我们在全国的方针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在敌后建立民主的抗日根据地,也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中央关于政权问题的决定,你们应该坚决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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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在国民党统治区域的方针,则和战争区域、敌后区域不同。在那里,是荫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反对急性和暴露。其与顽固派斗争的策略,是在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下,利用国民党一切可以利用的法律、命令和社会习惯所许可的范围,稳扎稳打地进行斗争和积蓄力量。在党员被国民党强迫入党时,即加入之;对于地方保甲团体、教育团体、经济团体、军事团体,应广泛地打入之;在中央军和杂牌军 〔 9 〕 中,应该广泛地展开统一战线的工作,即交朋友的工作。在一切国民党区域,党的基本方针,同样是发展进步势力(发展党的组织和民众运动),争取中间势力(民族资产阶级、开明绅士、杂牌军队、国民党内的中间派、中央军中的中间派 〔 10 〕 、上层小资产阶级和各小党派,共七种),孤立顽固势力,用以克服投降危险,争取时局好转。同时,充分地准备应付可能发生的任何地方性和全国性的突然事变。在国民党区域,党的机关应极端秘密。东南局 〔 11 〕 和各省委、各特委、各县委、各区委的工作人员(从书记至伙夫),应该一个一个地加以严格的和周密的审查,决不容许稍有嫌疑的人留在各级领导机关之内。应十分注意保护干部,凡有被国民党捕杀危险的公开或半公开了的干部,应转移地区荫蔽起来,或调至军队中工作。在日本占领地区(大城市、中小城市和乡村,如上海、南京、芜湖、无锡等地)的方针,和在国民党区域者基本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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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以上策略指示,经此次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请东南局和军分会诸同志讨论,传达于全党全军的全体干部,并坚决执行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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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此指示,在皖南由项英同志传达,在苏南由陈毅同志传达。并于接电后一个月内讨论和传达完毕。对于全党全军的工作布置,则由项英同志按照中央方针统筹办理,以其结果报告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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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给中共中央东南局的指示。在毛泽东为中央起草这个指示的时期,中共中央委员、中共中央东南局书记项英的思想中存在着严重的右倾观点,没有坚决实行中央的方针,不敢放手发动群众,不敢在日本占领地区扩大解放区和人民军队,对国民党的反动进攻的严重性认识不足,因而缺乏对付这个反动进攻的精神上和组织上的准备。中央这个指示到达后,中共中央东南局委员、新四军第一支队司令员陈毅立即执行了;项英却仍然不愿执行。他对于国民党的可能的反动进攻,仍然不作准备,以致在一九四一年一月间蒋介石发动皖南事变时处于软弱无能的地位,使在皖南的新四军九千余人遭受覆灭性的损失,项英亦被反动分子所杀。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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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 华南游击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当时广东省几支抗日游击队的总称。后来发展为:东江纵队、琼崖纵队、珠江纵队、韩江纵队、粤中人民抗日解放军、南路人民抗日解放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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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 顾祝同,当时任第三战区司令长官。辖区包括浙江、福建、苏南、皖南、赣东。冷欣,当时任第三战区第二游击区副总指挥。韩德勤,当时任国民党江苏省政府主席、鲁苏战区副总司令。辖区包括苏北、皖北以及鲁南的小块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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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 四、五支队,即新四军第四、第五两个支队,是张云逸任指挥的新四军江北指挥部的主力。当时他们正在淮河以南、长江以北、运河以西、淮南铁路以东地区建立抗日根据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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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 叶、张两部,这里指叶飞率领的新四军挺进纵队和张道庸(即陶勇)率领的苏皖支队。当时他们在江苏中部一带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建立抗日根据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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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 一九四〇年春,国民党安徽省政府主席李品仙、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均属桂系),派军队向在安徽、湖北抗日的新四军发动大规模进攻。当时新四军江北指挥部指挥张云逸、豫鄂挺进纵队司令员李先念,都曾经强硬地抗议他们破坏抗日的行为,并且在军事上进行了坚决的自卫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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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 指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的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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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 指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顽固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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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 一九四〇年三月,中共中央为增援新四军在淮北、皖东和苏北的抗日斗争,打退国民党军队向新四军的进攻,命令八路军调遣部队南下。同年夏,南下部队二万余人到达豫皖苏边区,与彭雪枫领导的新四军第六支队和八路军陇海南进支队等会合,先后编为八路军第四、第五纵队,开辟了苏北淮海抗日根据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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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 “中央军”主要指蒋介石集团的部队。“杂牌军”主要指国民党地方军阀的部队。“杂牌军”受蒋介石集团的歧视,他们的待遇与蒋介石集团的部队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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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 “国民党内的中间派”和“中央军中的中间派”,指抗日战争时期,在一定时间内对反共不很积极,或者当反共顽固派向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进攻的时候采取中立态度的国民党内的某些派别和某些个人,中央军中的某些军官或个别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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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 东南局是当时中共中央领导中国东南地区工作的代表机关。这个地区包括浙江、福建两省的全部和江苏、安徽、江西三省的一部分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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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延安新哲学会第一届年会上的讲话 - 和谐历史档案馆 Banned Historical Archiv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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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在延安新哲学会第一届年会上的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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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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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1940.6.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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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签:关键人物文稿 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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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来源:毛泽东思想万岁(1913-1943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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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延安新哲学会第一届年会上的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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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开这个会,我心里很高兴,回想前年开新哲学会成立会的那一天到现在,已两年了。工作有了成绩。今年开过了这个年会之后,一定会更好。理论这件事是很重要的,中国革命有了许多年,但理论活动仍然很落后,这是大缺憾。要知道革命如不提高革命理论,革命胜利是不可能的。过去我们注意的太不够,今后应加紧理论研究。现在人的条件比过去好了,有许多文化工作者与哲学家都会聚在这里。必须承认现在我们的理论水平还是很低,全国的理论水平还是很低,大家才能负起克服这种现象的责任。我们要求全国在这方而加以努力,首先要求延安的人多多努力,年会开了以后,新哲学会的前途是光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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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时局与党的政策 - 和谐历史档案馆 Banned Historical Archiv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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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目前时局与党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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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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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1940.7.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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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签:关键人物文稿 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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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来源:毛泽东文集第二卷(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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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时局与党的政策 〔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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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关于苏联不加入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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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派帝国主义国家,在战争阻止不了时,人民就起来反对战争,而苏联就不加入。这一不加入计划的实现,是苏联二十年来斗争的结果,是世界人民拥护苏联的结果,是苏联善于利用帝国主义相互间矛盾的结果,是无产阶级世界战略上最伟大的胜利,因为它不但保护了苏联,而且保证了世界革命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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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胜利完成于德苏、苏芬两个协定 〔 2 〕 ,以后的任务则是巩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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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关于帝国主义两大阵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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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帝国主义两大阵线,两大统一战线,不是说双方同盟诸国间没有矛盾与斗争,矛盾与斗争是存在的,而且是严重的。例如英、美、法三国相互之间,三国与其他小国之间,是有矛盾与斗争的。又如德、意、日三国相互之间,三国与其他小国之间,也是有矛盾与斗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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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不是说各个阵线是固定的,不生变化的。相反,它们是不固定的,要生变化,而且已经生了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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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有北欧、荷、比、巴尔干的变化,有法国的大变化,表现了阵线的减弱,这就是英美法阵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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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则表现了阵线的增强,这就是德意日阵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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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造成了目前的不平衡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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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一会儿亲英、美,现在又有亲德、意之势,这是由于日本内部法西斯派将代替英美派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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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方都没有完全固定的同盟条约,例如美之与英、法,英、法之与北欧,及荷、比,德、意之与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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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所谓阵线内部的矛盾、斗争与变化。今后还会有矛盾与斗争,也还会有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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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不管这一切,则一方面德、意、日欲打破现状,一方面所谓民主国(包括荷、比)则欲维持现状,双方各有利害共同点,因而可以结成一种统一战线,则是实际上已经有了的,双方都有几十个或十几个国家。目前以地域、经济力与海军而论,仍以英、美为强,而德、意、日则因德国战争胜利与占领地区之广,表现其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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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东方与西方,现在两个帝国主义阵线的斗争主要已不在大陆上,而移到海洋上,在这方面尚未决战,因此尚有巨大的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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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令英国屈服,亦尚有美国的海上霸权。美国是门罗主义加上世界主义,“我的是我的,你的还是我的。”它是不愿放弃大西洋与太平洋上的利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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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意都是海军较弱的,加上法国投降,也未改变这种状态。德、意与日本,不破坏英、美的海军,是无法管理英、法、荷、比的殖民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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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凡尔赛与华盛顿体系,又一方面,反对这个体系而企图建立新凡尔赛与新太平洋体系。这个斗争现在尚未完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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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说,帝国主义国家之间尚有可供革命利用之矛盾,因此,必须利用之。苏联必须利用之,印度必须利用之,中国必须利用之,一切其他国家的无产阶级及被压迫民族必须利用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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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是世界大震动大变化时代,不是什么“和平”与“资本主义稳定”的时代,这个时代早已完结,以后也永远不能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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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看不见这一点,就因为对下列诸点估计不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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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对反革命估计过高。(1)帝国主义相互间的矛盾,由于战争而展开了,不是缩小了;(2)各国资产阶级与资本主义制度在人民中失去信任;(3)社会民主党失去信任;(4)战争的破坏性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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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对于革命力量估计不足。(1)苏联的存在;(2)中国革命的存在;(3)印度革命运动的高涨;(4)欧洲及各国共产党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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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革命是不可避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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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德、意战胜英、法,等于打断两条帝国主义锁链,而新的帝国主义锁链,则可能在刚刚套上或来不及套上就被打断。资本主义战线可能在三处被冲破——欧洲、印度与中国,这就等于基本上冲破整个资本主义战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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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在欧洲,单纯的十月革命是不可能的了,在那里,只能是十月革命加苏联红军。而这样的时机,目前还未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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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目前是苏联的八小时工作制与世界革命形势的成熟,而不是世界革命。目前还应该利用帝国主义战争,目前是世界革命的前夜。 二 中国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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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好转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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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初步好转——两党两军的外部合作,目的在唤醒广大民众,孤立大地主大资产阶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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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彻底好转——只有在共产党参加的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统一战线政权成立之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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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除去悲观——初步好转与彻底好转的可能性是存在的,我们的同盟军是广大的,目前民族资产阶级还是同盟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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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除去幻想——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当政之时,不能有彻底好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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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后退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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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是战略进攻中部分的策略后退(隐蔽政策)。但在战略上,在总的方面,仍然是进攻的(广泛的统一战线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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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民族与民主革命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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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抗日与革命是一个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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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民族革命与民主革命有区别,也有一致的。大体上可分为片面抗战与全面抗战两个阶段,然而都在抗战过程中。目前是抗日除奸的整个革命阶段,没有另外单纯的土地革命阶段。是抗日除奸问题,不是单纯的土地革命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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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一切革命的基本问题是政权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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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号: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建立民主共和国——“抗战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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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策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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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四种形式的统一战线——(1)在国民党区域:在野的与在朝的统一战线。(2)在八路军与新四军区域:我们与其他党派、阶级在政权内的统一战线。(3)国民党政权与我们政权之间的统一战线。(4)在敌人占领之大城市:下层统一战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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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目前是部分的统一战线政权,将来应该是全国的统一战线政权。没有这种政权,就没有抗日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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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民族革命与民主革命是同时的,不是民族革命过去之后,再来一个民主革命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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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台山 〔 3 〕 一类——在抗日的前期与中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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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在抗日的后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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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磨擦——民族革命中的民主革命。(四)中间派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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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就世界范围分:被压迫民族是帝国主义与无产阶级之间的中间派,但它是无产阶级革命的一部分同盟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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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就抗战营垒(与敌人营垒区别)分:顽固派或中国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则是统治的阶级,动摇的阶级,不是中间派,把它们当做中间派,溷淆了人民的视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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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产阶级及上层小资产阶级——中间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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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层小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进步派。(五)强调团结与斗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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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我们历来是强调团结的,今后还是一样——对付一切抗战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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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我们历来是强调斗争的,今后还是一样——对付一切投降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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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我们又强调团结又强调斗争——对付一切又抗日又反共的顽固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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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有时强调团结,有时强调斗争——依顽固派的态度是团结为主还是反共为主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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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斗争为了团结——为了延长合作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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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不论哪一方面(政治,军事,文化),目前时期都以团结为主。但不论哪一方面,都同时有斗争。因为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政策是没有变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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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即在目前时期,某些地方,反磨擦斗争还可表现为地方高涨,例如苏北。(六)倾向来源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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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倾——从地主资产阶级影响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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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倾——从农民小资产阶级影响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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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观的——上列二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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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观的——教育不足(自我批评不足)。(七)边区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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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上了轨道的根据地——陕甘宁边区与晋冀察边区。因为党、政府、军队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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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点:革命秩序不足;统一战线太少;官僚主义太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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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中央、边区,大家的努力。(八)学习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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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我们是处在战争与革命的新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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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一切皆在变化中,不应该用顽固的形式主义的观点,而应该用活泼的辩证法的观点,去注意一切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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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例如此次决定,即有许多新东西,这不是说过去不对,而是说客观变了,主观要适应此种变化:国际,德、意、日的优势,苏联在战外,革命的酝酿;国内,新的困难,新的投降危险,初步好转的可能性,反共高潮的下降(已有三个月),“左”倾危险的发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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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三个时期的统一战线:大革命时期,内战时期,抗战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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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两期都有成绩,但都有错误——陈独秀的绝对主义(一切联合,否认斗争)与内战后期的绝对主义(一切打倒,对某些可能部分没有正确策略)。现在应扩大成绩,避免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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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紧争取同盟军又不失自己立场的策略教育是必要的,老大与形式主义都是无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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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什么年月学好了,或者什么天才,都是骗人的。有用的是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研究具体环境与具体策略,用点苦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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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毛泽东修改件刊印。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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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 这是毛泽东在延安高级干部讨论《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政策的决定》的会议上所作结论的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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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 指一九三九年八月二十三日和一九四○年三月十二日在莫斯科签订的《苏德互不侵犯条约》与《苏芬和平条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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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 这里的五台山,指在五台山建立的晋察冀抗日民主政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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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结到底 - 和谐历史档案馆 Banned Historical Archiv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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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团结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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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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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1940.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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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签:关键人物文稿 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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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来源:毛泽东选集1-7(静火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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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结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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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战争的三周年,正是中国共产党的十九周年。我们共产党人今天来纪念抗战,更感到自己的责任。中华民族的兴亡,是一切抗日党派的责任,是全国人民的责任,但在我们共产党人看来,我们的责任是更大的。我党中央已发表了对时局的宣言,这个宣言的中心是号召抗战到底,团结到底。这个宣言希望得到友党友军和全国人民的赞同,而一切共产党员尤其必须认真地执行这个宣言中所示的方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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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共产党员须知:只有抗战到底,才能团结到底,也只有团结到底,才能抗战到底。因此,共产党员要作抗战的模范,也要作团结的模范。我们所反对的,只是敌人和坚决的投降分子、反共分子,对其他一切人,都要认真地团结他们。而所谓坚决的投降分子、反共分子,在任何地方都只占少数。我调查了一个地方政府的成分,在那里办事的有一千三百人,其中坚决反共的只有四十至五十人,即是说,不足百分之四,其余都是希望团结抗战的。我们对于坚决的投降分子和反共分子,当然是不能容忍的,对他们容忍,就是让他们破坏抗战,破坏团结;所以必须坚决反对投降派,对于反共分子的进攻必须站在自卫立场上坚决地打退之。如果我们不是这样做,那就是右倾机会主义,是对于团结抗战不利的。但对于凡非坚决投降和坚决反共的人,则必须采取团结政策。其中有些人是两面派,有些人是被迫的,又有些人是一时之错,对于这些人都应争取他们,继续团结抗战。如果我们不是这样做,那就是“左”倾机会主义,也是对于团结抗战不利的。一切共产党员须知:我们发起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我们必须坚持这个统一战线。现在国难日深,世界形势大变,中华民族的兴亡,我们要负起极大的责任来。我们一定要战胜日本帝国主义,我们一定要把中国造成独立、自由、民主的共和国;而要达此目的,必须团结全国最大多数有党有派和无党无派的人。共产党人不许可同人家建立无原则的统一战线,因此,必须反对所谓溶共、限共、防共、制共的一套,必须反对党内的右倾机会主义。但同时,任何共产党员也不许可不尊重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因此,一切共产党员必须在抗日原则下团结一切尚能抗日的人,必须反对党内的“左”倾机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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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此目的,在政权问题上,我们主张统一战线政权,既不赞成别的党派的一党专政,也不主张共产党的一党专政,而主张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联合专政,这即是统一战线政权。共产党员在敌人后方消灭敌伪政权建立抗日政权之时,应该采取我党中央所决定的“三三制”,不论政府人员中或民意机关中,共产党员只占三分之一,而使其他主张抗日民主的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占三分之二。无论何人,只要不投降不反共,均可参加政府工作。任何党派,只要是不投降不反共的,应使其在抗日政权下面有存在和活动之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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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军队问题上,我党宣言中已表明:继续执行“不在一切友军中发展党的组织”的决定。某些地方党部尚未严格执行此决定的,应即加以纠正。凡不向八路军新四军举行军事磨擦的军队,应一律采取友好态度。即对某些举行过磨擦的军队,在其停止了磨擦之时,亦应恢复友好关系。这就是在军队问题上实行统一战线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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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财政、经济、文化、教育、锄奸各方面的政策,为着抗日的需要,均必须从调节各阶级利益出发,实行统一战线政策,均必须一方面反对右倾机会主义,一方面反对“左”倾机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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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的国际形势,是帝国主义战争正向世界范围内扩大,由帝国主义战争所造成的极端严重的政治危机和经济危机,将必然引起许多国家革命的爆发。我们是处在战争和革命的新时代。没有卷入帝国主义战争漩涡的苏联,是全世界一切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援助者。这些都是有利于中国抗战的。但同时,日本帝国主义正在准备向南洋侵略,加紧向中国进攻,势将勾引中国一部分动摇分子对其投降,投降危险是空前地加重了。抗战的第四周年将是最困难的一年。我们的任务是团结一切抗日力量,反对投降分子,战胜一切困难,坚持全国抗战。一切共产党员必须和友党友军团结一致去完成这个任务。我们相信,在我党全体党员和友党友军及全体人民共同努力之下,克服投降,战胜困难,驱除日寇,还我河山的目的,是能够达到的,抗战的前途是光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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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毛泽东为延安《新中华报》写的纪念抗日战争三周年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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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八路军政治工作的几点意见 - 和谐历史档案馆 Banned Historical Archiv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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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对八路军政治工作的几点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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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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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1940.8.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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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签:关键人物文稿 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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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来源:毛泽东文集第二卷(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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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八路军政治工作的几点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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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杨、罗、陆、聂、彭、朱 〔 1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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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会议 〔 2 〕 应详细讨论中央七七决定 〔 3 〕 及最近中央与总政各种指示以外,我们还有下列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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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共产党领导的军队中的政治工作,在抗战中应有其独立性。这种独立性是根据党的政策与共产党在民族斗争中的独立性而来的。因此模煳我们政治工作的独立性的原则,无视国民党军队的传统与作法对我们的恶劣影响是不对的。然而所谓政治工作的独立性并不是要我们抄袭内战时期一切作法,相反的我们应当根据民族战争的环境来确定政治工作各方面的具体方针,我们应当使军队的政治工作变成实现党的每个政策的有力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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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军队政治机关与军队各级干部,尤其是军政干部,必须了解与掌握党的政策与策略。应当承认军队干部对党的政策策略的了解与掌握是非常不够的,因此必须加强干部中策略教育,使其成为干部教育中最重要的一项。军队对居民必须有最严格的纪律。在政权及地方党未建立起来的地方,军队政治机关应负全责建立政权与地方党,而在建立的过程中必须严格地实行党的政策。在政权及地方党已建立完备的区域,军队不应干涉地方政权及党的工作,而应尊重他们,成为遵守法令的模范。应当与军队中破坏对居民纪律的行为,不爱护根据地,浪费人力物力,不尊重政府及地方党,以及一切脱离党的政策的行为,作严格的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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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为坚持敌后的艰苦斗争,必须团结全党干部,因此明确地规定下列关系是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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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在军队党与地方党的关系中,应更多更严格地要求军队党负责任,如遇争执事件,应更多地责备军队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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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在外地干部与本地干部的关系中,应更多地要求和责备外地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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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在老干部与新干部关系中,应更多地要求和责备老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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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在正规军与地方武装的关系中,在老部队与新部队的关系中,应更多地要求和责备正规军和老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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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估计到部队的分散环境和政治工作现状,因此政治工作的领导方式和工作方式应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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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全般性。反对只顾局部利益与本位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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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进步性。多研究,多总结,反对保守不求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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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复杂性,多样性。反对遇事简单公式主义,敷衍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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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计划性,组织性。反对急躁盲动乱来一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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戊、统一性。以使分散与集中、自动与命令求得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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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实际性。反对不着重实际,铺张夸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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庚、精细性。反对粗枝大叶只顾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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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战斗性。以求政治工作真正适应于战斗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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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敌伪军锄奸工作,总政已有电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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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关于干部工作、民运、宣传教育等,总政当陆续有电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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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朱、王、谭 〔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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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月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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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中央档桉馆保存的抄件刊印。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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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 彭,指彭德怀,当时任八路军副总司令。杨,指杨尚昆,当时任中共中央北方局书记。罗,指罗瑞卿,当时任八路军野战政治部主任。陆,指陆定一,一九○六年生,江苏无锡人,当时任八路军野战政治部副主任。聂,指聂荣臻,当时任八路军晋察冀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彭,指彭真,当时任中共中央晋察冀分局书记。朱,指朱良才(一九○○——一九八九),湖南汝城人,当时任八路军晋察冀军区政治部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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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 指八路军野战政治工作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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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 指一九四○年七月七日《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政策的决定》。《决定》根据当时国际国内形势,提出了克服困难,克服投降危险,争取时局好转的十七条重要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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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 朱,指朱德。王,指王稼祥,当时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兼总政治部主任。谭,指谭政(一九○七——一九八八),湖南湘乡人,当时任中共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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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经学问题给范文澜的信 - 和谐历史档案馆 Banned Historical Archiv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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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关于经学问题给范文澜的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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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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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1940.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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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签:书信 关键人物文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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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来源:毛泽东文集第二卷(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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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经学问题给范文澜 〔 1 〕 的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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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澜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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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纲 〔 2 〕 读了,十分高兴,倘能写出来,必有大益,因为用马克思主义清算经学这是头一次,因为目前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复古反动十分猖獗,目前思想斗争的第一任务就是反对这种反动。你的历史学工作继续下去,对这一斗争必有大的影响。第三次讲演因病没有听到,不知对康、梁、章、胡 〔 3 〕 的错误一面有所批判否?不知涉及廖平、吴虞、叶德辉 〔 4 〕 等人否?越对这些近人有所批判,越能在学术界发生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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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历史完全无研究,倘能因你的研究学得一点,深为幸事。致以敬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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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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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月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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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手稿刊印。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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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 范文澜(一八九三——一九六九),浙江绍兴人。当时任延安马列学院历史研究室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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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 指范文澜一九四○年在延安新哲学会年会上关于中国经学简史的讲演提纲。这个提纲后经整理于同年连续发表在延安《中国文化》第二卷第二、第三期上,题为《中国经学史的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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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 康、梁、章、胡,指康有为(一八五八——一九二七,广东南海人)、梁启超、章炳麟、胡适。他们都是在近代中国经学史和思想史上有重大影响的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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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 廖平(一八五二——一九三二),四川井研人,中国近代经学家。吴虞(一八七一——一九四九),四川新繁(今属新都)人,五四运动前后曾写文章批判旧礼教,后来很少发表新见。叶德辉(一八六四——一九二七),湖南湘潭人,是维护封建统治的古文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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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调查地主资产阶级和国民党军官的通知 - 和谐历史档案馆 Banned Historical Archiv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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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关于调查地主资产阶级和国民党军官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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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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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1940.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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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签:指示 关键人物文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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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来源:毛泽东文集第二卷(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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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调查地主资产阶级和国民党军官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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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来、剑英、克农、漱石 〔 1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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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将大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加以区别,以人为单位,每类每省调查数十人至一百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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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大资产阶级是带买办性的,与外国资本有联系,大银行、大商业及与外国资本联系的大工业属之,他们是现时主要当权者,如蒋介石、孔祥熙、宋子文、虞洽卿等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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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民族资产阶级是受大资产阶级统制,与外国资本联系少,现时还基本上没有政权,主张团结抗战的,如陈光甫、穆藕初、康心如、范旭东等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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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将大地主与开明绅士加以区别,亦以人为单位每类调查数十人至一百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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戊、分省调查,请恩来负责调查四川、云南、贵州、湖南、湖北五省,克农负责调查广西、广东、福建三省及香港,小姚 〔 2 〕 负责调查江西、浙江、安徽、江苏四省及上海。克农、小姚的材料限于十二月一日以前托人带交恩来带来延安,给七大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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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每人为立一小传,要有籍贯、年龄、出身、履历、派别、资产活动、嗜好、政治动向、对我态度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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庚、关于军官调查,总司令、军长、师长、团长四项,每人立一小传,传内亦有履历、派别、资产活动、政治动向、对我态度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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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以上调查统称名人录,先从经济、军事两方着手,将来可发展到政治、文化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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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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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月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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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中央档桉馆保存的抄件刊印。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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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 剑英,即叶剑英,当时任中共中央南方局常委、八路军参谋长。克农,即李克农(一八九九——一九六二),安徽巢县(今属巢湖市)人,当时任八路军驻桂林办事处主任。漱石,即饶漱石(一九○三——一九七五),江西临川人,当时任中共中央东南局副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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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 小姚,指饶漱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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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课本”序 - 和谐历史档案馆 Banned Historical Archiv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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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文化课本”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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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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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19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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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签:关键人物文稿 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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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来源:毛泽东思想万岁(1913-1943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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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课本”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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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革命干部必须能看能写,又有丰富的社会常识与自然常识,以为从事工作的基础与学习理论的基础;工作才有做好的希望,理论也才有学好的希望。没有这个基础,就是说,不识字,不能看,不能写,其社会常识与自然常识限于直接见闻的范围,这样的人虽然也能做某些工作,但要做得好是不可能的。虽然也能学到某些革命道理,但要学得好也是不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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驳第三次“左”倾路线(节选) - 和谐历史档案馆 Banned Historical Archiv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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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驳第三次“左”倾路线(节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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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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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19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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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签:关键人物文稿 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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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来源:毛泽东文集第二卷(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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驳第三次“左”倾路线(节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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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我们历来的想法,所谓对于情况的估计,就是根据我们对于客观地存在着的实际情况,加以调查研究,而后反映于我们脑子中的关于客观情况的内部联系,这种内部联系是独立地存在于人的主观之外而不能由我们随意承认或否认的。它有利于我们也好,不利于我们也好,能够动员群众也好,不能动员也好,我们都不得不调查它,考虑它,注意它。如果我们还想改变客观情况的话,那就可以根据这种真实地反映了客观情况内部联系的估计,规定行动方针,转过去影响客观情况,把它加以改造。这时,如果客观情况是有利于我们前进的,我们就向群众说:你们前进吧!如果是不利于我们前进的,我们就向群众说:你们暂停吧(近乎“等待主义”),或说:你们退却吧(大有“机会主义”嫌疑)!据我想,这就叫做马克思主义的起码观点呢!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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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明白,在日本人与国民党有巩固统治的一切地方(这种地方占全国十分之九以上的区域),绝对不能采取流血的武装斗争形式,而只能采用不流血的和平斗争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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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平斗争也有两种,一种是合法的公开的斗争,又一种是非法的秘密的斗争,但都是不流血的、不暴动的、非武装的斗争形式,二者统一起来,就是在敌人统治区域的策略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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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日本人及国民党有巩固统治的区域都必须采取合法的公开的斗争形式。中国虽然不是民主的法治的国家,人民没有政治自由,尤其在日本统治区域对人民压迫得更厉害;但是政府的法律、社会的习惯,依然有很多地方可以利用,有很多矛盾、间隙、漏洞是可以被我们利用的。必须采取合法的能够公开的各种各色的斗争形式,才有人来,才能一般地避免政府的逮捕与解散,才能保全力量与积蓄力量。临时中央 〔 1 〕 却是拼命反对这种形式。有许多本来是非法的斗争,也要采用公开合法的形式才有胜利可能。例如罢工,是非法的,如果我们要争取胜利,避免失败,就必须利用当时当地各种经济的政治的社会的条件,可罢则罢之,不可罢则已之,罢而不胜则停之。做得入情入理,实行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才能存在与胜利。而临时中央则不管三七二十一,只是下令“用一切力量组织反日罢工”。又如反日,是非法的,但亦可以利用社会的舆论与各种政治间隙去进行某些工作。临时中央却只是高叫一顿,乱撞一顿,结果是任何稍为广大的、稍为持久的反日运动也做不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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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开工作之外,还要有秘密工作与之相配合,这就是党的秘密组织工作,群众的秘密组织工作(作为群众公开组织的核心),党派的秘密联合行动,秘密的情报工作,公开组织与公开斗争的事先秘密准备等。