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增学习与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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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日与教料
日
19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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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小戏创作
以小见大
谈谈小戏创作
…上海戏剧学院奚文熙(26)
走专业与业余相结合的道路…上海人民淮剧团乔谷凡顾少春(29)补上了难忘的一课
谈《补课》的主题提炼上海青年话刷面《补课》创作组(32)
上钢三厂五·七中学
音乐·美术
为毛主席革命路线放声歌唱…上海无线电二厂老工人合唱队(34)鲁迅与木刻…
…石一歌(37)
改造黄河的人
一阅《人民画报》连载的《大河上下》有感
…司徒伟智(39)
外国文学评论
海鸥为什么走了红运?
…任文钦(41)
从当代苏联“工业题材”作品看苏联社会
一苏修文学述评之一
翁义钦倪蕊琴(50)
学会辨别各种思潮和学派
孔子、儒家和礼…
策
立(54)
漫话破“礼”…
于任远(58)
杂文:挑担子还是卸担子?…
…红宣(60)
革命青年谈理想
志在农村绘宏图…安徽固镇县中兴公社丁庙大队下乡青年胡志强(62)敢为革命创新业…上海东风农场俞建平(64)
各条战线都要为青年着想
多替扎根农村的知识青年着想…杨浦区革命委员会下乡上山办公室(66)支持青年的革新精神…上海纱管配件厂党支部(68)书评:塑造好知识青年的英雄形象
长篇小说《征途》读后…
…王一良(70)
人物传记
胡适传
一五四前后
余秋雨(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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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语录
我希望用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教育战士,教育干部,教育群众,教育党员和人民。
我们的文学艺术都是为人民大众的,首先是为工农兵的,为工农兵而创作,为工农兵所利用的。
新中国要为青年们着想,要关怀青年一代的成长。
学奥5挑料
一九七四年第一期目
录
继续搞好上层建筑领域的革命
大家来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薛源之翟平(3)把文艺革命进行到底
…方
海(6)
提倡业余戏剧、电影创作
…戚文德(9)
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唱赞歌…姚克明黄彩虹(13)
话剧评论
话剧革命的新收获
简评《钢铁洪流》…
…齐方(16)
发生事故以后
一看话剧《钢铁洪流》、《第二个春天》后想起的…石望江(20)两个剧本两面镜子
一一谈中国话剧《钢铁洪流》和苏联话剧《炼钢工人》…肖豫(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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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卖高好上层建筑有威白的革吊
大家来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薛源之翟平
《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是根据毛主席为中国工农红军亲自制订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谱写成的。兀十年来,这首雄壮嘹亮的战歌,伴随着中国人民的革命步伐,从井冈山到遵义城,从延安到北京,飞遍全国,把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革命传统传遍全国。今天,我们在继续深入开展批林整风运动中,遵照毛主席关于“用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教育战士,教育于部,教育群众,教育党员和人民”的教导,高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这首歌曲,感到格外亲切,深受光荣革命传统的教育和鼓舞。
毛主席亲自制订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是两条路线激烈斗争的产物。我们的红军是一支代表工农大众利益的新型军队。但是,当工农红军刚刚创建的时候,旧军队的影响和各种非无产阶级的思想作风,还严重存在。这对于执行党的正确路线,妨碍极大。为了克服当时部队中的错误思想和作风,毛主席经常和战士谈心,同群众商量,进行调查研究。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就是毛主席在和彭德怀、林彪一伙反动的建军路线的斗争中,集中了人民战士和人民群众的意见而诞生的。它用具体而简明的语言,规定了正确处理人民军队与党的关系、人民军队与人民群众的关系,以及军以内部的相互关系的各项政策,对人民军队的建设和革命事业的胜利发展起了极大的作用。一九四七年十月,正当全国人民夺取解放战争伟大胜利的关键时刻,毛主席又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中告诫全党全军:“必须提高纪律性,坚决执行命令,执行政策,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并且写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关于重行颁布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训令》,号令“以此为准,深入教育,严格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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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党领导革命事业取得伟大胜利的斗争实践表明: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是实现毛主席革命路线的重要保证,是粉碎党内“左”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强大武器。“一切行动听指挥,步调一致才能得胜利”,这是来自革命实践并为革命实践证明了的一条真理。
毛主席亲自制订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我们条条都要记清,条条都要一丝不苟地贯彻执行。三大纪律的第一条是“一切行动听指挥”,这是革命纪律的核心。听谁的指挥呢?这是加强纪律性需要首先搞清的问题。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是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唯一领导中心,毛主席亲自制订的革命路线和政策,是唯一正确的路线和政策。因此,我们的一切行动都要听党的指挥,听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和政策的指挥。在阶级社会中,任何人都不是孤立的,任何人的行动都是代表着一定阶级的利益的。在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长期搏斗中,不是听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指挥,就是听资产阶级司令部的指挥,完全不听指挥的人的行动是没有的。无产阶级要彻底推翻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最终实现共产主义,这是阶级社会中最伟大最深刻的一场革命。这只有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指挥之下,在无产阶级政党的一元化领导之下,才能达到目的。我们革命队伍中的同志,来自五湖四海,都是为了一个目标而奔赴在一起的。目标一致,就要求我们的步调一致。只有做到了步调一致,才能取得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的伟大胜利。
“步调一致才能得胜利”,这是无产阶级革命纪律的集中体现。在阶级社会里,纪律有着鲜明的阶级性,抽象的超阶级的纪律是绝不存在的。一切剥削阶级的清规戒律都是维护少数人的特权利益的。无产阶级的革命纪律,则是维护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利益的,是由无产阶级的思想和政治路线所决定并为它服务的。我们遵守纪律是为了什么?“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这是我们共产党人的出发点和归宿点。从这样的认识出发,从守纪律、听指挥和为大多数人谋利益的一致性出发,我们就会提高遵守党的纪律的自觉性,增强贯彻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自觉性。
要做到“步调一致”,就要在对待人民群众这个重大原则问题上,坚决做到“处处爱人民”,对群众的利益“处处注意到”。在烽火连天的战斗岁月里,人民的子弟兵遵照毛主席的教导,坚持“不拿群众一针一线”,做到“说话和气”、“买卖公平”、“借东西要还”、“损坏东西要赔”、“不打人骂人”等注意,使得全国人民拥护又欢迎。人民群众一听到《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这首亲切嘹亮的战歌,一看到纪律严明、处处爱人民的人民战士,就奔走相告:“自己的队伍来到面前”。这种“军民团结鱼水情”的军民关系,成了我们夺取革命胜利的一个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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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条件。今天,我们一定要学习人民军队这种革命精神,发扬人民军队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光荣传统,认真地开展大家都来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革命歌咏活动。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我们观察问题或处理问题,都要以符合大多数人民的最大利益为最高标准。由于胜利,容易滋长骄傲自满和脱离群众的倾向,务必使我们的同志“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贪图享受,当官作老爷,必然脱离群众。我们共产党员和干部,只有处处替人民着想,以普通劳动者的身份出现在群众之中,吃苦在群众之前,享受在群众之后,才能“拒腐蚀,永不沾”,不闹特殊,不耍骄傲。我们的党员和干部要始终密切联系群众,不脱离群众,才能带领群众步调
一致地去夺取更大胜利。
伟大领袖毛主席历来重视加强党的纪律性,总是根据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需要,在每一关键时刻都把这个问题提到全党面前,以引起极大的注意。毛主席多次指出:“纪律是执行路线的保证”,“统一纪律,是革命胜利的必要条件”。这里深刻地阐明了革命路线、革命任务和革命纪律的辩证关系。什么样的阶级使命,就有什么样的路线,也必然相应地有什么样的纪律。我们党的纪律,是为党的正确路线服务的,是使全党紧密团结、队伍整齐、步调一致,率领广大人民群众为实现党的任务进行胜利斗争的重要条件。列宁曾经说过:“谁要是把无产阶级政党的铁的纪律哪怕是稍微削弱一点(特别是在无产阶级专政时期),那他事实上就是帮助资产阶级来反对无产阶级。”(《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所以,是不是严格遵守党的纪律,决不是一件小事,而是检验我们共产党人党性纯不纯、路线斗争觉悟高不高的一块试金石。一切行动听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指挥,听毛主席革命路线和政策的指挥,是我们共产党人的最高纪律。毛主席亲自缔造和指挥的人民军队,历来是执行纪律的模范,无论是在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这三座大山的过程中,或者是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都为我们做出了光辉的榜样。我们应当认真地学习中国人民解放军忠于人民忠于党的无产阶级高贵品质,学
习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光荣的革命传统。
毛主席教导我们:“只要我们共产党的队伍是整齐的,步调是一致的,兵是精兵,武器是好武器,那末,任何强大的敌人都是能被我们打倒的。”因此,无论是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都应当发扬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光荣传统,高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这首革命歌曲,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指引下,统一认识,统一政策,统一计划,统一指挥,统一行动,步调一致地勇往直前,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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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文艺革命进行到底
方
海
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摧毁了刘少奇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从根本上改变了文艺界的面貌。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指引下,一批光彩夺目的革命样板戏巍然出现在社会主义艺术舞台上,把那些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统统赶下台去,使地主、资产阶级惨淡经营了千百年的文艺黯然失色。从《杜鹃山》到《海港》,这一幅幅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展现了中国无产阶级在党的领导下,从土地革命、十年内战、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到社会主义革命时期气壮山河的伟大斗争,塑造了顶天立地、叱咤风云的工农兵英雄形象,描绘了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中国革命从小到大、由弱变强、从胜利走向胜利的振奋人心的历史。革命样板戏的出现,是文艺阵地上一场翻天覆地的变革,为创造和发展无产阶级革命文艺提供了宝贵的丰富的经验。
在革命样板戏的带动下,各种艺术形式的革命正在深入,群众性的革命文艺创作和群众文艺评论的空前活跃,迎来了无产阶级文艺百花盛开的春天。这些胜利有力地证明了:“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有了正确的思想政治路线的指引,文艺就能为社会主义经济基础服务,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服务。离开正确的思想政治路线,文艺就要削弱和破坏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削弱和破坏无产阶级专政。
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指引下,我们已经取得了文艺革命的伟大胜利。但是,阶级斗争和两条路线斗争并没有结束。社会主义革命正在深入发展。我们要继续战斗,继续前进,要不断地适应社会主义革命的发展,使文艺更好地为社会主义经济基础服务。我们要依靠广大工农兵群众牢固地占领一切文艺阵地,警惕文艺黑线的回潮。社会主义文艺是整个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组成部分,工农兵是无产阶级文艺的主人,没有广大工农兵的积极参加,无产阶级的文艺阵地是不能巩固的。正因为如此,我们一定要实行普及和提高相结合、专业和业余相结合,广泛开展群众性的业余文艺演出和创作活动。现在,经过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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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批判了把工农兵排斥在文艺大门之外的修正主义路线,不仅从工农兵中涌现出大批的文艺战士,而且出现了广大工农兵群众都来管文艺、搞文艺的生动活泼的局面。群众性的大讲革命政事、大唱革命歌曲、大演革命小戏和曲艺的活动蓬勃发展,使一些被封资修文艺所污染的角落受到了涤荡。革命群众文艺是灭资兴无斗争的有力武器,是贯彻毛主席革命文艺路线以占领文艺阵地的尖兵。我们的专业文艺工作者,一定要与群众性的业余文艺相结合。我们不仅要满腔热情地为工农兵演出,而且要深入到群众中去,积极支持工农兵的业余文艺活动。正如毛主席指出的:“我们的文艺,既然基本上是为工农兵,那末所谓普及,也就是向工农兵普及,所谓提高,也就是从工农兵提高。”我们与群众文艺相结合,既可以更好地推广和普及革命样板戏,对业余文艺工作者进行辅导,帮助他们提高文艺水平,又可以向群众学习,从群众中吸取丰富的养料,提高自己的文艺水平。当然,要做到这一点,重要的问题是我们要放下架子,善于向工农兵群众学习。如果我们在为工农兵演出的过程中,或是在与业余文艺工作者相结合的过程中,不是抱着虚心学习的态度,而是以专业工作者自居,把为工农兵演出、帮助业余文艺工作者当成是一种“恩赐”,或者到了群众中总是与群众格格不入,把为工农兵演出看成是负担,马马虎虎,敷衍了事,那一定是不受群众欢迎的。毛主席指出:“我们应该尊重专门家,专门家对于我们的事业是很可宝贵的。但是我们应该告诉他们说,一切革命的文学家艺术家只有联系群众,表现群众,把自己当作群众的忠实的代言人,他们的工作才有意义。”我们一定要深入群众,满腔热情地为工农兵服务,向工农兵学习。谁如果把自己看作群众的主人,看作高踞于“下等人”头上的贵族,那末,不管他们演出的是什么样的“阳春白雪”,也一定是群众所不赏识的。
文艺要为社会主义经济基础服务,为工农兵服务,就要紧密地围绕党的中心工作,围绕三大革命运动去开展活动。我们不论是演出,是搞创作,都要从现实斗争,从三大革命运动的需要出发。那种只愿在大剧院中演出,不愿到三大革命实践中去,不愿到工厂、农村、部队去为工农兵演出的“正规”作风是要不得的。我们的文艺既然是为工农兵的,那么我们为什么不能走出剧院到工农兵群众中去演出?为什么不能千方百计地为工农兵群众多演出一些场次?为什么不能采取灵活多样的形式进行演出,让更多的工农兵看到革命样板戏,看到革命的文艺?现在许多专业文艺团体组织轻骑队深入工厂、农村、部队、工地,把革命样板戏或是其他革命文艺节目送上门去,这是一种为工农兵服务的好方式。这样做还可以为青年演员提供更多的艺术实践的机会,使我们的文艺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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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在政治上和业务上都能得到更多、更快的进步。革命的文艺工作者要发扬这种全心全意为工农兵服务的革命精神。那种认为走出剧院演出是没有“先例”的思想是错误的。试问用京剧表现工农兵,工农兵占领上层建筑,这难道有什么“先例”吗?我们正是打破了过去封建阶级、资产阶级文艺的“先例”,把长期霸占舞合的帝王将相、才子佳人赶下舞台,让工农兵成为文艺的主人,才创造出光辉灿烂的无产阶级文艺。我们要真正为工农兵服务,为工农兵演出,就一定要打破那种妨碍文艺工作者深入工农兵的清规戒律。只要是有利于为工农兵服务的事,我们就可以做,管它什么“先例”不“先例”。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革命的文艺工作者提出了比过去更高的要求。我们现在为工农兵演出不是多了,而是少了。多为工农兵演出,这不光是广大工农兵群众的呼声,也是广大革命文艺工作者的要求。我们那些思想跟不上群众要求的领导同志应该到群众中去走一走,听一听工农兵群众和革命文艺工作者的呼声。我们一定要千方百计,满腔热情地多为工农兵演出,更好地为巩固社会主义经济基础服务。
文艺为社会主义经济基础服务,关键是要有一支能够坚决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文艺队伍。这支队伍只能在深入工农兵群众的过程中,在斗争的过程中树立。无产阶级文艺革命的实践证明,实行专业和业余相结合,是改造文艺队伍,从工农兵中培养和造就文艺新部队的一种有效途径。我们看到,凡是那些真正实行专业和业余相结合,真正做到文艺为党的中心工作,为三六革命运动服务的单位,那里的文艺队伍就能不断地从工农兵中充实新的力量,就能使原有的文艺工作者在斗争中不断得到改造,就能始终保持一个朝气蓬勃,生动活泼的局面。我们的文艺工作者,要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就一定要深入工农群众,在斗争中努力改造世界观。来自工农兵的专业文艺工作者,要始终不脱离工农兵,始终保持劳动人民的本色,只有这样,才能永葆革命青春,成为无产阶级的忠实的代言人。原有的文艺工作者要继续改造自己,要“在自己的工作和学习的过程中,逐步地树立共产主义的世界观,逐步地学好马克思列宁主义,逐步地同工人农民打成一片,而不要中途停顿,更不要向后倒退,倒退是没有出路的。”
按照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继续搞好文艺革命,使文艺更好地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服务,这是一个非常艰巨的任务。我们要时刻记住毛主席的一系列教导,记住在文艺黑线统治下资产阶级专无产阶级政的历史教训,发扬无产阶级的革命坚定性,继续深入地在文艺战线开展两个阶级、两条路线斗争,把无产阶级文艺革命继续推向前进。。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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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倡业余戏剧、电影创作
戚文德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在社会主义的文艺阵地上,正发生着令人鼓舞的深刻变化。大批工农兵业余作者和他们的作品,正在以崭新的面貌涌现出
来。
上海文艺丛刊《珍泉》电影话剧剧本选的出版,就是工农兵业余戏剧、电影创作的最新成果。这个集子收有两个电影文学剧本,三个话剧剧本。作者有的是扎根在边疆的农垦战士,有的是挥汗在牧场的挤奶员,有的是活跃在钢铁、地质、医务各条战线的普通一兵。他们打破了资产阶级贵族老爷们所散布的神秘观念,证明广大工农兵业余作者不仅可以创作短篇小说、小戏、曲艺这样一些短小精悍的作品,而且可以创作电影、大型话剧这样一些所谓“大作品”。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指引下,工农兵完全能够驾驭从“小”到“大”多种多样的文艺样式,反映自己的火热的斗争生活,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服务。电影、戏剧创作要不要依靠广大工农兵群众,要不要走群众路线,这不是
一个什么学术问题,而是一个关系到无产阶级的戏剧、电影阵地究竟应该由谁来占领的原则问题。建国以来,刘少奇、周扬一类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为了霸占文艺阵地,使文艺成为他们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舆论工具,胡说工农兵根本“不懂文艺”,一律拒之门外,对工农兵实行文化专制主义。但是,党领导的革命的群众文艺运动,特别是一九五八年毛主席亲自发动的新民歌运动,以其辉煌的成果,粉碎了他们的无耻谰言。于是,他们又胡说什么工农兵只能编编“顺口溜”,不会写小说,更不配懂戏剧和电影。但是,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锻炼的工农兵业余作者,在伟大的京剧革命的鼓舞与推动下,以革命样板戏为光辉榜样,不但写出了大量的生气勃勃的优秀的短篇小说、长篇小说,而且也以雄伟的步伐,闯进话剧、电影这块资产阶级老爷们的“禁区”里来了。闯进来试一试,原来并不神秘。《珍泉》这个电影话剧剧本选的问世,就又一次长了无产阶级的志气,灭了资产阶级的威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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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作为一种上层建筑,它是阶级斗争的武器,是为一定的经济基础服务的。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的精神生产是随着物质生产的改造而起着变化的。在资本主义社会里,物质生产资料为资本家所独占,因此,精神生产包括文艺创作在内,被少数剥削阶级分子所垄断。但是,在我们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里,工农兵成了社会物质生产资料的主人,因而也应当是精神生产的主人。我们的精神生产,包括文艺创作在内,都必须打破过去少数资产阶级反动权威垄断的局面,全心全意地依靠广大工农兵群众,才能真正做到为工农兵服务。我们社会主义的文艺运动的阶级性质决定了它不是少数人关起门来搞的“运动”,而应该是广大工农兵群众自己解放自己,自己教育自己的革命群众运动。物质生产可以搞群众运动,精神生产包括电影、戏剧创作,为什么就不能搞群众运动?解放以来文艺领域的两条路线斗争的经验充分证明,只有在党的领导下,沿着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线,把革命的群众文艺运动轰轰烈烈搞起来,使文艺同千百万群众的革命实践紧密结合起来,无产阶级才能牢固地占领文艺阵地,掌握文学艺术的领导权,使社会主义文艺繁荣起来,充分发挥其“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的武器”的作用。革命样板戏的涌现,就是文艺创作在党领导下坚持群众路线的产物。我们一定要继续发扬这个优良的传统。如果在文学艺术领域里,工农兵毫无发言权,而只有少数资产阶级专家才可以说了算,那么,我们不禁要问:这究竟是资产阶级专工农兵群众的政呢,还是工农兵专资产阶级的政?
毛主席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教导我们说:“我们的文学艺术都是为人民大众的,首先是为工农兵的,为工农兵而创作,为工农兵所利用的。”毛主席制定的这一条文艺路线,是党的群众路线在文艺工作上的体现。要真正贯彻执行这一条路线,就不但要使工农兵成为文艺作品中的主人公,而且要使工农兵逐步成为创作文艺作品的主人公。既然电影、戏剧是群众喜闻乐见的、具有广泛的群众性的艺术形式,是阶级斗争的锐利的武器,工农兵就一定要去掌握它,也一定能够掌握它。伟大的列宁在十月革命以后就曾经指出,无产阶级的艺术是“属于人民的”,“它必须在群众中间唤起艺术家,并使他们得到发展”。可惜列宁没有来得及实现这一希望,就不幸逝世了。今天,直接从工农兵中培养千千万万群众艺术家的任务,在我国已经历史地落在毛主席领导的中国共产党的肩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为工农兵群众掌握各种文艺形式开辟了无限广阔的前景。我们只有坚定不移地沿着毛主席制定的革命文艺路线,以革命样板戏为榜样,满腔热情地做好这项工作,才能不辜负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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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人民对我们的期望!
电影、戏剧创作要不要坚持党的群众路线的问题,实际上也就是一个要不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的问题。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告诉我们:人民生活是“一切文学艺术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唯一的源泉”,“革命的文艺,则是人民生活在革命作家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究竟谁对工农兵的火热斗争生活最熟悉、最热爱、最有发言权呢?不是别人,正是战斗在三大革命第一线的广大工农兵自己!为什么工农兵业余作者们能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座“金色的熔炉”中提炼出激动人心的重大题材和重大主题?为什么他们能那样热情地歌颂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歌颂工农兵英雄人物?最根本的一条,就是因为这些作者不是群众斗争的旁观者,而是群众斗争的积极参加者。在今天,广大的工农兵业余作者,在沸腾的现实生活中,同千千万万工农兵英雄人物劳动在一起,战斗在一起。其中有不少同志本身就是阶级斗争的闯将,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的尖兵。他们通过亲身的实践,感受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所带来的深刻变化,敏锐地觉察到生活中每日每时都在涌现的革命新生事物。因此,他们站在革命的新生事物这一边,满怀革命激情,拿起笔来歌颂它们,歌颂我们一日千里的伟大时代,替叱咤风云的本阶级英雄人物塑象,从而成为文艺战线的一支有生气、有希望的力量。
在如何看待工农兵业余戏剧、电影创作的态度上,可以有两种不同的态度。如果用资产阶级的艺术标准来衡量无产阶级的新生事物,就会感到这也看不惯,那也不顺眼,什么“技巧差”啦,“水平低”啦。其实,不同的阶级有着不同的艺术标准。资产阶级要的是适合资产阶级的胃口的“技巧”和“水平”,无产阶级要的是为工农兵喜闻乐见的“技巧”和“水平”,两个阶级有着两种不同的世界观和文艺观,不可能有什么共同语言。工农兵业余作者的这些作品由于是刚出土的新芽,所以不免带着些“泥土气”,但这“泥士气”,不正是它们深受群众欢迎的艺术特色吗?同时,也正因为它们是新芽,还不成熟,因此它们有希望、有前途,也最富于生命力。只要扎根于人民群众的土壤之中,在党的阳光雨露的培育下,今天的幼苗在明天一定可以成长为茂盛的森林,这是一切革命的新生事物发展的辩证法。正因如此,无产阶级革命者总是抱着欣喜的态度来看待这些刚出土的幼苗的。
我们提倡业余戏剧、电影创作,并不意味着可以排斥或贬低专业创作,相反,这恰恰是对专业创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专业创作和业余创作是相辅相成的。只有业余创作发展了,专业创作才能具有深厚的基础。而专业创作的某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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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秀作品,又为业余创作起着示范和指导的作用。无产阶级的革命文艺事业需要大量的专门家,但是,正如毛主席所指出的:“我们的专门家不但是为了干部,主要地还是为了群众。”专业文艺工作者任何时侯都不能脱离工农群众,包括向工农兵业余作者学习,“从他们吸收由群众中来的养料,把自己充实起来,丰富起来”,真正做到在普及的基础上达到提高。就戏剧、电影来说,如果在群众中产生了大量的丰富的文学剧本,就能为舞合和银幕提供选择或改编的广泛的可能性。同时,专业的戏剧、电影创作队伍,得到了工农兵业余创作队伍源源不断地输送新鲜血液,就能更好地得到发展和壮大。专业创作队伍是正规军,工农兵业余创作队伍是民兵。要形成浩浩荡荡的社会主义的文艺大军,就必须将这两支队伍互相结合起来,做到普及与提高相结合,才能以更多更好的作品满足工农兵群众日益增长的需要。
工农兵业余创作的繁荣,加重了专业文艺工作者肩上的责任。专业文艺工作者不但要向工农兵业余文艺学习,而且应该主动地帮助后者“沿着无产阶级前进的方向去提高”。专业文艺和业余文艺相结合,这本质上也是一个文艺工作同工农群众相结合的问题。我们热切地希望各条战线的同志都来关心群众业余文艺创作,大家都来做培士育苗的工作。有关部门要为工农兵业余作者的提高创造一些条件,比如象举办工农兵业余创作学习班,组织工农兵业余作者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组织他们到工农业先进单位去深入生活,帮助他们进一步扩大生活面,交流和总结创作经验等等,就是一种较好的方式。对立统一规律是世界上一切事物发展的根本法则。有矛盾,有斗争,才会有发展。从工农兵中建立起一支宏大的无产阶级文化部队,决不可能是风平浪静的。对于工农兵业余作者来说,决不能以为自己生活在群众之中,世界观的问题、方向和道路的问题就都已经解决了。资产阶级思想侵蚀甚至是刚刚出土的幼苗,这可以说是屡见不鲜的了。有些业余作者的作品之所以还不够深厚,根本原因还在于对工农兵的火热的斗争生活和工农兵的英雄人物理解不深,生活的积累也还不够。“身在工农学工农,满腔热情写工农。”要真正成为伟大时代的记录员,成为工农群众的忠实的代言人,就要一辈子不脱离群众,不脱离生活,永远走毛主席所指引的与工农兵群众相结合的道路。
新的业余话剧、电影创作迈开了第一步,这是可喜的尝试。它标志着话剧、电影创作的新的更加繁荣的局面正在到来,我们应该举起双手欢迎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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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唱赞歌
姚克明黄彩虹
小说《初春的早晨》中,红卫兵小兰曾经充满激情地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同无产阶级革命史上许多伟大斗争作了比较,感慨万分地说:“嗨!真有劲!我想,我们现在干的也是这样光荣伟大的事业。说不定,将来也有人象写当年蒙马特尔高地黎明前的斗争那样,来写我们今天东风广场开的大会呢!”这段话说得多好啊!是的,伟大的斗争,必然产生伟大的作品。当年,在巴黎公社的炮火中,产生了象《国际歌》这样的不朽的战歌。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也必然要产生出反映这场革命的文艺作品来。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在文学艺术作品中反映这场伟大的革命斗争,也是完全必要的,而且应该是非常及时的。
文学艺术是时代的一面镜子。每当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发生重大变革的时候,总会产生反映这场变革的文艺作品。列宁曾经把列夫·托尔斯泰称作是“俄国革命的镜子”。因为他的作品“非常清楚地表明了这半世纪俄国历史的变动是什么”。被某些外国资产阶级吹得神乎其神的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作品,无非就是反映了当时处于上升时期的欧洲资本主义的发家史。拿《红楼梦》来说,就是因为它深刻地揭示了当时社会的阶级关系和阶级斗争,集中地反映了当时政治和经济演变的历史,因此,尽管问世已经二百多年了,却至今仍有其历史价值,成为我们今天认识封建社会的一部百科全书。可见,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学。文艺作品只有成为时代的一面镜子,才会具有艺术生命力。
从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运动中产生的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文艺,是革命的、战斗的思想武器。这种文艺之所以有力量,就在于它从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改造旧世界、创造新世界的革命斗争中吸取源泉,同各个历史时期人民群众的革命实践紧紧地联系在一起,成为革命的战鼓,时代的号角。所以毛主席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一开始就提出了
一个文艺工作和一般的革命工作的关系的问题。文艺从属于政治,又反转来给予伟大影响于政治。文艺为工农兵服务,也就是要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为党在一定历史时期所规定的革命任务服务。刘少奇、周扬文艺黑线就是千方百计要使文艺同无产阶级政治、同党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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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定历史时期所规定的革命任务对立起来,使之成为他们反党反社会主义和颠覆无产阶级专政的舆论工具。由伟大的京剧革命揭开序幕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摧毁了文艺黑线的反革命专政,革命样板戏的诞生,开创了工农兵占领艺术舞台的社会主义文艺新纪元。革命样板戏以党的基本路线为指导,以壮丽的历史画卷反映了中国人民在以毛主席为首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民主革命时期武装夺取政权的战斗历程,和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斗争历史。它为革命文艺如何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线,为工农兵服务,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为党在一定历史时期所规定的革命任务服务,提供了光辉的榜样。
今天,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使我国的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和人民群众的精神面貌都发生了极其深刻的变化。在批林整风运动的推动下,在十大精神的鼓舞下,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阶级斗争、路线斗争觉悟提高到前所未有的高度。革命的新生事物和各条战线的英雄人物每日每时都在大量地涌现出来。革命文艺以革命样板戏为榜祥,及时反映这种深刻的变化,歌颂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使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精神得以通过文艺作品发扬光大,代代相传。这是时代向一切革命的文艺工作者提出的光荣任务。
有一种说法,现在要在文艺作品中反映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还为时过早,应当“保持
一段距离”。这种说法是很错误的。如果企图回避现实的政治斗争,最后必然会使文艺脱离无产阶级政治,脱离群众的革命实践。革命的文艺,就是要同革命的步伐一致起来,同时代的脉搏一起跳动,怎么能保持一段距离?生活在一个伟大的革命运动之中,而又想同这一革命运动保持一段距离,那就势必会脱离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轨道,甚至有滑到修正主义的轨道上去的可能。脱离千百万群众的革命实践,去寻找什么“永不褪色的题材”,这种想法是很不对头的。在我们这个一天等于二十年的伟大时代,一切都在不停顿的变化着,发展着,前进着,谁要想把自己凝固起来,僵化起来,那就不可避免地要被革命的洪流所淘汰。有的同志会说,有许多事情现在还认识不清楚呀。确实,对这场史无前例的政治大革命,我们还需要努力加强学习,提高认识。怎样才能认识清楚呢?有两种态度:一种是同它保持一段距离,一种是同广大群众一道投身于革命洪流之中,从实践中提高认识。今天,经过第九、第十两次路线斗争,经过了伟大的批林整风运动和十大精神的学习,只要我们认真总结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深入实际,深入群众,努力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一定能够认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性质和深远的历史意义,从而做到越来越深刻、正确地去反映它。现在已经有了一批直接反映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比较优秀的作品,它们的经验表明,现在反映这场革命不是为时过早,而是正是时候。
有的同志不敢从正面直接反映文化大革命,怕搞不好要犯错误,这种担心其实是不必要的。过去有些以描写文化大革命相标榜的作品之所以是毒草,并不是因为它们写了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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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大革命,而是因为它们从反动阶级的立场出发,污蔑和丑化文化大革命。只要我们是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满腔热情地歌颂这场伟大革命,就根本没有必要怕这怕那。我们应该敢于实践,勇于探索。如果反映得不深刻,那就总结经验,努力提高;即使犯些错误,那也不要紧,吸取教训,改正错误,继续前进就是了。当然,我们提倡反映文化大革命,并不是说非要从正面直接去反映它不可。文化大革命为文艺创作开辟了无比广阔的天地,创作的路子是十分宽广的。能够从正面直接反映这场苹命当然是十分可贵的,但象短篇小说《特别观众》那样从侧面反映文化大革命所带来的深刻变化和胜利成果,同样也是值得欢迎的。
已有的许多作品所提供的经验表明,要正确地深刻地反映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要学习革命样板戏的宝贵经验,以党的基本路线为指导,揭示这场革命的本质和主流。要敢于反映两个阶级、两条路线、两种世界观的激烈斗争,同时着力歌颂大草命洪流中涌现出来的革命的新生事物,歌领这场革命的真正的主人公-一工人阶级、贫下中农和广大无产阶级革命派,并且按照“三突出”的创作原则塑造无产阶级的革命英雄形象。《初春的早晨》反映的是处于高潮中的一月革命风暴。小说抓住了这场革命的主要矛盾,描绘了广大工人群众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向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夺权的如火如茶的斗争情景,集中塑造了-一个带着火热的阶级感情,坚决贯彻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工人阶级的英雄典型。可以看出,小说对这场无产阶级专政下的政治大革命的性质和主流把握得很准,尽管它只是截取了一月风暴的一个斗争画面,但却使我们清楚地感受到这场革命的脉搏和宏伟的面貌。
在一场伟大的革命运动中,必然会使阶级关系发生深刻的变化,各种矛盾斗争必然是错综复杂的。但是只要我们以党的基本路线为指导加以分析,基本矛盾无非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反映到党内,就是两条路线的斗争。如果我们根据毛主席的教导,“仔细研究社会上的各个阶级,研究它们的相互关系和各自状况,研究它们的面貌和它们的心理”,同时正确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就不难把握各种矛盾的实质。何况文艺作品也不可能把什么矛盾都写进一部作品里去,而是要求把具体的矛盾斗争加以典型化。小说《第一课》,写工宣队进驻大学。其中的矛盾斗争也是错综复杂的。但是作者没有纠缠于派性和“内战”的纷争,而是集中写了工宣队如何教育红卫兵挖出资产阶级派性的根源一一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用革命大批判促进了革命的大联合。这就抓住了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这条纲,纲举目张,这个真理对文艺创作如何提炼和概括生活素材同样是适用的。
在革命斗争的浪潮中产生的文艺作品,总是朝气蓬勃,充满战斗精神的。我们在欢迎这些作品的同时,也希望有更多的专业作者和工农兵业余作者拿起笔来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唱赞歌,一起来歌颂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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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居利评论
话剧革命的新收获
简评《钢铁洪流》
齐
方
话剧《钢铁洪流》一九七三年十一月演出本发表了,这是话剧革命的新收获。《钢》剧以磅礴的革命气势,饱满的革命激情,歌颂了毛主席的“全心全意地依靠工人阶级”和“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伟大方针,展示了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中国工入阶级的战斗风貌,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和强烈的现实意义。
《钢》剧一开始,就把我们带进一九六二年这一反帝反修斗争的火红的年代,在炼钢炉旁展现了一幅龙腾虎跃、如火如茶的生活画面。赵四海炼钢小组接受了一件不寻常的新任务一冶炼一种高级合金钢。这一任务的不寻常,不仅在于这一要硬又要软的新钢种在技术上的难度高;更在于它是反帝反修的“争气钢”。当时,苏修叛徒集团突然撕毁合同,不但停止供应我们舰艇上的一切部件,而且来个釜底抽薪,全面封锁合金元素,妄想使我们的舰艇统统变成“旱鸭子”。“争气钢”,争的就是中国工人阶级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革命志气。要炼出这样的“争气钢”,靠什么呢?厂长白显舟想的是依靠进口合金元素,依靠资产阶级专家权威的洋拐棍;而赵四海和他的战友们想的就大不一样。赵四海想得可深了:决不能让我国国防建设的主动权落在别人手里。决不能丢掉党的总路线的精神和我党艰苦奋斗的革命传统。一定要依靠工人阶级自己的力量,利用我国的富有资源,闯出一条不依赖进口合金元素的炼钢道路。两种想法,两种方案,代表的正是两种根本对立的世界观,两条根本对立的工业路线。斗争就这样不可避免地展开了。
赵四海是一个炼钢工人,按照厂长的想法,他的本份就是按照专家设计的方案把钢炼出来。可是赵四海却不满足于这一点。这个全厂的红旗手,把党的希望,革命的要求,阶级的重任,都装在心里,担在肩上了。他以高度主人翁的责任感,不但敢于攀登科学技术的高峰,走前人所没有走过的道路,自己设计出新的方案来;而且他事事、处处都把新钢种的治炼提高到党的路线的高度来认识,表现出中国工人阶级的高度的革命自觉性。“咱们不于,谁干?”“就是跳到炉子里,也要把争气钢炼出来!”这就是中国工人阶级的伟大的革命气概。《钢》剧以充满革命激情的笔调,揭示了赵四海这种革命自觉性的来源:要问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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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为什么要坚特这个方案,为什么要走这样道路?我敢响亮地回答,就因为我们心里记着毛主席亲自给我下的命令。四海的炼钢炉,是毛主席亲自视察过的炉子。四海永远不会忘记那无比幸福的一天,毛主席握住了他那双布满油腻和汗水的手,亲口对他和他的战友们说:“好好干,大有可为。”正是这七个字,它成了赵四海无比坚定的信念,成了他的一切英雄行为的思想动力,使他不为任何因难和挫折所动摇,为了落实毛主席的指示,贯彻“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伟大方针,一往无前,百折不挠,去夺取胜利。看了这出话剧,我们都会深深感到,赵四海无愧为时代的劲松,他本人就是一块用特殊材料炼成的高温不软、低温不脆的合金钢。
作为炼钢工人的光辉典型,赵四海集中体现了广大炼钢工人的共同的革命意志。赵
四海的方案,并不是他一个人的想法,也不是他一个人设计出来的,而是全厂工人的共同心愿。正如老田师傅所说的,方案“是全厂工人的心血和汗水泡出来的”。为了它,不会写的一笔一划地学文化,不会算的扳着手指头算数据,贫下中农把老田送回工厂,刘大姐她们跳下石灰坑选石灰,…话剧用生动的艺术形象表明了一个真理:“最强大的一种生产力是革命阶级本身。”要真正贯彻“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多快好省地发展我国社会主义工业,那就必须全心全意依靠象赵四海这样的工人群众。只有他们,才是工厂的主人,社会主义工业的创建者;只要依靠他们,什么样的人间奇迹都可以创造出来。
革命的新生事物的成长总不可能是一帆风顺的。特别是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前,一个普通的工人,要坚持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依靠自己的力量设计不依赖进口合金元素的新的炼钢方案,并付诸实现,一定会遇到许许多多困难和挫折。《钢》剧正是从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客观规律出发,来结构戏剧冲突,使赵四海置身于错综复杂的矛盾斗争的中心,面临重重的困难和压力。困难不单在于文化和技术方面,在这方面,赵四海和他的战友们有足够的智慧和才能来战胜它们;更主要的,乃是来自错误路线所造成的种种压力。象白厂长这样的人,迷信进口,迷信外国,迷信资产阶级的专家权威以及他的洋拐棍,似乎只要是外国的东西,什么都是好的,而对我们自己的东西,则百般挑剔,这也不好,那也不行。资产阶级权威说一句“此路不通”,就成了不可更改的“判决书”。他把自己的心拴在资产阶级权威的身上,既不相信国产合金这匹“野马”是完全可以通过实践掌握其规律性的,更不相信中国工人阶级具有无穷无尽的创造力,不相信党的群众路线的巨大威力,以致身居领导岗位,却不能带领群众前进,反而对革命的新生事物采取了完全错误的立场,给赵四海他们造成了各种困难和压力。《钢》剧没有抹平赵四海和白显舟的矛盾,而是从正面充分展开了双方的激烈的思想斗争和路线斗争,把它写深写透,从而使赵四海的英雄形象得以丰满而深刻地树立起来。
作为全剧矛盾冲突的主线,赵四海和白厂长的斗争,经过了四个回合。第一场争论是,方案的设计究竟是依赖进口合金元素,还是立足于本国资源;第二场争论是,当赵四海的方案试验遇到困难的时候,是坚持到底,还是半途而废,用赵四海的话来说,“是闯一闯还是退一退”?第三场争论是,出了事故以后怎么办?是查清事故,继续前进;还是“悬崖勒马”,“下马让路”?最后在第七场,在停还是炼这个尖锐的问题上,冲突达到高潮。这儿个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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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都贯穿着两条路线、两种世界观的尖锐冲突,而且一次比一次更激烈、更深入,其中又穿插着阶级敌人的阴谋破坏以及赵四海的战友陈有根的临阵动摇和思想混乱。陈有根的思想动摇,是阶级敌人煽动的结果;而阶级敌人又正是利用了白厂长的错误路线,进行煽风点火,在试验即将成功的关键时刻,一手制造了炉子爆炸的严重事故。这三个方面互有联系的矛盾冲突,形成了一个错综复杂的局面,真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使赵四海处于极其困难的境地。
《钢》剧使赵四海面临这么多的困难和压力,会不会损害赵四海的英雄形象呢?不会。这正如老田师傅所谈的,合金钢也只有在高温炉里才能炼出来。正是由于赵四海紧紧依靠党,依靠工人群众,从党和群众那里吸取了无穷的力量和智慧,克服了重重困难,顶住了种种压力,才使他的英雄性格发出夺目的光彩。这里的关键在于,赵四海在斗争中是否处于主动的、进攻的地位。我们看到,赵四海以无产阶级的彻底的革命坚定性,在错综复杂的矛盾斗争中,始终把握着斗争的全局,掌握着斗争的主动权,坚定沉着,明察秋毫,既识别了阶级敌人,又团结了战友和同志,攻克了一个又一个的难关,最后夺取了斗争的胜利。在第七场,白厂长当众宣称要撤销赵四海的炉长职务,矛盾冲突一下子被有力地推向高潮,也正是在这个时候,话剧以浓重的笔触,突出地表现出赵四海敢于反潮流的英勇无畏的性格。请看下面这段精采的对话:
白显舟:…我现在正式宣布,你们立即停止试验!
赵四海:停止试验!这就是停掉“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我们工人决
不答应!
白显舟:你是共产党员,厂部决定,你要带头执行。
赵四海:这个试验是党委批准的,现在党委没有作出新的决定。白显舟:在紧急情况下,我厂长有权决定生产事务。赵四海:厂长的决定也不能离开总路线的精神。白显舟:赵四海,你这样下去,会犯大错误的。赵四海:共产党员捍卫党的方针路线高于一切。
赵四海这些针锋相对、斩钉截铁的回答,把他的一心为党,无私无畏的英雄性格鲜明地表现了出来。
有的同志也许会提出疑问,在一九六二年这样的时候,一个炉长可以这样顶厂长吗?确实,在赵四海的战友中间,象陈有根,就认为领导的话不能不听,领导的意图一定得照办,否则就一定要犯错误。这个朴实的工人,一时理解不了为什么在党内也会有斗争,为什么一个党的领导还会不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和政策,这是可以理解的。但在当时,决不是所有的工人都是陈有根。实际生活中也远不是这样。对赵四海来说,他当然还不能象今天经过了第九、第十两次路线斗争的工人阶级那样来理解党内的两条路线斗争。但是,他是一个忠于党、忠于毛主席的共产党员,毛主席的教导在他心里生了根,开了花,化成了他的灵魂和血肉。他心里只有一个信念:只要是毛主席的指示,那就坚决照办。只要是党的任务,那怕是上刀山,下火海,也要完成。反之,对于一切不符合党的利益,不符合毛主席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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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教导的错误思想和行为,就是要硬着头皮顶。这是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所应该具有的革命品质。《钢》剧描写赵四海的敢于抵制错误路线的反潮流精神,并没有脱离开当时的特定的时代条件和斗争环境,并没有用今天的斗争方式硬加到赵四海的身上去。它既充溢着鲜明的时代精神,又注意到历史的真实性。对于白厂长,作为厂的领导,赵四海对他是尊重的。在第三场,当白厂长用“组织决定”来压赵四海的时候,赵四海的回答是:“组织决定我坚决服从。不过,我有个要求,希望把我的意见带交党委讨论!”这是很有分寸的。作为同志和战友,赵四海对白厂长还是充满深厚的阶级感情的。他为白厂长离开工人越来越远而痛心,满腔热情地要把白厂长拉回来。他从来不计较个人恩怨,就在白厂长当众宣布要撤他的职的时候,他仍然怀着无比深厚的阶级情谊,和白厂长一道回忆毛主席来厂视察的幸福的时刻,回忆毛主席的亲切教导,帮助他从阶级立场和世界观的高度挖掘错误的思想根源。他的坚定的原则立场,火热的阶级感情,对毛主席的教导的深刻的理解,都使白广长不能不为之感动。这场戏写得激情洋溢,情理兼备,矛盾冲突是写足了,但又没有失去应有的分寸,很有说服力。
《钢》剧写两条路线、两种世界观的正面冲突,并没有在生产过程和技术问题上纠缠不清,也没有停留于形式上的剑拔弩张,而是着力于在思想和世界观的深度上进行开掘,深刻揭示英雄人物的崇高的精神境界。剧本充分利用话剧艺术的特点,让赵四海同白厂长、同陈有根、同应家培都展开思想交锋,这些思想交锋,对不同的对象,处理上又各不相同。同白厂长的斗争,是路线斗争,这种路线斗争,又往往表现为激烈的思想冲突。第三场赵
四海和白厂长的一场辩论,就集中在社会主义工业应该走什么方向和道路这个原则问题上。白厂长说赵四海想得太远了,赵四海回答说,对这些原则问题不能不想。白厂长对赵
四海他们的试验,看到的只是一大堆失败的钢样,还有一九五八年失败的数据。而赵四海恰恰就是从失败中找到成功的依据,从中积累了经验,发现了问题,攻克了难关,开辟了通向胜利的道路。两种世界观真是泾渭分明!就在这同一场,赵四海用那块破钢板教育陈有根。对这块破钢,赵四海想得比较深,比较远。他把它从海军首长那里要来,挂在墙头上,看着它,就想到前方战士的深切的期望,想到帝、修、反如何勾结起来破坏我们社会主义国防和社会主义建设,懂得只有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地闯出我们自己的路来,中国才能富强。他是红旗手,他的组是红旗组。但他想的不是守着红旗坐着看,而是扛着红旗往前闯。这些颇具匠心的刻划和那些动人心魄、闪闪发光的语言,都很有深度地揭示了赵四海的崇高的思想境界。
《钢》剧不但通过正面的思想交锋来突出赵四海的高度的思想觉悟和革命品格,而且也通过各种方式,从侧面来表现赵四海的丰富的内心世界。第六场,老田师傅从医院里跑出来,到党委办公室对王书记和白厂长说的那席话,的确是字字千斤,为赵四海立了一篇感人肺腑的小传。老田是四海的师傅,从小看着他长大。他对四海的为人和内心感情,以及这些天来日日夜夜心里翻腾些什么,比谁都了解。他用炽烈的语言把一个炼钢工人的
一颗对党对人民赤诚的心端了出来:“厂长,一个炼钢工人拿不出钢来,他心里有多么难受,你知道吗?”看到这里,谁还能抑制得住内心的激动?紧接着,王书记对白显舟讲的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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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事故以后
看话剧《钢铁洪流》、《第二个春天》后想起的
石望江
我们的戏剧中常常写到事故。最近看到的话剧《钢铁洪流》和《第二个春天》也是这样。前者写了试验用国产合金元素治炼新钢种时炉顶烧塌,后者写了我国自行设计、自行制造的“海鹰”号舰艇首次试航时起火烧焦。事故发生后,剧中人对于事故本身和隐藏在事故背后的各种问题表示了各不相同的态度,戏剧冲突也就从此展开。
戏剧是生活的反映。我们在生活中也总会遇到大大小小的各种事故。看完戏,对于应该如何看待事故的问题,产生了一些想法。
一般说来,事故不是好东西。它会给革命事业和人民利益带来或大或小的损失。因此,我们总是千方百计地避免它、预防它。但是,尽管我们不喜欢它,它还是常常会不期而至。此中原因是多方面的。
人类对于事物的认识,从来就不是一次完成的,总是有一个曲折的过程。所谓“曲折”,就包含着在实践中的多次失败,也可以说是多次“事故”。《第二个春天》中“海鹰”号的起火事故,就属于这一类。其实,不要说是建造一艘现代化的高速舰艇,即使在日常生活中吧,
段话,更进一层的展示了赵四海的最可宝贵的革命品格。这些场次的处理,既有充沛的革命激情,又有思想的深度,使赵四海的英雄形象越来越光辉地矗立在观众的面前。
《钢》剧所取得的成就是令人鼓舞的。尽管这个戏还有不足之处,诸如,王书记、陈有根等人的形象还欠深厚,个性也还不够鲜明,对赵四海的刻划,有浓重的泼墨,还少一点细致的工笔等等。这些都还有待改进。选择钢铁工业战线的两条路线斗争这一重大题材,歌颂“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这一重大主题,并且正面展开两个阶级、两条路线、两种世界观的激烈冲突,从而塑造坚持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中国工人阶级的光辉典型,这在话剧舞合上,还是一种新的尝试。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钢》剧所取得的新成就和新经验,是十分宝贵的。这一成就表明,只要遵循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线,以革命样板戏为榜样,话刷革俞的前景是无限光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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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学骑车难免摔跤,初学游泳也会呛水。事情虽有大小,道理却是一样。
除了认识上的原因,更为重要的是,我们还生活在尖锐、激烈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社会中。许多事故的造成与政治斗争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关系。《钢铁洪流》中第一次试炼的失败,主要原因是阶级敌人应家培偷偷换掉了高温耐火砖,而这个阶级敌人,又被站在错误路线一边的厂长白显舟保护着。人们通常把这类事故称之为“政治事故”。阶级敌人的破坏、错误路线的干扰和认识过程的曲折性交织在一起,就使复杂的事情更加复杂了。
既然认识上和政治上的原因都是客观存在,那么,可以说:事故的产生有偶然的一面,也有必然的一面;有不正常的一面,也有正常的一面。问题不在于我们要不要它,而在于以什么态度来对待这位“不速之客”。
这态度,是和每个人在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中的立场分不开的,它也是每个人对整个革命事业的态度的一个组成部分。两个戏中两位厂长对事故的态度有一点是共同的:害怕。齐大同在“海鹰”号烧焦后看起来是在沉着地处理现场,其实他怕得很。他说自已几年来“实际”得多了,实质上是被各种困难吓垮了,胆怯得多了。在他看来,出了这么大的事故,就该“让‘海鹰'进棺材”了。白显舟更干脆,他声色俱厉地对赵四海说:“你想继续治炼是不是?可是我问你,你有没有把握保证下一炉不再把炉子烧塌?”按他的逻辑,只有谁给他打了“保证不出事故”的保票,他才敢往前走一步。这是右倾机会主义的惯常表现之
一。这种人在生活中也能经常遇到,他们丧失了革命的坚定性,丧失了“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战斗意志和革命气概,一有点波折,就成了瞎子,在他们面前出现的只是一片黑暗。除了一炉炼坏的钢,一艘烧焦的船,他们就什么也看不见了。因此,他们必然用资产阶级世界观来抵制和反对群众运动,压制革命的新生事物,站到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对立面上去,自己在事故面前战战兢兢还不算,更严重的是以事故为借口来拖革命的后腿。这样,事故又成了他们手上的压制革命群众社会主义积极性的武器。结果呢,不仅没有把问题解决,反而扩大了事故,到头来,一场更大的政治事故在等待着他们。你看,白显舟想用进口合金来“解决”事故,但帝国主义国家条件苛刻,死死地卡着;齐大同想照搬修正主义国家的设计来“补偿损失”,但敌人用撕毁合同的无耻手段回答了他。
与他们的态度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戏中的英雄人物赵四海、冯涛和一大批工人同志。他们懂得:“任何新生事物的成长都是要经过艰难曲折的”。因此,他们不想逃避困难,而是积极地去战胜困难。事故发生以后,对他们产生压力的,岂只是一炉坏钢、一艘焦船而已。然而他们从无产阶级革命利益出发,立党为公,冷静地正视事故,分析事故,用无产阶级的立场、观点、方法解决事故,并在解决的过程中迈出了新的步伐。一句话,努力把坏事变成好事。
事故本身包含着两重性。它的发生,是矛盾的暴露,这是好事,不是坏事。我们的戏剧作者们之所以常常喜欢写事故,恐怕原因也在这里。因为戏剧作品要高于生活,要典型化,总得择取矛盾冲突开展得最充分、最激烈的那一段时间,而事故,又总是与这种电闪雷鸣般的矛盾冲突相伴随的。矛盾展开得越充分,解决起来也就可能越是彻底。这也可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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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事故的一种“特殊功用”吧。请看,《钢铁洪流》中的事故,把赵四海和白显舟之间的-一场路线斗争引向了深入,也使暗藏的阶级敌人应家培露了马脚。这两场斗争通过反复的较量,得到了解决,结果,革命和生产都取得了胜利。《第二个春天》中,冯涛和齐大同这对曾经是“两个身体、一个脑袋”的老战友,但“海鹰”号一起火,在事故的面前就发生了严重的分歧。这分歧,分别代表着两条根本对立的路线。矛盾一摆开,于是就争论,就斗争,最后是正确路线战胜了错误路线,中国工人阶级战胜了修正主义者的挑衅,齐大同受了教育,冯涛、刘之茵和工人同志们受了锻炼,“海鹰”也“飞了起来”。
其实,同样的动人事例在现实生活中也是屡见不鲜的。同样是事故的发生,有的单位,切切实实地寻找原因,揭露了阶级敌人,或者是批判了错误路线,大大地提高了广大群众的政治觉悟,也有的单位则在一些“责任性事故”中吸取了教训,领导和群众相结合,制订出新的合理的规章制度,加强了无产阶级的革命纪律,堵塞了今后的漏洞。但在事故面前也有抱着另一种态度的,他们象白显舟、齐大同那样惊惶失措,不是相信和依靠群众,发动群众去寻找事故发生的原因和解决事故的办法,而是消极地想只依靠所谓“制度”把群众束缚得紧紧的,条目越烦琐,管卡得越死就越好;或者若是对新生事物丧失了信心,赶紧打退堂锣鼓,把全部希望寄托在外国技术的进口上,而忘掉了必要的国外技术引进必须建立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这一“洋为中用”的原则。
由于这番议论是从两个戏剧作品引起的,因此,未了又想附带谈几句文艺创作。《钢铁洪流》和《第二个春天》还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缺点,但从接触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重大矛盾这一点上说,它们恰正是反映了生活的本质。我们并不提倡大家都来写事故。我们强调的是文艺创作必须反映矛盾而不能去回避矛盾。事故仅只是矛盾冲突的一种表现。生活中的矛盾冲突是丰富多采的。它从不同的侧面反映了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需要我们从多方面去表现。有的同志由于怕出“创作事故”而怕写矛盾冲突,那末,白显舟、齐大同的经验教训,倒是很值得这些同志认真地吸取的了。当然,如同生活中暴露矛盾并不等于解决矛盾一样,仅仅敢写矛盾冲突是很不够的,还必须在革命的创作实践中研究如何在矛盾冲突中塑造无产阶级英雄形象等一系列课题。即便是写事故吧,也不能仅仅满足于写了事故的发生,以为这就有了“戏”,而是必须仔细地琢磨“发生事故以后”各种人物之间的矛盾冲突,充分地表现出戏中主要英雄人物对待矛盾的革命态度,感染和鼓舞着人们向英雄人物学习,这才是更重要的。文艺作品的创作过程中也难免要出“事故”,在“发生事故以后”应当抱什么态度这一点上,我劝作者们向赵四海和冯涛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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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剧本两面镜子
谈中国话剧《钢铁洪流》和苏联话剧《炼钢工人》
肖
豫
很巧,最近几乎同时读到两个剧本:中国话剧《钢铁洪流》和苏联话剧《炼钢工人》。讲的都是在炼钢厂发生的故事,但展现在我们眼前的,却是两幅多么不同的画面:在火光熊熊的炼钢炉前,掌握了自己命运的中国工人阶级坚持社会主义的工业发展方向,击退了帝修反的挑衅、阶级敌人的破坏和机会主义路线的干扰,不仅满怀豪情地用自己的双手炼出了优质合金钢,而且把自己也锻炼成了象合金钢一般坚强的革命战士。这是《钢铁洪流》所表现的壮丽图景。
在另一座炼钢炉前,火光照见的却是一片生产紊乱、乌烟瘴气的局面。但是,据说造成这些恶果的罪魁祸首是工人。于是,炼钢炉前又成了资产阶级分子迫害工人的场所。鲁迅曾说过,把外形相仿佛的硫化铜和真金一比较,便可以加深对这两种东西的认识。同样,把这两个都以炼钢炉为背景的剧本放在一起,也会起到类似的认识作用。这两幅生活图景,色彩悬殊,互为反衬,对比的效果不是分外强烈吗?
在这两幅生活图景中,各有一个中心人物:赵四海和维克多。他们分别主宰着两个戏的舞台。乍一看,两个人也颇有相似之处。赵四海是炉长,维克多后来也做了“炼钢师傅”;赵四海喜欢“顶撞”,维克多也喜欢“顶撞”。但实际上,他们却代表着两个对立的阶级,有着两种截然相反的精神品质。
赵四海是一个什么样的典型?用老田师傅的话来说,“这孩子从小在苦水里泡大”,后来“是党一手把他拉扯大的。这些年来,这孩子从来也没有辜负党的期望,党急什么,他急什么,党要他干什么,他决没二话。”正因为这样,他成了工人阶级的光辉典型。他深深地热爱着他的阶级,热爱中国共产党,热爱伟大领袖毛主席,并为之而战斗。正因为这样,当他遇到困难的时候,整个阶级都在支持他。你看,他坚持试炼“争气钢”,受到了广大工人的热烈拥护,从老工人到青年工人,从料场女工到已经退休回乡的老师傅,都坚决站在他的
一边。与他恰恰相反,维克多在工人群众中则是绝对孤立的。当他拿着一张大学毕业证书,以一个精神贵族的姿态出现在工人中间的时候,子然一身,形影相吊,除了一个在打群架中结识的“朋友”,谁也不愿意理睬他。他出场以后,剧作者为他设计的“英雄行为”有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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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一是揭发了原炼钢师傅偷工减料的行为;二是开了一辆推土机把工人们常去喝酒的一家小酒店给推倒了。这是他,也是剧作者提出的“解决”苏修工业路线的破产的具体行动。维克多秉承着主子的旨意,贼喊捉贼,把一切罪责都推给工人,时时处处与工人“顶撞”,与工人为敌。一个女工说他“单枪匹马地反对大伙”,这个“大伙”,实际上就是整个工人阶级。总之,一个是工人阶级的代表,一个是工人阶级的死敌。这个区别,从他们自己的台词里可以看得十分清楚:
赵四海:(深沉地)…我记得自己是一个工人的儿子,是党把我一手养大,十几
年来,我都记着这一条。…我们想为党为咱们工人阶级争气…
维克多:(对工人)…我本来以为,你们都是人…因此你们会理解我的…
现在我不再这么认为了…什么工人阶级!…你们都是小店老
板…
这两段话,再清楚不过地表明了两个人的阶级属性。维克多那种赤裸裸的叫嚣,很象《钢铁洪流》中反革命分子应家培咬牙切齿的独白。维克多不就是在资本主义复辟的条件下,横行无忌的应家培吗?
一个社会树立什么样的代表人物,足可反映这个社会的性质。赵四海和维克多这两个典型,就象两面镜子,清晰地照见了无产阶级专政和资产阶级专政两个不同的天地。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党和国家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充分发挥他们的革命自觉性和创造性;在资产阶级专政条件下,则是依靠一小撮工头、工贼镇压工人群众。赵四海作为一个工人阶级的代表,他的精神品质的最根本方面是具有着充分的阶级自觉性。这种掌握了自己阶级的命运,掌握了国家和整个革命事业命运的无产阶级英雄人物,是我们无产阶级专政国家的栋梁。他们的大量涌现,正是党的事业发达兴旺的标志。毛主席多次教导说:“我国有七亿人口,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必须全心全意地依靠工人阶级”。在毛主席的亲切关怀下,千千万万个赵四海正在不断成长,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但是,这种有着高度阶级觉悟的无产阶级英雄人物,在勃列日涅夫叛徒集团的眼中,却象洪水猛兽一般可怕。他们的法西斯政权就是建筑在血腥镇压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的基础之上的。工人阶级的阶级自党性一旦调动起来,修正主义的反动统治也就要完蛋了。为此,苏修叛徒集团拚命在工人中提倡奴性,妄图使苏联工人阶级在他们的反革命专政下温良驯服、俯首贴耳。维克多就是这种奴性的积极倡导者和推销者。维克多之所以“单枪匹马”地反对工人们,据说是因为工人没有“职业上的诚实性”。一批苏修评论家认为“诚实”是维克多品质中最“美好”的东西,同时又是他对工人施行“高于
一切”的“道德教育”的基本内容。“诚实”,这确实是一个动听的词汇,可惜在实际生活中,它从来就不是超阶级的。两千年前的孔子及其门徒,也很强调“诚”的理论,说是什么“斋戒沐浴可以祠上帝”,这个上帝不是别人,正是反动的奴隶主。基督教的传教士要求人们对上帝“诚实”,这个“上帝”,就是地主资产阶级。蒋介石也曾鼓吹“诚”的哲学,但这根本就是维护法西斯统治的精神枷锁。历代反动统治者都向劳动人民要求“诚实”,而他们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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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则从来就没有诚实过。所谓“诚实”,其实只不过是奴性的代名词而已。列宁格勒一个联合企业的总经理就曾经遗憾地承认,维克多也很有一些不诚实的地方。例如,他把自己曾与朋友的未婚妻结过婚这一点一直隐瞒着;他很想爬到炼钢师傅的位子,却又假情假意地推却等等。由此可见,他所提倡的“诚实”是只要求工人奉行而自己根本不准备实行的。他要求工人对谁“诚实”?说到底,是对勃列日涅夫叛徒集团诚实。他在剧中的一系列行动,目的就是为了强迫工人用这种“诚实”精神来对勃列日涅夫叛徒集团“负责”,遵守修正主义工业路线强制推行的棍棒纪律。一句话,就是要求广大工人循规蹈矩地做苏修垄断资产阶级的奴隶。
但是,工人并不听从这-一套“诚实”的说教。于是,维克多在被碰得鼻青眼肿以后,就凶相毕露地宣称:
“首先应当教会人们诚实!在一切方面!如果需要,甚至用暴力!”
真是图穷而匕首见。法西斯主义的哲学家尼采曾宣扬:“上等人有必要向群众宣战!”维克多在公开地向工人群众宣战了。他相当“诚实”地说出了勃列日涅夫统治集团的心里话:用法西斯“暴力”威逼工人阶级做“诚实”的奴隶。苏联一个新资产阶级分子激动地说,维克多的这些话是“生活的命令”。其实,这毋宁说是勃列日涅夫的命令。苏修叛徒集团毫不掩饰地宣布,维克多、切什可夫、普隆恰托夫等形象是“现代的、社会需要的思想的代表者”,“是我们社会今天所需要的那种主角(英雄)”。一个社会如此迫切地需要这群镇压工人阶级的鹰犬,并把他们诩之为“英雄”,这个社会的性质也就不问可知了。事实上,这种“需要”不仅明显地暴露了苏修叛徒集团企图继续加强资产阶级专政的反革命欲望,而且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苏联工人阶级反抗他们的斗争正在兴起。劝导“诚实”,正因为很有一些人对他们不“诚实”;乞灵于法西斯暴力,正证明他们反动统治很不巩固。《炼钢工人》的剧作者别出心裁地设计了这样一个结局:维克多因推倒了小酒店要受审,工人们自动募捐替他赔偿损失。这条为维克多硬加上去的一个“胜利的尾巴”,完全是自欺欺人之笔。实际上恰恰相反,今天的苏联工人阶级决不会永远让维克多和他的主子们欺压。他们总有一天会开动着革命的推土机,在苏维埃大地上进行一次清理工作,把维克多之流这些政治垃圾彻底扫除干净。
“轻视反面教员的作用,就不是一个彻底的辩证唯物主义者。”《炼钢工人》这个从思想到艺术都糟透了的剧本,不仅使我们进-一步看到了乌烟瘴气、群魔乱舞的苏联文坛现状,同时也帮助我们进一步认识思想内容的反动必然带来艺术上的没落这样一个真理。转过头来看看我国的《钢铁洪流》,恰正与它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正因为赵四海是朝气蓬勃、气壮山河的无产阶级英雄人物,因此,塑造这样的英雄形象的作品也有着生气勃勃的无产阶级革命风格。今天,在毛泽东思想阳光照耀下的中国大地上,象《钢铁洪流》这样的无产阶级文艺新花,有的正在破土而出,有的已经含苞待放,它们与鲜艳夺目、迎阳盛开的革命样板戏的奇花异卉汇聚在一起,形成为一个万紫千红、争妍夺春的百花园。毛主席在二十儿年前就指出:“这种中国人民的文化,就其精神方面来说,已经超过了整个资本主义的世界。”读完《钢铁洪流》和《炼钢工人》这两个刷本,我们可以对这段话获得更深刻的体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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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研怀
以小见大
谈谈小戏创作
上海戏刷学院奚文熙
小戏,短小精悍,灵活轻便,能迅速反映现实斗争生活,既有利于全国广大地区群众业余文艺活动的开展,又有利于文艺队伍的培养,很值得提倡。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不断涌现出来的大量小戏中,我们已经可以越来越清楚地看到它的强大战斗力。有人说:“小戏只能写小事,因此提倡它是错误的。”这种论调听起来很耳熟。在过去修正主义文艺黑线统治的时候,周扬一伙也主张小戏只能写小事,只能写邻里纠纷、婆媳勃谿,妄图取消小戏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职能。今天的这种论调,是文艺黑线的流毒没
有得到彻底肃清的反映。
小戏完全可以做到“以小见大”,反映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所谓小,指的是篇幅。但
一切文艺作品的政治容量和社会作用,从来就不是以篇幅来衡量的。鲁迅生平没有写过一部长篇小说,但他那些一、两千字的短篇作品,画出了一个时代各个阶级的人物典型,起到了某些卷帙浩繁的“皇皇巨制”所起不到的战斗作用。他也没有写过滔滔不绝的长诗,而只是四句、八句,儿十个字,熔铸了革命的世界观,直接为无产阶级的政治服务。这就是“以小见大”的光辉典范。我们的不少小戏在这方面也取得了可喜的成绩。象《新委员》,说它“小”,一个独幕剧,五个角色,半个多钟头的演出时间,确实不能算“大”。但它却通过新千部方承松和老干部徐成在对待支援兄弟厂新产品上马问题上的不同态度和由此引起的矛盾冲突,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两条不同企业管理路线的斗争,你能说它“小”吗?《拣煤渣》也是如此。它不仅篇幅小,矛盾又在被李小虎称之为“一点点”的煤渣上展开,但它不仅写了节约和浪费之间这个很有现实教育意义的题材,而且还进一步指出了隐藏在这个问题后面的两种世界观的斗争。于是,“小”也就变成了大。
当然,这并不是说,小戏就可以代替大戏,短篇作品可以代替长篇作品了。我们波澜壮阔的革命事业,迫切需要大量在思想性和艺术性的结合上精益求精的大戏和其他长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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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来反映。江青同志亲自培育的一系列革命样板戏,就是这样的艺术明珠。它们在塑造完美的无产阶级英雄形象的时候,展示了广阔的革命斗争生活画卷,写出了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曲折而完整的过程。从这些方面看,小戏在时间和空间上确实有一定局限。但我们在创作小戏的时侯,不是通过扩充篇幅来冲破这种局限,而是应当在样板戏创作经验的指导下,尽量在较小的篇幅中扩大作品的内在容量,使之具有更深刻的政治意义,做到从小作品中来反映大题材。
“大”是否一定要写大场面?不一定。题材的重大与否,与场面的大小不完全是一回事。小戏完全可以写重大题材、重大主题,但这只能是以小见大,透过一个侧面来反映火热的斗争生活。事实上,凡是与当前实际生活中发生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息息相关的,都属于重大题材、重大主题。小戏由于具有轻便、及时的特点,在这方面具有优越的条件。就以小戏《补课》来说吧,它的题材和主题是在教育革命过程中提炼出来的,虽然写的事件并不大,却提出了如何培养和教育青年一代这样一个大问题。它一问世,本身也就参加了教育革命。有的人反对它,有的人支持它。对《补课》的争论,在一些中学里一度成了两条教育路线斗争的一个组成部分。这就证明它的主题是深刻的,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小戏的作者首先必须是现实斗争中勇敢的战士,才能表现有重大政治意义的主题。一些小戏的作者说:“要写大事,首先要关心大事、胸怀大事。”这很有道理。但要做到这一点就需要作者在斗争中努力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力求把握住现实斗争的脉搏,洞察各种社会现象的实质。《补课》的作者在两条教育路线斗争中认真学习,几易其稿,使主题不断深化,最后在学习了培光中学的经验以后,才确定了现在的主题,便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以小见大”的“大”,还必须体现在英雄形象的高大上。
过去的小戏舞台,是中间人物特别活跃的场所。过去曾经有过这样一种“理论”:“小戏篇幅小,无法塑造无产阶级的英雄形象;而抓住中间人物转变的一刹那,则可在短时间内出性格、出人物、出戏。”不错,小戏也应该“出性格、出人物、出戏”,但问题是出什么性格、什么人物、什么戏?在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中,每天都在涌现出无数高大的无产阶级英雄人物,要不要表现和歌颂他们,这是决定文艺的阶级性质的一个根本问题,小戏自然也不能例外。热衷于表现谓中间人物,实质上是以庸俗和渺小来取代崇高和伟大,最后势必滑到修正主义的文艺泥坑中去。小戏也可以写转变人物,《新来的管理员》中的罗大刚,《无影灯下颂银针》中的罗医生,《补课》中的张老师和李钢,都可称之为转变人物,但写他们的目的,只能是为了衬托英雄人物。事实证明,只有致力于写好英雄人物,才是真正起到篇幅小、容量大的效果。
要写英雄人物,关键是要典型化。有人以为既然要求小戏迅速及时反映现实生活,就不能要求典型化。这是一种误解。决不能认为典型化只是对大戏的要求;小戏就可以局限于真人真事,或者典型化的程度可以低一些。任何革命文艺作品,都必须遵循“比普通的实际生活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因此就更带普遍性”这个原则。小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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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不例外,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反映现实生活,为现实斗争服务。小戏《一副保险带》的原始素材是相当简单的:一个电工买了一副保险带来向会计报销,会计不同意,经过说服,电工就去退了。如果局限于真人真事,显然是难于构成一出富于教育意义的小戏的。可是,作者们并不停留在这一点,而是通过广泛的深入了解,积累了许多会计勤俭办社的先进事迹,有机地集中在红英这个典型形象身上,这个戏的思想意义就大了。《补课》所写的,似乎是学校生活中几乎天天能遇到的事情,但是,它却能引人深思,促人猛省,原因就在于它“把这种日常的现象集中起来,把其中的矛盾和斗争典型化”。在金老师身上,集中了许多“忠诚于党的教育事业”、坚持毛主席的教育路线的革命教师的优秀品质,所以戏虽小,而英雄形象却丰满而高大。因此,小戏决不能就事论事,“现炒现卖”,而必须开拓生活面,更广泛、更深入地接触现实生活,从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高度对生活进行艺术概括。不要以为小戏小,作者接触的生活面也可以小一点。鲁迅历来反对那种把短篇作品的写作看得过于容易,略有所感便填成一篇的才子作风。他自己,即使是千把字的短文,也总是运用几十年来阶级斗争中积累的历史经验,花费巨大的“知人论世”的功夫,付出辛勤的劳动而后写成功的。这样的作品,即说短,也能画出整个社会的面貌,揭示社会历史的本质。只有在大量的生活素材中提炼出来的作品才会具有典型性。换言之,只有经历了从“大”到“小”的过程,才可能“以小见大”。自然,小戏的“大”,毕竟是寓于“小”之中的。因此,要表现重大的主题,塑造高大的英雄形象,必须仔细研究和把握小戏的特殊性。例如,与大戏相比,小戏特别要求人物简约、情节单纯、结构紧凑,所以,就需要有较好的艺术构思,讲究故事性,尤其是戏剧冲突的开展要迅速、集中。有的小戏,人物设置叠床架屋,矛盾进展缓慢拖沓,生产过程的交代不厌其详,结果只能浅尝辄止,草草收场。广大群众批评这种小戏是“派头大,效果小”。这与我们“以小见大”的主张适得其反。应该说,“以小见大”既是小戏的长处,又是小戏的难处。在艺术形式上求“小”、求集中、求凝炼,目的正是为了在思想内容上求“大”、求深刻、求有更大的普遍性。不能离开思想内容的要求孤立地来探讨小戏的“小”。只有在形式为内容服务的前提下,才能真正找到“以小见大”的钥匙。所以对于那些思想内容方面主流好,而在艺术上较为粗糙的小戏,不要轻易否定,而应在实践中反复修改,努力把它搞好。目前,在毛主席革命文艺路线的指引下,小戏创作也和其他文艺创作一样,正在蓬勃开展。这本身是一件大事。千百万工农兵业余作者用小戏作武器,迅速地反映各条战线上的现实斗争,这对繁荣社会主义文艺事业,满足广大群众对精神食粮的迫切要求,都有着巨大的意义。我们要满腔热情地提倡它、培植它、保护它。现实生活需要小戏,同时又为小戏提供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泉。小戏的活动领域是广阔的,它是大有希望、大有前途的。小戏搞好了,对大戏、对整个文艺领域都会有积极的推动。这也可以说是一种“以小见大”吧。·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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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专业与业余相结合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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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人民淮剧团乔谷凡顾少春
近两年来,我们和嘉定县桃浦公社的业余作者一起创作了《六月红》、《一副保险带》等小戏曲。合作的过程,是我们移立足点、改造世界观的过程。斗争实践使我们认识到,专业和业余结合,不单是个文艺创作的方法问题,还是一个文艺工作者与工农兵相结合的方向问题。
专业和业余结合,对专业工作者来说,首先有个指导思想问题。《一副保险带》原来是业余作者根据真人真事写的一个广播刷。我们根据这个素材,到桃浦公社李子园大队深入生活,和业余作者相结合,重新创作。参加写作的同志中有县文化馆的干部,也有李子园大队土生土长的业余作者。开初,我们所以要合作的动机是:自己剧团的创作人员人少力单,要完成创作任务,只有到工农兵当中去寻找力量。抱着这种单纯找力量、找帮手的思想,我们的眼睛就光盯着文化馆的干部,对那位参加创作全过程的业余作者,我们却认为他不会写戏,当然不能成为结合的主要对象了。我们只是把他作为在生产队深入生活的“接头人”、熟悉素材的“材料袋”。但是,这位同志以文艺创作的主人翁的态度,对剧本提出很多建设性意见。他的实际行动正是对我们的错误思想的有力批判,促使我们认真地重温毛主席有关专业和业余相结合的教导:“从他们吸收由群众中来的养料,把自己充实起来,丰富起来,使自己的专门不致成为脱离群众、脱离实际、毫无内容、毫无生气的空中楼阁。”我们向文化馆的同志学习,当然是十分必要的。问题在于我们将贫下中农选派的代表撇在一边,名谓和业余结合,实际上将业余的同志当作“接头人”、“材料袋”,甚至只是装装门面,就完全不对头了。这是“技巧第一”、“智育第一”的修正主义思想在我们头脑中作祟的必然结果。这个教训说明了,和业余相结合,首先要有一个正确的指导思想,有
一个虚心向业余同志学习的态度,否则是一定结合不好的。
专业和业余相结合,象所有的新生事物一样,道路并不平坦,有曲折,有斗争。而这种斗争又一定要反映到我们思想上。《一副保险带》公演后,得到领导和工农兵观众的鼓励,本来这是一件好事,体现了毛主席革命文艺路线的胜利。但是,资产阶级习惯势力和名利思想也跟着向我们侵袭过来。加上我们本身是有缝的蛋,头脑里残留着这些脏东西,因此苍蝇一叮就中。听到一点风言风语就患得患失,觉得“和业余合作的作品低人一等”,而且“吃力不讨好”。正当我们思想上产生犹豫彷徨的时候,党组织热情地支持和肯定了专业和业余相结合的方向,并且引导我们从党的基本路线来看待思想文化战线的阶级斗争,使我们意识到,资产阶级向我们吹冷风,目的正是要否定和工农兵相结合的革命道路。一个文艺工作者要为工农兵服务,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只有全心全意做人民群众忠实代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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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义务,绝对没有为个人图私利的权利。专业作者要与业余结合好,就应该不断地向资产阶级习惯势力和个人主义、名利思想打进攻战,坚定不移地走与工农兵相结合的道路。所以,当我们确定创作《六月红》的时候,仍然坚持了和业余相结合的方向。
这里想谈一谈《六月红》题材的得来。在《一副保险带》的创作过程中,我们把李子园大队当成自己的家,当地的领导、贫下中农也把我们当作家里人。记得我们在修改《一副保险带》的时候,光注意和这题材有关的先进人物的事迹,对身边发生的其他事情则并不在意。但是,在那里蹲点的公社党委副书记以及贫下中农,他们常常把丰富多采的斗争生活讲给我们听。有一次,党委副书记给我们讲起一个生产队长和质量检验员之间发生的矛盾,我们觉得很新鲜,一追问,原来就是我们所住的生产队。平时,由于我们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对发生在自己身边的先进人物、先进思想,熟视无睹。经副书记提醒后,才留心起来,才感到检验员一丝不苟地对待质量的严格态度,正表现了广大贫下中农通过文化大革命在精神面貌上发生的深刻变化。这就激起了我们表现贫下中农“敢把工农情谊一肩担”的光辉思想的愿望。就这样,修改《一副保险带》,带出了《六月红》的题材。说起来好象很偶然,其实偶然中寓有必然。这个题材的得来,向我们提出了这样的问题:为什么我们身在宝山不识宝?这是因为我们人虽然下去了,实际上对这个“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唯一的源泉”,还只是浮在上面,或只是站在旁边,没有真正卷入生活的激流中去。只有当你与工农兵一起劳动,一起战斗,和他们同命运共呼吸,才有可能尝到“源泉”的甘美,才能发掘出生活中的宝藏。
专业和业余相结合,能否充分发挥业余作者的作用,关键在于专业人员有没有甘当小学生的态度和决心。按理,我们有了《一副保险带》结合时的教训,创作《六月红》时该不再出问题了。其实不然。态度不端正,在合作过程中依然要出毛病。记得我们在讨论《六月红》提纲时,本来很活跃的业余作者小张,两天内却一言不发。我们问她,她笑而不答。开初,我们还怪他们何以只动腿,不动嘴。后来我们从另一个业余作者那里了解到,她觉得枯坐在这里没意思,还是回去参加劳动对党有贡献。果然,第三天她没有来。小张的走,使我们震动很大。是什么原因使小张觉得枯坐没意思?她为什么不开口?是她开不了口,还是因为我们的思想行为使她无法开口?我们查一查自己的思想,自已的行动,终于发现小张的走,关键在我们身上。本来,小张他们对《六月红》的题材、主题以及英雄人物,认识要比我们深切得多,最有发言权,但是在我们思想上,却自以为要此业余作者高明,他们开口也罢,不开口也罢,无碍大局。这种思想表现在行动上,讨论提纲时,我们自己滔滔不绝,张口闭口都是专业名词,业余作者刚发言,往往被我们打断,他们和我们一下子很难有共同语言。实际上是我们垄断了发言。没有共同语言,恰恰反映出我们同工农业余作者存在着很大的思想差距,我们还没有在思想感情上同他们打成一片。毛主席讲:“在群众面前把你的资格摆得越老,越象个‘英雄”,越要出卖这一套,群众就越不买你的账。”我们没有放下架子,没有甘当小学生的热情,这才是小张走的根本原因。
从思想上找到了原因,我们再把小张请来,这样就出现了一个有商有量、生动活泼的局面,顺利地完成了刷本的构思。
我们思想上的这种反复过程,充分说明了,专业和业余结合,一个首要的问题,就是专业工作者自己世界观的改造。和工农业余作者的结合,首先应该是思想上的结合。许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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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余作者本人就是先进人物,他们身上的优秀品质,政治热情,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觉悟,对我们教育很深。《六月红》的写作过程,正逢七月农村大忙,公社党委大力支持剧本的创作,决定业余同志脱产写作。按我们的想法,上有公社党委决定,下有群众支持,完全可以心安理得地脱产写作了。但是,业余同志的想法同我们不一样。他们党得农忙季节多一个人,多一份力量。因此,他们坚持不脱产,并且还出早工,收晚工。只有出工前,收工后,才是他们的创作时间。晚上蚊子咬,便躲在帐子里写。就在这样的条件下,他们都按时地完成了任务。业余作者老张,走在路上想到一句,记下来,吃饭的时候想到一句,记下来,他爱人心疼地说:你白天黑夜的“番茄”“番茄”,自己瘦得象条“丝瓜”了。但是他全不理会,写好后还念给周围邻居听,广泛地征求意见。说实在,当我们读着浸透着他们的心血的稿本时,内心无限敬佩。特别是当他们说:“我们不是为个人写戏,而是为阶级写戏,你们要多提意见”时,我们内心更为激动。“为阶级写戏”,这就是他们不为名、不为利,刻苦创作的力量所在,我们和他们相比,千差别,万差别,根本差别就在这里。
专业和业余相结合,有利于剧本思想内容艺术质量的提高。和我们一起合作的业余同志,以往都没有接触过戏曲创作,他们自谦为“外行”。其实不然。决定一个剧本的成败优劣,当然有各种因素,但是,“革命的文艺,则是人民生活在革命作家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因此,起决定因素的是作者的思想感情,对生活熟悉、认识的程度。这些方面,业余同志比我们强得多,内行得多。《六月红》里,产量和质量的辩证关系,是剧本冲突的基础。开始,我们为了突出先进人物菜妹的思想,一味强调她对质量一丝不苟的负责态度。业余同志从辩证唯物主义观点出发,指出我们把产量和质量对立起来,实际上是否定了菜妹的先进性。根据这个意见,剧本增加了菜妹狠抓产量这个重要的侧面,才使莱妹的形象树了起来。《六月红》公演后,领导和工农兵提出,菜妹怎样追查番茄的一等品里掺有等外品,还缺乏行动。怎么加强呢?当时我们一筹莫展,想不出个办法来。但是,业余的同志立刻想出了办法:让菜妹从磅码簿上发现有三筐的重量超过一般的重量;找出这三筐,就发现有人在装筐后,过磅前,把等外品掺进去了。为什么业余的同志不费什么劲就想出办法来了呢?因为他们熟悉生活,懂得番茄装筐平着筐口,每筐份量基本相似,超重过多就说明其中有问题。这样处理,合乎情理,给人物增添了光彩,又有生活气息。再拿戏曲中的唱词来讲,一般都认为技巧性强,难度高。但是,象《一副保险带》里,“我与社员同劳动共算丰收账,算不尽毛主席的恩情长”,“满田棉花满田稻,都是红太阳光辉照”等比较朴素、生动,富有思想容量的唱句,正是业余同志对毛主席有着无比深切感情的由衷抒发。尚若光掌握音韵音节,而无工农兵的情感,写出的唱词必然干瘪无味,是无法抒革命之情的。因为,技巧再高,也无法掩盖生活和思想的贫乏。业余同志正是以他们深厚的阶级感情,对生活的熟悉,加强了剧本的思想性和艺术质量。
专业和业余相结合,不单是一种创作方式,本质上体现着文艺工作者和工农兵相结合的方向。这种结合有利于繁荣社会主义创作,有利于专业队伍的思想改造,有利于业余创作队伍的建设。我们还只是刚刚开始实践,无论在思想上和工作上都存在着很多问题,但是我们愿意遵循毛主席的教导,朝着专业和业余相结合的道路走下去,不断地丰富自己,提高自己,做人民群众的忠实代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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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上了难忘的一课
谈《补课》的主题提炼
上器青幸话寄蓄《补课》创作组
独幕话剧《补课》演出以后,得到工农兵群众的热情鼓励,这对我们是很大的鞭策。回顾刷本的创作过程,特别是主题的提炼过程,深深感到在我们的创作思想上是“补”了“难忘的-一课”。
《补课》是一出反映教育革命的戏。提炼这出戏的主题,经历过不少曲折。我们曾经儿次变换主题,但是,变来换去,总感到不理想,不深刻,感到没有把生活素材中所包含的本质的东西挖掘出来,因此,又逐个被否定。主题,是作品的灵魂,全篇的纲。主题不深刻,就会影响英雄形象的塑造、人物关系的设计和矛盾冲突的组织,影响到作品的战斗性。那么,为什么主题提炼不深刻呢?开始我们没有从思想上好好找-一找原因,只是简单地采取关门讨论的办法,急于想讨论出一个满意的主题来。结果,当然事与愿违。
正当我们十分焦急的时候,报纸上发表了培光中学教育革命的先进经验,教有战线越烧越旺的斗争烈火,迅速驱散了弥漫在我们眼前的迷雾,开阔了我们的视野。我们立即改变关门改戏的做法,走出门去,投身火热的群众斗争,奔向教育革命的第一线。在现实斗争的奔腾激流中,我们看到了教育战线上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生动事实,听到了许许多多工人阶级关心下-一代的教育的动人事例和优秀的革命教师的先进事迹,受到了一次深刻的思想和政治路线的教育。那时候,社会上正在争论学生的知识质量和怎样看待青少年的问题。广大工农兵群众摆事实、讲道理,批驳了“九斤老太”那种一代不如一代的错误观点。现实斗争的教育,打开了我们的心窍,我们的思想好象豁然开朗,懂得了我们这个反映教育革命的戏,应当同教育战线的形势紧密结合起来,用艺术形象来回答现实生活中提出的重大问题。这样一来,在《补课》创作中一直感到很棘手的提炼主题的问题,竟出乎意外地顺利解决了。这时,我们的心情,犹如石油工人在深邃的地层中突然钻到油层一样,无比兴奋。我们体会到:只有以党的基本路线为指导,在反复的生活实践的过程中,才有可能对现实斗争的丰富内容有所认识,并且一次比一次更深入。浅尝辄止,是决计发掘不出什么深刻的思想来的。要使创作有新的突破,首先是创作人员的思想要有新的突破;创作人员的思想认识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剧本的主题思想才能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根据现实斗争的需要,从实际生活中提炼主题,使之具有现实针对性,才能使作品发挥比较强烈的战斗作用。对这个问题,我们也有一个认识过程。
我们在开始创作的时候,虽然是想要反映教育革命,但具体写什么呢?却有过不少想法。我们看到,经过文化大革命,教育战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教育革命中,涌现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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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许多先进单位和先进人物。而另一方面,教师队伍的改造又是长期的、艰巨的,斗争还很复杂。面对教育战线的这种情况,我们的文艺创作理应去“触及时事”,歌颂先进,揭露矛盾,推动教育革命的不断发展。但是,起初我们既不敢歌颂先进,也不敢揭露矛盾。为什么?我们担心:把教师写成作品的主要英雄人物要犯错误;又怕把作为对立面的教师写得不恰当,同落实知识分子政策有抵触。后来,通过学习《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我们才明确:问题的关键是用什么样的阶级感情,站在什么阶级立场,抱着什么目的去写。描写先进教师,是要在作品中歌颂那些受工农兵欢迎的无产阶级知识分子,怎样坚决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积极参加教育革命,这怎么会犯错误呢?何况我们写的金老师的形象,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涌现出来的,经过工人阶级的再教育和教育革命实践的锻炼的先进教师的典型。至于对作为对立面的教师,我们满腔热情地描写他怎样在英雄人物帮助下,同修正主义的教育思想决裂,走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这不但不与政策相抵触,相反,恰恰符合党对知识分子政策的根本精神。因此,我们就在戏里试写了两个教师,他们在对待“皮”学生的问题上,展开了两种教育思想的冲突,以此来歌颂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
没有想到戏一演出,竟闯了“祸”,引起了一场激烈的争论。一部分教师说这个戏提倡了“母爱教育”(指主人公金老师替“皮”学生李钢补书包),长了“皮”学生志气,灭了老师威风,助长了无政府主义,是毒草。有些同志则认为,教育革命中许多事情还分不清是非,《补课》下的结论太早了。在这种情况下,由于我们自己的世界观没改造好,头脑里“文化工作危险论”又冒了头。这时,领导和群众及时帮助我们克服错误思想。领导上还特地邀请不同观点的教师举行座谈会,就戏里所触及的问题,诸如什么是“母爱教育”,什么是无产阶级感情,什么是无政府主义,什么是“五敢”精神;什么是孔孟的师道尊严,什么是无产阶级真正的严格要求等等,结合具体的教育实践,进行讨论,产生了很好的效果。有一位教师学习了戏中金老师的好思想,主动为学生缝补书包,师生之间本来比较紧张的关系,逐渐有所改善,变得融洽起来。有一位教师开始看了戏很恼火,说:“剧中张老师讲的话,我都讲了;张老师做的事,我今天还在做。你们把张老师提到路线上、感情上来批判,我想不通。”但是,经过讨论,明辨是非,划清界限,他终于明白:“张老师确实错了”,“金老师才是学习的榜样”。这样的例子不少。看戏评戏,变成了一场生动的路线教育,既学习了毛主席的教育路线,又批判了修正主义教育路线,从而对教育革命起了促进作用。
为什么一出小戏,会引起那么激烈的争论呢?原因就在于《补课》的主题,涉及到教育革命中人们所普遍关心的一些重大问题。可见,小戏的创作就是要敢于触及时事,敢于写矛盾斗争,决不能搞无冲突论。为此,我们在确定主题以后,就着手把剧中的人物关系和矛盾冲突,重新加以设计和组织,特别是对英雄形象的塑造作了较大幅度的修改,力求突出和深化主题,以进一步增强作品的战斗性。
在剧本的初稿中,我们把主人公金老师设想为工人讲师,而作为对立面的张老师是一个老教师。以这样的人物关系来反映当前教育战线上的斗争,虽然也可以,但根据现有的主题要求,总感到不够贴切和有力。工人讲师是就阶级成分讲的,老教师是就年龄讲的,构不成必然的冲突;同时,工人讲师的先进典型,还不能体现原有教师队伍的深刻变化;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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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美术
为毛主席革命路线放声歌唱
上海无线电二厂老工人合唱队
一九七○年,在党中央关于“要普及革命样板戏”的号召下,出现了学唱革命样板戏的热潮。为了响应党的号召,认真宣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我们老工人在厂党委领导下,也和青年人一样朝气蓬勃地登上了文艺舞台,为革命放声歌唱。
我们这个合唱队有二十多位老工人,大部分是战斗在生产第一线的女工,平均年龄四
十六岁,工龄都在二十七年以上。两年来,我们边学习,边战斗,懂得了唱歌不是为了消遣消遣,娱乐娱乐,而是为了宣传毛泽东思想,宣传党的路线和政策,鼓舞群众斗志,抵制资产阶级的歪风邪气,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因此,我们越唱越有劲,越活越年轻。
我们老工人合唱队刚成立时,不少老妈妈都存在怕难为情的思想。有的讲:“唱歌、唱戏,都是青年人的事。我伲老太婆不要去轧一脚。”有的讲:“儿子孙子都有了,台下做‘奶奶'倒来事,台上唱‘奶奶'勿来事。”这些思想,反映了我们有些老工人对无产阶级要占领文艺舞台、占领上层建筑的重要意义认识不足,对开展群众性的歌咏活动的重大意义缺乏深刻理解。针对这些思想,我们学习了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认识到革命文艺是“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的武器”。我们唱歌不是“白相相”,而是用毛泽东思想去永远占领上层建筑,在意识形态领域里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这是党和人民交给我们的一个历史任务。大家一致表示:为革命就要敢于登上文艺舞台。我们老工人对党、对毛主席、对社会主义制度有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大家说:“旧社会我们吃猪狗食,干牛马活。不要讲唱歌、唱戏,就是连戏院的大门也进不去呀!特别是女工,年纪一大,饭碗都保不牢,哪里还谈得上什么文娱活动?今天,我们不愁吃,不愁穿,生老病死有依靠,社会主义就是好。不会唱歌也想唱,越唱心里越开心,越唱浑身越有劲!”由于大家一心要唱出对党对毛主席的深厚感情,唱出自己翻身做主人的光荣感自豪感,唱出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整风运动的中国工人阶级的精神面貌,所以,尽管我们不大会唱歌,每次唱歌却是十分认真,放开喉咙唱。
但是,我们老工人合唱队自成立起,也听到一些冷言冷语。有人讲:“老太婆上台瞎起劲,回去抱抱孙子差不多。”有人讲:“这是为了出出风头”。我们听了这些话并没有气馁。大家说:到底是不是“瞎起劲”,到底是不是为了“出风头”,可以让事实来证明嘛!我们回顾了文化大革命前的情况。那时,刘少奇一伙为了复辟资本主义,推行一条修正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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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黑线,让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充塞我们的舞台。今天,我们无产阶级占领了文艺舞台,夺取了资产阶级的世袭领地,能够走上舞台为工农兵演出,是毛主席革命文艺路线指引下产生的新生事物,怎么能叫“瞎起劲”呢!过去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在我们的舞台上招摇撞骗,大出风头,有些人看看觉得“蛮好”,为啥我们老工人上舞台,就叫“出风头”了呢?通过讨论,大家认识到,唱歌唱戏里也有阶级斗争。我们不仅要和修正主义路线流毒斗,还要与人们头脑中的旧传统习惯势力斗。今天,我们工人阶级占领了文艺舞台,就站定了,再也不走了!有人说:“唱歌是瞎起劲”。我们说:“为革命唱歌,越唱越起劲!”有人讲:“唱歌是为了出风头”,我们讲:“工人阶级沿着毛主席革命文艺路线向前奔,大有奔头!”
认识提高了。大家把每一场演出都看作是党交给我们的政治任务,都看作是一场战斗!去年九月份,参加亚非拉乒乓邀请赛的旅日、旅美、旅西德的台湾同胞和我们上海工人阶级联欢。市工人文化宫要我们老工人合唱队也参加。但是通知到厂的时候,工厂已经下班,大部分队员已经回家了。任务重要,时间紧迫,怎么办?厂工会领导和还未离厂的队员紧急开了一次碰头会。大家认为,这次演出意义重大,这是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重要政治任务;我们一定要把我们新中国工人的豪迈气概和幸福生活的情况充分地让台湾同胞了解,使他们更加热爱祖国,更加向往祖国的统一;无论有多大的困难,也一定要坚决克服,完成任务。于是马上行动起来,有的打电话,有的骑自行车去找人。大家只有一个信念:演出就是战斗,通知就是命令,我们老工人合唱队一定要召之即来,坚决完成任务。
有的同志住得很远,才踏进家门,听到电话通知,连饭也顾不得吃便直奔剧场;有的同志正在吃饭,得到通知,放下手里的半碗饭就赶来了;有的去看电影了,接到通知,马上从电影院赶到刷场。那天我们为台湾同胞演出,劲头分外足。台湾同胞看到大陆上工人阶级这样幸福,这样有朝气,十分激动。他们用热烈的掌声为我们打拍子。掌声,歌声,交织在一起,把祖国大陆的工人阶级的心和台湾同胞的心紧紧地联在一起。虽然演出到深夜十
一点,但大家心里非常高兴,因为我们用热情满怀的歌声为祖国的统一作出了一份努力。我们老工人要唱好一段样板戏,一首歌曲,困难确实不少。我们二十几个人中,有山东人、宁波人、无锡人、常州人、苏州人。俗话说,“乡音难改”,用普通话唱,就是一大障碍。在我们中间,除了三、四个同志识一点简谱外,大多数同志只认得“1、2、3、4、5…”,不晓得“多、来、米、发、索…”,有些同志文化低,加上年纪大,记性差,还有的同志血压高,一上台,神经一紧张就感到头晕。有困难怎么办?大家一致说:“不会唱就认真学,刻苦练嘛。别人两天学会,我们学一个星期总是会学会的。”我们不是在唱“工人阶级硬骨头”吗?战胜困难,就要拿出这种精神。我们懂得:要占领文艺舞台,既是一场尖锐的阶级斗争,就要作出艰苦的努力。我们老工人要学会本领,提高演出质量,达到“革命的政治内容和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的统一”,才能充分表现无产阶级的豪情壮志,有力地同资产阶级斗争。因此,每次学新歌,我们总是请文艺宣传队的同志一遍一遍、逐字逐句地教。不会讲普通话,就在歌词旁边注上音,象小学生读书一样,一句一句地读,硬记硬背。有些老工人识字不多,大家就互帮互学。有的同志利用吃饭休息时候,拿起歌纸唱两遍,下班走在路上背两遍,回到家里也不停地哼哼。有时候突然有一句唱不全了,就把自己的子女拖来做老师。有的同志在路上、电车上也抓紧时间背歌词。有位同志怕夜晚学歌要影响家里人睡觉,就拿着歌纸躺在被窝里默诵它的内容,实在记不起来就拧开电灯看一看再背。厂里有些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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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我们开玩笑说:“老太婆真象小人”。我们回答讲:“是啊,讲我伲是小人,我们就是要从头学嘛!”
在上级领导和工会的支持下,我们老工人合唱队在政治思想上、业务质量上有了一定的提高。因此,外出演出的次数也多了,赞扬声多了,名气响了。但我们老工人都有一个共同的心声:“唱革命歌,做革命人,唱歌不忘老工人的本色。”大家讲:“我伲是老工人,一定要把工人阶级的好作风、好传统带到文艺舞台上。”
为了适应经常演出的需要,我们收集了一些废木料,做了一些小板凳。出去时,在卡车上可以坐;演出时,把小板凳一排,就成了“台架”,非常轻便。我们想,这不仅是演出方便的需要,也是为了发扬我们工人阶级艰苦朴素的革命传统。
由于在旧社会我们受到资本家的残酷剥削和压迫,合唱队许多同志都有病痛在身。有的坐骨神经痛,有的有关节炎,有的高血压,有的动过大手术,但是没有一个同志因此而影响练唱和演出。有的同志身体很不舒服,一想到要唱歌,要宣传毛泽东思想,精神就来了。说也怪,有时一场歌唱下来,身上毛病是会轻很多。同志们风趣地说:“这里痛,那里痛,革命歌曲一唱,一痛也不痛了。”现在,战胜疾病参加演唱已经成为我们合唱队的一个传统。正确处理唱歌和工作的关系,也是我们经常碰到的一个问题。由于排练和演出有时要影响一些生产时间,我们就注意在平时抓紧,把这些时问抓回来。大家讲:“唱欧要唱好,生产也要搞好,搞文艺宜传工作只能促进生产,不能影响生产。”当晚上有演出任务时,做中班的同志就自觉地提前上班,做好工作。演出结束了,已经晚上九点多钟了,领导上要她们回家休息,但是这些同志还是赶回厂参加生产。她们说:“为了搞好生产,支援世界革命,多做一个小时也是好的。”
有一位同志是托儿所保育员。这种工作是不能用“产量”来衡量的,也不能靠“抓抓紧”来提前完成任务。逢到重要的演出,虽然可以按“公假”处理,但她怕影响工作,就主动地要求调做长早班。这样,排练、演出就可以在自己下班以后进行,一点也不影响工作。而且不管晚上演到多晚,次日一大早,她总是按时赶到托儿所,尽心地照料孩子。她带的那个班的孩子,五个月来除了二个因打防疫针有反应外,没有一个孩子发寒热,幼儿每月体重增加数都超过规定的指标。有些原来担心她唱歌会影响保育质量的同志,在事实面前,也解除了顾虑。
我们老工人合唱队所以能够取得一些进步,是和各级领导的关心、帮助分不开的。市委领导同志给我们很大鼓励。市文化宫、革命群众文艺小组的同志和仪表局工会,曾多次给我们帮助指导。厂党委也很重视,对我们唱革命歌曲大力支持。有一次,我厂党委书记看了我们的彩排演出,感到我们唱歌精神面貌很好,能够使人受到教育,为了支持和鼓励我们老工人走上革命文艺舞台,在第二天晚上正式演出时,党委决定暂停召开原定的干部会议,组织各部门党支部书记及工会主任一起去观看我们演出,使我们深受鼓舞。我们老工人合唱队确确实实是在党的阳光下成长的。同志们说得好:“阳光雨露育青松,我伲要做不老松1”
现在我们老工人合唱队虽然受到-一些表扬,但是我们要牢记毛主席“人贵有自知之明”的教导,更好地剖析自己的缺点,决心在攒扬声中找差距,继续革命向前进,进一步提高政治觉悟,提高唱歌水平,为毛主席革命路线放声歌唱,作出更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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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与木刻
石一歌
在“荆天棘地”的三十年代,鲁迅一面为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披荆斩棘,英勇战斗,一面以极大的政治热情,关怀着群众业余创作的一株新芽-一新兴木刻。这也是他英勇战斗的-一个阵地啊!
当年,从事木刻运动的是一群无权无势的青年“艺术学徒”,他们在国民党反动派疯狂迫害下,在资产阶级文人学者的百般地嘲笑中坚持业余创作。文化新军的伟大旗手鲁迅大力支持了这一来自群众的萌芽状态的文艺。他积极参加木刻青年的座谈会、展览会,热情肯定他们的点滴成绩;他以深厚的阶级感情搜集这些青年的作品,亲自编选了《木刻纪程》,鼓励他们“一程一程地向前走”;他接见了许多木刻青年,回复了他们的几百封来信从思想、生活到艺术技巧等方面提出了宝贵的意见;直到逝世前十一天,鲁迅还抱病参观了“中华全国木刻第二回流动展览会”,对他们作了热情洋溢的谈话。真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鲁迅为什么如此热情地支持群众的新兴木刻运动?是不是出于个人的特殊爱好?当然不是。他说,“当革命时,版画之用最广,虽极匆忙,顷刻能办”,是“好的大众的艺术”。而那些在工作之余,以一副铁笔和几块木版从事木刻创作的青年“艺术学徒”,生活在群众之中,和大众“血脉相通”,所表现的“常常是现代社会的魂魄”。只有培养这样的“新的战土”,扶植这样的有生命力的作品,才能更有效地去“动摇”“旧社会的根柢”。因此,鲁迅关怀新兴木刻运动,完全是出于革命的需要。
“任何新生事物的成长都是要经过艰难曲折的”。新兴木刻也不例外。这株幼芽刚刚破土而出,便受到反动势力的摧残。一些盘踞在文坛上的资产阶级贵族老爷,刮起了一阵阵冷风,要把这株新芽扼杀于方兴未艾之时。在梁实秋、苏汶那些“学者”、“教授”们看来,广大群众是“天生蠢笨”的,他们不配作诗,不配画画,当然也不配搞什么木刻。他们污蔑这些群众创作“不是艺术作品”,讥笑它们“俗”,不配登艺术的大雅之堂。
凡是敌人反对的,鲁迅就拥护。他痛斥这些自命高雅的先生,针锋相对地指出,群众创作的可贵之处就在于“俗”,“它本来就是大众的,也就是‘俗”的”,从政治立场和世界观的高度,揭穿了他们与大众为敌的反动本质。鲁迅无情地批判了资产阶级的“作品愈高,知音愈少”,因此也就免“俗”的谬论,谆谆教导从事木刻的青年要根于现实,要保持“泥土气”,要“为了大众,力求易懂”,不要跟着资产阶级文人所炫耀的“高雅之作”跑。一九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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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春夏之交,杭州一个业余的青年木刻团体“一八艺社”,把自己的习作在上海展出,鲁迅立即热情洋溢地为它写了“小引”,郑重地把那些作品推荐给社会。在“小引”中,鲁迅以鲜明的阶级观点把资产阶级艺术家的“高雅之作”,和群众的通俗作品进行对比,尖锐地指出,前者故意显得“香艳,漂渺,古怪,雄深”,“令人觉得似乎了不得”,其实是“连骗带吓”的东西,而后者虽是“没有名的作家的作品”,但它是“新的,年青的,前进的”艺术。鲁迅对群众木刻的热情支持,表现了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对新生事物的正确态度。
自然,群众的业余创作,难免显得“幼稚”,问题是如何看待它们的“幼稚”。鲁迅在推荐青年木刻创作时有这样一句名言:“自然,这,是很幼小的。但是,惟其幼小,所以希望就正在这一面。”“幼小”的新生事物有着强大的生命力和美好的未来,它本身就包含着克服这种“幼稚”的因素和前提。衰朽的事物,必然的归宿是走向灭亡,这是它不可克服的“缺点”。所以无产阶级对待新生事物的态度,不是嘲笑它们“幼稚”,而是以高度的革命责任感,创造各种条件,使它们更快地成长起来。鲁迅对待新兴木刻运动就是如此。为了使业余木刻工作者能够从前人的作品中吸取有益的营养,从而“融合新机”,“别开生面”,鲁迅举办了四次木刻展览会,自费编印了九本中国和外国的进步、健康的版画集。为了使木刻青年能够提高创作能力,更快地掌握木刻技巧,鲁迅特地编印了《木刻创作法》,邀请日本友人举办了木刻讲习会,在酷暑中亲自担任翻译。鲁迅还积极提供物质条件,热情地解决了不少青年学习和出版的各种困难和问题。为了提高木刻水平,甚至病得“连拿一张纸的力量也没有”,他还由自己口述,由许广平笔记,专门写了介绍外国进步木刻的文章。所有这些感人至深的事例,对于那些惯于从旁品头评足、挑剔指摘的人来说,也是一种批判。值得警惕的是:资产阶级的破坏手法是多种多样的。当木刻幼芽刚刚露头时,资产阶级拚命扼杀它;当它开始成长时,他们又千方百计来腐蚀它。你没有学习材料吗?他就给你送来各种资产阶级没落流派的作品,说这是范本;你开始沾沾自喜了吗?他为你唱起廉价的赞歌,说你是天才;你没有经验吗?他马上给你灌输技巧至上的思想一句话,他们要改变木刻的方向,把这株新苗从内里蛀空。鲁迅看透了资产阶级的诡计,及时向木刻青年敲响了“要防变相和堕落”的警钟,对他们提出严格的要求。鲁迅尖锐地批判了那些“畸形怪相”和以为“凶眼睛,大拳头”就是革命艺术的欧洲世纪末的恶劣倾向,号召那些业余木刻工作者要坚持深入生活,要防止“陷入徒然玩弄技巧的深坑里去”,要抵制创作中的个人名利思想,决心做革命事业中的“一木一石”。
鲁迅如此孜孜不倦地关怀着群众业余木刻创作,是为着无产阶级的未来。他在为《全国木刻联合展览会专辑》写序时说,这是“前哨的进行”,“愿此后更有无尽的旌旗蔽空的大队”。今天,鲁迅的愿望已经成为现实。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指引下,工农兵群众业余创作,包括木刻创作正在欣欣向荣。但是,对待群众创作上的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斗争并没有结束。我们必须学习鲁迅,发扬鲁迅的革命精神,为群众业余创作大喊大叫,鸣锣开道,把群众业余创作推向新高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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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影图页欣赏·
改造黄河的人
阅《人民画报》连载的《大河上下》有感
司徒伟智
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摇篮。黄河两岸的劳动人民祖祖辈辈都在这块广袤的土地上生息、繁衍、劳动、斗争。但是几千年来,这条大河的性格是那么地粗暴而又变化无常,千百次的决堤泛滥和数十次的改道,滚滚浊流不知冲毁了多少良田沃土,吞噬了多少生命财产。波涛过处,人为鱼鳖。啊,黄河,你的河水是用人们的泪水汇聚成的:
历史上,我们的祖先曾经同黄河进行了千百次的斗争。但在那劳动人民当牛作马的黑暗岁月中,一次次治河都失败了。“圣人出,黄河清”。反动统治者劝人民把希望寄托在“圣人”的出世上。但大河东去,波浪滔滔,年年月月依旧是那样地任性,卷走了大堤溃决时报警的急遽锣声,卷走了陷于灭顶之灾的人们的绝望呼叫…
黄河这条毒龙肆虐了千百岁,今天,人们终于实现了缚住这条毒龙的愿望。“在共产党领导下,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间奇迹也可以造出来。”摄影《大河上下》(《人民画报》连载)以令人信服的事实告诉了我们这一点。在它图文并茂的连载画页中,摄下了甘、青、宁境内黄河沿岸蓬蓬勃勃的新气象:葱郁的林带造起来了,水土流失控制住了,引黄灌溉概工程修起来了,河水流进了干渴得龟裂的土地,盐碱土上出现了大片的果园,村子里用上了从渠道流来的自来水。过去的循化县,“水在河中流,人在岸上愁”,现在全县每人已有一亩旱涝保收的水浇地,仅仅两年时间,粮食产量就增长了百分之五十。黄河这条毒龙在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中国人民手中驯服了,变得乖乖听话了。它从危害人民转化成造福人民。人民喜爱它,歌颂它。它受诅咒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土地还是这块土地,河流还是这条河流,但过去办不到的,今天都可以办到了。这是为什么?社会制度变了,劳动人民站起来了,他们的创造伟力也就能充分发挥出来了,这就是《大河上下》的一些画页所告诉我们的。它没有只去介绍沿河的各种景物,也没有对治理黄河的过程作烦琐的介绍,而是着重表现了黄河两岸的人民那种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革命精神。在连载之二的《黄河湟水多新姿》和连载之三的《皋兰山下》中,首先展现在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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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面前的是宏壮的新建黄河大桥,沿岸和河滩上新造的厂房、输电网等摄影图片;同时在“文字说明”中叙述了黄河沿岸过去的荒凉景象。这就通过鲜明的今昔对比,引导着人们去思考:黄河的巨变究竟是什么力量造成的?紧接下去,是分别拍摄兴修蓄水池、果园劳动、修渠育林等群众场面和在湍急的河道上紧张施工的个人场面。这就有力地突出了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艰苦奋斗、改造黄河的革命人民。读者也正是从他们身上找到了上述问题的答案,受到了巨大的鼓舞。
《大河上下》突出今天改造黄河的人民群众,这就透过事物的表面现象而抓住了本质。过去人们常说“黄河百害”,“害”就“害”在当时的吃人的剥削制度上。在那个年代,经济命脉掌握在一小撮反动统治者的手中,劳动人民是它们予取予夺的对象,是比牛马都不如的奴隶。在这种桎楷般的生产关系下,深受黄害痛苦的广大人民要组织起来,发挥自己的力量是根本不可能的。只有在社会主义的今天,劳动人民砸碎了封建的和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的镣铐和枷锁,才真正成了国家的主人。创造了历史的劳动人民,一旦按照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组织起来,掌握当家作主的权力,他们能移山倒海,改天换地,没有什么困难是不可以克服的。果然,不靠别的,就靠了革命的人民群众,黄河的面貌开始大变了,“老大难”开始解决了。
其实,不但是拍摄黄河,就是别的摄影艺术作品也同样需要突出今天的人民群众。无论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各项事业,都必须依靠人民群众的力量,又岂仅是治黄河而已。岁寒知松柏,烈火见真金。人民群众的力量要在艰苦的斗争环境中才能充分得到显示。因此,有时根据题材的特点和主题的需要,也可以重点拍摄景物来作为衬托。但无论是拍摄祖国河山或社会主义建设的宏伟图景,目的都是为了进-一步突出改造山河、改造社会的主人一工农兵群众。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反映我们这个时代的本质。摄影作品跟别的艺术作品一样,它的目的不仅在于多介绍一点知识,使人“多识于草木鱼虫之名”,更重要的是为了教育人民“同心同德,向前奋斗,去掉落后的东西,发扬革命的东西”。只有突出表现工农兵群众的敢于斗争和敢于胜利的革命精神,才能起到这种强烈的教育作用。在这一点上,我想顺便对连载之一的《黄河源头行》谈点意见。《黄河源头行拍摄了黄河的发源地及附近流域,展示了祖国河山的丰丽面貌,这一点是值得肯定的。但在它总共二十九帧照片中,介绍河流本身和沿岸的湖泊、禽兽、花草的占绝大多数。即使是拍摄高原收民吧,也是着重表现他们幸福的生活,而没有刻划他们战天斗地的英雄气概。这样,就使人觉得正面的教育和鼓舞作用不够,缺少一股推动人们前进的强烈力量。这一点想法是否妥当,写出来供《大河上下》的作者同志参考。
《大河上下》在《人民画报》上的连载还没有完。我们热烈地企待着它的新篇的登载,希望能够看到更多的更能突出表现工农兵群众—改造黄河的人的新的摄影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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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文学年论
海鸡为什么走了红运?
任文钦
一九七○年,一位曾经参加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美国飞行员理查德·贝奇,在乌烟瘴气的美国文坛上放出了一只颇有点理想色调的鸟,这就是他所写的短篇小说《海鸥乔纳森
·利文斯顿》(以下简称《海鸥》)。这是一篇寓言体小说,主人公是一只“拟人化”的海鸥乔纳森·利文斯顿。小说用一种神秘的色彩,描写了乔纳森不满于“飞来飞去找食吃”的平凡生活,后经海鸥先哲的点化,领悟了生活的意义和目的,终于超凡入圣,成为一只“尽善尽美的、没有局限的海鸥”。大概是由于这部书中的神秘主义的说教太晦涩了,它一开头并不走运,整整两年,人们始终没发现这只超凡入圣的海鸥。直到一九七二年,那些评论家们才看清了这只灰色的鸟将给美国垄断资产阶级带来“无限”的利益。从此,《海鸥》开始走了运,销售量与日俱增,打破了美国畅销书的纪录。
《海鸥》是一部用彻头彻尾的主观唯心主义和神秘主义的色调涂抹而成的小说,它究竟怎样会成为畅销书,又究竟适合了什么样的政治需要?我们不妨把作品与美国的社会现实联系起来看一下。
小说集中宣扬的是海鸥乔纳森的生活目标。在小说中,他是一只普通的海鸥。可他的生活趣味一开始就与众不同:一般的海鸥“只求懂得最简单的飞行本领”,目的是为了觅食,而他则认为“重要的是飞不是吃”;一般的海鸥经常为了争吃臭鱼烂虾而“烦躁、热惧和愤怒”,而他则认为这是“使海鸥短命的原因”,应该“从思想中消除这些原因”。他的兴趣在于飞行,整天就是飞啊,飞啊,一个劲地提高飞行速度。当这只“举世皆浊我独清”的海鸥被天外飞来的“光辉的海鸥”带走,加入了“先知先觉”的海鸥群后,他才一下子领悟到:“生活中有比吃、打架、争夺权势更重要的事”,“生活的目的是去寻找尽善尽美并使之实现”。
怎么实现这个崇高的生活目标呢?道路是“尽量发挥自己的本性”,竭力扩张自我,“要飞到任何想去的地方,那你必须首先觉得自己已经到了那儿”。果然,照着这一套去办,乔纳森的飞行变得“尽善尽美”了,他只要想飞到哪里,立即就会出现在哪里。他超越了时间空间,不再有任何“局限”,变成了一只最幸福的“神鸟”!小说煞费苦心地告诉人们,乔纳森并非是什么特殊的“天才”,而只是一只最普通的海鸥;象它一样,每一个人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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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都有可供发挥的“本性”,只要你愿意去尽量发挥它,你就可以从地上的王国,飞入光明的“没有局限”的天国,达到“尽善尽美”的境地。这岂不是一条既高尚又实惠的生活道路吗?
在阶级社会里,不同阶级有着不同的生活目标和生活道路。小说鼓吹的“本性”和“尽善尽美”这些神秘的观念,究竟包含什么样的阶级内容呢?作者是不肯明白地说出来的。有人就说过:“至善的目标是什么?作者自然没有明确指出。它好比一滩墨渍,任由读者题上自己的具体意向。”奥妙正在于此。谁要是希望追求“尽善尽美”,那你就从这滩墨渍中去驰骋你的想象吧,每个人都可以从中得到自己想要得到的东西。这该多么有迷惑力啊!作者又多么希望所有的人都跟着海鸥乔纳森一块飞行啊!这样,濒临绝境的美国社会岂不就可以得救了吗?
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美国正从它的金字塔的顶尖急遽跌落,垄断资本主义的固有矛盾日趋激化,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层出不穷。它进入七十年代后所发生的第五次经济危机,更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持续最长的一次危机。船要沉了,车要翻了。美国垄断资产阶级在那里瞻望前程,感到不寒而栗;广大劳动人民则正在探寻着或已经找到了革命的道路。正是在这种社会背景下,海鸥乔纳森飞了出来,冲着那些“眼睛盯着烂鱼头”的鸥群呼唤道:我们“能发现生活的意义,能找到更崇高的生活目的”,能达到“尽善尽美”的天堂,只要你们向我看齐就行了。
看来,这只神圣的海鸥是在向所有的人发出召唤。可是,在当代的美国社会,广大劳动人民和垄断资产阶级怎么能谈得上有共同的生活目标,又怎么可能同时到达各自的“尽善尽美”的境界?在阶级社会里,对一些人说来是好事,对另一些人就是坏事;对一些人说来是乐园,对另一些人就是地狱。发挥“本性”去努力工作吗?这对工人阶级来说,就意味着为资本家卖命,而对资产阶级来说,就是千方百计加强剥削。如果美国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都听从乔纳森的召唤,去拚命发挥“本性”,把自己的工作做得“尽善尽美”,为资产阶级创造更多的剩余价值,那岂不是用自己的血汗去建造垄断资产阶级的“尽善尽美”的天堂,而自己则永远成为后者的“尽善尽美”的奴隶吗!作者竭力给劳动人民散布“尽善尽美”的幻想,难道不正是为了满足垄断资产阶级“尽善尽美”的需要吗?难怪垄断资产阶级要向人们推荐这本书了,也难怪某些医院当局要把这本书作为配给酗酒和吸毒病人的“药方”了。这很有点象旧中国的资本家向工人灌输所谓“但行好事,莫问前程”的说教。它宣扬只要这样去做,从中自会找到美好的前程。而结果呢,照例是不会给工人带来什么前程,倒是给资本家带来了既安宁又快活的前程。这种骗局古今一律,岂有他哉!
这滩可以任意涂抹的墨渍事实上是并不任意的,它是根据垄断资产阶级的胃口来进行涂抹的。看来,墨渍的创造者对于那些昏昏然的“鸥群”,也即那班醉生梦死的资产者们是颇有点不满的。美国进入了垄断资本主义以后,资产阶级的贪婪和掠夺的本性以及由此带来的剧烈的竞争在更高的阶段上进行着。就象列宁说的:“从自由竞争中成长起来的垄断并不消除竞争,而是凌驾于竞争之上,与之并存,因而产生许多特别尖锐特别剧烈的矛盾、摩擦和冲突。”各个垄断集团之间的激烈争夺,加剧了垄断资本主义的固有矛盾。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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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海鸥乔纳森不得不大声疾呼了:不要光顾竞争“觅食”,这样下去要“短命”的,要“真正活得长,活得好”,就要去“取得自由”,“把最喜欢的事做得尽善尽美”。
我国古典小说《红楼梦》中写到了贾探春,这位贾府的小姐是个头脑清醒的顽固派,她为了没落的贵族世家内部“一个个不象乌眼鸡似的?恨不得你吃了我,我吃了你”而痛心疾首,一心希望“兴利除宿弊”。海鸥乔纳森也正是现代美国垄断资产阶级的贾探春。正当美国垄断资产阶级采取各种措施企图克服重重危机时,乔纳森的说教好比是一枚“反危机”的强心针,该是多么合时啊!这只海鸥不正是为了这种需要才捏造出来的吗?他披着最抽象的哲学外衣,道出了美国垄断资产阶级的心声。他所谓的“崇高的生活目的”,什么“自由”,什么“没有局限”等等,不就是要垄断资产阶级“自由”地、“没有局限”地去做他们“最喜欢的事”一一奴役、压迫和剥削劳动人民吗?但遗憾的是,大多数的“没出息”的鸥群都不理解这位“先知”的启示。他们仍然陷于竞争的“烦躁、恐惧和愤怒”之中,无法摆脱所遇到的“局限和困难”。垄断资产阶级间的争夺是垄断资本主义本身的产物,这种争夺必然会随着垄断经济的发展而日趋激烈。这位“先知”希望所有的资产者都来发挥自己的“本性”,维护整个垄断资产阶级的“无限”的利益,消除资本主义社会所固有的各种矛盾,但最后他却不能不发出悲叹:“这样的事为什么竟会这样难呢?”
大概是有鉴于社会现实的如此无情吧,海鸥乔纳森从来不呼唤人们去正视现实,只呼唤人们从自我去发掘“尽善尽美”的“本性”。在他看来,世界万物,都不过是“思想本身”。这种把精神当作万物本源的主观唯心主义哲学,贯穿了整部《海鸥》。一篇小说用如此多的笔墨、如此晦涩的语言来宣扬主观唯心主义,而又受到垄断资产阶级拍手称好,这正说明垄断资产阶级需要这种哲学,说明了他们的极端腐朽性和反动性。
当资产阶级还处在上升时期的时候,它的存在是与历史发展相一致的。在那个时候,没落的封建阶级把主观唯心主义看成是救命稻草,而资产阶级则敢于面对现实,讲唯物论,反对唯心论。法国资产阶级哲学家狄德罗在他的《定命论若雅克和他的主人》这部寓言体小说中,就处处肯定了那个讲求实际、尊重客观的仆人雅克,而对那个主观唯心、陷于幻想的主人进行了辛辣而无情的嘲笑。当时,资产阶级认为主观唯心主义是封建贵族的腐朽哲学,属于必须打倒之列。而在今天,它却拣起了当年它所喇弄的垃圾货,奉若神明,用来作为自己的救命稻草了。如果说,在美国的早期资产阶级文学中,曾经出现过霍桑的《红字》这种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社会现实的作品,那末,在今天的美国文学中,资产阶级已经不敢也不能面对现实,而是需要推崇主观唯心主义,用什么“发挥本性”之类的鬼话来自欺欺人。没落的垄断资产阶级推崇《海鸥》,正如我国没落的封建阶级推崇王阳明的“心学”一样,目的都是为了维护其摇摇欲坠的反动统治。归根到底,这种哲学思潮的出现,是由阶级斗争的历史规律所决定的。它反映了今天的资产阶级文学如同这个阶级的本身
一样,已经是走向彻底堕落的了。
《海鸥》的主人公乔纳森和它宣扬的主观唯心主义哲学,由于适应了反动阶级的需要,因而它出版后,不但在美国走运,而且在各个危机深重的帝、修、反国家里都激起了狂热的反响。它们纷纷向作者购买版权,大量翻印,企图用这支“强心针”来刺激垂危的资本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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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就连那个蜷缩在台湾的蒋介石集团也翻译出版了《海鸥》,还由蒋帮头目出面题词,提倡向海鸥乔纳森的精神学习,“期勉全国行政人员建立新的观念”。这只能是心劳日拙,决不会有什么结果。那里的海鸥只有弃暗投明,才是唯一的正途。总之,不管反动统洽阶级如何竭力欢迎这只海鸥,妄想出现一个“海鸥时代”,但无非是象一个溺水的人抓到了一根飘浮水上的烂稻草,是决计挽救不了他们的没顶命运的。在那些已经烂透了的社会,任何唯心主义的灵丹妙方都不能起死回生。只有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起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埋葬资本主义制度,才能给各国人民带来光明的出路。舍此而外,别无他途。
附:
《海鸥乔纳森·利文斯顿》摘译
早晨,离岸一哩的海上,一只渔船在橄鱼饵,无数海鸡相互追逐着争食吃。但是远离渔船和海岸,海鸥乔纳森·利文斯顿独自在练习飞行。大多数海鸥只求懂得最简单的飞行本领就够了。对他们来说,重要的不是飞行,而是觅食。但对这只海鸥来说,重要的是飞不是吃。乔纳森喜爱飞行胜于一切他发现,
象他这样的思想,在同类中是吃不开的,连他的父母都惊慌不安。
“你瞧,乔纳森,”他爸爸亲切地说,“冬天快到了,船只就要少了,海面上的鱼也要到深处去游了。你要是一定要学,那就学学怎么觅食吧。飞行这玩艺儿好是好,可你总不能拿滑翔当饭吃哪。别忘了,你飞行的目的是为了吃。”
接下来几天乔纳森尽量学其他海鸥的样儿,同鸥群一道绕着码头和渔船抢,点儿面包片和烂鱼。但这样做他受不了。不久,海鸥乔纳森又独自-·个出去了。他飞到海上远处,饿着肚子,高高兴兴,学习飞行。经过一周的练习,创造了海鸥飞行的世界纪录!
但胜利是短暂的。他刚要开始改为平飞,变换一下翅膀的角度,又突然控制失灵,象挨了炸弹一样,海鸥乔纳森在半空中爆炸了,一头就撞进硬椰梆的海里。等他苏醒过来,已经是黑夜了,他漂浮在海面上,翅膀重得象粗糙的铅条,但失败的份量压在他背上比铅还要重。他心中响起-一个奇怪的叫声。我是海鸥。我受到天生条件的局限。我该飞回到鸥群里去,安分守已。
他下定决心要做鸥群里又一只海鸥之后,心里觉得好过了一些。今后那股驱使他去学习的力量和他没有关系了,今后也不会有什么失败了。只要穿越黑暗,朝着海滩上的亮处飞去就行了。
黑暗!那个叫声又惊呼起来。海鸥可从来不在黑暗中飞行!如果你生来要在黑夜中飞行,你就该有一双猫头鹰的眼睛!你头脑里就该有航海图!你就该有猎鹰的短翅!
在一百呎高的夜空中,乔纳森眨巴着眼晴。他的痛苦,他的决心,一下子消失了。短翅!猎鹰的短翅!
这就是答案!我真是个傻瓜!我缺的就是一对短小的翅膀,我该做的就是大大收拢双翅,只用翼梢飞行!这不就是短翅吗!他从漆黑的海面跃升两千呗,根本没考虑到失败和死亡。他把前翼紧贴身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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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让翼梢上狭窄的、成锐角的翼锋迎着风,随即就垂直俯冲。时速七十哩、九十哩,越飞越快。到了时速
一百四十哩,翅膀的紧张程度反而不象七十哩时那样大了,他稍微弯曲一下翼梢,就轻易改变俯冲姿势,嗖地掠过海浪。他暗自高兴。刚刚发过的誓已经忘掉了。
拂晓时分,乔纳森又在练飞了。达到了最高速度!一只海鸥达到了时速二百十四哩!真是打破纪录,这是鸥群史册上唯一最伟大的时刻。
乔纳森回到海滩上的鸥群中已是深夜。他感到头昏眼花,疲惫不堪。但他兴高采烈,他想,他们得知他打破纪录一定会欣喜若狂呢。生活现在变得多么有意义啊!他着陆时,鸥群正聚在一起开会,看来已经集合好久了。
“海鸥乔纳森·利文斯顿!站到中间去!”长者发话了,声音极其严肃。“站到中间去,让大伙儿看看你出丑!”
“…因为他轻率,不负责任,”那个庄严的声音念念有词道,“违反了海鸥家族的尊严和传统…”“…乔纳森,总有一天,你会懂得不负责任是不利的。生命是未知的,不可知的。我们来到这个世界就是为了吃,为了活下去,能活多久就活多久。”
海鸥在鸥群会议上从来不反驳,但乔纳森竟大声抗议了。“不负责任?同胞们!”他嚷道,“难道还有比追求生活真谛,找到生活崇高意义的海鸥更负责任的吗?千百年来,我们总是在找烂鱼头,可是现在我们有了生活的意义一一学习,发现,取得自由!给我一个机会,让我给你们看看我学到的东西…”“同胞情谊断绝了,”海鸥们异口同声说,一致庄严地转过身去,对他不瞅不睬。
乔纳森独自度过了他的后半生,一直飞到远崖以外去。他痛心的倒不是孤独,而是其他海鸥不肯相信飞行的光荣等着他们;他们不肯睁开眼睛看看。
他每天学到更多的东西。本来他希望鸥群共享的一切,现在他只好单独享受了。他学习飞行,丝毫不为自己付出的代价感到惋惜。乔纳森发现,烦躁、恐惧和愤怒是使海鸥短命的原因,一旦从思想中消除这些原因,他就能真正健康长寿。
他们是在黄昏时分来到的,看见乔纳森正安安静静地独自在他热爱的天空中滑翔。在他两翼出现的两只海鸥象星光一样皎洁,他们身上发出的光辉在高高的夜空中显得十分柔和、亲切。但是最可爱的还是他们的飞行技巧,他们的翼梢始终同他的翼梢保持着一时的距离。
“你们是谁?”
“我们来自你的鸥群,乔纳森。我们是你的同胞。”这些话说得又有力又平静。“我们要带你到更高的地方去,带你回家。”
“我没有家。我也没有群。我是个给赶出来的,我现在正飞在那大山风的风口上。我这身老骨头只能再飞几百吹,再也飞不高了。”
“可你飞得高的,乔纳森。因为你学过了。一个科目学完了,该开始另一个科目了。”乔纳森顿时心里雪亮。他们说得对。他能飞得更高,现在是回家的时刻了。
于是乔纳森和这两只晶莹的海鸥一同起飞,从尘世飞上九霄云外,竟看到自己的身体也和他们一样闪闪发光了。不错,就是这只年轻的海鸥乔纳森,现在已经到了一·向铭刻在他那对金色的眼睛里的天堂,但他外形变啦。他想,真怪,只花一半力气,速度倒比过去快一倍,我的成就比在尘世的全盛时代翻了一番。
一天早晨,他和他的教练沙利文外出,练完一连串收翼快滚之后,在海滩上歇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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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利文对他说:“…你知道不知道,要领悟生活中有比吃、打架、在鸥群中争夺权势更重要的事,我们得经历多少世吗?乔恩,要经过千世,万世呢!然后再经过百世,才能领悟世上有所谓尽善尽美。然后再经过百世,才认识得到我们生活的目的是去寻找尽善尽美,给大家看看。当然啦,这个规律现在对我们还管用:我们接下来到哪个世界全看在这个世界上学到什么。如果学不到什么,那么,在另一个世界也象这个世界一样,会遇到同样的局限和有待克服的难关。”
一天傍晚,那些没去作夜间飞行的海鸥都一起站在沙滩上沉思。乔纳森鼓起勇气,走到海鸥长者江跟前,据说这只海鸥不久就要离开这个世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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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这个世界根本不是天堂,对不对?…难道没有天堂这么个地方吗?”
“对,乔纳森,没有这么个地方。天堂不是空间,也不是时间。天堂就是尽善尽美。”他沉默片刻。“乔纳森,你一达到尽善尽美的速度,也就开始到达了天堂。那并不是说飞行的时速要达到一千哩,或者一百万哩,或者达到光速。因为任何数字都是有限的,而尽善尽美是无限的。我的孩子,尽善尽美的速度就在眼前。”
江一点不露声色,一闪身就不见了,随即就在五十呎以外的水边出现,真是一眨眼工夫。跟着他又不见了,不到千分之一秒,他又站在乔纳森肩旁。
乔纳森弄得晕头转向。他忘了打听天堂。“你怎么搞的?觉得怎么样?你能飞多远?”
“你想飞多远、多快,都随便,”长者说,“我想去哪儿,想飞多快,只要一转念就成。”他望着大海彼岸。“真怪。那些瞧不起尽善尽美,光顾遨游的海鸥,飞得慢,哪儿也去不成。那些撇开邀游,只求达到尽善尽美的海鸡,飞得快,想去哪儿就去哪儿。记住,乔纳森,天堂不是空间也不是时间,因为空间和时间都是那么毫无意义。天堂是…”
“你能教我那样飞吗?”乔纳森浑身发料,急于征服另一个未知世界。《当然,只要你想学。”
江慢悠悠地讲,眼睛盯着这只年轻的海鸥细细端详。“要飞得象思想一样快,飞到任何地方,”他说,“那你必须首先明白自己已经到了那儿…”
照江的说法,秘诀在于乔纳森不再把自已局限在一个有限的躯体之中,秘诀在于懂得自己的天赋之所在,尽善尽美得象一个没有写出来的数字,它超越空间和时间,天涯海角无不可以立时到达。
乔纳森天天照着这个嘱咐拚命去做,从黎明前直做到半夜后。尽管他这么努力,却依旧留在原地,纹丝不动。可是,有一天,乔纳森站在岸上,闭着眼晴,集中精力,一瞬间领悟了江一向说的道理。“噢,说得对啊!我是一只尽善尽美,不受局限的海鸥!”他感到欣喜若狂了。
“你到底领悟了,”江说,“可你还得在控制方面下番功夫…然后你可以准备开始最困难、最有力、最有趣的一课。你可以准备开始往上飞,理解仁爱的意义,”
一个月过去了,乔纳森进步神速。他接受新思想的能力,就象一架现代化的高速计算机。
终于有一天,江一去不返。他先是安安静静地和大家说着话,勉励他们要不断学,不断练,对于一切生活中尽善尽美的看不见的原则,要不断努力多多理解。他说着说着,浑身羽毛变得越来越亮,最后变得光辉夺目,谁也无法正视。“乔纳森,要继续在爱上面下功夫”,他说,这是他的最后一句话。
大家再睁眼看时,江已经不知去向了。
光阴荏苒,乔纳森发现自己不时思念他所离开的尘世。不知尘世上有没有那么一只海鸥,正在努力冲破自身的局限,看出飞行的意义决不止是为了从小船上弄点面包屑吃。说不定,也会有那么一只海鸥因为对鸥群讲出了真理,结果给赶了出来。乔纳森越是进修他的仁慈课程,越是努力去理解爱的本质,他就越想返回尘世。尽管他往日孤苦伶仃,他倒是天生的教练,而他表示爱的方式,就是把他了解的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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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去指点一只希望有机会亲自了解真理的海鸡。
海鸥弗莱彻·林德年纪还很轻,但他已经明白,鸟类中没有一只受到过群里这么粗暴、这么不公正
的待遇。
“我不在乎他们说些什么,”他愤愤地想,“飞行决不光是拍拍翅膀,飞来飞去!一只蚊子才这样呢!我只是闹着玩,绕着海鸥长者来了个桶式翻滚,就给赶出来了!难道他们想不到,一旦我们真正学会了飞,该有多光荣!”
一个声音进入他脑海,尽管十分柔和,但使他大吃一惊,吓得不由在空中摇摇晃晃,打了几个趔超。“不要怨恨他们,弗莱彻。别的海鸥把你赶了出来,吃亏的是他们自己。总有一天他们会明白过来,总有一天他们会懂得你所懂得的道理。宽恕他们吧,帮助他们醒悟过来。”这时,离他右翼梢一时的地方,有一只世界上最灿烂夺目的白海鸥,毫不费力地在滑翔,连一根毛都不动,但几乎已是弗莱彻的最高速
度。
那个低沉而平静的声音在他脑海里继续跟他说话:“弗莱彻,你想飞行吗?”“是的,我想飞行!”
“弗莱彻,你想飞行有没有到这样的程度,甚至能宽恕鸥群,好好学习,有朝一日再回到他们中间去,
帮助他们认识?”
“我愿意,”他轻声说。
“那么,弗莱彻,”那只亮闪闪的海鸥对他说,声音非常和蔼,“咱们从水平飞行开始吧…”到了第三个月底,乔纳森又收了六个学生,全都是给赶出来的。但都想探索为了飞行的乐趣而飞行的新奇理想,然而,对他们来说,练习高级飞行技术,比起理解其含义来,还是要容易得多。
“事实上我们个个都是鸥神的概念,一个无限自由的概念。”傍晚时分,乔纳森在海滩上总是这么说,“精确飞行对表现我们的真正本质是迈进了一步。任何限制我们的东西都要排除。所以我们才搞这种高速练习,低速练习,和特技飞行…”
刚过了一个月,乔纳森就说,现在该回到鸥群里去了。于是,那天早晨,他们八只海鸥编成双菱形队形,翼梢几乎相叠,一起从西边起飞。他们以一百三十五哩的时速,飞过鸥群会议的海滩。鸥群里顿时轰了起来。来的都是给赶出去的!他们回来了!
“啊,对,不错,他们是给赶出去的,”几只年轻的海鸥说,“可是,嘿,怎么的,他们打哪儿学来这么飞法的?”
差不多过了一个小时,长者的话才在鸥群中传开:别理他们。谁跟给赶出去的说话,自己也要给赶出去。谁朝给赶出去的看一眼,就是违反鸥群的法律。
从那一刻起,海鸥就掉转长着灰毛的背,对着乔纳森,但他似乎并不理会。他干脆就在会议场的海滩上空教课,头一次逼着学生施展全部才能。他同他们一起飞过夜空、云层和暴风雨,就象做游戏一样,而鸥群却可怜地在地上挤成一团。
还乡后一个月,鸥群里有只海鸥第一个越过界线,要求学习飞行。这一开口,海鸥特伦斯·洛厄尔顿时成了罪鸟,被判赶走,就此当了乔纳森第八个学生。
次日夜间,海鸥柯克·梅纳德离开了鸥群,拖着左边的翅膀,摇摇晃晃走过来,一下子瘫倒在乔纳森脚边。“帮帮我吧,”他的声音很轻,象只垂死的鸟在说话,“我渴望飞行,远胜世上的一切”那么来吧,”乔纳森说,“跟我一起从地上起飞,咱们这就开始。”“你不明白,我的翅膀动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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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纳德,在此时此地,你有自由恢复你的本性,恢复你真正的本性。任何力量都阻挡不了你。这是鸥神的法律,就是法律。”
“你是说我能飞?”“我说你自由了。”
说来真简单,也真快,梅纳德展开双翅,毫不费力,一下子就飞入漆黑的夜空。鸥群在睡梦中给他喊醒,只听得他在五百呎的高空中拚命叫喊说:“我能飞啦!听!我能飞啦!”
拂晓时分,有近千只海鸥站在乔纳森的学生圈子外面,好奇地望着梅纳德。他们不在乎是否会给别的海鸥看见,只是倾听着,尽力想理解乔纳森的话。
他讲的都是十分简单的道理,什么飞行是海鸡的权利啊,什么自由是海鸡的本性啊,什么凡是对自由有妨碍的东西,不管是仪式也好,迷信也好,或是任何形式的限制也好,都必须排除啊,“排除,”鸥群中有一个声音问道,“饶它是鸥群的法律也不放过吗?”
“只有结果能取得自由的法律才是唯一的真正法律,”乔纳森说,“其他都不是。”
“你怎么能指望我们象你飞得一样好?”另一个声音说,“你是特殊的、天才的和神圣的,比其他的鸟高一等。”
“瞧弗莱彻!洛厄尔!查尔斯一罗兰!朱迪·李!难道他们也是特殊的、天才的和神圣的?不比你们强,也不此我强,仅有的唯一不同,是他们已开始认识自己的本性,并且已经开始发挥。”聚集拢来的鸥群一天天扩大,有来提问的,有来膜拜的,有来嘲弄的,不一而足。
“鸥群里传说你是鸥神的儿子下凡,”一天早晨弗莱彻在高速训练之后对乔纳森说,“要不的话,你就是跑在时代的前面一千年。”
乔纳森叹了口气。他想,这就是被误解的代价。他们要么叫你魔鬼,要么称你上帝。“你怎么看法呢,弗菜彻?我们是跑在时代前面吗?”
“呃,这类飞行谁想学都学得会;它跟时代没关系。要说嘛,我们的式样跑在前面。比大多数海鸥飞行的方式跑在前面”
“说得有点道理,”乔纳森说,“这比说跑在时代前面好一些。”
只过了一个星期,弗莱彻就对着一批新学员作了高速飞行原理的示范动作。他从七干呎高空俯冲下来,刚改变飞行姿势,有一只初次学飞的小鸟正好挡住他的去路。要在十分之一秒内避开这只小鸟,弗莱彻只好以二百多哩的时速猛地向左急转,一下子撞到花岗岩峭壁上。
和他第一次遇到乔纳森时一样,那个声音又在他脑海里响起了。“弗莱彻,诀窍是,我们要一步步克服我们的局限,要按部就班,要有耐心。我们的课程里,穿岩飞行这一课还要稍后-一些才学到呢,”“乔纳森!”
“通称鸡神的儿子,”他的教练冷淡地说。
“你在这儿干什么?哨壁,难道我…我已经…死了?”
在聚集拢来的整个鸥群的中间,悬崖脚下,弗莱彻摇摇头,展开双翅,睁开眼晴。他刚一动弹,鸥群中就叽叽嘎嘎叫嚷开来。
“他活啦!他死了复活啦!”
“用翼梢碰他一下!把他救活了!鸥神的儿子!”“不!他才不配呢!他是魔鬼!来破坏鸿群的!”
鸥群里四千只海鸡,瞪出了眼晴,霹出了利嘴,围上来想往死里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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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看咱们还是离开这儿好一些吗,弗莱彻?”乔纳森问。“办得到的话,我当然不会反对…”
转瞬间,他们俩已站在半哩外的地方了。围攻的鸥群闪亮的利嘴扑了个空。
“怎么搞的,”乔纳森觉得纳闷,“世上最难办的事怎么倒是使一只鸟深信自己是自由的,只要他肯花点时间练习练习,就可以亲自加以证明?这种事怎么那样难呢?”
弗莱彻弄不明白怎么会一下子换了地方,还在那里眨眼晴。“你刚才怎么着?咱们怎么到了这儿?”“象干其他的事儿一样,弗莱彻。多练习,”
到了早晨,弗莱彻问道:“乔纳森,好久前你不是说过,要热爱鸥群,要回到他们中间去,帮助他们学习,还记得吗?我真不理解,你怎么能去热爱-帮想啄死你的海鸥呢?”
“噢,弗莱彻,你爱的不是这个!你当然不爱仇恨和邪恶。你得通过练习去认识真正的海鸥,看到每只海鸡的美德,并帮助他们去认识自己的美德。这就是我所指的爱。举个例说,我记得有只凶狠的年轻海鸡,名叫弗莱彻·林德,刚被赶出来的时候,打算同鸥群决一死战,开始在远崖为自己建造痛苦的地狱。可是今天呢,他正在建造自己的天堂,并领导整个鸥群朝着这个方向前进。”
弗莱彻眼睛里流露出吃惊的神情。“我领导?你这是什么意思,我领导?你是这儿的教练。你不能
走!”
“我不能走?你可想到世界上还有其他的海鸡和其他的弗莱彻们,他们比这个已走上光明大道的鸥群更需要教练?”
“我?乔恩,我只是只平凡的海鸥,而你”
“…是鸥神的独子,对不对?”乔纳森叹了口气,跳塑着大海。“你再也不需要我了。你只需要不断探索自己,每天探素一点儿,要探索到那个真正的、无可限量的海鸥弗莱彻。他才是你的教练。你需要了解他,跟他练。”
转眼间,乔纳森的身体已在空中摆动,全身亮晃晃,开始变得晶光透明。“别让他们瞎造我谣言,也别让他们当我神明。成不成,弗菜彻?我是海鸥,我喜欢飞行,或许…”“乔纳森!”
“可怜的弗菜彻。别相信你肉眼看见的东西。它们看到的一切都是有限的。要用你的理解力去观察,去探索你已经领悟的东西,那样你就会看出飞行之道了,”闪光不见了。乔纳森消失在虚无飘渺的空际。
过了一会儿,弗莱彻挣扎起身子飞入天空,面对着一群新学员,他们正眼巴巴地等着上第一课。“首先,”他郁郁地说,“你们必须懂得,一只海鸥是无限自由的概念,是鸥神的概念,你们整个身体,从这边翼梢到那边翼梢,无非就是你们的思想,”
弗莱彻叹了口气,又讲了下去,“呣。啊…好吧,”他说,“咱们从水平飞行开始吧。”
尽管弗莱彻在学生面前装得一本正经,可是刹那间,他看出了他们的本性。他对眼睛所看到的不仅是喜欢,而且是热爱。没有限制,乔纳森?他心里想,脸上露出笑容。他的学习航程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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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当代苏联“工业题材”作品看苏联社会
苏修文学述评之一
翁义钦倪蕊琴
编者按:当代苏修文学是苏修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了解一点当代的苏修文学,对于我们从一个侧面认识苏修对内复辟资本主义、对外侵略扩张的法西斯现实是有一定意义的。为此,本刊将陆续发表“苏修文学述评”,供读者批判时作参考。
近儿年来,勃列日涅夫叛徒集团一再向文艺界提出要塑造所谓“当代英雄”的任务。
一九七○年召开的俄罗斯联邦共和国第三次作家代表大会,以及一九七一年召开的第五次全苏作家代表大会的主要报告都批判了“非英雄化”〔注)的理论,强调要写“正面人物”、写“英雄”。苏修一些主要报刊和文艺杂志更是大造声势,竭力鼓吹创作“现代人”、“新的苏维埃人”、“共产党员”等“当代英雄”的作品。在这阵暄嚣声中,描写“当代英雄”的《普隆恰托夫经理的故事》、《外来人》、《炼钢工人》等毒草,便纷纷破土而出了。
这些“当代英雄”是些什么样的人呢?不外是受过教育、有技术、有文化、善于争权夺利、生活腐化、道德败坏的极端个人主义者。用勃列日涅夫的话说,就是“善于熟练地獬决发展经济和发展文化的问题,并且能掌握现代化管理方法的人们”。说穿了,就是企业管理部门中垄断知识和技术的精神贵族,就是新资产阶级分子和走资派。至于工人阶级、劳动人民,就象柯切托夫在长篇小说《你到底要什么?》中所供认的那样:“如今看车床或扶木犁是叫不响啦。你讲出自己的这类身份,只会惹人笑话。”这就是说,今天的苏联,工人阶
〔注)“非英雄化”理论:赫鲁晓夫叛徒集团上台后,为了全面复辟资本主义,以反对“粉饰和美化现实”为借口,叫嚷文学必须表现普通人”,即叛徒、怕死鬼、劳改犯、寄生虫等,这就是“非英雄化”理论。今天,苏联已经实现了资本主义的全面复辟,当年对无产阶级专政怀着刻骨仇恨的“普通人”篡夺了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权,变成“当代英雄”了。他们批判“非英雄化”理论,目的就是为了树立“当代英雄”,维护苏修叛徒集团的反动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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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和劳动人民失去了国家的主人的地位,也失去了文学中的主人公的地位。
苏修文艺把新资产阶级分子、走资派当作“当代英雄”来歌颂,这首先是由生产资料所
有制的性质决定的。
苏修统治集团上台以后,苏联原来的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已经蜕变为国家垄断资产阶级所有制。一小撮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分子,占有并支配着生产资料。你看,被官方捧为“最优秀的文艺作品之一”的《普隆恰托夫经理的故事》中的主人公,把他所主管的塔加尔木材流送管理处,称为“普隆恰托夫之国”。普隆恰托夫神气活现地出现在工地时,要机器、绞盘机、机车、六层楼高的原木楞堆都听从自己调度,“使这一切围着自己转”。企业中的一切,包括工作人员都成了他这个资产者的私有财产。在中篇小说《白轮船》里,护林所巡查员阿洛斯古尔,公开盗窃树木,而后卖给附近集体农庄主席、商店经理等。这就表明,阿洛斯古尔对森林拥有实际上的所有权和支配权。因此,在今天苏联社会里,大自托拉斯经理,小到由三个人组成的护林所的巡查员,以及他们的后台,霸占了原来属于苏联全体劳动人民的生产资料,并且利用这些生产资料,掠夺人民的劳动果实。
有什么样的生产资料所有制,就有什么样的生产关系。苏修叛徒集团已经把苏联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蜕变成了国家垄断资产阶级所有制,因而在他们的国营企业中,一小撮特权阶层同广大工人的关系完全是雇佣被雇佣、统治被统治的关系。苏修文艺界为了与经济学领域里的“谢基诺试验”相呼应,强调文学必须宣传用“法制手段来提高生产效率和加强劳动纪律”,亦即鼓吹“当代英雄”用法西斯纪律加紧对人民群众的政治控制和经济压
榨的“棍棒”哲学。
看一看苏修作家伊·德沃烈茨基的剧本《外来人》吧!苏修文艺界头目马尔科夫吹捧作者在该剧中“有意识地、引人注目地显示自己的立场,在提出重大社会问题方面充满激情”,使人们不由自主地“受到感染”。剧中的主人公是一个苏修党员、齐赫文某企业工程师。他为了所谓“事业”的需要,冒着党纪处分的危险,擅自到涅列什公司的二十六号铸造车间去改变那里的“落后面貌”。到任之后,切什可夫首先要求“摧毁”涅列什的“相互间象
一家人的宽容态度”,鼓吹强化“纪律”,引起了工人和干部的不满和反抗。但是,切什可夫采取了高压手段来进行镇压。他公然宣称:“我们是领导者,我们的双手什么也不做,我们是用讲话,用脑筋来工作的”,“要是我已经没有什么可以来教你们的话,那我已经不是一个领导者了,我已经失去存在的意义了”。说得明白一点,那就是“我”切什可夫“存在的意义”就是管工人、管企业。他为了履行这个职务,命令工长们监视工人,“盯住他们,扼他们的喉咙”;对那些敢于违反“纪律”的人,要“扣掉一半奖金”,“用卢布打他们”。《炼钢工人》是与《外来人》同出一辙的另一出“杰作”。苏修文学评论界夸奖它的主人公维克多·拉古京是“今天社会所需要的英雄人物”。他由于“忠于职守”、敢于揭发生产中“纪律松弛和不负责任的现象”而被提拔为生产班长。炮制者通过拉古京同工人群众的矛盾冲突,竭力宣扬工人必须信守所谓自古以来就有的观念:“职业上的诚实”,也就是说,工人必须遵守“纪律”,对资本家俯首贴耳,卖命干活,不得有任何的不满与反抗。他甚至凶相毕露地叫嚷:“首先应当教会人们诚实!在一切方面!如果需要,甚至用暴力!”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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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白轮船》中的那个护林所巡查员阿洛斯古尔,更是整天挥动鞭子,训斥工人,稍不如意,就把工人一脚踢开,解雇完事。作者在小说中安排了这样一个情节:莫蒙老人为了去接被抛弃的外孙,让阿洛斯古尔一人留下管原木,结果被阿洛斯古尔打得头破血流。阿洛斯古尔声言要解雇他。莫蒙老人逼于生活,不得不向阿洛斯古尔苦苦哀求。这个“土霸王”得意地喊着:“爬来了,跪在我的脚下了。唉,可惜我没有更大的权力,否则比他好得多的人我也能使他们绝对服从。比他好得多的人我也能叫他们在地上爬。…从前不是有过这样的时代吗:人头纷纷落地,没有人敢吭一声。相反,人们更敬爱你,歌颂得更多。这才对
啊!”
看,这些“当代英雄”、混世魔王是何等地耀武扬威、杀气腾腾!可是,就是这样一些社会渣滓却得到自称为“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一伙人的百般赞赏。这是为什么?苏修一篇评论说:“不仅是生产,而且是整个社会”都不能脱离这些人所要求的“纪律”而存在,否则,“事业就要完蛋”。这真是一语泄露了天机。原来他们需要凭借“当代英雄”的法西斯纪律,来强化对工人阶级的法西斯统治,维护他们摇摇欲坠的反革命“事业”。苏修一伙还拚命宣扬“奴才”哲学,强调要把被统治者的堙头生产、逆来顺受作为“优秀品质”来表现。苏修作家罗佐夫的剧本《处境》中的维克多,就是这种“奴才”哲学的艺术图解。维克多被苏修评论为“具有丰富精神世界的青年工人”。什么是他的“丰富精神世界”呢?这就是他既有“事业心”,整天埋头生产,富于革新精神;又“软弱”,“善良”。这个人物就“象块蜡,人家想把他捏成什么样,就是什么样”。作者还通过维克多之口,鼓吹“如果没有弱者,那干吗还要有强者”的奇谈怪论。苏修的另一部被评为“充满时代气息”的中篇小说《挑选的权利》,其中一个人物杰姆金,原来是个有反抗精神的青年工人。他对严重的等级制度十分不满,责问为什么把“所有好的”、“丰盛”的食物都“给了工程师”,并且理直气壮地说:“我们是什么?是下等人吗?我们是工人阶级!我们实现了革命。”这时,某些人就来做他的“思想工作”,扬言只要安分守己,好好劳动,就可以“提你的级”。随后又拉他去干有额外收入的一种试验。杰姆金就在卢布的刺激下,为所谓“光辉前途”所迷惑,最后终于成为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的“驯服工具”。文学作品中出现的这类奴性十足的顺民,既能为统治者卖命千活,又对反动统治逆来顺受,因而得到了苏修统治集团的一致好评。
随着生产资料所有制和人们在生产中的相互关系的变化,产品分配的形式也起了变化。西方资产阶级的一篇评论说:现在苏联的社会财富,正通过多种多样的方式进行“重新分配”。今天的苏联,社会财富“重新分配”的结果,只能导致国内阶级更加向两极分化:
一小撮特权阶层把工人阶级、劳动人民创造的财富放进了自己的腰包,过着和西方资产阶级一样骄奢淫逸、花天酒地的寄生生活,广大劳动人民终年辛劳,得不到温饱,日益陷入贫困的深渊。短篇小说《当小城欢笑的时候》,描写苏联青年涅斯托尔迷恋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公然叫嚣“资本主义比社会主义有充分的优越性”,一心想到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当个老板,去过那种极端奢侈腐化的生活。其实,这既是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苏修社会中某些人的社会理想,同时又从另一个侧面美化了苏修的现实。须知今日的苏联,早已不是什么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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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而是地地道道的资本主义了。只不过是这种资本主义较之西方还要糟糕,这才是那个青年向往西方的真正目的。倘若不信,只要翻一翻另一短篇小说《扎格达伊金和他的孩子们》,就可以说明这个问题了。这部小说反映了这样一个事实:苏联传统建筑工人扎格达伊金的小儿子、建筑托拉斯经理费多尔,利用职权,通过“开后门”的途径,不仅为自己建造了别墅,而且还为他的上司建造了一座犹如“真正的宫殿”的私人大别墅。说它“大”,是因为“空着肚子的人简直没法跑遍”。费多尔的一家和他的上司,个个“营养极好”、“肥胖”健康,整天价寻欢作乐。而扎格达伊金的大儿子、建筑工人萨维利,终年造房,却住在条件低劣、种种臭味“经久不散”的“旧房子”里。透过《扎格达伊金和他的孩子们》,人们看到了
苏修社会里贫富悬殊的现实。
篇末,想提一提苏修新资产阶级分子是怎样为老资本家编造“红色”家谱的。在获得
一九七二年俄罗斯联邦国家奖的长篇小说《可怕的法庭》里,作者别有用心地塑造了西伯利亚西部地区一个大资本家沙特洛夫的形象,赋予他“爱国”的美德,给他戴上了“革命者”的桂冠。请看他的“革命历史”的片断:一九○五年革命时期,沙特洛夫由于“坚决”反对沙皇政府,因此受到“坑害”,被列入黑名单。后来,他又冒着生命的危险,救出被沙皇宪兵围捕的布尔什维克党员、列宁的特派员凯特罗夫,并且同他建立了真挚的友谊。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沙特洛夫出于“爱国心”,做了许多“支前工作”。.十月革命后,沙特洛夫积极捍卫新生的苏维埃政权,毅然同投奔白匪军的次子一刀两断。不仅如此,他还从心底里拥护在企业内部施行工人监督的制度,并且准备把自己的企业交给苏维埃政府,实现他的开发西伯利亚的宿愿。在这里,资本家敲骨吸髓地剥削、压榨劳动人民的反动本性完全被一笔勾销了,资产阶级的复辟希望、复辟行动也丝毫不见踪影了,剩下的是什么呢?只有“革命”
二字。炮制者为了表彰这个资本家的“革命功绩”,甚至还煞费苦心地编造列宁接见沙特洛夫的场面,胡诌什么列宁称沙特洛夫为“诚实的资本家”。
为什么这些新资产阶级分子对老资本家的亡灵吹捧不已,闹得不亦乐乎?鲁迅说得
十分明白:“辩护古人,也就是辩护自己。”他们为被赶下台的老资本家引幡招魂、梳装打扮,戳穿了,都是为他们自己一苏修的“当代英雄”们树碑立传,让他们的“事业”永世长存,永远骑在工人阶级、劳动人民的脖子上,横行霸道,作威作福。
马克思早就指出:“人类历史上存在着某种类似报应的东西,按照历史上报应的规律,制造报应的工具的,并不是被压迫者,而是压迫者本身。”苏修“当代英雄”们越是残酷地剥削和压迫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就越是进一步暴露了它的丑恶的真面目,促使越来越多的人民群众投入积极的反抗斗争,从而给苏修自己准备着垮台的条件。苏修“当代英雄”们的寿命不会很长了。胜利是属于苏联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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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会辨别各种思潮和学派
咖能咖
怎样正确认识儒家法家思想的历史作用
孔子、儒家和礼
康
立
“儒”在春秋时期是一批专门给奴隶主贵族治丧、喊礼的吹鼓手。孔子也干过“儒”这个行当。这种人听到别人家里死了人就高兴,因为这一来可以增加一笔收入。孔子从小就常常练习向祖宗的神主牌位行礼,长大后对周朝的礼制非常向往,曾特地到周都洛阳去观礼、问礼。孔子和他的徒子徒孙们,在历史上称为“儒家”。
“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孔子鼓吹的“礼”是奴隶制的产物。“礼”起源于原始社会祭祀鬼神的宗教仪式。“礼”字(繁体字作“禮”)在甲骨文中作“豐”,是在“豆”的祭器中放两串玉奉事鬼神的意思。到了奴隶社会,“礼”从祭祀形式变成维护奴隶主贵族统治的上层建筑。它通过加冕、结婚、丧事、宴会等礼节仪式来显示奴隶制尊卑贵贱的统治秩序和道德规范。周代奴隶主继承商代的“礼”作为统治的工具。大奴隶主周公说:“天子到新都祭祖宗时,用殷礼就能分辨尊卑贵贱的等级。”奴隶主还把“礼”和天联系起来,论证奴隶主统治是天经地义的。赵国贵族大叔对赵简子解释“礼”时说:“礼,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另一个叫过的贵族公开说:“礼是治国的基本内容。没有礼,上下尊卑的等级关系就颠倒了,这怎能保证长远的统治呢?”奴隶主用“礼”来“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企图永远维持宗族奴隶制的统治秩序。所谓“礼治”,实质上就是残暴的奴隶主专政。
春秋时代,由于奴隶起义和新兴地主阶级势力的抬头,奴隶主的“礼治”再也不能维持下去了。“人而无礼”、“人而无仪”的事时常发生,形成所谓“礼崩乐坏”的局面。郑国子产“铸刑书”,邓析作“竹刑”,晋国“俦刑鼎”,反映了新兴地主阶级用“法治”破坏“礼治”来谋求地主阶级利益的革命要求。这是新的阶级力量要求突破奴隶制旧制度束缚的必然结果。维护“礼治”还是破坏“礼治”,这是两种社会制度、两个阶级的一场斗争。
孔子是个顽固地维护奴隶制的死硬分子。他硬要逆历史潮流而动,破口痛骂破坏“礼治”的革命行为说:“是可忍,孰不可忍也!”他日夜梦想“复礼”。《论语》记载了他有七十三处讲到了“礼”。这些“礼”指的是奴隶制的典章制度。“复礼”,就是要复辟西周奴隶制。孔子说:“复礼”必先“正名”。所谓“正名”,其实就是要恢复“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宗族奴隶主的等级制。孔子认为,只要让奴隶和新兴地主懂得“礼治”是天经地义的,被统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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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不会“犯上作乱”了。因此,孔子强调“为国以礼”,要求对国君“事君尽礼”,对一家一族的奴隶主也要“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颜渊向他问“礼”的内容,他回答:“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他的儿子孔鲤从他面前匆忙走过,孔子马上喊道:“站住!”又问:“最近学礼吗?”孔鲤回答:“没有。”孔子立即给他一顿训斥:“不学礼,怎么做人?”所以,“礼”是孔子复辟奴隶制的政治纲领和行为准则。
孔子学礼学到了家,因此,他的为人也就特别虚伪和卑鄙。他上宗庙或者去朝廷的时候,同下大夫说话,趾高气扬,盛气凌人;和上大夫说话,毕恭毕敬,低声下气。国君临朝视事,他现出一副奴颜婢膝的丑态,诚惶城恐,唯恐礼节不周到。朝见国君时,他走到门口,先作一揖,直起身,立在门口;进门时小心翼翼,生怕踏着门槛。登堂入室时,两手拎起裤脚管,离地一尺多,慢慢走进去,屏住呼吸,连大气也不敢出。国君请吃饭,他先吃一小口,表示等国君先吃。有一天,孔老二病了,睡在床上,国君来看他,老头子慌了,赶快把朝服裹在被子上,外加一条大布带,表示象上朝见国君一样有礼。当时就有人骂他是专会拍国君马屁的伪君子。说起请客送礼来,孔子称得上是一名祖师爷。有人拜他做先生,先得送十条干肉作为见面礼。他收三千名学生,就收进三万条干肉,难怪他天天是“食不厌精,脍不厌细”的了。孔子培养出来的儒家之徒,都和孔子一样,是一批口头上仁义道德、肚子里男盗女娟的虚伪家伙。他们口头上吹嘘自己“不宝金玉”,实际却是“见钱眼开”、不择手段的强盗。《庄子》里曾经记载了这么一个孔子之儒“诗礼发塚”故事:有一天,两个儒生去盗墓。大儒问:“天快亮了,干得怎样了?”小儒说:“死尸衣服还没剥光,嘴里还有一颗珠子没掏出来。”就在这个时候,小儒开始一本正经地对死人大谈其“礼”,说:“生前不布施,死后含一颗珠子干什么?赶快吐出来吧!”于是,一手揪死人头发,一手抓死人胡子,大儒用铁椎撬开死人的嘴巴,把珠子完整无损地掏了出来。他们毁尸偷珠且不说,口中还要说上一大通道理,表明自己的行为是完全合乎“礼”的。你看,这批所谓儒家之徒有多虚伪!
战国时代,天下大乱。封建制进一步确立和奴隶制的逐步崩溃,使整个上层建筑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维护奴隶主贵族统治的“礼治”再也维持不下去了。在秦国,自商鞅以来,
一直强调的是“法治”。齐国人鲁仲连说秦国是“弃礼义而上首功之国”,这话算是讲对了。这种做法在当时代表着新兴地主阶级的利益,对推翻旧制度、建立新制度起着重大的推动作用。秦始皇代表地主阶级统一中国以后,在粉碎没落奴隶主反动复辟、巩固地主阶级专政的斗争中,也不讲“礼”。秦始皇焚书坑儒,烧的是吹捧周礼的儒家经典,坑的是复辟周朝分封制的复古派。他也没有很浓重的等级观念,身为国君,却能同法家尉缭同饮食共起居。在秦王朝的朝廷上,大臣、博士可以随便发表意见,包括那些反对的政见。由此可见,当时的封建等级观念还不象以后的那样森严。反动儒生们骂他“未能用周礼,将无以固其国”。但是秦始皇如果用周礼,那他就无法建成统一的封建大帝国了。
两千年来,地主阶级经历了一个从反“礼”到崇“礼”的过程。这个过程是与地主阶级从先进转变为落后、从革命阶级转变为反动阶级的过程相一致的。
汉开国皇帝刘邦的出身是小流氓。他在没有当上皇帝的时候,以“不好儒”著称,根本不讲究礼。有一次,谋士郦食其去找刘邦,刘邦问报信人:“来客是什么人?”报信人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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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客人穿儒服、戴儒帽,象是一位大儒。”刘邦一听,火冒三丈,说:“老子正在忙着,没有空!”但报信人又返回说,来客不是儒生是壮士,他就说:“请客人进来。”郦食其进来时,刘邦正坐在床边洗脚,一点也不讲究“礼”。他还欢喜把儒生戴的帽子摘下来当撒尿的便壶,这对儒生来说,真是严重的渎礼行为。但是,地主阶级在夺取政权以后,为了建立君臣父子的封建统治秩序,就逐步由反对“礼”转向尊崇“礼”了。拿同一个刘邦来说,他在篡夺了农民起义果实、爬上皇帝宝座的时候,由于封建秩序没有能马上建立起来,臣子们往往在殿上饮酒,喝醉了就狂呼乱叫,甚至拔剑砍柱。这时曾做过秦博士的儒生叔孙通就乘机对刘邦说:“我们儒生不会打仗,却能够帮你制礼作乐。”刘邦说:“你可以试试看,但不要太繁琐,只要容易实行就行。”于是,叔孙通就召集一批儒生练习了一个多月的礼仪。刘邦看了认为不错,下令群臣照办。长乐宫建成后,正式举行朝仪。天刚亮,礼官就按照文武官员的等级,把他们分批引进殿门。两旁卫士持戟站立,威仪森严。礼官喊一声:“上!”功臣、列侯、诸将军肃然东向,丞相、文官一律西向。刘邦乘着龙车出来,登上龙椅,南面而坐。礼官又喊:“拜天子!”百官三呼:“皇帝陛下万岁!”从诸侯王以下直到六百石的官员,按照秩序奉贺,个个“震恐肃敬”。礼毕,又在殿上置酒,群臣都低着头饮酒,谁也不敢喧哗“失礼”。最后,礼官又喊:“罢酒!”臣子们都静静退出去。这下子,刘邦可摆够了皇帝的威风。他得意洋洋地说:“今天我才尝到做皇帝尊贵的味道了!”
刘邦在建立了汉王朝后,虽然开始从反对“礼”转向尊崇“礼”,但由于当时面临的斗年形势是如何打击分裂割据势力、巩固中央集权的地主阶级专政,因此,基本上采用的“霸王道杂治”的政策。“汉承秦制”。他同秦始皇一样,实际上是崇尚法家和法治的。刘邦也曾到曲阜祭孔,但那是“英雄欺人,将借此收揽人心”(鲁迅语),并非是真心要尊儒崇“礼”。刘邦死后,这种情况基本上没有变化。汉文帝的时候,贾谊曾建议说:“汉朝承袭了秦朝的坏风俗,废置礼义,抛弃廉耻。今汉家有天下二十多年,应该定制度、兴礼乐了。”汉文帝不同意,说:“繁文缛礼,对我汉家统治一点好处也没有。”他明确地把“兴礼乐”看成是实现封建统治的障碍。到了文帝的儿子景帝嗣位的时侯,迂腐不化的儒家博士猿固生竭力主张隆礼,结果激怒了窦太后,窦太后把他丢进兽圈中,要他对野猪宣讲礼义之道。但野猪不愿听也听不懂这套废话,一股劲儿低着头露着牙朝辕固生冲过来。幸得汉景帝给了他把好刀子,一刀戳进了野猪的心房,才算保住了这条老命。汉武帝继位时,赵绾、王臧等人叫喊“兴礼乐”、“行儒术”,窦太后一怒之下把他们关进了大牢。史学家班固评论汉初这
七、八十年的统治时说:“稽古礼文之事,犹多缺焉。”这是符合当时情况的。
汉初封建统治者为什么要反对“礼”呢?这种态度是由当时阶级斗争的需要所决定的。刘邦做皇帝的时候,汉朝中央政权只统治着十五个郡,其他地方都由诸侯王割据。稍后一段时间,刘邦虽然把异姓诸侯王都给消灭掉了,但却同时又封了不少同姓诸侯王。这样一来,中央政权的统治基础还很薄弱,奴隶主复辟势力在地方上还有着一定的力量。各个诸侯王就是这股残余势力的政治代表。他们用各种方式反对中央政权。当时的封建中央政权奉行法家的主张来打击复辟势力,巩固地主阶级专政。地方各诸侯王则为了分裂割据、复群奴隶制的需要,主张“兴礼乐”,认为“治道非礼乐不成”。因此,在对“礼”的态度上,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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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阶级和奴隶主残余势力是很不一样的。
地主阶级在确立了统治地位以后,就急遽地由反“礼”转变为崇“礼”。汉武帝在位期间,是西汉封建统治的鼎盛时期,也是西汉封建统治开始走下坡路的时期。董仲舒适应了这种形势的需要,竭力尊孔反法,提倡复古隆礼。他从孔子的“尊尊”和“亲亲”的原则出发,提出了一整套维护封建等级制度的“三纲五常”学说,为全面加强封建统治提供了理论根据。汉武帝也认为必须“导民以礼,风之以乐”,才能维护封建统治。于是,他命令将天下的“方闻之士”都集中到朝廷来,“讲议洽闻,举遗兴礼”。他做皇帝的几十年间,举行了许多次的巡狩、封禅、郊祀、改制等大典,还组织了乐府,大唱“雅乐”。儒家鼓吹的礼乐,他都一一照办,下令奉行。从此,“礼治”成为中国封建社会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它配合严刑峻法,成为维护反动统治的有力工具。
经过历代封建统治者的提倡,儒家的“礼”越搞越繁琐,内容越搞越庞杂。什么《周礼》、《仪礼》、《礼记》之类的“经书”,先后被“发现”、编纂和得到了广泛的流传。地主阶级越讲究“礼”,也就越虚伪。东汉的士大夫为了讲“礼”,不仅治丧三年,甚至有居于墓侧服麻守孝达二十几年的。但是这种讲礼的君子,往往一面在墓道中居丧尽哀,一面却不妨接二连
三地生儿育女。这对儒家的“礼”来说,真是一个绝妙的讽刺!
在封建社会中,“礼”包括了国家的政治制度和婚、丧、祭祀等一切仪式。要讲等级、论资格,有“尊尊”、“亲亲”、“长长”之义。讲阶级调和,有所谓“礼之用,和为贵”和“礼至则不争”等反动理论。此外,还有什么“礼尚往来”之类,专门讲究地主阶级间迎往送来、请客送礼的一套繁琐仪式。总之,无论是红白喜事、迷信活动,乃至贪污行贿等,在“礼”典内色色俱金,应有尽有。鲁迅说得好:“中国原是‘礼义之邦’,关于礼的书,就有三大部,连在外国也译出来了。我真特别佩服《仪礼》的翻译者。事君,现在可以不谈了;事亲,当然要尽孝,但殁后的办法,则已归入祭祀中,各有仪,就是现在的拜忌日,做阴寿之类。”真是一针见血地揭露了“礼”的反动本质。
“礼”之为用如此之大,所以,古今中外的反动派都莫不崇“礼”隆“礼”。远的不说,近代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从曾国藩到蒋介石,就都把“礼”作为治国的根本。曾国藩说:“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则一秉乎礼。”蒋介石声嘶力竭地叫喊,“礼义廉耻”是“立国的纲维”,要“以礼治天下”。党内的机会主义者为了维护反动统治、复辟资本主义的需要,也在起劲地鼓吹“礼”。陈独秀认为孔子的“价值”在于“建立君、父、夫三权一体的礼教”。王明吹捧“礼”是我国的“优秀传统”。林彪进一步提出要用“尊尊、亲亲、长长”的“礼”作为“处理人事关系的准则”。在外国,苏修叛徒集团竟然也在鼓吹起“礼”是“天下人都应遵守的行为规范”来了。鸟龟找王八,原来是一家。古今中外的反动派都莫不崇礼、尊礼,说明了他们都是一批口头上仁义道德、肚子里男盗女娼的伪君子。
孔子死了二千年了。但是,反映旧制度的旧思想的残余,总是长期地留在人们的头脑里,不愿意轻易地退走的。儒家的“礼”是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的集中反映,属于必须打倒之列。我们必须不断深入地批判孔子和儒家的“礼”,将意识形态领域里的革命进行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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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话破“礼”
于任远
说起“礼”,不禁想起样板戏里的两个反面人物。座山雕要初见他的人送个“见面礼”,胡传魁结婚,则要“各家各户,自愿送礼”。这两种“礼”,倒很能概括旧社会里各种“礼”的实质:前者是反动阶级内部相互笼络的手段,后者是他们剥削劳动人民的一种方式。
座山雕和胡传魁要的是礼品,这只是他们一整套反动礼节的物质体现。除此之外,他们在“礼”上的花样还多得很。尽管座山雕只不过霸占了一个山头,胡传魁只不过是一小股土匪部以的草头司令,但他们还是在自己手下划分了层层等级,制订了各种腐朽的“规矩”和“礼节”。不这样,他们连一天也混不下去。
这两个土匪头子是继承了孔子所津津乐道的“周礼”·的衣钵。几千年来,这种反动的“礼”已经渗透到了社会生活和风俗习惯的各个方面,根深蒂国,即使是在今天,虽然基本上已遭到了摧毁,但仍然可以处处看到它的痕迹。
什么是礼?礼者,上下等级次序也。在有些人的心目中,宁可悖理,不能破礼。所谓“纵使你有千条理,礼节不周先有罪”。话剧《钢铁洪流》中赵四海公开“顶撞”了厂长、老上级白显舟京剧《龙江颂》中,富裕中农常富与儿子闹了纠纷,常富说:“你哪象我的儿子啊”,儿子的回答是:“象你就糟啦”!这在那些人看来,都是“失礼”,都是大不应该的。究竞如何?应该让,即所谓“礼让”。正象鲁迅所揭露的,“既有礼,就必能让,而愈让,礼也就愈繁了”。也就是说,学生应该“让”老师,儿子应该“让”父亲,下级应该无原则地“让”上级。此类旧“礼”,禁锢思想,削弱斗志,滋长庸俗习气,任其蔓延,危害匪浅。
然而,“礼”就是这么无休止地“让”下去吗?也不。它还有不“让”的一面。在旧社会,礼尚往来。“投之以木桃,报之以琼瑶”,“礼”是讲究有往有来的。不然的话,“来而不往,非礼也”。不还礼是不通人情世故,会被人瞧不起。“这个人,连还礼都不懂!”它被认为是一种失礼的行为。“开后门”之类的坏习气,发端盖在于此。这些人采取的是“将欲取之,必先予之”的政策。“礼”对于他们,无异于一块“敲门砖”,用以敲开他们个人的幸福之门。有一句口头禅,叫“礼多人不怪”,这就是要用“礼”来换取“不怪”和“不怪”后面的“好感”。在人不为已、天诛地灭的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眼中看来,这完全是理所当然的事。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中国,摧毁了旧“礼”所赖以产生的经济基础。特别是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指引下,广大红卫兵小将和革命小将奋起破除“四旧”,荡涤了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污泥浊水,使人们的面貌焕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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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新。但是,只要还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四旧”便始终会以种种形式,改头换面地重新出现。那些已被打倒了的地富反坏右和一切反动分子,当年是尊奉着“礼不下庶人”的原则的,今天却也常常会给往日的“庶人”送“礼”。大则宴席往来,小则烟酒应酬,乃至金钱衣物之类,尽力投你所好。他们送小“礼”谋大“利”,想获取的是整个已经失去了的“天堂”。劳动人民把这种“礼”称之为拌着蜜糖的砒霜,很有道理。只要他们的“变天”目的一旦如愿以偿,他们就决不会如此“礼节周到”,而是立即把脸一翻,象座山雕、胡传魁那样用手枪、刺刀来索“礼”了。“先礼后兵”,前车可鉴。
无产阶级讲不讲“礼”呢?也讲。我们十分珍视革命同志间的互相关心、互相帮助、互相爱护,也不排斥革命队伍里必要的礼貌和礼节。革命同志见面时握手、问好,解放军同志间互行军礼,见老年人或孕妇上车时主动让座位,这些,我们有时也称之为“礼”。这些礼貌或礼节,体现了新的社会风尚,反映了经济基础的深刻变化,是每个革命同志所必须遵守和奉行的。它和那种旧“礼”有着完全不同的阶级内容。内容不同,形式也必然不同。剥削阶级的“礼”不仅内容反动,在形式上也是讲究繁文缛节的。社会越腐朽,“礼”也就越繁,最后繁到如鲁迅所说,谁要是一概照办,“就要化去生命的几乎全部”。无产阶级革命者之间是决不搞这套繁文缛节的。如果繁文缛节在革命同志间出现的话,那就很值得问一问这究竞是一种什么“礼”了。
“不破不立”。破旧“礼”,是树立共产主义新风尚的前提。敢不敢破它,能不能彻底破,这是一场触及世界观的严峻考验。各个剥削阶级的“礼”在镇压人民、维护反动统治这
一点上是一致的,因此,任何一个剥削阶级的代表人物都不可能彻底否定它“前辈”的“礼”,相反地,总是千方百计抱着保护的态度。特别是当这个阶级走下坡路的时候,更是捞着根稻草当救生圈,对反动的“礼”推崇备至。刘少奇、林彪这一类假马克思主义的政治骗子就是这样一类人物。
无产阶级革命者则完全相反。他们把旧“礼”看成是必须与其“实行最彻底的决裂”的传统观念。在这方面,鲁迅是我们的一个好榜样。他与剥削阶级的种种旧“礼”战斗了整整
一生。直到去世以前,在留给亲属的“遗嘱”中还明确地写上了“不得因为丧事,收受任何人的一文钱”、“不要做任何关于纪念的事情”等破除旧葬礼的内容。这是一个与旧世界战斗到生命最后一息的共产主义战士的声音,它号召着人们彻底破除旧“礼”,奋起和阶级敌人、机会主义者进行一场“以牙还牙”的战斗。三十多年过去了,但鲁迅的“遗嘱”至今仍有着深刻的现实教育意义。它激励我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把批判资产阶级世界观的斗争进行到底。
春节将临,这历来是旧“礼”泛滥之时。对于我们经历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洗礼的中国人民来说,这是用无产阶级世界观去批判资产阶级世界观,进行革命的移风易俗的好时机。因此,在结束这篇短文的时候,我们拟了一副春联来赠给这个节日,曰:
破除千年旧礼,树立一代新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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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文
挑担子还是御担子?
红
宣
《红灯记》里李铁梅有一句大家所熟知的唱词:“爹爹挑担千斤重,铁梅你应该挑它八百斤。”铁梅这种继承先烈遗志、勇桃革命重担的崇高精神,对我们是很大的鼓舞和鞭策。但是,在文艺、教育、新闻、出版等各个文化领域的斗、批、改工作中,我们却往往会碰到卸担子的情况。办一件事吧,就坐等上级布置而后行动;编一个戏吧,就伸手向领导要题目而后写作;一本教材,有人支持,有人反对,就硬要工人师傅出来表个态,问他自己呢,“吃不准”,“没把握”。看起来,事事请示,样样汇报,“组织观念”强得很。果真如此吗?非也,卸担子也。
挑担子还是卸担子?一字之差反映了对待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两种根本不同的态度。诚然,一个人能力有大小,水平有高低,“吃不准”、“没把握”的事总是有的。但是这决不是卸担子的理由。“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没有“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英雄气概,又怎能打得了吊睛白额虎?李铁梅只有十七岁,但是她高举革命红灯,敢于挑革命的重担,终于在阶级斗争的暴风骤雨中迅速地成长为坚强的革命战士。“吃不准”吗?那你就去“吃”一“吃”,是甜是苦,是冷是暖,不就立见分晓了吗?动起手来干一千,又有什么不可“把握”的呢?文化领域的斗、批、改工作是复杂的,这就更需要我们群策群力,人人桃担,众人拾柴火焰高,上层建筑革命的烈火才能越烧越旺。委是光躺在那里叫“吃不准”,“没把握”,事事回避,处处推却,两眼望着上级领导拿出个现成办法来,那么过了一百年还是“吃不准”、“没把握”。
“艰苦的工作就象担子,摆在我们的面前,看我们敢不敢承担。”可见问题正是在于这个“敢”字,是敢承担还是不敢承担。只要敢于挑担,敢于实践,那么,“吃不准”就可以转化为“吃得准”,“没把握”就可以转化为“有把握”。被称为“大老粗”的工人宣传队挑起上层建筑斗、批、改这副重担已经五年多了,不是获得了越来越多的发言权了吗?而我们有些同志,本来常常以某方面的“内行”自居的,为什么今天却谦让起来了呢?这里面不是很值得想一想的吗?
仔细推究一下,在“吃不准”、“没把握”后面,其实还有一些“潜台词”。其中,对我们文化领域的革命心怀抵触,以沉默来表示“不合作态度”者有之,对今天领导文化工作的“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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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看不上眼,故意袖手旁观,等看洋相者有之,但就多数来说,还是一个“怕”字,“怕”什么?“怕犯错误”。有的人摔过几个跤子,喝过几口水,于是便事事当心,处处谨慎,真个是“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看起来还是“文化工作危险论”在作怪。但这样就能“保险”了吗?这恰恰是刘少奇“多做多错,少做少错”的流毒的反映。什么事也不做,看起来什么错事都可以避免,其实“卸”革命之“担子”本身就是一错。二千多年前孔夫子提出所谓“明哲保身”的反动哲学,教他的学生“多闻阙疑,慎言其余,则寡尤。多见阁殆,慎行其余,则寡悔。言寡尤,行寡悔,禄在其中矣”。就是说,不要问世务,不要担风险,这样既可不遭人怪,自己也不会有懊恼,还可以获得高官厚禄。“多做多错,少做少错”,也无非是这种“明哲保身”哲学的翻版。这种哲学,在我们的时代,是没有出路的。在波澜壮阔的上层建筑领域的革命中,光想着“保”自已不犯错误,这种精神境界不是太渺小了吗?在文化领域的斗,批、改过程中,我们允许试验,允许犯错误,也允许改正错误。只要我们敢于负责,敢于挑担子,从正反两个方面不断总结经验教训,我们就一定会变得逐渐聪明起来。当革命的重担落到李铁梅肩上之时,李奶奶曾经语重心长地希望铁梅“做一个铁打的金刚”。“铁打的金刚”不是天生的,而是在挑重担的过程中炼出来的。我们相信,只要认真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争取给自己身上多压担子,就一定能夺取文化领域斗、批、改的不断胜利,把自己锻炼成为一个坚强的无产阶级文攻战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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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老教师当作后进的典型,也不一定确当,因为一个教师是否先进,并不决定于他年龄的大小。所以,在修改稿中,我们把金、张两个教师,都改为解放以后的大学毕业生,这样,双方显得“势均力敌”,具有激烈冲突起来的客观可能性;而且,这两个原先情况比较近似的年轻教师之间的激烈的思想冲突,也更能引人深思,发人深省。这一正一反的对比,就能够表明“教改的问题,主要是教员问题”,从而有助于较好地表现主题思想。
主题思想要通过英雄人物来体现。怎样塑造好金老师的英雄形象呢?我们在深入生活时,曾听到一位先进教师说:“在学生面前的一言一行,都是自己世界观的‘亮相””。这句话耐人寻味,闪耀着思想的火花。我们在塑造金老师的形象时,就把这个深刻的恩想,作为一条红线,贯穿在这个英雄人物的全部言行中。并设计了儿个比较突出的细节,使它能鲜明地表现出来,其中比较重要的是李钢的作文《和爸爸比童年》。我们着重描绘:是金老师,从“皮”学生这篇很多错别字的作文里发现了闪光的东西,看出了李钢思想上朴素的阶级感情;是金老师,要把这篇作文登在墙报上,鼓励李钢努力向上;是金老师,针对这篇作文洋溢着朴素的阶级感情的特点,对李钢进行回忆对比教育,启发李钢的路线觉悟和阶级觉悟。同时,我们用对照的办法,来表现金、张两个教师的不同的世界观。经过儿番思想交锋,又面对李钢转变的事实,使张老师“补上了难忘的一课”,金老师的英雄形象,也因此而有可能塑造得更高大、更丰满一些。
《补课》还是一个很粗糙的作品,思想上艺术上都存在不少缺点。面对当前教育革命的大好形势,我们决心努力吸取《补课》创作中的教训,继续拿起社会主义文艺的武器,参加批判修正主义、批判资产阶级的伟大战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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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岳考年该瑰想
志在农村绘宏【图
李解买具梦徐華胡志搭
以前,在学校里,我们这些学生,老是好谈论理想呀,前途呀!我自已也是这样。比如说,有时去看戏吧,看到舞台上的演员受到观众的热烈鼓掌,我就想,要是能当个演员有多光荣啊。以后,看见飞机在高空飞行,我又想,如果当一个飞行员该有多好啊。我在中学里,比较喜欢数学、物理,这时就想,要好好学习,将来争取当个科学家。这个理想,那个理想,想得很多,也想得很远。
但是,如果现在问我有什么理想,那我可以自豪地回答你:志在农村绘宏图,誓将淮北变江南。最近,我们生产队制定了一九七四年的生产规划,准备实现“三一”沟网化:一万亩地南北一条大沟,一千亩地东西一条中沟,一百亩地一条小沟。沿沟修上路,栽上树,搞上渠道,这样旱了能灌,涝了能排。这个计划现在基本上已经搞好了。不仅如此,我们还经常在地头、场头兴奋地议论我们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远景,向往着一九七五年、一九七
六年,甚至想到了一九八○年。到那时,我们淮北农村,到处是宽广的大路,路旁树荫成行,拖拉机在原野上奔驰,大田里一片稻浪滚滚。想到这一切,我就感到我们这个时代实在太美好了。
为什么同样一个人,前后却会有两种截然不同的理想呢?其实这并不奇怪。毛主席早就说过:“在阶级社会中,每一个人都在一定的阶级地位中生活,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在阶级社会中,理想也是有阶级性的。一个人树立什么样的理想,决定于他头脑中存在着一种什么样的世界观。以前,自己想当这个,想当那个,就是不想当一个普通的劳动者,这不正是孔子的“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流毒在自己头脑中的反映吗?说穿了,这种光从个人的爱好和兴趣出发的理想背后,往往夹杂着许多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东西。而现在,在农村这个大熔炉中,广大贫下中农教育了我,使我认识到个人的一切理想,都不能离开革命的需要,不能离开无产阶级的远大理想。不然的话,就只能是个人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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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空想。农村需要知识青年,知识青年更需要到农村去锻炼。因此,把自己的青春献给社会主义新农村,这种理想是和无产阶级的远大理想一致的,是具有无限光明的广阔前途的。
世界观的转变是一个根本的转变。一个革命青年要树立无产阶级的理想,唯一的办法,就是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回想我们在学校时,高谈阔论,指手划脚,现在想想,实在空洞乏味得很。正如毛主席所指出的,知识分子在没有和工农群众打成一片时,“往往带有主观主义和个人主义的倾向,他们的思想往往是空虚的,他们的行动往往是动摇的”。到了农村,情况就大不一样了。光说大话是不行的,而且还要有行动。广大贫下中农虽然口头上不空谈什么远大的理想,但每个人都是脚踏实地,为了建设社会主义的新农村而奋斗。我们生产队一人要摊到五亩地,劳动力很紧张,但为了早日实现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远景规划,他们起早摸黑,一锄一锹,把希望和未来建立在与天斗、与地斗、与阶级敌人斗的基础上。在毛主席苹命路线的指引下,在贫下中农这种实地苦干精神的教育下,我们也放下了知识分子的架子,无论是犁地、扬场、堆垛、赶大车,样样都争着干。艰苦的劳动不仅磨炼出了一双能挑重担的肩膀,更重要的是磨炼出了劳动人民的思想感情,逐步地成长成为一名无产阶级的革命战士,懂得了为共产主义理想而奋斗的真正含义。
几年来的农村生活,使我深深体会到,“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经过了无产阶级文化大苹命,我国广大农村的面貌发生了极其深刻的变化。但也不可否认,由于旧中国遗留下来的是一副烂摊子,有些地方即使是在今天,生产上也还是比较落后。但落后又有什么可怕!一张白纸没有负担,可以画最新最美的图画。正因为如此,才需要我们青年一代去战斗,去建设。生活艰苦吗?越是艰苦的地方,越是能锻炼人、改造人。就拿我们大队来说,八百多人,只有两个初中生。过去,这里根食产量一直很低。近年来,我们知识青年和贫下中农一起,战天斗地,搞科学实验,粮食产量成倍增长。一九七三年,我们又超颜完成了国家粮食征购任务,而且生产队储备了
一万多斤粮食。三大革命的丰富实践,也越来越使我们感到,我们这些人,虽然号称“知识分子”,实际上知识贫乏得很。无论是政治理论、科学文化都跟不上社会主义新农村发展的需要。
鲁迅曾经在《赠画师》这首诗里写道:“愿乞画家新意匠,只研朱墨作春山。”我们革命青年应当做一个新时代的“画家”,愿将青春作“朱墨”,扎根农村一辈子,为祖国的锦绣河山,添上绚丽的一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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敢为革命创新业
上海东风农场俞建平
为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这是我们每个革命青年最美好的理想。但是,怎样才能做到这一点呢?过去我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是不清楚的。一九六八年,我高中毕业以后,响应毛主席“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伟大号召,来到市郊国营农场,亲身参加了两个连队的创业战斗,才使我懂得,理想并不是空想,要实现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就得一步一脚向前迈,敢为革命创新业。
创业,总是艰苦的。因此,为革命创新业,首先思想上要有一个敢字。如果在艰苦环境面前畏缩不前,甚至当逃兵,这样,为共产主义的理想而奋斗,就只能是一句空话。回想当初,我们刚到农场创建“五·七”连以时,喝的是带咸味的河水,点的是小油灯,住的是茅草屋。有时碰到风雨天,屋外下大雨,屋里下小雨,这就得动员所有脸盆、脚盆和饭碗来参加战斗。听着这叮叮哨喈的雨,点声,大家风趣地说:“真是一首社会主义革命的交响乐啊!”这样的生活条件比起大城市来,确实要艰苦一些。但是,大家想到,我们今天的创业战斗,正是和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每个人的心里还是乐呵呵的。
社会主义革命的交响乐是威武雄壮的,但演奏这样威武雄壮的交响乐,却是充满着矛盾和斗争的。毛主席早就指出:“要使全体青年们懂得,我们的国家现在还是一个很穷的国家,并且不可能在短时间内根本改变这种状态,全靠青年和全体人民在几十年时间内,团结奋斗,用自己的双手创造出一个富强的国家。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给我们开辟了一条到达理想境界的道路,而理想境界的实现还要靠我们的辛勤劳动。”因此,干社会主义革命,想吃现成饭是不行的。有些同志,总希望什么都给安排得妥妥贴贴,然后再去干革命。这种吃现成饭的思想,是懦夫的哲学。干革命,就是要艰苦奋斗。什么都安排得妥妥贴贴,还要我们一双手干什么!没有无数革命先烈抛头颅、洒热血,就不会有今天的社会主义。同样,没有今天的艰苦奋斗,也就不会有明天的共产主义。
明知剑业难,偏做创业人。正是在这种革命精神鼓舞下,“五·七”连队的战士,风里来,雨里去,战天斗地,经过几年的努力,终于用自己的辛勤劳动画出了一幅崭新的图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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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建的瓦房一排排,新栽的树木一行行,拖拉机在田野里飞奔,当年是一片白茫茫的盐碱地,今天却成了棉粮高产的米粮仓。
但是,条件好了,还要不要再艰苦创业呢?仍然要。一九七一年年底,领导上决定让我到农场的“北大荒”去创建一个新连队,并担任党支部书记。当时,我思想上斗争是很激烈的。“五·七”连队的工作已经有了一个很好的基础,确实心里有,点舍不得离开,而到了那里,一切又得从零开始。去,还是不去?我认真学习了毛主席的教导:“什么叫工作,工作就是斗争。那些地方有困难、有问题,需要我们去解决。我们是为着解决困难去工作、去斗争的。越是困难的地方越是要去,这才是好同志。”毛主席的话,坚定了我为革命再创新业的决心。一个共产党员、一个革命青年就应当象杨子荣那样,“明知征途有艰险,越是艰险越向前”。因此,我在日记上写下了自己的誓言:壮志未酬誓不休,乐在海岛写春秋。第
二天,我就向场党委表示了自已的态度。经过大家讨论,决定把我们的新连队命名为“战斗”连。这就意味着,我们将用战斗去开辟二百亩的芦荡地,打好一场农场的翻身仗。
剑业的道路从来都是坎坷不平的。当我和四十名战友来到农场的“北大荒”时,呈现在我们眼前的是一片“杂草丛生芦苇密,野鸭成群无人烟”的荒滩。但是,心中有了大目标,泰山压预不弯腰。就在这片荒滩上,我们提出了“向荒滩要粮”的口号。一九七二年春,阴雨连绵,拖拉机不能进入荒地平整。当时,有少数人主张“等一年再说”。是等,还是创,一字之差,反映了两种截然不同的精神状态和世界观。我们坚决批判了懦夫懒汉思想,大家豪迈地说:“不怕老天下雨,不怕脚下污泥,敢为革命创业,何惧千难万险。”于是,没有拖拉机,我们就肩挑人扛用手干,终于抓季节,抢时间,栽插了五十亩早稻。但是,十天后,由于海水倒灌,再加上本来土地的盐碱就很重,五十亩早稻一下死了四十五亩。对这个意外的打击,大家并没有气馁,而是认真总结经验教训,决心从头再干。经过艰苦的努力,又抢栽了三十亩早稻,开垦了一百多亩荒地。第一年,我们在这片新开垦的处女地上,就获得了亩产七百多斤的丰收,为国家生产了二十万斤粮食。一九七三年,我们再接再厉,粮食亩产达到九百三十斤,总产量达到四十四万斤;棉花皮棉亩产达到一百五十六斤,总产量从去年一万二千斤,增加到二万零三百斤,为打好农场的翻身仗,作出了新的贡献。
毛主席说:“要使我国富强起来,需要几十年艰苦奋斗的时间”。我们要为共产主义的理想奋斗终身,就得有充分的思想准备,艰苦创业一辈子,而决不能“熬”一阵子就停步回头。在新的一年里,我决心和大家一起攀登新的高峰,创造新的业绩,为共产主义的大厦添新砖增新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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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东深俄称季为者年者鬼
多替扎根农村的知识青年着想
杨浦区革命委员会下乡上山办公室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我们杨浦区有十万名知识青年,奔赴农村和边疆,积极参加三大革命运动。知识青年到了农村,我们的工作是否已经完了?过去,我们对知识青年在农村和边疆闹革命、搞生产,究竟有些什么困难和需要,很少去想,以为那是当地党组织和家长们的事,同我们的关系不大。后来,我们重温了毛主席关于“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伟大教导,检查总结了这几年动员知识青年下乡上山的工作,开始认识到知识青年离开了上海,我们还有责任为他们做很多的工作。
毛主席教导我们:“新中国要为青年们着想,要关怀青年一代的成长。”我们应该怎样为下乡上山的知识青年着想,为他们更好地扎根农村做好工作呢?我们通过访问青年们的家长,组织回沪知识青年座谈,并通过有些同志曾经到上海知识青年比较集中的省、地区参加学习慰问活动,了解到知识青年在农村中确实存在不少困难,需要我们去关心,去帮助解决。有个在江西插队的青年反映,那里虽然木材资源十分丰富,但是,他们吃饭、写字都没有桌子,自己又不会制作。有一次,天下大雨,他们眼瞪瞪看着房子漏雨,也不会修理,还要等贫下中农来补漏。这位青年在谈到这些困难时,感到十分难过,他说:“我们原来是为贫下中农服务才到农村去的,结果却为了个人生活问题增添了贫下中农的麻烦。”还有
一些生产队,买回来拖拉机却没人会开。上海去的知识青年虽然读了几年书,也是既不会开,更不会修。因此,有的生产队拖拉机坏了,要拖到几十里路远的地方去修理,既费钱,又耽误农时。很多上海知识青年讲到这些问题时,都因为自己没有掌握更多为农村服务的本领而感到惭愧。其实,这些情况我们过去也已经听到过不止一次,但因为当时以为这同自己的关系不大,只是说“有哪个部门能抓一抓就好了”。现在,意识到自己有责任更好地为下乡上山知识青年服务,想法就完全不同了。我们从一九七二年开始,在春节前后知识青年回沪人数比较集中的一段时间里,除了加强对他们的思想政治路线教育以外,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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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办各种短期技术训练班,帮助知识青年掌握更多为贫下中农服务的本领,让知识青年更好地扎根农村。
要为下乡上山知识青年举办短期技术训练班,就要从农村的需要出发。农村需要什么技术,我们就积极创造条件,举办什么技术训练班。一九七二年,我们全区十六个街道有八个街道举办了泥木工、电工、理发、医药卫生、缝纫、农机、农药等七种技术训练班。去年,我们根据知识青年的反映,又增加了拖拉机修理等技术训练班。两年来,我们区下乡上山知识青年有三于多人利用回沪探亲的机会,先后参加了一个或两个以上的技术训练班。
下乡上山知识青年都是集中在春节前后回沪探亲,我们举办技术训练班,就要集中在
一个短时期同时进行,要通过短短二十天、一个月的训练,使他们初步掌握独立操作能力。这就要求我们在区委的领导下,调动本区内一切可以调动的力量来共同把它办好;要求我们的训练班能让学员参加操作实践,使学员回去以后能够解决生产中经常遇到的一些技术问题。在这个问题上,许多工厂、商店广大职工对我们工作的支持是十分令人感动的。特别象上海拖拉机厂工人老师傅,为了帮助我们办好拖拉机驾驶和修理技术训练班,不仅专门拨出两台拖拉机给学员学习驾驶,同时为了让学员接触更多的技术关键问题,还破例地让学员到该厂“用户服务部维修组”实习。在维修组里,接触的技术问题比较多,技术力量也比较集中,过去,厂里是从来不让别人去实习的。但是,当厂里了解到我们是为了进
一步落实毛主席的指示来办技术训练班的,就让学员跟班作业,由老师傅手把着手地教,使他们很快掌握了基本维修技术。
两年来,我们举办的各种短期技术训练班,受到广大下乡上山知识青年的欢迎。他们都说,过去回沪是“逛逛马路,看看电影,走走亲戚”,收获很少;现在是回来一次,多学到一点为贫下中农服务的本领,收获就大得多了。有一个在贵州插队的知识青年,一九七二年回沪参加了农药技术训练班后,回去用土办法试制了“九二○”农药,推广使用后,使这一年粮食亩产量有显著增加。当地贫下中农高兴地称赞他是“我们生产队里的土专家?”。许多知识青年在农村做出了一些成绩,参加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积极性就更大了。有些青年还写信给我们,说这是党对他们的亲切关怀,他们表示一定要扎根农村,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作出更大的贡献。
回顾这一段时期的工作实践,我们深深地体会到,办训练班仅仅是一个方面,也仅仅是开始,要认真落实毛主席的指示,还需要我们作更多的努力。今后我们还要更加体贴入微地为青年着想,更好地关怀青年一代的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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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青年的革新精神
上海纱管配件厂党支部
我们厂是一个小厂。以前青年很少,一九六八年以后才陆续分配一些中学毕业生来,到现在青年一共有三十九人,占全厂人数的五分之二。
厂里增加了青年人,显得更加生气勃勃,我们大家都很高兴。可是,同时也带来了一个问题:这就是如何更好地培养和教育他们,促使他们更快地成长,让他们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发挥更大的力量。
毛主席说:“青年是整个社会力量中的一部分最积极最有生气的力量。他们最肯学习,最少保守思想,在社会主义时代尤其是这样。”还教导我们要“注意研究如何特别发挥青年人的力量,不要将他们一般看待,抹杀了他们的特点”。按照青年的特点来培养教育青年,确实很重要。青年人对新事物比较敏感,有一种强烈的革新精神。我们有些同志总是希望青年能够老老实实劳动就好,对于他们不遵守劳动纪律、自由散漫的现象,是比较注意的,也能够比较及时地给予批评和帮助,而对于他们敢想、敢说、敢于创造的长处,却注意得不够,有时甚至不自觉地压制了他们的积极性。有些青年看到厂里设备陈旧,操作方法落后,表示不满意,要求搞革新,我们有的同志也不加分析地说他们好高骛远,因而不尊重他们的意见。有个青年工人,平时有点调皮捣蛋。有一回,他提出要搞一部自动化专用设备,有人就笑他说:“来了没几天,就想搞自动化,真是异想天开。”这个青年要求让他到兄弟厂去学一点窍门,负责技术革新的同志又怕他去游逛,硬是不给他开介绍信。支部知道了这个情况,觉得这个青年虽然有些缺点,但是他肯动脑筋,要求搞革新,这一点还是应该支持他。我们不仅让他去学习经验,同时还指定技术革新小组的同志帮助他一起搞。结果这个青年只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就搞出了这套自动化装置,工效提高了二倍。这件事情影响很大。青年们看到党组织支持他们搞革新,劲头就更足了。全厂百分之八
十以上的青年都积极革新技术,搞得热气腾腾。
有些同志不大支持青年的革新精神,有一条理由是:青年人经验少,搞不好,人力物力都浪费。青年人缺乏经验这是事实,可是我们这些中年人、老年人的经验还不都是从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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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得来的?你不让他们去闯,经验怎么能丰富得了呢?搞革新也不可能希望一次就成功,不光是青年,就是中年、老年人,也同样要付点学费的。青年没有经验,一是要放手让他们干,二是要给他们学习的机会,边千边学,边学边干,逐步积累经验。许多青年工人不懂机械制图,画出来的草图,老工人看也看不懂,根本无法加工。我们便与区业余夜校联系,选送了二十多名青年,利用业余时间学习射流、电子、制图等各方面的技术知识。这些青年本来就迫切要求学习技术,有了这个机会,就很起劲。有的青年过去比较自由散漫,下班后东游西荡,参加了业余技术学习班后,在业余时间里学理论、翻资料、钻研技术的人多了。
青年有一股猛劲,搞革新个个生龙活虎,有时一连几天夜以继日地干,连业余文艺小分队活动也不搞了。一次会战中,儿个青年发高烧也不休息,坚持搞革新。支部看到这种情况,觉得这样长期下去,对青年的身体健康不利。青年的劲头越大,越要关心青年,关心他们的业余生活。根据厂里的条件,我们因陋就简、因地制宜组织文体活动。明确规定青年都要参加乒乓球、羽毛球等体育活动,安排了时间给青年开展文艺小分队活动,还定期组织去厂外开展一定的文体活动。文体活动正常开展,既劳逸结合,又使青年能够经常保持旺盛的精力,同时,也使全厂职工的业余生活更活跃了。
青年人搞革新的劲头大了,当然不是说就没有什么问题了。这些青年刚从学校出来不久,虽然大多数思想都比较单纯,但不健康的东西也经常有所流露。例如:有的青年工人搞技术革新,是想“一举成名”,想“别苗头”。我们决不能让我们的青年只专不红,技术上进步了,思想上却出了问题。支部决定由团组织负责在青年中展开“搞技术革新为了什么?”的讨论,组织他们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批判林彪散布的“工人做好工就是政治”等修正主义谬论。通过这些学习、批判活动,青年工人普遍地提高了认识,革新技术的态度也进一步端正了。联系三大革命斗争实际进行学习,也有力地推动了青年工人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的活动,促使青年工人改造世界观,提高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觉悟。全厂三十九名青年,目前已有两人入了党,八人入了团,还有五人担任了班组长。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我们依靠全厂工人群众,技术革新取得了一些成绩,全百分之五十的冲床已实现了自动化和半自动化,实现了重大技术革新项目二十一项。在这些革新项目中,青年工人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这使我们感到由衷的高兴。为了培养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我们还要做很多的工作。我们要坚决遵循十大精神,从各个方面深入关心青年,使青年-一代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指引下,苗壮地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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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
塑造好知识青年的英雄形象
长篇小说《征途》读后
王一良
一九六八年十二月,毛主席发出了“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伟大号召,兴起了规模广阔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运动。这是一场深刻的社会革命,对这场革命抱什么态度,是检验无产阶级世界观还是资产阶级世界观的试金石,是两个阶级、两条路线、两种思想斗争的具体体现。而广大革命知识青年,在毛泽东思想的哺育下,在革命的“征途”上,他们有如勇敢的雏鹰展翅,迎着斗争的风雨雷电搏击云天,有如顽强的幼芽破土,在斗争的风霜雨雪的考验中茁壮成长…
对这场伟大的革命,革命的文艺工作者应该饱蘸革命激情,迅速反映伟大时代的伟大斗争,从而推动现实斗争的发展。郭先红同志创作的长篇小说《征途》,通过以钟卫华为代表的上海知识青年到黑龙江边疆插队落户,“屯垦戍边,反修防变”的故事,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这一场深刻的社会主义革命。它不仅鼓舞了广大知识青年自觉走毛主席指引的道路的革命积极性,而且对于文艺创作如何反映这一场革命,如何塑造革命青年的英雄形象,提供了有益的经验,提出了一些有启发性的问题。
反映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作品,完全可以把知识青年作为主要描写对象。着力塑造革命知识青年的典型形象,写他们如何沿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是能够反映出上山下乡这场伟大革命的本质和深远意义的。鉴于这样的认识,《征途》刻意塑造上山下乡的带队人钟卫华这个英雄形象,来阐述和深化“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主题,效果是好的,路子是对的。
钟卫华之所以成为革命知识青年的英雄形象,他的突出的特点,在于他的革命的自觉性。在踏上落户边疆的征途之前,他是自觉地响应毛主席的号召。他本来可以成为一名解放军战士,但是他觉得革命更需要他“投身到广阔的天地里去”;有的人以为他是中学红代会的常委,更有条件留在城市,但是他想都没想到。他的态度是:“毛主席指引的方向”,“我,走定了!”“走定了”,这简单而坚决的语言,是多么铿锵有力,闪耀着自觉革命的熠熠光彩,凝聚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所带来的崭新的革命精神。这不是形势“所迫”,也不是知识分子常有的那种被革命运动激发起来的稍纵即逝的热情,而是他“仔细分析”了革命形势,“反复考虑”了革命需要的深思熟虑的结晶,是自觉革命的高度觉悟的体现。作者表现钟卫华的革命的自觉性,更重要的是通过他踏上落户边疆的征途以后,怎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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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觉地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来实现的。在去松树大队的行军路上,他的战友闹了不少笑话:大家把犴当成熊,方明把松塔叫做波萝,万莉莉扔了“靰粒草”而冻坏了脚,还有宋涛过分偏爱桦树皮的那种小资产阶级的情趣…这虽然是一些“小事”,但钟卫华把这些事联系起来分析,并“从政治上思考问题”,找到了城市长大的知识青年的弱点,看到了与贫下中农的差距,使思想上得到了一次飞跃,“深刻认识到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迫切性和必要性”。就这样,他在革命的征途上迈开了自觉接受再教育、改造世界观的第一步。此后,每当他做一件事,在斗争中每前进一步,都要跟贫下中农找一找差距,并把思想上的飞跃化为接受再教育的自觉行动,使自己的精神面貌升华到一个新的境界。例如:万莉莉打水,手被粘住在辘轳把上,而老支书的长满膙子的“铁手”却一点也不碍事,他就想到要“磨一双铁手”,于是他在抢割豆子的战斗中,手被豆荚扎破了,“满手血糊淋拉的”,“连看-一眼都不看”;在挖土坑埋电柱的战斗中,他“膀子都震麻木了,虎口也震裂开来”,还是“看也不看一眼”。有了精神上的支持,就会产生多么惊人的毅力和力量!钟卫华在寒风凛洌的夜晚,在大雪地里埋伏了好几个小时,终于逮住了苏修派遣特务“马熊”,而他自己的脚却冻坏了。当他的高度觉悟和英雄行为得到人们赞扬的时候,他想的却是老支书也是一宿没在屋,为啥他的脚没冻坏,“而我…真是差距太大。”这种自觉接受再教育的革命精神,使他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保持谦虚谨慎的作风,在复杂的阶级斗争、路线斗争和思想斗争中,始终站在斗争的前列,不动摇、不迷向,在革命的征途上走向一个个更新的里程,写下了青年一代的英雄乐章,从“雪岭幼松”成长成巍巍穿天的“樟子松”。
也许有人认为,仅是写出了钟卫华自觉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革命性,形象还不够“高大”,不能成为文艺作品的主要英雄形象。这是一种误解。钟卫华的革命自觉性,正是无产阶级先进分子的最本质的特点,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就是继续革命精神的集中体现,是广大革命青年路线觉悟的集中体现。是的,钟卫华在革命征途上还只是迈出了万里长征的第一步,今后的道路更长更艰巨,但只要有这点精神,他是会勇往直前、所向披靡的,会让革命青春发出更大的光和热的。小说的有说服力的艺术描写使人毫不怀疑这一点。我们也不能忘记,钟卫华毕竟还是一个成长中的英雄,他阶级斗争的经验不足,生活经历不长,生产知识不丰富,因此有的地方显得有些幼稚和不成熟,这是毫不足怪的,这并不能掩盖钟卫华作为英雄形象的思想性格的光彩,相反,更使这个形象真实可信,更能准确表现知识青年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的主题。
也有人认为,知识青年既然是接受再教育的对象,就必须让知识青年出洋相,犯错误,捅漏子,从教训中省悟过来,才能表现出他们接受再教育的必要性。生活中自有不少出洋相、捅漏子的知识青年,如同作品中的张大为、陶阿宝一样,但更能代表知识青年的革命精神的,是邢燕子、朱克家这样的革命战士。他们的成长过程,同样证明了接受再教育的必要性。文艺作品要反映生活的本质,就要根据这样的实际生活,创造出既是知识青年,又是共产主义战土的英雄形象来。
《征途》在表现钟卫华和贫下中农的关系,即再教育的对象和教育者的关系上,是颇有分寸的。它没有因为要突出钟卫华而贬低贫下中农的形象,老支书李德江和老贫农关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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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一家四代人的形象是高大而感人的,可以说钟卫华这棵幼松所以能迅速成材,是贫下中农的血汗、觉悟和感情灌溉的结果。老支书为知识青年在鞋里絮“軏鞡草”,为钟卫华喂汤揉脚,关东海授斧送衣,关婶解衣捂脚,甚至小冬花敲榛子,这些都是全书最动人的章节。《征途》也同样没有因为要突出贫下中农而贬低知识青年,而是以知识青年的英雄形象作为主要描写对象。教育者与被教育者之间,是不可能有一条鸿沟的。贫下中农教育了钟卫华,而钟卫华的英雄行为也影响着贫下中农:李德江、关东海看到了革命接班人的茁壮成长,“一棵赛一棵,一代强一代”,因而他们心里“更托底啦”;被阶级敌人的花言巧语和老酒灌迷糊了的大队长于春保,更从钟卫华身上汲取了精神力量而猛然省悟。
《征途》刻划钟卫华这个英雄形象,表现他的革命的自觉性,是通过错综复杂的矛盾斗争来实现的。钟卫华处在矛盾斗争的中心:与苏修派遣特务和老反革命张山的矛盾,与以于春保为代表的错误路线的斗争,与万莉莉、张大为等知识青年所表现出来的非无产阶级世界观的斗争…从刻划英雄形象的性格来看,除了李德江、关东海跟钟卫华的关系描写得最细致、最感人以外,反修这条线很突出,也很有力。松树大队地处边防前哨,那里的贫下中农跟新老沙皇有着镂心刻骨的旧恨新仇。他们站在自己的土地上,闻得着侵略者枪炮的火药味,看得见虎视眈耽的侵略者的魔影。把英雄人物放在这样的典型环境里,放在斗争的风口浪尖,十分有利于表现英雄人物的高度的阶级斗争、路线斗争觉悟和昂扬的精神面貌。与此有关的章节,如“较量”和“磨炼”,写敢不敢上松树岛砍树、播种,跟苏修展开针锋相对的斗争,以及钟卫华夜伏雪地,出其不意地逮住了苏修特务“马熊”的英雄行为,也写得较为成功。而作为主要对立面的张山,却对烘托钟卫华的英雄形象所起的作用不大。其原因既在于张山这个形象有某些不合理、不可信的地方,更主要的是钟卫华没有与他进行多少交锋,以突出英雄人物在阶级斗争中的主动进攻精神。大概是因为作者要安排“放长线,钓大鱼”的情节线索吧,张山的破坏很嚣张,也很露骨,他蒙蔽于春保,挑拨于与李德江的关系,破坏插队知识青年的团结,笼络张大为、陶阿宝,裹胁万莉莉,并在人们的眼皮底下放信号弹,在这样的阶级敌人面前,钟卫华察觉了,也监视了,但张山的一桩桩破坏活动还是局部地得逞了。这样写,有损于英雄形象的塑造。另外,于春保在张山的“参谋”下,一次次地推行错误路线,跟李德江有着尖锐的斗争,但钟卫华似乎没有卷入这场斗争,这条情节线索也是跟刻划主要英雄形象相游离的。
《征途》的另一条贯串的情节线,是写知识青年内部的两种世界观的斗争,在对比和斗争中突出主要英雄形象的精神境界,表现一代知识青年的成长,深化接受再教育很有必要的主题,这个意图和设想是很好的。但是作品没有很好地表现出来。钟卫华带领的那支知识青年的队伍,虽然都有革命的热情和进步的要求,但各人思想上的差距是很明显的:钟卫华、梅英姿是知识青年的表率;宋涛有书呆子气,方明则在情调上有欠缺,张大为、陶阿宝鲁莽、幼稚、头脑简单;万莉莉则是革命的洪流夹带出来的…总之,他们在世界观上有分歧、有斗争。这是符合实际情况的。英雄人物只有在矛盾斗争中,做大量的转化工作,使处于中间状态的同志加快前进的步伐,使暂时落后的同志迎头赶上,这才是无产阶级英雄的本色;也只有这样,才能在对比中衬托出英雄人物。作者在刻划钟卫华这个形象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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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充分展开他们之间的矛盾和斗争,虽然我们常常看到好学深思的钟卫华想到这些问题,有时也有行动,但往往一闪而过,一触即收,或者竟是回避了,使人难以捉摸。例如:楞头楞脑的张大为是做了不少错事的,一进村为骑马差点使青躁马流产,为嘴馋套死了关小虎的“黄狮”狗,为呕气使队长提前点火烧荒,差点出个大漏子,为捉鱼跟军马场的曹向飞大打出手。对于这样的同志,钟卫华除了自己的模范行动外,跟他很少有严肃的思想交锋。而表现严肃的思想交锋,正好发挥长篇小说艺术表现的长处。资产阶级出身的万莉莉,身在边疆,心在上海,对猪操琴,见雪落泪,感情与时代相去甚远,终于把张山这条狼认作“外婆”,差点被吞噬掉。钟卫华对她也很少热情的帮助和认真的斗争。读者都在为她担心,钟卫华怎么可以淡然处之呢?最后万莉莉的转变,也不是通过英雄人物的深入细致的工作,而是由于张山真相大白,才使万莉莉惊出一身冷汗。这样处理钟卫华与张大为、万莉莉等人的关系,是有损于英雄形象的性格刻划和思想深度的。
我们觉得,根据现在作品所表现的主题、提供的情节和刻划主要英雄形象的需要,也许将知识青年内部的矛盾和斗争作为主要情节会更好一些。这样,加强了知识青年中的两种世界观的斗争,有利于表现接受再教育的必要性的主题,增加作品的现实教育意义;把矛盾紧扣在知识青年身上,便于把主要英雄形象推向矛盾冲突的尖端,有利于深入展示英雄人物的思想性格。当然,矛盾的解决始终离不开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敌我矛盾,两条路线的斗争,都要围绕着主题和主要情节线索来展开,这样才能使作品的结构浑然一体。这是不是会使写知识青年的题材的作品“千篇一律”呢?从本质上说,生活是按照一定的规律前进的,就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吧,虽然有各种矛盾和斗争,但这革命的洪流必将战胜一切艰难险阻而奔腾向前,这是不可抗拒的。文艺作品应该反映生活的本质规律,这是毋庸置疑的。然而对于具体的作品来说,写知识青年的题材不只表现一个主题;即使是表现同一主题,又可以通过不同的生活侧面;即使是通过同一生活侧面来表现同一主题,由于时间、环境、条件等等不同,必然会产生不同的矛盾和斗争,怎么会千篇一律呢?生活是丰富多彩的,只要我们坚持唯物论的反映论,从实际生活出发,真正深入到工农兵的斗争中去,并时时把党的基本路线作为观察生活、认识生活的总钥匙,就一定能创作出既反映生活的本质规律,又是各呈异彩的有独创性的文艺作品来的。
就以《征途》来说,它表现接受再教育的必要性的主题,选择了知识青年刚踏上革命征途的最初儿个月的生活和斗争,不少篇幅用以表现他们怎样“闯关”一诸如生活关、劳动关、思想关等等。但是,随着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深入,知识青年所面临的矛盾和斗争也有新的发展。他们之中更严肃的思想冲突,恐怕已不在如何过生活关、劳动关这类问题上了,而更主要地表现在去农村锻炼一阵子还是落户一辈子这方面。文艺作品如何通过这样的新的矛盾冲突来体现接受再教育的必要性,就是一个新的课题。再如如何准确理解接受再教育的深刻含义,把它与“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的光辉思想辩证地统一起来,使人物的精神面貌更加昂扬,使作品更能鼓舞人心,这也有待于我们去进一步探索。总之,文艺作品努力反映这一场深刻的革命,塑造成长中的一代青年英雄形象,也跟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本身一样,“很有必要”,“大有作为”。《征途》已经迈开了可喜的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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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传
一一五四前后一
余秋雨
第一章
一九○○年,日、俄、美、英、法、奥、意、德八个帝国主义国家组成联军侵入中国,和清朝反动政府合力镇压了轰轰烈烈的义和团运动。他们在中国的大地上进行了一场野蛮的抢劫和血腥的屠杀以后,还要索取四亿五千万两银子作为“战争赔偿”(即“庚子赔款”)。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敲诈并没有吓倒英勇的中国人民。反帝的烈火反而愈烧愈旺。这使这批强盗感到十分头痛。一九○六年,一个在中国活动了几十年的帝国主义分子向美国政府提出建议:利用“庚子赔款”吸引中国学生赴美留学,培养一批忠心为他们侵略事业服务的“人材”,借以“控制中国的发展”,“支配中国的领袖”。
用枪炮抢来的钱,来换取用枪炮得不到的东西。这个阴险狡猾的文化侵略计划,很快获得了美国政府的批准,一九○九年正式实行。
挑灯看榜
一九一○年七月,第二期“庚款”留美学生的考试录取名单在北京史家胡同发榜了。榜前人来人往,喧闹了一天。到傍晚天开始黑下来的时候,人声才渐渐沉寂下来。这时,突然有一辆人力车飞快地跑来,停在发榜处。车上跳下来一个二十上下的青年,他左右
一望,见没人,就摘下人力车上的车灯,紧张地走到榜前,从榜尾倒看上去。当看到“胡适”两个字的时候,才深深地吐了一口气,嘴角露出一丝得意的微笑,跨上人力车回去了。
这个人本来的名字叫胡洪骍,胡适这个名字,就是为了这次考试才改的。
原来,胡适出身于安徽绩溪一个官僚地主兼商人的家庭,在家乡受了九年封建教育以后,一九○四年到上海。先是读书,后又做了一段时间的教师。这期间,他开始接受买办资产阶级的思想,从一些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的著作中发见了一个“真理”:“中国民族不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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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洋民族”。于是,他对当时能接触到的帝国主义“冒险家”们十分钦慕,举止言动,都着意摹仿。后来,竟跟着学校里的一个德国教师,“从打牌到喝酒,从喝酒又到叫局,从叫局到吃花酒”、“逛窑子”,过着糜烂不堪的生活。一九一○年春天的一个晚上,他喝醉了酒打架,被抓去关到了巡捕房里。
挨了一顿训,罚了五元钱,才从巡捕房里放出来。他一面吃药养伤,一面对着镜子看自己脸上的伤痕,心里颇有点懊悔。突然,他想起了“天生我材必有用”的诗句,据说就此产生了“一次精神上的大转机”,决定要有所作为了。经过一番考虑,以为最理想的一条道路是去留美。他因此关起门来,读了一个多月的《十三经注疏》,作为投考准备。
然而,苦恼又来了:要是考不取,那不是要给朋友和学生们笑话吗?既要投机,又怕丢面子,想来想去,觉得还是改个名字去报考为妥。做商人的二哥根据资产阶级庸俗社会学“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信条,要他改名为“胡适”,他满意地接受了。他把这次考试当作决定自己-一生命运的一次赌博,因此从头至尾都是战战兢兢的,连在白天来看榜的勇气都没有。没想到他在国文试卷中津津乐道的“孔子说”、“孟子日”大受阅卷者的赏识,批了一百分。虽然其他科目的成绩都并不好,也总算在七十个名额中挨到了第五十五名,被录取了。
就这样,一个帝国主义者日夜期待着的“人材”,跨出了第一步。
来到“黄金世界”
一九-一○年八月十六日,胡适从上海出发去美国。到了美国绮色佳,进康南耳大学学农科。
二十世纪初的美国,已完全成为一·个帝国主义国家。列宁曾经这样深刻地描写过它:“在那里一方面是一小撮卑鄙龌龊的沉溺于奢侈生活的亿万富翁,另一方面是千百万永远在饥饿线上挣扎的劳苦大众。”但是,这样一块国土,在胡适眼中,简直就是一个“黄金世界”。对美国的一切,尤其是那建筑在劳动人民白骨堆上的资本主义“物质文明”,他实在是崇拜得五体投地。看到街上摩托车多,他就站在街头赞口不绝,看到资本家带了老婆孩子到郊区游玩,他欣慕不已,甚至在宴会上看到了晚礼服,他也要击节赞赏一番。这样,他踏上这块土地不多久,就兴高采烈地得出了一个结论:“在这个地方,似乎无一事一物不能由人类智力做得成的”。
对于所学的农科,他并不感兴趣。他所努力的是尽快地把自己的一切都“美国化”。据他自已回忆:第一次在康南耳大学看足球比赛,球场上显得非常粗暴野蛮,他最初觉得“似乎是很不够大学生的尊严”,但一看他周围的观众都在欢呼狂叫,“我觉得如是的自惭,以致我不久也就热心的陪着众人欢呼了”。不断地“自惭”,不断地“转变”,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是“美国人出自天真的乐观与朝气”“治疗了我少年老成的态度”。其实呢,应该说是他在“九年的家乡教育”中接受的所谓“程朱理学的遗风”,逐渐被资产阶级的买办思想所溶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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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美国的第三年,胡适在康南耳大学由农科改入文科。他自己说过,“康南耳的哲学院是唯心论的重镇”。在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哲学的熏陶下,他反动的政治思想更是日趋完善。一九一四年他从康南耳大学毕业后,作了一首“以祝吾祖国之前途”的“睡美人”歌,很露骨地反映了他投靠美帝国主义的买办思想。他依据古代的一个神话,把中国比喻成一个长眠于高塔、后被一个武士唤醒并与之结婚的“睡美人”。这个“睡美人”醒来一看,自己的打扮已与外界大不一样,于是就打发“群侍”外出购买新衣佈,重新化妆起来。最后是皆大欢喜,“睡美人”向武士高呼:“主君寿百岁”。
显然,被尊之为“主君”的武士,正是指美帝国主义。把中国“嫁”给帝国主义,也就是“卖”给帝国主义,已成了当时胡适的理想。为此,他不惜以“群待”自比,辛勤奔波呼号了。
首次“荣任”卖国贼
胡适写完“睡美人”歌才一个月,一九一五年一月,日本帝国主义首先动手,向中国提出了“二十一条”。它妄图趁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西方列强忙于厮杀之际,在政治上、财政上完全控制中国,使中国成为它的殖民地。
日本帝国主义的无理要求激起了中国人民的无比愤怒。在美国的留学生也纷纷召开特别讨论会,分析形势,准备发声讨电函,寻求救国的办法。三月一日,胡适接到了一个召开特别讨论会的通知。但他借口有事,不去参加,留给讨论会这样一封短信:
“吾辈远去祖国,爱莫能助,纷扰无益于实际,徒乱求学之心。电函交驰,何禅国难?不如以镇静处之。”
但是,人们并没有听从胡适的“劝告”,继续在采取着爱国行动。这使胡适很气忿,三月十九日晚上,他用英语写了一份《致留学界公函》。信中公然指责爱国行动是“失去了理智,而且近于疯狂”,是“最愚蠢的道路”,“完全是胡来和愚蠢”;而“正确的道路是让我们履行自己的职责一一读书”。
胡适的这份“公函”散发后,立即遭到广大留学生的反对,大家骂他是“木石心肠”,是在巧图“中日合併”。
正当大祥彼岸的留学生中进行着这样一场争执的时候,五月,国内一心想做皇帝的袁世凯为了获得帝国主义的支持,经美国同意在二十一条上签了字。袁世凯这里一签字,胡适在那边就立即欢呼起来了:“吾国此次对日交涉,可谓知己知彼,既知持重,又能有所不挠,能柔亦能刚,此则历来外交史所未见”。正因为这样,他又说,“余之乐观主义终未尽销”。他因此还在全国人民异常悲愤的时候,专门写了一篇关于“乐观主义”的论文,得到了帝国主义的激赏,获柯生奖金,拿了五十元美金。
胡适对待二十一条的态度,是他在留学时期反动政治立场的一大暴露。当时,留学生中已有人公开称他为“卖国贼”了。为了向帝国主义邀功,胡适后来竞还把首次“荣任”“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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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贼”的这个史实,写进了自己的回忆文字中。
从“实用主义”到“文学改良”
胡适做“卖国贼”的这一年秋天,他离开绮色佳到纽约,进哥伦比亚大学学哲学。当时,这个学校哲学系的主任是反动哲学家杜威。从此,胡适在杜威的实用主义哲学中,找到了自己思想的归宿。
实用主义否认事物的客观存在,否认客观真理,认为真理只是“应付环境”的一种“最方便”的“工具”。这种主观唯心主义的反动哲学流派,在政治上必然导致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反对人民革命的改良主义。胡适看到,要把中国尽快地“嫁”给虎视眈眈的美帝国主义武士,要阻止正在祖国大地上酝酿着的革命风暴,没有比实用主义更“实用”的“工具”了。
“杜威先生教我怎样思想”,胡适多次这样虔诚地说。于是乎,他一头扎进去,悉心钻研,并很快就按照这种哲学行动起来。他决定先在文学上动手。
要宣传崇洋媚洋的买办思想和买办文化,“之乎者也”的文言文显然是不太“实用”、不太“方便”的。一九一六年二、三月间,胡适的“思想上起了一个根本的觉悟”:他决心提倡白话文。
他热心地和其他留学生们讨论起“死文学”和“活文学”来。信札往返频繁,互赠白话打油诗,一时搞得很热闹。留学生中,有些死守着封建文化不放的遗少如梅光迪之流,对胡适的主张很不以为然,胡适就和他们开展了一番油腔滑调的争论,这在以后,便成了他大捞资本的一段“光荣历史”。还有一些人,对胡适只触及形式不触及内容的主张颇有疑虑,也对他提出了责难。例如,当时有一个“友人”写信给胡适说:“徒于文字形式上讨论,无当也。”
然而,这位“友人”要胡适从内容上来“讨论”,也真可说是太不识时务了。买办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者一样,他们不可能彻底地反对封建主义的思想文化。为了自己的阶级利益对封建时代留下的文字形式作一些改良,这已是他们“反封建”的极致。胡适比梅光迪聪明,他懂得要搞这“一点一滴的改良”;但又远比那位“友人”狡猾,他懂得这些改革只能局限于自己的阶级利益所允许的范围。
那胡适“文学改良”的范围究竟有多大?他这样解释道:
文字没有古今,却有死活可道。古人叫做“欲”,今人叫做“要”。古人叫做“至”,今人叫做“到”。古人叫做“溺”,今人叫做“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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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一个“文学改良”!
到此为止,胡适还只是在留美学生中间“酝酿”这个问题。但是,他的着眼点却在国内。一九一六年十月,他写了一封信给当时正在编辑《新青年》杂志的陈独秀,提出文学改良须从“八事”下手。接着,他又写了一篇《文学改良刍议》,发表在一九一七年一月份出版的《新青年》二卷五号上,进一步阐述了他的主张。他提出的“八事”是:
“一日,须言之有物。二日,不摹仿古人。三日,须讲求文法。四日,不作无病之呻吟。
五曰,务去烂调套语。六日,不用典。七日,不讲对仗。八日,不避俗字俗语。”
这“八事”,他后来又改称“八不主义”,并进一步“归纳”成一句话:“只是要替中国创造
一种国语的文学。”也就是说,他所谓的“文学改良”,是仅仅能与提倡白话文划上等号的。胡适这篇《文学改良刍议》发表的时候,国内的思想文化界正在起着一个重大的变化。
一些资产阶级民主派总结了辛亥革命失败的教训,认为必须进行一次改造“国民性”的思想革命,反对以“孔家店”为代表的封建主义旧道德、旧文化。一九一七年初,资产阶级自由派蔡元培担任北京大学校长,邀请资产阶级激进民主派陈独秀任文科学长,李大钊任图书馆长。蔡元培要陈独秀把已办了一年多的《新青年》杂志(原名叫《青年杂志》)搬到北大来办,陈独秀同意了。这样,以北大文科和《新青年》为中心,开始发动了一个文化运动。胡适的文章恰好是应顺了这个运动,尽管目的完全不同,但在“提倡白话文”这一点上和他们取得了暂时的一致,因此,也就算附和在里面了。后来,胡适竟说这个运动是他和几个留美学生想出来的。在万里之外可以为国内“想”一个“运动”出来,这真是海外奇谈。
在回国的海轮上
一九一七年五月,胡适即将毕业。他当时确也忙得很:一面在“讨论”白话文,一面利用临别的机会,到处演说,大谈“美国能如何协助中国之发达”之类,呼吁帝国主义加紧“协助”(?)中国;一面又忙于写作他的博士论文:《中国古代哲学方法之进化史》。
五月二十二日,胡适参加博士学位的最后考试,主考人是杜威等六人。经过两个半小时的口头答辩,杜威等人深感满意,给了胡适一个“博士”头衔。梦寐以求的目的已经达到,胡适准备回国。
五月二十九日,胡适来到杜威家里告别,师生俩进行了一次依依不舍的长谈。杜威对胡适说:“我对于国际政治局势的关心,远远超过其他事情。你回国后,如写了关于远东时局的文章,就寄到我这里来好了,我一定给你找个合适的地方发表。”胡适连连称诺,非常感激。回来后,还把杜威的话恭恭敬敬地记在日记里:“此言至可感念,故记之。”
六月九日,胡适离开纽约,第二天到了绮色佳。这是他首先投向帝国主义怀抱的地方,有着不少“见待如家人骨肉”的“朋友”。行将离别,触景生情,胡适的感情冲动起来了。他这样写道:
“吾尝谓朋友所在即是吾乡。吾生朋友之多无如此邦矣。今去此吾所自造之乡而归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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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之邦,此中感情是苦是乐,正难自决耳。”
美国“即是吾乡”。不得不要回到“父母之邦”去,他是多么不情愿啊!
但是毕竟还得回去。否则就失去了帝国主义培养他的意义。二十一日,他坐上了“日本皇后”号轮船登程回国。
万里海途,寂寞得很。胡适就在船上到处逛来逛去。后来遇见一个日本人,日本人告诉他,一个英国书商正在准备出版一部《人人丛书》,其中想加进去两本中国的名著,他问胡适应选什么书。
胡适立即回答:“第一册当为儒家经籍,宜包:(一)《诗经》,(二)《四书》,(三)《孝经》。”“那么由你来编译吧?”日本人征询他的意见。
“可以”,胡适马上答应了,“此事乃大好事业,可收教育的功效”。这是胡适离开美国后答应承担的第一个“学术任务”。
上船以来,天气连日不好。到七月三日晚上,才出了月亮。胡适就跑到甲板上来“赏月”。赏月不可无诗。按照老例,胡适也做了一首“见月思故乡”的《百字令》。结尾是:
“凭阑自语,吾乡真在何处?”
就是说:故乡究竟在哪儿,在美国还是中国,他有点搞不大清楚了。胡适差点说出了“我不是中国人”这句话。
第二章
教授生涯
胡适一九一七年七月十日到达上海。九月被北京大学聘为教授。年底回到家乡安徽绩溪结婚。婚后就带着老婆去北京任教。
这样从南到北走了一圈,一路上所见所闻很多。把他的感受概括起来是一句话:很不满意。
他不满意,决不是因为中国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深渊里正越陷越深,决不是因为中国人民所遭受的苦难正越来越重,而是别有一番原因。
他跑到上海的书店里,去看有哪些英文书。结果尽是一些十七、十八、十九世纪的东西,“都是和现在欧美的新思潮毫无关系的”;
他碰见了-一个英语教师,谈起来,那个教师竟然不知道当代儿个欧美作家的名字,
他在家乡遇到一个中学生,那个中学生不仅不大识得ABCD,就连英文和日文的区
别也不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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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切,使胡适深深地感到:要在中国推行从“杜威先生”那里学来的“欧美新思潮”还是多么艰难!要实行他的把中国“嫁”给美国的政治理想,还是多么遥远!
因此,他就下了这样一个决心:“二十年不谈政治”,“在思想文艺上替中国建筑一个革新的基础”。一讲得明白一点就是:暂且将政治目的隐蔽一下,先开辟一个买办资产阶级的思想文化阵地再说。
于是,胡适就以一个“年轻学者”的姿态出现在北京大学的讲坛上。由于他曾写过《文学改良刍议》等文章,一时也吸引了一些青年。
胡适在北大开的是“中国哲学史”课。这门课,原来已有一个叫陈伯弢的人在教。此人从伏羲讲起,讲了整整一年,才讲到商朝《洪范》,把学生引到三皇五帝的迷魂阵里钻不出来。胡适不满意这种讲法。他比那个陈伯弢更懂得哲学史为当前斗争服务的“实用”价值。所以他一接课,就撇开原来的程序不管,重新编讲义,着重讲春秋战国时代的哲学流派。讲的方法也比陈伯弢通俗、清楚一些,学生们初一听党得很新鲜。
但是实际上,胡适是讲了一部被歪曲、被颠倒了的中国哲学史。例如,对于春秋战国时期思想领域内两条路线的斗争,他完全是一个“尊儒反法”的专家。在讲完了孔子及其学说以后,他这样满怀深情地总结道:
“总观我们现在所有的材料,不能不有一种感慨。孔子那样的精神魄力,富于历史的观念,又富于文学美术的观念,删《诗》《书》,订礼乐,真是一个气象阔大的人物。”相反,一讲到法家,他的声调就变了。他说韩非子的主张是“极端的‘功用主义’”,“后来他的同门弟兄李斯把这学说当真实行起来,遂闹成焚书坑儒的大劫。这便是极端狭义的功利主义的大害了。”
为了扩大影响,胡适还急急地把这门课的讲稿整理付印。这样,才一年之后,就有一本署名为“胡适博士”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出版了。
除了讲课,胡适当时在北大还参加了《新青年》的编辑工作。自从他来到北大以后,《新青年》上几乎每期都有他的文章发表。当时,他的文章内容主要有这么几个方面:
一是继续讲讲文学改良或文学革命。他有时引一点历史,有时说一点进化论,算是文学革命的“理论根据”,有时又把自己过去的论点整理整理,换一种提法,但始终没有跨过“提倡白话文”的雷池一步。
二是也写了一点触及旧道德的文字,如《贞操问题》、《论女子为强暴所污》等。但这只是对当时思想文化界中“打倒孔家店”、“提倡新道德、批判旧道德”的巨大潮流的一种消极附和,根本谈不上对“孔孟之道”的彻底否定。相反,他写这些文章的重要依据,诚如他自白:“乃是孔丘说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三是狂热地宣传“西方文明”。这方面他最肯花力气。回国不久,即写了《归国杂感》说只要把中国和帝国主义国家一此,“我几乎羞死了”;后来又写了《美国的妇人》等文章,肉麻地把美国妇女的各个方面和美国政府的妇女政策等等,都啧啧赞美了一番,他们的缺点是找不到的,再说“我们今日还不配批评人家的短处”;那么怎样才能使中国也达到这种“辉煌的境界”呢?他认为根本问题在人生观。于是他又写了《易卜生主义》等洋洋洒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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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文,竭力推崇资产阶级极端个人主义的世界观。
四是也开始零零碎碎地做一点考据文字。但据他说,当时写这些东西的主要目的并不是为了“考”出什么成果来,而是要宣传一种“科学的思想方法”一从杜威那里学来的实用主义。
由于这几个方面的文章连续交叉着发表,胡适很快就在一些人中赢得了“博学”的名声。在他后面吹捧、奉承,甚至以追随者自命的,一时也不乏其人。对此,胡适自己也是洋洋得意。为了进一步提高自已在文化运动中的“声望”,他开展了广泛的应酬、交际活动。他到处演讲,参加各种宴会,也宴请各种“客人”。一到什么公开场合他总要东张西望,到处点头;看见一个不熟识的“名流”,则总是迎上前去自我介绍道:“我是胡适,我是胡适”,待到对方说“久仰,久仰”,他便喜形于色,得意非凡。一写文章则喜欢提及别人,一提及别人则不分亲疏远近,通称之为“我的朋友×××”。他想通过这一系列笼络人心的手法来取得文化运动的领导地位,以便实现他那个暂时“不谈”的政治理想。但是,胡适始终没有、也不可能成为文化运动的真正领导者。时代把文化运动的激流,引向了和胡适的意愿完全相反的方向。
风暴前夕
就在胡适回国后不久,在伟大列宁的领导下,俄国发生了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从此,中国的面目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辛亥革命失败后一直在探求和思索着中国革命出路的革命民主主义者鲁迅,从十月革命的胜利中看到了“新世纪的曙光”。他结束了长时间的沉默,以新的战斗姿态发出了响亮的呐喊。一九一八年五月,他在《新青年》上发表了白话小说《狂人日记》,用“吃人”
二字,对儿千年的封建制度、封建礼教及其理论基础一一“孔孟之道”中“仁义道德”的说教,作出了总宣判。鲁迅不久也参加了《新青年》的编辑工作。从此,他以越来越顽强的战斗,树起了一面反帝反封建的鲜明战旗。鲁迅的文章和胡适的文章常常在同一期《新青年》上发表。在鲁迅烈火般的言词面前,胡适那些附庸风雅的“侃侃之谈”就显得十分苍白无力。
在新的形势下,文学革命战场上的新旧之争也日趋激烈。资产阶级民主派刘半农、钱玄同为了推动运动的发展,一九一八年三月在《新青年》上发表了两封“双簧信”:由钱玄同起草了一封署名“王敬轩”的致《新青年》编辑部的信,罗织了旧文人死守“孔家店”、反对新文学的一系列反面观点;再由刘半农写一封“复信”,以嘻笑怒骂的笔调,淋漓尽致地把那些反动论点驳斥得体无完肤,并自豪地宣布:“本志排斥孔丘,自有排斥孔丘的理由”。这种生气勃勃的战斗,是使那些顽固的封建主义卫道者颇为难堪和恼怒的,自然也脱离了胡适所安排好的“文学改良”的平静轨道。
封建复古主义的代表人物立即发起了一次猛烈的反扑。从一九一八年十一月,自称“誓为孔子、释迦打抱不平”的梁漱溟在北京大学的讲坛上开始系统地宣扬孔孟之道。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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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封建文人林琴南也忍不住了,他一面写文言小说,攻击新思想的宣传是“伤天害理之言”,一面写信给北大校长蔡元培,用抑扬顿挫的文言文把新文学运动给狠狠地咒骂了一通。从反动派的攻击中可以看出,对于白话文他们当然也相当头痛,但最使他们光火的是所谓“覆孔孟”、“铲伦常”。为了保护整个封建意识形态、反动社会制度和生活秩序,随着斗争的深入,他们倒是越来越把着眼点移到思想内容方面来了。如果新文化运动完全按照胡适那一套形式主义的搞法,他们是决不会如此暴跳如雷的。
那么,胡适对眼前的这一幅新的斗争图景又是抱什么态度呢?他对刘半农、钱玄同写“双簧信”的做法非常不满,公然责斥他们“浅薄”,“没有学者风度”;而对于林琴南等人的反扑,他却一声不吭。据说,他是搞“文学革命的实验”,“尝试”着做白话诗去了。
做做“院里开着两朵玉兰花,三朵月季花”之类的“新诗”,还是怕得罪了“前辈学者”,还是不足以表示自己和那些“浅薄”者的区别。一九一八年年底,趁他母亲死亡,胡适索性用文言文做了一篇《先母行述》,借他母亲的“事迹”,大肆宣扬封建道德,甚至对于“焚香祷天”、“割股疗病”之类,也推崇备至。不仅如此,他还借机对辛亥革命攻击了一番。这篇东西,他先在乡间广为散发,后又收进了自已的文集。闻着从这里散发出来的霉腐气息,人们已经可以预感到:从形式到内容,胡适都要算新文学运动的倒账了。
来不及了
一九一八年底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帝国主义国家企图重新瓜分中国。这使新文化运动的参加者们懂得:要使中国得救,不仅要反对封建主义,同时也要反对帝国主义。这样,新文化运动就和全国人民的爱国民主运动逐步结合起来,五四运动正在酝酿之中。反对帝国主义,这对胡适来说,不就等于要刨他的祖坟吗?眼看着北京、上海的报纸上反帝的文章越来越多,甚至连那个自己曾经钦佩万分的美国总统威尔逊,也有人在点名批判了。这怎么能不使胡适心急如焚呢?于是赶快行动,在一九一九年春季赶写了一篇长文《实验主义》,想用他那个看家法宝为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辩护,把正在燃烧的民主爱国运动的烈火压下去。但效果似乎并不大。正在这时,胡适听到了-一个可称是“雪中送炭”的好消息:他的“杜威先生”自己急匆匆地赶到中国来了!
杜威此时此刻赶到中国来,目的是不言自明的。胡适连忙赶到上海去欢迎。四月三十日,这对师生就在码头上相见了。胡适为了引起人们对实用主义的兴趣,不久前还在用笔墨把杜威装扮成“教师的教师”、“一个大革命家”。现在这尊“活佛”竟出现在眼前,胡适的兴奋自然是可以想象的。
这对“恩师”、“高徒”连日来畅谈不休。他们得意的盘算着,只要他们两人紧密合作,即使是即将爆发的火山,也能把它堵住
然而,杜威和胡适来不及了。杜威踏上中国的土地还不到四天,五月四日,北京的青年学生和爱国群众三千多人在天安门前举行了示威游行。他们根本没有想到要征求一下杜威和胡适的意见,就响亮地喊出了“外争国权,内惩国贼”的战斗口号,并提出要坚决废s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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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胡适曾热烈支持过的“二十一条”。
还没有等在上海的杜威和胡适弄清楚是怎么回事,这个运动已迅速发展到全国,各地学生和群众纷纷示威表示声援的消息不断传来。
这就是伟大的五四运动。中国革命从此进入了新民主主义阶段。新文化运动也迈出了新的步伐。
胡适后来曾说:“五四运动也不是我胡适之搞出来。…我在上海欢迎杜威,五五才惊讶各报没有北京专电。五四的历史事实是一群捣乱的孩子们自发而没有人领导地弄出来的。以上非谦虚,因怕将来有人写错了变成假历史。”这里,除了恶毒的污蔑,就是无耻的自作多情。谁会把你胡适写成五四的领导者?
第三章
“问题与主义”
五四以后,斗争的烈火很快向全国各地蔓延。从六月三日开始,上海和其他城市的工人阶级以主力军的姿态出现在斗争的第一线,显示了强大的政治威力。正因为有了这个坚实的阶级基础,马列主义的传播也日益广泛。
工人运动和马列主义的结合将会产生什么后果,这一点,作为帝国主义的哲学家杜威是很清楚的。对他来说,这要比青年学生的示威游行可怕多了。因此,他立即“应付环境”,就在“六·三”运动的第五天,六月八日,开讲《美国之民治的发展》。演讲的结论是中国千万不能接受马列主义,因为“政治思想是不能抄袭别人的理想,不能偷别人的学说,拿到国情不同的国家来应用”。
替杜威的演讲作翻译的胡适,比谁都明白这些话的含义。他知道这是他老师对“实用主义”的实际运用,为他发出了新的战斗信号。恰好在这时,胡适听到了这样一个消息:有
一个小官僚,偶然看到了胡适写的一把扇子,便叫道:“这不是过激党胡适吗?”这个糊涂的小官僚是误会了,但胡适却是害怕了。他自己正要把传播马列主义的人叫作“过激党”来加以反对,怎么这个帽子竟落到了自己头上?