没有这一方面的工作,是不能存在于敌人统治区域的,公开工作也失了灵魂。临时中央则不但不愿意进行公开合法工作,也不愿意认真进行秘密工作,凡事爱暴露,爱显劲,爱称英雄,爱在明天早上胜利,结果在三年多的时间内,在敌人统治区域把党闹个精光,一点群众力量也闹个精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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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看来,临时中央的所谓“各种形式”,只是一句空话,其实他们只有一种形式,就是打、闹、叫,此外一点也没有。他们完全不知道中国的特点是武装斗争与和平斗争的统一,在和平斗争方面,又是公开斗争与秘密斗争的统一。这是极复杂的政治科学的一整套,中国共产党人如不学会这一整套政治科学,是无法胜利的。照临时中央的单纯的片面的冒险的干法,怎么能够“使工人阶级成为反日运动的骨干”,“使无产阶级成为中国民族的领导者与组织者”呢?不,是使工人阶级成为无用的长物,使无产阶级成为中国民族解放的空唤者与束手无策者。为什么有些同志连民族二字都不敢提呢?老爷 〔 2 〕 们既然提倡打倒一切,采取极端狭隘的关门主义与极端冒险的盲动主义,还吹什么民族呢?提了民族二字又有什么用处呢?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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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问老爷们:为什么分配一切土地给一切人,就叫做“十足机会主义的观点”,叫做“完全忽视无产阶级领导权”呢?咳,我倒要叫老爷们听训了!你们一点什么都不懂,根本脱离农民群众,硬把所谓“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的错误路线强迫推行于苏区,自封为“明确的阶级路线”,而把南方如像江西等地的农民群众所赞成所拥护的“抽多补少、抽肥补瘦”的土地分配法,名之曰“富农路线”,“十足机会主义”,强迫取消,是何道理呢?你们也知道吗?地主不分田者,肉体上消灭地主之谓也,这是出于哪一条马列主义的?你们在理论上,既不主张破坏地主们的消化器,就得让他们吃饭。听说十月革命后,列宁曾把一些地主送到西伯利亚搬木头,给他们以劳动与吃饭的机会,这是真正的列宁主义。我们的“列宁主义者”则不然,既无木头叫地主搬,又不给地主一份土地去耕种,其结果,便是迫着他们去当绿色游击队,手执武器向苏维埃拼命,这有什么好处呢?富农分坏田,把富农降到赤贫,让这一部分农民也反对我们。在民主革命时期,在民主革命还未胜利时期,在强大敌人进攻、革命谁胜谁负还未决定时期,就要用不分田、分坏田的政策对待地主富农,这是属于哪一条列宁主义的呢?你们的这一套,就可以叫做领导权吗?否!这是毁灭权,这是毁灭无产阶级领导作用的办法,这是毁灭革命的办法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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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土地问题上,六次党代表大会的决议认为:“在有很多失业和贫苦的农民的地方,必然发生‘平分土地’的运动,如果这一口号为大多数农民群众所拥护时,共产党应加以赞助,因为这是彻底肃清一切封建余孽的口号,并且是直接动摇私有制度的。”这些话大部分是正确的,因为它适合中国这类地少人多的情况(在北方每人平均只有三亩地,在南方每人平均只有一亩地)。这一段话里,只有最后一句不妥当,因为“平分土地”的结果,并没有动摇全部私有制,只动摇了封建主义的私有制,使之变为农民的私有制,而且在农村中仍然摆着走资本主义道路或走社会主义道路两个前途,更不要说没有动摇城市中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私有制了。六大决议又说,要向农民说明在现时条件下没有实行真正平等的可能,因此不要把农民引向绝对平均主义(例如侵犯中农利益,分田后不允许土地买卖,即不允许新富农产生)。临时中央违反六次大会,发明一条“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连同政治、军事、组织路线的错误,结果闹出一场革命的失败,其亦可谓“完全正确”也已矣。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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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识世界是为了改造世界,人类历史是人类自己造出的。但不认识世界就不能改造世界,“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运动” 〔 3 〕 ,这一方面,我们的老爷是茫然了。必然王国之变为自由王国,是必须经过认识与改造两个过程的。欧洲的旧哲学家 〔 4 〕 ,已经懂得“自由是必然的认识”这个真理。马克思的贡献,不是否认这个真理,而是在承认这个真理之后补充了它的不足,加上了根据对必然的认识而“改造世界” 〔 5 〕 这个真理。“自由是必然的认识”——这是旧哲学家的命题。“自由是必然的认识和世界的改造”——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命题。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如果不懂得从改造世界中去认识世界,又从认识世界中去改造世界,就不是一个好的马克思主义者。一个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如果不懂得从改造中国中去认识中国,又从认识中国中去改造中国,就不是一个好的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说人比蜜蜂不同的地方,就是人在建筑房屋之前早在思想中有了房屋的图样 〔 6 〕 。我们要建筑中国革命这个房屋,也须先有中国革命的图样。不但须有一个大图样,总图样,还须有许多小图样,分图样。而这些图样不是别的,就是我们在中国革命实践中所得来的关于客观实际情况的能动的反映(关于国内阶级关系,关于国内民族关系,关于国际各国相互间的关系,以及关于国际各国与中国相互间的关系等等情况的能动的反映)。我们的老爷之所以是主观主义者,就是因为他们的一切革命图样,不论是大的和小的,总的和分的,都不根据于客观实际和不符合于客观实际。他们只有一个改造世界或改造中国或改造华北或改造城市的主观愿望,而没有一个像样的图样,他们的图样不是科学的,而是主观随意的,是一塌胡涂的。老爷们既然完全不认识这个世界,又妄欲改造这个世界,结果不但碰破了自己的脑壳,并引导一群人也碰破了脑壳。老爷们对于中国革命这个必然性既然是瞎子,却妄欲充当人们的向导,真是所谓“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了。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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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九一八”至遵义会议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领导者们的所谓两条战线斗争是主观主义的。这首先是因为他们拿了衡量一切的他们自己的路线,是不根据于客观实际而仅仅根据于主观愿望,胡乱制造出来的。以机会主义的思想去衡量别人的思想,于是到处都发现“机会主义”,正如有鬼论者到处见鬼一样。第二,因为他们看事物的方法是主观主义的,既用这种方法造出了他们自己的主观主义的政治路线,又用这种方法造出了他们自己的宗派主义的组织路线,于是对于凡不合他们胃口的一切人都看作是“机会主义者”。他们对于事既不用唯物的辩证的方法,对于人自然也不用这种方法。而要作两条战线上的斗争,如果离开了唯物的辩证的方法,就会只是胡闹一顿,决无好结果可言。第三,他们连什么叫做“两条战线斗争”也是一点不懂得。他们不知道两条战线斗争,在马克思主义者看来,就是对于在时间与空间中运动着的一定事物的过去与现在的发展状态加以分析与综合,因而可以肯定它的暂时安定性(即该事物的本质及其属性)的一种方法。例如为要认识中国现存社会的性质是什么,就必须对中国社会的过去状况与现在状况加以科学的具体的分析,懂得它既不同于独立的封建社会(第一条战线上的斗争),也不同于独立的资本主义社会(第二条战线上的斗争),然后才可作出综合的结论,说它是一个半殖民地的(半独立的)半封建的社会。又如要认识现时中国革命的性质是什么,就必须从中国社会是特殊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这一点出发,加以科学的分析,懂得它既不同于没有民族压迫只有封建压迫而无产阶级又未觉悟的国家,如像二百年前的法兰西那样,是由资产阶级领导推翻封建阶级专政、建立资产阶级专政的革命(第一条战线上的斗争),也不同于由于无产阶级觉悟而在推翻封建阶级之后社会条件与政治条件容许实行社会主义制度,如像十月革命时的俄国那样,是由无产阶级领导推翻资产阶级专政、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革命(第二条战线上的斗争),然后才可作出综合的结论,说现时的中国革命是无产阶级领导的反帝反封建的建立各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新民主主义的革命。对于每一件具体的事,每一个具体的人,如果要认识它的性质,就必须使用这种两条战线斗争的方法,加以具体的分析与综合的调查研究,才能做出肯定的结论。稍一离开这种方法,稍一不合该事该人的实际,就没有法子做出正确的结论。“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领导者们主观地狂妄地采取所谓两条战线的方法,完全离开了具体的科学的研究工作,故其结论不能不是错误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领导者们的主观主义的两条战线斗争的方法,把党内对于这个方法的思想弄得极其溷乱与模煳起来了。许多人都晓得要作两条战线上的斗争,但许多人都不晓得究竟如何做法,成了一句不值钱的口头禅。第四,“左”倾机会主义路线领导者们的主观主义的两条战线斗争的方法,亦即他们的乱斗法,自然就不能如《联共党史》 〔 7 〕 在其结束语中所说的,既要同“党内机会主义集团——‘经济主义者’,孟什维克,托洛茨基分子,布哈林分子,民族主义倾向者”作斗争,并将他们加以粉碎(结束语第四条);又要发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纠正党与党员在工作中所犯的错误(结束语第五条)。“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乱斗法,没有可能将这二者(对付敌人和对付犯错误的同志)加以区别,而把用于对付敌人的方法来对付了同志,在党内造成了一种乱斗的习惯,不分青红皂白,大事小事,一律都是“最坚决无情的斗争”,到处都是“仇恨”与“斗争的积极性”,造成党内离心离德、惶惶不可终日的局面。这种反科学的小资产阶级主观主义的乱斗法,如果不肃清,党要达到真正的团结与统一是不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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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中央档桉馆保存的原件刊印。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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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 指一九三一年九月根据共产国际远东局提议,在上海成立的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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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 指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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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 见列宁《怎么办?》第一章第四节(《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4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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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 指荷兰唯物主义哲学家斯宾诺莎和德国古典唯心主义哲学家黑格尔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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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 参见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6—19页)和恩格斯《反杜林论》第一编第十一节《道德和法。自由和必然》(《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5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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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 参见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第五章《劳动过程和价值增殖过程》。原文是:“蜜蜂建筑蜂房的本领使人间的许多建筑师感到惭愧。但是,最蹩脚的建筑师从一开始就比最灵巧的蜜蜂高明的地方,是他在用蜂蜡建筑蜂房以前,已经在自己的头脑中把它建成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0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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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 即《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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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皖南事变发表的命令和谈话 - 和谐历史档案馆 Banned Historical Archiv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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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为皖南事变发表的命令和谈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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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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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19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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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签:指示 对话 关键人物文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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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来源:毛泽东选集第二卷(19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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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皖南事变发表的命令和谈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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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四一年一月二十日,于延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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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抗战有功,驰名中外。军长叶挺,领导抗敌,卓着勋劳;此次奉令北移,突被亲日派阴谋袭击,力竭负伤,陷身囹圄。迭据该军第一支队长陈毅、参谋长张云逸等电陈皖南事变经过,愤慨之余,殊深轸念。除对亲日派破坏抗日、袭击人民军队、发动内战之滔天罪行,另有处置外,兹特任命陈毅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代理军长,张云逸为副军长,刘少奇为政治委员,赖传珠为参谋长,邓子恢为政治部主任。着陈代军长等悉心整饬该军,团结内部,协和军民,实行三民主义,遵循《总理遗嘱》,巩固并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保卫民族国家、坚持抗战到底、防止亲日派袭击而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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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皖南事变发表的命令和谈话 - 和谐历史档案馆 Banned Historical Archiv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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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为皖南事变发表的命令和谈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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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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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1941.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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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签:指示 对话 关键人物文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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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来源:毛泽东选集1-7(静火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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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皖南事变发表的命令和谈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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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抗战有功,驰名中外。军长叶挺,领导抗敌,卓着勋劳;此次奉令北移,突被亲日派阴谋袭击,力竭负伤,陷身囹圄。迭据该军第一支队长陈毅、参谋长张云逸等电陈皖南事变经过,愤慨之余,殊深轸念。除对亲日派破坏抗日、袭击人民军队、发动内战之滔天罪行,另有处置外,兹特任命陈毅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代理军长,张云逸为副军长,刘少奇为政治委员,赖传珠为参谋长,邓子恢为政治部主任。着陈代军长等悉心整饬该军,团结内部,协和军民,实行三民主义,遵循《总理遗嘱》,巩固并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保卫民族国家、坚持抗战到底、防止亲日派袭击而奋斗。 中国共产党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发言人对新华社记者的谈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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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皖南反共事变,酝酿已久。目前的发展,不过是全国性突然事变的开端而已。自日寇和德意订立三国同盟 〔 1 〕 之后,为急谋解决中日战争,遂积极努力,策动中国内部的变化。其目的,在借中国人的手,镇压中国的抗日运动,巩固日本南进的后方,以便放手南进,配合希特勒进攻英国的行动。中国亲日派首要分子,早已潜伏在国民党党政军各机关中,为数颇多,日夕煽诱。至去年年底,其全部计划乃准备完成。袭击皖南新四军部队和发布一月十七日的反动命令,不过是此种计划表面化的开端。最重大的事变,将在今后逐步演出。日寇和亲日派的整个计划为何?即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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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用何应钦、白崇禧名义,发布致朱彭叶项的“皓”“齐”两电 〔 2 〕 ,以动员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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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在报纸上宣传军纪军令的重要性,以为发动内战的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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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消灭皖南的新四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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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宣布新四军“叛变”,取消该军番号。以上诸项,均已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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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任命汤恩伯、李品仙、王仲廉、韩德勤等为华中各路“剿共”军司令官,以李宗仁为最高总司令,向新四军彭雪枫、张云逸、李先念诸部实行进攻,得手后,再向山东和苏北的八路军新四军进攻,而日军则加以密切的配合。这一步骤,已开始实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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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寻找借口,宣布八路军“叛变”,取消八路军番号,通缉朱彭。这一步骤,目前正在准备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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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取消重庆、西安、桂林等地的八路军办事处,逮捕周恩来、叶剑英、董必武、邓颖超诸人。这一步骤也正开始实施,桂林办事处已被取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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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封闭《新华日报》 〔 3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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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进攻陕甘宁边区,夺取延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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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在重庆和各省大批逮捕抗日人士,镇压抗日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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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破坏各省共产党的组织,大批逮捕共产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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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日军从华中华南撤退,国民党政府宣布所谓“收复失地”,同时宣传实行所谓“荣誉和平”的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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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日军将原驻华中华南的兵力向华北增加,最残酷地进攻八路军,与国民党军队合作,全部消灭八路军新四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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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除一刻也不放松对于八路军新四军进攻之外,在各战场上的国民党军队和日军继续去年的休战状态,以便转到完全停战议和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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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国民党政府同日本订立和平条约,加入三国同盟。以上各步,正在积极准备推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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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就是日本和亲日派整个阴谋计划的大纲。中国共产党中央曾于前年七月七日的宣言上指出:投降是时局最大的危险,反共是投降的准备步骤。在去年七月七日的宣言中则说:“空前的投降危险和空前的抗战困难,已经到来了。”朱彭叶项在去年十一月《佳电》中更具体地指出:“国内一部分人士正在策动所谓新的反共高潮,企图为投降肃清道路。......欲以所谓中日联合‘剿共’,结束抗战局面。以内战代抗战,以投降代独立,以分裂代团结,以黑暗代光明。其事至险,其计至毒。道路相告,动魄惊心。时局危机,诚未有如今日之甚者。”故皖南事变及重庆军事委员会一月十七日的命令,不过是一系列事变的开始而已。特别是一月十七日的命令,包含着严重的政治意义。因为发令者敢于公开发此反革命命令,冒天下之大不韪,必已具有全面破裂和彻底投降的决心。盖中国软弱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们,没有后台老板,是一件小事也做不成的,何况如此惊天动地的大事?在目前的时机下,欲改变发令者此种决心似已甚难,非有全国人民的紧急努力和国际外交方面的重大压力,改变决心的事,恐怕是不可能的。故目前全国人民的紧急任务,在于以最大的警惕性,注视事变的发展,准备着对付任何黑暗的反动局面,绝对不能粗心大意。若问中国的前途如何,那是很明显的。日寇和亲日派的计划即使实现,我们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不但有责任,而且自问有能力,挺身出来收拾时局,决不让日寇和亲日派横行到底。时局不论如何黑暗,不论将来尚须经历何种艰难道路和在此道路上须付何等代价(皖南新四军部队就是代价的一部分),日寇和亲日派总是要失败的。其原因,则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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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国共产党已非一九二七年那样容易受人欺骗和容易受人摧毁。中国共产党已是一个屹然独立的大政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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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国其他党派(包括国民党在内)的党员,懔于民族危亡的巨祸,必有很多不愿意投降和内战的。有些虽然一时受了蒙蔽,但时机一到,他们还有觉悟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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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国的军队也是一样。他们的反共,大多数是被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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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全国人民的大多数,不愿当亡国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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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帝国主义战争现时已到发生大变化的前夜,一切依靠帝国主义过活的寄生虫,不论如何蠢动于一时,他们的后台总是靠不住的,一旦树倒猢狲散,全局就改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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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许多国家革命的爆发,只是时间问题,这些国家的革命和中国革命必然互相配合,共同争取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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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苏联是世界上第一个大力量,它是决然帮助中国抗战到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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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上述种种原因,故我们还是希望那班玩火的人,不要过于冲昏头脑。我们正式警告他们说:放谨慎一点吧,这种火是不好玩的,仔细你们自己的脑袋。如果这班人能够冷静地想一想,他们就应该老老实实地并且很快地去做下列几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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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悬崖勒马,停止挑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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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取消一月十七日的反动命令,并宣布自己是完全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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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惩办皖南事变的祸首何应钦、顾祝同、上官云相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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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恢复叶挺自由,继续充当新四军军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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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交还皖南新四军全部人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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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抚恤皖南新四军全部伤亡将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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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撤退华中的“剿共”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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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平毁西北的封锁线 〔 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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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释放全国一切被捕的爱国政治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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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废止一党专政,实行民主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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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实行三民主义,服从《总理遗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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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逮捕各亲日派首领,交付国法审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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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能实行以上十二条,则事态自然平复,我们共产党和全国人民,必不过为已甚。否则,“吾恐季孙之忧,不在颛臾,而在萧墙之内” 〔 5 〕 ,反动派必然是搬起石头打他们自己的脚,那时我们就爱莫能助了。我们是珍重合作的,但必须他们也珍重合作。老实说,我们的让步是有限度的,我们让步的阶段已经完结了。他们已经杀了第一刀,这个伤痕是很深重的。他们如果还为前途着想,他们就应该自己出来医治这个伤痕。“亡羊补牢,犹未为晚。”这是他们自己性命交关的大问题,我们不得不尽最后的忠告。如若他们怙恶不悛,继续胡闹,那时,全国人民忍无可忍,把他们抛到茅厕里去,那就悔之无及了。关于新四军,中国共产党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已于一月二十日下了命令,任命陈毅为代理军长,张云逸为副军长,刘少奇为政治委员,赖传珠为参谋长,邓子恢为政治部主任。该军在华中及苏南一带者尚有九万余人,虽受日寇和反共军夹击,必能艰苦奋斗,尽忠民族国家到底。同时,它的兄弟部队八路军各部,决不坐视它陷于夹击,必能采取相当步骤,予以必要的援助,这是我可以率直地告诉他们的。至于重庆军委会发言人所说的那一篇,只好拿“自相矛盾”四个字批评它。既在重庆军委会的通令中说新四军“叛变”,又在发言人的谈话中说新四军的目的在于开到京、沪、杭三角地区创立根据地。就照他这样说吧,难道开到京、沪、杭三角地区算是“叛变”吗?愚蠢的重庆发言人没有想一想,究竟到那里去叛变谁呢?那里不是日本占领的地方吗?你们为什么不让它到那里去,要在皖南就消灭它呢?啊,是了,替日本帝国主义尽忠的人原来应该如此。于是七个师的聚歼计划出现了,于是一月十七日的命令发布了,于是叶挺交付审判了。但是我还要说重庆发言人是个蠢猪,他不打自招,向全国人民泄露了日本帝国主义的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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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 指一九四〇年九月二十七日德、意、日在柏林订立三国军事同盟条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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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 “皓”“齐”两电,是蒋介石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参谋总长何应钦、副参谋总长白崇禧的名义,在一九四〇年十月十九日(皓)和十二月八日(齐)发出的两个电报。《皓电》对坚持敌后抗战的八路军、新四军大肆诬蔑,强迫命令黄河以南的八路军、新四军在一个月内撤到黄河以北。中共中央为顾全大局,挽救危亡,以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朱德、副总司令彭德怀和新四军军长叶挺、副军长项英的名义,于十一月九日(佳)电复何、白,除据实驳斥《皓电》的造谣外,同意将江南新四军部队移至长江以北。(关于《佳电》的内容,另见本卷《关于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的总结》注〔8〕。)《齐电》是针对朱、彭、叶、项的《佳电》而发,为蒋介石发动第二次反共高潮进一步做舆论上的动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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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 见本卷《关于国际新形势对新华日报记者的谈话》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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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 西北封锁线,指国民党反动派包围陕甘宁边区的封锁线。在皖南事变前夜,国民党在边区周围已经修筑了五道包括沟墙和碉堡的封锁线,西起甘肃、宁夏,南沿泾水,东迄黄河,绵亘数省。同时,包围边区的国民党军队也增加到二十余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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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 见《论语·季氏》。季孙,鲁国大夫。颛臾,春秋时小国。萧墙是古代宫室内当门的小墙。季孙将伐颛臾,孔子以为季孙之忧不在外而在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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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发言人对新华社记者的谈话 - 和谐历史档案馆 Banned Historical Archiv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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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中国共产党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发言人对新华社记者的谈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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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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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1941.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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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签:对话 关键人物文稿 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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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来源:毛泽东选集第二卷(19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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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发言人对新华社记者的谈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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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皖南反共事变,酝酿已久。目前的发展,不过是全国性突然事变的开端而已。自日寇和德意订立三国同盟 〔 1 〕 之后,为急谋解决中日战争,遂积极努力,策动中国内部的变化。其目的,在借中国人的手,镇压中国的抗日运动,巩固日本南进的后方,以便放手南进,配合希特勒进攻英国的行动。中国亲日派首要分子,早已潜伏在国民党党政军各机关中,为数颇多,日夕煽诱。至去年年底,其全部计划乃准备完成。袭击皖南新四军部队和发布一月十七日的反动命令,不过是此种计划表面化的开端。最重大的事变,将在今后逐步演出。日寇和亲日派的整个计划为何?即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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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用何应钦、白崇禧名义,发布致朱彭叶项的“皓”“齐”两电,以动员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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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在报纸上宣传军纪军令的重要性,以为发动内战的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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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消灭皖南的新四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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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宣布新四军“叛变”,取消该军番号。以上诸项,均已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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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任命汤恩伯、李品仙、王仲廉、韩德勤等为华中各路“剿共”军司令官,以李宗仁为最高总司令,向新四军彭雪枫、张云逸、李先念诸部实行进攻,得手后,再向山东和苏北的八路军新四军进攻,而日军则加以密切的配合。这一步骤,已开始实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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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寻找借口,宣布八路军“叛变”,取消八路军番号,通缉朱彭。这一步骤,目前正在准备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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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取消重庆、西安、桂林等地的八路军办事处,逮捕周恩来、叶剑英、董必武、邓颖超诸人。这一步骤也正开始实施,桂林办事处已被取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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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封闭《新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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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进攻陕甘宁边区,夺取延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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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在重庆和各省大批逮捕抗日人士,镇压抗日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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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破坏各省共产党的组织,大批逮捕共产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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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日军从华中华南撤退,国民党政府宣布所谓“收复失地”,同时宣传实行所谓“荣誉和平”的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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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日军将原驻华中华南的兵力向华北增加,最残酷地进攻八路军,与国民党军队合作,全部消灭八路军新四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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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除一刻也不放松对于八路军新四军进攻之外,在各战场上的国民党军队和日军继续去年的休战状态,以便转到完全停战议和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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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国民党政府同日本订立和平条约,加入三国同盟。以上各步,正在积极准备推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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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就是日本和亲日派整个阴谋计划的大纲。中国共产党中央曾于前年七月七日的宣言上指出:投降是时局最大的危险,反共是投降的准备步骤。在去年七月七日的宣言中则说:“空前的投降危险和空前的抗战困难,已经到来了。”朱彭叶项在去年十一月《佳电》 〔 2 〕 中更具体地指出:“国内一部分人士正在策动所谓新的反共高潮,企图为投降肃清道路。......欲以所谓中日联合‘剿共’,结束抗战局面。以内战代抗战,以投降代独立,以分裂代团结,以黑暗代光明。其事至险,其计至毒。道路相告,动魄惊心。时局危机,诚未有如今日之甚者。”故皖南事变及重庆军事委员会一月十七日的命令,不过是一系列事变的开始而已。特别是一月十七日的命令,包含着严重的政治意义。因为发令者敢于公开发此反革命命令,冒天下之大不韪,必已具有全面破裂和彻底投降的决心。盖中国软弱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们,没有后台老板,是一件小事也做不成的,何况如此惊天动地的大事?在目前的时机下,欲改变发令者此种决心似已甚难,非有全国人民的紧急努力和国际外交方面的重大压力,改变决心的事,恐怕是不可能的。故目前全国人民的紧急任务,在于以最大的警惕性,注视事变的发展,准备着对付任何黑暗的反动局面,绝对不能粗心大意。若问中国的前途如何,那是很明显的。日寇和亲日派的计划即使实现,我们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不但有责任,而且自问有能力,挺身出来收拾时局,决不让日寇和亲日派横行到底。时局不论如何黑暗,不论将来尚须经历何种艰难道路和在此道路上须付何等代价(皖南新四军部队就是代价的一部分),日寇和亲日派总是要失败的。其原因,则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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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国共产党已非一九二七年那样容易受人欺骗和容易受人摧毁。中国共产党已是一个屹然独立的大政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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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国其他党派(包括国民党在内)的党员,懔于民族危亡的巨祸,必有很多不愿意投降和内战的。有些虽然一时受了蒙蔽,但时机一到,他们还有觉悟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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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国的军队也是一样。他们的反共,大多数是被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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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全国人民的大多数,不愿当亡国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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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帝国主义战争现时已到发生大变化的前夜,一切依靠帝国主义过活的寄生虫,不论如何蠢动于一时,他们的后台总是靠不住的,一旦树倒猢狲散,全局就改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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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许多国家革命的爆发,只是时间问题,这些国家的革命和中国革命必然互相配合,共同争取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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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苏联是世界上第一个大力量,它是决然帮助中国抗战到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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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上述种种原因,故我们还是希望那班玩火的人,不要过于冲昏头脑。我们正式警告他们说:放谨慎一点吧,这种火是不好玩的,仔细你们自己的脑袋。如果这班人能够冷静地想一想,他们就应该老老实实地并且很快地去做下列几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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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悬崖勒马,停止挑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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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取消一月十七日的反动命令,并宣布自己是完全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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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惩办皖南事变的祸首何应钦、顾祝同、上官云相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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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恢复叶挺自由,继续充当新四军军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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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交还皖南新四军全部人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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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抚恤皖南新四军全部伤亡将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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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撤退华中的“剿共”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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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平毁西北的封锁线 〔 3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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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释放全国一切被捕的爱国政治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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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废止一党专政,实行民主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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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实行三民主义,服从《总理遗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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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逮捕各亲日派首领,交付国法审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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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能实行以上十二条,则事态自然平复,我们共产党和全国人民,必不过为已甚。否则,“吾恐季孙之忧,不在颛臾,而在萧墙之内” 〔 4 〕 ,反动派必然是搬起石头打他们自己的脚,那时我们就爱莫能助了。我们是珍重合作的,但必须他们也珍重合作。老实说,我们的让步是有限度的,我们让步的阶段已经完结了。他们已经杀了第一刀,这个伤痕是很深重的。他们如果还为前途着想,他们就应该自己出来医治这个伤痕。“亡羊补牢,犹未为晚。”这是他们自己性命交关的大问题,我们不得不尽最后的忠告。如若他们怙恶不悛,继续胡闹,那时,全国人民忍无可忍,把他们抛到茅厕里去,那就悔之无及了。关于新四军,中国共产党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已于一月二十日下了命令,任命陈毅为代理军长,张云逸为副军长,刘少奇为政治委员,赖传珠为参谋长,邓子恢为政治部主任。该军在华中及苏南一带者尚有九万余人,虽受日寇和反共军夹击,必能艰苦奋斗,尽忠民族国家到底。同时,它的兄弟部队八路军各部,决不坐视它陷于夹击,必能采取相当步骤,予以必要的援助,这是我可以率直地告诉他们的。至于重庆军委会发言人所说的那一篇,只好拿“自相矛盾”四个字批评它。既在重庆军委会的通令中说新四军“叛变”,又在发言人的谈话中说新四军的目的在于开到京、沪、杭三角地区创立根据地。就照他这样说吧,难道开到京、沪、杭三角地区算是“叛变”吗?愚蠢的重庆发言人没有想一想,究竟到那里去叛变谁呢?那里不是日本占领的地方吗?你们为什么不让它到那里去,要在皖南就消灭它呢?啊,是了,替日本帝国主义尽忠的人原来应该如此。于是七个师的聚歼计划出现了,于是一月十七日的命令发布了,于是叶挺交付审判了。但是我还要说重庆发言人是个蠢猪,他不打自招,向全国人民泄露了日本帝国主义的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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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 即一九四○年九月二十七日在柏林成立的德意日三国军事同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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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 臭名昭着的“皓”“齐”两电,是一九四○年冬蒋介石发动第二次反共高潮时,以国民党政府参谋总长何应钦白崇禧名义发出的两通电报。《皓电》(十月十九日)中,对坚持敌后抗战的八路军新四军大肆污蔑,强迫命令黄河以南的抗日部队限期撤至黄河以北。十一月九日,朱德、彭德怀、叶挺、项英四同志为顾全大局,在复何白的《佳电》中。除据实驳斥《皓电》的造谣外,答应将皖南部队北移。何白《齐电》(十二月八日),是针对朱彭叶项《佳电》而发的,进一步做反共的“舆论”动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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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 西北封锁线,指国民党反动派包围陕甘宁边区的封锁线。一九三九年以后,,国民党在边区周围强拉民伕,修筑了五道包括沟墙和碉堡的封锁线,西起宁夏,南沿泾水,东迄黄河,绵亘数省。在皖南事变前夜,更增加包围边区的军队至二十余万之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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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 这是引用孔子《论语》上的话。季孙,鲁国大夫。颛臾,春秋时小国。萧墙是古代宫室内当门的小墙。季孙将伐颛臾,孔子以为季孙之忧不在外而在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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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决不能怕破裂 - 和谐历史档案馆 Banned Historical Archiv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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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我们决不能怕破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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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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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1941.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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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签:关键人物文稿 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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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来源:毛泽东文集第二卷(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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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决不能怕破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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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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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家已宣布我们叛变,我们决不能再取游移态度,我们决不能再容忍,我们决不能怕破裂,否则我们就要犯严重错误,因此延安命令及谈话 〔 1 〕 的全部,包括文字在内,是完全正确的。我们表明态度之后听凭蒋介石去处置,或者他执行我们的十二条 〔 2 〕 ,两党重归妥协,或者实行全面破裂。你们应向各方表示,蒋介石已将我们推到对立地位,除非蒋介石取消十七号命令 〔 3 〕 及实行其他必要步骤,我们是只有和他对立一途,因为我们没有别的路走,你们应迅即回延。余详书记处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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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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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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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手稿刊印。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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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 延安命令及谈话,指一九四一年一月二十日为皖南事变发表的《中国共产党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命令》和《中国共产党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发言人对新华社记者的谈话》,均见《毛泽东选集》(第二版)第二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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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 十二条,指中国共产党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发言人一九四一年一月二十日为皖南事变对新华社记者发表的谈话中向国民党提出的十二条要求。即:第一、悬崖勒马,停止挑衅;第二、取消一月十七日的反动命令,并宣布自己是完全错了;第三、惩办皖南事变的祸首何应钦、顾祝同、上官云相三人;第四、恢复叶挺自由,继续充当新四军军长;第五、交还皖南新四军全部人枪;第六、抚恤皖南新四军全部伤亡将士;第七、撤退华中的“剿共”军;第八、平毁西北的封锁线;第九、释放全国一切被捕的爱国政治犯;第十、废止一党专政,实行民主政治;第十一、实行三民主义,服从《总理遗嘱》;第十二、逮捕各亲日派首领,交付国法审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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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 一九四一年一月十七日,蒋介石以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名义发布通令,诬蔑新四军为叛军,宣布撤销新四军番号,并将叶挺交军法审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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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毛岸英、毛岸青的信 - 和谐历史档案馆 Banned Historical Archiv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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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给毛岸英、毛岸青的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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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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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1941.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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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签:书信 关键人物文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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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来源:毛泽东文集第二卷(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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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毛岸英、毛岸青的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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岸清岸英二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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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早以前,接到岸英的长信,岸清的信,岸英寄来的照片本,单张相片,并且是几次的信与照片,我都未复,很对你们不起,知你们悬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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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长进了,很欢喜的。岸英文理通顺,字也写得不坏,有进取的志气,是很好的。惟有一事向你们建议,趁着年纪尚轻,多向自然科学学习,少谈些政治。政治是要谈的,但目前以潜心多习自然科学为宜,社会科学辅之。将来可倒置过来,以社会科学为主,自然科学为辅。总之注意科学,只有科学是真学问,将来用处无穷。人家恭维你抬举你,这有一样好处,就是鼓励你上进;但有一样坏处,就是易长自满之气,得意忘形,有不知脚踏实地、实事求是的危险。你们有你们的前程,或好或坏,决定于你们自己及你们的直接环境,我不想来干涉你们,我的意见,只当作建议,由你们自己考虑决定。总之我欢喜你们,望你们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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岸英要我写诗,我一点诗兴也没有,因此写不出。关于寄书,前年我托西安林伯渠 〔 1 〕 老同志寄了一大堆给你们少年集团,听说没有收到,真是可惜。现再酌检一点寄上,大批的待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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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身体今年差些,自己不满意自己;读书也少,因为颇忙。你们情形如何?甚以为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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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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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四一年一月三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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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三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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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毛泽东书信选集》刊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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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 林伯渠,一九三九年时是中国共产党驻西安的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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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东方各民族反法西斯大会上的讲话 - 和谐历史档案馆 Banned Historical Archiv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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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在东方各民族反法西斯大会上的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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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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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1941.1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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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签:关键人物文稿 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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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来源:毛泽东思想万岁(1913-1943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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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东方各民族反法西斯大会上的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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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全一定开得很好,今天报告和讨论一定有很大的收获,各民族都能团结起来,共同对付日本帝国主义,是很好的现象。我想大会的主要目的就是团结,促进各民族团结,共同打倒法西斯,日本和希特勒之所以能小丑跳梁,猖獗一时,就是因为他们抓住我们的弱点。这弱点就是不团结,在中国在东亚,在全世界都有过这个弱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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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中国就因为是团结的,所以才能抗战,但是还团结得不够,因为有一部分人表面打日本,暗中破坏团结;另一种人,一面抗战,一面磨擦。这两种人是不同的,前一种人是汉奸,后一种人是不懂得大势。延安是专讲团结的地方,这里有清真寺,有蒙古文化促进会,有民族学院......这里能够举行反法西斯的民族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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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后还有更大的仗要打,法西斯野心很大,力量还有,还要疯狂地侵略;希特勒在英美苏的大团结中到处乱打,自然在战争中,都有困难存在,所以同法西斯斗争还有一个困难时期,这一点大家要看清楚,现在只有五、六分困难,十分困难还在后面。这个会议有意义。莫斯科和远东都在开会。我们这个会也为的克服困难,而法西斯正利用这些困难,我的看法,法西斯占地越多,危险也越大,如拿破仑,如马其顿王亚力山大,如蒙古,......。现在只要我们团结,把法西斯一只手一只脚地撕碎是不难的,日本正要向西北侵略,大体上是要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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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们有三条统一战线,一条是中国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一条是东方的 ABCD 阵线,一条是英美苏的联合行动,有这三条统一战线,法西斯一定会打倒的。我们要了解情况,克服困难,不要害怕,要有信心,革命的人民是活的,在历史上是有生命的,法西斯是会死亡的,人民大众的斗争,必须经过困难,才能走向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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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西斯快要死了,我们人民正在青春少壮时代,今天全世界反法西斯需要实际工作,研究问题,加紧学习,......甚至多种一点小米都是好的。不要夸夸其谈,法西斯是没有灵魂的,我们是有灵魂的,我们紧拉着手,团结起来,亲爱互助,那么就会把法西斯活活挤死了。我庆祝大会成功,讲平等,讲亲爱团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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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播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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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同中国共产党大会再三指出的,目前全世界人类的任务是团结起来反对法西斯,而全中国人民的任务则是团结起来反对日本的进攻。现在这两种团结都有大大加强的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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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在人类的立场上,我们以为英国和美国应该用一切方法拿更多的飞机坦克来供给苏联,拿更多经费和武器来援助中国,拿更大的力量来援助在德意蹂躏之下的各国人民的起义。美国应该毫不踌躇的向德国宣战,这是一个绝对不可回避也不应回避的步骤,实现得愈迟就只有让德国炸沉更多的美国船。同时,美国绝不应听信日本的阴谋,与日本订立任何的妥协,美国应和中国及英国一道,以实力制裁日本法西斯。很显然的,我们的这种希望是和英国美国大多数人民的希望相符合的,可惜在这两方国家的政府和国会方面,都还有一部份不明大义的人,阻挠着人民的意志的实现。因此英美的人民现在必须努力去战胜这种时代的障碍,把世界反法西斯的斗争推向更高的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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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情形,同样处在向前更进一步的转折点。日本法西斯虽然同时在准备着南进和北进,但是无论他们釆取那一条冒险的道路西进以求消灭中国是必然的。日本在晋察冀边区和长沙、郑州等地遭遇失败以后,现在正准备着对中国的新的进攻。我们全国的人民和全国的军队,一定要保卫我们每一个抗日阵地,一定要打碎敌人的进攻阴谋。全国人民一定要更好的团结起来,拥护国民政府坚持抗战到底,准备一切反攻的条件,以便及时的驱逐日本强盗出中国。我们共产党人一向是呼吁加强团结的,处在这个敌人新进攻的前夜,改善抗战营垒中各方面的相互关系,更为迫切的需要。我们希望国民党当局能够迅速的当机立断,为了这个目的迅速的采取各种必要的措施。我们相信,只要全国真正的团结一致,日本的进攻必能阻止,反攻的准备必能办到,驱逐敌人的目的是必能实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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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陕甘宁边区参议会的演说 - 和谐历史档案馆 Banned Historical Archiv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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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在陕甘宁边区参议会的演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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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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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1941.1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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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签:关键人物文稿 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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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来源:毛泽东选集第三卷(19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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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陕甘宁边区参议会的演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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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参议员先生,各位同志:今天边区参议会开幕,是有重大意义的。参议会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建设新民主主义的中国,也就是革命的三民主义的中国。现在的中国不能有别的目的,只能有这个目的。因为现在我们的主要敌人不是国内的,而是日本和德意法西斯主义。现在苏联红军正在为苏联和全人类的命运奋斗,我们则在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日本帝国主义还在继续侵略,它的目的是要灭亡中国。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就是要团结全国一切抗日力量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要和全国一切抗日的党派、阶级、民族合作,只要不是汉奸,都要联合一致,共同奋斗。共产党的这种主张,是始终一致的。中国人民英勇抗战已有四年多,这个抗战是由国共两党的合作和各阶级各党派各民族的合作来支持的。但是还没有胜利;还要继续奋斗,还要使革命的三民主义见之实行,才能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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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我们要实行革命的三民主义?因为孙中山先生的革命的三民主义,直到现在还没有在全中国实现。为什么我们在现在不要求实行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当然是一个更好的制度,这个制度在苏联早已实行了,但是在今天的中国,还没有实行它的条件。陕甘宁边区所实行的是革命的三民主义。我们对于任何一个实际问题的解决,都没有超过革命的三民主义的范围。就目前来说,革命的三民主义中的民族主义,就是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其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就是要为全国一切抗日的人民谋利益,而不是只为一部分人谋利益。