刻不容缓,胡适很快写了一篇文章,题为《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说什么“空谈好听的‘主义’,是极容易的事,是阿猫阿狗都能做的事,是鹦鹉和留声机都能做的事”,“是没有什么用处的”。他举例子的时候,首先直截了当地点出来的是“马克思的社会主义”,表明他貌似“一概而论”的“主义”二字,是具体有所指的,也表明他用实用主义否定真理,目标是越加明确了。不谈“马克思的社会主义”,谈什么呢?胡适说,“火烧眉毛紧急问题”多得很:人力车夫生计问题,大总统权限问题,卖淫问题…
这篇文章在七月份抛了出来,算是对杜威的一个响应和配合,也顺便向那些小官僚们解释一下“误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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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论调当然立即遭到了革命者的反击。李大钊等人指出,“问题”和“主义”是不能截然分开的,只有解决了根本问题,一个一个的具体问题才有解决的希望,俄国革命就是例子。因此,一方面固然要研究实际问题,一方面也一定要宣传理想的主义。胡适自然不会同意,于是又接二连三地写文章进行反驳,形成了一场“问题与主义”的争论。这场争论,标志着在接受或反对马克思主义这个关键问题上,五四新文化运动统一战线已经开始分化。
胡适的论调也招引了一批人。某些曾宣传过“主义”,或曾置身于五四运动游行队伍中的青年,被胡适骂得脸红,一时竟大做其忏悔文章,有的甚至准备到国外去“研究问题”。胡适的门生、《新潮》社的傅斯年、罗家伦就是典型。看来,面对着新的斗争风暴,一场大分化是势所难免的了。
争夺《新青年》
遇到阻力的水流会激起更大的浪花。胡适挑起“问题与主义”之争,原想阻挡马列主义的激流,想不到一争下来,马列主义的传播反而更为广泛了。许多报刊上介绍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和中国工人阶级状况的文章越来越多。尤其是《新青年》,这方面的内容更加集中和鲜明。
因此,胡适就动《新青年》的脑筋。《新青年》原是集体轮流编辑的,在一九一九年十月
五日下午召开的一次编辑会议上,胡适突然提出一个意见,反对集体编辑。“为什么?”大家很奇怪。
胡适一时不便把自己的目的讲出来,只得找了一个借口:“象刘半农这样浅薄的人就不配编。”
“不集体编由谁来编?”大家问。“我一个人来编!”胡适大言不惭地说。
钱玄同立即反对,说:“你反对刘半农编,我反对你编。”
这天鲁迅也参加了会议。他一眼就看出了胡适反对刘半农是借口,肯定还别有深意在。因此,他冷冷地对胡适说:“你一个人编,那我们不投稿。”
会议的空气非常紧张。在鲁迅等人的斗争下,《新青年》没有让胡适抢去。
胡适想独霸《新青年》的政治目的,一年以后人们才完全看清。自从那次编辑会议以来,他一直在密切观察着。但是,《新青年》的实际情况在他看来是“每况愈下”。一九二○年年底,他终于写了一封信给陈独秀,说:“今《新青年》差不多成了Soviet Russia(按:《苏俄》)的汉译本”。因此,他提出三个办法:第一、听《新青年》流为有-一种特别色彩的杂志,而另创一种哲学文学的杂志;第.二、发表宣言,声明《新青年》不谈政治,而只注重学术、思想和艺术的改造;第三、停办。
这就是气急败坏的胡适给《新青年》指出的三条路。他并以此来要挟鲁迅等人。鲁迅的意见很快就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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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新宣言说明不谈政治,我却以为不必。”
“我看现在新青年的趋势是倾向于分裂的。不容易勉强调和统一,无论用第一、第二条办法,结果还是一样。所以索性任他分裂,照第一条做,或者倒还好一点。”
这就是说,与其和胡适调和,不如把胡适清除出去。鲁迅的话,胡适是懂得的。因此他就和《新青年》分了家,准备另外经营新店去了。
惜别杜威
由于忙于争夺《新青年》,又要做杜威的翻译和向导,整个一九二○年,胡适写的文章很少。现在,既然在《新青年》上是彻底惨败了,胡适就决定从一九二一年上半年开始,重
新“发愤著作”。
三月间,为了使他的“少年朋友们”不“被马克思列宁斯大林牵着鼻子走”,他开始写《红楼梦考证》一文,经过一番“大胆假设,小心求证”,得出了“贾宝玉即是曹雪芹”、《红楼梦》“是曹雪芹的自叙传”的结论。但他后来又急急地声明道,“莫把这些小说考证看作我教你们读小说的文字”,而是“教我的少年朋友们学一点防身的本领”。研究《红楼梦》,对胡适来说,纯粹是为宣传实用主义、反对马列主义作一个样子。
紧接着,四、五月间,他又把旧作《易卜生主义》、《不朽》等修改了一遍。这些文章反复说明一个观点:千万不要搞什么从根本上改造社会的革命运动,应该一点一滴、一尺一步的改造,一个人一个人地改造。显然,这是在贩卖资产阶级改良主义。
可见,胡适写作的内容虽然东拉西扯,但中心思想却很突出:依然反对马列主义的传播,反对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革命运动的高涨,更反对这两者的结合。
然而,历史的潮流毕竟是不可抗拒的。这两者不仅越来越紧密地结合了起来,而且为无产阶级先锋队的诞生提供了阶级基础和理论基础。一九二一年七月一日,中国共产党
成立了。
国内外反动派最害怕的事,杜威和胡适千方百计地妄图阻止的事,终于在中国发生
了。
七月初,杜威告诉胡适:他要回去。
杜威在中国住了两年零两个月,恰好是五四运动到中国共产党成立的全过程。他为了扑灭从五四运动燃起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烈火,不辞劳苦地跑遍了奉天、直隶、山西、山东、江苏、江西、湖北、湖南、浙江、福建、广东十一个省,作了无数次的演讲。但结果怎样呢?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就是对他的最好回答。他不能不走了。
七月十一日,杜威启程。胡适想留没留住,酸着鼻子做了一篇《杜威先生与中国》作为欢送。他生怕中国人民两年多来还没有认识这个杜威,在文章中一再说明:“杜威先生真爱中国,真爱中国人…”他非常不满意人们对杜威的冷淡,因此又气忿地说道:杜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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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不应该比现在更大千百倍吗”?
胡适一面默默地祝愿着杜威“海上平安”,一面又细细地领会着杜威给自己留下的新指示。原来,杜威在临走前作的一次演讲,要求胡适等人:一,政治上,不要再局限于先搞教育、再谈政治之类的框框,而是要“下手去实行”;二,文化上,中国要成为“东西文化的交点”,即要谋求帝国主义文化和封建主义文化的结合。这两点,以后就成了胡适一伙的行动纲领。
“实在忍不住了”
那么,什么时候“下手去实行”呢?胡适想等一等看。一九二二年春天,他觉得时机来到了。
一月,香港海员罢工。以此为起点,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工人运动的第一次高潮。与此同时,军阀混战也愈演愈烈,四月,代表美、英帝国主义利益的直系军阀和代表日本帝国主义利益的奉系军阀之间又打起了第一次直奉战争。为了阻遏工农运动的浪潮,也为了在军阀混战中为主子美帝国主义谋利益,胡适于五月初开办反动政治刊物《努力周报》,在政治上公开打起白旗。他终于“干”上了。
伤脑筋的是,回国时立下的“二十年不谈政治”的誓言,人们还记忆犹新。怎样才能使自己不至于太难堪呢?胡适后来作了一段解释。他回顾道,开始要谈政治,其实是早在参加“问题与主义”论争的时候,那是因为目睹国内一些人高谈马克思主义,“我看不过了,忍不住了”,“于是发愤要想谈政治”。但那次只是做了谈政治的“导言”,没有做到“本文”上去。从那个时候起,两年零八个月过去了。胡适说,谈“马克思社会主义”、“阶级斗争”、“赢余价值”的人不是少了,而是多了。“中国的奥论界仍然使我大失望”。“我等候了两年零八个月,实在忍不住了。”胡适用一句话概括了自己的心情。从“看不过了,忍不住了”到“实在忍不住了”一一胡适的自白,多么清楚地表明了日渐高涨的革命浪潮把他们一小撮反动派逼到了何等狼狈的境地!过去的“誓言”自然没有当前的阶级利益“实用”,胡适哪能不赤膊上阵?
很快,在《努力周报》的第二期上,胡适抛出了《我们的政治主张》,还纠集了一批人在后面签名。
他们的“政治主张”是什么?乃是:帝国主义不必反对,封建军阀不必打倒,只要有几个“好人”出来组织一个“公开的”、“宪政的”、“有计划的政治”的政府,中国就可得救。那么,“好人”又是谁呢?当然是胡适一伙自己。文章发表以后,胡适一方面急于向美帝国主义请示,向被他称之为“天才用兵家”的军阀吴佩孚征求意见,同时又经常参加一个由许多新旧政客参加的所谓“茶话会”,讨论“好人政府”的人选。胡适在会上最活跃,一次又一次地推荐或劝驾别人做这官做那官。别人当然也礼尚往来,推荐胡适去做教育部次长。这个职务胡适不满意,一连三次都拒绝了。但他却要求“国务院秘书”的职务“暂缓发表”。九月十四日,胡适索性壮着胆子发表了一篇题为《假如我们做了今日国务总理》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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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上台的渴望已溢于言表。几天之后,美帝国主义者表示同意胡适的这篇文章。但可惜的是,“新内阁”的名单突然发表,代理总理的是在《我们的政治主张》上签了名的北大教员王宠惠。另外两个签名者汤尔和、罗文千也入了阁。胡适对这种“骤然”的做法很是不满:自己想做国务总理的文章发表才一星期,他们怎么连一点面子也不照顾呢?但一时也没有办法。在“内阁”名单发表后两天的一个“茶话会”上,胡适就强迫王宠惠的“好人内阁”实行他的计划。
可笑的是,这个“好人政府”什么好事也做不了。任职期间,它只能替军阀们筹饷,为军阀们任免官吏。但军阀仍然感到不顺手,想抛掉它,再加上广大人民的强烈反对,王宠惠的“内阁”在十一月份便解散了。就这样,胡适的“好人政府”主张只实行了三个多月,为中国现代史留下了一个笑料。
胡适为了讨好军阀,还根据美国政府要中国实行联邦制的意图,提出过“联省自治”的主张,要求在直系军阀,亦即美、英帝国主义做“盟主”的基础上,求得全国大小军阀的联合。这个“政治主张”在中国共产党和广大人民的严厉批斥下,很快也就烟消云散。
“江山代有人才出,各领风骚几百年”。胡适当时很欣赏这两句诗,因为它很能表达自己的“抱负”。但是,自从赤膊上阵几个月来,竟一点“风骚”也没有“领”到。为什么呢?胡适很必然地把原因归之于中国共产党的存在。因此,当他看到《向导》周刊上刊登的一篇中国共产党的宣言,就立即抽笔反驳,做了一篇《国际的中国》。
中国共产党的宣言指出,国际帝国主义在支持各派军阀打内战。触及帝国主义,是胡适最忌讳的。因此他马上说,这“很象乡下人谈海外奇闻”。他觉得,帝国主义希望中国和平和统一的迫切心情,远远超过中国人民自己。接着他就举了例:“租界与东交民巷是福地。外币是金不换的货币,总税务司是神人,海关邮政权在外人手里是中国的幸事!”说了这一段惊人的话之后,他便“很恳挚的奉劝”道:“不必在这个时候牵涉到什么国际帝国主义的问题”。
这篇文章,也可以看成是一篇“宣言”一一篇公开宣布与中国共产党为敌、与反帝反封建的人民革命运动为敌的宣言。
总而言之,在一九二二年这一整年,胡适给人们的印象是:他似乎已经不是一个“提倡白话文”的“学者”、“教授”,而成了一个炙手可热的政客。为了替帝国主义服务、替北洋军阀打“强心针”,他几乎不加任何遮盖了,什么样露骨的论调都能发表,什么样反动的口号都能提出,什么样腐朽的力量都能勾结!
“为皇上所化”
胡适在一九二二年这一系列乱纷纷的反动政治活动中,可以算得上“高峰”的是,他还悄悄地溜到紫禁宫里去了-一次,拜见了已被推翻十余年的“宣统皇帝”溥仪。
事情是这样的:
深居在紫禁宫里的“废帝”溥仪曾在自己的老师兼顾问、帝国主义分子庄士敦那里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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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听到过胡适的名字,一天,他觉得无聊,就顺手打了一个电话给胡适。接电话的刚好是胡适自己。
“你是胡博士呵?好极了,你猜我是谁?”溥仪在电话里说。“您是谁呵?怎么我听不出来呢?…”“哈哈,甭猜了,我说吧,我是宣统呵!”“宣统?…是皇上?”胡适简直吃惊了。
“对啦,我是皇上。你说话我听见了,我还不知道你是什么样儿。你有空到宫里来,叫我瞅瞅吧。”
这个象征着反动的封建王朝而又早被全国人民抛弃了、遗忘了的溥仪,只是给胡适开了一个玩笑。但在胡适听来,这儿句话还有着“圣旨”的力量。他连忙去找庄士敦,证实了电话,打听了进宫的规矩,问明了要不要磕头等事项,就整装前往。
溥仪早就忘了自己的“邀请”,没有关照守卫的护军。胡适在宫门口蘑菇了半天也没有让进,后来护军看他实在是赖着不走,再去“奏请”,才放他进去。
胡适与溥仪会见了大约二十分钟的时间。谈不了几句,胡适就大大恭维起来:“皇上真是开明,皇上用功读书,前途有望,前途有望!”
溥仪当然并不理解胡适所指的“前途”是什么,胡胡涂涂地把他打发走了。
此后,胡适还想多多得到一些“召见之幸”,溥仪也不推辞,他们交往就更多了。胡适拿了自己的《胡适文存》呈送“皇上”,溥仪也对胡适讲了“非外人所能知也”的话。有一次约好会面,但临时胡适安排不过来,就诚惶诚恐地递交了这样一张“请恕罪”的名片:
恕不今
罪能日
胡
朝
Shih
适
请
钟鼓寺十四:电话东二四二九
胡适和溥仪究竟谈了一些什么?这大家都不知道,胡适也始终“保密”着。不少人来探问,他一·直守口如瓶。
“那么,你们是怎样称呼的呢?”探问不到究竞的人们常常只能向胡适提出这类无关宏旨的问题。
“他叫我先生,我叫他皇上。”胡适总是这样得意地回答。
后来倒还是从紫禁宫里透露出一点消息。封建遗老金梁在给溥仪的一个奏折上这样写道:
“皇上以德服人,昔胡适既见后,为皇上所化。”
这就是曾混迹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胡适的归宿。十年前被帝国主义“所化”,十年后又被封建帝王“所化”一真是走了一条中国买办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必由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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ー九七四年
第
期
总第五期
×E>I YU PIPA
上海学习与批判柒志编辑部编
上海人不k低决出版
上海复几大学)
(上海如兴路6号)
车多在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新华印别厂印刷
一九七四年一月十六日出版
定价:0.29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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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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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麻语录
现在的社会主义确实是前无古人的。社会主义比起孔夫子的“经书”来,不知道要好过多少倍。
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
营习5她
一九七四年第四期目
录
批林批孔反修防修
学习《哥达纲领批判》深批“克己复礼”
上海钟表元件厂拍槽下小组(3)
林彪的“天才论”和孔子的“天命论”
复旦大学哲学系大批判组(7)
陈独秀和孔老二
…龚杰(11)
苏修嘴里的“仁义道德”…上棉十七厂青年工人郑树清(16)决不允许“灭国”再“兴”公交汽车一场青年工人砖晓禾(18)
上海第一钢铁厂青年工人李春阳
杂文:“中庸之道”和“绝”…复旦大学历史系工农兵学员马俊民(20)
学习《哥达纲领批判》
为什么要学习《哥达纲领批判》?…金盛曦(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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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达纲领批判》是两条路线斗争历史经验的总结
…宫效闻(26)
资料:拉萨尔言论摘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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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评论
贾府里的孔“圣人”一贾政…
…任犊(39)
贾府的大观园和赖大的花园…方泽生(42)怎祥评价宋江?
综述《水浒》评论中的一些不同观点…木卯(44)
经济问题研究
工人要占领科学实验阵地
上海市科学技术交流站的调查报告…王复初李长恩(47)对“不务正业”的人的调查
从一台医疗器械的诞生看社会主义相互关系…常尉钱方年(52)走自己发展新技术的道路…上海马铁厂党支部书记陈彩明(56)劳保医院和“医院劳保”
薛惠祥(60)
下厂札记: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
范崇星(62)
革命青年谈理想
从第一天推粪车谈起…普陀区清洁管理站侯建萍(65)
三百六十行行行有“名堂”…闸北区服务公司五姑娘扦胸小组(67)
社会调查
一堂生动的哲学课
51路公共汽车访问记…
..…任菁(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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し林れし反修防修
学习《哥达纲领批判》深批“克己复礼”
上海钟表元件厂拍糟下小组
在批林批孔斗争中,我们小组认真学习了马克恳的光辉著作《哥达纲领批判》,进一步认清了林彪修正主义路线的极右实质,加深了对党的基本路线的理解,提高了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自觉性。
一个政党的纲领,集中反映了它所代表的阶级的意志和利益,直接体现了
一个政党的性质。《哥达纲领》为了符合德国地主资产阶级的要求,出卖了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表现出“断然的退步”,这是一个倒退的纲领。拉萨尔的信徒树起的这一面黑旗,是一切反动派的共同特点。孔老二扯起“克己复礼”这面破旗,代表了没落奴隶主阶级的利益,妄图复辟西周奴隶制。叛徒、卖国贼林彪在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伟大胜利的时刻,把“克己复礼”当作万事中最大的事,目的是为了复辟资本主义。从拉萨尔、孔老二到林彪,可以清楚看到,古今中外一切反动派都坚持走复辟的道路,妄图开历史的倒车。
历史发展的规律证明:凡是搞倒退复辟,必然都是搞不长的。《哥达纲领》
一出笼,就遭到了马克思、恩格斯的批判,在斗争的实践中彻底破产,波广大革命工人“当做完全不能令人满意的东西抛弃了”。林彪倒行逆施搞“克己复礼”,“天马”摔下来成了“死马”,带着花岗岩的脑袋去见孔老二了。历史的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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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是不可抗拒的。它在前进的道路上,把各种各样的绊脚石抛在一旁。形形色色的机会主义者的嘴脸在革命潮流的冲刷下,一个个都被区别得清清楚楚。
革命导师对《哥达纲领》的批判,为我们树立了坚持革命原则、彻底批判修正主义路线的光辉榜样。《哥达纲领》在尖锐的革命斗争面前,摆出一副平正、公允的面孔,用似是而非、模棱两可的态度来掩盖自己的极右本质,在调和的旗子下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这是一个典型的右倾倒退的机会主义纲领。马克恩一针见血地指出:“这个纲领既没谈到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也没谈到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国家制度。”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精髓,所有机会主义的头子都把无产阶级专政看作眼中钉,肉中刺,千方百计地妄图反对和取消无产阶级专政。林彪就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死敌。他对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制度的满腔仇恨,集中表现在他们这一伙所密谋制订的反革命政变纲领《“571工程”纪要》中。
我们工人最热爱无产阶级专政,最懂得没有自己革命政权的痛苦。在旧社会,地主资产阶级为什么可以残酷地剥削工人、农民?还不是因为他们手中掌握了“刀把子”!我们小组有一位工人,在解放前对老板随便开除工人流露出了一点不满,结果资本家一只电话,马上叫来反动军警对他进行恫吓威胁。在那个时侯,政权不在我们劳动人民手里,资本家勾结反动政府镇压工人罢工是家常便饭。所以,资产阶级国家决不是象拉萨尔之流所讲的具有自己的“精神的、道德的、自由的基础”,而是反动统治阶级维护本阶级利益的工具。林彪“念念不忘”他那个“镇压之权”,同样是为了要对我们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实行封建法西斯专政。无产阶级专政是我们的护身法宝,它好比粟米布帛
一样,是一刻也不能离开的。如果政权变了颜色,我们劳动人民就要吃两遍苦,受两茬罪,重新回到旧中国的苦难深渊中去。
马克思在批判《哥达纲领》时指出:整个纲领“尽管满是民主的喧嚣,却彻头彻尾地感染了拉萨尔派的对国家的忠顺信仰”。林彪大肆鼓吹“忠恕”、“仁政”的反动谬论,也正好反映了他对反动的地主资产阶级国家的忠顺。在阶级社会里,对立阶级不可能有共同的利益。反动的中庸之道是骗人的谎言。对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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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阶级是“仁政”,对另一个阶级就是暴政。我们小组有位老工人说,解放前她给资本家当佣人,每天晚上睡觉的时侯,老板总要在她脖子上拴一根绳子,为的是一夜几次起来准时给老板的小孩喂奶。一年冬天,她三岁的妹妹死了,父亲在夜里冒着风雪去叫她,老板却不准她离开一步。这就是旧社会劳动人民的“自由”和“民主”,也是剥削阶级给劳动人民的“仁政”。林彪攻击无产阶级专政“不仁”,恰恰说明他是站在反动派的立场上。对于人民,他是决不会施“仁政”的。一切搞“克己复礼”的反动派,都必然要用“仁政”一类的鬼话来骗人,我们决不要上当。
“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从前者变为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同这个时期相适应的也有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马克思在这里第一次明确地提出了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过渡时期,强调了无产阶级专政的极端重要性,并指出这是由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阶级斗争规律所决定的。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林彪躲在阴暗的角落里,疯狂地咒骂我国无产阶级专政是“行秦始皇之法”,是“独裁”,是“暴政”,狂吠什么“恃德者昌,恃力者亡”。他这样恶毒攻击无产阶级专政,是不是他真的不要专政了呢?不!绝不是。在阶级社会里,专政是有阶级性的,不是革命的专政,就是反革命的专政。林彪自称是一个“恃德者”,但“仁慈减得震天响,屠刀磨得雪雪亮”。只要看看他那个反革命政变计划《“571工程”纪要》就明白了。他一面在恶毒攻击革命暴力,另一面却在背后拼凑反革命联合舰队,阴谋发动反革命武装政变,妄图谋害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篡党夺权,对无产阶级革命派实行“一网打尽”。他所“恃”的“德”,就是要“兴”被中国人民推翻了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继”地主资产阶级压迫剥削劳动人民之“世”,“举”牛鬼蛇神包括已被打倒的汉奸卖国贼这帮“民”。林彪“克己复礼”的目的,是颠覆无产阶级专政,用法西斯专政代替无产阶级专政。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林彪一伙越是攻击无产阶级专政,我们就越应当巩固和加蓝无产阶级专政。只有这样去做,我们才能保卫住社会主义的江山,使我们的社会主义祖国在欣欣向荣的社会主义大道上胜利前进!
当前,围绕着肯定还是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支持还是反对社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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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事物所展开的争论,实质上就是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是继续革命还是复辟倒退的问题,是巩固还是削弱无产阶级专政的问题。社会上一阵风,里
一层浪。我们厂里在企业管理路线上也存在有修正主义路线回潮的现象。我厂原来是一家金笔厂,在大跃进的年代,我们走自力更生的道路,发扬艰苦奋斗的精神,依靠全厂工人两只手,成功地制造出手表上用的宝石轴承。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工人们起来造了修正主义企业路线的反,使生产大幅废地向前发展。但是在前一时期,在企业管理路线上,厂里出现了借口“正规化”而抵制和取消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涌现出来的某些新生事物的现象。我们工人对这个问题是有过历史教训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前,有些人也大搞“正规化”,结果“电气、煤气、冷暖气,丢掉了工人阶级的志气”,推行了一条修正主义路线,把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一棍子打了下去。拉萨尔宣扬“合法手段”,孔老二要“正名”,林彪鼓吹“名正言顺”,都是要把向前发展的社会拉向后退,去“合”剥削阶级之“法”,“正”倒退复辟之“名”。“合法”、“正名”就是“克己复礼”。今天,离开依靠工人阶级去搞什么“正规”,说穿了是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把我厂重新“正规”到修正主义路线上去。当年,革命导师马克思以反潮流的革命精神,对《哥达纲领》进行了逐条的批判,坚持了无产阶级的革命原则,迎头痛击了拉萨尔信徒们的右倾倒退的机会主义路线。今天,我们既要认真学习马克思批判修正主义的革命理论,也要学寸马克思批判修正主义的伟大实践。“激光打孔要聚焦,抓住要害批林彪”。我们一定要反复深入地批判林彪“克己复礼”的反动纲领,批判资产阶级的右倾复辟思潮,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坚持前进,反对倒退。
林彪反党集团垮台了,林彪“克己复礼”的反动纲领成了革命人民一份极好的反面教材。但是,在社会主义整个历史时期,“复礼”和反“复礼”的斗争将长期存在,这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我们决心进一步认真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牢牢掌握马克思主义这个锐利的思想武器,把批林批孔斗争进行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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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彪的“天才论和孔子的“天命论’
复旦大学哲学系大批判组
林彪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就是“克己复礼”。“复礼”的理论纲领,是“天才论”。林彪的“天才论”和孔子的“天命论”,有着直接的血缘关系。弄清这个关系,有助于我们揭露“天才论”的反动性,肃清“天命论”的流毒,摧毁林彪反动世界观的根基,进一步认清林彪修正主义路线的极右实质。
林彪喋喋不休地鼓吹“天赋之才”,把人的认识水平的高低、才能的大小,说成是由“天赋”、“天资”、“天分”的差异决定的。他无耻地吹嘘自己“脑袋长得好,和别人的不一样,特别灵”。在林彪看来,“脑袋长得好”“特别灵”的,“天资”、“天分”也就特别高,是“天才”。“天赋之才”的说教,是林彪的新发明吗?不,二千四百多年前的孔子早就鼓吹过。孔子为了维护奴隶主阶级的反动统治,竭力宣扬“死生有命,富贵在天”,而且吹嘘自己是“知天命”的,高唱什么“天之历数在尔躬”,把人(实际上是孔老二自己)同天命联系了起来。这种神秘主义的“天命论”,必然引出“生而知之”的“天才论”。孔子就自诩为受命于天的“圣人”、“天才”。他周游列国,到处乱窜,有一次走到宋国,在一棵大树下演习礼仪,宋国大司马桓魋对此非常不满,就叫人把大树拔掉,孔老二也只好夹着尾巴跑掉。后来,他对
他的门徒说:“天生德于予,桓雕其如予何!”这是十足的阿Q精神。如果孔子是“天生德于
予”的“天才”,为什么竟连桓魋要杀他、赶他走也不知道呢?又为什么被桓魋一吓,就象老鼠一样,溜之大吉?孔子到了陈国,四方的人都不理睬他,“七日不火食”,弄不到饭吃。如果是“生而知之”的“天才”,为什么连饭也混不到吃呢?这都是对自命为“天才”的孔老二的绝妙讽刺。孔子的忠实信徒孟子,也说什么世界上有“不学而能”的“良能”和“不虑而知”的“良知”,认为有什么“天降之才”,把“天”与“才”联系起来。孔子的“生而知之”和孟子的“天降之才”,就是林彪“天赋知识”、“天赋才能”的渊源。可见林彪的“天才论”就是孔孟“天命论”的翻版。
林彪鼓吹“天才论”,当然也有创造,他为了骗人,不得不对“天赋之才”作一些伪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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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说:“我认为人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有天生的问题,一方面有教育的问题。人材,人的智慧和能力,是这两方面的结合。”又说:“温文、豪放、理智,既受于天,且受于人。”说得多全面啊!这种一方面“天生”,一方面“教育”的结合论,在知识、才能的来源问题上,名日二元论,最终也必然滚进唯心主义的一元论的泥坑。既然天生就有超人之才,何必后天再去教育呢?用“且受于人”来掩饰“既受于天”,这种陈词滥调,在孔家店里也有的是。
孔子在鼓吹“生而知之”的同时,不也说过“学而知之”一类话么?岂止说说,他还身体力行,聚徒讲学,忙得不亦乐乎!孔子所谓的“学”,当然不是指的社会实践。孔子是最看不起社会实践的,他把生产劳动视为“小人”的“鄙事”,是竭力反对的。他那个“学”,是叫人们向“生而知之”的“圣人”学习,特别是要人们学习奴隶主大头目周公为维护奴隶制度而制作的“礼”。孔子大吹大擂地说,只要知道了周代的奴隶制,“虽百世可知也”。孔子那个“学”,也完全是唯心主义“内省”、“慎独”的一套,只要“默识”,闷声不响,闭门修养就行了。孟子更进一步发挥说,“学”不必“外求”,“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就是说,只要努力“内省”,扩充自己的“心”(思想感情),就能了解人的天生的本性,就能知“天命”了。
林彪在宣扬“天赋之才”的同时,也讲一些“教育”、“学习”以至于“实践”之类的话。这不过是用来骗人的点缀品。他说,教育也罢,学习也罢,不过是使“自己的天资能够无限的发挥”而已。按照这种说法,“天才”的脑袋好比是个装满了知识的仓库,这些“知识”都是“天”也即上帝所“赋”予的,“教育”、“学习”仅仅是打开仓库的一把钥匙。“天才”的脑袋一旦加上“教育”、“学习”,便会豁然开通,仓库里的知识就鱼贯而出了。反之,如果缺乏“天赋”,等于仓库里缺货,即使加以教育,用钥匙打开,也是空空洞洞,什么也没有,再努力学习也没有用。你瞧,大家“一起搞斗争”,“经历的事也不少”,“书我们也读”,但有的人就是不行。“不行就是不行”,因为你没有“天赋”、“天资”嘛!这样,在林彪所谓的智慧和才能是天生和教育“结合”的笼子里,除了一堆孔孟“天命论”的狗屎以外,剩下的还有什么呢?什么也没有了。
人的知识、才能的高低,完全是在后天的社会实践中形成的。作为认识、思维器宫的头脑来说,只是一个加工厂,没有后天实践提供的原料或半成品,是生产不出任何思想来的。实践出真知,斗争长才干,离开实践的认识是不可能的。林彪鼓吹“天才论”,完全否认」实践是认识的源泉,是对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公然背叛。
二
林彪胡说:“我们同志的脑筋不是普通农民的脑筋,也不是普通工人的脑筋”,我们与他们“有天壤之别”。这样一“别”,就把人分为两类:一类是天生聪明的“高贵”者,另一类是天生愚蠢的“卑贱”者。林彪怕别人不懂他的意思,还对此作了绝妙的注释,说:老百姓谈的是“怎样种田”,“怎样做工流汗,怎样做生意”,“他们想他们生活那一套,我们想我们这一套”。这种“天壤之别”论并不新鲜,也是从孔家店那里贩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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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从“天命论”过渡到主观唯心论的先验论,把人的知识、才能划分为不可逾越的等级,说什么“惟上智与下愚不移”,认为有智慧的“上”等人与愚蠢的“下”等人,是天命注定的,永远不可改变。孔子炮制“惟上智与下愚不移”的谎言,目的在于为奴隶主贵族统治永恒化提供理论根据。孔子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君子怀德,小人怀土”。你看,奴隶主贵族统治者深明大义,注重道德,奴隶们只知种地和求利,这不是“天壤之别”吗?孟子进一步发挥说:“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疯狂鼓吹“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是“天下之通义”。这就是说,统治阶级压迫、剥削劳动人民是天经地义的,不可改变的。这就是“天壤之别”论的反动实质。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指出的,反动阶级的“圣人”们总是认为,“历史上产生的阶级差别是自然的差别,人们必须向天生的贵人和贤人屈服,尊敬这些差别,并承认它们是永恒的自然规律的一部分,一言以蔽之,即应崇拜天才”。
孔孟宣扬吃人的“天下之通义”,博得了历代反动统治者及其代言人的热烈喝彩,并不断地加以修补发挥。在汉朝,董仲舒把人性分为三种:“圣人之性”、“中民之性”、“斗筲之性”。其中,地主阶级的“圣人之性”是上等,是天生的善,是天生的统治者。而劳动人民则属于“斗筲之性”(“斗筲”,指卑小微贱),是天生的愚蠢,是天生的被统治者。董仲舒就是用“性三品”这种反动“通义”为封建统治的合理性作论证。
林彪所谓的“天壤之别”论,也是为了维护他们这一小撮“天马”的特权,永远把劳动人民作牛作马。林彪一伙说:“一灯能除千年暗,一智能灭千年愚”。这同孔孟所谓的“先知觉后知”完全是一个调子。朱熹不是吹捧孔子说“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吗?在孔子、林彪一一类骗子的心目中,广大劳动人民都不过是“不知不觉”、“后知后觉”的“群氓”、“马大哈”,要是没有他们这儿个“先知先觉者”来开发“民智”,历史“千年暗”,人间“于年愚”,那怎么了得呀!林彪一伙拿这种“天壤之别”论来拾高自己的身价,贬低劳动人民创造历史的伟大作用,真不愧是“摩登圣人”!孔子早已去见周公了,历史还不是照样前进!林彪这个“天马”,摔死在沙丘上,地球照样转动。这是历史对自封“天才”的人的无情嘲弄。林彪一伙在他们的“天才史观”受到批判以后,又用“英雄和奴隶共同创造历史”的谎言来进行狡辩,妄图用折衷主义手法来掩盖其鼓吹天才史观的狰狞面目。这种“共同创造”论,历史上也早已有之。孔子说:“君子务治,而小人务力”;孟子也说:“无君子莫治野人,无野人莫养君子”。孔孟这种谬论的真实含义,由唐代的封建地主阶级卫道士韩愈明白地说了出来:“君者,出令者也。臣者,行君之令而致之民也。民者,出粟米麻丝,作器皿,通货财以事其上者也。”这就是说,你出“力”养活我,我出“智”来治你。历史原来就是这样“共同创造”的。这真是十足的强盗加骗子的逻辑。
三
林彪不仅把历史胡说成是“天才”、“圣人”的历史,还故弄玄虚地说:“天才,全世界几百年、中国儿千年才出现一个”。这种“天才”“罕见”的说法,也同样是从孔家店那里偷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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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卓就鼓吹“才难”。他说,象“唐虞”那样的兴盛时期,能治理天下、称得上“天才”、“圣人”的人,也仅仅只有九个。而在舜时,“舜有五人而天下治”,只有五人。孟子进一步发挥了“才难”的说教,他利用古代尧舜至汤、由汤至文王、由文王至孔子其间凑巧相隔约
五百年这一偶然现象大做文章,狂叫“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其间必有名世者”,安图在“天才”、“圣人”头上再加几圈灵光,借以愚弄人民。林彪的所谓几百年、几千年出一个“天才”,同孔孟的“才难”又有什么两样呢?
说到“才”,不同阶级有不同的看法。就拿孔老二来说吧,他自我吹嘘为“天生德于予”,是进入了“知天命”的圣境的“哲人”,他的徒子徒孙给他拾轿子吹喇叭,把他比作麒麟、凤凰、秦山、日月、天地,简直捧上了天。而当时的劳动人民则骂他是一个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蠢材!是一个专门“摇唇鼓舌,擅生是非”,“矫言伪行”的骗子!林彪这个政治骗子,不读书,不看报,不看文件,是个什么学问也没有的大党阀、大军阀,却也以“天才”自居起来,这岂不滑稽可笑!
什么“才难”,这是对历史的歪曲。马克思说:“每一个社会时代都需要有自己的伟大人物,如果设有这样的人物,它就要创造出这样的人物。”在两千多年的中国封建社会中,从陈胜、吴广到洪秀全、孙中山,他们都是在轰轰烈烈的群众斗争中产生的英雄人物。在全世界范围内,无产阶级的伟大领袖马克思和恩格斯,是同时代的人,列宁和斯大林,也是同一时代的人,连一百年都不到,怎么能说“几百年、几千年”才出一个呢?
“天命论”不仅把人的知识才能说成是天给与的,而且也把历史说成是按照天的意志发展的。它否认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性,把历史上各个朝代的更换,著名人物的出现,都看成是天命、天意所定。什么“几百年出一个天才”!这就是反动统治者大肆宣扬的所谓“五百年风水轮流转”。这种历史循环论、历史宿命论,就是“天命论”的一种表现。林彪和孔孟都鼓吹“儿百年、儿千年”出一个“天才”,这又一次证明“天才论”同“天命论”的血缘联系。
孔子和林彪,一个鼓吹“才难”,一个宣扬“天才”要“几百年、儿千年”出一个,非常“罕见”,这一唱一和的实质,说到底,就是吹捧自己,大树特树他自己的“绝对权威”。物以稀为贵,“天才”越少身价越高。既然“天才”人物是那样罕见,又是上天决定的,那么人们就应该拜倒在这些“天才”人物的脚下。孔子说他之所以成为“圣人”、“天才”,那是天给与的,你能违反么?孟子也活不知耻地说:“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你能不听他的反动纲领办事么?林彪更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他把自己看成是当世罕见的“天才”、“超天才”,是能“独往独来”的“天马”,你能不对他顶礼膜拜么?但是,可悲的是,历史发展规律是不以主观唯心主义者的意志为转移的。“天才论”吹得越厉害的人,它的破产也就越快。孔子为复辟奴隶主统治奔走一生,结果到处碰壁,最后只好“道不行,乘桴浮于海”,竞想出国流亡去。林彪手书“天马行空,独往独来”的条幅,挂在卧室,夜以继日地做他的复辟梦。结果,这个“罕见”的“天才”也落得个死无葬身之地,成为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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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独秀和孔老二
龚杰
我国党内历次机会主义路线的头子都是尊孔派。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机会主义路线和孔孟之道有什么关系?实行尊孔会滚到什么地方去?解剖一下陈独秀与孔老二的关系,可以帮助我们比较清楚地认识这些问题。
一九一五年九月,陈独秀创办《新青年》。那时,袁世凯的复辟丑剧正在粉墨登场,但是陈独秀不敢站出来公开进行反袁斗争。十一月,他将道、儒、释三家并列,说“老尚雌退,儒崇礼让,佛说空无”,不敢坚决批孔,这是他政治上不敢坚决反袁的妥协性的表现。他还把孟轲的话当作“吾民之师资”,批评“耦耕之徒”不该“目孔子为多事”,对劳动人民的反对孔老二很不满意①,可见他实际上还是尊孔的。
袁世凯垮台之后,一九一六年十月到第二年春之间,陈独秀发表了一些文章,评论宪法与孔教问题。他反对定孔教为国教,强调尊孔必将导致复辟,反映了资产阶级激进民主派的政治主张。这时,北洋军阀政府的国会中正在讨论制定宪法。要不要定孔教为国教,是北洋军阀政权内部派系之争的一种表现。陈独秀不号召推翻这种统治,却认为只要帝制破产,民国保存,就可以制定宪法,实行宪政,实现资产阶级共和国,这其实是配合了国会中一派的活动,其性质属于大狗小狗、饱狗饿狗之间的争吵。
陈独秀对孔家店的批评,只限制在名教、三纲五常等范围内,除此以外,不再逾越雷池半步。照他看来,纲常名教之所以要反对,是因为它“既失个人独立之人格,复无个人独立之财产”②。说来说去,批评孔教是为了提倡资本主义所有制,要求保证资本主义的发展。
总之,陈独秀的批评孔教,不过是旧民主主义文化的回光返照而已。辛亥革命的失败
①《抵抗力》,见<新青年》(《青年杂志》)一卷三号
②《孔子之道与现代生活》,见《新青年》二卷三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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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经证明旧民主主义的路走不通。陈独秀站在旧民主主义立场上批评孔教,虽然在对封建势力的冲击上起过一点作用,但是他所宣扬的却是过时了的思想,实行他的一套是只能倒退到老路上去的。
陈独秀用资产阶级世界观批评孔教,这种批判必然是极不彻底的。他颠倒历史事实,把孔学成为“支配中国人心”的统治思想归罪于“秦火以还,百家学绝”的结果,把账算到了秦始皇的身上,观点十分反动。他美化孔老二的天命论,说“孔子言天言鬼,不过假借古说以隆人治”,把孔老二这个顽固、保守的复辟派,说成是有“特识”的、“变古”的革新派①。他还把“仁”、“义”、“忠恕之道”等反动观点说成是“普通实践道德”,非孔学所独有,如果人们照着去做,他还要“敬其为人”呢!②由此可见,陈独秀是站在反动的中庸之道的立场上,用折衷、调和的态度去反对孔学,不仅批判极不彻底,并且事实上起的是明批暗保的反动作用。
十月革命胜利后,鲁迅发出了反对“吃人的礼教”的号召,发展了“打倒孔家店”的运动。但是,陈独秀本人并没有因为十月革命的胜利而激发出什么革命热情。他不仅没有积极批孔,反而是从原来的立场上进一步倒退了。一九一八年七月,也就是鲁迅的《狂人日记》发表之后三个月,陈独秀竟突然变了调子。他过去把“忠”、“孝”等称作“奴隶道德”,这时竟说什么忠、孝、从(体现夫权的女子对于男子的“三从”)如果是“自动的”,那也并不是什么坏事③。照这样说,连纲常名教都能接受,孔老二还有什么可反对的呢?
但是,当时由于陈独秀批评孔教才过去不久,人们不仅没有注意到他的倒退,反而把他当成是“打倒孔家店”的前驱,使他得到了很大的名声。革命洪流滚滚向前,泥沙俱下,鱼龙混杂,不久他便受这大潮裹挟,自称接受马克思主义,混进了共产党的队伍。我国资产阶级的前身是商人、地主和官僚,他们从娘胎里就和地主阶级有千丝万缕的联系。陈独秀就是这个阶级的思想代表之一。他幼年受的是通过科举成名的教育,后来中过秀才,考过举人,受孔孟之道的影响很深。他的立场和世界观既然没有彻底改造,骨子里便必然保有尊孔的思想根子。尽管他可以参加反封建的文化运动,也可以作为革命的同路人而混进党内来,但是,随着革命的深入发展,他终究要暴露出他的本来面目。
二
一九二五年五月起,戴季陶开始竭力鼓吹反动的孔孟之道,胡说什么应当“继承尧舜
①《通信(答俞颂华)》、<《通信(再答俞颂华)》,新青年》三卷一号、三号
②通信(答<新青年>爱读者)》,《新青年》三卷五号
③《阴阳家》,见《新青年>五卷一号<随感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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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至孔孟而中绝的仁义道德的思想”①。这种现象的出现,是买办豪绅势力公开活动的信号。他们以这种反动的孔孟之道为理论武器,聚集在蒋介石的周围组成了反动集团,为篡夺革命果实制造舆论准备。
但是,陈独秀对戴季陶的复辟孔孟之道竟噤若寒蝉,连一个屁也不放。陈独秀向以蒋介石为代表的买办豪绅阶级投降,首先就是从对复活孔孟之道的投降开始的。如果追根湖源的话,我们可以看到陈独秀即使在批评孔教的时候,主要也只是批评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的儒家,说董仲舒把阴阳家和儒家揉合到一起,从而使儒家思想变坏了。这种思想,完全和戴季陶宣传的仁义道德等传统思想至孔孟中绝的说法如出一辙。到了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开始后,陈独秀更进一步和批孔斗争唱反调。他说:“我常痛根中国的老庄学说及印度的婆罗门教佛教为东洋民族唯一之仇敌”②。原来总算还是道、儒、释三家并列的,这时儒家被干脆抹去,根本不提了。
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中,配合着两条政治路线的斗争,有着两条根本不同的思想路线。毛主席教导我们:“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马列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和孔孟之道是势不两立的。戴季陶用孔孟之道篡改新
三民主义,正是为了要反对用阶级斗争学说领导国民革命。陈独秀既在孔孟之道上和戴季陶共鸣,行动上必然放弃斗争。他要无产阶级实行孔老二式的“和为贵”,对资产阶级行“忠恕之道”,在蒋介石的进攻面前步步退却,极尽“温良恭俭让”之能事。党领导的农民运动迅猛地冲击了政权、神权、族权、夫权,挖了儿千年封建统治的墙脚。毛主席热情支持了这场革命,指出“矫枉必须过正”,歌颂湖南等地农民运动“好得很”。但陈独秀急忙捧出“中庸之道”,大叫农民运动“过火”,把革命人民恶狠狠地压制下去。孔老二的“中庸之道”,是维护反动阶级的利益,反对人民起来革命、造反的理论。党内机会主义路线的头子总是祭起这个法宝来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斗争哲学。陈独秀是如此,林彪也是如此。林彪叫嚷:“中庸之道…合理”,究竟合的是哪-一家的“理”?它违背了事物发展的规律,起着维护地主资产阶级反动统治的作用,完全是一种阶级投降主义的理论。
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用孔孟之道做思想基础,这决不是偶然的。陈独秀从五
四运动以后自称信仰“社会主义”,但他在第一篇宣告向社会主义转变的文章中却说,要“综合前代贤哲、当代贤哲和我们自己所想的,创造政治上、道德上、经济上的新观念”③。这就是说,他不过是要把地主资产阶级的世界观用新的辞句装饰起来,冒充社会主义。他所说的“当代贤哲”不过是杜威之流,而他所说的“前代贤哲”也就包括孔老二。他说,中国
①《孙文主义之哲学的基础
②《评蔡校长宣言》,见《向导》第十七期
③《本志宣言》,见《新青年》七卷一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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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古以来就有许行的‘并耕'、孔子的‘均无贫?种种高远理想”,那就是“我们的国民性里面确实包含着的”社会主义的“成分”。“均无贫”是孔老二维护种族奴隶制统治的主张,陈独秀却把它硬说成是“社会主义”。从这种荒谬的观念出发,他把当时还普遍存在的封建主义的“宗祠、团练、会馆、善堂”,都美化成实行社会主义的“历史上的基础”①。因此,他的“社会主义”只不过是改头换面的地主资产阶级理论。在这种理论基础上,是一定要产生出机会主义路线来的。
陈独秀是如此,林彪也是如此。林彪这个狂热的尊孔分子,把“克己复礼”看成是万事中的大事,目的就是为了在中国复辟资本主义,倒退回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苦难深渊中去。我们对孔孟之道的批判,是对机会主义路线批判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是早已为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经验所证明了的。
三
一九三七年十月,陈独秀发表长文《孔子与中国》,公开提出对孔老二要“重新评定价值”,全面肯定孔老二,彻底暴露了他尊孔派的本来面目。这是陈独秀背叛革命的必然结果。从他堕落成叛徒、托派的那一天起,他和蒋介石已没有什么本质的不同。一九三二年十月,蒋介石为了要把陈独秀收作爪牙,将他关进了监狱。一九三三年演了一出公审和判刑的假戏,而事实上当陈独秀还在狱中的时候,便已取得了宣传托派理论的自由。抗战开始后,一九三七年八月二十六日,蒋介石把陈独秀释放出狱,让他充当反共的急先锋。《孔子与中国》的发表,就是他出狱后报效蒋介石的见面礼,它直接地配合了蒋介石在当时所推行的尊孔反共的“新生活运动”。
陈独秀按照蒋介石的需要美化孔老二。他歪曲历史事实,硬说孔老二“非宗教迷信”、“近于科学”,说这是“孔子的第一价值”。他还把“建立君父夫三权一体的礼教”当成是“孔子的第二价值”。他还完全歪曲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编造出一个结论说:“孔子是中国的马基雅维里”。这样一来,孔老二就不是奴隶主贵族的代言人,而是摇身一变,成了反映新兴资产阶级利益的思想家了②。按照陈独秀和托洛茨基派的谬论,当时的中国还处在马基雅维里式的时代,而蒋介石则被认为是马基雅维里所推崇的“君主”。陈独秀这篇文章发表时,抗日战争已经开始,两条抗战路线正在展开尖锐斗争。因此,陈独秀的言下之意是:你们要坚持抗战、维护民族独立么?欧洲是经过君主专制的王权建立统一的民族国家
①《实行民治的基础》,《新青年》七卷一号.当时,他是把社会主义称为“经济生活中的民治主义”的。
②)马基雅维里是中世纪末意大利的政治思想家,著有《君主论》等书,主张意大利统一和君主专制。欧洲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的过渡,经历过一个由君主专制国家把小邦林立的割据状态改变成统一的民族国家的过程,这符合新兴资产阶级的利益。马基雅维里的思想反映了他们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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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中国应该统一于蒋介石。要反对蒋介石的法西斯独裁么?不必要,欧洲经过了君主专制的王权然后才走向民主,中国等待着蒋介石的恩赐吧。这就是他在抗战初期公开投靠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反革命宣言。
陈独秀从“批孔”到公开尊孔的演变过程,也是他在人民革命大发展面前越来越走向反动的过程。当新民主主义革命还没有开始时,陈独秀曾批评孔教。但当打倒孔家店的思想运动发展成工农群众的反封建大革命时,他投降买办豪绅,出卖了胜利果实。接着,工农群众开展土地革命,蒋介石和日本帝国主义共同掀起了尊孔复古的逆流。这时,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鲁迅在反文化“围剿”的艰苦斗争中,高举着反孔的大旗。而陈独秀却已堕落成为蒋介石的走狗,反共尊孔的小丑。鲁迅与陈独秀的不同发展道路,说明了反孔和尊孔两条思想路线是根本对立的。抗战初期,陈独秀以为抱着蒋介石这个“抗战领袖”的粗腿就可以得胜回朝,公开打出了尊孔的旗号,到处反共,十分卖力。但是有什么用呢?这个无耻的叛徒刚刚叫过除了蒋介石就没有别的党派能坚持抗战①,转眼间广州武汉一起失陷,蒋介石只能龟缩到峨眉山下去了,尊孔自然还是起劲的,但马基雅维里式的“统一”却是丝毫没有一点指望的了。
陈独秀在抗战后期,在尊孔反共的道路上越走越远。抗日战争和反法西斯战争,是中国和全世界人民力量迅猛发展的时代。但是,在陈独秀的眼睛里只有一片黑暗。四十年代初,他看到希特勒德国横扫全欧,不可一世,以为世界的形势是帝国主义势力的“扩大和加强”,甚至会是法西斯德国的胜利,战后局势是美德对峙。他还砚颜无耻地认为这在“资本主义制度的范畴以内会有一大进步”,并不是坏事②。不仅如此,他还认为中国的前途是或者做美帝国主义的附属国,或者变成德日法西斯的殖民地,应该在这个范围内去求“进步”。他甚至已经为此进行准备,着手和国民党政府驻美大使、随时准备对日妥协投降的胡适建立联系了③。这就是他给自己规定的出路,一条彻底卖国的出路。无奈没有能等到实现宿愿,陈独秀就在一九四二年五月,死在四川。卖国未成身先死,长使走狗泪满襟。陈独秀的死,是一个帝国主义应声虫之死。他死了以后,上海的汉奸报纸曾概叹地说,陈独秀有可能参加“和运”,可惜死掉了,真是一大憾事。犬死狗悲。汉奸的惋惜一语道破了事实的真相。
这就是陈独秀与孔老二的关系史,这也就是机会主义路线头子、叛徒、托派、反革命分子陈独秀的反动的一生。背叛了人民的人,必然会背叛祖国;坚持孔孟之道、坚持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反革命立场的人,最终都要投靠帝国主义,滚进汉奸、卖国贼等一切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中去。那些机会主义路线的头子,从陈独秀到林彪,莫不如此。
①抗战一年》,见陈独秀先生抗战文集》
②《战后世界大势之轮廓》,见1942年3月21日重庆《大公报》
③参看1941年1月《给Y的信》、给S和H的信》,见<陈独秀最后论文和书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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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修嘴里的“仁义道德'
上棉十七厂青年工人郑树清
“仁义道德”是孔老二反动哲学思想的重要内容。苏修社会帝国主义现在居然也令人肉麻地讲起孔老二的“仁义道德”来了。他们吹捧孔老二培养学生的“道德品质(首先是仁和义)”是为了“关心人民”。当苏修间谍被我民兵当场擒获、驱逐出境时,又恶毒攻击中国人民是“反人道主义”。苏修为什么对孔老二的“仁义道德”那么赞赏?毛主席在《为什么要讨论白皮书》这篇著作中,一针见血地指出:“帝国主义政府的反革命事业尽管每天都在做,但是在嘴上,在官方的文书上,却总是满篇的仁义道德,或者多少带一些仁义道德,从来不说实话。”原来,帝国主义干反革命事业都需要“仁义道德”这块遮羞布。苏修作为社会帝国主义,也不例外。
世界上果真有什么“仁义道德”吗?不,自从人类有阶级以来,从来就没有实行过真正的“仁义道德”,只有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孔老二一当官,就杀了革新派少正卯,终于撕掉了“仁义道德”这块遮羞布。帝国主义和被压迫人民、被压迫民族的关系是侵略、被侵略,掠夺、被掠夺的关系,是根本对立的。哪里谈得上什么“仁义道德”?
毛主席这一段话深刻地揭露了帝国主义千反革命事业的规律。资本主义越是发展到垂死的、腐朽的帝国主义阶段,就越需要“仁义道德”这套鬼话来欺骗和麻痹革命人民。苏修社会帝国主义拼命鼓吹“仁义道德”,也是和他的垂死性腐朽性联系在一起的。孔老二提出的“仁义道德”,本来是没落的奴隶主阶级的意识形态,是为维护没落的奴隶制服务的。
一切没落、反动的阶级,他们都需要戴上“仁义道德”这块假面具。奴隶主阶级是这样,地主、资产阶级也是这样。用帝国主义超级间谍林彪的话来说,在这个时候“谁不说假话,谁就要垮台”了。苏修社会帝国主义左一个“人道”,右一个“仁义”,正好证明苏修叛徒集团已是一批垂死的反动派,他们只能靠说假话来过日子,如果不说假话,他们就一天也混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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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去了。
帝国主义“从来不说实话”,这早已被无数铁的事实所一再证明了。当年,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实行残酷的“三光”政策,杀死了无数中国人民,可是嘴上却说要“建立大东亚新秩序”,和被侵略国家“共存共荣”。日本投降后,美帝国主义通过蒋介石的手,在三年时间内用飞机、大炮杀死了数百万中国人,可是嘴上还高唱要和中国人民建立“极亲密的友谊”。苏修社会帝国主义比当年的日本、美帝野心更大,但也更虚弱,因而也就更需要用牧师的外衣把自己装扮起来。苏修明明是把东欧和蒙古变成自己的殖民地和附属国,勃列日涅夫却偏偏把它叫做“社会主义大家庭”。苏修明明是搞资本输出,却偏偏高唱“无私援助”,“兄弟援助”。在援助的幌子下,苏修不是控制别国,就是进行超经济的剥削和掠夺。苏修明明是搞军事扩张,侵占别国领土,却说什么是“加强和平”。一九六八年十二月,苏修明目张胆地派兵侵占捷克斯洛伐克,恣意枪杀捷克斯洛伐克人民,却大喊这是从“牢不可破的友谊和合作出发”,是为了“社会主义大家庭各国的安全和利益”。苏修明明是出卖被压迫民族和人民,却偏要喊“支持”。更有甚者,苏修明明在中国边境屯兵百万,勃列日涅夫嘴上还说“我们是愿意改善中苏关系的”,等等,真是“口里仁义道德,心里男盗女娼”的“巧伪人”。难怪苏修对中国批林批孔运动极端仇视,而对孔老二的“仁义道德”那么赞赏了。
孔老二说,“仁者爱人也”。苏修的仁爱是假,侵略是真,已经是很清楚的了。但是,如果说苏修侵略、掠夺别国,对那些国家的人一个也不爱,那也有点冤枉。苏修社会帝国主义在镇压、掠夺别国的人民的同时,对那些国家的反动派却是爱得很的。岂止是爱,而且和他扪勾结起来,和他们建立“友谊”。当然这种“友谊”是建立在跟着苏修指挥棒转的基础上的。不然的话,即便你是反动派,他也还是要把你一脚踢开的。苏修对中国人民极端仇视,可是他却十分爱王明、刘少奇、林彪一伙叛徒,卖国贼。对于这些机会主义路线头目,
-一个又一个的垮台和归西天,苏修真是如丧考妣,发表言论,表示哀悼和“同情”,把他们说成是什么“代表中国真正利益的健康力量”,是“国际主义的力量”。苏修所说的“健康力量”、“国际主义力量”,实际上是代表一切剥削阶级利益的腐朽力量。苏修越爱林彪,就越证明林彪一伙是苏修的“超级间谍”,是妄图出卖中国人民利益甘当儿皇帝的叛徒、卖国贼,也越是证明苏修“要与中国改善关系”是假,而想颠覆我国的无产阶级专政是真。由此可见,那些机会主义路线头目,一个接着一个的垮台,对苏修的打击是多么沉重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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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不允许“灭国”再“兴”
公交汽车一场青年工人陆晓禾上海第一钢铁厂青年工人李春阳
孔子为了实现“克己复礼”这个复辟倒退的反革命纲领,声嘶力竭地叫嚷要“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林彪为了复辟资本主义,把孔老二的这套破烂货全盘继承了下来。他不但多次书写“克己复礼”的条幅,而且还疯狂叫嚣要“建立新的国家机器”,进行一场“新的夺权斗争”,对社会上的牛鬼蛇神“一律给予政治上的解放”。
林彪和孔老二对“灭国”如此感兴趣,是由其反革命阶级本性所决定的。列宁说过:“国家是特殊的强力组织,是用来镇压某一个阶级的暴力组织”。历来的剥削阶级所以能够游手好闲、大肆搜括民脂民膏,能够用鞭子、刑棍、屠刀、枪炮残害劳动人民,就是因为他们依附在剥削阶级国家机器这座靠山上。靠山倒坍了,花天酒地、醉生梦死的“乐园”也就随之崩溃了。因此,对于一切剥削阶级来讲,压迫劳动人民的反动政权被推翻,是痛苦的、不堪设想的事。他们想卷土重来、再踏在人民群众身上作威作福,首先要做的事,就是将“灭国”再“兴”。二千多年前,在奴隶起义和新兴地主阶级的打击下,“弑君三十六,亡国
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孔子面临这种局面,天天都为“兴灭国”而栖栖遑遑地奔走呼号。他看到齐国的地主阶级代表陈恒杀了奴隶主头子齐简公后,立即斋戒沐浴去朝见鲁哀公,要求兴师动众讨伐,再建齐简公的“灭国”;单是在墨子的“非儒篇”里,就记载了孔子搜罗一帮狐群狗党向新兴的地主阶级政权反攻倒算的七件坏事。奴隶主之国,对于孔子,是如同布帛菽粟一样地不可须臾离开的东西。林彪也不例外,他想自己当“皇帝”,让人民群众做牛做马,那一天不在为“兴灭国”而苦心经营。他们全部的反革命活动表明了,这伙叛徒无时无刻不在处心积虑地图谋推翻工农兵群众当家作主的新中国,“兴”已被送进历史博物馆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
“灭国”再“兴”,决不是简单的招牌变换、政权更替,而是意味着阶级关系的大变动。当年的孔老二提出要“兴灭国”,目的是为恢复“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奴隶主统治秩序,让已经处在小农经济下的广大农民倒退到奴隶社会,再次充当听任贵族们使唤的工具。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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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的林彪叫嚷要“建立新的国家机器”,说穿了,就是要回到豺狼当道、虎豹横行的旧社会,使已经解放了的劳动人民重新套上脚镣、手铐,受二茬罪。
我们是深知林彪那个“国家机器”的真正内容的。它就是老年工人经常给我们青年工人讲述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在那时,我们公交工人被骂作是“臭开车的”、“臭卖票的”,老师傅们不仅要受到祥人、资本家的剥削欺压,还要受到地痞流氓的敲榨勒索。工人偶然脱班,老板就凶神恶煞地喝“滚蛋”;查到一张漏票,“饭碗”就保不牢了。特别令人气愤的是,车辆开过外白渡桥,“守桥”的洋鬼子竟要我们向他鞠躬。在万恶的旧社会,“工人头上三把刀,老板、工头、外国佬;工人面前三条路,饿死、冻死和反抗”。可见,“灭国”再“兴”,正是“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悲剧重演。让阶级敌人的这种阴谋得逞后,那么,被中国人民亲手打倒的地、富、反、坏、右及历次机会主义路线头子这些“逸民”就会被“举”上台来,再来榨取劳动人民的骨髓血汗。正是在这个关键的一点上,地主资产阶级总是要紧紧捧牢鼓吹复辟倒退的孔孟之道不放,把他们自己的命运和复仇的希望死死地系在所谓“建立新的国家机器”之上。上钢一厂就有个反动资本家,在他以为气候适宜的时候,明目张胆地指着厂房、机器对工人讲:“这些东西都是我的,要统统还我!”最近,这个厂又有一个反革命分子竟公然大叫:“我就是要讲唯心论,讲孔孟之道”!这些家伙凭借他们反革命的本能,对资本主义复辟与孔老二的“兴灭国”之间的关系是心领神会的。
当然,阶级敌人企图“兴灭国”,决不仅仅是希望而已,他们随时都在“把这种希望变为复辟行动”。他们为反革命的阶级本性所驱使,从来就不喜欢我们这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百般留恋已被革命人民剥夺了的不劳而获的“天堂”生活。一遇机会,他们就会跳将出来兴风作浪,企图消灭社会主义的新中国,“兴”资本主义的旧中国。这一灭一“兴”,实际上就是一场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反攻倒算的阶级斗争。为了实现这个罪恶阴谋,他们还想方设法图谋勾结国际上的帝修反,特别是苏修社会帝国主义,企图里应外合一起“兴灭国”。林彪一伙是按照孔孟的“小国师大国”行事的,他在反革命政变计划《“571工程”纪要》中,就扬言要把我们社会主义祖国置于苏修的“核保护伞”下,让苏修的力量来“箝制”国内的革命力量。“灭国”再“兴”,正是引狼入室,容忍苏修的坦克蹂躏我国的锦绣河山,让这伙强盗在我国横冲直撞,而使中国人民沦为亡国奴。
但是,正如毛主席所讲的那样:“凡属倒退行为,结果都和主持者的原来的愿望相反。古今中外,没有例外。”林彪一伙为了“兴灭国”,最后却落得个粉身碎骨的可耻下场。当然,他所代表的阶级还在,一小撮“逸民”还在,这些人是永远不甘心自己的失败的,他们还在垂死挣扎,同我们作最后的较量。对此,我们必须保持高度的革命警惕,谁要“兴灭国”,我们就坚决把他打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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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庸之道”和“绝”
复旦大学历史系工农兵学员马俊民
“中庸”,用孔子的信徒朱熹的话说,就是“不偏不侍”,乍看起来,它似乎是同“把事做绝”对立的。最近偏又看了《东郭先生和狼》这本小册子,就不得不发些异议了。东郭先生在路上遇到一条被赵简子的军队追得无路可逃的中山狼,狼于是向东郭先生求救,爪子伏在地上,眼里含着泪珠,哀求东郭先生救它,并表白它和别的狼是“有别的”,是“决不吃人”或不做坏事的,总之是很“中庸”的。它的“中庸”面孔得到了东郭先生的信任,在书袋子里躲过了赵简子军队的追歼。但从东郭先生的书袋里出来以后,狼就是另一副嘴脸了,眼闪凶光,眦牙咧嘴,它要用东郭先生的脑袋来报答救命恩人了。看到这里,仔细一想,类似这狼性的人在历史上也不罕见的。别人且不论,就是那个高喊“中庸是最高道德”的孔老二,别人问他用什么办法从政,他总是答“子为政,焉用杀”。可是他才代掌宰相大权七天,就迫不及待地杀了地主阶级革新派人物少正卯,并且陈尸三天,杀一微百;临下台,还要堕毁代表新兴地主阶级势力的都城,不但没有一点不偏不倚的味道,倒象是条披着人皮的中山狼。
无独有偶,林彪一边高呼“中庸之道合理”,“凡事勿做绝了”,一边为复辟资本主义,建立林家父子法西斯封建王朝,妄图使用大炮、飞机、毒气…谋害中央领导同志,甚至还要联合美帝、苏修,引群狼入室,不惜把中国重沦为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的殖民地。你看,这手段又有多毒!鲁迅先生说过“中国人倘有权力,看见别人奈何他不得,或者有‘多数’做他护符的时候,多是凶残横恣,宛然一个暴君,做事并不中庸”。事实恰是如此!反动派对人民是从来不中庸,决不施仁政的。
自己不实行,为什么还要高喊中庸“是必须遵循的道”,“天下永恒不变的理”?看看孔老二在“中庸”毒药上贴的“民鲜久矣”的标签就清楚了,原来“这正因为大家并不中庸的缘故”。孔老二所在的春秋末期,“礼崩乐坏”,奴隶们起来造反了,新兴的地主阶级要变革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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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了,奴隶制朝不保夕了。此时孔老二无别计可施,便抛出中庸之道来,其意是要奴隶们“不偏不倚”,甘心情愿地被奴隶主驱使,永当会说话的“工具”;要新兴的地主阶级安分守己,莫犯上作乱,从而保持奴隶制的等级制度。可见,中庸之道正是孔子用以麻醉人们,挽救奴隶制的一根救命稻草,是地地道道的复辟之道,明明白白的骗子哲学。
但是,说“中庸”贩卖者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中庸,那也未免冤枉。比如,袁世凯为了当儿皇帝,在日本洋主子面前,就“悠悠然摆出别个无不偏激,惟独自己得了‘中庸之道’似的脸来”,密签了二十一条,用中国的主权来换取主子的欢心和豢养。抗日战争时期,蒋介石这个“真心的公理者又‘勿报复呀,‘仁恕’呀,‘勿以恶抗恶’呀…的大嚷起来”,结果几百万国民党军队一撤再撤,让出了东北、华北…。林彪这个法西斯恶棍,在革命人民对修正主义的坚决斗争面前,不是也如丧考妣般地大叫“骂绝了”,“斗绝了”,“做绝了”吗?你看,对他的“洋爸爸”和修正主义小兄弟,他是多么“中庸”、“仁爱”呀1
这也难怪。深得孔孟衣钵的林彪,自然是很重视“孝”“悌”之道的,何况孔子还说过:“做父亲的偷了羊,儿子就要为他隐瞒”;当人民的铁拳已经砸到他“洋爸爸”和小兄弟的头上的时候,这怎能不叫他悲痛欲绝呢?只不过他这一番“中庸”的嚎叫,不但不表明他的“不偏不待”,相反,尽露出的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豺狼面貌。林彪的表演很容易使人想起《聊斋志异》里《画皮》中的魔鬼,用一张画得美人儿般的皮被在身上,并且说话娓蝇动听,笑容“可亲”,但谁要是被她迷惑住,谁就连命也搭进去了。因此,“必须不被搽在表面的自欺欺人的脂粉所诓骗,却看看他的筋骨和脊梁”。如若不然,就会上当。“不打落水狗,反被狗咬了”的例子,历史上也是并不少见的。巴黎公社的教训,很可以发人深省。辛亥革命时的王金发,捉住了杀害秋瑾女士的大地主章介眉,却叉将他放了,“据说是因为已经成了民国,大家不应该再修旧怨罢”,结果反饮了章介眉一伙的枪弹。中庸之道正是“毒
生
辣的皮鞭和枪弹的甜蜜补充”,是一把杀人不见血的软刀子。
“共产党的哲学就是斗争哲学”。我们共产党人从来认为隐瞒自己的政治观点是可耻的。我们公开告诉反动派,对反动的东西我们就是要斗绝,要从根掘,当前深入开展的批林批孔运动,正是为达此目的而进行的战斗。
学习与就荆
挖掉孔子这个反动思想的大垃圾堆,必然要引起一群苍蝇的嗡翁叫。苏修、美帝、蒋介石、南朝鲜…不是感到有如伤筋断骨似的苦痛,而拼命的污蔑我们这一伟大斗争吗?但这恰从反面证明我们做对了。“被敌人反对是好事而不是坏事”。斗则进,不斗则退,不斗则垮,不斗则修。因此,我们必须横扫一切害人虫,直到他们在地球上绝迹的时候
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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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牙《哥达纲领批判》
mtititiitititiitimt
为什么要学习《哥达纲领批判》?
金盛曦
当前,批林批孔斗争正在向纵深发展。为了在这场重大的政治斗争和思想斗争中,更好地发挥主力军作用,广大工农兵群众正遵循毛主席关于“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的教导,努力读马、列的书,读毛主席的书,进一步掌握批判的武器,在斗争中不断取得新的胜利。“指导一个伟大的革命运动的政党,如果没有革命理论,没有历史知识,没有对于实际运动的深刻的了解,要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哥达纲领批判》是马克思在晚年写的一部伟大著作,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一部纲领性文献,是指导我们当前深入开展批林
乙
批孔斗争的强大思想武器,应当反复学习。
根据一些单位的经验,在批林批孔斗争中,学习和领会这部著作,要特别注意针对林彪和孔孟之道的几个基本问题,并联系当前现实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反复弄懂弄通。
(一)《哥达纲领批判》鲜明地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纲领同机会主义的反动纲领的尖锐对立。
“一个新的纲领毕竟总是一面公开树立起来的旗帜”。革命的阶级有革命的纲领,反动的阶级也有反动的纲领。浸透了拉萨尔机会主义思想的《哥达纲领》,是一个代表当时德国地主资产阶级利益的反动纲领。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到七十年代,马克思主义早已创立了。在马克思、恩格斯的领导下,第一国际也已成立了。特别是,巴黎无产阶级英勇起义,进行摧毁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尝试,生动地证明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是无比正确的。正是在这样的革命形势下,《哥达纲领》竞然捡起拉萨尔的破烂,宣称要通过地主资产阶级的“国家帮助”来实行社会主义。“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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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纲领既没谈到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也没谈到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国家制度。”这是地地道道的大倒退,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全面反动。这是一个“极其糟糕的、会使党堕落的纲领”。“这个连文字也写得干瘪无力的纲领中差不多每一个字都是应当加以批判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这个纲领草案中所表现的断然的退步”,“感到特别愤慨”。马克思从报上
一读到这个纲领草案,立刻就怀着无产阶级的革命义愤,逐字逐句地对它进行批判,写下了《哥达纲领批判》这部伟大著作。“破字当头,立在其中。”马克思在批判机会主义纲领的过程中,提出了无产阶级政党的战斗纲领。这样,摆在人们面前的就有两个纲领:一个是向拉萨尔机会主义倒退的纲领,一个是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纲领。在阶级存在的社会内,围绕着纲领问题的斗争,始终是尖锐激烈的。我们党根据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鲜明地提出了自己的基本纲领,这就是:彻底推翻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用无产阶级专政代替资产阶级专政,用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党的最终目的,是实现共产主义。
一切修正主义者都是仇视这个纲领的。林彪捡起孔老二的“克己复礼”当作自己复辟资本主义的反动纲领,是明目张胆地反对我们党的纲领。因此,我们同林彪之流的斗争,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马克思主义同修正主义生死存亡的斗争。学习马克思对《哥达纲领》的批判,对我们今天批深批透林彪鼓吹的“克己复礼”,进一步认清林彪这个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两面派、叛徒、卖国贼的真面目,认清林彪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的极右实质,肃清其流毒,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二)《哥达纲领批判》是两条路线斗争历史经验的总结。
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一定要反映到工人运动中来,一定要反映到党内来,并形成两条根本对立的路线。马克思主义路线就是在同形形色色的机会主义路线的反复斗争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到七十年代,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展开充分斗争的年代,也是工人运动中两条路线斗争极其激烈的年代。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当拉萨尔派作为德国工人运动的一个机会主义派别产生的时候,马克思和恩格斯不但亲自同这个机会主义派别作斗争,而且教育德国工人运动中的革命派(爱森纳赫派)同拉萨尔派作斗争。经过多年的马克思主义路线同拉萨尔机会主义路线的斗争,拉萨尔派已经“陷入极端因难的境地了”。《哥达纲领》的出现,是向马克思主义路线发动的新反扑。马克思为了打退拉萨尔机会主义路线,发扬无产阶级的反潮流精神,抱病写下了《哥达纲领批判》,“其中第一次明确而坚定地表明了马克思对拉萨尔从他开始从事鼓动工作起就采取的方针的态度,并且同样地表明了对拉萨尔的经济学原则和策略的态度。”这是对拉萨尔机会主义路线的一次彻底的清算。同时,在批判过程中,进一步为无产阶级政党制定了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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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思主义的路线。这样,《哥达纲领批判》就成了当时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经验的总结。马克思通过《哥达纲领批判》教育我们,在路线问题上,决不能“拿原则做交易”,决不能搞折衷调和。在当前正在深入展开的批林批孔斗争中,我们要学习马克思总结的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经验,彻底清算、深入批判林彪和孔孟之道,彻底清算、深入批判林彪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的极右实质在各方面的表现。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决不能和任何反动的唯心论建立统一战线”。一定要坚持发扬反潮流精神,正确地开展两条路线的斗争,斗则进,不斗则退,不斗则垮,不斗则修。
(三)《哥达纲领批判》是无产阶级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反对资本主义倾向
的指南。
资本主义剥削制度,是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受剥削、受压迫的根源。一切机会主义者、修正主义者都竭力维护资本主义剥削制度,为资产阶级效劳。拉萨尔的经济学鼓吹“既经合法获得的任何财产都是完全不可侵犯而合理的”。这就暴露了他作为资产阶级走狗的反动面貌。《哥达纲领》-一方面空谈“劳动”和“社会”,一方面空谈“国家帮助”,散布在资本主义剥削制度下工人可以摆脱资产阶级的剥削和压迫的幻想。《哥达纲领批判》从对拉萨尔经济学的锐利批判中,用极其精炼的语言,讲明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最根本的原理,指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础就在于:物质的生产条件以资本和地产的形式掌握在非劳动者的手中,而人民大众则只有人身的生产条件,即劳动力。”“在资产阶级社会的这个最后的国家形式里阶级斗争要进行最后的决战”。无产阶级只有发动暴力革命,摧毁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建立无产阶级专政,铲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这个“社会祸害”,建立社会主义经济,成为政治上、经济上的主人,才能铲除剥削和压迫的根源,获得彻底的解放。这样,《哥达纲领批判》就成了无产阶级彻底埋葬资本主义剥削制度的锐利武器。林彪效法孔老二“克己复礼”的阶级内容,就是把被打倒的地主资产阶级重新扶植起来,恢复封建的资本主义的剥削制度,使这伙牛鬼蛇神再度在政治上、经济上成为主人,把广大劳动人民重新踩在脚下,成为他们的雇佣奴隶。林彪在经济领域推行的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是妄图否定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在政治上、经济上的主人地位,妄图瓦解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象孔老二妄图复辟奴隶主的“井田制”那样,复辟地主资产阶级的剥削制度。学习《哥达纲领批判》,将使我们进一步懂得,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要真正成为政治上、经济上的主人,必须把社会主义经济的命运牢牢地掌握在自己手里,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彻底批判林彪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反对资本主义倾向,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经济基础
而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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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哥达纲领批判》是加强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基础。
资本主义制度,是由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意识形态等上层建筑保护的。拉萨尔派竭力美化地主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及其整个反动的上层建筑,散布“对国家的忠顺信仰”,“对民主奇迹的信仰”。这是对资产阶级上层建筑的屈服,对社会主义革命的背叛。马克思通过对《哥达纲领》的批判,第一次论述了共产主义社会的两个发展阶段,奠定了关于从资本主义社会到共产主义社会的过渡时期的学说,发展了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马克思指出,社会主义社会“在各方面,在经济、道德和精神方面都还带着它脱胎出来的那个旧社会的痕迹”。“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从前者变为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同这个时期相适应的也有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马克思还论述了民主、自由、教育、信仰等上层建筑范畴的阶级性质,替无产阶级在上层建筑领域实行专政指示了方向。毛主席制定的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告诉我们,反对修正主义的斗争是一个长期的斗争。坚持无产阶级专政,还是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始终是马克思主义同修正主义斗争的焦点。林彪把“克己复礼”当作万事中最大的事,恶毒攻击无产阶级专政是“恃力者亡”,根本目的就是妄图从根本上改变党的基本路线和政策,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我们学习马克思的教导,要善于运用对立统一规律来指导上层建筑的革命,提高贯彻执行党的基本路线的自觉性,提高反修防修的自觉性,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坚持无产阶级在上层建筑领域包括各个文化领域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坚持无产阶级世界观,批判资产阶级世界观,把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落实到每个基层。
《哥达纲领批判》还论述了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原则的基础上,加强无产阶级的国内团结和国际团结的重大意义。马克思对拉萨尔鼓吹的把工人阶级以外的一切阶级都当成“反动的一帮”的机会主义路线,进行了尖锐的批判。马克思还对拉萨尔之流鼓吹的狭隘的民族观点进行了尖锐的批判,指出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就其形式来讲是本国范围内的斗争,在内容上则是国际性的。我们要学会运用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观点,去分析社会各阶级的状况,分清敌、我、友,正确区别和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彻底批判林彪的分裂阴谋,坚持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为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作出更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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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达纲领批判》是两条路线斗争历史经验的总结
宫效闻
《哥达纲领批判》是马克思为我们无产阶级写的一部光辉著作。在这部著作中,马克思总结了自十九世纪四十年代马克思主义诞生以后同机会主义路线斗争的历史经验;在批判拉萨尔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的过程中,用非常精炼的语言说明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最基本的原理;在批判拉萨尔机会主义政治纲领的过程中,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根本理论,第一次提出了关于共产主义两个发展阶段的原理,为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建设社会主义,实现共产主义,指明了康庄大道。《哥达纲领批判》是马克思主义的一部纲领性文献,是两条路线斗争历史经验的总结。
(一)
一八七五年,马克思写《哥达纲领批判》的时候,德国工人运动有两个政治派别,一个是以李卜克内西、倍倍尔为首的爱森纳赫派,一个是由拉萨尔分子所控制的拉萨尔派。拉萨尔派,是一个机会主义派别。这一派的组织,是一八六三年五月成立的“全德工人联合会”,拉萨尔是这个联合会的第一任主席。拉萨尔是一个野心家、阴谋家、两面派。他一方面自称是马克思的学生,以便利用马克思的崇高威望来抬高自己;另一方面,却暗地里同普鲁士王国宰相俾斯麦相勾结,扼杀和出卖工人运动,疯狂地反对马克思主义。他东拼西凑,搞了一套机会主义的理论、纲领和策略,宣扬争取普选权和依靠反动“国家帮助”建立生产合作社来实现社会主义,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在一八六三年到一八六四年的一年中,他同俾斯麦进行了多次秘密会谈,经常书信往来。他公然说什么工人等级“本能地感到自己倾向于独裁”,“倾向于把国王看作是社会独裁制的天经地义的承担者”,等等。拉萨尔甚至还把“联合会”的章程“尊敬地”送给俾斯麦过目,从而领取反革命津贴。一八六四年八月,拉萨尔为了争夺一个女人同别人决斗,中弹而死。他可耻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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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了以后,他的徒子徒孙贝克尔、施韦泽和哈森克莱维尔等人先后控制着“全德工人联合会”,继续执行拉萨尔的机会主义路线。
在德国工人运动中,拉萨尔机会主义的出现,决不是偶然的,它是阶级斗争在工人运动内部的反映,是社会上阶级斗争的必然产物。
十九世纪五十一一六十年代,德国的资本主义经济有了较大的发展。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无产阶级和地主、资产阶级的矛盾日益尖锐起来。当时,德国的资产阶级非常害怕工人运动的发展,因而同掌握国家政权的封建势力勾结,用各种方法削弱工人运动。拉萨尔派机会主义者就是地主、资产阶级在工人运动内部的代理人。
爱森纳赫派是德国工人运动的左派。它是在马克思、恩格斯的关怀和指导下,在同拉萨尔机会主义的斗争中建立和成长起来的。这一派以李卜克内西、倍倍尔为代表,于一八
六九年八月,在爱森纳赫城召开代表大会,成立了德国社会民主工党。人们称他们为爱森纳赫派。
爱森纳赫派同拉萨尔派是根本不同的。
拉萨尔派是一个机会主义派别,他们所推行的政治路线代表了没落的地主、资产阶级的利益。马克思是坚决反对他们的机会主义路线的。至于李卜克内西领导的爱森纳赫派,有些观点—比如在纲领中提出要建立所谓“自由的人民国家”,马克思、恩格斯是不同意的。但是,在他们的纲领中,明确地提出了要坚决反对当时的政治制度和社会制度,提出了为消灭一切阶级统治而斗争,提出了政治自由是劳动阶级经济解放的必不可少的前提,宣布爱森纳赫派是国际工人协会(即第一国际)的一个支部,拥护国际的一切努力,等等。所以,从总的方面来看,爱森纳赫派是代表无产阶级利益的革命派。
爱森纳赫派成立以后不到一年,爆发了普法战争。法军接连败退,普鲁士军队横行法国,直逼巴黎城下。巴黎的工人阶级为保卫巴黎,反对资产阶级卖国政府,举行了英勇的武装起义,并于一八七一年三月十八日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一巴黎公社。在这个重大的国际事件中,爱森纳赫派执行了第一国际的指示,为反对普鲁士王朝对法国的侵路,为支持巴黎公社起义,声援法国工人阶级,进行了英勇斗争。而拉萨尔派却站在沙文主义立场上,卖力地支持普鲁土政府的侵法战争,并且同野蛮镇压巴黎公社的刽子手俾斯麦勾结,破环法国工人斗争。
由于两派推行着截然不同的政治路线,产生了完全不同的结果。爱森纳赫派在马克思、恩格斯的关怀帮助下,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路线,坚特了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因此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工人拥护。相反,拉萨尔派所控制的“全德工人联合会”,由于推行拉萨尔的机会主义路线,再加上马克思主义在德国工人中日益广泛的传播,促使许多会员对“联合会”的头目越来越不满,纷纷转到爱森纳赫派方面来。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爱森纳赫派路线对了,一天比一天兴旺,人数从少到多,组织从小到大,使工人运动蓬蓬勃勃地发展起来。与此相反,拉萨尔派路线错了,搞机会主义,结果被越来越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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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工人所抛弃,陷入走投无路的境地。林彪这个修正主义头子曾经扬言他要“指挥一切,调动一切”,结果是一切不能指挥,一切不能调动,最后只好带着几个死党狼狈出逃,投奔苏修,叛党叛国,摔死在温都尔汗。这些历史事实都说明,搞修正主义,开历史的倒车,是没有前途的,是不会有好下场的。
(二)
拉萨尔派由于推行机会主义路线,到一八七四年,已经陷入极端困难的境地了。正是在这个时候,拉萨尔派想利用爱森纳赫派在工人阶级中的威信和影响,来巩固他们摇摇欲坠的地位,向爱森纳赫派提出了两派合并的要求。恩格斯在给倍倍尔的信中也说:“拉萨尔分子所以靠拢我们,是因为他们不得不这样做,是因为他们的党已全部瓦解,是因为他们的首领都是些无赖或蠢驴,群众不愿意再跟他们走了”。
既然拉萨尔派找上门来,要求合并,这就在爱森纳赫派面前提出了一个要不要合并,以及在什么基础上合并的问题。对于这个问题,马克思主义者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呢?“八七一年,原来四分五裂的德国统一了。马克思、恩格斯从德国工人阶级的根本利益出发,认为在统一的德国建立一个统一的工人阶级政党,把工人阶级联合起来,是必要的,因此并不一概反对合并。但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一再告诫李卜克内西等人,不要追求“不惜任何代价”的统一,决不能“拿原则来做交易”,还明确指出:“合并的第一个条件是,他们不再做宗派主义者,不再做拉萨尔派。”马克思还告诉爱森纳赫派的领导人,如果拉萨尔派拒绝放弃机会主义路线,就只能同他们缔结一个反对共同敌人的行动协定,不要仓促进行合并。但是,马克思、恩格斯的告诫,并没有被他们所接受。李卜克内西等人一心迷恋两派的合并,鼓吹“必须有所让步”,并且背着马克思、恩格斯,同拉萨尔派的头目哈赛尔曼一起起草了一个浸透了拉萨尔主义的《纲领草案》(即《<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纲领)草案》)。这个纲领草案,后来略加修改,就在一八七五年五月在哥达城召开的两派合并大会上被通过了。这就是臭名昭著的《哥达纲领》。
《哥达纲领》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机会主义纲领,它在一系列重大原则问题上背叛了马克思主义,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大反动、大倒退。主要表现在:
第一,在要不要消灭生产资料私有制的问题上,马克思和恩格斯早在一八四八年合写的《共产党宣言》中就明确指出,共产主义的特征是要消灭私有制。资产阶级私有制是建筑在阶级对立上面、建筑在一些人对另一些人的剥削上面的最后而最完备的表现。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共产党人可以用一句话把自己的理论概括起来:消灭私有制。”可是,相隔二十七年后出笼的《哥达纲领》,却离开生产资料的占有关系,泛泛地谈论“劳动”和“社会”,以便达到维护资产阶级私有制的目的。
第二,在资本家是不是剥削工人以及怎样剥削工人的问题上,马克思在许多著作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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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是在一八六七年出版的《资本论》中,极其深刻地揭开了资本家剥削工人的秘密,创立了剩余价值理论。可是,一八七五年炮制的《哥达纲领》,却把拉萨尔捏造的“铁的工资规律”塞了进来,掩盖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妄图永久保存雇佣劳动制度。
第三,在无产阶级要不要用暴力夺取政权的问题上,马克思、恩格斯早在《共产党宣言》中就明确指出:“无产阶级用暴力推翻资产阶级而建立自己的统治”。可是,倒退的《哥达纲领》却鼓吹“议会”道路,提出要反动的“国家帮助”建立生产合作社来实现所谓社会主义。
第四,在要不要无产阶级专政这个根本问题上,在《共产党宣言》中已提出了无产阶级专政的思想。一八五○年,马克思在《一八四八年至一八五○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文中更明确提出:“社会主义就是宣布不断革命,就是无产阶级的阶级专政”。可是,《哥达纲领》却背叛马克恩主义,鼓吹所谓“自由国家”,安图维护资产阶级专政,反对无产阶级专政。
第五,在要不要同农民结成联盟的问题上,马克思主义认为,贫苦的农民是无产阶级的可靠的同盟军,而《哥达纲领》却跟着拉萨尔主义,认为“对工人阶级说来,其他一切阶级只组成反动的一帮”。
第六,在要不要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问题上,马克思主义历来认为,无产阶级的獬放事业是国际性的,各国的无产阶级必须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相互支持,相互援助,实行“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哥达纲领》却完全抛弃了这一原则,鼓吹狭隘的民族主义。
“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在路线问题上没有调和的余地”。当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报上见到这个“极其糟糕的、会使党堕落的纲领”草案的时候,一致认为,对“这个纲领草案中所表现的断然的退步,就不能不使我们感到特别愤慨”,坚决表示决不能容忍爱森纳赫派的领导人这样无原则地向拉萨尔派投降。马克思和恩格斯为了坚持马克思主义,反对机会主义,为了帮助德国党划清马克思主义同机会主义的界限,能够真正发挥无产阶级先锋队的作用,同时,也为了教育犯错误的同志,及时地对纲领草案提出了尖锐的、严肃的批判,并且严厉地批评了爱森纳赫派的领导人对拉萨尔派的无原则让步。一八
七五年三月,恩格斯写信给倍倍尔,深刻地批判了纲领草案,指出“这个连文字也写得干瘪无力的纲领中差不多每一个字都是应当加以批判的”。同年四、五月间,马克思不顾自己的身体健康,抱病写了《对德国工人党纲领的几点意见》,对《哥达纲领》草案逐字逐句地作了严厉的批判。在五月五日,即马克思生日的那一天,寄给了爱森纳赫派的一位领导人白拉克,这就是著名的《哥达纲领批判》。
马克思的《哥达纲领批判》,尖锐地批判了拉萨尔的机会主义路线,体现了坚定的革命原则性,是马克思主义路线同机会主义路线斗争的历史经验的总结。
马克思主义同机会主义斗争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决不能“拿原则来做交易”。“共产党的哲学就是斗争哲学”。斗则进,不斗则退,不斗则垮,不斗则修。在《哥达纲领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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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马克思的最后一句话是:“我已经说了,我已经拯救了自己的灵魂。”这也就是说,在路线问题上,必须坚决反对折衷调和,决不能同机会主义同流合污。正如毛主席说的:“决不能和任何反动的唯心论建立统一战线。”
马克思在写《哥达纲领批判》的时候,拉萨尔已经死去十多年了。但是,拉萨尔的思想政治路线还在腐蚀着当时德国的工人阶级。今天,林彪也死掉几年了,同样,他的反动思想和修正主义路线,也是决不会轻易退出历史舞台的,还会在人们中间腐烂发臭,毒害人们。林彪反动思想的老根,是孔孟之道。孔孟之道已经毒害人们两千多年了。可见,思想政治路线方面的斗争,是长期的、很激烈的。如果不斗倒拉萨尔机会主义,如果不斗倒林彪的修正主义和孔孟之道,工人阶级就不可能获得政治上思想上经济上的彻底解放。我们广大工农兵是批判修正主义的主力军,是批林批孔的主力军。我们要学习无产阶级革命导师的革命批判精神,反对反动的中庸之道,把批林批孔的伟大政治斗争和思想斗争进行到底。
(三)
马克思的《哥达纲领批判》,当时并没有公开发表。到了一八九一年,即《哥达纲领批判》写作后的十五年,才由恩格斯把它发表出来的。
马克思在给白拉克的信里提到,当纲领草案被正式通过以后,马克思和恩格斯将要发表一个声明,表明他们和《哥达纲领》“毫不相千”、“毫无共同之点”。但是《哥达纲领》通过以后,德国工人在实际斗争中,对纲领做了一些共产主义的解释,领会出纲领中“应该有但现在却没有的东西”,而那些资产阶级蠢驴们也没有能够嗅出纲领的机会主义内容,没有抓住这个纲领大作文章,反而把它当作是真正的共产主义纲领,加以郑重对待。这就是恩格斯在给白拉克的信中写到的:“这个纲领的遭遇比它应该有的遭遇要好些。”正因为这样,马克思和恩格斯才对纲领保持“沉默”。恩格斯指出:“仅仅是由于这种情况,马克思和我才没有公开声明不同意这个纲领。”
另外,在《哥达纲领批判》中,除了对拉萨尔机会主义作了无情的揭露和严肃的批判以外,还对李卜克内西在起草纲领中所犯的向拉萨尔主义投降的错误,进行了严厉的批评。是不是要在全党公开爱森纳赫派领导人的错误,这要看时机和条件。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无产阶级革命导师马克思、恩格斯不仅敢于斗争,而且善于斗争,为我们树立了既坚持革命原则、又讲究斗争策略的典范。
马克思、恩格斯虽然反对两派无原则的合并,但是当两派合并以后,他们还是满腔热忱地支持和指导德国工人运动的发展,使之尽可能达到好的结果。恩格斯在给倍倍尔的信中曾说:“这整个事件是一次富有教育意义的试验,它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也还有希望取得极其有利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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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影响下,两党合并以后的德国工人运动有了新的发展。合并以后党的名称改为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党的队伍扩大了。但是,由于拉萨尔主义在党内的影响,由于统治阶级不断地变换反革命策略,也使机会主义思潮在党内得到了发展。
两派合并以后不久,象杜林这祥一类“江湖骗子”,就打着“革新科学”的幌子跳了出来,贩卖折衷主义,狂妄地叫嚣要对马克思主义进行全面的“改革”,并且纠集莫斯特、伯恩施坦等人组织小宗派,从事罪恶的分裂活动。恩格斯写了著名的《反杜林论》,迎头痛击了这股机会主义思潮。
两派合并以后的第三年,即一八七八年,反动的俾斯麦政府大搞白色恐怖,颁布了镇压社会主义工人党的法令,即所谓“非常法”。“非常法”实行以后,在白色恐怖下,有的不坚定的分子退了党,有的屈服于敌人的压力,主张无条件地服从“非常法”,其中的代表人物,是赫希柏格、伯恩施坦和施拉姆三个机会主义分子,即所谓“苏黎世三人团”。敌人的镇压,使那些在折衷主义旗子下贩卖机会主义的骗子被迫现出了原形,这就从反面教育了广大工人和党员群众,唤醒了人民,锻炼了人民,从而促进了工人运动的发展,扩大了党的影响。狡猾的敌人于是变换了反革命策略,在一八九○年十月废除了“非常法”,鼓吹要实行“自由主义”政策。在这种新形势下,党内的右倾机会主义者则跳出来,吹捧统治阶级的“自由主义”政策的进步性,鼓吹议会道路。这种情况,正如列宁说的:“资产阶级策略上的转折,使修正主义在工人运动中间猖狂起来,往往把工人运动内部的分歧弄成公开的分裂。”
对于各种机会主义思潮,马克思、恩格斯以决不妥协的精神予以迎头痛击。当“苏黎世
三人团”跳出来攻击阶级斗争的时候,马克思和恩格斯立即写了《给奥·倍倍尔、威·李卜克内西、威·白拉克等人的通告信》,严正指出:“我们决不能和那些想把这个阶级斗争从运动中勾销的人们一道走。”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还在恩格斯的指导下,同拉萨尔派的头目哈森克莱维尔、哈赛尔曼等人的分裂活动进行了多次的斗争,并把哈赛尔曼开除出党。
一八九○年十月,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在哈雷召开了代表大会。这次大会以后,党的名称改为德国社会民主党。经过十儿年阶级斗争的实践,李卜克内西等党的领袖逐步认识到十五年前的《哥达纲领》有错误,需要修改。但是,由于李卜克内西给机会主义这个“鬼”缠住了,不能从思想上同拉萨尔机会主义彻底划清界限,而且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批评一直耿耿于怀,企图翻案。因此,李卜克内西在关于党纲问题的报告中,一面摘抄马克思的《哥达纲领批判》,把它当作自己的东西加以利用,一面又不指名地对《哥达纲领批判》进行攻击。可见,到底怎样修改纲领?今后的纲领到底应该是怎样的?这个问题紧迫地摆在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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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党内机会主义思潮的泛滥并不是孤立的。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导师马克思在一
八八三年逝世以后,由恩格斯领导建立起来的第二国际内部,马克思主义同机会主义的斗争同样是很激烈的。十九世纪的最后三十年,是资本主义的所谓“和平发展”的时期。在这种条件下,机会主义滋长起来了。它对第二国际和德国社会民主党来说,是一个很大的危险。要把无产阶级革命进行下去,要使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新党纲尽量少受机会主义的影响,迫切的任务就是要坚持马克思主义,批判机会主义,划清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同机会主义错误路线的界限,提高党的政治思想理论水平,使党沿着马克思主义路线的轨道胜利前进。
在当时的情况下,德国工人阶级和德国社会民主党由于马克思主义的教育,由于在斗争的实践中得到的锻炼,觉悟有了提高。这样,“用以剖析纲领草案的那种无情的尖锐性,用来表述得出的结论和揭露草案缺点的那种严厉性,一这一切在十五年以后的今天已不会使人见怪了。”另外,这时俾斯麦政府的“非常法”已废除。在“非常法”期间不能办到的事有可能办了。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发表《哥达纲领批判》的条件和时机已经成熟了。恩格斯为了“肃清有关拉萨尔的神话”,一八九一年发表了马克思的光辉著作《哥达纲领批判》。
但是,《哥达纲领批判》的发表,却是一个斗争过程。机会主义者十分害怕这篇文献的马克思主义阳光照进工人群众中去,千方百计地阻挠它的公开发表。党内一些同忘缺乏坚定的无产阶级觉悟,在同机会主义斗争时摇摇摆摆,不能理解公开发表的伟大意义,也反对这个英明的措施。
当时,围绕着发表还是不发表《哥达纲领批判》的斗争情况,在恩格斯论《哥达纲领》的信中都有反映。李卜克内西等人不但在信中猖狂反对《哥达纲领批判》的发表,而且企图强行阻止。面对这些复杂的斗争情况,恩格斯坚决地说:“这对我也没有什么了不起,还抵不上跳蚤咬一口。他们公开指蒉我们的岂止这些,而我们还是该做什么做什么。”为了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恩格斯抱着“我的责任就是最终一劳永逸地揭示出马克思和拉萨尔之间的真正关系”的信念,发扬了无产阶级的反潮流精神,不怕各种威胁,冲破重重阻力,毅然发表了《哥达纲领批判》。恩格斯这种反潮流的大无畏精神,这种坚持革命原则的坚定立场,是永远值得我们学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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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达纲领批判》的胜利发表,沉重地打击了机会主义思潮,提高了广大党员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恩格斯在一八九一年分析当时德国党内斗争形势的时候,满怀胜利的豪情说:“道地的拉萨尔分子只是在国外还作为一些孤独的残余存在着,而哥达纲领甚至也被它的那些创造者们在哈雷当做完全不能令人满意的东西抛弃了。”一八九一年十月,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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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社会民主党在爱尔福特召开代表大会,通过了《爱尔福特纲领》。这个纲领比《哥达纲领》前进了一步,但是,斗争并没有就此结束。《爱尔福特纲领》仍然存在着严重的机会主义错误。恩格斯对《爱尔福特纲领草案》进行了分析批判,特别是批判了草案中不提无产阶级专政,鼓吹“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谬论,尖锐地指出:“为了眼前暂时的利益而忘记根本大计,只图一时的成就而不顾后果,为了运动的现在而牺牲运动的未来,这种做法可能也是出于‘真诚的'动机。但这是机会主义,始终是机会主义,而且‘真诚的'机会主义也许比其他一切机会主义更危险。”恩格斯的话,预示着一场新的斗争开始了。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资本主义发展到了帝国主义阶段,世界进入了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新时代。帝国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以及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和帝国主义宗主国之间的矛盾,都日益激化起来。这种矛盾和斗争,不可避免地要反映到工人运动中来,反映到党内来,表现为两条路线的激烈斗争。
八九五年八月五日,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导师恩格斯逝世了。恩格斯逝世以后不久,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内就出现了以伯恩施坦为头子的反马克思主义的修正主义派别。早在一八七九年“非常法”时期,伯恩施坦作为“苏黎世三人团”的成员就开始暴露出他的修正主义嘴脸,受到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严厉批判。两面派伯恩施坦当时伪装梅改,实际上采取了孔老二的“小不忍则乱大谋”的反革命策略,用“韬晦之计”隐蔽下来,窥测方向,伺机而动。果然,在恩格斯逝世以后,这个家伙立即撕下伪装,为了适应帝国主义垄断资产阶级的需要,发动了对马克思主义的全面进攻。他公开叫嚷马克思主义已经“过时”,疯狂地提出要修正马克思主义,阉割马克思学说的全部革命内容。接着,第二国际内部又出现了以考茨基为代表的修正主义思潮。
当这股气势汹汹的修正主义逆流象潮水一样涌来的时候,以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导师列宁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者,高举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批判旗帜,发扬无产阶级反潮流的革命精神,迎头痛击了这股逆流,并且把马克思主义推进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即列宁主义阶段。斯大林说:“列宁主义是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马克思主义。”
列宁说得完全对:“十九世纪未叶革命马克思主义对修正主义的思想斗争,只是不顾市侩们的种种动摇和懦弱而向着本阶级事业的完全胜利迈进的无产阶级所进行的伟大革命战斗的序幕。”这场反对修正主义的伟大革命战斗序幕由列宁揭开了。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继承、捍卫、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领导亿万革命人民,同现代修正主义展开了激烈的斗争。毛主席教导我们:“搞掉这条黑线之后,还会有将来的黑线,还得再斗争。”当前,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批林批孔斗争,就是一场伟大的反对修正主义的激烈战斗。让我们高举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批判旗帜,把批林批孔斗争进行到底!把批判修正主义、批判资产阶级的斗争进行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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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料
拉萨尔言论摘编
一、鼓吹“劳动是一切财富的源泉”和“分配决定论”,
否认资本主义所有制是无产阶级贫困化的根源劳动分工是一切财富的源泉。只有在劳动分工的条件下,生产才变得日益有效和廉价,这一从劳动的本质中产生的规律,是唯一的经济规律。为了比较,这一规律可以叫做“自然规律”。它并非自然规律,因为它不属于自然领域,而属于精神领域,但它同电、重力、蒸气压力等等一样,具有同样的必然性。这是社会的自然规律。
于是,在一切民族中,出现了一批个人,他们为了个人利益而抓住了这一仅仅由于一切民族的精神本质而存在的社会自然规律,而从这些民族所创造的日益丰富而不断增长的收入中抛出一丁点残屑给令人吃惊的、极其贫困的,被无形镣铐束缚着的民族,这一丁点儿东西,即维持生命所必须的资料,是从前任何文化的野蛮人在顺利的环境中也能得到的!这同有些人恨不得宣布重力、蒸气压力、阳光的温暖是自己的财富一祥!他们养活人民,就象给机器擦油和生火一样,为的是维持他们的工作能力,即他们的食物仅仅被作为必要生产费用加以考虑。
拉萨尔:《巴师夏一舒尔采·德里奇先生。劳动和资本》,《拉萨尔文集》俄文
版第三卷第九O页
如果说现代社会的大生产现在已成了共同的合作生产,那末产品分配仍然不是共同的,而是个人的,也就是说,产品不仅作为物品,而且作为价值变成了企业主的个人财产,这是现代社会的基本矛盾之一。一方面是这种已经实现的生产的共同性,另一方面是分配中的极端个人主义,构成了那种深刻的矛盾,“进行工作的形式和方法本质上是由这种矛盾决定的”。
拉萨尔:《巴师夏一舒尔采·德里奇先生。劳动和资本》,《拉萨尔文集》俄文版第三卷第七二页
二、鼓吹“铁的工资规律”,为雇佣劳动制度唱赞歌这个在现今的关系之下,在劳动的供求的支配之下,决定着工资的铁的规律是这样的:平均工资始终停留在一国人民为维持生存和繁殖后代而按照习惯所要求的必要的生活水平上。这是就实际日工资总是在它周围摆动的中心点,既不能长久地高于它,也不能长久地低于它。实际的日工资不能长期地高于这个平均数,因为,那时就会由于工人状况的改善而发生婚姻频繁、人口增多,从而人手供应的增加,结果又会把工资压低到原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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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低于原来的水平。
但是,工资也不可能长期地低于这个生存所必要的生活水平。因为,那时就会发生人口外流、独身生活、节制生育,以至最后由于贫困而造成工人人数减少等现象,这样,就会使工人人手的供应短缺,从而使工资重新回到它原来的水平。
因此,实际的平均工资始终围绕着它这个重心不断地上下摆动,时而高些(在所有的或某些劳动部门的兴旺时期),时而低些(在或多或少普遍贫困和危机时期)。
平均工资限制在一国人民为维持生存和繁殖后代而按照习惯所必要的范围内一一我再重复一遍一,这就是在目前情况下支配工资的那个铁的严酷的规律。
拉萨尔:《公开的答复》,《拉萨尔文集俄文版第二卷第六七—六八页
通过自愿联合使工人等级上升为工人自己的企业主的地位,这是取消企业主利润的最和平、最合法、最简单的方法。通过这唯一的方法消灭目前生产条件下仅仅给予工人以生活所必需的雇佣工资、而将其余的全部都给予企业主的那个铁则,乃是改善工人等级状况的唯一正确、唯一实际、唯一符合工人等级合理要求的方法。
拉萨尔:《公开的答复》,《拉萨尔文集》俄文版第二卷第七三页
三、否认国家是阶级压迫的工具
专制君主由于其地位异己于一切阶级矛盾,高居在社会及其利益之上,至少能够根据自己的力量献身于共同的幸福,绝大多数人民的幸福。他是否这样做或做得怎样,这依赖于场合,依赖于他个人的智慧,才干及其全部性格的倾向。他至少能够这样做,他的地位要求他必须这样做。实际上,古老的君主专制制度最兴盛时的座右铭是:什么也不通过人民,一切为了人民。
拉萨尔:《间接税和工人阶级状况》,《拉萨尔文集》俄文版第一卷第二八一页
国家最后的和主要的目的是:积极地发展并不断完善人类;换句话说,是真正实现人的使命,即实现人类能够达到的全部文化。国家的目的就是教育人类向自由发展。
拉萨尔:《科学和工人。辩护演说》,《拉萨尔文集》俄文版第一卷第五○一
五一页
我争取工人的自由协会,但同时也争取普选权,因为我希望这种协会,并且认为只有在国家有效的文明的保护之下才是可能和实在的。
我认为国家崇高而伟大的任务是发展人性的萌芽,国家从有历史以来这样做了,并将世世代代做下去,我要求国家这个一切人的机关用自己有效的双手安排一切人的生活。
先生们,这种学说不是宣传破坏和野蛮行为;这是最高度的国家学说。
先生们,不管我们观点如何分歧,但是我们一致反对这种对一切道德的破坏!我同你们一起反对现代野蛮人,保卫文明的永恒的圣火一国家!
拉萨尔:《间接税和工人阶级状况》,《拉萨尔文集》俄文版第一卷第二八
八ー
-二八九页
可见,国家是属于你们的,先生们,属于贫苦阶级,而不属于我们上层等级,因为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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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由你们组成的!我问过什么是国家?现在你们从几个数字中比从几卷巨著中看得更清楚:国家,这就是你们,就是最贫苦阶级的庞大协会!
拉萨尔:《公开的答复》,《拉萨尔文集》俄文版第二卷第七九页
国家的使命就在于发展自由,使人类朝着自由的方向发展。
国家是把个人统一为一个道德整体,这种统一使得加入其中的一切个人的力量增长千万倍,使得其中的每一个人的个人力量无限地增长。
拉萨尔:飞工人纲领》,《拉萨尔文集》俄文版第一卷第三一页
国家的使命是,而且应当是通过一切人结合在一起的方法,帮助个人实现他无法实现的那种发展。
拉萨尔:《工人纲领》,《拉萨尔文集》俄文版第一卷第三二页
国家的方针目的是在:通过人们的这种结合,使他们能够实现和达到个人永远也不能达到的那种目标和生存水平,使人们能够获得对个人说来是难以想象的那样多的教育、力量和自由。
拉萨尔:《工人纲领》,《拉萨尔文集》俄文版第一卷第三一—一三二页
只有国家帮助可以真正改善工人的状况,这是一条不容置辩的规律。工人可以完全合法地要求改善整个工人等级的状况。
拉萨尔:《公开的答复》,《拉萨尔文集》俄文版第二卷第七四页
这项要求使工人与国家发生的唯一关系,就是国家以必要的资本即必要的信贷帮助工人协会。而帮助人类取得伟大的文明成就并发展这些成就,正是国家的任务和目的所在。这就是国家的使命。国家就是为此而存在的;国家一向为此服务,也应当为此服务。
拉萨尔:《公开的答复》,《拉萨尔文集>俄文版第二卷第七四页
实际上这种合乎道德的国家思想早已是国家的动力。不过,正如上面已经指出的,这往往是由事物的理智的力量不顾国家意志,甚至违反国家领导人意志而不自觉地发生的。因此,如果工人等级的思想成为国家的统治思想,那这只是走向自觉,使那种一直是不自觉的国家的有机本质成为自觉的社会目的。
这就是一切人类发展的伟大继承性和统一性:这里没有任何完全新的东西,这永远只是达到自觉,使自古以来已不自觉地起着作用的事物的有机本质成为自由意志。
拉萨尔:《科学和工人。辩护演说》,《拉萨尔文集》第一卷第五一一五二页
四、宣扬“剥削有理论”,为资产阶级涂脂抹粉
资本家呆在自己家里,享受巨额财富给他带来的种种方便和好处,那是再简单、再自然和再合法不过了。
当然,工人和小市民,总之,一切无产阶级,有权要求国家全心全意地改善工人阶级饥寒交迫的物质境遇;有权要求国家帮助那些用自己的双手创造使人类文明大放光彩的财富和社会每天必不可少的各种产品的人们,并把这种帮助作为自己的主要目的;工人有权要求国家帮助他获得更有保障的高额收入,获得受智育的机会,从而能够过真正的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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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但是尽管如此,工人永远不应忘记,而且永远也不会忘记:任何财产一经法律上承认,就是不可侵犯的,就是合法的。
拉萨尔:《工人纲领》,《拉萨尔文集》俄文版第一卷第…七页
我的话可能会成为得出虚伪的结论的理由,似乎你们有理由憎恨工厂主或企业主。这是极大的误会,因为谁也不能对现存制度负责。正如我在《工人纲领》中向你们解说的,它是长期历史过程的结果,这一过程并不是因为资产阶级的罪过而产生的。相反,资产阶级本身是这一过程的不由自主的产物。因此,阶级的憎恨和厌恶可能仅仅是粗暴的缺乏理解的结果,并且只能使你们的状况更加严重。必须脱下你们脚上的镣铐,但是必须根据明智的得议并在有产阶级同情的帮助下和平地解除,有产阶级的先进人物、科学人物奠定了解放的基础。但是,如果说非正义的有害的残酷手段只能使解除镣铐的过程发生困难,因而不应当让它俘虏那些先进人物,那末,另一方面,如果你们竟让巴师夏的信徒迷惑住了,以至相信不存在这种镣铐,那是有害的;如果诱惑和欺骗使你们失去精神和勇气,那也是有害的。你们应当对有产者和有教养的人说:“在现有文明水平下,你们必须贡献出自己的全部力量,使我们摆脱这些镣铐!”
拉萨尔:《论工人问题》,《拉萨尔文集》俄文版第二卷第一○O页
我证明,资产阶级思想的统治是全世界解放的历史事业,它是一个最伟大的道德和文化历史过程,甚至是工人等级思想发展必要的世界历史条件和过渡阶段。
因此,我证明了这种统治客观上是合理的,使工人等级容顺资产阶级的历史统治。我用这-一点使工人等级容顺资产阶级统治,因为最高的调和形式是理解束缚我们的东西的合理性。
拉萨尔:《科学和工人。辩护演说,《拉萨尔文集》俄文版第一卷第六二页
五、鼓吹议会道路,取消无产阶级革命
“革命”一词的科学意义是什么?革命和改良有什么区别?
革命意味着变革,并且总是在现存原理被全新的原理代替时进行的,是不是通过暴力,反正都一样。改良是在现存制度的原则保持着,仅仅有所缓和或比较彻底、比较正确地发展的情况下发生的。在这里,手段没有任何意义。改良能够通过起义和流血来进行,而革命是在最深刻的领域内进行的。农民战争是企图用暴力迫使实行改良。工业革命是
十足的革命,虽然是通过最和平的道路进行的,因为事物的旧秩序被全新的原则代替了。
拉萨尔:《科学和工人。辩护演说》,《拉萨尔文集》俄文版第一卷第七三页
评论家先生的第二个反对意见是:我似乎只注意资本和劳动的对立,而没有注意资本和劳动的联系。评论家先生说:“实际上正是应当把各种联系看作解说社会问题的正确范围。”据评论家先生说,这种联系是由中产阶级代表的。评论家先生继续说:“任何有理智的解说的首要任务正在于排除(资本和劳动的)极端性,也就是保全中产阶级,一切有远见的人都认为现代工业发展的主要危险是吞噬中产阶级,越来越引起上述极端性。”我愿意乐意地承认这些论点中-一切正确的东西。它们与其说是反驳,宁可说是对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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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我所建议的解决方法有利的极好证明。
实际上,建立资本和劳动的联系,这也正是社会问题的真正内容和实际公式。同样正确的是,保全或复兴健全的中产阶级应当是解决社会问题的主要目的。解决社会问题的方法正确与否的试金石,就在于它能否创造出这一中产阶级。
拉萨尔:《驳<十字架报>对<巴师夏一舒尔采·德里奇>一书的评论》,《拉萨尔文集》俄文版第三卷第二二八一-二二九页
第四等级绝不要求任何新特权,正因为如此,它同全人类是完全一致的。它的事业是真正全人类的事业,它的自由是人类本身的自由,它的统治是一切人的统治。
从我向你们解释过的意义上说,宣布工人等级的思想为社会的统治原则,这绝不是号召社会各阶级的分裂和敌视;这是号召调和,是对整个社会的号召,号召消除社会集团之间的各种矛盾,这是号召团结,所有反对特权、反对特权等级压迫人民的人都应当响应这个号召;这是仁爱的口号,它一经从人民心里进发出来,将永远成为人民真正的口号,而且就其内在性质来说,甚至当人民发出战斗呼声的时候,它也仍不失为仁爱的口号!
拉萨尔:《工人纲领》,《拉萨尔文集》俄文版第一卷第二五页
至于法权思想,那我在哪儿也找不到比普遍直接选举权提出的一切人普遍全面地参与国家更彻底的原则。
拉萨尔:驳<十字架报>对<巴师夏一舒尔采·德里奇>一书的评论》,《拉萨尔文集>俄文版第三卷第二三五页
国家无非是工人阶级的庞大组织,工人阶级的庞大协会。因此,使小协会可能存在的国家帮助和奖励无非是作为庞大协会的工人阶级对个人自身的完全合法而自然的社会自
助。
再重复一遍:自由的、个别的,但是得到国家帮助和保护的工人协会,是工人等级摆脱困苦处境的唯一出路。
但是怎样促使国家实行这种干预呢?
对这个问题,可以立刻提出明如观火的回答:这只有在普遍直接选举权的条件下才可
能。
拉萨尔:《公开的答复》,《拉萨尔文集》俄文版第二卷第八三一八四页
工人等级应当组成独立的政党,并把普遍平等直接的选举权作为党的口号。工人等级惟有在德国立法会议中拥有代表席位,它的合法的政治利益才能得到满足。因此,工人党的政治纲领应当是利用各种合法手段通过这些形式进行和平的、合法的鼓动。
拉萨尔:《公开的答复》,《拉萨尔文集》俄文版第二卷第六O页
你们要组成一个全德工人联合会,以便合法地、和平地、但又是孜孜不倦地、不间断地鼓动在德国各地实行普遍直接选举权。
拉萨尔:飞公开的答复》,《拉萨尔文集》俄文版第二卷第八四页
实践的成就的全部秘决就在于巧妙地始终把自己的全部力量集中在一点上,集中在最重要的一点上,不要分心。不要左顾右盼;要对一切不是普遍直接选举权的事情,或者与它无关的、以及不能通向它的事情置若罔闻!
拉萨尔:《公开的答复》,《拉萨尔文集》俄文版第二卷第八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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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评论
贾府里的孔“圣人”—贾政
任
犊
政治历史小说《红楼梦》具有鲜明的反孔思想。它的典型体现,就是对封建道学家贾政的揭露和鞭答。
贾政是他儿子贾宝玉的对立面。他对自己的“不肖之子”很不满意,父子之间引起了多种多样的冲突,其中最根本的冲突是:贾宝玉没有“留意于孔孟之间,委身于经济之道”。第九回写到贾宝玉去读书,贾政托人给家塾的教师爷捎话:“只是先把《四书》一齐讲明背熟,是最要紧的”。可见,他是竭力想把贾宝玉纳入儒家的教育规范中去。岂止是仅仅“教子读经”而已,他也是忠实地根据儒家的思想路线来统治全家的。如果说,贾母是封建大家族中傀儡式的最高代表者,王熙凤是荣国府实际上的统治者,那么,贾政则是儒家统治思想的化身。他浑身散发着孔学的腐臭,一张口就是孔孟之道,称得上是贾府里的孔“圣人”。他与贾宝玉之间绵延于全书的冲突,尖锐地反映了当时儒家思想和反儒思想之间势不两立的对抗。
贾政的形象是充分典型化了的。作者多年来在动荡的生活境遇中对无数孔门信徒的观察和解剖,都活生生地熔俦在这个人物身上了。因此,贾政的反动、虚伪和必然失败的命运等等,很能概括孔丘及其信徒的一些共性。直到今天,我们仍能从这个艺术形象中看到二十世纪中外尊孔者们的嘴脸和行径。
小说第三回,当读者还没有直接与这位“工部员外郎”见面的时候,就可听见林黛玉的父亲林如海对他的介绍:“其为人谦恭厚道,…非膏粱轻薄之流”。此后,我们又继续不断看到各种人物对他的赞誉,什么“端方正直”,什么“礼贤下士,拯溺救危”,连那个皇帝也说他“人品端方,风声清肃”。然而,曹雪芹的笔是无情的,他深刻地勾画出了隐藏在这些儒家的谀词后面的一个反动而丑恶的灵魂。
“谦恭厚道”吗?这要看对谁。对于封建帝王,贾政真是做到孔子所说的“为人臣,止于敬”。他一再表白:“虽肝脑涂地,岂能报效万一!惟朝乾夕惕,忠于厥职。”实在是“谦恭”极了。甚至对做了皇帝小老婆的亲生女儿,他都左一个“贵妃”,右一个“贵人”,一看见就膝盖发软,恨不得跪下去磕头。但这种态度决不是处处皆然。他对奴隶们的训斥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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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我闲一闲,先揭了你的皮!”对于有叛逆思想的儿子贾宝玉,他动不动就骂“畜生”、“该死的奴才”、“叔出去”!法西斯气味很浓,大有恶霸作风,一丝一毫的“谦恭厚道”也找不到了。发展到第三十三回,他终于捋袖上阵,亲自抡起大板子朝贾宝玉狠命打去,打了还不够,又要拿绳子来勒死。极端的“谦恭”和极端的残暴两相结合,正反映了孔孟之道的双重反动职能。这也是反动派的阶级本性决定的,非独贾政一人如此。鲁迅说过:“道学先生是躬行‘仁恕?的,但遇见不仁不恕的人们,他就也不能仁恕。所以朱子是大贤,而做官的时候,不能不给无告的官妓吃板子。”从孔孟到历代道学家,直到今天的尊孔者,都是这样。反革命两面派林彪不是大谈“仁爱”、“忠恕”的吗?但这只是对苏修、美帝和国内一小最地、富、反、坏、右而言,对于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他时时刻刻想“破釜沉舟”,恣意屠杀,来“辣手造乾坤”。只不过朱熹和贾政用的是“板子”,他想用的是屠刀罢了。
反动阶级的爱憎是那么鲜明,但表面上却偏要装出“泛爱众而亲仁”的姿态,这是道学家们的惯用伎俩。他们是一群极端虚伪的两面派。贾政在得悉金钏儿被逼死的消息后,曾假惺惺地说:“我家从无这样事情,自祖宗以来,皆是宽柔待下。”但是,在贾府内又何止死了一个金钏?金钏儿之死,是反动孔学的牺牲品。道学家的特点是表面上仁义道德,肚子里男盗女娟。金钏儿居然明目张胆地与贾宝玉一起说了几句道学家眼中的轻薄话,这就犯了贾政、王夫人之流的男女道学家们的大忌。既然亲生儿子也因此而被打得死去活来,那么,如若金钏儿不自杀,她的命运也就可想而知的了。金钏儿的死,是贾政、王夫入之流所一手造成的。这样一个罪魁祸首,偏偏还要在金钏儿的尸体未冷之时说什么“宽柔待下”,真是虚伪透了。
类似这样的例子在贾政身上比比皆是。小说的作若通过多方面的刻划,为我们塑造了一个伪君子的典型,很能概括孔孟之徒的虚伪。他不是“端方正直”么?但薛蟠打死了人他却公然徇情枉法;他不是“礼贤下士”么?但他来往最热络的是贪赃暴虐的坏蛋贾雨村之流;他不是被上司称为“古朴忠厚”么?但在他的纵容下,手下人横行不法,公然纳贿…贾政者,假正人也!这些丑行,如果由贾珍、贾赦一干人来办是不加掩饰、横行无忌的,是混不了多少日子的。但贾政却干得很圆滑、很隐晦,他颇懂得用“韬晦之计”,干了坏事很少露出痕迹。这就是伪君子的狡猾之处。正如鲁迅指出的,孔孟之道怂恿着人们“敷衍,偷生,献媚,弄权,自私,然而能够假借大义,窃取美名”。一切行将灭亡的反动派,包括刘少奇、林彪一类政治骗子,都崇拜孔孟之道,原因即在于此。
但是,虚伪毕竞是虚弱的一种表现。道貌岸然的两面派都是不堪一击的纸老虎。为什么要表里不一、欺人惑众?就是因为他力量不够,心中恐慌么!在历史上,谁开始向孔孟之道求援、想在那里捞点骗人资本,那么,他和他代表的阶级必定已走上了下坡路,“内囊尽上来了”。正因为这个原因,虚伪的贾政同时又是虚弱的。
贾政极端无能。尽管他在贾府内关门逞霸,在很多场合装得威风凛凛、“从容不迫”,以至使贾宝玉和“下人”闻声而慄,但他最拿手的武器无非是虚张声势的几声“断喝”,对自己家庭的分崩离析和日趋衰败,却一筹莫展,束手无策。同样是封建阶级的顽固派,他虽多懂得一些孔孟之道,但实际的统治能力不仅不能与王熙凤相比,甚至连自己的三女儿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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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也远远及不上。曹雪芹总是利用一切机会,在这个纸糊“圣人”的身上通儿个窟窿。知“大观园试才题对额”一段,通过与贾宝玉的对照,明显地揭露出这个附庸风雅的道学家既愚蠢又贫乏,是一个什么学问也没有的家伙。
贾政极端孤立。初一看,贾政在贾府中能够“指挥一切,调动一切”,实质上,他一切不能指挥,一切不能调动。封建皇帝对他的“体恤”,“众清客”对他的奉承,都不能改变他的这种孤家寡人的境遇。偌大一个贾府,没有一个人真正与他感情相通,患难与共。连儿女亲属相聚说笑时,他一出现就会敛声屏息,弄得索然无味,致使贾母也不得不“撵他出去休息”。一句话,无论在内在外,他是一个“独往独来”的孤家寡人。
这种既无能而又极端孤立的状态,深刻地反映了没落阶级卫道者的共同特征。一切逆历史潮流而动的反动派总是虚弱的。妄图复辟奴隶制的孔老二最后弄得众叛亲离,子然一身,“惶惶然若丧家之犬”,以致不得不被迫承认“吾道穷矣”。贾政的种种狼狈相,正是“吾道穷矣”的写照。道既穷,贾政之流就应付不了任何事变。你看,当“锦衣军”来抄检、贾府受到沉重打击的时候,贾政只能“跪在地下磕头”,“心惊肉跳”,连话也讲不出几句来了。一有风吹草动,它就惊慌失措。贾政们是这样,其他反动派也概莫能外。
读完小说,如要说说对贾政这个人的完整印象,看来可以这样概括:表面庄严,实则虚伪;表面强大,实则虚弱;既是一个欺世盗名的伪君子,又是一个不断“喟然长叹”、经常“泪痕满面”的失败者。请看,曹雪芹为我们塑造了一个多么鲜明的儒家理想人物!从中我们不是可以更清楚地看到儒家思想的本质和功用吗?一切反动派,上溯孔老二本人,下至刘少奇、林彪之流,模样大体相类。相同的阶级本质,相同的理论武器,相同的社会职能,使他们神貌毕肖,厄运相通,他们不配有更神气一点的相貌了。《红楼梦》的续作者高鹗在后四十回中,写了“复世职政老沐天恩”、“沐皇恩贾家延世泽”等章节,想在贾政枯槁的脸上抹上一笔艳丽的油彩,但这与曹雪芹的原意恰好相反。
贾政和他家族的覆灭是历史的必然。他所生活的年代,已经到了封建阶级的“末世”,这一点很象他所信奉的孔老二的境况。历史规律决定了他们已不可能真正地“中兴”没落奴隶主阶级和封建统治阶级的事业了,因此,他们都是无可救药的。曹雪芹能识破这一点,这是他比高鹗高明的地方。
贾政是一切反动派的一面镜子。今天,在人民革命蓬勃兴起的形势下,苏修、美帝统治下的“大观园”也早已危机四伏,悲兆频报。他们可以象贾政一样,对人民发出一声声“断喝”,甚至抡起板子去镇压叛逆者、反抗者。但是,他们并不能使自己的下场比贾政好一点。他们或早或迟总要受到一次历史的“大抄检”。如风中残烛一般,用垂死挣扎来打发不多的岁月,就是他们唯一的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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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府的大观园和赖大的花园
方泽生
《红楼梦》里写了两座花园,一座是大观园,另一座是荣国府大总管赖大的花园。赖大的花园,“虽不及大观园,却也十分整齐宽阔,泉石林木,楼台亭轩,也有好几处动人的。”只是规模还不及大观园的一半大,“树木花草也少多着呢”。对这座“小园子”,别人都不在意,唯有贾探春是个有心人。她从赖大家的女孩子那里了解到,这座园子“一年还有人包了去”,除了“带的花儿,吃的笋菜鱼虾”,“年终足有二百两银子剩”。贾探春还由此而增长了一门“理家”的“学问”:“一个破荷叶,一根枯草根子,都是值钱的。”
赖大不过是贾府的一个奴才总管,可家中一样是亭台楼阁,奴仆成群。他就是靠着主子的势力,用农民的血汗养肥了自己。不但成了财主,而且混迹于官场,为儿子捐了个知县,一跃而成为地主阶级的新贵。而贾家虽然扶植起赖大、贾雨村这类新贵的势力,自己却由于经济、政治等各方面的矛盾和危机而迅速衰落下来。到贾探春、薛宝钗、李纨这“三驾马车”在大观园执政的时候,早已是入不敷出、内外交困、濒临崩溃的边缘了。贾探春等同王熙凤相比,一个是镇山太岁,一个是巡海夜叉,其阶级本质是一致的。所不同的是,王熙凤搜刮聚敛,只是为中饱私囊;贾探春一流则眼看大厦之将倾,很想有一番作为,来挽救封建阶级的危亡。她们从赖大的花园得到启发,决定以此为榜样来整顿大观园。
但是,在赖大那儿行得通的事,拿到大观园来就未必行得通。譬如把园子包给别人,赖大可以做,贾府就做不到。为什么呢?因为赖大本来只是一个奴才,阶级的地位、身份都不能与贾家相比,因而他就没有那么多的包袱。他把园子包给别人去“生发银子”,就无须顾忌什么“祖宗颜面”、家族“体统”之类;而贾家是所谓的“世代勋戚”、“诗礼簪缨之族”,处处要摆出贵族世家的臭架子,什么事情都得遵守“祖宗手里的旧规矩”,半步也差不得。贾探春不是说:“若此时也出脱生发银子,自然小器,不是咱们这样人家的事”。薛宝钗则进一步看到这么做了,会“里外怨声载道”,“失了你们这样人家的大体”。想做而不能做,或者做不了,只好死守着“旧规矩”作茧自缚,这就必然使得这些旧贵族无论在经济、政治上都是毫无出路的。不是有人把贾探春之流说成是什么“革新派”吗?其实,只要看她们对待祖宗的“旧规矩”的态度,对待封建家族的“大体”的态度,就可以看出她们是道地的顽固派。她们的所谓“革新”,不过是在墨守陈规的前提下,要给腐朽的、垂死的阶级打一针苟延残喘的强心剂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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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想摆脱政治、经济危机,又要竭力维持造成这种危机的根源,这是一切没落阶级所无法解决的矛盾。贾府是这样,整个封建阶级是这样,今日的苏修、美帝又何尝不是这样?大咫园里的“三驾马车”很想克服这个矛盾,想出个“小惠全大体”的招儿。说来说去,还是从奴隶们身上去打主意。给少数“最是循规蹈矩”的奴才一点“小惠”,让他们做带头羊,带领所有的双隶都来为保全封建阶级的“大体”而卖命。主子们则可以坐等着他们来“孝敬”,“交钱粮”。“三驾马车”满心以为这样做就可以“兴利节用”,一箭双雕,算盘打得也不可谓不精。结果呢,所“兴”的“利”,就是一年从奴才们身上多搜刮四百两银子;所“节”的“用”,不过是蠲了公子、小姐们冒支的点心钱、纸笔钱、头油脂粉钱等等。这些对于贾府的奢华靡费的庞大开支,不过是杯水车薪,又何济于事?贾府的经济照旧江河日下,一天比
一天空虚,从贾琏向鸳鸯借当,发展到贾政不得不向赖大的儿子赖尚荣借钱。一方开口要
五百两,一方勉强敷衍,只给五十两。贾政的这种窘态,不能不使人想起昔日的大英帝国和今日的苏修、美帝的窘相。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最初儿年,在战争中发了横财的美帝国主义是何等地不可一世。一九四八年美国工业生产占资本主义世界总产量一半以上,黄金储备占资本主义世界总储备量的四分之三左右,俨然成为资本主义世界的霸主。那时,美国昔日的“宗主国”大英帝国,连同法国、西德等等,都不得不依附于美国,日本则事实上成了美国的殖民地,他们都靠美国的施舍过日子,就象赖大之不得不仰仗贾政的鼻息一样。可是,从五十年代开始,特别是侵朝战争以后,美国的经济地位就一步步下降,而西欧、日本的垄断资本却跳跃式地上升,到七十年代,不但经济上成了能与美国相抗衡的力量,在政治上也要求有同等的发言权了。一九七○年底,美国黄金储备下降到一百一十亿零七千万美元,而同期对外短期负债上升到四百三十三亿美元。号称“金元帝国”的美国,被一次又一次的美元危机所困扰,不得不转而求助于西欧、日本,这跟贾政的情景何其相似!今天,苏修正在步美帝后尘,走美帝的老路,两个超级大国都同贾府一样,不可避免地陷于“无可奈何花落去”的困境。对于这一点,《红楼梦》中关于两座花园的对比,是很可以给我们一点启发的。其实,无论是大观园或是赖大家的花园,都是毫无出路的。这是因为整个封建阶级已经彻底腐朽没落的了。过去是如此,今天也同样如此。光明的未来只属于无产阶级!