全国人民都要有人身自由的权利,参与政治的权利和保护财产的权利。全国人民都要有说话的机会,都要有衣穿,有饭吃,有事做,有书读,总之是要各得其所。中国社会是一个两头小中间大的社会,无产阶级和地主大资产阶级都只占少数,最广大的人民是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以及其他的中间阶级。任何政党的政策如果不顾到这些阶级的利益,如果这些阶级的人们不得其所,如果这些阶级的人们没有说话的权利,要想把国事弄好是不可能的。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各项政策,都是为着团结一切抗日的人民,顾及一切抗日的阶级,而特别是顾及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以及其他中间阶级的。共产党提出的使各界人民都有说话机会、都有事做、都有饭吃的政策,是真正的革命三民主义的政策。在土地关系上,我们一方面实行减租减息,使农民有饭吃;另一方面又实行部分的交租交息,使地主也能过活。在劳资关系上,我们一方面扶助工人,使工人有工做,有饭吃;另一方面又实行发展实业的政策,使资本家也有利可图。所有这些,都是为了团结全国人民,合力抗日。这样的政策我们叫做新民主主义的政策。这是真正适合现在中国国情的政策;我们希望不但在陕甘宁边区实行,不但在敌后各抗日根据地实行,并且在全国也实行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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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实行这种政策是有成绩的,是得到全国人民赞成的。但是也有缺点。一部分共产党员,还不善于同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还保存一种狭隘的关门主义或宗派主义的作风。他们还不明白共产党员有义务同抗日的党外人士合作,无权利排斥这些党外人士的道理。这就是要倾听人民群众的意见,要联系人民群众,而不要脱离人民群众的道理。《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上有一条,规定共产党员应当同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不得一意孤行,把持包办,就是针对着这一部分还不明白党的政策的同志而说的。共产党员必须倾听党外人士的意见,给别人以说话的机会。别人说得对的,我们应该欢迎,并要跟别人的长处学习;别人说得不对,也应该让别人说完,然后慢慢加以解释。共产党员决不可自以为是,盛气凌人,以为自己是什么都好,别人是什么都不好;决不可把自己关在小房子里,自吹自擂,称王称霸。除了勾结日寇汉奸以及破坏抗战和团结的反动的顽固派,这些人当然没有说话的资格以外,其他任何人,都有说话的自由,即使说错了也是不要紧的。国事是国家的公事,不是一党一派的私事。因此,共产党员只有对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的义务,而无排斥别人、垄断一切的权利。共产党是为民族、为人民谋利益的政党,它本身决无私利可图。它应该受人民的监督,而决不应该违背人民的意旨。它的党员应该站在民众之中,而决不应该站在民众之上。各位代表先生们,各位同志们,共产党的这个同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的原则,是固定不移的,是永远不变的。只要社会上还有党存在,加入党的人总是少数,党外的人总是多数,所以党员总是要和党外的人合作,现在就应在参议会中好好实行起来。我想,我们共产党的参议员,在我们这样的政策下面,可以在参议会中受到很好的锻炼,克服自己的关门主义和宗派主义。我们不是一个自以为是的小宗派,我们一定要学会打开大门和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的方法,我们一定要学会善于同别人商量问题。也许到今天还有这样的共产党员,他们说,如果要和别人合作,我们就不干了。但是我相信,这样的人是极少的。我向各位保证,我党绝大多数的党员是一定能够执行我党中央的路线的。同时也要请各位党外同志了解我们的主张,了解共产党并不是一个只图私利的小宗派、小团体。不是的,共产党是真心实意想把国事办好的。但是我们的毛病还很多。我们不怕说出自己的毛病,我们一定要改正自己的毛病。我们要加强党内教育来清除这些毛病,我们还要经过和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来清除这些毛病。这样的内外夹攻,才能把我们的毛病治好,才能把国事真正办好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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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参议员先生不辞辛勤,来此开会,我很高兴地庆祝这个盛会,庆祝这个盛会的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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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陕甘宁边区参议会的演说 - 和谐历史档案馆 Banned Historical Archiv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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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在陕甘宁边区参议会的演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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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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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1941.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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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签:关键人物文稿 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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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来源:毛泽东选集1-7(静火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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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陕甘宁边区参议会的演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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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参议员先生,各位同志:今天边区参议会开幕,是有重大意义的。参议会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建设新民主主义的中国,也就是革命的三民主义的中国。现在的中国不能有别的目的,只能有这个目的。因为现在我们的主要敌人不是国内的,而是日本和德意法西斯主义。现在苏联红军正在为苏联和全人类的命运奋斗,我们则在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日本帝国主义还在继续侵略,它的目的是要灭亡中国。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就是要团结全国一切抗日力量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要和全国一切抗日的党派、阶级、民族合作,只要不是汉奸,都要联合一致,共同奋斗。共产党的这种主张,是始终一致的。中国人民英勇抗战已有四年多,这个抗战是由国共两党的合作和各阶级各党派各民族的合作来支持的。但是还没有胜利;还要继续奋斗,还要使革命的三民主义见之实行,才能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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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我们要实行革命的三民主义?因为孙中山先生的革命的三民主义,直到现在还没有在全中国实现。为什么我们在现在不要求实行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当然是一个更好的制度,这个制度在苏联早已实行了,但是在今天的中国,还没有实行它的条件。陕甘宁边区所实行的是革命的三民主义。我们对于任何一个实际问题的解决,都没有超过革命的三民主义的范围。就目前来说,革命的三民主义中的民族主义,就是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其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就是要为全国一切抗日的人民谋利益,而不是只为一部分人谋利益。全国人民都要有人身自由的权利,参与政治的权利和保护财产的权利。全国人民都要有说话的机会,都要有衣穿,有饭吃,有事做,有书读,总之是要各得其所。中国社会是一个两头小中间大的社会,无产阶级和地主大资产阶级都只占少数,最广大的人民是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以及其他的中间阶级。任何政党的政策如果不顾到这些阶级的利益,如果这些阶级的人们不得其所,如果这些阶级的人们没有说话的权利,要想把国事弄好是不可能的。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各项政策,都是为着团结一切抗日的人民,顾及一切抗日的阶级,而特别是顾及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以及其他中间阶级的。共产党提出的使各界人民都有说话机会、都有事做、都有饭吃的政策,是真正的革命三民主义的政策。在土地关系上,我们一方面实行减租减息,使农民有饭吃;另一方面又实行部分的交租交息,使地主也能过活。在劳资关系上,我们一方面扶助工人,使工人有工做,有饭吃;另一方面又实行发展实业的政策,使资本家也有利可图。所有这些,都是为了团结全国人民,合力抗日。这样的政策我们叫做新民主主义的政策。这是真正适合现在中国国情的政策;我们希望不但在陕甘宁边区实行,不但在敌后各抗日根据地实行,并且在全国也实行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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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实行这种政策是有成绩的,是得到全国人民赞成的。但是也有缺点。一部分共产党员,还不善于同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还保存一种狭隘的关门主义或宗派主义的作风。他们还不明白共产党员有义务同抗日的党外人士合作,无权利排斥这些党外人士的道理。这就是要倾听人民群众的意见,要联系人民群众,而不要脱离人民群众的道理。《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上有一条,规定共产党员应当同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不得一意孤行,把持包办,就是针对着这一部分还不明白党的政策的同志而说的。共产党员必须倾听党外人士的意见,给别人以说话的机会。别人说得对的,我们应该欢迎,并要跟别人的长处学习;别人说得不对,也应该让别人说完,然后慢慢加以解释。共产党员决不可自以为是,盛气凌人,以为自己是什么都好,别人是什么都不好;决不可把自己关在小房子里,自吹自擂,称王称霸。除了勾结日寇汉奸以及破坏抗战和团结的反动的顽固派,这些人当然没有说话的资格以外,其他任何人,都有说话的自由,即使说错了也是不要紧的。国事是国家的公事,不是一党一派的私事。因此,共产党员只有对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的义务,而无排斥别人、垄断一切的权利。共产党是为民族、为人民谋利益的政党,它本身决无私利可图。它应该受人民的监督,而决不应该违背人民的意旨。它的党员应该站在民众之中,而决不应该站在民众之上。各位代表先生们,各位同志们,共产党的这个同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的原则,是固定不移的,是永远不变的。只要社会上还有党存在,加入党的人总是少数,党外的人总是多数,所以党员总是要和党外的人合作,现在就应在参议会中好好实行起来。我想,我们共产党的参议员,在我们这样的政策下面,可以在参议会中受到很好的锻炼,克服自己的关门主义和宗派主义。我们不是一个自以为是的小宗派,我们一定要学会打开大门和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的方法,我们一定要学会善于同别人商量问题。也许到今天还有这样的共产党员,他们说,如果要和别人合作,我们就不干了。但是我相信,这样的人是极少的。我向各位保证,我党绝大多数的党员是一定能够执行我党中央的路线的。同时也要请各位党外同志了解我们的主张,了解共产党并不是一个只图私利的小宗派、小团体。不是的,共产党是真心实意想把国事办好的。但是我们的毛病还很多。我们不怕说出自己的毛病,我们一定要改正自己的毛病。我们要加强党内教育来清除这些毛病,我们还要经过和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来清除这些毛病。这样的内外夹攻,才能把我们的毛病治好,才能把国事真正办好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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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参议员先生不辞辛勤,来此开会,我很高兴地庆祝这个盛会,庆祝这个盛会的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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赠给王观澜同志的一段话一一就战胜疾病问题 - 和谐历史档案馆 Banned Historical Archiv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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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赠给王观澜同志的一段话一一就战胜疾病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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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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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1941.1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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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签:关键人物文稿 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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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来源:毛泽东思想万岁(1913-1943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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赠给王观澜同志的一段话一一就战胜疾病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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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来之,则安之,自己完全不着急,让体内慢慢生长抵抗力和它作斗争,直至最后战而胜之,这是对付慢性病的方法。既是急性病,也只好让医生处治。自己也无所用其着急,因为急是急不好的。对于病,要有坚强的斗争意志,但不要着急,这是我对于病的态度。书以供王观澜同志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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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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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四二年的中心工作任务 - 和谐历史档案馆 Banned Historical Archiv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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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一九四二年的中心工作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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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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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1941.1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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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签:关键人物文稿 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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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来源:毛泽东文集第二卷(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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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四二年的中心工作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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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路军、新四军及党的主要负责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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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洋战争是长期战争,日寇将在南太平洋愈陷愈深,目前正从华北、华中抽兵南进,将来还有抽调一部可能。重庆政策是仅用游击队对敌,不用主力与敌对峙,让敌撤走,我军亦应取此政策。一九四一年我根据地受了很大损害,应乘一九四二年敌人忙于太平洋对中国采取战略守势之际,集中精力恢复元气。坚决执行中央十二月十三日指示 〔 1 〕 ,精兵简政,发展经济,发展民运,发展敌占区工作,发展对敌伪的政治攻势,有计划地训练干部。在军事上是粉碎敌人可能的“扫荡”(任何“扫荡”必须坚决粉碎之),收复敌人撤退地区;对深入我区之据点,尽可能使之陷于孤立,自动撤去;对某些最必要的地方,可以个别地采取强攻收复手段,但不可采取大规模攻势,反而抑留敌人,引起报复“扫荡”,非徒无益,而又害之。部队中及地方上可能发生的冒险精神,务须防止。世界大势及国内大势迫得国民党要作某种政治上的转变,但其过程仍是慢的。我党我军的宣传,务须避免刺激国民党,静观变化,少作批评,极力忍耐,不要躁急。总之,明年的中心任务在于积蓄力量,恢复元气,巩固内部,巩固党政军民。对敌伪以政治攻势为主,以游击战争为辅。对国民党以疏通团结为主,以防制其反共为辅。如敌人不攻苏联,我们即取此政策以待敌军之弊。如敌攻苏联或苏联攻敌,我们即有充分精力配合苏军作战。务望各同志研究实行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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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书记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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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军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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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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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毛泽东手稿刊印。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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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 从文内所述的指示内容看,应是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十七日《中共中央关于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敌后抗日根据地工作的指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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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的国共关系和我们的策略 - 和谐历史档案馆 Banned Historical Archiv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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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目前的国共关系和我们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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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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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1941.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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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签:关键人物文稿 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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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来源:毛泽东文集第二卷(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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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的国共关系和我们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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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来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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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电均悉。(一)估计是一致的。反共不会变,高潮可能下降,“剿共”可能停顿(只说可能)。(二)只要此次高潮下降,“剿共”停顿,将来再发动高潮,再举行“剿共”就困难了(除非投降),故目前是时局转变关头。(三)敌必向蒋 〔 1 〕 进攻,某君 〔 2 〕 估计是对的,利用日蒋矛盾仍是我们政策中心。(四)但对蒋让步则危险(如你所说),目前是迫蒋对我让步时期,非我对蒋让步时期,熬过目前一关,就好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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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蒋从来没有如现在这样受内外责难之甚,我亦从来没有如现在这样获得如此广大的群众(国内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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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蒋不会对敌举行反攻,他的主意仍是保存实力。但日本向蒋进攻的可能甚大,蒋亦不得不被迫应战,实力仍不能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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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目前国共是僵局,但时间不会久,敌大举进攻之日,即僵局变化之时(但如敌不进攻则僵局会继续)。(八)只有那时,蒋表示对我和缓,我才可以表示和缓,但目前非其时。目前让僵局存在正是有利,愈僵愈于我有利,愈于蒋不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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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目前的僵仅政治上僵(国共关系上僵),军事上在我并不僵,因我并未去打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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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如蒋再令汤集团 〔 3 〕 攻淮北,是他自造僵局,将来敌军再一击,他失败更大。如蒋不再打淮北则目前就可解消他自己的军事僵局,仅剩一个政治僵局,蒋如聪明,应如此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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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我之政治攻势(十二条 〔 4 〕 )压倒了蒋之攻势(皓电、齐电、 〔 5 〕 皖南事变、十七日命令 〔 6 〕 、限期北移、纪律命令、华中进攻等等),我之攻势已收成效,还会有成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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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我们目的不在蒋承认十二条或十二条之一部分,他是不会承认的(当然对党内外群众都不应如此说,仍是要求蒋承认),而在于以攻势打退攻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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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目前形势是有了变化的,一月十七日以前他是进攻的,我是防御的,十七日以后反过来了,他已处于防御地位,我之最大胜利在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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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只有军事攻势才会妨碍蒋之抗日,才是极错误政策。政治攻势反是,只会迫蒋抗日,不会妨蒋抗日。故军事守势政治攻势八个字是完全正确的,二者相反正是相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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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对于国共关系,军事守势政治攻势也只会拉拢国共,不会破裂国共,对于一个强力进攻者把他打到防御地位,使他不能再进攻了,国共暂时缓和的可能性就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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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用蒋介石的手破了一条缺口的国共关系,只有用我们的手才能缝好,我们的手即政治攻势,即十二条,除此再无别的妙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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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以上各点请向某君解释,并问他的意见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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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华北、华中敌我兵力及配备弄好即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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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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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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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手稿刊印。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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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 蒋,指蒋介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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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 某君,指崔可夫(一九○○——一九八二),当时任苏联驻中国大使馆武官兼国民党政府的军事总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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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 指汤恩伯任总司令的国民党军第三十一集团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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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 十二条,见本卷第326页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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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 皓电,指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参谋总长何应钦、副参谋总长白崇禧一九四○年十月十九日(皓)给朱德、彭德怀、叶挺的电报。这个电报断然拒绝中国共产党提出的调整作战区域及游击部队的三项办法,强令黄河以南的八路军、新四军在一个月内撤到黄河以北。十一月九日(佳)朱德、彭德怀、叶挺、项英复电何应钦、白崇禧,拒绝要八路军、新四军撤到黄河以北的命令,但表示为顾全大局,江南新四军部队可以移至长江以北。齐电,是何应钦、白崇禧十二月八日(齐)对朱、彭、叶、项佳电的复电,再次强令八路军、新四军将黄河以南的部队全部撤到黄河以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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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 十七日命令,见本卷第326页注〔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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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出版按语 - 和谐历史档案馆 Banned Historical Archiv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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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出版按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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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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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1941.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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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签:关键人物文稿 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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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来源:毛泽东思想万岁(1943-1949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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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出版按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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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小书是一九三六年秋季作为当时红军大学的教本而写的,目的在总结内战的经验。只完成五章,留有战略进攻,战略转移,政治工作,及其他许多问题没有工夫再写了。四年来只有油印本,兹应军政杂志社之请,用铅印出版,籍供党内同志参考。这是一场大争论的结果,是表示一个路线反对另一个路线的意见,对于目前的抗日战争还是有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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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选集》东北书店一九四八年版第五八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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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调查》的序言和跋 - 和谐历史档案馆 Banned Historical Archiv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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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农村调查》的序言和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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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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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1941.3,194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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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签:关键人物文稿 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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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来源:毛泽东选集1-7(静火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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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调查》的序言和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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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党的农村政策,不是十年内战时期那样的土地革命政策,而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全党应该执行一九四〇年七月七日和十二月二十五日的中央指示 〔 1 〕 ,应该执行即将到来的七次大会 〔 2 〕 的指示。所以印这个材料,是为了帮助同志们找一个研究问题的方法。现在我们很多同志,还保存着一种粗枝大叶、不求甚解的作风,甚至全然不了解下情,却在那里担负指导工作,这是异常危险的现象。对于中国各个社会阶级的实际情况,没有真正具体的了解,真正好的领导是不会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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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了解情况,唯一的方法是向社会作调查,调查社会各阶级的生动情况。对于担负指导工作的人来说,有计划地抓住几个城市、几个乡村,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即阶级分析的方法,作几次周密的调查,乃是了解情况的最基本的方法。只有这样,才能使我们具有对中国社会问题的最基础的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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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做这件事,第一是眼睛向下,不要只是昂首望天。没有眼睛向下的兴趣和决心,是一辈子也不会真正懂得中国的事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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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是开调查会。东张西望,道听途说,决然得不到什么完全的知识。我用开调查会的方法得来的材料,湖南的几个,井冈山的几个,都失掉了。这里印的,主要的是一个《兴国调查》,一个《长冈乡调查》和一个《才溪乡调查》。开调查会,是最简单易行又最忠实可靠的方法,我用这个方法得了很大的益处,这是比较什么大学还要高明的学校。到会的人,应是真正有经验的中级和下级的干部,或老百姓。我在湖南五县调查和井冈山两县调查,找的是各县中级负责干部;寻乌调查找的是一部分中级干部,一部分下级干部,一个穷秀才,一个破产了的商会会长,一个在知县衙门管钱粮的已经失了业的小官吏。他们都给了我很多闻所未闻的知识。使我第一次懂得中国监狱全部腐败情形的,是在湖南衡山县作调查时该县的一个小狱吏。兴国调查和长冈、才溪两乡调查,找的是乡级工作同志和普通农民。这些干部、农民、秀才、狱吏、商人和钱粮师爷,就是我的可敬爱的先生,我给他们当学生是必须恭谨勤劳和采取同志态度的,否则他们就不理我,知而不言,言而不尽。开调查会每次人不必多,三五个七八个人即够。必须给予时间,必须有调查纲目,还必须自己口问手写,并同到会人展开讨论。因此,没有满腔的热忱,没有眼睛向下的决心,没有求知的渴望,没有放下臭架子、甘当小学生的精神,是一定不能做,也一定做不好的。必须明白: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不了解这一点,就不能得到起码的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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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再度申明:出版这个参考材料的主要目的,在于指出一个如何了解下层情况的方法,而不是要同志们去记那些具体材料及其结论。一般地说,中国幼稚的资产阶级还没有来得及也永远不可能替我们预备关于社会情况的较完备的甚至起码的材料,如同欧美日本的资产阶级那样,所以我们自己非做搜集材料的工作不可。特殊地说,实际工作者须随时去了解变化着的情况,这是任何国家的共产党也不能依靠别人预备的。所以,一切实际工作者必须向下作调查。对于只懂得理论不懂得实际情况的人,这种调查工作尤有必要,否则他们就不能将理论和实际相联系。“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 〔 3 〕 ,这句话,虽然曾经被人讥为“狭隘经验论”的,我却至今不悔;不但不悔,我仍然坚持没有调查是不可能有发言权的。有许多人,“下车伊始”,就哇喇哇喇地发议论,提意见,这也批评,那也指责,其实这种人十个有十个要失败。因为这种议论或批评,没有经过周密调查,不过是无知妄说。我们党吃所谓“钦差大臣”的亏,是不可胜数的。而这种“钦差大臣”则是满天飞,几乎到处都有。斯大林的话说得对:“理论若不和革命实践联系起来,就会变成无对象的理论。”当然又是他的话对:“实践若不以革命理论为指南,就会变成盲目的实践。” 〔 4 〕 除了盲目的、无前途的、无远见的实际家,是不能叫做“狭隘经验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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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现在还痛感有周密研究中国事情和国际事情的必要,这是和我自己对于中国事情和国际事情依然还只是一知半解这种事实相关联的,并非说我是什么都懂得了,只是人家不懂得。和全党同志共同一起向群众学习,继续当一个小学生,这就是我的志愿。 跋 (一九四一年四月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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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内战时期的经验,是现在抗日时期的最好的和最切近的参考。但这是指的关于如何联系群众和动员群众反对敌人这一方面,而不是指的策略路线这一方面。党的策略路线,在现在和过去是有原则区别的。在过去,是反对地主和反革命的资产阶级;在现在,是联合一切不反对抗日的地主和资产阶级。就是在十年内战的后期,对于向我们举行武装进攻的反动的政府和政党,和对于在我们政权管辖下一切带资本主义性的社会阶层,没有采取不同的政策,对于反动的政府和政党中各个不同的派别间,也没有采取不同的政策,这些也都是不正确的。那时,对于农民和城市下层小资产者以外的一切社会成分,执行了所谓“一切斗争”的政策,这个政策无疑是错误了。在土地政策方面,对于十年内战前期和中期 〔 5 〕 所采取的、也分配给地主一份和农民同样的土地、使他们从事耕种、以免流离失所或上山为匪破坏社会秩序,这样的正确的政策,加以否定,也是错误的。现在,党的政策必须与此不同,不是“一切斗争,否认联合”,也不是“一切联合,否认斗争”(如同一九二七年的陈独秀主义 〔 6 〕 那样),而是联合一切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社会阶层,同他们建立统一战线,但对他们中间存在着的投降敌人和反共反人民的动摇性反动性方面,又应按其不同程度,同他们作各种不同形式的斗争。现在的政策,是综合“联合”和“斗争”的两重性的政策。在劳动政策方面,是适当地改善工人生活和不妨碍资本主义经济正当发展的两重性的政策。在土地政策方面,是要求地主减租减息又规定农民部分地交租交息的两重性的政策。在政治权利方面,是一切抗日的地主资本家都有和工人农民一样的人身权利、政治权利和财产权利,但又防止他们可能的反革命行动的两重性的政策。国营经济和合作社经济是应该发展的,但在目前的农村根据地内,主要的经济成分,还不是国营的,而是私营的,而是让自由资本主义经济得着发展的机会,用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和半封建制度。这是目前中国的最革命的政策,反对和阻碍这个政策的施行,无疑义地是错误的。严肃地坚决地保持共产党员的共产主义的纯洁性,和保护社会经济中的有益的资本主义成分,并使其有一个适当的发展,是我们在抗日和建设民主共和国时期不可缺一的任务。在这个时期内一部分共产党员被资产阶级所腐化,在党员中发生资本主义的思想,是可能的,我们必须和这种党内的腐化思想作斗争;但是不要把反对党内资本主义思想的斗争,错误地移到社会经济方面,去反对资本主义的经济成分。我们必须明确地分清这种界限。中国共产党是在复杂的环境中工作,每个党员,特别是干部,必须锻炼自己成为懂得马克思主义策略的战士,片面地简单地看问题,是无法使革命胜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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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 一九四〇年七月七日的中央指示,是指当时所发的《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政策的决定》。一九四〇年十二月二十五日的中央指示,见本书第二卷《论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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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关于召集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一九三八年九月至十一月召开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批准了这项决议,并决定了七大的议事日程。这次大会曾准备在一九四一年五月一日举行,后来延至一九四五年才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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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 见本书第一卷《反对本本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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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 见本书第一卷《实践论》注〔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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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 这里所说的十年内战前期,是指一九二七年底至一九二八年底的时期,亦即人们通常所称的井冈山时期;中期是指一九二九年初至一九三一年秋的时期,即自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创立至第三次反“围剿”战争胜利结束的时期。上文所说的十年内战后期,是指一九三一年底至一九三四年底的时期,即自第三次反“围剿”战争胜利结束后至中共中央在贵州遵义举行政治局扩大会议的时期。一九三五年一月的遵义会议,结束了一九三一年至一九三四年“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在党内的统治,使党回到正确的路线上来。参见本卷《学习和时局》的附录《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第三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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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 见本书第一卷《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注〔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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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美洲洪门总干部监督司徒美堂等人的电报 - 和谐历史档案馆 Banned Historical Archiv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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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复美洲洪门总干部监督司徒美堂等人的电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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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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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19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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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签:关键人物文稿 通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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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来源:毛泽东思想万岁(1943-1949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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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美洲洪门总干部监督司徒美堂等人的电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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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纽约全美洲洪门总干部监督司徒美堂先生、阮本万先生、部长吕超然先生勋鉴并转全美洲侨胞公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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奉读一月八日来电,关怀祖国,呼吁团结,敬佩无已。中国今日决不能同时进行既对外又对内之两个战争,必须完全取消国民党当局的反共计划,并驱逐亲日派,团结全力,以与日寇相搏斗,抗战始有胜利可期。乃自蒋介石下令消灭皖南新四军及于一月十七日发表宣布新四军叛变,取消该军番号,及将该军长叶挺交付法庭审判之反革命命令以后,国共合作,已遇严重之危机。国民党中亲日派与反共派之横行,已直接给予全民抗战以极大之损害。当此民族有之千钧一发之时,亲日派分子如不被驱逐,反共派分子如不放弃其两个战争的计划,一党专政如不取消,民主政治如不实行,三民主义如不兑现,总理遗嘱如不服从,中华民族之前途,必被葬送于此辈之手。中国共产党始终以民族利益为重,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迄未稍变,唯对于亲日派及反共派危害抗战之滔天罪行,不得不谋所以制裁之道,业向政府当局提出时局善后办法及临时办法各十二条,尚祈公等一致主张,予以赞助,以期迅速见之实行,团结幸甚,抗战幸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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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新中华报》一九四一年三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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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后的时局 - 和谐历史档案馆 Banned Historical Archiv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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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后的时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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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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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1941.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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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签:指示 关键人物文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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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来源:毛泽东选集1-7(静火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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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后的时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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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从何白《皓电》(去年十月十九日)开始的第二次反共高潮 〔 1 〕 ,至皖南事变和蒋介石一月十七日命令 〔 2 〕 达到了最高峰;而三月六日蒋介石的反共演说和参政会的反共决议 〔 3 〕 ,则是此次反共高潮的退兵时的一战。时局可能从此暂时走向某一程度的缓和。处于世界两大帝国主义集团进行着有决定意义的斗争的前夜,依然和日寇对立着的中国英美派大资产阶级,不能不对目前紧张的国共关系,谋取暂时的和轻微的缓和。同时,国民党内部的情况(中央和地方之间, CC系和政学系 〔 4 〕 之间, CC系和复兴系 〔 5 〕 之间,顽固派和中间派之间,皆有矛盾, CC系内部和复兴系内部又各有矛盾),国内的情况(广大人民反对国民党的专横,同情共产党)和我党的政策(继续抗议运动),均不容许国民党在国共间继续过去五个月那样的紧张关系。故目前谋取暂时的轻微的缓和是蒋介石所需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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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这次斗争表现了国民党地位的降低和共产党地位的提高,形成了国共力量对比发生某种变化的关键。这种情况迫使蒋介石重新考虑他自己的地位和态度。他现在强调国防,宣传党派观念已陈旧,乃是企图以“民族领袖”的资格,站在国内各种矛盾之上,表面上表示并不偏于一个阶级一个党,以便维持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和国民党的统治。但是如果只是形式上的欺骗而无政策上的改变,他的这一企图必然徒劳无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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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我党在这次反共高潮开始时采取顾全大局委曲求全的退让政策(去年十一月九日的电报),取得了广大人民的同情,在皖南事变后转入勐烈的反攻(两个十二条 〔 6 〕 ,拒绝出席参政会和全国的抗议运动),也为全国人民所赞助。我们这种有理、有利、有节的政策,对于打退这次反共高潮,是完全必要的,且已收得成效。在国共间各项主要争点未得合理解决之前,我们对国民党内亲日派反共派所造成的皖南事变和各种政治的军事的压迫,仍应继续严正的抗议运动,扩大第一个十二条的宣传,不要松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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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国民党在其统治区域内对我党和进步派的压迫政策和反共宣传,决不会放松,我党必须提高警惕性。国民党对淮北、皖东、鄂中的进攻还会继续,我军必须坚决地将它打退。各根据地必须坚决地执行中央去年十二月二十五日的指示 〔 7 〕 ,加强党内的策略教育,纠正过左思想,以便长期地不动摇地坚持各抗日民主根据地。在全国和各根据地上,要反对对时局认为国共已最后破裂或很快就要破裂的错误估计以及由此发生的许多不正确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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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对党内的指示。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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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 参见本书第三卷《评国民党十一中全会和三届二次国民参政会》中关于这次反共高潮的叙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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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 即一九四一年一月十七日蒋介石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名义发布的解散新四军的反革命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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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 一九四一年三月六日,蒋介石在国民参政会上发表反共演说,大弹“政令”、“军令”必须“统一”的滥调,声称敌后的抗日民主政权不容许存在,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人民武装必须依照他的“命令与计划,集中于指定区域”,等等。同日,在国民党反动派操纵之下的国民参政会通过了一个决议,为蒋介石反共反人民的罪行辩护,对共产党参政员因抗议皖南事变拒不出席参政会一事,大肆攻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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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 见本卷《战争和战略问题》注〔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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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 参见本卷《上海太原失陷以后抗日战争的形势和任务》注〔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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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 第一个“十二条”,即本卷《为皖南事变发表的命令和谈话》的《谈话》部分中提出的十二条,在一九四一年二月十五日又用中国共产党参政员名义向国民参政会提出。第二个“十二条”,是一九四一年三月二日,作为共产党的部分参政员出席国民参政会的条件,向国民党政府提出的临时办法。内容如下:“一、立即停止全国向共产党的军事进攻;二、立即停止全国的政治压迫,承认中共及各民主党派的合法地位,释放西安、重庆、贵阳及各地的被捕人员;三、启封各地被封书店,解除扣寄各地抗战书报的命令;四、立即停止对《新华日报》的一切压迫;五、承认陕甘宁边区的合法地位;六、承认敌后的抗日民主政权;七、华中、华北及西北的防地均维持现状;八、中共领导的军队,于十八集团军之外,再成立一个集团军,应共辖六个军;九、释放皖南所有被捕干部,拨款抚恤死难者的家属;十、释放皖南所有被捕兵员,发还所有枪枝;十一、成立各党派联合委员会,每个党派派遣代表一人,以国民党的代表为主席,中共代表副之;十二、中共代表加入国民参政会主席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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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 见本卷《论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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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苏缔约后英美及中国各派政治力量态度的分析 - 和谐历史档案馆 Banned Historical Archiv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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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日苏缔约后英美及中国各派政治力量态度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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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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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1941.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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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签:关键人物文稿 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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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来源:毛泽东文集第二卷(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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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苏缔约后英美及中国各派政治力量态度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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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 〔 1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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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皓亥电 〔 2 〕 悉,分析很对。在德国打击下,英国对苏邦交即将好转,美国亦将大体上取英国步骤,决不能得罪苏联。中国英美派,顽固派,中间派及进步派中之动摇分子,均将在英、美影响下对苏献媚。惟顽固派中之死硬分子有被亲日派拉向投降的危险,这是很可注意的,不过目前还不会。(二)英、美总方针是先对德后对日,决不敢对日本取强硬态度,将荷印 〔 3 〕 让给日本,甚至停止援华,都是可能的。只要德国占领苏伊士和轰炸伦敦袭击大西洋进一步加紧,真正威胁英国生存时,只要日本同意不向英国开战,就有这种可能。在这一情状出现时,你所指的英美派,顽固派,中间派,及进步派中之动摇分子,就将发生大溷乱,大分化,大动摇,他们将成为亲日派与共产派二者勐力争夺的对象,其时间或者在今年秋冬之间。我们方针是要争得蒋及国民党主体转变到亲苏、和共、改良的方向,而以维持他们的政权、承认我们的地位为条件。那时英苏、美苏之间可能成立互不侵犯协定(也许英苏协定不久就可签订)。(三)准备在日内发一次政治情报,当将你所说的解释狭隘民族观点说进去。(四)陈锐霆团 〔 4 〕 决于日内起义,仍打九十二军旗子(称为九十二军独立旅),开到张爱萍 〔 5 〕 区域整训。请准备对付国民党的可能询问,答以这是九十二军自己的事,凡对我攻击者我反击之,凡对我取友好态度者我以友好态度对待之,陈团对我友好,故我理应加以协助,但仍是九十二军,并非八路军。(五)请问国民党,对八路是否还准备发饷,如发则已,否则我们将向全国全世界(包括苏联在内)募捐,发起普遍的募捐运动(我们真正准备这样做),学叫化子讨饭吃的办法,因为国民党迫得我们没有路走,我们将要饿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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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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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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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手稿刊印。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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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 周,指周恩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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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 周恩来一九四一年四月十九日致电毛泽东并中共中央书记处,对日苏缔约后重庆方面各派政治力量的态度作了分析,指出中间派悲观,进步派中一部分人发生动摇,“看起来他们是在狭隘的民族情绪之下的一时的冲动表现,而顽固派则利用之以反苏,亲日派利用之以悲观,英美派利用之以亲美,虽然这都是一时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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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 荷印,即荷属东印度(今印度尼西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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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 陈锐霆团,指陈锐霆任团长的国民党军第九十二军第一四二师第四二五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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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 张爱萍,一九一○年生,四川达县人。当时任八路军第五纵队第三支队司令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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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 - 和谐历史档案馆 Banned Historical Archiv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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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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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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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194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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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签:关键人物文稿 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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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来源:毛泽东文集第二卷(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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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 〔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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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着进一步巩固边区,发展抗日的政治、经济、文化建设,以达坚持长期抗战增进人民福利之目的起见,中共陕甘宁边区中央局特于边区第二届参议会举行选举之际,根据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总理遗嘱及中共中央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原则,向我边区二百万人民提出如下之施政纲领,如共产党员当选为行政人员时,即将照此纲领坚决实施之。(一)团结边区内部各社会阶级,各抗日党派,发挥一切人力、物力、财力、智力,为保卫边区、保卫西北、保卫中国、驱逐日本帝国主义而战。(二)坚持与边区境外友党、友军及全体人民的团结,反对投降、分裂、倒退的行为。(三)提高边区武装部队的战斗力,保障其物质供给,改善兵役制度及其他后方勤务的动员制度,增进军队与人民的亲密团结。同时加强抗日自卫军、少先队的组织与训练,健全其领导系统。(四)加强优待抗日军人家属的工作,彻底实施优抗条例,务使八路军及一切友军在边区的家属得到物质上的保障与精神上的安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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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本党愿与各党各派及一切群众团体进行选举联盟,并在候选名单中确定共产党员只占三分之一,以便各党各派及无党无派人士均能参加边区民意机关之活动与边区行政之管理。在共产党员被选为某一行政机关之主管人员时,应保证该机关之职员有三分之二为党外人士充任,共产党员应与这些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不得一意孤行,把持包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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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权,政权 〔 2 〕 ,财权及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信仰、居住、迁徙之自由权。除司法系统及公安机关依法执行其职务外,任何机关、部队、团体不得对任何人加以逮捕、审问或处罚,而人民则有用无论何种方式控告任何公务人员非法行为之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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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改进司法制度,坚决废止肉刑,重证据不重口供。对于汉奸分子,除绝对坚决不愿改悔者外,不问其过去行为如何,一律施行宽大政策,争取感化转变,给以政治上与生活上之出路,不得加以杀害、侮辱、强迫自首或强迫其写悔过书。对于一切阴谋破坏边区的分子,例如叛徒分子、反共分子等,其处置办法彷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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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厉行廉洁政治,严惩公务人员之贪污行为,禁止任何公务人员假公济私之行为,共产党员有犯法者从重治罪。同时实行俸以养廉原则,保障一切公务人员及其家属必需的物质生活及充分的文化娱乐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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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发展农业生产,实行春耕秋收的群众动员,解决贫苦农民耕牛、农具、肥料、种子的困难,今年开荒六十万亩,增加粮食产量四十万担,奖励外来移民。(十)在土地已经分配区域,保证一切取得土地的农民之私有土地制。在土地未经分配区域(例如绥德、富县、庆阳),保证地主的土地所有权及债主的债权,惟须减低佃农租额及债务利息,佃农则向地主缴纳一定的租额,债务人须向债主缴纳一定的利息,政府对东佃关系与债务关系加以合理的调整。(十一)发展工业生产与商业流通,奖励私人企业,保护私有财产,欢迎外地投资,实行自由贸易,反对垄断统制,同时发展人民的合作事业,扶助手工业的发展。(十二)调节劳资关系,实行十小时工作制,增强劳动生产率,提高劳动纪律,适当地改善工人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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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实行合理的税收制度,居民中除极贫者应予免税外,均须按照财产等第或所得多寡,实施程度不同的累进税制,使大多数人民均能负担抗日经费。同时健全财政机构,调整金融关系,维护法币,巩固边币,以利经济之发展与财政之充裕。(十四)继续推行消灭文盲政策,推广新文字教育,健全正规学制,普及国民教育,改善小学教员生活,实施成年补习教育,加强干部教育,推广通俗书报,奖励自由研究,尊重知识分子,提倡科学知识与文艺运动,欢迎科学艺术人才,保护流亡学生与失学青年,允许在学学生以民主自治权利,实施公务人员的两小时学习制。(十五)推广卫生行政,增进医药设备,欢迎医务人才,以达减轻人民疾病之目的,同时实行救济外来的灾民、难民。(十六)依据男女平等原则,从政治经济文化上提高妇女在社会上的地位,发挥妇女在经济上的积极性,保护女工、产妇、儿童,坚持自愿的一夫一妻婚姻制。(十七)依据民族平等原则,实行蒙、回民族与汉族在政治经济文化上的平等权利,建立蒙、回民族的自治区,尊重蒙、回民族的宗教信仰与风俗习惯。(十八)欢迎海外华侨来边区求学,参加抗日工作,或兴办实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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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给社会游民分子以耕种土地、取得职业与参加教育的机会,纠正公务人员及各业人民中对游民分子加以歧视的不良习惯,对会门组织实行争取、团结与教育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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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对于在战斗中被俘之敌军及伪军官兵,不问其情况如何,一律实行宽大政策,其愿参加抗战者,收容并优待之,不愿者释放之,一律不得加以杀害、侮辱、强迫自首或强迫其写悔过书。其有在释放之后又连续被俘者,不问被俘之次数多少,一律照此办理。国内如有对八路军、新四军及任何抗日部队举行攻击者,其处置办法彷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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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一)在尊重中国主权与遵守政府法令的原则下,允许任何外国人到边区游历,参加抗日工作,或在边区进行实业、文化与宗教的活动。其有因革命行动被外国政府压迫而来边区者,不问其是宗主国人民或殖民地人民,边区政府当一律予以恳切的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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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一九四一年五月一日《新中华报》刊印。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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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 这个文件的绝大部分是毛泽东加写和改写的。他还为这个文件改拟了题目《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和题下注“(中华民国三十年五月一日,中共边区中央局提出,中共中央政治局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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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 这里的“政权”,指政治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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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安《解放日报》发刊词 - 和谐历史档案馆 Banned Historical Archiv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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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延安《解放日报》发刊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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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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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1941.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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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签:关键人物文稿 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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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来源:毛泽东文集第二卷(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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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安《解放日报》发刊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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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之使命为何?团结全国人民战胜日本帝国主义一语足以尽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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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中国共产党的总路线,也就是本报的使命。在目前的国际国内形势下,这一使命是更加严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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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的问题是:世界是帝国主义强盗互相屠杀的世界,还是世界人民和平的世界?中国是日本帝国主义的中国,还是中国人的中国?这些问题,在现在帝国主义战争变为世界范围的战争,日本帝国主义企图最后灭亡中国之时,已经尖锐地摆在我们面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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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一个帝国主义国家不卷入战争(美国实际上已经参战),战争已以全球为屠场,全世界人民如不奋起反对战争力争人民的和平,则世界有陆沉之忧,人类有毁灭之祸。现在全世界人民反帝反战的斗争已经发展起来,这是世界真正光明的所在,各国共产党站在这一斗争的前线,这一斗争将援助着中国人民的斗争,中国人民有与世界人民相联系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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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帝国主义在四年战争中不能解决的中国问题,它现在企图来“最后解决”了,一切对日本帝国主义的进攻加以轻视的意见是不对的,在这种意见之下,就是国共磨擦,就是反共高潮,就是两个战争。我们主张是国共团结,是消灭磨擦,是一个战争。须知只有一个战争,一个专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战争,才能打退日本帝国主义的进攻与驱逐日本帝国主义。中国的外交政策必须是亲苏政策,虽然同时不放弃对英对美的外交。