贾探春曾经感慨大户人家不如小户人家。“我们这样人家,人都看着我们不知千金万金、何等快乐,殊不知这里说不出来的烦难,更利害!”赖大家比之于小户人家当然要富得多,但比起贾府来却要“小”一些,所以他那里的事情比贾家就好办一些。当然赖大家也是要变的。他现在正在膨胀,到一定程度,又可能成为另一个贾府,他家的“小园子”,也就可能变成另一座大观园,到那时,他们必将陷于贾府同样的因境之中。历史规律不可抗拒,
一切的剥削阶级、剥削制度,连同今天的帝国主义、资本主义,都逃脱不了“白茫茫一片大地真干净”的历史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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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样评价宋江?
综述《水浒》评论中的一些不同观,点
在中国古典文学评论方面,最近见到了一些评介《水浒》的著述。书籍有北京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廖仲安著《<水浒>浅谈》,和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四部古典小说评论》(其中有南开大学中文系古典文学教研室作的《<水浒>的思想和艺术》)。几个大学的学报发表了专题文章,如山东大学《文史哲》一九七三年第一期刊载的《宋江形象浅析》,辽宁大学学报一九七三年第一期刊载的《<水浒传>所反映的农民革命的结局》,安徽劳动大学学报一
九七三年第一期刊载的《李逵论》等。
这些文章,都涉及到对《水浒》所塑造的宋江这个艺术形象怎样评价的问题,把不同的观点加以比较,将会促进讨论的深入,帮助我们更好地掌握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用以指导文艺评论和文艺创作。为此,我们围绕着怎样评价宋江这个问题,把一些不同的观点作
一简要介绍。
一种意见认为,对宋江应该基本上加以肯定。《文史哲》发表的《宋江形象浅析》,是专论宋江的。这篇文章认为,在宋江身上“既有革命、反抗的一面,这一面后来有所加强;又有软弱、妥协、动摇的一面,这一面早期特别严重”。概括起来的看法是:“宋江虽有许多严重的缺点和错误,但仍不失为一位农民起义领袖形象。”“我们认为宋江还是一个正面人物形象,应该基本上加以肯定。”并且强调,对待宋江这个艺术形象,“正确的态度应该是在基本肯定的前提下,对他的缺点错误作严肃的批判”。
在论证为什么对宋江“基本上加以肯定”时,文章除了说到他在郓城县当押司期间,就对统治阶级不满,因而私放晁盖,以及后来在浔阳楼题反诗等以外,着重强调:“主要原因是他上梁山后做了一系列有利于革命,有利于人民的事情”。具体讲到三个方面:一、“宋江上山后使梁山出现了‘四方豪杰望风而来’的局面,使散见于各地的农民革命的星星之火汇成了焚烧宋王朝的熊熊烈焰,打击了封建地主势力,扩大了革命影晌。”二、“宋江在起义军内部团结上也起了一定的作用”,“为全军上下团结一致反抗统治阶级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三、“宋江具有一定的组织才能和军事才能,受到梁山英雄的拥戴”。文章认为,上梁山后,宋江“变得比以前坚强一些”,“他敢于和朝廷派来的‘官军’直接对抗,好几次主动带兵下山,亲冒矢石,攻城夺池,为梁山立下了不少战功”。
这篇文章也提到了“宋江上山后把忠君招安的思想带进了革命阵营”,但没有如同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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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就要讲到的两篇文章那样,把这个问题提高到路线上来作分析。对其危害,也只是说,宋江的忠君招安思想,“影响了其他起义的头领”,“如不加以改变,势将在梁山革命阵营内部潜伏下招致失败的危机”。(需要说明的是,这篇文章是以《水浒》七十一回本作为评价的依据的。)
另一种意见着重从路线上分析,对宋江作了否定的评价。与《宋江形象浅析》这篇文章相反,辽宁大学学报发表的高明阁的文章,和安徽劳动大学学报发表的傅继馥的文章,都着重分析了梁山这支农民起义军内部投降与反投降的两条路线斗争,否定宋江而肯定李逵。
高明阁在《<水浒传>所反映的农民革命的结局》一文中说:“梁山泊的革命事业,失败于宋江的‘受招安’—自已主动地向封建统治者投降。”
文章提到:“宋江对梁山农民起义集团,曾经作出过贡献。”但强调“从他的剥削阶级的出身和曾经充当过地主政权下级官吏的经历所形成的世界观,原来是和农民革命思想格格不入的。他参加农民革命,本来不是他的初衷,而是由于情势所迫”,而且“他从来就是个农民革命的失败主义者”。“在他的看法中,农民起义集团的唯一归宿是‘受招安’”。文章引述宋江早在上梁山前,当武松投向二龙山时,他就曾对武松说:“如得朝廷招安,你便可撺掇鲁智深、杨志投降了,日后但是去边上一刀一枪,博得个封姜廕子,久后青史上留一个好名,也不枉了为人一世。”接着分析,后来宋江上了梁山,当了头领,“纵然轰轰烈烈”,但“他的牢固的立场、观点”却“不曾有根本的改变”。以至对呼延灼等人,对宿太尉,甚至对高俅,一再卑躬屈膝地说那一套告罪辞令。“从宋江的出身、经历,上山过程,以及他的
一贯的言行来看,对他这‘赦罪招安’的口头禅,我们不能认为是说假话,而是反映了他的真实思想的。”
在分析梁山农民起义失败的教训时,文章还提到教训之一“是领导权没有掌握在坚定的革命农民手中”。认为由于宋江以“凭出身贵贱的地主阶级的标淮”几次进行组织整顿,使“梁山的领导核心已经从坚定地反抗封建地主阶级的起义农民手里,转移到出身于地主、贵族、将领、官吏中的起义者手里了”。而“到了面临投降与反投降的路线分歧时,这领导核心的决定作用就表现出来了”。这里,把宋江的组织路线同他的政治路线联系起来分析,是别的几篇文章所没有接触到的。
傅继馥的《李逵论》,是热烈地颂扬革命农民的艺术典型李逵的;在讲到梁山内部的路线斗争时,作为对立的另一方,对宋江有所评述。
文章中有一段评论宋江的概括的话:“历史上的宋江是一个杰出的农民起义领袖,《水浒传》中的宋江虽有叛逆性,却又一贯主张受招安,他只反对奸臣,不反对皇帝,在封建正统观念忠君思想面前,不敢越雷池一步。这个形象也自有其典型意义,但决不是农民起义领袖的典型形象。”
文章提出,由于社会上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加上随着起义队伍的发展出现的鱼龙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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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的情况,“义军内部就必不可免地产生农民阶级的革命思想同封建统治阶级的反动思想谁战胜谁的问题”,形成为“以李逵为代表的坚决反抗路线同以宋江为代表的妥协投降路线的对立斗争”。接着详尽地分析了从闹江州、劫法场后李逵第一次提出“杀去东京,夺了鸟位”,到后来菊花会上的激烈争执,以及“黑旋风扯诏骂钦差”等两条路线的多次交锋。直到最后一百二十回本《水浒全传》所描写的结局:宋江把李逵从润州清来,李逵见了宋江,大叫一声:“哥哥,反了罢!”宋江摆出种种困难,李逵犹跃跃欲试。宋江这才“堕泪如雨”,告诉他:自己已经服了御赐毒酒,因为怕李逵日后造反,也已暗中给李逵服了这御赐毒酒。引述了这一段情景后,文章说:“对宋江的妥协投降路线,李逵的死在客观上是一个最有力的控诉。它充分地暴露了宋江路线的反动实质。”
这篇文章还批评了文化大革命前的有些评论,“在修正主义思潮的影响下,竭力贬低农民起义和李逵的革命性,同时却强调‘宋江的所谓妥协投降路线,也同样是反映了农民义军的软弱性的一面’”,以及“不承认李宋之间的两种思想、两条路线的对立,不赞成‘用李逵性格和宋江性格作对比,用李逵的革命的坚决性来贬斥宋江的妥协性’”等。第三种意见,强调宋江的思想性格中充满着深刻的矛盾。廖仲安的《<水浒〉浅谈》一书,和《四部古典小说评论》中南开大学中文系古典文学教研室评论《水浒》的文章,都强调在宋江的思想性格中存在矛盾着的两个方面。
《<水浒>浅谈》认为,“宋江生活出入于两个完全不同、甚至是彼此对立的世界里”,“一个是上层官府的世界,一个是下层江湖人物的世界”,因此,“他的思想性格必然是充满着深刻矛盾的”。对宋江的发展变化,同《宋江形象浅析》一文的看法恰好相反,认为“在前期,宋江思想中是以讲江湖义气的思想居主导地位的”;上梁山后,在不断胜利的新形势下,“宋江的封建正统观念,忠君思想,以及个人名利思想,却-一天天恶性发展起来了”。关于前期,讲到宋江上梁山的三次反复,第二次不肯留在梁山,一再表示不愿作“不忠不孝”的人,作者认为,这显然和宋江前闹青州、后闹江州的言行“完全背道而驰,无法统一”,是写得“大不合理的地方”。“第三次上山以后再回家,显然就更不合理了。”关于后期,讲到宋江一再说“专待朝廷招安”,特别是对宿太尉这个当朝大官谦卑地表白盼望招安,“可算是开始向封建王朝表示屈服”。“他在山寨里逐渐造成一种舆论,一派势力,一条路线。随着归顺山寨的武将豪绅日益增多,他这条盼望招安的投降路线就有了越来越多的支持者。”南开大学中文系古典文学教研室写的《<水浒>的思想和艺术》认为:“宋江既是农民起义事业的发展兴盛的一个重要因素,又是农民起义变质的一个重要因素。”这篇文章在具体分析中,认为“宋江在当时革命的激流中,是作为群众的代表出现在政治舞台上,集中群众的智慧和才能,才在领导农民起义军中表现了卓越的领导和组织的才能。”但是,宋江也有“严重的阶级局限性”:“他的仗义任侠”“超不出承认皇帝统治是正统的这个观念范畴”;逼上梁山以后,“受招安的思想立场”“始终贯串在宋江的行动中”。
(木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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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问题研究
工人要占领科学实验阵地
上海市科学技术交流站的调查报告
王复初李长恩
上海市科学技术交流站是一九七○年建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滚滚洪流,冲垮了资产阶级技术“权威”长期霸占的“世袭领地”,一大批不出名的“小人物”、有三大革命斗争丰富实践经验的工人群众,意气风发地走上了科学实验阵地,用集体的智慧和才能,为采用和发展先进技术,演出一出出有声有色的活剧。
文化大革命前的原科学技术协会,有三十多个工程学会,学会的章程明文规定:必须是大学毕业,有五年工作经历,有一定科学研究成果,即发表过学术论文的人,才能入会。一条“王法”,就把广大工农群众拒之于千里之外。那时,学会的领导权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手里,讲坛上由少数专家宣读论文,各种科技学报也由他们把持。工人说:旧科协是“石头大门铁门门,重磅椰头砸不开,工人农民进不来”。
文化大革命中,狠批了修正主义科技路线,改变了这种状祝。科技站建立以后,坚持向广大工人群众开门,先后建立起十五个业余技术交流队和七个专业组,有一千四百多名队员,来自各工业部门生产第一线的工人占百分之八十,工程技术人员、科研人员和大专院校的教师占百分之十五,做技术工作的基层干部占百分之五。在工人队员中,有几
十年丰富实践经验的老工人,也有热爱新事物的青年工人;有掌握几种技术的多面手,也有处处做有心人的辅助工。许多队员白天在各自的岗位上生产劳动,晚上和厂休日参加各项技术交流活动。汇集在这个阵地上的千千万万个“诸葛亮”,是一批勇于革新的闯将。他们占领和改造这个阵地,作为毛泽东思想的宣传队,革命大批判的战斗队,先进技术的交流队,推动全市工业战线技术革新、技术改造群众运动的蓬勃发展。据统计,三年多来,科技站联系全市各行各业几千个工厂单位,仅去年一年,参加技术交流活动的就有二十多万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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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新技术从少数技术“权威”的实验室里解放出来
自然科学是人们争取自由的一种武装。文化大革命以前,在修正主义路线影响下,广大工人在技术领域里没有真正取得领导权,阻碍了他们用科学技术武装自己,他们的聪明才智被压抑住了。一旦冲破了资产阶级专家的技术垄断,新技术从少数人的实验室里獬放出来,就成为广大工人手里推动生产发展、加速技术改造的有力武器。
数字程序控制是实现生产自动化的一项新技术。帝国主义妄想用高价来卡我们,一台数控设备要十儿万元。国内少数技术专家把这门新技术,说成是“高不可攀”,关门研究,不让工入插手。文化大革命中,工人要求采用数字程序控制技术,加速本行业的技术改造,但由于许多中小型工厂缺乏设计人员和制造设备的能力,迟迟不能上马。彭浦机器厂有位
一九六六年刚进厂的青年工人,名叫周桂荣,是仪表工。他参加科技站的电子电器技术交流队后,一直在想:毛主席教导说,“打破洋框框,走自己工业发展道路”,我们能不能设计出
一种既通用又简易的程序控制装置呢?如果能把这种装置安在多种机械设备上,不是就能使这项新技术遍跑开花吗?起初,他向一位专家请教,那个专家摆出一大串难题,连连摇头说:不行。小周在科技站举办的工业控制计算机学习班上,讲了自己的大胆设想,立即得到
五十多个单位工人的热情鼓励。大家说:干吧,我们都支持你。这使小周感到浑身有力量。
一个说不行,一个说行,一字之差,反映了对待新技术的不同态度。有些人以为,新技术只有少数技术人员才能搞,是只有在实验室的小天地里才能研究的课题。这是因为他们看不到广大工人采用和发展新技术的迫切要求,也看不到在工厂里有试验新技术的广阔天地。小周和工人们一起到印刷厂、塑料厂、机床厂等十多个单位去学习参观,了解不同行业技术改造的实际需要。回厂后,按照机械设备自动控制的共同要求,在上无八厂、新华印刷厂、东风雨衣厂等十多个单位工人和业余工业大学教师的协助下,设计出了这种新装置的图样。小周又把设计图样拿到学习班,征求大家的意见。有的工人比较熟悉数控技术原理,就在技术上作指导;有的对电子元件比较内行,就协助设计线路;有的对金加工和焊接有经验,就担负金加工和焊接任务,发挥每个人的技术专长。在各单位的大力支持下,办法大家想,路子大家闯,仅用了近两个月的时间,就试制成功全市第一台通用简易程序控制器。这台只有五灯收音机大小的装置,结构简单,操作稳定,程序编制容易,制造、操作和维修都比较方便,成本仅八百元,而且通用性强,可用在多种机械设备上控制自动操作,便于普遍推广。
资产阶级垄断和封锁技术,在技术领域实行资产阶级专政,有一·种吓唬工人的手段,就是说“工人不懂技术理论”。究竟是不劳动、不会做工的人懂理论,还是亲身参即生产实践的工人能够懂得理论?黑色金属冷挤压这一机械加工新工艺的推广过程,就回答了这个问题。在文化大革命前,上海缝纫机一厂掌握生产技术大权的是一个资本家,他把试验梭芯套的冷挤压工艺,吹嘘为不可跨越的“禁区”,说:“你们工人要搞吗,先把理论数据和计算公式拿出来”,借此压制工人,垄断技术。结果试了八年,也没有成功。文化大革命中,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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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夺回了技术领导权,豪迈地说:“资产阶级搞不成的,我们工人阶级就一定能搞成功。”儿位普通工人自己建立攻关小组,刻苦钻研冷挤压的工艺和设计理论,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就试制成功了。科技站模具技术交流队建立后,举办的黑色金属冷挤压学习班,就请缝纫机一厂的工人来上第-一课,揭露和批判资产阶级垄断技术的罪行,讲新工艺的技术理论。缝纫机螺丝广工人技术员戴德良,参加技术交流队活动,积极带头推广这项新工艺。过去,有些资产阶级专家死抱住国外的技术文献,认为理论上计算,黑色金属冷挤压的模具每平方毫米所能承受的压力,不能超过二百五十公斤,说这是“极限数值”。可是,戴德良同工人群众一起,在一次试验中,使模具的变形压力达到了三百公斤,打破了这个所谓“极限数值”的伪科学,使冷挤压新工艺扩大了使用范围。现在,这项新工艺和新的技术标谁,已在全市一百多个工厂推广应用。这个事例有力地说明,广大工人一定要做科学技术的主人,只要他们把领导权紧紧掌握在自己的手里,就不仅能够尽快采用新技术,而且能够从生产实践中发展新的技术理论。
工人的智慧,是阶级的、集体的智慧
毛主席说:“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最聪明、最有才能的,是最有实践经验的战士。”工人群众的智慧是从哪里来的?是来自生产实践。他们对生产发展的需要,了解得最清楚;他们在集体生产的实践中,也不断积累了许多先进经验。工人的智慧不是少数人的智慧,而是阶级的智慧,集体的智慧。运用和发展新技术也不是少数人的事,而是要几百、几千以至几万人来共同攀登科学技术高峰。把分散在工人群众中的先进经验集中起来,就能发挥出无穷无尽的创造力。过去,被有些所谓专家吹得神乎其神的粘结技术,就是由于广大工人群众运用集体的智慧和力量,得到了从未有过的新发展。
粘结技术,是同工农业生产和人民生活有密切联系的一项新技术。过去,少数资产阶级专家脱离生产实际,各搞一套,互不通气,搞了十几年,只搞出几十种粘结剂,有些在生产上根本不能使用。那时候,有些专家热衷于抄数据,写论文,对生产的需要不闻不问,对工人在生产实践中的创造,却竭力加以贬低和否定,说什么这“不能算是学术”,“没有先进技术水平”。难道那些纸上写了一大篇,对生产实际问题什么也回答不了的论文,才是所谓学术吗?难道工人的革新创造,解决了生产技术关键问题,反而不是先进技术水平吗?科技站粘结技术交流队有五十多名队员,有生产粘结剂化工原料和使用单位的工人,有为粘结剂供应原料和销售商品的商业工作人员。他们不断试验,不断总结。原来只有少数人会这项新技术,现在已在生产中普遍应用了,仅技术交流队员就掌握了二百七十多种配制和生产粘结剂的技术。可以粘结的产品,从纸质到木质,从塑料到棉布,又从木材到钢材,而且粘结性能成倍提高。有一次,百货公司上海市日用品批发站的同志向科技站提出,许多贫下中农穿塑料雨衣下田,农村大量使用育秧薄膜和塑料袋装化肥,塑料用品好是好,但是,一旦破了,用电烫修补,既费时又不方便,你们能不能试验一种补塑料用品的粘结剂呢?粘结技术交流队连忙开“诸葛亮”讨论会。大家想,这种粘结剂从未听说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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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贫下中农的需要,生产发展的需要,就是我们进行科学实验的新课题。参加试验的,有机械、化工等行业的工人,他们了解各种化工原料性能;有博物馆复制修缮文物的人员,他们在粘结石头、混凝土的实践中,掌握了耐老化的经验;有牙科医生,他们可提供用塑料粘结剂镶牙、补牙的技术经验。各行各业通力协作,集思广益,经过十多次试验,试制出一种粘结聚氯乙烯的粘结剂。他们带着这种新试制的胶水,到郊区的两个公社,为贫下中农补塑料雨衣,一天就补了一百多件,又好又省钱。
围绕着生产发展的需要,解决生产中的技术关键问题,给新技术的应用和发展,带来强大的动力。“社会一旦有技术上的需要,则这种需要就会比十所大学更能把科学推向前进。”有一次,自行车厂为了增产冲压零件,要造一合台两千吨油压机。但是这个厂缺少大型机床设备,工人建议把油压机支架分成一块块加工,然后象搭积木一样把它拼起来。可是,用什么东西能把这些钢材拼起来呢?过去一般都采用焊接,但精密度达不到要求。工人就去问所谓技术专家,可不可以粘结,专家讥笑他们是“异想天开”。粘结技术交流队知道了,就由九名队员三次到自行车厂,和工人老师傅在现场研究。他们了解材料性能,计算承受压力的数据,大家出主意,配制出一种环氧树脂作为粘结剂,用来把一块一块钢材粘结好。这台油压机使用已两年,质量稳定。有些专家起初还不相信,说哪里会有这么一回事,跑到厂里一看,才信服了。
科技站还办起了粘结新技术学习班和技术讲座,技术交流队的二十多位工人都上台作报告。这个队的负责人,上海电池二厂的技术革新积极分子陈林,一人就作过报告二十多次。他们讲自己在生产实践中的发明创造,讲新粘结剂的配方和应用,切合实际,生动活泼,很受广大工人的欢迎。普通工人一个个走上了讲坛,并把新技术理论同生产实践紧密结合起来,这是文化大革命中出现的新景象。那些对科技站这个文化大革命中的新事物摇头的人,好象很关心提高科学技术水平,为什么面对这些事实却视而不见呢?说穿了,他们左一个“学术理论”,右一个“先进技术水平”,以为这是只有资产阶级专家才有的专利品,而对于广大群众的革新创造,他们是看不到、也不屑看的。科技站那样生动活泼的事实,不正是对林彪、孔老二所鼓吹的那套“上智下愚”的唯心史观最有力的批判吗?
工人群众最热爱最支持新事物
“一切新的东西都是从艰苦斗争中锻炼出来的。”工人群众是技术革新的新事物的创造者,也是这些新事物的推广者。一切革命的新事物,只有在广大群众的实践中才能产生,只有在艰苦奋斗中才能发展。那些不相信新事物,讥笑新事物不完善,企图否定新事物的人,他们不理解广大工人要千、要革命、要改变落后面貌的强烈愿望,也不懂得新事物的强大生命力,只有在实践中才能发挥出来。
电镀工艺的革新,就走过一段曲折的路程。电镀,过去一直是采用氰化钠的老工艺。氰化钠是剧毒物质,会污染环境,伤害人体。文化大革命前,工人曾迫切要求在电镀行业革掉氰化钠的命。但那时在修正主义科技路线的影响下,有关部门只依靠少数儿个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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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员,照抄国外资料,关起门来搞试验,搞了几年,没有搞成功。原科技协会化学化工学会的一些技术“权威”,对这个关系到改善电镀行业工人劳动条件的科研课题,根本不予理睬,也从未把它列入学会议程。
南市电镀厂是一个只有二百多人的小厂。一九六九年,电镀工人自己动手搞革新,进行无氰电镀新工艺的试验。可是有人却跑出来吹冷风,说:“过去技术人员搞过,也没有搞成,你们这些大老粗能行吗?”他们还以“国外没有在生产中采用这种电镀工艺”为理由,妄想阻止工人革新。工人们说:“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资本家为了赚钱,只要成本低,哪里会考虑有毒无毒,会考虑到工人的身体健康?我们搞无氰电镀,是我们工人的共同要求,也只有在我们社会主义国家才能够做到。”在试验过程中,厂里请来-一个大学的三位教师,和工人一起搞试验,在一公升的小烧杯中试验成功了。但要正式投入生产,需要一千公升以上的电解液,还要在技术上攻下新的难关。这时候,几位教师感到把握不大,怕担风险,怕丢个人的面子,就匆匆忙忙写出试验报告撤走了。怎么办?要不要继续试验?电镀工人方顺泉想:路是一步步走出来的,新事物也是不断完善起来的。我们出于公心,失败几十次、儿百次,算得了什么?新工艺在小范围内试验成功了,是因为我们初步摸到了它的技术规律,只要不断实践,也一定能够在大面积生产中找到它的规律。
坚持试验下去,还是半途而废?是前进,还是后退?工人们展开了热烈的讨论。有的工人说:“氰化钠是从国外进口的,过去要用十五吨大米换一吨,后来却要六十吨大米才能换一吨,这不是一项工艺革新的问题,而是我们工人能不能坚持自力更生方针的大事。”有的说:“我们这样一爿小厂,用老工艺电镀,一年要用五十吨氰化钠,这等于要用六千亩土地上种出来的粮食去换。我们决不能给农业增加负担,要做无氰电镀新工艺的促进派。”但是,也有人吹下马风,竭力否定这个新事物,说什么“质量没有保证”,“工艺不成熟”。老方和工人们不理这一套,毫不气馁,坚持试验,花了一年多时间,无氰电镀新工艺终于获得成功,镀锌铁合金的质量也稳定下来。采用新工艺,排出的废气、废液不仅无毒,而且回收后还可以作肥料。科技站的电镀技术交流队,在这个厂两次召开现场交流会,又分别在二
十三家工厂的各种金属产品上试验,总结了一套比较成熟的经验;还举办了无氰电镀展览会、学习班和技术讲座,动员全市电镀行业的广大工人、技术人员和千部来参观学习,既可以看,又可以操作,还可以把本厂产品拿来试验。现在全市四百多家电镀厂、电镀车间和小组,凡是能够采用这一新工艺的,基本上都推广采用了。这件事生动地告诉人们:要“相信革命能改变一切”,就要相信广大工人中蕴藏着的革命愿望和力量。这对于新事物的成长和完善过程来说,是千真万确的真理。
科技站的同志从实践中深深体会到:分散在每个工人身上的智慧和力量是有限的,把它集中起来,力量又是无限的。这个站建立以后,在各级领导和有关单位的大力支持下,坚持运用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围绕当前工业生产技术发展的需要,通过细致的政治思想工作,处处牵线、搭桥,把各行各业的技术革新积极分子组织起来,充分发挥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开展群众性的科学技术大协作,促进了如象电子、数控、激光、射流、同位素等各种新技术的推广和应用,成为全市广大工人开展科学实验活动的一个重要阵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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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不务正业”的人的调查
从一台医疗器械的诞生看社会主义相互关系
常尉钱方年
我国第一台冠心病动态诊断仪,在上海纺织第一医院、中国纺织机械厂、上海医疗器械九厂和同济大学等二十一个单位的共同努力下,试制成功了。这台用于诊断早期冠状动脉心脏病的仪器,采用数字程序控制、集成电路、电视屏监护等新技术,达到先进水平,受到广大工农兵欢迎。
这个新产品,不是制造这种器械的专业厂试制的,不是单靠医疗器械行业试制的,也不是国家计划规定试制的,而是一些有高度社会主义觉悟的、但却被有的人讥讽为“不务正业”的工人和医务人员,怀着为填补我国医疗器械空白的雄心大志,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通过无私的协作创造成功的。它是各行各业工人跨出行业界限,打破“分工分家”论的产物。它充分显示出无产阶级文化大草命中日益发展起来的崭新的社会主义相互关系。
医生搞一点医疗器械是“不务正业”吗?
试制这台仪器的倡议者,第一个“不务正业”的人,是纺织第一医院内科医生张洪喜。小张过去在给病人看心脏病时,由于医疗器械不理想,望着心电图,往往诊断不了。有一次,一位老工人语重心长地对小张说:“仪器检查不出毛病,是不是太陈旧了?你们医生也可以搞革新,可以发明创造嘛!早点治好我的病,好让我早点上班,厂里的生产任务正等着我呢。”老工人这一番话,表达了工人阶级对革命医务人员多么郑重的嘱咐和殷切的期望啊!
这个医院的服务对象,大都是纺织女工。肺源性心脏病和冠状动脉心脏病是纺织工人的常见病,特别是老年女工,患这种病的更多,这是由于解放前受资本家的残酷剥削,在长期极其恶劣的劳动条件下造成的。医生们为了治疗这种病,除了定期对工人进行检查外,还设立了专门病房。但是,检查出来后,往往病情已较严重。如果能够做到诊断得早,治疗得快,就可以及早解除阶级姐妹的痛苦,使她们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作出更大的贡献。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工宣队进驻医院,领导斗批改。革命的新生事物“红医班”诞生了。小张担负“红医班”的培训工作。他和工人学习、生活在一起,看到他们怀着深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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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产阶级感情,刻苦地学习医疗知识,有的听课时无法记录,就用画图来表示。经过三至六个月的学习,成为第一代工人医生,回到工厂,在保健站发挥了重要作用。在教学期间,他又随“红医班”到奉贤、川沙县去学习,看到农村赤脚医生,用一根针、一把草药给贫下中农治病,花钱少,效果好,配药、开刀样样干,里里外外一把手。这些动人的事迹,使他深受教育。他感到,自己虽然天天给工人看病,其实还没有真正了解工人,在思想感情上还没有真正和工人打成一片。他想,今天,在毛主席革命卫生路线的指引下,批判了刘少奇的修正主义路线,应该怎样更好地为工农兵服务,为发展医疗器械加倍出力呢?
于是,他和其他两位同志一起,向医院党组织提出试制冠心病动态诊断仪的建议。过去,医生要病员跑二级褛梯来测定心电图,采用这种办法,诊断率低,还不能动态测定。有关单位曾向他们提供一张国外这类仪器的照片。照片上,只能看出器械的一个外型,内部结构却不知道。在一无资料、二无样机的困难条件下,能不能把它搞出来呢?“我们不懂,工厂的老师傅会懂”。他们决心闯一闯,就拿着照片,走出医院大门,向工人请教。
他们来到中国纺织机械厂。厂领导和工人了解来意后,高兴地回答:“我们造织布机,是为人民服务,你们搞医疗器械,也是为人民服务。只要帮得上,我们就应该出一份力。”说得他们心里热呼呼的。
他们又来到同济大学,当物理系教师了解到这台仪器的重要性后,就热情地表示:“和工人同志一起搞医疗器械,也是教育革命的一个重要内容,我们可以承担设计。”
正当小张他们在不影响门诊工作的情况下,不辞辛劳,到处奔波时,医院里却传出风言风语:“医生是看门诊的,搞医疗器械是不务正业。”医生的正业究竟是什么?门诊是为工农兵治病,是正业;试制医疗器械,是为了更好地给工农兵治病,难道就不是正业吗?如果只从一个医生、一个医院着眼,造医疗器械似乎是份外事,但从医生最了解病员的需要,最熟悉医疗器械使用的要求这一点来看,医生为发展医疗器械出力,不也是份内事,而且有着义不容辞的责任吗?小张他们想到这里,不理那一套,在医院领导和内科同志们的支持下,坚持向有关的单位宣传、请教,把新产品试制任务落实了下来。
医疗器械专业厂承担一,点非本厂产品,是“不务正业”吗?医疗器械行业,生产医疗器械产品,这本来是天经地义的事。但由于行业内各个工厂之间,有着专业分工,每个工厂又都有各自的专业产品。这样就产生了一个问题:医疗器械专业厂能不能承担非本厂产品的试制任务呢?
冠心病动态诊断仪中有个心电图电子监护仪,就是冲破了这种片面强调“专业分工”的阻力才试制出来的。
心电图电子监护仪,有关领导部门原安排给搞电子仪器的专业厂试制。由于这个厂生产任务紧,挂不上号,迟迟未动手。小张听说上海医疗器械九厂曾试制过类似的产品,就到九厂来联系。
九厂,是个只有二百多人的小厂。有人认为,九厂设备条件差,技术水平低,“老大(指专业厂)都叫难,小九子能行吗?”但是,九厂的工人却不是这样想的:“我们是生产医疗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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械的工厂,只要为工农兵服务,只要有能力,专业产品要搞,非本厂产品也要搞。”在工人群众的支持下,领导上把这项试制任务,交给了一个生产小组。
这个小组的工人,走出厂门,多次到医院去座谈,听取医务人员的意见,观看临床手术,了解使用要求。他们看到医院里的医疗器械,数量少,品种缺,有的还是三十年代的“洋货”。工人们很焦急:“难道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中国,在医疗器械上就不能打破‘洋?字,只能听任‘洋’字来摆布吗?”
参加试制的工人,绝大多数都不懂电子技术。他们就自己组织起来,利用业余时间,怀着赶超世界先进水平的壮志,刻苦地学习科学技术。每人买了一本有关电子仪器的书,每月由技术员讲解几次,大家边学习,边实践,在很短的时间内,就掌握了试制监护仪的一般原理。
高频高压变压器,有四千伏电压。一次,已经夜深了,技术员黄启寅正在聚精会神地测电压,突然强大的电压猛击他一下,顿时胸闷气急,脸色变白,同志们马上围过来询问,老黄说:“要改变我国医疗器械的落后面貌,我再苦再累也心甜”。
正当工人试制监护仪干得火热的时候,又吹出了一股冷风。有人说:“九厂是搞X光
管的,搞监护仪是不务正业”,甚至对他们施加压力:“试制监护仪是专业厂的事,你们这样做,就是破坏国家计划。”工人针锋相对地把它顶了回去:“我们是在保证完成国家计划的前提下搞试制的,为什么只准专业厂搞,不准我们搞?!”“不管什么专业不专业,只要工农兵需要,只要社会主义需要,就是我们工人阶级的共同事业,”
全广工人都关心这个小组试制的监护仪。金工组的同志们,在业余时间里,为他们开模具,敲外壳;同时,还得到广外三十多个协作单位的热情支持。经过儿个月的艰苦努力,这个小组提前一个半月出色地完成了去年国家规定的生产任务,还试制出了国家计划外的二台监护仪和十三台脑电阻仪。
各行业、各工厂之间的专业分工,本来是随着生产的发展而建立起来的。但是,专业分工又不是绝对的。有分工就有协作。如果把专业分工凝固化,生产某类产品的工厂就只能生产这类专业产品,好象它是神圣不可侵犯似的,否则就是所谓“不务正业”,岂不是用我们自己制造的框框束缚住自己的手脚吗?何况,各行业、工厂生产的产品虽有分工,但怎么能用这种分工来束缚工人群众艰苦奋斗、奋发图强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呢?他们关心医疗器械工业的发展,打破分工分家的界限,主动挑重担,不正是他们认识到自己是工厂的主人,有高度革命自觉性的表现吗?
打破行业界限搞医疗器械,是“不务正业”吗?
医疗器械行业之外的工厂,可以不可以搞点医疗器械?有人说:“造织布机的工人,怎么好跨出行业去搞医疗器械呢?”又一种“不务正业”的论调出现了。
中国纺织机械厂的工人说得好:“不管我干这一行,你干那一行,我们都要做社会主义的有心人。”他们利用现有设备技术条件,挖掘生产潜力,承担了冠心病动态诊断仪的另一
重要部分—“活动地板”和它的数字程序控制部分的试制任务。“活动地板”是一种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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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动器械。这种“地板”,是由电子自动控制它的速度、坡度的变化。病员在运动中,心率的状况,可以直接反映在监护仪的萤光屏上。
中机厂有经验的老师傅,围着小张医生送来的照片,开了一个诸葛亮会。大家议论纷纷,这个说:“‘活动地板'要求能够变速,这和我们厂里的皮带运输机原理一样”,那个讲:“‘活动地板?要求爬坡,和厂里的升降机也是一个道理,我们可以搞”。
工人们把草图画在小黑板上,集思广益进行设计,边画边干起来。开始,“地板”的机械部分装好了,空载时很正常,可是人一站上去,就象煞车一样,不动了。有人建议改一种方法试试,但又产生七高八低、不舒服的感觉。工人们表示:“第一次试验虽然失败了,但‘方便病人?这个指导思想不能丢。”负责试制的孙祥永老师傅在同志们的帮助下,又提出在一公尺多长的“活动地板”下,铺设三十几根滚轴的建议,使病员每只脚都踏在五、六根轴上,轴与轴之间的缝隙又很小,如同脚踏平地一般。他们发挥机械制造厂加工能力强的特长,车的车、铣的铣、刨的刨、钻的钴,只花了三天时间,就改装成功了。
但是,试转下来,设计的数据又和实际不符。因为病人有胖、有瘦、有高、有矮,不同的病人由于体重不同,站在“地板”上就出现每档速度不准确,影响测试效果。怎么解决这个难题呢?工人想了一个妙办法,动员了厂里几十位胖瘦、高矮、年龄不同的工人,到这块“地板”上去试。每人站上二十分钟左右,把不同数据一一记录下来,再算出每档速度的平均值。依靠群众实践,解决了这个难题。
试制医疗器械要不要采用先进技术?原来医院只要求“活动地板”速度和坡度变化用人工控制就行了,拿裁判员用的秒表来计时。这个方案在工人中通不过。大家感到:“既然要打医疗器械的翻身仗,我们就要采用先进技术,体现我们七十年代的工业水平,这样才能满足工农兵的需要”。“可控硅已在我们的机床和生产流水线上使用,为什么不能用到医疗器械上去?”
钱存喜是中机厂的一个青年电工,原来在部队里当无线电员。去年夏天,他刚从交通大学参加电子技术培训班学习回来,就投入电子数控部件的试制。他们邀请同济大学两个青年教师,组成一个由工厂、医院、学校三结合的设计小组。医生提要求,工人提方案,教师发挥了熟悉可控硅和集成电路理论的特长,互相取长补短,把图纸设计出来了。新设备在调试时,大家一次又一次地讨论,看看它能不能满足医生对病人诊断的要求。医务人员建议加装一个电钮,好让病员在检查过程中,可以随时停车和逐步减速,象运动员赛跑到达终点后,需要有一段慢跑一样。不然,病人跑不动时,只能向医生喊“停车”。工人们听了感到有道理,认为“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要为工农兵病员想得周到一些,要把这台仪器做得完善一些”。小钱就用比机械方法更好的电子技术解决了这个问题。这台仪器的“地板”扶手柄上,装了一个小小红色按钮,人们给它取了一个名字叫“安全钮”。它红点闪闪,凝结着工人阶级的深厚感情,闪烁着工人群众智慧的光芒。
中机厂对“活动地板”和它的数控部分的试制成功说明随着生产的发展,许多先进技术会越来越普遍地运用在各行各业之中。由于许多技术原理是路路相通的,所以,不论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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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自己发展新技术的道路
上海马铁厂党支部书记陈彩明
我们俦造工人,长期来迫切要求改变生产技术落后的面貌。但是,我们能不能自力更生地采用和发展新技术呢?过去我们不相信依靠自己的力量能够做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使我国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一个强大的推动力。”在文化大革命中,我们只花了短短五年时间,就采用电子,射流等新技术,连续建成三条半自动化和自动化造型流水线。造型工人第一次坐上操纵台,揿电钮,看信号,改变了过去“刮扳加煤锹,手端铁水包,钢堆铁堆靠肩挑”的落后面貌。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前相比,一个造型工人的班产量,从原来手工操作时的五十七公斤,提高到现在的四千多公斤,品种、规格成倍增长。我们厂生产技术面貌取得这样大的变化,靠的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靠的是广大工人振奋起来的自力更生革命精神。
坚持自力更生,根本的出发点,就是要相信和依靠工人群众。毛主席说:“我们的方针要放在什么基点上?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文化大革命以前,我们对于摆脱笨重体力劳动,改变落后生产技术,喊了十年,依靠少数人干干停停,收效不大,进展不快。为什么文化大革命以后,厂还是这个厂,工人还是这些工人,在五年内却基本上改变了面貌昵?关键就在对待群众这个问题上。
在落后的物质条件下能采用新技术吗?
在落后的设备条件下,能不能采用和发展新技术?在这个问题上,存在着两种世界观、两条路线的斗争。过去在修正主义路线的影响下,我们迷信“洋技术”,想等“洋设备”,以为马铁厂原是个“扛铁厂”,干的都是体力活,靠我们这些拿刮刀、铁锹的造型工人,怎么能搞机械化、自动化呢?只看到落后设备,而看不到工人群众要求改变落后面貌的强烈愿望和实现这个要求的集体力量,越想,志气越短;越看,困难越大,简直寸步难行。记得在
一九五九年,工人曾要求用机械造型代替手工造型,我们就请了一位所谓技术专家来厂指导。他跑到车间里,用尺-一量,摇摇头说:“你们场地小,没有条件搞机械化。”后来,有位苏修铸造专家跑来看了不到十分钟,就用老爷式的口吻说:“你们厂这样生产就行了,还要搞什么流水线?”工人听了憋了一肚子气,批评我们领导“走错了门,找错了人”,“专家讲不能搞,我们工人自己就不能干了吗?”于是,群众自己动手,搞成一条半机械化造型流水线,原来蹲在地上的造型工人,可以站起来操作了。后来,我们在刘少奇一伙利润挂帅的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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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路线的影响下,抓吨位,抓产值,把革新技术这件事,只交给少数人去搞,工人群众进
一步发展铸造新技术的革命积极性受到压抑。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工人群众冲破了修正主义办企业路线的束缚,起来革命,自己解放自己。他们多次提出要搞自动造型流水线,上级管理部门却推说:“你们不是发展厂,就维持现在的生产水平吧。”工人不满意,说:“文化大革命进一步解放了生产力,怎么叫我们维持现状呢?我们不做现状维持派!”技术落后,任务又重,厂里又想把增产的希望寄托在外包工身上,工人立即贴出大字报,质问我们:“要不要自力更生的革命精神,眼睛里有没有看到广大工人群众?”群众一冲一批,对我们触动很大。正是在文化大革命的强大推动下,我们进一步确立了工人群众是企业的主人的思想;实现自力更生的方针,有了从未有过的深厚的群众基础。一年多时间,工人自己动手,搞出了第一条射流半自动生产线。这使我们认识到,“群众中蕴藏着一种极大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只有用无产阶级世界观作指导,才能从本质上发现群众的积极性,真正相信在先进的工人阶级手里,落后的设备可以改造成先进的设备。
群众创造的新技术不完善怎么办?
怎样对待工人群众创造的新事物?在这个问题上,同样存在着革新还是守旧、前进还是倒退的斗争。
自动生产流水线应该采用什么自动控制的方法呢?过去一般都模仿国外的电磁阀控制,这种阀结构复杂,经常失灵,工人说:“我们要跳出老框框,采用新技术”。他们出去参观、访问,看到自动机床采用射流新技术,就大胆建议用射流来挖制自动造型流水线。“一切新的东西都是从艰苦斗争中锻炼出来的,”射流这种新技术,要求高,在机床上采用时,要对射流的空气进行三次过滤。而我们铸造厂满地砂泥,满天灰,全厂儿乎找不到一块无尘场地,也没有大的厂房来安装过滤设备。有人就讥笑说:“翻砂厂是垃圾厂,要采用射流技术,真是异想天开。”工人们想,任何新事物都是从无到有创造出来的,要使造型生产自动化,用电可以自动控制,用气流也可以自动控制。但是,怎样使气流达到那么高的清洁度呢?经过反复试验,发现射流控制的关键是在升压器中气阀这个元件上,而这个元件所需要的用气量,又只占整个射流用气量的百分之五。大家抓住这个主要矛盾,自己动手设计、制造了四只只有肥皂盒大小的空气过滤器,保证这个关键元件的清洁度,就解决了射流控制的技术难题,把射流技术成功地运用到铸造工艺上来。
射流半自动造型流水线造出来以后,由于对机械性能还没有掌握,故障多,流水线时流时停,有时产量还不如手工造型时多。这时,有些人又产生怀疑,埋怨这条流水线不象一条龙,倒象一条蛇,缠住了生产,有的甚至主张把它拆掉。当新生事物还不完善,它的优越性还没有被人们认识的时候,领导上要不要支持它?这时,我们想到文化大革命前的
一个教训。过去厂里工人曾经自己动手搞过一台多功位造型机,因为型板定位不准,影响质量,我们没有发动群众去巩固提高它,结果把这台机器报废了。同样是这个技术难题,现在很快就被工人解决了。少数人对新事物-一时还不理解,并不奇怪,这恰恰是我们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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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造成的。要改变这种状况,也要我们领导做好细致的思想工作。往往有这种情况:对于旧事物,人们已经习惯了它,尽管它落后,反而认为过得去;对于新事物,打破了落后的现状,由于人们还不熟悉它,一时又会感到不放心、不满意。如果要求新事物一开始就尽善尽美,那么,不但不会出现新事物,而是只会维护旧事物。这里,同样有个如何用无产阶级世界观正确对待新事物的问题。这次,我们总结了过去的经验,和工人一起劳动,一起试验,遇到挫折,就鼓气;遇到困难,就在现场发动群众献策献计;出了点差错,由领导主动承担责任。这样,经过一百多次的试验、调整,这条半自动流水线终于投入了生产,生产效率比机械流水线提高二点五倍,工人从站着操作变成坐着操作了。这件事使我们体会到,支持不支持群众搞射流新技术,是对待群众革新创造精神的态度问题;维护的不只是一条生产流水线,而是维护了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革命路线,巩固的不仅是技术革新的成果,而是巩固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成果。
怎样对待国外引进的新技术?
依靠自己的力量发展新技术,对于国外的先进技术,我们也要学习。怎样看待外国引进的先进技术,是一味照抄,吃现成饭,还是洋为中用,立足于创,“打破洋框框,走自己工业发展道路”?这是我们厂里经常存在的两种思想、两条路线的斗争。
在文化大革命中,工人群众为了尽量采用新技术,使生产更快地发展,积极地研究自动造型流水线的新方案。正在这时候,有关部门进口了一台射砂无箱挤压自动造型机。过去翻砂造型,都是用砂箱成型的,无箱造型工艺是一项先进技术。这项新设备的引进,启发了我们的思想,丰富了我们的设计方案。工人说,外国的先进技术,也是外国工人阶级创造的,我们有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有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为什么不能创造?大家提出运用它的先进技术原理,设计一条新型的中国式的挤压自动造型流水线来。
可是,有的同志不赞成。他们看到进口的自动化设备,式样新颖,结构复杂,站在洋机器面前,好象矮了一截,一连说了好多个“不”字,什么“样机不准动,图纸不能改,零件不能少”等等,一句话,就是只许一丝不苟地照抄照仿,甚至还把“洋”设备保密起来。难道“洋设备”、“洋技术”是神物吗?我们对“洋”的东西,作了具体分析。资本主义国家有些先进技术,这是他们花费漫长的岁月,走过许多曲折的道路才得到的。在那里,技术掌握在资本家手里,把它作为追逐利润和奴役工人的工具;技术的应用,无不打上资本主义制度的烙印。就拿那台无箱造型设备来说吧,设备主机的心脏部分,根本不是一台统
一设计的产品,一个控制部位,是用四个国家的产品拼凑起来的,可以说是唯利是图、盲目竞争的产物。他们为了多赚钱,画蛇添足,故弄玄虚,搞了不少形同虚设的零部件,根本不顾工人的实际操作需要。在腐朽的资本主义制度下,国外先进的设备里面,总存在这样或那样的落后因素。看不到这一点,盲目崇洋,就会跟在人家后面打转转,受骗上当。工人们把无箱造型等先进的技术原理,吸收到自己设计的方案里来,同时又从生产的实际需要出发,对它的机械结构和传动方式大胆进行改革。例如用一台旁磁制动电机,加上十八只继电器,代替了一百多只加工难度高、结构复杂的凸轮传动部分。在上海挤压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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械厂的协助下,经过这样一番剔除糟粕、吸取精华的改造功夫,自己设计、制造的挤压自动造型流水线,同进口的设备相比,不仅结构简单,制造周期短,使用方便,而且造价低百分之六十,效率高百分之十六。工人看了高兴地说:我们的“土龙”胜过了“洋龙”。
工人群众坚持自力更生的精神,教育了我们。那种以为我们的技术基础差些,就只能照抄照搬才是走近路的想法,实际上就是踩着别人的脚印走路,跟在人家后面爬行。这样做,一时可能弄到几台洋设备,丢掉的却是自力更生的革命精神。而且,今天外国资本家肯卖一点设备给我们,也是由于我们坚持自力更生方针,打破了帝国主义禁运、封锁的结果。归根到底,自力更生,洋为中用,立足于创,发展新技术的路子是越走越宽了。在这条康庄大道上迈步,速度不是慢了,而是快了。
有了成果还要不要进一步发展新技术?
依靠群众自己的力量,发展新技术,这是我们长期的战斗任务。可是,当我们厂接连搞出两条半自动生产流水线以后,有些同志觉得蛮不错了。在物质技术条件比较差的时候,头上的压力,往往能够转化为促进我们继续革命的动力;而到了物质技术条件比较好了的时候,头上压力少了,手上有了一点本钱,继续前进还是停步不前两种思想的斗争又突出了。
我们厂有一部分产品,是为拖拉机生产协作配套的,为了适应拖拉机生产成倍增长,也要求俦件大幅度增产。这时候,工人们建议,再造一条适合大、中型俦件的造型生产自动线。正当我们研究制造新的流水线时,上级领导部门打算由专业厂制造这种成套设备,分配给铸造厂。厂里有些同志知道后,觉得机会难得,自己不花力气,可以拿到一条现成的自动流水线。但是,广大工人群众却不赞成,他们说:“我们要的不只是一条新的自动流水线,而要继续发扬自力更生的革命精神,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成果。”这几年,由于我们依靠工人群众,发扬自力更生革命精神,不仅技术后方的设备力量加强了,而且锻炼了一批掌握新技术的人材。过去俦造工人根本不懂机械技术,几年来,在制造专用设备、安装生产流水线的过程中,大多数造型工人学会了操作,有的还学会了车、钳、焊接、冷作等工种的技术。原来厂里没有工人技术员,现在全厂有十八个工人能做技术员的工作,有的还是会设计、会制造、会安装、会操作、会维修的多面手。有了这些条件,就为我们坚持自力更生,开辟了更广阔的天地。工人和技术员在设计新的自动化生产线时,研究了厂内外造型的新技术,要把射流、电子等新技术综合运用起来,使自动化程度再提高一步。我们发动工人四次讨论和审查设计方案,技术力量不足,就采取火线练兵的方法,边学边干;加工设备小,就采用“蚂蚁啃骨头”的经验,用土办法加工。从一九七二年开始,经过一年多时间的奋战,终于把自己设计、制造的我国第一台中压自动造型流水线安装起来了。按照设计要求,这条自动生产线正式投产后,可使全厂产量增加百分之五十。“中国无论何时也应以自力更生为基本立足点”。我们要按照毛主席一贯倡导的这个伟大思想,全心全意依靠工人群众,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建国方针,再接再厉,夺取新的更大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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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保医院和“医院劳保”
薛惠祥
我是上海沪东造船厂柴油机车间的工人。上海第三人民医院为我们工人治病,是我们的劳保医院。但是我们工人也为医院“治病”,所以医生说我们厂是“医院的劳保”。说起来,这中间还有一段故事哩。
去年初,我们车间有位女工生病住进了医院。一天,她带信给我,说医院里的胸外科正推行针刺麻醉,急需搞一个在针麻体外循环心脏直视手术中开胸骨的器械。过去我搞技术革新,是同钢铁打交道,而医疗器械是在病员身上开刀用的,可不能乱来。但是,减轻病人的痛苦,发展我国的医疗卫生事业,是我们工人阶级义不容辞的责任。这不只是制造
一件器械的小事,而是关系到继承、发扬我国医学遗产,为国争光的大事,难道我们机械工人不应该竭尽全力去干吗?想到这里,我就把这项任务担当了下来。
回到家里,我反复琢磨着。医生原想把神经科打开颅骨的电钻,改成立铣刀,用来开胸腔。可是,用铣的办法,刀口太大,速度又慢,病人不适应。我想,如果用锯子不是又快又好吗?医用电锯我从来没有做过,但技术原理总有共通的东西,触类旁通嘛。我想到了我们平时做的柴油机,是由活塞来回带动曲轴的,这在机械原理上是把直线运动变换为圆周运动。根据这个原理,可不可以搞一把电锯,使电动机的圆周运动变为锯条的直线运动,来锯开胸骨呢?
第二天,我把这个设想和别的老师傅议论开了,领导和同志们都积极支持我。大家说:“医院、工厂,都是人民的,社会主义的,医院的事情也就是我们的事情。”经过一个多星期的努力,第一把电锯试制出来了。拿到医院里,医生看了很高兴。第-一次使用,刚用到半,突然卡住了,原来是医生在使用前忘记加油了。电锯是不锈钢做的,钢碰钢,轴和外壳容易咬住。医生开刀,时间是很宝贵的,以后如果忘了加油,那怎么办呢?我想,宁愿我们自己麻烦些,也要让医生在使用时方便些。我又把电锯带回来,在摩擦的地方锉掉
一些,再烧点铜焊,这样铜和钢摩擦力小,即使忘了加油也保证使用。现在,用电锯开刀,时间由原来的三十分钟,缩短到只有半分钟,而且以前存在的渗血多等问题也解决了。第三人民医院的医生们一谈起电锯,都说要感谢我们的帮助。其实,我们都是社会主义企业、事业单位,帮助本来就是相互的。第三人民医院是我们的劳保医院,医院为了保护我们工人的身体健康,花了多少心血啊!毛主席教导我们:“世间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个可宝贵的。在共产党领导下,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间奇迹也可以造出来。”劳保劳保,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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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义,就是劳动保护,就是要保护劳动力,使我们的阶级兄弟,精力充沛地参加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同样,我们试制电锯,也是为了更好地保护劳动人民的身体健康,加速我国医疗器械事业的发展,我们的草命目标是一致的。人要劳保,机器也要“劳保”,机器有了“劳保”,才能更有助于人的劳保。
从此,我们厂和第三人民医院之间的关系越来越亲密了。不管是劳保医院,还是医院的“劳保”,大家都想到一块儿了。医院有一台人工心肺机,已经陈旧了,医生要求我们帮助修一修。一个厂休日,我们车间的五位同志一起来到医院,把这台心肺机打开来,排除了一些故障,洗干净,加上了油。这台机器体积大,难搬动,噪音响,不适合备战要求。医生问我们能不能改装?我们想:心肺机部件很多,结构复杂,搞得成吗?一位医生说,美国的心肺机也并不是专业工厂造的,而是一家光学仪器公司造的,其中电动机还是向别的国家买的,既然美国的光学仪器公司能够造人工心肺机,我们造船厂设备条件不差,难道就没有能力搞吗?于是,我们广泛征求医生的意见,并且吸收其他几台进口心肺机的长处,大家动手设计,终于改了出来。最近,我们又用国产材料,自已设计制造了一台,体积比美国的小一半以上,可以放在急救车上使用,性能也比它好。
有时,医院有什么医疗器械坏了,白天来一只电话,我们晚上下班后或者抽个厂休月上门“出诊”。看看能修的,就在那儿修;不能修的,就带回来大家一齐“会诊”。使好些出了点小毛小病、停摆在那里的医疗器械,重新发挥了作用。
有人说,我们这样做是“百有份”。我们说:“对啊,革命的需要,人民的需要,对我们工人阶级来说,难道不是份内事吗?”我们不但要做到“百有份”,而且要做到“千有份”,“万有份”。在不影响本职工作的前提下,我们就是要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多出一份力,多做
一些事。各行各业、各个企业之间,在建设社会主义的大目标下,互相帮助,互相促进,这不正充分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吗?
(李伟国、佘惕君、朱忠华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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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厂还是非专业厂,这个行业还是其他行业,各个广都具有一定的物质技术条件,都有这种或那种技术人材。况且,不同的行业和工厂都有自己的专长。把专业厂和非专业厂的积极性充分调动起来,把各方面的潜力充分挖掘出来,用两条腿走路,医疗器械的发展就能又快又好。中机厂广的工人说得好:“我们厂重有六千人,如果每人每天多干一分钟,就有一百小时,就可以增产多少医疗器械啊!”
上面的调查,向我们提出了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那种相互关系,是封建社会自然经济的产物,和社会主义生产资料公有制的要求是根本不相容的。我们只有打破那种行业界限森严的“门户之见”,打破那种束缚群众积极性的“不务正业”论,肃清旧的生产关系的残余,使社会主义的相互关系,在各个工业部门、企业中都生动活泼地发展起来,那末,自力更生的革命精神就会得到进一步发扬,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必将有一个更大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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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纱
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
范崇星
一个时期以来,我们在下厂的时候,工人同志批评我们,赶超世界先进水平的口号提得少了,“走自己工业发展道路”不如以前讲得响亮了。这个批评是很对的。我们贯彻执行“洋为中用”的方针,进口部分关键设备,进行技术交流,这是必要的。但在一部分同志中间,由于对“洋奴哲学”的批判不够,重又产生了迷信外国技术、轻视我国工人的首创精神的倾向。工人中肯地提醒我们说:“我们进口资本主义国家的设备,决不能引进资产
阶级的思想。”
我在生产技术工作机关做了几年工作,我国工人阶级的许许多多发明创造不断地教育了我,使我越来越深切地体会到“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这个真理。特别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工人的聪明才智真是象火山那样迸发出来。为什么我们有一些坐机关的同志,“言必称希腊”,而对自己的力量却一概看不见呢?对于这个问题,最近我在上海汽车运输公司修理厂看到、听到的一些事实,给了我深刻的启示。这个厂的二车间共有二百多工人,其中一百多个老工人,过去是从拉榻车、拉黄包车、踏三轮车转业的。厂房是两个大草棚、几间旧车库。就是这样一个车间,在文化大革命的一九六七年造出了我国第一台一百五十吨平板车。在批林整风的一九七二年,又造出了一台三百吨平板车和三百吨牵引车头。领导部门对工人同志的这种力量,是不是都看到了呢?去年年底,有个重点建设工程要在今年七月运输大件,需要更多的大型平板车。有关部门开了个“三结合”会议,讨论这件事。会上,有些技术人员主张向国外进口,理由是“造车不如买车快”。他们说,自已造,好是好,但是条件差,赶不及。而工人代表则主张自己造,理由是条件虽然差,但是我们可以用干劲去创造条件。工人代表说,我们造第一辆平板车用了一年时间,造第二、第三辆只用了六个月时间,这一次要“奋战一百天,夺下五大件”,在三个多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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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内造出两辆一百吨、一辆二百吨平板车和两辆三百吨牵引车。如果靠进口的话,谈判、订协议,到交第一辆车,少说也要半年,全部交清一年半。事实是买车不如造车快。但有些同志却认为,“工人说话不算数”,不予支持。这说明,有关领导部门有那么一些人对工人的力量是并不相信的。
为什么有些同志,象电影《火红的年代》里的白厂长那样,嘴上也高喊“向工人阶级学习”,而在关键时刻,却不是积极支持工人群众的正确意见,而是抱怀疑的态度?我觉得,在有些同志的脑子里,“上智下愚”的流毒实在太深。记得在文化大革命之前,有个工业领导部门的负责人,一次开会讨论一项技术问题。他也请了工人一起来“三结合”,但是当工人提出自己的看法,反对技术人员的意见时,他就不耐烦了,站起来在黑板上写了“尊师”两个大字,就把工人的意见压下去了。文化大革命以来,工人阶级进驻上层建筑,知识分子接受工人阶级的再教育,把历史的颠倒重新颠倒过来了。但是,在有些同志的思想上,谁是“师”的问题,并没有真正解决。他们习惯于在一些脱离实际的知识分子的包围圈里过日子,听不进工人的意见,不肯认真贯彻执行“三结合”的方针。
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告诉我们,象我们这样一些蹲机关的人,应该自觉地走到工人群众中去,使自己经常能够听到工人群众的批评和意见。工人群众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有切身的感受,这正是一些从旧学校培养出来的知识分子所不及的。汽车运输公司修理广二车间的许多老工人,在旧社会拉过各式各样的“洋车”,过着牛马不如的“臭小工”生活,现在成为国家和企业的主人了。几十年阶级斗争的实践使他们得出一条深刻的体会:“经济上不搞自力更生,政治上就不能独立自主,靠洋车是开不到共产主义的。”他们批评说:“造车不如买车”,就是林彪“克已复礼”的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也就是要把我们工人拉回到“拉洋车”的年代去。因此,老工人对旧社会总是有一肚子出不完的气,对新事物有一股子使不尽的劲。谁说工人说话不算数?现在,还不到三个月,一辆牵引车和平板车已经出厂,开往工地去了,还有三辆正在总装、调试。“一百天夺下五大件”,已是胜利在
望了。
我们说要走到工人群众中去,决不是不要听取技术人员的正确意见。我们强调集思广益,应当多听各种不同意见。但是,当你听不到工人群众的意见的时候,你是决不可能对各种意见作出正确判断的,甚至可能把那些“洋奴哲学”、“爬行主义”的东西,在“便宜”呀、“合算”呀等等一类动听的字句下,照单全收。这样的教训,我自己也是经历过的。毛主席教导我们:“要信任群众,依靠群众,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我们既要看到工人群众中有无限的创造力,同时又要从物质上给工人群众以必要的支援。前些时候,我去过
一个只有三、四百人的灯具厂。这个厂前几年把一个大厂没有搞成功的国家急需的精密电子设备试制任务,主动接了过去。当时,这个厂条件很差。工人同志却说:“不怕没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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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就怕没志气!”他们把办公室腾出来当试验场地,到旧货摊找旧设备、旧仪器,修修改改派用场;不懂技术就走出门学,请进来教。经过三年奋战,终于造出了这种精密电子设备。但是,当这个厂提出要投入成批生产的时候,有关部门派来了一个调查组。他们看到工人群众艰苦创业的精神,倒也颇为感动。但是回去一想,小厂设备简陋,技术力量薄弱,难以正式投产。结果一张报告,要这个小厂下马,等大厂上马。
这件事反映出我们有些同志对工人群众的“穷棒子”精神,并不是那样真心实意地支持。当工人群众在简陋的条件下创造了一定成果时,如果我们只是口头上说几句好话,行动上则一不给任务、二不给设备,这实际上是对“穷棒子”精神的一种巧妙的扼杀。这个灯具厂的工人群众这几年自己动手,加上上级的帮助,已经有了二十多台机床,二百多台仪器,初步形成了年产十台精密电子设备的生产能力。现在,我们如果不给任务,不继续给以必要的物质支援,那末,初步形成的生产能力,还是发挥不了作用,“样品”仍然是“样品”,试制新产品的成果就会自生自灭,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也就会被压制下去。所以,上级部门的必要支持和帮助,是对工人群众积极性的有力支持。我们提倡走自力更生的道路,决不是要一个厂、一个人单枪匹马,孤军奋斗,而是要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组织群众,支持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这正是领导部门应尽的责任,也是我们对群众的革命精神是真支持还是假支持的一个标志。
给“穷棒子”厂以必要的物质支援,和支持他们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是完全一致的。只有修正主义路线才把两者对立起来,只讲物质支援,扼杀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文化大革命以前,在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的影响下,我工作过的生产技术部门,一讲起要赶超先进水平,就往往把希望寄托在几个大厂、研究所身上,一面下任务,一面调工程师,盖大楼,买机器,把这些单位“喂”得饱饱的。结果呢?腐蚀了人们的思想,磨灭了这些单位自力更生的革命精神。即便有富丽堂皇的厂房、崭新雪亮的设备,生产效果却往往是少慢差费。这里的问题不在于大厂、小厂,而在于领导部门贯彻执行的路线是否正确。只要我们坚持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充分依靠工人群众的“穷棒子”精神,又进行必要的支援,那末,我们一定能够在不花钱或少花钱的情况下,不断挖掘潜力,为国家建设作出更大的贡献。
总之,同工人群众接触越多,我就越加体会到工人群众的力量是无穷无尽的。我们作为上层建筑部门的工作人员,必须牢牢记住毛主席关于“国家机关的改革,最根本的一条,就是联系群众”的教导,深入群众,深入基层,深入实际,向工人群众学习,努力改进作风,只有这样,才能同工人群众一起,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
(本文作者是上海市苹命委员会工业交通组工作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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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点寿该瑰想
从第一天推粪车谈起
普陀区清洁管理站侯建萍
我是一个清洁工人。如果要我谈谈对理想的认识,那就得从我第一天推粪车谈起说老实话,当我拿到分配在清洁管理站的通知时,心里可不是个滋味。感到这下什么“理想”、“前途”都完了,干一辈子这种又臭又脏的工作有什么“出息”。后来想想,推粪车就推粪车吧,反正得有人干。经过思想斗争,还是去报到了。,但是,一事不如意,就事事不如意。推粪车的地段又偏偏是我家所在的附近里弄,亲属、邻居、同学,这么多熟人看着自已推套车,丢人显眼,多不好意思。一路上,师傅在前面推粪车,我怕别人看见,就低着头,拉了师傅老大一段距离。师傅大声喊着:“倒马桶”,我却象喉咙口梗住了什么似的,怎么也喊不出来,好不容易鼓足勇气喊了一声,却轻得连自己也听不清。倒完马桶,又到一个小学里出粪池,师傅要我用木桶,一桶一桶往粪车里倒,但第一桶刚搁到粪车上,就一滑,粪没倒进车里,一半倒在地上,溅了我一身。气得我把桶往地上一扔。师傅见了,没说什么,就自已干起来…就这样,憋着一肚子怨气,推了第一次粪车。
回到家里,怎么也平静不下来,头脑里两种思想斗得很厉害:“读了九年书,难道就倒
一辈子马桶?”“自己是一个共青团员,平时嘴上讲要为共产主义理想而奋斗,为什么一碰到实际问题,就打‘退堂鼓’了呢?”晚上,我又学习了《共产党宣言》,马克思和恩格斯说:“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这段话过去学过多遍,但这次学习,才领会到其中的含义是多么深刻啊!
革命导师在这里讲的两个“决裂”是有密切联系的。要树立为共产主义而奋斗的理想,就必须首先同头脑中旧的传统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我虽然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但社会上还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剥削阶级的旧思想对自已还是有影响的。记得在学校时,自己就很少想到要当一个普通劳动者,更没想到去推粪车,总认为“读了九年书,总不会要我去千这个工作吧”。这种思想,不正是“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剥削阶级思想在自己头脑中的反映吗?高低贵贱,这是阶级剥削、阶级压迫的产物。千百年来,剥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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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级总是轻视劳动人民,轻视体力劳动。二千多年前的孔老二,就宣扬“学也,禄在其中矣”的“读书做官论”。在他们看来,读了书,做了官,骑在劳动人民头上“治人”才是高贵的:而劳动人民只能是受他们剥削的“小人”,是最低贱的。正因为这些流毒在我头脑中没有肃清,因此第一天推粪车就暴露出来了。
剥削阶级的传统观念和无产阶级的思想意识是水火不相容的。头脑里有了旧的传统观念,就必然不能正确理解:什么是读书的目的?怎么才叫做“有出息”?在无产阶级看来,社会主义革命就是要消灭三大差别,而且这个革命就要从我们这一代青年人做起。为什么读了书就不能当一个普通劳动者,就不能推粪车?如果这样,文化教育普及了,人人有文化,那还有谁来干这些工作呢?毛主席早就明确指出了,我们党的教育方针应该是把学生培养成“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在毛主席无产阶级教育路线的指引下,广大青年坚决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在平凡的岗位上,当
一名普通的工人、农民和其他劳动者,这本身就是对旧的传统观念进行宣战,就是对“读书做官论”的有力批判。
“有出息”和“没出息”也要作阶级分析。在无产阶级看来,只有“没出息”的思想,没有“没出息”的工作。在我们社会主义的国家里,“我们一切工作干部,不论职位高低,都是人民的勤务员,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人民服务”。因此,我们无论是在什么平凡的岗位上工作,都是和实现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就拿推粪车来说吧,看起来又臭又脏,极其平凡。但是,真正干好了,对社会主义建设有着直接的关系。我们站里有许多老工人,为了让早班工人安心上班,就宁愿自己起早摸,黑提前把马桶倒好;为了让中班的工人休息好,自已少休息,晚点再去倒。而且,常常有这样的事情,有的家里只有一个老大娘病了,有的家里只有几个小孩,她们就自己帮着把马桶倒好、洗千净。正是在老师傅的这种精神教育下,我才逐步认清了推粪车工作的意义,在这“一人脏”换来“万人洁”的平凡岗位上,越干越有劲了。
毛主席说:“世界观的转变是一个根本的转变。”世界观转变的过程,就是同旧的传统观念决裂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两个阶级、两条路线、两种思想的斗争是很撤烈的。长期以来,林彪一伙为了同无产阶级争夺接班人,复辟资本主义,恶毒诬蔑知识青年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是“变相劳改”,散布“服务工作低贱论”。这种斗争也必然要反映到我们青年头脑中来。因此,我们一定要用阶级斗争的观点和阶级分析的方法,来看待理想问题,深入批林批孔,同一切剥削阶级的传统观念彻底决裂。
我进清洁管理站工作已经一年多了,但是,第一天推粪车的情景至今记忆犹新。这不仅是因为这一天意味着新的生活的开始,更重要的是,意味着自己在革命的道路上,在同旧传统观念斗争中,跨出了极其重要的第一步。当然,关山千重,征途万里。两种世界观的斗争是激烈的、长期的。我决心在平凡的岗位上,为人民服务一辈子,这就是我的
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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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百六十行行行有“名堂”
闸北区服务公司五姑娘扦脚小组
我们几个女青年,都是中学毕业生。当学生的时候,每个人都有自己美好的“理想”。有的想当科学家,搞发明创造,有的从小就自认为是块当演员的料子,有的想当技术工人,有的想当解放军战士。但是,谁料到中学毕业以后,都分配到浴室当服务员。这下什么美好的理想都“泡汤”了,思想上都觉得:“混堂混堂,能干出个啥名堂。”
浴室工作到底有没有“名堂”?在党、团组织和老师傅的教育下,通过革命实践,我们逐渐对这个问题有了正确的认识。在阶级社会中,对于什么是“名堂”,各个阶级理解的含义是不一样的。在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看来,所谓“名堂”,就是出人头地,升官发财,光宗耀祖。这样的“名堂”是建立在广大劳动人民受剥削受压迫的基础之上的。过去,刘少奇、林彪之流,从孔子那里捡来了“学而优则仕”的破烂贷,拚命向青年鼓吹读书做官、成名成家、个人奋斗的腐朽思想,这样的“名堂”,实质上是要把青年培养成资产阶级接班人。在他们的眼中,浴室工作当然是毫无地位的。
即使是同一行工作吧,在不同的社会制度里,“名堂”是大不一样的。旧社会,浴室工人的服务对象,主要是剥削阶级的遗老阔少、太太小姐,而且老板为了赚钱,强迫职工低三下四地去侍候他们,稍一怠慢,就会遭到毒打,甚至被老板停生意。因此,旧社会有句口头禅,叫“唱戏的嘴,混堂的水”,浴室工人不仅生活上无保障,人格上也是低贱的。
在今天社会主义制度下,就完全不同了。浴室工人和其他劳动人民一样翻身作了主人。浴室工作和其他草命工作一样,都是社会主义事业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只是分工的不同,而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工作中有许多事情对我们的教育是很大的。比如有一次,一个女同志陪她全身瘫痪的母亲来浴室洗澡,我们只是帮她把老人背进浴室,帮助脱衣服、洗澡,给老人剪了指甲,做了一些我们应该做的本份工作,可是他们却连声赞扬,说:“这只有毛主席领导才办得到。”这说明,我们工作中的一举一动,虽然平凡细小,但都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里人和人的新型关系。把工作做好了,就能使广大群众处处感受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更加激起他们对党对毛主席的热爱。
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人民服务的。一个青年工作的好坏,不能看他职务的高低,而是应当看他有没有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从这一点出发,即使是平凡的工作,也有许多“名堂”可做。我们在浴室工作了一段时间以后,发现由于浴室里没有女扦脚工,给女顾客带来很大的不便。在河南开封人民浴室杨彩玲同志先进事迹鼓舞下,我们向她学习,冲破了旧的封建传统观念的束缚,也拿起了扦脚刀。但是,扦脚这门手艺,看起来简单,干起来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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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会周查
堂生动的哲学课
51路公共汽车访问记
任
菁
在上海这个城市战斗和生活的人们,总免不了要乘公共汽车吧!可是,当你每天乘车上下班的时候,又可曾想到公交部门的同志,在为工农兵乘客服务、解决城市客运矛盾的过程中,进行了多少创造性的工作啊1
最近,我们到51路公共汽车队进行了短期的调查访问。下面是所见所闻的一些实际情况。
高峰期间
北站附近的早晨,熙熙攘攘的人群,川流不息的车辆,显得格外热闹繁忙。成千上万的人们络绎不绝,潮水般向设在鸿兴路上的51路车站起点站涌来,顿时出现了客运的高蜂。你看,乘客们一股股向直达快车站走去,一股股向区间慢车站走去;有的排坐队,有的排立队;起点站的站务员象战场上的指挥员一样,招呼乘客,指挥车辆。很快,密集的客流迅速分散了,一辆车接着一辆车开出,满载着从四面八方汇聚来的人们,奔赴吴淞工业区去抓革命,促生产…
我们夹在乘客中情不自禁地赞叹着:人多车挤,却秩序井然,51路汽车能这样适应高峰期间的客运需要,真不简单啊!这时,一位身着上钢五厂工作服的乘客对我们说:“同志,你是个新乘客吧,以前的51路可不是这样,我们光在起点站等车就得一个多小时哩!现在…”他没有说完,就登上车了。现在的情况,我们是亲眼看到了。可是过去究竟又是怎样的呢?
我们带着这个问题,来到了车队的调度室。一位上了年纪的调度员告诉我们:“我在这里工作十多年了,随着吴淞工业区的新建和发展,加上大批知识青年奔赴郊区、农场闹革命,51路的客运越来越忙了。本来嘛,人多了,车加多就是,可事情并不那么简单。上班的人们,谁不想及早上车赶到目的地呢?可是,人只能一个一个上,车只能一辆一辆发,大家争先恐后,你越是想快,越是快不了。一进入高峰期间,乘客候车排队象长城,车等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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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结成龙,真是‘人等车,车等人’。排队上车等上七、八十分钟那可是家常便饭啦!”“人等车,车也要等人?”我们觉得这个矛盾挺有趣,很想知道那是怎么解决的。调度员继续往下说:“这个矛盾可伤脑筋啦!乘客急,我们更急。北站到吴淞,51路是一条重要干线,每天担负着近十万人次的客运任务,单是早晨高峰期间就有二万多人次。这就象
四面八方的支流,汇成洪流,再从一个出口奔去,人多口子窄,一下子就卡住了。要解决问题,就得摸清乘客的来往流向,搞清客流布局,多设置几个出口。有一段时间,我们车队的干部和站务员分兵几路,尾随乘客查来龙去脉,心中才慢慢地有了一本‘客谱’。比如,住在南市区陆家浜附近的乘客,大多是上钢一厂、五厂的工人,他们到吴淞上班,得先乘66路到北站转51路;其他如东区提篮桥、控江新村一带的乘客也很集中,都要转儿次车。根据乘客的要求,我们就在陆家浜、提篮桥、控江新村等地带增设车站,按‘一条龙'设跨线车,使这些地区的乘客不必绕鸿兴路站头转车,而能就近上车直达。这样一来,把高峰期间的密集的客流分散了,鸿兴路起点站的压力也就小了。”
正当我们听得入神的时候,旁边有一位同志插嘴了。站务员风趣地介绍说:“他是我们公交战线的义务服务员。”
“公交战线的义务服务员”,这个名称多么使人尊敬,却也使我们好奇。我们正想问个究竟的时候,那位同志乐呵呵地作了自我介绍:“我是在钢铁厂搞后勤工作的。51路车队的同志常来我们厂作调查,相互都熟悉了。我们厂住在控江新村、陆家浜、提篮桥一带的工人能就近乘上直达车,都很高兴。可是,还有好多工人要从鸿兴路上车,一进入高峰期间,还得排长队。主要原因是上班时间太集中。51路车队的同志同我们商量,把各车间、部门的上下班时间适当错开,又把我们厂和其他单位的上下班时间适当作了调整。这样一来,进一步分散了高峰期间的客流。51路车队根据不同情况,还设立了定班车。我有个邻居,她在泰和路钢铁研究所工作。从泰和路车站到钢研所要步行二十多分钟,遇到天气转冷,或者刮风下雨,更不方便。51路车队根据乘客的要求,便直接把汽车延伸到钢研所门口。他们这种急乘客所急的精神,使我们很受感动。广领导经常说,解决客运矛盾,不能光靠公交部门,我们每个单位、每个乘客都有责任。所以,我们一有空就出来配合51路车队做点工作。”
51路车队的同志们,在社会上各方面的支持下,在解决高峰期间“人等车,车等人”的矛盾这个问题上,做的工作是多么感动人啊!又是多点发车,又是跨线直放,又是调整时间,不同的措施,都有一个主攻方向,叫做“削高峰”。从“车等人,人等车”到“人分散,车分散”;变“一点的人多”,为“多点的人少”;使一个起点站的“高峰”转化为几个起点的“低峰”,从中我们不是可以得到深刻的哲学启示吗?
长途与短途
从北站的鸿兴路到吴淞工业区,51路汽车沿线长达十五公里。在车上,我们又听到了长途乘客和短途乘客的许多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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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淞化工厂的一位工人同志,对我们讲了当初长途乘客与短途乘客的矛盾情沉:在设立了长途直达快车以后,每天早晨鸿兴路周围的长蛇阵,突然好象被斩了尾巴似地短了起来。我们在起点站候车的时间大大缩短了。谁知车到中途,老是碰上麻烦事。车门一开,
一些短途乘客哗哗地拥了上来,眼看车厢挤得密不透风,可下面的乘客还在一股劲地挤着、推着。售票员放开喉咙喊:“请乘客们不要挤了,下一部车马上就到!”车下的乘客急得直跺脚:“不行!这一趟车挤不上,上班就要迟到了!”有的说:“以前还是三、五分钟一班车,现在等上七、八分钟还不见下一班车!”还有人在嘀咕埋怨,“你们光照顾吴淞地区的大厂,我们途中的小厂就不管啦!”这一来,我们可苦了,站站停,站站吊,站站吵,起点站候车排队的时间虽然短了,可途中耽误的时间反而长了。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当时身历其境的售票员告诉我们:原来,一部分车辆调到新设的点跨线行驶以后,从鸿兴路到吴淞地区的车就相应地少了,因而站站停的慢车次数也就少了,沿线小站的短途乘客因为久等挤不上车直叹气;起点站出发的长途乘客因为站站吊直发急,这真是长途影响了短途,短途又连累了长途。
这时,陪同我们跟车访问的车队干部说:“长途和短途的矛盾也是可以互相转化的,当着增点发车、跨线放车之前,矛盾的主要方面是长途乘客;当着增点发车、跨线放车之后,短途乘客的要求就成了矛盾的主要方面。要解决这个问题,还得经过实地调查。原来,在51路途中,从同兴路到三门路一带,小厂集中,短途乘客也多,这股短途客流从‘头部'袭击了长途乘客。过了江湾镇以后,沿途附近居民出入吴淞镇的多,这股客流又从‘尾部?牵制了长途乘客。只有在头尾之间,才是长途乘客的‘安全地带’。很明显,在同一条线路上,不同的地段和不同的时间,客流也表现出不同的情况。如果我们不顾矛盾的特殊性,照样按部就班地从起点到终点来回行车,必然造成有的地段乘客太多,车子‘吃不了,吊着走’;有的地段乘客太少,车子‘吃不饱,空着跑'。后来,我们干脆来了个‘长归长,短归短’,
一部分车辆固定在短途乘客集中的地段小调头,来回行驶;一部分车辆直达专送北站到吴
淞的长途乘客…”
话音未落,我们发急地问:车子本来就不多,这样一来,更加分散,每辆车发出的间隔时间不是更长了吗?
“不!反而短了,”这声音是多么熟悉啊!原来那位上了年纪的老调度员正在车上听取乘客和售票员的反映。他一听我们的发问,就接上了话:“采取了各种办法调度车辆以后,看上去是分散了,实际上却是集中了;看上去车子少了,实际上车子反而多了。因为发车合理了,车子的周转率就大大提高。比如,过去从起点站到终点,由于站站吊,一个来回得九十四分钟,现在快放直达,排除沿线短途干扰,七十四分钟就能打回转。到三门路,过去来回要四十四分钟,现在设立了区间车只要三十分钟。我们算了一下,长途和大站区间等于挖出了七辆大车的潜力,短途等于增开了十九班车次。周转一快,发车的间隔时间不是长了,而是短了。我们在实践中感到,人还是那么多,车也还是那么多,从实际出发来个巧安排,是大有潜力的。”
我们在51路沿线访问了不少乘客。听下来,短途乘客和长途乘客的要求是不一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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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地说,短途乘客希望站站停,发车间隙短;长途乘客则希望发直达车,中途少停或不停。这个矛盾看起来是对立的,你照顾了长途乘客,短途乘客有意见;你照顾了短途乘客,长途乘客又有意见。要求虽然不一样,目的都是一个,都是为的急着抓革命、促生产,争取少在途中磨时间。公交部门的同志,面对这样复杂的矛盾,顾此不失彼,使长途乘客和短途乘客各得其所,这就有力地说明:只要掌握和运用对立统一规律,就能处理好各项复杂的矛盾。
当时,我们想:高峰期间“人等车,车等人”的矛盾解决了,沿线长途乘客和短途乘客的矛盾解决了,总归一切都太平了吧。然而,事实告诉我们,矛盾还多着哩!
在意外的情况下
有一次,我们在车上遇上几位崇明农场的知识青年,给我们讲了一个动人的故事:由于天气变化,开船时间推迟,春节前从崇明开往吴淞的一班客轮,要延误到凌晨一时才能靠码头。当时,满船乘客直发愁,四十分钟一班车,当班赶不上就得等下一班,弄不好有一部分人要在码头上过夜。谁知船一靠岸,码头边排列着一辆辆公共汽车,及时把四、五千旅客送到了上海…
听完这个故事,我们的心久久不能平静。在这种意外的情况下,51路车队的同志们怎么能这样服务到家呢?
在意外的情况下怎么办?这又是一个谜。
有一位驾驶员给我们讲述了他亲自碰到的一次意外情况:“有一天早晨,我刚出车,一看站头上候车队伍特别长,大多是陌生面孔。这些新乘客,一下子就冲击着按正常班次上车的老乘客,车站上你推我嚷,顿时乱了套。一了解,原来吴凇一家大厂正在搞设备检修,上级领导从其他行业组织了五、六百人来支援,这批新乘客就是协作大军。这个意外的矛盾,我们是靠向车队联系,临时增调车辆解决了。”
难道每一次意外情况,都是靠临时措施来对付?我们参加了车队一个工人学哲学小组的讨论会,终于揭开了这个谜。有个站务员说:“搞什么工作,都会碰到意外的。这个‘意外’就叫做‘偶然性’吧!能不能变意料之外为意料之中呢?偶然性中是不是也包含着必然性呢?象轮船误点和工厂检修这样的事,有时是难以预料的,但偶然的变故总归都要受到必然性的支配。工厂常年生产,总是要搞设备检修的,气候的变化对车船班次或多或少总是有影响的。如果我们能够提高自觉性,主动去研究千变万化的客观事物,就可以把许多意料之外转化为意料之中,从偶然性中掌握必然性,工作就会主动得多。”站务员的一席话,引起了我们广泛的联想:
你看,公共汽车上的服务员,经常手里都拿着一个本本,在认真地记录着客流变化的时间和人数;
你听,公共汽车站头的服务员,经常在热情询问乘客的来龙去脉;
你是否知道,乘客集中的单位,不知收到公交部门多少封征求意见的信件和调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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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不知接待过多少次公交部门来听取建议和商量改进办法的同志;
你是否知道,在天气变化的时刻,在节日、假日的前后,公交部门挂发了多少个询问情况的电话…
公交部门的同志就是在这样一桩柱、一件件的具体工作中,摸索着客流规律,掌握行车的主动权,不断提高了为工农兵乘客服务的质量。
亲爱的读者,城市容运会碰到多少意外的情况,你数不清。公交部门的同志为了对付意外的情况有多少动人的故事,你数不清。现在,我们在调查访问中知道的也只是其中的千分之一,万分之一。
短促的访问,我们学到的东西是很多的。51路车队的同志们,那种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革命精神,那种把方便让给乘客,把困难和麻烦留给自己的高尚风格,都是十分感动人的。广大乘客曾经送去一些什么样的感谢信,这些就都不说了。我们唯一要补充说的是,这次调查访问是一堂生动的哲学课。51路车队面临复杂多变的情况,坚持用唯物辩证法分析矛盾和解决矛盾,坚持在反复实践、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想方设法,坚持在有限的物质条件下去无限地努力做好工作,这不正是毛主席的哲学思想为广大群众所掌握的一个缩影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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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有“名堂”。这桩工作要求手稳刀平,胆大心细,既要修好脚病,又不能割破皮肤,所以老师傅说,这是“肉上雕花”。如果没有全心会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和本领,肯定是做不好的。在老师傅的帮助下,当我们开始用学到的本领为工农兵修治脚病时,就受到了广大顾客的欢迎。看到许多患了多年脚病的顾客,经过我们的修治,高高兴兴地走出浴室时,我们从心底里感到,只要愿意为人民服务,一把小小扦脚刀,就有千不完的“名堂”。为人民服务是无限的,工作中的“名堂”也是无穷的。有一天,浴室来了一位老工人,顾不上洗澡就要求马上给她修治脚病。一修好脚,又急匆匆赶回厂拆革命促生产了。这就使我们想到,可能还有更多的工人同志患了脚病而顾不上修治。经过调查,光一个棉纺厂就有百分之七十的中、老年女工患有各种脚病。这个数字,给我们的教育很深刻,也大大加重了我们的责任感。于是,我们改变了等客上门的方式,走出店堂,上门服务。一年多来,我们出门服务二百多次,为一千多人修治了脚病。同时,跑遍周围十几条里弄,帮助那些长期瘫痪的青年、年老多病的退休工人,以及父母在外池的儿童来浴室洗澡。这样一来,为人民服务的道路越走越宽广。
毛主席曾经号召我们要学习白求恩同志毫无自私自利之心的精神,说:“从这点出发,就可以变为大有利于人民的人。一个人能力有大小,但只要有这点精神,就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入。”我们革命青年,要树立革命的理想,就必须牢固树立完全彻底为人民服务的观点,从这,点出发,不管千那一行工作,都能为革命作出自己的贡献,为共产主义献出自己的青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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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松职每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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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七四年
第
四
期
总第八期
>21区“Y儿J)只回a广上海学习与批判杂志编辑部编
・上海以≮出版
(上海复且大学)
(上海绍兴路5号)
上海市报刊发行处发行
上海新华印刷厂印刷
代号:4一192
一九七四年四月二十日出版定价:0.25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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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我九大
19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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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麻语录
我们的斗争需要马克思生义。
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
全面规划,加强领导,这就是我们的方针。
月与地
一九七四年第九期目录
批林批孔反修防修
人民群众是创造历史的动力
试论劳动人民斗争与儒法斗争的关系…薛庆松(3)韩非—战国末期的反孔主将…
…史尚挥(8)
读《三国志·郭嘉传》……
…翟青(15)
学习与批判
东北解放战争中两条军事路线的斗争
批判林彪在东北解放战争中的右倾军事路线…余学军(19)陈伯达尊孔反共的一生
…程皋(27)
注释工作中两条路线的斗争…延风(32)剥开《女儿经》的反动画皮
上海第三十棉纺织厂织布车间乙班党支部(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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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斗争中努力学习
资产阶级革命中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
学习《共产党宣言》的一点体会
…任菁(39)
唯物辩证法的好教材
学习马克思《数学手稿》的一点体会上海无线电二十六厂工人陈熙春(44)
经济问题研究
四十六万人民的心愿
嘉定县制订和实施远景规划的调查…本刊记者(47)嘉定县1974一1980年农业发展规划(修订草案)…(53)订规划先要抓路线…嘉定县马陆公社党委书记李庆涛(60)建设新农村永无止境…嘉定县朱桥公社灯塔二队队长徐正明(62)我们的大目标是共产主义…嘉定县外冈公社葛隆大队贫农社员秦大弟(64)自己动手改变面貌
一一上海针织工业自力更生实施技术改造规划的调查…(66)
文学评“论
为文化大革命中的英雄塑象
谈话剧《战船台》中雷海生的形象塑造…文雁平(71)热情歌颂工人阶级的革命首创精神
一一《科学技术第三号》观后…方亮(75)
教育革命经验总结
短评:坚持办好函授教育…
…(78)
把短训班办到农村去…上海海运学院函授教育小组(79)谈谈当好兼职辅导教师的体会…江西婺源县许村卫生院王玉东(82)坚持以自学为主(三则)……(84)
杂文:夏洛克的新变种…中华造船厂工人奚启新(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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けしォ木しし反修防1修
招HE由aaE
人民群众是创造历史的动力
试论劳动人民斗争与儒法斗争的关系
薛庆松
在当前批林批孔运动深入发展的大好形势下,广大工农兵、革命干部和革命知识分子认真看书学习,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研究儒法斗争和整个阶级斗争的历史,把一部被颠倒了的历史颠倒过来,对中国古代的法家进行了必要的历史的肯定,进而彻底批判了林彪的修正主义路线及其思想根源。为了使儒法斗争史的研究能更好地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服务,我们必须认真研究历史上劳动人民斗争与儒法斗争的关系。
毛主席教导我们:“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根本原理。历史上法家对儒家的斗争,都是在奴隶起义、农民革命的推动下进行的。同时,这种斗争只有在获得了人民群众的支持后,才能取得
一定程度的胜利。如果离开奴隶们即人民群众的斗争,是根本不可能有什么儒法两条路线斗争的。
历史上的儒法斗争,在不同历史时期有其不同的内容和表现形式。在封建制代替奴隶制的过程中,儒法斗争反映了一个阶级代替另一个阶级的革命。法家是新兴地主阶级的思想和政治代表,而儒家则是没落奴隶主阶级的代言人。在这场社会大变动的过程中,许多法家的代表人物为了推翻和改造奴隶制,向反动的奴隶主贵族展开了英勇的斗争,有的甚至为此而献出了自己的生命。但是,他们所为之奋斗的建立封建制以代替奴隶制的事业,离开了当时广大劳动人民的斗争是不可能取得成功的。归根到底,摧毁奴隶制的决定性力量是奴隶们的阶级斗争。春秋战国时期,奴隶们的集体逃亡和暴动,此起彼伏,连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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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断,特别是柳下跖率领“从卒九千人”的大规模起义,“横行天下,侵暴诸侯”,使当时各国奴隶主贵族望风心惊,声势尤其浩大。奴隶们各种形式的反抗斗争,从根本上瓦解了奴隶制的经济基础,替新兴地主阶级的登上历史舞合创造了有利的环境和条件。法家作为当时已经完全反动腐朽的奴隶主贵族的对立面,正是在成千上万的奴隶连绵不断举行革命起义的基础上,顺应了历史的潮流,才得以勇敢地提出了“治世不一道,便国不必法古”的口号。同时,在地主阶级推翻奴隶主贵族统治的这场斗争中,领导者是新兴的地主阶级,但为这场草命提供了战斗部队并在进程中起着主力军作用的是奴隶和其他劳动人民。齐国的陈成子在从奴隶主贵族手里夺取政权的时候,所依靠的基本力量是齐国的破产平民和逃亡奴隶。商鞅在秦国实行变法的时候,更是强调了所谓“以草茅之地,徕(来)三晋之民,而使之事本”的政策①,吸引了韩、赵、魏的大批劳动人民(包括逃亡奴隶)进入秦国,成了秦国实行耕、战政策的重要力量。秦始皇之所以能统一中国,不仅是由于奴隶的起义沉重地打击了奴隶制,促使和推进着六国在不同程度上向封建制过渡,从而在当时的全中国范围内出现了建立统一的封建政权的基础;而且也是由于他执行了一条地主阶级革命的思想政治路线,争取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参加和支持,才得以完成了统一六国的事业。秦始皇刚统一天下,就立即宣布“更名民曰黔首”,使那些刚解放不久的奴隶得以提高社会地位,目的就是为了争取劳动人民的支持,进一步铲除奴隶主复辟势力的社会基础。
奴隶、农民和新兴地主阶级是不同的阶级,他们为什么会在当时一起来反对奴隶主贵族呢?这是因为奴隶制这种生产关系在当时已经彻底腐朽没落了,除了奴隶主以外的各个阶级都同它处于极端对立的地位,迫切要求改造这种生产关系;而封建制生产关系的固有矛盾却没有充分暴露,因而参加斗争的各个阶级都对革命的未来充满了希望和憧憬,奴隶认为革命会带来平等和解放,农民认为斗争胜利后将会出现宗法式的宁静的田园生活,而地主阶级惦念着的是建立强有力的中央集权的地主阶级专政的封建统一国家。尽管它们参加革命的目的很不相同,但却在推翻奴隶主统治这一点上统一起来了。历史的进程决定了奴隶制生产关系只能由封建制生产关系来代替,地主阶级是当时唯一能够提出代表新的生产关系的政治纲领的阶级,因而它就成了当时的领导阶级,法家的进步意义也正在于此。但是,如果这场规模广阔的斗争没有奴隶和农民的参加,光凭地主阶级单个的力量是决不能取得成功的。
封建制代潜奴隶制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其间充满了复辟和反复辟的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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奏始皇死后不久,赵高政变改变了秦王朝的政权性质和法家路线,是一次严重的复辟事件,对劳动人民带来的危害极深。陈胜、吴广为首的农民起义的主要目标,就是为了解除重新沦为奴隶的威胁,力图改变赵高政变以来“黔首振恐”的局面。秦末农民起义摧毁了部分实现了奴隶制复辟、并正在实现奴隶制全面复辟的赵高政权,这就在客观上起着巩固新兴封建制度的作用。刘邦正是在农民起义的基础上,才得以顺应历史潮流而创立了西汉王朝。没有奴隶起义、农民革命对奴隶制复辟势力的毁灭性打击,也就不可能有刘邦法家路线的胜利。
西汉以后,随着奴隶制复辟的危险逐渐消失,封建制本身固有的矛盾日益暴露。这时,地主阶级中除了有些人在不同情况下坚持法家路线以外,大部分已经背叛了原来的革命进取性,转而从历史的垃圾堆中检起了儒家路线奉为至宝。此后,儒法两条路线的斗争主要的是在地主阶级内部进行的了。这种斗争在不同程度上受到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的支配或影响,曲折地反映了阶级斗争的起伏和激化。毛主席指出:“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只有这种农民的阶级斗争、农民的起义和农民的战争,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因为每一次较大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的结果,都打击了当时的封建统治,因而也就多少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一般说来,封建社会中某些法家代表人物所提出的一些革新措施的能否实现,往往要取决于农民起义对腐朽的反动统治打击的深度和广度。只有在农民革命对封建生产关系中最腐朽的部分进行了沉重打击后,这些革新措施才有成功的可能。不然,就往往只能得到失败的结果。
这种例子在历史上是屡见不鲜的。在中国历史上,东汉以来逐步形成而在西晋以后得到恶性膨胀的门阀制度,反映了封建生产关系中最腐朽最黑暗的方面。这种制度保证了封建官僚的选拔必须出自世家大族,即所谓“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直到南北朝时期,象北方的崔姓、卢姓,南方的王姓、谢姓等世家大族,就垄断了朝廷中的重要官职,甚至出现了“上车不落则著作”(即抱着上车的婴孩却已经有了著作郎的官衔)的怪现象。这样一来,封建政权基本上为地主阶级中的一个集团即豪族地主集团所独占,不仅造成了地主与农民的尖锐对立,并且使地主阶级内部的各个集团的矛盾急剧激化起来,不利于生产力的向前发展。南朝宋、齐、梁、陈的各朝开国君主,大多出自寒门,却也无力改变豪族地主独占的局面。隋文帝统一了南北朝,但也不能从根本上改变这种趋势。只有到了隋末农民大起义以后,才对封建生产关系中这种最腐朽黑暗的部分进行了有力的冲击和涤荡。到了唐初,李世民、魏征等才有可能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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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举制来代替九品中正制,并在政治上推行某些法家措施。当然,科举制后来也走向了反面,成为一种极端烦琐而又黑暗的考试制度;但当它在唐初刚出现的时侯,却是为了进一步调整地主阶级的内部关系,使中小地主阶级包括一部分富农等增加了进入封建政权机构的机会,暂时缓和了豪族地主垄断政权机构后在地主阶级内部所产生的尖锐矛盾。但即使是这种微小的改革,如果没有隋末农民大起义的冲击和涤荡,豪族地主集团是绝不允许地主阶级中其他集团来分尝一杯羹的。至于在士地关系上反映出来的情况,就更其是如此的了。只有在经过大规模的农民起义以后,才能暂时地改变一小镘大地主阶级垄断全国绝大多数土地的局面,并使农民争取到了或多或少的自由,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生产积极性。尽管封建统治者在新建立的封建政权站稳脚跟后不久,就又卷士重来,进行反攻倒算,重又对农民加重了剥削和压迫。但在一个短时期内,由于农民对当时封建统治打击的结果,使封建生产关系暂时得到了某些改善,因而也就多少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由此可见,如果没有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地主阶级连它的内部矛盾都无法进行调整,更不用说对封建生产关系的改善了。历史上某些王朝的开国君主之所以能够有一些作为,归根到底,是由于他们利用了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的成果。因此,从实际的社会效果来看,封建社会中一次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胜过百十个法家人物的要求改革的呼吁。至于所谓“让步政策”之类的论调,根本就是骗人的鬼话。
劳动人民的斗争不仅为法家的变革开辟了道路,而且还表现在法家的变革思想本身就是以劳动人民为主体的社会实践的产物。在封建社会中,只有在农民革命起义之前或之后,才往往会有一些著名的法家代表人物出现。一般说来,这些法家人物是地主阶级中经济、政治地位较低的阶层的代表,他们敢于批判儒家思想,宣扬某些进步观点,采取某些革新措施,在不同程度上揭露了反动封建统治内部的黑暗和封建生产关系的腐朽。他们之所以能做到这点,这是因为农民起义早已在不断冲击着封建生产关系中那些最腐朽、落后、反动的部分了。就拿王安石变法来说,在研究它所产生的背景的时候,就不能忽视北宋初年土地问题上兼并和反兼并的斗争,不能忽视以王小波、李顺为首的农民起义的影响和作用。
历史上的法家如商鞅、韩非、王充、王安石、李贽等人,都是一些著名的反孔反儒的战士。但是,中国历史上反孔反儒的主力军还得推当时广大的劳动人民。从柳下跖领导的奴隶起义吹响反孔斗争的号角,到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革命掀起的反孔高潮,充分显示了劳动人民是反孔反儒最积极的力量。劳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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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受儒家孔学的压迫最深,反孔最激烈,批孔也最深刻。历次的农民起义军所到之处,几乎都要捣孔庙,烧经书,杀儒生,对孔孟之道进行了武器的批判。每
一次农民起义的高潮,都使孔孟之道威风扫地,狼狈不堪,从而大大地推动了法家的反儒斗争。从封建社会的整个发展趋势来看,随着封建社会的日趋没落,地主阶级中的尊法反儒思潮已是江河日下,一代不如一代的了。但是由于两宋以后的农民反孔斗争不止,一浪高于一浪,使得在封建社会的后期还能出现李贽这样的法家人物,不仅敢于批判反动的理学,而且敢于向儒家经典提出挑战,尖锐地揭露了本阶级顽固派尊孔复古的丑恶面目。但即使是李贽,在政治上也不可能提出解决社会主要矛盾的革命主张,因为封建制度在自身矛盾的推动下,已经无可挽救地正在逐步走向它生命的尽头。这种情况说明了,劳动人民反孔斗争的坚决和彻底,不仅远胜过任何法家人物,而且法家的批孔是深受劳动人民反孔斗争的推动和影响的。
历史上的法家,由于他们是剥削阶级的思想家,不可能彻底战胜孔孟之道。封建社会的农民进行了多次的起义,对孔孟之道进行了武器的批判,但由于农民不是新的生产力的代表者,不仅不可能消灭封建剥削制度,也不可能彻底战胜孔孟之道。中国资产阶级由于它和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联系,从娘肚子里带来了先天的软弱性,虽然也曾经有过几个先驱人物对孔孟之道进行了猛烈的冲击,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最后并不能完成反帝反封建的任务。彻底消灭剥削制度,彻底战胜孔孟之道的任务,历史地落到了无产阶级的肩上。只有无产阶级才能彻底实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彻底批判儒家的反动性和正确评论法家的进步性。我们现在研究儒法斗争和整个阶级斗争的历安,其目的是为了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是为了担负起彻底消灭剥削阶级和彻底战胜孔孟之道这一历史使命。因此,当我们研究儒法斗争的历史的时候,或者是在对法家进行研究和评价的时侯,必须把它放到一定的阶级斗争的环境中去考察,作阶级的、历史的、实事求是的分析,从中总结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经验。只有这样,才能使我们对现实的阶级斗争、路线斗争有更清醒的认识,更好地执行党的基本路线,做到进一步巩固和加强无产阶级专政。
①见《商君书·徠民篇》。草茅之地,即未开垦的荒地。三晋,韩、赵、魏三家分晋,故称三晋。事本,指从事农业生产。商鞅的政策是大力吸收三晋逃亡的奴隶和农民,鼓励他们垦荒和定居下来,以增强秦国的耕战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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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非一战国末期的反孔主将
史尚辉
韩非是战国末期反孔斗争中的一员主将。在代表新兴地主阶级的法家学派中,他是第一个公开点名批判孔老二的。一部十多万字的《韩非子》,是韩非在儒法两家激烈斗争中写的批孔论文集,也是新兴地主阶级对没落奴隶主阶级的斗争经验的总结。它直到今天读起来,仍能使人从中感到强烈的战斗气息。
韩非(约公元前二八0一前二三三年),战国末期韩国人。他所处的时代,离孔丘死去已经两百多年了。为什么韩非要集中火力对孔老二及其儒家理论进行系统的批判呢?这要从当时地主阶级与奴隶主阶级的斗争背景说起。战国时期是一个社会大变动的时代。韩非作为新兴地主阶级思想家,曾经多次建议韩王实行地主阶级的“法治”路线,但由于韩国政权机构内部的奴隶主阶级代理人的阻碍和反对,他的政治主张一直得不到采纳。在韩国,“当涂之人”即奴隶主贵族专横跋扈,欺上压下,结党营私,大肆培植私门势力,气焰十分嚣张。他们对“智术之士”、“能法之士”即法家人士采取了公开镇压和阴谋刺杀的血腥政策。(“其可以罪过诬者,以公法而诛之;其不可被以罪过者,以私剑而穷之。”《韩非子·孤愤》)因此,法家只能在极端艰难的处境中进行战斗。韩非由于阶级性的限制,看不到劳动人民的力量,他总是感到势孤力薄。但是,他并不因此气馁,而是怀着“智法之士与当涂之人不可两存之仇”的决心,对奴隶主阶级开展了不屈不挠的斗争。
韩非在韩国的变法活动遭到了重重困难,只得转而把在全中国范围内建立统一封建政权的希望寄托在秦国的身上。但就在这时,大奴隶主吕不韦通过政治投机活动篡夺了秦国的政权。吕不韦是个狂热的尊孔分子。他招集了
一批以儒生为主的“食客”,编纂了《吕氏春秋》这本鼓吹复辟、倒退和分裂的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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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反法著作,为他在秦国复辟奴隶制进行舆论准备。《吕氏春秋》的出笼,深刻地反映了复辟需要尊孔、反复辟也必须反孔这样一个真理。韩非总结了春秋战国以来儒法斗争历史的经验,看到了儒家是新兴地主阶级的大敌,而孔学则是“愚诬之学”(《显学》),从而得出了“儒以文乱法”的深刻结论(《五蠹》)。他不仅毫不含糊地把儒家列为“五蠹”(五种蛀虫)之首;而且直率地指斥孔老二是复辟的祖师爷,明确宣布:“儒之所至,孔丘也”(《显学》)。这样地公开点名批判孔老二,在先秦的法家学派中可以说是第一人。不仅如此,韩非还尖锐地把儒法斗争提高到了两条路线斗争的高度上来认识,强调“奉法者强则国强,奉法者弱则国弱”(《有度》),指出一个国家的强和弱,关键在于是否坚定地执行了地主阶级的“法治”路线。他正是从加强地主阶级专政的需要出发,满怀激情地写出了一系列出色的批孔论文,对儒家的复古思想和复辟行为进行了全面系统的揭露和批判,极其深刻地论证了封建制度代替奴隶制度的必然性。
二
韩非是一个厚今薄古的专家。他继承了荀况“法后王”的理论,对孔丘“法先王”的历史观作出了深刻的批判。
究竞是“法先王”还是“法后王”?这在当时是“礼治”和“法治”两条路线斗争的出发点和理论根据。在孔老二的心目中,西周奴隶主贵族的一统天下是“盛世”,而周文王则是最理想的“先王”。他慨叹地说:“周朝的制度是根据夏、商二代的制度而来的,真是兴盛完备啊!我要为恢复周朝的奴隶制而奋斗。”(“周监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论语·八佾》)从孔丘到孟轲,都无不开口闭口“称先王之道”(《五蠹》),拼命吹捧“先王之德厚”(《忠孝》)。总之,在他们的眼里是一代不如一代,什么都是古代的好,今天的一切都糟糕透了。射人先射马,擒贼须擒王。韩非高屋建瓴地指出:孔丘所鼓吹尧、舜、汤、武之道,号称孝悌忠顺之道而实际上并不合乎孝悌忠顺之道;相反地,它是妨碍封建统治秩序建立的“天下之乱术”。他还对这些儒家所崇拜的“圣人”进行了毫不留情的谴责,说:“尧舜汤武或反君臣之义,乱后世之教者也”。(《忠孝》)笔扫千军如卷席。韩非对尧、舜、汤、武的鄙视,充分表现了当时新兴地主阶级生气勃勃的战斗性格。
韩非为了替新兴地主阶级的变法事业提供理论依据,在《五蠹》篇中以社会变化和历史发展的大量事实,雄辩地说明了“古今异俗,新故异备”的道理,肯定由古到今的发展,是历史的进步。他把历史的发展分作上古、中古、近古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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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之世四个阶段,认为不是一代不如一代,而是一代比一代进步,明确指出所谓“法先王”是开历史的倒车。韩非说,如果到了夏朝,即进入文明社会之后,还象蒙昧时期、野蛮时期的原始人那样在树上筑巢,钻木取火,就会为鲧、禹所笑;到了当今之世,如果还有人赞扬禹、汤、文、武之道,则必定为地主阶级的“新圣”所耻笑。韩非辛辣地嘲笑了那些泥古守旧的顽固派,说他们的“欲以先王之政治当世之民”,就如同“守株待兔”那样地愚蠢。
从来就没有什么纯客观的历史研究,对“先王”的爱憎褒贬,实际上是对现实政治态度的反映。韩非指出:儒家之徒之所以“称先王之道”和“诵先古之书”,目的是为了“乱当世之治”(《奸劫弑臣》),“疑当世之法,而贰人主之心”(《五蠹》),即破坏和削弱地主阶级专政,动摇地主阶级国君实行“法治”的决心。他作了一个形象的比喻,说这好比有人用赞扬别人的父亲来诽谤自己的父亲一样,“为人臣常誉先王之德厚”,其目的是在“诽谤其君”、“乱后世之法”。
韩非针对儒家拿“先王”压“后王”的复辟活动,坚决地提出了“法新圣”、“美当今”的主张,理直气壮地歌颂了新兴地主阶级的进步事业。这在当时是
十分难能可贵的。韩非的时代尽管离开今天已经有二千多年了,但厚古薄今和厚今薄古之争、法先王和法后王之争却至今一直没有停止过。林彪一伙用孔孟之道对抗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恩想,这就是混在党内的尊孔派“法先王”的丑恶表现。结果呢,如同历史上一切颂古非今的政治小丑都没有好下场一样,逆历史潮流而动的林彪及其死党遭到了可耻的失败。
三
韩非作为新兴地主阶级的思想家,公开提出了加强地主阶级专政的重要性,对孔丘关于“仁义”“孝悌”“德政”等说教的虚伪性和反动性,进行了深刻的批判和揭露。
孔丘有句名言:“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论语·为政》),意思是只要用仁义道德来治理国家,就会众望所归,如同众星环绕北极星一样。韩非用形式逻辑的方法,淋漓尽致地驳斥了孔丘这种以仁义道德治国的谬论。韩非说,你孔老二老是讲古代的舜亲自耕田以感化农民,亲自打鱼以感化渔民,亲自制作陶器以感化工匠,说这是真正的“仁”,是“圣人德化”的样板。但是请问:当时的尧在那里呢?如果尧把天下治理得很好,又何必需要舜去以德化人呢?又请问:天下那么大,人口那么多,而舞只一人,一生的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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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也有限,怎么可能把所有的人都感化过来呢?可见孔老二的这种鬼话根本不能自圆其说。(《难一》)韩非一再强调孔丘所鼓吹的“仁义爱惠”是“败法”之论,“亡国之言”;如果照它去做,就会“法败而政乱”,导致亡国的后果。(《难
三》)
战国末期的儒家之徒,都是一些极其虚伪而狡猾的政治骗子。他们大肆鼓吹孔丘的“爱人”和孟轲的“仁政”(“皆曰仁义爱惠”《奸劫弑臣》),一个个打着“为民请命”的幌子,胡说什么先王是爱一切人的,就好比父母爱自己的子女一样。(“先王兼爱天下,则视民如父母。”《五蠹》)这种“仁义”调儿,听起来是怪不错的。可是他们究竟有没有实行过或者准备实行呢?根本没有那回事。韩非尖锐地指出,“先王”们一面判人死刑,一面却流着眼泪。(“司寇行刑,君为之不举乐;闻死刑之报,君为流涕。”《五蠹》)这该说是行“仁”行到了家吧,但是,是不是流了几滴眼泪就废止刑法不杀人了呢?没有,人还是要杀的。因此,孔丘的所谓“子为政,焉用杀”根本是一张不兑现的空头支票。
其实,在阶级社会里又那里来的什么对各阶级一视同仁的“仁政”呢?孔孟的所谓“仁政”,实质上就是奴隶主阶级的法西斯专政。但是,由于他们面临着奴隶主阶级力量的衰落,不敢公开说出自己的政治意图。假的总是假的,伪装总要被识破。孔老二是个天下有名的“仁义”贩子,正如韩非所指出的:“仲尼,天下圣人也,修行明道以游海内,海内说其仁。”(《五蠹》)但实际上究竞有多少人信他这一套呢?说也可怜,“以天下之大”,只有死党七十人,“而仁义者
一人”。(《五蠹》)这就是说,只有孔丘光杆儿自己才算是真正信“仁义”的,茕茕子立,形影相吊,光景是够凄惨的了。因此,韩非挖苦孔丘之流的侈谈仁义,就象是拿泥土做饭一样,中看不中吃,好听不好用,只不过是儿戏罢了。(“道先王仁义而不能正国者,此亦可以戏而不可以为治也。”《外储说左上》)他坚决主张“不务德而务法”(《五蠹》),并且总结了法家前辈们从事变法实践的正反面经验,提出了一套法、术、势结合的地主阶级专政的完整理论。
“仁义”和“刑罚”之争,“礼治”和“法治”之争,问题的实质根本不在于要不要运用暴力,而在于那一个阶级实行专政的问题。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看,儒家的“礼”和法家的“法”都是一定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并为一定阶级的政治经济利益服务的。林彪攻击法家是“罚家”,美化儒家的“仁义”,充分证明他出于地主资产阶级的本性,对无产阶级专政怀着刻骨的仇恨,妄图在中国复辟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法西斯专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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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一定的世界观是和一定的政治路线密切地联系着的。在春秋战国时期,儒法两家不仅存在着两条政治路线的斗争,同时也存在着两种世界观的激烈斗争。从认识论上来看,法家是主张唯物论的,而儒家则是唯心论的鼓吹者。两者斗争的焦点则是天命与反天命之争。
有没有“天命”这种东西呢?攻之者说其无,辩之者言其有。孔丘是天命论的狂热鼓吹者。他极力宣扬“天”是有意志的天,胡说什么“天命”是一种无声的至高无上的命令,并把自己打扮成是“知天命”的圣人,要劳动人民和新兴的地主阶级“畏天命”。但韩非却正与此相反。他继承和发展了荀况的唯物论思想,提出了不信天命鬼神而要“争于气力”的战斗口号,为新兴地主阶级向全中国范围的胜利进军提供了有力的思想武器。“若天若地,孰亲孰疏?”(《扬权》)韩非认为大自然对人们无所谓“亲”和“疏”,决不可能象孔丘说的什么对奴隶主贵族“亲”,对其他人“疏”。又如孔丘为了神化奴隶主贵族的统治,把新兴地主阶级的变革说成是“逆”天的行为。韩非却说,统治者的更替同天命根本无关,混乱而虚弱的统治者终究要被善治而强大的统治者所代替,这是历史的必然。(“乱弱者亡,人之性也,治强者王,古之道也。”《饰邪》)因此,奴隶主阶级虚构出来的“天命”,根本挽救不了奴隶主阶级必然灭亡的命运。
“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并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韩非从地主阶级实行耕战政策的实践中,找到了驳斥孔丘关于“死生有命,富贵在天”的有力证据。富是天命所规定的吗?不是。韩非说:“富国以农”(《五蠹》),这就是说富国不能靠天,而靠组织民众发展农业生产。至于象孔老二这样的二流子、寄生虫,转非认为他们对国家是毫无益处的。(“孔、墨不耕耨,则国何得焉。”《八说》)韩非还认为,被奴役的人们不论是在山林薮泽搞生产的,坐牢的,烧饭的,牧羊的,看牛的,只要他于耕战有功,就可以改变身分,提拔进用。(《说疑》)韩非反“天命”的思想,对于当时新兴地主阶级组织动员人民从事耕战,发展经济实力和军事力量,起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哲学上两条路线的斗争,尖锐地反映了两条政治路线的斗争。孔丘吹捧古代先王是“生而知之”的圣人,目的是用难心论的先验论来为他的“克己复礼”政治路线提供理论基础。而韩非为了推行法家的政治路线,针锋相对地提出了注重“参验”(通过实际功效来检验人的认识)的唯物论。他说,判断一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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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的好坏,不能只看其形状年龄,而要通过驾车奔跑后才能决定;判断一把刀的利纯,不能光看其颜色光泽,而是应当通过宰杀的考验。(《显学》)又说,大家都睡着辨不出谁是瞎子,大家不说话辨不出谁是哑巴,但只要一进行视听活动,立刻就能辨出盲、哑人来。(《六反》)韩非强调认识要通过实践来检验,这对靠谣言和诡辩来过日子的孔丘之流是一个深刻的批判。韩非在《饰邪》篇中还列举了大量的事实,说明信奉龟笑、鬼袖不仅是愚蠢无知的表现,而且是亡国的征兆之一,从而把尊天命和反天命的斗争提高到了政治斗争高度上来认识,有力地揭穿了儒家鼓吹天命的反动目的。
五
韩非的一生是英勇反孔的一生。他在批孔反儒的激烈斗争中,继承、捍卫和发展了法家前辈的思想,为建立统一的中央集权制封建国家完成了理论准备。因此,相传秦始皇在看到韩非的《孤愤》、《五蠹》等著作以后,曾经拍案叫绝说:“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史记·老庄申韩列传》)
但是,韩非作为历史上的一员反孔主将,在死后受到了历代尊孔派的诅咒和攻击。从汉代的董仲舒开始到宋代的司马光、朱熹之流,都无不对韩非进行了恶毒的诋毁。这种情况的出现,是和地主阶级历史地位的变化密切相关着的。法家主要是地主阶级上升时期的思想武器。当地主阶级在历史上逐步从真老虎转化为纸老虎以后,韩非主张地主阶级专政的思想固然实际上为历代封建统治者所奉行,但作为一个宣扬革新、反对复古、尖锐地批判孔学的反孔斗士,却长期处于被封建统治者咒骂、排斥的地位。在汉代,法家桑弘羊在盐铁会议上还敢于公开引用韩非的法家理论来证明必须坚持汉武帝巩固国家统
一、加强中央集权制的政治路线;而到了汉代以后,随着孔学地位的逐步抬到吓人的高度,尊孔反法的浪潮一浪比一浪高,贬责和攻击韩非的呼声也越来越高。在这种历史条件下,就连地主阶级内部的那些主张革新的法家人士,在强大的舆论压力面前,由于害怕给顽固派以攻击的借口,也往往被迫对韩非采取否定和反对的态度。只有其中的杰出人物,才敢于顶住气势汹汹的尊孔逆流,公开表示应当对韩非作出肯定的评价。宋代的王安石就是这样的一个人,他毫不讳言自己爱好读韩非的著作。(《答曾子固书》)在明代,高举尊法反儒旗帜的进步思想家李贽也公开地宣布他“喜读韩非之书”(《老子解》),并为韩非的不能用于秦而感到惋惜。韩非在先秦的思想家中,是反孔态度最坚决、最鲜明的一个。因此,对于封建社会中那些反孔的进步思想家来说,对韩非的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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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是检验他们反孔的彻底程度的一个标志。
当中国资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后,进一步证明了如何评价包括韩非在内的法家是一个重大的政治态度问题。中国资产阶级中不同派别的代表人物,对法家的评价各各不同。即使是同一个人,由于在前后不同时期中政治立场的转变,也往往会作出很不相同的评价。在资产阶级改良派中,严复是肯定韩非的历史地位的。他说:“居今而言救亡,学惟申、韩,庶几可用。”(《严几道与熊纯如书》)而康有为由于与封建顽固势力有着较多的联系,就对法家抱着嫉视的态度,说:“攻儒者亦多端,然无有申、韩之无道者”。(《孔子改制考》)康有为幻想走改良的道路,这就决定了他要反对以韩非为代表的法家学说,而最后必然地沦为保皇的小丑。资产阶级革命家章太炎对法家的态度比较鲜明,他在《秦献记》和《秦政记》两篇史论著作中热情洋溢地肯定了商鞅、韩非、秦始皇、李斯等法家的进步性,不愧是一个辛亥革命时期的伟大的资产阶级革命家。但章太炎由于阶级和历史的限制,无论是对孔学的否定还是对法家的肯定,都极不彻底。特别是他到了晚年以后,随着资产阶级在政治上的日趋反动,这位资产阶级革命家竟由尊法反儒转向尊儒反法,完全地背叛了自己的革命的过去。
毛主席教导我们:“不但要懂得中国的今天,还要懂得中国的昨天和前天。”现实的阶级斗争,是历史上阶级斗争的继续。两千多年来的儒法斗争,影响到现在,继续到现在。叛徒林彪是党内最大的尊孔分子,他积极参加历史上尊孔复古派的行列,咒骂包括韩非在内的法家,目的是为了翻历史上法家批判孔学的案,翻党内两条路线斗争过程中毛主席批判孔孟之道的案,翻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案。这一系列翻案的目的,归根到底,是为了翻革命人民打倒地主资产阶级的案,安图把一小撮被推翻了的地主资产阶级扶上台,重新骑在广大劳动人民的头上作威作福。这种翻案和反翻案的斗争,是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反映,将贯穿于整个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因此,我们必须遵循毛主席的教导,深入广泛持久地批判反动的孔孟之道,批判刘少奇、林彪一伙的修正主义路线,使这一小撮现代中国的孔夫子们及其所鼓吹的形形色色的机会主义思潮永远翻不了案!