中国的内政政策,必须是民主政策,一切反共反人民反民主的反动政策,必须取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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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是中国存亡绝续的关键,全国一切抗日党派抗日人民必须团结起来,对付日本帝国主义这个主要的敌人。中国共产党是站在这一斗争的前线的,过去如此,现在还是如此,将来还是如此。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始终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中国共产党是与人为善的,一切在抗日战争中犯过错误的人,中国共产党与以反省改悔的机会,仅仅对背叛民族利益而又绝对坚决不愿改悔的人,方才与以坚决的打击。而这乃是完全必要的,对于背叛民族利益而又绝对坚决不愿改悔的民族叛徒,如不与以坚决的打击,则民族抗战必然遭到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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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的使命就是本报的使命,本报同人完全相信,由于世界人民与中国人民协力斗争的结果,世界必然要变成一个世界人民的光明世界,中国必然要变成一个中国人民独立自主的中国,日本帝国主义的一切企图,我们是能够粉碎的。团结,团结,团结,这就是我们的武器,也就是我们的口号。今当本报发刊之始,愿掬至诚,以告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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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一九四一年五月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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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日报》刊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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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造我们的学习 - 和谐历史档案馆 Banned Historical Archiv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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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改造我们的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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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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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1941.5.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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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签:关键人物文稿 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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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来源:毛泽东选集1-7(静火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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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造我们的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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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主张将我们全党的学习方法和学习制度改造一下。其理由如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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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产党的二十年,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日益结合的二十年。如果我们回想一下,我党在幼年时期,我们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认识和对于中国革命的认识是何等肤浅,何等贫乏,则现在我们对于这些的认识是深刻得多,丰富得多了。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一百年来,其优秀人物奋斗牺牲,前仆后继,摸索救国救民的真理,是可歌可泣的。但是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十月革命之后,才找到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最好的真理,作为解放我们民族的最好的武器,而中国共产党则是拿起这个武器的倡导者、宣传者和组织者。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一经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就使中国革命的面目为之一新。抗日战争以来,我党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研究抗日战争的具体实践,研究今天的中国和世界,是进一步了,研究中国历史也有某些开始。所有这些,都是很好的现象。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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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我们还是有缺点的,而且还有很大的缺点。据我看来,如果不纠正这类缺点,就无法使我们的工作更进一步,就无法使我们在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互相结合的伟大事业中更进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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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来说研究现状。像我党这样一个大政党,虽则对于国内和国际的现状的研究有了某些成绩,但是对于国内和国际的各方面,对于国内和国际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的任何一方面,我们所收集的材料还是零碎的,我们的研究工作还是没有系统的。二十年来,一般地说,我们并没有对于上述各方面作过系统的周密的收集材料加以研究的工作,缺乏调查研究客观实际状况的浓厚空气。“闭塞眼睛捉麻雀”,“瞎子摸鱼”,粗枝大叶,夸夸其谈,满足于一知半解,这种极坏的作风,这种完全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精神的作风,还在我党许多同志中继续存在着。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教导我们认真地研究情况,从客观的真实的情况出发,而不是从主观的愿望出发;我们的许多同志却直接违反这一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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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来说研究历史。虽则有少数党员和少数党的同情者曾经进行了这一工作,但是不曾有组织地进行过。不论是近百年的和古代的中国史,在许多党员的心目中还是漆黑一团。许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者也是言必称希腊,对于自己的祖宗,则对不住,忘记了。认真地研究现状的空气是不浓厚的,认真地研究历史的空气也是不浓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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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说到学习国际的革命经验,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许多同志的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似乎并不是为了革命实践的需要,而是为了单纯的学习。所以虽然读了,但是消化不了。只会片面地引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个别词句,而不会运用他们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具体地研究中国的现状和中国的历史,具体地分析中国革命问题和解决中国革命问题。这种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态度是非常有害的,特别是对于中级以上的干部,害处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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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我说了三方面的情形:不注重研究现状,不注重研究历史,不注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应用。这些都是极坏的作风。这种作风传播出去,害了我们的许多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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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实的,现在我们队伍中确有许多同志被这种作风带坏了。对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区内外的具体情况,不愿作系统的周密的调查和研究,仅仅根据一知半解,根据“想当然”,就在那里发号施令,这种主观主义的作风,不是还在许多同志中间存在着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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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自己的历史一点不懂,或懂得甚少,不以为耻,反以为荣。特别重要的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和鸦片战争以来的中国近百年史,真正懂得的很少。近百年的经济史,近百年的政治史,近百年的军事史,近百年的文化史,简直还没有人认真动手去研究。有些人对于自己的东西既无知识,于是剩下了希腊和外国故事,也是可怜得很,从外国故纸堆中零星地检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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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十年来,很多留学生都犯过这种毛病。他们从欧美日本回来,只知生吞活剥地谈外国。他们起了留声机的作用,忘记了自己认识新鲜事物和创造新鲜事物的责任。这种毛病,也传染给了共产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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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学的是马克思主义,但是我们中的许多人,他们学马克思主义的方法是直接违反马克思主义的。这就是说,他们违背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所谆谆告诫人们的一条基本原则:理论和实际统一。他们既然违背了这条原则,于是就自己造出了一条相反的原则:理论和实际分离。在学校的教育中,在在职干部的教育中,教哲学的不引导学生研究中国革命的逻辑,教经济学的不引导学生研究中国经济的特点,教政治学的不引导学生研究中国革命的策略,教军事学的不引导学生研究适合中国特点的战略和战术,诸如此类。其结果,谬种流传,误人不浅。在延安学了,到富县 〔 1 〕 就不能应用。经济学教授不能解释边币和法币 〔 2 〕 ,当然学生也不能解释。这样一来,就在许多学生中造成了一种反常的心理,对中国问题反而无兴趣,对党的指示反而不重视,他们一心向往的,就是从先生那里学来的据说是万古不变的教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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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上面我所说的是我们党里的极坏的典型,不是说普遍如此。但是确实存在着这种典型,而且为数相当地多,为害相当地大,不可等闲视之的。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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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反复地说明这个意思,我想将两种互相对立的态度对照地讲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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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种:主观主义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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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态度下,就是对周围环境不作系统的周密的研究,单凭主观热情去工作,对于中国今天的面目若明若暗。在这种态度下,就是割断历史,只懂得希腊,不懂得中国,对于中国昨天和前天的面目漆黑一团。在这种态度下,就是抽象地无目的地去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不是为了要解决中国革命的理论问题、策略问题而到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那里找立场,找观点,找方法,而是为了单纯地学理论而去学理论。不是有的放矢,而是无的放矢。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教导我们说:应当从客观存在着的实际事物出发,从其中引出规律,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为此目的,就要像马克思所说的详细地占有材料,加以科学的分析和综合的研究 〔 3 〕 。我们的许多人却是相反,不去这样做。其中许多人是做研究工作的,但是他们对于研究今天的中国和昨天的中国一概无兴趣,只把兴趣放在脱离实际的空洞的“理论”研究上。许多人是做实际工作的,他们也不注意客观情况的研究,往往单凭热情,把感想当政策。这两种人都凭主观,忽视客观实际事物的存在。或作讲演,则甲乙丙丁、一二三四的一大串;或作文章,则夸夸其谈的一大篇。无实事求是之意,有哗众取宠之心。华而不实,脆而不坚。自以为是,老子天下第一,“钦差大臣”满天飞。这就是我们队伍中若干同志的作风。这种作风,拿了律己,则害了自己;拿了教人,则害了别人;拿了指导革命,则害了革命。总之,这种反科学的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主观主义的方法,是共产党的大敌,是工人阶级的大敌,是人民的大敌,是民族的大敌,是党性不纯的一种表现。大敌当前,我们有打倒它的必要。只有打倒了主观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才会抬头,党性才会巩固,革命才会胜利。我们应当说,没有科学的态度,即没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实践统一的态度,就叫做没有党性,或叫做党性不完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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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副对子,是替这种人画像的。那对子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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墙上芦苇,头重脚轻根底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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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间竹笋,嘴尖皮厚腹中空。对于没有科学态度的人,对于只知背诵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着作中的若干词句的人,对于徒有虚名并无实学的人,你们看,像不像?如果有人真正想诊治自己的毛病的话,我劝他把这副对子记下来;或者再勇敢一点,把它贴在自己房子里的墙壁上。马克思列宁主义是科学,科学是老老实实的学问,任何一点调皮都是不行的。我们还是老实一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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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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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态度下,就是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方法,对周围环境作系统的周密的调查和研究。不是单凭热情去工作,而是如同斯大林所说的那样:把革命气概和实际精神结合起来 〔 4 〕 。在这种态度下,就是不要割断历史。不单是懂得希腊就行了,还要懂得中国;不但要懂得外国革命史,还要懂得中国革命史;不但要懂得中国的今天,还要懂得中国的昨天和前天。在这种态度下,就是要有目的地去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要使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际运动结合起来,是为着解决中国革命的理论问题和策略问题而去从它找立场,找观点,找方法的。这种态度,就是有的放矢的态度。“的”就是中国革命,“矢”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我们中国共产党人所以要找这根“矢”,就是为了要射中国革命和东方革命这个“的”的。这种态度,就是实事求是的态度。“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我们要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区内外的实际情况出发,从其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即找出周围事变的内部联系,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而要这样做,就须不凭主观想象,不凭一时的热情,不凭死的书本,而凭客观存在的事实,详细地占有材料,在马克思列宁主义一般原理的指导下,从这些材料中引出正确的结论。这种结论,不是甲乙丙丁的现象罗列,也不是夸夸其谈的滥调文章,而是科学的结论。这种态度,有实事求是之意,无哗众取宠之心。这种态度,就是党性的表现,就是理论和实际统一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作风。这是一个共产党员起码应该具备的态度。如果有了这种态度,那就既不是“头重脚轻根底浅”,也不是“嘴尖皮厚腹中空”了。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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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上述意见,我有下列提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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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向全党提出系统地周密地研究周围环境的任务。依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方法,对敌友我三方的经济、财政、政治、军事、文化、党务各方面的动态进行详细的调查和研究的工作,然后引出应有的和必要的结论。为此目的,就要引导同志们的眼光向着这种实际事物的调查和研究。就要使同志们懂得,共产党领导机关的基本任务,就在于了解情况和掌握政策两件大事,前一件事就是所谓认识世界,后一件事就是所谓改造世界。就要使同志们懂得,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夸夸其谈地乱说一顿和一二三四的现象罗列,都是无用的。例如关于宣传工作,如果不了解敌友我三方的宣传状况,我们就无法正确地决定我们的宣传政策。任何一个部门的工作,都必须先有情况的了解,然后才会有好的处理。在全党推行调查研究的计划,是转变党的作风的基础一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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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对于近百年的中国史,应聚集人材,分工合作地去做,克服无组织的状态。应先作经济史、政治史、军事史、文化史几个部门的分析的研究,然后才有可能作综合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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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对于在职干部的教育和干部学校的教育,应确立以研究中国革命实际问题为中心,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则为指导的方针,废除静止地孤立地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又应以《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要读本》为中心的材料。《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要读本》是一百年来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最高的综合和总结,是理论和实际结合的典型,在全世界还只有这一个完全的典型。我们看列宁、斯大林他们是如何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苏联革命的具体实践互相结合又从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就可以知道我们在中国是应该如何地工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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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走过了许多弯路。但是错误常常是正确的先导。在如此生动丰富的中国革命环境和世界革命环境中,我们在学习问题上的这一改造,我相信一定会有好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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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上所作的报告。这篇报告和《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是毛泽东关于整风运动的基本着作。在这些文章里,毛泽东进一步地从思想问题上总结了过去中国共产党内路线的分歧,分析了广泛存在于党内的非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作风,主要是主观主义的倾向,宗派主义的倾向,和作为这两种倾向的表现形式的党八股。毛泽东号召开展全党范围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育运动,即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原则整顿作风的运动。毛泽东的这个号召,很快地在中国共产党内和党外引起了怎样以从实际出发的观点而不是以教条主义的观点来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原理,怎样使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和中国革命的实际相结合,以及怎样对待一九三一年初至一九三四年底这段时期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这样一些重大问题的大讨论,巩固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在党内外的阵地,使广大干部在思想上大大地提高了一步,使中国共产党达到了空前的团结。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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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 富县在延安南面约八十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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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 边币是一九四一年陕甘宁边区银行所发行的纸币。法币是一九三五年以后国民党官僚资本四大银行(中央、中国、交通、中国农民)依靠英美帝国主义支持所发行的纸币。毛泽东在本文中所说的,是指当时边币和法币之间所发生的兑换比价变化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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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 参见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第二版跋。马克思在这篇跋中说:“研究必须充分地占有材料,分析它的各种发展形式,探寻这些形式的内在联系。只有这项工作完成以后,现实的运动才能适当地叙述出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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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 参见斯大林《论列宁主义基础》第九部分《工作作风》(《斯大林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272—27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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谨防扒手(社论) - 和谐历史档案馆 Banned Historical Archiv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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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谨防扒手(社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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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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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1941.5.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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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签:关键人物文稿 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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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来源:毛泽东思想万岁(1913-1943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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谨防扒手(社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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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晋南战局紧张,全国军民,固无不淬砺奋发,若干幻想日寇侵华战争可以照原状不了了之的人们,也颇有如梦初醒模样。忧时之士,群以为中国的抗战大业或者会由此一变已往长时期的龟步,而得至到迅速的开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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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复杂的国际国内政治关系,还不容许我们立刻如此乐观。在我们的面前还存在着一大串问题,要求我们严重的警戒和密切的注视。其中尤其耐人寻味的,就是:在英美对德手忙脚乱的今天,其拍卖中国以换取日本让步的远东慕尼黑阴谋已经最后放弃了么?在日本最近对中国的新进攻与大轰炸的合奏里,会不会有出卖中国人民的“绥靖”乐曲在旧调重弹呢?不估计到这些问题就一味乐观起来,是危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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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同×××所说,英美对于中国,一向就缺乏援助的诚意。英国对日妥协的危机,就是平素与英国来往还最密切的人物现在也不能不承认了,但是美国这位朋友的真面目,可惜许多人还是茫然。特别是在三国同盟以后,美国援华似乎起劲了些,虽然这种援助较之中国的需要是杯水车薪,较之苏联则望尘莫及,而朝野亲美援美之声,却颇已洋洋盈耳。这些先生们的眼睛自然是看到了他们所愿意看到的东西,但是却决没有看尽了他们所应该看到的。美国对日本取消锌与橡皮的输出限制,在美国影响下的荷印与日本缔结煤油协定,日本国内英美派的暗中活跃,在在表示美日当局双方的激烈词令,只是词令,“政策”还是政策。如果美国对日本的支持实际大于其对中国的支持,则美国的援华姿态谁敢断定不是和日本的南进姿态一样,只是觅寻美日妥协的一种必要的手腕?谁敢断定,在远东慕尼黑阴谋的死灰再燃时,我们的全国拜物教的教徒们能逃脱兔死狗烹的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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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联社十一日透露的中国当局关于日本也欲和平必须经由美国提出条件的声明,以及苏联报纸十八日所揭发的日本正在“径由美国”调解中日战争的消息,十九日松冈招待美驻日大使格鲁于私邸,日情报局发言人并称格鲁极为仁爱,不幸证实了这种危机的存在。我们相信,已经英勇抗战了四年,拥有如此强大的抗日人民,抗日政党和抗日军队的中华民族,是不可能被出卖,不允许被出卖的,中华民族任何有骨气有自尊心的领导人物,即令在美日妥协实现时,也是不甘心做汪精卫第二,躬蹈身败名裂,众叛亲离的复辙的。但是我们愈有击破这种阴谋的信心,就愈有击破这种阴谋的必要。我们提醒全国的军民说:在我们走向胜利的路上,不仅荆棘丛生,而且路旁随时有扒手在窥伺着,想乘我们的不备,窃取我们奋斗的果实而去。对于戴着朋友的而具的扒手,我们需要有更多的警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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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更要正告美国当局和国民党中一部分惟美国马首是瞻的先生们说:中国人民毫不迟疑的欢迎美国对中国抗战的援助,这种援助愈多愈快愈实在愈好。“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中国人民从来就是懂得以朋友之道对待朋友的。但是他们同样懂得怎样去对待扒手及其同谋者的。这岂不合于你们所最爱鼓吹的“公道”(Fair PIay)吗?其中国人民是已经长成盘石了,但你们却硬说还是皮球,你们一定要踢开就请踢踢看吧。可是,留心你们自己的高贵的足趾。中国人民是要顽强地战斗下去的一一直到其战胜日本帝国主义之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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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破远东慕尼黑的阴谋 - 和谐历史档案馆 Banned Historical Archiv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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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揭破远东慕尼黑的阴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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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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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1941.5.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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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签:指示 关键人物文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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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来源:毛泽东选集1-7(静火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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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破远东慕尼黑的阴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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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日美妥协,牺牲中国,造成反共、反苏局面的东方慕尼黑的新阴谋,正在日美蒋之间酝酿着。我们必须揭穿它,反对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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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日本帝国主义以迫蒋投降为目的的军事进攻,现已告一段落,继之而来的必然是诱降活动。这是敌人一打一拉、又打又拉的老政策的重演。我们必须揭穿它,反对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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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日本和军事进攻同时发动了谣言攻势,例如所谓“八路军不愿和国民党中央军配合作战”,“八路军乘机扩大地盘”,“打通国际路线”,“另立中央政府”等等。这是日本挑拨国共关系以利诱降的诡计。国民党中央社和国民党报纸照抄散布,不惜和日本的反共宣传互相呼应,其用意所在,甚为可疑。我们也应揭穿它,反对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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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新四军虽被宣布为“叛变”,八路军虽没有领到一颗弹一文饷,然无一刻不与敌军搏斗。此次晋南战役 〔 1 〕 ,八路军复自动配合国民党军队作战,两周以来在华北各线作全面出击,至今犹在酣战中。共产党领导的武力和民众已成了抗日战争中的中流砥柱。一切对于共产党的污蔑,其目的都在使抗战失败,以利投降。我们应发扬八路军新四军的战绩,反对一切失败主义者和投降主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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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写的对党内的指示。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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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 晋南战役,即中条山战役。一九四一年五月,日本侵略军以约十万人的兵力进犯黄河以北位于晋南、豫北的中条山地区。集结在这个地区的国民党军队约十五六万人。这些国民党军队,本来以反共为主要任务,对日军缺乏作战准备,在日军进犯时,大部分采取避战方针。因此,虽然华北各地的八路军主动出击,截断了同蒲路、正太路、平汉路、白晋路等日军的交通线,给国民党军队以积极配合,国民党军仍然全部溃败,在三周之内损失兵力约七万余人,丧失了中条山及附近地区的大片国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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谣言与烟幕(社论) - 和谐历史档案馆 Banned Historical Archiv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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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谣言与烟幕(社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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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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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1941.5.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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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签:关键人物文稿 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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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来源:毛泽东思想万岁(1913-1943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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谣言与烟幕(社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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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谣惑众是市井无赖的惯技,而政治流氓就把这种卑劣的手段用之于政治斗争中,竟自称曰:“散布合理的流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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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社会政治斗争中,先进的阶级和先进的政党,它们手中握着正义和真理之旗,不害怕公开和坦白的向着广大的群众宣布自己的政纲,目的,表明白己的政治任务和政治行动的方向,进行公开的严肃的斗争来反对当前主要的敌人,他们用不着玩阴谋、耍手段、造谣言之类的下流无耻的办法,因为他们有自信:真理只在他们的方面的,它们的前途是光明的。所以,它们的行动,光明磊落、坦白严肃。而那些政治流氓们,因为要维护其违反真理和正义的私利,而自知他们的主张、纲领、政治任务和政治目的是得不到广大人民的欢迎的,所以不敢堂堂正正的行动,只能鼠窃狗偷,鬼鬼祟祟,因而玩阴谋,耍手段,造谣言之类,就成了他们的拿手好戏。造谣言一一或者“散布合理的流言”,就为他们的所癖爱,因为在公开坦白的政治斗争中既斗不过对手们,那么只好乞援于造谣了。何况,古书上说过,曾参杀人,慈母投杼,诗人亦唱过,“三人成市虎,浸溃能胶漆”,其效力不是很大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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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如此,谣言也还有别的作用,就是遮眼罩和烟幕弹的作用。不是有这么一个故事么?当一个小偷偷了东西之后,被人发觉,大呼捉贼。此君急中生智,亦高叫“贼在那边,在那边,”竟得脱身。政治上的没落人物在做亏心事的时候,亦常常借谣言来转移视线,来隐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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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造谣术”的最近例子,就是所谓:“十八集团军集中晋北不与友军协同作战”的广泛地有计划地发布的流言。这个谣言的最初散布者乃是专务此道的个中老手一一同盟社。日寇于本月初发动了一个小规模的军事攻势,而同时却发动了一个大规模的谣言攻势。同盟社的广播连篇累牍地散布各种谣言,尤以八路军决不与中央军协同作战,八路军集中陕北准备乘机向西安出动,八路军乘机扩张势力收缴中央军枪械之类为特多。日寇这种军事攻势和谣言攻势的目的是很明显的。一个字足以尽之,曰:吓!或者说吓降,军事攻势在炫耀其兵力,其愿若曰:你若不降,我将占你的故乡,占你的一切海口,歼灭你在中条山上的几十万军队,进占你的洛阳、西安、昆明、重庆,你怎么办?谣言攻势在挑拨国共关系,描出一幅错误的画图来吓你说,你看国共关系恶劣至此,自力更生,还有什么希望呢?快降吧!“八路军不打日本”之类的谣言是烟幕,吓降诱降是目的。其技至浅,其理至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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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怪的是某些中国人,不是汪精卫之类双料的汉奸,而是抗战营垒中统治阶层里的某些风云人物,虽然亦一字一句地抄写同盟社的广播来替它作义务的转播。象大公报和中央社这类新闻机关,居然一方面说:“敌方所传大部出乎揑造自不能信,”另一方面又重复着“敌方所传”,称“十八集团军集中晋北迄今尚未与友军协同作战则为事实。”日本人一钱不花,就有中国人义务地替他的谣言当留声机和见证人,宁非怪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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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怪事”实际上是没有的。只要懂得我们上述故事中的贼的急智,就可以理解这次谣言唱和中的“机”了。重庆军委发言人在本月二十二号就多少泄露了这个“机”的一部分,他说:“上周寇军全面发动,总计达三十万人之多,其结果不过如此,以此种方式而后谈解决‘中国事变’,不但世无相信之人,即敌寇亦自如其不可能也。”这不就是说,此种(军事进攻)方式是不能解决的,换种方式吧!果然同盟社接着的纷纷报告日各战线军事当局均称第一期作战全部结束。谣唱和,这次竟完成了红叶题诗式的媒介作用。可惜的是,香港的一部分参政员竟为这个小小手法所迷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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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认为在这里无须再事“辟谣”了,因为八路军共产党人对于抗战的坚持,对民族的忠忱,是决非谣言所能摇撼的事实,是不怕火烧的真金。尽管新四军被宣布为叛军,八路军两年没有领到一颗子弹,五个月没有领到半文制钱的饷项,然而新四军、八路军的将士们,没有一分钟停止过和敌人苦战,而为着策应晋南作战,八路军在华北正在全演出动浴血酣战,这是连造谣的人和传布谣言的人心里都深知的事。其所以造谣和传谣,都是别有怀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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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怀疑为何?在造谣言者为诱降,在传谣言者为投降,而都想在共产党身上做文章,共产党成了他们题诗的红叶。日本人当春心大发时,题诗一首于其上,从长江飘将下来,这边的人儿得了诗,果然打动春心,跃跃欲试,拾起红叶,转题一首,又从长江飘将下去,这就是同盟社与中央社近日抓着共产党问题一唱一和的由来。还有德国的海通社,美国的合众社,英国的路透社,为着各自不同的目的,将双方的情报到处传播,其目的均在“催装”,不过英美是为着反共反苏反德,德国是为着反英美,这个不同而已。“你们赶快结婚罢,好去发动太平洋战争”一一这就是德国的目的。“你们赶快结婚罢,好造成反共反苏反德的东方慕尼黑”一一这就是英美的目的。我们不能不忠告中国国民党的领导人员们,这种结婚乃是“劫婚”,将来是不好过日子的,理应拒婚为上。从共产党身上做文章,也是做不出好文章的。不信,你们瞧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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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中国的同胞们!注意在这种谣言烟幕遮盖下的投降危机呀,远东新慕尼黑的极大危险在一天天的增长。以“吓蒋投降”为目的的这次“军事攻势”,现在是暂时的过去了,继之而来的必然是诱降。这虽是日本人“一打一拉,又打又拉”的老把戏,但却包含着新意义,因为正在 1941 年 5 月至 10 月的时机中。全国同胞起来揭破他,粉碎他,乃是民族生(存)所关的巨大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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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的总结 - 和谐历史档案馆 Banned Historical Archiv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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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关于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的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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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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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194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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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签:指示 关键人物文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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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来源:毛泽东选集1-7(静火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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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的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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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次的反共高潮,正如三月十八日中央的指示所说,是已经过去了。继之而来的是在国际国内的新环境中继续抗战的局面。在这个新环境中所增加的因素是:帝国主义战争的扩大,国际革命运动的高涨,苏日的中立条约 〔 1 〕 ,国民党第二次反共高潮的被击退以及由此产生的国民党政治地位的降低和共产党政治地位的提高,再加上最近日本准备新的对华大举进攻。为了团结全国人民坚持抗日,并继续有效地克服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投降危险和反共逆流起见,研究和学习我党在英勇地胜利地反对这次反共高潮的斗争中所获得的教训,是完全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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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在中国两大矛盾中间,中日民族间的矛盾依然是基本的,国内阶级间的矛盾依然处在从属的地位。一个民族敌人深入国土这一事实,起着决定一切的作用。只要中日矛盾继续尖锐地存在,即使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全部地叛变投降,也决不能造成一九二七年的形势,重演四一二事变 〔 2 〕 和马日事变 〔 3 〕 。上次反共高潮 〔 4 〕 曾被一部分同志估计为马日事变,这次反共高潮又被估计为四一二事变和马日事变,但是客观事实却证明了这种估计是不正确的。这些同志的错误,在于忘记了民族矛盾是基本矛盾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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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在这种情况之下,指导着国民党政府全部政策的英美派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依然是两面性的阶级,它一面和日本对立,一面又和共产党及其所代表的广大人民对立。而它的抗日和反共,又各有其两面性。在抗日方面,既和日本对立,又不积极地作战,不积极地反汪反汉奸,有时还向日本的和平使者勾勾搭搭。在反共方面,既要反共,甚至反到皖南事变和一月十七日的命令 〔 5 〕 那种地步,又不愿意最后破裂,依然是一打一拉的政策。这些事实,也在这次反共高潮中再度地证明了。极端地复杂的中国政治,要求我们的同志深刻地给以注意。英美派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既然还在抗日,其对我党既然还在一打一拉,则我党的方针便是“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 6 〕 ,以打对打,以拉对拉,这就是革命的两面政策。只要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一天没有完全叛变,我们的这个政策总是不会改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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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和国民党的反共政策作战,需要一整套的战术,万万不可粗心大意。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对于人民革命力量的仇恨和残忍,不但为过去十年的反共战争所证明,更由抗日战争中的两次反共高潮特别是第二次反共高潮中的皖南事变所完全地证明了。任何的人民革命力量如果要避免为蒋介石所消灭,并迫使他承认这种力量的存在,除了对于他的反革命政策作针锋相对的斗争,便无他路可循。这次反共高潮中项英同志的机会主义 〔 7 〕 的失败,全党应该引为深戒。但是斗争必须是有理、有利、有节的,三者缺一,就要吃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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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在反对国民党顽固派的斗争中,将买办性的大资产阶级和没有或较少买办性的民族资产阶级加以区别,将最反动的大地主和开明绅士及一般地主加以区别,这是我党争取中间派和实行“三三制”政权的理论根据,这是去年三月以来中央就屡次指出了的。这次反共高潮再一次地证实了它的正确性。我们在皖南事变前所取《佳电》 〔 8 〕 的立场,对于事变后我们转入政治的反攻是完全必要的,非此即不能争取中间派。因为如果不经过反复多次的经验,中间派对于我党为什么必须向国民党顽固派进行坚决的斗争,为什么只能以斗争求团结,放弃斗争则没有任何的团结,就不能了解。地方实力派的领导成分虽然也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但是因为他们和统制中央政权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分子有矛盾,故一般地亦须以中间派看待之。上次反共高潮中反共最力的阎锡山,这一次就站在中间立场;而上次居于中间立场的桂系,这一次虽然转到了反共方面,却和蒋系仍然有矛盾,不可视同一律。其他各地方实力派更不待论。我们同志中却有许多人至今还把各派地主阶级各派资产阶级溷为一谈,似乎在皖南事变之后整个的地主阶级资产阶级都叛变了,这是把复杂的中国政治简单化。如果我们采取了这种看法,将一切地主资产阶级都看成和国民党顽固派一样,其结果将使我们自陷于孤立。须知中国社会是一个两头小中间大的社会 〔 9 〕 ,共产党如果不能争取中间阶级的群众,并按其情况使之各得其所,是不能解决中国问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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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有些同志由于对于中日矛盾是基本矛盾这一点发生动摇,并因此对国内阶级关系作了错误的估计,因而对党的政策也有时发生动摇。这些同志在皖南事变后,从其“四一二”和马日事变的估计出发,似乎感觉去年十二月二十五日的中央的原则指示 〔 10 〕 ,已不适用,或不大适用了。他们认为现在需要的已不是包含一切主张抗日和民主的人们的政权,而只是所谓工人、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的政权了;已不是抗日时期的统一战线的政策,而是像过去十年内战时期那样的土地革命的政策了。党的正确的政策,在这些同志的心目中,至少是暂时地模煳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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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这些同志,当着我党中央令其准备对付国民党的可能的破裂,对付时局发展的最坏的一种可能性的时候,他们就把别的可能性丢掉了。他们不了解向着最坏的一种可能性作准备是完全必要的,但这不是抛弃好的可能性,而正是为着争取好的可能性并使之变为现实性的一个条件。这次我们充分地准备着对付国民党的破裂,就使国民党不敢轻于破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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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还有更多的同志不了解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的一致性,不了解统一战线政策和阶级政策,从而不了解统一战线教育和阶级教育的一致性。他们认为在皖南事变后需要特别强调所谓统一战线教育以外的阶级教育。他们至今还不明白:我党在整个抗日时期,对于国内各上层中层还在抗日的人们,不管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和中间阶级,都只有一个完整的包括联合和斗争两方面的(两面性的)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即使是伪军、汉奸和亲日派分子,除对绝对坚决不愿悔改者必须采取坚决的打倒政策外,对其余的分子也是这种两面性的政策。我党对党内对人民所施行的教育,也是包括这两方面性质的教育,就是教导无产阶级、农民阶级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如何和资产阶级地主阶级的各个不同的阶层在各种不同的形式上联合抗日,又和他们的各种不同程度的妥协性、动摇性、反共性作各种不同程度的斗争。统一战线政策就是阶级政策,二者不可分割,这一点不弄清楚,很多问题是弄不清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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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还有一些同志,不了解陕甘宁边区和华北华中各抗日根据地的社会性质已经是新民主主义的。判断一个地方的社会性质是不是新民主主义的,主要地是以那里的政权是否有人民大众的代表参加以及是否有共产党的领导为原则。因此,共产党领导的统一战线政权,便是新民主主义社会的主要标志。有些人以为只有实行十年内战时期那样的土地革命才算实现了新民主主义,这是不对的。现在各根据地的政治,是一切赞成抗日和民主的人民的统一战线的政治,其经济是基本上排除了半殖民地因素和半封建因素的经济,其文化是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因此,无论就政治、经济或文化来看,只实行减租减息的各抗日根据地,和实行了彻底的土地革命的陕甘宁边区,同样是新民主主义的社会。各根据地的模型推广到全国,那时全国就成了新民主主义的共和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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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对党内的指示。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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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 指一九四一年四月十三日苏联和日本在莫斯科签订的中立条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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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 四一二事变,是蒋介石于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二日在上海发动的反革命事变。在这次事变中,蒋介石残酷地屠杀了大批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从此,蒋介石和他的追随者就完全从革命统一战线中分裂出去,随后发动了历时十年之久的内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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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 见本书第一卷《井冈山的斗争》注〔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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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 指一九三九年冬至一九四〇年春蒋介石发动的第一次反共高潮。参见本卷《向国民党的十点要求》注〔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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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 见本卷《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后的时局》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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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 这是宋朝的着名学者、理学家朱熹(一一三〇——一二〇〇)在《中庸》第十三章注文中所说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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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 参见本卷《放手发展抗日力量,抵抗反共顽固派的进攻》一文的题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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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 《佳电》是中共中央以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朱德、副总司令彭德怀和新四军军长叶挺、副军长项英的名义,于一九四〇年十一月九日答复何应钦、白崇禧《皓电》的电报。这个电报,揭发了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投降阴谋,驳斥了何、白强迫黄河以南八路军、新四军在一个月内撤到黄河以北的荒谬命令;同时,为了照顾团结抗日的大局,委曲求全,同意将江南新四军部队移至长江以北,并且进一步要求解决国共间的若干重要悬桉。这个电报,曾经取得当时中间派的同情,孤立了蒋介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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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 毛泽东这个说法,是指领导革命的中国工业无产阶级和反动的中国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在中国社会总人口中都只占少数,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和其他中间阶级在中国社会总人口中占了绝大多数。参见本书第三卷《在陕甘宁边区参议会的演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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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 见本卷《论政策》。 毛泽东选集 第三卷 抗日战争时期(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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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形势与我们的方针 - 和谐历史档案馆 Banned Historical Archiv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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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当前形势与我们的方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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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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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194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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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签:关键人物文稿 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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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来源:毛泽东文集第二卷(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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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形势与我们的方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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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左,陈刘赖,贺关,荣臻,萧克,吕程,刘邓,任穷,朱陈罗,黎罗,粟刘,克诚,张邓,雪枫,先念,震林 〔 1 〕 :(一)敌正集中兵力,企图进攻河南、陕西、云南,打通平汉路,截断西南、西北两交通线。对豫、陕两方,闻调动兵力在四个师团以上,日来平汉、同蒲各路运输甚忙,战事有在近日发生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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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判断经此战役国民党反共气焰当大减杀,时局有好转希望。苏联援华不变,近到飞机百余架,炮二百门,中苏关系亦有改善可能。汤恩伯、胡宗南 〔 2 〕 均准备对敌。国民党要求我军配合作战,惟仍想用激将法,谓中共如不与日妥协,便应在华北发动攻势,制止敌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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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我们方针,决不被其激将法所动,仍按我军现在姿态,巩固各根据地,耐心发展敌、伪、奸三种工作(这是极重要的)。按当地情况许可,拔取敌伪某些深入我区的据点。在接近豫、陕地区,应有相当部队配合友军作战,并极力发展统战工作,但不要乘机向国民党地区扩展,使蒋、桂各军放心对敌。对韩、沉、于、高 〔 3 〕 各部亦暂时停止攻击。在战事发生时,应强调“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进攻”的号召。(四)中央已电恩来同志,对国民党要求我军配合作战,告以当然如此,不成问题。同时提出(甲)速解决新四军问题,(乙)速发饷弹,(丙)停止反共,(丁)派机送周回延开会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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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我八路、新四两军望按上述方针沉着地部署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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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朱、王、叶 〔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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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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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毛泽东手稿刊印。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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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 彭左,指彭德怀、左权,当时分别任八路军副总司令和副参谋长。陈,指陈毅,当时任新四军代军长。刘,指刘少奇。赖,指赖传珠(一九一○——一九六五),江西赣县人,当时任新四军参谋长。贺关,指贺龙、关向应,当时分别任八路军第一二○师师长和政治委员。荣臻,即聂荣臻,当时任八路军晋察冀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萧克,当时任八路军冀热察挺进军司令员。吕,指吕正操,一九○五年生,辽宁海城人,当时任八路军第三纵队兼冀中军区司令员。程,指程子华,当时任八路军第三纵队兼冀中军区政治委员。刘邓,指刘伯承、邓小平,当时分别任八路军第一二九师师长和政治委员。任穷,指宋任穷,当时任八路军冀南军区政治委员。朱,指朱瑞,当时任中共山东分局书记。陈罗,指陈光、罗荣桓,当时分别任八路军第一一五师代师长和政治委员。黎,指黎玉(一九○六——一九八六),山西崞县(今原平)人,当时任八路军山东纵队政治委员。罗,指罗舜初(一九一二——一九八一),福建上杭人,当时任八路军山东纵队参谋处处长。粟,指粟裕(一九○七——一九八四),湖南会同人,当时任新四军第一师师长兼苏中军区司令员。刘,指刘炎(一九○五——一九四六),湖南桃源人,当时任新四军第一师政治委员兼苏中军区政治委员。克诚,即黄克诚,当时任新四军第三师师长兼政治委员。张,指张云逸,当时任新四军副军长兼第二师师长。邓,指邓子恢(一八九六——一九七二),福建龙岩人,当时任新四军政治部主任。雪枫,即彭雪枫,当时任新四军第四师师长兼政治委员。先念,即李先念,当时任新四军第五师师长兼政治委员。震林,即谭震林(一九○二——一九八三),湖南攸县人,当时任新四军第六师师长兼政治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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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 汤恩伯、胡宗南,当时分别任国民党第三十一集团军总司令和第三十四集团军总司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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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 韩,指韩德勤,当时任国民党江苏省政府主席、国民党军鲁苏战区副总司令。沉,指沉鸿烈,当时任国民党山东省政府主席、国民党军鲁苏战区副总司令。于,指于学忠,当时任国民党军鲁苏战区总司令。高,指高树勋,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三十九集团军副总司令兼新编第八军军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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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 朱,指朱德。王,指王稼祥,当时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兼总政治部主任。叶,指叶剑英,当时任中共中央军委参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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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财政预算问题给林伯渠的信 - 和谐历史档案馆 Banned Historical Archiv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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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关于财政预算问题给林伯渠的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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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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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1941.6.15,1941.6.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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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签:书信 关键人物文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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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来源:毛泽东文集第二卷(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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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财政预算问题给林伯渠 〔 1 〕 的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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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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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决算看了,今付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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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类情况,以后请随时通知我,我虽不能为你分忧,但人事调整方面可多少帮你的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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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所谈,系大政方针与人事政策,承你同意,以后必可办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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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两点还请注意:(一)凡必不可免之钱,予以慨允,使受者得所。将来要塌台,让他塌去(实际上不会塌的),此时不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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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较。其原则就是“必不可免”四字。弱小部分,予以扶助,亦包括在此原则内。(二)不管是中央的,军队的,地方的,一概包揽,为之统筹。军队不分国军、地方军(不立此名目),一概统筹。此次预算内无军队部分,以后请添进去。是否有当,还请卓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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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致谢老 〔 2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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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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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月十三日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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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发展路线是完全正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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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陈者:(一)追加预计,不可免的,因预先计划不可能,例如《解放日报》经费,在决定出报前没有人能预计者。故只能由你在预算中加重总预备费,尔后按需要(必不可免者)支用。(二)不必肯定边币只维持一千万,宜作千五百万之打算,较不束缚手足。(三)预计算中应把自力更生部分打进去,例如康生处 〔 3 〕 月用57,000元,只支12,000元,自筹45,000元,要把此数也打进去。大概公支只三分之一,自筹占三分之二。预计算中遗落此种部分是不合实际的。因此须与党、政、军各部分的实际状况密切联系,了解其情形,方能算计。尤其是军。(四)商品货币流通量成正比例说,亦不宜坚持,宜估计到许多新条件,还待今后研究。如持之过坚,将来不准,有损信誉。以上各点,就感想所及,书备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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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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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月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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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手稿刊印。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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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 林伯渠,当时任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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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 谢老,指谢觉哉,当时任中共中央西北局副书记、中共陕甘宁边区政府党团书记、陕甘宁边区政府秘书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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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 指当时康生任部长的中共中央社会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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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反法西斯的国际统一战线 - 和谐历史档案馆 Banned Historical Archiv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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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关于反法西斯的国际统一战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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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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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1941.6.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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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签:指示 关键人物文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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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来源:毛泽东选集1-7(静火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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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反法西斯的国际统一战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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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法西斯统治者已于六月二十二日进攻苏联。此种背信弃义的侵略罪行,不仅是反对苏联的,而且也是反对一切民族的自由和独立的。苏联抵抗法西斯侵略的神圣战争,不仅是保卫苏联的,而且也是保卫正在进行反对法西斯奴役的解放斗争的一切民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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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共产党人在全世界的任务是动员各国人民组织国际统一战线,为着反对法西斯而斗争,为着保卫苏联、保卫中国、保卫一切民族的自由和独立而斗争。在目前时期,一切力量须集中于反对法西斯奴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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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在全中国的任务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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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坚持国共合作,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即用此以援助苏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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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对于大资产阶级中的反动分子的任何反苏反共的活动,必须坚决反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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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在外交上,同英美及其他国家一切反对德意日法西斯统治者的人们联合起来,反对共同的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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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写的对党内的指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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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中对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实行一拉一打政策 - 和谐历史档案馆 Banned Historical Archiv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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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抗战中对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实行一拉一打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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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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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1941.6.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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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签:关键人物文稿 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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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来源:毛泽东文集第二卷(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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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中对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实行一拉一打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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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奇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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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日 〔 1 〕 电悉,都是对的,都同意。惟在二段甲项内似有与乙项不调和的地方,请再检阅考虑一下。我们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包括一切还在抗日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在内的,是全民族联盟,不但是工农小资产阶级联盟。在抗日一点上确是如此,在民主一点上则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是坚决的反对力量,但在我根据地内则大地主大资本家为保存其经济利益为向我作合法斗争亦可赞成我之民主政权。故在抗日过程中,不论在全国范围内在根据地内,除汉奸外,对大地主大资本家是一拉一打政策,拉其抗日,打其反共反民主,但目前拉还是主要的,打是辅助的,打是达到拉之手段。这一点与你在二段乙项中的意见是一致的,但与甲项似有些不调和,望加考虑为盼(在中国孤立大资产阶级与俄国孤立资产阶级不同,在中国只孤立其反共方面,在俄国则是绝对孤立政策)。对彭雪枫 〔 2 〕 五月三日电的错误,我有一复电同时发给你,收到请告你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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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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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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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手稿刊印。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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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 文日,即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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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 彭雪枫,当时任新四军第四师师长兼政治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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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 - 和谐历史档案馆 Banned Historical Archiv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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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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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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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194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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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签:关键人物文稿 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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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来源:毛泽东思想万岁(1913-1943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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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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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二十周年纪念日中央政治局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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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中国共产党经过二十年的革命锻炼,现在已经成为全国政治生活中的重要的决定的因素,然而放在我们面前的仍然是伟大而艰难的革命事业。这样,就要求我们更进一步的成为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布尔什维克党,要求全体党员和党的各个组织部分都在统一意志,统一行动和统一纪律下面,团结起来,成为有组织的整体,没有这样坚强的统一的集中的党,便不能应付革命过程中长期残酷复杂的斗争,便不能实现我们所担负的伟大历史任务。因此今天巩固党的主要工作是要求全党党员,尤其是干部党员,更加增强自己党性的锻炼,把个人利益服从于全党的利益,把个别党的组成部分的利益服从全党的利益,使全党能够团结得象一个人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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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我们的党,虽然已有廿年英勇奋斗的历史,虽然已经是和广大群众密切联系的布尔塞维克化的党;但是必须指出:我们的环境,是广大农村的环境,是长期分散的独立活动的游击战争的环境,党内小生产者及知识分子的成份占据很大的比重,因此,容易产生某些党员的“个人主义”、“英雄主义”、“无组织的状态”、“独立主义”与“反集中的分散主义”等等违反党性的倾向。这些倾向,假如听其发展,便会破坏党的统一意志,统一行动和统一纪律,可能发展到小组活动与派别斗争,一直到公开反党使党与革命受到极大的损害。而有这些倾向的个人如不改正,亦会身败名裂。叛徒张国焘的结局,便是明显的历史教训。这些缺乏党性的倾向,今天在党内虽然还不是一个普遍的现象,但在某些个别部分中,在某些同志中确实存在着的,上述的这些倾向,具体的表现在下列各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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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在政治上自由行动,不请示中央或上级意见,不尊重中央上级的决定,随便发言,标新立异,以感想代替政策,独断独行,或借故推脱,两面态度,阳奉阴违,对党隐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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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在组织上自成系统,自成局面,强调独立活动,反对集中领导。本位主义,调不动人,目无组织,只有个人。实行家长统制,只要下面服从纪律,而自己可以不遵守。反抗中央,轻视上级,超越直接领导机关去解决问题。多数决议可以不服从。打击别人,抬高自己。在干部政策上毫无原则,随时提拔,随便打击,感情拉拢,互相包庇,秘密勾搭,派别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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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在思想意识上,是发展小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来反对无产阶级的集体主义,一切从个人出发,一切都表现个人,个人利益高于一切,自高自大,自命不凡,个人突出,提高自己,喜人奉承,吹牛夸大,风头主义。不实事求是的了解具体情况,不严肃慎重的对待问题,铺张求表面,不肯埋头苦干,不与群众真正密切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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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为了纠正上述违反党性的倾向,必须釆取以下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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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应当在党内更加强调全党的统一性、集中性和服从中央领导的重要性。不允许任何党员与任何地方党部,有标新立异、自成系统及对全国性问题任意对外发表主张的现象。要求各个独立作区域领导人员,特别注意在今天比任何时候更需要相信与服从中央的领导。应当在党内开展反对“分散主义”、“独立主义”、“个人主义”的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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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更严格地检查一切决议决定之执行,坚决肃清阳奉阴违的两面性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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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即时发现,即时纠正,不纵容错误继续发展,才更能挽救干部和不使工作受到损失。反对当面客气,背后指斥,一切批评应当是正面坦白诚恳的提出,目的是为挽救,而不是为了打击。应当强调党内团结互助,爱护干部,帮助干部在政治上的进步。但对于屡说不改者,必须及时预防,加以纪律制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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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要在全党加强纪律教育,因为统一纪律,是革命胜利的必要条件。要严格遵守: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的基本原则。无论是普通党员和干部党员,都必须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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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要用自我批评的武器和加强学习的方法,来改造自己,使适合于党与革命的需要。要求每个党员,特别是每个负责的领导的干部,都深刻反省自己的弱点。把党的利益看得高于一切,任何人都不应有自满自足、自私自利的观念,要提倡大公无私,忠实朴素,埋头苦干,眼睛向下实事求是,力戒骄傲,力戒肤浅的作风.要改造那些把理论与实践、学习与工作完全脱节的现象,这样来更加坚定自己的阶级立场、党的立场与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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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最后决定从中央委员以至每个党部的负责领导者,都必须参加支部组织,过一定的组织生活,虚心听取党员群众对自己的批评,增强自己党性的锻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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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陕甘宁边区第三届参议会上的讲话(摘录) - 和谐历史档案馆 Banned Historical Archiv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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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在陕甘宁边区第三届参议会上的讲话(摘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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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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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194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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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签:关键人物文稿 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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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来源:毛泽东思想万岁(1913-1943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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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陕甘宁边区第三届参议会上的讲话(摘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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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工人有地位了,农民也有地位了,你们参加了参议会,参加了政府。今天的政府是民主政府,是为人民办事的,以后你们还要给更多的人办事。以后的胜利是天天大,工作是天天广,需要人才也天天多,所以你们回到自己的岗位上时,要加紧学习政治,还要加紧学习业务,工人同志和农民同志更要大大的努一把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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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路军新四军应取长期斗争方针 - 和谐历史档案馆 Banned Historical Archiv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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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八路军新四军应取长期斗争方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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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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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1941.7.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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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签:关键人物文稿 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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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来源:毛泽东文集第二卷(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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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路军新四军应取长期斗争方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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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奇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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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1 〕 电悉。(一)反攻口号是对的,七七宣言 〔 2 〕 上已提积极进攻口号,将来可用带战略性的反攻口号。(二)但八路、新四大规模动作仍不适宜,还是熬时间的长期斗争的方针,原因是我军各种条件均弱,大动必伤元气,于我于苏均不利。(三)全局决定于苏联打胜仗。苏之数百万后备军目前刚刚用上,或在数日内有一决战,制止德军攻势,则大局最有利。如列宁格勒、莫斯科两城不守,则日必攻苏,苏之困难加重,将变为长期战争,但英苏协定已奠定最后胜利基础,美德、美日冲突均不可免,大局仍不利于法西斯。(四)乘机取利,制日制共,是蒋 〔 3 〕 的方针,因此我们对蒋还是既不让又不攻的方针。让地盘给蒋在我既事实上不可能,他也决不会同日本拼,他是很机会主义的,很精巧的。(五)你前电所提以《共产党宣言》、《新民主主义论》两书作老干部文化课本,似不适宜,因太深读不懂。还宜重新编课本,中宣部在着手。(七)你的两篇文章望从香港寄来,以资快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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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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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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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手稿刊印。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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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 文,即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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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 七七宣言,指一九四一年七月七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为抗战四周年纪念宣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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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 蒋,指蒋介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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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片面讲丰衣足食 - 和谐历史档案馆 Banned Historical Archiv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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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不要片面讲丰衣足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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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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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1941.7.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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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签:关键人物文稿 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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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来源:毛泽东思想万岁(1943-1949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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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片面讲丰衣足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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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不要片面讲丰衣足食。讲丰衣足食,还得讲艰苦奋斗,没有艰苦奋斗,哪有丰衣足食?丰食足食是不能从天上掉下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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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力更生,发展生产,它比任何“饷”,任何援助都可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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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摘自《难忘的教诲》《福建日报》一九六一年七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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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 - 和谐历史档案馆 Banned Historical Archiv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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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中共中央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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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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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194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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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签:关键人物文稿 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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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来源:毛泽东文集第二卷(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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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 〔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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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年来,我党对于中国历史、中国社会与国际情况的研究,虽然是逐渐进步的,逐渐增加其知识的,但仍然是非常不足;粗枝大叶、不求甚解、自以为是、主观主义、形式主义的作风,仍然在党内严重地存在着。抗战以来,我党在了解日本、了解国民党、了解社会情况诸方面是大进一步了,主观主义、形式主义作风也减少了。但所了解者仍然多属粗枝大叶的、漫画式的,缺乏系统的周密的了解,主观主义与形式主义作风并未彻底消灭。对于二十年来由于主观主义与形式主义,由于幼稚无知识,使革命工作遭受损失的严重性,尚未被全党领导机关及一切同志所彻底认识。到延安来报告工作的同志,其中的多数,对于他们自己从事工作区域的内外环境,不论在社会阶级关系方面,在敌伪方面,在友党友军方面,在自己工作方面,均缺乏系统的周密的了解。党内许多同志,还不了解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这一真理。还不了解系统的周密的社会调查,是决定政策的基础。还不知道领导机关的基本任务,就在于了解情况与掌握政策,而情况如不了解,则政策势必错误。还不知道,不但日本帝国主义对于中国的调查研究,是如何的无微不至,就是国民党对于国内外情况,亦比我党所了解的丰富得多。还不知道,粗枝大叶、自以为是的主观主义作风,就是党性不纯的第一个表现;而实事求是,理论与实际密切联系,则是一个党性坚强的党员的起码态度。我党现在已是一个担负着伟大革命任务的大政党,必须力戒空疏,力戒肤浅,扫除主观主义作风,采取具体办法,加重对于历史,对于环境,对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具体情况的调查与研究,方能有效地组织革命力量,推翻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统治。为此目的,特决定办法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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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央设置调查研究机关,收集国内外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及社会阶级关系各方面材料,加以研究,以为中央工作的直接助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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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各中央局、中央分局、独立区域的区党委或省委,八路军、新四军之高级机关,各根据地高级政府,均须设置调查研究机关,收集有关该地敌友我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及社会阶级关系各方面材料,加以研究,以为各该地工作的直接助手,同时供给中央以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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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关于收集材料的方法,举例如下:第一,收集敌、友、我三方关于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及社会阶级关系的各种报纸、刊物、书籍,加以采录、编辑与研究。第二,邀集有经验的人开调查会,每次三五人至七八人,调查一乡、一区、一县、一城、一镇、一军、一师、一工厂、一商店、一学校、一问题(例如土地问题、劳动问题、游民问题、会门问题)的典型。从研究典型着手是最切实的办法,由一典型再及另一典型。第三,在农村中,应着重对于地主、富农、商人、中农、贫农、雇农、手工工人、游民等各阶层生活情况及其相互关系的详细调查;在城市中,应着重对于买办大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贫民群众、游民群众及无产阶级的生活情况及其相互关系的详细调查。第四,利用各种干部会、代表会收集材料。第五,写名人列传。凡地主、资本家财产五万元以上者,敌军、伪军、友军团长以上的军官,敌区、友区县长以上的官长,敌党、伪党、友党县以上的负责人,名流、学者、文化人、新闻记者在一县内外闻名者,会门首领、教派首领、流氓头、土匪头、名优、名娼,以及在华外人活动分子,替他们每人写一数百字到数千字的传记。此种传记,要责成地委及县委同志分负责任,传记内容须切合本人实际。同时注意收集各种人员的照片。第六,个别口头询问。或派人去问,或调人来问,问干部、问工人、问农民、问文化人、问商人、问官吏、问流氓、问俘虏、问同情者,均属之。第七,收集县志、府志、省志、家谱,加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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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除中央及各地的调查研究机关外,必须动员全党、全军及政府之各级机关及全体同志,着重对于敌友我各方情况的调查研究,并供给上级调查研究机关以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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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向各级在职干部与训练干部的学校,进行关于了解客观情况(敌、友、我三方)的教育。鼓励那些了解客观情况较多较好的同志,批评那些尚空谈不实际的同志;鼓励那些既了解情况又注意政策的同志,批评那些既不了解情况又不注意政策的同志。使这种了解情况、注意政策的风气,与学习马列主义理论的风气密切联系起来。在学习中反对不管实际只记条文的风气,反对将学习马列主义原理原则与了解中国社会情况、解决中国革命问题互相脱节的恶劣现象。要提倡干部与学生看报,指导看报方法,指导他们分析时局的每一变动。要供给干部与学生关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各种情况的实际材料,把讲授与研究这些材料及其结论当作正式课程,给与必要时间,并实行考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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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责成各级党部将本决定与中央七月一日所发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联系起来,向党的委员会及干部会议作报告,并讨论实施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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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中共中央书记处一九四一年编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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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大以来》刊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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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 这个决定是毛泽东起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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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 - 和谐历史档案馆 Banned Historical Archiv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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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中央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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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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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194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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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签:关键人物文稿 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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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来源:毛泽东思想万岁(1913-1943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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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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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年来,我党对于中国历史,中国社会与国际情况的研究,虽然是逐渐进步的,但仍然是非常不足,粗枝大叶,不求甚解,自以为是,主观主义,形式主义的作风,仍然在党内严重地存在着。抗战以来,我党在了解日本,了解国民党,了解社会情况诸方面是大进一步了,主观主义,形式主义作风也减少了。但所了解者仍然多属粗枝大叶的,漫画式的,缺乏系统的周密的了解,主观主义与形式主义作风并未彻底消灭。对于二十年来由于主观主义与形式主义,由于幼稚无知识,使革命工作遭受损失的严重性,尚未被全党领导机关及一切同志所彻底认识。到延安来做报告工作的同志,其中的多数,对于他们自己从事工作区域的内外环境,不论在社会阶级关系方面,在敌伪方面,在友党友军方面,在自己工作方面,均缺乏系统的周密了解。党内许多同志,还不了解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这一真理。还不了解系统的周密的社会调查,是决定政策的基础。还不知道领导机关的基本任务,就在于了解情况和掌握政策,而情况如不了解,则政策势必错误,还不知道,不但日本帝国主义对于中国的调查研究,是如何的无微不到就是国民党对于国内外情况,亦此我党所了解的丰富的多。还不知道,粗枝大叶,自以为是的主观主义作风,就是党性不纯的第一个表现,而实事求是,理论与实际密切联系,贝以是一个党性坚强的党上的起码态度。我党现在已是一个担负着伟大革命任务的大政党,必须力戒空疏,力戒肤浅,扫除主观主义作风,采取具体办法,加重对于历史,对于环境,对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具体情况的调查研究,方能有效的组织革命力量,推翻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统治,为此目的,特决定办法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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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央设置调查研究机关,收集国内外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及社会阶级关系各方面材料,加以研究,以为中央工作的直接助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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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各中央局、中央分局、独立区域的区党委或省委、八路军、新四军之高级机关,各根据地各级政府,均须设置调查研究机关,收集有关该地区敌我友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及社会阶级关系各方面的材料,加以研究,以为各该地工作的直接助手,同时供给中央以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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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关于收集材料的办法,举例如下:第一,收集敌友我三方面关于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以及社会阶级关系的各种报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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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同志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抄自中国革命历史搏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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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萧军的信 - 和谐历史档案馆 Banned Historical Archiv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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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给萧军的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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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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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194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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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签:书信 关键人物文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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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来源:毛泽东文集第二卷(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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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萧军 〔 1 〕 的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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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军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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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次来示都阅悉,要的书已付上。我因过去同你少接触,缺乏了解,有些意见想同你说,又怕交浅言深,无益于你,反引起隔阂,故没有即说。延安有无数的坏现象,你对我说的,都值得注意,都应改正。但我劝你同时注意自己方面的某些毛病,不要绝对地看问题,要有耐心,要注意调理人我关系,要故意地强制地省察自己的弱点,方有出路,方能“安心立命”。否则天天不安心,痛苦甚大。你是极坦白豪爽的人,我觉得我同你谈得来,故提议如上。如得你同意,愿同你再谈一回。敬问近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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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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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月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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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三年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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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书信选集》刊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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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 萧军(一九○七——一九八八),辽宁锦县人。当时任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延安分会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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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总结财经工作经验给谢觉哉的信 - 和谐历史档案馆 Banned Historical Archiv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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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关于总结财经工作经验给谢觉哉的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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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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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1941.8.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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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签:书信 关键人物文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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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来源:毛泽东文集第二卷(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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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总结财经工作经验给谢觉哉 〔 1 〕 的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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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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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一日示悉。我要的,就是林老 〔 2 〕 令财、建两厅起草的,不是另要别的计划。你说有了今年经验,计划会要实际些,是对的。今年有很丰富的经验,为前此所未有。最大的一条经验,就是在公私合作中(八万人与一百四十万人合作)解决了问题,证明政策是对的,办法是有的。至于执行政策中的错误缺点(边币中,盐的产运销中,粮食中,税收中,公营工商业中),都由于缺少经验之故,今后应该着大力于纠正。今年的所以采取这些政策,首先是根据于革命与战争两个基本的特点,其次才是根据边区的其他特点(地广,人稀,贫乏,经济落后,文化落后等)。凡人(包括共产党员)都只能根据自己的见闻即经验作为说话,做事,打主意,定计划的出发点或方法论,故注意吸收新的经验甚为重要,未见未闻的,连梦也不会作。边区有了今年经验,明年许多事都好办了。今年经验教育了八万人,也教育了一百四十万人(富县报告可证),教育了干部,也教育了领导者。善于总结经验,就是领导者的任务。边区有政治、军事、经济、财政、锄奸、文化各项重大工作,就现时状态即不发生大的突变来说,经济建设一项乃是其他各项的中心,有了穿吃住用,什么都活跃了,都好办了,而不要提民主或其他什么为中心工作。这些意见,未加深究,提出作为你的参考。高岗 〔 3 〕 同志送来一个材料,值得注意,阅后请退还高同志。徐老 〔 4 〕 生活的叙述看过,已交组织部,中央准备一般地解决这个问题,不但徐老一人。此问日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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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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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月二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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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文 〔 5 〕 可加入党团 〔 6 〕 ,共六人,请提出中央局。政府党团向中央局负责,是执行中央局决定的,其任务是掌握政策,总结经验,大事须经中央局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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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说盐的官督民运含有部分的强制劳动,不说半强制劳动,就是你说的公私交利之意。但必须承认这部分强制的必要性,第一,农暇必须去,非去不行;第二,公盐六万驮,不但今年,明年还是必须的,应列入明年预算中。春耕秋收动员,也带部分强制性,但运盐的强制性,较之春耕秋收要多一些,与完全无偿的军事动员如运粮,经济动员如筑路则大有区别。但运粮筑路也是必须的,也得承认之。只反对劳民伤财有损无益的动员。又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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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三年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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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书信选集》刊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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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 谢觉哉,当时任中共中央西北局副书记、中共陕甘宁边区政府党团书记、陕甘宁边区政府秘书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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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 林老,指林伯渠,当时任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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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 高岗(一九○五——一九五四),陕西横山人。当时任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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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 徐老,指徐特立,当时任延安自然科学院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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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 周文(一九○七——一九五二),四川荥经人。当时任陕甘宁边区政府教育厅厅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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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 这里指陕甘宁边区政府党团。党团,当时是中国共产党在政府、工会、农会及其他群众组织中建立的党的领导机构。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制定的党章中,党团改称“党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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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忠才长征记”一文按语 - 和谐历史档案馆 Banned Historical Archiv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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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曾忠才长征记”一文按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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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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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1941.8.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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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签:关键人物文稿 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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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来源:毛泽东思想万岁(1913-1943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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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忠才长征记”一文按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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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用简洁文字反映实际情况的报告,高克林同志写的,值得大家学习。现在必须把那些“下笔千言、离题万里”的作风扫掉,把那些“夸夸其谈”扫掉,把那些主观主义、形式主义扫掉。高克林同志的这篇报告是在一个晚上开了一个三个人的调查会之后写出的,他的调查会开得很好,他的报告也写得很好。我们需要的是这类东西,而不是那些千篇一律的“夸夸其谈”,而不是那些党八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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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财经建设的基本方针给谢觉哉的信 - 和谐历史档案馆 Banned Historical Archiv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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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关于财经建设的基本方针给谢觉哉的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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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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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194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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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签:书信 关键人物文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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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来源:毛泽东文集第二卷(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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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财经建设的基本方针给谢觉哉 〔 1 〕 的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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觉哉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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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我对边区财经问题的研究颇感兴趣,虽仍不深刻,却觉其规律性或决定点似在简单的两点,即(一)发展经济,(二)平衡出入口。首先是发展农、盐、工、畜、商各业之主要的私人经济与部分的公营经济,然后是输出三千万元以上的物产于境外,交换三千万元必需品入境,以达出入口平衡或争取相当量的出超。只要此两点解决,一切问题都解决了。而此两点的关键,即粮、盐二业的经营,如能增产二十万至三十万担粮与运三十万至四十万驮盐出境,即算基本地解决了两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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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此两点来检查我们工作,则:(一)今年的八百万投资仅顾及公营事业,全没有顾及私人农业贷款与合作社贷款,仅是不得已的过渡时期的办法,今后必须停止公业投资,发动私业投资,即大放农贷与合作社贷款,兼放畜牧贷款与私商贷款,以达增加粮食产量、牛羊产量与相当繁荣商业之目的。如能投三四百万元于农业,加以政府的春耕秋收运动之动员,增产二十万至三十万担粮食,则收二十万担粮税数千万斤草税而民不伤,或尚可向绥、榆 〔 2 〕 输出数万担。如能使畜产繁殖及商业有相当繁荣,则年收二三百万元羊税与七八百万元商税而民不怨,财政的基本问题即解决了。今年之仅仅注意公业投资未能顾及私业投资,是由于等着公营事业救急的特殊情况,但由此产生的害则是与民争利(垄断)及解决不了大问题。明年决不能继续这个方针,仅有盐业投资是明年应该继续的,而其他公营的农、工、商业则只当作必要的一部分继续下去。(二)盐为达到出入口平衡之唯一的或最主要的办法,只要能年输三十万驮出境,换取三千万元(以每驮法币百元计)棉、布进来,即算平衡了出入口,因据银行告我,边区棉、布等入口年仅三千万元之数。如能输出四十万驮,除换取三千万元棉、布之外,尚有一千万元现币进口,则情况更好了。至收六百万至八百万元盐税以补一部分财政之不足,尚是第二个好处,盐的第一个好处是解决出入口平衡问题。出入口问题一解决,则物价、币价两大问题即解决了。据此以观今年盐的官督民运政策,不但是未可厚非的,而且是完全正当的,虽然是否能销出三十万至四十万驮尚不可必,然舍此并无解决出入口问题之其他办法,因而舍此便无法解决物价、币价两大问题,故此政策的根本方针是完全正当的。因为完全的自由贸易政策,在盐的问题上,今年是不能行的,原因是粮贵、草贵与国民党限制,今年与去年不相同,舍官督民运(半强制主义),便不能运三十万至四十万驮出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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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前信未蒙林老 〔 3 〕 复示,似以所提各点为不切肯要。然区区之意,在使此问题得到合理解决,以达意志统一与行动统一之目的,过去数月的不统一,实在是非常之不利的。然统一首在对财经建设基本方针有一致意见,故就感想所及,提出如上论点,就正于你及林老。如你及林老觉得有错误,即祈毫不客气,一一指正,以归一是。昨日政治局会议决定委托我召集一次有关同志的会议,解决本问题。我想先作个别商讨,然后再开会议,较为有益,未知你意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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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候日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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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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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月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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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三年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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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书信选集》刊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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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 谢觉哉,当时任中共中央西北局副书记、中共陕甘宁边区政府党团书记、陕甘宁边区政府秘书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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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 绥、榆,指陕西的绥德县和榆林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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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 林老,指林伯渠,当时任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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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 - 和谐历史档案馆 Banned Historical Archiv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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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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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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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1941.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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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签:关键人物文稿 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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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来源:毛泽东文集第二卷(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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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 〔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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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我们的党很长时期为主观主义所统治,立三路线和苏维埃运动后期的“左”倾机会主义都是主观主义。苏维埃运动后期的主观主义表现更严重,它的形态更完备,统治时间更长久,结果更悲惨。这是因为这些主观主义者自称为“国际路线”,穿上马克思主义的外衣,是假马克思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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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苏维埃运动后期,五中全会 〔 2 〕 的精神,提倡搞社会主义革命,否认革命发展不平衡,认为当时的斗争是两条道路 〔 3 〕 的决战。这些都比立三路线的“左”倾在政治上表现得更完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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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军事上,立三路线尚未完全影响苏区,而苏维埃运动后期的“左”倾机会主义则完全影响苏区,使红军遭受更大的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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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组织上,苏维埃运动后期打击干部、胡乱肃反等等,比立三路线更厉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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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观主义者提出不合实际情况的任务,如要求扩大百万红军、进攻中心城市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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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三二年到一九三五年十二月共三年多的党的路线,尚未作总结,现在要准备在党的七大作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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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三二年五月十一日苏区中央局的决议 〔 4 〕 ,是完全主观主义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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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三三年反邓、毛、谢、古 〔 5 〕 “右倾机会主义” 的一篇文章,实际上是指鸡骂狗的。当时认为“罗明路线” 〔 6 〕 在福建,在江西,在建黎泰 〔 7 〕 ,整个中央苏区都弄成是“罗明路线”。这篇反“罗明路线”的纲领性的文章,认为江西“罗明路线”的主要错误是:(一)取消反帝运动,(二)放弃苏区,(三)富农路线,(四)官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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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义会议,实际上变更了一条政治路线。过去的路线在遵义会议后,在政治上、军事上、组织上都不能起作用了,但在思想上主观主义的遗毒仍然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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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中全会 〔 8 〕 对主观主义作了斗争,但有一部分同志还存在着主观主义,主要表现在延安的各种工作中。在延安的学校中、文化人中,都有主观主义、教条主义。这种主观主义同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是相对抗的。它的来源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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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国的传统,“左”的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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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外国的传统,过去共产国际如布哈林、季诺维也夫 〔 9 〕 等人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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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国是科学不发达的、存在广大小资产阶级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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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延安的学风存在主观主义,党风存在宗派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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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服这些不正之风的办法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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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要认识主观主义的严重性。延安处在和平环境的后方,主观主义表现严重,但在全国也存在着主观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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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要分清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和教条式的马克思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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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宣传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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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我们反对主观主义,是为着提高理论,不是降低马克思主义。我们要使中国革命丰富的实际马克思主义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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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对于理论脱离实际的人,提议取消他的“理论家”的资格。只有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来研究实际问题、能解决实际问题的,才算实际的理论家。斯大林说,脱离实际的理论是空洞的理论 〔 10 〕 。我认为空洞的理论是荒谬绝伦的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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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研究实际问题的文章,要多给稿费。能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教员,才算好教员,要多给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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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宗派主义现在也有。在延安,首长才吃得开,许多科学家、文学家都被人看不起。宗派主义是排挤非党干部的一种风气,即排外主义。同时也排内。闹独立性、不服从决议、没有纪律的现象,必须整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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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线是“王道”,纪律是“霸道”,这两者都不可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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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卫生部门一个负责人违反对专家的政策,本位主义,违反共产主义道德,所以被撤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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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对宗派主义、本位主义,必须从原则上开展斗争。要实行两条路线的斗争,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反对教条主义和事务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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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报纸上要多登文章,奖励辩证唯物论的文章,反对主观主义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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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实行学制的改革,把过去的一套彻底打碎。研究马、恩、列、斯的思想方法论,以《联共党史》 〔 11 〕 为学习的中心,多看反对主观主义的言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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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思想方法论的研究组,首先从政治局同志做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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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思想、政治、政策、军事、组织五项为政治局的根本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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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要注意时局动向,中央委员必须增加政治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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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事是目前战时必须研究的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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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握思想教育是我们第一等的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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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要用分析的方法来解决问题。这是过去资产阶级提出的科学方法,但还要综合。我们要用分析和综合的方法,从整个事物中抽出问题来作分析,再加以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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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研究六大至七大的中央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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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研究组一方面研究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方法论,一方面研究六大以来的决议,毛泽东为组长,王稼祥为副组长。(十二)教育委员会(以洛甫 〔 12 〕 为首)的工作,先进行调查,再进行改革。(十三)延安开一个动员大会,中央政治局同志全体出马,大家都出台讲话,集中力量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十四)打倒两个主义,把人留下来。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把犯了错误的干部健全地保留下来。(十五)电告少奇、恩来,征询他们的意见。(十六)实行全党动员,除增强党性决定、调查研究决定 〔 13 〕 外,再写些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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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文献和研究》一九八五年第一期刊印。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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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 这是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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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 指一九三四年一月召开的中共六届五中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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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 指革命道路和殖民地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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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 指《苏区中央局关于领导和参加反对帝国主义进攻苏联瓜分中国与扩大民族革命战争运动周的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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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 邓,指邓小平,一九三二年冬任中共会昌中心县委书记,一九三三年三月时任中共江西省委宣传部部长。毛,指毛泽覃,一九三一年六月任永(丰)、吉(安)、太(和)中心县委书记,一九三三年三月时任中共苏区中央局秘书长。谢,指谢唯俊(一九○八——一九三五),湖南耒阳人,一九三三年三月时任江西省军区第二军分区司令员兼独立第五师师长。古,指古柏(一九○六——一九三五),江西寻乌人,一九三三年三月时任江西省苏维埃政府委员、裁判部长和党团书记。