今天,彻底地批判孔学和科学地评价法家的任务,历史地落到了无产阶级的肩上。我们在深入批判林彪尊孔反法的极右实质的时侯,一定要认真研究儒法斗争的历史,对法家及其著作进行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和分析,从而把批林批孔斗争深入到哲学、历史、文艺、法律等上层建筑的各个领域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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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三国志·郭嘉传》
翟
青
郭嘉是汉魏之际一位年青有为的法家人物,他协助曹操“平定天下,谋功为高”。《三国志·郭嘉传》记载了他追随曹操进行南征北伐的战斗一生。《郭嘉传》的裴松之注中有一段郭嘉和曹操一起“论天下事”的对话,是研究汉末三国时期儒法两条路线斗争的重要材料,今引录如下:
太祖谓嘉曰:“本初(袁绍字)拥冀州之地,青(州)、并(州)从之,地广兵疆(强),而数为不逊。吾欲讨之,力不敌,如何?”对曰:“刘(邦)、项(羽)之不敌,公(曹操)所知也。汉祖唯智胜;项羽虽彊,终为所禽。嘉窃料之,绍有十败,公有十胜,虽兵疆,无能为也。绍繁礼多仪,公体任自然,此道胜一也。绍以逆动,公奉顺以率天下,此义胜二也。汉末政失于宽,绍以宽济宽,故不摄,公纠之以猛而上下知制,此治胜
三也。绍外宽内忌,用人而疑之,所任唯亲戚子弟,公外易简而内机明,用人无疑,唯才所宜,不间远近,此度胜四也。绍多谋少决,失在后事,公策得辄行,应变无穷,此谋胜五也。绍因累世之资,高议揖让以收名誉,士之好言饰外者多归之,公以至心待人,推诚而行,不为虚美,以俭率下,与有功者无所吝,士之忠正远见而有实者皆愿为用,此德胜六也。绍见人饥寒,恤念之形于颜色,其所不见,虑或不及也,所谓妇人之仁耳,公于目前小事,时有所忽,至于大事,与四海接,恩之所加,皆过其望,虽所不见,虑之所周,无不济也,此仁胜七也。绍大臣争权,谗言惑乱,公御下以道,浸润不行,此明胜八也。绍是非不可知,公所是进之以礼,所不是正之以法,此文胜九也。绍好为虚势,不知兵要,公以少克众,用兵如神,军人恃之,敌人畏之,此武胜十也。”郭嘉在这里对袁绍和曹操两个集团之间在政治路线上的分歧作了比较具体的分析。他从刘邦的由小到大、由弱到强到最终战胜项羽这个庞然大物讲起,肯定了刘邦,批判了项羽,表明了自己的尊法反儒的政治立场。他还进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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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十个方面对曹操和袁绍的两条政治路线作了比较,并且透过错综复杂的表面现象,得出了谁胜谁败的正确结论。
曹操和袁绍之间的斗争,在一定意义上可说是一场儒法斗争。袁绍“繁礼多仪”,是一个孔孟的忠实信徒。在“汉末政失于宽”的历史条件下,他推行了
一条“以宽济宽”的儒家“礼治”路线;所谓“见人饥寒,恤念之形于颜色”,还不就是儒家那一套极其虚伪的“仁政”吗?“所任唯亲戚子弟”,这不是完全继承了豪门大族保持世袭特权的“任人唯亲”的儒家的用人路线吗?这一切,都表明了袁绍是汉魏之际的一个大儒。
与袁绍相反,曹操“纠之以猛”,“不为虚美”,不搞儒家那套假仁假义,而是强调“法治”的重要性:“所是进之以礼,所不是正之以法”,这是强调以是非为标准,赏罚分明;用人“唯才所宜,不间远近”,这是执行的不论“世资”“门第”的“任人唯贤”的法家的用人路线。所以,陈寿说曹操“簟(执行)申(不害)、商(鞅)之法术”,这是符合实际情况的。
举的是什么样的旗帜,集合的就是什么样的队伍。袁绍搞儒家的一套,“高议揖让以收名誉,士之好言饰外者多归之”,因此,那些出身世家大族的儒生们都麕集在袁绍的门下,他们是一群口头上说得漂亮的虚伪狡猾的政治骗子。曹操由于推行法家的政治路线,“士之忠正远见而有实者皆愿为用”,那些“有治国用兵之术”(《武帝纪》裴松之注引《魏书》)的法家人物,都站到了曹操
一边。郭嘉本人就是一个出身“细微”的小人物,他原先投奔袁绍,但由于看不惯袁绍的重用儒生,愤然离去而跑到曹操这边来了。同声相应,同气相求。郭嘉在袁绍和曹操之间所作出的选择,反映了郭嘉也是一个法家。
不同的政治路线,是一定阶级或一定政治派别的政治利益的集中体现,有着不同的社会阶级基础。袁绍出身于东汉的名门豪族,“四世居三公位”(《袁绍传》),门生故吏遍于天下,这也就是郭嘉说的所谓“累世之资”。他妄图以儒家的政治路线“兼天下”,目的是要维护东汉王朝以来世家豪族称王称霸的政治局面,代表着地主阶级中那些拥有门第世资而垄断仕途的豪强地主的政治经济利益。曹操出身于细门孤族,这个阶层经常受到豪强大地主的打击和排挤。曹操说自己“本非岩穴知名之士”(《武帝纪》注引《魏武故事》),从小被那些世家大族看不起。他的父亲为了想改变社会地位而去过继给宦官当儿子,但当时的宦官也是为世家大族所鄙视的人物。袁绍就普骂曹操是“赘阁遗丑,本无懿德”,盛气凌人地表现出世家子弟瞧不起暴发户的傲慢姿态。因此,曹操对那些世家大族及其所崇奉的儒家“礼治”抱有深刻的仇恨,他力主以法家的政治路线“兼天下”,谋求地主阶级内部权力和财产的再分配,以打破东汉以来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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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地主独占一切的政治局面,代表地主阶级中细门孤族的政治经济利益。归根到底,袁绍和曹操不同的政治路线,反映着不同的社会基础。
曹操一登上政治舞台,就站在地主阶级中没有门第世资的细门孤族的立场上,对豪强地主集团进行了猛烈的打击。他在二十岁担任洛阳北部尉时,就公开宣布“有犯禁者,不避豪强,皆棒杀之”(《武帝纪》注引《曹瞒传》);三十岁担任“济南相”时,又罢了一批“阿附贵戚”的县吏。(《武帝纪》)以后在统一北方的过程中,对豪强地主更是采取了严厉的打击政策,大刀阔斧,毫不留情。他在
公元二O四年攻下邺以后,立即颁布了“重(禁)豪强兼并之法”,以削弱袁绍集
团的社会基础。曹操推行的路线和政策,虽然为“豪强所忿”,遇到了豪强地主集团的顽固抵抗,但却受到了地主阶级中新起阶层的热烈拥护,当时有所谓“百姓喜悦”之称。袁绍则恰正相反,在他管辖的地区内,豪强横行不法,地主阶级中的细门孤族受到欺凌,而广大农民的痛苦就更为深重了。正如曹操所说的那样:“袁氏之治也,使豪强擅恣,亲戚兼并,下民贫弱,代出租赋”。(《武帝纪》)郭嘉关于袁绍必败曹操必胜的预见,不久即为官渡之战及其以后的历史事实所证明。若问曹操为什么能够以少胜多、以弱胜强?关键在于他所执行的路线比袁绍正确。郭嘉说:“绍以逆动,公奉顺以率天下”。所谓“奉顺”,就是执行了一条符合历史发展趋势的政治路线。所谓“逆动”,就是执行了一条逆历史潮流而动的政治路线。“汉末,天下大乱,雄豪并起”(《武帝纪》评曰),各种政治力量在这时进行了激烈的较量。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之间的矛盾、地主阶级内部的细门孤族和豪门望族之间的矛盾,尖锐地交织在一起,蔚为-一片错综复杂的阶级斗争的图景。公元一八四年爆发的黄巾大起义,“八州并起”,来势猛烈,它是农民阶级同地主阶级,特别是同豪强地主集团矛盾激化的一·个标志。黄巾大起义虽然失败了,但它却加速了东汉王朝统治瓦解的过程,有力地打击了豪强地主的门阀统治,推动着社会的前进。在镇压黄巾起义的过程中,地主阶级内部各个集团进行了暂时的联合,但当农民大起义的风浪过去以后,地主阶级内部不同政治集团的斗争就大大地加剧起来了。袁绍和曹操之间的斗争,就是当时地主阶级内部两条政治路线斗争的集中体现。从当时的历史条件来看,黄巾起义在一定程度上摧毁了东汉以来世家大族的统治基础,而袁绍竟妄图恢复东汉王朝的豪强贵戚的专权局面,这是对历史的反动。反之,曹操维护中央集权制,反对分裂割据,这在当时是一个进步。进步的东西必然要战胜反动的东西。曹操经过曲折的道路,终于战胜袁绍而统一了北方,这实质上是进步的法家路线对反动的儒家路线的胜利。
曹操打击豪强地主集团的斗争,属于地主阶级内部革新与守旧、前进与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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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这两条政治路线的斗争。它同黄巾农民起义对豪强地主集团的打击,在性质上是有根本区别的。曹操曾经积极参与镇压农民起义的活动,这表明他毕竟是一个地主阶级的政治家。而黄巾大起义横扫世家大族,打击豪强地主,客观上为曹操的推行法家路线扫清了道路,而且曹操收编的三十万青州黄巾军,是他快胜袁绍等豪强集团的一个主要依靠力量。因此,只有农民的阶级斗争,才是历史前进的真正动力。
“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路线对了,才能得人心;路线错了,就不得人心。凡是执行反动政治路线的腐朽势力,只能是孤家寡人,得不到人们的支持和拥护。即使在这个集团的内部也必然是尔虞我诈,分崩离析,陷入不可解脱的矛盾和混乱之中。郭嘉揭露的袁绍集团内部“大臣争权,谗言惑乱”以及袁绍“外宽内忌,用人而疑之”,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明。郭嘉在跟随曹操征吕布、讨袁绍和平定乌桓贵族的战争中,十分注意把敌人内部的争斗、缺口和矛盾收集起来,为曹操建议了一系列战胜敌人的策略。如袁绍远征北击公孙瓒时,郭嘉就劝曹操不失时机东取吕布,三战而破;郭嘉还利用袁绍儿子袁谭、袁尚之间的交斗相离,劝曹操缓攻袁谭、袁尚,留给他们一个互相厮杀削弱的时机,同时立即南征刘表,取得了战略要地荆州。与袁绍集团内部的分崩离析相反,曹操团结的人越来越多。曹操比起那些虚伪狡诈的儒家之徒,胸怀要磊落和宽广得多。他比较善于团结人,即使是那些反对过他的人,只要能够改正,他都加以使用。:如贾诩曾帮张绣攻打过曹操,陈琳曾写过檄文痛骂曹操的祖宗三代,但当他们投奔曹操后,都得到了一定程度的重用。张辽、张郃原是吕布和袁绍的部将,但后来却都成了曹操手下的名将。所以,郭嘉说曹操“用人不疑”,这是有一定道理的。
郭嘉跟随曹操的十一年,正是曹操集团统一北方的十一年。郭嘉为贯彻执行曹操的法家路线作出了杰出的贡献。曹操给他以很高的评价:“军祭酒郭嘉,自从征伐,十有一年。每有大议,临敌制变。臣策未决,嘉辄成之。平定天下,谋功为高。”他为郭嘉的“不幸短命,事业未终”表示了深沉的惋惜。十一年间,郭嘉与曹操“行同骑乘,坐共幄席”,因而曹操对郭嘉的评价十分精当,而郭嘉对曹操的政治路线、政策及其为人也了解至深。郭嘉在分析袁、曹优劣时对曹操所作出的评价,可以说是比较符合历史上曹操的真实面貌的。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研究一番《郭嘉传》和裴松之的注,可以帮助我们廓清历代反动派和尊孔分子散布的种种迷雾,正确认识曹操法家路线在历史上起的进步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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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解放战争中两条军事路线的斗争
批判林彪在东北解放战争中的右倾军事路线
余学军
毛主席教导我们:“正确的政治的和军事的路线,不是自然地平安地产生和发展起来的,而是从斗争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一方面,它要同‘左’倾机会主义作斗争,另一方面,它又要同右倾机会主义作斗争。不同这些危害革命和革命战争的有害的倾向作斗争,并且彻底地克服它们,正确路线的建设和革命战争的胜利,是不可能的。”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东北战场上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是毛主席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战胜了林彪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之后取得的,是东北广大军民贯彻执行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排除了林彪右倾路线的干扰的结果。
(一)
抗日战争胜利后,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国民党反动派同中国人民的矛盾,上升成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中国人民民主革命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新中国和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专政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的斗争,构成为这一时期阶级斗争的基本内容。这个斗争反映到党内,就是毛主席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和刘少奇、林彪之流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斗争。早在抗战胜利前夕,毛主席在党的“七大”上就为我党制定了“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的力量,在我们党领导之下,打败侵略者,建设新中国”的政治路线。接着,在蒋介石反动派依仗其军事优势而气势汹汹地发动空前规模的反革命内战的形势下,毛主席又针对党内外的害怕美帝的右倾悲观主义思潮,提出了“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伟大论断,从思想上武装了全党和全国人民。毛主席号召人民同美蒋反动派进行“针锋相对,寸土必争”的斗争,并且坚定地指出:“我们不但必须打败蒋介石,而且能够打败他。”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指引下,全党全国人民以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英雄气概同敌人展开了坚决的斗争。
林彪既害怕美蒋的军事进攻,又对敌人的政治欺骗抱有极大的幻想,他在东北推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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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条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毛主席在抗日战争刚结束时,就已预见到东北地区是革命与反革命斗争的一个重要战场,高瞻远瞩地制定了争取和控制东北的战略方针。为此,党中央从陕甘宁边区和华中、华北各根据地派出了大批干部和军队进入东北地区,发动群众,创建根据地,进一步扩大人民军队,积极准备粉碎敌人的进攻。一九四五年十二月,毛主席发出了《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重要指示,明确指出:“我党现时在东北的任务,是建立根据地”,而“建立巩固根据地的地区,是距离国民党占领中心较远的城市和广大乡村。”毛主席还规定了创建根据地和粉碎敌人进攻的正确方针,明确指出:我军应当“让开大路,占领两厢”,“动员一切力量,迅速从事建立根据地的伟大斗争”,要求我军“在西满和热河,坚决地有计划地粉碎国民党的进攻。在东满和北满,则是迅速准备粉碎国民党进攻的条件”。
但是,林彪从其资产阶级野心家的反动立场出发,在美蒋反动派武装进攻面前,不敢针锋相对地用革命战争反对反革命战争,而幻想同国民党反动派在东北“和平合作”。他拒不执行毛主席关于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粉碎蒋军进攻的指示;相反,却热衷于伙同彭真在东北卖力地推行刘少奇的“和平民主新阶段”的投降主义路线,叫嚷要“使东北与全国
一起走上和平民主的新阶段”。他到处散布和平幻想,鼓吹议会道路,提出“要准备由武装斗争转变到非武装斗争的群众的与议会的斗争”,表白自己“愿与国民党在东北地区合作”,说什么要迅速集中干部,准备力量,“以各种面貌参加政府及国民党认为合法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和群众等各种组织的领导机构”,和国民党搞“合作建国”。林彪甚至声言要把我党领导的军队“国军化”,准备把人民军队出卖给国民党,并因此而迟迟不执行毛主席关于“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指示,不把工作重心放在距离敌人占领中心较远的城市和广大乡村,不去发动农民,不进行根据地的建设。这完全暴露了林彪在政治上奉行的是一条投降主义路线。
两条政治路线的斗争,必然地会在军事领域中反映出来,表现为两条军事路线的斗争。毛主席在《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指示中,对东北我军的军事任务和作战方针作了明确的规定。全面内战爆发后,毛主席在《以自卫战争粉碎蒋介石的进攻》、《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三个月总结》等重要指示中,进一步为我军制定了战略方针。毛主席提出,人民解放战争应当“以歼灭敌军有生力量为主要目标,不以保守或夺取地方为主要目标”;为了歼灭敌人,必须实行“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作战方针,每战集中超过敌人数倍的优势兵力,四面包围,力求全歼;我军的“作战方法,一般地是运动战”。东北解放军遵循毛主席的作战方针,英勇奋战,歼灭了大量国民党部队,取得了重大的胜利。
但是林彪却从右倾机会主义的政治路线出发,干扰和破坏毛主席的战略方针。他以消极防御和退却逃跑对抗积极防御的方针,以阵地战反对运动战的方针,以击溃战、消耗战反对歼灭战的作战方针。人民解放战争开始时,东北战场上已组成了一支拥有三十万人的人民军队。一九四五年冬,蒋介石军队从秦皇岛登陆开始向东北进攻时,只有两个军的兵力。毛主席、党中央一再指令林彪要乘敌立足未稳,集中我军兵力,在运动中予以大量歼灭。但是,林彪一再拒不执行毛主席、党中央的命令,消极避战,丧失了消灭敌人的有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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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机,使敌人攻占了已经解放了的山海关和锦州。此后,当国民党向东北大量增兵以发动大规模进攻的时候,林彪又再一次违反毛主席的作战方针,分兵把口,处处设防;而且把部队放在城市和交通干线上,在无根据地作依托的条件下,以主力对主力,与敌人拼消耗。由于林彪在指挥上的错误,一九四六年夏的四平保卫战,未能达到预期的目的,最后不得不在损失了一定的有生力量后撤出该城。这时,毛主席、党中央多次指示林彪,要控制住长春、哈尔滨一线,集中兵力打一两个胜仗,在运动中大量歼灭敌人。但是,自命为“常胜将军”的林彪这时却惊慌失措,由防御中的拼命主义转变为退却中的逃跑主义。他轻易地放弃了长春,向松花江以北逃跑,在十天左右的时间内北撤三百余公里,丢掉了不少中小城市和农村。他甚至企图炸毁松花江大桥,放弃哈尔滨。只是在毛主席和中央军委的多次严厉批评下,一再强调必须坚守哈尔滨,保持松花江以北地区,才制止住了他的逃跑主义,稳住了东北战局。
以后,由于毛主席、党中央坚决纠正了林彪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东北广大军民认真贯彻落实毛主席关于“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指示和一系列作战方针,成千上万的千部和一部分主力部队深入农村,广泛发动群众,开展土地改革,消灭土匪武装,建立各级人民政权,加强了部队建设;并在一九四七年的夏季攻势中歼敌八万余人,迅速扭转了东北的局势,为尔后转入战略进攻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这是东北广大军民贯彻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所取得的胜利战果。
(二)
人民解放战争经过一年多的战略防御和内线作战,粉碎了国民党军的进攻。这时,中国人民革命战争由战略防御跃进到战略进攻的历史性的伟大转折的时刻来到了。在这一新的形势下,敢不敢举行战略进攻,敢不敢把主力打到外线去,向国民党统治区发动大规模进攻,就成为党内两条军事路线斗争的关键。党内的右倾机会主义者在革命和战争向着新的阶段跃进时,总是要跳出来妄图阻挡革命战争的历史车轮的前进的。林彪在解放战争向战略进攻转变时所扮演的正是这样的一个极不光彩的角色。
在战争初期,敌军处于战略进攻地位,我军处于战略防御地位。在毛主席的正确领导和指挥下,我军经过八个月的作战,粉碎了蒋介石的全面进攻。敌军只能在南线的两翼,即山东和陕北,发动所谓重点进攻。而这种重点进攻也很快被我军粉碎。到战争的第一年结束时,我军歼敌正规军九十七个半旅,连同非正规军共一百十二万人,而使自己的正规军由一百二十万发展为一百九十五万人。“这一胜利,给了敌人以严重打击,在整个敌人营垒中引起了极端深刻的失败情绪,兴奋了全国人民,奠定了我军歼灭全部敌军、争取最后胜利的基础。”战争形势的这一巨大变化,迫使敌人由战略进攻转为战略防御,我军则从战略防御进到战略进攻。
伟大领袖毛主席高瞻远瞩,审时度势,领导全党全军适时地实现由战略防御到战略进攻的转变。就在战略进改开始前后,毛主席连续写了《迎接中国革命的新高潮》、《蒋介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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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已处在全民的包围中》等指示和评论,明确地提出:“中国时局将要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这个新的阶段,即是全国范围的反帝反封建斗争发展到新的人民大革命的阶段。”并且号召全国人民,迅速地为建立一个新中国准备一切必要的条件。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中,毛主席发出了“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伟大号召,成为当时战略进攻阶段中国革命的战略总口号。
毛主席的伟大号召和革命形势的飞跃发展,引起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欢呼和支持,同时,却使右倾机会主义者吓昏了头脑,激起了他们的恐惧和忧虑。林彪极力否认形势的发展变化,在东北地区大肆散布悲观论调。就在战略进攻开始前后,林彪一会儿大叫大嚷:“东北敌人战斗力强,难打”,一会儿又危言耸听地说:“敌人的兵力大、物质多、装备强、训练久”,我军“经常不能采取大型战役歼灭战”。他公然为蒋介石外强中干的军事力量鼓吹。在林彪眼里,从敌强我弱正在转变为敌弱我强的事实不见了,大量歼灭敌人成为不可能的了,打倒蒋介石成为危险的尝试,于是只剩下了一条出路,那就是接受他所抛出的方案:“在将来的联合政权里”“有他(按,指蒋介石)的一股”。林彪直到这时还念念不忘要和蒋介石反动派合“股”,表明了他同这个独夫民贼利害一致,存亡与共。
在军事战略和作成行动上,林彪对党中央离心离德,唱的完全是另一个调子。毛主席在人民解放战争的战略进攻开始时,及时地发出了《解放战争第二年的战略方针》的重要指示,规定我军的战略方针是:“举行全国性的反攻,即以主力打到外线去,将战争引向国民党区域,在外线大量歼敌”,“以一部分主力和广大地方部队继续在内线作战,歼灭内线敌人,收复失地。”人民解放军按照毛主席所规定的战略计划,从一九四七年七月至九月间,举行了全国规模的进攻。晋冀鲁豫野战军于六月三十日在鲁西南地区强渡黄河,八月上旬越过陇海线,挺进大别山;太岳兵团八月下旬由晋南强渡黄河,挺进豫西地区。华东野战军在打破敌人重点进攻以后,九月初挺进鲁西南地区;山东兵团从九月起向胶东之敌发起攻势作战。西北野战军八月下旬转入了反攻。晋察冀野战军九月初对平汉路北段之敌发起攻势作战。这一切标志着人民解放战争已经转入了全国规模的战略进攻,并且把战争的主要战场引向了国民党统治区。“这是一个历史的转折点。这是蒋介石的二十年反革命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这是一百多年以来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
在这样一个伟大的事变中,林彪却采取了右倾机会主义的立场和态度。在战略进攻的前夕,南线我军正在进行粉碎敌人重点进攻的斗争。这时的东北解放区,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广泛深入地进行了土地改革,广大群众热烈参军支前,扩大了主力部队,加强了地方部队,革命形势有了很大的发展。在这种情况下,东北解放军士气更加高涨,热烈要求对敌进行攻势作战。当时完全有条件集中兵力打几个大的歼灭战,以积极的作战行动更多地牵制敌人,配合其他战区的作战,为粉碎敌人的重点进攻、准备战略反攻作出贡献。然而,林彪却右倾保守,不顾大局,消极避战。而当战略进攻开始以后,其他各个战场上的人民解放军都在猛烈地发动攻势,打得热火朝天。但林彪却借口什么“敌人兵力集中,我无好打的目标”,“恰逢雨季,…无法行动”,编造种种“理由”,欺骗党中央和中央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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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擅自决定东北主力部队进行休整。在一九四七年七、八、九三个月我军举行战略反攻的关键时刻,林彪按兵不动,在将近三个月中不组织攻势作战。根据不完全的资料统计,在这段时间中,晋冀鲁豫野战军共歼敌六万余名,收复县城二十四座;太岳兵团从八月下旬渡河南进,一个月中歼敌万余,收复县城二十座;华东野战军歼敌四万余名,收复县城十七座;其他如华北、西北等野战军也在反攻中歼敌一万五千余名,收复县城十一座。东北野战军广大指战员虽也纷纷请战,但林彪按兵不动,两个半月中仅仅解放了两座县城,消灭了一个团敌人。林彪拒不配合其他战场我军的反攻和进攻,破坏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这是由他的机会主义立场所决定的。当时如果东北一打,蒋介石把东北战场看成是命根子,一定要从关内调兵出关增援,这样一来,关内我军就可以更放手地展开进攻,更快更多地歼灭敌人。东北我军广大指战员积极要求为全国解放战争作出这样的贡献,但林彪却把它看作“包袱”,不愿意也不敢挑起这副支援全国战场的担子。他畏敌如虎,又以邻为壑;敌人让别人去打,自己则高高坐在长白山上观“火”,直到有便宜好捞时再出场。这就是林彪反动军事思想的实质。
毛主席对林彪这种消极避战的右倾机会主义给予了严厉的批评。一九四七年五月和
十月,毛主席明确指示他应率主力南下,向北宁、平绥两线作战。同年十二月,中央转发了太岳兵团领导同志的电报,批评了林彪的右倾错误。接着,在《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关于目前党的政策中的几个重要问题》和《评西北大捷兼论解放军的新式整军运动》等重要文章中,进一步深刻批判了党内的右倾机会主义思潮。毛主席强调指出:“我们应当在自己内部肃清一切软弱无能的思想。一切过高地估计敌人力量和过低地估计人民力量的观点,都是错误的。”并且深刻地论述了反对右倾机会主义是展开战略进攻的必要前提,指出:“只要坚决反对保守主义,反对惧怕敌人,反对惧怕困难,依照党中央的战略总方针及其十大军事原则的指示,我们就能展开进攻,大量歼灭敌人”。正是由于毛主席、党中央坚决批判了右倾机会主义,排除了林彪的干扰,才保证了东北解放战争的不断前进,在一九
四七年冬到次年春取得了冬季攻势的重大胜利,为东北战场上的战略决战准备了条件。
(三)
在人民解放战争的第三年开始时,我军举行战略决战的时机已经到来。在这种形势下,敢不敢同国民党军队进行战略决战,如何进行战略决战,成为毛主席的无产阶级军事路线和林彪的资产阶级军事路线斗争的焦点。
我军的战略决战,是在毛主席的战略思想的指引下进行的。毛主席在《中共中央关于
九月会议的通知》、《中国军事形势的重大变化》、《关于辽沈战役的作战方针》、《关于淮海战役的作战方针》和《关于平津战役的作战方针》等重要著作中,不但为我军制定了战略决战的总任务和总方针,而且对三大战役分别规定了正确的作战方针。一九四八年九月,规定我党在军事方面的总任务是:“建设五百万人民解放军,在大约五年左右的时间内(从一
九四六年七月算起)歼敌正规军共五百个旅(师)左右(平均每年一百个旅左右),歼敌正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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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非正规军和特种部队共七百五十万人左右(平均每年一百五十万人左右),从根本上打倒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同年十一月,根据战争形势的变化,毛主席进一步提出:“从现时起,再有一年左右的时间,就可能将国民党反动政府从根本上打倒了。”毛主席提出的这个战略计划,是反对右倾机会主义斗争的成果,是敢于革命、敢于胜利的无产阶级战略思想在军事上的体现。
战略决战是实现我党的上述战略目标的一个具有决定意义的步骤。毛主席为了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加速中国革命的步伐,决定从-一九四八年秋季开始进行战咯决战。当时,解放战争正进入第三个年头。在过去的二年中,我军歼灭了敌军二百六十四万人,使敌人的兵力进一步削弱,迫使敌人不得不改全面防御为重点防御。在失败气氛的笼罩下,敌人内部派系矛盾更加严重。蒋管区人民反对蒋介石政府的斗争风起云涌,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已摇摇欲坠。在斗争中,我人民革命力量越战越强,我军总兵力已达到二百八十万人,部队的士气和现代军事技术水平都有很大程度的提高。另一方面,国民党军队已下降到
三百六十万人,其中用于第一线的只有一百七十余万人。解放区已扩大到占全国总面积的四分之一和占全国人口的三分之一以上。但是,这时敌军在数量上还多于解放军,敌人还统治着全国四分之三的地区、三分之二的人口。在这种情况下,敢不敢打我军从来没有打过的大仗,敢不敢攻克敌人的大城市,敢不敢歼灭敌人的强大集团,敢不敢夺取更大的胜利,已经成为我军当时战略决策上的重大问题。就在这时,国民党一九四八年八月南京军事会议曾经提出过撤退东北,确保华中,坚持沈阳至十月底,原则上不放弃沈阳,同时也作撤退准备的作战指导计划。在这种军事形势下,究竟是让敌人实现战略收缩,把主力撤至关内或江南,使我们失去时机,从而增加尔后作战的困难呢?还是在敌人还未决策逃跑之前,当机立断,组织战略决战,就地各个歼灭敌人的强大集团呢?机不可失,时不再来。毛主席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伟大气魄,又一次打破军事常规,在我总兵力尚少于敌军时,就毅然地抓住了战略决战的时机,亲自领导和指挥了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
在战略决战的伟大时刻快要到来时,林彪又一次暴露了右倾机会主义的可耻面目。他总是过高地估计敌人的力量,看不见我军和人民群众的力量,不敢进行战略决战,不敢打前所未有的大歼灭战。在辽沈、平津两大战役中,林彪一再干扰和破坏毛主席的战略方针。只是在毛主席、党中央坚决纠正了林彪的错误,战胜了他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之后,才取得了这两大战役的胜利。
根据全国和东北的战局,毛主席决定战略决战首先从辽沈战役开始。当时敌人在战略上企图尽量延长坚守东北几个孤立城市的时间,牵制东北我军不能入关作战;同时,敌军又准备把东北驻军撤至华中地区。如果我军把战略决战的方向首先指向华北战场,则会使我军受到傅作义、卫立煌两大集团的夹击而陷于被动;如果把决战方向首先指向华东战场,则会使东北敌军迅速撤退,而实现战略收缩。因此,东北战场成了全国战局发展的关键。而在东北战场上,我军不但在质量上而且在数量上也占有优势。东北根据地已连成了一片,论经济在全国各解放区中占首位。东北我军已有主力部队七十万人,地方部队三
十万人。而国民党只有正规军四十八万余人,分别困守在长春、沈阳、锦州三个孤立地区。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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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军完全有把握将东北敌军就地歼灭。这样,既可粉碎敌军向关内收缩的企图,又可以使东北我军转入关内作战。因此,毛主席关于首先在东北战场举行战略决战的决策,是通观战略全局而投下的具有重大意义的一着好棋。可是,就在这个唯一的我军在兵力上也占优势的东北战场上,林彪却不敢进行战略决战。他把主力留在长春地区,反对南下北宁线作战,其实质就是害怕在东北首先进行战略决战,破坏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
按照毛主席的战略方针,辽沈战役的中心一环是集中我军主力于锦州、山海关、唐山
一线,特别是尽快攻克锦州。锦州至山海关段上各点敌军孤立分散,攻歼取胜比较确实可靠;攻占锦州可以封闭敌军逃回关内的退路,有利于各个歼灭孤立于长春、沈阳之敌;并且有可能吸引长、沈之敌来援,我军可以“攻锦打援”,在运动中歼击援敌;还可以实行中间突破,使卫立煌、傅作义两集团互相孤立,而且控制了北宁线十分有利于我军尔后向两翼机动作战。因此,毛主席在给林彪的指示中,特别强调要“确立攻占锦、榆、唐三点并全部控制该线的决心”。但是,林彪十分害怕在东北就地全歼敌军,相反却安图放跑敌军。在战役开始前,他坚持以主力攻打长春,而实际上又不敢真正打长春,拒不执行毛主席南下北宁线封闭蒋军在东北加以各个歼灭的作战方针。毛主席和中央军委对此进行了多次的批评。
九月七日,毛主席再次向林彪强调了“置长、沈两敌于不顾,专顾锦、榆、唐一头”的方针。经过毛主席的反复批评后,林彪才不得不于九月上旬部署部队自长春地区南下。
北宁线作战开始后,林彪仍然滞留于哈尔滨,根本没有坚决打下锦州的决心。而在攻锦战役部署已经就绪的时间,他对抗毛主席关于坚决打下锦州,全歼范汉杰集团的作战方针,时而想打承德和山海关,时而又想抽调主力去打长春。这些错误主张,被毛主席和中央军委及时严令制止。锦州作战开始以后,林彪仍然把南线敌情看得十分严重,顾虑重重,动摇犹豫。毛主席又连续致电,再三告诫林彪不应动摇决心,必须“争取在一星期内外攻克锦州”。由于毛主席的英明指挥,纠正了林彪的错误,我军在十月十五日解放锦州。这时,盘踞沈阳地区和进至辽西的敌军,准备逃跑,而北宁线已被我军切断,营口便成了敌人逃向关内的唯一道路。为了封闭敌人逃跑的通道,就地全歼东北之敌,毛主席先后七次急电林彪,令其以足够兵力阻敌南逃,并迅速控制营口。但是,由于林彪置毛主席的指示于不顾,不派兵堵塞营口,致使敌人一个军部、一个师部和三个团得以从营口入海逃跑。辽沈战役在毛主席的指挥下获得了伟大胜利,解放了全东北,歼敌四十七万。这时,敌我军力对比发生了根本变化。敌军总兵力降为二百余万人,我军则增至三百万人。“人民解放军不但在质量上早已占有优势,而且在数量上现在也已经占有优势。”根据军事形势的这个重大变化,毛主席号召全党和全国人民加紧步伐,为“在全国范围内建立统一的民主的人民共和国”而斗争。为此,毛主席、党中央决定立即发起平津战役。
当时华北战场的敌军,受到辽沈、准海两大战役我军所取得的胜利的震撼,已成惊弓之鸟。敌军龟缩在张家口、北平、天津、塘沽一线,企图从海上南逃或向绥远西窜。因此,能否稳住敌人,使其无法逃窜,是我军实现就地歼灭该敌的关键。在这种情况下,是迅速完成对华北敌军的战略包围和战役分割,予以全部就地歼灭,还是拖延战略决战的步伐,纵敌南逃西窜,这就构成为平津战役中两条军事路线斗争的中心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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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为实现就地全歼华北敌军,作出了一系列英明决策:命令东北我军以最快速度秘密入关,从热河境内出冀东,首先包围天津、塘沽、芦台、唐山之敌,切断敌人从海上南逃的退路;指示华北两个兵团集中主力于平绥线上,将敌军分别包围于张家口、新保安两地,切断敌西窜的通道,并暂时不打新保安之敌,以便吸引平津之敌不好定下从海上逃跑的决心;此外,还对淮海前线和太原前线的我军,作了相应部署,以麻痹平津之敌。实现毛主席的这些指示,我军就能出敌不意地对华北敌军实施战略包围和战役分割,置敌于死地,从而大大加速战略决战和整个革命战争的胜利进程。
但是,林彪根本不想就地全歼华北之敌,而是妄图纵敌南逃。从这出发,他一再对抗毛主席关于平津战役的战略部署和作战方针。毛主席在辽沈战役刚结束时,就指示东北我军主力早日入关,包围津、沽、唐,但林彪以种种借口拖延时机,迟迟不动,妄图把平津之敌放跑。经过毛主席和中央军委的三令五申,林彪才勉强同意部署东北主力入关。毛主席指示东北我军入关不走山海关,而以荫蔽、迅速的行动由热河出冀东。但林彪却命令后尾
三个军经山海关前进,暴露军机,企图以此吓跑平津之敌。毛主席明确规定战役第一阶段应首先包围津、沾、唐,与向张家口、新保安急进的华北我军一道完成对平、津、张之敌的战略包围和战役分割,实行“隔而不围”和“围而不打”,“以待部署完成之后各个歼敌”。而林彪却提出要打南口之敌的错误主张,企图把南口以东之敌赶跑到天津、塘沾。总之,在平津战役中进一步暴露了林彪反对战略决战,不敢歼灭敌人,纵敌南逃的右倾机会主义思想。由于毛主席为平津战役制定了完全正确的方针,并采取了一系列有力措施,纠正了林彪的错误,人民解放军才取得了平津战役的伟大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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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人民解放战争的历史,彻底剥开了林彪所谓“天才军事家”、“常胜将军”、“正确路线的代表”的画皮,证明了他是一个道道地地的右倾机会主义者。在解放战争的战略防御阶段,他在军事上实行拼命主义和逃跑主义。在解放战争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时,林彪按兵不动,实行军事上的保守主义。当战略决战的时机到来时,林彪反对战略决战,对抗毛主席关于从根本上打倒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战略部署。林彪在解放战争时期这几个关键时刻的表现,完全说明了他所推行的是一条右倾机会主义路线。
一定的军事路线是由一定的政治路线决定的,并为一定的政治路线服务。林彪在解放战争时期推行的右倾军事路线,是他的右倾机会主义的政治路线在军事上的表现。它的罪恶目的,实质上就是反对彻底消灭蒋介石反动派,推迟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进程,阻挠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武装夺取政权,妄图延缓蒋家王朝的灭亡,将历史的车轮拉向后转。这条路线反映了地主资产阶级的利益,适应了美帝和蒋介石的需要。在这场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的进程中,由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在全党全军占统治地位,正确路线深入人心,因此,林彪的阴谋终究不能得逞。毛主席的正确领导和东北广大军民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指示,使东北解放战争取得了伟大胜利。今天,在批林批孔运动不断深入的大好形势下,进一步批判林彪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和资产阶级军事思想,将有助于我们深入认识林彪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的极右实质,更自觉地坚持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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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伯达尊孔反共的一生
程皋
国民党反共分子、托派、叛徒、特务、修正主义分子陈伯达,是一个言必称孔孟的尊孔派,又是一个颇有些洋奴气味的人物。“同气相求,同明相照”。王明、刘少奇、林彪之流要推行机会主义路线,必然要找陈伯达这样的“黑秀才”,而陈伯达也正是依靠反动的孔孟之道和西方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博爱那票赌注,到处钻营,成为一个地地道道的政治赌棍。研究一下陈伯达,可以帮助我们认识孔孟之道是如何为机会主义路线服务的,从而认识批判机会主义路线必须深入批判反动的孔孟之道的道理。
陈伯达从开始他的政治生涯的时候起,就是以一个孔孟的信徒的面貌出现的。他生长在一个所谓“四代书香”门第的破落封建官僚家庭,家中还出了几个象范进、马二先生那样的儒家之徒。在这样的“书香门第”中,他从小深受反动的孔孟之道的熏陶。早在一九二四年,当他还只是二十岁上下的青年时,就在一篇《原意志》的黑文中,为孔孟摇唇鼓舌,竭力吹捧他们是什么“宇宙间之伟人”,说“孔孟宁被人目为迂阔,而终说仁义”,其举动“不啻如日月经天,江河行地,海可枯,而志不可夺,山可移,而志不可变,钱塘江潮,不及其壮,昆仑山峰,不及其高”。陈伯达在把孔孟之流大大吹捧一番之后,紧接着就表明自己的心迹:“吾人既生为人类中之一员,无有不可成为宇宙间之‘伟人'者”。真是一个“小小老百姓,大大野心家”!陈伯达的所谓“原意志”,就是要做孔孟的忠实信徒,做孔孟那样的“先哲”、“伟人”。无怪乎他后来动不动就是什么“先哲”、“天才”,俨然装出一副老夫子的样子,原来他早就想做孔夫子第二了!
思想上的尊孔复古,必然伴随着政治上的反动。陈伯达这个心怀个人野心的人,是决不甘于默默无闻地做个“小小老百姓”的。他到处投机,拼命往上爬。就在发表《原意志》之类的尊孔文章后不久,他参加了国民党,并成为国民党右派的一员。他大写反共文章,恶毒谩骂共产党是“妖怪”,是一群“盲目胡言,自送死地”,“走入迷路的糊涂虫”。陈伯达此时发出的种种反动叫嚣,当然还说不上什么新创造,因为此时他还不是国民党右派中的什么举足轻重的风云人物,而只不过是跟在胡适、蒋介石屁股后面鹦鹉学舌,鼓噪一番,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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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以此博得蒋介石之流的青睐,实现自己向上爬的野心。
一九二七年,陈伯达这个国民党反共分子,竟摇身一变,钻进了共产党。陈伯达带着反动的孔孟之道这种肮脏的东西混入革命队伍,又长期顽固地坚持反动立场,因此他虽然满口马列主义的词句,却终究掩盖不了他的庐山真面目。他总是一有机会就宣扬他那套破烂货,妄图用那套反动的东西来改造党、改造中国。这样,就决定了他不能不“脚踏两头船”,始终与党格格不入,而与党内那些机会主义路线的头子则是一拍即合,配合得十分紧密。
陈伯达这个“天才理论家”,是在王明推行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时期崭露头角并得到重用的。那时,正是日本帝国主义大举入侵,中国面临着亡国灭种的危险之时。在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面前,伟大领袖毛主席为我们党制定了一条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正确路线。但是,蒋介石这个以反共起家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却请出了孔老二的亡灵,妄图用反动的孔孟之道来麻痹中国人民的革命斗志,实行其“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投降卖国路线。他竭力提倡尊孔复古,叫嚣什么:“盖欲为共产主义根本之铲除,非提倡固有的道德智能,不足以辟邪说而正人心也”。这时,叛徒王明也从极“左”跳到极右,反共投敌配合蒋介石的反革命政治需要,狂热地鼓吹孔孟之道,大肆宣扬蒋介石搞的那套孔孟的“四维八德”。王明胡说什么“忠、孝、仁、爱、礼、义、廉、耻”,是“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共产党要继承“孔孟学说”,并且叫嚷什么国民党和共产党“同样是黄帝的子孙和后裔”,是中国“优秀进步青年的总汇”。他还借口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完全取消共产党的独立自主原则,提出所谓“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阶级投降口号,推行了一条右倾投降主义路线。在这尊孔卖国之声甚嚣尘上的时候,陈伯达这个满脑袋孔孟之道,并且从孔老二那里学会了“待价而沽”的政治赌棍,迫不及待地跟着跳了出来,抛出了“哲学的国防动员”的右倾投降主义口号,大肆鼓吹“不分界别、不分阶级”,“组织哲学上的救亡民主的大联合”,“发动一个大规模的新启蒙运动”。同时,又紧密配合蒋介石推行法西斯主义的所谓新生活运动,炮制了充满孔孟之道的《新人生观的创造》这本黑书,给蒋介石的反共卖国和王明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帮了大忙。而陈伯达自己也因此一登龙门,身价十倍,真的开始以“天才理论家”的面貌出现了。
打从这以后,你看他一动口,一写文章,都是什么“新创造”,什么“启蒙运动”,“开发民智”,等等。在陈伯达的心目中,广大的中国人民都是愚昧无知的“群氓”,只有王明这个“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和他这个做梦也想当孔夫子第二的“天才理论家”,才能拯救民族危亡。但是,一打开陈伯达所写的那些黑书,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他的所谓“国防哲学”和什么“新人生观的创造”,宣扬的尽是反动的孔孟之道和西方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博爱那套破烂货色。陈伯达鼓吹什么“新文化的果实”是“我们的先哲”“建造”的;什么古代圣贤是“最热爱自己的祖国而亲与救国事业,身经无数忧患而百死无悔”,“中国民族有这样伟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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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上的圣贤,不但为我们祖国河山生色,而且也正是我民族长存至今之重大的因素”;甚至说什么孔老二的“旧爱国思想在今日的爱国运动中,有了自己的意义”。在烽火连天的抗日战争中,陈伯达如此吹捧孔孟,不是为了别的,就是要人们把王明、蒋介石,还有他这个“新启蒙运动”的发起者,当成孔孟那样的“伟人”而崇奉着。不仅如此,陈伯达还专门把国民党的“党国要人”吴稚晖、戴季陶、托派文人陶希圣、大汉奸陈公博、买办祥奴胡适等人的名单-一一开列出来,说他们是“民族灵魂”,是“启蒙大师”;只有依靠这些人去“开发民智”,才能“发聋振瞶”,“唤醒四万万同胞起来保卫我们垂危的祖国”,取得抗战的胜利。
这些人难道真是什么“民族灵魂”吗?完全是在胡说八道:孔孟之道是卖国之道,儒家之徒从来就是卖国的叛徒。历史证明:陈伯达所吹捧的这批当代的儒家之徒,包括他自己在内,是一小撮民族败类。他们出卖中国人民的灵魂,信奉日本法西斯的“大和魂”,妄图用反动的孔孟之道来阻止历史车轮的前进。陈伯达要我们党“打破关门主义的门户”,其目的就是要我们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放弃独立自主的原则,跟着蒋介石一起搞反动的孔孟之道,搞西方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博爱,跟着蒋介石一起去投降日本帝国主义。
陈伯达为了达到这个目的,还配合国民党顽固派的“收起”共产主义,把马克思主义“暂搁一边”的反革命叫嚣,鼓吹要“废止思想上外来的权威”。他叫嚷什么:“思想应该从外来的权威独立起来。一切关于思想的外来镣铐(物质的镣铐),都不应存在。”陈伯达真的要废止一切“思想上外来的权威”吗?没有那回事。他要废止的只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至于对帝国主义的侵略,不但不想废止,而且加以肉麻的吹捧。他早在一九三三年写的《论谭嗣同》这本黑书中,就大肆鼓吹帝国主义“侵略有功”,胡说帝国主义的侵略使中国“从顽固死寂的状态中解放出来”。一九三九年,他又在《新人生观的创造》一书中,宣扬什么“东方沐浴了欧风美雨,又继续发挥了古代的、中古的以及从西方来的文明,东方又成为先进的了”。陈伯达这个孔孟的信徒,这个“真正国粹的保存者”,如此歌颂帝国主义侵略,这不有点奇怪吗?一点也不奇怪。尊孔必然卖国。在近代,孔孟之道同帝国主义是亲热的两兄弟,它们结成了文化上的反动同盟。伟大领袖毛主席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总结了“五四”以来政治思想战线上的斗争的历史经验,深刻地指出:“在中国,有帝国主义文化,这是反映帝国主义在政治上经济上统治或半统治中国的东西。这一部分文化,除了帝国主义在中国直接办理的文化机关之外,还有一些无耻的中国人也在提倡。一切包含奴化思想的文化,都属于这一类。在中国,又有半封建文化,这是反映半封建政治和半封建经济的东西,凡属主张尊孔读经、提倡旧礼教旧思想、反对新文化新思想的人们,都是这类文化的代表。帝国主义文化和半封建文化是非常亲热的两兄弟,它们结成文化上的反动同盟,反对中国的新文化。这类反动文化是替帝国主义和封建阶级服务的,是应该被打倒的东西。”毛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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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痛斥了党内外的尊孔派,是对王明、陈伯达这批现代儒家的最深刻的批判。陈伯达的所谓“国防哲学”、“新启蒙运动”,就是要用帝国主义文化和反动的孔孟之道来反对中国的新文化,反对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作为中国人民的指导思想。由此可见,陈伯达的“国防哲学”,就是国民党哲学,孔孟哲学,它是直接为王明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为蒋介石的卖国投降路线服务的。
搞投机钻营的政治赌棍,总是今儿投靠这个,明儿又投靠那个,他觉得谁对他有利,他就往那里下赌注。陈伯达与党内另一个机会主义路线头子彭德怀的勾结,就是这样。“相逢何必曾相识”。彭德怀早在抗日战争时期,也大谈什么人与人之间要“发扬互爱、互敬、互助,‘已所不欲,勿施于人’”,“对人要有高度的同情心,这些都是博爱精神,也就是民主精神”。当然,要论鼓吹这类孔孟之道的资历,还得推陈伯达领先。这个“天才理论家”早在
一九三九年就叫嚷:“从来人们都把‘已所不欲,勿施于人’看成…极高的‘忠恕之道’,应该还进而是‘人所不欲,勿施于人’”,“这样,我们就把儒家所代表的封建社会美德转变为极高的人类美德,而且在哲学上恰是由唯心论转变到唯物论”。在这里,彭德怀和陈伯达两人一搭一配,一吹一唱,一同走在王明右倾机会主义路线上。
彭德怀、陈伯达把“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儒家反动教条;说成是人类极高的美德,这完全是反马克思主义的。在阶级社会中,敌对阶级之间,剥削阶级与被剥削阶级之间,只有己所不欲,要施于人,根本就不存在什么“己所不欲,施于人”。彭德怀、陈伯达在抗日战争时期鼓吹孔孟的这一套东西,就是为了投降蒋介石,投降日本帝国主义,搞修正主义的所谓“阶级互助”。陈、彭两人到了社会主义革命时期,仍然拿出这套破烂货来反对社会主义革命。在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上,陈伯达就参与了彭德怀的“军事俱乐部”,同彭德怀
一起重弹“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滥调,打出“为民清命”的旗号,恶毒攻击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从而进一步暴露了他的反革命真面目。
至于陈伯达追随刘少奇、林彪,积极用孔孟之道为这两个资产阶级司令部头子推行修正主义路线服务,这更是尽人皆知的。陈伯达和刘少奇早在抗日战争时期就共同鼓吹孔孟之道,为王明路线摇旗呐喊。刘少奇的黑《修养》同陈伯达的《新人生观的创造》,都是在
一九三九年炮制出来的,它们是孔孟之道这根黑藤上的两个毒瓜。到社会主义革命时期,陈伯达紧随刘少奇,长期为刘少奇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出谋划策。一九六二年,刘少奇再次抛出的那本用孔孟之道反对无产阶级专政的黑《修养》,就是由陈伯达积极帮助整理和修改的。陈伯达对叛徒、卖国贼林彪更是“集中投资”,跟得很紧。林彪反党集团的那些什么“设国家主席”的政治纲领和称“天才”的理论纲领,差不多都是陈伯达根据反动的孔孟之道参与炮制出来的。正因为如此,所以林彪也就特别重用这个董仲舒式的“黑秀才”、“天才理论家”。这些孔孟的忠实信徒紧密勾结,狼狈为奸,效法孔老二“克己复礼”,妄图在中国复辟资本主义。但是,就在他们野心勃勃,说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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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这样“决定性的话”的时候,也就宣告了他们的反革命阴谋的总破产。林彪“天马行空”,摔死在蒙古温都尔汗沙丘上,陈伯达也从反革命顶峰上跌落下来,成了一只断了脊梁骨的癞皮狗。
从陈伯达追随历次机会主义路线头子尊孔反共的一生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不论是民主革命时期还是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党内都存在激烈的路线斗争。儒家的思想,是历来没落的反动统治阶级用以反对革命,阻挡社会前进的破烂思想武器。无产阶级在进行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过程中,地主资产阶级总是要拿起这个破烂的思想武器来反对无产阶级。这种斗争不可避免地要反映到党内来。中国共产党成立五十多年以来,党内已经出现了陈独秀、瞿秋白、王明、彭德怀、刘少奇、林彪这样一些用孔孟之道来反对无产阶级革命的机会主义路线头子。今后只要有阶级和阶级斗争存在,党内两条路线斗争仍然要继续进行下去,批孔的斗争也同样要继续下去。
党内的尊孔派,就是党内的机会主义者。这些人为什么会那样崇拜孔老二这具政治僵尸?这是因为他们都是地主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表人物。他们要复辟资本主义,就要反对马克思主义。用什么武器去反对呢?由于中国资产阶级在经济上和政治上异常软弱,在思想上和文化上没有也不可能建立足以取代封建文化的思想体系,因此,他们要反对马克思主义,就只好乞灵于反动的孔孟之道。他们推行的机会主义路线的主要思想理论基础,就是孔孟之道。正因为如此,我们批判机会主义路线,批判修正主义,就一定要批孔;不批孔,就不能彻底批判机会主义路线,就挖不掉机会主义路线的思想老根。
由于党内机会主义路线的头子都是尊奉孔孟之道的,因此,他们要搞修正主义,就一定要寻找那些孔孟的信徒作为他们的“黑秀才”、“理论家”。陈伯达之所以能在历次机会主义路线头子之间左右逢源,成为王明、彭德怀、刘少奇、林彪都用得着的人,就是因为他早就是一个尊孔反共分子。党内机会主义路线头子们正是需要这样的人作为贩卖孔孟之道的吹鼓手,为他们制造反革命舆论。同样,我们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反对修正主义,也必须加强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理论建设,加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队伍。无产阶级有了一支宏大的马克思主义理论队伍,有了一支强大的政治思想战线上的军队,就能有效地反对修正主义,就能用马列主义占领上层建筑的各个领域,“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各个文化领域中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的专政”。只有这样,才能把上层建筑领域的革命进行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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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工作中两条路线的斗争
延
风
“一定的文化(当作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注释工作作为文化工作的一个方面,从来就是阶级斗争的工具。回顾一下在注释工作上儒法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对于我们深入、普及、持久地开展批林批孔运动,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研究儒法斗争的历史和整个阶级斗争的历史,搞好法家著作的注释出版工作,是很有意义的。
自从地主阶级专政得到确立和巩固以来,随着地主阶级历史地位的不断变化,孔学逐步被拾上了“独尊”的地位,注经工作也就成为被他们予以高度重视的“盛事”。剥削阶级固有的保守性和反动性要求他们把孔孟之道神圣化、偶象化,奉为万古不变的教条;而阶级斗争的发展,地主阶级日益走向腐朽和没落,又要求他们不断对孔孟之道进行修补、加工和改造,使孔孟之道更加适应现实的政治需要。以“述而不作”为特点的注经,就最适合于达到这样的目的。历史上的所谓“儒学大师”们,从董仲舒到程颐、程颢、朱熹、王守仁,几乎没有一个不是通过注经来建立他们自己的反动思想体系的,这是我国儒学发展的一个特点。
董仲舒掀起“独尊儒术”反动逆流的代表作《春秋繁露》,就是注经。在董仲舒所处的时代,封建社会的基本矛盾即地主同农民的矛盾正在日益加深。地主阶级面临着农民起义的威胁,不仅要加强暴力镇压,还需要加强思想上的欺骗。董仲舒正是通过注释孔丘的反革命变天账《春秋》,建立了“天人感应”的反动神学体系,把没落奴隶主的孔孟之道改铸成为封建的意识形态。象《春秋》一开头就是“春王正月”四个字,孔丘在“正月”前面加上“王”字,是强调奉行周天子的历法,借以维护日趋没落的周朝奴隶主头子的权威。董仲舒便抓住这四个字大作文章。他说,这四个字的次序都是有深奥道理的。“正”字放在“王”字的后头,“王”字放在“春”字的后头,这是因为,“春”是天的行为,“正”是王的行为,王“上承天之所为,而下以正其所为”,这就是“王道之端”。(《贤良对策>)《春秋》上这半句话经过董仲舒这么一“注”,居然就成为董仲舒炮制“君权神授”的反动理论的依据了。董仲舒还对《春秋》记载的天象变化和自然灾害,用他的反动神学观点进行解释,使他的“天人感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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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更加系统化和合法化,成为两汉流行一时的谶纬神学的祖宗。
经过董仲舒加工改造的儒家思想成为地主阶级的统治思想,有一·个发展过程。汉武帝时,葷仲舒这一套是吃不开的。昭帝、宣帝虽然也还仍然推崇法家思想,但儒家思想又有了进一步拾头。汉宣帝在他晚年的时候,于甘露三年(公元前五十一·年)召开了“石渠阁会议”,“诏诸儒讲五经同异”。这次会议领头的儒生,就是汉元帝的师傅,那个开口“周礼”、闭口“古制”的复古迷萧望之。所谓“讲五经同异”,实际上就是通过统一儒家经典的解释来统一儒家学派的思想,为地主阶级公开打出“尊儒反法”旗号作舆论和组织推备。汉元帝执政,儒家思想正式居于统治地位,经学博士一下子从二百人增至一千人,注经更是成了一桩时髦的事业。他们“碎义逃难,便辞巧说,破坏形体,说五字之文,至于二三万言”(《汉书·艺文志)。有个叫秦近君的儒生,解释“尧典”这两个字,就写了洋洋十万言。(桓谭:《新论》)这种烦琐哲学的大竞赛,连统治者自己也感到是场灾难。王莽时有个博士弟子郭路,为了删节注文,日夜苦思,竟至累死在灯下。(王充:《论衡》)
反动的儒家思想不能不遇到法家思想的抵抗。为了对西汉末年以来法家学派对谶纬神学的批判发动反攻倒算,东汉章帝又在建初四年(公元七十九年)效法“石渠阁会议”亲自召集了“白虎观会议”。汉章帝在下令开会的诏书中说:“汉承暴秦,褒显儒术”(后汉书·章帝纪》),说明会议的目的是进一步反法尊儒,推行儒家路线。建议开这个会的儒生杨终,是个大肆攻击秦始皇,主张放弃我国北方和西北方大片领土,撤销边备,投降匈奴的反动家伙。他在奏折中说:“章句之徒破坏大体,宜如石渠故事,永为后世则。”(《后汉书·杨终传》)原来,注释内容的恶性膨胀,并不能使儒家学派有效地战胜法家学派,反而“异端纷纭,互相诡激”(<后汉书·郑玄传>),造成了儒家学派内部的思想混乱。他们需要有一个“侧”,即统一的注释标推,这就是董仲舒对儒家经典的解释。会开了一个多月,“诸生诸儒”“讲议五经同异”,最后汉章帝亲自出马,“临制称决”(《后汉书·章帝纪>)。会议的文件由班固编写成《白虎通义》,就是饮定的“儒家注释手册”。儒生们管它叫“国宪”(《后汉书·曹褒传》),说明董仲舒的反动思想体系已被抬上了国家根本大法的地位。
神学说教在哲学上毕竟是粗糙的、无力的。到了封建社会后期,随着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矛盾进一步激化,农民反抗日益高涨,封建统治阶级又需要有一种更精致、更富于欺骗性的哲学来加强思想统治。程顾、程颞颢和朱熹适应封建统治阶级的需要,建立反动的程朱理学,也是采取注经的方式。朱熹按照道学家的观点编辑、注释儒家经典,首先选出各个道学家系统的注,编为“精义”,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加上自己的解释,编成《四书章何集注》。特别是朱熹通过对《中庸》的逐章逐句的解释,竭力对“中庸之道”进行加工、改造和发挥,把“中庸之道”提高到“孔门传授心法”(《中庸章句序》)的地位。他着重发挥了“中庸”鼓吹矛盾调和折中的哲学内容,鼓吹“中庸之中,实兼中和之义”,“不偏不倚”、“执其两端而量度以取中”,等等,把当时农民革命和地主阶级革新派的变法说成是“不和之甚”(朱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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庸》),充分暴露了朱熹注经的反动政治目的。朱熹在注《大学》时,甚至借口原文亡缺,“窃附己意,补其阙略”(《大学章句序>),干脆动手“补”了一百五十个字,集中论述他“致知在格物”的客观唯心主义哲学体系。陆九渊曾说:“六经注我,我注六经”(《象山先生全集》卷三十
四),道破了他们的注释方针,只要能够符合反动的政治需要,他们是爱怎么注,就怎么注的。
朱熹等人的注经,同董仲舒的注经尽管形式上有些不同,但都是建立在唯心主义沙滩上的。面临着地主阶级日益深重的思想危机,那些儒家信徒只好用注释来拚命扎篱笆,补漏洞,因而那些儒家的注本,无一不是“本末释过了”,“又释本末”,眉批加过了,又要“眉下添眉”(李贽:《四书评》),有了“注”还不够,还要搞“注”的“注”,称之为“疏”。注、疏、训沽、考证加起来,往往数十倍乃至数百倍于原文。清朝中叶,有人把清初至嘉庆年间的各种经学注本搜集起来,编了一部书,叫《皇清经解》,共一百八十八种。清朝末年,又有人编了一部《皇清经解续编》,共二百零九种。两部书加起来,将近三千卷,足足可以塞满一屋子。这些五花八门、名目繁多的注经本,活现出反动地主阶级在理论上百孔千疮、东修西补的狼狈相。正如毛主席指出的:“烦琐暂学总是要灭亡的。如经学,搞那么多注解,现在没有用了。”
与儒家按照反动统治阶级政治需要进行注经相反,法家则通过注释工作来为他们要求革新、要求前进的政治路线服务。曹操注释法家著作《孙子兵法》,就是站在地主阶级革新派的立场上,总结了前人和自己的军事斗争经验,丰富和发展了法家的军事理论,用以指导自已统一中国的斗争。还有些进步思想家,则是采用注释儒家经典的方式,对孔学进行了尖锐的批判。李贽就是这样。按照当时的传统,对《四书》、《五经》等儒家经典,是只能用注、疏、诂、解等提法的,李贽却大胆地写了《四书评》,这本身就表现了反传统精神。这本书有不少地方对孔孟这些“大圣人”进行了辛辣的挖苦和嘲笑。法家和进步思想家对孔学的批判,不同程度地揭露了封建社会腐朽没落的现象,是有进步意义的。
如果说,作为上升时期地主阶级政治代表的前期法家,由于他们是生气勃勃的革命者,完全可以独立地公开地提出自己的政治主张,并不需要采取注某一部经典的办法来建立自己的思想体系;那么,到了封建社会后期,随着地主阶级尊法反儒思潮江河日下,一些法家人物为了给自己的理论和政见争取合法地位,也往往要借助于注释儒家经典的方式,这正反映了他们阶级和时代的局限性。例如王安石,他一方面勇敢地“黜《春秋》之书”,但又不可能将儒家经典全部踢开,只是将“先儒旧注废弃不用”,选了《诗》、《书》、《周礼》这三部书用法家观点加以注释,称为《三经新义》。正如!王安石所说,他注这些书是为了“立政造事”(《周礼义序》)的需要,也就是要为他的新法提供“固已合乎先王之政”(《上仁宗皇帝言事书》)的历史依据。就拿《周礼》中“均齐天下之政”这句话来说,原讲的是小奴隶主向大奴隶主贡献财物时,要参照土地的肥瘠条件均匀负担。王安石注释时却借题发挥,抨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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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赋税政策上“远近多寡之不均,先后缓急之不齐”的现象,实际上是为自己推行反对大地主兼并的“均输法”作护法。王安石的这种做法,自然遭到了儒家学派和大地主顽固派的猛烈攻击。苏轼在为皇帝写的敕文中,就说王安石“网罗六艺之遗文,断以己意;秕糠百家之陈迹,作新斯人”(《王安石赠太傅救>)。朱熹也凭着他的反革命嗅觉,攻击王安石“逞其私智,尽废先儒之说,妄意穿凿,以利诱天下人而涂其耳目。”(《论语要义目录序》)从儒家对王安石的攻击中,清楚不过地证明了王安石的注释工作,正是为他推行革新的进步路线服务的。
儒法斗争继续了二千年,一直影响到今天,注释工作中的阶级斗争、路线斗争也一直继续到今天。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叛徒、卖国贼林彪,不就纠集了一伙人,拚凑什么“四书集句”吗?这个不读书、不看报、什么学问也没有的大党阀、大军阀,不是也假装斯文,注起经来了吗?什么“恕”是“以仁爱之心待人之忠,以宽宥原谅之恕”的“儒家原理”什么“仁”、“智”、“勇”是“团结”、“斗争”、“唯物论”,充分暴露了他赤裸裸继承封建糟粕,妄图用儒家反动思想冒充马克思主义的险恶用心。今天,盘踞在台湾省的蒋介石反革命集团,面对着工农兵批林批孔的强大声势,也惊恐万状地叫器要“整理孔孟学说”,印行儒家经典注本,以“全力推广尊孔运动”。阶级斗争的历史和现实无不告诉我们,决不能把注释工作仅仅看成是出几本书的业务问题,决不能对注释工作中的阶级斗争、路线斗争掉以轻心。
现在,一场以工农兵为主力军的注释法家著作、总结儒法斗争和阶级斗争历史经验的运动正在蓬勃兴起。这是批林批孔运动深入的一个重要标志,是上层建筑领域革命的一项重大任务。历史上,儒家的注释,只是对他们的反动理论进行加工和修补;法家的注释,无论是批判儒学还是阐述法家学说,也受到当时时代和阶级的局限。今天无产阶级则是要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做好法家著作的注释工作,学习我们的历史遗产,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给以批判的总结,正确地吸取阶级斗争的历史经验。这就需要以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对法家的进步作用给予必要的历史的肯定,对其阶级和时代的局限性,应从历史条件加以分析和说明。这就需要坚持古为今用的方针,注释工作要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服务,为社会主义革命时期的现实斗争服务,为进行思想和政治路线教育服务。这就需要提倡老、中、青三结合和工农兵、专业工作者、领导千部三结合,把注释工作同培养马克思主义理论队伍结合起来。这就需要坚持革命性和科学性的统一和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可以预料,这项工作对于深入、普及、持久地开展批林批孔运动,发扬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成果,用马克思主义占领哲学、历史、教育、文学、艺术、法律等在内的整个上层建筑领域,反修防修,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将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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剥开《女儿经》的反动画皮
上海第三十棉纷织厂织布车间乙班党支部
我们班一百十多个工人,女工就有九十六名。在深入批林批孔的过程中,我们组织工人同志对宣扬孔孟之道的《女儿经》开展了群众性的批判。
《女儿经》是封建统治阶级用来训诚妇女的一个通俗读本。它虽然短短不过五十三句,一千来字,却浸透了孔孟之道的毒汁。它对广大劳动妇女,从早到晚,从小到老,从头到脚,里里外外,一言一行,设置了数不清的清规戒律。这些东西,象恶狼似的扑向广大劳动妇女,又象千万条绳索把广大妇女勒得喘不过气来。工人同志一针见血地指出:“薄薄
一本《女儿经》,精神枷锁重千斤。《女儿经》是骗人经,《女儿经》是吃人经。”
《女儿经》流传的版本各种各祥。究竟最先出自哪一个反动儒生的手笔,已无从查考。从它那套“男尊女卑”、“男主女从”、“三从四德”的反动说教的内容来看,真正的发明权应属于二千多年前的孔老二。
没落奴隶主贵族的反动思想家孔丘,为了维护风雨飘摇之中的奴隶制,在炮制一整套为“克己复礼”服务的反动说教时,就专门抛出了敌视劳动妇女的谬论。孔老二说:“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认为妇女象奴隶一样卑贱,最难对付。《女儿经》上说的“女儿家,最难化,须要从小教到大”,同此如出一辙。孔老二还提出了“男女有别”的反动口号,强迫广大劳动妇女自认低下,甘作奴婢。《女儿经》上说的“女人不与丈夫齐,百凡事体须卑顺”,就是这个意思。以后封建社会的反动儒家,进一步发挥了孔老二这套反动说教。从汉代的孔门恶狗董仲舒的“三纲五常”、“三从四德”,到宋代理学家程顾的“俄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有一条又粗又毒的精神锁链,把广大劳动妇女拖进了人间地狱的最底层。《女儿经》则是把历代儒家的礼教教条进一步通俗化了。它流传愈广,流毒也就愈深。
《女儿经》为“男尊女卑”立下了许许多多苛刻的条规,什么“女儿家,有三从,在家从父配良姻,嫁出从夫当和唱,夫死从子莫胡行”啦!什么“女儿家,有四德”,“礼义廉耻不可失,一动一静俱有程”啦!妇女的地位低下到简直没有半点人身自由。在孔孟之道和《女儿经》的毒害下,吞噬妇女的细菌无孔不入,飞到哪里,就把劳动妇女吃到哪里。在万恶的旧社会,真不知有多少劳动妇女成了封建礼教的牺牲品。
说起封建礼教的毒害,老年女工的苦水吐不尽。她们说,旧社会“妇女不如一根草”。那个时候,社会上流传着许多鄙视妇女的话。什么“牛粪沤土不壮,妇女讲话不当”、“糯米不是米,女人不算人”;什么“嫁鸡跟鸡飞,嫁狗随狗走”、“死了媳妇倒爿墙,死了儿子绝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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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说一千,道一万,如女不如男子汉。我们班上有位已经退休的女工,在旧社会二十七岁死了丈夫。她为了尽孝守节,一个人拖儿带女,挣扎在生死线上。这应该说是符合封建礼教了,可是吃人的旧社会没有劳动妇女的立身之地。不久,接连发生了几次抢寡逼亲的事。她害怕改了嫁被人讥笑“不贞”,不改嫁又活不下去,最后只得逃来上海做小工。真是逃出虎口又进了狼窝,在厂里受尽资本家的残酷压迫和剩削。这位退休女工的遭遇,是旧社会千万个苦难妇女的缩影。许多女工摆出了一桩桩血泪史,一件件辛酸事,对《女儿经》进行了深刻的揭露和愤怒的控诉。
《女儿经》不仅立下了许多“男尊女卑”的条规,而且还竭力宣扬“阶级调和”等黑货,反对广大劳动妇女参加阶级斗争。《女儿经》说什么“大伯伯,二叔叔都是自家亲骨肉”,“大家好好过时光”。我们工人同志列举了大量事实,揭露了这套反动说教的虚伪性和欺骗性。在有阶级的社会,“绸不搭布,穷不搭富”,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就好比水与火,两者根本不相容。即使是“大伯伯”“二叔叔”,因为阶级地位的不同,也决不会有什么“骨肉亲”。我们班里有个贫农出身的女工,十六岁那年,经她当包工头的伯伯介绍进纺织厂广做了包身工。侄女本是“自家亲骨肉”,可是,她借住在伯伯家里,吃的是残羹剩汤,睡的是弄堂过道,每天在厂里劳动十几个小时,回去还要做帮佣。好不容易熬到第三个年头,这位“亲伯伯”索性把她做包身工的全部血汗钱都敲榨了去,逼走她时还要算清三年的饭钱。可见,在阶级社会里,亲不亲,阶级分,从来就没有什么“骨肉亲”。
所谓“大家好好过时光”,那也全是骗人的鬼话。我们厂的前身叫“仁德纱一”,资本家把“仁德”二字写上了招牌,挂在工人天天进出的大门口。但招牌毕竟只是招牌,资本家什么时候对我们工人讲过“仁”,讲过“德”呢?他们哪里肯让我们工人过一分一秒的“好时光”呢?那时纺织广的女工,满腹的苦水倒不完。资本家强迫我们仪八、九岁的女童工,去千那些体力不堪忍受的重活。在风雪交加的大冷天,资本家也不让工人吃一口热饭。女工一旦怀孕或者累坏了身子,就会被资本家一脚踢出厂门。我们许多老工人,在旧社会对那个“仁德”的滋味是尝够了的。可见“大家好好过时光”,无非是叫工人不要造反,妇女不要革命,让剥削阶级世世代代过“好时光”。
《女儿经》还大肆鼓吹“无是非,是贤良”的中庸之道,要广大妇女脱离阶级斗争,去做
一个“无是无非”的“贤妇”。它说什么“贤惠便是家中宝”,“张家长,李家短,人家是非我不管”。这明明是要!诱劳动妇女去做一个安分守己,逆来顺受,任凭反动统治阶级欺压剥削的驯服工具。在有阶级的社会里,“是”与“非”都是有阶级性的。无产阶级有自己的“是”与“非”,剥削阶级也有自己的“是”与“非”,根本就没有什么“无是非”的“贤良”人,而只有不分是非的糊涂人。解放前,我们的女工冲破“不宜无事出房门”的禁令,同资本家进行了坚决的斗争;解放后,我们女工在三大革命运动的大风大浪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在批林批孔运动中,我们车间有个反革命分子,抗拒改造,安图翻案,恶毒咒骂社会主义制度,攻击无产阶级专政。对这样的大是大非,我们狠狠地开展了批判斗争,就是要“管”。《女儿经》表面上讲的只是个妇女问题,实际上它远远超出了妇女问题的范围。妇女问题的本身,也是一个阶级斗争的问题。事实上,孔老二及其徒子徒孙骂妇女,都是与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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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斗争联在一起的。孔老二说什么“男女有别,国之大节”,很明显,他是把“男主女从”作为治国治政的最高原则之一。历史上一些比较进步的思想家,也总是把反对礼教对妇女的束缚,当作反孔孟的重要内容之一。明代的法家李贽,在英勇反孔和批判理学的战斗中,就驳斥了所谓“男子之见长,女人之见短”的陈词滥调,批判了“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封建礼教。作为中国近代史上一次大规模反孔运动的太平天国革命运动,就提出了“天下多男人,尽是兄弟之辈;天下多女子,尽是姊妹之群”的主张,太平天国的妇女同男子一样分田,太平军内有女军、女将,朝内有女官,妇女和男人一样参加生产劳动,禁娼妓,禁缠足,废除买卖婚姻。这是一种比较朴素的妇女解放的思想。但是,妇女的真正解放,在任何剥削制度下是办不到的。正如列宁所说,私有制“使妇女处于受双重奴役的地位”(《论女工运动的解放》)。因此,真正能够把妇女从卑贱地位中拯救出来的,只有消灭私有制的社会主义。
《女儿经》流传了那么多年,中国革命的胜利,从理论上和实践上对《女儿经》作了最彻底的批判。中国革命的胜利和发展,反过来也充分证明了妈女“是决定革命胜败的一个力量”的伟大真理。“中华儿女多奇志”,新中国妇女坚持斗争冲在前,能顶“半边天”。我们厂的女工,经受了文化大革命的锻炼,涌现了一大批年青的女干部,光我们一个班,就向上级输送了五名女工,参加了各级领导班子的工作。现在全厂轮班的工长全部由女工担任,妇女在三大革命斗争中越来越显示出巨大的作用和力量。这些铁的事实,也就是对《女儿经》散布的“三从四德”、“男尊女卑”的有力批判。也是对刘少奇、林彪一伙污蔑妇女“天生思想意识落后”、“只能料理家务”等谬论的有力批判。
事实证明,孔孟之道阻挡不住中国革命妇女的前进步伐。但是,轻视妇女还是充分发挥妇女“半边天”的作用的斗争并没有结束。就象《杜鹃山》中的温其久用“一个女人治住了堂堂的七尺男子汉”的恶语来破坏革命一样,阶级敌人是决不会丢下孔孟之道和《女儿经》一类破烂的。苏修社会帝国主义的走狗、反华小丑安东尼奥尼摄制的反动影片《中国》,就在妇女问题上大做反动文章。他采用卑劣的手法,用摄影机长时间跟踪一个老太婆小脚走路的情况,并用特写镜头如以突出,来丑化新中国妇女的形象,来丑化社会主义的中国。事实完全相反,两种社会两重天。因为有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妇女翻身当家作了国家的主人。现在我们班上的女同志,同男同志一起,积极参加三大革命斗争,投入批林批孔运动,在各项工作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批林批孔当闯将,技术革新当尖兵,革命精神越振奋,生产面貌日日新。反华小丑安东尼奥尼,你怎么对这些镜头偏偏不敢拍呢?我们在批林批孔运动中,剥开了宣扬孔孟之道的《女儿经》的反动画皮,进一步激发了广大工人同志抓革命、促生产的积极性。“中国革命的胜利解放了我们妇女,我们妇女要为中国革命的更大胜利作出贡献”。这就是大家的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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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추中力
资产阶级革命中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
—学习《共产党宣言》的一点体会
任
菁
从一七八九年巴黎人民攻克巴士底狱到一八七一年巴黎公社革命前夕的八十多年里,是资本主义制度在法国经历艰难曲折的斗争取代封建主义制度的时期。正当法国资产阶级在为建立和巩固自已的统治地位而英勇奋斗时,法国工人阶级已经以势如破竹的革命气概举行了一八三一年和一八三四年里昂工人起义,以及一八四八年巴黎无产阶级
六月起义。读一读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研究一下资本主义上升时期中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关系,对于我们今天认识秦汉之际的阶级斗争与秦末农民起义的不朽功绩,是很有启发的。
资产阶级革命中的无产阶级起义,其裉本原因是由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矛盾决定的。正如《共产党宣言》中所指出的:“无产阶级经历了各个不同的发展阶段。它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是和它的存在同时开始的。”但是,也必须看到:“两阶级的矛盾发展到了
一定的阶段的时候,双方才取外部对抗的形式,发展为革命。”因此,无产阶级作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在和封建势力及其残余作斗争的同时,又和资产阶级作斗争,是有一个过程的。
和这个过程紧密联系的,是前进和倒退、革命和复辟的斗争。
资本主义制度代替封建主义制度,是历史上一个很大的进步。革命前的法国,是以国王路易十六为头子的波旁王朝封建专制统治的国家。上层贵族和高级僧侣对广大农民进行残酷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迫使农民多次地举行起义,以反抗封建专制统治。法国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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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阶级顺应这股历史发展的潮流,领导了这场推翻封建王朝的革命。但在革命过程中真正起着主力军作用的,却是法国的广大农民、工人和城市贫民。当资产阶级革命高潮即将来临的时刻,是巴黎工人首先提出“消灭财主!消灭贵族!消灭投机商人!打倒神甫!”的口号;当封建贵族企图利用三级会议引诱资产阶级脱离革命时,是成千上万的工农群众奔向凡尔赛会场,支持资产阶级反对封建特权的正义要求,当波旁王朝梦想调集反革命军队扑灭革命烈火时,又是广大劳动人民挺身而出,把他们打得狼狈逃窜,并且于七月十四日清晨,在克服重重困难、经受种种牺牲后,攻克了巴士底狱这座象征着封建专制统治的顽固堡垒。一石激起千层浪。从巴黎掀起的革命浪潮迅速席卷全国,资产阶级政权相继建立,封建专制统治一朝覆亡。恩格斯说过:“在十七世纪的英国和十八世纪的法国,甚至资产阶级的最光辉灿烂的成就都不是它自己争得的,而是平民大众,即工人和农民为它争得的。”资本主义制度是一种比封建主义制度要先进的社会制度。在这场资本主义制度取代封建制度的大革命中,参加革命的各个阶级都用各自不同的眼光来看待这场革命,并各自对这场革命寄托着自已的幻想。农民认为这场革命可以获得丧失了的土地,工人认为革命后所出现的将是平等的公社,而资产阶级想的却是用一种新的剥削制度去代替旧的剥削制度。由于资本主义制度的固有矛盾在当时还没有充分暴露,因此参加革命的各个阶级都抱着同样的热忱去推翻封建制度。这种情况正如恩格斯所说的:“当一种生产方式处在自身发展的上升阶段的时候,甚至在和这种生产方式相适应的分配方式里吃了亏的那些人也会热烈欢迎这种生产方式,”
当一七八九年革命取得胜利后,刚刚嘉立起来的资产阶级大厦面临着封建势力复辟的危险。要巩固资产阶级政权,发展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就必须迎头痛击封建复辟势力企图开历史倒车的反动逆流,使革命“沿着上升的路线行进”。在巴黎人民攻克巴士底狱的隆隆炮声中上台的斐扬派,是与封建势力打得火热的金融资产阶级的代表。当它开始与封建势力妥协,包庇与纵容大批逃亡贵族、僧侣组织流亡“政府”的活动的时候;当它声称“共同的利益在于阻止革命”的时候,它很快就被人民轰下了台。紧接着斐扬派执政的是代表大工商业资产阶级利益的吉伦特派。它害怕革命的深入发展,惊呼“这次革命应该停止,否则它就会发生危险”,最后,由于它暗中勾结王党分子出卖共和国,组织反革命暴乱,随即也被人民抛到一边去了。在革命和反革命长期搏斗中掌权的雅各宾派,代表了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的利益。这个集团的路线比斐扬派、吉伦特派正确。它所采取的镇压叛乱、抗击外敌、无条件废除贵族一切封建权利等革命措施,是得到当时工农群众拥护的。当保皇党分子在各地发动叛乱时,城市工人和农民联合起来把叛乱镇压了下去;当国外反革命势力侵犯革命的法国时,成千上万的工农群众自愿参军,奔赴前线。这样,就使雅各宾派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打垮了反法联军的包围,平息了封建势力的叛乱。应该指出,人民群众如此热情支持被尔后不少人称为“恐怖统治”的雅各宾专政,原因在于当时的资产阶级是生气勃勃的真老虎,它所推行的是一条正确的路线。这时,资产阶级为了荡涤封建专制制度遗留下来的污泥浊水,还“不得不向无产阶级呼吁,要求无产阶级援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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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任何一场大革命,只有在把革命继续推向前进的时候,前一阶段的革命成果才能得到巩固。资产阶级革命也同样是这样。它“为了取得即便是那些在当时已经成熟而只待采集的资产阶级的胜利果实,也必须使革命远远地超出这一目的”。但另一方面,资产阶级作为一个剥削阶级,它是不愿也不能去夺取资产阶级革命的彻底胜利的。雅各宾专政行使不到一年,就宣称:反革命复辟的威胁已经过去,“现在已无所谓能动公民了”。这时,它就由联合工农变为反对工农,进而把斗争锋芒指向工农。雅各宾派领袖罗伯斯比尔镇压代表小资产阶级下层群众利益的肖梅特、阿贝尔,就是资产阶级和人民群众暂时同盟瓦解的一个标志。正是在这种情祝下,一七九四年七月,大资产阶级与保皇党沆瀣一气,发动了反革命的“热月政变”,把对资产阶级事业忠心耿耿的罗伯斯比尔送上断头台。过了五年,拿破仑发动政变,不久就宣布成立第一帝国。但这个资产阶级的皇帝没当上多少年,在欧洲反革命势力的联合进攻下,路易十八登上王位,波旁王朝终于在法国实现了复辟。革命的失败,往往会造成一系列的倒退,连前-阶段的革命成果也不能巩固。但同时它又往往成为新的革命的起点。当时封建势力的重新上台,就是使法国社会矛盾激化的直接原因。
二
从整个人类发展的洪流来看,波旁王朝的复辟不过表明了“历史的发展是曲折的,迂回的”。在彻底战胜封建复辟势力,继续把革命推向前进的斗争年代里,正如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所说的:“只有无产阶级是真正革命的阶级。”它演出了一幕又一幕威武雄壮的活剧,完成了单靠资产阶级根本不可能完成的粉碎波旁王朝复辟的任务。
路易十八的复辟政权,是建立在封建贵族和大资产阶级妥协的基础上的。这个反动政权用一条倒退、腐朽的路线代替了法国革命时期前进、革命的路线。它一上台,就疯狂地进行反攻倒算。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七万多个革命者被捕、被杀、被流放,并使法国“南方的居民淹没在深及膝盖的血泊中”。同时,它们大翻历史的案。路易十八就公然宣称:恢复旧贵族的头衔,确认新贵族的称号。继路易十八上台的查理十世,则宣布付给逃亡贵族千亿法郎的赔款,以补偿他们在革命时期被没收的土地。波旁王朝企图在法国重新建立封建专制统治的罪恶行径,打击了正在发展中的工业资产阶级,也加深了对工人农民的残酷剥削和压迫。复辟时期,工人的工作时间每天平均长达十四至十六小时,所谓“工人身分证”法更是剥夺了工人阶级一切政治权力,使他们处于完全依附企业主和警察的地位。这种复辟封建制的倒行逆施,激化了这个反动政权同工人阶级的矛盾,也激化了它同资产阶级的矛盾及资产阶级内部的矛盾。
阶级矛盾的激化,必然导致革命的兴起。这一时期中的无产阶级起义,具有其他阶级所不能比拟的伟大历史作用。
面临着波旁王朝的复辟,工人阶级勇敢地发动了起义,它在把斗争锋芒直指封建复辟势力的同时,还狠很打击了资产阶级中那些与封建势力相勾结的集团和势力,从而把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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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大向前推进一步。一八三○年七月革命推翻了反动的波旁王朝,建立了七月王朝。这个王朝是资产阶级中的一个集团即金融贵族集团的专政。它从自己的利益出发反对封建制复辟,但又把这场粉碎封建复辟势力的革命看成是“单纯的国家元首个人的更换而已”。这就决定了它缺乏把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进行到底的决心,而是妄图使革命在中途遭到天折。它废除了路易十八的宪章,但把波旁王朝的国家机器原封不动地保存下来,并宣称镇压工人运动的法令一概有效。工人阶级很快认清了七月王朝的阶级实质。他们说:“我们摆脱了世袭贵族的束缚,却沦于金融贵族的压迫之下。”正是基于这种状况,里昂工人毅然决然地发动了一八三一年起义和一八三四年起义。他们在“工作不能生活、毋宁战斗而死”的旗帜下,向七月王朝发起猛烈攻击。里昂工人在斗争中提出了建立共和国的要求。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工人们所憧憬的共和国只能是资产阶级共和国,但这种要求彻底实现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口号,对于当时的金融贵族实行与封建势力妥协的君主立宪制的行为来说,无疑是一个直接的严厉的批判。它从一个侧面表明:当时工人起义的斗争锋芒直接指向了封建复辟势力残余和保护这种残余的金融贵族。至于奥地利帝国首相梅特涅,面临里昂的熊熊烽火,只得惊惶失措地写道:“我希望里昂事件不论采取什么方式快快结束吧!”这桩事件证明:里昂工人起义是为当时国际上的封建贵族所共同感到胆战心惊的。
一八四八年巴黎无产阶级六月起义的意义也同样如此。二月革命推翻了反动的七月王朝,由此而建立起来的第二共和国不过是“复辟时期与七月王朝的综合”。它不仅不去彻底镇压反革命,反而联合地主、保皇派分子等一切右翼反动势力,多次制造事端,反对无产阶级继续把革命推向前进。特别严重的是,在临时政府举行的制宪议会选举中,复辟王朝的拥护若正统派,七月王朝的拥护者奥尔良派,相继沉渣泛起,一个个钻进政府机关。他们在国内向工人阶级步步紧逼;在国外则勾结沙皇俄国、奥地利封建贵族,支持反动势力镇压革命运动。这些反动措施,当然是工人阶级所不能容忍的。六月二十三日,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第一次针锋相对的战斗开始了。工人群众怀着“我们决不后退”的坚强信念,奋起冲击资产阶级的秩序,横扫一切政治垃圾,沉重地打击了波旁王朝复辟势力残余企图卷土重来的反革命计划。历史又一次表明:正是工人阶级的起义,才防止了封建势力复辟,巩固了新兴中的资本主义制度。资产阶级的表现却正好相反,“对资产阶级有利的是依靠旧制度的某些残余,例如君主制度、常备军等等来反对无产阶级”,它不可能与封建制度实行彻底的决裂。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工人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和反对封建复辟势力的斗争就这样地统一了起来。只有同对封建复辟势力妥协的资产阶级作坚决的斗争,才有可能真正全部铲除封建复辟势力及其残余,使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成果得到巩固和发展。
里昂起义和巴黎无产阶级六月起义最后都失败了,但它作为新社会的先驱却永远受人敬仰。这不但是因为经受革命锻炼的法国工人阶级,开始了一个由“自在的阶级”向“自为的阶级”的转化过程,使“无产者组织成为阶级,从而组织成为政党这件事”得以完成;而且也由于这些起义扫除了妨碍资本主义发凝的旧制度的残余,为无产阶级本身的解放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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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步创造了条件。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看,资产阶级革命进行得愈充分、愈坚决、愈彻底,无产阶级为消灭资本主义制度的斗争也就愈有保证。正是由于这一点,列宁说:“在某种意义上说来,资产阶级革命对无产阶级要比对资产阶级更加有利。”没有资本主义制度对封建主义制度的胜利,无产阶级的解放是不可能的。所以,资产阶级革命中的法国工人起义,既为巩固资本主义制度开辟了道路,又“铺平无产阶级革命唯一能借以实现的地基”。
里昂工人起义和巴黎无产阶级六月起义,还从实践上为以后的无产阶级革命提供了丰富的经验教训。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正是总结了法国里昂工人起义和英国、德国工人运动经验的革命产物。《共产党宣言》中指出:“只要资产阶级采取革命的行动,共产党就同它一起去反对君主专制、封建土地所有制和小市民的反动性。”同时,又指出:“共产党一分钟也不忽略教育工人尽可能明确地意识到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敌对的对立。”这些指示,是革命导师考察了资产阶级革命中工人起义失败的血的教训后才得出的。它告诉人们:无产阶级必须在资产阶级革命中掌握领导权。唯有这样,才有可能将资产阶级革命进行到底,并继续把它推进到社会主义革命。因此,我们可以这样说,有了里昂工人起义和巴黎无产阶级六月起义的大演习,才有巴黎公社革命。列宁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这一光辉思想。他在总结了一九○五年俄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经验后,亲自写了《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一书,为俄国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制订了“不要避开资产阶级革命,不要不关心资产阶级草命,不要把革命中的领导权让给资产阶级,相反地,要尽最大的努力参加革命,最坚决地为彻底的无产阶级民主主义、为把革命进行到底而奋斗”的路线,指引着无产阶级去夺取一九一七年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伟大领袖毛主席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依据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阶级斗争形势,制订了“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这条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总路线。在这条正确路线指引下,中国人民迎来了天安门前五星红旗的高高飘扬。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些胜利都是和里昂工人起义、巴黎无产阶级六月起义一脉相连的。
综观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阶级斗争和工人起义,我们还可以加深对“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这一真理的理解。资产阶级的天下,是靠人民群众的浴血奋战打出来的;粉碎封建制度复辟的任务,是通过人民群众一次次英勇搏斗完成的。用这个观点去看待中国古代的儒法斗争,无论是在地主阶级取代奴隶主阶级统治的过程中,或者是在封建社会发展过程中的儒法斗争,归根到底,都是受人民群众的斗争的影响和支配的。我们今天的革命,是消灭一切剥削阶级和剥削制度的社会主义革命,它必然会遭到
一切反动阶级和集团的拚死反抗。我们要防止地主资产阶级复辟,必须更坚定地依靠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深入开展批林批孔运动,夺取社会主义革命的彻底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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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物辩证法的好教材
学习马克恩《数学手稿》的一点体会
上海无线电二十六广工人陈熙春
革命导师马克思的《数学手稿》,由我国的科学工作者根据德文原文译出后,在-一九七
四年第二期《自然辩证法》杂志上公开发表了,这是一件值得庆贺的大喜事。马克思的《数学手稿》不仪对于从事自然科学、数学研究的同志有着重大的指导意义,而且也是广大工农兵、革命千部、革命知识分子学习辩证法的最好教材。
在《数学手稿》中,马克思对微分学发挥了一系列极其精辟的见解。在这之前,微分学的本质长期被淹没在资产阶级学者散布的种种神秘理论的烟雾之中。十七世纪末叶,随着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社会生产实践向数学领域提出了新的课题。原来的代数方程式只反映了事物相对静止状态下的数量关系。但是,轮船在浩瀚的大洋上持续航行,星球沿着一定的轨道不停地运转(其中包括自转、公转和互转),要精确地描述和研究这类物体运动及其变化过程的问题,代数方程式就显得无能为力了。在这种情况下,由于生产实践的推动,牛顿和莱布尼茨总结发展了前人积累的丰富数学研究成果,提出了微分学,成为一门专门研究变量的数学。微分学-一出现,就解决了生产实践中一系列复杂的计算问题,从此数学吃了“智慧果”,突破了形式逻辑所允许的常数范围,别开了新生面。
然而,由于世界观的限制,资产阶级数学家虽然提出了微积分,却不能对微分学从理论上正确地加以说明。他们有的提出了“有限常数”论,有的建立了“无穷小量”说,但不管这个论、那个说,这些“先生们的思想方法的片面性”使得他们都不能抛弃研究常量的形而上学的传统观点,看不见微分运算的辩证实质,总是把变数和变数的增量割裂开来、孤立起来考察,就象把生长发育中的胎儿同母亲分开一样,把本质上是无限变化的量变成了没有生命力的东西,抹煞了两者之间有机的内在联系及相互转化的同-性。只有马克思,才在《数学手稿》中运用唯物辩证法真正地揭示了微分学的本质,把微分运算建立在完全科学的理论基础之上。
马克思指出,微分运算是“先设置差值,然后又把它扬弃”的做法。当有限差值经过无限变化成为“扬弃了的或消失了的差值”的时候,可以直截了当地把微分写成x=0,dy=0。这样一来,量变转化成质变,个别转化成-一般,静止的数量关系转化成运动可变性的关系,于是“人们不用象变戏法那样的删掉而用形式最简单的代数运算也能获得同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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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微分运算这种从具体的数量关系中抽象出一般的变化关系的过程,正如马克思从具体商品交易中抽象出价值规律的过程一样,是主观世界对客观世界的积极能动的反映,透过现象从本质上抓住了事物运动变化的规律。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简单商品到纸币的科学分析,揭示了价值同使用价值即物的自然形态和属性愈来愈脱离的历史发展过程。我们可以发现这个过程同微分过程是多么地一致。纸币已不再是个别的、具体的商品,已不具有任何使用价值,“货币的职能存在可以说吞掉了它的物质存在”,它成为“扬弃了的或消失了的”使用价值即最一般等价物的符号,它表明的已是一种人与人的关系即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隔行不隔理”。所以,马克思《数学手稿》的革命意义不单单在于清除了资产阶级数学家涂抹在微分学上的神秘色彩,提出了比以前所有数学家都要“简单得多的”微分方法,更重要的是从数学这个角度深刻地揭示了唯物论辩证法的基本原理,因此,它的重要意义远远超过了数学乃至自然科学的范围。
马克思为什么这样重视数学问题的研究?是不是由于他对数学有特别的兴趣,或若是把数学当作一种高级的“消遣”?不,完全不是。马克思认真钻研数学是为了当时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需要。在微分学领域里历来存在着两种世界观的激烈斗争。英国唯心主义者贝克莱大主教就曾利用微积分“来证明自己替信仰主义的变相辩护是正确的”。因此,关于微分学的看法和争论已不是什么纯学术的问题,而是同思想上政治上两条路线的斗争紧密地交织在一起的。
数学是研究事物的数量关系和空间形式的,由于侧重于从数量上去考察事物,尽管它来源于社会实践,但往往以“极度抽象的形式出现”,而古今中外的反动哲学家们正是不断利用数学这种“极度抽象的形式”来作为唯心主义的活动地盘,成为他们向唯物论和辩证法进攻的桥头堡。当时“放肆的假科学的最典型的代表”德国的杜林先生,就曾煞有介事地大谈其“数学”,妄图从数学的抽象公理中导出一个支配世界的“世界模式”来。可见,在阶级社会里,不要以为数学只是讲一二三四、微分积分,不存在什么斗争,实际上才不是那么回事呢!从一部数学发展史来看,唯物论同唯心论,辩证法同形而上学的斗争始终贯穿其中。这个斗争至今尚未结束而且表现得更加尖锐。当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在其他自然科学领域内再也呆不下去的时侯,就往往遁逃到数学领域内寻找防空词。在微分学上,就不断有人片面强调微分方程式的作用,歪曲微分运算的实质,又是主张微分方程式可以“代换”物质的运动,又是鼓吹有了微分方程式可以离开任何实践解决一切问题,吹得神乎其神,似乎找到了一把打开世界上所有谜底之门的“金钥匙”。这股思潮的影响,遍及自然科学的各个领域。在化学中,分子的真实结构被完全淹没在抽象的计算中;在物理学领域内,资产阶级学者大叫大嚷地宣布算学运算可以使微观粒子世界归于“消失”不再存在,在字宙学中,爱因斯坦之流居然用各种“宇宙方程式”来论证“宇宙有限论”、“宇宙膨胀论”等奇怪论:在生物学科里,则出现了把遗传归结为信息的演算,想用象打扑克牌那样依靠几种符号之间的排列组合来解决生命运动的规律。凡此种种,不一而足。
恩格斯在《反杜林论》序言中指出:“正如今天的自然科学家,不论自己愿意与否,都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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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抗拒地被迫考察理论的一般结论一样,每个研究理论问题的人,也同样不可抗拒地被迫研究近代自然科学的成果。”每个研究和学习马克思主义的人,都应当学习一点自然科学。自然科学研究的是自然界各个方面的具体规律,而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则反映了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的一殷规律。两者之间也可以说是个别和一般,具体和抽象的关系。社会科学同自然科学之间,并没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无产阶级的社会科学工作者要牢固地树立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必须具备一点自然科学包括数学在内的知识。马克思和恩格斯都是精通数学的。马克思的《数学手稿》和恩格斯关于数学的一系列论述都是同各种错误思想斗争的产物,和其他著作一样,都是无产阶级的宝贵财富。已经发表的《数学手稿》的两篇论文深入浅出地阐明了微分学的本质,没有那种烦琐的计算、莫明其妙的符号,写得生动活泼又简洁严谨,是非常杰出的关于微分学的哲学文章。搞自然科学的同志可以看得懂,社会科学工作者也不难弄通。
微积分在资产阶级学者那里被弄得深奥莫测,看起来似乎非常玄妙,其实并不神秘。微分反映了客观世界在运动中的变化规律,这些现象也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屡见不鲜的。例如水的蒸发就是一个连续不断的微分过程。又如用锉刀加工圆形工件,每锉一下是一小段直线,有经验的工人同志总是力求使这一小段直线愈小愈好,最后整体锉成了曲线。工人同志这种使直线等于零就可以得到曲线的思想包含的正是微分学的本质。有的工农兵同志联系自己三大革命斗争的实践学习微分后说,“微积分并不神秘,一把大锉刀捅破了窗户纸,高等数学又回到了我们劳动人民的手里”。因此恩格斯说:“自然界运用这些微分即分子时所使用的方式和所依据的规律,完全和数学运用其抽象的微分时的方式和规律相同”。资产阶级学者觉得微分“神秘”,是由于他们受着形而上学世界观的束缚,不能认识微分的这种辩证运动的性质。但是从唯物辩证法的观点去看,就毫无神秘的地方,正如恩格斯讲的那样,“是不证自明的,并且可以说是一目了然的”。正象马克思的《资本论》引起了资本家的浑身痉孪一样,微分演算所包含的辩证法思想,也同样曾“引起一群旧式正统派数学家的恼怒,并激起了敌对的叫嚣,这种叫嚣在数学界以外得到了共鸣”。资产阶级学者的恼怒和叫喊,恰恰证明了唯物辩证法的巨大威力。“辩证法的规律无论对自然界和人类历史的运动,或者对思维的运动,都一定是同样适用的”。广大工农兵、革命干部、社会科学工作者、自然科学工作者都应当自觉地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武装自己的头脑,学习《数学手稿》的主要目的也应当是这样。当然,在学习过程中,也会碰到一些数学术语和基本概念,但这只要花点力气也是完全可以弄懂的。外行要领导内行,马克思能指导爱克司。如果说在形而上学自然观上打开第一个缺口的,不是一个自然科学家而是哲学家康德,那么,有着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世界观作指导和有着丰富的三大革命实践经验的工、农、商、学、兵以及社会科学工作者,更是能够读懂马克思的《数学手稿》,从中更多更好
地学到丰富的辩证法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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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题研究
西十艺人代的心頭
嘉定县制订和实施远景规划的调查
在批林批孔深入发展,广大贫下中农狠抓革命、猛促生产的大好形势下,在嘉定全县,
一个群众性的讲远景、订规划、学先进、鼓干劲的热潮正在兴起。
不久前,《红旗》杂志和《人民日报》分别刊登了嘉定县安亭公社新泾大队1974一1980年的农业发展规划和实施规划的调查报告,使全县广大贫下中农和革命群众受到极大鼓舞:“这是毛主席、共产党对新泾大队贫下中农的关怀和鼓励,也是对我们全县所有贫下中农的关怀和鼓励。”连日来,有线广播里播送着新泾大队的经验,业余文艺小分队在编排学新泾的说唱材料。很多公社、大队的干部和贫下中农,纷纷到新泾大队参观学习,到处在学新泾、赶新泾。他们说:“听了新泾大队的介绍,有劲道;看了新泾大队的规划,实在好,想想我们自已,也需要;我们条件比新泾大队好,新泾能做到,我们也一定能够做到。”嘉定县委也乘着这股强劲东风,召开了三级千部会议,以批林批孔为纲,上下结合,进一步修订全县1974一1980年的农业发展规划,并抓前抓早,拟订了一九七五年的实施计划,发到所有公社、大队、生产队讨论。各个公社、大队,也正在酝酿制订自己的远景规划。现在,在嘉定县的广大农村、企业、集镇,以至公共场所、公共汽车里,到处可以听到人们在谈远景、议规划,学先进、找差距,斗志昂扬,意气风发。嘉定县的四十六万贫下中农和其他革命群众,决心通过制订远景规划,在全县进行一次思想和政治路线方面的教育,大鼓革命干劲,把“农业学大寨”的群众运动进一步推向新的高潮,用坚持革命、坚持前进、大干社会主义的实际行动,批判林彪“克己复礼”、妄图复辟资本主义的滔天罪行,加速建设“大寨式”的社会主义新嘉定。
揭露矛盾学先进
制订规划鼓干劲
制订远景规划,促进农业大上快上,是革命形势发展的需要,也是广大革命群众的迫切要求。制订远景规划,只有抓紧思想政治路线方面的教育,不断激发广大干部、群众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雄心壮志,远景规划才能订得好,既鼓舞人心,又切合实际,受到广大
群众的欢迎。
进行思想政治路线教育,首先要把领导思想搞正确。领导思想对头了。才能带领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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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一起前进。嘉定县一九七三年制订的农业发展规划,就是在全县揭矛盾,促转化,开展两种思想、两条路线斗争中产生的。嘉定原是郊区农业生产搞得较好的一个县。但前几年,生产增长不快,个别地区,如全县生产条件最好的马陆公社,粮食常年产量徘徊不前棉花连续三年减产,群众很有意见。市委希望他们总结经验,把农业生产进一步搞上去。为此,县委决定在全县范围内,以批林整风为纲,广泛发动群众,学先进、找差距、揭矛盾、促转化,开展了“怎样进一步把农业生产搞上去”的大讨论。一九七三年春,县委还开门整风,号召广大群众和千部向县委提意见。真是“不揭不知道,一揭吓一跳”。县委从群众揭矛盾中认识到,农业上不去是现象,根本在路线,关键在领导。嘉定的贫下中农,和大寨
一样,是迫切要求大上快上,把农业迅速搞上去的。前几年,许多地区的贫下中农,为了彻底改变生产条件,要求大搞农田水利建设。可是,领导上守雄摊,怕这怕那,不仅不支持,个别地方还受到批评,挫伤了群众的积极性。朱桥公社灯塔二队九年学大寨,在解放前“十年九不收”的低洼地上,粮食常年亩产超过双千斤,这样的先进典型,在全县以至所在公社也没有认真推广,只停留在-一般号召。有的公社、大队,重副轻农,资本主义自发倾向严重,动摇了“以农业为基础”的思想,影响了农业生产,群众意见很大,领导上也没有认真去抓。群众的这些批评,使县委触动很大。他们检查这几年来,由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思想淡薄了,因此,胸无大志,安于现状,因循守旧,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受到压抑,结果,高产高不了,稳产稳不住,个别地方还走下坡路。有的同志激动地说:我们是共产党员,是党的干部,我们不仅要千社会主义,还要干共产主义。眼前才有一点点小成绩,就自满自足,忘掉了革命大目标,怎样能够带领群众干共产主义?他们决心树立大干大变的雄心壮志,学习昔阳县的经验,跟上群众前进的步伐,制订远景规划,重新安排嘉定河山,建设“大寨式”的新嘉定。这个县的干部和群众说:嘉定县的农业发展远景规划,是揭矛盾揭出来的,是在两种思想、两条路线的激烈斗争中斗出来的。可见,制订远景规划,要作为一项政治工作来做。只有加强思想政治路线方面的教育,才能激发干部和群众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雄心壮志,制订的规划才有一个深厚的思想基础。
制订规划,进行思想政治路线教育,把思想搞正确,要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使规划从实际出发。毛主席说:“按照实际情况决定工作方针,这是一切共产党员所必须牢牢记住的最基本的工作方法。”嘉定县在制定远景规划时,认真改变作风,组织调查组深入群众,作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工作;并把调查来的材料,作了仔细的分析,排出了嘉定农业生产中的若干重要问题。例如,解放以来,嘉定在兴修水利方面虽然已作了大量工作,全县疏浚河道
一百七十八条,修建灌溉渠道一千五百公里,但水利建设标准不高,水系没有完好,小型农田水系比较紊乱,与建设高产稳产田差距很大:基本实行三熟制后,季节紧,劳力跟不上;文化大革命以来,农业机械化虽有很大发展,但由于机、路、桥、渠尚未跎套,影响农机效能的发挥。加之“两深”(深耕、深沟)、“四弯腰”(拔秧、插秧、耘耥、收割)的机械化问题没有解决,使大量劳动力不能解放出来,向生产的深度和广度进军;实行三熟制后,肥料需要量大大增加,根据高产单位的典型调查,粮食要达到常年亩产两千斤,需要有机肥料八十至一百担(按猪羊灰折算),而目前嘉定有机肥料施用水平平均每亩只有五、六十担。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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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都阻碍了农业生产的进一步发展。同时,从地区来说,情况又各有不同。同样是水利问题,有的“缺水”,有的“积水”,有的因潮差大,要“抢水”。工作也不平衡。目前,东部地区产量较高,西部较低。而西部地多人少,是嘉定县粮食的主要产地,西部生产搞得好不好,对全局影响很大。因此,县委在制订规划时,便把解决这些问题作为重点,并且提出了抓先进带全面,抓西部促东部的指导思想。由于思想路线对头,坚持从实际出发,作了比较充分的调查分析,把无产阶级雄心壮志和科学态度结合起来,制订和实施规划就做到心中有数,既有明确的主攻方向,又能根据不同地区的特点,确定自己的工作方针,促进农业生产的全面高张。
典型引路面开花
大干才能促大变
有了一个全县的远景规划,怎么干?怎么实现?嘉定县的同志体会到,一定要发扬大寨贫下中农的革命精神,胸中有全局,手中有典型,以点带面,大干大变。
“不怕天地大,就怕没样子。”过去,这个县对抓典型的重要性认识不足,工作一般化。
一九七三年春,县委开门整风,认真学习昔阳县的经验,联系本县实际情况,在研究远景规划的同时,区别不同类型,选择了三个典型:一是粮棉夹种区的朱桥公社灯塔二队。这个队九年学大寨,粮食双千斤。抓了这个典型,可以抓先进促全面,促进高产更高产;二是西部稻区的安亭公社新泾大队,用改变后进面貌的事实,来实现抓西部促东部的要求;
三是抓社队工业发展较快的马陆公社,摆正农业与工业的位置,以工促农,大上快上。点确定以后,县委组织了三个调查组,县委书记、常委带领机关干部深入基层蹲点。到安亭公社新泾大队蹲点的同志,开始对这个大队地势低、土地多、劳力少、条件差等不利因素考虑较多。这个大队每个劳力平均种地四亩多,超出全县平均水平百分之五十五;粮食常年亩产多年徘徊在千斤左右,要比金县平均水平低三、四百斤。以后,通过调查,逐步看到了当地贫下中农经过批林整风以后焕发出来的社会主义积极性。那里的贫下中农劳动强度高,干劲大,迫切要求改变生产落后面貌。他们说:“先进不是天生,后进不会生根,只要路线正,干劲增,后进定能变先进。”广大群众迫切要求改变面貌的革命激情,使调查组的同志受到很大教育。他们和大队党支部一起,与当地贫下中农共同研究制订了远景规划和近期实施计划,并先在顾家生产队试点,狠抓生产中的主要矛盾,大犒水利系统化。这一年,这个大队由于抓了“五改”,实现了一部分土地的园田化,粮食亩产达到一千三百多厅。新泾大队面貌的改变,不仅对西部地区,对全县的公社、大队都触动很大。其他两个点的生产面貌也有很大变化。马陆公社增强了“以农业为基础”的思想以后,粮食亩产由一千六百斤增加到一千八百三十八斤。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有制订和实施规划的典型,就能推动逐步实现全县规划。一年多来,县委充分发挥了灯塔二队、新泾大队以及马陆公社三个典型的作用,经常总结他们的经验,在县委召开的干部会议或现场会上介绍推广。原来产量较高的单位破除了增产到顶的思想,增强了高产更高产的信心;原来低产的单位,树立了大打翻身仗的雄心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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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封浜公社高家大队金家弄生产队,原来由于缺乏改天换地的革命精神,年年是刮刮胡子修修面,面貌一直不改变。一九七三年三秋,在先进单位的推动下,提出了“大地重安排,蓝图自己画,三年实现园田化”的战斗口号,制订了农业发展规划。三秋一结束,他们发扬连续作战的精神,坚持白天抓田间管理,晚上冒着严寒开河填浜,大搞园田化建设。去冬今春以来,全队百分之四十七的耕地实现了园田化,还开了全长五百六十多公尺的五条大明沟,筑了七百米的新干渠,开了二百三十米的一段新河,做到当年受益。今年,这个生产队的三麦亩产达到五百斤,比去年增产九成,总产量比去年增加二万八千多斤。
大干才能大变。这个县的广大贫下中农,为了重新安排嘉定河山,以改天换地的革命英雄气概,大搞农田水利建设。一九七三年,在全县拓浚新泾河的同时,许多公社、大队都兴办了自己的水利工程。华亭公社有一条黄姑塘,解放后已开过三次,由于缺乏远景规划,都没有开好。这次,公社党委组织了三千多民工,第四次开进了黄姑塘。正当工程即将完工的时候,由于连续涨潮,紧接浏河的路潮港,突然塌坝,干部和社员发扬了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纷纷跳进港里,手挽手用身体挡住潮水的冲击,手脚碰破不叫苦,身体冻麻不上岸,坚持战斗四个多小时。他们豪迈地说:“苦不苦,想想红军长征二万五;累不累,比比枪林弹雨里的老前辈。”经过连续三十九天的战斗,胜利完成了十万零四千土方,每人每天挑土三方半,超过了历史最高记录,还做到了当年开河,当年平整,当年绿化。去冬今春,全县疏浚县于河新泾河一条,社办河道七条,队办河道四十条,共完成水利工程二百零九万土方,此上一年增加百分之九十,使全县浓田水利建设面貌有了进
一步的改变。
各行各业齐动员
千军万马为农忙
实现全县农业发展规划,不仅要依靠广大贫下中农战天斗地,还必须动员各行各业的力量,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自力更生,打一场总体战。
治水改土,修渠筑桥,发展农业机械等等,都需要资金、材料、设备。有些社员说:“想想规划,实在开心;实现规划,有点担心。”担心什么?嘉定县有关部门算过一笔账:到一九
八○年,仅水泥一项,每年就要用去三万多吨,而国家每年只能分配一万五、六千吨。其他如钢材、砖瓦、木材等等,缺口都很大。怎么办?“兵马未动,粮草先行”。贫下中农在第一线打响了,不能拖他们的后腿。开始,有的同志想,可以到上海想点办法。广大群众认为,上海要支援全国,我们不能向上海伸手。嘉定的贫下中农有志气重新安排嘉定河山,我们各行各业的革命群众也一定能够依靠自己的双手,战胜困难,为实现全县农业发展规划贡献力量。他们提出:“没有材料自已找,没有设备自己造,没有资金自己筹,没有技术干中学。”但是,真正要搞儿个厂,并不简单。就以水泥厂的设备来说,一台球磨机,直径一点
八三米,长六点一二六米,重四十七吨,其中一个大齿轮,要铣一百二十四个齿。而担负制造任务的交建机械厂,是刚由交建农桥队转过来的一个只有二十多人的小厂,一无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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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二无设备,三无技术力量,职工大部分是造桥的泥木工和青年艺徒,困难确实很大。当时有人冷言冷语地讲:“郊区小厂想造球磨机,真是六尺跳板想过八尺浜头一搭勿够。”工人们不理这一套,他们说:“林彪要复辟倒退,我们就是要迈开大步朝前走,敢闯敢干。”他们边学边干,千方百计,在兄弟单位帮助下,终于完成了球磨机的制造任务,使水泥厂胜利建成,目前每年能生产两万吨水泥,去年以来,已经生产了一万多吨,支援了水利、路桥建设。与此同时,县里还把一个农机厂的翻砂车间扩建成一个小钢铁厂,每年能生产几千吨钢,为实现规划准备了物质基础。
调动各行各业的力量,实现农业发展规划,要发扬“全心全意为农业服务”、“支农为革命”的思想。这个县从一九七二年开展“怎样进-一步把农业搞上去”的大讨论以来,在全县工业、交通、基建、商业企业以及广大人民群众中,不断进行以农理为基础的教育,提高支农的自党性,把实现全县农业发展规划,看成是共同的事情。从县、社、队办工厂到各种服务行业,从城厢到小慎,呈现一片“男女老少齐发动,你追我赶支农忙”的喜人景象。建设高产稳产田,需要大量有机肥料,除养猪积肥、农家造肥以外,城市的垃圾,苏州河的黑泥也是很好的有机肥料。可是,没有船,肥料就拿不下来。嘉定县船厂的广大工人,大挖潜力,在国家计划之外,千方百计多造水泥船、吸泥船,支援社队多积肥,多运肥。去年一年,就增产了三百多条水泥船。实现植保机械化、电气化,是农业发展规划中的一个奋斗目标。城厢镇有一家修理合作社“精艺社”,职工原来是修理钟表、自行车、制鞋、刻字等工人,从来没有制造过农业机具。可是,他们“支农不后人”,把贫下中农的需要看成自己的战斗任务。去年,试制成功了高压电网杀虫灯,深受贫下中农欢迎。今年,他们为了赶上农时季节,大犒技术革新,仅用一个多月时间,就生产了一千四百盏杀虫灯,送到了农业第
一线。城镇商业和层民也行动起来。他们不仅经常送肥下乡,而且广找支农门路。有的饮食店,在大忙季节,把点心一直送到田头;有些理发员,带着理发工具下乡,乘社员劳动休息时为他门理发。安亭镇有个副食品商店还设立了一个“猪病房”,专为贫下中农医治病猪、僵猪。一年多来,有二百四十六头病、僵猪从他们的“病房”出来,重新育成了肥猪。由于各行各业广大群众以农业为基础的思想不断增强,这就汇成了一股强大的力量,为实现全县农业发展规划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调动各行各业的积极性,为实现规划共同奋斗,还要集中力量打歼灭战,保证重点,不能“百废俱兴”,这样才能使有限的人力、物力、财力用到刀口上,发挥更大的效用。这个县从去年实施规划开始,就碰到一个问题,各方面要搞建设,都需要材料,而材料只有那么一点点,这碗饭怎么吃?以后,他们和各部门协商,使大家看到了全局。有关部门的同志主动提出,在这一两年内,大家尽量缩减菲生产性开支,保证全县几个重点项目上马,“有了老母鸡,不愁没蛋吃”。例如,要搞水泥厂,首先就要用水泥。由于大家思想一致了,就千方百计把水泥节约下来,保证建设水泥厂的需要。在进行农田水利建设、实现路桥配套等工程方面,他们也按照规划,分别轻重缓急,分期分批进行,使人力、物力、财力更有效地组织起来,发挥更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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抬头看远景
着力抓当前
毛主席说:“人民群众有无限的创造力。他们可以组织起来,向一切可以发挥自己力量的地方和部门进军,向生产的深度和广度进军,替自己创造日益增多的福利事业。”远景规划使嘉定广大革命群众看到了一幅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美好图景。他们回忆起在解放初的头几年里,在毛主席、党中央的领导下,斗地主,闹翻身,大搞农业合作化。一九五六年,嘉定县也订过一个远景规划,提出的奋斗目标是:“千斤粮,百厅棉”,“河里蓬蓬蓬,田里出烟囱”。当时,全县粮食常年亩产只有七、八百斤,棉花只有三十斤,农业机械少得很。可是,有了规划,群众看到了远景,鼓舞了斗志,增添了干劲,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指引下,经过人民公社化,特别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后,使当时的理想不仅已经变成现实,而且大大超过了。现在嘉定贫下中农在批林批孔高潮中,又为自己提出了更高的奋斗目标。“快马加鞭未下鞍”。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伟大前途激励人们不断前进,也鼓舞着嘉定县的贫下中农从一个胜利不断走向新的胜利。
抬头看远景,浑身添干劲。嘉定的贫下中农从历史经验中体会到,要把美好的远景变为现实,必须鼓起更大的革命干劲,从当前做起。只顾眼前,没有远大理想,就会胸无大志,目光短浅,有时还会迷失方向;同样,有了远大目标,如果不抓当前,长远目标也不会实现。他们的口号是:想长远,促当前,千方百计抓兑现。目前,这个县的广大群众,在批林批孔深入发展的大好形势下,一方面在谈远景,议规划,大抓今冬明春农田水利建设的准备工作;一方面狠抓当前生产,夺取秋季丰收。今年早稻成熟期推迟,“三抢”季节紧,农活集中,任务重。他们发扬了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日夜奋战,赢得了时间,使后季稻移栽时间与往年差不多。“三抢”战斗一结束,他们又马不停蹄,连续作战。八月中下旬,出现了历史上很少有的低温,影响稻苗返青生长,贫下中农提出了“要促长,不要等长”的口号,狠抓
三促:肥促(早施追肥),工促(勤耘细耘),水促(管好水浆),促使水稻早活棵、早发棵、早生长。为了给明年夏熟作物备足基肥,全县还锨起了积肥造肥的熟潮。各个社、队普遍比去年抓得早。徐行公社永胜十一队、朱桥公社灯塔二队等生产队到八月底就已经准备好了
三麦和油菜的基肥。安亭公社新泾大队在大抓田间管理的同时,也掀起了一个群众性的积肥热潮,到九月初,全大队已积肥四万五千多担。
毛主席说:“任何新生事物的成长都是要经过艰难曲折的。在社会主义事业中,要想不经过艰难曲折,不付出极大努力,总是一帆风顺,容易得到成功,这种想法,只是幻想。”制订远景规划和实施规划,都是要经过斗争的。在前进道路上,还有可能会碰到这样或那样的困难。嘉定县贫下中农说得好:“心中有个大目标,泰山压顶不弯腰。”他们坚信,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一定会把美好的远景变成光辉灿烂的现实。嘉定四十六万革命人民的心愿是一定会实现的。
(本刊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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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定县1974-1980年农业发展规划
(修订草案)
一九七三年八月制订,一九七四年八月修订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大大调动了广大贫下中农的社会主义积极性,推动了我们嘉定县的农业生产和各项工作。全县粮、棉、油等主要农作物的常年亩产量都已分别超过《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规定的指标,其中粮食每亩平均产量(一九七三年)达到
一千五百九十三斤,比一九六五年提高百分之三十五,超过《纲要》将近一倍。此外,林、牧、副、渔也有了很大发展。但是,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蓬勃发展,又向我们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广大社员群众阶级斗争、两条路线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觉悟进一步提高以后,大干苦干,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愿望也更加迫切了。这些情况,都需要我们有一个先进的而又切实可行的远期发展规划,作为全县贫下中农和其他革命人民共同奋斗的目标。
目前,批林批孔运动正在深入、普及、持久地进行,形势越来越好。我们的人民公社三级集体经济更加壮大了,无产阶级专政的阵地更加巩固了,我们还积累了许多发展社会主义农业和进行社会主义农村工作的新经验。只要我们坚持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充分依靠广大贫下中农和革命干部,我们完全有可能把远景变为近景,加速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
毛主席教导我们:“全面规划,几次检查,年终评比,这是三个重要方法。”为了让全县贫下中农和干部更好地掌握全局和细节;为了及时总结经验,发扬成绩,纠正错误;为了微励大家奋勇前进,为了更好地学习昔阳县的经验,更加广泛、深入地开展“农业学大寨”运动,为把嘉定县建成大寨式的社会主义新嘉定,特制订这个七年规划。
(一)进一步巩固和发展人民公社集体经济
巩固和发展人民公社集体经济,是发展农村生产力的根本问题。要使金县十九个人民公社在批林批孔运动中得到进一步的巩固和发展。一、正确执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这个现阶段人民公社的根本制度。积极发挥公社、大队两级集体经济对生产队集体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二、坚持政治挂帅,经常进行社会主义教育,批判资本主义倾向,不断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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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干部、社员的社会主义觉悟,坚定不移地走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道路。三、坚持“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分配原则,抵制“工分挂帅”修正主义路线的影响。(二)大力提高粮、棉、油等各种农作物的产量
到一九八○年,粮食常年平均亩产达到二千斤,比一九七三年的一千五百九十三斤增加百分之二十六;棉花平均亩产皮棉二百斤,比一九七三年的一百零九斤增加百分之八十
三;油菜籽平均亩产三百三十斤,比一九七三年的一百十一斤增加一点九七倍。到一九七
五年,粮、棉、油要求分别达到一千八百斤、一百五十斤、三百斤,争取两年实现规划指标增产部分的百分之五十。七年内要向国家提供商品粮四亿二千万斤,皮棉一百四十五万担,油菜籽五千万斤。蔬菜要做到品种多样,优质高产,上市均衡。其他农作物,也要努力提高产量。
(三)积极发展以养猪为首的副业生产
到一九八○年,生猪饲养量达到七十六万头,平均每亩田一点五头,比一九七三年增加百分之二十三:上市肉猪三十三万头,平均头重增加到一百六十斤。捕捞淡、海水产八万担,比一九七三年四万三千九百担增加百分之八十二。种植蘑菇三百万平方尺,平均每平方尺的单产由一九七三年的零点九四斤提高到一点五斤。同时,鸡、鸭、羊、兔和奶牛等家禽家畜和其他副业也要有较大发展。到一九八○年,副业生产总收入达到七千八百万元,比一九七三年增加百分之六十九。为了帮助社、队提供优良种畜,县要大力办好种畜场。(四)搞好植树绿化
在一九八○年前,把宅旁、村旁、路旁、水旁能种上树的地方都种上树。除用材树外,还要种果树和药材树。公社、大队、生产队的畜收场要利用空地发展葡萄、梨等果木,做到收场果园化。要育好以水杉为主的树苗一千五百万株,生产队要有培育树苗基地,使一九
八○年全县保持植树二千万株,并管好树木;对竹园要加强管理,定期更新。(五)实现农田水利系统化
继续进行水利建设,做到百日无雨不怕旱,暴雨六寸不受涝。进一步完善浏河、苏州河、蕴藻浜三大水系,开拓疏浚县内干河西蕴藻浜、盐铁河、云长泾、桃浦河、蒲华埔等河流,全长七十四点五公里,开挖土方五百零五万方。今冬明春拓浚蒲华塘、桃浦河等河段,约一百四十万土方。为了提高蓄水挡洪和排涝能力,在东西蕴藻浜、木渎港及桃浦河上分别建造五座节制闸、船闸、套闸。农田水利要以河网、道路为纲,结合机耕,整顿田间排灌系统,达到水利系统化,适应耕作机械化。灌溉、排水每块田“各立门户”,做到灌溉不串田,并把灌溉面积二千亩左右的大机口逐步改建为一千到一千五百亩的机口,机口要配备柴油机,以便战时断电时也能灌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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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平整土地,实现园田化
为了实现高产稳产,要因地制宜地继续平整高亢地,改造低洼地,调整插花田,逐步将大小不等、高低不平的田块,分别建成面积有一定规格的长方形农田,以利于排灌,利于机械化操作,利于水旱轮作和开展科学种田。一九七五年,全县争取有百分之二十至二十
五的耕地基本上实现园田化。以后每年要有百分之二十,争取提前实现规划的任务。
(七)增积有机肥料,提高施肥水平
为了力争粮食亩产超过二千斤,根据试验田的成功经验,需要改良土壤,千方百计地大积自然肥料:一、养猪积肥;二、种好绿肥,罱泥、割青、沤肥;三、装运城市大粪、垃圾及其他杂肥。逐步达到每亩耕地每年施上相当于一百担猪羊灰质量的有机肥料。同时,适当提高化肥施用量,大力推广菌肥,改进施肥方法,提高肥效。生产队要队队建造氨水池、大粪池,增加肥料储存量,并做好氨水保肥,防止跑氨。
(八)积极繁育和推广良种
种子要贯彻“自选、自繁、自留、自用”和“辅以调剂”的方针,县进一步搞好良种繁有场,新辟一个繁育种子基地。公社、大队要办好种子场或种子队,逐步建立种子仓库。生产队要办好种子田。要根据农业机械化和实行三熟制的新情况、新特点,有目标地培育和推广优良高产品种,不断以早熟、抗病、优质、高产的新良种更换原有品种。加强现有品种的提纯复壮,达到棉花二代更新,稻麦一级良种更新,油菜原种更新。
(九)防治和消灭病虫害
基本上消灭和控制严重危害农作物的主要虫害和病害,例如粘虫、螟虫、红铃虫、棉铃虫、红蜘蛛、蚜虫、菌核病、赤霉病、纹枯病、稻瘟病、红叶茎枯病等。同时防止其他暴发性的病害、虫害的传播蔓延。健全与巩固提高县、社、大队、生产队植保队伍,加强病虫害的预测预报和检疫工作,做到群测群治,严格控制检疫对象,提高防治效果。积极摧广高效低毒农药和生物防治。
(十)积极开展群众性的农业科学实验活动
发挥县技术推广站、种子站、植保植检站、畜牧兽医站和气象站等农业科学部门的积极作用。县的计量所要开展土壤、化肥的测试活动。巩固和提高公社科学实验站和大队科学实验中心组,生产队建立与健全一组(科学实验小组)、四员(栽培员、管水员、植保员、种子员)。要实行干部、老农和技术员三结合,认真种好“三田”(试验田、高产田、种子田),鼓励和支持社员的首创精神,因地制宜地推广增产经验,摸索高产稳产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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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进一步提高农业机械化程度
粮、棉、油等农作物,从种到收的主要作业,基本上实现机械化。努力提高农机产品质量,积极做好农机科研工作,重点解决“两深(深耕、深沟),三肥(积肥、运肥、施肥),四弯腰(插秧、拔秧、收割和耘稻)”的机械化,进一步提高耕作、植保、水陆运输等机械化程度,同时,逐步实现蔬菜、畜牧、水产等机械化。到一九八○年主要农机具,平均每个生产队达到小拖拉机一台半,插秧机一台半(拔秧机相应配套),收割机、耘稻机、中耕机、开沟机、机动喷雾机和清扬机各一台,小挂机一台。平均每个大队有中型拖拉机二台,吸泥船三条,小拖轮二条,部分大队有载重汽车。平均每个公社有大拖轮二条,中型拖拉机二十二台,载重汽车十辆。各种农机做到配套成龙,一机多用。
随着农业机械的增多,县、社、队要建立和健全相应的农机管理机构和合理的规章制度,管好用好农业机械,提高农机完好率和使用率,并确保安全。同时,做好农机配件的供应,技术力量的培训工作。
(十二)实行农机同路、桥、渠配套
修筑农机通道,调整行人走道,建成经济实用的农村道路网。队队道路兜得转,农机进出不跨田。新建拖拉机桥七百零三座,逐步形成机耕网。结合修建拖拉机路,逐步实现明渠改暗渠,埋好一千三百五十公里地下渠道,路上跑农机,路下通灌渠。(十三)发展和改善农村电力网
整顿三类动力线路六百七十多公里(占全部线路的二分之一),同时延长线路五百公里。到一九八○年装接负荷达到十二万九千五百庇(实际供电负荷六万四千七百五十瓩),批一九七三年增加百分之五十四。每个大队配到二百二十五千伏安容量。为了全县负荷电压平衡,在华亭公社俞桥和封浜公社新建两个变电站,并扩建南翔、嘉定西门、外冈等地
的变电站。
(十四)养好耕牛和发挥小农具作用
在发展农业机械化的同时,从战备出发,养好和繁殖耕牛。积极认真做好竹、木、铁制小农具的制造、供应和维修工作。
(十五)有计划地发展县、社、队工业
坚持为农服务方向,扩建小钢铁、小化肥、小水泥、造船、农机、机床、制氧等十三个“五小”工厂。在进行整顿和巩固的基础上,有计划地发展社、队工业,提高公社、大队企业的产值在三级总收入中的比重。重点帮助基础薄弱的公社、大队发展工业,壮大集体经济。进一步整顿、充实和提高三级农机修造网,做到部分大修不出社,中、小修不出队。搞好社、队土化肥、土农药的生产,积极发展菌肥。大队要进一步办好“五匠组”(泥、竹、木、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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缝纫),方便社员,有利生产。
九八○年,全县三级工业总产值达到四亿元,比一九七三年增加百分之六十。主要材料的年产量,在一九七七年前先后达到:钢五千吨,水泥八万吨,砖头三亿块。社、队两级工业积累中,公社要有百分之五十、大队要有百分之六十用于农业机械化和农田基本建设。
(十六)勤俭办社,改善经营管理
社队集体经济要充分地利用人力和设备,统筹安排人力,改善劳动组织,改善经营管理和提高劳动生产率,节约一切可能节约的人力和物力。依靠群众,民主理财,加强经济核算,反对铺张浪费,做到高产低成本。要求粮棉夹种地区的农本降低到百分之二十五左右,稻区降低到百分之三十左右,菜区降低到百分之二十左右。
(十七)增加储备粮食
到一九八○年全县生产队集体储备粮食达到二亿九千多万斤,比一九七三年增加三点四倍,可供全县农村人口吃一年二个月。
宣传节约粮食,使干部和社员自觉做到计划用粮,节约用粮,力争家家户户有余粮。
(十八)逐步提高社员物质生活水平
到一九八○年,社员平均每人的集体分配收入,从一九七三年一百七十七元增加到二百三十元左右。逐步改造分散的旧宅基,建立新村庄,分期分批地修理和建造社员住房。积极推广人造沼气,并同建造无害化粪池结合起来。到一九八。年,力求有五分之一社员户住进新村并使用人造沼气。结合修建社员新村,建造人防设施。
(十九)发展交通运输和邮电事业
充分利用水运网,发展船舶运输,结合水利工程,整治航道。逐步完善公路网的建设,以适应农业机械化和交通运输发展的需要。修通八段公路,全长六十二公里,其中有:唐行经华亭衔接沪太路,望新穿过外安路七号桥到安亭火车站,钱门向北延伸至五七窑厂,朱桥到竹桥,朱桥经葛隆到钱门,广安路西段(方泰到安亭火车站),娄塘到陆渡接通沪太路,以及从新木桥经战浜、穿过广安路、中槎浦桥接通曹安路。
进一步发展邮电事业,逐步实现电话自动化,线路电缆化,通讯载波化,投递机械化。
(二十)进一步做好农村金融和商业工作
依靠贫下中农办好农村信用合作社,积极开展信贷、结算和储蓄业务,帮助社队做好财务工作,管好、用好社、队资金,统筹安排财力。
县、社商业部门要立足生产,面向农村,做好生产、生活资料的供应和农副产品的收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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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统筹安排好物资。依靠贫下中农办好、管好商业,在距离集镇较远的大队,开设或扩大综合性的代购代销店,做好生产、生活资料的供应和小宗农副产品、废旧物资等收购工作。要依靠群众搞好市场管理。
(二十一)有计划地进行城、镇改造
城、镇工作要贯彻以农业为基础的方针,各行各业都要面向农村,熟悉农业,支援农业。同时,要改善城镇生产、生活的供水和排水。切实治理“三废”,合理安排公共和街坊绿化。统筹安排商业网点和文教、卫生、体育、人防等设施。要建造一些公共文化设施和职工住房,以适应生产的发展和人口增加的需要。(二十二)发展教育事业
依靠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管理好学校,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有文化的劳动者。县要办好农技、工技、财会、卫生四个中等技术学校,公社要办一所业余农业专科学校,并普及高中。中学要充实有关农业生产、农业机械方面的课程。大队学校要增办幼儿班扫除青、壮年中的文盲。
(二十三)巩固和扩大农村社会主义文化阵地
在社员家家户户装上有线广播的基础上,发展田头广播,整顿维修好线路。电视机要普及到生产队。大队建立文化室(包括图书室)和业余文艺宣传队,开展农村体育活动。公社要进一步办好电影放映队和文化站,以活跃农村文化生活,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占领文化阵地。
(二十四)进一步搞好卫生革命
在基本消灭血吸虫病的基础上,坚持做好巩固提高工作。积极搞好爱国卫生运动,做到人人讲卫生,个个爱清洁,要有一大批生产队达到“卫生村”水平。基本上消灭“四害”(老鼠、臭虫、苍蝇和蚊子)。农村要逐步做到家家食饮井水,户户粪便入池,搞好无害化粪池。要继续巩固大队合作医疗制度,逐步扩大集体支付医药费的范围,减少社员基金。大队建立卫生所,生产队建立卫生室,有计划地培训赤脚医生,种好采好中草药,坚持中西医结合开展防治工作,做到治疗一般常见病、多发病不出队。
认真做好妇幼保健工作。生产队要办好托儿所。切实做好女社员的“四期”(经期、怀孕期、产期、哺乳期)卫生工作。
(二十五)提倡晚婚和计划生育
继续深入宣传晚婚和计划生育的意义,抓好发药员队伍,发动社员自觉地订好晚婚计划和节育计划。要求到一九八○年人口出生率控制在千分之十一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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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六)继续做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
要满腔热情关心下乡知识青年,切实帮助下乡知识青年妥善解决口粮、住房、医疗等方面的问题。加强对下乡知识青年的教育培养,为他们提供学习政治、文化和科学技术的条件,充分发挥他们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积极性。对于阶级敌人破坏上山下乡的犯罪活动,要狠狠打击。
(二十七)培养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队伍
把批林批孔运动中涌现出来的革命大批判积极分子组织起来,形成一支强大的不脱产理论队伍。这支队伍要求成为“政治夜校的辅导员,报纸广播的通讯员,贯彻政策的宣传员,批判修正主义的战斗员”。紧密结合批林批孔运动,系统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经常进行社会主义教育,积极开展革命大批判,批判林彪的修正主义路线,批判孔孟之道,深入开展农村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抵制剥削阶级的“四旧”。办好政治夜校,以学政治、学理论为主,兼学文化、技术。
(二十八)加强民兵建设
坚持“劳武结合”的原则,切实做到组织落实,政治落实,军事落实,不断巩固和发展民兵组织。要实行治保、消防和民兵“三位一体”,做好安全保卫工作,积极参加社会的阶级斗争,增强阶级斗争观念和战备观念,提高政治觉悟和军事技术,做到平时保卫生产,监督和改造四类分子;战时配合人民解放军,歼灭入侵之敌。
(二十九)加强党的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
坚持“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三项基本原则,加强党的建设。健全党课教育和党组织生活制度,有计划地发展新党员,大多数生产队建立党小组。在党的一元化领导下,要充分发挥革命委员会、工会、贫协、妇女、共青团、民兵等组织的作用。
各级领导班子要坚持实行老、中、青三结合的原则,按照毛主席关于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五个条件,大力培养新干部,培养女干部。办好县“五·七”千校和工农干部轮训班,搞好基层干部的轮训工作。县和人民公社各级干部要坚持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的制度,完成和超额完成《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规定的劳动天数。
(三十)规划执行情况的检查
人民公社各级组织,各局、镇及其所属企事业单位,应从本单位实际出发,制订自己的发展规划,做到上下、左右衔接,远景和近景相结合。
本规划和年度实施计划的执行情况,每年在春节前后召开有贫下中农代表参加的干部会议检查一次,总结经验,找出薄弱环节,不断修订规划内容,保证规划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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订规划先要抓路线
嘉定县马陆公社党委书记李庆涛
我们在学习新泾大队制订规划的经验时,联系总结了自已正反两方面的经验,进-一步认识到,要订好规划,首先要坚持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近半年来,我们在怎样制订规划和制订什么样的规划等问题上,一直存在着两条路线、两种思想的斗争。
一、是放手发动群众订规划,还是依靠少数人关门订规划?开始,由于我们对制订规划的重大意义认识不清,把它看作是应付差使,交给少数人关起门来搞。结果,表格、图纸画了一大摊,拨拨算盘珠,划划红杠子,搞出来的是一个投资大、用工大、排场大的“三大”规划。群众批评这个规划是,公社喊得响,大队不敢讲,生产队连想都不敢想。群众的批评对我们触动很大。后来,我们认真学习了毛主席的有关指示,深入批判了孔丘和林彪散布的“上智下愚”等反动的唯心论的天才论,确立了依靠群众制订规划的思想,深入到群众中去调查研究,召开座谈会,广泛听取意见。在这些座谈会上,群众提出了许多很好的主意。比如,原来我们为了平整土地,在规划中写上要买二台推土机。群众不同意,认为现在已经有了中型拖拉机,为什么不能用来平整土地?有些社员还说,如果把大型推土机买了来,现有的道路和桥梁不配套,一年也只能用上一、二个月,岂不造成浪费?后来我们采取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相结合的办法,经过反复五次的修改,订出的规划,既反映了贫下中农改天换地的心愿,又比较符合实际,群众比较满意。
二、是坚持自力更生,艰苦奋斗,还是等、靠、要,向上伸手?开始,我们有些同志想借订规划的机会,开了一长串清单,伸手向国家要材料,要设备,什么一百二十马力的履带式。推土机,什么汽车、大吊车、吸泥船,等等。结果,许多原来可以依靠自已的力量办到的事,都要靠国家调材料、拨设备。群众尖锐地批评:这种规划眼里没群众,是大少爷规划。我们公社陆家大队贫下中农自力更生改天换地的事例给我们教育很深。这个大队原来坑坑注注,“逢旱田里利拆(裂开),遇涝床上洗脚,水稻、棉花长不满一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这个大队贫下中农发扬根苦奋斗的革命精神,大千苦千五个冬春,投放三十万个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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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日,终于平整了七百多亩高亢田,垫高了五百多亩低洼地,填平了三十六只废浜斗,造起了三座桥,修起了四条拖拉机路,生产条件有了显著改变。贫下中农说得好:“自力更生办法多,依赖伸手是邪路。”群众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帮助我们公社领导克服消极依赖思想,使我们把制订规划的立足点放到依靠自己力量的基点上。
三、是因地制宜,从实际出发,还是追求好看,搞形式主义?开始,我们为了想把规划搞得象个样子,把全公社三万三千九百亩土地大小划一,切成二十三块,每块十格,每格一百五十亩,而且要求做到一样长,一样宽。这个意见理所当然地遭到社员群众的批评。后来,我们端正了思想,因地制宜,从实际出发制订规划,就得到了社员群众的欢迎和支持,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就充分调动起来了。
四、是先从改变生产条件着手,还是先从改变社员居住条件着手?在开始发动群众讨论制订规划时,我们有一种错误的认识,认为有些群众很关心住房问题,我们在制订规划时,向群众宣传建新村,盖楼房,就一定能够振奋人心,调动群众的积极性,因此,专门组织力量画新村定点图、房屋式样平面图、马陆镇改造图。这实际上是没有从本质上看到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后来我们回顾总结了十年来农业学大寨的经验教训,认识到广大社员群众生活条件逐年改善,都是建筑在生产条件改变和集体生产迅速发展的基础上;而想通过宣传建新村、盖楼房的办法来发动群众讨论制订规划,则不仅不能调动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只能把群众引上邪路,从而挫伤群众的积极性。邓桥大队是实现农业机械化较好的一个大队,开始订规划时,由于受我们公社领导错误的指导思想的影响,一度订出了一个重生活轻生产的规划,受到社员群众的批评和抵制。后来,他们通过学习毛主席的教导,回顾总结发展社会主义农业的道路,正确处理发展农业生产和改善社员生活的关系,在重新制订的规划中,提出了一九七五年的奋斗目标:“奋战一冬春,开好一条河,筑好
一条路,造好一片田,搭好三座桥,搬掉三个宅,造好三十间(楼房)。”对群众鼓舞很大。我们从制订规划的实践中进一步体会到,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现在我们公社的远景规划虽然已经初步制订出来了,但是在今后实施规划的整个过程中,两条路线、两种思想的斗争将始终存在。我们一定要深入批林批孔,不断改革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更好地调动广大社员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决心把马陆公社建设成为大寨式的社会主义新农村,为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作出更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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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新农村永无止境
嘉定县朱桥公社灯塔二队队长徐正明
我们在农业学大寨的十年中,尤其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在改造生产条件方面,先后经历了三个阶段:从一九六四年到一九六七年,主要是抓改土,把低产田改变成高产田;从一九六八年到一九七一年,主要是抓改制,保证三熟制的高产稳产;从一九七一年到今年,主要是攻单产,促子拎矮子。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经过广大贫下中农和干部的努力,实现了三个“突破”(粮食常年亩产突破二千斤,早稻和后季稻亩产突破一千斤)、三个“翻一番”(粮食、油菜籽、养猪分别比十年前翻一番以上)、两个“十五万”(十年来提取的公共积累共十五万元,等于学大寨前的十五倍;储备粮十五万余斤,可供全队人口吃上三十一个月)。十年中,我们还平均每人向国家交售粮食八千三百十八斤,皮棉一千零
九十七斤。随着人民公社集体经济的发展,我们一个生产队就已经拥有了“十样机”(手扶拖拉机、插秧机、机动喷雾机、轧稻机、大炮脱粒机、清扬机、抽水机、饲料粉碎机、电动机、小挂机),不断提高了农业机械化程度。随着生产的发展,社员分配水平也不断提高,一九
七三年提留公共积累百分之二十一点七,每人分配收入平均二百八十一元,比一九六三年增加了一百十五元,已经连续十二年没有一个透支户。
特别应当指出的是,农业学大寨的十年,使我们广大社员群众和干部得到了很好的锻炼,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信心越来越高,决心越来越大,并且积累了一些有益的经验。我们许多同志都有这样的体会:我们灯塔二队十年来人换思想地增产,靠的是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广大群众的辛勤劳动。毛主席教导我们:“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给我们开辟了一条到达理想境界的道路,而理想境界的实现还要靠我们的辛勤劳动。”要使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伟大理想变现实,关键在于干。大干大变,小千小变,不干不变。不同天斗、地斗、阶级敌人斗,就不会有今天的三个“翻一番”,两个“十五万”。十年来,农业学大寨的经验还告诉我们:要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就一定要树立无产阶级的雄心壮志,要不断克服保守思想,决不满足于已经取得的成绩。这就要求我们在每一个时期,都有规划,有理想,有奋斗目标,有具体措施。过去十年,我们在三个时期分别向干部和群众提出三个奋斗目标,贫下中农就很高兴,说:胸中有个新目标,年年有个新套套,干群齐心劲头高,高产稳产做得到,队里年年有新貌,社会主义无限好。
最近,我们认真学习了新泾大队制订发展农业生产规划的经验,讨论了嘉定全县的规划,进一步看到了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美好远景,很受鼓舞,同时也认识到我们已经取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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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绩只不过是万里长征走上了第一步,找到了工作上的差距。千里之行,始于脚下。我们
一定要一步一个脚印,大步向共产主义迈进。在这个思想认识基础上,我们正在讨论制订生产大队的农业发展规划,决心把“农业学大寨”推向一个新的阶段,把农业生产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现在全县已经作出了农业发展的远景规划,为我们提出了共同奋斗的目标,我们一定要全力保证这个规划的实现。特别是我们现在的生产条件比有些兄弟生产队好,要对自己提出更高更严的要求来,拿粮、棉、油的生产指标来说,我们通过讨论,决定把到一九八○年的农业生产指标规定为:粮食常年亩产二千八百斤,皮棉亩产二百五十斤,油菜籽亩产四百二十斤,生猪饲养六百头,平均每亩二头。当然,要实现这个奋斗目标,就要下决心坚持大干,出大汗,要把土地改一改,种子换一换,肥料增一半,农机配一套,科学种田更上一层楼。
土地改一改,就是要山河重安排,河道重新开,道路重新筑,渠道重新埋,田块重新划。我们现在的土地虽然一般说来是平的,但是,机、路、渠、桥不配套,对提高农业机械化妨碍很大。我们准备今年在大队统一规划下开好一条河后,以路和河定向,把三百亩农田分成
六个片,四年内全部做到园田化。今冬明春先搞八十亩,埋好三百米地下渠。同时,统一规划,在一九八○年前,逐步建成新村住宅区、畜牧区、副业区、仓库、水泥场区。
种子换一换,就是要培育出能收亩产千斤三麦、亩产一千五百斤水稻的良种。几年来,我们已经从推广良种中尝到了甜头。比如早熟三号大麦,去年试种三亩,亩产六百七十六斤,今年扩种六十一亩,亩产七百九十斤,最近在讨论秋播规划时,准备把早熟三号大麦扩大到三麦总面积的百分之六十五。今后,我们一定要通过培育良种赢得更大稳产高产。肥料增一半,就是要在原有基础上增加有机肥料百分之五十。要做到每亩田每年平均施上至少相等于一百五十担猪羊灰质量的有机肥料。
农机配一套,就是除了现有的“十样机”以外,逐步配备拔秧机、耘耥机、联合收割机、削麦机、开沟机等五样机,逐步解决“三弯腰”。同时,为了适应农机增加以后的新情况,要建立专门的农机仓库,要有专职的农机队伍。
科学种田更上一层楼,就是要有一支群众性科学实验队伍,进一步种好试验田、高产田,大搞科学种田。去年我们在试验田上取得了粮食常年亩产二千七百三十九斤的新记录。今年我们通过总结经验,队委、民兵、科学实验小组分别种了二十亩高产田,结果,夏熟亩产八百五十七斤,早稻亩产一千二百斤,两熟已超过二千斤,第三熟后季稻长势良好,丰产在望。这就帮助大家扩大眼界,解放思想,大家对实现规划提出的粮食亩产二千八百斤指标,信心就更大,干劲更足了。
我们生产队干部和社员,通过这几年的斗争实践,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锻炼,懂得了:要实现新的奋斗目标,措施有千条万条,最根本的一条,是靠毛主席、党中央的英明领导,靠毛主席革命路线光辉照耀。十年来,我们在“农业学大寨”运动中,战天斗地,不断改变生产条件,连年夺得丰收,就是对孔丘、林彪污蔑劳动人民、搞复辟倒退阴谋的有力批判。我们决心把批林批孔不断引向深入,充分发挥集体经济的优越性,依靠群众,为实现和提前实现1975一1980年农业发展规划而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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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大日标是共产主义
嘉定县外冈公社葛隆大队贫农社员秦大弟
最近,我们贫下中农讨论了县里的规划,心里都很高兴,都说这个规划同我们贫下中农想到一块来了。我们贫下中农跟着毛主席、共产党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切身经历,使我们深深地体会到:为革命种田,就要站得高,看得远,今天干社会主义,还要想到明天搞共产主义的大目标。
记得土地改革以后不久,我们听毛主席的话,在村里办起了一个七户的互助组,后来转初级社,我担任了副社长。那时候,帮助办社的区干部对我们说:“互助组是社会主义的萌芽,合作社是社会主义的桥梁,将来耕田不用牛,点灯不用油,农村要大变样。”我们听了,受到极大鼓舞,下决心要靠集体的力量,来改变生产条件,提高农业产量,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在我们村里原先有一种“下落田”,进出水要经过三塘田,这种田涝了排不出水,旱了靠人力踏水车,“一个钟头三千六百脚,踏得面黄肌瘦脚底白”,还弄不到多少水。解放以前,单家独户搞生产,你种稻,我种花,根本谈不上改造土壤。自从办起了初级社,土地统一经营,矛盾也得到了獬决。我们在“下落田”当中开了大深沟,条条深沟通小河,排水就通畅了。加上合作社搞深耕,调良种,多养大猪多积肥,产量就一年比一年高。在旧社会,我们那里的产量是“棉花朝天包(籽棉五十斤),水稻石大佬(一百五十斤左右)”。那时候,有些人敬鬼神,每年正月半要“烧田财”,“烧烧田角落,白米三石六”。以为“三石
六”就是高不可攀的目标了,但却从来也没有达到过。办社后,我们依靠毛主席、共产党的好领导,粮食亩产很快达到六百斤,早就把“三石六”的目标远远抛在后头了。
过去的理想实现了,我们是不是可以满足现状,停步不前了呢?贫下中农全靠党引路。毛主席亲自主持制订的《全国农业发展纲要》,画出了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光明远景,为我们贫下中农指明了前进的方向。大跃进中,毛主席又发出了“人民公社好”的伟大号召。那时热烈欢腾的情景还历历在目:葛隆镇上到处贴上了“三麦赶水稻,水稻翻一番”,“千斤粮,百斤棉”的大字标语。贫下中农有了新的奋斗目标,干社会主义的劲头越来越高。一
九五九年,我们嘉定和江苏省太仓、昆山三个县的人民公社社员十多万人,上河塘,修水利,开了一条新浏河;同时,我们大队也办起了电力排灌站和集体养猪场,增添了不少农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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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机器,生产条件比合作化时期不知道要好上多少倍。过去的“下落田”,也已经变成不怕涝、不怕旱的好田,越种越肥了。原来提出的象“于斤粮,百斤棉”,“耕田不用牛,点灯不用油”等奋斗目标,一个一个都实现了。搞到这一步,是不是已经“潜力挖尽,气力用尽”,再要增产难上加难了呢?毛主席号召全国城乡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接着又亲自发动和领导了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大提高了我们阶级斗争、两条路线斗争的觉悟,提高了我们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觉悟。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使我国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一个强大的推动力。”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大大推动了农业学大寨运动,推动了农业生产和农村工作。我们学大寨,就是要学习他们的无产阶级雄心壮志,困难压不倒,成绩夸不倒,继续革命不停步,一步一个新套套。一九七一年,我们以大寨为榜样,花三个多月的时间,用肩挑手铲,削平了盐铁河边上的三百多亩高亢地。这些高亢地,过去已初步平整过了,但缺点是“小平太不平”,经过重新平整,稻棉轮作就兜得转了。一九七二年,在那里第一次种上了水稻,并取得了好收成。一九七三年,我们大队农副业总收入比文化大革命以前的一九六五年增长一点四倍,粮食亩产达到二千零四十六斤,棉花亩产一百二十斤,生猪平均每亩地一点二头。现在,我们每年除向国家交售大量商品粮以外,有大量储备粮,现有的储备粮可供全大队社员吃八个月。大队还办起了农机修配、粮食饲料加工等小工厂,购置了大小拖拉机
七台,还有拖轮、电动机、机动喷雾器、高压水泵、插秧机、收割机等农业机械设备。我们贫下中农高兴地说,集体经济象滚雪球,越滚越大;集体生产象上扶梯,越上越高;人民生活象芝麻开花节节高,一年比一年好。
看看葛隆的变化,想想全国人民在毛主席、共产党领导下取得的伟大成就,我越来越体会到,我们贫下中农要求得彻底解放,就一定要牢记党的基本路线,胸中有个共产主义的大目标。什么时候坚持了党的基本路线,有了共产主义大目标,就会朝气蓬勃向前进,继续革命不动摇;什么时候背离了党的基本路线,忘记了共产主义大目标,就会满足眼前“花好稻好样样好”,走走停停干劲小。当前,我们大队正在深入开展批林批孔运动。全大队已开了五十多次批判会,有五十一户社员还开了家庭批判会和联户批判会。我家里开批判会的时候,我老婆和儿子媳妇都发了言,大家说,林彪要复辟资本主义,要我们重新过旧社会那种插好黄秧,饭篮挂起,靠吃野菜、南瓜填饱肚皮的苦日脚,万万办不到。我们一定要坚持批判资产阶级,批判修正主义,批判孔孟之道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听毛主席的话,跟共产党走,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发展社会主义集体经济,一步一步向共产主
义的伟大目标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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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动手
改变面貌
上海针织工业自力更生实施技术改造规划的调查
毛主席教导我们:“我国人民应该有一个远大的规划,要在几十年内,努力改变我国在经济上和科学文化上的落后状况,迅速达到世界上的先进水平。”上海针织工业系统的广大职工,遵照毛主席的教导,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的推动下,自己动手,艰苦创业,比较有计划、有步骤地对全行业进行技术改造;采用新技术,努力赶超世界先进水平,使旧社会留下的一个破烂摊子,迅速改变面貌,为改造老企业、更好发挥上海这个老工业基地的作用,闯出了一条多快好省的道路。
针织工业公司包括手套、袜子、内衣三个小行业,现有六十二家工厂,职工三万五千多人。公私合营时由二千多家里弄工厂和家庭作坊合并而成,老厂、老设备、小厂多。长期以来,这个行业的生产技术条件很差,百分之九十以上都是手工操作,工人劳动强度高,生产效率低。这些年来,他们树雄心,立大志,先后制订了“四五”技术改造规划和1976~1980年的“五五”发展规划,在没有使用国家基本建设投资的情况下,自己动手,改造老机
二千七百多台,制造各种具有七十年代水平的新设备二千三百多台以及专用设备七千二百多台,占全行业现有主要设备的百分之八十四以上。有些设备已经改造和更新了三至
四次,使生产效率分别提高了三倍、五倍以至十倍以上。与此同时,全行业还实现了或初步试验成功了五十多项重大的技术革新项目,其中包括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电子程序控制手套机,一步法织袜机,一步法、两步法手套机以及缝纫自动流水线等。技术改造有力地推动了生产的发展。目前,这个行业的职工人数比大跃进的一九五八年减少四分之一,而产值却增加一倍多。全公司一九七三年一年的上缴利润就相当于现有固定资产的四倍。在实现技术改造过程中,全行业还锻炼和培养了一支工人科学技术队伍,以目前十七个“三结合”科研小组为例,其中百分之八十以上的成员,都是具有丰富实践经验的工人。
要有自己动手、大干快上的雄心壮志
制订和实施规划,从根本上改变行业的落后面貌,要有无产阶级的雄心壮志。过去,这个行业的某些同志,由于埋头具体业务,“烂泥萝卜揩一段吃一段”,有时也想搞技术改造,但胸无大志,目光短浅,效果不大;或者一讲到要搞远景规划,就想伸手要资金、要设备、要场地,把希望寄托在外援上。文化大革命前,由于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的干扰,他们就曾搞过两次这样的规划:一次想完全抛开原有基础,搞大规模的基本建设,提出要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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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鸟语花香、绿树成荫”的工厂,生产什么“夜光内衣、香水袜”等等;一次“狮子大开口”,搞了一个需要国家大量投资和进口大量设备的规划。但几十台机器进口以后,因为不对路,一直睡大觉,工人十分气愤。与此相反,手套行业的广大工人,一不靠进口,二不靠国家投资,自己动手,土法上马,从一九五八年以来,先是甩掉手摇机,实现电动化,接着革掉“套针板”,实现了半自动化,以后又搞自动化,职工人数不断减少,生产效率成倍提高。这些事实给领导以很大的教育。
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针织行业的同志从过去的经验教训中认识到,制订什么样的规划,把规划放在依靠什么力量的基点上,是自力更生,艰苦创业,还是向上伸手,依赖上级,依赖进口?这是两条路线、两种思想的激烈斗争,也是有没有无产阶级雄心壮志的具体表现。因此,文化大革命中,他们在制订“四五”(1971~1975年)技术改造规划时,认真学习了毛主席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和“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教导,并且发动群众,抓住一九六四年规划中进口大量设备造成浪费的典型事例,狠批刘少奇的修正主义办企业路线,使广大干部认识到,制订规划,既要有一个远大的革命理想,要大干快上,又要把规划放在主要依靠自已力量的基点上,自力更生,艰苦创业,特别是作为上海这个老工业基地的轻纺工业,更应该向国家少伸手、多贡献,使国家能够把有限的物力、财力用到更需要的方面去。
认识提高了,决心也就下定了。他们在“四五”技术改造规划中,既提出了比较远大的奋斗目标,又要求不用国家的基本建设投资。他们的口号是:“坚持干、闯、造,反对等、靠、要,自己动手,改变面貌。”
充分利用原有的工业基础
毛主席说:“应当充分利用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工业基础,力求节省,用较少的钱办较多的事。”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改变落后面貌,赶超世界先进水平,必须充分利用原有的工业基础。开始,针织行业的有些同志,对于自己动手改变面貌,信心不足。他们认为:针织工业是有名的“三老一小”(即老设备,老厂房,老工人多,小厂多),挡车工人多数不懂机械技术,小改小革还可以,要想进行大规模的技术改造,办不到。但是多数同志认为:对于“三老一小”一定要具体分析。老设备、老厂房、小厂,这是不利条件,但是,“最强大的一种生产力是革命阶级本身”,老工人经受长期的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的考验,阶级斗争、路线斗争觉悟高,富有实践经验,这是最有利的条件。因此,只要全心全意依靠工人群众,充分发扬工人阶级当家作主的革命精神,就能使小厂的老设备、老厂房充分发挥作用,为行业的技术改造作出贡献。
针织行业有很多里弄小厂,厂房破旧,场地狭小,有的连普通车床也没有。有人说:这样的条件怎么能搞技术改造?可是,工人们回答得很干脆:螺蛳壳里摆战场,草棚棚下面闹革新,厂小只要志气大,小厂可以千出大事业。事实正是如此。很多小厂在十分困难的条件下,在技术改造中作出了大贡献。针织印花原来是手工操作,体力繁重,花色不多,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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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又低。针织十六厂的工人在一间只有三十平方米的小棚屋里搞革新,房低面积小,机器不好安装,他们掘地二尺半,在墙壁上打了几个洞,“借天借地借墙壁”,终于搞出了一台具有先进水平的圆网印花机。进口这样一台机器需要十八万美元,而他们一共只花了两万多块钱,为我国上海针织印花填补了空白。漂染二厂是个只有一百多人的小厂,为了发展新产品涤纶针织外衣,需要把常温常压染色机改为高温高压染色机,没有材料,他们跑遍了全市的旧料商店;缺乏设备,利用兄弟厂机床空隙时间去加工;为了制成这部机器的“胖顶”,工人们冒着炎热,轮流挥锤,敲了八万多下,终于在十个月时间里造出了六台具有七十年代水平的高温高压染色机,使厂内的漂染设备得到了改造,适应了发展新产品的
需要。
对于老设备也要一分为二。老设备某些部分落后了,其他部分还可以利用;总体上落后了,某些部件还可利用。针织行业的工入群众掌握革命的辩证法,做老机的转化工作,
使老机发挥了新作用。K式袜机是三十年代的老设备,早在淘汰之列。在行业技术改造
中,有人认为敲掉当生铁回炉算了。可是,工人们对这种袜机作了具体分析,发现袜机的编织部分虽然过时了,但机架和传动部分还可用。他们改造了袜机的编织部分,就织出了晴纶尼龙交织的毛巾袜。这个公司有七百台棉毛车,原来一寸只能进纱一路,以后工人群众利用大修理时,加以改进,达到一寸进纱一点五路,提高效率近百分之五十。
一年一个小变化几年一个大变化
自己动手,改变面貌,实现行业技术改造规划,要切实抓好规划的落实工作,使规划迅速变为现实,一年一个小变化,几年一个大变化,向远大的目标不断前进。为了使技术改造规划迅速变为现实,针织行业着重抓了三个环节:
一、调查研究,确定课题,发动群众,百花齐放。针织行业在安排年度计划时,一般都要调查研究,分析排队,确定一定时期技术革新和技术改造的课题,“关键项目公司搞,重点项目工厂搞,小改小革人人动手搞”。公司抓的关键课题,也不是只靠少数技术人员关起门来搞,而是放到厂里,组织以工人为主体的三结合小组,广泛开展群众性的技术革新,发动大家献计献策。由于这些关键课题,远近结合,既抓住了当前行业生产上的主要矛盾,反映了群众的迫切要求,又关系到今后行业改造的方向,就会充分发挥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大家动手,百花齐放。如手套行业在实现半自动化后,仍然没有完全摆脱繁重的体力劳动,生产效率也不高,群众迫切要求改革。根据这些情况,公司把这个项目作为重点课题发动全行业攻关。许多手套厂纷纷成立了“三结合”小组,广泛开展群众性的技术革新,向自动化进军。经过广大群众一个时期的奋战,各厂先后造出了九台各有特点的自动手套机,较快地搞出了成果。
二、评比鉴定,选型定型,分批推广,开花又结果。一个样机上开了花,如果不能在全行业推广,那么群众的革新创造,只能成为“献礼机”、“展览机”,昙花一现,自生自灭。有
一年,内衣厂的工人搞出了一台高效纬编机,由于没有抓紧巩固提高工作,放在一边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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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年觉,结果,试制比国外早,而投产使用却落在外国的后面,工人很有意见。后来,他们不断克服这种只开花不结果的“半截子革命”作风,在样机试制成功后,就发动群众,选型定型,组织会战,分批推广,做到一个机上开花,在全行业迅速结果。由于针织行业大都是小厂,人力、物力都比较单薄,如果分散搞,各管各,战线拉长,大家都搞不成。因此,公司领导遵照毛主席“集中兵力打歼灭战”、“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的教导,每年抓好一两个重点项目,把全行业的人力、物力、资金集中起来,组织大会战,分期分批改造,-一年一个小变化,儿年一个大变化,最后使整个行业的面貌根本改观。象前面讲到的自动手套机,九台样机试制成功后,便发动群众评比,根据工效高、操作简便、用料少、造价低廉、维修方便等标准,把各个样机的优点集中起来,再试制出作为成批生产的新型样机,经群众使用鉴定后,就大面积推广。第一年先生产三十台,试用改进后,第二年、第三年分别生产了一百台、三百台,到一九七二年,除少数因外贸需要不予更新外,全部换上了新型自动手套机,实现了手套行业的第三次革命,使生产效率又提高了三倍多。这几年来,他们对于袜机、棉毛车的改造,对于圆网烘燥机、高速包缝机、高速槽筒车、大卷装波罗锭等新设备的推广,都采取了这个方法,效果很好。对于一般辅机的技术革新成果,则通过现场会、交流会,发动各厂自己推广,使一般项目也能及时在全行业开花结果,加速行业的技术改造。
三、把专业队伍同群众队伍结合起来,建立一个强大的技术后方。这些年来,针织行业通过技术改造,不仅在各厂逐步建立了一支与群众技术革新密切结合的机修队伍,而且在公司下面,先后建立了三个针织机械厂,分别和手套、袜子、内衣三个行业对口挂钩,为全行业的技术改造服务。这三个机械厂工人大都是由袜厂转业,并由行业内抽出部分技术力量改建起来的。开始只生产行业专用设备的配件,随着行业技术改造的不断深入和扩大,如果只靠生产厂分散制造设备,困难很大,必然影响技术改造的进度。因此,他们把部分配件的生产任务下放到机修能力较大的工厂,同时使这三个机械厂除继续生产配件外,进一步成为集中各厂技术革新成果,进行行业技术改造的基地和组织行业大会战的骨千力量。实践证明,轻纺工业根据专业需要,也搞一点机器制造,能够大大加速行业的技术改造。文化大革命以来,这三个机械厂急行业所急,想行业所想,和前方生产厂结合,不仅为全行业制造了包括具有先进水平的高温高压溢流染色机等几千台各种类型的新设备和专用设备,而且自力更生,自己武装自已,先后制造了各种金工设备一百五十多台,使原来因陋就简、土法上马、只有少数老爷车床、只能修修配配的厂,逐步建设成为拥有车、钳、刨、铣、磨、镗等机械装备,能够生产成套设备的工厂,职工人数也分别由最初的几十人发展到三、四百人。由于他们对行业改造作出了贡献,工人们亲切地称之为“我们的三只老母鸡”。
立足于创走自己工业发展的道路
实现行业改造规划,是一场赶超世界先进水平的伟大战斗。针织行业的工人说得好:自己动手,改变面貌,不能跟在人家后面爬行。要立足于创,走自己工业发展的道路,赶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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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
随着我国科学技术的飞跃发展,电子、光学、化学等先进技术的应用范围越来越广。但是,针织工业是和内衣、袜子、手套打交道的,能不能用?过去一直不敢设想。文化大革命中,他们学习了毛主席关于“破除迷信,解放思想”等教导,在“四五”技术改造规划中,提出了攻占电子技术“高地”的奋斗目标,并且发动群众,组织力量攻关。上海针织十三厂、上海织袜一厂等参加试制的同志,一不懂电子技术,二不会机械制图,但是他们相信,“卑贱者最聪明”,狠批唯心论的“天才论”和“电子神秘论”,闯过了技术上的重重难关,终于试制成功了具有先进水平的电子提花纬编机和电子提花织袜机。电子技术在针织行业的初步应用,大长了无产阶级的志气。这几年来,广大针织工人努力用最新技术武装针织工业,采用先进技术的范围越来越广。目前,全行业采用电子新技术的已有二十二个项目,激光、光电、射流、静电、生化以及化学处理等新技术新工艺也有一些使用。
恩格斯说:“科学的发生和发展一开始就是由生产决定的。”立足于创,走自己工业发展的道路,就要把广泛采用先进技术和认真总结群众丰富实践经验结合起来。手套、袜子、内衣的生产,从来都有几道工序,如手套机实现单机自动化后,缝头、缝罗纹,仍然需要大量手工,手套、袜子辅助工序的工人,甚至超过挡车工人好几倍。文化大革命以来,这些行业的广大职工,在过去技术革新的基础上,提出了“一步法”的大胆设想。开始有些人认为,这种机器国外还没有,是“胡思乱想”。但是,针织工人不理这一套,他们知道,要攀登科学技术高峰,是没有平坦大路可走的。他们天不怕,地不怕,不怕失败,不怕挫折,有的坚持了五年,有的坚持了八年,经过几百次、上千次的试验,终于先后试制成功了一些样机,有的已开始小批试验性生产。这些新设备虽然还不够完善,有的还有缺陷,但重要的是,“坚冰已经打破,航线已经开通”,广大针织工人说:我们既然能够使一步法织袜机、
一步法手套机和缝纫自动流水线从无到有地搞出来,也一定能够使这些新设备从不完善到完善,使文化大革命中出现的这些新生事物大放光彩。针织工人这种敢想敢干,立足于创,立足于超的革命精神,充分显示了中国工人阶级在三大革命实践中一往无前的革命英雄气概。
毛主席说:“军事家活动的舞台建筑在客观物质条件的上面,然而军事家凭着这个舞台,却可以导演出许多有声有色威武雄壮的活剧来。”针织工业系统的广大职工,就是这样的军事家,他们凭着旧社会留下的这样的舞台,充分发挥了主观能动作用,演出了许多有声有色威武雄壮的活剧,使行业的技术面貌不断发生新的变化。
“革命征途无止境,好马上程蹄不停”。现在,针织行业的广大职工,在已经取得胜利的基础上,正在进一步制订1976~1985的十年发展规划,要求实现七个化,即手套机电子群控化、袜机单程电子群控化、漂染自控连续化、针织电子群控高效化、缝纫单机自动高效化、印花自动化、辅助工作机械化。手套行业的职工形容实现电子群控、建立少人车间以后的情景是:“挡车不用走,落片不用手,上纱不接头,好次分道走。”针织行业的广大职工,在这个宏伟远景的鼓舞下,正在鼓起更大的革命干劲,为实现这些远大的奋斗目标英勇奋战!
(本文作者系本刊政治经济学学习班学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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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平论
为文化大革命中的英雄塑象
淡话剧《战船台》中雷海生的形象塑造
文雁平
上海话剧团创作演出的大型话剧《战船台》,使人强烈地感受到朝气蓬勃、焕然一新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气息,耳目为之一新。
新在那里呢?
它以党的“九大”以后革命继续深入的形势为背景,通过小船台造万吨轮的伟大革命创举,揭示了新形势下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新特点,展示了经过文化大革命战斗洗礼的中国工人阶级新的精神面貌,塑造了文化大革命中涌现出来的革命闯将的新典型。雷海生,就是这样一个闪耀着文化大革命的思想光辉,具有崭新的精神面貌和时代特征的艺术
典型。
高度的路线斗争觉悟,自觉地为贯彻毛主席革命路线而舍生忘死的战斗,这是无产阶级英雄人物最崇高的品质和他们思想性格的核心。但由于每个历史时期两条路线斗争的内容不同,处于不同斗争环境中的英雄人物的路线斗争觉悟,也就具有不同的特点。雷海生,是文化大革命中冲杀出来并走上了领导岗位的工人新干部。《战》剧在揭示他的路线斗争觉悟时,根据他的特定地位,突出了他坚持继续革命、自觉保卫文化大革命成果、反对复辟倒退的反潮流精神,使这个英雄形象具有不同于文化大革命前的英雄人物的时代特征。无产阶级英雄人物与群众具有血肉般的联系,他们来自群众,代表群众,是群众的小学生,又是群众的带头人。雷海生就是这样。他当了建造万吨轮的总指挥,地位变了,身份变了,跟群众更贴心了。他提出的倡议反映了群众的志气和愿望,他制定的方案集中了群众的智慧和才能。他和群众一道为建造“东方号”日夜奋战,他率领群众和赵平开倒车的行为进行斗争。《战船台》在表现雷海生与群众的关系时,突出地表现他支持群众的革命首创精神,率领群众坚持前进、反对倒退、反对妄图否定文化大革命成果的修正主义思潮,这就使雷海生和群众的关系具有了新的时代色彩,使雷海生的形象达到了新的思想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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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充分揭示雷海生这个英雄形象的时代特征,反映他的焕然一新的精神面貌,《战》剧在时代背景的安排、矛盾冲突的开展以至细节上的艺术处理等方面,是狠下了一番功夫
的。
伟大导师恩格斯曾经指出,文艺作品必须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典型环境是典型人物赖以成长和活动的土壤。环境不典型,人物也就会失去典型性。写好典型环境,概括出一定历史时期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特点,设置反映生活本质的矛盾冲突,是塑造好无产阶级英雄典型的前提条件。
《战》剧的故事发生在文化大革命取得伟大胜利的七十年代第一春。在我国造船工业大打翻身仗的雄伟的历史背景下,通过小船台上造万吨轮这一富有典型意义的中心事件,为雷海生设置了赵平和董逸文这两个最能反映新形势下阶级斗争、路线斗争新特点的对立面人物,并以雷海生为中心,以雷、赵的矛盾为主线,交错着董逸文的破坏活动,有层次地组织了关于接受革命倡议的辩论、两个建造方案的交锋以及船台遇险后的激烈斗争这样三个回合。这就为雷海生的活动,提供了广阔的具有时代特征的典型环境,有助于英雄
形象的深入刻划。
全剧的第一场就是引人入胜的。幕-一拉开,以沈玲娣为首的一群生龙活虎的青年造船工人,一上场就向秦火云描绘了雷海生的小船台上造大船的倡议引起全厂沸腾的情景,渲染出了文化大革命中造船工业战线大打翻身仗的热气腾腾的气氛。紧接着赵平上场,与沈玲娣和秦火云有这么几句对话:赵平:怎么,是海生回来了!
沈玲娣:不,是我们来请战啦!你再不表态可要炮轰了!(众笑)秦火云:老赵,有了这批生力军,你不愁任务完不成了吧!
赵平:日子也不好过啊!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好不容易摆平了全年计划,生
产刚走上轨道,昨天海生一个倡议,冲得我稀里哗啦!
沈玲娣的“请战”和“炮轰”,不但生动地表现了这个经过文化大革命锻炼的红卫兵头头的生气勃勃的性格,而且典型地反映了文化大革命中建立起来的新型的干群关系和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而赵平的几句口气冷淡的台词,一开始就表现了象他这样一些对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意义缺乏认识、对革命的新秩序不习惯、有抵触的干部的思想特征,也点出了文化大革命取得伟大胜利后的斗争的历史特点。
这一切,为雷海生的出场作了铺垫,又烘托了雷海生这个英雄人物进行斗争的典型环境,具有很浓的时代色彩。
“为打翻身仗大喊大叫,我赞成。老赵,小将在挑战了。”
这是雷海生上场的第一句话。这句话,旗帜鲜明,铿锵作响,一下子就展现了这位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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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平称为“火神爷”的闯将性格。紧接着,他打开“东方号”万吨轮模型,宣布:“毛主席号召我们建立海上‘铁路’的战斗打响了!”并决定:“攻关会现在就开”,突出了他的“只争朝夕”的革命精神。
攻关会上,风起云涌,矛盾交错。董逸文暗中破坏,王大川愤然离去,赵平消极不管。大船未造,矛盾纷至沓来。困难一下子集中到了雷海生面前。但是,雷海生却十分坦然地表示:“暴露了矛盾是好事嘛!”并尖锐指出建造这艘“东方号”,“不仅是生产仗,而是一场政治仗,志气仗!在这样的战斗中不可能是风平浪静的”。
从雷海生出场前的气氛渲染,到雷海生登台后第一句台词的锤炼,直至迅速地把他推进矛盾的漩涡,《战船台》始终紧扣着时代的脉搏,用富于时代特征的、性格化的语言,勾勒出时代的面貌,体现出时代的精神。这就使典型环境的描绘和对典型性格的刻划融为一
体,交相辉映。
《战船台》非常注意在激烈的矛盾冲突中刻划英雄人物的典型特征。在“东方号”合龙的时候,船台出现了险情。这个险情本来是新生反革命分子董逸文阴谋破坏的结果。但是赵平却不从险情查敌情,摆出老爷架子训斥群众,说什么“搞这样大的工程,七拼八凑、大轰大嗡是不行的”。甚至利用职权,压制群众抢险合龙,硬要把“东方号”半截子推下水,实际上是宣布打翻身仗失败。面对赵平的这一系列在政治上开倒车的错误行动,雷海生挺身而出,率领群众向赵平的错误作斗争,发出了“工人阶级决不允许开倒车”的钢铁誓言。同时又教育群众注意党的政策,正确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当群众提出“搬开绊脚石,叫他靠边站”时,雷海生说:“不能叫老赵靠边站,要叫他往前站!”“靠边站”和“往前站”,差别只在两个字,但却体现了雷海生高度的无产阶级原则精神和政策观念。当赵平说什么“现在不是文化大革命初期了,你不要搞那一套了”时,他尖锐地指出:“你是对文化大革命的群众运动有抵触,这就是你一错再错的关键!”并进一步提出:“我看你还没烧透,还得给你加把火!”真是针锋相对,寸步不让。雷、赵的这一场冲突,具有深刻的社会内容。赵平在激怒之中,一句话暴露了他的内心世界:正因为对文化大革命的“那一套”有看法,才跟群众的革命首创精神格格不入,对革命新秩序别别扭扭,对新生事物吹毛求疵;正是“那一套”,挽救了赵平这样的千部,巩固了无产阶级专政,现在革命发展了,以为“那一套”已经不行了,就一定会走上修正主义的老路,导致资本主义的复辟。赵平正在走这条路。这种肯定还是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斗争,正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后路线斗争的新内容、新特点。雷海生抓住赵平的思想实质,高屋建瓴、风卷残叶地予以迎头痛击,继续发扬文化大革命的大无畏精神,再一次挽救了赵平。《战》剧就是从这样尖锐的思想冲突中,提炼出富有战斗性和强大现实意义的主题。
正因为《战船台》的冲突,是建立在尖锐的思想对立上的,能较好地展现人物的精神面貌,因而显得有深度、有动人之处。有一些作品,冲突很尖锐,争吵很激烈,但往往纠缠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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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问题上,见物不见人;或单纯追求情节的离奇,人物跟着情节转。《战》剧却通过“船台之争”,不是停留在“大”“小”问题上,而是抓住两条路线的实质,揭示斗争的时代特点,概括英雄人物崭新的思想风貌。这是很值得我们借鉴的。
为了把雷海生的英雄形象塑造得高大、丰满,《战船台》的作者还注意了语言的提炼和细节处理的艺术性。雷海生在关键时刻的语言,不仅具有思想性,而且具有强烈的生活气息,亲切动人。比如“早等风、晚等风,等来好风就张篷嘛!”表现了雷海生渴望战斗的兴奋心情,具有造船工人的鲜明特点。再如“上汽艇、解缆、开航!”“让我们迎着大风大浪向前闯!”这样一些饱含着深刻思想的凝炼的语言,生动有力,发人深思,充分地表达了这位英雄人物的革命意志和战斗豪情。细节的提炼,如斧子这道具的运用,起到了一石数鸟的作用:在结构上,贯串全剧,并且组织有起伏的几次冲突,是全刷比较细致、抒情的一笔;在思想意义上,它把历史上的路线斗争和现实中的路线斗争联系了起来,进一步激发了老工人王大川的造大船的革命志气,成了促使赵平转化的重要契机,是教育广大群众的很好的教材,也是雷海生抒革命豪情的重要凭借。这一道具又很有造船工业的特点,它的反复运用为全剧增加了生活气息,为塑造形象、阐发主题增加了不少光彩。
雷海生这个英雄形象所以塑造得比较成功,最重要的一条,就是突破真人真事的局限,努力做到典型化。毛主席早就指出:“文艺作品中反映出来的生活却可以而且应该比普通的实际生活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因此就更带普遍性。革命的文艺,应当根据实际生活创造出各种各样的人物来,帮助群众推动历史的前进。”毛主席的这个指示发展了恩格斯关于要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的论述,概括了无产阶级文艺创作的根本规律,也批判了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的形形色色的谬论,诸如写真实论、灵感论、娱乐论、唯情节论等等,对发展文艺创作有极大的指导意义。《战船台》开始创作时,没有在对生活进行典型概括上狠下功夫,而是罗列了不少生活现象,结果写成了
一篇琐碎的“造船记”。后来,他们进一步学习毛主席的指示和革命样板戏的经验,重新深入生活,有重点地、深入地研究了许多类似雷海生这样的工人新干部,不仅研究他们的英雄事迹,更主要的是理解他们的思想感情。然后,在党的基本路线指导下,对现实生活中的人物进行了“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改造制作”,这才比较成功地塑造出了雷海生这个英雄典型。如果说,雷海生这个英雄人物现在还不够丰满,那么,主要原因也还是在于对全剧的矛盾冲突,特别是对于矛盾冲突转化的处理上,不够细、不够深,没有达到更高程度的典型化,因而影响了对英雄人物内心世界的更深刻的揭示。尽管《战船台》还存在一些美中不足,但是它为文化大革命中的英雄塑象、为保卫文化大革命高唱战歌,大方向是完全正确的,所取得的成就是可喜的。我们完全相信,在毛主席革命文艺路线的指引下,在广大工农兵的热情帮助下,《战船台》一定会改得更好;社会主义文艺舞合上,也一定会出现更多、更完美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涌现的英雄典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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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情歌颂工人阶级的苹命首创精神
《科学技术第三号》观后
方·亮
上海科学教育电影制片厂摄制的《科学技术第三号》(一九七三年),以简练而生动的画面,形象地介绍了上海工人阶级创造的大型竖井钻机、铟灯显微投影装置、电子控制织羊毛衫等三束技术革新之花。看了真使人扬眉吐气,精神振奋。
影片通过这三束技术革新之花的介绍,热情地歌颂了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我国工人阶级的革命首创精神,表彰了他们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作出的新贡献。过去织羊毛衫,要用手摇,劳动强度大;放针收针要用手工,一个人只能管一台机器;织多少转,要靠口数心记。过去竖井掘进,经年累月,费时费工,强度大,工效低,拖了开发矿山的后腿。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指引下,用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世界观武装起来的中国工人阶级,牢牢地掌握了自己的命运,懂得要从繁重的手工劳动中解放出来,不靠神仙皇帝,不靠资产阶级恩赐,只靠我们自己。于是“老爷机器”跨进了“电子世界”,我国第一个羊毛衫群控车间诞生了,于是钻头直径最大可达七点四米,用可控硅控制的我国第一台大型竖井钻机创制成功了。这是多么可贵的“第一”啊!这是工人阶级革命首创精神的生动体现。有了第一,就会有第二、第三,以至技术革新的灿烂之花遍地开放,把我国的科学技术提高到一个新水平。“中国劳动人民还有过去那一副奴隶相么?没有了,他们做了主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上面的劳动人民,现在真正开始统治这块地方了。”你看,在那高耸蓝天的钻井架旁,一位英姿飒爽的青年女工,正在豪迈地揿着电钮,操纵着大型竖井钻机,随着钻杆的飞转,我们仿佛看到祖国丰富的地下宝藏源源输往工厂,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发光发热…这不正是今天工人阶级焕然一新的精神面貌的生动写照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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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产阶级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一个阶级。他们自觉地肩负起解放全人类的伟大历史使命。他们深切地理解“抓革命、促生产”的辩证关系,把抓好生产跟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跟远大的革命理想联系起来,一丝不苟地搞好本职工作,为建设共产主义大厦添砖加瓦,争做抓革命、促生产的模范。而政治工作又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生产上、技术上的新成绩,是思想政治之花结出的硕果,是无产阶级向资产阶级进攻的新胜利。在当前批林批孔运动深入、普及、持久地进行下去的时候,象《科学技术第三号》这样,从各个不同的角度表扬那些抓革命、促生产做得好的先进单位,表扬那些坚持抓革命、促生产的模范人物,宣传和推广他们的经验,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
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过去,由于修正主义路线的严重干扰,在科学技术工作中工人阶级的革命首创精神受到压抑和排斥。而影片所反映的这些科学技术的新成就,正是战胜了刘少奇、林彪一伙崇洋卖国的修正主义路线,批判了他们鼓吹的“爬行主义”、“洋奴哲学”,粉碎了兜售“上智下愚”的孔孟之道的精神枷锁所取得的丰硕成果。随着批林批孔运动的深入发展,人们思想的进一步解放,科学技术战线一定会出现更新的面貌。这将激励着我们更加自觉地执行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勤俭建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方针,努力赶上和超过世界科学技术的先进水平。
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制度,为工人阶级发扬革命首创精神提供了最好的条件,影片告诉我们:我国第一台大型竖井钻机,是全市一百多个单位“大会战”的结果;那台铟灯显微投影装置,也是复旦大学、第二光学仪器厂、肿瘤医院、第一医学院等单位“大协作”的产物。“大会战”、“大协作”,这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制度下才可能有的新事物,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具体体现。“大会战”、“大协作”,发扬共产主义风格,就能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各显神通,从而产生新的生产力。不是吗?大型竖井钻机的诞生,为多快好省地建设刊矿山提供了新设备,加速了开发业的步伐;铟灯显微投影装置的试制成功,为我国科学研究、医学教学等工作提供了新的条件。如此规模宏大的会战与协作,在那以邻为壑、追求专利、榨取高额利润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社会帝国主义国家,是根本无法想象的,因为那种不同形式的垄断资产阶级所有制,已经是束缚生产力发展的桎梏。只有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制度,为我们攀登科学技术的高峰提供了最好的条件,我们更应奋发努力啊!
我们欢迎《科学技术第三号》。这类影片,既不同于科教片,它没有科教片那样详尽、系统,只是传递科学技术的新消息,但比科教片反映新成就更迅速,也不同于新闻纪录片,它并不记录人们在革命实践中的动人事迹,只是偏重于技术成就的介绍,但又要求象新闻纪录片那样及时,具有“新闻性”。因此,我们也可以把它称作“科技新闻”或“科技简报”。正因为它能及时、迅速地报告最新科学技术成就,能使人举一反三,触类旁通,必将对当前的技术革新会有大的促进,鼓舞着人们更积极地投入三大革命运动。因此我们希望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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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更好的“科技新闻”。
当然,我们并不以此满足。象《科学技术第三号》的内容,可以拍成很好的科教影片。因为科教片更能从容裕如地介绍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生产经验,用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阐述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帮助人们正确认识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三大革命运动中的客观规律,更好地进行改造自然和改造社会的斗争;并能更好地把普及科学知识、推广先进技术同宣传党的路线、政策结合起来,同宣传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结合起来,同热情歌颂工农兵群众和科学技术人员的革命首创精神,表现今天工人阶级焕然一新的精神面貌结合起来。我们所说的“从容裕如”,并不是要科教影片越拍越长。“简练”,是任何影片样式都必须坚持的。科教片越拍越长的倾向,甚至把故事片的手法和纪录片的内容都硬拉进来,搞得结构松散,枝蔓过多,是不足取的。
好题材是客观存在,三大革命运动提供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泉,但要变成好的报道、好的“科技新闻”,就要依靠我们的新闻工作者、电影工作者深入到火热的斗争中去,挖掘它、分析它,迅速及时地把它反映出来。它也为小说、戏剧、电影各种文艺样式提供了丰富的创作素材,开拓了反映工农兵、为工农兵服务的广阔道路。文艺作品要求塑造无产阶级的英雄典型,更要热情地歌颂工人阶级的革命首创精神。象《科学技术第三号》所反映的科技成就中,有多少可歌可泣的动人故事;推而广之,在亿万群众的三大革命运动中,新事物、新思想更是如雨后春笋,层出不穷。可惜我们的文艺作品反映得还很不够,与革命的发展还不相适应。正如毛主席所指出的:“在中国,这类英雄人物何止成千上万,可惜文学家们还没有去找他们”。当然,文艺作品要表现大型竖井钻机、钢灯显微投影装置等工人阶级的一系列发明创造,必须创造典型,摆脱技术过程的束缚,突破真人真事的局限。但要典型化,要概括,首先要求创作人员深入生活,从生活中挖掘宝藏,汲取创造典型的大量生动的素材。只有这样,才能在现实生活的基础上,高度概括地写出今天工人阶级焕然
一新的精神面貌的英雄人物来。创造典型,坚持无产阶级文艺的高标准,这是一项重要而细致的工作,不能一蹴而就,因而深入生活,也不能“蜻蜓点水”,或者“走马看花”,得花几年的时间,扎扎实实地搞,才能创作出好的作品来。
时代在前进,斗争在召唤。热情歌颂工人阶级的革命首创精神,塑造无产阶级的英雄典型,是广大群众的殷切期望,也是革命文艺工作者的光荣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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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革命
红验总结
坚持办好函授教育
为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办好函授教育,是批林批孔
天豆旺运动中教育战线上出现的又一个新生事物。几个月
的实践证明,办好函授教育,对于巩固和发展无产阶
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成果,关心知识青年的成长,缩小三大差别,有着深远的意义。因此,函授教育开办以来,深受广大知识青年和贫下中农的欢迎,充分显示了这个新生事物的强大生命力。
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任务是,既然广大知识青年对函授教育如此欢迎,我们就应当坚持下去,把函授教育办得更好。坚持下去,就是要坚持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坚持把转变学生的思想放在首位;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紧密结合农村三大革命斗争的实际;坚持群众办学,紧紧依靠当地各级党组织的领导,各有关部门和广大贫下中农的支持;坚持勤俭办学,反对铺张浪费和各种资产阶级歪风邪气。
当然,“任何新生事物的成长都是要经过艰难曲折的”。函授教育要坚持办下去,也一定会存在两个阶级、两条路线、两种思想的激烈斗争。旧的东西、资产阶级的东西总是要依附在新事物上顽强地表现出来,使函授教育离开无产阶级的方向;对于我们的同志来说,也有一个不断实践、不断认识的过程。因此,这就要求我们不断地宣传办好函授教育的深远意义,为新生事物的成长大喊大叫。同时,敢于坚持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同一切不符合无产阶级原则的歪风邪气作斗争,使函授教育在斗争中不断地巩固和发展。要坚持把函授教育办好,学校必须有一支领导、工人、教师组成的骨干队伍。党委应当经常提到议事日程上来研究。要关心参加函授教育同志的思想和生活。在校的教师应当分期分批参加函授教育,到工农兵中去经受锻炼、接受教育。这对于进一步沟通大学和社会的联系,改革大学学制、教材和教学方法,以及教师队伍的改造,都是一个有力的推动。
函授教育作为一个新生事物还刚刚开了个头,还有许多工作要做,我们一定要戒骄戒躁,谦虚谨慎,为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作出更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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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短训班办到农村去
上海海运学院函授教育小组
今年四月八日至三十日,我们到安微阜阳县为上山下乡知识青年举办了一期农村会计面授短训班(以下简称“农会短训班”)。由于阜阳县委的重视,县人民银行、县乡办和教育局,以及上海学习慰问团的大力支持和密切配合,使这期农会短训班收到了一定的效果,受到了贫下中农和知识青年的欢迎。
一张大字报引起的争论
我们学校是培养海洋运输人员的工科院校,要不要为知识青年举办农会短训班?是有过一番斗争的。
今年春节前夕,我院曾经为返沪探亲的上山下乡知识青年举办了一期农会短圳班,有
四十九名学员。他们来院后,认真攻读马列和毛主席著作,积极参加批林整风和教育革命,刻苦钻研会计业务知识,并且积极开展文娱体育活动,坚持德、智、体全面发展,充满朝气蓬勃的革命精神。但学院里有些人却对这些新型的农民学员看不顺眼,说他们是“阿乡”、“土里土气”,不是“正规”的大学生。面对这股轻视体力劳动、排斥工农兵进大学的旧习惯势力,农会短训班学员贴出了一张革命大字报,联系孔老二辱骂学生学农是“小人”以及林彪恶毒攻击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等于变相劳改”等反动谬论,批判了这种轻视工农兵的错误倾向。并且尖锐地指出,大学的门是不是朝工农兵开,实际上是一个教育为谁服务的问题。院党委热情地支持和推荐了这张革命的大字报,并且加了按语,作为向全院革命师生进行一次思想和政治路线教育的活材料。于是平静的海院,顿时沸腾起来了。大家围绕着大学为谁开门,教育为谁服务,要不要举办农会短训班等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开始有的同志认为:“海有边,河有岸,大学有专业分工的界线”,培养海洋运输人员的工科院校搞农村会计,总有点“不对口”,是“额外负担”。但多数同志认为,大学是要有专业分工,但是专业“对口”,首先应当对三大革命运动需要的“口”;举办农会短训班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发展的需要,是广大贫下中农和知识青年的迫切要求,大力办好农会短训班对于巩固和发展农村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帮助做好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的工作,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而且我院又有一定的财会方面的专业力量,应该大办、办好农会短训班。不仅要请进来办,而且要走出去办。这条路子是符合毛主席无产阶级教育路线的。经过这场争论,大家对于社会主义大学如何更好地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为工农兵开门,思想上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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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了。今年三月,函授教育开办后,我们就组织了有工宣队师傅、干部、教师参加的“三结合”教育小组,奔赴安徽农村,为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开展业余函授教育。在阜阳县举办了这期农会短训班。
把思想工作放在首位
参加这期农会短训班共有五十七名学员,他们大多数都是经过几年锻炼的知识青年,要求学习的心情十分迫切。在农会短训班开学时,有些学员冒着倾盆大雨,背着五、六十斤的行李,步行六、七十里,高高兴兴地前来报到,决心学会会计为贫下中农掌好财权。但也有一些学员,对学习会计的目的意义认识不足,产生了各种各样的思想。有的学员怕学了会计业务长期留队,感到“一把算盘一枝笔,打来打去没出息”。还有一些学员则有畏难情绪,认为会计是得罪人伤感情的工作。有的坏人还趁机造谣,妄图破坏函授教育,动摇知识青年扎根农村的决心。这些情况使我们看到,围绕一把算盘的斗争是多么激烈啊。
毛主席说:“学校一切工作都是为了转变学生的思想”,“思想工作和政治工作是完成经济工作和技术工作的保证”。办好短训班,首先应当把思想工作放在首位。我们遵照毛主席“路线是个纲,纲举目张”的教导,坚持以党的基本路线为纲,以批林批孔作动力。短训班第
一课讲的不是算盘业务,而是请了苦大仇深的老贫农作忆苦思甜报告。还参观了阶级教育展览会,召开了两次批林批孔大会和一次交流会,出版了大批判专栏,认真学习讨论了中央文件和报纸、杂志上的有关文章。同学们愤怒声讨了林彪效法孔老二“克己复礼”,阴谋篡党夺权,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的滔天罪行。农会短训班成了批林批孔的战场和阶级斗争、路线斗争教育的课堂。有的学员在批判中,联系他们村解放前后翻天覆地的变化说:解放前,算盘握在地主手里,算盘一响,贫下中农遭殃,一年累死累活得来的粮食就白白流进了地主的粮仓,劳动人民妻离子散,家破人亡,惨死在逃荒路上。解放后,贫下中农翻身做了主人,算盘掌握到了自己手里,真是算不完人民公社的丰收账,贫下中农喜气洋洋。一把小小的算盘,记下了解放前贫下中农的血泪账,解放后贫下中农的幸福史。通过批林批孔,大大地激发了学员们的无产阶级感情,提高了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觉悟,增强了扎根农村干革命的决心,加深了对学习会计,为贫下中农掌好财权的重要意义的认识。许多学员看到,当前农村经济领域里的阶级斗争还十分尖锐复杂,阶级敌人随时都想夺回他们失去的算盘,有的四类分子就曾经跳出来要当会计,阴谋挖社会主义的墙脚,瓦解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因此大家表示,一定要把好社会主义关,堵死资本主义道路,记好每一笔账,拨好每一颗算盘珠,当好贫下中农的管家人。学习的目的明确以后,学习的积极性就更高了。为革命而教,为革命学习蔚然成风。
请进来走出去
农会短训班的学习时间只有短短的二十二天,既学政治又学业务,除了政治活动和珠算课的时间以外,学习会计记账的时间不过十三、四天,如何在短期内使学员掌握好会计业务知识?有的同志提出,应当继续开门办学,采取请进来、走出去的办法,到社队去,在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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践中学,拜贫下中农为师,理论密切联系实际,这样学得快、学得好。但有的同志则认为:“爬山有高峰,走路有尽头,大学的门已经开到了农村,再要开门办学怎么行?还是抓紧时间上好课,完成任务就不错了。”实际上,这是一种关门读书的老办法。针对这种情况,大家学习了列宁的教导:“如果学习、教育和训练只限于学校以内,而与沸腾的实际生活脱离,这样的教育方式我们是不会相信的。”认识到,下农村办学,仍然存在“关门”与“开门”的斗争。农会短训班时间短,更应当加强针对性,理论联系实际教学。于是我们请了十九年如一日,坚持“勤俭办社”、“民主办社”,全心全意为贫下中农服务的地区模范会计来班上课,参观他的先进事迹和报表账册。这位老会计自当会计以来,一直利用业余时间记账,坚持不脱产不误工,不要集体补助一分钱,做到日清月结,按时公布账目,账簿一丝不苟,字字清爽,笔笔明白,十九年没错一笔账,不差一分钱,特别是他敢于坚持会计制度,抵制歪风邪气,积极宣传和贯彻党在农村的各项经济政策,使同学们受到深刻教育,学到了许多先进思想和会计经验。同学们说:“这一课是书本上学不到的,大学老师是上不好的,只有贫下中农讲师才能上好这一课。”我们还请了具有多年农村经济工作经验的县、社业务部门的同志来作报告,对知识青年进行落实党在农村的经济政策,搞好社、队三大管理(计划、劳动、财务)和正确处理国家、集体、个人三者关系的教育。另外,我们还请了十八位社、队会计当辅导员,他们满腔热情地把多年积累的会计工作经验,毫无保留地传授给学员。他们手把手地和学员一起学习,一起讨论,一起完成作业,大大加快了业务学习的进程。在教材改革上,我们采用当地新编的乡土教材,编了补充讲义,一切都按照安徽现行的会计制度为准,在编排作业练习时,也完全采用生产队中典型实际例子,连作业用的报表账册也是生产队正在使用的,一切从实际出发,真刀真枪地干。在教学方法上,改变了过去那种填鸭式、注入式,而采用启发式、讨论式,打破“一言堂”,实行“群言堂”,师生共同备课,师生都上讲台,广泛开展“官教兵、兵教官、兵教兵”的练兵运动,教得生动活泼,学得主动积极。我们还按照毛主席关于“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认识路线,针对会计的特点和学员的具体情祝,采取精讲多练,边讲边练,从练习中综合问题,反复讲原理,同学们反映说:“讲得清楚,听得明白,印象深,理解快,掌握牢。”为了加强实践环节,同学们做了十一个练习,完成了两套全过程的大作业。在教学结束阶段,为了进一步巩固和检验学员对会计业务掌握的程度,还对十五个生产队进行了查账建账实践。学员们独立操作,原计划三天完成,实际只用了一天半,就胜利地完成了查账建账的任务:并且查出了社、队财务管理上存在的一些问题,既教育了学员,又锻炼和培养了学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经过二十二天的学习,学员们不仅掌握了社、队会计的基本业务知识,而且学会了算盘的多种计算技术,还学习了一些政治经济学的基本理论知识。学员们说:“农会短训班好就好在时间短,收效快,既学了业务,又学了政治。”通过农会短训班的教改实践,锻炼了教师,教育了干部,促进了教材改革,推动了教育革命,提高了我们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的自觉性。我们决心把函授教育坚持办下去,更好地为社会主义建设作出新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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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谈当好兼职辅导教师的体会
江西婺源县许村卫生院王玉东
我们卫生院是函授教育医防科目的对口单位。函授教育开办以后,领导就确定我和朗湖大队的赤脚医生叶中盛同志担任兼职辅导教师。接到这个任务,我们俩都很高兴,把这一工作看成是党交给我们的一项光荣的政治任务。从开学以来,除了平时加强和函授学员的联系,还按照上海第一医学院编写的医防教材,每月集中辅导一次。通过实践我们体会到,真正要当好一个兼职辅导教师,并不是十分容易的。
开始,我们总以为,当个兼职辅导教师,无非就是辅导辅导,给函授学员讲点医防知识。但实践证明,这种单纯业务观点是不对的。这次参加医防函授的有十位知识青年,他们多数对学好医防为坚持乡村干革命,更好地为贫下中农服务的思想是明确的。但也有少数同学存在着一些不正确的想法:有的认为“学一点,自己好”,“学好技术,走到哪里都不怕”,个别同学有好高骛远的思想,报名时情绪很高,翻阅课本后,就认为“一看就懂,阮啥好学”,也有个别同学存在“劳动辛苦,学习轻快,工分照记,一举两得”的想法。由于我们忽视了思想教育,没有及时解决这些思想问题,使函授教育受到了一定的影响。这个教训很深刻。毛主席早就说过:“学校一切工作都是为了转变学生的思想。”函授教育也不例外。教书必须先教人。兼职辅导教师和函授学员直接见面的机会比较多,更有责任帮助学员端正学习动机,树立为革命而学的思想。否则,没有明确的学习目的性,文化知识传授得再多,也可能不为贫下中农服务。提高了认识,我们就一方面组织学员学习毛主席的“六·二六”指示,学习李月华、赵普羽等先进人物,明确“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叶中盛老师还结合自己当赤脚医生的经历,谈为贫下中农服务的体会,使同学认识到,在偏僻的山区,当一个赤脚医生能够把党的温暖和关怀带给广大贫下中农,这样的任务既光荣又艰巨。假如没有为贫下中农服务的一颗红心,学了医疗技术,也是当不好赤脚医生的。同时,我们还运用学员的亲身体会,进行现身说法,启发学生为革命刻苦学习,掌握过硬本领。比如有一个同学在仙源林场担任赤脚医生,由于缺乏临床经验,有一次,一个贫农社员高烧不退,伴有腹痛,这个同学心情很焦急,但拿不定主意,下不了诊断,后送卫生院治疗,确诊为肠伤寒,住院治疗后出院。这次,她深有感触地说:“要为贫下中农解除疾苦,就非得学好本领不可”。在她启发下,其他同学都纷纷表示,要为革命而学,为扎根农村而学,为更好地为贫下中农服务而学。
要使学生掌握过硬的本领,就必须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路线,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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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则,做好学员的辅导工作。医防函授教材是按农村常见病的防治进行编写的,但绝大部分学员由于缺乏基础知识,开始讲课时普遍反映,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针对这种情况,我们也想了一些办法,比如,讲如何问病史时,结合讲人体解剖位置;听心脏时,结合讲循环系统;讲腹泻,就结合讲消化系统;讲咳嗽,结合讲呼吸系统,并尽量借助有关图谱。这样做虽然学员反映容易理解,但有些问题仍然模模糊糊。这主要是因为我们山区卫生院缺乏教学设备,解剖挂图没有一张,更说不上什么解剖模型,实物教学比较困难,学生不能直观地观察各种生理现象。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就与食品站联系,趁他们杀猪机会,带学员看猪的解剖位置,结合讲解。通过猪心解剖,亲眼看到心房、心室、瓣膜、动脉,把病理产生原理弄清楚。叶中盛老师分工讲中医中草药部分,他发现医防教材中,中草药部分没有具体药方,就结合本地实际,补充编写了一本中草药特效药方。为了上好中草药这一课,他还利用业余时间采集和制造了各种中草药标本,便于同学学习和识别。同学反映,这样学“看得见,摸得着,容易懂,印象深”。
学用结合是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重要方面。因此,我们还在辅导中尽量让学生自己多实践,在实践中加深对书本知识的理解。除了采取互相量血压,听心脏,扎针外,凡是卫生院有的医疗器械设备,尽可能满足他们实习使用。同时,带他们查病房,结合病例,进行实习。每月集中二天,时间毕竟有限,我与叶中盛老师就同各大队医疗站联系,每站确定
一名赤脚医生加强与函授学员的联系,带领他们实习,解答疑难问题。有的同学,还主动承担起所在生产队的预防治疗,从中得到实践的机会。有个同学学中草药,根据向当地贫下中农调查访问中了解到的治疟疾的民间验方,用野艾放在病人胸前,经过大胆试验,达到了疗效。实践证明,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教学方法,函授学员就能学得生动活泼,不断提高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越学劲头越大。
当好辅导教师,认真备课是很重要的一环。只有把课备好了,讲起来才胸有成竹。我是个农村医生,每天都有医疗业务,农村看病又不分早晚,对于业务工作与教学工作如何安排呢?为了解决这个矛盾,我就白天利用医疗空隙,见缝插针进行备课,晚上也经常搞到深夜。由于自己长期做临床医疗工作,过去接触病例较多,但有些基础知识已经忘记了,这次担任兼职教师也是一次极好的学习机会。为了提高备课的质量,在备课前我与叶中盛老师进行分工,共同研究每一章节的重点要求,尽量发挥一根针、一把草的作用。叶中盛老师所在的医疗站,最近只有他一个“主角”,全大队十三个生产队,巡回一转就有四、
五十里路。他工作担子重,还要当兼职教师,白天外出巡回,晚上还要挤时间备课。有几个学员不能前来听课或请假外出,回来后我们还要抽空给他们补课,来一个补一个,使他们赶上进度。这样做虽然很辛苦,但我们觉得能按照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为知识青年扎根农村做点工作,这是最大的愉快。
我们担任医防函授辅导教师的时间还不长,如果有什么成绩的话,也是由于领导和群众的支持,使我们为函授教育做了一点工作。今后决心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为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成果,关心知识青年的成长,培养更多的不脱产的医防人员,改变山区医疗卫生的面貌作出自己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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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以自学为主
时间靠挤
安徽蒙城县岳坊公社岳南大队戴,黑楼插队小组
今年函授教育开办时,正赶上夏收大忙季节,早晨四,点钟就要出工,晚上吃过饭就已
十点多了,每天只睡几个小时,疲劳不用说了,时间确实也很紧。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坚持自学呢?我们的体会是一个字:挤。正如鲁迅先生所说:“时间就象海绵里的水,只要你愿意挤,总是有的。”
我们小组同志都用雷锋同志的“钉子”精神勉励自已,抓紧一切空隙时间进行学习。有的同志下地带着书,田间休息就拿出来看;有的同志做饭时,.也一边拉风箱一边看书。麦收一过,进入盛夏,昼长夜短,出工时间长,就更加紧张。我们知识青年除了一天三次出勤,休息时间要为贫下中农称柴草、记工,自己也要洗衣、做饭、喂猪,白天根本没法去摸书本。因此,我们就把学习安排在夜里。吃过晚饭,我们小组的同志围坐在小油灯旁,看书、记笔记、写学习心得。实在困得很了,就用冷水洗洗脸,然后再学。为了保证平均每天二小时的自学时间,我们还采取了农忙坚持学,农闲重,点学,阴雨天突击学的方法。今年夏季过后,有一段时间雨水多,农活少,我们就坐下来抓紧学习。六月二十三日是我们的学习日,但头一天因刚下过雨,队里没有活,我们想明天可能要翻红芋秧,于是就把明天的学习活动改到今天。这样,既不耽误生产劳动,又能灵活地利用时间,使我们的函授学习能坚持下来。现在,我们已按照教学要求,学完了规定的有关章节,还看了一部分辅导材料,大大丰富了我们的知识。
“读书是学习,使用也是学习,而且是更重要的学习。”把学到的知识用到实践中去,这既是理论联系实际的好学风,也是挤时间学习的好方法。因此,我们在生产队领导的支持下,尽可能把已经学到的知识,用来为农村的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服务。比如,学习马列的同学,就结合批林批孔的斗争实际,向贫下中农宣讲马列和毛主席著作。学写作的同学,注意观察周围事物,经常写些反映农村斗争生活的小文章。参加拖拉机维修短训班的同学,从县里一回来,就和贫下中农一起研究拖拉机的构造及原理,既是对大家的辅导,又提高了自己。学育种的同学,不仅组织生产队的知识青年一起学习科学种田知识,如结合选穗,讲解小麦的形状和特,点,结合棉田管理,学习病虫害的防治及管理技术,还成立了科学实验小组。他们现在已经基本上掌握了玉米的田间管理、去雄、人工授粉等技术;选出了小麦单穗,准备秋后搞穗行圃;配制了玉米单交种“反帝105”,初步进行了“胜利百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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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红芋的提纯复壮试验。通过这样的实践,我们学习的劲头越来越大,自觉性也越来越高了。我们决心通过函授教育,坚持乡村,坚持学习,把在函授教育中学到的文化科学知识,用来为贫下中农服务,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作出更大的贡献。
第一次辅导课
江西波阳县全盘岭公社
医防兼职辅导教师周天锡
五月十九日,我们准备为参加医防函授教育的学员上第一次辅导课。当天下午,公社卫生院突然接到新义大队发生麻疹流行的报告,疫情很严重,邻近几个大队亦有发生。麻疹是农村常见的传染病,对幼儿生命威胁很大。因此,我们经过讨论,取得了公社党委的支持,决定第一水辅导课讲麻疹防治,并且把教学放到现场,理论联系实际,从实战中提高学员的医防本领。
五月二十日现场教学开始:
第一节课,讲麻疹流行病学。主要内容是解答新义大队党支部书记提出的疑问:全大队各村都有病人,为什么只有陈家生产队没有?带着这个问题,我就和学员一起去陈家生产队调查。通过调查,发现这个生产队七岁以下的幼儿共有二十九名,其中:三岁至七岁
十九名,六个月至三岁五名,六个月以下的婴儿五名。由于该生产队一九七二年冬曾经流行过一次麻疹,因此三岁以上的十九名幼儿都获得了终身免疫力;五名六个月以下的婴儿有来自母体的抵抗力;五名易感人群中还有隐性感染可能,也获得了免疫力。这样就形成了免疫屏障,使这个生产队没有一个儿童感染麻疹。学员们经过自己调查分析,找到了原因,加深了对传染病各个环节的理解,学会了观察易感人群的动向,测定疾病流行规律,从中提出切实可行的预防措范。第二节课,讲麻疹临床分期,鉴别常见并发症和简易治疗(包括中草药)。我们选择了五名典型患儿作为示范。其中三名(无并发症)作为前驱期、发疹期、恢复期各一例。对这三个病例,着重讲解各期特征、一般检查、观察麻疹斑、出疹规律、护理等。另外二例并发症,一例是发疹期并发肺炎,一例是恢复期并发维生素缺乏症。主要引导学员细心询问病史、必要检查、有并发症时发症延迟、疹子颜色变化或骤然隐伏、体温变化,以及体症上出现的气急、鼻翼搧动、肺部出现的罗音等病理变化。对基础医学安排,是基础为临床服务,把解剖、生理、病理贯串到各个疾病中去讲,使学生从个别中了解
一般。第三节课,临床实习。学员分成三个小组,每组五至七人,各有一名医生指导,上门为贫下中农治病。第四节课,教学效果考核。每组选择四、五个病例为考核对象。每个病例都由小组集体询问病史、体格检查、诊断分期、处理意见、书写病历,然后由指导医生复查。学员在复查过程中也可以各自发表见解,开展争论。第一次辅导课上了三天,学员在医生指导下,作了大量庥疹防护知识宣传,为六十名患儿进行了检查,为十八名患儿作了诊治。从考核结果来看,学员基本上掌握了麻疹的病理特征、防治、医疗等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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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辅导课给我们很大的启示:人的认识来源于实践,要辅导好函授学员的自学,必须贯彻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因此,第二次辅导课,我们准备上当地常见的疟疾流行病学。我们相信只要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函授教育就能更好地为农村三大革命斗争服务。
做到“四个落实”安徽阜南县崔集公社党委
如何搞好自学和辅导?我们的体会是,必须做到“四个落实”。具体是:
一、组织落实。
我们公社一共有二十二名插队知识青年,其中参加函授教育马列、农村常见病防治、柴油机维修、农村应用化学等科目学习的共十三人。他们实行“一人报名,全组学习”,因此,二十二名插队知识青年实际上都已参加了函授学习。为了加强领导,公社成立了函授领导小组。公社党委书记亲自抓政治思想教育和业余函授学习,公社政工组长具体负责这项工作。
二、时间落实。
公社要求学员在二出工(上下午各出一次工)的情况下,每天平均能安排二小时自学;在三出工(一天三次出工)的情况下,每天挤出一小时坚持业余自学。当然,一天三次出工,早晨四点半就起床出去,八点多回来,九点多又要出去,中午十二点多回来,烧烧吃吃要到二,点左右,下午三,点半再出去到傍晚七点半回来做饭、烧莱、揩身,洗洗弄弄到九、十点钟才能休息,担任队长、会计的知识青年还要开队务会,经常到深夜十一、二,点才能上床睡觉。在这样的情况下,要挤时间学习确实是不容易的。王家坝生产队知识青年的办法是向家务劳动要时间。他们采取轮流值日做家务的办法,挤出时间,坚持自学。每天出工前后,由一人负责家务劳动(烧饭,洗莱,挑水等),让其他同志看书学习。这样就改变了过去大家一起忙家务,都没有时间学习的局面。采用这个方法,每天至少可以挤出一小时的学习时间。此外,我们还根据学习需要,规定每月以四天的时间,把参加函授教育的知识青年集中到公社进行学习辅导。
三、辅导教师落实。
为了搞好知识青年的函授学习辅导,我们选派了有实践经验并具有一定理论水平的工人、干部、医生、中学教员,分别担任马列著作辅导、柴油机维修、农村常见病防治、农村应用化学函授科目的兼职辅导教师。由学员和辅导教师一起制订学习、辅导计划,落实辅导活动的具体措施。
四、辅导和实习基地落实。
目前各函授科目都有固定的辅导、实习基地:马列科目在公社政工组,农村常见病防治科目在公社卫生院,农村应用化学科目在公社中学,柴油机维修科目在公社电影广播站。由于做到了“四个落实”,社队的自学辅导活动就能有组织、有计划地开展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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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洛克的新变种
中华造船厂工人美启新
夏洛克是莎士比亚的喜剧《威尼斯商人》中的一个犹太富翁。此人以放债条件苛刻、逼债手段狠毒而出名。有一次,商人安东尼欧向他借了三千块钱,没有能如期还债,他就根据契约要从安东尼欧身上割下一磅肉作为处罚。如此贪婪残暴,典型地反映了资产阶级的本质。马克思就曾经对夏洛克之流所放的阁王债给予一针见血的揭露:“他们借给平民债务人的钱,先变成债务人的生活资料,然后变成债务人的血和肉。”
今天的苏修叛徒集团就是夏洛克的新变种。它也到处放债,掠取巨额利润。只不过当年的夏洛克是毫无隐讳地放着高利贷,而今天的苏修却是披着所谓“友谊”、“援助”的外衣放债剥削。谁若沾到它的一点边,那可就倒了霉了,少说也得被剥去一层皮。据不完全统计,仅在一九六○年到一九七一年间,苏修就从第三世界廉价掠取了十七亿美元的橡胶和十六亿美元的棉花。如此骇人听闻的高利盘剥,连当年的夏洛克也要自愧不如的了!馋猫念佛一假慈悲。剥削阶级都是一些两面派人物,它们一面嘴角上淌着鲜血,一面却又数着念珠,口中喃喃地念着阿弥陀佛。前不久,苏修头目亲自出马,在联合国的讲坛上,颠倒黑白地编造苏修是第三世界的“天然盟友”的神话,大言不惭地声称他们“坚定不移地”执行给发展中国家“以援助和支持”的方针。但事实呢,苏修不仅从贷款中直接榨取利息,利息之高超过了资本主义国家的贷款剥削;而且还苛刻地规定了受“援”国必须用贷款高价购买苏修的陈旧设备和积压物资,“援建”企业建成后,要拿生产的实物或其他廉价原料来偿还贷款,以便让它从压价收购中榨取差价。此外,它还向受“援”国派出大批“专家”、“顾问”,索取高额工资和津贴。假的总是假的。不管苏修的剥削经唱得多么动听,事实擦亮了第三世界人民的眼晴。一位阿拉伯国家的官员就曾愤怒谴责苏修:“你们硬说帮助了我们,但是同你们从我们那里所取得的东西相比,你们的援助是毫无价值的。”明明是放债剥削第三世界,却偏要说是“援助落后的国家”“建立独立民族经济”。如此花言巧语,实在令人作呕。这使我们想起鲁迅在《栖牲漠》一文中所说的那个衣着阔绰的富人。他对一个只剩一条破裤的穷人说:“你什么都栖牲了?可敬可敬!我最佩服的就是什么都牺牲,为同胞,为国家。”但是,“可惜你还剩一条裤,将来在历史上也许要留下一点白璧微瑕”。不过“机会凑得真好:舍间一个小鸦头,正缺一条裤”。“她是灾民的女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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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料你一定肯帮助的。我们都是‘贫民之友’呵。况且你做完了这一件事情之后,就是全始全终”。到那时,“呵,一切贫民都鞠躬致敬。”看!剥下了人家唯一的破裤,还说是“成人之美”。今天苏修在第三世界的行径,不是活象鲁迅先生笔下的这个富人吗?
夏洛克是以逼债出名的。深得夏洛克衣钵的苏修,逼债之凶残是远胜于其祖师爷的。它向别国放债,除了进行经济剥削外,还力图通过经济渗透以达到政治控制。每当苏修“贷款”给一个国家,接踵而来的就是要求各种政治特权,建立各种军事基地,派驻成千上万的“顾问”。有句俗语:“吃了他家的茶,就是他家的人。”苏修奉行的信条就是“借了它家的钱,就得听它家的话,就得随它的指挥棒转”。谁要是不听它的话吗?它就会拿着账本、莫盘,带着打手上门威逼要挟,甚至动不动就动用军队,飞机、大炮、坦克,一起蜂拥而出。此情此景,岂但是割肉而已,简直是敲骨吸髓的了。我国人民对此深有感受。阿拉伯人民在去年十月的中东战争中也吃尽了这种苦头。
苏修这个夏洛克放债逼债,看起来好象很富有。但其实呢,今天的苏修实在是比不上当年的夏洛克的。莎士比亚笔下的夏洛克,是资产阶级黄金时代的典型形象。你看他女儿戴的一颗金刚钻就价值两千块钱,家底之富可见一斑。而今天的苏修却正处于资本主义江河日下的境地。它表面上“烈烈轰轰”,好象很富足。可实际上呢,苏修国内工业生产停滞不前,农业连年款收,市场供应十分紧张,千疮百孔,捉襟见肘,完全是一副破落户的穷相。但它的野心很大,为了妄想称霸世界,“榨尽了臣民的膏血”,“收入还是弥补不了他们的日益庞大的支出”。最后,只得落到了向资本主义国家乞求大量贷款的境地。
苏修为了乞求贷款,可谓用尽了心机。它不择手段地拍卖苏联的资源,一再吹嘘它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逢人做媚眼,到处送秋波,以此来引诱美国、日本、西德等国资本家投资进行开发。苏外贸部副部长阿尔希莫夫访美时说,苏“已作好同美国共同开发函伯利亚和沿海石油资源的充分准备”。连西方报刊也认为,苏修正“加紧拍卖苏联资源”,“热衷于出卖苏联人民用鲜血换来的果实”以“延续寿命”。同时,为了谋求贷款,苏修不惜出卖国家机密,向西方提供国内的科技、经济情报。例如:一九七三年七月,苏为了购买美国的农产品,引进资金和农业技术,向美提供了苏一九七二年在国外购买粮食的详细情况报告。美国官员夸奖说:“这是苏前所未有地提供的资料”。如此等等,不一而足。特别是勃列日涅夫,足可称为世界上第一流“叫化子”。他为乞求贷款亲自出马,低三下四,卑躬屈膝,四处哀求,至今尚流传着他的一段“讨饭”佳话。一九七三年五月,勃列日涅夫去西德借债,在勃兰特家里作客。勃兰特请他喝一种斯湛的纳维亚烧酒。勃列日湿夫喝光了一瓶,还要第二瓶。勃兰特开玩笑地说:“要财政部长给钱,才能喝第二瓶。”于是堂堂苏共总书记就立即在一张纸上写道:“请求财政部长,为延长晚上的宴会,再提供一笔资金。”当时在座的西德财政部长施密特看到这张条子,慢吞吞地拿出一一张西德马克,勃列日涅夫立即接过去,装进口袋,拍拍大腿,笑着说:“这是第一次支付的贷款!”