一九三三年三月起他们被指责为“江西罗明路线的创造者”,后受到撤职等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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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 罗明(一九○一——一九八七),广东大埔人。一九三三年在担任中央革命根据地中共福建省委代理书记时,曾因提出闽西上杭、永定等根据地边缘地区的工作条件比较困难,党的政策应当不同于根据地的巩固地区,而受到党内“左”倾领导者的打击。当时这些领导者把他的意见错误地说成是“悲观失望的”、“机会主义的、取消主义的逃跑退却路线”,并且开展了所谓“反对罗明路线的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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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 建黎泰,指福建的建宁、泰宁和江西的黎川。当时在这里建有中共中心县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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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 指一九三八年九月二十九日至十一月六日召开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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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 布哈林(一八八八——一九三八)、季诺维也夫(一八八三——一九三六),曾是共产国际的主要领导人。自一九一三年三月共产国际成立至一九二六年十一月,季诺维也夫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布哈林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一九二六年十一月至一九二九年四月,布哈林接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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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 见斯大林《论列宁主义基础》第三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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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 即《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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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 洛甫,即张闻天,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兼中央宣传部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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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 指一九四一年七月一日《中共中央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和一九四一年八月一日《中共中央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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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农村调查 - 和谐历史档案馆 Banned Historical Archiv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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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关于农村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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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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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1941.9.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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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签:关键人物文稿 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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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来源:毛泽东文集第二卷(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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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农村调查 〔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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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识世界,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马克思、恩格斯努力终生,作了许多调查研究工作,才完成了科学的共产主义。列宁、斯大林也同样作了许多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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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革命也需要作调查研究工作,首先就要了解中国是个什么东西(中国的过去、现在及将来)。可惜很多同志常是主观主义,自以为是,完全不重视调查研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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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是信奉科学的,不相信神学。所以,我们的调查工作要面向下层,而不是幻想。同时,我们又相信事物是运动的,变化着的,进步着的。因此,我们的调查,也是长期的。今天需要我们调查,将来我们的儿子、孙子,也要作调查,然后,才能不断地认识新的事物,获得新的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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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调查工作,是要有耐心地、有步骤地去作,不要性急。我自己认识农村,就是经过好几年的工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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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得我在一九二○年,第一次看了考茨基着的《阶级斗争》 〔 2 〕 ,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和一个英国人作的《社会主义史》 〔 3 〕 ,我才知道人类自有史以来就有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的原动力,初步地得到认识问题的方法论。可是这些书上,并没有中国的湖南、湖北,也没有中国的蒋介石和陈独秀。我只取了它四个字:“阶级斗争”,老老实实地来开始研究实际的阶级斗争。我做了四个月的农民运动,得知了各阶级的一些情况,可是这种了解是异常肤浅的,一点不深刻。后来,中央要我管理农民运动。我下了一个决心,走了一个月零两天,调查了长沙、湘潭、湘乡、衡山、醴陵五县。这五县正是当时农民运动很高涨的地方,许多农民都加入了农民协会。国民党骂我们“过火”,骂我们是“游民行动”,骂农民把大地主小姐的床滚脏了是“过火”。其实,以我调查后看来,也并不都是像他们所说的“过火”,而是必然的,必需的。因为农民太痛苦了。我看受几千年压迫的农民,翻过身来,有点“过火”是不可免的,在小姐的床上多滚几下子也不妨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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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在当时我对于农村阶级的结合,仍不是十分了解的。到井冈山之后,我作了寻乌调查,才弄清了富农与地主的问题,提出解决富农问题的办法,不仅要抽多补少,而且要抽肥补瘦,这样才能使富农、中农、贫农、雇农都过活下去。假若对地主一点土地也不分,叫他们去喝西北风,对富农也只给一些坏田,使他们半饥半饱,逼得富农造反,贫农、雇农一定陷于孤立。当时有人骂我是富农路线,我看在当时只有我这办法是正确的。当然,今天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不是剥夺地主、富农的所有权,而是减租减息。否则,是不能团结他们抗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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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农与雇农的问题,是在兴国调查之后才弄清楚的,那时才使我知道贫农团在分配土地过程中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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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从我个人调查农村来说,是经过了六七年的时间的。现在你们有了过去同志们的经验,都可以走直路了,可以把六七年的工作,在几个月内完成。今天同志们的任务是脚踏实地去钻,去努力,只要不整天睡觉,一天就六小时的工作,也是可以获得很多成绩的,但需继续不断的努力。 二 方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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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对立统一,阶级斗争,是我们办事的两个出发点。当我们观察一件事物时,第一步的观察只能看到这件事物的大体轮廓,形成一般概念。好比一个初来延安的人,开始他对延安的认识只是一般的、笼统的。可是当他参观了抗大、女大以及延安的各机关学校之后,他采取了第二个步骤,用分析方法把延安的各部分有秩序地加以细细的研究和分析。然后第三步再用综合法把对各部分的分析加以综合,得出整体的延安。这时认识的延安就与初来时认识的延安不同,他开始看见的是整个的延安,现在看见的也是整个的延安,但与开始的了解不同了,现在他对延安就有了科学的认识和具体的了解。观察一个农村,也同样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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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的《资本论》就是用这种方法来写成的,先分析资本主义社会的各部分,然后加以综合,得出资本主义运动的规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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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特别要注意的是分析。应该是分析而又综合,就是在第二步骤的分析中,也有小的综合。古人说:文章之道,有开有合。这个说法是对的。苏东坡用“八面受敌”法研究历史,用“八面受敌”法研究宋朝,也是对的。今天我们研究中国社会,也要用个“四面受敌”法,把它分成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军事的四个部分来研究,得出中国革命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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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观察问题是走马看花的,各样都弄一点,这只是空花费了时间,一事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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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我们一定要把握住这方面的观点,这种观点,就是对立统一和阶级斗争。像我上面刚才讲的分析法和综合法,就是用这观点。假如同志们把这观点用去分析农村,你就可以知道农村有些什么阶级,它们主要的特点是什么,以及它们彼此的关系怎样。同志们给我的问题中,有问到什么是富农。我以为地主是以收租为主;富农是以雇工为主,自己参加劳动;中农是以不出卖劳动力为主,经营自己的土地;贫农是一定要出卖劳动力,靠自己的土地不够生活;雇农完全出卖劳动力,没有土地。当然,这是指它们的主要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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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分析了农村中的各个阶级、阶层及其生活概况,然后才能对农村有正确的全面的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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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要用钻研的方法来分析客观,分析阶级。对实际问题不应当熟视无睹,应当捣毁“牛皮公司”,应当经过自己头脑深思熟虑,应当把理论与实践结合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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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五年,列宁说推翻沙皇政府,俄国要组织工农政府,而托洛茨基则认为只能组织工人政府。这就是托洛茨基没有把理论与实践真正地结合起来。我们应当从实践中找出事物运动的规律来,产生新的理论。如中国抗战的持久性,长期性,就是抗战的规律。今天同志们下乡去调查,就应该以这种观点和方法指导自己的实践,另方面又从实践中不断地充实自己的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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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详细地占有材料,抓住要点。材料是要搜集得愈多愈好,但一定要抓住要点或特点(矛盾的主导方面)。马克思研究资本主义,列宁研究帝国主义,都是收集了很多统计和材料,但并不是全部采取,而只是采取最能表现特点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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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但就有同志要问:“十样事物,我调查了九样,只有一样没有调查,有没有发言权?”我以为如果你调查的九样都是一些次要的东西,把主要的东西都丢掉了,那末,仍旧是没有发言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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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中国主要的矛盾是民族矛盾,阶级矛盾成为次要的。西安事变前主要矛盾在国共两党之间,而西安事变后,主要矛盾则在中日之间。因此,今天无论解决任何问题,都应该以这个主要矛盾作为认识问题和解决问题的出发点。假若丢掉主要矛盾,而去研究细微末节,犹如见树木而不见森林,仍是无发言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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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我们做综合工作时,不要陷于狭隘的经验论。 三 答复几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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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志们提了很多问题,只能答复一部分。有些问题也不能答复,因为要全部答复了,同志们便可以不必下乡。而这许多问题又必须亲自下乡调查后才能了解,依据不同的具体对象和情况,而有不同的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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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样开调查会?一个调查会不仅提出问题,而且要有解决问题的方法。参加调查会最好有三五人。我在兴国调查中,知道地主占有土地达百分之四十,富农占有土地达百分之三十,地主、富农所共有的公堂土地 〔 4 〕 为百分之十,总计地主与富农占有土地百分之八十,中农、贫农只占有百分之二十。但是,地主人口不过百分之一,富农人口不过百分之五,而贫农、中农人口则占百分之八十。一方面以百分之六的人口占有土地百分之八十,另方面以百分之八十的人口则仅占有土地百分之二十。因此得出的结论,只有两个字:革命。因而也益增革命的信心,相信这个革命是能获得百分之八十以上人民的拥护和赞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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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样找调查的典型?调查的典型可以分为三种:一、先进的,二、中间的,三、落后的。如果能依据这种分类,每类调查两三个,即可知一般的情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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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收集和整理材料?都必须自己亲身去做,在做的过程中找出经验来,用这些经验再随时去改进以后的调查和整理材料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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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样使对方说真话?各个人特点不同,因此,要采取的方法也各不相同。但是,主要的一点是要和群众做朋友,而不是去做侦探,使人家讨厌。群众不讲真话,是因为他们不知道你的来意究竟是否于他们有利。要在谈话过程中和做朋友的过程中,给他们一些时间摸索你的心,逐渐地让他们能够了解你的真意,把你当做好朋友看,然后才能调查出真情况来。群众不讲真话,不怪群众,只怪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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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兴国调查中,请了几个农民来谈话。开始时,他们很疑惧,不知我究竟要把他们怎么样。所以,第一天只是谈点家常事,他们脸上没有一点笑容,也不多讲。后来,请他们吃了饭,晚上又给他们宽大温暖的被子睡觉,这样使他们开始了解我的真意,慢慢有点笑容,说得也较多。到后来,我们简直毫无拘束,大家热烈地讨论,无话不谈,亲切得像自家人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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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问题也不必多谈,还是让你们早日下去亲自调查为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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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二年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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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刊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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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 这是毛泽东在延安对中央妇委和中共中央西北局联合组成的妇女生活调查团的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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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 指德国考茨基着的《〈爱尔福特纲领〉解说》,恽代英翻译,书名译为《阶级争斗》,一九二一年一月新青年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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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 指英国克卡朴(今译柯卡普)着的《社会主义史》,李季翻译,一九二○年十月新青年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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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 公堂土地,指各种祠、庙、会、社占有的土地。这些土地主要掌握在地主、富农手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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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傅作义的复电 - 和谐历史档案馆 Banned Historical Archiv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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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给傅作义的复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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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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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19419.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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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签:关键人物文稿 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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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来源:毛泽东思想万岁(1943-1949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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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傅作义的复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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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作义将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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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月一日通电读悉。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发动反革命内战的政策,是完全错误的。数年来中国人民由于这种反革命内战所受的浩大灾难,这个政府必须负责。但是执行这个政策的国民党反动政府文武官员,只要他们认清是非,翻然悔悟,出于真心实意,确有事实表现,因而有利于人民解放事业之推进,有利于用和平方法解决国内问题者,不问何人,我们均表欢迎。北平问题的和平解决,贵将军与有劳绩。贵将军复愿于今后站在人民方面,参加新民主主义的建设事业,我们认为这是很好的,这是应当欢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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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日报》一九四九年四月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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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作义曾在四月一日发表通电,声明愿在毛主席领导下建设新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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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解放日报》改版座谈会上的讲话 - 和谐历史档案馆 Banned Historical Archiv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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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在《解放日报》改版座谈会上的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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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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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19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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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签:关键人物文稿 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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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来源:毛泽东思想万岁(1913-1943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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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解放日报》改版座谈会上的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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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同志号召整顿三风要利用报纸批掉绝对平均观念和冷嘲暗箭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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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党的路线,就是人民的路线。现在共产党推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就是合乎人民公意的政策。在执行这个政策中,常常要遇到许多障碍,比如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等。为了纠正这些不良作风,我们提出了整顿三风。但要达此目的,非有集体的行动,整齐的步调,不能成功。今天这个会,大家发表了许多意见,今后就可在共同的目标上,一致前进。利用解放日报,应当是各机关经常的业务之一。经过报纸把一个部门的经验传播出去,就可推动其它部门工作的改造。我们今天来整顿三风,必须要好好利用报纸。关于整顿三风问题,各部门已开始热烈讨论,这是很好的现象。但也有些人是从不正确的立场说话的,这就是绝对平均的观念和冷嘲暗箭的办法.近来颇有些人要求绝对平均,但这是一种幻想,不能实现的。我们工作制度中确有许多缺点,应加改革,但如果要求绝对平均,则不但现在,将来也是办不到的。小资产阶级的空想瓧会主义思想,我们应该拒绝。批评应该是严正的尖锐的,但又应该是诚恳的,坦白的,与人为善的。只有这种批评态度,才对团结有利。冷嘲暗箭,则是一种消蚀剂,是对团结不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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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祝苏军二十四周年 - 和谐历史档案馆 Banned Historical Archiv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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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庆祝苏军二十四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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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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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19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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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签:关键人物文稿 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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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来源:毛泽东思想万岁(1913-1943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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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祝苏军二十四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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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二月二十三日是苏联红军二十四周年纪念日。当这个日子来时,特别使人回想起红军诞生的时候,红军是在反对德国帝国主义对列宁格勒的进攻中间诞生的。而今天的红军又正在与德国法西斯侵略者进行着决死的斗争。但也正是今年,红军的力量不但比她刚刚诞生的时候不知强大到若干倍,就是比她在去年六月二十二日以前,也是更加强大了。现在的红军,在她自己的历史上是最强大的,经过了八个月战斗的锻炼,又已经被证实是全世界最强大的军队了。当此全世界划分为法西斯和反法西斯两大阵线并进行着最后决战的时候,红军便是人类绝大多数的主要希望所寄。今年的红军纪念日,乃是全人类共同庆祝的节日。我们中国人民将更加热烈的庆祝这个节日,则是因为红军还在一九二五年的时候就是中国民族解放事业的忠实援助者,在五年的抗日战争中,红军又给了我们以最大的鼓励,而中国战胜日本的主要援助者,又将期待于红军。红军目前正发展着胜利的反攻以打击希特勒,希特勒军队虽还没有退出苏联领土,但是离它崩溃之日已不远了。日本法西斯在不久的将来有进攻苏联的危险,红军须准备对付两面的敌人,但是我们完全相信,日本法西斯如果敢于冒险,它是一定要失败的。有种种因素可以预断,一年之内会把希特勒打败,两年之内会把日本法西斯打败。这种种因素,便是苏联、英国、美国、中国和其它一切反对法西斯的人民,而苏联是这一切国家的模范。红军的历史说明了一个无可置辩的真理,只有与人民相联系的武力才是不可战胜的力量。宣扬和学习这个真理,依照这个真理来加强反法西斯的战斗,使反法西斯的胜利快一些到来,这便是全中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在庆祝红军二十四周年中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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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课本》序言 - 和谐历史档案馆 Banned Historical Archiv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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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文化课本》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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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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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1942.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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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签:关键人物文稿 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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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来源:毛泽东文集第二卷(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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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课本》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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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革命干部,必须能看能写,又有丰富的社会常识与自然常识,以为从事工作的基础与学习理论的基础,工作才有做好的希望,理论也才有学好的希望。没有这个基础,就是说不识字,不能看,不能写,其社会常识与自然常识限于直接见闻的范围,这样的人,虽然也能做某些工作,但要做得好是不可能的;虽然也能学到某些革命道理,但要学得好也是不可能的。我们现在有大批精明忠实但缺乏文化基础的干部,将来也必然还会有大批这类干部,他们急切需要解决文化基础问题,但课本问题迟迟没有解决。现在文化课本出版了,这是一大胜利,这是凯丰、徐特立、范文澜 〔 1 〕 诸同志的功劳。不管课本内容还须随时改正缺点,推陈出新,但有了这个课本,就打开了学习文化的大门。文化课本的出版,是广大干部的福音,我相信,我们大群的干部会以极大的热忱来欢迎这个课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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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一九四八年新华书店二分店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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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课本》刊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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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 凯丰,即何凯丰,又名何克全(一九○六——一九五五),江西萍乡人,当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徐特立,当时任延安自然科学院院长。范文澜,当时任延安中央研究院副院长兼历史研究室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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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全边区部队学习“红四军九次党代表大会决议”的指示 - 和谐历史档案馆 Banned Historical Archiv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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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关于全边区部队学习“红四军九次党代表大会决议”的指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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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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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1942.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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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签:指示 关键人物文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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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来源:毛泽东思想万岁(1943-1949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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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全边区部队学习“红四军九次党代表大会决议”的指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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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文骅二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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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四军九次大会决议多印数千份,发至留守部队及晋西北部队,发至连长为止,每人一本,并发一通知,叫他们当作课材加以熟练(各级干部均须熟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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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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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日报》一九四二年四月二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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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宣部宣传要点 - 和谐历史档案馆 Banned Historical Archiv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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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中宣部宣传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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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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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1942.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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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签:关键人物文稿 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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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来源:毛泽东文集第二卷(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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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宣部宣传要点 〔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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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部宣传要点,以前偏重党外宣传,从本期起,决定加上党内宣传,希各地同志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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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鉴于遵义会议以前,主观主义与宗派主义错误给予党与革命的损失异常之大,鉴于遵义会议以后党的路线虽然是正确的,但在全党内,尤其在某些特殊地区与特殊部门内,主观主义与宗派主义的残余,并没有肃清,或者还很严重地存在着,故在去年内,中央政治局多次地着重地讨论了这个问题,发表了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关于开展调查研究的决定,关于干部学校的决定与关于高级学习组的决定。此外,毛泽东同志根据中央的决定,在陕甘宁边区参议会上发表了反对宗派主义的演说。这些决定及演说,已在全党起了指导的作用,已引起了很多同志的注意,已在具体纠正至今尚存在着的主观主义与宗派主义的残余,这是好的现象,这是一方面的现象。但在另一方面,中央的决定及中央同志的演说,在另外许多同志中,并没有引起深刻的注意。其原因,或则是有些同志过去犯了主观主义与宗派主义的错误相当的严重,一时尚没有深刻认识自己的错误,不愿意作深刻的自我批评,不愿意迅速地改正自己的错误;或则是有些同志自以为过去并没有犯过主观主义与宗派主义的路线错误,因此事不关己,高高挂起,而不知在他们自己过去与现在的思想中行动中,也曾有过主观主义与宗派主义的因素,也曾犯过某些错误。例如容易冲动,以感想代政策,对于敌、友、我三方情况懂得很少也安之若素,对客观事物缺乏科学的周密的调查研究精神,而有自以为是的精神,这些便都是主观主义的错误因素。再则,例如在党内闹独立性,把发扬独立工作能力、发扬马克思主义的创造性这些正确的东西,与不服从上级、不服从多数、不服从中央、将个人与党对立、个人超过了党(个人突出)、个人英雄主义(与民族英雄主义、群众英雄主义相区别的)这些错误的东西,溷淆起来。在外来干部与本地干部的关系上,在军队干部与地方干部的关系上,在本军干部与友军干部的关系上,在老干部与新干部的关系上,不注意互相帮助互相团结,而是一个轻视一个,甚至一个欺负一个。在这里,没有加重外来干部、军队干部、本军干部及老干部的责任,而对本地干部、地方干部、友军干部及新干部则没有多加原谅,多加帮助,以期团结他们提拔他们,在斗争过程中克服各种弱点。许多地方既尚存在着各种不正常的内部关系,这些便都是宗派主义残余在党内的表现。至于党员与非党员,党的干部与非党干部之间的关系,则更加存在着非常之大的隔阂,不了解,不关心与轻视,而其责任则主要应由党员及党的干部担负之,“三三制” 〔 2 〕 在各根据地并没有完满地彻底地十分认真地实行,就是这种宗派主义存在的表现。在党内与党外的关系上存在着十分严重的宗派主义错误这一点,并未为一切或大多数同志所深刻注意,这是真确的事实。凡此主观主义与宗派主义的思想与行动,如不来一个彻底的认真的深刻的斗争,便不能加以克服,便不能争取革命的胜利。而要进行斗争,加以克服,非有一个全党的动员是不会有多大效力的,因此希望全党全军的各级领导机关与各级领导同志对于这个问题加以注意,进行宣传,进行工作。本部对这个问题将陆续给以上述材料,以为同志工作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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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毛泽东手稿刊印。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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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 这是毛泽东在全党即将开展普遍整风之前起草的中共中央宣传部的宣传要点。接着,毛泽东于一九四二年二月一日作了《整顿党的作风》讲演,二月八日作了《反对党八股》讲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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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 “三三制”,是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时期的统一战线的政权政策。这一政策规定,抗日民主政权中人员的分配,共产党员大体占三分之一,左派进步分子大体占三分之一,中间分子和其他分子大体占三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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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转折点 - 和谐历史档案馆 Banned Historical Archiv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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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转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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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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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1942.1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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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签:关键人物文稿 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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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来源:毛泽东选集1-7(静火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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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转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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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格勒之战,英美报纸比之为凡尔登战役,“红色凡尔登”之名已传遍于世界。这个比拟并不适当。今天的斯大林格勒之战,比起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凡尔登来,有性质的不同。但有一点是相同的,即有许多人在这种时候还被德国的攻势所迷惑,以为德国还有获胜的可能。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于一九一八年冬,在一九一六年,德军曾向法国要塞凡尔登举行数度的进攻。当时德军的战役统帅是德国皇太子,投入战斗的力量是德军的最精锐部分。当时的战斗是带决战性的。德军勐攻不克,整个德奥土保阵线再也找不到出路,从此日益困难,众叛亲离,土崩瓦解,走到了最后的崩溃。然而当时英美法阵线方面,还没有看出这种情况,以为德军仍极强大,不知道自己的胜利已经快到面前。在人类历史上,凡属将要灭亡的反动势力,总是要向革命势力进行最后挣扎的,而有些革命的人们也往往在一个期间内被这种外强中干的现象所迷惑,看不出敌人快要消灭,自己快要胜利的实质。整个法西斯势力的兴起及其进行了几年的侵略战争,正是这种最后挣扎的表现;而在战争中,又以攻击斯大林格勒表现它自己的最后挣扎。在这个历史的转折点面前,全世界反法西斯阵线内的人们也有许多被法西斯的凶恶面孔所迷惑,看不出它的实质。自从八月二十三日德军全部渡过顿河河曲,全面地开始攻击斯大林格勒,九月十五日德军一部打入该城西北部工业区,至十月九日苏联情报局宣布红军突破该区德军包围线为止,共计进行了四十八天人类历史上无与伦比的空前苦战。这一战终于胜利了。在这四十八天中,这个城市每天的胜负消息,紧系着无数千万、万万人民的呼吸,使他们忧愁,使他们欢乐。这一战,不但是苏德战争的转折点,甚至也不但是这次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转折点,而且是整个人类历史的转折点。在这四十八天中,世界人民的注视斯大林格勒,和去年十月间世界人民的注视莫斯科,其关心程度,是有过之无不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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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特勒在西线胜利以前,他似乎是谨慎的。攻波兰,攻挪威,攻荷、比、法,攻巴尔干,都是注全力于一处,不敢旁骛。西线胜利后,他就冲昏了头脑,企图在三个月内打败苏联。北起摩尔曼斯克,南至克里米亚,向这个庞大坚强的社会主义国家举行了全面的进攻,这样就分散了他的兵力。去年十月向莫斯科进攻的失败,结束了苏德战争的第一阶段;希特勒第一个战略计划破产了。红军制止了德军去年的进攻,并在冬季举行了全线的反攻,是为苏德战争的第二阶段;希特勒转到了退却和防御的地位。在此期间,希特勒撤消了他的前线总司令勃鲁齐区,自己充任总司令,决定放弃全面的进攻计划,搜索欧洲全力,准备向南线作局部的但被认为是打击苏联要害的最后进攻。因为这一进攻带着最后一次的性质,关系法西斯的存亡,希特勒就集中了极大的兵力,连在北非作战中的一部分飞机坦克都抽调过来了。从今年五月进攻刻赤和塞瓦斯托波尔起,进入战争的第三阶段。希特勒调动了一百五十万以上的兵力,附以飞机坦克的主力,向斯大林格勒和高加索作空前剧烈的进攻。他企图迅速攻下两处,达到切断伏尔加和夺取巴库两个目的,然后北攻莫斯科,南出波斯湾,并令日本法西斯集中兵力于满洲,准备在斯大林格勒攻下后进攻西伯利亚。希特勒妄想把苏联力量削弱到足以使德军主力从苏联战场上解脱出来,以便移到西线对付英美的进攻,并可掠取近东资源,打通德日联系,同时,日军主力也可从北面解脱出来,以便西进南进对付我国和英美,而无后顾之忧,这样来争取法西斯阵线的胜利。但是这个阶段的情况是怎样的呢?希特勒遇到了苏联制其死命的策略。苏联采取了先则诱敌深入、继则顽强抵抗的方针。五个月的战争,使德军既没有打进高加索油田,也没有打下斯大林格勒,迫使希特勒顿兵于高山与坚城之下,欲进不能,欲退不得,损失甚大,陷于僵局。现在已是十月,冬季就要到来,战争的第三阶段快要结束,第四阶段快要开始了。希特勒进攻苏联的战略企图没有一个不是失败的。在此期间,希特勒鉴于去夏分兵的失败,集中他的兵力向着南线。然而他尚欲东断伏尔加,南取高加索,一举达成两个目的,仍然分散了他的兵力。他尚未计算到他的实力和他的企图之间的不相称,以致“扁担没扎,两头打塌”,陷入目前的绝路。在相反方面,苏联则是越战越强。斯大林的英明战略指挥,完全站在主动的地位,处处把希特勒引向灭亡。今年冬季开始的第四个阶段,将是希特勒走向死亡的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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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希特勒在第一阶段上的情况和第三阶段作比较,就可知希特勒是处在最后失败的门口了。目前红军在斯大林格勒和高加索两方面,实际上均已停止了德军的进攻,希特勒已到再衰三竭之时,他对斯大林格勒、高加索两处的进攻已经失败。他在去年十二月至今年五月整个冬季中所整备的一点兵力,已经耗竭了。在苏德战线,距冬季不到一个月了,他须赶快转入防御。整个顿河的以西以南是他的最危险的地带,红军将在这一带转入反攻。今年冬季,希特勒因被死亡所驱迫,将再一次整备他的军队。他或者还可能搜索他的一点残余力量装备出几个新的师团,此外则乞援于意、罗、匈三国法西斯伙伴,向他们勒索一些炮灰,以应付东西两线的危局。但是,他在东线须应付冬季战争的极大消耗,他在西线须准备对付第二条战线,而意、罗、匈等国则将在希特勒大势已去的这种悲观情绪中,一天一天变成离心离德。总之,十月九日以后的希特勒,将只有死路一条好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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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八天中,红军的保卫斯大林城,和去年保卫莫斯科市有某种相同。这就是说,它使得希特勒今年的计划也像他的去年计划一样,归于失败。其不同点,则在莫斯科保卫战之后,虽然接着举行了冬季反攻,可是还要遭到今年德军的一个夏季进攻,这是因为一则德国及其欧洲伙伴尚有余勇可贾,二则英美拖延开辟第二条战线的缘故。而在斯大林格勒保卫战之后,则形势将和去年完全两样。一方面苏联将举行极大规模的第二个冬季反攻,英美对第二条战线的开辟将无可拖延(虽然具体时间仍不能计算),欧洲人民也将准备着起义响应。另一方面,德国及其欧洲伙伴再也无力举行大规模的攻势了,希特勒只好把整个方针转入战略防御。只要迫使希特勒转入了战略防御,法西斯的命运就算完结了。因为像希特勒这样法西斯国家的政治生命和军事生命,从它出生的一天起,就是建立在进攻上面的,进攻一完结,它的生命也就完结了。斯大林格勒一战将停止法西斯的进攻,这一战是带着决定性的。这种决定性,是关系于整个世界战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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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特勒面前遇着的,是三个强大敌人:苏联、英美及在其占领区的老百姓。在东线,是屹立不动的红军壁垒和整个第二冬季以及连续下去的红军反攻,这是整个战争和人类命运的决定的力量。在西线,即使英美还采取着观望和拖延的政策,但等到有死老虎可打的时候,第二条战线总是要建立的。希特勒还有一个内部战线,就是德国、法国及欧洲其他部分正在酝酿着的一个伟大的人民起义,只待苏联举行全面反攻和第二条战线炮响,他们将以第三条战线出来响应。这样,三条战线夹击希特勒,就将是斯大林格勒战役以后的伟大历史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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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破仑的政治生命,终结于滑铁卢,而其决定点,则是在莫斯科的失败 〔 1 〕 。希特勒今天正是走的拿破仑道路,斯大林格勒一役,是他的灭亡的决定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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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形势,将直接影响到远东。明年也将不是日本法西斯的吉利年头。它将一天一天感到头痛,直至向它的墓门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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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对世界形势作悲观观察的人们,应将自己的观点改变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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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毛泽东为延安《解放日报》写的社论。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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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 一八一五年六月,拿破仑的军队同英普联军激战于比利时的滑铁卢。拿破仑战败,被流放于大西洋南部的圣赫勒拿岛,至一八二一年死于该岛。拿破仑一生征服过欧洲的许多国家,但是在一八一二年进攻俄国的战争中,在莫斯科遭到极大的失败,他的精锐部队几乎全部被消灭。拿破仑受到了这次打击,从此便一蹶不振。关于拿破仑在莫斯科的失败,见本书第二卷《论持久战》注〔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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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教训 - 和谐历史档案馆 Banned Historical Archiv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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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历史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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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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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1942.1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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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签:关键人物文稿 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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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来源:毛泽东思想万岁(1913-1943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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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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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四日,斯大林在答复美国新闻记者关于“苏联所有的抵抗力量如何”的询问时称:“我认为苏联抵抗德国匪徒的能力,如果不是较大的话,也不小于法西斯德国或其他任何追求世界统治权的侵略国。”十月五日莫斯科真理报社论:“斯大林格勒的抗战,粉碎了希特勒的巨大计划。说计划原订在迅速攻下斯大林格勒后,即向莫斯科、巴库前进。”这些话到十月八、九两日就证明了。十月八日德军发言人宣布:“不再使用炮兵与工兵强袭斯大林格勒。”原因之一,是如十月九日苏联情报局所宣布的:“苏军业已突破斯大林格勒工业区的包围线,并据守新阵地。”原因之二,是如十月十日路透电所称:“昨日德军被迫转调进击斯大林格勒的部分兵力至西北区,因该处正遭苏联解救军的不断攻击。”所有这些,就是说:红军由城内正面与北部侧面两方夹击,迫使希特勒绝望于该城的进攻,而不得不在事实上一天一天把自己转入防御地位。还在一个多月前,一些人们就在匆匆忙忙地讨论高加索失守后的局势,他们对于苏德两军的力量都是判断错了的。希特勒的“巨大计划”是有的,但这个计划真如真理报所说:被斯大林格勒的抗战所粉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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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特勒的实力和他的野心之间的矛盾,是他失败的重要原因。这个矛盾,表现在他釆取避实击虚政策上面。列宁格勒、莫斯科是被认为应当避开的,他就集中力量向着南线一隅。七月间他曾拚命争夺沃罗湼兹,打不开,又避开它。拚命争夺克列特斯卡雅,又打不开,又避开它。于是攻击点集中到斯大林格勒与高加索北麓了,这是无可避开的了,又是打不开,又是要避开了。但这是最后的避开,就是说要被迫放弃攻势,转入防御地位,希特勒现在就是处在这样情况中,希特勒今天还没有发出停止进攻的一般声明,他也许还想最后挣扎一下,但大势已去,无可挽回了。一切他所避开的地点,却成了红军向他进攻的出发点,目前红军就是从克列特斯卡雅到斯城北角一线向德军进攻的。这样将迫使希特勒最后的放弃他的一切战略进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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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卫斯城的直接战斗从八月二十三日德军渡过顿河河曲开始,但河曲战斗对保卫斯城的意义是其极重大的。整个七月份,德军由卡尔科夫打到顿河。这个期间,红军采取战略退却,德军毫无所得。七月三十日,柏林宣布德军在齐姆兰斯卡雅至罗斯多夫二百五十公里战线及顿河下游,渡过顿河。不知是德军原先计划的,还是因渡河胜利冲昏了德将波克头脑,他就从整个野战军中分出二十个师,向高加索方向勐追退却中的红军,八月中旬即已达到库班河流域,但出于德军意外地遇到了红军的顽强抵抗。直到今天(十月十四)德军只得到迈科普一个小油田。高加索北麓赶有一个较大的油田叫格列斯尼的,同盟社还在八月十三日就说:“通至格列斯尼的进路非常平坦,目前所关心的问题,只是德军的进攻能否给予红军以充分的间彻底破坏该处油田。”可是从说这话到今天已整整两个月,希特勒对这个油田还是可望而不可即至于为着想达到巴库一带吃这块最肥的天鹅肉,德军确曾冤枉地......高加索山隘。八月二十三日海通社宣称:“八月二十一日晨十时,德山岳部队在高达5630 公尺的伊尔布鲁斯山升起德军战旗。”表示法西斯吸血鬼们的狂喜。可是这面战旗,不知是送给红军了,还是法西斯们自己拖着熘下山去的,总之是一场空欢喜。听说波克现在被希特勒撤职了(十月九日路透电),那么,他的错误在哪里呢?或者第一条就是向高加索分兵吧。红军一方面坚决扼守顿河河曲,一方面却又使波克祸水分一股流向库班河去,因此就减轻了对斯大林格勒的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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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曲战斗是从七八月之交打起的,红军以极其英勇的奋战,直打到八月二十三日才放弃吨河东岸克拉赤一带阵地。如果没有这一战,如果德军没有河曲二十三天的阻碍与极大的消耗,则斯城的直接保卫将是困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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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八月二十三日德军渡河至九月十五日德军打入斯城工业区,红军又在顿河与斯城间纵深五十至六十公里地带,消磨了德军二十三天,没有这二十三天的消磨,斯城的保卫也是困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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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九月十五日德军打入工、业区,至十月九日红军路丁什夫部队突破该区德军阵线,二十四天中,是极端勐烈的巷战期间,红军以城内的巷战与北部的压力粉碎了德军的进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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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月三十日,希特勒在柏林体育宫演说中说到红军时,他好这样说:“那是一个不知道慈悲的敌人,他们不是人类而是野兽”,表示他似乎曾经希望过红军向他讲慈悲似的。整个苏德战争已经证明:只要人们不对法西斯讲慈悲,就是说,多一点勇气,法西斯就会失败的,这就是历史的教训。日本法西斯看了希特勒的惨败,将作什么感想呢?还是要到海参威一带碰一碰吗?那里靠得住,又是不讲慈悲的。日本的实力与他的野心之间的矛盾,也是一定要把日本法西斯压得粉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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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柏林声明 - 和谐历史档案馆 Banned Historical Archiv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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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评柏林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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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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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1942.1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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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签:宣言 关键人物文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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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来源:毛泽东文集第二卷(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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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柏林声明 〔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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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林发言人已于十月十二日正式发表声明。该声明说:“德军已由攻势转入守势。”该声明又说:“此不应被视为吾人未来的作战计划,亦非谓三国公约中的任何一国业已决定或被迫将主动地位给予敌方,此不过表示德国及其盟友在作战三年以后业已赢得一个不易被攻的地位,而以镇静态度及必胜信心以观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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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后一段话是说谎的。但这个说谎对于目前法西斯的地位极其必要,这是因为今年希特勒的由攻势转入守势,和去年他的由攻势转入守势大不相同的原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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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去年,因为德国尚有余力,可以准备在今年再取一个攻势;因为日本法西斯和希特勒约好了不久就要爆发太平洋战争,而这就被认为是一则足以麻醉人民,二则足以牵制美国、削弱英国,而不致有第二条战线;此外还因为日本法西斯答应希特勒,在某种条件下(例如德国第二个夏季攻势达到了战略目的等)它可以进攻西伯利亚,和德国合力打击苏联:这三个条件,在那时都是存在的,或是可能的,所以希特勒在进攻莫斯科失败转入守势之时,他就不需要说出如像现时这类可怜的谎言,他就可以拿撤销前线总司令勃鲁齐区给他的军民人等看,说战争是由勃鲁齐区弄坏的,他自己当了总司令就自然有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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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然,太平洋战争爆发了,英、美受了很大损失,日本闹得声势煊赫,这件事立即在德国及欧洲人民中起了麻醉作用,希特勒所遭受的夏季攻势失败与冬季红军反攻两个创伤,就被这副麻醉剂把他的痛楚减轻了许多。今年希特勒实施夏季攻势时,又果然没有发生第二条战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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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去年,希特勒一面应付红军的冬季攻势,一面还补充了旧部队的兵力,重新装备了新的兵力,又从意、罗、匈等国拉来了几十师军队,所有这些,是被希特勒及其一切法西斯伙伴们认为是自己还有前途的最主要的基础,他们感觉自己还有实力。在此基础上,希特勒果然举行了今年的攻势,虽然不如去年那样煊赫,但在七、八、九三个月间也颇迷惑了一时,使得人们似乎觉得希特勒还有很大气力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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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第三个条件至今没有动静。要说还有可能的话,那末,似乎只有一种时机,就是说,当英、美实行对德进攻或接近这种进攻时,法西斯们为了死里逃生起见,或者日本军阀们还会干一下。但是拿这个条件来配合希特勒今年攻势的预定计划是破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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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去年至今年,三个条件实现了两个,这就是德国法西斯们一年结账时他们还可以自鸣得意的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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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还有另一面,就是说,三个条件一齐破产了。第一个,今年的攻势完全破产了。去年还有这个法宝,可以安慰自己,安慰人民,今年没有了。所谓“守势不应被看作将来的作战计划”,似乎还有第三个攻势的希望似的,但这只是完全的谎言。希特勒的旧军队是疲敝不堪了,精锐部分已经耗完。他的人力资源与军备资源即使再搜括,也不能组成一个像样的攻势了。过去所借以维系人心与借以延续法西斯生命的基础条件——德国的进攻实力,现在转到了它的反面,这个条件是基本上破坏了。就在这种时候,法西斯们需要以完全的撒谎来维系人心,但是世界上没有不拿实力而拿撒谎可以维系人心的。斯大林谦虚地说:“苏联力量不说较大,也不小于法西斯”,在希特勒攻势破产后,红军的力量是强大于法西斯的。在这种情况下,法西斯内部将发生分裂的危机,过去那样的团结不可能了。法西斯与人民间的矛盾一定要扩大,民心军心都很难维系了。德国与意、罗、匈、芬以至日本间的关系有大闹别扭的趋势,意大利甚至有倒戈的危险。欧洲几个中立国的态度也将起变化,某些国家或有加入同盟国之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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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到第二个条件,今年也是去年的反面。日本的胜利促起了美国的整军,美国以一年时间不但补偿了夏威夷一役的损失,而且正在积极准备进攻。和柏林宣布守势的同一天,罗斯福 〔 2 〕 说道:“关于开辟第二战场,吾人对于战略已有若干重大决定。其中之一,为吾人所共表同意者,即须要向德、日发动新攻势,以分散苏联与中国境内的一部敌人至其他战场。”日本是畏美如虎的。八月二十八日,日本海军情报部发言人说道:“自英国威尔斯太子号沉没后,美国即追加空军预算四十万万元,将战舰改造为航空母舰或改变其设计者共十四艘,又改造商船二十艘及设计中之商船七十艘,均改为航空母舰,这说明美国多么重视航空母舰。我国不能坐视美国建舰,要在美国建舰未成前采先发制人办法击灭之。”九月二十六日,东条 〔 3 〕 说道:“英国逐渐整备了战略路线,美国反攻企图日益明显,两国依靠其丰富资源,急速增强其战斗力,待时进行总反攻,大东亚战争的正规发展还在今后。”总之,日本在美国面前,吓得全身发抖了。德国呢?也是一样,十月十二日柏林发言人也说到:“美国业已开始大规模的军备计划。但无论其如何强大,若欲谋收复欧洲、非洲及亚洲,则非其力之所能及。”这后一句也是撒谎。实际上,法西斯们清楚地觉到,第二战场的魔影已一天一天地接近了他们的后门。八月二十八日,法西斯党卫军首领希姆莱的机关报,竟至于借了红军的威风去恐吓英、美,鼓舞军心。这个报纸说:“曾在东线举行空前剧烈战争的人员与武器,将予英国以最后的清算。我们应该问一问在东线战争严格考验后调至西方应付第二条战线的德国武装人员,他们之中每一人都迫切希望向英国,或者还可说向美国这两个敌人,试验他们在东线‘无限壮大’的力量。当英国一九三九年宣战时,他就不知道战争是什么,而我们更好地知道战争是什么,而现在我们完全知道战争是什么。”这就是向英、美说,我们是红军的学生,你们敢来吗!这就是向德国士兵说,我们是和红军交过手的,还怕第二条战线吗!法西斯们知道战争是什么呢?他们知道战争就是失败。十月四日,戈林 〔 4 〕 恐吓人民说:“如果我们在这次战争中失败,则德国的命运将是悲惨的,德国人民将被国际犹太人的毒牙咬断,并被消灭,德国将在地图上被抹掉。”总之,法西斯们现在是专靠撒谎与恐吓吃饭,而不能靠实力吃饭了。他们的进攻实力已经完结,他们的生命也就完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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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的情况稍有不同,他的实力还可以举行一个进攻,这是因为过去的战争还没有动用他的主力的原故。故日本是否还要向北或向南举行一个大的冒险,此时还不能作断定。但有一件事是确定了的,日本面前摆着一个美国反攻的大危险。拿日本现存实力和这个将来危险作比较,那简直是不能设想的。日本军部对于美国飞机、军舰的生产,表示那样彻骨的惊慌,就是从这件事实发生的。日本目前是站在这样的分歧点面前:还是照德国今年攻势那样来一个一定失败的冒险进攻呢?还是以德国作殷鉴保存这点力量以期在防御战中侥幸取胜呢?假定日本法西斯采取第一条路,那在德国说来,其意义是为了援助德国防御而使用日本的进攻,就是说,为了牵制美国与苏联在欧洲的攻势而使用日本的进攻,这和今年为了援助德国的进攻而使用日本的太平洋战争及希望日本进攻西伯利亚,大不相同。假定日本采取第二条路,那对日本当然有利些,但对德国就完全不利,也许在这个问题上东西两个法西斯国家要闹起别扭来。德国在今天以前利用了日本的进攻英、美,但没有能够利用日本进攻苏联。今后呢?德、日情况都有了很大不同,日本究竟采取什么政策,还要等一下才能看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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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不论怎么样,世界形势已起了根本的变化,一切法西斯国家实际上都已丧失了主动地位,不管德国或日本,都是如此,也不管日本采取这样或那样的政策,都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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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西斯的命运是决定了,只有十分怯懦的人们还在害怕法西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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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一九四二年十月十六日《解放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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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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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 这是毛泽东为《解放日报》写的社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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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 罗斯福,当时任美国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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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 东条,即东条英机。当时任日本内阁首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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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 戈林(一八九三——一九四六),德国元帅。一九三九年被希特勒立为继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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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社和报纸的宣传应符合党的政策 - 和谐历史档案馆 Banned Historical Archiv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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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通讯社和报纸的宣传应符合党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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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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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1942.1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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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签:关键人物文稿 通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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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来源:毛泽东文集第二卷(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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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社和报纸的宣传应符合党的政策 〔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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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中央局,各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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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一时期内各地宣传曾发生若干不适合目前党的政策的事件。例如,新华社太行分社发表参政会通电主张召集国是会议,山东分社发表东北军一一一师反对国民党人员的通电,苏北分社发表反对国民党的新闻,晋西北分社发表某友军致新军 〔 2 〕 五周年纪念贺电(足以影响友军之地位),均是和我党目前政策不适合的。查各地中央局、中央分局对当地通讯社工作及报纸工作注意甚少,对宣传人员及宣传工作缺乏指导,尚不认识通讯社及报纸是革命政策与革命工作的宣传者组织者这种伟大的作用,尚不懂得领导人员的很多工作应该通过报纸去做。西北中央局已经发表了一个关于报纸工作的决定,各地亦应彷此办理,改正过去不讨论新闻政策及社论方针的习惯,抓紧对通讯社及报纸的领导,务使通讯社及报纸的宣传完全符合于党的政策,务使我们的宣传增强党性,拿《解放日报》所发表的关于如何使报纸增强党性的许多文件去教育我们的宣传人员,克服宣传人员中闹独立性的错误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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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书记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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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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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毛泽东手稿刊印。