写到这里,我们不禁想起了鲁迅有这样一句名言:“他们是羊,同时也是凶兽;但遇见比他更凶的凶兽时便现羊样,遇见比他更弱的羊时便现凶兽样。”这不正是对苏修叛徒集团维妙维肖的写照吗?逼债时是凶兽,乞讨时是羊,这就是今日夏洛克的新变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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ー九七四年
第九期
总第十三期
K三×YU PIPA7
上海学习与批判杂志翁辑部箱
上海人≮兴出版
(上海复且大学)
(上海绍兴路5号)。
上海市报刊发行处发行
上海新华印刷厂邱刷
代号:1-192
一九七四年九月二十日出版
定价:0.25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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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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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语录
整个过渡时期存在着阶级矛盾、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两条道路斗争。忘记十几年来我党的这一条基本理论和基本实践,就会要走到斜路上去。
营?与地判
一九七五年第一期
录
继续搞好批林批孔
一年来的战斗回顾
我们厂的批林批孔是怎样进行的…中共上海第五钢铁厂委员会(3)对历史人物要作分析
略论三国时期的法家人物…中越(7)论历史上儒家对妇女的迫害…孙乐英陆丽芬(11)女皇帝武则天
《儒法斗争史话》选载之一…胡中生冯丹枫黄龙珍(16)名家是法家的同盟军
试论公孙龙的“白马非马”说…上海焦化厂劳初(20)杂文:一鼓作气与连续作战
……周立安(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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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毛主席军事著作批判林彪资产阶级军事路线
红军四渡赤水之战…史锋(24)要胸有全局
学习毛主席军事思想的一点体会…李关良王耀坤孔幼贞(31)
经济问题研究
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对话…余惕君仇肖群郑树清宣玲玲(35)
这个公社连续九年实现了“一亩一猪”
一上海市嘉定县朱桥公社发展养猪事业的调查
中共上海市嘉定县委员会调查组(45)
我们是怎样调动群众积极性的
奋战四季度夺回十四万车小时的体会
中共上海铁路分局南翔编组站委员会(49)
文学评论
读《朝霞》一年
…任犊(52)
新生事物的成长不是一帆风顺的
读小说《典型发言》
…上海染料化工二厂青年工人楼乘震(58)
读《红与黑》…
刘大杰(61)
社会调查
他们在摸索城市供水的规律
一上海自来水公司访问记…章智明(70)
西双版纳来信(续一)…………吴文虎姚纪梅(75)
1一月十日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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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续搞好批林批孔
一年来的战斗回顾
我们厂的批林批孔是怎样进行的
中共上海第五钢铁厂委员会
全国开展群众性的批林批孔运动已经一年了。今天,当我们和全国工人
一起以豪迈的步伐跨进一九七五年的时候,回顾去年这一年批林批孔的战斗历程,认真总结经验,将有助于我们在新的一年里争取更大的胜利。
一、一定要把批林批孔抓紧
去年这一年,我们厂的批林批孔运动一直是蓬勃地向前发展的。年初,广大群众以高屋建瓴、势如破竹的革命气概,批判林彪效法孔老二“克己复礼”,痛击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反动思潮;以后又开展了对《论语》、《三字经》等儒家坏书的批判,深挖林彪修正主义的老根;接着又开始了对儒法斗争和整个阶级斗争的历史的研究。全厂始终持续不断地保持了学习和批判的群众性热潮。工人说:“炼钢没有火镜分不清钢和渣,不学革命理论就分不清真假马克思主义”。他们自觉地学习马列和毛主席著作,许多人每天挤出业余时间认真看书学习,有的还选读《资本论》的有关章节。群众以极大的革命热情投入战斗,创造出多种多样的形式,促使批林批孔运动普及、深入、持久地向前发展。这一年,全厂各部门、车间举行了两三千次大小批判会,举办了四、五百次学习班,各车间批判过的孔孟黑书就有十四种,经过汇集、整理、加工,共有三
十万余字。群众自已编写的儒法斗争史讲稿有二十一篇,达二十多万字。单单宣讲儒法斗争史,就采取了五种不同的方式,有的从一个法家人物讲,有的讲一篇法家著作,有的用小故事形式讲历史事件,有的抓住儒法斗争的焦点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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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讲,有的从先秦到明清分几个历史时期讲。工人群众这样广泛地研究和总结历史上的阶级斗争的经验教训,这是从来也没有见到过的。
是不是把批林批孔抓紧,这是坚持不坚持抓头等大事的重要问题。批林批孔运动中,群众揭露的矛盾是多种多样的,其中最主要的也是上层建筑领域里马克思主义与修正主义、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把批林批孔搞深搞透,用马克思主义占领哲学、历史,教育、文学、艺术、法律等在内的整个上层建筑领域,这是全党、全国人民面临的最重要的任务。因此,我们在运动的过程中,要始终把矛头对准林彪和孔老二,决不能让大家的注意力纠缠在某些具体的枝节问题上,以致偏离了斗争的大方向。过去这一年里,我们在放手发动群众批判林彪修正主义路线的同时,联系厂里的阶级斗争、路线斗争实际,批判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社会主义新生事物的反动思潮;坚持掌握斗争大方向,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和群众,包括犯有这样或那样错误而真心表示愿意改正的同志,共同把上层建筑领域里的革命进行到底。运动中揭露的有关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我们都遵照毛主席的教导,采取“讨论的方法,批评的方法,说理的方法”来解决。过去这一年里,我们抓住批林批孔这个斗争的大方向,把学习和批判的气氛搞得浓浓的,广大干部和群众在斗争中提高了觉悟,精神面貌进一步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全厂也就出现了团结战斗、热气腾腾的大好局面。
二、要敢于加强领导,善于依靠群众
批林批孔运动是一场深刻的政治思想革命。在这场斗争中,党组织一定要敢于加强领导,善于依靠群众。
在对待领导和群众的关系这个根本问题上,我们有些同志存在着形而上学的看法,一讲加强领导,就不是放手地让群众充分运用“四大”武器;一讲放手发动群众,就认为不好实行具体领导。我厂的批林批孔运动开始以后,来势很猛,声势很大。当群众尚未充分发动的时候,我们总是唯恐大字报太少;群众一经充分发动之后,往往又怕大字报太多了。有的同志怕犯错误,遇到问题不点头,不摇头。有的则认为“群众要怎么办,就怎么办”,跟在群众后面跑。我们觉得,要使批林批孔运动深入发展,一定要把领导和群众的关系这个问题处理好。
过去这一年,我们反复引导干部深入领会毛主席、党中央关于批林批孔的
一系列重要指示,提高对这一场斗争的性质、目的、意义的理解,同时教育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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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识加强党的领导和依靠群众的一致性。在批林批孔运动中,广大群众发扬无产阶级革命精神,对我们的干部进行批评和监督,这是我们的事业兴旺发达的标志,是无产阶级专政日益巩固的表现。群众批评我们的缺点,目的是为了帮助我们更加自觉地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加强党的领导,目的也是为了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政策。从根本上说,都是为了反修、防修,使无产阶级专政更加巩固。
加强领导的过程,是使党的路线和政策变为群众的自觉行动的过程。群众掌握了党的路线和政策,许多事情就好办了。在批林批孔运动中,我厂工人群众对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党委执行政策中的缺点提出了批评,有的大字报还直接涉及到一些基层干部和群众。这个问题如果处理得不好,就会影响工人阶级内部的团结。我们觉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过程中,这些同志可能会有这样那样的缺点,但主要责任在于领导。我们在主动承担责任的同时,引导广大群众总结历史经验,正确对待运动中出现的某些问题,并且要求持有不同意见的同志开展谈心活动。在批林批孔经验交流会上,又让他们畅谈自已的体会,从而促进了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基础上的团结。全厂职工大讲路线、大讲政策、大讲党性、大讲团结,就形成了共同战斗、一起批
修的大好局面。
三、要及时总结和推广典型经验
过去这一年,我们遵照毛主席关于“一定要抓好典型”的教导,一连抓了好几个先进典型,从年初到年底开了八次现场会交流推广,从而保证了运动的步
步深入。
运动中,总有主流和支流。抓典型,要把着眼点放在主流方面。抓好主流,非主流方面的问题也就不难逐一加以解决。去年四月间,我们厂广泛发动群众批判林彪效法孔老二“克己复礼”,妄图复辟资本主义的罪行以后,普遍遇到了一个如何进一步深入的问题。正是这个时候,二车间的工人藐视长期被反动派吹捧为“经典”的《论语》,提出“坚决把黑《论语》踩在脚下”的战斗口号,从中选出影响大、流毒广的二十条进行了批判。他们的行动显示了工人群众决心彻底批臭林彪、孔老二的坚强意志,表现了敢于在批判剥削阶级意识形态的斗争中冲锋陷阵的革命气概,正是这次批林批孔运动的主流。我们总结了他们的先进经验,在全厂加以推广,并且把他们的<论语>选批》印发到全厂一千多个班组。这件事在全厂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同一个车间原料工段的三个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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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人提出:“《三字经》浸透孔孟毒,也要揪出来狠狠批”;其他车间也分别批那些流毒广的黑书,如《神童诗》、《女儿经》、《增广贤文》,等等。全厂展开了一场围剿孔孟流毒的人民战争,大大振奋了群众的革命精神,带动了各项工作。
四、要有一支工人理论队伍
在过去一年中,我厂的工人理论队伍得到了迅速的成长。现在,我们厂里的工人理论队伍的总人数已有一千五百多人,基本上做到各个班组都有理论小组成员,各个工段都有一个以上的理论小组。这支队伍既是党组织的思想政治工作的助手,又是群众学习活动中的骨干,在批林批孔运动中象一支尖刀班,哪里有困难就在那里出现。在学习中,他们把群众提出的难题集中起来,学原著,查资料,先学一步;批判时,他们把群众的智慧集中起来,啃“酸果”,攻“碉堡”,闯出路子。在批林批孔的各项活动中,他们做了大量的工作。在批判《论语》的过程中,二车间理论小组一面汇集群众批判稿中的好内容,一面采取走出去、请进来的办法,召开座谈会,找了八十多位老师傅了解情况。这样的批判,理论联系实际,有群众的语言,群众爱听,很受欢迎。
“路线是个纲,纲举目张”。我们有些同志,往往对于上层建筑领域里坚持无产阶级专政的重要性认识不足,甚至认为“抓宣讲不如抓出钢”,把批林批孔同生产对立起来。其实,批林批孔抓紧了,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得到了发挥,生产也就很快地带动了起来。去年这一年,在批林批孔的推动下,我们厂出现了艰苦奋斗,自力更生,团结战斗,大干快上的蓬勃局面。
去年,生产上遇到了不少困难。几个轧钢车间几次遇到海水倒灌、盐份腐蚀加热炉而出现塌炉事故。全厂三个炼钢车间二个停产检修一百十天。但是,工人们发扬了“人定胜天”的革命精神,超额完成了钢和钢材的国家计划。技术革新方面也有较快的进展:转炉车间改造成功纯氧侧吹转炉,化铁炉的炉龄突破了八千零三十九炉,电炉车间以及锻打、轧钢等部门也都分别有不少新的创造。由于我厂优质钢材的品种和数量有了较大幅度的增长,原来其中不少是
一直要进口的,现在可以不进口或少进口了。
在过去一年的战斗中,我们取得了很大的胜利。但是,革命的路还很长,还有许多战斗在后头,还需要我们努力作战。在新的一年里,我们决心鼓起更大的干劲,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指引下,去争取更大的胜利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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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历史人物要作分析
略论三国时期的法家人物
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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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教导说:“我们必须时刻记得列宁的话:对于具体的事物作具体的分析。”在儒法斗争史的研究当中,我们必须遵循毛主席这一教导,正确评价历史上的法家人物。
我国历史上的汉末、三国鼎峙时期,是一个事态百变、群雄并起的大动荡时期。反映在这一时期的法家人物身上,各自有着很不相同的特点,但又有共同的规律可寻。我们研究这一时期的法家人物,必须把他们放到一定的阶级斗争环境中作具体的分析。不仅要分析各个人物在不同时期的不同特点,而且要从他们不同的特点中分析其共同的方面;从他们共同的方面中,又要看到其不同的差别。只有这样,才能给这些历史人物以必要的历史的肯定。我们不妨从曹操说起。
曹操是个法家,但他一生的政治活动在前期和后期又各有不同的特点。在曹前期的政治活动中,由于面临着豪族大地主的打击和排挤,出身细门孤族的言操站在中小地主阶级的立场上,对那些世家大族及其所崇奉的儒家“礼治”抱有深刻的仇恨,因而在这一时期表现出鲜明的尊法反儒倾向。他一登上政治舞台,就坚定地推行了一条法家的政治路线,大刀阔斧地对豪族大地主采取了严厉的打击政策。由于曹操在当时所执行的路线比较正确,因而战胜了以衰绍为首的大大小小的分裂割据势力的挑战,取得了基本上统一北方的成就。这一时期的曹操,不愧是一个反儒尊法的英雄。但在曹操政治活动的后期,随着统治地位的稳定,豪族地主势力的上升,便逐步由尊法反儒变为“儒表法里”。这就是曹所谓的“夫治定之化,以礼为首”。他还借助于儒家的天命观,为自己能做“周文王”而制造舆论。白璧微瑕,令人惋惜。
其实,即使是在曹操的前期法家思想中,也好比灿灿发光的金子中掺杂着沙子一样,往往在一定程度上包含着儒家思想的杂质。比如,他一方面站在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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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论的立场上,公开声称不信天命之事,反对儒家的天命观,另一方面又摆脱不了有神论的羁绊,竟相信了“祭神如神在”的儒家鬼话;一方面对儒家的“礼治”抱有深刻的仇恨,力主以“法治”兼天下,另一方面又留恋于儒家那套虚伪的仁义礼让之风。从政治上看,曹澡一方面在打击豪强、实现统一的事业中作出了不少贡献,另一方面却又留下了镇压黄巾农民起义这个不可抹煞的污点。可见,不但曹操一生的前期、后期是可以分析的,就是曹操的前期政治活动也可以进一步作分析。
曹操后期的政治倾向虽然较前期具有不同的特点,但其基本倾向仍是尊法反儒的。所谓“儒表法里”,尊儒是假象,尊法才是本质。我们必须透过现象看本质,而不能光抓现象丢掉本质。比如,曹操后期在他的帷幄里,搜罗了不少儒生方士,这并不是因为他喜欢这些儒生,而只是一种手段,目的是为了把他们集中到自己的麾下管起来,省得他们跑到外面给他捣乱。事实也是这样。公元二0八年,就爆发了曹操杀大儒孔融事件。这件事从表面上看,他是借用儒家“不孝”的名义来杀的。其实,曹操又哪里是讲“孝”的呢?他在公元二一七年下的“举贤勿拘品行令”中,就明确提出要录用“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的人。曹操主张“禁厚葬”,推行薄葬,也是他反对孝的一个明显例证。讲孝,那只是他用来对付反对自己的儒生。所以,曹操杀孔融,实际上是一次“坑儒”事件。对这件事,鲁迅是很有眼力的,他就看出“魏晋时所谓崇奉礼教,是用以自利,那崇奉也不过偶然崇奉,如曹操杀孔融,司马懿杀嵇康,都是因为他们和不孝有关,但实在曹操、司马懿何尝是著名的孝子,不过将这个名义,加罪于反对自己的人罢了”。又如,曹操的晚期,虽然悠悠然想当周文王,但从他所写的诗来看,“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还是保持着法家那种生气勃勃的进取精神和政治抱负,英气仍然不减当年。因此,从曹操后期的活动来看,虽然儒家思想的色彩浓厚了,但毕竟还是个法家,而且是个大法家。至于综观曹操一生的政治活动,更应当承认他是个了不起的法家。
曹操是法家,他的对立面是否就都是儒家呢?不一定。他们可以是儒家,若袁绍,也可以不是儒家,若刘备、孙权。就拿刘备和孙权来说,他们和曹操多年来一直兵戎相见,算得上是曹操政治上、军事上的劲敌。但是,能因此而断定他们是儒家吗?显然不能。刘备和孙权为了在他们统治的区域内完成统一并进而求得统一全国,所推行的也都是法家的路线和政策。孙权实行了屯田的耕战政策和用人注重才能的法家路线,对我国的东南地区进行了开发。刘备在临终的遗诏中勉励其子读《申》、《韩》、《管子》、《商君书》等法家著作,说是“益人意智”,可见他真正坚持的也是法家思想。刘备和诸葛亮治蜀国,总结和汲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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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前汉实行法家路线而“兴隆”、后汉实行儒家路线而“倾颓”的历史经验,励行法治。从他们要求实现统一、打击豪强这一点上看,无疑都不愧为法家人物。曹操、孙权、刘备就思想路线上来说,基本上是一致的,这是三人的相通之处。难怪曹操对于刘、孙两人颇有英雄知己之感。“生子当如孙仲谋”,这就是曹操对孙权的肯定。“天下英雄惟使君与操耳!”这反映了曹操承认刘备是个了不起的人物,当以英雄相称。曹操、孙权、刘备虽然都是法家,但他们相互之间却难免不发生冲突。这又是什么原因呢?其实,说怪也不怪,在地主阶级内部从来就是党同伐异的。曹、刘、孙三人尽管都代表中小地主阶级的利益,但又分别代表了不同政治集团的利益:曹操代表中原地区的地主政治集团,刘备代表荆襄地区的地主政治集团,孙权则代表了江南地区的地主政治集团。地主阶级内部的这三个小山头分别代表着不同地区政治集团的利益。他们都要求国家的统一,但又各自认为应当由自己这个政治集团来统一全国,这就决定了他们之间必然要争权夺利,互相争斗。当他们在共同向凉州大地主头子董卓为代表的军阀集团作斗争时,有可能取得暂时的联合;而当大地主军阀集团的威胁基本解除后,他们之间的矛盾便上升到主要地位,就又处于相互争斗的境地之中,甚至最后只能用战争来解决问题。同时,由于这种争斗的孰胜孰负,往往决定于谁对法家路线推行得更彻底些,因此,他们之间的这种斗争,就其主要方面看,又在一定程度上进一步推动了法家路线的贯彻和胜利。
从历史上看,也同样地不乏其例。战国时期,秦国成为新兴地主阶级的政治中心。秦为了统一六国而发动战争,是为了贯彻和推行法家路线,但作为秦国的对立面的也未必都是儒家。屈原即是其中一个。当时,屈原站在楚国新兴地主阶级的立场上,不愿坐视楚国为秦国所兼并,坚决主张联齐抗秦,保卫楚国。我们不能以此否定屈原是个法家。从思想上看,屈原要求变法革新的思想,同秦国的法家商鞅等人的变法思想基本上是一脉相承的。况且,楚国如果变法彻底的话,同样有可能充当秦国的角色来统一六国。所以,我们在肯定秦国的同时,就不能简单地否定屈原;同样地,在肯定曹操是法家的同时,也不能简单地否定其对立面刘备和孙权。那种“非此即彼”或者“非彼即此”的观点,形而上学的气味颇浓,同辩证法是格格不入的。
曹操、刘备、孙权虽然都是法家,但却又不能等量齐观。有比较才能鉴别。刘备和孙权同曹操相比,无论在政治上和军事上都毕竞略逊一筹。他们对法家路线的贯彻执行都不如曹操来得坚决和彻底。曹操在打击中原地区的豪强大族时,公开颁布了“重(禁)豪强兼并之法”,对于代表豪族利益制造舆论的儒家势力,如边让、孔融之流,实行了严厉的镇压。而刘备、诸葛亮在打击豪强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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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不那么坚决和彻底。他们一方面限制和压抑豪强的兼并,另一方面为了争取大地主的支持,又部分地满足和保护了大地主的利益。如对来敏这样一个代表名门豪族利益的儒生,就一再对他采取了宽容态度。究其原因,是由于刘备在少年时曾求学于名儒卢植,受孔孟之道的影响较深,多年来的颠沛流离,使他逐步抛弃了儒家的影响,但毕竟不彻底,没有最后洗刷千净身上的儒气。至于孙权,就又不如刘备了。他对江南大族来、张、顾、陆基本上采取了包容庇护的妥协政策,在打击豪强的程度上远不如曹、刘两人。而这又反过来影响了他在政治上思想上满足于偏安江南。三人湘比,曹操无疑是其中的佼佼者。曹操所处的是中央朝廷统治地区,东汉末代旧统治集团的人物比较集中,豪族大地主的势力也很强大,反动儒生的活动自然也比较猖獗。曹操处在矛盾斗争的旋涡中,首当其冲,比较敏锐地感觉到儒法斗争的尖锐性,因此不仅在推行法家路线和措施方面比较坚决,而且也特别重视上层建筑的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他不仅懂得打仗,而且懂得文学,重视意识形态。他在改造乐府歌辞方面,就很有一番成就,而且对于诗文都能创作、批评,加以提倡鼓励。“彬彬之盛,大备于时”,在当时具有很大影响。曹操在文学史上享有较高的名望和地位,鲁迅曾给予他高度的评价:“曹操本人,就是一位改造文章的祖师。”由此看来,曹操的作为和影响,显然要比其他两人更大一些。后来西晋的全国统一政权就是在魏国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
曹、刘、孙三人尽管各有其不同的特点,但他们对农民起义力量都同样地抱着敌视的态度。曹操一手镇压了十万余众的黑山农民义军和青州三十万黄巾军;刘备参与了大豪族皇甫嵩之流对以张角为首的二十余万黄巾军的血腥镇压;孙权呢,从其父亲孙坚到其兄孙策和他自己,父子两代三人都是镇压江南一带农民起义军的老手。在镇压黄巾农民起义过程中,曹、刘、孙三方结成了反动的同盟军。从他们这些共同的特点来看,打击豪族大地主集团,属于其共同的进步的一面;镇压黄巾农民起义军则属于其共同的反动的一面。这种特点,归根到底,是由当时中小地主阶级所处的阶级地位所决定的。
从分析三国时期的法家人物可以看出,要对历史人物作出正确的评价,必须具体分析,恰如其分地指出他们所起的历史作用。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无产阶级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阶级,为了完成本阶级的历史使命,就要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认真总结历史上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经验,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服务。这就是我们对待历史人物应有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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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历史上儒家对妇女的迫害
孙乐英陆丽芬
在我国历史上,孔学一向是迫害广大人民,特别是广大妇女的凶手。在批林批孔继续深入发展的今天,进一步批判儒家迫害妇女的罪行,对于肃清孔孟之道在妇女问题上的余毒,同旧的传统观念彻底决裂,具有很大意义。
知女受迫害,男女不平等,这是自人类社会出现私有制和阶级分化后出现的社会现象。在原始社会,妇女同男子一样参加生产劳动,一样分享劳动的果实,男女的地位是平等的。在以妇女为氏族中心的母系社会,“民知有母而不知有父”,妇女的社会地位很高,中国古代女娲氏炼石补天的神话,就反映了当时人们对妇女的尊崇。可是,随着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出现了私有制,出现了一夫一妻制的家庭,进入了奴隶制社会。在奴隶制社会中,奴隶必须绝对地服从奴隶主的统治。这种阶级之间的不平等反映在两性关系上,就是男女不平等。正如马克思指出的:“现代家庭在萌芽时,不仅包含着奴隶制,而且也包含着农奴制”。丈夫在家庭中占据比妻子更重要的地位,而妻子则被贬低,被奴役。“妻子除生育子女以外,不过是一个婢女的头领而已”。
孔学是我国奴隶制向封建制转变时期出现的奴隶主阶级意识形态。它为了维护崩溃中的奴隶制度,提出了一整套镇压和迫害妇女的伦理道德准则,并
十乙
在封建社会中经过历代儒家之徒的加工改造而益形完善,成为广大妇女的精神枷锁。历史证明:当孔学的地位被越抬越高的时侯,中国妇女的地位也就越来越低,两者形成了一个鲜明的反比。
儒家的祖师爷孔丘是迫害妇女的元凶。他为了复辟西周奴隶制,推行“克己复礼”的反动政治路线,极力宣扬男尊女卑,鼓吹什么“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妇人,伏于人也”等谬论。到了战国时期,孟轲又提出什么“男女授受不亲”、“夫妇有别”,“以顺为正者,妾妇之道也”。他们这些谬论,是历代儒家迫害妇女的反动理论基础。但是,由于当时正处于新兴地主阶级逐步战胜没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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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奴隶主阶级的社会大变革时期,孔丘这套迫害妇女的反动理论得不到多少人的理睬,在社会上的影响极其有限。《周礼》记载:“以仲春之月会男女,是月也,奔者不禁”。可见,当时男女谈恋爱还是自由的。
在封建社会中,孔学的那套迫害妇女的伦理道德准则,随着儒家地位的不断升高,逐步形成为封建旧礼教。毛主席指出:“政权、族权、神权、夫权,代表了全部封建宗法的思想和制度,是束缚中国人民特别是农民的四条极大的绳索。”历代儒家之徒根据封建宗法制度的需要,对孔孟所提出的那些歧视妇女的观点不断加以改造和发展,使之成为地主阶级政权的重要支柱。在汉代,董仲舒就根据孔孟之道,系统地提出了“三纲”(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五常”(仁、义、礼、智、信)的反动理论。“夫为妻纲”被列为三纲之一,这就正式把夫权与族权、政权、神权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成为四根束缚中国广大农民的粗大绳索。
汉代的儒家虽然提出了系统的封建礼法制度,但儒家在当时是并不很行时的。汉高祖、吕后、文帝、景帝、武帝推行的都是法家路线,男尊女卑的界限还不那么严格,妇女再嫁和自由恋爱在社会上也是被允许的。西汉时四川的卓文君是个寡妇,就曾违背父命和司马相如一起私奔出走,最后夫妇两人还一起公然回到成都街上卖酒。这不正是同孔老二开了一个不大不小的玩笑吗?后汉有个班昭,她是《汉书》编纂者班固的妹妹,此人甘心做妇女中执行封建礼法的带头羊,应汉和帝之召,编了一部《女诫》,这是最早的一部《女儿经》。但尽管如此,汉末三国时期大文学家蔡邕的女儿蔡文姬,在当了寡妇后被匈奴掳去,又养了两个儿子。后来曹操想到蔡邕年老无嗣,就以重金把文姬赎了回来,并把她嫁给一个叫董祀的人作妻,当时也没有人提出什么非议,史官还替地在正史里立传,可见当时是不讲什么“从一而终”的。就从当时的皇室来看,也不讲什么“门当户对”。汉武帝娶了个歌舞奴隶卫子夫作皇后,后来还把自己的姐姐平阳公主嫁给了奴隶出身的大将军卫青。后汉的第一代皇帝刘秀也曾经为他的新寡的姐姐阳湖公主筹划再嫁。阳湖公主看上了宋弘,刘秀便急急忙忙引见宋弘,并叫他姐姐坐在屏后听消息。刘秀满脸推笑地对宋弘说:“贵易交,富易妻,人情乎?”一心想启发宋弘与原来的妻子离婚。不料宋弘回答:“贫贱之交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皇帝碰了一鼻子灰,只得对屏后的公主说:“这桩婚事吹了!”孔学在后汉是地位开始逐步被抬高的时侯,但从公主可以改嫁这件事来看,当时孔学对妇女的统治还不那么严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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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以来,孔子被戴上了“文宣王”之类的头衔,越来越被拾高到了吓人的高度。随着封建统治者的尊孔崇儒,对妇女的迫害也就越来越严重。什么溺婴、妓女、宫女、多妻、纳妾等越来越盛行,严重地从肉体和精神两个方面摧残着妇女。儒家之徒为了鼓吹“男尊女卑”,宣扬“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反动理论。妇女生育时,养个儿子叫“弄璋之喜”,养个女儿就只能称做“弄瓦之喜”,把妇女看成象瓦片一样地可以丢来丢去。儒家之徒还鼓吹什么“生女如鼠”,“生女三日,卧之床下”,总之,妇女一出娘肚子起,就该低人一等。在这种社会风气的支配下,溺死女婴的现象也就普遍出现了。
孔学所提倡的封建伦理道德是压迫者的道德。儒家之徒是一批极端虚伪无耻的两面派,他们一方面鼓吹什么“男女授受不亲”,妇女要“从一而终”,守贞节;另一方面却玩妓娶妾,荒淫无耻,做尽了坏事。唐朝的韩愈是个有名的道学家,到处替那些官僚写奉承死人的文章,骗了钱来却在家里养歌妓。至于作为地主阶级总头子的皇帝那就更不用说了。据说隋炀帝时有宫女三千,以后历代的皇帝中甚至有多到四五千的。皇宫是整个地主阶级腐朽糜烂生活的
一个缩影。唐朝诗人白居易在《上阳人》中写道:“玄宗末岁初选入,入时十六今六十”。对于官女来说,皇宫是牢狱,是活地狱。其实,在封建社会中,大大小小的地主庄院,无一不是皇官的雏型,其中摆设着形形色色的人肉筵席,而农民的女儿则被那些脑满肠肥的地主们慢条斯理地咀嚼着,享用着。四川大地主刘文彩的庄院,就是一个活生生的证据。然而,同宋代相比,唐朝的妇女还算是有着一定程度的自由的。武则天当皇帝,就是对儒家男尊女卑的一个有力批判。鲁迅就说过:“武则天做皇帝,谁敢说‘男尊女卑’?”据《新唐书》记载,仅公主改嫁的就有三十三人之多。武则天的女儿太平公主曾经再嫁。儒家卫道者韩愈的女儿也曾经改嫁,而韩愈也并没因此而提出要求与女儿断绝父女关系。这些都说明了,当时社会上还是允许女子再嫁的。
宋朝是我国封建社会进入下坡路而日益衰落的转折时期。反动统治阶级为了维护摇摇欲坠的统治,竭力加强和提高孔学的地位,把程朱理学奉为官方思想。在妇女问题上,更是狂热地鼓吹节烈观。然而,其间有一个发展的过程。在宋朝前期,宋仁宗时的范仲淹就允许寡妇再嫁,他自己曾因母亲改嫁而改为朱姓;儿子死去了,也不强迫媳妇守募,而把她嫁给了自己的门生。法家王安石也不理睬儒家“从一而终”的说教,曾经为自己的媳妇择婿改嫁。可是,随着理学家们的逐步得势,孔老二的地位越抬越高,鼓吹节烈之声也就愈喊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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烈。宋朝理学家程颐、朱熹所竭力鼓吹的“俄死事小,失节事大”,就是反动统治者用来迫害妇女的一把“割头不觉死”的软刀子。正如鲁迅指出的:“由汉至唐也并没有鼓吹节烈。直到宋朝,那一班‘业儒'才说出‘俄死事小,失节事大’的话”,而那时“正是‘人心日下,国将不国'的时候”。反动统治阶级愈是走向没落,便愈要宣扬孔孟之道。在今天,莫斯科的苏修叛徒集团,台湾的蒋介石匪帮,无一不是如此。宋、明以来,反动统治阶级在全国各地为所谓节女、烈妇树立了大批贞节牌坊,规定过牌坊时“文官下轿,武官下马”,看起来对妇女煞是尊敬。其实,抬高的目的正是为了“捧杀”,贞节牌坊越树越多,妇女脖子上的绳索也就越勒越紧。丈夫活着,妻子要守节,一切服从丈夫。丈夫死了,妻子不能再嫁人,甚至还要跟着丈夫一起死。正如恩格斯指出的:“妻子便落在丈夫的绝对权力之下了;即使打死了她,那也不过是行使他的权利罢了”。清初小说《儒林外史》中,就记载了一个烈妇殉夫的故事。儒生王玉辉的女儿出嫁不久,丈夫暴病死去。王玉辉依照“三从四德”的儒家教义,极力怂恿女儿绝食殉夫。女儿活活饿死后,他竟仰天大笑,连声赞曰:“死得好!死得好!”那些知县、儒生也纷纷到灵前拜莫,请旌烈妇,称赞王玉辉“生这样好女儿,为伦纪生色”。
无形的枷锁比有形的枷锁更坚固。孔学在精神上对妇女的摧残要比在肉体上的摧残更残酷。在封建社会中,不少妇女在思想上受了孔孟之道的毒害,往往心甘情愿充当旧礼教的牺牲品。五代时有一个寡妇,在送丈夫灵柩返家的路上,在旅馆里同人口角,手臂被推了一下,她就拿起刀来把这只手臂给砍掉了。别人问她为什么作出这样的傻事,她竟回答说:“若不砍了这手,就被男人污了”。难怪清代的戴震气愤地指出:“以法杀人,人犹怜之;以理杀人,其谁怜之?”因此,贞节牌坊是建立在历代妇女的累累白骨之上的。它凝聚着中国妇女世世代代诉说不尽的血泪冤仇,是历史上儒家迫害妇女的有力见证。哪里有压迫,那里就有反抗。儒家对妇女迫害的过程,也就是广大劳动妇女反对儒家迫害的激烈斗争的过程。劳动妇女从来就是一支极大的革命力量。在人类历史上,被压迫者的任何一次伟大的运动都少不了劳动妇女的参加。在封建社会里,广大劳动妇女反对儒家迫害的斗争是同农民起义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是农民起义斗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历史上大小数百次农民起义,无不有受剥削压迫最深的劳动妇女的参加。西汉的赤眉起义,就是由妇女吕母领导的农民起义开始的。隋末农民起义军中有一支队伍,是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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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文相同他母亲霍氏领导的。他们到处焚毁儒家经书,对孔学进行了一次大扫荡。唐初妇女陈硕真在浙江发动农民起义,自称文佳皇帝。这是对男尊女卑、“君权神授”的有力批判。北宋末年方腊领导农民起义,他的妹妹方百花在起义军中是个重要将领,后来还做了元帅。南宋末年从山东爆发的杨安儿、杨抄真兄妹领导的红袄军起义,直捣曲阜,火烧孔庙,吓得孔老二后裔“衍圣公”仓皇逃命。明朝永乐年间有妇女唐赛儿领导的山东农民起义,清初有部叫《女仙外史》的小说,就不得不承认唐赛儿所领导的起义军所向披靡,打得明朝统治者狼狈不堪。中国近代的太平天国革命,妇女参加的就更多了。太平军中有女军、女将,一直站在斗争的最前线,英勇杀敌,屡败清军。太平军提倡男女平等,禁娼妓,禁缠足,禁止买卖婚烟,狠狠打击了孔学这具精神枷锁。男女在封建社会中不平等,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依然不平等。资本主义社会的一切事物都带有商品的烙印。资产阶级撕破了封建社会家庭关系上所笼罩的温情脉脉的纱幕,把这种关系化成了赤裸裸的金钱关系。在中国,由于资产阶级在政治上、经济上同封建势力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资产阶级没有也不可能彻底地反对封建文化。中国资产阶级的文化思想,从来就夹着许多封建余毒在内,也不可能真正解决男女不平等的问题。真正的男女平等,只有通过无产阶级革命才能实现。经过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使我国社会制度发生了根本变化,广大劳动妇女得到了真正解放。她们的聪明才智,她们的革命积极性,都得到了充分的发挥。正如毛主席指出的:“时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样。男同志能办到的事情,女同志也能办到。”今天,女同志和男同志同样地参加三大革命斗争的实践,从天上到地下,从高原到海洋,从领导到群众,妇女在各种不同的岗位上都发挥了半边天的作用。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了伟大胜利的今天,我国妇女虽然在政治、经济上都得到了解放,但是,阶级斗争仍然存在,在意识形态领域内同孔孟之道以及旧的传统观念的斗争也仍然没有结束。聘礼、婚宴之类的陋习在一些人中颇为盛行,即是一例。因此,在妇女问题上批判孔孟之道,批判旧的传统观念,这是一个长期的战斗任务。无论是男同志或女同志,都要肃清自己头脑中孔孟之道的反动影响。毛主席早在三十六年前就发出号召:“须要与轻视妇女运动的观念作斗争,因为他们看不出妇女的作用,忽视妇女在革命中的伟大力量。”我们必领把妇女问题同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把它作为继续深入批林批孔的一项重要内容来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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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皇帝武具y天
《儒法斗争史话》选载之一
胡申生冯丹枫黄龙珍
“武则天做皇帝,谁敢说男尊女卑'?”这是伟大的革命家鲁迅对中国历史上女皇帝武则天的高度评价。
武则天(公元六二四一七○五年),名盟,出身寒门庶族。十四岁被唐太宗李世民召为才人。唐太宗死后,出家为尼。六五四年,唐高宗李治把她复召进宫,册封为昭仪。第
二年,被立为皇后。六九○年,亲自登基做了皇帝。武则天是唐初庶族地主集团拥立的法家当权派。在她当权的将近半个世纪的岁月中,坚持推行法家路线,一直遭到大地主顽固势力的拚死反抗。武则天是在儒法两条路线的激烈斗争中成长起来的一位杰出的尊法反儒女政治家。
公元六四九年,推行法家路线的唐太宗李世民去世。唐太宗在位的时候,曾经采取了
一些措施,对士族大地主势力进行打击,但是他在这方面还做得不够彻底,特别是对那些随李渊起兵的关陇贵族,不但没有给予打击,相反还依靠了其中一批力量。因此,等到年轻的高宗李治继位,这批大地主顽固势力就蠢蠢欲动,妄图改变唐太宗的法家路线,复辟士族大地主垄断政治的局面。这样,在围绕着要不要继续建立和巩固庶族地主统治的问题上,庶族地主同以关陇贵族为代表的大地主集团展开了极为尖锐的斗争。
唐高宗李治,史称“薄于儒术,尤重文史”,是一个具有尊法反儒倾向的皇帝。在他执政的头儿年,大权基本上掌握在士族贵戚长孙无忌和顾命老臣褚遂良等人的手中。这些人同出身于豪门贵族的王皇后串通一气,在朝内形成了一股很大的保守力量。为了摆脱豪门土族左右朝政的不利局面,继续唐太宗的法家路线,唐高宗很希望找到一个好的帮手。这样,他就很自然地看中了“素多智计,兼涉文史”的武则天。在庶族地主代表李勣、许敬宗、李义府等人的支持下,高宗决心废去王皇后,改立武则天做皇后。高宗的这一决定,在朝内引起了轩然大波。士族大地主保守集团意识到废去王皇后是一个不祥的征兆;而让出身低微的武则天当上皇后,对他们更是个严重的威胁。于是,他们蝇营狗苟地聚在
一起“私议其事”,哀叹大祸“必由此始”;经过密谋策划,他们决心不顾一切,倾巢而出,在高宗面前“以死争之”,反对把武则天立为皇后。
这一天,在朝廷的内殿里气氛非同往常,大有剑拔弩张之势。以长孙无忌和褚遂良为。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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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的一群大地主顽固派,在高宗面前,搬出陈腐的门阀观念,七嘴八舌地叫嚷:什么王皇后出身“名家”,“岂可轻废”;什么“陛下必欲易后,请择令族,何必武氏?”这些家伙开口“名家”,闭口“令族”,就是死死抱着一个宗旨:不许“地实寒微”的武则天做皇后!为了达到这个目的,顽固集团的骨干分子韩暖公然在朝廷上借古讽今,把武则天比作殷商的姐已和西周的褒姒,恶毒诅咒武则天是亡国的祸水,并要挟说:如果让武则天做皇后,唐王朝很快就要灭亡了。顽固集团的头月褚遂良眼看费尽口舌仍不管用,就干脆“执笏于殿阶,叩头流血”不止,在殿上大耍无赖,以辞职不干来威胁,冲着高宗大叫:“还陛下笏,乞放归田里”。面对保守势力这股嚣张气焰,庶族地主代表李勣、许敬宗等立即给予有力的回击,厉声向这些家伙喝道:天子改立皇后,“何预诸人事,而妄生异议?”在李勣等支持下,高宗不顾大地主顽固派的百般阻挠,毅然下诏,废王皇后为庶人,正式立武则天为皇后。武则天就是在这样激烈的儒法斗争中大步登上了政治舞台。
恩格斯指出,对于封建社会的王公贵族,“结婚是一种政治行为,是一种借新的联姻来扩大自己势力的机会”。武则天所以能立为皇后,决不是象反动儒生所胡说的什么“入门见嫉,蛾眉不肯让人”,而是一个政治事件,是一场严重的儒法斗争,是庶族地主革新派战胜士族大地主保守势力的一个标志。正因为如此,所以武则天当上皇后以后,没有贪图后宫浮华安逸的生活,而是积极协助高宗处理政事,成为高宗政治上的得力助手。特别是在高宗对武则天“委以政事”后,她更是夙兴夜寐,励精图治,推行了一条坚持革新、反对倒退的法家路线,继续同以长孙无忌、褚遂良为首的大地主顽固派进行了不调和的斗争。她先后罢贬了褚遂良等二十几个大官僚,逼令骄奢跋扈的长孙无忌自杀,有力地打击了士族大地主集团,成为庶族地主集团的最高政治代表,获得了“圣后”的称誉。
但是,一切“衰亡着的东西不愿意轻易地死去,它们要为自己的生存而挣扎,坚持自己腐朽的事业”。在武则天当政时期,大地主顽固势力对武则天的法家路线恨得咬牙切齿。他们或密谋策划于暗室,或散布流言于闾巷,时刻窥测时机,以求一逞。公元六八三年,唐高宗病逝。这些顽固分子自以为天赐良机,不可坐失,组成了以英公徐敬业、中书令裴炎为首的反动联盟,公开举起了反叛的旗号,妄图里应外合,一举推翻以武则天为代表的庶族地主政权。这时,儒法斗争又进入了一个更加尖锐的阶段。
徐敬业是一个野心家。他曾因违法受到武则天的严厉处分。但他不思悔改,怀着“失职怨望,乃谋作乱”,收罗了一批残渣余孽、反动儒生作为党羽。一方面驱使囚徒、工匠从军,拼凑反动武装,另一方面联络中央政权内部执掌要职的阴谋家裴炎为内应,在扬州悍然发动了大规模的武装叛乱。他还雇用文人精心炮制了一篇《讨武曌檄》,对武则天竭尽了诬陷、造谣之能事,发出了“试看今日之域中,竟是谁家之天下”的狂妄叫嚣,气焰嚣张,
不可一世。
九重城外,烟尘飞扬。在朝廷内部,儒法两家对徐敬业武装叛乱的态度壁垒分明。那些代表庶族地主利益的革新派们,坚决站在维护统一的立场上。他们义愤填膺,群情激昂,要求武则天立即派出大军前去镇压叛乱。而以裴炎为首的大地主顽固派,却在朝廷内部造谣生事,推波助澜,充当徐敬业的内应。裴炎这个阴谋家,表面上对武则天唯命是听,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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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里心怀叵测。这次徐敬业起兵叛乱于外,他错误地估计了形势,以为武则天一定会吓得惊惶失措,便赤膊上阵,公开逼迫武则天“返政”下台,真是利令智昏到了极点。武则天面对朝廷内外反动势力的夹攻,昂然挺立,镇定自若。武则天在庶族地主集团强有力的支持下,迅速查清了这次叛乱的真相,揪出了裴炎反革命阴谋集团,审讯以后,立即将裴炎这个士族大地主的代理人斩首示众。然后亲自部署反击叛军的战略战术,派出大将李孝逸率军
三十万“兼程南下”,以摧枯拉朽之势直捣徐敬业的叛乱据点。结果,由徐敬业、裴炎精心策划的这次武装叛乱,前后只支撑了五十几天,便被武则天派出的大军打得人仰马翻,溃不成军。叛军头目徐敬业也同裴炎一样,桌首身死,落得个身败名裂的可耻下场。徐敬业、裴炎一伙的叛乱,虽然嚣张一时,但因为他们推行的是一条分裂倒退的儒家路线,是逆历史潮流而动的,因此,必然是虚弱而短命的。而执行法家路线的武则天政权,则依然是“海内晏然,纤尘不动”,中央政权得到了进一步巩固。
徐敬业、裴炎的武装叛乱虽然被平定了,但斗争并没有停止。武则天为了发展庶族地主掌政的大好形势,进一步在全国范围内进行改革,毅然冲破封建礼教的罗网,罢黜了庸碌无能的唐睿宗李旦,于公元六九○年亲自登位称帝,改唐为周,立称号为“神圣皇帝”。武则天的称帝,是庶族地主战胜士族地主、革新集团战胜保守顽固势力的一个重大标志。
一个妇女敢于坐上皇帝宝座,本身就是对孔孟之道的有力批判。
武周政权的建立,受到了庶族地主的热烈支持,曾有六万余人上表一致表示拥立武则天做皇帝,具有广泛的社会基础。而那些孔孟儒家之徒和大地主顽固派对此是十分仇视的。尽管他们一次一次地遭到庶族地主革新派的沉重打击,但仍一次又一次地死碰乱撞。他们不惜用最恶毒的语言咒骂武则天,说她做皇帝是“尤为非古”,攻击武则天“专恣”,是什么“淫刑之主”。并到处“阴结朝士”,网罗党羽,妄图扼杀新生的武周政权。武则天称帝以后,依然不向大地主集团退让半步,大力推行法治,“挟刑赏之柄以驾御天下”,运用中央集权的国家权力,严厉地慎压了宰相李元素、孙元亨等三十六家“海内名士”,使“亲党连坐流窜者千余人”,再一次挫败了守旧派的阴谋。在庶族地主革新派对士族大地主集团的斗争取得一系列胜利的基础上,武则天继续大刀阔斧地在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各个领域全面推行法家路线。
组织路线是执行政治路线的保证。为了使法家路线得以在全国范围内贯彻落实,武则天首先通过各种渠道,大力扶植中小地主势力,扩大庶族地主的统治势力。她下令修改当时确定人们社会地位的主要依据一《姓氏录》,规定大量的庶族地主可以通过军功或作官等途径,获得很高的社会地位。另外,武则天还采用开科取士的办法,尽力提拔庶族地主人士做官。她诏令内外九品以上的官员甚至百姓都可以自已推荐请求升官或做官,并首创了殿试、武举等,大胆地从社会下层提拔了大批庶族地主出身的官员担任要职。士族大地主集团对武则天不计门第、选拔官吏的做法极度不满,上表攻击武则天的用人路线,胡说什么“今之取人,未试而遽迁”、“故文者治官,则四邪赃汙;武者治军,则庸懦怯弱”,公开要武则天恢复汉魏以来的“九品中正”之法。但武则天对大地主集团的这些攻击根本不去理睬,照旧坚定地推行法家用人路线。一时之间,在武则天周围很快聚集了一批象狄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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杰、张柬之、姚崇、宋璟等有法家倾向的杰出人物,为巩固中央集权和保证国家统一作出了重要贡献。
为了进一步限制、监督顽固保守势力,严防他们颠覆中央集权,武则天又采取了广开言路的革新措施,在朝廷设置“铜匦”作为检举、意见箱,“以受天下密奏”。又设“登闻鼓”,若有紧急情况,无论是谁都可直接前往击鼓,途中费用一律由官方负担,有功的还可得到奖励。武则天采取这些措施,对防止大官僚大地主反动势力的叛乱和篡权活动起了一定作用。
“均露均霜标胜壤,交风交雨列皇畿”,武则天的这两句诗,写出了她对均田制的歌颂和赞美。在经济上,武则天认为“务农则田垦,田垦则粟多,粟多则人富”,和历史上其他法家一样重视农垦。她坚决维护唐初推行的均田制,限制大地主大规模兼并土地,保障一般地主的利益。在她统治时期,社会经济较之以前有了较大发展,全国人口由三百八十万户,增加到六百一十五万户。在对外问题上,武则天坚决抵抗吐蕃、契丹、突厥等贵族武装的侵扰,并收复了碎叶(中亚伊塞克湖西北)等安西四镇,在龟兹设置了安西都护府,巩固了西北边防,打通了曾经一度中断的通向中亚细亚的商路。
武则天在推行法家革新措施中尤为突出的一项,便是提高妇女的社会地位。她创开女科,并让经过女科考核的妇女,三五成群地进入殿内,参加国宴。虽然这并不能改变封建制度的实质,而普通劳动妇女也根本享受不到这样的权利,但妇女赴国宴的创举,毕竟是对“男女有别、国之大节”的一个有力否定。在武则天当政的时候,妇女有在朝中当四品或五品官的,尽管这不可能有什么实权,但客观上却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妇女的社会地位。
在思想政治战线上,武则天十分蔑视代表大地主集团利益的反动儒家。她坚持政事“不问诸儒”,“博士助教,亦多非儒士”,使当时出现了“先王之道,弛废不讲”的局面。崇儒大臣韦嗣立曾上疏武则天,哀叹“国家自永淳以来,二十余载,国家废散,胄子衰缺,时轻儒学之官,莫存章句之选”。他还污蔑以武则天为代表的尊法派是“徒以猛暴相夸,罕能清惠自勗(旭)”,要武则天放弃法家路线,“尊尚师儒,发扬劝奖”。但武则天根本不予理睬,继续对孔孟之徒进行了沉重的打击,坚定地执行了法家路线。
武则天采取的各项革新措施,反映了庶族地主革新集团的利益,沉重地打击了士族地主守旧势力。武则天的反儒色彩远远胜过唐太宗,她推行法家路线也要比唐太宗更加坚决、彻底,这都是她“地实寒微”的阶级地位所决定的。明代法家李贽曾热情称赞武则天“胜高宗十倍,中宗万倍”,高度评价了她的历史功绩。但武则天毕竟是地主阶级的政治家,她在晚年尊崇佛教,追求奢侈享受,并且在打击旧的大地主贵族的同时,又扶植了一批新的大地主贵族。然而,就其一生来看,武则天代表了庶族地主革新集团,顺应历史潮流,勇于革新,敢于战斗,这都是值得肯定的。武则天不愧为我国历史上一位杰出的女政治家。
(本文作者系上海工具厂、永胜金属治炼厂、新海农场的青年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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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家是法家的同盟军
试论公孙龙的“白马非马”说
上海焦化厂劳初
战国末期赵国人公孙龙(约公元前320一前250年),是名家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之
一。名家,又称“辩者”,是以辩论名实问题为中心的一个学派。名实问题是讲概念与事实的关系的。公孙龙著有《白马论》(即“白马非马”说),现存的《公孙龙子》一书(除《迹府》篇外)就是他的著作。过去,他被人说成是诡辩家,尤其是《白马论》这一著作,竟被说成是“臭名昭著”的诡辩论。现在就让我们看看,这篇著作究竟是不是诡辩论?
“白马非马”是讲“一般”与“个别”的关系的
名家,战国时人称“辩者”,如庄子《天下篇》云:“桓团,公孙龙辩者之徒。”什么是“辩者”?顾名思义,就是善于论辩的人。在古希腊,所谓辩证法就是进行谈话和论战的意思。在公孙龙的《白马论》中,研究的是共性和个性的关系。它告诉我们“一般”是和“个别”不同的。什么叫“马”?这个“马”就是一般。有谁见过“一般的马”吗?没有见过。我们只见过具体的马,如大马,小马,公马,母马等各种具体的马。因为“一般的马”是从大马、小马等等各种具体的马身上抽象得来的,是一个概念。关于概念,毛主席教导说:“概念这种东西已经不是事物的现象,不是事物的各个片面,不是它们的外部联系,而是抓着了事物的本质,事物的全体,事物的内部联系了。”毛主席的这个教导,告诉我们概念是在客观事物基础上形成的,但是它和客观具体事物又不是一个东西。因此,“一般的马”并非是具体的马。就这个意义上说,公孙龙的所谓“白马非马”就不是什么诡辩的东西了。请看公孙龙是怎么说的,《白马论》日:
“马者,所以命形也;白者,所以命色也。命色者非命形也。故日:白马非马。”
这里的马是指一切马的特性(白也是指一切白的特性),即是“马者,所以命形也”的形,这个“形”我以为是指马的抽象的特性,就是说指“一般的马”,而不是指马的具体形状。既是“一般的马”,那就不是具体的马了,两者是不同的,所以说“白马非马”。这样就清楚的表明了公孙龙在这里说的是“一般”和“个别”的关系问题,也即是共性和个性的关系,他看到了“一般”和“个别”是有区别的,不能等同。他在另一篇《指物论》的文章中也说到,如“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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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非指,而指非指”,意思是说:“物”无不都有共性,而共性不同于个性。又说:“指也者,天下之所无也;物也者,天下之所有也。”这里的意思就更清楚了:共性不是具体的事物,是感觉不到的,所以是“天下之所无也”,而“物”才是具体的事物。有人问公孙龙说,你既然认为马有了颜色就不是马,但天下又没有不带颜色的马,那么说天下没有马可以吗?(“以马之有色为非马,天下非有无色之马也。天下无马,可乎?”)公孙龙答道:“马固有色,故有白马。使马无色,有马如已耳,安取白马?”这句话的意思是,马是有颜色的,所以有白马。倘使马没有颜色,就取“马”好了,何必还要取“白马”?这里就是承认有具体的白马的。接着他又说道:“故白者非马也。白马者,马与白也,白与马也。故日白马非马也。”这个意思是说,“白”与“马”是两个概念,两个不同概念相结合,就不能说是马。这里清楚地表明了,他是在论证具体的白马并非就是概念的马。虽然他的论据和论证的方法颇特别,但意思还是清楚的。这样,我们就可以弄懂《白马论》是研究概念和事实的关系问题的,也就是研究共性与个性的关系的,其中含有辩证法思想。古今讲辩证法的,确实容易被人误为诡辩或有意被歪曲为诡辩。比如“万物存在又不存在”,“乱子是坏事又是好事”,最初就有人觉得是怪论,认为是诡辩。古代具有辩证法思想的学者,如中国春秋战国时大法家邓析,就被历代反动统治阶级说成是“操两可之说”的诡辩家。究其原因,固然是由于辩证法最早起源于诡辩以及人们对辩证法知识的缺乏;然而最主要的还是由于历来的反动统治阶级,害怕辩证法(那怕是唯心的辩证法),排斥辩证法,因而歪曲和污蔑辩证法为诡辩!
辩证法是辩证法,诡辩是诡辩,两者不能混同。但是古代的辩证法,由于历史人物的阶级局限性,不可能是彻底的,而且往往带有唯心论的成分。战国末期的公孙龙当然也不能例外。他的《白马论》虽然强调了“一般”与“个别”的区别,但没有论述“一般”与“个别”的联系。毛主席教导说:“这种共性,即包含于一切个性之中,无个性即无共性。假如除去
一切个性,还有什么共性呢?”列宁也说:“个别一定与一般相联而存在。一般只能在个别中存在,只能通过个别而存在。”“一般”和“个别”既有区别又有联系,但公孙龙却只强调区别而看不到联系,带有很大程度的片面性。名家是新兴地主阶级的代表,归根到底,他们要受到他们那个阶级的局限性的束缚。
名家是法家的同盟军
公孙龙写《白马论》等著作,目的是为了明确概念与事实的关系。《公孙龙子·迹府》篇中说他:“疾名实之散乱…为守白’之论。”,又说他:“欲推是辩,以正名实,而化天下焉。”这就说明了,他写《白马论》等著作是为了正名实,以达到致治天下的政治目的的。
名家的正名实,主张名称要随着事物的变化而变化,这也就是“知此之非此也,知此之不在此也,则不谓也;知彼之非彼也,知彼之不在彼也,则不谓也。”(《公孙龙子·名实论》)这句意谓:已经知道这个名不是指的这个东西,或知道这个名现在已不指这个东西了,就不要再称这个名了…等等。公孙龙认为,如果“名”的实质已经改变了,而还死抱住旧的“名”不放,这就叫做乱(“不当而当,乱也”);如果“名”的实质处在它所在的位置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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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那就叫做正(“位其所位焉,正也”)。这就是公孙龙一类名家名辩思想的实质。这样,我们就可知道,名家的讲“正名实”是批判儒家的。当时社会在变革的过程中,奴隶社会原有的统治秩序已被打乱,出现了“臣弑君”,“子弑父”,“陪臣执国命”,“庶人议政”等局面。这本来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不容抗拒,然而儒家站在没落奴隶主阶级的立场上,认为这是“犯上作乱”,叫嚷什么:“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妄图用“名”来“正”已经变革了的“实”或正在改变过程中的“实”。法家则针对儒家提出的反动“正名”说,要求打破奴隶制度的传统观念,主张重新正名,以适应当时已经普遍存在的“名”存“实”亡或“名”存“实”已变的状祝。换句话说,即要根据已经变革了的“实”来定“名”,以建立和巩固新的封建制度。当时法家中提出正名问题的如管子:“按实而定名…名实当则治,不当则乱”。商鞅:“故夫名分定,势治之道也,名分不定,势乱之道也”。韩非:“审合形名”,“形名参同,上下和调也”。他们都主张名当实则赏,名不当实则罚。这就是法家和儒家在名实问题上展开的斗争!名家在这个问题上是以法家同盟军的姿态出现的。对于儒家在概念与事实关系间的种种混乱,法家着重从政治上来批判儒家的弄虚作伪,倒行逆施。而名家则着重从概念与事实关系上的混乱来揭露儒家的混乱虚伪,不可为政。名家和法家在名实问题上是一致的:法家讲正名实,是“使是名也,必有是实也”;名家讲正名实,是“使是实也,必有是名也”。两者说法不同,但意思一样。统观公孙龙的“名实”篇的宗旨,他是要“名”随着客观实际的变化而变化。这种思想观点完全适合于变革中的社会,和法家的“世异则事异”的观点相吻合。
综上所述,儒家讲“正名”是为了维护奴隶制度。法家讲正名实,是针对儒家的“正名”,反对复辟倒退。名家讲正名实,是破除奴隶制的传统理论,站在法家一边,同样也是为确立地主阶级的统治而辩护的。这样,名家便成了法家的同盟军。但是法家是当时社会先进思想的代表,面对没落奴隶主阶级,从政治、经济与意识形态各个领域内直接展开了斗争,在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都积累了极其丰富的经验。名家则偏重在名实问题上进行斗争,在实践问题上有所欠缺,同时往往不能提高到政治路线上来认识。所以名家在理论和实践上都远不如法家,影响也远不及法家。虽然如此,关于名实问题毕竟是当时斗争的一个重要方面。因此,把辩论名实问题仅仅看作为诡辩和观念游戏,这是不从当时的阶级关系进行分析而得出的错误论断。
今天,对于进一步弄清概念与事实的关系这个问题,仍然有其现实意义。野心家、阴谋家林彪一伙常常接过革命的口号,颠倒事实以迷惑和欺骗群众,企图达到他们不可告人的目的。因此,我们必须“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借助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这个“显微镜”、“望远镜”,普及、深入、持久地把批林批孔运动开展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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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鼓作气与连续作战
周立安
春秋时名将曹刿曾说过:“夫战,勇气也。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击鼓是当时向敌阵发起进攻的号令。第一次击鼓时,战士士气正盛,必须抓住这个有利时机一下子结束战斗。这就是“一鼓作气”的出典。
战争是流血的政治。革命的人们在战场上应当具有那种一往无前、血战到底的气概。但是,千里之行,始于足下。饭要一口一口地吃,仗要一仗一仗地打,敌人总是一部分一部分地被消灭。因此,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看,从事苹命战争,既要有一鼓作气的猛劲,又要有连续作战的韧劲。这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不可偏废。
流血的政治斗争是如此,不流血的政治斗争也是如此。过去的一年,亿万工农兵群众积极投身于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批林批孔运动,以势如破竹、风扫残云的气势,对林彪的修正主义路线及孔孟之道展开了批判。这作为一个战斗来说,确实取得了很大的胜利。但是,批林批孔运动既然是过去的阶级斗争的继续,就不可能毕全功于一役。批孔比批林更困难些。要把孔孟之道从角角落落、特别是人们的头脑中全部清除出去,确实是一桩极其艰巨的任务。只有普及、深入、持久地进行批判,方能帮助亿万群众增强分清香花和毒草、正确和错误的本领,提高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觉悟。因此,光凭猛劲是决计不够的,还必须要有韧劲。孔孟之道这种腐朽的意识形态,形成既非一朝一夕,要彻底铲除也不是一两次革命浪潮的涤荡所能完成。意识形态领域中阶级斗争的这种特,点,决定了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批判的长期性。列宁曾说:在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过程中,“每个阶段都有其根本不同的斗争情势和特殊的直接攻击目标,每个阶段都可以说是一个总的战役中的个别战斗。”过去的一年中,我们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从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总战役来看,它不过是一次个别战斗,即一出长剧中短短的一幕。要取得总战役的胜利,我们还必须在新的一年里,继续发扬连续作战、猛志常在的韧劲,马不停蹄地进行新的战斗,切切实实抓紧抓好批林批孔。
气可鼓而不可泄。忆去岁,我们通过批林批孔运动,斗出了一派欣欣向荣的大好形势;看今朝,任重而道远,我们必须继续普及、深入、持久地把这场斗争进行下去。批林批孔的革命战鼓,将一鼓、二鼓、三鼓、四鼓地擂下去,一鼓更比一鼓响,革命的气势也将一鼓更比一鼓激昂。这里,摘引一段列宁的语录,作为这篇短文的结束:
“这就是我的命运。连续不断的战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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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毛主席军事著作批判林彪资产阶级军事路线
红军四渡赤水之战
史锋
四渡赤水,是在遵义会议之后,毛主席亲自指挥中央红军进行的一场异乎寻常的机动
灵活的运动战。
遵义会议前,长征途中的工农红军,在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统治下,摆脱不了数
十万敌军的围追堵截,面临着全军覆没的危险。遵义会议确立了毛主席在全党的领导地位,把党的路线转到了马克思主义的正确轨道上。红军又有了毛主席的英明领导,气象顿时一新,迂回穿插于敌人重兵之间,巧妙地调动敌军,使它们处处扑空,处处挨打。四渡赤水之战,为完成伟大的长征奠定了胜利的基础,是我军作战史上的一个光辉典范。
大战娄山关,二进遵义城
一九三五年一月,春天随着红军的脚步来到贵州。十九日,毛主席亲自指挥的中央红军,从遵义出发北上。遵义会议的光芒照得战士们心里亮堂堂,他们沿着大娄山脉的崎岖小路,向川黔边境的赤水疾进。
隔着一座山头,就是公路,蒋介石的反动军队,正在同我们赛跑。蒋介石的嫡系薛岳纵队五个师、周浑元纵队四个师、吴奇伟纵队三个师,从江西跟到了贵州;川、黔、湘、滇四省军阀部队,也在从四面八方向我合围,企图将我军拦截和消灭在长江以南、乌江以北的
黔北山地。
毛主席全局在胸,多谋善断,决定乘敌人尚未实现合围时,指挥红军在泸州与宜宾之间北渡长江,与四方面军会合,建立新的革命根据地。为了实现这个目的,毛主席命令川陕根据地的四方面军以部分兵力积极南下,拖住川军主力,使敌在长江一带兵力空虚,以利于一方面军渡江;命令湘鄂川黔根据地的二、六军团向东出击,箝制敌人于长江下游,策应一、四方面军作战。
从遵义北上的中央红军,以凌厉的攻势,连续击破敌人的拦截,离赤水河越来越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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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水河蜿蜒七百里,是川、黔两省边界的重要水道,也是红军向长江进军途中的一道障碍。渡过赤水河,就迫近了长江南岸。
贵州军阀侯之担,在赤水河畔的土城,以三个团拦截我军。这支反动军队的下级军官和士兵,早在乌江战斗中就被我军打怕了,这时一见我先头部队两个营一声呐喊冲到了他们的山脚下,他们心慌腿软,掉头就跑,整营整团象水泻一样溃败下去,逃过赤水河,在对岸山坡上象一堆粪蛆一样蠕动着。我们一阵机枪扫过去,敌人就成片地翻滚下来。后来,这个在红军手下连吃败仗的反动军阀侯之担,因“剿匪不力,迭失名城”等罪名受到蒋介石的处分。二十六日,我军另一部在土城附近激战一昼夜,击退了川军的所谓“模范师”。二
十八日,我军又打败了另一股增援的川军,胜利渡过了赤水河,进抵离长江仅儿十里的四川叙永,积极准备渡江。
这时,敌情发生了变化。由于在四方面军工作的张国焘抗拒中央命令,不仅不向南进攻以吸引川军主力,反而放下川军不打而率师北上陕南,以致四川军阀刘湘能集中三十六个团封锁长江,全力堵击我中央红军入川。吴奇伟纵队和湘、黔、滇军各三个师分别从东、南、西南方向向我压来,再一次形成大包围。
毛主席分析了敌情,认为继续北上硬攻,就正适合敌人的战略要求。于是改变原定的渡江计划,命令部队西进敌人设防空虚的云南省扎西(今威信)一带,把敌人甩在后面。我军在扎西地区再一次进行短期休整,大力开展群众工作,扩大红军三千多人,声威大振。蒋介石急调各路部队拚命来包围扎西地区,又造成后方空虚。特别是在桐梓、遵义间的贵州军阀王家烈的部队,都是既背钢枪又背鸦片烟枪的“双枪兵”,是最薄弱的一环。二月十
一日,毛主席决定“避实击虚”,暂时放弃北渡长江的计划,毅然指挥红军回过头来经古蔺东指桐梓、遵义。等到敌人弄清我全军东进时,已被我远远地抛在长江沿岸了。
我军分左、右两路回师赤水河。左路先头部队从二郎滩抢渡过河,背水迎敌,把沿河筑垒阻击我军的敌两个团打得落花流水。右路大军也胜利地从太平渡架浮桥二渡赤水河。两支劲旅分进合击,直指桐梓、娄山关。
二十四日,我军占领桐梓。王家烈慌忙赶到遵义“督剿”,把两个师布置在遵义与桐梓之间,凭险固守娄山关。娄山关雄踞娄山山脉的最高峰,周围山峰如剑,直插云霄,中间是
十步一弯、八步一拐的公路,真所谓“-一夫当关,万夫莫开”,是兵家必争之地。夺取了娄山关,遵义就无险可守,成为囊中之物。二十六日,中央军委命令一部主力正面猛攻,一部主力迂回两翼包围,集中全力夺取娄山关。我军乘先占山头的敌人立足未稳,飞速向娄山关左侧的制高点一点金山冲击。轻机枪射向敌人工事,手榴弹在敌人头顶上开了花,霎时间,敌军阵地烟雾弥天,我红色战士端起光亮耀眼的刺刀杀退敌军,占领了点金山。敌军死守娄山关并在各要点加修工事,连续向我军射击。将近黄昏,我军在密集的炮火掩护下,拿下儿座山头,敌人败退了。接着,增援的敌军又反攻上来,经过四次反复冲杀,并击毙一个敌军督战旅长,使敌阵一片混乱。我军随即猛攻,占领了娄山关。
攻克娄山关之后,我军乘胜追击,二十七日傍晚,兵临遵义城下。这时,从桐梓、娄山关败退的王家烈以一部分残余部队在遵义新旧两城,用大石堵塞新城城门,凭借湘江拒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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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农红军四渡赤水战役经过要图
1935年1月一1935年5月
红军长征路线
湖
北
红军佯攻路线
国民党军队
国民党军队移动方向
四
湖
叙永
水
鸭
风坝
真军
岳部
0芷江
南
贵
州
1935,5.
车渡
清贵阳
龙里
驿江
安顺0+一岳部
定港
龙街
元谋
紫云
军
武是
明
南
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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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城。我军锐不可当,很快爬上新城城楼打垮了守军,在城内群众的支授下,迅速歼灭城内守兵,完全占领新城。入夜,我军又涉水过河,爬上旧城城墙,抢占敌人的三个碉堡和八挺机枪组成的阵地,控制了整个遵义老城。王家烈把两个师丢得一千二净,只带着少数随从和残卒仓皇出逃,极为狼狈。
当我军再攻遵义时,蒋介石急令周浑元、吴奇伟两纵队远途驰援。毛主席决定乘我娄山关大捷的军威,打掉敌人的援兵。二十八日拂晓,军委命令一、三军团各派一团兵力分两路向懒板凳、鸭溪方向迎敌。规定:中途遇敌后,采取宽正面的运动防御战术,节节抵抗,将敌人引至遵义城外,构筑工事,依山固守,坚决把敌人揪住,以利我主力从两侧突击歼敌。中午,我军即与吴奇伟的两个师激战于遵义城南的红花岗一带,反复争夺老鸦山制高点。黄昏时,我军全线反击,霎时军号声四起,山鸣谷应,敌人陷入我军包围。敌司令部所在地忠庄铺被我攻占,吴奇伟向懒板凳方向逃跑,敌军慌乱动摇。我军从红花岗居高临下,猛冲下去。敌人象茅坑内的蛆虫一样,蒙头转向,到处乱撞,漫山遍野都是溃兵,连我军后勤人员和伤病员都抓到很多俘虏。就这样,我军一直追到乌江北岸。吴奇伟逃过乌江之后,眼看红军快要追到,保命要紧,也就顾不得余部,立即砍断浮桥索链,使尚未渡江的一千八百多人以及大批辎重武器,完全被我俘获。
从二渡赤水河到再占遵义城,共歼敌二十个团,缴获很多。这是中央红军长征以来第
一个大胜仗。它提高了红军在川、湘、云、贵四省的威望,也减轻了二、六军团的困难,鼓舞了各根据地广大军民的斗志。各军团分别举行了隆重的大会,庆祝我军大捷,颂扬毛主席战略方针的胜利。广大指战员回顾长征初期,在王明路线统治下,只走不打,处处受制于敌,每天都被狗咬着的被动局面,再对照遵义会议以来,在毛主席军事路线指引下,走得利索,打得漂亮,节节胜利的情景,衷心感到“这是毛主席运动战的灵验啊”!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红军指战员们满怀着胜利的信心,又继续战斗了。
迂回甩敌,再破乌江天险
我军突破敌人的围追之后,要转移到新的地区建立革命根据地,摆脱被动局面,恢复主动地位,斗争还是极为艰巨的。被敌逼迫到被动地位的事是常有的,重要的是要迅速地恢复主动地位。
大战娄山关,再占遵义城,吓破了敌军的狗胆,也使蒋介石更加坐立不安。这个志大才疏的大独裁者,认为走狗们不行,必须“御驾亲征”,于是怒气冲冲地在三月二日飞到重庆,亲自“督剿”。他搬出第五次“围剿”的老法宝一碉堡主义,调兵遣将,采取碉堡推进、步步为营的故伎,妄图围歼我军。毛主席洞察其奸,将计就计,故意在遵义地区徘徊寻敌,诱使敌人更多的围集,以利我军摆脱强敌尾追。按照毛主席的指示,我军一部在遵义、桐梓间挡住北面之敌;主力则在遵义以西的鸭溪、枫香坝、白腊坎一带寻敌作战。蒋介石摸不清我军的战略意图,错误地估计我军“大的方针未定”,认为此地多横断山脉,大部队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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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集中,我军只能“化整为零,去打游击”,围歼我军的时机已到,于是进一步命令敌军向遵义地区逼进。这正适合了毛主席的战略意图。十一日,毛主席率领红军甩开敌人西进,十
五日占领了仁怀(今中枢)。十六日,由茅台三渡赤水河,再入川南。这时,蒋介石堡垒主义的美梦落空,以为我军又要北渡长江,慌忙重新部署,急调薛岳部到川南堵击,严令川军在叙永一带固守,并组织川、黔、湘及吴奇伟、周浑元等部组成五路纵队,从桐梓以北齐头向仁怀一带压过来,又调滇军从毕节尾追。同时,在遵义以西、赤水河以东地区大筑碉堡群,布成大包围圈,妄图使我军“自投罗网”,“一网打尽”。
当敌人的部署将成未成之际,我军以一个团伪装主力,继续向川南古蔺、叙永方向前进,迷惑敌人。我主力则乘敌人后方空虚,回师东进。二十一日,在茅台西北的太平渡第
四次渡过赤水河,于数十万敌军的空隙间穿插急进,再经枫香坝到达乌江北岸,把尾追的敌人全部甩在后边。
天险乌江又一次拦在红军面前,江面水流湍急,对岸是百尺悬崖,敌人就扼守在悬崖上。二十九日午夜,狂风大作,雷雨交加,江水咆哮。我先遣团一个排在风雨掩护下乘坐竹筏悄然到达对岸,攀着野藤飞身上崖,消灭了敌守军,控制了渡口。天亮后,迅速渡完了
一个师。三十一日,除红九军团奉命留在鸟江北岸以迷惑和牵制敌人外,我大军主力在多处架设浮桥过了乌江,浩浩荡荡向贵阳方向长驱直进。
毛主席的灵活机动的运动战术,弄得蒋介石晕头转向,处处被动,连连挨打。儿十万人马被我丢在乌江以北地区,宣告了蒋介石坐镇重庆“督剿”的失败。二十四日,蒋介石又急忙飞到贵阳,去“亲自部署”,“统一指挥”。当然,其结果,仍然只能是把主力“集中”起来,听从毛主席的调遣。
徉攻贵阳、昆明,巧渡金沙江
由于乌江以南的敌军主力被我引诱北上,我军渡过乌江以后,所向披靡,如入无人之境,马不停蹄,直逼贵阳城下。
我们可以人工地造成敌军的过失,例如孙子所谓“示形”之类(示形于东而击于西,即所谓声东击西)。毛主席为了西经云南实现北上的战略目标,再一次运用了声东击西的妙计,迫使蒋介石按照我们的意图调遣兵力。毛主席部署我军一部出击瓮安、黄平方向,佯作东进湖南,同时摆开阵势,做出要进攻贵阳的样子。毛主席指出,只要能将滇军调出来,就是胜利!
这时,坐镇在贵阳的蒋介石,因守敌仅有一个师和一个宪兵团,急得象热锅上的蚂蚁,既要力保贵阳,又怕我军东出湘西与二、六军团会师,手忙脚乱,把部队乱调一气。他急令湖南军阀何键督师围攻我二、六军团,调主力薛岳部会同湘、黔、川军在黔北、黔东、湘西布防,以拦阻我军东进;同时急令湘军两个师到息峰,电令云南军阀龙云部队日夜兼程赶赴贵阳“保驾”。敌人象捅了窝的马蜂一样,慌慌张张,乱作一团。可是色厉内荏的蒋介石还故作镇静,替部下打气,狂妄叫嚣:“共军已陷于我天罗地网之中,我们就是要穷追猛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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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使其有喘息机会。”正当贵阳守敌空虚,蒋介石要战无兵、要逃丢脸之际,我军“飞将军自重霄入”,突然包围龙里,进抵离贵阳只三十里的谷脚,把奉命刚刚调来的滇军打得抱头鼠窜,并一度打到贵阳机场和距贵阳仅十余里的黄泥哨等地。吓得宋美龄慌慌张张在厕所里销毁军用地图,急得蒋介石丧魂落魄,惊呼“真犯关,柴急煞”,向各路敌军发出十万火急电报,指令不分昼夜,驰援贵阳,以保狗命。
“敌军调动忙乱,举措失当,两军优劣之势,也就不同于前了。”蒋介石在贵阳慌作一团,云南军队抽调一空,实现了毛主席调出滇军的目的。四月九日,我军主力绕过贵阳,越过湘黔公路,急进云南。当我军甩开敌人之后,象插上了翅膀,一天就走一百二十余里。
十二、十三两日连克三个县城。这时,蒋介石如梦初醒,发现我军西进云南,急调薛岳和滇、黔、湘、柱各军,到贵阳西南的安顺、长寨、紫云、罗甸、册亨等地,妄图阻拦我军西进。但是,由于我军行动神速,十五日安渡北盘江。接着又占贞丰、安龙、兴仁、兴义等县。等敌军赶到,我军已远走高飞,敌人只好眼巴巴望着我军开进云南。蒋介石为了掩盖指挥无能,还打肿脸充胖子,说什么由于他的“坐镇和调动神速,红军才不敢攻贵阳”,真是无耻之尤。我军进入云南之后,如果直趋金沙江岸,敌人会很快赶上。于是分两路西进,迭克沾益、马龙、寻甸、嵩明等县,威逼昆明。由于滇军奉命倾巢东调,后方空虚,龙云心惊胆颤,除向蒋介石呼救外,急令各地民团驰援,使各地兵力抽调一空。中央政治局及时分析了形势,认为我军经三个多月的机动作战,转入川西创立新的革命根据地的方针已有实现的可能,决定乘“追敌在我后侧”,“金沙江两岸空虚”的有利时机,迅速渡江。二十九日,中央军委发出了《关于我军速渡金沙江在川西建立苏区的指示》。
金沙江穿行在高插云霄的深山狭谷之间,两岸都是悬崖绝壁。江面宽阔,渡口两岸也有三百至六百公尺距离,水流湍急,波涛汹涌如万马奔腾,声闻数里,形势十分险要。两岸敌军虽然空虚,但敌人已急调驰防,命令破坏船只,封锁交通,防止我军渡江。我军如不能迅速抢渡,就有被敌人压在深谷中歼灭的危险。敌我双方都在抢占渡口。我军遵照毛主席的部署,五军团在昆明城外摆开阵势,制造攻城云梯,做成进攻昆明的姿态。蒋介石慌忙赶到昆明督战,从贵州空运兵马增援昆明,并派飞机侦察我军行动。我一军团奉命继续向西急进,经武定、元谋,直趋金沙江上游的龙街渡口。此处江宽,敌机可以低空骚扰,不便渡江,乃伪装架桥。敌人以为我军在此渡江,蒋介石又急调薛岳等部追击,妄图围攻我军于元谋地区。按照毛主席的调遣当敌军集中在昆明、元谋地区之时,我军分两路直趋金沙江下游,三军团奔洪门渡(今驿江),军委干部团抢占绞车渡,五军团转为殿后掩护。
五月一日,军委干部团在绞车渡抢渡金沙江成功。二日晨,除留一个连队维持渡口外,其余攀越险恶山峰,进攻通安,歼川敌两个团,巩固了渡口,于是一、三、五军团集中在绞车渡过江。第四天,敌军约五个团尾追而来,被我后卫部队打个措手不及,退至团街固守待援。我军在渡江司令部的极其严密的组织下,利用七只小船,镇静面有秩序地,不失一人
一马,全部胜利渡过了艰险的金沙江。第二天,敌人大队人马赶到,渡船已被我烧毁,红军已无影无踪,只好望江兴叹,徒唤奈何!我留在乌江北岸阻击敌人的九军团,胜利地完成了牵制敌人的任务后,也在巧家附近安然渡过金沙江。渡江后,我军沿川康边境继续向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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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军。
金沙水拍云崖暖。我军在毛主席的英明指挥下,全部巧渡金沙江,跳出数十万敌人的包围圈,取得了战略转移中的主动权,这是完成震惊中外的长征的关键。
毛主席亲自指挥的四渡赤水河战役,充分体现了毛主席运动战的伟大战略思想。在数十万敌军围追堵截的情况下,我军大踏步地前进,大范围地迂回,高度机动灵活,争取有利时机,集中优势兵力,在运动中大量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从被动转化为主动,取得了战略转移中的决定性的胜利。但是,“正确的政治的和军事的路线,不是自然地平安地产生和发展起来的,而是从斗争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红军四渡赤水河战役中,毛主席的革命军事路线同王明、林彪机会主义军事路线展开了激烈斗争。就在遵义会议以后,资产阶级阴谋家林彪还多次抗拒毛主席的命令,坚持逃跑主义路线。一月底,红军一渡赤水河后,由于敌情变化,毛主席、中央军委决定改变原定在泸州与宜宾之间北渡长江的计划,采取在川、滇、黔边区机动作战的战略方针,命令林彪率一军团向扎西集中。可是林彪却违抗命令,带了部队越走越远。军委在二月初多次向林彪重申向扎西集中的必要,林彪仍然表示抗拒,却相反要军委和主力向北集中去靠近他。直到军委第六次严厉批评林彪,令他率部返回,他才不得不向指定地点集中,但已在敌人向我合围的严重时刻拖延了整整四天时间。
在我军二渡赤水河,造成有利战机后,毛主席作了再次解放遵义的正确部署。但林彪对形势作了右倾分析,夸大困难,向军委讨价还价。最后,在毛主席、中央军委的坚持下,林彪才被迫执行命令,按规定时间向娄山关之敌发起进攻。此后,我军继续在高度机动的情况下,连续作战,四次渡过赤水河,林彪又散布流言蜚语,污蔑这样打法是兜来兜去兜圈子,会“拖垮部队”,竭力攻击毛主席和军委。他伙同彭德怀刮起一股反对毛主席在中央军委的领导的妖风;叫嚣“现在的领导不成了”,阴谋策划篡夺党权、军权,直到五月中,党中央召开会议,毛主席对他们这种活动进行严肃批判,林彪才被迫收敛。这一系列的情况表明,在贯彻毛主席的无产阶级军事路线的过程中,斗争从来都是十分激烈的。四渡赤水战役的胜利,正是毛主席的无产阶级军事路线战胜王明、林彪资产阶级军事路线的伟大胜利!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在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英明统率下,我军渡过金沙江之后,以新的更加高昂的战斗姿态,高唱“金沙江的流水哗哗响,红军胜利地渡过江,蒋介石吓得大惊慌,帝国主义没主张”的渡江歌,又踏上了胜利的征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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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胸有全局
学习毛主席军事思想的一点体会
李关良王耀坤孔幼贞
战争的胜负,工作的成败,关键在于指挥员是否着眼于战争的全局。毛主席告诉我们:“战争的胜败的主要和首先的问题,是对于全局和各阶段的关照得好或关照得不好。”学习战争全局的指导规律,用心去捉住全局性的东西,就能处理好有关全局的重要关节,赢得革命战争的胜利。
战争的全局是一个战略性的东西,它不是各个战役、战斗各个局部的简单总和,而是从整体上反映了成争的本质和规律。局部服从全局,这是进行革命战争必须遵循的一个原则。为什么呢?因为“局部性的东西是隶属于全局性的东西的”。一次战役、一次战斗,对于整个战争来说,都是一个局部,它是实现战略目标的一个环节。指挥作战的行动,都必须从战争的全局出发,把局部的计划、行动和全局联系起来,坚持在局部服从全局的原则下,使整个战役取得统一的步调和行动。“一切行动听指挥”,就是局部服从全局这一原则的高度概括。抗日战争时期,我军各个作战部队的指挥员,坚决执行了毛主席制定的战略上的内线的防御的持久战和战役上的外线的进攻的速决战,及与此相适合的一整套的具体方针,才打败了日本侵略者。如果各个局部不服从各个时期的战略,擅自行动,必然损害全局。坚持局部服从全局,就能从战略的高度,看到战争中各方面的联系,认识和处理战争中遇到的各种问题,使师、团、营、连、排的动作,在战略目标下统一行动,步调一致,去夺取胜利。打仗要局部服从全局,做一切工作,不管是工业、农业、商业等各个部门,也都必须局部服从全局。只有这样,我们每个地区、每个局部才能有共同的出发点,行动才能统一,步调才能一致。
战争的全局不是抽象的,它是由战争中的各个局部所组成的。战争全局目标的实现,有赖于战争各个阶段、战役、战斗以及各个部门去完成。局部的胜利转化为全局的胜利,是有条件的,这个条件就是要发挥局部的积极性。中国革命战争开始时,刚诞生的红军是处在劣势和被动地位。这种全局的劣势和被动是怎样改变的呢?就是我军在毛主席的领导下,通过发挥许多局部的积极性,才由全局上的劣势变为全局上的优势,由全局上的被动变为全局上的主动,最后打败了蒋介石八百万军队,夺取了全中国的胜利。辩证唯物论认为,全局高于局部,而局部又作用于全局,影响全局,全局的胜利要通过发挥局部的积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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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实现。因此,充分发挥局部的积极性是指挥员能动地争取战争胜利的行动。
局部的积极性必须在全局统帅下去发挥。指挥员发挥局部的积极性应表现在能够“熟识敌我双方各方面的情况,找出其行动的规律,并且应用这些规律于自己的行动”。这种积极性有利于战争的发展和胜利,是符合战争发展规律的,你发挥得越大越多,战争主动权也就越大,胜利的到来也就越早。与此相反,那些机会主义者在军事上搞冒险主义,提倡“全线出击”,“两个拳头打人”,鼓吹“不要怕情况不清楚”,“不管三七二十一”地“猛打猛冲”,推行打“硬拚仗”、“莽撞仗”,看来似乎很有点“积极性”,然而,这种违背战争发展规律的所谓“积极性”,实质上是对革命战争的一种破坏性。你发挥得越大越多,损失就越大,失败就越惨。我们一定要吸取我军战争史上的经验教训,各个部门,每一局部,都要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指引下发挥积极性,反对和防止不从全局出发的“积极性”。
要关照好全局,就是要抓决定全局的关键性的“一着”。战争中的各个局部,它们所起的作用不是并列的,而是有重点和一般之分。因此,指挥员“应当把自己注意的重心,放在那些对于他所指挥的全局说来最重要最有决定意义的问题或动作上”,战争史上往往有在连战皆捷之后吃了一个大败仗以致前功尽弃,也有在吃了许多败仗之后打了一个大胜仗因而开创了新局面的。这里所说的“一个胜仗”和“一个败仗”,都是战争中的重点。要抓住重点,指挥员就要运用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在错综复杂的许多矛盾中,用全力找出对战争起决定作用的主要矛盾。只有捉住了这个主要矛盾,才能掌握整个战争的主动权,为赢得战争的胜利创造条件。解放战争进入第三年以后,毛主席从战争的全局出发,首先发起了辽沈战役,先打锦州,这就是抓住了重点。攻占了锦州,就切断了敌人三点之联系,使敌人处在孤立无援的境地,并关上东北大门,将东北蒋军就地歼灭,使全国战局进入了一个新阶段。把注意力的中心放在打锦州上,这对整个战役的全局来说,正是抓住了主要矛盾,是毛主席全局在胸而投下的最重要最有决定意义的一着好棋子。在战争中如果平均使用兵力于各个局部,不抓关键,就会陷入被动,只有抓住关键,才能牵一发动全身。同样,干任何工作也都要抓住重点,农业的发展要抓住以粮为纲,工业的发展要确保重点工程,基本建设的进行,要保证重点项目投产。“总之,一个原则,就是注意于那些有关全局的重要的关节”。
抓重点,不能丢掉一般。重点和一般是有机的组成部分。战争中的各个局部是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为了保证重点战役的胜利,就需要有其它一些部队的配合,没有“配角”的有力配合,重点也就没有保证。辽沈战役中配合锦州重点战役的塔山阻击战,虽然对于锦州战役来说,它是次要的,配合的,但如果没有这次阻击战,截击敌人从葫芦岛向锦州增援的九个师,就不可能迅速攻克锦州。打仗是这样,做其它各项工作也都是这样。你只想抓机器设备,不兼顾零件修配;只重视抓粮食生产,不考虑农林牧副渔的全面发展;只顾发展重工业,不照顾轻工业,等等,都是不行的。只抓重点,丢掉一般,结果因重点没有一般的配合,重点也就抓不住,抓不好,影响全局。我们只有在抓重点的同时,兼顾一般,才是对照顾全局的全面理解。
局部服从全局,就要正确处理好局部与全局之间的矛盾。局部和全局的矛盾,表现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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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部利益和整体利益,暂时利益和长远利益之间的矛盾。在战争中则表现为牺牲和保存、进攻和退却,以及一城一地的得失和歼灭敌人有生力量等等的矛盾。这些就是局部的得和全局的失,或局部的失和全局的得的矛盾。当局部利益与全局利益发生矛盾时怎么办?毛主席教导我们:“如果某项意见在局部的情形看来是可行的,而在全局的情形看来是不可行的,就应以局部服从全局。反之也是一样,在局部的情形看来是不可行的,而在全局的情形看来是可行的,也应以局部服从全局。”这就是顾全大局的行动准则。局部与全局既是矛盾的,又是统一的,全局的利益总是通过正确处理局部与全局的关系得到实现。如果只看局部,看不见全体,只看见一个部队、一次战斗的局部利益,看不到战争的全体的根本利益,看不到整个战场的全局,就不可能完成革命战争的伟大任务。
在革命战争中,遇到局部可行而全局不可行的情形,应坚决不干,按照全局的战略部署行事。平津战役初期,我军集中优势兵力,分别包围了保定之敌和华东敌军杜聿明兵团余部,从局部来看,立即歼灭该二处之敌是完全可行的,但从全局战场来看,为了不惊动平津之敌使其从海上撤走,则以暂时“围而不打”为有利。这样,从局部看来,延误了歼敌时间,然而却换来了全歼平津之敌的战机,加快了战争发展的速度。局部的暂时的放弃某些“得”,正是为了全局的更大的“得”。在另一种情况下,局部不可行而全局可行的事情,就要坚决地去干。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后期,红军撤离了江西红色根据地,实行战略上的大转移,这从江西根据地的局部来看是不可行的,会给人民带来种种损失,但从全局看,却使红军摆脱了被动局面,保存了人民武装的革命种子。如果没有江西根据地暂时丧失的代价,就不能换来红军的发展壮大,以致最后取得抗日战争和全国解放战争的胜利。一句话,遵循局部服从全局的原则,不仅顾全了全局的利益,最终也是符合局部的根本利益的。而拚命主义者,没有通观全局,仅从一局部出发,不愿把今天的利益和明天的利益,部分的利益和全体的利益联系起来看,这是“军事上的近视眼”,曾使革命战争受到损失。我们做工作要防治这种“近视眼”,要站得高,看得远,顾大局,识大体,不被“巴掌山”遮住视线,不为局部的狭隘眼界所限制,不为局部的小天地所左右。
切为革命战争的全局利益着想,就既要看到各种有利条件,又要充分估计到前进道路上的严重斗争和可能遇到的各种困难。我国的革命战争是在敌强我弱的极端困难条件下,用小米加步枪对付蒋介石的飞机加大炮的,但是战争中的现存的一些困难条件,是可以通过指挥员的主观能动性,创造条件,促使困难向顺利转化,推进战争形势的发展。“又发展又困难,这就是矛盾。任何矛盾不但应当解决,也是完全可以解决的。”尽管右倾机会主义者惊呼敌军“战斗力强”,“很难打”,“条件不成熟”,但胜利的事实早驳倒了这种畏敌如虎、无所作为的谬论。由于我军胸怀全局,就能以排除万难,不怕牺牲,一往无前,勇敢战斗的革命精神,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胜利。今天,我们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也要经过严重的斗争,也会遇到这样那样的困难。如工业生产要上去,就会碰到原材料的缺口,劳动力、设备、场地不足等困难。但只要我们立足于七亿人民这个全局,一切为革命利益着想,发扬革命战争中指挥员勇敢指挥作战的战斗作风,那么就能调动广大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战胜前进道路上的一切困难,推动革命和生产向前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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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战争的全局观点,必须同闹独立性的错误倾向作斗争。闹独立性,是对革命全局利益的一种极大破坏。指挥员应无条件地服从命令,听指挥。局部擅自行动,不顾全局命令,必然是破坏局部与全局的统一。张国焘从争个人兵权开始,发展到另立伪“中央”,自称“主席”,最后闹到叛党,做特务去了。林彪鼓吹“你有千条计,我有老主义”,就是对抗我军的统一战略方针,搞他的那一套独立王国,死抱“老主义”破坏全局利益,分裂党,分裂军队。机会主义者闹独立性,争个人兵权,目的是要把军队“统一”到敌人的“司令部”里去,为地主资产阶级的“全局”利益效劳。闹独立性的人,他们的眼睛只看得见他自己那个小山头、小集团的利益,看不见党和人民的全局的利益,而且把局部的利益看得高于一切,总希望全局的利益去服从他们局部利益。闹独立王国的“这种状态,给予革命利益的损害,极为巨大”。我军就是在同闹独立性的机会主义者的斗争中,使毛主席制定的战略方针得到贯彻。我们要维护全局利益,必须继续同种种闹独立性的现象开展斗争。
能不能坚持全局观点,使自己的行动服从于战争的全局,归根到底是一个立场问题,世界观问题。听毛主席、党中央的命令,服从党对军队的统一指挥,顾全战争的大局,这是我们的指挥员无产阶级的本质所决定的。无产阶级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最先进的一个阶级,代表这个阶级的军队的指挥员,把解放全人类作为最大的全局观念。在这个世界观的指导下,我们的军队在战争中,就表现出那种不畏强敌,不怕任何困难、曲折,甚至不惜牺牲自已的大无畏的战斗精神。相反,那些机会主义者在战争中向党闹独立性,搞分裂,这是因为他们是站在资产阶级的立场上,用资产阶级的世界观看待一切,处理一切。资产阶级也有他们阶级的“公”字观,也强调他们的整体利益。但他们的“公”字,实质上是最大的私字。国民党反动派军队的指挥员,在同我军作战中,虽然顽固地为维护他们本阶级的统治向我拚命顽抗,调兵遣将,增援主力,但当将被消灭时,为了保存自己的实力,都各自叫城“向我靠拢”,这正是资产阶级本质的反映。我们无产阶级要坚持全局观点,就要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不断改造主观世界,同传统的私有观念实行彻底的决裂,这样,无产阶级的全局观点才能牢固树立。
照顾全局,服从全局,必须要团结。革命事业中的部分和整体的关系,是通过这个部分和其它部分的关系表现出来,这就决定了各个部分之间的关系是团结、互助的关系。所以,团结是局部服从全局的基础,是保证战略任务完成的前提。革命战争的胜利,是全体指战员在党的领导下,团结一致所取得的。没有局部与局部之间的团结,就没有革命战争的胜利,就没有一切工作的胜利。各个部门,每一局部工作,必须从革命大局出发,互相尊重,互相帮助,互相支援,把团结问题提高到革命全局的高度来考虑,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这个全局作出更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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溪济问题研究
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对话
当前,一场新的经济危机的风暴,正在猛烈地冲击着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它已经引起并且将进一步引起帝国主义国家的政治危机、社会危机,震撼着百孔千疮的帝国主义制度。正如列宁说的,“帝国主义是无产阶级社会革命的前夜。”(《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研究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揭露帝国主义,批判修正主义,对于进
一步认清资本主义制度的反动、腐朽本质,进一步热爱我们无比优越的社会主义制度,都是重要的。这本“对话”,是根据许多工农兵理论小组在研究中所提出的问题,组织大家讨论后写成的。它可以说是一份关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问题的讨论记'录。
一、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是生产过剩的危机
甲:当前资本主义世界出现生产下降、市场萎缩、银行倒闭等现象,有人说这是经济危机,有人说不是,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乙:我认为现在美国、英国、西德、日本等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都在爆发经济危机。这些国家的大资本家、政府首脑,以及他们的经济学家,都害怕“经济危机”这个字眼。有的说这是“异常萧条的、不景气的经济状况”。有的说,不是经济危机,是“经济衰退”。也有的不得不承认“当前世界的危机是一一场持久的危机”。不管他们承认还是否认,事实就是一场经济危机,因为它们都具有经济危机所特有的共同点,这就是“生产过剩”。危机一来,首先是市场萧条,营业清淡,仓库里的商品堆积如山,卖不出去。从最近透露的材料来看:美国一九七四年十月销售的小汽车比前一年同期减少了百分之二十八。商品库存总额到
一九七四年七月份达到二千四百多亿美元,比前一年同期增加百分之十五。英国,在一九
七三年底的工业库存就比前一年同期增加了六点八亿傍。小汽车、洗衣机、电视机等商品销路大减。单是伦敦一地,就有十万套新建住房空关在那里卖不出去。日本自一九七四年二月以来,工矿业产品库存率指数连月大幅度上升,八月达到百分之一百三十一(以一
九七○年为一百),创战后最高纪录。其中,汽车库存量已超过正常库存量的一倍,达一百万辆以上。电视机库存量已超过正常库存量的两倍。铝锭库存量从一九七四年一月到九月已翻了一番。略举数例,可见一斑。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危机爆发的现象尽管很多,但它们都是从危机的基本特征“生产过剩”中派生出来的。所以说,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是生产过剩的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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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有人说,生产过剩,就是说生产出来的东西多了。生产出来的东西多,怎么会出现危机呢?这个问题怎么在道理上说清楚呢?
乙:在资本主义社会里,生产出来的东西多了,到一定时候就会出现生产过剩。生产过剩就好象一串鞭炮上点着了火药线,必然要引起一连串的连锁爆炸。由于生产过剩,各个资本家之间争着把自己仓库里的商品抛售出去。这就要迫使那些实力较弱的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纷纷破产倒闭。美国一九七四年上半年企业破产数已达五千一百八十家,比前一年下半年增加百分之十五点八。英国一九七四年上半年宣告破产或清理的企业达四千二百多家,比前一年同期增加九百多家。日本一九七四年头十个月企业倒闭数达九千三百五十家,比前一年同期增加百分之四十五点六,超过上次危机时期即一九七
一年全年的倒闭数。西德一九七四年头九个月破产企业数为五千五百多家,比前一年同期增加百分之四十二,达到战后最严重的程度。有的企业虽然勉强开门,但是严重开工不足。如美国一九七四年以来,开工率连续下降,到同年第二季度下降到百分之八十点
六,那就是说,有将近五分之一的生产设备被闲置着没有投入生产。企业倒闭,开工不足,资本家必然首先从工人头上开刀,大批解雇工人,造成大批工人失业,流浪街头。美国失业工人逐月增加,一九七四年九月为五百三十万人,十月增加到五百五十万人,十一月已冲破了六百万人的大关,失业率已高达百分之六点五。英国失业工人一九七四年十月已达六十二万六千,达到了战后历次危机中的最高峰。日本一九七四年十月份失业工人急剧增加到七十五万人,同前一年同期相比,增加了二十一万人,失业增长率上升了百分之
四十二。西德失业工人一九七四年十月底达到六十七万人,比同年九月增加了百分之二
十一。
销售困难,企业倒闭,开工不足,又必然促使生产大幅度地下降。一九七三年十一月份以来,美国工业生产到一九七四年十一月份下降了百分之四点三,其中汽车生产十月份比前一年同期下降百分之三十二,住房建筑一九七四年第三季度比前一年同期下降百分之三十。日本工业生产到一九七四年八月份比一九七三年十月份下降了百分之九点六,其中汽车生产已下降百分之二十,机械工业已下降百分之二十五以上,纺织工业则下降百分之四十以上。英国工业生产一九七四年一月比一九七三年十月下降了百分之十点二。西德工业生产一九七四年七月份比一九七三年十一月份下降了百分之十七点三。企业倒闭,开工不足,还必然要促使银行破产,股票价格下跌。美国第二十家大银行一纽约富兰克林国民银行已于一九七四年九月份被迫宣告破产,西德最大的私人银行之一赫尔施塔特银行在一九七四年六月被迫宣告破产,在欧美引起了巨大的震动。英国出现了许多所谓“边缘”银行,如苏格兰的英国商业银行由于存户纷纷提取存款,正处在破产边缘,只得被英国国民格林德莱银行收购;英国最大的金融组织之一杰塞尔证券公司,
一九七四年十月承认资金周转失灵,发生困难,要求伦敦股票市场停止买卖它的股票,也处于破产边缘。一九七四年十一月,美国道琼斯三十种工业股票价格指数比前一年一月最高点下跌了百分之四十四,这是一九二九一一一九三三年危机以来最厉害的一次股票价格大暴跌。同年十二月十一日,英国伦敦三十种主要工业股票价格同年初相比,降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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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分之五十六,达到了二十年来的最低点。
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不论在哪一个国家爆发,在经济生活的各个领域里,大体上都要出现这样一些现象:企业大批倒闭,失业人数增加,工业生产下降,市场萎缩,股票价格下跌等等。这些现象,都是由生产过剩直接或间接引起的,是生产过剩在社会经济生活其他领域里的表现。当前,在美、英、西德、日本等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中,这些现象都已出现,而且在逐步加深。这些事实,充分证明了“帝国主义者业已陷入不可解脱的危机之中”(毛主席:《在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上的讲话》)。有些帝国主义分子为了自欺欺人,闭眼不看事实,拚命否认已经陷入严重的经济危机之中,这完全是痴人说梦,白费心机:
甲: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既然是生产过剩的危机,那末,他们生产出来的东西是否真的太多了呢?是否真的是粮食多得吃不了、衣服多得穿不了、房屋多得无人住呢?乙:决不是这样!关于资本主义生产过剩的真实情况,早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就已有过生动的描写:
一个煤矿工人的儿子问妈妈道:
“现在天气这样冷,你为什么不生火炉呢?”妈妈答道:
“因为我们没有煤。你爸爸现在失业,我们没有钱买煤。”“妈妈!爸爸为什么失业呢?”“因为煤炭生产太多了。”
美国煤矿工人家庭中的这一段对话告诉我们,资本主义国家中的生产过剩,只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现在的情况,仍然是这样。一九七四年七月十五日和十六日两天,在美国洛杉矶、加利福尼亚州的阿特西亚牛奶公司,把三万八千多加仑的优质新鲜牛奶倒入了臭水沟。为什么要把牛奶倒掉呢?因为“找不到出售这些牛奶的市场”。但是另一方面,市场上鲜牛奶的价格从一九六七年以来却上涨了百分之八十四点六,很多穷人由于牛奶价格上涨而买不起牛奶。有些人曾通过所谓慈善组织,恳求垄断资本家把这些牛奶用来救济挨俄的人,特别是救济刚出生的婴儿。可是垄断资本家滴水不漏,这些人只能望奶兴叹。这件事说明,资本主义的生产过剩,并不是什么商品真的多得吃不了,穿不了,用不了,绝对过剩了,而只是一种相对过剩。这些过剩商品相对于广大劳动人民的购买力来说,才显得是“过剩”了。
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是资本家穷凶极恶地剥削工人的关系。工人群众的购买力是很低的。经济危机一旦爆发,企业大量倒闭,工人大批失业,购买力就更低了。所以在危机期间,必然要出现各种荒唐现象:一方面是资本家把大量的食物销毁,另一方面却是广大劳动人民在挨饿。一方面资本家把大量布匹烧掉,另一方面却是广大劳动人民在受冻。在这次危机期间,美国资本家把牛奶倒入臭水沟,而栖身于贫民窟里的人,却挣扎在饥饿线上。英国伦敦有十万套新建住房租不出去,而另一面却有成千成万工人露宿街头。这种情况,在资本主义世界到处都可以看见。这最有力不过地证明了马克思早在百年前的论述:“不是所生产的生活资料,与现有的人口相比而言太多了。正好相反。为了要使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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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众有适当的、适合于人的享受,它还是生产得太少。”(《资本论》)
甲:资本主义国家的生产过剩既然不是绝对过剩,而是相对过剩,生活资料不是生产得太多,而是生产得太少,那末,资本家为什么宁愿把牛奶倒掉,把粮食烧掉,将房屋空关在那里呢?便宜一点卖出去,租出去,总比倒掉、烧掉、空关着要好啊!
乙:是的,这些问题在我们看来是多么荒唐!好象不可理解。但是,只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武器来分析,就能理解资本主义制度下出现的这种荒唐现象。马克思说过:“生产剩余价值或赚钱,是这个生产方式的绝对规律。”(《资本论》)资本家的生产目的是为了赚钱。特别是当资本主义进入到垄断阶段以后,垄断资本家赚钱的胃口更大了,他们追求的是最大限度的高额垄断利润。资本家对于过剩商品是卖掉还是毁掉,要以能不能保证他实现高额垄断利润为标准。假定,他有一百万双袜子,每双原售价一元。在市场上只能卖掉七十万双,收入七十万元。如果减价为每双九角,就能全部销售出去,共收入九十万元,比原来还可多收入二十万元。在这种情况下,资本家就会玩弄“不顾血本大拍卖”的噱头,把全部袜子卖出去,决不会烧掉一双袜子。但是,有的商品却不是这样,虽然减价,也不能增加多少销路。仍用上面的例子来说明,如果每双一元减为按九角出售,销售量由
七十万双增加到七十五万双,销路比过去扩大了,但增加不多,这时收入只有六十七万五千元,反而比原来收入七十万元减少了。在这种情况下,资本家从赚钱的观点出发,就会情愿维持原价,让卖不掉的袜子付之一炬。可能有人要说:卖不掉的那部分袜子堆放在仓库里好了,也不必烧掉嘛!问题是:有些商品容易变质腐烂,不能较长久地保存起来。有些商品虽然没有变质腐烂的问题,但长久堆放在仓库里,要付出一笔栈租,多存放一天就多增加一分栈租,资本家权衡得失,就认为还是加以烧掉或倒掉对他较为有利。所以在危机期间,资本家大量销毁商品,这是资产阶级唯利是图的阶级本性所决定的。正如斯大林所指出:“如果资本主义能够把生产不用于获取最大限度的利润,而用于不断改善人民群众的物质生活状况,如果它能够把利润不用于满足寄生阶级的奢望,不用于改进剥削方法,不用于输出资本,而用于不断提高工农的物质生活,那就不会有危机了。但这样资本主义也就不成其为资本主义了。”(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向第十六次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甲:你所说的生产过剩,只说是生活资料的过剩,那末,最近日本钢材库存达六、七百万吨,创了“历史高纪录”,这种生产资料过剩的现象又是怎么回事呢?
乙:这个问题提得好。资本主义国家的生产过剩,除了上面谈的生活资料以外,还有生产资料的过剩。生产资料怎么会过剩呢?这同生活资料的过剩是密切相关的。如果汽车、自行车卖不掉,资本家就没有钱去买钢材。即使有钱,也不会去做这种蚀本生意,更不可能再去开办一引汽车厂或自行车厂。既然许多工厂倒闭,不倒闭的工厂也严重开工不足,那末,还有哪一个资本家愿意添置新的生产资料,扩大生产呢?这样一来,就不可避免地要造成生产资料的过剩。这种生产资料的过剩属于什么性质的呢?仍然是一种相对的过剩。不过,这不是因为资本家缺少购买力,而是因为如果购买生产资料用来投入生产或扩大生产,对他无利可图,或若可能获得的利润太少,不值得他去经营这种生产。在这种情况下,它们不仅不再添置生产资料,有时甚至为了保证高额利润,还会紧缩生产,毁掉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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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生产资料。在三十年代爆发的经济危机时期,许多资本主义国家就曾经大量地毁掉炼铁的高炉,美国毁掉九十二座,英国毁掉二十八座,法国毁掉十座。但与此同时,却有三千万到四千万的工人失业。如果生产的目的不是为了剩余价值,而是为了保证全体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那末,就不会有生产资料的过剩。这就是说,在资本主义国家,生产资料经常出现过剩的现象,似乎是生产资料太多了,但是如果以充分发展生产、满足需要来说,都不是太多了,而是会感到不足。
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这种表现,集中说明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相对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所能容纳的限量来说,是“过剩了”。在经济危机期间,资产阶级不得不用破环性的暴力,不仅毁灭过剩商品,而且直接毁灭生产力,用强制的手段来求得暂时度过危机。斯大林曾经说过:“如果一种经济制度竟不知道怎样来处置自己生产出来的‘多余’产品,而在群众普遍遭到贫困、失业、饥饿和破产的时候却不得不把它们焚毁掉,那未这种经济制度本身就给自己宣判了死刑。”(《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向第十六次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现在,美国、英国、日本等国的大资本家,为了摆脱经济危机,又在采取倒掉牛奶、烧毁布匹的办法了,这就是给资本主义制度宣判死刑。资本主义制度死亡的丧钟已经敲得一阵比一阵紧了。
甲:在《共产党宣言》中,有这样一段话:“在危机期间,发生一种在过去一切时代看来都好象是荒唐现象的社会瘟疫,即生产过剩的瘟疫。”这是不是说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只是资本主义社会所特有的现象?
乙:是的,只有资本主义社会才可能发生这种生产过剩危机的荒唐现象。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这段话,不仅无情地揭露了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对社会带来的无穷祸害,而且也向我们说明了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是过去一切社会中所没有的,是资本主义社会所特有的现象。
马克思在分析商品流通的时候,谈到由于货币的出现,使买和卖脱离,存在着发生危机的可能性,但这也只是一种可能性而已。因为在奴隶社会中,商品生产是不很发达的。到了封建社会,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有了相当的发展,但仍然是小商品生产。小商品生产者进行生产的目的,主要的是为了满足自已的需要,他们出卖商品是为了买进自己所需要的商品,也就是为买而卖。同时,在简单商品生产的条件下,生产力的水平很低,生产的规模不大,产品也并不多。小商品生产者即使有时不能把商品卖出去,甚至于因此发生破产的现象,但这毕竟是局部比例失调引起的,不能形成整个社会的生产过剩危机。
在资本主义社会以前,社会经济生活的震动虽然也常会发生,然而这种震动,往往是由于某些非常的天灾人祸,使生产受到破坏,引起生产不足所造成的。例如在封建社会,由于各种严重的自然灾害,由于地主阶级对农民的残酷剥削和压迫,或者由于长年的战争,也会使一个国家的经济生活陷于严重的瘫疾和混乱,赤地千里,一片荒芜,劳动人民饥寒交迫,离乡背井,妻离子散,家破人亡。但这同资本主义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
也许有人会说,既然资本主义以前的社会里,没有生产过剩的危机,那末怎样理解“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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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这两句诗呢?其实,这种情况只是证明富人的消费过度和疯狂的浪费。“朱门酒肉臭”,这决不是生产过剩,这只是因为一小撮剥削阶级把当时极有限的社会产品,极大部分攫取到自己手中,才有无耻挥霍的可能。
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社会特有的一种危机。在受到帝国主义奴役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主要的是封建经济或半封建经济,资本主义经济虽然有所发展,但是由于外国帝国主义和本国封建买办势力的压迫,民族资本主义工业的发展受到严重阻碍,生产力的发展十分缓慢,所以一般说不会由于这些国家本身的原因引起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那末,我们应该怎样看待旧中国经常出现的企业倒闭、工人失业、商品积压等现象呢?这种现象在旧中国的确是经常出现的。我们许多老工人在旧社会里都曾经饱受过失业的痛苦。但是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出现的这种现象,是在帝国主义的统治和影响下,由于帝国主义国家倾销商品,输出资本,转嫁危机所造成的。
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社会特有的一种社会瘟疫。它的根源在于万恶的资本主义制度。
二、资本主义制度是经济危机的根源
甲:你刚才说,经济危机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制度。可是,一个时期以来,美苏两霸却在那里大叫大嚷,说这次经济危机是阿拉伯国家石油提价造成的。对于这种说法,有人认为这是个骗局;也有人说,石油提价引起危机的说法有一定的理由。究竟哪一种看法对呢?
乙:美苏两霸把当前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危机的根源,说成是由于阿拉伯国家的石油提价,这是一种似是而非的说法,目的是为转嫁危机制造奥论。
我们先从历史上来看。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历史,如果从英国第一次爆发全面的生产过剩危机的一八二五年算起,至今已有整整一个半世纪了。在这一个半世纪里,各资本主义国家已爆发过许多次经济危机。我们且不说第一次、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各资本主义国家爆发的经济危机。单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美国和英国就已爆发过六次经济危机,日本已爆发过七次经济危机。大家都知道,阿拉伯国家是高石油价格,只是
一九七三年十月第四次中东战争爆发以后才发生的事情。在石油提价以前,资本主义社会早就一而再、再而三地爆发过经济危机了。把石油提价说成是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产生的原因,这就是想用近年来才出现的事情,解释一百多年来一再重复出现的现象,这怎么骗得了人呢?
我们再看现实。如果这次经济危机是由石油提价造成的,那末,生产过剩和生产下降,就应当首先在那些同石油关系密切的生产部门发生。但是,事情却正好相反。拿美国的情况来看。美国在这次危机中生产下降最剧烈的部门是建筑业。一九七四年九月同一
九七.三年一月相比,生产下降了百分之五十六,而建筑业恰恰是同石油关系不大的生产部门。而且美国建筑业生产的下降,早在一九七三年八月,即阿拉伯石油提价的前两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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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开始了。怎么能把它挂到石油提价的头上去呢?就资本主义经济的全局来看,石油提价虽然会使各生产部门不同程度地增加生产成本,从而不同程度地影响各种产品的价格,但总的说来,石油费用在整个工业的成本中只占百分之一多一点,把导致这场全面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的原因,归罪于石油提价,岂不是很荒唐的吗!
甲:听下来你是不同意后一种意见的。那末请问,邓小平同志在一九七四年联大特别会议的发言中,说石油提价这件事“做得好,做得对”,这应该怎么理解呢?
乙:我认为当前这场危机的原因不是石油提价。但是阿拉伯国家掀起的石油提价、石油减产、石油禁运、石油国有化等为内容的石油斗争,这确实是对帝国主义经济的一个严重打击,是做得好,做得对。帝国主义是依靠掠夺亚、非、拉的廉价原料过活的。今天,亚、非、拉广大第三世界国家已经觉醒并且团结起来,他们为了维护国家主权,把民族资源掌握在自己手里,是完全正义的,也是帝国主义逼出来的。说起来真令人气愤:长期以来,帝国主义国家廉价掠夺阿拉伯国家的石油。从一九一三年以来的六十年间,帝国主义国家的工业产品价格上涨了很多倍,而中东的石油价格却始终被压制在每桶两美元左右,基本上没有什么变动。廉价的石油给帝国主义国家的垄断资本带来了成百成千亿美元的巨额利润,而给阿拉伯国家和人民留下的却是无穷的灾难。一九七三年十月开始的石油斗争,给以色列犹太复国主义及其支持者一帝国主义霸权主义者以严厉的惩罚,这难道是不应该吗?石油提价在一定程度上使许多帝国主义国家在国际收支方面出现了巨额的逆差,这只能说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脆弱:当它不能象以前那样为所欲为地对亚、非、拉国家进行掠夺和剥削的时候,日子就很不好过了。石油提价是阿拉伯国家在反帝、反殖、反霸斗争中的一个创举,它大长了第三世界国家和人民的志气,大灭了帝国主义的威风。真是好得很!
但是,石油提价并不是当前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的根源。帝国主义者和现代修正主义者把石油提价说成是当前经济危机的根源,这是一个阴谋。他们妄图把广大人民对万恶的资本主义制度的愤怒转移到阿拉伯国家头上去,好象资本主义制度并不会产生经济危机,今天所以发生危机完全是阿拉伯国家和人民的责任。这种“指鹿为马”的手法,是
十分恶劣的,也是绝对办不到的。
甲:石油斗争好得很,这一点比较清楚了,但是对于资本主义制度为什么必然产生经济危机,以及怎样产生经济危机,还不大清楚。你最好讲一讲。
乙: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归根到底,是由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即社会化生产和资本主义私有制之间的矛盾产生的。
社会化生产,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发展起来的。在封建社会里,不管是工业还是农业,都是个体生产,一家一户就是一个生产单位,生产过程基本上是一系列个人的活动,社会化生产和个体生产有很大的区别。首先,生产资料已经不能由单个人使用了。在封建社会手工业者的小作坊里,手摇纺车、脚踏织布机等简陋的工具,只需一个人就能使用,而在资本主义的社会化大生产中,各种各样的清花机、细纱机、织布机、以及带动这些机器的大小马达,组成一个庞大的机器体系,必须成百、成千甚至上万人在一起劳动,才能把它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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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起来。第二,生产过程的社会联系更加紧密了。在资本主义的社会化大生产中,不仅一个工厂内部有极其细致的分工,而且整个社会各个生产部门都相互密切联系,生产不再是个人的行为,而是整个社会的劳动者互相分工协作的社会行动。比如:纺织厂内部分为清花、钢丝、并条、粗纺、细纺、织布、打包、机修等各个车间,各个车间的工人分工协作,共同劳动,才能生产出棉布来。同时,纺织厂需要农村供应棉花,需要发电厂供应动力,需要纺织机械厂供应纺织机械和器材。而发电厂、纺织机械厂的生产又同采煤、炼钢等等生产部门紧密关联。实际上,在社会化的大生产中,整个社会的生产已联成为一个整体,其中任何一环脱节都会给其他部门带来相当大的影响。第三,生产出来的产品也是一系列工厂企业、车间、工序共同劳动的成果,不再是单个人的劳动成果了。正如恩格斯所说的,“现在工厂所出产的纱、布、金属制品,都是许多工人的共同产品,都必须顺次经过他们的手,然后才变为成品。他们当中没有一个人能够说:‘这是我做的,这是我的产品'。”(《反杜林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生产是社会化的,但是生产资料和生产成果,却不属于社会公有,而属于资本家私有。这种资本主义私有制同社会化生产是有矛盾的。社会化生产表明了资本主义条件下社会生产力的特点,资本家私有制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基础,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最基本的东西。所以,社会化生产和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矛盾,就成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矛盾的集中表现,是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正是由这一基本矛盾引起的。
甲:那末,社会化生产和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矛盾表现在哪里呢?它又是怎样导致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的呢?请你具体谈一谈。
乙:社会化大生产在资本主义工业由工场手工业进入大机器生产以后,得到了充分的发展,它使生产具有迅速扩大的可能性。在个体生产的条件下,即使原料来源和市场条件都具备,但由于生产依靠手工劳动零打碎敲地进行,生产不可能迅速扩大。在社会化大生产的条件下,由于分工细密,运用机器操作,只要原料有保障,市场有需要,生产就可以迅速扩大。在资本主义上升时期的英国,钢产量一八六八年为十万吨,一八七八年猛增到
一百万吨,一八八八年又激增到三百三十五万吨。恩格斯在阐述资本主义大工业的巨大扩张力时,曾形象地指出,“气体的膨张力和它相比简直是儿戏”(《反杜林论)。
资本主义私有制使生产服从于资本家追逐最大利润的贪欲。资本家为了取得更多的利润,尽可能地拚命去扩大生产,只要东西卖得出去,就千方百计去增加生产,多赚钞票。同时,资本家为了追逐最大限度的利润,又拚命剥削工人,他们千方百计去延长劳动时间,增加劳动强度和压低工人的工资。所以,资本家对最大利润的追逐,必然一方面促使生产的东西一天一天多起来,另一方面又使工人没有钱去买这些东西,购买力被压缩在很低的水平上。这样,社会化生产和资本主义私有制这一对矛盾,就要表现为生产巨大增长的趋势和劳动人民购买力相对缩小的矛盾,使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成为不可避免。马克思说:“一切现实的危机的最后原因,总是人民大众的贫困和他们的受着限制的消费,但与此相反,资本主义生产的冲动,却是不顾一切地发展生产力,好象只有社会的绝对的消费能力才是生产力的限制。”(《资本论)以美国为例,美国前一次危机发生在一九六九年到一九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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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七二年起,固定资本投资大量增加,一九七二年较一九七一年增加七十二亿美元,一
九七三年又较一九七二年增加一百十三亿美元,是战后固定资本增长幅度最大的一年。固定资本的猛增表明生产能力在迅速膨胀。但是自从一九七三年以来的二十个月中,美国工人的实际工资却下降了百分之六点五。你想想看,劳动群众占资本主义社会人口的绝大多数,资本家一方面扩大生产,一方面又使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劳动群众处于贫困的境地。这样,大量生产出来的商品怎么会不出现相对的过剩呢?
甲:资本家的目的是追逐利润。但是,当生产出现过剩、追求不到必要的利润的时候,他只要压缩生产,就可以使生产不致过剩呀!
乙:是的,资本家在一定的条件下也只能这么干。可是,这里有一个问题,就是在社会化生产和资本主义占有之间的矛盾,要表现为个别工厂中的生产的组织性和整个社会的生产的无政府状态之间的矛盾。
资本主义的社会化生产,一方面,就个别企业来看,管理生产这一套是很严密的。这是因为,在资本主义私有制条件下,每一个工厂都是资本家或资本家集团的私有财产,资本家是企业的主人,工人尽管成千上万,但他们都是资本家的雇佣奴隶,受到资本家及其代理人的支配,谁挡车,谁修车,谁烧锅炉,各人做各人的生活,因而企业内部的生产是有组织的。另一方面,就整个社会来看,由于成千成万的工厂分别属于不同的资本家或资本家集团所有,大小资本家“各人头上一爿天”,所以整个社会生产不可能是有组织、有计划的,而是无政府状态的。
资本主义的整个社会生产虽然是无政府状态的,但是,各个企业、各个生产部门又是相互依赖、紧密联系的。那末,各个企业之间是怎样建立它们之间的联系的呢?它们是通过市场买卖建立它们之间的联系的。资本家组织生产的时候,带有很大的盲目性,他无法事先确切知道社会对他的产品究竟有多大的需要;而且由于相互“保密”,他也难以掌握同行业中的其他资本家生产了多少同类产品。资本家生产什么,生产多少,完全是以市场上价格的涨落为转移的。价格上涨,利润大,资本家就扩大生产,价格下落,利润小,资本家就缩减生产。因此,从整个社会来看,资本家的生产就象“盲人骑瞎马”一样,不可能事先估计到他的产品能不能卖得出去。对于唯利是图的资本家来说,只有价格的涨落、利润的增减,才是支配他的活动的指挥棒。
当着市场价格看涨的时候,产业资本家拚命扩大生产,商业资本家拚命进货,银行资本家就给产业资本家和商业资本家发放大量贷款,促进了工商企业的扩张活动,市场上呈现出一派表面繁荣的景象。其实,这时生产过剩的因素已在逐渐积累起来了,只是在竞争和生产无政府状态中暂时被商业、信贷、投机活动所造成的虚假购买力掩盖着罢了。竞争和生产无政府状态越发展,整个社会生产就越是盲目地发展。虚假的社会购买力终究掩盖不住真实的相对萎缩的劳动人民的购买力。当仓库里商品堆积如山,再也找不到畅通的市场渠道的时候,矛盾就表面化了。这时,商业资本家和银行资本家就来个紧急刹车。商业资本家不仅不再大量进货,反而要把他们过去囤积起来的存货大量抛售出来。银行资本家不仅不肯再大量发放贷款,而且要向产业资本家和商业资本家讨回从前的贷款,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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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产业资本家和商业资本家或者紧缩他们的生产和经营活动,或者宣告倒闭。于是,生产猛烈下降,失业急刷增加,市场销路呆滞,股票价格惨跌,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便象急风暴雨般地袭击过来了。这就是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根本原因。可是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家,由于阶级本能所决定,他们无法认识也不愿意正视资本主义制度的基本矛盾,而是挖空心思地制造一些“理论”,欺世惑众。把当前经济危机的原因说成是由于石油提价,这就是其中的一种。
甲:你这么一说,我明白了。我们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研究经济危机,就是要批判资产阶级、批判修正主义。你能不能告诉我,我们应该对哪些资产阶级、修正主义关于经济危机的谬论着重进行批判?
乙:资产阶级、修正主义为资本主义经济危机辩护的谬论很多,有十分荒诞的,也有似是而非的。我们应该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加以识别,深入批判。
过去,资产阶级曾经炮制过一种所谓“太阳黑斑”说,认为经济危机是由太附上出现大量黑斑造成的。太阳黑斑十年左右大量出现一次,所以经济危机也十年左右出现一次。太阳上的黑斑大量出现,怎么会造成人世间的经济危机呢?据说,太阳一出现黑斑,地球上农业就要减产;农业减产,就会影响工业减产,造成经济危机。这种把天体的某种自然现象同地球上的社会现象拉扯在一起的“理论”,完全是董仲舒的“天人感应说”的翻版。资产阶级居然炮制出这种荒诞“理论”,说明这个阶级确实已经“日薄西山,气息奄奄”的了。在资产阶级关于经济危机的理论中,还有一种曾经相当流行的“消费不足论”。这是种似是而非的理论。所谓“消费不足论”,就是用消费品需求的不足来解释生产过剩危机的根源。生产过剩不是由于很多商品没有人买吗?商品没有人买,不是由于群众购买力低吗?这样看来,“消费不足论”不是很有道理吗?其实,在资本主义社会固然存在着消费不足的事实,但是,为什么会出现消费不足呢?这种论点并没有加以说明。马克思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说“危机是由于缺少有支付能力的消费或缺少有支付能力的消费者引起的,这纯粹是同义反复”(《资本论>)。用缺少有支付能力的消费来解释资本主义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就好比用“胃里缺少食物”来解释资本主义社会广大工人群众肚子饿一样,丝毫也没有帮助我们明了经济危机的根源在哪里。消费不足是资本主义社会以前各个阶级社会都存在的现象,但是在资本主义以前却没有出现过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可见,“消费不足论”不能从根本上说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原因。
资产阶级的危机理论尽管有千条万条,但是共同的一条,都是妄图掩盖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把危机说成似乎是由某种同资本主义制度无关的外部因素所造成的。毛主席指出:“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不是在事物的外部而是在事物的内部,在于事物内部的矛盾性”(《矛盾论>)。经济危机的根源只能从资本主义制度中去寻找,从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中去寻找。资本主义制度存在一天,经济危机的根源也就存在一天。要消灭经济危机,就必须消灭资本主义制度。(未完待续)
(这个对话第一节的作者是余惕君、仇肖群,第二节的作者是郑树清、宣玲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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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公社连续九年实现了“一亩一猪”
—上海市嘉定县朱桥公社发展养猪事业的调查
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嘉定县朱桥公社养猪事业正在蓬勃发展。一九六六年实现了“一亩一猪”以后,九年来,生猪饲养量稳步提高,一九七四年达到五万三千头,平均每亩一点五八头,全公社一百五十七个生产队,队队实现了“一亩一猪”。这一年,向国家交售肉猪二万四千头,为农业提供有机质肥料二百十三万担,同时也为集体和社员增加收入
四十四万元。贫下中农高兴地说:“大寨精神放光芒,猪满圈,粮满仓,集体事业越办越兴旺,社会主义道路越走越宽广。”
粮食不充裕能不能多养猪?
在发展养猪中,首先遇到的问题是:粮食不充裕能不能多养猪?有些同志认为:“不能”。为什么呢?猪是吃粮食的,养猪多先得粮食多。他们认为,猪和粮不能同时发展,主张先抓粮食后抓养猪。后来,公社党委在总结工作、讨论进一步发展农业生产计划的时候,一面认真学习毛主席“以粮为纲,全面发展”等有关教导,一面深入基层进行调查研究,才对毛主席关于农业和畜牧业互相依存、互相促进、同时并举的方针有了更加深刻的理解。
这个公社的灯塔大队第八生产队,有四十四亩早稻田,因为离村子远,挑担送肥不方便,长期来基肥、追肥都靠化肥,成了“吃素田”,因而土质板结,早稻亩产较低。有一年,这个队的贫下中农在一片三十二亩的田块上每亩施猪塮三十五担作基肥,追肥施化肥三十斤,当年早稻亩产迅即提高到八百五十三斤。而毗邻的田块,继续靠化肥,每亩施六十斤,结果亩产仍旧停留在五百五十二斤。第二年,这个生产队狠抓养猪、积肥,在全队七十五亩早稻田里普遍施上猪塮三十五担,结果,当年实现了一季早稻超千斤。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有了灯塔八队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进一步调动了贫下中农和干部养猪、积肥的积极性,全公社养猪事业得到有力推动。许多同志在生产实践中深刻地体会到:“猪是农家宝,种田不能少,猪多肥料多,粮食产量高。”
根据这个公社的计算:一头毛重一百四十斤的肉猪,实际耗费的饲料粮,包括公猪、母猪和苗猪的饲料在内,共二百三十斤。一头肉猪(包括公猪、母猪和苗猪)可积六千斤粪肥,含氮量相当于一百二十斤化肥。按正常情况,每斤化肥一般可增产粮食三斤,合计三百六
十斤。这就是说,一头猪的粪肥所能增产的粮食,比给它吃掉的还多一百三十斤。何况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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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的饲料粮多半是清糠、麸皮,增产的都是原粮。而施猪塮,又可以降低农本,改良土壤,这更是化肥所不及的。朱桥公社粮食连年丰收,猪多肥多是个重要因素。一九六四年实现了“一人一猪”,同年粮食亩产达到一千一百九十二斤;一九六六年实现了“一亩一猪”,同年粮食亩产达到一千三百四十七斤;一九七四年养猪进一步达到一亩田一头半猪,粮食亩产又上升到一千六百六十斤。农业和畜牧业同时并举的方针,深刻地反映了这种“猪多肥多,肥多粮多,粮多猪多”的辩证关系。贫下中农说得好:“不能光看猪多吃掉粮食多,更要看到猪多肥多、增产粮食多。”
能不能少用精料多养猪?
要多养猪,就要增加饲料粮,这对一些余粮还不很多的生产队来说,固然是一个矛盾,即便是余粮较多的地方,从全局利益出发,也不能用很多的粮食去喂猪。怎样解决这个问题呢?朱桥公社的做法是,在制订生产计划的时候,把发展养猪列为主要指标之一。在粮食安排上,做到国家征购粮、社员口粮、种子粮、储备粮和饲料粮统筹兼顾;同时,千方百计大搞青粗饲料,做到少用粮,多养猪,在国家规定的饲料粮供应水平条件下,尽可能多地用青饲料代。这个“代”解决得好不好,对发展养猪事业关系极大。
但是,有人不相信青饲料能够代精料。他们说:“只见羊吃青,哪有猪吃草?”“吃草不长膘。”要用青饲料喂猪,是要经过反复的斗争和实践的。朱桥公社养猪,开始是实行“以料定猪”,供应多少饲料,就养多少猪。结果生猪下降了三千多头。后来又改为“以猪定料”,养多少猪,就喂多少料,结果生猪饲养量是增加了,但饲料粮大大超过了计划。后来,许多生产队试验用青料喂猪。潘戴大队第七生产队选择养了七个月还不到一百斤的猪,搭配大量青料喂养,加上精心管理,试验推广中曲发酵等先进经验,提高生猪对饲料的吸收能力,两个月后,三头猪分别达到一百七十七斤、一百八十四斤和一百九十一斤。谁说“吃草不长膘”?有些原来认为青料不能喂猪的人,在事实面前,也开始信服了。
猪吃草,能长膘,从此饲料有了新来源。但是,养猪事业迅速发展了,青料的需要大大增加,大量的青料又从哪里来呢?“猪吃百样草,全靠人去找”。广大群众找了许多窍门,不断扩大青饲料的来源。他们先是岸上割青草、河里捞水草,又利用沟边、田岸等零星土地种植杂粮、大头菜、南瓜和黄瓜等攀藤作物;又利用大田插种青料,利用水面种植水生作物,使百分之六十的水面(约一千二百多亩)都得到了利用,做到“小岸小河条条绿,大岸大河两边青”。为了保证种好青料,做到一年四季不断青,全公社各生产队还设有负责这项工作的种青员三百多人。这些种青员,不仅在春、夏、秋季安排落实好青料种植计划,而且创造了青料贮藏越冬的经验,做到一年四季天天都有青饲料。此外,他们还把麦壳、菜籽壳、麦芒等收集起来加工成粗饲料,把社、队企业的有机质下脚作水渣饲料。一九六六年以前,这个公社的集体养猪场,每头猪每天要吃精饲料一斤,现在降为七两,每头猪平均饲料粮从一百三十斤降至一百零五斤半。全公社生猪饲养总量增加百分之十九,而饲料粮总量减少了百分之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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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不要积极发展集体养猪?