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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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 这个电报是毛泽东起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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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 新军,即山西新军,是抗日战争初期在中国共产党领导和影响下发展起来的山西人民的抗日武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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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布尔什维克化(十二条)——毛主席在西北高干会议上的报告 - 和谐历史档案馆 Banned Historical Archiv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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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党的布尔什维克化(十二条)——毛主席在西北高干会议上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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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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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1942.1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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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签:关键人物文稿 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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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来源:毛泽东思想万岁(1943-1949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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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布尔什维克化(十二条)——毛主席在西北高干会议上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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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志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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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好高干会议开得很好,已经解决了一个重大问题。开了十一天会议,这个问题解决得很恰当,很多同志都讲话了,据我听见的,大多数同志都是好的,讲得很好,只有个别同志差一点。批评错误路线,所有的这些批评,绝大多数的同志,我看是很好,只有个别同志差一点。这中间有××同志的结论,××同志的发言,我认为是完全正确的,我完全同意。这次会议在批评朱理治、郭洪涛他们两个人历史路线上的错误,在这次斗争中间教育了我们大家,也使得中央更加明了了情况,懂得了历史。在这次会议中间,暴露了这样的事实:就是创造边区的以及后来参加边区工作的同志,这中间绝大多数都是好的同志,而且进步很快。在各个根据地比较起来,究竟那个根据地的党更强一些?那个根据地的干部比较起来更好一些?当然各个根据地的党,都是执行党中央路线的党,各根据地的干部,绝大多数都是好同志。但是比较起来,边区的党、边区的干部有更好的地方,就是因为这个边区是曾经经过内战。经过土地革命。西北同边区是经过了这三个时期的大革命时期,土地革命时期,抗日时期。而别的根据地的党,拿每一个根据地的全党来说,那么他们的党龄,大多数同志的党龄要短一些;干部中间有一部分是新来的,外面来的,是新提拔的。而我们这个根据地则不同。这个根据地是经过三个时期。大革命时期,虽然那时还没有根据地,可是有工作;因为有工作,所以后来能创造这个根据地,比方那时学校有支部,有的城市如绥德,延安等地都有支部,乡下也许有个别知识分子在工作。就由于他们,所以后来建立了根据地。他们和群众农民结合起来了,有兵营,有国民革命军,这是好的。后来国民革命军有一小部分就变成了红军。这时我们开始有了武装部队,这是地方和军民结合起来了,因此就创造了根据地。拿同志们的表现来说,在这次会议中:表现出进步很快。在这一点上,我们后来许多参加工作的同志,外来的同志,应该向本地向志学习,特别向本地同志学习。我想实实在在是这样的情形。因为本地同志,特别是其中大部分同志是经过了三个时期,他们亲身经历了这样长期的三个时期的斗争。因此他们观察问题、解决问题他们有经验,比较更好一些,比较那些只做部分工作而没有这样的独立创造出一个根据地,没有经过长久的历史,没有这样丰富的经验,自己应该懂得,我们是差一点。这些同志应该向本地同志学习。事实证明他们是比我们强,甚至某些职位高的同志,也要向现在职位低的同志学习。事实上在许多问题上,这些同志比我们强一些,更正规一些,这些同志更原则些,这些同志此我们更马列主义一些,更布尔什维克化一些。所以那些轻视本地干部,有这种观念的,当然口里不说,他口里绝不会说:“我轻视你们,看不起你们”,但是心里有着看起人家所谓“土包子”。人家没有走那样远的路;而自己走了若干路就成了洋包子。比方拿那两个根据地来说,这个是根据地,那个也是根据地,他们在这个根据地没有走一段路,是土包子;洋包子是从那个根据地到这个根据地来工作,所不同的就是多走了一段路和没有走那一段路。像从那个房子走到这个房子,你就洋起来了,你多走了一段路,所差就是这一段路,如果说两个根据地所差在什么地方呢?就是从那个根据地到这个根据地,就是一段路,一个走了一段路,一个没走一段路。这一段路算不算经验?算经验。因为多走一段路,两万五千里或几千里。从上海、天津来的,但是有一个缺点,一个什么缺点呢?就是这个根据地现在还在,你们那个上海天津,现在呢?现在垮光了,全国白区十分之十,全国白区的百分之九十九都光了,全国苏区百分之九十都垮了,只剩下这一个,你那样高明,又是你那里垮了。是不是每个同志都要负责?都不高明?所有万里长征或走几万里来的都要负责呢?那不是这样说,但是从那里走来的同志应该懂得,自己此本地同志所差别的,就是多走了一段路。从那里走到这里。你那里失败的责任谁负责?上海天津垮了谁负责?大多数同志要负责,尤其是领导同志要负这个责任,但我们在那里工作也是土包子,土包子与土包子,这里头,没有理由产生轻视人家,因为你那里领导不好,再加上客观的原因,敌人的压力很大,主观领导的错误,所Line trunca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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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想讲斯大林同志这十二条,讲十二条与刚才讲的全党路线搞清楚,全党团结起来,在这个基础上讲这十二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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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同志说:“要实现布尔什维克化,至少必须具备若干基本条件,没有这些条件,各国共产党的布尔什维克化根本是不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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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们同志互相敬礼时,说布尔什维克的敬礼――致“布礼”的敬礼。就是好像大家都说,你也是布尔什维克,我也是布尔什维克,他写信给我,致布尔什维克的敬礼,我写信给你,也是致布尔什维克的敬礼,但我们是不是空的?这个布尔什维克敬礼是不是空谈呢?我说要看是否空谈,就要按照斯大林同志所说的具备了条件没有。具备了必要的条件就不是空谈;要实现布尔什维克化,如果没有具备这些条件,或者具备不完全,那么我们就不是叫布化,只是向着布化。“化”是不容易的。斯大林讲十二条,布尔什维克有二三个条件,还有些条件不合,那么你还能算布化吗?不能够。是向着布化,但是没有“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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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拿我们全党来说,是怎样的情况呢?拿我们全党来说,我想应当是这样看,我们还是向着布化。要讲布化我党实在有多少条件?具备了多少条件呢?一般地说,我们是布尔什维克党。从它的路线,从它的工作说起来,从这个党的经验、觉悟程度、同群众的关系说起来,是一个布尔什维克党。但是要讲到化,什么叫“化”呢?就是彻底完全得很,完全的布尔什维克。那么在我们如果拿这个标准来说,完全布化,我看我们还差,还是许多条件不具备,或者不完全具备。我们来看这些条件,像斯大林所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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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条:“必须使党不把自己看成国会选举机构的附属品,像社会民主党在实际上把自己看成的那样;必须使党不把自己看成工会的免费附加品,像某些无政府工团主义分子有时翻来覆去所说的那样,而必须使党把自己看成无产阶级的阶级联合的最高形式,即负有领导无产阶级组织的其他一切形式(从工会到国会党团)的使命的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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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条对我们党怎么样呢?我们来检查一下。这一条在我们党许多地方、许多部门没有实行,或者没有能够完全实行。这个里头,现在我们是不是国会党团的问题?是不是工会主义,无政府主义?斯大林举的例子是这样的例子,但是我们不是国会党团的问题,不是工团主义、无政府主义问题。因为我们的国会党团――我们重庆参政会有党团,边区参政会有党团,这个党团没有像斯大林所讲的脱离党把党看成附属品,而拿那个东西作为主体一一以国会党团为主体,实际就是中央。在欧洲社会民主党的国会党团就是党中央,那一种现象我们没有。我们许多同志说:这一条是不是可以要?我们许多同志读了这一条说:这一条和我们不适合,我们没有这一条。那么我们就讲到别的一些问题,就是我们看“党是一切阶级的最高组织形式”,这个“最高”是领导一切形式的组织。一般组织形式,在这里所谓职工会、国会党团,这个问题是有别的例子。现在的事实来说,我们有政府、我们有军队、我们有民众团体,党领导什么东西呢?现在拿我们各个根据地来说,党就是领导政府,领导军队,领导民众团体。除了这三个工作以外,我们还领导什么东西呢?我们不领导别的什么东西,因为除了这三个东西以外没有别的东西了。除了这三种以外,我们还有党务工作,整理党的组织。那么整理党务工作的目的在什么地方呢?为了整理党务工作而整理党务工作是不是可以呢?我们说可以的。为什么呢?完全不为别的,就是为着要把军队搞好、政府搞好、民众团体搞好,所以我们要搞党务工作。党务工作里头包括干部工作,为什么要把干部搞好呢?因为这些干部,不是军队干部就是政府干部,很大多数干部,除了少数党务工作干部以外,十分之九是军队的干部,政府工作的,民众团体工作的干部,民众团体工作里头,有工会、农会、青年、妇女、合作社,文化团体,文化团体中间又有各种团体,有文学会、哲学会、戏剧会一一戏剧里面又有新戏旧戏,有木刻等等,这一套都是民众团体,这一套可多得很,你这党不管军队、政府、民众团体的事,你管什么?你这个党的干部,到底在什么地方工作?所以党务工作的目的,完全不是为别的,搞这么许多人,给你小米吃,吃得你发涨(笑声),就要作工作。做什么工作呢?就是党务工作,做这工作的目的是什么?就是要搞军队,搞政府、搞群众团体,除此以外,没有别的。把这些搞好,才好跟敌人作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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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现在似乎有这样一种观念,实实在在存在着这一观念,你这个党部就管你的党务工作,我的政府你少管点,我的军队你少管点,我的民众团体你少管点。这种情形是想象中的呢?还是事实上就有呢?少管到不管,不管到反对。反对的是什么人呢?是张国焘,他就是反对我们,他不要我们管,他自己搞一个中央,“陈桥兵变,黄袍加身”,闹独立性,自己有军队,反对中央管他,而他要推翻这个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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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还有一个,就是抗战中间还有这样的同志,中央的命令他不执行,就是皖南事变以前有这样的事,其它的军队像这样严重的事是没有的,还没有到这样的程度,像张国焘是最标准的,突出的。第二个是项英,是比较次一点,是没有公开暴露这些事情来。再有的是服从一部分,不服从一部分,这些在军队里有没有?军队里面也有过,合我脾气的就服从,不合我脾气的我不服从,口里没有公开讲不服从,但心里却这样想,做起来是这样做。在边区党政军民关系上,就有这样的现象,党的意志,决议桉不能执行。比如党政军民关系上,军民合作不能够执行吗?相当长期不能执行。这个不执行是不是原则问题,是原则性的问题;不能够执行,没有法子贯彻执行,是一个重要的原则性问题。政府的工作,我们实际的政策,政府执行的政策,应该是很合符党的政策的,这方面我们有没有缺点?有缺点的,步调不一,政府内部步调不一,政府与党,政府里头工作的党员与政府党领导步调不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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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群众团体,群众团体有没有这种事呢?也有过这样的事情,现在这个问题解决了。过去群众团体之间也发生过这样的事情,如青年工作,所谓闹独立性,闹什么东西,我不太清楚,反正跟党的政策不相合,随便搞一套。文化团体中的党员对党的政策。对党的领导这个关系在过去也是有过许多毛病的。比如《解放日报》第四版,那时有一个时期是一个独立国,什么人也不能干涉,这一版和别的版甚至变成这样的事:如像大英帝国各个殖民地和英国差不多。在某一点上甚至有过之。实际上这一版是闹独立性。报馆的意志不能在这一版实行。现在我们无论那一版,那一篇文章里那一个字假使要干涉也可以。一共有四万字,三万九千九百九十九个都是服从的,只有一个字不服从有什么关系呢?不提出时不是原则,不提出时不关大局,如果他一个字不准报馆编辑干涉,如此下去四万字都要闹独立性。讲出来党一个字也要管,好像说你这个党挖苦得很,一个字都要管,一个字不要管怎么样?允许他订一个条约,说:你可以闹独立性。那么第二个字,第三个字都来了,他可以闹独立性,为什么我又不可以闹独立性呢?不可以的。党是管一切的,他如果要管一切都是可以的。什么叫党?现在我们,在“九一”决定中已经搞清楚了。好像政府工作就不算党,西北局不算党,木刻、戏剧就不算党,只是群众团体,那么这个党还很小,只有这底下几个房子才叫党,这样的观念是错误的观念。我们所谓党是一切党员,党是党员组成的,......(原稿不清)。旧戏里头有党,新戏里头有党,工会,农会、青年、妇女中都有党。比方除了军队、政府、民众团体,工人团体,农民团体,文化团体以外,还有什么呢?一个党也没有了,就完了。假使这样尊重党的领导,可是我们这里不能叫党,我叫军队,我叫民众团体,那么实际上就是说不要这个党,因此就没有党了。西北局不过是几间房子住在那里,有几个人在那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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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关于这一条,我们现在的例子,现在要执行斯大林这一条,就是领导一元化,要承认中央的“九一”决定,要承认这一次大会整个关系的决议桉。承认党是一切无产阶级组织的最高形式。一切无产阶级党以外的组织,通过他的党员,一定要归党领导。这种闹独立性差不多自有红军起就有了,在根据地中特别发生这些事情,在根据地以外这个问题少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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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这种情况看来,我们说比较布化,当我们写这个字时,我们就想想我们“化”的程度,我们布化的程度还是差一点,拿全党来说,我们是布尔什维克党,拿部分的干部,甚至相当一些同志来说,布尔什维克化还没有,还没有布尔什维克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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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条:第二讲论,“必须使得党,特别是他的领导者,完全地精通与革命实践不可分离地联系着的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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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就是说要精通马克思主义,而马克思主义是不可脱离实际的,跟实际是联系的,完全不可分割的。关于这一条,在我们党来说,我们党是有过历史的。我们的历史怎样呢?第一个时期,很高的热情接受马克思主义,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我们干了一次革命,叫做第一次大革命。从有党到一九二七年,前一段是准备大革命,后一段执行大革命。这是在什么原则之下?这是在什么思想之下?是在马克思主义的原则之下,是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之下。这一条是不是事实?是事实。因为中国的党是在一九二一年成立的,是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胜利,一九二一年中国共产党成立的,那时不但是马克思主义,而且是列宁主义在中国有很大的传播。我们中国马克思主义广泛的传播是在“五四”运动之后。在“五四”运动以前,中国的工人阶级,中国的知识分子,对于世界有所谓马克思主义,还有所谓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一一列宁主义是不大知道的,差不多一般说是不知道的。因为中国落后得很,发生了这样大的事变,世界上马克思主义创造了这样久,无产阶级运动有了这样长的时间,现在列宁主义在俄国有一个胜利,有过几次革命,在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以前,中国人是不大知道的,有某一些人,有某一些翻译印刷,但是一般的是没有的。但在这一个时期,十月革命本身对中国是有很大宣传,十月革命本身影响了中国许多知识分子倾向于社会主义,相信社会主义。十月革命以后,有很多东西流传到中国来,加之第一次世界大战,世界历史有很大的事变,在这情况下中国产生了“五四”运动,产生了一九一九年的“五四”运动。在这时候克思主义的宣传就更多起来了。就有一些知识分子,中国自己产生了一部分知识分子,以李大钊为首的,就产生一部分知识分子研究马克思主义,开始自觉地研究,所以能够在一九二一年成立中国共产党。不然,一九二一年可不可能建立中国共产党呢?这个可能是没有的。因为在一九二一年以前,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对于中国是一个很大的宣传,经过几年的酝酿,又产生了“五四”运动。没有十月革命,“五四”运动的产生都是难的。有十月革命,又有了“五四”运动,又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宣传,所以能在一九二一年开始建设了中国共产党,在一九二一一一九二七年这六年、七年当中,我们党是个幼年的党,幼年的党干了一件大事,就是大革命。像这样一种历史,在外国都不很多,只有六、七年的工夫,干出这样一个大革命来。国共合作,在这中间马列主义起了很大作用,大革命这个运动的本身是在共产国际指导之下的,是在中国共产党指导之下的,中国共产党是在共产国际指导之,那时候共产国际、中共中央以及全党的活动,都是以马列主义作基础,同时按中国党的实际情况提出纲领进行活动。有些人似乎觉得中国党开始没有理论的,特别是靠后一个时期,有那么一些同志感觉只有自己是有理论的。我们就讲五四以前,就讲一九一七至一九二一年这四年中,马列主义在中国已经有相当普遍的宣传。那时虽然没有中国共产党,但是有了共产主义小组。共产党本身就是在马列主义指导下产生的。不然怎样设想呢?怎么忽然产生了一个共产党呢?这个共产党不是马列主义是什么主义呢?是基督教主义呢?还是孔教主义呢?(笑声)后来有些同志觉得从前那一套不是什么马列主义,只有自己才是马列主义,这个我看是不对的。另外还有些同志也觉得我们从前那一套不是马列主义,而只有新翻来的才是马列主义。那有这个事,不是这样说的,事实就不是这样,没有共产党以前,就有了马克思主义了。如果没有马克思主义怎么会有共产党呢?事实上那时候的报纸、刊物、书籍都在,那时李大钊他们就是做这个工作的。一九二一年到一九二四年间李大钊就宣传共产主义唯物史观,那不是马列主义是什么主义?又不是基督教主义,也不是孔教主义,是马列主义,实实在在有书为证。所以从党的建立到第一次大革命是在马列主义指导之下的。以后还有一个内战阶段,一个是抗日阶段,就是两个东西的斗争,一个是马列主义,一个是反马列主义;一个是真马列主义,一个是假马列主义。这个会开了十一天,××同志也这样讲,一边的口号是“为马列主义而斗争”,朱理治的文章就是这样写的,有两万多字;这一Line trunca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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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七”会议把他清除了。清算了大革命的失败,反对了右倾机会主义,反对了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这种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合不合符马列主义?不合乎。是真的马列主义还是假的马列主义?是假的马列主义。什么人把假的马列主义陈独秀这部分人清除出去和他作了斗争?党里面正确的马列主义,后来也向立三路线作过斗争,向右倾机会主义作过斗争。李立三也是假借马列主义之名,所办的事是违反马克思主义的原则的。后头就是“九八”到遵义会议这一时期。所以我们党第一次大革命开始有向陈独秀机会主义的斗争,后来整个内战时期有向李立三的路线的斗争,有向朱理治、郭洪涛“左”倾机会主义的斗争,这个时期整个的斗争,有向张国焘的斗争。张国焘是“左”的机会主义。整个内战时期,就有这样三个斗争。这三个斗争是什么对什么?是马列主义对非马列主义的斗争,对不合符马列主义原则的斗争,向这样的几个路线作斗争,向立三路线、苏维埃后期的路线、张国焘路线,向这三个路线作斗争。两个作了结论,一个还没作结论。我现在作了一个西北的结论,是很好的。关于全党的结论,是不是这样呢?是这样一个性质的,不过那是全党的,你们是西北的。这样一个结论要不要作呢?要的,“七六”就要作这个结论的。遵义会议以后,我们办的事是一种什么路线呢?现在同志们都讲了,现在的路线是比较正确的,比较合乎实际的。这是不是事实呢?我想这个是事实。遵义会议以后,党的政治路线,党的领导思想,组织路线是比较正确的,比较好的。因为鉴于大革命那个时期的胜利,那个时期的失败,又鉴于陈独秀机会主义,又鉴于内战时期我们有很大胜利,可是我们也有失败,我们犯了立三路线,我们中间那个路线和张国焘的路线,有过这一连串的历史。这两个阶段;第一次国共合作,第二次国共分裂。这样的经验就能够使得我们有可能在这样的基础上搞得比较正确一点。全党的觉悟在这三个阶段里也比较过去要提高一些。但是有没有缺点呢?我想还有很大的缺点。在开幕那天我曾经说过,我们党内,现在有一种自由主义。像中央所提出来的一样,我们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这些不是统治的路线,但是在全党还有残余。这种残余合不合乎马列主义原则?不合的,对于这种不合马列主义的残余应该采取什么态度呢?可以有两种态度:一种态度是自由主义的态度,隐瞒包庇,不注意;一种是向它作斗争,肃清这种残余。为什么要提出整顿三风?从去年七月一日起,中央发了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调查研究的决定,今年二月中央又提出了整顿三风。现在差不多一年工夫了。在全党进行整顿三风的工作,进行了这样大的一个学习,进行了工作检查。这是一种什么呢?就是对不正确的残余,对这个歪风的残余,不应该采取自由主义的态度,应该釆取批评的态度,纠正的态度。在遵义会议后(一九三五年一月)自由主义这种态度就产生了。遵义会议以前是一种“左”倾的错误,对马列主义的态度来说,拿政治斗争,党内关系来说,是一种“左”倾的错误;遵义会议以后路线是正确的,但是党内是不是还存在毛病呢?毛病是有的,选就产生了一种自由主义的坏倾向。在这时期的主要偏向,我们党内的表现是什么呢?就是自由主义的一种坏现象,而不是一种过火的斗争。遵义会议以后,这几年来,我们党内的主要坏现象是过火斗争呢?还是自由主义呢?是自由主义。过火斗争有没有?还是有的。在某些地方斗争还是大的,但不是主要的坏倾向。遵义会议以来,党内主要的坏倾向是自由主义的倾向。在过去犯这种“左”倾错误的同志,在遵义会议以后,就容易犯这种自由主义的倾向。你们这次十一天的会议,朱理治、郭洪涛他们的态度是什么态度呢?过去是过火的“左”倾斗争,“左”的错误。抗战以来他们的态度是什么态度呢?是“左”倾为主还是自由主义?朱理治在银行工作,就闹独立性。郭洪涛散布谣言,挑拨离间,这是左还是自由主义呢?是自由主义,过去“左”的转成了右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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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们讲到第二条,我们把中国党分为三个时期,北伐时期,内战时期、抗日时期。这三个时期从开始就是在马列主义之下建设的,马列主义在中国的发展分这样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以马列主义为基础,指导中国革命;后来产生陈独秀的机会主义,来了一次斗争;第二个时期,以马列主义为基础,指导中国的内战一一国内战争,但是偏向又产生了,李立三路线,中间这样一个路线,张国焘路线,不过这三个路线都被我党正确的路线克服了。哪个路线是正确的,哪个路线是不正确的?那几个不正确路线已把它克服了,现在是正确的路线,而拿这个正确的路线克服了不正确的路线,所以这个路线是比较正确的,是正确的路线。但是还有一个东西在这个时候产生了,如果说过去是“左”,在这个时期,党内到处表现了右的倾向。教条主义是什么呢?就是拿了马列主义实行对马列主义采取自由主义态度,以马列主义作招牌。马列主义自以为懂了,你就要去做,但是不做。我们中国的教条主义有两种:一种是咬文嚼字,做也做,做的时候他就做错了,他乱搬运公式。还有一种不做事,只读书。读了好多“箭”不放出去;一种是无的放矢;一种是有箭不放,当作宝贝古董。在延安近来发生的哪一种呢?是后一种。他们读了许多马列主义的书,连边币跌价都不能解释,这种读书是脱离现状的。这种偏向要不要改革呢?要改革。能不能釆取自由主义态度?不应该,特别是在宣传教育机关中,这个现象不能容忍了,再不能够发展了,所以要整顿三风。边区党员是三千,二千,是二千九百呢?总之有一部分党员,名为党员,实际上于党不利,是反党的,是党棍,我们党内包括一部分反革命奸细,托派反动分子,他们以党员招牌进行活动。吴奚如就是这样一个人,吴奚如是个文化人,是参加高级学习组的人,皖南事变的时候,国民党把他抓住了,以后又把它放出来,叫他到这里来闹乱子,现在向新四军打电报,证明他是被俘过,他也承认怎样当特务,怎样订条件,怎样放他的。王实味最近也发现了,怎样发现的呢?他是以共产党员的资格,在这里讲话,他们组织了五个人的反党集团。中央研究院政治研究室,一共有一百几十个人,他们五个人就组织了一个反党的集团,这些人就是王实味、成全、王里、潘苏、宗真。什么人知道呢?只知道他们是共产党员,那晓得他们反党呢?读他们的文章还说很好。整顿三风时,他们就先要来整顿三风(台下哄动),我们现在有许多党员在这个时期麻木了,不自觉了,许多党员马列主义的作风看不见,容忍这样的人。这样的人现在暴露了,这样的人他终久要说话做事,在他的说话做事的表现中间,不像一个共产党员的样子,但是我们有些同志不懂得,以为这样也算个共产党员,而不把共产党员和这些入加以区别,许多人没有嗅觉,没有警觉性,这都是麻木现象。这次会议我希望同志们要注意这个问题,我们党要来一个清理。这算什么呢?是不是自由主义呢?他们是自曲主义态度。对于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残余不说话,不斗争是自由主义的态度。在郭洪涛的破坏党;朱理治闹独立性,以前不讲,这次会上讲了,是马克思主义,没有自由主义。过去有些同志不报告,听了他的造谣不反映,这次会议反映了很多关于过去采取自由主义的态度。我们在这里谈了一点马列主义在中国发展的历史。斯大林告诉我们,把它列作第二条,要我们注意理论。我与党校的同志们商量了一下,我们党校准备要读几十本书。中央的理论学习计划在整风以后,还要继续执行。我们党里有相当多的干部,每人要读三、四十本马、恩、列、斯的书,特别是在座的同志们,有经验的同志们,不久我们要读起来,以前我们读了一些,没有这样多。从前党内有这样的两千多人,高级的同志每人读三、四十本马,恩、列、斯的书,如果读通了,那恐怕我们就要大大的提高了。我们在明年就要开始做这个工作。三、四十本读得了读不了呢?读得了。在党校有一年半。就很好了,没有一年半也差不多。有许多书一个星期就可以读完一本,像《共产党宣言》那样薄的小本,不作别的事,一个星期读完一本,一个月读四本,十个月就四十本,读了四十本就差不多了,眼睛就打开了。在座的同志们,工作的同志们,假如有计划,三年的工Line trunca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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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条,必须使他在制定口号和指示的时候,不是根据背熟了的公式和历史的比拟,而是根据对革命运动所处的国内外的具体条件的仔细分析的结果,同时还必须考虑到各国的革命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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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作决议桉,提出口号,向全党,向下面以及向各地作出指示的时候,根据什么呢?斯大林同志讲不应该根据一些东西,而应该根据另一些东西,即不应该根据背熟了的公式、历史的比拟,而应该根据什么呢?根据革命运动中的具体条件,这一条拿我们前一年的历史来说很清楚,斯大林这一条我们很容易理解,首先应该根据这样的东西,有两样东西都可以根据:一样就是公式,历史的比拟;另外一样就是根据革命运动的历史条件。过去我们所犯的错误,所发生的毛病就是根据了第一样那个东西,如果实行他这一条就没有这种错误与毛病。过去我们在历史上犯的几次错误,恰好就是没有依照斯大林讲的这一条。如你们这次会议中,像朱理治、郭洪涛他们那些“指示”,他们根据一些什么东西呢?比如讲“优势劣势问题”,国民党加日本他们说敌人处于劣势,而我们则变成优势,那时全国红军有多少呢?在提出这种优势劣势的时候,全国红军不到十万,后来也只有十几万人,具体的条件很清楚:一个是多数,多数多到那个程度,少数少到那个程度,在这种情况下,在口号中间还有一个“打通国际路线”的口号。××讲过,把这三千人一个一个地摆起来,也不能打通国际路线(笑声)。你只三千人怎么能打通国际路线呢?还有“以洛川为中心,向三边发展”的口号,这也差之不多。(笑声)但三千人从洛川到鹿县的六十里恐怕也摆不够,三千人可以摆多长呢?一个人也只能有这样宽,再有一个胖子也不过这样宽(笑声)。况且还有小鬼。要从具体条件出发。这是根据具体条件吗?不要在稍山里边建立工会,工人根本没有,可是一定要建立工会。还有一个口号是要“打中心城市”,还有一个口号叫做“决战”,朱理治的文章里就有决战这个口号,提出决战那个口号时,还要打中心城市,担绝作会门工作,拒绝做土匪工作,他们发出的就是这样的指示。恰好另外一些同志和他相反,如×××、××他们制定的口号,他们制定的指示,他们要作会门工作、土匪工作,把会门工作,会门斗争的形式,变成对我们有利的形式,把土匪工作,土匪的斗争形式变成有利于我们的斗争形式,如和军阀联络一下,朱理治说这就是和军阀勾结,我们不是和军阀勾结,而是利用他们。那时全国积极要求抗日,我们要打击在野的党派,在朝的打不倒就要打倒在野的,人家已经在野了,你还要打倒他(笑声)?要在稍山里建立工会,世界上那里能找出这样的文件,这样的指示(笑声)?为什么这样?这也因为外国有这样的事情,他们引用历史上的比拟,所以也要写一下。我们也要搞一个集体农场,因为过去苏联有过。要打中心城市,或许是因为在北伐的时候打过武汉,外国一一现苏联也打过彼得格勒,于是我们也可以打中心城市吧?这是不是周密分析的结果呢?这种口号,这种指示是不是对中国革命的具体条件加以周密分析的结果呢?关于那个时候对国际国内的革命具体条件,并没有作过分析,或者作过分析,但这个分析完全是不合实际情况的。因此造成许多笑话,造成大错。另外斯大林还讲到,同时还必须考虑到各国的革命经验。他这里把国际国内的具体条件作周密的分析放在第一位,而要不要考虑国际经验呢?他讲必须要考虑,不考虑国际经验不行。国际无产阶级革命运动有广大的经验,苏联是革命已经胜利了的国家,这样好的经验你不要,完全靠自己搞,完全要自己来,对不对?不对的。但应当把这一部分放在后面,把那一部分放在前面。以前有一种译本是把后一半放在前面的,现在有正确的译本,首先要照顾到国内国外的当前的具体情况,并加周密的分析。我们制定的各种口号、指示,就应该是依据这些具体条件加以周密分析的结果,应是根据这种周密分析的结果来制定口号、指示,同时必须考虑到外国的经验,但对外国的经验要恰当的估计,不是硬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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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前在这一点上的缺点就是硬搬。要知道外国经验是在外国当时当地,所谓它的时间、地点、条件的东西。我们中国应当考虑到人家这种经验,而且必须要考虑,但是必须要估计到两种时间、地点、条件的不同。外国反对自由主义,外国反对德波林,我们也反对自由主义;我们也应该反对中国的“德波林”。但是,是不是一样呢?不消说,自然不能一模一样。苏联要肃清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我们现在也要肃清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我们要不要釆取那个经验呢?当然要采取的,但是一模一样的搬取就不行。在外国,在苏联有过清党运动,我们现在也要把党来一个洗刷。要不要采取外国的苏联的经验?要采取外国的经验,但主要应从我们国内的具体情况加以周密的研究分折。比如王实味确确实实是个托派,吴奚如确确卖实是个特务,边区里也确实有一部分党员是党棍,是坏人。我们对这些人,对我们党员,要一个一个具体来看,要按照具体条件来处理,同样也要考虑到外国的经验,正如上而所讲讲,制定口号这些东西都必须注意。比如我们刚才讲过的历史上有许多缺点、许多口号制定的不确当,煳里煳涂制定口号,像朱理治,郭洪涛制定的就是这样。现在我们看,今天有些什么口号,有抗日统一战线,抗日的口号制定了没有?制定了,是怎样制定的?是从当前具体情况出发制定的。像国共合作,各阶级合作。又比如,从前我们有一个八小时工作的口号,现在我们还坚持这个口号,但八小时工作制在中国现有条件下,是一个宣传口号,不是一个行动口号,而不是像过去某些人所认识的那样,在农村里马上实行八小时工作制,朱理治,郭洪涛就要在稍山里实行八小时工作制。我们现在还是十小时工作制,......八小时工作制只当作一个目标。将来全国工业发展了,到那个时候一定要实行八小时工作制;苏联现在工业发展的结果,实行了七小时工作制,比八小时还减了一个小时,所以,八小时工作制度只是一个目标。另外,过去还提出了不分富农、中农的田的口号,今天我们提出了减租减息,缴租缴息的口号以及抗日统一战线的口号。我们所提出的口号是不是根据国内外的具体情况加以很周密的分析呢?是不是根据这些条件周密分析的结果而制定的呢?是根据周密的分析,周密的研究。如减租减息,缴租缴息的口号在今天是适用的,在抗日统一战线时期是有效的。又比如三三制的口号,是不是根据当前国内具体条件周密分析的结果呢?是的,我们周密分析各种经验,认为要实行三三制,所以我们开参议会,我们和各党派人士合作。我们今天实行三三制是煳里煳涂制定的呢?还是周密分析以后制定的呢?是周密分析以后制定的。十小时工作制度,减租减息,交租交息,三三制,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是总口号)都是这样制定的。今天整顿三风、精兵简政这样的口号提出来了,如整顿三风这个口号,是煳里煳涂提出来的呢,还是确有需要呢?回答说,我们现在确有需要。精兵简政是煳里煳涂提出来的呢?还是确有需要?项英同志很早以前即提出了精兵主义,这在当时是不恰当的,只有现在提出这个问题才恰当。这是在现在这样具体条件下我们加以具体分析的结果而提出的口号,各地方要实行,就要讨论,我们边区一定要实行精兵简政。有些同志在去年参加过参议会,在参议会通过精兵简政以后,并没有加以周密具体的分析,因此不能够进行彻底。精兵简政过去不只进行过一次,为什么会进行得不彻底呢?就是因为没加以周密分析,没有把具体条件加以周密分析。比如我们边区有多少入,要穿多少衣服?这中间是有矛盾的,老百姓少,公家人多,所以我们今天一方面要发展生产,一方面要精兵简政。究竟在今天能够简多少?政府系统,党的系统,民众团体系统,执行这个精兵简政政策的时候,也应该有一个精密的分析;像现在西北局,边区政府、联防司令部他们所作的那些工作,是先加以具体的周密的分析,然后再加以具体的规定,这个工作作风是对的,、不是那样煳里煳涂的说现在要精兵简政了,就简。以前简过好几次都说没有简彻底,那就带了一点煳里煳涂,几次精兵简政都没有实行好,没有彻底。煳里煳涂,没有加以周密的分析。所以斯大林讲的这一条要不要注意呢?我看斯大林讲的这一条很重要。我Line trunca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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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条,“必须使党在群众的革命斗争的烈火中捡查这些口号和指示的正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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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有个第四条,后面有个第十二条,都是讲检查,但这两条的意思是不同的,这条里的“检查”指什么?主要讲检查口号、指示,实行原则的路线;后面是讲检查工作作风。这个路线的实行,口号的执行,具体的工作。第三条说,要根据对革命运动所处的国内外的具体条件的仔细分析来制定口号和指示。这是一个方法论。但是单有这一部分够不够呢?不够的,因为你说是根据具体条件的仔细分析所制定的口号、指示,方法论还没有完。还有一部分,就是说所制定的指示要在实践中间得到证明。理论从实践中抽出来又在客现实际中得到证明。第三条讲的这个从实际调查中抽出来就是讲所谓调查研究。口号,指示,决定、决议桉,就像你们现在所做的讨论的东西,从实际反映,成为口号、指示,这是方法论的,第一条。还有一条,你们说正确么?那么那时他们也讲根据实际呢?朱理治也讲的,他也是根据国际形势有两个世界的对立,国内形势有两个政权的对立等......。要在实践中考验,结果是白区十分之十,苏区十分之九搞掉了,在革命烈火中检查这个口号,检查结果怎样呢?烈火中那个可谓烈矣,国共两党十年内战可谓烈矣,检查的结果,那时的口号、指示正确不正确呢?不正确的。像打中心城市,稍山里建立工会、打通国际路线,肃反这些东西,无论那个都是不正确的;而另外一些东西是正确的,××、×××倒是正确的,岂不是革命烈火斗争检查正确不正确呢?朱理治、郭洪涛不信我们试试看,使得使不得,不然就转弯。现在我们的指示,我们刚才讲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三三制,减租减息,交租交息,十小时工作制,整顿三风,精兵简政......等等。像我们这些大大小小的政策,这些口号,这些指示,究竟跟实际合不合?我们要来检查。比如我们过去党内的教育制度,学校的教育制度,我们检查这个制度合不合教学的方法?我们检查结果是教条主义的教育方法。那么怎样?就要改。在革命斗争的火焰中,马列学院,党校也算火焰,教育了一两年检查一下,检查里头有教条、里头有三风。过去我们边区有两次作了精兵简政的决定,现在实行了几次,在今年春上,检查的结果,还不彻底。今年我们这个高干会,决定了许多,这次高干会以什么为准呢?开这个会是不是正确?我们承认是正确伪。如果不承认正确,那我们就不要作决议,既然作了决议、就要承认是正确的,是根据具体条件周密分析,这样作出来的。但是是否正确?不在于嘴上讲的,究竟怎样?最后的证明要在你去做,作对了就是对。但在作的过程中,不对的还要修改,你这决定的许多东西中是不是每条完全对?如果每条完全对,那是你周密的分析很恰当;如果还有一二条不对,那就是周密的分析还差。一切中央的指示、口号、决定都是这样,不能煳里煳涂地讲中央一切都对。这样讲的人是盲目的,是一个没有觉悟的人,我们说现在中央的都对,这是因为中央过去有这样多的经验,有这样大的胜利,、我们犯过许多错误,现在是比较慎重的解决问题,是来一个周密的分析。但是什么时候才能彻底正确?只有在实行以后,证明这个东西以后,才能说正确,不然是不能说的。中央不能说自己提出来的口号,指示一经提出,不要证明,就是正确的,不能这样说的。如果可以这样说,斯大林的第四条提出来做什么呢?岂不是多余了吗?理论是从客现实践中抽出来的,又从客现实践得到证明,这是第四条。我在这里讲话,我决不能说我的话一讲出,那就完全正确,这要在实行以后证明他是正确的,才是正确。今后任何领导者,任何同志要有这样的态度。客观实践,实践是考验真理的标准尺度。用什么尺度来衡量是真理呢?就是用实践这个尺,可以说不在他的决议桉、宣言、而在他的行动。朱理治、郭洪涛他们的宣言,我看也差不多,他隐瞒党,单把他所说的所讲的一点和过去此,有进步,但我们相信不相信呢?在他作出以后,过去他隐瞒党,以后不隐瞒党了,过去胡乱搞,今后不乱搞了,过去犯错误,以后不犯错误了,过去破坏党,以后不破坏党了......那时我们就信了。马、恩、列、斯告诉我们说:宣言,决议桉这些东西,不是检查一个党,一个干部,一个同志的主要标准,检查一个党,一个干部,一个同志的主要标准是在他实行的结果。所以第四条是非常重要Line trunca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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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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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按照新的革命的方式来改组党的全部工作,特别是当社会民主党的流毒在党内还没有清除的时候。这样党的每个步骤和每人行动就能自然而然地使群众革命化,使工人阶级的广大群众受到革命的训练和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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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条讲什么东西呢?这一条就是讲工作作风,他这里的原意是不要社会民主党的作风,要有布尔什维克的作风;不要有改良的作风,要有革命的作风。因为社会民主党那时就没有革命的作风,而是一种改良的作风,所以应当把党的作风改造过来,放在新的革命的基础上,新的革命的步调上,新的革命的精神上。俄国布尔什维克是从第二国际分裂出来的。第二国际是改良主义统治的,布尔什维克党就是从那种改良主义中分裂出来的。第三国际是从第二国际分裂出来的。因为它不革命。条件变化了,今天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社会民主党呢?它是改良的作风,它没有办法领导无产阶级去革命。所以要有一个新的党,列宁就建立了这样一个新的党。各国按照布尔什维克作风建立了共产党,如法国、俄国,英国、美国和我们中国。这样的作风,他这指示、口号、政策、作风实行以后,自然而然地使群众一天天革命化,使工人农民就不再那样想改良,不再妄想第二国际想的那一套,使他们一天天革命化,教育广大的群众,他讲的本意就是这个。这对于我们怎么样呢?我们有没有社会民主党的传统?我们没有。×××同志的文章讲得很好:我们中国没有社会民主党的传统。我们中国党有两个缺点:一个是“左,犯过许多大的错误。一个是右的,我们今天讲这一条,应该讲什么呢?就应讲反对自由主义。现在我们党内自由主义相当浓厚,同时我们当然还要反对过“左的,比如征粮工作,不调查乱派一顿,命令主义。这样实行能不能让群众自然而然地革命化呢?这是已经革命的地方,还可以使他们更革命,还需要他们更革命。比如,当兵打日本,要出公粮,就是革命工作,命令主义能不能使边区农民自然而然地出公粮?当兵呢?不能的。同时我们有自由主义,就是刚才讲的。党内有很多的坏蛋,有王实味,有吴奚如,我们中央研究院,过去的马列学院,这具体的例子,是不是一种新的作风?那里头缺乏新的革命的作风。我们鲁艺,在报纸上看到,在××同志领导下,现在转向新的革命作风。你说过去就不革命吗?不对的,过去也是革命的。那里有很好的新的革命作风,使得群众自然而然革命化,中央研究院的研究员、鲁艺的学生,这都是群众。怎么样使他们自然而然革命化?我想具体的步骤就是整顿三风的办法。在这个月中间,你们看中央研究院,在范××同志的领导下,整顿三风是在新的革命步调下实行的。这些步骤,使中央研究院的群众自然而然地革命化,使得鲁艺的群众,在××同志的领导下自然而然地革命化。现在每一个机关,比如“解放日报”社,五湖四海,集合了许多入,要特别注意自由主义。我们边区这地方有党校,有边区师范,有财政系统,有银行,有各种机关,从各方面来的入都有,大家不熟悉,不了解,带来了各种不同的倾向,我们就实行这种步骤,叫做整顿三风,实行这一种此过去更进一步时新的革命作风,使这些人自然而然革命化。比如什么笔记啊,漫谈会啊,大座谈会啊,小座谈会啊,传观笔记啊,开展批评啊,实行这样的步骤,使得这些人自然而然地革命化。全边区要实行这个步骤?你们回去也要实行这一条。我们过去的作风,有许多不健全与不正确的地方,那是改良呢?还是革命化呢?我们没有社会民主党的传统,我们拿每一个口号,每一个指示、每一个动作,使干部,使群众有新的革命作风,这样使学生自然而然地进步,使机关工作人员工作效率自然而然地提高。过去,不安心工作的问题是没有解决的,是存在着实际问题,很多的入,天天想调动工作,是不是事实呢?是的。有多少呢?不只一两个,有好几百,好几千个在工作岗位上不安心,因此我们就来一个适当的解决,就是整顿三风,自我批评,这样一来,他们就安心了。他们调动工作也愿意了,从前调动工作哭哭啼啼,讲价钱,现在觉悟了,已革命化了,已进步了。斯大林讲“改良与革命”对我们有没有用呢?有用的。但是对于社会民主党问题,我们是没有的。我们有的问题,命令主义,自由主义。这些东西我们不要,我们就是要新的革命作风。我想这样来解决,这样来实行这一条,这样来培养和教育工人阶级的广大群众,这样来培养和教育党内的广大干部,党内的广大群众,这样来培养教育广大青年,然后在这个基础上,来培养和教育Line trunca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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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条:“必须使党在自己的工作中善于把最高的原则性(不能和关门主义溷为一谈!)和与群众最广泛的联系及接触(不能和尾巴主义溷为一谈,)结合起来。不然,党不但不可能教导群众,而且也不可能向群众学习;不但不可能引导群众并把他们提高到党的水平,而且也不能倾听群众的呼声和预料到他们的迫切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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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讲这一条要把原则性,要把革命的原则性同联系群众结合起来,不然,党就不可能教育群众,而且不可能向群众学习。你要讲要教育他们,要向群众学习,要倾听他们的呼声,我们对群众的关系是:一方面要教育群众;一方面要向群众学习。如果不是这样。想把革命的原则同联系群众结合起来是不可能的。不联系群众就不能教育群众,就不能向群众学习。你只讲党的最高原则是不行的,党员的作用是指导群众,联系群众,教育群众。不联系群众,你有什么办法教育群众?有什么办法向群众学习呢?你不联系嘛,教育个屁。教育不了,学习不了的。你不联系就脱离,你与群众脱离了关系,不仅不可能引导群众和把群众提高到党的水平,而且也不可能倾听群众的呼声,以及推知群众的迫切需要。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与群众脱离了关系你怎么提高他呢?要把群众提高到党的水平,先锋队的水平,将来,几十年,几百年以后,逐渐地提高到了党的水平,那时共产党就不要了,全世界的阶级都废除了。阶级废除了以后,群众的文化发展了,教育发展了,群众跟党差不多了,那时候党就不要了。我们现在在革命的过程中,就要这样逐渐地教育群众,把群众提高到党的水平。如果不联系不接触群众,那怎样去提高他们呢?而且也不可能倾听到群众的呼声,你怎样知道人家的迫切需要呢?人家的迫切需要是要打游击,他们迫切需要的是农民的事,而你在这里要在稍山里建立工会;人家需要的是分土地。你需要搞集体农庄;人家需要十小时工作制,你要搞八小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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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第六条是讲群众工作问题。斯大林告诉我们对于群众工作要“把群众的日常生活上的需求同基本要求联系起来”,基本要求就是最高原则。但是用什么方法去搞社会主义、集体农庄、八小时工作制呢?这就要依据具体的条件,尤其是现在中国的环境,要求低一些,比如破除迷信是最高原则,我们是唯物主义者。但是话一说出来,就到处破除迷信,到处打庙,就发生了问题。比如在×县有一个庙打了,老百姓就不高兴,我们是唯物主义者,我们是先锋队,我们是相信共产主义的,我们主张破除迷信,知道没有什么神与佛,我们是不要庙的你们为什么还要呢?不知道他们现在还要是有原因的,是因为生活条件、经济条件的限制。比如,外国人开洋船,我们中国人是开木船,开木船就要信龙王菩萨,开洋船就不必信了。木船不信龙王菩萨翻了不得了,洋船翻得很少,很大的风浪也不怕。乡下信观音菩萨,所谓送子观音。破除迷信是最高的原则,如果今天破除了迷信,同志,他们没有中央医院,人家生娃娃生不出来怎么办?生死了怎么办?(笑声)我们有中央医院可进,中央医院有金大夫,有外国医生,如果生不出,他可以开刀破肚,如果生不出可以挖出来。那就是灵得很,这就不要迷信了。迷信是有原则的,是受生产条件、经济条件限制的。比如我们是反对求菩萨吃药的,但有人要求神,因为这个有两个好处:第一吃了不会死人;第二比较便宜。要是请医生,还要给他吃猪肉,这就要好几元钱,还要送“色对”。医生的药有时还要吃死人的,其实如果到处有西医,如果中医进步的话,那么求菩萨也会减少。我们这破除迷信是个最高的原则,但我们现在应该迁就他们。比如婚姻自由是我们的一个最高原则,现在“解放日报”写了一篇文章,相当地鼓励了这点,而“统统是乱七八糟”(此处未听清楚)。我们说不要破除迷信吧,这就是忘记了最高原则。中国讲民主,但在重庆、西安去讲是不行的,我们现在忍耐一下。所以要把最高的原则性同群众当前的日常要求联系起来。不要忘记了最高的原则性:破除迷信、婚姻自由、民主集中制、社会主义、集体农场、打大城市......等等最高原则不要忘记,这个原则是我们建立党的最高目标,忘记了就不算共产党。可是还有一条,一定要按照群众的要求。今天能够办到的,可能做到的,就这样来做,这样才算与群众密切联系,才算与群众接触了。澎湃同志在海陆丰,他在那里自己也去敬菩萨。澎湃同志是农民运动的大王,他是一个大学生,又是一个留学生,他是一个地主,又是全国农民运动的大王,是个共产党员,是中央委员。他怎样做呢?他自己去拜观音菩萨。老百姓是二月十九日拜观音菩萨,你也去,他们就说你好。如果不去,他们就说你不大好。为什么不相信菩萨呢?你也去,他们就说你好。如果不去,他们就说你不大好,为什么不相信菩萨呢?我看你这个人不大正派吧,菩萨不可信,我说我们就来信一下吧,你说我相信菩萨,人家看到你是大学生,又是留学生,看到你相信菩萨,人家说,你说个好同志,群众见了你就请你坐下来,就请你吃茶,这就是联系了群众,还应该穿群众的衣服,要同群众打成一片,如果戴这样高的拿破伦的帽子,穿一双皮鞋,手里拿着司的克,这样就不行,一定要穿农民的衣服,要同群众打成一片,要迁就他们的落后,要接近他们,同他们联系,倾听他们的呼声,这样就可以教育他们、也就可以向他们学习,也就可以懂得他们的迫切要求。我们懂得了以后就要慢慢来,把土豪打了,田地一分,菩萨就少了。在中央苏区就只有老太婆还相信菩萨,特别是有儿子在军队里当兵的老太婆,他们还相信菩萨,他们求菩萨保佑她的儿子打胜仗,如果她有几个儿子在军队中,或者死了儿子的,她就更相信菩萨了。而在一般的群众中就不相信,特别是青年人不相信菩萨,因为他们是身强力壮的,靠自己,所以他们不相信菩萨。老太婆相信菩萨,她们是有各种原因的。这是一条,就是群众工作的原则,要把这两个原则结合起来,一个是最高的原则,一个是联系群众,最高原则不要变成了关门主义,郭洪涛、朱理治他们搞的是关门主义;联系群众不要变成了尾巴主义。敬观音菩萨敬一次还可以,如果天天敬,这样就把共产党溷同于老百姓一样了,就变成了老百姓的尾Line trunca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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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条:“必须使党在自己的工作中善于把不可调和的革命性(不能和革命的冒险主义溷为一谈)和最大限度的灵活性及机动性(不能和迁就行为溷为一谈,)结合起来。”这就是要把革命性与机动性,灵活性这两个东西相配合,如果不然,党怎么样呢?那么党就不可能掌握各种斗争形式和组织形式,不可能把无产阶级的日常利益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根本利益联系起来,也不可能在自己的工作中把合法斗争和非法斗争配合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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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在前面已经讲过了,这一条特别提出,第六条着重于群众工作,第七条讲统一战线原则,讲统一战线的战略战术,讲斗争的战略战术。斗争的形式,组织的形式,这就是战略战术问题。这一条可以成为一大本书,斯大林每一条都可写成一大本书,第二条是理论,第三、第四条是唯物主义,每一条都可成为一本很大的书,第六条讲群众工作,第七条讲统一战线,斗争形式,因为我们不但有部分基本群众,而且有一部分别的阶级,别的集团。我们革命要按照可能性,可能与他们联合就同他们联合,这里有一个最大限度的灵活性与机动性,比如我们的三三制,这个三三制是最大的灵活性与机动性。我们要把不调和的革命性同、灵活性配合起来,我们曾经打倒过地主,现在要联合地主,实行三三制。过去曾经没收过地主的土地,现在是减租减息与交租交息。这个办法叫什么呢?叫灵活性、机动性,这是不是丧失了革命性呢?托派这样讲我们,也说我们投降了资产阶级,投降了国民党。过去我们同国民党作战十年,今天日本人打来了,又同他联合,这叫做灵活性、机动性。而托派说我们反革命,投降了国民党。我们说相当的改善工人生活,他们说我们投降了资本家。所以“左”倾的人就拿这些话来骂共产党。说共产党是右倾。列宁作了一本书,叫做《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那本书上讲的就是这个第七条,告诉党员要把革命性同灵活性、机动性配合起来。那时候欧洲英国、法国、德国、荷兰、意大利的共产党中有些人提出反对打迂回,想在一个早上革命成功。莫斯科的革命成功了,我们还做什么国会工作,他们反对做国会工作,也反对利用国会做讲台,他们反对同社会民主党左派联合。列宁在一九二○年四月作了这本书,过去不大注意它,郭洪涛、朱理治过去就没有看过这本书,也不忠实这本书,看,也是眼花了没有看进去,而这上面许多东西都讲了,第三条上面的东西大概那上面也讲了,那本书上主要讲了统一战线问题,讲反对“左”倾机会主义,如果不讲灵活性,只讲革命性,那么有没有可能来掌握各种斗争形式,各种组织形式呢?没有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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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只讲打仗这一种斗争形式,这种斗争形式是主要的斗争形式,武装斗争形式。八路军、新四军要不要灵活性呢?我们去开参议会。去开国民参议会,这个要不要呢?我们还是要的。我们还是要到重庆去开国民参议会。就拿日本占领区、沦陷区来说,八路军在华北打,新四军在华中打,天津,北平、上海、冀中现在是日本占领了,我们岂不是束手无策吗?人家占领了,我们打不出,我们有没有办法?我们有种办法,叫做合法斗争。伪军是合法的,人家承认的,我们可以利用伪军,在伪军中做点工作,比如像怠工,这不是很大的违法,如今天推托出发,修路推迟两个钟头到工也不算很大违法,这就是掩护我们的工作人员过路,晋西北老百姓在沦陷区用怠工的方式不去修沟,有几个区的老百姓就不去修沟,这是合法的,是在合法形式下进行的。八路军、共产党提出这样的口号,但沦陷区老百姓要提出这样的口号,头就会不见了,那一个区域的老百姓,李四张三跑出来说:“日本人,我们打倒你。”那他的头就保不住了。要搞合法斗争,你老爷叫我修路,好吧,回去后就可以少修一点,可以不修一点。现在日本士兵开了代表大会,有很多条要求,在“解放日报”上登了,在各个地方都作了。那些要求是什么呢?要日本人发手巾,要日本人允许炒菜馆子存在。这是什么斗争形式呢?这是合法斗争。因为炒菜馆子是日本人承认的,因为法律上有,后来不承认了,发手巾法律上也有,现在不承认了,可是没有手巾就不能洗脸。这是合法斗争,这个如果实行了,手巾发了,炒菜馆子也能存在了,也就满足士兵群众之意了,那么这个合法斗争就胜利了。没有手巾就发动斗争,这就慢慢把觉悟程度提高了,变成为群众运动,这样的一次二次三次就慢慢地把,群众的革命性,积极性,觉悟程度提高了,这就是合法斗争与非法斗争的配合。列宁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推病》中讲:“布尔什维克三次革命的经验比世界上任何一国都是最丰富的。”的确,是最丰富的。布尔什维克在俄国十五年中(一九○三一一一九一七年)经过三次革命,有合法斗争和非法斗争,流血斗争与不流血斗争。这一方面,中国的经验也许还要丰富些。因为我们合法斗争与非法斗争是同时存在的。布尔什维克在一九○五年以前没有苏维埃,只可以作些合作斗争。我们不然,我们过去十年内战是非法,可是在白区我们可以作些合法斗争是他们许可的,如搞合作社,黄色工会。那时××同志搞黄色一工会、合作社,讲他是机会主义,这种说法是错误的。在国民党区内可以作两种斗争:一种是利用合作社、黄色工会,学校等等作合法斗争;另外还可以搞非法斗争,白区也有暴动示威,只要条件可能,虽然法律不允许,我们还可以做。在日本人区域也是一样,在日本人区域作非法斗争,有时还不适宜,有时还是要的。现在法国、德国立刻准备推翻希特勒的斗争是必要的。我们演过一个新木马计的戏,他所写的斗争是什么性质呢?是合法斗争与非法斗争两种,像神秘的不能使人知道的那一部分是非法的,像可以同人家合作的,如要求加工资。章程上有的他不做,我们就要求,这是合法的斗争。新木马计描写了这两种斗争,比如《水游传》上的祝家庄,两次打不进去,第三次打进去了,因为做了新木马计,有一批人假装合作打宋江,帮助我们打宋江的那就欢迎的很,相信他们,这就是合法的,但暗中准备非法斗争,等宋江打到了面前,内部就起来暴动。革命没有内部变化是不行的。中国的三打祝家庄,外国的新木马计都是这样。单单有一种斗争形式,只有合法斗争,没有非法斗争也不行,如社会民主党。单有非法斗争,没有合法斗争是“左”倾。列宁曾批评过“左派”幼稚病,要把这两个东西配合起来,要有灵活性。现在联合整个世界反对法西斯,这个阵线包括罗斯福、丘吉尔、还有我们中国的国民党,包括范围这样广大,苏德协定并没有放弃和英美的关系,苏联的大使还在英美,而苏德协定破裂的时候,英美苏协定便建立起来。英美苏合作不成功,因为张伯伦反对,要搞慕尼黑。张伯伦要联合希特勒打苏联,我们让他们打张伯伦,我们要和德国合作,因为他要联合德国打我们,德苏协定,德国和我们订条约。张伯伦到了胜利就变心了。实现公开化就是去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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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没有这样的策略,不采取这样的斗争形式和组织形式就不行。有哪些组织形式呢?英美协定、工会、青年大会,美国也有个青年大会,援军青年大会,有中国代表,有美国代表,这是组织形式。要灵活地运用各种组织形式来达到革命的目的,只有一种死板的固定的组织形式与斗争形式是不好的,斯大林专门一条讲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与斗争形式的问题,要有最高的革命性,同时要有灵活性。从前是打倒国民党,西安事变的时候我们变化了,我们联合国民党。人家进行反共高潮和我们斗争,我们只好斗争,等到形势能够转变的时候,我们立刻放弃斗争。阎锡山搞新军的时候,我们不能不援助新军。当那时候我们能够搞好,我们便和他搞好。斗争的手段是为了达到团结,我们要有理有利有节。今天只讲这一点,下次再讲(鼓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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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把这个问题讲完。关于第六条、第七条还有些同志不大清楚,为什么原则性不能和关门主义相溷淆?为什么与群众最广泛的联系及接触不能和尾巴主义相溷淆?底下又说,为什么不可调合的革命性不能和冒险主义相溷淆,最大限度的灵活性及机动性不能和迁就行为相溷淆?关于这一点,这个原则性,他是说与群众最广泛的联系及接触的最高原则性,这是讲我们做群众工作,我们对基本群众,比如讲群众里面有先进分子和落后分子,要把落后的提到先进地位,要把群众提高到党的水平,提到先进的党的水平,这就是最高的原则性和最高的觉悟性,但是不要离开群众,这里头不要有关门主义,所以讲不要与关门主义相溷淆。如果讲原则性,比如拿党内来讲,经常有许多同志所谓提高到原则的高度。比如在中央苏区,有一个学校里头,就是关于吃辣椒的问题也开展斗争,把吃辣椒提高到原则高度,说不准吃辣椒,如果吃就没有原则,提高到原则的很高程度,这个东西是不行的,这那里是原则性呢?这种东西实际上不是原则性,而是关门主义,是乱用原则。这叫做原则?这个不叫原则,这叫做关门主义。这样只能搞一个不吃辣椒的党,那么吃辣椒的人都不能进来。所以有许多关门主义假借着原则性,他们的口号是原则性,实际上不是原则性而是关门主义。我们要善于区别,不要把原则性同关门主义相溷淆。原则性是广大群众他们所适合的,广大群众今天不适合,将来也是适合的。比如前天讲破除迷信,这一点要破除,但今天广大群众信迷信立即提高到先锋队的不信迷信,是不行的。我们怎样把广大群众的信迷信提高到先锋队的不信迷信?这就要和广大群众接触,逐渐地慢慢地一点一点地工作。在这个陕北,你来破除迷信,你来提倡婚姻自由都要注意这一条。所谓原则性,我们要善于区别。有些人假借原则这个名词而实际上是关门主义,那是实际上不要原则性。至于联系广大群众时又不要忘记了这个原则性,最高的原则性不要忘记了。如果忘记了,比如迷信的破除,今天老百姓是信迷信的,因此我们就不做破除迷信的宣传工作,一切信迷信的可进工会、农会。你讲在我们党内也有少数人信迷信,也有的,我们陕甘宁边区三万个党员,你说一个也不迷信吗?信迷信的还是有的,还有一部分,还有一部分不赞成婚姻自由的。那么现在我们不能拿信不信迷信,拿赞成不赞成婚姻自由来作为检查党员的标准,要拿另外几条,作为标准。我们跟群众最广泛的联系,但不要做群众的尾巴,不然就做了群众的尾巴。这叫做最广泛的联系但不能做群众的尾巴。最广泛的联系是一件事,做尾巴又是另一件事,因此我们讲最广泛的联系不能与做尾巴相溷淆。我们讲最高原则并不是脱离群众,但我们要向着最高原则性走去。我们要经常记得:最高原则绝不是关门主义,关门主义是一种东西,原则性是另一种东西。这是讲原则性和落后性,怎么使群众的落后性提高?但不是尾巴主义?我们要经常记得,最高原则性绝不是关门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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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第七条“不可调和的革命性和最大限度的灵活性及机动性",这是讲革命与妥协的关系。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那本书上已经讲了,因为西欧的共产党,他们提出这样的口号:“不作任何妥协。”列宁批评这个口号是要不得的,是错误的。但是当西欧的共产党提出那样的口号的时候,他们自命为“很革命”,自命为“不可调和的革命性”,不作任何妥协是革命性。但是他们是不是革命性呢?不是革命性,这是冒险主义,他们不作任何妥协,可是群众的觉悟是这样,他们不利用国会,不利用合法斗争,不看群众的觉悟程度,他们不作国会斗争,不利用其他的合法斗争,就是进攻,这就叫做冒险主义。这个时候要迂回,要妥协,列宁讲到俄国布尔什维克党的历史的时候,他说:在党的历史中曾经作过许多妥协,这一妥协要有最大限制的灵活性和机动性,但这不是迁就行为,第二国际的行为才是迁就行为。共产党布尔什维克要和别的阶级、别的成分进行妥协,进行合作,甚至利用敌人。例如俄国的布尔什维克利用了沙皇的国会,这个国会是敌人的,不是同盟者,但是因为法律上有这样规定:共产党员可以进去当议员,共产党可以以若干票当议员。这时候全国没有大革命,像这样的当然可以利用,如果不利用,这不是革命,实际上是冒险主义,是冒险的进攻。所以需要灵活性,这个灵活性是最大限制的灵活性,比方讲这样的例子,苏联跟德国法西斯妥协过,就是在去年六月以前的德国,曾经订过德苏协定。我们这个殖民地半殖民族国家的党,在十年前就和资产阶级妥协过,在全世界上恐怕中国第一次和资产阶级进行妥协,共同进行反帝反军阀斗争。甚至现在全世界共产党,除了法西斯国家的资产阶级外统统同他们进行妥协的。在中国是同国民党、同地主,在我们边区是同地主。所以那样思想是不正确的。但是无产阶级对于别的阶级只有小资产阶级能够领导它,至于资产阶级那是不能的。现在我们不但同资产阶级合作,而且同地主合作,各个根据地的地主阶级、资产阶级在共产党领导下共同抗日。英国资产阶级的保守党,美国资产阶级的民主党,中国的资产阶级、地主阶级,现在世界上的大多数的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无产阶级,无产阶级政党,无产阶级祖国苏联都同他们进行妥协,这个妥协不同于迁就行为。这个妥协吗迁就行为吗?这不叫迁就行为,这是把不可调和的革命性和最大限度的灵活性及机动性结合起来了。我们和他们进行妥协,是不是忘了革命,就一直妥协下去了?资产阶级、地主阶级他们是这样想,这样希望,但我们不是这样,我们是妥协不忘革命,革命不忘妥协(笑声)。现在需要妥协,因为妥协有很大利益,而且要同全世界大资产阶级、地主阶级妥协起来。比如波斯同苏联订条约,波斯的皇帝向苏联妥协了,但这不叫迁就行为,完全丧失立场。革命完全不管,比如张国焘就是这样,张国焘跑出去以后到了汉口,在《大公报》》上落了宣言,发表他的意见(这个宣言现在还可以找到),他讲的妥协就是迁就行为,就是完全不要原则性,完全不要革命性,革命与妥协的关系他只要妥协不要革命;现在我们有些同志,过去那些冒险主义,一一九一八以后的冒险主义,在这里开会,你们清算了朱埋治、郭洪涛两位冒险主义,他们是“左”顿机会主义,是清算什么东西?他们是不是革命性?他们不是革命性是冒险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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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冒险主义绝不能与革命性相溷淆。革命中间的冒险主义,他们的这种冒险主义,他们自称为革命性,自称为是革命理论,自称为是革命的政策,所以有些人也觉得他也有革命理论,也有革命的政策,这是不懂得什么叫革命的理论,革命的政策的人,就煳里煳涂地无疑问地相信他这种宣传,以为这是革命的理论,革命的政策。但是这不是你搞错了,这是冒险主义。我们讲不可调和的革命性不是和冒险主义相溷淆,不可调和的革命性是一个东西,冒险主义又是一个东西,这是两个东西。斯大林讲了,在统一战线中右倾的东西可能增长,所以我们要防止那种借口最高限度的灵活性,实际上变成了迁就行为。典型的是张国焘,口头上是灵活,实际上是迁就。斯大林讲了要我们注意,这是这六条,第七条的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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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条:“必须使党不掩饰自己的错误,使它不怕批评,使它善于用自己的错误来提高和教育自己的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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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条:“必须使党经常地改善自己的组织的社会成分,清除那些腐化的机会主义分子,以便达到最大限度的团结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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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条在联共(布)党史结束语中也分作两条:关于反对机会主义,关于我们自己队伍中间有错误应该批评,这两条分开。在这里第十条的范围和《联共(布)党史》结束语所讲的那个似乎多少有些出入,有些不同,但是大体上意思差不多。现在我们在这里就把《联共(布)党史》结束语第四条来看看。《联共(布)党史》结束语一共有六条;第一条讲党,要有一个革命的党,同这个布尔什维克化的十二条的第一条一样,基本点是一样的;第二条要精通马列主义理论,要有革命的理论,跟布尔什维克化的十二条第二条一样;第三条讲工人阶级的统一;第四条讲共产党的统一;第五条讲自我批评;第六条讲群众工作。关于工人阶级统一,第三条就是讲工人阶级统一,工人阶级队伍中间应该是统一的,那些欺骗工人阶级的政党,实际上是反革命政党,应该和他们斗争。要有革命的党,不是社会民主党,而是共产党,列宁式的党,我们有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武器,这样的党,有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武器的共产党。工人阶级要清洗自己的队伍中那些反革命分子,要与反革命分子作斗争,使工人阶级统一,还有就是使党统一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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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条就是讲党的统一,我们就是讲党的一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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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党史教导我们说:工人阶级政党如果不同自己队伍中的机会主义者作不调和的革命斗争,如果不粉碎自己队伍中的投降主义者,就不能有自己队伍的统一和纪律,就不能实现其为无产阶级革命的组织者和领导者的使命,就不能实现其为新社会即社会主义建设的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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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党内生活发展的历史,乃是在反对党的机会主义集团――‘经济主义者’,孟什维克、托洛茨基分子,同布哈林分子反民族主义倾向者作斗争并把他们粉碎的历史”。而斯大林分析了这种东西,说应该粉碎,并且说:“也许有人以为布尔什维克为了与党内机会主义者作斗争而耗费的时间未免太多,以为我们把这些机会主义分子的意义未免看得太高。但这种想法是完全不正确的,决不能容忍自己队伍中间有机会主义存在,正如不能容忍健全身体上有毒疮生长一样。党是工人阶级的领导部队,工人阶级的先头堡垒,工人阶级的战斗司令部。在工人阶级的领导司令部中,决不容许有缺乏信心者、机会主义者、投降主义者和叛徒之足。在自己的司令部中,在自己的堡垒中留有投降主义者和叛徒而不同资产阶级作殊死的斗争,就会陷于腹背受击的地位。不难了解,这样的斗争只会受到失败的结局。堡垒是最容易从内部攻破的。为要达到胜利,首先就必须把工人阶级政党中间,工人团级的领导司全部中间,工人阶级先头堡垒中间所有的投降主义者、逃兵、工贼和叛徒清洗出去。”(《联共党史》四三三页第八行至第十五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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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讲了几种人,讲了机会主义,投降主义,叛徒。比方讲机会主义,如果他不是叛徒,那就是机会主义。但是党除了对机会主义以外还有没有别的?还有叛徒,比如王实味、吴奚如。前天讲了吴奚如表面是共产党的,实际上给国民党作事,这叫机会主义嘛!王实味是个托派,他在这里组织五人民党集团。这叫什么?这类叫叛徒。机会主义就是在政治上,比方讲,这一次你们开了十一天会,清算了过去的历史,朱理治、郭洪涛过去那一套搞在陕甘宁边区来损害党,损害革命。这样的前方堡垒一一陕甘宁边区共产党内有这样的机会主义者,那么在进行斗争的时候是什么呢?前面是敌人,后面也是敌人,堡垒中也有敌人,参谋部内也有敌人,结果捉了许多人,把××同志,×××同志也捉起来了,杀了二百四十个干部,几乎把领导人都杀了,把大批共产党员都杀了,××,×××也几乎杀了,你说危险不危险,堡垒是最容易从内部夺取的。这叫三打祝家庄。一打祝家庄打不进去,二打祝家庄打不进去,三打祝家庄打进去了,为什么打了进去呢?小说作者写得非常好,写得完全符合事实,不但正面进攻打进去,而且那堡垒是从内部夺取的。新木马计告诉我们,要我们从内部夺取。我们对敌人的态度如此,敌人对我们的态度也是如此。如果我们自己,我们堡垒里面,我们党里,特别是我们领导机关,这个危险在什么地方呢?危险性就是在最高领导机关,像中央、中央局、中央代表团、大代表团、小代表团等这样的权力机关里头有机会主义。朱理治究竟是不是叛徒?现在要查,查出来是叛徒的话,就是以机会义的帽子进行叛徒的实质。我们同意一个同志的分析,同意张秀山同志的分析,张秀山同志讲得对,他说:他的前途有三个:第一个前途,反对党,退出共产党,走到反革命方面去;第二个前途,继续两面派;第三个前途改正错误。这三种都有可能。这种分析我认为是很恰当的,这三种是讲现在,将来总有一条,要就是反党闹事;要就是继续两面派,隐瞒党,欺骗党;要就是改正错误。至于这三种可能那一种可能性大?现在难以分析,我看我们现在的政策,还是允许他们在党内,使他们进步,这是我们的。但还有他们自己,要他们自己觉悟。如果他们自己觉悟了,可能走第三条路一改正错误,不然就是第一条或第二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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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共(布)党史》结束语第五条讲什么呢?党史又教导我们说“如果党竟因为胜利而骄傲起来,如果党竟已看不到工作的缺点,如果党竟害怕承认自己的错误,害怕及时来公开诚恳改正这些错误,那它就不能实现其为工人阶级领导者的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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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讲到应该看到缺点,应该看到自己工作中的缺点,不要骄傲,应该看到自己工作中的错误,不要害怕,应该承认错误,不要怕及时的公开的承认这些错误,要公开的承认,并且要诚恳的纠正,要公开的讲,不要关在小屋子里几个人讲一讲。既然认为是错误,就应该公开的纠正错误,公开的承认,诚恳的纠正这些错误。如果不是这样那么党就不能成领导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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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党不害怕批评与自我批评,如果党不去掩盖自己工作中的错误和缺点,如果党能根据党工作中错误的实例来教育和训练干部,如果善于及时改正自己的错误,那它就会是不可能战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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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联共(布)党史》告诉我们要在犯错误中间来教育自己,教育干部。如果隐瞒错误又怎样呢?这里讲了,第一,讲应该怎样;第二,讲如果我们纠正了这些错误,就会很好,这样党就是不能被战胜的,如果总隐瞒不纠正又怎么样呢?“如果党竟隐瞒自己的错误,抹杀迫切困难的问题,用百事大吉的粉饰词令来掩盖自己的错误,不能容忍批评和自我批评,浸透自满情绪,一味自高自大,高枕而卧那它就会必遭灭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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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现在有没有这样的人呢?这不是路线问题,所谓机会主义路线问题,也不是什么叛徒、奸细的问题,而是我们工作中个别错误的问题。(这样的)。这次这个会,过去十一天是清算过去历史上的问题,以后若干天还有讨论,这个性质是什么呢?这里我们又反对闹独立性反对自由主义的错误,我们要讨论闹独立性的问题,自由主义错误的问题,我们要精兵简政,我们要整顿三风。现在我们整顿三风的基本方向是什么呢?就是说要纠正自由主义的错误,纠正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这些错误。犯了这种错误的人,犯了独立性、犯了自由主义错误的人,他们应该釆取什么态度呢?应该采取隐瞒错误的态度吗?不应该的。对党中央、西北局、高干会、应该隐瞒这些事情吗?高干会是党的,西北局是党的一个组织,高干会是整个边区党的高级人员的会议,应该隐瞒自己的错误吗?如果隐瞒这个错误,如果隐瞒这个迫切的困难,精兵简政是不是迫切的困难?整顿三风是不是迫切的困难?如果百事大吉的虚夸(粉饰词令)来隐瞒自己的缺点。我们边区党的系统,政府系统,军事系统,民众团体中有妇女、工人、农民、文化人等,应该不应该用百事大吉的虚夸(粉饰词令)来隐瞒自己的缺点?不应该!应该承认错误,应该运用批评与自我批评。人家对我们批评,我们自己也应该作批评。如果党开始骄傲起来,不看见自己工作中的缺点;如果党害怕承认自己的缺点,害怕及时的公开的承认、纠正这些缺点,那么党就可能免于灭亡。所以这里讲的,党史教导我们说,我们应该承认错误,应该看到错误,应该及时的公开的和诚恳的纠正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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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如果是这样的公开纠正错误,承认错误,那么党是不可战胜的。党史再告诉我们,我们党如果不是这样,害怕批评和自我批评,百事大吉,隐瞒错误,抹杀迫切困难的问题,一味自高自大。《联共(布)党史》讲到自高自大,在我们延安也有自高自大,不好!老子天下第一,不好!这里没有讲老子天下第一,你加上一句也差不多,这里讲自高自大要不得,把枕头枕得高高的睡觉,那就要灭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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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讲,如果不纠正错误,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就要发展,就要亡党亡国亡头,你这个头也要亡掉,二百四十个干部的头亡掉了,××,×××的头几乎亡掉了,“刀下留情”恐怕党就不免灭亡。《联共(布)党史》在这里首先引了列宁下一段话:“政党对于本身错误所持的态度,就是表明这个党是否郑重,是否在真正执行自己对本阶级和劳动群众所负义务最重要最可靠的尺度之一。”对于错误所抱的态度,是考察这个党是不是真正的党,是不是认真办事的党,是不是在真正执行它的义务。这个党对于无产阶级,对于劳动人民的义务,这就是讲要公开地承认错误,揭露产生错误的原因,分析产生错误的环境,仔细讨论改正错误的方法一一这是郑重的党的标志,这就是执行自己的义务,这就是教育和训练自己的阶级,以至于群众。这种错误是不是包括路线错误?我想也可以包括路线的错误。在一些时,以及不久以前的时候,党的领导机关犯路线错误,因此我们应该公开承认路线的错误。因路线的错误而一直走下去,像孟什维克路线,托洛茨基路线的错误,后面没有作反革命的事,还是革命的时候,那是路线错误,但是不包括成为一种派别的继续的斗争,同党对立起来,以至于走到反革命,这是属于那一条呢?这是属于第四条。我想这个也可以包括犯大的错误,也可以包括犯小的错误,个别的错误。至于现在我们整顿三风这个思想斗争是属于那一条呢?是属于第五条的,《联共(布)党史》结束语告诉我们,要我们有这个区别,要把这第四条和第五条加以区别。成为党内一种派别,小组织派别,继续他一贯的路线错误,这是属于第四条的。这些应该给以无情打击。在第三条里头引了列宁的话,他说:“在社会革命时代,只有极端革命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只有同其它一切政党进行无情的斗争,才能实现无产阶级的统一。”对于第四条,要清除出去,要像割我们身上毒疮一样割掉;必须把工人阶级政党中间所有的机会主义者,投降主义者,逃兵、工贼和叛徒清除出去。至于第五条,就是一个教育态度,就是要用教育的方法,治病救人的方法。对于第三条、第四条,党外反革命的派别,用治病救人的方法吗?不能用的。因为小组,小派别,一贯的反党,那不能用治病救人的方法,对王实味、吴奚如也用治病救人的方法吗?这个不是的。他们可不可以觉悟呢?当然他们也可能觉悟。我们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上写:对于反革命分子或者特务分子,我们给他回头,给他们活路。但是这些人能不能当党员了?不能当党员。过去我们把这个东西,(现在已需要讲一下,)就是我们党内长期没有这个区别,没有第四条和第五条的区别,把第四条和第五条溷合起来。现在我们根据《联共(布)党史》结束语,要加以区别。假如真正是一个共产党员,他们想做好,现在我们能釆取第五条,“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反之,没有希望了的,暗中釆取两面派,继续第二条,第三条,继续破坏党的行为,像第四条中所列举的,像俄国的孟什维克、托洛茨基分子,布哈林分子等等这样一些,没有问题?这些人后期当了敌人的侦探,而他们前期因为一贯错误路线,这些人应该用第四条的态度。把他们清除出去,给他们以无情的打击。甚至还可以救药的,还有希望的,用第五条的态度。我想以后应该这样的分别第四条和第五条。我们的党,现在正需要这样的分别,过去是没有这个分别的、长期在我们党内,对于这两条是分不清的,差不多犯了小的错误,个别的错误,也给以无情的打击,跟反革命没有区别,共产党员犯了错误,跟反革命没有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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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条就是《联共(布)党史》结束语的第五条,必须使党不害怕批评自我批评,不去掩盖自己工作中的错误和缺点,能根据自己工作中错误的实例来教育和训练干部,善于及时改正自己的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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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我们解释一下宽大政策,党内的宽大政策和党外的宽大政策不同,这两种宽大政策在党内有很大的影响。遵义会议以来,我们党内有宽大政策,对外也有宽大政策,但是这个宽大政策不同的,和一些同志所想的那样的宽大政策是不相同的。譬如像发展党员的决定,一九三八年三月中央有个决定,要发展党员,那个上面说要大批发展共产党员,同时说不要使一个坏分子溷进来,这叫做开门政策,大开门,但他同时又关了一扇门,对坏分子是关了门的。你说要宽大政策,是的,我们要大批吸收共产党员,革命的积极分子可以进来,但对于坏分子要关门,对于不是坏分子是革命的要开门。我们的施政纲领是对外的,对外要釆取宽大政策。敌人分子,俘虏,特务分子,不管他是什么人,只要他回心向善,不坚决作坏事,愿意改正错误的,应该采取宽大政策,这是不是正确的?是正确的。对愿意改正错误的是宽大政策,但是没讲对任何反革命统统宽大,这样日本人也可以来开会,日本飞机可以降下来在这里添了油再飞上去(笑声),这是不行的。中央的宽大政策一一对党内对党外的宽大政策,是不是像一些同志所想的那样?这不行。我们的宽大政策在实行中有了毛病,有了自由主义,把宽大政策变为自由主义,在各方面生长了自由主义,我们的党务工作有自由主义,政权工作有自由主义,军队工作有自由主义,我们的财政经济工作有自由主义,锄奸工作有自由主义,我们的宣传工作也有自由主义,以致使我们一些部门,有相当多的人,眼睛看不清,像吴奚知这样的人也不去看一看,像王实味这样的人也不去看一看。吴奚如、王实味的文章发表在我们的党报上,我们的党报会发表不正确的文章。我们党报上的文章是不是统统都是革命的人写的?现在证明有两个反革命的人:一个叫吴奚如,一个叫王实味,在延安反革命,以共产党员的招牌在共产党的党报上发表他们的文章。其余是不是还有第三个吴奚如,第四个王实味呢?这是应该审查的。我们各部门工作中有没有这样的自由主义态度?我们所谓宽大政策,麻痹了、误解了,解释不正确,而把自己搞得昏头昏脑,很多问题不加解释,没有斗争,对于干部保持一团和气,有了斗争是不是原则性地展开批评自我批评呢?很多地方没有。说这是执行中央的干部政策,像这样的执行,不是正确的执行中央的干部政策。有些部门,有些干部没有严肃的态度,强调一方面,缺乏一方面。团结教育,强调了这方面,缺乏另一方面,批评,对错误的斗争。经常教育、斗争性这方面是缺乏的。如果缺乏这方面,这样的政策叫不叫干部政策?至少不能讲是完全正确的,这样的干部政策是错误的,是有错误的干部政策。干部之间的关系,领导者与被领导者之间的相互关系,有一个原则:第一个是团结,第二个是有了错误要斗争,要有正确的批评与自我批评。这就是布尔什维克化的第八条,也是《联共(布)党史》结束语的第五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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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是不是完全执行了这第八条?我们是不是完全实现了《联共(布)党史》结束语教导的第五条?我们的干部政策完全布尔什维克化了吗?我们党内关系完全是布尔什维克化了吗?拿斯大林讲的十二条的第八条和党史的第五条来看,有许多部门,过去如中央研究院,鲁艺,从前的马列学院,那样的自由主义作风,以自由主义的态度对付马列主义,对付党。我昨天讲过这两个学校改造得很好。从前那种作风一延安许多机关学校的作风,那叫正确的关系吗?那叫正确的制度和干部政策吗?不能的。在那些严重的地方,完全是不正确的;在那些不十分严重的地方,是不十分正确的。我们有些同志不善于发现错误,不愿意公开承认自己的错误,不承认这个错误的严重性。所以列宁告诉我们要“公开承认错误,揭露错误的原因,分析产生错误的环境,仔细讨论改正错误的方法”,我们办了没有?没有办。我们就有错误,我们就是采取了自由主义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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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中央关于对党外的宽大政策,有了一个解释,再过几天请博古同志印些单张,在会场上发一发,大家讨论下这个问题。现在有相当多的反革命分子、奸细藏在我们党内,藏在党的环节中,我们不懂得,因此忽视了,好像不大要紧。抗战以来大批人进党,其中溷进一些坏人来,他们藏在共产党里,我们不知道,对于这样一些人也釆取宽大政策吗?我们现在整顿三风,精兵简政,是两种斗争,一种是无产阶级思想对小资产阶级思想的斗争,以无产阶级思想反对小资产阶级思想,对大多数党员是这样性质的斗争;但还有第二种,是革命对反革命的斗争,这就是对于吴奚如、王实味这样的人,现在我们开始在几个机关里审查,发现这样很严重的问题。因为在座的同志都是高级领导同志,在各个机关里,领导部门里,要非常仔细地注意这个问题,要分别这样的两种斗争:一个是第四条,一个是第五条。第四条是一贯反党的错误路线,后来一直走到反党的那样派别,那样的思想,要无情的打击,清刷除去;第五条就是讲犯错误,共产党员犯错误,有大的,有小的,要自我批评,揭露犯错误的原因,分析产生错误的环境,应该区别这两种。当前整顿三风的时期,也正是有这两种:一种是对我们大多数同志,拿中央研究院来讲,一百二十多个人,反革命的只有几个人,那么他们一百一十多个着重自我批评,着重自我教育,是无产阶级思想对小资产阶级思想作斗争;对五人反党集团是革命对反革命的斗争。我们现在有两种斗争,这两种斗争是互相联系的,没有自我批评和互相批评,反对就查不出来,最近两个月,大家学习,整风,发现了这两种斗争,在无产阶级思想和小资产阶级思想作斗争的过程中,发现了反革命,展开了革命与反革命的斗争。一个是少数,一个是多数,少数是领导人,多数是群众,多数人要和少数人配合,只有这样才能作好。我们整顿三风也只有少数的领导和多数的群众相配合,我们无产阶级思想与小资产阶级思想的斗争,革命和反革命的斗争,这两个斗争要少数和多数的配合,一定要有少数人的领导,但只有少数人是不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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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样使我们党完全统一,达到高度的一元性,使我们的心成为一条心,团结得像一个人一样。你说团结得像一个人一样,怎样像法?人有男的女的,不一样,老头子和十七,八岁的娃娃不一样,高的矮的不一样,我们是讲我们的心一样,不是讲别的一样。我们要一条心,但我们党内有一种人只有半条心(笑声),完全是无产阶级思想的人是一条心,还有小资产阶级思想的人要用无产阶级思想克服它,有小资产阶级思想的人是半条心,他要革命,但有许多东西是妨碍革命的。再有一种人是两条心,就是王实味,吴奚如,朱理治到底是半条心还是两条心?这是路线的不同,郭洪涛和朱理治他们是两条心,××,×××他们是一条心,这两种人是两条路线的不同。那么吴奚如,王实味他们也是两条心,他们不但是两条路线的不同,是革命与反革命的两条心,在革命队伍中有路线的不同,这是两条心;革命与反革命也是两条心,路线不同实际上是反革命,但他们自己还是一个共产党员犯错误,假如朱理治不是反革命故意溷进党内,那么是共产党员犯了错误。现在我们要把这两条心分别清楚,路线不对就是要把路线的错误克服。是反革命,革命要把反革命清除出去,要把半条心用教育的方法,自我批评的方法教育过来。陕甘宁边区没有半条心?闹独立性是一条心还是半条心?闹的轻的就是半条心,闹的重的就是两条心,张国焘他闹的重了,就是两条心,在边区大体上说还是半条心。现在党,政、军、民、学、有闹独立性的不是一条心,这样是不行的,我们要步伐整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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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我们还要讲一下关于批评错误的提法。这一个问题有的同志深怕抹杀了他的成绩。有没有这样的同志呢?有。这样的同志不只一二个,有相当的一部分,深怕抹杀了他的成绩。抹杀成绩,这样是不对的,因为本来有成绩,为什么要抹杀呢 P 但是问题要看怎样的提法。王实味他有一个提法,我们又有一个提法。王实味他是不讲成绩的,抹杀成绩,只暴露黑暗,他是反革命的,他要达到他的目的。我们自我批评,现在这里有两个文件可以作证明,我在党校二月一号整顿三风报告中,关于我们全党成绩的问题,这个报告一共有一万多字,二月八号反对党八股的,报告也有一万多言,两个文章合起来有两万多字,但是讲成绩的只有一百多字。那么,是不是我把成绩抹杀了呢?我没有抹杀,这里有这样一段:“我们党还有什么问题呢?党的总路线是正确的,是没有问题的,我们党的工作也是有成绩的。我们党有几十万党员,他们在和人民一道,在领导人民,向民族敌人作艰苦卓绝的斗争。这种英勇牺牲的精神,这种为人民服务的成绩,这是大家看见的,是不能怀疑的。”我在这里讲的只有一百多个字,一个也不多,一个也不少,一百另一个少一个(笑声),那就对不起(此段是按照《整顿党的作风》一文排印,字数此原搞略有减少)。关于我们全党的成绩,我们中国共产党这二十一年全党的成绩,我只讲了这一百个字,全文有多少字呢?全文共有二万多字。但是讲成绩我只讲到这一百个宇。那么是不是可以讲我抹杀成绩了呢?我不能这样讲,我这里并没有抹杀。我们的成绩只有一百个字,其它都是讲缺点和我们的错误。至于这个错误放在什么位置呢?就是说,“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现在已不是占统治地位的作风了。”假如还要多讲的话,还可以讲一点,扯它一长篇,要这样作是可以作得到的事。但是我们现在是作的什么呢?我们作的是自我批评,不是吹成绩,我们只有这样一句话:“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现在已不是占统治地位的作风了。”谁敢驳我们说,现在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完全是占统治地位呢?我讲不是占统治地位,这个是上了书的(笑声)。关于理论的问题,我们首先要问“我们党的理论水平究竟是高还是低呢?确实,我们的理论水平是比较过高了些。”再下面讲的就是我们的理论还是不够。你说我统统都讲我们的理论水平不高吗?和过去一样吗?我没有这样讲,我讲的是比较过去高了些。如果再要多讲的话,也还可以扯它一长篇,但是我们现在是作什么呢?我们是要把缺点指出,所以有这样一句话就差不多了(笑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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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知识分子,我们批评知识分子的缺点,骄傲自大,脱离实际。关于知识分子的长处,“我们尊重知识分子是完全应该的,没有革命的知识分子,革命就不会胜利。”唉呀!那么我们革命知识分子就了不起!再下面都是讲知识分子的缺点。关于中央“九一”决定、“关于统一抗日根据地党的领导及调整各组织关系的决定。”怎样估计我们党的成绩呢?我们的统一,我们的团结,估计了没有呢?我们估计了,就是“抗战以来各抗日根据地的党的统一领导,一般是统一的,团结的,党、政、军、民、(民众团体),各组织间的关系基本上是团结的,因而支持了几年来艰苦斗争的局面,配合了全国的抗战。这有什么证据呢?这是有证据的。假如没有统一、团结,乱七八糟的话,那么抗战怎么能打了这么久呢?所以关于自我批评的提法,据我所知道的,还有相当一部分同志不懂得这个问题,有些同志在会议上怕抹杀他的成绩,在会议上非要摆成绩不可,那么我们可以雇上一个人,吃饱了饭,一天到晚地说:成绩,成绩,成绩!成绩!......(笑声)这样的讲上一个钟头。如果还不嫌少的话,我们边可以再讲,这是可以办到的。但是同志们,我们在这里开的是什么会?如果是驳王实味,那就不同了,因为他是否认成绩,我们就摆一大堆成绩给他看,他否认成绩,我们就是要成绩。我们有一百个字和这七十个字是讲好的,我们不否认成绩。我们的目的就是讲:我们已经有了这些成绩,但是我们的成绩还是不够的,我们现在还有毛病,闹独立性,还有自由主义,这有其他一些具体的毛病,因此,有那三两句话来讲成绩就差不多了。再下面就是分析缺点和错误。列宁曾经说过:要我们“公开承认错误,揭露错误的原因,分析产生错误的环境,产生错误的条件,仔细讨论改正错误的办法。”但是我们有些同志不懂得这个东西,他们不愿意公开地承认他们的错误,不愿意分析错误的原因,不愿意分析产生错误的环境、条件,他们过去不愿意这样,也不会这样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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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讲第九条:第九条讲什么呢?“必须使党善于把先进战士中的优秀分子选拔到基本的领导核心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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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条斯大林已作为布尔什维克一个条件,要有这个条件才能是布尔什维克。没有这条就不是布尔什维克。这条讲什么事情呢?对我们现在有没有意思呢?这条很值得我们注意,而且过去我们对这条很有收获。但在许多地方还有许多同志,他们完全不懂得这条,这一条的重要性他们完全不懂。这里形成领导核心的问题,有中央领导核心,有地方领导核心。中央的领导核心是经过大会选举出来的。斯大林告诉我们,在我们中央领导机关建立的时候要注意地方领导核心、机关、学校、团体的领导核心要不要呢?也要的。没有领导核心,事情办不好。现在我们特别是在一些地方的机关团体中不注意,完全没有注意,或者注意的很不够。这就是讲如果没有领导核心,真正要办好那里的工作,建立根据地,可能不可能呢?不可能。要办好一个学校可能不可能呢,不可能。要办好一个团体可能不可能呢?不可能。比如说文化团体,没有一个领导核心,要把文化工作搞好,可能不可能呢?不可能。青年工作亦是一样。边区应该有一个领导核心。过去在边区工作的同志,相当多的人不懂这一条。似乎不要领导核心可以,似乎我自己就是一个领导核心。(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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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觉得,我是一个领导核心,他亦觉得我是一个领导核心,我也觉得我是一个领导核心,这样就是三个领导核心了。(大笑)因为各人都以自己为核心,那么就是有了好多核心了,但领导核心只能有一个。一个桃子剖开来有几个核心吗?不,只有一个核心。领导的一元化,还是两元化,三元化?什么叫闹独立性?独立性实际上就是多元论,个人自以为是领导核心(笑),你要附属于我,我是核心(笑),你们都是我的附属品我便舒服了,这不是实事求是。“九一”决定便讲这个问题。“九一”决定这里有两种领导核心。边区已经开始实行了,以西北局为领导核心,所有党、政、军,民、学的领导同志都要参加西北局,但是要集中在西北局,不能各人搞一样,在一个床上睡觉、作的梦各不相同,在关中、三边、直属县,陇东、绥德,要建立五个领导核心。别的根据地也是一样,建立两种领导核心。关中党、政、军、民、学没有一个集中领导机关,怎样进行斗争呢?怎样搞经济,怎样搞财政,怎样搞干部教育,怎样和特务作斗争呢?不可以的。为什么呢?只有统一才好进行斗争,才便于和敌人斗争。在机关学校中,还有好多同志,不运用这一条。现在中央研究院很好了,过去那种状态好不好?不好!过去那种状态,一百二十个人,像一百二十块砖头,在这里没有分别,没有形成领导核心。那时,王实味他们形成了一个领导核心,即五人反党集团。我们共产党没有形成这样的领导核心。王实味利用整风,墙报一出来,那时便是王实味的天下了,许多人被拉到他们那里去了。他们有讨论,他们有汇报,他们有研究。你文章不会作,我王实味写一篇,用你的名字。他们用多种策略、汇报制度、研究政策、研究如何斗争,你写的文章我怎样驳都研究一下。他们有领导核心,但我们没有,所以在前一时期,我们打了败仗。尔后,我们便集合部队,批评我们的缺点,好多已经跑到王实味那边去了的人,由于我们的部队开会检讨了一番,又一个一个的回来了,反过来打王实味了(笑)。中央研究院最近大半年是很可以研究的,是一个很大的教育。现在形成了领导核心,是怎样形成的?是不是随便搞三四五六块砖,便成为领导核心呢?在一百二十块砖中,随便找几块出来,便是机械的凑合,不是有机的配合,这样是不行的。是要从斗争中产生出群众的领导分子,积极的活动的最先进的分子。现在中央研究院不同了,不仅一百二十人觉悟了,特别有几个人,他们会鉴别王实味、李实味,他们有办法,他们是在斗争中形成的干部,只有在斗争中才能形成干部。但是现在有的机关、学校,没有注意这一条。平均主义,大家都是干部,不是在同志中,在干部中,依照干部的实际来分析。天天讲分析,自己不作分析。假如分析,总是大体上可以分为积极的、中间的、落后的三种,只要上了一百个人,便有这样的情况。这次分析边区三万党员,有多少积极的,多少中间的不是很坏的,多少很坏的?我们作了任务。讲党内政策,对于积极分子要团结,在积极分子里,要由一少部分人组成为领导核心。另外还有许多积极分子,仍可吸收他们中有威信有办法的。通过他们去教育很多人,教育不很积极又不很坏的,教育他们联系群众,你也联系一个群众,他也联系一个群众(笑),这就联系了广大群众,于是乎,大家进步,对少数落后分子进行教育。领导核心自己要教育自己,要进步。很多人进步了,少数落后分子也落后不起来,也不大像样子了。你们联系群众我看就不大像样子。反革命王实味,现在住在窑洞里怕得很,过去王实味谁也去看他,你的“野百合花"写得好呀!(笑)现在是臭狗屎了。我们的鲁艺、延大、党校、解放日报社、军事学院,那一个部门,那一个机关,那一个地方,都要依照这个办法。这是斯大林同志讲的第九条,搞个领导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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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领导核心,究竟有什么条件呢?斯大林讲两个条件,就是“这些优秀分子十分忠诚,足以成为革命无产阶级的意向的真正表达者;他们有丰富的经验,足以成为能运用列宁主义的策略和战略的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领袖。”人家讲是十分忠诚,不是九分,十分忠诚,十分有经验。这里讲的主要是全国全党的领导核心。每一个学校,每一个机关要十分忠诚。人家说要十分忠诚,你只有九分忠诚,那这个领导核心就建立不起来,就不合斯大林的条件?那也不是的。那也要按照你的情形,要把一百二十个人中间,最积极,最原则的分子团结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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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分忠诚,十分有经验,什么叫作忠诚?斯大林同志讲:所谓十分忠诚足以成为无产阶级的代表。所谓十分有经验,是足以成为领导阶级斗争的领袖。简单的讲就是这样。原文是这样:“这些优秀分子是十分忠实的,足以成为革命无产阶级之意向底真正的表达者,并且他们是十分有经验的,足以成为无产阶级革命底真正领袖,善于运用列宁主义底策略和战略的领袖。”他的忠诚足以成为无产阶级的代表,他的经验足以成为领导阶级斗争的领袖。领导阶级斗争就是(运用)马列主义,所以他底下讲;要善于运用马列主义的策略和战略。就是阶级的代表,不是说个人的代表,小集团的代表;来一个宗派主义好不好?来一个派别代表,个人代表、个人野心家好不好?那可不行。斯大林说,这可不行,而是要足以成为无产阶级的代表,阶级意向的真正的表达者。朱理治、郭洪涛过去所办的事,是不是真正的“代表"?“真正的”三个字不要,“革命无产阶级之意向”那几个字也不要,他是朱理治、郭洪涛的代表,是一部分人的小集团的野心家,或者是一个人的代表,他个人的代表,代表他自己。闹独立性,这个独立性到底代表谁呢?代表无产阶级吧!但无产阶级已经讲好啦!无产阶级的总代表是斯大林(笑声),他在第一条中就讲好了,我们是不要独立性的。而他们呢?又要闹独立性,你们就不能代表,没有资格,资格取消了。这样,领导核心的人,第一条是忠诚,第二条是有经验;忠诚足以成为阶级的代表,不是小集团、个人野心家,闹独立性。在今天,他们足以对付王实味,足以教育同志。比方在一个学校里,善于拿无产阶级的思想去克服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又善于拿革命去克服反革命。在各县的同志又善于作别的一些事,要善于财政经济,善于征收救国公粮,还善于一些别的事,要作这样的领导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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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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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使得党经常地改善自己组织的社会成分,清除那些腐化党的机会主义分子,以便达到最高限度的一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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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条,上面已经讲过了。它指示要经常改善自己的社会成分。怎样叫作改善?比方说我们边区有三万党员,要洗刷一部分,现在听说有三千个党棍、极坏的分子。其他的要教育,那么现在在边区三万党员中,清洗那些腐化党的机会主义分子。党棍是不是叫腐化党的机会主义分子?叫做。在延安也清洗了一部份。比方讲,如果把王实味这一套包括在内,要洗刷的还有与王实味不同的,没有组织五人民党集团的,就是那些很坏的,完全不够党员资格的,也要清洗他们。要经常清洗,要经常吸收。现在边区就有许多在党外的比在党内的还好,党员比他们差。要把那些好的吸收进来,要把那些差的清洗出去,这样叫做经常改善自己组织的社会成分。我想这一条在边区党可以作,在延安完全可以实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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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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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使得党建立起铁的无产阶级的纪律。”要制定这样一种纪律。这样一条,不但在别的条件上区别于社会民主党,而且在这一条上也区别于社会民主党,因为社会民主党他们不要这种纪律,不要这种铁的纪律。消极的自由主义,现在在我们党内存在着,在边区存在着,在延安存在着严重的自由主义,因为这种自由主义是破坏党的纪律的。自由主义的发展,这种自由主义发展了,就没有纪律,闹独立性,小广播,讲价钱,调工作不动,不服从决议桉,讲了不做,见了坏分子不批评,见了不好的思想不作斗争。这种自由主义发展了,那无产阶级铁的纪律就不能创立起来了。斯大林是要我们创立铁的纪律,而这种自由主义的发展能不能使这种铁的纪律创立起来呢?是不能的。底下讲到,这样的纪律,建立这样铁的纪律,要有什么条件,斯大林严正说:“这种纪律是基于思想的一致性,运动之目的之明确性。”要整顿三风,要开高干会,是基于思想的统一性,运动目的之明确性。运动目标是要明确,我们边区的党还有不明确的,“要打出去。”但现在我们运动的目标是为了团结抗战,一部分人想打出去,就跟这个运动的目标相反。整顿三风也算是一个目标,整顿三风的目标有两个,一个是以无产阶级的思想去克服小资产阶级的思想,一个是要克服暗藏的反革命,运动目标要搞明确,如果不搞明确,如在整顿三风开始时有些同志不明确,认为这个运动的目标是整一部分人,而我是不在内,是整某一部人,不是整所有的人。后来把这个目标讲清楚了,整顿三风是整顿全党,拿边区来说,拿延安来说,我们党主要是干部,所以我们干部要参加这个整顿三风的运动。不认识字的要听讲,认识字的要学文件;这时整顿三风的目标明确了,因而现在有了大的发展,在延安有中央研究院、鲁艺、延大、自然科学院以及各部门,各机关,中央各部门,军委各系统,那些部门都统统要进行整顿三风,同时学习检查工作,每人有份,整顿每个人,那时目标就明确了,这样就可以建立起纪律来。有些人躲风,我有病了!哎呀!肚子痛!要门诊部给我看病,出去门诊,却不看病,而到山上去打扑克(笑声),这样就躲了风,没有整了,这样有没有纪律?这样就没有纪律。现在有不少人躲风,现在整风一来,他的歪风就躲了,于是就找门诊部,哎呀!肚子痛!各种办法都来了,这时要实行纪律。运动目标明确了,少数人的纪律就好执行。如果运动目标大家都不明确,那就没有法子整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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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兵简政也算是一个运动,这个运动的目标,要明确它是实行在困难时期,我们的政府、军事机关工作人员太多,要精简。我们的干部有很多缺点,如官僚主义等。有这样情形,所以我们完了几项,要精兵简政,官僚主义要打倒,精简节约,统一效能,反对官僚主义,要简政,要精兵简政,人要减少,因此一定要统一思想,不要闹独立性,要使每个机关,每个工作人员能发生很大效能,不要马马虎虎,要节约,现在是困难,要反对官僚主义。这样一来,把精兵简政这个目标就明确了,这个运动的目标就明确了。全国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现在唯一的目的,一切的势力,就是为了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在全世界一切的目的,一切的势力就是为了打倒法西斯阵线。这问题,在前年参议会上讲过,这样的目标我们经常提出。参议会为了什么?是什么目标?没有别的,专门为了打倒日本,除此以外没有什么任何别的目标。现在我们当前的运动,这样明确的目标,可是虽然这样讲,又发了“七七”宣言,我们还有一部分同志,他们还不懂得,所以我们还要研究,这次会议还要讲的,要使运动的目标明确,实际行动统一,思想统一,运动的目标统一明确,实际行动要统一,不是你搞你的,我搞我的。什么地方看出思想统一与远动目标明确呢?要看实际行动,实际行动的统一,就证明你的思想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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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动的目标要看清楚,还有党内广大群众。对党的任务要自觉。这个担子我不愿担,勉勉强强的担负起,如果这样的党员多了,纪律就建立不起来。许多党员对于党所提出的任务,他还不懂得,完全是被动的,你要我担我就不担,没有自觉性。要使党内广大群众懂得党所提出的任务。党的任务是抗日的任务,团结的任务,我们反对自由主义的任务,要精兵简政,要整顿三风,大的小的这些任务,每个任务要党员去作的时候,要使党员清楚,要他有自觉性,要使它真正了解。现在我们边区有三万多党员,在做工作的时候,有很多党员,对他们的任务还不明确。比如讲征收救国公粮,过去曾经发生过许多毛病。由于党员对于这个任务不自觉,党员对:于征收救国公粮的这个任务不自觉。有那么一些党员,在征收救国公粮时发生了毛病,就不能执行纪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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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讲,纪律的基础是基于什么?斯大林说:“这种纪律是基于思想的一致性、运动的目的之明确性,实际行动的统一性及广大党员群众对党的任务之自觉态度而成长起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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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在这样的基础上成长起来的纪律。纪律是逐渐成长起来的,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马克思发了一个命令,要我们搞纪律我们就搞纪律,不是这样的。因此这样纪律就搞不起来,是不是这样呢?不是的。这样的教条是不是可以建立?也不可以!马、恩、列、斯指导我们一个方向,纪律是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上,那就好办了,纪律是创造出来的,不是现成的东西,我们有工作做,纪律就有了,思想的统一性,运动目标的明确性,实际行动的统一性,广大党员群众对党的任务要有自觉的态度。现在我们自觉的态度与作风很多党员是不够的,那么我们铁的纪律怎样?不够!那么布尔什维克化,化的怎样?化得不够。不要以为我们党一化就化得很好,如果化得很好,还有什么事做?没有化得好。我来讲这十二条,我向同志们说明。就是要同志们懂得,我们现在的毛病很多,不要自以为了不起,我们的党是布尔什维克的党,党要布尔什维克化,就要化得彻底,现在还没有那样地好。拿纪律一条来讲,好容易一个纪律,思想统一,运动目标明确,实际行动统一,党内广大党员群众对于任务要有自觉性,做到了这些,就有铁的纪律,做不到这些,就是像钢,某些地方像豆腐,某些地方像水一样,离铁就很远,那么铁的纪律就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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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条:“必须使得党有系统地检查自己的决定和指示之执行”,“不然,这些决定和指示就有变成空文的危险,这只能破坏广大的无产阶级群众对于党的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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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检查决议桉的执行,看怎样行的,一个是决,一个是行。决而不行就要检查,决而行,决而不行,决而行了一半,那有什么办法知道?就是检查,如果不然,那么这些决定和指示,就有变成空文的危险,这只能破坏广大的无产阶级的群众对觉的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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搞了一个决议桉又不执行,搞了一个土地政策,我们就要执行,我们决定了要行,要在陕甘宁边区行,陕甘宁边区要按照具体情形,还要决一下,中央决一下,他们还要决一下,所以现在边区还要搞一个土地政策、减租减息交租交息决定,这很多决定,还是一个决,还是不行,什么时候行?就要在乡下行,现在有多少村多少乡?要在乡下村子里办到减租减息,交租交息,那叫做行。怎么晓得行,要检查!这是斯大林告诉我们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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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这十二条,斯大林讲:“没有这些和类似这些的条件,布尔什维克化便是空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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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没有这些和类似这些的条件,那么布尔什维克化是什么东西?没有这些条件,布尔什维克化,化得了化不了?化不了!那就困难,斯大林把检查工作放在最后一条,就是告诉我们要经常检查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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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顿三风以后,我们要有一次大的检查,这次大会也算一次检查,首先是作了历史的检查,再还要讨论许多的问题,你们下去实行去,做了将来还要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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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十二条,比较明显扼要!这一共大概一千多字,在所有的文件里头。恐怕是最短的一个文件,有一千四、五百字。只有一千五百字,就把我们整个党一切重要的原则问题都提到了。这十二条,是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一百年的经验的总结,从一八四三年到明年就是一百年。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一百年了。现在我们整顿三风,这些文件,不但总结了中国二十一年的经验。而且总结了全世界一百年的经验。这个文件是斯大林在一九二五年写的。一九三五年,一九四二年,十七、八年了,差不多二十年了,但是我们今天看,对于我们中国党是完全适合的。将来,有党存在的一天,都是适用的。斯大林写的文章又不是马克思写的文章,怎么叫一百年?没有一百年的经验,斯大林是写不出来?马克思就写不了这样具体。在马克思那时候,不能写得这样具体?能不能写出这十二条呢?很难?没有这些经验!《联共党史》结束语第三、四、五条,没有后来的经验,就很难写,就是第二条,他写得那样具体,那样明确,不但可以而且一定要以新的结论,这种思想,马克思早已有了。马克思他自己讲他的东西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只有总结这一百年的经验,才能写出。那些个结论原则是被新的结论原则代替了,列宁的那一条去代替了马克思的那一条,以前能不能写?没有经验怎么能写出!这是告诉了我们以后怎样做,写得这样具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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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第一条:要有革命的党,要有领导一切的革命的党。这一条相当于《联共党史》结束语的第一条。我们有“九一”决定,我们有党的统一领导,还有一个“增强党性的决定”,在这个决定中讲;“不要闹独立性”。这一次高干会,又整顿各组织间关系,叫做整顿关系,这是我们对于第一条这样的实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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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第二条:我们要精通马克思主义,精通要联系实际,不脱离实际的那种马克思主义。这就是相当于《联共党史》结束语的第二条。第二条就讲得很详细,在这里他只讲一两句话。季米特洛夫论干部教育政策,在这里,讲到教育政策时,告诉我们要做些什么东西。他说有两种教育方法;一种是教条式的,一种是真正马克思主义的。六中全会我们也讲过这个东西,六中全会讨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有“中央关于干部学习的决定”,有“在职干部教育的决定”,这两个决定,都提到怎样学习马列主义,至于其他的就不讲了。这是如何精通马列主义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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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条:就是我们的口号、指示,要根据具体的条件分析,再照顾国际的经验。这我们有一个“调查研究的决定”,“中央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反对根据公式,那种公式主义,根据历史的类此来制订口号,政策。而要根据客观实际,具体的调查分析,来制订口号、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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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第三条、第四条是讲方法的问题,制订口号,指示的方法论如何指示,如何检查。第三条制订,第四条就是证明。证明这个口号指示正确不正确?要在实际中间,在群众斗争的烈火中才能证明。这是第三条、第四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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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条:关于要有新的革命作风,使群众自然而然地一步一步地革命化。我们有“宣传指南”,就不要搞教条式的,采取革命的步骤使得群众自然而然地革命化。而不要那一种跟“宣传指南”相反的那一种宣传,那一种态度。我们说反对党八股,我们还有一个“四三”决定,在“四三”决定上有许多步骤,“四三”决定上讲的,在各机关、学校已经实行了,在中央研究院实行的有很大成绩;在开始,有的同志站的是反革命立场,而现在这些同志逐渐转过来了,站在我们这方面了;后来使反革命分子统统孤立,使过去不觉悟的分子也没受到损失;这一次搞好了,有很好的经验,在前两个星期,在《解放日报》上登了一篇文章,关于中央研究院总结六、七月的学习,那个东西很可以看,那个东西不是党八股,那是按照实际的过程写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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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条:讲群众工作,讲群众工作中的原则性同群众的落后怎样适应。群众落后,我们要讲原则,就是这个原则性跟广大群众不要脱离,即不要关门主义,讲原则不是关门主义,讲接近(联系)群众不是尾巴主义。这个中央以前有一个“关于群众工作的决定”,也就是《联共党史》结束语的第六条,即是最后一条,专门讲党与群众的关系。而在我们这里,边区,比如像在绥德、陇东那些区,怎样使我们又能坚持原则性,高度的原则性,但是又不要变成关门主义。要跟群众密切的接近,又不是跟着落后群众的尾巴走,而且把他提高一步。怎样实行?我们有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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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条:不要冒险主义,又不要迁就行为。这是讲斗争形式和组织形式,是讲统一战线中的问题。这个有《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一书,有季米特洛夫在七次大会上的报告,有中央关于国共合作的各种文件,从“八一”宣言起,在反摩擦中,在反“反共”高潮中,反摩擦斗争中,我们有许多斗争经验。我们的三三制,我们的土地关系,对于土地关系的处理,对于劳资关系的处理,我们的锄奸政策等等各种政策;我们的施政纲领,这些东西,都是跟斯大林讲的这一条,是一类的性质。不要冒险主义,但也不要迁就行为。冒险主义不等于高度的革命性,不可调和的革命性。而最大限度的灵活性,也绝不是尾巴主义。而我们研究一下我们的工作,自己的历史。关于国共合作的时期,关于国共合作以前,关于国共合作的中期,抗战的初期,关于最近二三年,关于我们现在实行的三三制,我们的土地政策,劳动政策,锄奸政策审查一下,在有些同志他所想象的宽大政策,在这个会中间,小组讨论中间,有许多同志不满意,我们应该杀的不杀,应该捉的不捉,土匪闹到那样程度,还要宽大政策,斯大林的十二条中是没有的。土匪天天打,打到瓦窑堡、延安附近,还要讲宽大政策?!他那种宽大政策是从那里来的?!人家打得你要死,群众在到处叫,你还在说施政纲领的宽大政策?!施政施纲的宽大政策那么好!这样一来,日本的飞机也来加油,你还要宽大,你说可以吗?就讲这样的政策?就是检查这样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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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条:要讲自我批评,要改正错误。就有列宁、斯大林论自我批评。二十个文件中有的,这里引列宁论自我批评,有《联共党史》结束语的第五条,有“四三”决定,“四三”决定中告诉我们怎么样做自我批评,有这样一些问题,有《反对自由主义》有《反对党内几种不良倾向》。这样一些文件,都是关于第八条的。我们所办的,我们所实行的这些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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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的不讲,讲现在的,我们的整顿三风是属于这种性质的。我们的所谓正确的干部政策究竟是什么东西?这要搞清楚,胡里胡涂的团结,缺乏原则性的团结,团结得了团结不了呢?团结不了的。这样党内的宽大政策是不是马列主义的宽大政策?缺乏批评性的,缺乏斗争性的,这样的干部政策是不正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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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条:必须使党善于把先进战士中的优秀分子选拔到基本的领导核心中去。季米特洛夫论干部教育政策中有四个干部标准,这四个标准也可以说是干部的四个条件(无限忠诚、联系群众、有独立工作能力、遵守纪律)。第一条要忠诚。刚才讲的斯大林论布尔什维克化第九条中讲的二条;一个是忠诚,一个是经验。这两条在季米特洛夫的四条标准中有,斯大林时是第一条,季米特洛夫的也是第一条,这个忠诚要经过考验,你自己讲那不行,要在法庭上、战斗中、艰苦工作中证明了的。第二条要跟群众联系,密切地联系,要有证据,你说你跟群众联系了,我说我跟群众联系了,那个不行。要群众自己觉得。你是他的领袖,要群众觉得你行。他不觉得你是他的领袖,那就不行,那不是季米特洛夫讲的要使群众自己觉得你是他的领袖。现在有那么一部分人,跟群众没有联系,而自称为领袖,站在领袖的职位上,自称为群众的领袖,而实际上,群众并不承认他是领袖。郭洪涛,朱理治,那时候在陕北,自以为也是领袖,而群众不承认他们是领袖。......群众、老百姓不证明、不了解你,他决不承认你是他的领袖的。所谓联系群众,什么标准呢?就是群众赞成你。所以有些同志出去到一个地方,我就和他讲,开头不要夸夸其谈大讲一顿,你不跟群众、干部联系,就没有办法知道群众与干部的情形。你讲的话一定会错,不是二定会错,(笑)这是一定的,你没有联系,没有工作,干部就不认识你,你怎么工作呢了!如果在这里不夸夸其谈,只有跟干部连系,眼睛多看一些,耳朵多听一些,然后再讲,那么,夸夸其谈一定会少了,人家就信了。不然人家戴上耳套,戴上眼镜来听,你讲的不大切合实际,人家相信不相信呢?有原则一条――不相信你,你讲得不像,谁吃了小米饭来听你那个“不像”。因此,这样的同志,站在领导地位就要很好的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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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米特洛夫讲的干部四个标准的第三条,是讲独立工作能力,斯大林的两个标准讲了。他讲的两个标准;一条是忠诚,是足以成为无产阶级的代表。一条就是要有经验,足以领导无产阶级的斗争。季米特洛夫讲的第三个标准就是讲的这个,要我们鉴别干部的时候,能够独立处理问题。第四条就是连系群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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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这个第九条,要形成领导核心,我们党要有领导核心,不要是平均主义,中央、地方、西北局以及各个警备区、我们的学校、机关,我们现在把这些发展起来,扩大起来,都要做领导的骨干,领导的核心,这些骨干分子有什么条件?斯大林讲有两个条件,因为他在这样短的文章内,不能把所有的条件列举出来,我们照季米特洛夫讲的有四个条件:领导骨干要十分忠诚,经过考验;同群众连系,使群众承认你同他们有连系;要有独立工作能力;要守纪律。所以关于第九条,我们可以参照季米特洛夫给干部的四个标准。这里,平均主义是不对的,对干部,党员平均主义的一种看法,没有分析,没有积极分子同坏分子的区别,这也是不对的。自由主义的态度不对,搞领导骨干就要进行教育,对不好的倾向,就要进行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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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条,就是讲“必须使觉经常地改善自己的组织的社会成分,清除那些腐化的机会主义分子,以便达到最大限度的团结一致。”这就是《联共党史》结束语的第四条,这个结束语的第四条与第十条相关,虽然内容不同,但大体相当《联共党史》结束语的第四条。......巩固党必须要清洗坏分子,经常地改善党的组织,那么党的组织应该是什么人呢?应该有个标准,怎么样做个共产党员?共产党员应该如何......(不清)中央有巩固党的决定,《联共党史》第四条讲了这个问题。对坏人要怎么样同他斗争,要把他清洗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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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条,就是讲纪律,要建立纪律,革命的党没有纪律不成。斯大林讲思想的一致性,运动目标的明确性,实际工作的统一性,党员的自觉性。这样就生长起来了纪律。列宁、斯大林论党的纪律与党的民主,我们选有这样的文章,是列在二十二个文件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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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条,最后一条是讲检查。斯大林论领导与检查,他那样的文章,在马克思那时候讲是没有可能的。在马克思那个时候没有可能讲民主与检查那样的文章。比如,什么是检查?在这次边区高干会议以及你们回去进行精兵简政、整党、整政、整军、整财、整民、整关系,是有系统的,而且是有威信的人,而不是普通的人。......现在延安各机关也要检查,延安有的机关现在已经检查了,整顿三风有部分的检查,跟着有大的检查,要那一个部门的主要领导者去检查,在“四三”决定上面讲了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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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关于这个布尔什维克化的十二条,我想很值得我们好好地研究一下,因为它的字很少,只有一千五百字。这是我们全党的圣经,这就是经,是圣经,而不是教条,是可以变化的,现在我们能不能使用呢?我想每一条都能使用。可是有些情况,像社会民主党,我们中国没有社会民主党。我们可以利用这一条,使用这一条。如果我们这样作下去,那么布尔什维克化怎么样呢?可不可以说我们会此现在更加布尔什维克化呢?要向那个方向去化他一步呢?我们在今年这一年,整顿三风、精兵简政,在边区高干会是要化一部分,而是相当大的一部分。这个“化”,我们是要自觉的,我们要很清楚,我来讲这个十二条,斯大林也讲了,而且是在多年前讲的,在一九二五年就是这样讲的。而这十二条,对我们恰好是适用的,我们要自觉地去做这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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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对马列主义要学习,前天我所讲的,我们要学习,干部要有计划地读书,读三、四十本马列主义的书。特别是有实际工作经验的同志,不读则已,一读就读通了,就可以读进去(笑)。马列主义呀!我们是土包子,我们怎“能让得通呢?我们有什么资格读马列主义呢?你们是讥笑我吧!”而恰恰是土包子,就容易读得通,而有些人倒不容易读通。像外面来的,没有工作经验的干部,他们读了,也只是书面上的。而土包子就容易读通,一读就容易读懂。这次整顿三风的文件,就是一部经书,二十二个文件,再加上三个,一共二十五个文件,全部只有十二万九千字,不到十三万字,我们读八个月,这样读下去。在这里,分两种人,一种是有实际工作;经验的同志,一种是知识分子。有工作经验的同志,他们就容易读懂,没有工作经验的同志,就要钻牛角尖。比如;为什么叫“四三”决定?为什么不叫“四二”决定?(笑)又,什么是精神实质?又是精神又是实质,你讲我给听听。他们钻的不得了,搞不清楚。这些同志,要他们先读,然后再让他们到工作中去,然后过了一二年,再叫他读,那就有味道了。所以读马列主义,精通这本书是完全可以的,特别是有工作经验的同志,一读就有效力。朱理治、郭洪涛过去没有工作经验,他们过去大概读过几本书,他到这里就大摇大摆地为列宁主义而斗争(笑),写了文章也是一、二万字。他的列宁主义是从什么地方来的?是哪一个国家的?他的列宁主义一定不是苏联的。哪个列宁主义这次会证明了的,他的列宁是哪国的列宁呢?是他的列宁。这就等于没有读书,如真读几本书,也就没有那个。我们有工作经验的同志,读了,是不是像他们那样呢?一定不会的。我们读几本马、恩、列、斯的书,就够了。我们不要装腔作势,借以吓人,不会这样的。我们读三、四十本马、恩、列、斯的书,我们的工作,是会做得更加好。因为马、恩,列、斯都是很好的人,他们不是像朱理治那样的人,你们没有看见过,我也没有看见过,认识是在照片上看见过。那个是不相同的,样子也不相同,那个真是革命的圣人,他们是精通得很,他们的态度也是好得很,他们和我们一样,同我们很接近,不是和我们离得很远,他们很好,有实际工作经验的人。读了马、恩、列、斯的着作,就愈要同群众接近,如果不接近群众,那就是与群众离得很远,那就是愈读得多,就越是没有读进去。列宁就不是这样的。他们根本搞错了,那是反对了列宁,反对了马、恩、列、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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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我们要有信心,我们党一定会搞得好,要布尔什维克化,一定会化的,我们已经有了进步,整顿三风,高干会,精兵简政,......这些同志们作下去,要有信心搞下去,一定会搞好,一定会更进一步的布尔什维克化。要我们全党,我们实际工作的同志能够这样去做,慢慢地来,一年搞一本,搞三、四十年就可以搞三、四十本。有些人是走马看花,一走就过去了。还有一种是下马看花,要仔仔细细地看(笑)。今天是要下马看花,要慢慢地看,我们读他三,四十本书,一年读一本要三,四十年,今年已经六、七十岁了,还能读几本书?我们要读三、四十本书,有的一星期可以读它一、二本,甚至几本,比如像党校,我们规定党校,计划八个月读三、四十本书,我们有一个大概,把三、四十本书下马看一下,将来做工作,一、二年以后再来翻一翻。如果说早把字典所有的字完全读了,是不可能,如果说把字典所有的字都读了,这样的人,在全天下都难找。连马克思在内,也是不可能的。我们要今天翻一下,明天翻一下,慢慢地来。我们的工农干部、有工作经验的干部,完全可以这样,达到这个目的。这样一来。我们可以更进一步。请同志们考虑一下,我讲的话完了。(全场热烈鼓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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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十二条 - 和谐历史档案馆 Banned Historical Archiv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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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关于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十二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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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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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1942.1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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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签:关键人物文稿 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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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来源:毛泽东思想万岁(1913-1943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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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十二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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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高干会议开得很好,××同志的发言是完全正确的,我完全同意批评朱理治、郭洪涛两人历史路线上的错误。大会说明创造边区及参加边区工作的同志都是好同志,边区的干部更好一些,经历了内战、土地革命、抗日三个时期,外来和本地干部要互相团结,“洋包子”决比土包子多走了一段路,“洋包子”高明,那么你的根据地怎么垮的?所以原则不好,加上原则不好,加上客观原因,敌人压力很大,主观原则的错误,把白区差不多弄完了。今天我想讲斯大林同志十二条。讲这十二条,跟刚才讲的全党路线搞清楚,全党团结起来,在这基础上讲十二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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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说:“我们要实行布尔什维克化;要有那些条件,至少有若干种种条件,如果没有这样的条件,布尔什维克化是空的。”如果没具备这些条件或不完全,就不能布尔什维克化,可是布尔什维克化“化”字是不容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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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全党情况怎样?是向着布尔什维克化,经过廿一年的斗争,可说是布尔什维克,从他的条件他的工作说起来,这个党的经验觉悟程度同群众的联系说起来,是个布尔什维克党,但还讲不到“化”,化就是彻底的很,就是完全的完整的布尔什维克,如斯大林所说的第一条,必须使得党不把自己看成为国会选举的附属物一一象社会民主党,在实质看成的那样,也不能看成职工会的不要钱的附属品一如果某些无政府主义工团敌对分子有时对于这总反复说明的那样,而应看着是无产阶级的阶级联合之最高形式,负责创造无产阶级底其它一切形式的组织一一从职工会到全国党团一一的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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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条我党许多地方部分没有实行,或完全实行,我们是否国会党团问题?是否职工会无政府主义问题?我们不是国会党团,工联主义、无政府主义,所以我们的国会党团没有象斯大林所讲的脱离党把党团员看成附属品,而拿那个东西为主体,(重庆参政会边参会有党团)而凡以国会党团为主体,实际就是中央,在欧洲国会党团,就是党中央的现象,我们许多同志说这一条是否可要?有些同志说对我们不适用。我讲“党是一个阶级的最高组织形式”,这个最高原则领导一切形式的组织,一股组织形式在这所谓职工会,全国党团这个问题,我们有别的例子,如我们有政府军队,民众团体,党领导什么?就是领导政府、军队、民众团体,不领导别的。除外,还有党务工作,整顿党组织,整理党组织是为整理党务工作,整理党务工作是为把政府、军队、民众团体搞好,也包括干部工作。干部是政府人员,除了党务干部十分之九是军队和政府干部、民众团体干部,民众团体有工作,青、妇、合作社、文化团体(包括文学会、哲学会、戏剧社、木刻会等)把这些搞好,才能和敌人作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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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现在有这样一种概念,你这党部就管你的党务工作,我的政府、军队、民众团体,你少管,少管则不管,不管则反对,这些是什么人?是张国焘,他就是反对我们管,他自己搞个中央“陈桥兵变,黄袍加身”自己有军队.反对中央管他,而他要推翻这个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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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还有一个项英,中央命令他不执行,就是皖南事变这样的事。其他军队还没有这样的严重。张国焘是最标准最标准的,比较次的是没有公开暴露这些事情,再有就是服从一部分,不服从一部分,服我脾气我服从,否则不服从,口里没有讲,心里这样想,作起来也这样作,边区党政军队关系就是这样的现象,党的意志决议不能执行。如军民合作相当长期没有执行,不执行是原则的问题,步调不一致,政府与党、政府里工作的党员与政府领导不一致,群众团体之间也曾有这样的事,如青年工作闹独立斗争,跟党的政策不符,随便藁一套。文化团体也有这样的事,如解放日报第四版有个时期成为独立王国,什么也不能干涉,报馆的意志在这版不能执行。一版有一个字不服从就是闹独立性,有人说党一个字也要管,挖苦得很。党是管一切的,所以叫党“决定一切”。“九一决定中”已搞清楚。我们所谓党是党员组成的,一切党员就是党的组织,我这里叫军队、民众团体......实际是不要这个党,现在执行斯大林这一条,就是领导一元化,承认中央“九一决定”与这次会议中整顿关系的决议桉,知道党是一切无产阶级的最高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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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条讲理论,“必须使党特别是它的创造者完全精通马克思主义理论,这种理论与革命实际工作不可分离的联系着”。这条我党历史上有个过程,第一个时期很高的热情接受马克思主义,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我们干了一个革命叫大革命,从有党到 l927 年前一段,准备大革命,后一段执行大革命,是马克思主义原则和思想指导下那时(1921)党成立,在十月革命之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有很大的宣传,特别是“五四”后,有广泛的传播,“五四”以前中国工人阶级知识分子对马列主义是不知道的,十月革命本身就是极大的宣传,影响,中国许多知识分子倾向机会主义,加以世界大战,中国产生“五四”运动,以李大钊为首一部分知识分子,开始自觉地研究马克思主义,因此党能在 21 年建立。没有十月革命,“五四”的酝酿,党的产生是困难的。1921~1927 年这六年中,幼年的党干了一件大事,这是在外国史上也是不多见的,就是大革命,国共合作,对马列主义起了很大作用,大革命是在国际指导下,按中国实际情况提出纲领进行活动,有些人觉得中国党开始没有理论,我们党较后一个时期是没有理论的,我们说 21 年有了共产党本身就是马列主义指导下产生的,不然怎么样设想呢?怎样忽然出来一个共产党呢?1921-1924 年之间,大钊就宣传共产主义,大革命,内战、抗日三个阶段都是真假马列主义在斗争,朱理治文章是写“为马列主义而斗争”实际是“右倾机会主义”,什么人证明呢?被抓、被杀的那些证明,杀了 240 个马列主义者,还有一批,因为中央来了,未来得及杀,叫了声“刀下留人”又放了。这种现象不只是一个边区,特别是鄂豫皖,湘鄂西和这里严重,中央苏区,赣东北,四川也有,但不严重,这是个错误路线,枪杀了革命干部共产党员,把共产党员马列主义者杀了。苏区搞光 90%,白区是 100%,大革命后期陈独秀是假的马列主义,结果被正确的马列主义克服了,“八七”会议把他排除了,我党大革命时期,有向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斗争,有向张国焘左倾机会主义的斗争,这都是马克思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的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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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义会议后,基于前者的失败,路线是比较正确的,有否缺点?开幕那天我说过党内现在有一种自由主义,又象中央所提出来的一样,我们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这些不是统治路线,但就是残余也是不符合原则的。对之可有两种态度,一是自由主义态度,隐瞒、包庇、不理,一种是向之作斗争。从去年七一一八月起,中央颁布了“增强党性的决定”,“调查研究的决定”,今年又提出了严整顿三风,“就是对不正确路线采取批评态度,遵义会议后,不是过火的斗争,而是自由主义,过去犯左倾错误的,遵义会议后就容易犯自由主义的毛病,朱、郭过去是“左”,抗战以来朱右,则工作闹独立性,郭敬散布谣言,挑拨离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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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就是在马列主义指导下建立的,党在三个时期中克服了错误路线,但现在又产生右的倾向。教条主义是什么?就是拿马列主义对马列主义釆取自由主义,以马列主义作招牌,懂了就是不作,我们中国教条主义有两种,一种咬文嚼字,他也作,错了就乱搬公式,还有一种是不作事,只读书,读了好多,一箭不放。一种是“无的放失”,一种是“有箭不放”当作宝贝古董,延安发现的是后一种,读了很多东西,对边币和法币不能解释,是脱离现状的,边区党员有名为党员,实际与党不一致,还包括一部分反革命奸细,托派分子,如吴契如就是这样的人,是个文化人,皖南事变时,国民党抓了他,把他放出,叫他到这里来,现在已由新四军打电报来证实他被俘过,他也承认怎样当特务。王实味最近也发现了,他以党的资格在这里讲话,组织了一个五人反党集团,(中央研究院政治研究室)就是王实味,成全、理璠芬、宋铮,他们说话作事不象共产党员,但有同志就不加区别,这是否自由主义?郭洪涛的破坏党、朱理治的闹独立性,以前不讲,这次会上讲了是马列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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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要我们注意理论,我们与党校同志商量一下,党校准备读几本书,要读三十一一四十本,如果我们有这样丰富的经验,这样长的斗争历史,能读几十本马恩列斯的书,就把党武装起来,朱理治那一套能卖?有人陪?就是我们理论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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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条必须使党在制定各种口号和指示时,不是根据熟读了的公式和历史类比,而是根据对革命运动的关系条件、国内外具体条件周密分析的结果,同时顾及各国革命的经验。斯大林这一条很易理解,有一种是公式历史类比,另一种是根据革命运动的历史条件,如口号中有一个“打通国际路线”,把区三千人,一个个括起来也不能打通国际路线,从洛川到郦县六十里,恐怕也拉不够一个日本。也不过这么宽,(笑声)还有一种口号要打“中心成市”,拒绝作“会门工作”、“土匪工作,刘志丹曾提出作“会门工作”,“土匪工作”,把全国的斗争形势变成我们有利的斗争形势,要和军阀笼络一下。朱理治就说是和军阀勾结,我们不是和军阀勾结,而是利用,那时全国积极要求抗日救国,而我们打击在野党派,在朝的打不倒,在野的人家去经在野了,你还要打在山里办工会,世界上那能出这样的文章,他们引用外国历史上的类比,外国在苏联打过彼得格勒,于是我们也可以打中心城市吧?斯大林同志讲到要照顾外国的经验,他是把国际国内当前具体条件作具体的分析放在第一位,国际经验要照顾,但要恰当估计,不是硬搬,过去的缺点就是硬搬,在外国有清党起动,我们也要把党清刷,要釆取外国经验,但主要应从国内具体情况加以周密的具体研究,如王实味确实是托派,吴契如确实是特务,边区确有部分人是党棍坏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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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们看今天有何口号?有抗日统一战线的抗日口号,制定设有?制定的条件是国共合作,各阶级合作,过去提出过不分贫下中农的口号,今天提出了减租减息、交租交息及统一战线口号,这些根据当前国内外具体条件的具体分析,今天实行“三三制”、“十小时作制”、“精兵简政”是煳里煳涂提出来的还是确有需要?项英同志很早就提出“精兵主义”这在当时是不恰当的,现在提确是恰当的,是在这样的具体条件下,加以周密分析提出的“精兵简政”,不加调查研究、周密分析就不箭进行彻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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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这一条就要以洛川为中心向三边发展,就要打通国际路线,在稍山里建立工会,搞集体农场,打大城市、再搞反马列主义。斯大林这条就是要我们作具体分析,同时又照顾到外国的经验,工作就会作得好,反之就作不好。制定口号凡不符合实际,制定政策指示一定行不通,作不好,所以这是一个方法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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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条:必须使得党在群众革命斗争的烈火中检查这些口号、指示的正确性。这条和十二条都是讲检查,这个检查主要检查口号、指示,实行原则路线。后面是讲检查工作作风这条路线的执行,具体的工作。第三条讲要根据具体条件周密分析,制定口号指示这是个方法论,单有这部分是不够的,还要在实际中得到证明,理论是实际中抽出来的。第三条讲调查研究,实际的反映指示和口号。朱理治也讲根据实际,他是根据国际形势有两个世界对立.国内形势有两个对立等,在实践中检查结果,白区 100%,边区 90%搞掉了,从革命烈火中检查这些口号,国共十年内战可谓烈火矣,检查那时的口号,指示是不正确的,象打中心城市、稍山里建工会、国际路线、肃反、都不正确,刘志丹是正确的,朱理治、郭洪涛不相信,我们试了看,信得反不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三三制、精兵简政,究竟跟实践合不合,要检查,如我们过去在党内的教育制度,学校的教育制度,合不合教学方法,结果是教条主义的,是否正确,最近证明,要在你去作,对了就对,过程中不对就要参考,不能讲中央一切都对,这样讲的人是盲目的,是一个没有觉悟的人,说现在中央一切都对,是因为过去有那些样子的经验,那样大的胜利也犯过许多错误,彻底正确只有在实行之后,理论是从容现实践中抽出,从客观实践中得到证明的,这是第四条,你的客观实践的态度,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尺度,用什么采衡量真理?就用实践,所以说不在他的决议签名,而在他的行动,检查一个干部、一个党的重要标准,要看他实行的结果,有第三条而无第四条是不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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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条必须使得党的全部工作一一特别若是党里的社会民主党传统还未消失的话一一改造过来,建筑在新的革命的步调上,使得党的每一步骤和行动自然而然走向群众革命,走向革命的精神上培养和教育工人阶级的广大群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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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讲工作作风,原意是不要社会民主党的作风,不是改良而是革命的作风,因为社会民主党,那时就没有革命的作风,应该把党的作风改造过来,放在新的革命基础上,新的革命步调上,新的精神上,布尔什维党是从第二国际分裂出来的,第二国际是改良主义统治的,第三国际是从第二国际分裂出来的因为他不革命,条件变化了,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社会民主党是改良的作风,他没有办法领导无产阶级革命,所以要有一个新的党,列宁就是建立一个新的党,各国按布尔什维克的作风,建立共产党。如××说的,我们党内无社会民主党的传统,中国党有两种缺点:一是左,二是右,我们今天讲的这一条,就要反对自由主义,现在党内自由主义相当严重浓厚,同时也要反过左,如征款工作不调乱派,这就不能使群众自然而然的革命化,党内有自由主义,有很多坏蛋,有王实味,吴契如,我们中央研究院(过去的马列主义学院),缺乏革命作风,怎样使他们自然而然的革命化呢?具体办法是整顿三风,过去很多在工作岗位上不安心,因此就来一个适当的解决,就是整顿三风,自我批评,这样他们就安心了!我们没有社会民主党,但有新的问题,自由主义,我们要新的革命作风,培养教育广大群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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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条,必须使党在给自己的工作中把最高原则性(不要把这和关门主义溷淆)和与群众最大限度联系及接触(不要把这与尾巴主义相溷淆)相结合。这里讲要把革命的原则性和联系群众配合起来,否则不仅不能教育群众,而且不能向群众学习。你讲要教育群众,要向群众学习,要倾听他们的呼声。我们对群众的关系是一方面要教育他们,另方面要向群众学习。不这样想要把革命的原则和联系群众结合起来是不可能的,不联系群众就不能教育群众,不能向群众学习,不联系群众怎能提高,怎知人家的迫切需要?人家须要打游击?在稍山里你去建工会,人家需要是分配土地,你搞集体农庄;人家需要十小时工作制,你搞八小时工作制。这第六条是讲群众工作的问题,斯大林告诉我们对于群众工作,要把群众的日常生活的要求,同基本要求联系起来,基本的要求是最高的原则,但是用什么方法,天天搞社会主义集体农庄、八小时工作制,尤其是现在的中国环境要求低,破除迷信是最高原则,但话一说出来就到处破除迷信,到处打庙就发生了问题,他们的要求是因为生活条件、经济条件的限制,比如外国人开洋船,中国人民是开木船,开木船就要信龙王、菩萨,开洋船的就不信,木船不信翻了不得了。破除迷信,婚姻自由、民主集中制、社会主义集体农庄、打大城市等最高原则,是我们党建立最高的目的,忘记了就不算是共产党员,可是还有一条,一定要按照群众的要求,今天能够办到,可能作到的那样来作,这些才算与群众联系,才算与群众接触。彭湃是共产党员,中央委员,他在海陆丰拜过菩萨,这就是群众工作的原则,要把这两个原则合起来,一是最高原则,一是联系群众,最高原则不要变成关门主义,郭洪涛、朱理治他们搞关门主义。联系群众也不要变成尾巴主义,祭菩萨一下还可以,天天祭就成尾巴了,相信菩萨要把握住原则,不要关门也不要尾巴,要作两条路线的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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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条:必须使得党在自己的工作中,善于把不调合的革命性(不要把这个革命性与冒险主义溷淆)和最大限度的灵活性机动性(不要与迁就性相溷淆)相配合,否则不能掌握各种斗争与组织形式,就不能把无产阶级的日常利益和革命的根本利益结合起来,并且不能把合法斗争与非法斗争配合起来。第六条着重群众工作,第七条讲统一战线原则,讲抗战的战略战术,斗争形式、组织形式,这就是战略战术的问题,(第二条讲理论,第三条是唯物主义)讲抗战的斗争形式或组织形式,因为我们不但有基本群众,而且有一部分的阶级,别的集团,可能联系就同他们联系,这里有最大限制的灵活性、机动性,要把不调合的革命同灵括性配合起来,我们曾打倒地主,现在要联合地主,过去曾没收地主的土地,现在变减租减息,交租交息,这就叫灵活性,机动性,决不是丧失革命性,托派就讲我们投降了资产阶级国民党,过去和国民党打了十年,今天日本来了,又同他联合,托派说我们投降了资本家,所以“左派”就拿这话骂共产党。列宁作一本书叫《“左”派幼稚病》,那书就是讲第七条,告诉党员要革命性同灵活性配合起来,那时候英、法、德、苏、意的共产党员,他们当中有些人提出打迂回,想在一个早上革命成功。莫斯科的革命成功了,我们还作什么国会工作,他们就反对作国会工作,他们反对利用国会作讲台,反对同社会民主党左翼联合,一九二一年四月列宁作了这本书,郭洪涛、朱理治过去没有看过这本书,也不重视这本书,看也是眼花了没有看进去,那上面很多东西都讲了,第三条那上面也讲了只有革命性,那么有否可能来掌握各种斗争形式、组织形式呢?没有可能,我只讲到这种形式是我们主要的斗争形式,武装革命形式八路军、新四军要不要灵活性呢?我们在开参政会,开国民参政会,要不要呢?还是要,要去重庆开参政会,就拿日占领区、沦陷区来说,八路军在华北,新四军在华东打,天津、上海、华中日本占去了,人家占住了,我们打不了,我们有一种办法,叫合法斗争,我们可用伪军,在伪军中作工作,日本不发粮不让办炒菜馆子,就起来发动斗争,提高群众革命积极性,合法与非法要结合起来,列宁在《“左”派幼稚病》中讲布尔什维克三次革命的经验比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要丰富,有合法与非法,流血与不流血的斗争,布尔什维克一九○五年是非法的,一九○五年后没有苏维埃,只可作一些合法斗争,如合作社、黄色工会,那时××在搞黄色工会、合作社讲他是机会主义是不对的,在白区有条件也搞非法斗争,如暴动示威,只要条件可能,革命没有内部变化是不行的,中国的三打祝家庄,外国的新木马计,都是这样。只有一种斗争形式,有合法无非法不行,如欧洲共产党只有非法斗争,否认合法斗争是“左”倾,列宁批评“左”倾幼稚病,要把两种东西配合起来,要有灵活性联合整个世界反法西斯这个阵线,包括丘吉尔、罗斯福,还有中国的国民党,德苏协定后并没有放弃和英美的关系,苏联的大使馆还在英美,德苏协定破裂时,英美苏协定建立起来不釆取这样的组织形式、斗争形式就不行,有那些组织形式?英美协定,工会青年大会,美国也有个青年大会,援军青年大会,有中国代表、英国代表,这个组织形式要灵活运用,那些组织形式、斗争形式达到革命的目的,只有一种死板的固定的组织形式、斗争形式是不好的,斯大林专门一条是统一战线组织形式斗争的问题,要有革命性,同时要有灵活性。从前打倒国民党,西安事变就变化了,人家进行反共高潮,跟我们斗争,我们只好斗争,斗争形式转变时,我们立刻放弃斗争,阎锡山搞新军时,我们不能不援助,斗争手段是为了达到团结,要有理、有利,有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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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原则性不要与关门主义溷淆,最大限度和群众接触为什么不要和尾巴主义相溷淆?又说不可调合的革命性不要与冒险主义相溷淆?最大限度灵活性、机动性不要和迁就性相溷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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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大限度的和群众接触,同群众联系的最高原则性,这是讲我们作群众工作,要把群众提高到党的水平,这就是有最高的原则性和最高的觉悟,但不要离开群众,不要关门主义,所以讲不要和关门主义溷淆,关于原则性,中央苏区有个学校,对吃辣椒的也开展斗争,提高到原则高度,说吃了就是有原则,那就是乱用原则,是关门主义,因此要善于区别原则性与关门主义,至于联系群众,又不要忘记这个原则性,不能因为今天老百姓迷信,我们就不能作破除迷信的工作进行宣传,边区有三万党员,只有个别的迷信,不赞成婚姻自由,但不能作尾巴,因此不能溷淆。讲最高原则,但不是脱离群众(第六条解释)。“不可调和的革命性和最大限度的灵性、机动性”是讲革命和妥协的关系,“左”派幼稚病那本书已讲了,因为西欧的共产党,他们有这样的口号:“不作任何的妥协”列宁批评了,但西欧的共产党自认为很革命,这是冒险主义,不作任何妥协,可是群众的觉悟是这样,他们不利用国会,不利用合法斗争,不看群众的觉悟程度,只讲进攻,这就叫冒险主义,而这是不要迂回。列宁讲俄国的历史说:“在他们的历史中,曾有过许多妥协,这一种妥协是灵活性,要有最大限度的灵活性、机动性,但非迁就。”第三国际就是迁就,党要和别的阶级、成分进行妥协,合作,甚至利用敌人,比如俄共利用沙皇的国会,因为法律上允许共产党员当议员,这时全国没有大的革命可以利用,不利用就不是革命,苏联和德国法西斯妥协过,就在去年六月曾订过苏德协定,我们这个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党在十五年前就和资产阶级妥协过,全世界恐怕中国第一次和资产阶级妥协,共同进行反帝反军阀的斗争,现在全世界除法西斯国的资产阶级外,统统同他们进行妥协,在中国是同国民党、地主,边区是同地主妥协的,张国焘就是完全丧失自己的立场。革命完全不管,跑到汉口在大公报上签了宣言,他讲的迁就是完全不要原则性,完全不要革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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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条:必须对党不隐藏自己的缺点和错误,不怕批评,而且要善于在自己的错误上改善和教育自己的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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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条:“必须对党经常地改善自己组织的社会成分,清除那些腐化党的机会主义分子以便达到最高限度的一元化。”这两条在联共党史结束语中也分作两条,关于反对机会主义,关于我们队伍中间有错误应该批评,这两条应该分开,这是第一条,与联共党史结束语有点出入,不同,大体意思差不多,联共党史结束语,一共有六条,第一条讲党要有一个革命党,同这十二条的第一条一样,基本上是一样的,第二条要精通马克思主义理论,要有革命的理论,跟这十二条第二条一样,第三条讲工人阶级的统一,工人阶级队伍中间应该是统一的,那些欺骗工人阶级的政策实际上是反革命的政党,应该跟他作斗争,要有革命的党,不是社会民主党,是共产党,是列宁式的党,他们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武器,这样的党为马列主义的党,工人阶级要清洗自己队伍中那些反革命分子,与它作斗争,使工人阶级统一,使党统一。第四点是讲党的统一,我们是讲党的一元化,其次教训,我们说党不同自己队伍中的机会主义作不调和的斗争,不粉碎投降主义者就不能保存自己队伍的统一和纪律,不能实现其为无产阶级组织者的作用,就不能实现为社会主义建设者的作用。我们内部生活发展的历史乃是反对党内机会主义集团,经济主义者,孟什维克,托洛茨基分子、布哈林的民族主义倾向而斗争并粉碎之的历史。有人也许觉得布尔什维克化费大多的精力进行党内机会主义的斗争,也许觉得布尔什维克党过分估计这些机会主义分子的意义,这是完全不对的,在自己的内部容忍机会主义正如容忍肌体内毒疮一样,党是工人阶级的先进队伍,是工人阶级的前方堡垒,战斗的参谋部,不能允许那些缺乏信念者、机会主义、投降主义和叛徒,和他们同资产阶级作悬死斗争,那就陷于背叛受敌,堡垒是容易从内部夺取的,因此要从党内清除这样人,吴契如以党员面目给国民党作事,这叫机会主义吗?王实味是个托派,在这里组织反党集团,这一类叫叛徒,这次开会清算了过去的历史,朱、郭在边区搞形成前边是敌人,后边也有敌人;堡垒参谋部的有敌人,抓了许多人,把刘志丹也抓起来了,差点被杀了。你说危险不危险?我完全同意张×山的分析,他们前途有三:一,前途是反党,退出共产党走到反革命方面去;二,前途继续是两面派;三,改正错误,联共党史结评第五条说:如果被成绩熏醉而骄傲起来,如果党已不愿再看见自己工作中的缺点,害怕承认自己的错误,纠正错误,就不能实现其为工人阶级领导者的作用,这里讲应该看到缺点不骄傲,承认缺点并及时纠正,公开的承认,不要在小屋子里几个人讲,要在犯错误中教育自己,党是不可以战胜的,否则就要自取灭亡,这不是叛徒的问题,而是工作中个别错误的问题。这次要清算过去历史问题,闹独立性,自由主义、要精兵简政”整顿三风、就是要纠正自由主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犯错误的人应该不隐瞒自己的错误,不应用虚夸来隐瞒缺点,能这样作的党是不可战胜的,列宁说:“政党对自己的错误,所把的态度是重要最可靠的尺度,以考虑这个党是否慎重和他在实质上执行自己对本阶级劳动群众的义务。”对错误所抱的态度,是考虑这个党的性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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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条就是党史结束语的第五条,“必须使党不掩盖自己的错误,不怕批评,善于在自己的错误上改进和教育自己的干部。”这里要说:宽大政策在党外不同,一九三八年三月党中央有个决定要发展党员,同时说不要使一个坏分子进来,这叫开门政策,同时又关了一掮门,对坏分子关了门,我们的施政纲领是对外的,对外要采取宽大政策,俘虏、特务,只要不坚持作坏事,愿意改正错误,应采取宽大政策,但不是讲对任何反革命都是宽大政策,日本的飞机可以随便在这里降下来,日本人可以随便来这里开会,这是不行的,我们的宽大政策在实行中有了毛病,有了自由主义,把宽大政策变成了自由主义,以致相当多的人弄不清吴契如、王实味,我们要审查各个部门有否这样的自由主义?很多事项不加解释,没有斗争,一团和气,领导与被领导之间,有个原则,第一叫团结;第二有错误要斗争。要正确的批评和自我批评,这就是第八条,联共党史第五条,我们有些同志不善于发现错误,不愿公开承认错误,对钻进我们党内的奸细、反革命也釆取宽大政策吗?我们现在整顿三风、精兵简政是两种斗争,一种是无产阶级思想与小资产阶级思想的斗争,还有一种是革命对反革命的斗争,对大多数是前者,少数个别是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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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同志受批评,怕抹煞成绩,我在党校二月十日讲了整顿三风,党八股的报告有万多字,但成绩只有百多字,那是否抹煞成绩呢?不能这样提,我们现在是作自我批评,“九一决定”估计了我们的统一战线,估计了我党抗日以来根据地领导一般是统一的,团结的,党政军民各组织关系基本上是团结的,因而支持了八年抗战艰苦斗争的局面,不统一团结就支持不了,列宁讲:“我们要公开承认错误,揭发这些错误的原因,分析错误的环境,产生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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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条:“必须使得党善于把先进战斗员中的优秀分子选拔到基层的领导核心中去。”一切单位要注意领导核心的建立,没有核心就不好办了,不能每个人都是领导核心,没有领导核心怎样领导呢?领导核心是斗争中形成的,领导核心的条件,斯大林讲有两个斗争,就是十分忠诚,十分有经验。忠诚就是这样的忠诚,是以成为无产阶级的代表,经验是领导阶级斗争,因此要善于运用马列主义的策略和战略。朱、郭要独立性,就没有资格代表无产阶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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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条:斯大林说:“必须使党经常地改善自己组织的社会成分,清除那些腐化党的机会主义分子,以便达到最高限度的一元化。”讲改善自己机会主义成分,就是说要洗刷坏分子出党,经常清洗,经常吸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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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条:“必须使党创立起无产阶级铁的纪律。”以此区别社会民主党,区别自由主义,这种自由主义严重的破坏了党的纪律,自由主义发展了闹独立性、小广播、讲价钱,调工作不动,不服从决议,讲了不作,见坏分子不批评,见坏思想不斗争,这种自由主义发展了,就没有纪律,创立这样的铁的纪律,斯大林讲要有这样的条件和基础,就是若干思想的统一,运动的目的明确。现在我们运动的目的,抗战,团结,部分人想打出去则与此相反,整顿三风也算一个运动的目标,整顿三风的目的有两个,一个是无产阶级思想。一个是克服暗藏的反革命,目标要明确整三风开始是搞了一个万人,后来目标讲清楚了整三风是整顿全党,这样就建立起纪律,要进行纪律,运动目标明确,设法整风,精兵简政也是一个运动,它实行在困难时期,制度要精简节约,统一效能、思想不要闹独立性,现在是困难要反官僚主义,这样就把精兵简政这个目标破了,斯大林讲纪律基础基于什么?纪律是逐渐凑成,不是天上掉下或下一个命令,而是思想统一、运动目标明确,实际行动统一,广大群众对运动要自觉性,作到这些就要有铁的纪律,否则就象豆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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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条:必须使得党有系统的检查自己的决定和指示的执行,斯大林把这二条放在最后,就是要我们经常检查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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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十二条是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一百年的经验,从一八四三年到明年(一九四三年)就是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一百年了,现在我们整顿三风,这些文件不仅总结了中国廿一年的经验,而且总结了共产主义运动的百年经验,斯大林在一九二五年写的这个文件也十多年了。没有这些经验联共党史结论的第三、四、五条就难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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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第一条要有革命的党,要有领导一切的党,这一条相当于联共党史结束语的第一条,我们的“九一决定”,我们要统一党的领导,还有一个“增强党性的决定”,这个决定中讲,不要闹独立性,这次高干会议又整顿各级组织关系,叫做整顿关系,这是我们对于这条怎样实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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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第二条,我们要精通马克思主义,精通实践联系,不脱离实际学马列主义,相当于结束语第二条,第二条讲得详细,这里只是一两句话,季米特洛夫论干部教育政策,在讲到教育政策时,告诉我们要教育些什么东西,他说有两种教育方法,一种是教育式的,一种是真马克思主义的,六中全会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有“中央关于干部学校的决定”有“在职干部教育决定”这两个决定都提到怎样学马克思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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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条就是我们的口头指示,要根据具体的条件分析,我们有一个“调查研究的决定”,反对那种根据公式的公式主义,根据历史的类此来制定口号政策。第三、四条,是讲方法论,制定口号指示的方法论,如何指示,如何检查,第三条制定,第四条就是证明,釆取革命步骤,使群众自然而然的革命化,而不要那一种与宣传指南相反的那一种宣传,那一种态度。我们说反对党八股,我们还有“四三决定”,这个决定上面有很多步骤,决定讲的,各机关已实行了,在开始,同志站的是反革命立场,现在逐步转过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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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条讲群众工作,讲群众工作的原则性同群众落后怎样适应,群众落后我们要讲原则,就是原则性,不要脱离群众,这是不要关门主义,讲原则不是关门,讲接近群众不是尾巴主义,对此中央有关“关于群众的决定”即联系第六条,边区如德源、陇东怎样坚持原则性,坚持原则性要密切联系群众,不是关门主义,又不是尾巴主义,把这提高一步,有了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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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条不要冒险主义,又不要迁就行为,这就叫斗争形式和组织形式是讲统一战线。这个有左派幼稚病,有季米特洛夫七次大会的报告、有中央关于国共合作的各种条件,从“八一”宣言起,在反磨擦中,在反共高潮中,我们有许多经验。我们的“三三制”,我们的土地关系,对土地关系的处理,劳资关系的处理,除奸政策,各种政策等,施政纲领与斯大林所讲的这一条这一类性质,不要冒险也不要迁就,冒险主义不善于革命性;而最大限度的灵活性,决非尾巴主义,研究一下我们的工作,自己的历史,关于国共合作中期,最近三、二年,现在实行的“三三制”、土地、劳资、除奸政策,有许多同志不满意,我们应动不动,应捉的不捉、土匪闹的厉害,还要想宽大政策是斯大林讲的,十二条是没有的,土匪天天打,打到瓦窑堡、延安附近,还讲宽大政策,他那种宽大政策那来的?人家打得你要死,群众到处叫,还说宽大政策,施政纲领,这对觉悟的讲宽大,人家天天整你,你讲宽大,这样日本飞机还来加油,你还讲宽大,就是要检查这样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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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条:要讲自我批评,改正错误,列斯都论它,这里引列宁的自我批评结束语第六条“四三决定”,决定告诉我们怎样作自我批评,有“论党内斗争”,有反对自由主义,党内几种不正确的倾向,都属于第八条,现在的整顿三风,属于这种性质,所谓正确的干部政策,究竟是什么?煳涂的团结,无原则的团结、缺乏自我批评的团结,是团结不了的.这样的党内宽大政策是非马列主义的,缺乏批评斗争性的,这样的干部政策是不正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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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条讲党内要经常改善我们党内成分,清除机会主义.使党达到高度的一元性,季米特洛夫论干部教育政策,有四大标准,也可说是干部四大条件,第一要忠诚,一条是经验,忠诚自己讲不行,要在法庭上、战斗中、艰苦工作中考验。第二条是讲联系群众,嘴讲不行,要群众自己觉得你是他们的领导,只要眼睛多看一些、耳朵多听一些,夸夸其谈就少了,人家就相信你了。第三条是有独立工作能力。能即有经验,会领导无产阶级斗争。第四要守纪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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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条讲经常性清洗社会成分,洗刷机会主义分子,达到高度一元性,是结束语第四条,我们有“中央巩固党的决定”,“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巩固党就要清洗坏分子,经党改善党组。党员应是什么人?党的文件回答了这个问题,要对党的敌人应该怎样与之斗争,要清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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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条,讲纪律,革命党没有纪律不成,斯大林讲思想的一致性,目标的明确性,实际工作的统一性,党员的自觉性,这些就生长在纪律中.列宁论党的纪律与民主,我们有这样的文章,是列在工人阶级的文章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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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条讲检查,斯大林论领导及检查,他那样的文章在马克思主义时代是不可能的,如整党、整政、整军、整财、整×、整关系是有系统的,而且是有威信的人,而不是普通人,林老,贺老以及其他许多人,你们是各地方有威信的人,要各部门的主要领导去检查,“四三决定”上讲过这样的问题,因此十二条须得好好学习、研究、这是我们全党的圣经,不是教条,每一条都可以使用,可是有些情况,象社会民主党,我们中国没有,我们更可能使用这一条,那么我们更要布尔什维克化一步,这个“化”要自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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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讲这十二条,斯大林也讲了,而是在许多年前讲的,我们自觉的去作工作,学习马列主义,干部要有计划的读三、四十本书,不读则已,有了经验的人,读了就通了。我们是土包子怎能读呢?恰恰是土包子能读得通,容易懂。这次整顿三风的文件是一部经书,二十二个文件再加上三个,二十五个,不到十三万字,读八个月,有工作经验的人读时就钻牛角,为什么?是精神实质,要让他们去钻,再到工作中去,朱、郭在过去没有工作经验,过去大概读过几本书,到这里就大摇大摆为马列主义而斗争,这个文件有一、二万字,他的马列主义从那里来的?是那国的列宁呢?就等于没有读书,我们读不是装腔作势,借以吓人,因为我们不是朱、郭那样的人,有实践经验的人读了马列主义,就会同群众接近,不接近就是脱离群众,就是没有谈进去,那就是反对列宁。因此一定要有信心,有的人是走马观花,现在要下马看花,一年一本就是三四十本,在学校学习一星期,读一,二本,转来工作一段再翻,要今天翻一下,明天翻一下,慢慢的来,请同志们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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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十月革命二十五周年 - 和谐历史档案馆 Banned Historical Archiv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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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祝十月革命二十五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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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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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1942.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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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签:关键人物文稿 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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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来源:毛泽东选集1-7(静火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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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十月革命二十五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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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以最大的乐观来庆祝今年的十月革命节。我坚信,今年的十月革命节不但是苏德战争的转折点,而且是全世界反法西斯阵线战胜法西斯阵线的转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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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去时期内,因为红军单独抵抗法西斯德国及其欧洲伙伴,希特勒还能继续进攻,希特勒还没有被打败。现在,苏联的力量已经在战争中壮大起来了,希特勒的第二个夏季攻势已经破产了。从此以后,世界反法西斯阵线的任务,就是发动对法西斯阵线的进攻,最后地打败法西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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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格勒的红军战士做出了有关全人类命运的英雄事业。他们是十月革命的儿女。十月革命的旗帜是不可战胜的,而一切法西斯势力则必归于消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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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中国人民庆祝红军的胜利,同时也即是庆祝自己的胜利。我们的抗日战争已经进行五年多了,我们的前途虽然还有艰苦,但是胜利的曙光已经看得见了。战胜日本法西斯不但是确定的,而且是不远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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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努力集中于打击日本法西斯,这就是中国人民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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