发展养猪事业,要不要集体公养和社员私养同时并举?要不要积极发展集体养猪?在这个问题上,经历了反复的激烈的斗争。
在一九五八年的大跃进中,正当这个公社的养猪事业得到蓬勃发展的时候,刘少奇一伙从“左”的方面进行干扰和破坏,鼓吹什么要“割资本主义尾巴”,要把社员私养的猪通通收归集体,大办什么“千头猪场”、“万头猪场”,严重地挫伤了广大贫下中农的积极性。后来,广大干部和贫下中农遵照毛主席“除了合作社公养以外,每个农家都要劝他们养一口至几口猪”的指示,在积极发展集体养猪的同时,增加社员养猪。为了鼓励和支持社员多养猪,市、县有关部门和公社规定了一些措施和奖励办法。例如:社员需要苗猪由生产队供给,暂时付不出钱的,等猪养大了出售后再归还。社员缺饲料,除生产队分配一部分(包括饲料粮和青饲料)以外,肉猪出售时奖励适当的饲料粮,超重部分再奖。对社员家肥,采取合理的交售办法。通过这些措施,目前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农户都养了猪,每户圈存量平均一点八头,占全公社生猪圈存量的百分之三十。社员私养的猪多了,每年为生产队提供了将近一百万担的有机质肥料,又增加了市场的猪肉供应,社员家庭每养一头猪还可增加副业收入二十元左右。这样,对国家、集体和个人都有好处。但是,社员单家独户养猪,毕竟要受猪舍、饲料、劳动力等的限制,要实现“一亩-一猪”,不积极发展集体养猪是不行的。在三年自然灾害期间,在刘少奇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的影响下,有人又借口集体养猪亏本,大砍养猪场。在这股“单于风”的影响下,一九六一、一九六二两年,这个公社集体饲养场的生猪圈存量比一九六○年减少了一半。后来,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广大贫下中农和干部狠批了这股修正主义妖风,才把集体饲养场恢复和发展起来,特别是经过文化大革命,集体养猪得到迅速发展。目前,公社有种畜场,大队、生产队有饲养场。同一九
六五年相比,一九七四年公养猪的圈存头数增加了百分之五十一,占公养、私养猪圈存总头数的百分之七十二。
集体养猪,公社种畜场和大队饲养场以养种猪为主,兼养肉猪。生产队饲养场兼养肉猪和母猪。公猪、母猪均由集体饲养。目前全公社已有母猪二千八百头(包括生产母猪和后备母猪),平均每十五亩地有一头生产母猪,做到苗猪本社、本队自给。
集体养猪的好处,是使养猪在国家计划的轨道上合理发展。过去,母猪、公猪由社员私养,往往受供求规律的影响,国家计划难以控制。现在,母猪、公猪掌握在集体手里,可以根据集体养猪和社员私养的需要,有计划地繁育母猪、公猪和苗猪。集体养猪还可以在统一规划下,充分利用土地和水面种植青饲料,依靠集体力量解决棚舍,推选有政治觉悟和有经验的饲养员专职养猪,提高饲养技术。所有这些,都是社员私养所办不到的。发展集体养猪,还可以运用集体经济的力量,在推广青粗饲料,传授饲养经验,以及防治猪病方面,给社员养猪以有力的支持。事实证明,充分发挥集体经济的优越性,大力发展集体养猪,是执行什么路线、走什么道路和能不能多快好省地发展养猪的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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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养猪场在初办的时候出现亏损。对于亏损要作具体分析。养猪首先是为了肥田增产粮食。“养猪不赚钱,回头看看田。”养猪使粮食增产,这个账在账面上是看不出来的。当然,为了多快好省地发展养猪事业,也应当重视经济核算,加强管理,逐步做到转亏为盈。朱桥公社许多生产队的经验证明,只要认真加强领导,建设一支红、勤、巧、俭的饲养员队伍,集体饲养场可以做到既肥田又赚钱。现在,全公社集体饲养场,有盈余的占百分之七十五,少数尚有亏损的单位,亏损额也在逐渐减少。
猪养多了以后的新课题
随着养猪事业的迅速发展,有些人以为“养猪无技巧,一天三顿料”,开始自满起来了。是不是只要有棚有料就会“猪满圈,肥满田,粮满仓”了呢?不一定。猪多了,带来了许多新的问题。比如:成千上万头生猪都是活口,怎样防治猪病,需要采取有效的措施。猪不仅要养得多,而且要养得大,长得快,这就对培育优良种猪和加强饲养管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必须不断开展群众性的科学实验活动,采用先进的养猪技术。
防治猪病是发展集体养猪迫切需要獬决的问题。过去,由于猪多兽医少,猪病时有发生。后来,经过不断培训兽医,现在全公社已有了一支人数为五十名的兽医队伍,建立了群众性的防疫网。公社有兽医站,大队有“赤脚兽医”,许多生产队还有防疫员。他们一般都能防治常见疫病,有些还会阉割猪仔。饲养员一般也懂得防疫基本知识。他们根据“防重于治,防治结合”的方针,向社员广泛宣传防疫知识,每年春、秋普遍为生猪打防疫针,使猪的传染病得到有效控制。同时,还推广了土方草药和针灸防治猪病,以降低养猪成本。培育优良种猪对多养猪、养好猪的关系极大。过去,有些人总认为“洋的比土的好,白的比黑的好”。其实,洋种猪和土种猪都各有长处和短处。如有些洋种猪,体形大,长肉率高,是它的优点;但吃得娇,性子暴,产仔少,适应性差,又是它的缺点。而这个公社的“梅山”土种猪,虽有体形小、长肉率低、抗病力弱的缺点,但却有吃口粗、母性好、产仔多的优点。笼统地一概肯定或者一概否定,都是不对的。公社饲养场将本地“梅山”土种母猪同洋种猪杂交,所产“黑落白”仔猪,兼备土、洋两者的长处。他们还对种猪不断提纯、复壮,平均每五年更新一次,为发展养猪创造了良好条件。
喂猪的“一天三顿料”,也并非“无技巧”,特别是青饲料比重增加后,用精料喂养的老办法不管用了。现在,许多饲养场总结推广了仔猪产后“七天引食、十天吃食、二十天旺食”和养好母猪、带好小猪、促进肉猪等一整套喂养方法,取得了省时、省料、长肉快的效果。朱桥公社养猪事业的发展还是不平衡的,生产队之间,先进和落后的差距还比较大:同时,上市肉猪的平均头重还不够高。广大干部和贫下中农决心深入开展批林批孔,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在继续巩固“一亩一猪”的基础上,努力多养猪,养好猪,养大猪,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做出更大的贡献。
中共上海市嘉定县委员会调查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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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是怎样调动群众积极性的
奋战四季度夺回十四万车小时的体会
中共上海铁路分局南翔编组站委员会
我们站的任务,是将进出上海地区的货物列车,按照不同的去向,进行解体,重新编成各次出发列车。为了加速车辆周转,上级要求我们尽量压缩车辆留站时间。可是,去年一至九月,我们为了保铁路运输全局,损失了十四万车小时,也就是说,车辆在我们站停留的时间超过了规定指标总共达十四万小时。在讨论第四季度计划的时候,广大工人群众为了适应工农业生产发展的需要,提出要在完成第四季度任务的同时,把这损失的十四万
车小时夺回来。
问题一提出,就引起了一场争论。一种意见认为,只要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一定能夺回十四万。另一种意见认为,完成第四季度的任务困难已经不少,再要夺回十四万没有客观基础。正在这时候,群众给我们送来了大字报,促我们说:“你们在上面争十四万,不如下来同我们一起夺十四万!”我们走到群众中去,有个班的工人立即向我们建议:只要动员关键工种早接班,司机早动车,把每天交班下来的二十多节去何家湾方向的车子及早编组开出,一趟车就可夺回五、六十车小时。这对我们启发很大,使我们从这一趟车看到了其他车可挖掘的潜力,从这一班工人的积极性看到了整个站工人群众的积极性。群众干社会主义的热情这么高涨,这对我们是一个极大的教育。
毛主席说:“群众中蕴藏了一种极大的社会主义的积极性。”但为什么有的同志看得见,有的同志看不见呢?根本原因在于路线对头不对头,作风深入不深入。过去,有的同志虽然也下去了,但往往人下去了,心还留在上面,没有真正投入到群众的斗争中去,同群众缺乏共同的语言和思想感情,这样必然同群众想不到一处去,看不到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因此,对夺回十四万就没有信心。
夺十四万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只有干部坚持到群众中去,不断用党的基本路线教育群众,热情地支持群众的创造,才能充分调动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战斗开始的头儿天,车辆中转时间不断压缩,但没过几天又上升了。党委对这个问题进行了分析。原来有些干部下去,一心想“狠抓十四万”,却放松了抓批林批孔这件大事。为此,我们组织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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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学习党的基本路线,批判刘少奇、林彪宣扬的唯生产力论,使大家看到了不抓学习和批判,埋头生产的危险性,提高了继续抓紧批林批孔的自觉性。上行场有个班组,长期以来存在着一些不团结现象,工作时“一只螺蛳一只壳,各人工作各管各”,影响了全站任务的完成。党委书记沉到这个班组里去,首先跟班劳动,摸清情况,然后在这个班里办了学习班,同他们一起学习毛主席、党中央关于加强团结的指示,批判林彪破坏团结的罪行,向他们讲路线、讲党性、讲全局、讲团结,使这个班组的工人提高了政治觉悟,很快地消除了同志之间的隔阂,增强了团结。过去五十辆车皮的拉风工作,两个人要二十分钟,现在为了夺十四万,全组出动,紧密配合,只要三、四分钟就完成了。事实教育了我们,干部下去抓好学习和批判,提高群众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觉悟,是调动群众积极性的根本保
证。
夺回十四万车小时的一条重要经验,就是必须深入实际,进行调查研究,才能更好地指挥生产,把群众的积极性组织起来。我们编组站成天要和数千辆车皮打交道,排计划时,如果对这些矛盾不作具体分析,就必然会脱离客观实际,造成计划上的右倾保守,结果不仅对运输生产不能实行正确的指挥,还会挫伤群众的积极性。我们在和群众一起大干中,发现有些本来可以正点开出的列车却不能按时开出,向工人一请教,才知道是因计划不周,造成重复作业。于是,我们就举办了计划人员学习班,和他们一起找薄弱环节,在工作中还同他们一起编制作业计划,从而加强了计划工作。同时,我们制订计划时注意倾听群众的意见,布置计划时既充分估计群众的积极性,又注意留有余地,完成计划时不光是看指标完成的好坏,还要看是否充分地反映了群众的要求和能力。由于做到计划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使过去计划晚点的车,现在能准时开出,过去计划开不出的车,现在有的也能开出。调度计划工作组织得好,指挥得好,群众就觉得有奔头了。
要实现计划,正确组织群众夺回十四万的积极性,就要在尖锐复杂的矛盾出现时,善于集中群众的智慧和力量,来突破生产关键。有一天夜里,抢编的第一趟列车,离开车时间只有半个多小时,但计划命令还要挂上十二节车皮。这一天到站的列车密度超过往常,如果十二节车皮不及时挂上,正点开出,就会造成全站列车循环晚点。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到现场向群众交底。工人们立刻行动起来,决心让列车正点开出。当调车员调动机车去拉十二节车皮时,突然发现在以前编好的这趟列车上挂上了一节车长乘坐的守车。按规定,守车必须放在列车的最后一节。但这时,等机车来拉,时间来不及了,怎么办?工人们说:“没有机车头,我们用手推!”就这样,干部与工人群众一起,把这辆守车推了出来,前后只花了十八分钟,保证了列车的正点开出,一个夜班就夺回了九百多个车小时。解体编组作业,往往受气候等自然条件的影响。过去按常规,遇到大雾,就要减慢作业速度,或停止作业。在夺回十四万车小时的时候,有几天连续大雾,三米以外什么都看不见了。但群众在这种情况下,不怕冰封三千丈,不怕迷雾万里长,决心夺下十四万。雾迷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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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就采用广播、哨子、电话加强联系,加强责任感和加强检查,终于照常完成了任务。在夺十四万车小时的战斗中,群众不仅有革命干劲,而且有无限的创造力。就拿编组作业来说,工序复杂,分工细,制度严格,调车的只能调车,扳道岔的只能扳道岔。这样,在作业过程中,常常因为有的工种工作量大而拖延整个编组作业的进行。第四季度中,这种矛盾更突出了。为了克服这种矛盾,下行场扳道组的工人,首先打破工种界限,他们除了做好本职工作外,还根据编组作业进展情况,什么工种急,就抽出力量去支援。他们说,夺回十四万,就得不分你、我、他。我们及时支持了群众的这个创造,并总结他们的经验在全站推广,这样就大大加快了编组作业的速度。工人们在夺十四万的紧张战斗中,为了迅速改变人工控制车辆溜放的落后状况,和兄弟单位一起试验一种自动减速器。为了支持群众的创造精神,一个党委成员始终同工人一起搞试验。试验时要封锁线路,这与夺十四万的战斗发生了矛盾。但由于大家千方百计地挖掘其他线路的潜力,并配合搞试验的同志努力加快试验步骤,一再压短封线的时间,终于保证了编组作业的正常完成。干部和群众
一起克服困难,是对群众首创精神的有力支持,群众搞试验的信心更大了,在短短的时间里,自动减速器终于搞成了,在夺十四万战斗中发挥了作用。我们深切体会到,群众创造新生事物,是对发展生产的一种远见,热情支持新生事物,就是支持和爱护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这也就为发展生产创造了条件。
要调动群众的积极性,还要把指导全局的战略目标告诉群众。我们在深入群众的过程中,发现不少群众由于本位工作的局限性,往往看不到全局性的东西,限制了他们积极性的发挥。因此,我们经常讲形势,讲全局,把计划交给群众,使群众胸有全局,心中有数,做到分工不分家。十二月下旬,上级要求我们站编组一批空专列车直达煤矿运煤。编组空车,车皮回路时间长,占用线路多,作业量大,这就给夺回十四万车小时带来了新的困难。但当这一任务在群众中讨论后,工人们说:“保全局,千斤重担我们挑!”全站各场、各个工种拧成一股绳,终于在十天内正点开出了四十三列空专车。群众的胸中有了全局,眼界扩大了,就能处处把本职工作和革命的全局联系起来,自觉地为建设社会主义流大汗,出大力。就这样,我们终于在第四季度中,把在三个季度中损失的十四万个车小时,在十
二月二十六日之前夺了回来,完成了国家交给我们的年度任务。
十四万车小时的胜利夺回,在不增加车皮的情祝下,等于为国家多开了五千多辆车皮,这是我们充分调动群众社会主义积极性的结果,也是各兄弟单位社会主义大协作的产物。这次战斗使我们深切地感到,干部只有坚持下去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同群众保持最广泛的经常的密切联系,在群众斗争中不断改造自己的世界观,才能使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不断发展、巩固、持久。我们决心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指引下,不断地深入群众,相信和依靠群众,不断地调动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为加快社会主义的建设步伐作出更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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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平论
读《朝霞》一年
任犊
桌上放着十二本《朝霞》月刊一这个新生的文艺刊物已出满一年了。
一般说来,象这样的文艺月刊,是只有时间上的连续性而不大有内容上的连续性的。但也不尽然。任何一个刊物,尽管每期的内容都海阔天空,各色各样,但总有它一以贯之的编辑方针、工作重点。过去有不少资产阶级报刊上登过“来稿照登,无所偏爱”的广告,但它们从来没有、也绝不可能这样做。连续读它几期,“偏爱”即可了然。正因为这样,鲁迅是喜欢对报刊杂志进行“通读”的,有时甚至将几年前的也翻出来再读一遍,从中辨倾向,找规律,看趋势。学鲁迅的办法,在新的一年开始的时侯,我们也将过去一年的《朝霞》粗粗通读了一遍。《朝霞》第一期并没有发表“创刊词”,但却有一篇从侧面起到了“创刊词”作用的文字,那就是《<努力反映文化大革命斗争生活>征文启事》。它清楚地体现了编辑部鲜明的政治观点,为刊物定下了一个歌领、宣传党的基本路线的基调。通观十二期刊物中选发的十余篇征文,以小说为主,也有诗歌、散文和剧本。这些作品在政治上艺术上的成就各有高下,参差不一;但读着它们,总会在心底产生一种特殊的亲切感。它们所反映的是千百万工农兵读者几年前亲身经历过、或者现在还在参加着的伟大斗争。请看“征文选刊”中,有的写了红卫兵战士高举革命战笔奋起战斗的经历,有的写了革命造反派粉碎经济主义妖风、夺一小撮死不悔改的走资派的权的光辉历程,有的写了革命委员会成立的波澜壮阔场面,有的写了工宣风进驻后的日日夜夜,有的写了坚持前进、反对倒退的艰巨斗争…总之,轰鸣在纸页上的,是熟悉而激动人心的革命浪潮,是促使人们投进新的战斗的隆隆战鼓,这怎么能不使我们引起深深的革命共鸣呢?读着这些作品,不禁想起了那种文艺创作与现实斗争应该“保持一定的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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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的说法。这种论调在认识论上是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不错,人们对事物的认识是处在不断深化之中的,但这丝毫不妨碍我们及时地在一定深度上反映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斗争生活。来自三大革命第一线的工农兵作者,在毛主席关于文化大革命的一系列光辉论述的指导下,根据本人和战友们的斗争实践,用艺术形象写下了对这场革命中一次次阶级较量的切身体会和认识,并尽力使这种认识在艺术表现中体现得比较正确和深刻。例如,小说《浦江潮》、《序曲》,叙事诗《列车飞向北京》,都是以一九六六年冬天阶级敌人制造的“三停事件”为斗争对立面的。阴险的敌人一无例外地借口“革命”破坏生产,以达到扼杀革命的目的;但作品的主人公们不仅针锋相对地为革命发车、为革命修船,而且更深刻地认识到革命群众进一步团结的必要,认识到夺一小撮死不悔改的走资派的权已成为自己义不容辞的职责。这种在斗争实践中所获得的一系列认识,以及基于这种认识所采取的革命行动,被以后的战斗历程所证明是非常正确的。这些作品表现了这样的主题思想,无疑也是正确的。它们在今天仍然具有现实的教育意义。这桩事实,说明了只有置身于现实斗争中心,而不是保持距离,才有可能对现实斗争获得正确的认识。
当然,这种认识还有待于扩展和深化。但这又是如何实现的呢?请看“征文选刊”中那些以“二月革命”后几个斗争回合为题材的作品:小说《追图》写了无产阶级革命派不要以为从走资派手里夺来几颗大印就算完事,还必须在上层建筑的各个领域里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包括“把技术部门的领导权真正夺过来”;小说《挂红花那天》写革命委员会成立后,革命战士不能“光放放爆竹,敲敲锣鼓,挂挂红花”,还有更严重的斗争在后头;小说《试航》则写了经过文化大革命以后的今天,依然存在着一场是被人“强按着头走路”,还是昂首阔步前进的斗争。…随着背景时间的步步推移,作品所反映的对文化大革命的认识也在步步深化。而能做到这一点,就决不可能是站在岸边衣履一点不沾湿的观潮派,而只能是积极投身于斗争风浪之中的革命弄潮儿。
“征文选刊”的作品证明,在目前用文艺作品正确地反映文化大革命,不仅是必需的,而且是可以做到的。是的,就每个作品而言,它们只是写了某个领域的一个短时期内的斗争,时间短至一、两天,范围小到仅有儿个人的小单位;但合起来,却可以使我们对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有一个开阔的认识。鲁迅说过:“太伟大的变动,我们会无力表现的,不过这也无领悲观,我们即使不能表现它的全盘,我们可以表现它的一角,巨大的建筑,总是一木一石叠起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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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何妨做这一木一石呢?”要表现文化大革命这样声势浩大的斗争,同样必须如鲁迅指出的从“一木一石”着手,这也就是从特殊反映一般的规律。“征文选刊”的作品已经开始在这样做了,我们盼望看到有更多的工农兵业余作者参加进来,共同为建成“巨大的建筑”而努力战斗。
提倡写文化大革命,扩而大之,也就是提倡写现实斗争的重大题材,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我们欣喜地看到:《朝霞》中除了“征文选刊”外,其他作品的绝大多数也都能做到及时地反映现实政治生活中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一篇揭矛盾的报告》写试制显像管,《典型发言》写风格,《长江后浪推前浪》写知识青年,《心中的炉火》写改制耐火砖,《远航书简》写国产万吨轮远航…这些作品的题材丰富多采,反映的时间、背景各不相同,但每一篇的字里行间,都洋益着文化大革命的战斗气息。这不仅在于它们所反映的内容与这场大革命有关,而且首先在于它们的主人公们无一不是从思想品质到性格特征都与文化大革命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的典型人物。任树英、闻松华、卢玉英、杨海春,他们的身份、形象、脾性千差万别,但却有一个共通的地方:有着相当高的路线斗争觉悟,在与错误路线作斗争的时候,敢于反潮流。《典型发言》中的胡政民被任树英“顶撞”后,曾在心底对这位年轻的女支书发出过这样的感叹:“生活为你安排的道路太顺利了:初中毕业进厂当工人,文化大革命中举着红旗造反,入了党,三十岁当了支部书记,抓起一个厂的工作…一帆风顺啊!”胡政民的认识是错误的,他不懂得这场革命风暴给了任树英们以何等严峻的考验和锤炼,难怪他要在这个“一帆风顺”的年轻人面前掀起一场不大不小的风浪来了。但是当这篇小说接近结尾的时侯,也即任、胡之间的斗争告一段落的时侯,任树英“很随便地拉了老胡一把”,而胡政民则“感到一种无法抗拒的力量推动他随人群冲进风雨”。胡政民在矛盾斗争中感到了任树英的力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成长起来的新的一代的力量。在《朝霞》一年发表的作品中,这种体现文化大革命精神的艺术形象,我们能够举出一长串名字。他们是那么敏锐,以致常常能在微风乍起之时辨别出路线上的是和非;他们又是那么坚定,以致在狂风巨浪面前也能稳如磐石不动摇。这样一批在以往的文艺作品中未曾见过的艺术典型,来自于文化大革命以后的现实生活,同时反过来又在今天现实生活中起着积极的动员与教育作用。
列宁说过:“文学应当成为党的文学”。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精神体现了我们党的基本路线。《朝霞》一年的实践证明:不同题材的作品,凡是用这个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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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去提炼主题的,一经发表,就有力地参加了现实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行列。《朝霞》中的作品,除了小说以外,其他如散文《上海啊,你的未来》,诗歌《千年红》、《广阔的天地》组诗以及配合批林批孔发表的“故事新编”等等,也都能起到这样的作用。所以能够这样,是由于这些作品的作者和他们所塑造的主人公一样,大多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成长起来的一代新人。
于是,我们就联想到了《朝霞》的作者队伍。从某种意义上说,一个刊物的作者队伍甚至比它所发表的作品要显得更重要。
粗粗统计了一下,一年来在《朝霞》(包括“丛刊”)中发表创作的工农兵业余作者有一百多人。这中间,第一次发表作品的占大多数,约八十余人,其中较有成绩的是段瑞夏、史汉富、刘征泰等同志。在《朝霞》创刊前发表过一定数量的作品,而主要是文化革命中成长起来的作者也占有一定的比例,如姚克明、朱敏慎等同志。也有一些在文化革命前写过较多作品并已有一定影响的作者,如胡万春、陆俊超等同志。
在这支目前还不能称之为宏大但却是生气勃勃的队伍中间,特别令人注目的是一批新作者。文化大革命以来激荡的战斗生活为他们的创作提供了极为丰富的素材,激励着他们拿起笔来战斗。他们方向正确,成长很快。就拿段瑞夏同志来说吧,自从他在《朝霞》丛刊上发表了第一篇小说《特别观众》以来,写下的作品并不多,但他前进的脚步却是比较坚实有力的。我们不妨对他不长的创作道路作一个回顾。正如不少评论文章所已指出的,《特别观众》确实很有点“特别”之处。它既写了文化革命以来革命样板戏是如何有力地推动了工业战线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又写了工农兵是革命文艺的主人,是革命文艺的宣传员。一个初次写作的青年工人写出了这样一篇思想深刻、构思新颖的作品,值得祝贺。但是,这个作品也还存在着一些缺点,特别是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上不够鲜明和丰满,缺少血肉感,情节或事件胜过、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掩盖了人物。这个缺点到了作者后一篇作品《电视塔下》中就表现得更清楚了。由于作者当时对主人公楼云这样人物的内心缺乏深刻的理解,又缺少《特别观众》这样的情节和事件,因此这篇主题写风格的小说给人留下的印象是较为淡漠的。实践告诉段瑞夏同志:如果不着重于英雄形象的塑造,不进一步从我们时代的英雄人物的内心世界进行挖掘,那么,作品的质量就很难提高。这期间,听说他几次到上海的先进单位电珠五厂去深入生活。他在那里接触到了什么,在思想上和对创作的考虑上有什么收获,我们可以从作为他深入生活成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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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篇小说《一篇揭矛盾的报告》(署名崔洪瑞,集体讨论,由段执笔)和《典型发言》中看到一个大概。这两个作品成功地塑造了任树英这个年轻、朴实、充满朝气蓬勃的斗争精神的女干部形象,就典型化的深度而论,超过作者以前的作品,读来令人高兴。看得出来,在任树英的身上,不仅反映了作者在电珠五厂所获得的感受,而且熔铸了过去他在三大革命第一线的生活积累。这是广大工农兵作者特有的长处。一个作者能以新的作品反衬出以往作品的缺点,这反映了他在不断成长,是一件大好事。我们相信不久后作者一定能迈出超越现在这两篇小说的更新的步伐。
《一篇揭矛盾的报告》和《典型发言》给了我们一个启发:文艺作品主题的及时性和战斗性,总是与典型形象的塑造紧密相关的。因此,工农兵业余作者如果能进一步认真学习革命样板戏的创作经验,通过活生生的艺术形象来说明自觉地执行党的路线、政策的要求如何必然地产生于每一个无产阶级英雄人物的心底,使作品中主人公的革命行动充分具有内在的根据,就一定能够使创作水平大大提高一步。
说到这里,我们想到了《朝霞》的另一名作者姚克明同志。就作品数量论,他超过段瑞夏同志。他有一个很突出的优点,即在政治上比较敏感,能及时地根据当前的政治任务提炼主题。因此,他的作品读起来有一种新鲜感,涉及的题材也较为广阔。但在人物形象塑造的扎实程度上,总觉得还很有进一步提高的必要。这方面,他早几年写的《区委副书记》取得了较好的成绩。几年来,他的进步是明显的,但我们用读者的眼光来看,总觉得他跨的步子还应更大些。小说《朝霞》和《布告》的作者史汉富同志,他的作品能及时、迅速地反映文化大革命以来的重大主题,结构紧凑,表现方法也较细致;但在人物塑造上也同样存在着类似的缺点。要解决这个问题,关键还在于作者必须进一步深入
三大革命运动,以提高自己的思想水平和创作水平。
在《朝霞》上,还有更多有成绩的新作者。如《红卫兵战旗》、《青春颂》(与林正义同志合作)的作者姚真同志,就在她的作品中塑造了令人难忘的革命小将的形象,使我们看到了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成长起来的红卫兵一代在革命大道上的阔步前进。这里限于篇幅,不能一一提及了。他们的作品大多是初作,但读来十分清新,他们把自己战斗岗位上热气腾腾的革命气氛带给了刊物,带给了读者。在艺术表现上,他们根据题材的要求也有很多创新。每当我们在一本新到的刊物上看到一批陌生的名字,总会感到一种由哀的喜悦。在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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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革命文艺路线的指引下,在文化大革命以后的今天,工农兵业余文艺队伍的成长和扩大是多么迅速!当然,他们的作品中还有这样那样的缺点,例如还没有重视反映矛盾的特殊性,表现方法上还不丰富,某些作品有从概念出发的倾向,等等。但是,只要他们坚持不懈地在革命实践和艺术实践中进一步刻苦磨炼,这些缺点是完全能够逐步克服的。
新作者们在不断涌现出来,老作者中有不少人也都有较大的进步。例如胡万春同志,经过文化大革命后的“回炉”,在下厂劳动锻炼后写出了《新人小传》这样力图反映新的人物、新的斗争的作品。这应当说是一个值得鼓励的新的起点。但从另一方面来看,尽管这篇作品的基本倾向是好的,艺术表现上也还算细致,但若与同期《朝霞》发表的《典型发言》相比,可以看出他在反映今天的斗争生活的时候显得相当吃力,甚至就同一个艺术形象来说,往往写今天不如写回顾过去时生动。这说明了超时代的艺术技巧或艺术经验是并不存在的。老作者要写新的斗争、新的人物,需要重新进行学习,从思想到艺术都是如此。
工农兵业余文学创作队伍的形成和成长,需要报纸和刊物做艰苦的组织和培养工作。一年来,《朝霞》在党的领导下做了这方面的工作。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的发展需要我们继续把这项工作扎扎实实地做下去。《朝霞》作为一个培养工农兵业余作者的重要阵地,应当努力加强评论工作,不仅要具体地关心他们在艺术表现能力上的提高,更重要的是抓作者们的思想改造和深入生活。毛主席说:“整个过渡时期存在着阶级矛盾、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两条道路斗争。忘记十几年来我党的这
一条基本理论和基本实践,就会要走到斜路上去。”在社会主义社会,反修防修是一个长期的艰巨的斗争。资产阶级思想往往很快地侵蚀了工农兵文艺队伍中刚出土的新苗,这在过去或现在都并不是鲜见的。文艺刊物应当是一座思想革命化的红色熔炉,我们希望《朝霞》能起到这样的作用。
在结束这篇漫谈式的文字的时侯,我们不禁又想起了鲁迅。在那黑暗的年代,鲁迅为了宣传革命思想,为了响亮地呐喊,曾办过许多刊物,但大多数办不了几期就遭到了停刊的命运。那是一场多么困难和艰险的战斗啊!对比一下,我们今天在毛主席革命文艺路线的指引下办起了工农兵业余作者自己的文艺刊物,并得到了党和广大工农兵的热情关怀和帮助,这该是多么幸福啊!一年,只是它的开端。我们完全有理由要求《朝霞》办得好些,更好些!
《朝霞》走完了一年的路程,祝它在新的一年里取得新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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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事物的成长不是一帆风顺的
读小说《典型发言》
上海染料化工二厂青年工人楼乘震
任树英发扬反潮流精神揭了矛盾,胡政民坐在楼梯口引起强烈的震动。…这是我们在短篇小说《一篇揭矛盾的报告》的结尾所看到的。胡政民的思想就这样扭转过来了吗?长江厂的显像管生产就这样顺利上马了吗?不!段瑞夏同志继《一篇揭矛盾的报告》后写了《典型发言》(载《朝霞》二九七四年第9期),使我们看到新生事物的成长不是一帆风顺的。胡政民灵魏深处那个资产阶级王国里的脏东西以另一种形式表现出来,任树英及长江厂、光明厂广大的工人同志们与新生事物一起,在斗争的大风大浪中经受了新的考验,任树英同志不愧是一位不惜以自己的一切来支持新生事物的典型。
革命的新生事物代表了历史发展的方向,她的诞生和成长必定会招来反动阶级的仇视和旧习惯势力的阻挠。“任何新生事物的成长都是要经过艰难曲折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和批林批孔运动的深入开展,给社会主义新生事物的茁壮成长创造了有利的条件。但是,她的成长也并不因此就没有挫折,没有斗争了。“要想不经过艰难曲折,不付出极大努力,总是一帆风顺,容易得到成功,这种想法,只是幻想。”不过,这种斗争在新的形势下又有其新规律和新特点。《典型发言》正是敏锐地抓住了这个新规律和新特点,从一个侧面生动形象地展现了这场斗争,刻划了经过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锻炼的工人阶级崭新的精神世界。工业战线这样,其他战线何尝不是如此!这就是《典型发言》所描写的主题的深刻现实意义,也就是为什么这篇小说对我们有强烈的感染,读了感到分外亲切、振奋,而又发人深思的原因所在。
对在文化大革命中涌现的新生事物的态度,实质上就是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态度。反对还是支持新生事物的斗争,实质上是复辟与反复辟的斗争。这是一条真理。通过八年来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条真理被亿万革命人民所掌握,革命的新生事物如烂漫的山花开遍在伟大祖国辽阔的大地上。但是,也总有那么些在旧轨道上生活惯了的人,嘴上也说要支持新生事物,可是心里总还对旧的那套恋恋不舍,在行动上就会自觉或不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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觉地流露出来。这些人虽与敌对阶级对新生事物的仇视不同,但正如列宁所尖锐指出的:“实际上是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手段,是保护资本主义而反对社会主义。”《典型发言》中的胡政民就是起到了这样作用的同志。
应该说,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对胡政民是有所教育的。但是,只因为长江厂确实是全公司抓革命、促生产的先进典型,他“心里不服也得服”,但没有挖出头脑里崇洋迷外、瞧不起群众的思想老根。他并不懂得革命的辩证法,并不懂得什么是社会主义新生事物。他对任树英,对长江厂,也仅仅是感到“歉疚”而已,这种“歉疚”又怎么能代替得了路线斗争觉悟的提高呢?正因为这样,他看到光明厂青工的大字报,就满腹牢骚,“心想:如今样样都是新生事物了”;正因为这样,他听到长江厂的成本上升,就幸灾乐祸:“任树英啊,任树英,你这爱出头的椽子,总有挨斧头的时候”;正因为这样,他会假借影响长江厂的“典型发言”而下令“青锋一号”炉下马,又一次压制了新生事物。任树英一针见血地指出:“他过去压制长江厂,错了,因为他压制了社会主义新生事物,今天抬举长江厂,又错了,因为他又压制了光明厂的新生事物。他错在路线上阿!”
小说中有这么一段争论是耐人寻味的:长江厂到市里去发言的提名者胡政民左劝右说,可是任树英坚决不同意停炉,“胡政民大感意外,他茫然不解地看着任树英,充满感情地说:‘树英,这回我可是有一意一栽一花一’‘你是想把我们栽到花盆里呢。’任树英激动地站在窗前”回答得多好!这简直是提出了在新形势下如何对待新生事物的问题。在胡政民看来,他是吸取了上次的教训,“这回”是支持新生事物,“有意栽花”了。言外之意是你任树英不识抬举“花不发”。而任树英却“根本没把典型发言的事儿挂在心上”,“她想的是为整个阶级,为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争气啊!”新生事物、先进典型的这朵花离不开三大革命斗争实践的土壤。“离开了兄弟厂,离开了整个阶级,长江厂还有什么前途,有什么希望?任树英还有什么出息,有什么力量?”
如今,在我们的现实斗争中,不是也有类似胡政民那种搞“移栽”的人吗?他们俨然以新生事物的发现者自居,要把新生事物这朵花掘离群众斗争的土壤,当作盆景供起来,迫使“这朵花”按自己的愿望生长。如果不合他的意愿,则对不起,他会立即拿起大剪刀“咔嚓”一下剪下这朵花的。这难道是支持吗?也有的人看见新生事物的缺点也不热情指正,帮助克服,反而眼睛一白,唱唱高调:“难免的嘛!”他会把你吹得天花乱坠,捧得比天还高,而肚里却梦想你有朝一日从天上掉下来,他来看白戏。这难道也是支持吗?不!~不管“胡政民”的动机如何,实质上这是更隐蔽的压制,更巧妙的扼杀。
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在新的斗争面前,怎么办?任树英已为我们作出了榜样,用一个字来概括,就是:斗。新生事物是两个阶级、两条路线激烈斗争的产物,也只有在两条路线的激烈斗争中才能得到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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斗争的信心,来自对新生事物成长的规律有正确的认识。列宁说得好:“最先发明的那架蒸汽机也是不好的,甚至不知道它是否开动过。但是问题不在这里,问题在于已经有了这种发明。纵然头一架蒸汽机从外形来看是不适用的,可是现在却有了火车头。”“青锋
一号”失败了三次,但任树英说:“失败了三次有啥关系?我女儿学走路,不知跌了多少跤呢?”因此,她能透过“青降一号”看到“这不是一只炉子,这是批林批孔的成果,是我们工人阶级的志气。”
斗争的勇气,来自胸中的革命大目标。任树英憧憬着电视工业发展的美好前景,因此,当光明厂的老赵抱歉“青锋一号”拖了长江厂的后腿时,任树英会激情满怀地说:“青锋
一号”“是一个即将完工的发电站,一旦完工,就要放出很大的能量!那时候,就不是你们
一个厂,而是整个电视工业战线都被促进,都得象插了翅膀一样,飞起来啦!”
斗争的力量,来自整个阶级、广大的群众。这里有阿宽、武云,也有老韩、老赵,有长江厂,光明厂的工人同志,也有郊区贫下中农。“普普通通的工人,都自觉地刻苦学习马列、毛主席的著作,研究儒法斗争的历史经验,自觉地以主人自居,主宰工厂的大事,国家的大事。”贫下中农热切地希望:“小小电视机,伲越看越欢喜!工农联盟情谊深啊!你们要加油干,做得又多又快又好又省1”因此,任树英还怕什么风险呢?
一句话,斗争的动力来源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来源于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批林批孔运动,对社会主义新生事物有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青锋一号’,这才是按照我们工人的心意栽的花,决不容风雨把她摧残,即使拿了我的脊梁骨也要把炉子撑住!”只有这祥,才能始终保持清醒头脑,不为胡政民的“命令”所吓,也不为胡政民的捧场所骗;只有这样,才能坚定地呼出“支持新生事物,决不能手软”的时代强音;只有这样,才能以无产阶级的宽阔胸怀,毅然拆掉“砌进了长江广千部群众多少心血,多少意志,多少力量”的隧道烘箱,顶着暴风雨把工字钢送给“青锋一号”炉;也只有这样,才会不把与胡政民之争,看作是个人之争,而是看作路线之争,在原则问题上不让步,而当胡政民有点滴进步的表现时,又表示满腔热情的欢迎。任树英同志这种崭新的精神风貌,不正是通过文化大革命战斗洗礼、又在批林批孔运动中阔步前进的无产阶级先进分子的典型吗?
胜利永远是属于无产阶级的。“青锋一号”炉终于上马了,任树英满怀激情的作了典型发言,围绕着“典型发言”的一场斗争到此结束了。但是,现实生活中的这场斗争远没有止息。对新生事物态度的斗争还会以新的形式出现。我们要象任树英那样,“支持新生事物,决不手软”。至于胡政民,他可能会转过来,我们表示欢迎,可是我们要警惕李政民、王政民还会出现。如果胡政民还没转过来,也没关系,社会主义总是要大踏步向前
迈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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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红与黑》
刘大杰
《红与黑》是法国作家斯丹达尔的代表作,是一部具有深刻社会内容的长篇政治小说。它完成于一八三○年,早于巴尔扎克的《欧也妮·葛兰台》和《高老头》,它的产生,标志着在法国文学领域中批判现实主义的胜利。
一、时代和作者
斯丹达尔(1783一1842)生长于路易十六后期,经历了资产阶级革命、拿破仑雾月政变、拿破仑帝国、波旁王朝复辟、七月革命,终于七月王朝。这段历史时期,是法国国内外阶级斗争非常尖锐复杂的时代,是复辟反复辟、帝制与共和反复斗争的大动荡的时代。在这时期的激烈政治斗争中,法国资本主义工商业得到迅速发展,阶级关系发生了很大变化。这一切,斯丹达尔有亲身的体验,对于他的小说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社会内容。他自己说过:在《红与黑》里,我“要认真地描写十九世纪最初三十年间压迫在法国人民头上的历届政府所带来的社会风气。”(《关于红与黑>)所谓“十九世纪最初的三十年”,正是拿破仑统治、王政复辟、到七月革命的三十年。
一七九四年七月,在巴黎,代表大资产阶级的热月党人发动了反革命政变,推翻了罗伯斯比尔领导的革命政权,组成了督政府,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告了终结。由于督政府的反动统治,激起了法国人民的强烈反抗。同时,暗藏的保皇党徒,乘机煽动,企图搞武装复辟。当时的政治危机,替拿破仑政变铺平了道路。拿破仑任第一执政官时,已经掌握了军政大权,到了一八○四年,他做了法国皇帝;名义上由共和到了帝国,其政治实质同样是以资产阶级为基础的军事专政。他实行阶级镇压和民族侵略,为资产阶级开辟国外市场,扩大政治地盘,得到资产阶级各阶层的拥护。一八一二年他率领几十万大军侵俄,遭到惨败。一八一四年被囚于厄尔巴岛。后来又逃回巴黎,终于大败于滑铁卢,被流放到圣爱伦岛。所谓“百日王朝”,也不过是昙花一现而已。
拿被仑崩溃以后,波旁王朝在外国军队的保护下进行了复辟。路易十八一登上王座,从前在大革命时期逃亡国外的高级僧侣和封建贵族以及暗藏的保皇党徒都卷土重来,企图把倒塌的封建天堂重新修建,带着反革命的仇恨,对人民实行了残暴的反攻倒算。在这黑地昏天的时期内,那些在拿破仑帝国时期发财致富的金融政客,为了保全他们的财产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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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位,厚颜无耻地举手向波旁王朝宣誓效忠,有的用金钱换来一个贵族头衔,保护自己。那些投机取巧的金融政客,为了否定自己昨天或是前天所发表过的政见,讨取复辟王朝的欢心,都具有一套自私自利和生存竞争所必需的防身本领,那就是见风使舵的哲学。当时的国际反动封建势力,非常顽强,政治斗争也很激烈。拿破仑战败以后,以俄、普、奥、英反动君主为首,召开了维也纳会议,企图建立一种封建秩序,阻止新的革命发生。维也纳会议以后,欧洲各国反动派掌握了政权,从伦敦到那不勒斯,从里斯本到圣彼得堡,各国的内阁,都由封建贵族统治。后来,俄、普、奥三国君主,签订了反动的“神圣同盟”条约,其目的是巩固君主封建统治,镇压各国的民主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成为“国际宪兵”。在当时,沙皇俄国扮演了主要角色,它是当时国际反动势力的主要支柱。
波旁王朝复辟以后,教会和贵族在国王的保护下,又重新拾起头来。查理第十颁布“宗教治罪法”,恢复天主教会的特权,颁布“赔偿法”,从国库中拨出十亿法郎,补偿贵族在革命时期的损失。恩格斯指出:“这一贵族社会在1815年以后又重整旗鼓,尽力重新恢复旧日法国生活方式的标准。”(《致玛·哈克奈斯>)《红与黑》所揭露的,主要是这一时期的贵族社会。
查理第十妄想完全恢复路易十六式的君主封建制度,但由于历史的发展,这已经是不可能了。十九世纪二三十年代,法国正在进行工业革命,资本主义工商业得到迅速发展。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封建的所有制关系,已经不能适应发展的生产力了。因此,复辟的波旁王朝,虽说戴上昔日的王冠,而资产阶级已成为幕后的掌柜。同时,当日那么多的新旧贵族,不管胸前挂着多少枚勋章,实际他们大都已经资产阶级化了。有的是世袭几代的贵族,变成了金融资本家;有的先是资产阶级,后来骗取一个贵族头衔。这样的情况,在《红与黑》里,反映得非常生动。
有复辟就有反复辟的斗争,波旁王朝的黑暗统治,激起了法国人民的强烈反抗。一八
三○年七月,革命爆发了,在三天激烈的街垒战斗中,推翻了查理第十的政权,取得了七月革命的胜利。马克思说:“结果,不是社会本身获得了新的内容,而只是国家回到了最古的形态,回到了宝剑和袈裟的极端原始的统治。”(《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王政复辟时期的社会,也正是这样的社会。《红与黑》这部小说,就产生在这样的历史环境里。
斯丹达尔原名亨利·贝尔,出生于小资产阶级家庭。七岁丧母,父亲是一个性情暴戾的律师。他从小就受到顽固家长的专横压制和耶稣会奴化教育的摧残。在他幼小的心灵里,已孕育着对于教会和封建的不满。法王路易十六被处死刑的消息传到他的家庭时,他父亲感到惊慌万状,他自己“体验到我一生中最大的一次喜悦”。十三岁,他进了中学,爱好拉丁文、数学和文学作品。他很喜欢数学教师格罗,格罗是一位雅各宾党人。中学毕业后,他到了巴黎,投考工业学院,没有考取。一八○○年,他进了拿破仑远征意大利的部队。不久,又回到巴黎,去过马赛,在杂货店里做过职员。他在回忆录中写道:“来到巴黎之后,我在昂纪维里大街的六层楼上度过了两年”,阅读启蒙学派的著作。孟德斯鸠、卢梭、爱尔维修诸人的思想,给他很大影响。一八○六年,他又回到拿破仑部队,在德国占领区,做过皇室领地的总管,后来又在巴黎做过法制局的审计官,得到上级的赏识。这是他的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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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得意时期,眼看就要更高地爬上去了。一八一二年,他随拿破仑侵俄。他亲自看见莫斯科的大火,亲自看见法国军队的溃退和惨败。他在俄国斯模林斯克撤退时写道:“有时我无缘无故地就流下泪来,雄心已经一去不复返了。”(1812年8月24日日记>)斯丹达尔一向把自已的政治出路,放在拿破仑身上,现在看见拿破仑的覆灭,伤心得流下泪来。他对拿破仑,始终怀抱着崇拜的感情。他在遗嘱中说:“我只尊敬一个人,就是拿破仑。”王政复辟时期,外国军队一度占领法国,使法国人民感到民族的屈辱,同时,由于波旁王朝的封建统治,中小资产阶级失去了出路,因而有不少人怀念拿破仑。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法国人“总不能摆脱对拿破仑的追念”,“他们曾经退回去追求埃及的肉锅”。(《路易·波拿巴的雾月
十八日)《红与黑》里,有那样多的地方写到拿破仑,原因就在这里。斯丹达尔由于其阶级性的局限,当然不能理解:法国当时所遭受的民族屈辱与复辟王朝的黑暗统治,正是拿破仑对内压迫、对外侵略所造成的恶果,为波旁王朝复辟铺平道路的人正是拿破仑自己。由于这种局限性,不但使作者自己成为一个拿破仑主义者,并且把这种信仰,传给了他的于连。
拿破仑崩溃以后,斯丹达尔准备走作家的道路。他离开巴黎,在意大利住了多年,同那里的革命组织烧炭党发生了联系,因此,被奥地利的警察驱逐出境。他访问过伦敦,结识了一些英国朋友,并在英国的杂志上,发表了很多的通信。一八二一到一八三○年,他主要住在巴黎,写了两部重要作品,一部是文学评论《拉辛与莎士比亚》,表达了他的反古典主义的文学主张;一部是长篇小说《红与黑》,称为法国批判现实主义的先驱。七月王朝,自由派比较得势,斯丹达尔做了意大利小城特里斯特和罗马教皇区的领事。一八四二
年,他病死于巴黎
在宗教方面,斯丹达尔是一个无神论者。他说:“我们原谅上帝,就是因为他根本不存在。”(勃兰德斯:斯丹达尔>)梅里美说他“从来不能相信世界上有真正的信徒。一个教士和
一个保皇党,在他看来,永远是伪君子”。(斯丹达尔)他在这方面比起伏尔泰、卢梭来,更前进了一步。因为他有这样的思想基础,在《红与黑》里,才能写出那些揭露教会黑幕的精采篇章。
斯丹达尔在政治方面,反对波旁王朝的复辟,以共和派自居。不过他所谓的共和派,“是这样一些人,他们在大革命的影响下形成他们的心灵,但是由于它的恐怖和种种教训的影响,又变成了立宪王党。”(1815年5月通信>)可见他对于罗伯斯庇尔专政时期的恐怖政策是表示不满的,他所谓的共和派,不过是一个立宪派而已。他也看到贫富不均是造成社会不安的根源,他反对大地主贵族和金融资本家占有过多的财富,但他认为私有制是不可能也是不应该推翻的。他主张依靠“贤明的统治者和完善的法律”,来建立合理的社会。因此,他把阶级斗争看作是“暴政”。“我们不要暴动,让我们增加我们的财富。”(《一个旅行者的札记>)所以他轻视工农,轻视人民群众。他也说过:“革命力量来自下层阶级”,“下层阶级的青年人,觉悟最高”,表面看来,好象是对劳动人民的歌颂,其实不然,他所讲的“下层阶级”,是指于连所属的小资产阶级;所讲的“觉悟最高”的青年人,也是指于连这类小资产阶级的青年人。在《红与黑》里,作者是以于连作为劳动穷苦人民的代表来描写的。真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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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工农,在作者的笔下并没有地位,偶尔写到,也总是加以丑化。这些观点都是出于作若的阶级偏见。简而言之,斯丹达尔的政治观以及他所鼓吹的“自由、平等”一类的人性论思想,仍然属于启蒙学派的范畴。
二、《红与,黑》的政治意义
《红与黑》的政治意义,在于作者通过鲜明生动的艺术形象,反映出王政复辟时期的政治面貌和所谓“上流社会”的腐朽生活,以及当时尖锐复杂的社会矛盾和政治斗争。修正主义者别有用心地抽去《红与黑》的政治内容,宣传三角恋爱是《红与黑》的主题,当然是错误的。
斯丹达尔宣称:贵族“是一个最缺乏生命力的阶级”,“又是一个最装腔作势的阶级”。(《阿尔芒斯>)在小说里,作者以嬉笑怒骂的画笔,把贵族社会的黑暗腐烂的生活,一幕一幕地揭示在读者的眼前。
木尔侯爵是“法国世袭儿代的大贵族,是本省最大的地主,是国王的亲信”,是保皇党的头目。他的客厅“简直成为一个总长的衙门”。一群大大小小的贵族,在这里川流不息地走进走出。他们大都是侯爵在大革命流亡国外时期所结识的朋友。他们每人每年都有儿千、几万金镑的收入,胸前挂着三枚或是五枚的十字勋章。从人民那里剥削来大量财富,过着极其荒淫无耻的生活。会客厅里布置得金碧辉煌,其中“有几十个穿着华美制服的仆人,整个晚上,每隔一刻钟,就要送上一次冰制的点心。到了夜半,还有一种佐以香槟酒的晚餐”。这一群贵族男女,都是懒怠的寄生虫,是“失去生命力”的幽灵鬼影。白天躺在床上睡觉,晚上就通宵达旦地吃喝玩乐,开舞会,看歌刷,打扑克,谈爱情,搞得头昏脑胀的时候,“就用大量的冰水来清醒自己的头脑”。这些装腔作势的“漂亮的坏蛋”和“戴勋章的恶棍”,有的勾结教会,卖官鬻爵;有的结党营私,包办选举;有的探听政治消息,投机发财;有的进行政治密谋,搞反革命活动,等等,什么坏事和丑事都干得出来。复辟王朝在这些坏人的统治下,阶级矛盾日益尖锐,人民的革命是一定要起来的。作者说:“1829年的圣日曼城厢(巴黎贵族住宅区),确实万分害怕再来一次革命,害怕雅各宾党人和再度建立1793年代的共和国。”(《关于红与黑》)在《红与黑》里,从多方面反映出七月革命前夕的阶级斗争的紧张气氛,那种“山雨欲来风满楼”的革命形势,在那些男女贵族的日常生活中也很明显地表现出来。在他们的周围经常出现罗伯斯庇尔、丹东一类人物的影子,把那群胆小鬼吓得只是出冷汗。木尔侯爵害怕革命党人来逮捕他,把“侯爵爵府”几个字故意刻在门旁的石头上,免得引人注目。从不关心时事的市长夫人,也时常感到“一旦革命起来,会造成恐怖的世界”。侯爵的儿子罗伯尔伯爵,担心革命发生,自己会上断头台。侯爵的女儿玛特尔,想起她心中的于连,将来是不是革命中的丹东,她说:“他不是狼,只是狼的影子而已。”《红与黑》在这方面的描写,艺术技巧是很高明的,他从许多日常生活的细节描绘,反映出阶级矛盾的尖锐以及贵族社会对于革命即将来临的预感和恐惧。
木尔侯爵并不甘心于失败,他纠集那些狐群狗党,召开高级黑会,参加的有红衣主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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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阁首相以及退伍将军,密谋组织教会武装,勾结国外反动派,妄图扑灭革命的火焰,并特别指出,要痛击当时的小资产阶级,因为他们当时还不认识和重视工农的革命力量。关于他们的阴谋诡计,在小说里有详细的记录。但是,七月革命终于爆发了,只有三天,波旁复
辟王朝就垮了台。
其次,我们还要注意到维立叶尔城的两个统治人物:一个是德·瑞那市长,一个是哇列诺所长。他们后来都成为贵族,原先都是资产阶级。作者提醒我们:“这两个人物足以代表法国1825年之际富裕者中间半数人的肖象。”(关于红与黑>)小说对于这两个人物的刻划,始终表现着饱满酣畅的笔力,从他们的形象上,揭示他们唯利是图的资产阶级性格和损人利己的卑鄙行为。
哇列诺是耶稣会的教士,又是修道会的红人。他是靠贪污起家的,花了一万两千法郎,弄到一个贫民寄养所所长。他钻营作歹,无恶不为。写告密信和匿名信是他的拿手好戏。他从一个小城的所长,爬到省长,封为男爵,正准备做国会议员。他看见市长夫人“美貌富有”,用尽心机对她进行诱骗,他遭到拒绝,于是怀恨在心,时刻想打倒市长。后来他知道市长夫人和家庭教师于连有关系,他对于连怀着强烈仇恨,最后于连犯了刑事案件,他代表法院宣判了于连的死刑。
德·瑞那市长爱钱如命,对于金钱的贪欲特别敏感,对于其他一切,都是麻木不仁。在大革命时期,他杀死过农民。拿破仑时期,他开了一家铁钉厂,成为资本家,是拿破仑党。王政复辟,又成为保皇党,做了市长,正准备竞选国会议员。娶一个有贵族身份的漂亮老婆。他善于分析形势,富有政治斗争经验。他对他的助理说:“在这个城市,只有工业家才走红运。这些自由党人都变成了百万财主。他们如饥似渴地想夺取政权,他们晓得运用他们所有的斗争武器。让我们考虑到皇帝的利益,尤其是不要忘记了我们神圣的宗教利益。”这确实说明了当时法国资产阶级在经济上的雄厚力量和夺取政权的急迫心情,以及保皇党所奉行的保护君权和教权的反动政治路线。这位市长有“善于处理事变的才能”,当他知道自己的老婆和家庭教师有爱情关系时,他开始气得发抖,但一想到她就会从她的姑母那里继承一笔庞大财产的时候,心就软下来了。在这方面,索黑尔老头也可与市长比美。当他听到他儿子于连被判死刑,他连忙到牢监里去探望,一见面便破口大骂。于连告诉父亲,说手中还存有很多的钱,送给哥哥每人一千法郎,其余的都送给父亲。老头
一听有钱,立刻和颜悦色,称赞儿子是一个好教徒。老头走了以后,于连说:“这就是父爱”,“只有一个欲望,那就是金钱。”《共产党宣言》指出:“资产阶级撕下了罩在家庭关系上的温情脉脉的面纱,把这种关系变成了纯粹的金钱关系”,“他们还以互相诱奸妻子为最大的享乐。”在《红与黑》里所反映出来的父子、夫妇、爱人以及朋友各种关系的矛盾斗争中,都证明了上述的论断。
关于教会特别是耶稣会和修道会在当时所进行的政治活动和毒害青年心灵的罪行,《红与黑》中作了很多的揭露。天主教会是法国封建制度的重要支柱,“它给封建制度绕上
一圈神圣的灵光”。(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英文版导言)大革命时期,天主教会遭受到打击;王政复辟,它又卷土重来,气焰非常嚣张。当时地方官吏的任免,都要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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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会的同意。如哇列诺所长,本是一个神通广大的人,他只有服从修道会的命令,才能升官发财。马西农神甫,“是由省里派来的,他的使命是做教会的密探,是要他来监视市长的。”福力列代理主教一手遮天,贝尚松全省县长的任命都要得到他的许可。加斯答列神学副院长,专横阴险,从各方面迫害青年学生,实际是一个教会特务。年青的安地主教,在政治黑会中,当面斥责首相德·列哇尔庸懦无能,逼他辞职。他们开口“天国”,闭口“圣灵”,其灵豌的丑恶和道德的堕落到了极点。无不贪财爱色,结党营私。作者告诉我们:“修道会到处布满了密告和暗探”,它的首脑们能够知道法国每个城市中每个人家所阅读的报刊名字。教会的黑暗势力,到了如此可怕的地步。
书中描写神学院的那些章节,是《红与黑》的精采部分。在作者笔下出现的神学院,真是“人间地狱”。在那个没有阳光的腐烂的墓穴中,一些幽灵正在游荡。院长、副院长和神甫们,都把青年看作是囚犯,不许他们在思想、行动上有任何自由。不许谈论政治,不许随便阅读报刊,不许参加社团组织,通信和行李经常受到秘密检查。神学院招来的学生,大都是农村的穷苦子弟。院方总是用伙食和衣服去引诱,用地狱的痛苦去恐吓,用天堂的幸福去诱骗,用腐朽的思想去毒害,千方百计地要把这些子弟培养成为罗马教皇和法国国王的忠实奴仆。作者在这方面的描写,给读者以深刻的印象。
在《红与黑》里,对于贵族、教会的腐朽黑暗,对于资产阶级的唯利是图,以及他们的内部矛盾和斗争,作了很多的暴露和批判。从这些地方,使人们认识到法国当时的社会面貌和政治形势,加深对那个社会的不满和仇恨,这就是《红与黑》给我们的认识作用和政治意义,这就是批判现实主义在《红与黑》中所取得的重要成就。但是,作者批判的态度是不彻底的。由于他的阶级局限,不能认识到私有制度这一罪恶的根源,所以没有接触到社会矛盾的本质。而归根结底,他是维护资产阶级利益,是维护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其次,作者对于人物的分析和评价,往往是从资产阶级的人性论出发,强调抽象的道德标准,抹煞人的阶级性。书中对于木尔侯爵心灵道德上的美化,表现尤为突出。至于市长夫人、玛特尔和于连的爱情关系,作者宣扬了超阶级的“爱情平等”说,宣扬了“爱与死”是文艺主题的资产阶级腐朽思想。
三、于连的道路
于连有时自称为工人或农民,其实他是一个小资产阶级。他没有进过学校,他遇着两个义务老师,把他培养成为一个知识分子。一个是退伍的军医,教他拉丁语言和政治思想,使他成为卢梭和拿破仑的崇拜者。他把卢梭和拿破仑的著作,看作是“唯一无二的书”,可以为它“赴汤蹈火”,死而无怨。另一个是西朗神甫,教给他“培养圣灵、进入天国”的神学。于连原想从军,他想到拿破仑初年,同样是贫困,后来靠了他个人的奋斗,做了法国的皇帝,所以“我要从军去”。但在于连长成以后,拿破仑已经垮台了。“如今眼看四十左右的神甫,能拿到十万法郎的薪俸,我应该做神甫了。”在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支配下,两种矛盾的思想在于连的身上统一起来。不管是军服,还是袈裟,反正一样,“在他灵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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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处,藏着不可动摇的决心,这决心是宁愿冒着九死一生的危险,也得发财。”
于连的阶级地位,是被当时的法国“上流社会”看作是“仆人”的,他所属的小资产阶级,完全被排斥在政权之外。但于连自命不凡,认为自已“有教养,有能力”,具有“创造丰功伟绩的崇高毅力”。他痛恨一生下来就有金钱、权势的贵族,痛恨特权等级制度,他决心要打破现状,争取政治地位,实现他自己所说的“英雄梦”。在起初,于连身上确实具有小资产阶级“反抗封建贵族”的阶级意识,具有“精力充沛、野心勃勃”的气概。他被介绍到德·瑞那市长那里去当家庭教师时,他对市长夫妇及其周围的权势人物,感到痛恨,看作是自己的敌人,“我要反抗”,并且骂他们是“笨蛋”、“恶棍”和“社会的蟊贼”。但不久,于连和市长夫人发生了爱情关系,据于连自己解释,原因是:“如果我以后发了财,有人耻笑我家庭教师的低贱,我就让大家了解,这是爱情使我去接受这个位置的。”后来事情暴露了,于连被送到与人世隔绝的神学院,在那里修练了一年多。后由彼拉院长介绍到巴黎,进入了大贵族木尔侯爵的爵府,当了他的私人秘书,每年工资八千法郎。巴黎“上流社会”的生活,对于连是一种引诱,也是一种考验。正如介绍人所说:“你的前途就在眼前,看你如何对付。”是卖身投靠到他自己所常说的“敌人阵营”里去,还是跟着人民走革命的道路,这是于连当时在政治道路上的关键问题。结果,于连所走的不是后者而是前者。他认为他正面临一个向上爬的机会,他决心“要在伟大事业的舞台上一显身手,碰碰运气”。要达到目的,可以“不择手段”。他用忠诚和勤劳,争取侯爵对他的欢心和信任。他替侯爵管理机密文书和银钱地产等重要事务,拚命卖力,几乎得了肺病。侯爵很赏识他,想替他改变平民身份,使他变为一个新贵族一说他是萧伦公爵的私生子,寄养在索黑尔家里的。为了培植他的政治地位,侯爵派他到英国去搞外交活动,替他弄到一枚十字勋章。于连得到勋章,兴高采烈,表示要为波旁王朝服务。木尔侯爵召开秘密的反革命政治会议时,于连是会议的记录;会后冒着生命危险,把情报送到国外的反动派那里去。侯爵认为他具有“见危授命”的高贵品质,是“忠于他们的神圣事业的”。所谓“神圣事业”,就是搞复辟的反革命事业。于连一面忠心耿耿地为保皇党服务,一面以各种诈骗手段,去引诱侯爵的女儿玛特尔。玛特尔只有十九岁,还没有结婚。于连知道,如果真能占有玛特尔,就是侯爵的女婿,就可以飞黄腾达。他是把恋爱作为政治手段的。结果玛特尔怀孕了。他认为这是他在情场上运用拿破仑战术所取得的胜利的一个保证。候爵知道以后,开始是愤怒,后来为了要顾全面子,决心先把于连变为贵族,再把女儿嫁给他。他送给于连每年一万镑进款的存折,每年有二万零六百法郎收入的地产和二万法郎的现款,并且替他弄到一张骑兵中尉的委任状和贵族的头衔。于是一向自称为“平民子弟”的于连,一变而成为德·拉伟业称号的贵族公子了。他不是锯术厂索黑尔的儿子,而是萧伦公爵的私生子了。他正淮备以新贵身份同玛特尔结婚时,木尔侯爵接到市长夫人的来信,揭发于连专门诱惑妇女,来替自己取得地位,改变自己的身份,从而支配那个家庭的财产。侯爵大怒之下,决计不许他们结婚了。玛特尔把信交给了于连,于连看了以后,立刻回到维立叶尔城,跑进教堂,向正在做弥撒的市长夫人开了两枪。于连被捕了,最后被判处了死刑。
于连死前向审判官的发言,他自认为是“出身微贱的乡下人敢作反抗的举动”。于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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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你们“借我来惩罚一般青年一出身微贱,为贫穷所困厄,可是碰上运气、稍受教育,而敢混迹于富贵人所谓的上流社会的青年。先生们!这便是我的犯罪行为…我在陪审官的席上,没有看见一个富有的农民,而只是些令人气愤的资产阶级的人。”这一段话,修正主义的批评家们如获至宝,在这里大做文章,说是表现了于连的阶级斗争观点。其实完全不是如此。于连的发言,一点也没有揭露贵族资产阶级压迫和剥削劳动人民的罪恶,对贵族资产阶级的黑暗统治,没有触动一根毫毛。而其主要内容,只是表现对反动统治阶级的“所谓上流社会”,对一个“碰上运气、稍受教育”的平民子弟往上爬的阻挠和压制的怨恨和反抗而已。他没有代表人民的利益,更没有代表无产者的利益;所表现的矛盾,只是小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者和贵族资产阶级统治者的矛盾。至于他被判死刑以后,不肯上诉,并不能说明他的坚强,实际是表现他的虚弱和悲观。这时候,他完全知道,往上爬的机会都没有了,在那个“上流社会”是再也活不下去了。所以他自己说:“我的天呀!一切都完了,”他在完全绝望的幻灭中,为自己的虚荣心所驱使,他用死来表现他的个人英雄主义的光彩。实际他的精神方面,已经软弱到了极点。“我是一个懦夫,可是无人知道”;“我离死亡不过两步之远,我还是伪善的”,这是于连死前的真实心情的自白。
在斯丹达尔的笔下塑造出来的于连的艺术形象一一个野心勃勃、精力充沛、有教养而又有才能的小资产阶级形象,在当时是有历史现实的基础的,是拿破仑帝国崩溃以后波旁王朝复辟时期社会的产物,是在斯丹达尔世界观的指导下,创造出来的更有集中性更有普遍意义的小资产阶级个人主义、个人英雄主义的典型。作者自己说过:“在法国有二
十万个于连·索黑尔,他们眼见不少吹鼓手、下级军官和见习生平步青云而成为拿破仑帝国的元老和公侯之先列,你怎么能期望他们不去反对那些昏庸无能的高官显爵呢?”(埃·罗德:《斯丹达尔>)这表明了于连反对“昏庸无能的高官显爵”、想争取政权的强烈愿望,这种愿望不仅仅是于连个人的,在当时,具有代表小资产阶级的广泛基础。但由于于连脱离了人民群众,没有革命目标,只是为个人的私利而孤军奋斗,就成了个人反抗的形式,这就必然由阶级斗争蜕化为小资产阶级的个人斗争。
作者在描写里,也强调了小资产阶级的“翻身感”,强调了“平民阶级的叛逆心”。如果小资产阶级离开了工农大众,背离了革命方向,走上右倾的道路,必然要身败名裂。于连悲剧的根本原因,就在这里。
王政复辟时期,以查理第十为首、以“神圣同盟”为国际后台、以极端保皇党为骨干的反动集团为一方;以反复辟、反贵族资产阶级、反“神圣同盟”的人民大众为一方,这是当时社会的主要矛盾。在七月革命中,工人阶级站在前列,农民作了有力支援,小资产阶级发挥了很大力量。一向以小资产阶级“英雄人物”自称的于连,在这样的政治斗争和阶级斗争的形势面前,他不是站在人民大众一方,而是站在复辟王朝一方。可见,在他的内心,虽抱有反对“高官显爵”的强烈感情,但他不是要去打倒他们,要去革他们的命,而是想打进到那个阶级里面去,使自已能成为所谓“上流社会”的一分子。他的“翻身感”就是从小资产阶级爬到贵族阶级,从平民子弟变为贵族子弟,这就是他反抗斗争的道路。有谁阻挠他,他就反抗。当他一旦得到反动统治者的赏识时,就感恩戴德,奉敌人为恩主了。修正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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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者把于连这种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道路和个人英雄主义的行为,看作是伸张正义和革命斗争,这是一种歪曲。甚至把于连射击市长夫人的枪声,同七月革命的人民枪声等同起来,那真是太可笑了。
《共产党宣言》指出:“在现代文明已经发展的国家里,形成了一个新的小资产阶级,它摇摆于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并且作为资产阶级社会的补充部分不断地重新组成。”于连正是这样的小资产阶级。他身上的两面性和摇摆性,特别显著。他在激烈的阶级斗争和政治斗争中,由其自私自利个人主义的发展,使他成为小资产阶级的右翼。由于作者的阶级限制,看不到人民大众的力量,看不到当时小资产阶级应走的革命道路,结果,于连堕落成为反动派的工具。这一点,就是在今天的社会主义社会,也还是有其教育意义的。象我们这些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如果不努力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不认真改造自己的世界观,不决心把自己的立足点移到无产阶级这方面来,也会成为资产阶级右派的。《红与黑》是一部批判现实主义的作品,表现了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是资产阶级文化的一部分。因此,我们要从思想文化上进一步巩固和加强无产阶级专政,就必须坚决遵循毛主席对于文化遗产的指示,力图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对资产阶级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品进行认真的分析和批判。
新书
介绍
《历代法家著作选注》第一册
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1月初版
由上海市总工会、复旦大学、上海师大主编的
海市工交、财贸、农场等各条战线的一千多个基层
《历代法家著作选注》第一册,最近由上海人民出
单位、一万多人直接参加了注释工作,还有数十万
版社出版。
工农兵参加了注释稿的讨论评议。广大工农兵用
本书共收先秦法家代表人物商鞅、荀况、韩
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注释法家著作,做到
非、李斯的十九篇重要文幸,比较集中地反映了先
注中有评,注中有批,力求革命性与科学性相统
秦时代法家的法治思想和要求建立统一的封建国
一。为了便于工农兵阅读,注文力求浅显通俗,并
家的政治主张,表达了新兴地主阶级上升时期朝
适当增加了串讲。
气蓬勃的进取精神。
本书的第二、三、四分册也将在今年上半年陆
《历代法家著作选注》是群众运动的产物,上续出版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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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会周查
他们在摸索城市供水的规律
上海自来水公司访问记
章智明
住在上海这个大城市里,一拧开水龙头,水就哗晔地流出来了。可是,当你用白花花的水洗涤着衣物的时候,有没有想过上海供水战线上的同志为解决几百万人口的用水问题,是怎样进行大量工作的?
我们从一份资料上看到,国民党时期的旧上海,全市只有五个破烂水厂,许多劳动人民喝的是井水、浜水和江水,用水之难,不知带来了多少苦难辛酸!解放后,随着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突飞猛进,全市自来水的日供应量迅速提高了五、六倍,不断满足了千家万户的用水要求。这种变化是怎样来的?为此,我们走访了上海自来水公司和战斗在供水战线上的其他一些同志。
“多大的鸡生多大的蛋”?
水是从水厂流出来的。按照一般的常识,要增加供水量,只要新建一批水厂就是了。然而,自来水公司的同志却告诉我们,新建一个水厂,并不象人们想象的那么简单:既要添设备,又要排管道,建成一个厂并开始供水,起码得花上三、四年。而用户呢,却迫切希望我们立刻把水送到他们手里。所以,解放后虽然也建造了几个水厂,但如果光想等添造水厂来增加供水量,那真是名副其实的“远水解不了近渴”!怎么办?大家心里就象有把火在烧。还是水厂的工人同志群策群力,为改变供水量不足的局面闯出了一条
新路。于是,我们来到了南市水厂。奔流不息的黄浦江从它身边蜿蜒而过,机泵隆隆,江水
哗晔地被汲进一个个水池。接待我们的一位工人干部笑着说:“这些池子叫沉淀池和滤水池,仗就是在它们身上打响的。因为混浊的江水进厂后,首先要到这些池子里经过混凝、沉淀、消毒、过滤等一番功夫,才能成为合格的净水出厂。开始,有些人以为,我们厂只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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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个池子,每天出二十万吨水,早就是‘猴子爬树梢一到顶啦’!常言道,‘多大的鸡生多大的蛋’,供水量要提高,池子就得增加。可是工人群众却没这样想。他们讲,‘不造池子也能增产,小鸡可以生大蛋!’”
“小鸡可以生大蛋”!这话讲得多有志气。我们急着想问个究竟,那位工人干部又绘声绘色地讲了起来:原来,沉淀池的主要作用是把江水中的污泥浊垢在涤荡中沉到池底。按照水厂的老规矩,江水进入沉淀池后,要在池中放入定量的混凝剂,再用搅拌机搅拌,使水中的垃圾垢脚渐渐地结成一朵朵矾花,沉到池底。工人们经过调查和分析,发现出水量所以不能增加,和沉淀周期的时间长有很大关系。能不能缩短沉淀周期呢?他们破例地作了一些试验。比如,稍许多加一点混凝剂,矾花就结得大了,一会儿就下沉了;把搅拌速度加快一些,矾花也比往常结得快了,没多久,一池混浊的水就变得碧蓝明净起来。可见,出水量的多少虽然和沉淀池的大小、多少有关,但往往还取决于沉淀周期的长短。明白了这个道理,工人们就在保证水浊度正常的前提下,大胆地改革了旧的操作规范。为了让矾花沉得更快些,工人们还在沉淀池的进口处搞了个水槽,用竹篱笆隔成一条九曲桥式的弄堂,水流在里面七顶八撞,矾花也就加快沉淀下来。这样,流速比原来加快四倍,出水量也跟着翻了四番。
我们全神贯注地听着,心里想:“缩短滤水周期是不是也用这个办法”?那位工人干部好象看透了我们的心思,就把话头转到滤水池上:
从沉淀池出来的水还需进一步剔除杂质,这个任务是由用黄砂、卵石等滤料垒成的滤水池来完成的。缩短滤水周期就是提高滤速。于是,工人们把滤水池的控制闸放大,把滤料中的黄砂换粗。结果,水是流得快了,水质却受到了影响。这一关不过,不就前功尽弃了吗?正当大家发急的时候,在一次群众性的献计献策会上,有人提出:“问题出在滤水池的水浊度上,根子会不会在沉淀池的水浊度上?”这一问,开了大家的窍。原来,我们要求在沉淀池中保持的水浊度,只是相对原来滤水池滤速较慢的情况而言。很明显,后天失调在于先天不足。要提高滤速,还要进一步降低沉淀池的水浊度。找到了问题的症结,工人们又给沉淀池动了一次“手术”。果然,前一关卡紧了,滤水池的滤速尽管加快四倍,出来的水却照样清晰透明,池池够格。
这真发人深思。今天,上海全市在解放后增加的供水量中,就有百分之七十是靠缩短生产流程等办法挖掘潜力的。这说明,生产也是一个运动过程,“而运动着的物质只有在空间和时间之内才能运动”。时间是和空间互相联系着的,空间上得不到的东西,可以创造条件从时间上获取。从这里,我们看到了“小鸡可以生大蛋”这句工人群众的豪言壮语中,蕴含着多么深刻的哲理啊!
他们怎么还不能舒畅地用水?
“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有了‘米”,那总该万事大吉了吧!”我们这样想。可是,事实却不是这样。公司的同志还告诉我们:供水量提高后,从总体上看,这和全市的用水量是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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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的。但有些用户还是经常来信来访,反映他们那儿缺水、断水的情况…
“水厂有水,用户没水”,这确实是一个费解的现象。为了解开这个谜,我们来到了公司调度室,参加了他们的一个小会。
会议是在毗邻调度室的一间屋里开的。调度室的负责人告诉我们:这里的工作主要是依据全市用水状况,合理分配各个水厂的出水量。“水厂有水,用户没水”,显然是由于我们调度不当的缘故。那么,怎样才能调度得当呢?我们多次走出调度室,进行实地调查。有的用户告诉我们,他们那儿在平时,水龙头一拧,水就哗哗直冲。偏偏到了烧饭、洗澡时,水反而“滴滴嗒嗒”了。有的用户反映,他们那里的水,一直象涓涓细流。有些住在高层建筑的居民则对我们说:“这里的用水可真苦恼!龙头一开,经常是干巴巴的!”这才使我们心中更有了底。原来,光知道一部分用户的用水困难,这还只是看到矛盾的普遍性
一面;矛盾的特殊性一面是:这些困难有的产生在用水比较集中的时候,有的产生在离水厂较远的地区和高层建筑。懂得了这些不同之处,我们也就针对不同情况采取不同措施,逐步求得解决。
到底想了哪些办法呢?坐在我们身边的一位老工人比划着讲了起来:“用水比较集中的时候,我们称它是高峰期间。‘高峰’一来,用水量直线上升;‘高峰’一过,用水量又很快下降。一高一低,就造成了有时用户用不到水,有时水有水用不掉。我们就常常被这“高高低低'搞得手忙脚乱。其实,这‘高高低低'不是反复无常,也是有规律可循的。一般来讲,在白天,工厂要生产,居民要烧饭洗菜洗衣服,用水就多,午饭后和晚上,工人和居民大都在休息,用水量就明显降低。上海这个城市,用水量的变化往往表现为上午和下午两个‘高峰’及午后和晚上两个‘低谷’。后来,我们就来个调低济高,有的放水。譬如,在一些中枢地区建造水库唧站,每逢‘低谷’,就把水厂多余的水贮到里面,一临‘高峰’,再把它调剂出去。现在,全市水库唧站的贮水量有二十万吨左右,为解决高峰期间用水紧张可出了一把力!”
话音未落,另一位中年师傅插上来为我们讲了解决离水厂较远的用户用水困难的情况:水从水厂出来,挨家挨户地流着。水管的水流量是有一定限度的。“近水楼台先得水”,近处住户用水的胃口一大,远处住户的用水就困难了。怎样使水流得远呢?我们在途中建造了水库唧站,把周围用户在“低谷”时用不完的水贮藏起来,用来支援远处,结果,还是不能彻底改变“远水楼台不得水”的局面。怎么办?原来有些唧站的贮藏量并没有“吃足”,水厂也笃定可以再多给它一些水贮藏起来,问题是从水厂到唧站的沿途管网,腾不出机会来“喂饱”唧站。后来,我们从公交公司放直达快车的办法上受到启发,就专门排设一根专线管道到唧站在管网上还有潜力可挖的地方,则抽调一根负担较轻的管道做专线,使水厂的水由这些专线管道日夜为唧站送水。经过试验,效果可好啦!譬如,从南市水厂到复兴公园附近唧站的一根专线管道,每小时能送四千吨水,一天就能把近十万吨水通过卿站送往远处。一些远处的住户看到“远水楼台不得水”的局面改变了,高兴得从老远跑来找我们道谢。其实,这还不是我们应该做的本份事吗!
“那为什么有些高层建筑上的用水又会不舒畅呢?”这时,有位同志又作了回答:这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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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水压不够的缘故。水厂为了叫水远流,又能爬上高层建筑,是用高压水泵把它“强行压送”进管网的。因此,刚出厂的水其势方张,压力甚高;流了一段路后,就象强弩之末,压力渐渐减退了。象长桥水厂,出厂时的水压有五十公尺高,流到离它约二十公里远的天山新村时,却只有七、八公尺了。这样,五楼上的水龙头就难免有时滴滴答答了。起先,我们让长桥水厂把水压再打高些,结果还是不顶事,鞭长莫及嘛!解决问题还得再作深入的调查。后来,我们索性对从长桥水厂到天山新村的沿途用户进行了一次访问。发现从水厂到中山西路一带,平房为多,工厂用水量也不太大,水压低些关系并不大;从中山西路到天山新村这一带,却几乎大部分是化工厂和高层工房,他们都希望水压越高越好。而实际状况却是:前一带虽然处于水压的兴盛时期,却是白费劲;后一带急着要水压高的水,却又碰上了水压的衰微时期。于是,我们把全程分为两段,在中山西路造了个增压唧站。针对前一带用户的特点,让长桥水厂减低出厂水压;当水流经中山西路的增压唧站,再给它助一把力,变低水压为高水压。这样,天山新村的高层楼房中,龙头一拧,水就哗哗流了。
座谈会开得热气腾腾。我们被大家所谈的一些事例深深感动。在用水和供水的矛盾面前,供水部门的同志通过调查研究,对一部分用户“用不到水”的共同现象进行具体分析,看到了“共同”之中存在的各种“不同”,然后分别采取措施,使有限的水在合理调度中得到有效的使用,这里面不就充满着活生生的辩证法吗?
千千万万个水龙头从何抓起?
在参观访问中,给予我们的教育是很大的。由此不禁想到:做好城市供水工作不仅仅是供水部门的事情,也是一切用水单位、用水的人的共同义务。供水部门不断“开源”,提高供水量;用水单位不断“节流”,减低用水量。如此相辅相成,才能把社会主义的公用服务事业越办越好。我们把这个想法告诉给自来水公司的同志,他们很赞成。下面所记录的,就是服务所的同志介绍抓“节约用水”的情况。
千千万万个水龙头从何抓起呢?起初,好些人党得茫无头绪。后来,大家学习了毛主席关于“研究任何过程,如果是存在着两个以上矛盾的复杂过程的话,就要用全力找出它的主要矛盾”的教导,就豁然开朗了。他们作了具体分析:全市有工业用水、生活用水等等,其中以工业用水量为最大;在工业用水中,又有锅炉用水、冷却用水、原料用水、冲刷用水等,其中又以冷却用水量首屈一指。要抓,就得抓主要的。否则,不分主次先后,轻重缓急,眉毛胡子一把抓,到头来样样抓不到。于是,他们又到冷却用水量较大的工厂进行调查。原来,冷却水主要用于降温,水温一升高,工厂就只好把它白白流入阴沟。其实,只要设法把水温再降低下来,它还是可以重新作冷却水的。因此,这些同志又找有关部门研究,设计制造了一种叫点波冷却塔的回冷设备。高温水进入这种塔后,如同走进了冰箱,水温迅速降低。这样,冷却水就可循环往复,多次利用,每天就能节约十万吨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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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瓜”要捧,“芝麻”也要捡。抓了工业用水的节约工作,也要抓好生活用水的节约工作。这里,还得采取“牵牛要牵牛鼻子”的方法,集中力量解决主要的、关键的问题。唯有如此,方能事半功倍。工人师傅依据历年来的工作经验,把工作重点放在平时把龙头的“老”和“少”两种人的思想教育上。他们经常穿巷走弄,组织苦大仇深的老工人回忆旧社会拎着水桶排队候水的生活,使用户们自觉实行“用多少放多少”,“一水多用”,“为成备用活土井”等节水措施。他们还有步骤地组织孩子们到水厂参观,讲述自来水的生产过程,让孩子们懂得点点滴滴的水都凝结着工人的辛勤劳动,教育他们从小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这一抓,全市每天的生活用水又节约了三、四万吨!
当着工业用水、生活用水的节水措施尚未落实之前,矛盾的主要方面在用户;而当这些问题基本解决之后,矛盾的主要方面又回到了供水部门。这是工人们从每月水厂的出水量和用户的用水量往往相差一大截的对比中得出的结论。这一大截怎么会不翼而飞呢?原来,管道铺设在马路下面,年久月深,上面车来人往,土层受震松动,管道受到各种挤轧和压力,有的接口处就会发生裂缝,使自来水大量流失。于是,他们就专门成立了一支“听漏”队,专治管道漏水。一临万籁俱寂的深夜,这些管道“医生”就出门巡诊。单是去年
一个年头,他们就查出了一万多个漏眼。有一次,他们到一家制药厂征求意见,发现那儿的生产规模并没有大的变化,用水量却从每月的五万吨一下跳到七万吨。会不会是厂内的水管有“病”呢?他们利用药厂的厂休日上门“会诊”,果然找到了厂内有两根管道严重漏水。经过抢修,药厂的用水量又恢复到原来的水平。就这样,他们遵照毛主席关于“着重于捉住主要的矛盾”的指示,打开了节约用水的门路。现在,全市节约的水量已相当于一个中型水厂的生产能力。可见,在我们社会主义制度下,“开源”和“节流”是统一的。“开源”不忘“节流”,“节流”促进“开源”。
人们每天都要用水,供水战线上的同志也每天都在为人们能够舒畅地用水而进行大量默默无闻的工作。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每个同志在用水时注意节约,就不仅仅是珍惜
一滴水的问题,而是珍惜工人们的辛勤劳动。
当我们整理完这篇访问记,觉得尽管这里所反映的,仅仅是供水工作中的零星片断,然而,正是通过这一个断面,我们可以欣喜地看到,和其他各行各业的劳动群众一样,供水部门的工人和千部,在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下,革命的主动性和创造性得到了何等充分的发挥。这种革命实践活动是自觉地以毛主席哲学思想为指导的。他们不仅注意把工作中大量零碎的初级的感性认识上升到深刻的系统的理性认识,而且对唯心主义的先验论和形而上学方法展开了深入的批判。这对专业理论工作者也是一个很好的借鉴。实践出哲学。我们应当坚定不移地深入到沸腾的斗争生活中去,和工农兵群众一道,把实践中的哲学总结出来,使它在我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斗争中,发挥更能动的革命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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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双版纳来侯)
吴文虎姚纪梅
在橄榄坝农场(第二封信)
××同志:
来信已收到了。我们是在十一日出发去橄榄坝农场的。从允景洪乘小火轮在澜沧江里顺流而下,两岸岗峦重叠,伸向江边的斜坡上遍盖着郁郁葱葱的阔叶树林,中间夹杂着大片青翠欲滴的大叶竹,褐色粗细不等的荆藤在林间竹丛中蜿蜒而出,一直蔓延到江边,大片树桠藤叶斜伸向江心形成了一个天然的凉棚。偶尔也有三五成群的小猴子审到江边喝水,一见轮船驶近,一转眼就连蹦带地逃得无影无踪了。澜沧江与国内大多数河流不同,流向由北往南,下游在老挝国境内,称做湄公河。它的水流又急又深,河流拐弯处,江面辽阔,波涛汹涌,轮船驶过处掀起阵阵激浪,凶猛地拍打着船舷。但是,渡江去劳动的傣族妇女,穿着淡黄或粉红色的紧身长袖上衣,深绿或鲜红的简裙,头上缠着艳丽的汗巾,三
三两两地乘着一叶扁舟,身边带着铁铲、砍刀,轻快地驶过波涛汹涌的江面,英姿飒爽,神态自若,根本不把风浪当一回事。
轮船行驶约一个小时,便到达了橄榄坝农场。这是一个宽阔的坝子,地势低平,海拔不到五百公尺。路旁寨边,到处是一排排高大而挺直的椰子树、槟榔树。
橄榄坝农场的景色十分动人,就是在富饶而美丽的西双版纳也数得上首屈一指。但是,更能激动人心的是战斗在橄榄坝农场的青年英雄们。陈荣贤、张幼南等十六位在一九
六八年第一批来到这里的上海青年,他们在批林批孔运动的教育下,觉察到农场里有一股埋怨边疆苦、务农累的思潮,就向党委发了一封公开信,联系来边疆五年多的深刻变化和亲身实践,热情歌颂了下乡务农的光辉道路,愤怒地批判了林彪、孔老二倒退复辟的行径,表示了把毕生精力献给边疆永不倒退的决心。在函授大学开办后,他们带头办起了马列著作学习班,小陈和小张担任了学习班的负责人。他们在学习了《哥达纲领批判》后,联系实际说:“怎样才算扎根农村,光是安心在边疆还不够,一定要立志与边疆人民一起改变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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噩面貌,才能算是真正的扎根派。”
从这些豪迈的誓言中,可以看到,经过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烈火锻炼的青年们的胸襟是何等宽广呵!农场有这么多可爱的青年,只要我们各级党组织充分重视发挥他们的积极作用,把其中的优秀分子挑选到各级领导岗位上来,让他们挑担子,压肩膀,就一定能比目前发挥出更大的作用。
我们在这个农场的五分场访问时,马列著作学习班学员向我们介绍了他们在农场管理工作的两条路线斗争中学习马列的经验。前一个时期,农场曾经片面地强调推行“劳动定额”的制度,谁只要完成了定额,打牌、睡觉听你便。这样一来,资产阶级思想开始在农场露头、泛滥起来了。五队后勤组搞的一块菜地,原来有二十多个品种,达到了园地化、水利化、多样化,可是一搞定额后,为了追求数量,多样化变为单一化,只得顿顿茄子、南瓜,收获多时经常烂掉;而且大家抢水源、抢肥料,影响了革命团结。面对着这股歪风邪气,五队副指导员赵建华带领大家认真学习了《哥达纲领批判》。革命导师在批判“劳动是一切财富和一切文化的源泉”这句话时指出:“劳动不是一切财富的源泉。…这句话只是在它包含着劳动具备了相应的对象和资料这层意思的时候才是正确的”。这不就是说生产资料私有制是劳动人民受剥削受压迫的根源吗?今天生产资料掌握在劳动人民手里,难道劳动还是为了定额吗?我们的劳动怎么能完全受“定额”的支配呢?他们得出了这样的结论:“不能当定额的奴隶,要做农场的主人。”那么,今后还要不要定额呢?他们又一次认真学习了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关于社会主义的论述:社会主义社会是“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中产生出来的,因此它在各方面,在经济、道德和精神方面都还带着它脱胎出来的那个旧社会的痕迹。”这使他们进一步认识到社会主义社会中还有资产阶级法权的残余,合理的劳动定额在现阶段还是需要的。但是,如果忽视思想政治工作,一味地靠定额刺激,那就必然会引向修正主义办场路线的错误轨道上去。界线一划清,面貌就完全不同。这个队的一班和三班,在批判了“定额万能论”后,开展了农业学大寨运动,他们在管理苗圃地时,一个人完成了三个人的劳动定额。
这个分场的马列著作学习班学员知识青年李海玲,她以马列为武器和旧传统观念彻底决裂的行动,使我们受到了一次很深刻的教育。小李在战斗生活中深深地爱上了边疆的一草一木,加上工作的需要,儿年的大学招生都没有报名。今年回上海探亲时,社会和家庭的习惯势力对她施加压力:“你是党员,群众关系也不错,争取上大学,离开边疆,不要再戆了。”何去何从?小李思想上展开了激烈的斗争。这时,她和马列著作函授小组的学员们一起重温了革命导师在写作和发表《哥达纲领批判》时顶风破浪的反潮流精神,思想便豁然开朗了。她想:走毛主席指引的知识青年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这是做前人从未做过的伟大事业。革命青年应该以革命导师为榜样,与旧的传统观念作彻底决裂,当一个革命的“戆大”。因此,当组织上希望她留在农村时,小李愉快地服从了组织上的安排,她把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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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的体会向远在上海的父母作了汇报,得到了家庭的热情支持。现在,小李更加热爱边疆的山山水水,也更自觉地刻苦学习革命理论。在西双版纳,在祖国边疆的各个农场和农村,象小李这样和旧传统观念彻底决裂的胜利者何止于百个。
斗争需要学习,学习为了更好地战斗。学革命理论是如此,学其他文化科学知识又何尝不是这祥!这个农场的二分场割胶工郑敏莉,当组织上批准她学习农村常见病防治这个函授科目后,因为生产忙,时间紧,她就抓紧利用白天割胶与收胶的间隙时间进行学习,并坚持在晚上十点到十二点这段时间进行自学。她学针灸,在自己身上找穴位扎;学中草药,就翻山越岭采集草药;在传染病易发季节时,发动大家搞好爱国卫生运动,动员大家喝预防汤药。连队每天中午或晚饭后的休息时间,她主动协助卫生员拿药,打针,处理病号。儿个月来,她在辅导教师的指导下,已基本上掌握了对常见病的鉴别、诊断和治疗。她那种坚韧不拔的性格,满腔热情地为边疆人民服务的精神,使我们看到了正在茁壮成长中的
一代新人。在边疆,无数从城市中移植过来的幼弱新苗,在毛泽东思想阳光雨露的培育下,适应了当地的土壤和气候,正在成长为一片郁郁葱葱的茂林。比如我们在访问勐捧农场十分场时遇到的那个女青年汤素蓉,经常登越深壑峭壁,跋涉密林深处,不畏险阻地采集治疮疖的黄连藤、医疗感冒的九节茶等各种草药。她为了鉴别大麻药的性能,亲自用口去尝,舌头整整麻了两天。我国古代传说中曾经有过尝百草的神农氏,但我们在今天却看到了成批的革命女神农氏在祖国各地战斗着。
此外,还有一批少数民族的医防学员,他们大多是边远山区俸族、爱尼族、瑶族、本族等贫下中农的子弟,克服了听课、记笔记等无数因难,在面授班中顽强地刻苦学习。傣族学员赤脚医生波温尖,只能勉勉强强地听懂汉语,对汉文既不会写也不会读。打退堂鼓吗?不,小波在学习期间,请教师用汉语一遍又一遍耐心地讲,自己用俸文一字一句细心地记,然后翻译成汉语念给教师听,直到全部记住为止。天下无难事,只怕有心人。他终于较快地基本上掌握了本地区的常见病和多发病的防治方法。在面授学习班结束时,小波激动地谈了自己的体会:“感谢党感谢毛主席使金色的阳光照进了边疆的山寨,派来了大学教师,为少数民族培养摩雅(傣语即医生),我一定要立志做一个毛主席的好摩雅。”自从来到边疆之后,面对着无数革命青年战天斗地的光辉事迹,我们一直处在十分激动的境地之中。短短的书简,实在无法形容我们此刻的心情。我们要求你们呼吁各条战线上的同志,从各个侧面来关心和支持战斗在边疆和农村的年青一代,使他们能更快地进
一步茁壮成长!
此致
敬礼!
吴文虎姚纪梅
一九七四年×月×日
。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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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鬼被抓住了!”(第三封信)
××同志:
在这封信里,想先告诉你们这样一桩事情。
从允景洪往南,有个山头叫南联山,山上有座爱尼族的山寨,他们长期过着刀耕火种的生活。解放后,在毛泽东思想阳光的照耀下,村村寨寨用上了电,山谷里响着电动机的轰鸣,入夜灯光通明,照亮了竹楼的里里外外。今年四月的雨季中,在一个雷雨交加的傍晚,爱尼族几个小阿波(小姑娘)聚集在电灯光下玩耍。突然天空中一声巨响,一个霹雳打下来,其中的一个小女孩遭到了电击,当场死亡。这下子可不得了啦!满寨闹嚷嚷的,都说是竹寨给鬼缠住了,不仅拆掉了那座遭到雷击的竹楼,甚至想毁掉整座山寨,迁徙到别处去安家。
整个山寨搬家,那得花费多少人力物力呀!生产队长心里十分焦急,但又苦于无法说服群众,急得团团转。大队、公社一时也拿不出什么办法来。恰好这件事被上海在这里办函授大学的交通大学电工班教师和工人讲师知道了,都说得函授教育应当为边疆的贫下中农服务,决定上山宣传唯物主义,破除迷信鬼神的旧思想、旧风俗。他们的积极请战,得到了州领导的支持和鼓励。
一九七四年七月六日,函授电工班教师在爱尼山寨里当众对广大贫下中农作了一个雷击青蛙的模似实验。全山寨的男女老幼都来观看,四周围得水泄不通,活象是在赶街。教师们从容不迫地将四个充有1000伏电的电容器串联起来,得到了4000伏的高压,一端夹住青蛙的腿,当另一端靠近青蛙头部时,火花一闪,一声巨响,青蛙一个翻身,四脚朝天躺在地上,一动也不动了。那些年老的爱尼族社员都惊讶地说:“乖乖,鬼被抓住了!”函授电工班的教师抓紧时机进行唯物主义的宣传,指出雷电击人是一种自然现象,只要懂得电的安全知识就完全可以避免。接着教师们对那只青蛙进行了抢救,使那只击晕过去的青蛙重新恢复呼吸,一蹦一蹦地跳走了。这个实验深深地教育了爱尼寨的贫下中农,他们当场批判了迷信鬼神的旧思想、旧风俗和孔老二的天命论,一致决定不再搬移山寨。他们十分攒扬函授大学办到山沟里来,激动地说:毛主席共产党处处关心我们少数民族,汉族和爱尼族是亲兄弟。你们是毛主席派来的亲人,使我们掌握了安全用电的知识。
这个故事紧紧地吸引住了我们。我们怀着迫切学习的心情去景洪农场第三分场,参观那里电工函授班的教学活动。
从允景洪顺着新铺设的柏油公路往西前进,愈往山里面走,河水的流速也就愈急。河上新建了好几处水力发电站,允景洪以及附近农场的用电,都是从这儿架设的高压线输送过来的。景洪农场的电工面授学习班的学员,在教师和辅导教师的指导下,结合施工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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践,组织了一项架设配电线路的教学活动。这里的天气是孩儿脸,说变就变,一时风雨交加,一时又烈日当空,加上到处山坡陡峭,杂草丛生,竖杆放线的困难是可想而知的。但这些困难在学习班的师生眼里都算不了一回事。他们一赶到远离农场三十多公里的施工现场,就立即挥刀砍掉山间的杂草杂树,汗流浃背地把重约七百公斤的水泥杆从公路边用双肩扛上山,轰掉了蚂蚁包,踏平了蚂蝗窝,挖坑、立杆、拉板线。学员和教师中有许多人磨破了肩,晒脱了皮,咬肿了脚,但他们干劲冲天,发扬了与天斗、与地斗、与虫子斗的革命精神,把一档一档的杆架竖立了起来,胜利地完成了预定的任务。这是一次难忘的学习,也是一次难忘的战斗。
下午,我们到达目的地后,电工辅导教师冯森陪同我们参观了电工班的学习活动。这个分场电工科目的函授名额虽然只有三名,但实际上电工班的十名青年全都参加了电工学习小组。发的书本不够,他们就采取轮流阅读的办法;有的自己买书,也有的是迢迢万里的远方城市中家长寄来的。没有操作实验的场所,他们就上山砍竹伐术,自己动手因陋就简地盖起了一个四十平方米的学习室。青年们称它为“电工之家”。一走进这个“电工之家”,地上到处是收集来的各种需要修理的马达、电话机、日光灯等。室内还安装了一些电工仪表作为直观教具。我们几个人边看边议,都觉得这个分场的领导很关心青年们的学习,如果西双版纳的每个函授电工学习小组都能这样,函授学习一定能取得更好的效果。接着,我们又来到了这个分场的制胶车间。只见制胶工人忙碌地把刚从橡胶树上割采来的一桶桶白花花的胶乳倒进过滤反应池,经过快速凝固后,在另一头压成为一长块一长块有花纹的橡胶片,然后进烘箱烤干,变成紫褐色的可供工业用的橡胶。制胶车间的负责人向我们介绍:原先烘胶要烧整根的原木,现在已经改用电烤的新技术了,这个新的电屏装置,就是这些电工学员和车间里的工人一起动手改装的。在柴油发电机的机房里,自动调节电压器一直不正常,只得由一个人用手调节,造成电灯一时亮一时暗。也是这些电工学员在教师的指导下,掌握了排除故障的技术,使自动调节电压器运行正常,节省了劳动力,还保证了正常供电。前几年,由于电线线路安装不标准,曾经发生过触电死亡人畜的事故。今年八九月里,全体电工组学员自己动手,对分场的动力加工场的马达安装以及照明线路等,进行了全面的检修和改装。到我们这次参观的时候,全部线路整整齐齐的,全已达到了标准要求。知识青年喻中微、李中意等对我们说:我们在边疆战斗了儿年后,越来越感到学习的迫切和重要,自己在自学中往往有许多地方看不懂,现在办起了函授大学就好了,可以比较有系统地学到一点东西。
知识青年的这些合理要求,我们想是完全应该、也可以满足的。这样做,也是巩固和发展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有力措施。允景洪公社曼听生产队在发展了电动加工副业后,把碾米、管电的工作交给了插队的知识青年叶智,老眯涛(傣语即老大娘)语重心长地对小叶说:“毛主席送来的明晃晃银电灯照亮了我们的竹楼。你是毛主席送来的知识青年,可要把电管好呀!”小叶心想,无论如何不能辜负贫下中农的期望,但自己对电的知识实在懂得太少,中学里农村电工是个缺门,这副担子可怎么挑呢?今年函授大学办到村寨来后,小叶高兴得都蹦起来啦!他去参加面授班的时候,全村寨的社员千叮咛万嘱咐,希望他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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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农村电工这门技术。他从学习班一回来,大家就翻开他的笔记本,问这问那。有的老波涛(傣语即老大爷)当场批判了孔老二、林彪“学而优则仕”的反动谬论,说:“这样的为农村服务的函授教育,不仅你们知识青年欢迎,我们也非常欢迎!”在今年雨季的抗洪斗争中,电线杆冲倒了,小叶就跳进齐腰深的洪水中去,把电杆重新竖起来;社员的竹楼被水淹了,他就划船到各个竹楼去检查,切断危险电路,保证社员的安全用电。写到这里,我不禁想到上海的不少中学在讨论“缺门”的时候,总不免有点在概念里面兜圈子的气味。“缺门”究竞指什么?只要到这里来看一看就明白了。我们教给学生的知识,不是多了,而是少了。特别是与农村生产实践有关的机械、电器修理等知识,完全是个缺门。中学的学工,应当为学生的上山下乡创造条件,加强这方面的技能训练。我们很同意上海淮海中学的做法,他们的校办工厂把重点放在电机修理上,这条路子是对头的。在农村,各种机械、电器的维护和修理可是桩大事情哩!
半年来,电工面授班结合实战任务所进行的教学活动,已经达到了四十多项。黎明农场六分场有一台五十千瓦发电机,已经坏了有半年了。如果要运到昆明去修理,单是车费就要花一千多元。他们那里的三个电工函授学员在参加了面授班后,在电工班的教师陈育才和工人师傅王永生的指导下,边检修,边教学,不到半个月就把这部发电机修理好了。函授还有利于推动边疆技术文化水平的提高。动腊县的冷藏仓库,为了提高发电功率以增加冷藏能力,想使几台发电机并车发电。但由于技术过不了关,做不到频率、电压、相位的同步,去年儿乎出事故烧了起来。这次函授电工面授班开办后,这个仓库虽然没有函授学员的名额,但却派出了旁听学员来学习理论和技术。他们在电工面授班的工人师傅姚林根、郭荣祖等帮助下,终于攻克了这个难关,大大地提高了冷藏库的储藏能力。电工班工人还与教师黄镜明一起,修复了动腊发电站的一台八十四千瓦的发电机。
当我们快要写完这封信的时候,又接到了东风农场电工学员石英杰送来的一份“学习收获”。他在这份材料里介绍了他们那里的七、八个学员,在交通大学教师严智渊的带领下,去农场橡胶加工厂修复了一台柴油机发电机控制屏。边疆的广大知识青年,包括有关部门的各级领导,都很欢迎这样的办学方式。它结合发展生产的需要,组织青年边学习,边实践,学得快,用得上。因此,他们都要求能把函授大学坚持办下去,把它办好。我们上海各条战线的领导部门很值得认真思考一下:对这个社会主义的新生事物已经尽了自己的责任没有?还能不能更多地贡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
此致
敬礼!
吴文虎姚纪梅
一九七四年×月×日
更正:本刊上期登载的《西双版纳来信》一文中,第九十页第三行上的“州委副书记刁国栋和刁琼英”系“刀国栋和刀琼英”之误,谨此更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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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七五年
第
期
总第十七期
><U三><1yU⊙IPA
上海学习与批判杂志编辑部编
上海人大版礼出版
(上海复且大学)
(上海绍兴路5号)
上海市报刊发行处发行
上海新华印刷厂印刷
代号:4一192
定价:0.25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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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帝洛录
列宁为什么说对资产阶级专政,这个问题要
搞清楚。这个问题不搞清楚,就会变修正主义。
要使全国知道。
身台纯学
一九七五年第三期目
录
马克惡恩格斯列宁论无产阶级专政…(3)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疆…姚文元(16)
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发扬无产阶级革命精神
批判资产阶级生活作风
一学习《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
的报告》的一,点体会…方海(25)伟大的道路光辉的真理
学习列宁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和实践…雍
昌(28)
关于资产阶级法权的通信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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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旧报有感
青(38)
有这样一张便条
章智明(42)
在斗争中加强工人队伍的建设
一上海沪东造船厂的调查
……任
菁(44)
小评论:三分钱盐还得好!
…树
清(48)
文
学·评
论
他们在“交换”什么?
读苏修中篇小说《交换》
。。…杜华章(50)
附:交换(苏修中篇小说。节译和摘要)由“结合部”想到的
一看电影《渡江侦察记》的一点感想…上海味精工人杜恂诚(63)
经济问题研究
“两泵”对比以后。
一上海水泵厂访问记
…本刊记者(65)
从找差距中明确了学大寨的方向
·上海市金山县金卫公社八二大队党支部(71》
教育革命经验总缩
中学开门办学的一个新经验
一南市区中学结合学农活动举办短训班的调查…何欣(7)
社会调
查
扫马路见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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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在长治路清道班的半个月里上、海斯范大学凰水全《77)
上海公交公司汽车一场陆晓禾
日三月十六日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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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论无产阶级专政
《人民日报》《红旗》杂志编者按:伟大领袖毛主席最近作了关于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
毛主席说:列宁为什么说对资产阶级专政,这个问题要搞清楚。这个问题不搞清楚,就会变修正主义。要使全国知道。
毛主席在谈到社会主义制度时说:总而言之,中国属于社会主义国家。解微前跟资本主义差不多。现在还实行八级工资制,按劳分配,货币交换,这些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所不同的是所有制变更了。毛主席指出:我国现在实行的是商品制度,工资制度也不平等,有八级工资制,等等。这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所以,林彪一类如上台,搞资本主义制度很容易。因此,要多看点马列主义的书。
毛主席还指出:列宁说,“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工人阶级一部分,党员一部分,也有这种情况。无产阶级中,机关工作人员中,都有发生资产阶级生活作风的。
毛主席的指示,对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作了深刻的阐述,指出了当前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极端重要性,应当引起全党同志和全国人民的高度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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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照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选辑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部分论述,供大家学习。首先是领导干部要带头学好这些语录,并且要认真学习马列和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主要著作。同时,要组织党员、干部和广大群众学好。要充分理解毛主席指示的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全国亿万人民学习和掌握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是反修防修的大事,是巩固和加强无产阶级专政的大事。各级党委一定要把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学习抓紧抓好,更加自觉地贯彻执行党的基本路线和各项政策,进一步搞好批林批孔运动,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进行到底。
无论是发现现代社会中有阶级存在或发现各阶级间的斗争,都不是我的功劳。在我以前很久,资产阶级的历史学家就已叙述过阶级斗争的历史发展,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家也已对各个阶级作过经济上的分析。我的新贡献就是证明了下列几点:(1)阶级的存在仅仅同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2)阶级斗争必然要导致无产阶级专政;(3)这个专政不过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和进入无阶级社会的过渡。
《马克思致约。魏德迈》(一八五二年三月五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32一333页。
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从前者变为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同这个时期相适应的也有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
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一八七五年四月一五月初),《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21页。
这种社会主义就是宣布不断革命,就是无产阶级的阶级专政,这种专政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差别,达到消灭这些差别所由产生的一切生产关系,达到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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灭和这些生产关系相适应的一切社会关系,达到改变由这些社会关系产生出来的一切观念的必然的过渡阶段。
马克思:《一八四八年至一八五○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八五○年一月一十一月一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479一480页。
通过把一切劳动资料转交给生产者的办法消灭现存的压迫条件,从而迫使每一个体力适合于工作的人为保证自已的生存而工作,这样,我们就会消灭阶级统治和阶级压迫的唯一的基础。但是,必须先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才可能实现这种变革,而无产阶级专政的首要条件就是无产阶级的军队。
马克思:《纪念国际成立七周年》(一八七一年九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443页。
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
马克思和恩格斯:《共产党宣言》(一八四八年二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71一272页。
谁要是仅仅承认阶级斗争,那他还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他可能还没有走出资产阶级思想和资产阶级政治的圈子。用阶级斗争学说来限制马克思主义就是割裂和歪曲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变为资产阶级可以接受的东西。只有承认阶级斗争、同时也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的人,才是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同庸俗小资产者(以及大资产者)之间的最大区别就在这里。必须用这块试金石来测验是否真正了解和承认马克思主义。
列宁:《国家与革命》(一九一七年八一九月),《列宁选集》第3卷第199页。
无产阶级专政是新阶级对更强天的敌人,对资产阶级进行的最奋勇和最无情的战争,资产阶级的反抗,因为自己被推翻(哪怕是在一个国家内)而凶猛
十倍。它的强大不仅在于国际资本的力量,不仅在于它的各种国际联系牢固有力,而且还在于习惯的力量,小生产的力量。因为,可惜现在世界上还有很多很多小生产,而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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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和资产阶级的。由于这一切原因,无产阶级专政是必要的,不进行长期的、顽强的、拚命的、殊死的战争,不进行需要坚持不解、纪律严明、坚韧不拔和意志统一的战争,便不能战胜资产阶级。
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一九二○年
四一五月),《列宁选集》第4卷第181页。
在由资本主义进到社会主义的任何过渡中,由于两个主要原因,或者说在两个主要方向上,必须有专政。第一,不无情地镇压剥削者的反抗,便不能战胜和铲除资本主义,因为不能一下子就把这些剥削者的财产,把他们在组织上和知识上的优势完全剥夺掉,所以在一个相当长的期间,他们必然企图推翻他们所仇视的贫民政权。第二,任何大革命,尤其是社会主义革命,即令不发生对外战争,也决不会不经过国内战争,而国内战争造成的经济破坏比对外战争造成的更大,国内战争中会发生千百万起动摇和倒戈事件,会造成方向极不明确、力量极不平衡的混乱状态。旧社会中的各种坏分子,数量当然非常之多,大半都是与小资产阶级有联系的(因为一切战争和一切危机,首先使小资产阶级破产,首先摧残他们),这些人,在这种大转变的时候,自然不能不“露头角”。面这些坏分子“露头角”就不能不使犯罪行为、流氓行为、贿赂、投机及各种坏事增多。要消除这种现象,就必须花费时间,必须有铁的手腕。
在历史上任何一次大革命中,人民没有不本能地感觉到这一点,没有不表现其除恶灭害决心,把盗贼就地枪决的。从前各次革命中的不幸,就在于群众努力地无情地镇压坏分子的那种革命热忱,未能长久坚持下去。当时群众革命热忱之所以这样不能持久,其社会原因,即阶级原因,就是无产阶级本身还不强大,而又唯有它(如果它已经有充分的数量,充分的觉悟和充分的纪律)才能把大多数被剥削劳动者(如果更简单更通俗些说,就是大多数贫民)吸引过来,才能掌握政权在一个足够长的时期内来彻底镇压一切剥削者和一切坏分子。
历次革命中这个有历史意义的经验,这个有全世界历史意义的一经济的和政治的一教训,马克思把它总结了,给了一个简单、严格、准确、明显的公式:无产阶级专政。
列宁:《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一九一八年三一四月),《列宁选集》第3卷第516一51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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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剥削者阶级,即地主和资本家阶级,还没有消失,也不可能一下子消失。剥削者已被击溃,可是还没有被消灭。他们还有国际的基础,即国际资本,他们是国际资本的一个分部。他们还部分地保留着某些生产资料,还有金钱,.还有广泛的社会联系。他们反抗的劲头正由于他们的失败而增长了千百倍。管理国家、军事和经济的“艺术”,使他们具有很大很大的优势,所以他们的作用与他们在人口总数里所占的人数相比,要大得不可计量。被推翻了的剥削者反对胜利了的被剥削者的先锋队,即反对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变得无比残酷了。既然是革命,既然不是用改良主义的幻想去代替革命这个概念(象第二国际中的一切英雄所干的那样),那末情形也就只能这样。
列宁:《无产阶级专政时代的经济和政治》(一九一九年十月),《列宁选集》第4卷第92页。
我们在俄国(推翻资产阶级后的第三年)还是在采取最初步骤从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即过渡到共产主义的低级阶段。阶级还存在,而且在任何地方,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之后都还要存在好多年。在没有农民(但仍然有小业主!)的英国,也许这个时期会短一些。消灭阶级不仅意味着要驱逐地主和资本家,一这个我们已经比较容易地做到了,一而且意味着要消灭小商品生产者,可是对于这种人不能驱逐,不能镇压,必须同他们和睦相处;可以(而且必须)改造他们,重新教育他们,这只有通过很长期、很缓慢、很谨慎的组织工作才能做到。他们用小资产阶级的自发势力从各方面来包围无产阶级,浸染无产阶级,腐蚀无产阶级,经常使小资产阶级的懦弱性、涣散性、个人主义以及由狂热转为灰心等旧病在无产阶级内部复发起来。无产阶级政党的内部需要实行极严格的集中制和极严格的纪律,才能抵制这种恶劣影响,才能使无产阶级正确地、有效地、胜利地发挥自己的组织作用(这是它的主要作用)。无产阶级专政是对旧社会的势力和传统进行的顽强斗争,流血的和不流血的,暴力的和和平的,军事的和经济的,教育的和行政的斗争。千百万人的习惯势力是最可怕的势力。没有铁一般的和在斗争中锻炼出来的党,没有为本阶级全体忠实的人所信赖的党,没有善于考察群众情绪和影响群众情绪的党,要顺利地进行这种斗争是不可能的。战胜集中的大资产阶级,要比“战胜”千百万小业主容易千百倍;而这些小业主用他们日常的、琐碎的、看不见摸不着的腐化活动制造着为资产阶级所需要的,使资产阶级得以复辟的恶果。谁要是把无产阶级政党的铁的纪律哪怕是稍微削弱一点(特别是在无产阶级专政时期),那他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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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上就是帮助资产阶级来反对无产阶级。
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推病》(一九二○年
四—五月),《列宁选集》第4卷第200一201页。
是的,在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旧社会之间并没有一道万里长城。革命爆发的时候,情形并不象一个人死的时候那样,只要把死尸抬出去就完事了。旧社会灭亡的时候,它的死尸是不能装进棺材、埋入坟墓的。它在我们中间腐烂发臭并且毒害我们。
列宁:《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莫斯科工、农和红军代表苏维埃,工会联席会议》(一九一八年六月),《列宁全集》第27卷第407页。
我们这里所说的是这样的共产主义社会,它不是在它自身基础上已经发展了的,恰好相反,是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中产生出来的,因此它在各方面,在经济、道德和精神方面都还带着它脱胎出来的那个旧社会的痕迹。所以,每一个生产者,在作了各项扣除之后,从社会方面正好领回他所给予社会的一切。他所给予社会的,就是他个人的劳动量。例如,社会劳动日是由所有的个人劳动小时构成的;每一个生产者的个人劳动时间就是社会劳动日中他所提供的部分,就是他在社会劳动日里的一分。他从社会方面领得一张证书,证明他提供了多少劳动(扣除他为社会基金而进行的劳动),而他凭这张证书从社会储存中领得和他所提供的劳动量相当的一分消费资料。他以一种形式给予社会的劳动量,又以另一种形式全部领回来。
显然,这里通行的就是调节商品交换(就它是等价的交换而言)的同一原则。内容和形式都改变了,因为在改变了的环境下,除了自己的劳动,谁都不能提供其他任何东西,另一方面,除了个人的消费资料,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成为个人的财产。至于消费资料在各个生产者中间的分配,那末这里通行的是商品等价物的交换中也通行的同一原则,即一种形式的一定量的劳动可以和另一种形式的同量劳动相交换。
所以,在这里平等的权利按照原则仍然是资产阶级的法权,虽然原则和实践在这里已不再互相矛盾,而在商品交换中,等价物的交换只存在于平均数中,并不是存在于每个个别场合。
虽然有这种进步,但这个平等的权利还仍然被限制在一个资产阶级的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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框里。生产者的权利是和他们提供的劳动成比例的;平等就在于以同一的尺度
劳动一来计量。
但是,一个人在体力或智力上胜过另一个人,因此在同一时间内提供较多的劳动,或者能够劳动较长的时间;而劳动,为了要使它能够成为一种尺度,就必须按照它的时间或强度来确定,不然它就不成其为尺度了。这种平等的权利,对不同等的劳动来说是不平等的权利。它不承认任何阶级差别,因为每个人都象其他人一样只是劳动者,但是它默认不同等的个人天赋,因而也就默认不同等的工作能力是天然特权。所以就它的内容来讲,它象一切权利一祥是
一种不平等的权利。权利,就它的本性来讲,只在于使用同一的尺度;但是不同等的个人(而如果他们不是不同等的,他们就不成其为不同的个人)要用同
一的尺度去计量,就只有从同一个角度去看待他们,从一个特定的方面去对待他们,例如在现在所讲的这个场合,把他们只当做劳动者;再不把他们看做别的什么,把其他一切都撇开了。其次,一个劳动者已经结婚,另一个则没有;一个劳动者的子女较多,另一个的子女较少,如此等等。·在劳动成果相同、从而由社会消费品中分得的份额相同的条件下,某一个人事实上所得到的比另一个人多些,也就比另一个人富些,如此等等。要避免所有这些弊病,权利就不应当是平等的,而应当是不平等的。
但是这些弊病,在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在它经过长久的阵痛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里产生出来的形态中,是不可避免的。,权利永远不能超出社会的经济结构以及由经济结构所制约的社会的文化发展。
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一八七五年四月一五月初),《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0一12页。
在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通常称为社会主义),“资产阶级法权”没有完全取消,而只是部分地取消,只是在已经实现的经济变革的范围内,也就是在对生产资料的关系上取消。“资产阶级法权”承认生产资料是个人的私有财产。而社会主义则把生产资料变为公有财产。在这个范围内,也只有在这个范围内,“资产阶级法权”才不存在了。
但是它在另一方面却依然存在,依然是社会各个成员间分配产品和分配劳动的调节者(决定者)。“不劳动者不得食”这个社会主义原则已经实现了;“按等量劳动领取等量产品”这个社会主义原则也已经实现了。但是,这还不是共产主义,还没有消除对不同等的人按不等量的(事实上是不等量的)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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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予等量产品的“资产阶级法权”。
列宁:《国家与革命》(一九一七年八一九月),《列宁选集》第3卷第251一252页。
马克思不仅极其准确地估计到人们不可避免的不平等,而且还估计到,仅仅把生产资料转归全社会公有(通常所说的“社会主义”)还不能消除分配方面的缺点和“资产阶级法权”的不平等,就产品“按劳动”分配这一点说,“资产阶级法权”仍然占着统治地位。
列宁:《国家与革命》(一九一七年八一九月),《列宁选集》第3卷第251页。
既然在消费品的分配方面存在着资产阶级的法权,那当然一定要有资产阶级的国家,因为如果没有一个能够迫使人们遵守法权规范的机构,法权也就等于零。
可见,在共产主义下,在一定的时期内,不仅会保留资产阶级法权,甚至还会保留没有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国家!
列宁:《国家与革命》(一九一七年八一九月),《列宁选集》第3卷第256页。
虽然杜林先生给每个人以“等量消费”的权剥,但是他不能强迫任何人这样做。相反地,他感到骄傲的是,在他的世界中,每个人都可以任意处置自己的金钱。因此,他无法阻止下面这样的事情发生:一些人积蓄起一小部分钱财,而另一些人靠所得的工资不够维持生活。他甚至使这种事情成为不可避免的,因为他明确地承认家庭的共同财产的继承权,从而就进一步产生父母养育儿女的义务。但是这样一来。等量消费就有了一个巨大的裂缝。独身者用他每天八马克或十二马克的工资可以过得舒适而愉快,可是家有八个未成年小孩的鳏夫用这么多工资却只能勉强度日。但是另一方面,公社不加任何考虑地接受金钱的支付,于是就提供一种可能,不通过自己的劳动而通过其他途径去获得这些金钱。没有臭味。公社不知道它是从哪里来的。但是,这样就造成了
一切的条件,使以前只起劳动券作用的金属货币开始执行真正的货币职能了。■现在,出现了一方面贮藏货币而另一方面产生债务的机会和动机。货币需要者向货币贮藏者借债。借得的货币被公社用来支付生活资料,从而又成为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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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社会中那样的货币,即人的劳动的社会体现、劳动的真实尺度、一般的流通手段。世界上的一切“法律和行政规范”对它都无能为力,就象对乘法表或水的化学组成无能为力一样。因为货币贮藏者能够迫使货币需要者支付利息,所以高利贷也和这种执行货币职能的金属货币一起恢复起来了。
恩格斯:《反杜林论》(一八七六年九月一一八七八年六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42一343页。
如果生产商品的社会把商品本身所固有的价值形式进一步发展为货币形式,那末还隐藏在价值中的各种萌芽就显露出来了。最先的和最重要的结果是商品形式的普遍化。甚至以前直接为自己消费而生产出来的物品,也被货币强加上商品的形式而卷入交换之中。于是商品形式和货币就侵入那些为生产面直接结合起来的社会组织的内部经济生活中,它们逐一破环这个社会组织的各种纽带,而把它分解为一群群私有生产者。
恩格斯:《反杜林论》(一八七六年九月
八七八年六
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49一350页。
什么是周转自由呢?周转自由就是贸易自由,而贸易自由就是说倒退到资本主义去。周转自由和贸易自由,这就是指各个小业主之间进行商品交换。我们所有的人,凡是学过马克思主义初步原理的,都知道这种周转和贸易自由不可避免地要使商品生产者分化为资本所有者和劳动力所有者,分化为资本家和雇佣工人,这就是说,重新恢复资本主义雇佣奴隶制,这种制度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它在全世界都正是从商品农业经济中生长起来的。我们在理论上很了解这一点,而在俄国,凡留心观察小农的生活和经营条件的人,都不会看不到这一点。
列宁:《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一九二一年三月),《列宁全集》第32卷第206页。
资产阶级是产生于商品生产的;在商品生产的条件下,一个农民家里有几百普特的余粮,不肯贷给工人国家救济挨饿的工人,而要拿去做投机生意,一这是什么呢?这不是资产阶级吗?资产阶级不正是从这里产生的吗?
列宁:《全俄苏维埃第七次代表大会》(一九一九年十二月),《列宁全集》第30卷第20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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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的,我们推翻了地主和资产阶级,扫清了道路,但是我们还没有建成社会主义大厦。旧的一代被清除了,而在这块土壤上还会不断产生新的一代,因为这块土壤过去产生过、现在还在产生许许多多资产者。有些人象小私有者一样看待对资本家的胜利,他们说:“资本家已经捞了一把,现在该轮到我了。”可见他们每一个人都是产生新的一代资产者的根源。
列宁:《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一九一八年四月),《列宁全集》第27卷第275页。
非常熟悉经济情况的李可夫同志对我们说,我国现在存在着新的资产阶级。这是真的。它不仅从我们苏维埃的职员中间(从这里也能产生极少的一部分)产生出来,而且更多地从那些摆脱了资本主义银行的桎梏、目前因铁路不通而处于隔绝状态的农民和手工业者中间产生出来。这是事实。你们想用什么方法来回避这一事实呢?你们只能沉溺在自己的幻想中,或是把不周密的书本知识当做复杂得多的现实。现实向我们证明,甚至在俄国,也同任何资本主义社会一样,资本主义商品经济还活着,起着作用,发展着,产生着资产阶级。
列宁:《伐共(布)第八次代表大会》(一九一九年三月),《列宁全集》第29卷第162页。
在苏维埃的工程师当中,在苏维埃的教员当中,在苏维埃工厂内享受特权的,即最熟练、待遇最好的工人当中,我们可以看到,资产阶级议会制度所固有的一切坏处都在不断地复活着,我们只有用无产阶级的组织性和纪律性,作再接再厉的、坚持不懈的、长期的、顽强的斗争,才能逐渐地战胜这种祸害。
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一九二○年
四一五月),《列宁选集》第4卷第267页。
工人和旧社会之间从来没有一道万里长城。工人还保存着许多资本主义社会的传统心理。工人在建设新社会,但他还没有变成清除掉旧世界的污泥的新人,他还站在旧世界的污泥里面。只能幻想把这种污泥清除掉。如果以为这可以马上办到,那就是愚蠢透顶的空想,就是在实践上把社会主义世界移到半空中去的空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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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我们不是这样建设社会主义的。·我们是站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土壤上建设的,我们要同劳动者身上也有的、经常拖无产阶级后腿的一切弱点和缺陷进行斗争。
列宁:《在金俄工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一九一九年一月),《列宁全集》第28卷第403页。
现在有一种使苏维埃代表变为“议会议员”,或变为官僚的小资产阶级趋势。必须吸引全钵苏维埃代表实际参加管理工作来防止这种趋势。在许多地方,苏维埃的各部逐渐与各人民委员部合并成了一个机关。我们的目的是要吸收全体贫民实际参加管理工作,而实现这个任务的一切步骤,一其形式愈多愈好一应该详细地记载下来,加以研究,使之系统化,用更多的经验来检查它,并且定为法规。我门的目的,是要使每个劳动者,除做八小时“份内的”生产工作外,还要无报酬地履行对国家的义务。过渡到这个制度,是特别因难的,可是只有实现这种过渡才能保证社会主义彻底巩固起来。
列宁:《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一九一八年三一四月),《列宁选集》第3卷第525页。
徒有其名的党员,就是白给,我们也不要。世界上只有我]这样的执政党,即革命工人阶级的党,才不追求党员数量,而注意提高党员质量和清洗“混进党里来的人”。我们曾多次重新登记党员?以便把这种“混进党里来的人”驱除出去,只让有觉悟的真正忠于共产主义的人留在党内。我们也用动员人们上前线和参加星期六义务劳动的办法,来清洗党内那些只想从执政党党员的地位“捞到”好处而不愿肩负为共产主义忘我工作的重担的人。
列宁:《工人国家和征收党员周》(一九一九年十月),《列宁选集》第4卷第76页。
机会主义是我们的主要敌人。工人运动中的上层分子的机会主义,不是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而是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事实证明:由工人运动内部的机会主义派别活动家来维护资产阶级,比资产者亲自出马还好。
列宁:《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一九二○年七一八月),《列宁全集》第31卷第203页。
资产阶级在我国已被击败,可是还没有根除,没有消灭,甚至还没有彻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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摧毁。因此,同资产阶级斗争的新的更高形式便提到日程上来了,由继续剥夺资本家的极简单的任务,转到一个更复杂和更困难得多的任务,就是要造成使资产阶级既不能存在,也不能再产生的条件。很明显,这个任务是重大无比的,如果不解决这个任务,那也就是说,还没有社会主义。
列宁:《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一九一八年三—四月),《列宁选集》第3卷第498页。
显然,为了完全消灭阶级,不仅要推翻剥削者即地主和资本家,不仅要废除他们的所有制,而且要废除任何生产资料私有制,要消灭城乡之间、体力劳动者和脑力劳动者之间的差别。这是很长时期才能实现的事业。
列宁:《伟大的创举》(一九一九年六月),《列宁选集》第4卷第11页。
“共产主义的东西”只是在出现星期六义务劳动的时候才开始产生的,这种劳动是个人为社会进行的、规模巨大的、无报酬的、没有任何当局即任何国家规定定额的劳动。这不是农村中常见的邻舍间的帮忙,而是为了全国需要进行的、大规模组织起来的、无报酬的劳动。因此,不仅把“共产主义”这个词用做党的名称,而且把它专门用来指我们生活中真正实现着共产主义的那些经济现象,是会更正确一些的。要说在俄国现在的制度中也有某种共产主义的东西,那就是星期六义务劳动,其他都不过是为反对资本主义和巩固社会主义而进行的斗争。社会主义只有完全取得胜利以后,才会生长出共产主义,生长出我们从星期六义务劳动中看到的那种不是书本上的而是活生生的现实当中的共产主义。
列宁:《关于星期六义务劳动》(一九一九年十二月),《列宁选集》第4卷第143页。
我们一定要坚决地把我们已经开始的进行了两年的革命进行到底。(鼓掌这个革命是一定可以实现的,只要我们使政权转到新阶级的手里,只要我们在整个国家管理方面、整个国家建设方面、整个新生活的领导方面,从上到下完全由新阶级来代替资产阶级、资本主义奴隶主、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一切有产者。
列宁:《在全俄工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一九一九年一月),《列宁全集》第28卷第39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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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上,在迫使人们奴隶般地服从分工的情形已经消失,从而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也随之消失之后;在劳动已经不仅仅是谋生的手段,而且本身成了生活的第一需要之后;在随着个人的全面发展生产力也增长起来,而集体财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之后,一只有在那个时候,才能完全超出资产阶级法权的狭隘眼界,社会才能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各尽所能,按需分配!
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一八七五年四月—一五月初),《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2页。
共产党人不屑于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他们公开宣布:他们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让统治阶级在共产主义革命面前发抖吧。无产者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
马克思和恩格斯:《共产党宣言》(一八四八年二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85一286页。
我也希望除听讲以外,你们还花些时间,把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主要著作至少阅读几本。毫无疑问,你们在参考书目中以及你们图书馆里供苏维埃学校和党校学员用的参考书中,一定能找到这些主要著作。不过起初也许有人会因为难懂而感到害怕,所以要再次提醒你们不要因此懊丧,第一次阅读时不明白的地方,下次再读的时候,或者后来从另一方面来研究这个问题的时候,就会明白的,因为,我再说一遍,这是一个极其复杂而又被资产阶级的学者和作家弄得混乱不堪的问题,每个想认真思考和独立领会这个问题的人,都必须再
三研究,反复探讨,从各方面思考,才能获得明白透彻的了解。你们反复探讨这个问题的机会很多,因为这是关系全部政治的主要的和根本的问题,不仅在我们现时所处的这样一个革命风暴时期,就是在最平静的时期,你们也会每天在任何一份报纸上涉及任何一个经济问题或政治问题的材料中碰到这个问题:什么是国家,国家的实质怎样,国家的意义怎样,我们]这个为推翻资本主义而斗争的党即共产党对国家的态度怎样。
列宁:《论国家》(一九一九年七月),《列宁选集》第4卷第41一42页。
(原载《红旗》杂志一九七五年第三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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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林彪反党藥团的社会基髓
姚文元
毛主席在讲到必须搞清楚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专政的问题时明确地指出:“林彪一类如上台,搞资本主义制度很容易。因此,要多看点马列主义的书。”这就提出了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即“林彪一类”的阶级本质是什么?林彪反党集团产生的社会基础是什么?把这个问题弄清楚,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对于坚定地执行党在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一步一步地造成资产阶级既不能存在也不能再产生的条件,无疑是十分必要的。
同一切修正主义者和修正主义思潮一样,林彪及其修正主义路线不是-一种偶然的现象。林彪及其死党在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中是极其孤立的,但产生出这一伙极端孤立的“天马行空”、“独往独来”的人物,却有它深刻的社会阶级基础。
林彪反党集团代表了被打倒的地主资产阶级的利益,代表了被打倒的反动派推翻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产阶级专政的愿望,这一点,是比较清楚的。林彪反党集团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我国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制度怀着刻骨的仇恨,诬蔑为“封建专制”,咒骂为“当代的秦始皇”。他们要使地、富、反、坏、右“政治上、经济上得到真正解放”,即在政治上经济上变无产阶级专政为地主买办资产阶级专政,变社会主义制度为资本主义制度。作为力图复辟的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理人,林彪反党集团向党和无产阶级专政进攻达到了很疯狂的程度,直到搞特务组织和策划反革命武装政变。这种疯狂性,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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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丧失政权和生产资料的反动派,为了夺回他们失去的剥削阶级的阵地,必然要用尽一切他们所能采取的手段。我们看到了林彪在政治上、思想上破产以后,怎样象一个亡命的赌徒一样想把无产阶级“吃掉”,孤注一掷,直到叛国投敌,毛主席、党中央非常耐心的教育、等待、挽救也丝毫不能改变他的反革命本性。这都反映了无产阶级专政下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两大对抗阶级的生死斗争,这种斗争会继续一个很长的时期。只要还存在被打倒的反动阶级,党内(以及社会上)就有可能出现把复辟愿望变为复辟行动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因此,要提高警惕,要警觉和粉碎国内外反动派的种种阴谋,切不可麻痹大意。但是,这样认识还不是事物的全部。林彪反党集团不但代表了被打倒的地主资产阶级复辟的愿望,而且代表了社会主义社会中新产生的资产阶级分子篡权的愿望,他们身上具有新产生的资产阶级分子的某些特点,他们当中若干人本身就是新产生的资产阶级分子,他们的某些口号适应和反映了资产阶级分子和想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发展资本主义的需要。正是这后一个方面,需要我们进
一步加以分析。
毛主席指出:“列宁说,‘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工人阶级一部分,党员一部分,也有这种情况。元产阶级中,机关工作人员中,都有发生资产阶级生活作风的。”林彪反党集团中的某些人物就是这种新产生出来的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的代表。其中如林立果及其小“舰队”,就完全是在社会主义社会中产生出来的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分子、反革命分子。
资产阶级影响的存在,国际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影响的存在,是产生新的资产阶级分子的政治思想根源。而资产阶级法权的存在,则是产生新的资产阶级分子的重要的经济基础。
列宁指出:“在共产三义社会的第一阶段(通常称为社会主义),‘资产阶级法权’没有完全取消,而只是部分地取消,只是在已经实现的经济变草的范围内,也就是在对生产资料的关系上取消。”“但是它在另一方面却依然存在,依然是社会各个成员间分配产品和分配劳动的调节者(决定者)。‘不劳动者不得食”这个社会主义原则已经实现了;‘按等量劳动领取等量产品'这个社会主义原则也己经实现了。但是,这还不是共产主义,还没有消除对不同等的人按不等量的(事实上是不等量的)劳动给予等量产品的‘资产阶级法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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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指出:“中国属于社会主义国家。解放前跟资本主义差不多。现在还实行八级工资制,按劳分配,货币交换,这些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所不同
的是所有制变更了。”“我国现在实行的是商品制度,工资制度他不平等,有八·级工资制,等等。这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
社会主义社会中,还存在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这两种社会主义所有制,这就决定了我国现在实行的是商品制度。列宁和毛主席的分析都告诉我们,对于社会主义制度下在分配和交换方面不可避免还存在的资产阶级法权,应当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以便在长期的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逐步缩小三大差别,缩小等级差别,逐步创造消灭这种差别的物质的和精神的条件。如果不是这样,相反地,要求巩固、扩大、强化资产阶级法权及其所带来的那一部分不平等,那就必然会产生两极分化的现象,即少数人在分配方面通过某种合法及大量非法的途径占有越来越多的商品和货币,被这种“物质刺激”刺激起来的资本主义发财致富、争名夺利的思想就会泛滥起来,化公为私、投机倒把、贪污腐化、盗窃行贿等现象也会发展起来,资本主义的商品交换原则就会侵入到政治生活以至党内生活,瓦解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就会产生把商品和货币转化为资本和把劳动力当作商品的资本主义剥削行为,就会在某些执行修正主义路线的部门和单位改变所有制的性质,压迫和剥削劳动人民的情况就会重新发生。其结果,在党员、工人、富裕农民、机关工作人员中都会产生少数完全背叛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新的资产阶级分子、暴发户。工人同志说得好。“你不限制资产阶级法权,资产阶级法权就要限制社会主义的发展,助长资本主义的发展。”而当资产阶级在经济上的力量发展到一定程度时,它的代理人就会要求政治上的统治,要求推翻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要求全盘改变社会主义所有制,公开地复辟和发展资本主义制度。新的资产阶级一上合,首先要血腥地镇压人民,并在上层建筑包括各个思想文化领域中复辟资本主义,接着,他们就会按资本和权力的大小进行分配。“按劳分配”只剩下一个外壳,一小撮垄断了生产资料的新资产阶级分子同时垄断了消费品和其他产品的分配大权。一这就是今天在苏联已经发生的复辟过程。
林彪反党集团如何不择手段地聚敛财富,如何穷奢极欲地追求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如何利用资产阶级法权为自己干种种见不得人的阴险丑恶的勾当,人们已揭发批判了很多。但更能说明问题的是反革命政变计划《“571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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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纪要》这个计划中,林彪反党集团用以煽动或挑拨各个阶级中某些人反对无产阶级专政的,不是别的,正是资产阶级法权思想。或者说,这个计划中所代表的阶级利益,除了老的资产阶级之外,正是一部分新的资产阶级分子,以及少数想利用资产阶级法权发展资本主义的人。因而它攻击的矛头便对准了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因而它特别仇恨我国无产阶级专政下通过社会主义革命对资产阶级法权进行的某些限制。
对于机关干部参加五。七干校,林彪反党集团诬蔑为“变相失业”;精简机构,接近群众,被他们攻击为打击干部。他们认为干部应当是骑在人民头上的老爷,所以一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就变成“失业”。这是挑动机关工作人员中一部分想扩大资产阶级法权、做官当老爷、有严重资产阶级生活作风的人,反对党的路线,反对社会主义制度。
对于知识分子同工农相结合,上山下乡,林彪反党集团诬蔑为“等于变相劳改”。一批又一批有共产主义觉悟的青年生气勃勃地奔赴农村,这是对缩小
三大差别、限制资产阶级法权有深远意义的伟大事业,一切革命的人们都热清赞扬它,而受了资产阶级思想侵蚀特别是受资产阶级法权思想束缚的人则反对它。能不能坚持知识青年同工农结合,直接联系到大学教育革命能不能坚持走上海机床厂道路,学生不但从工农中来,而且回到工农中去。林彪反党集团对此特别仇根,不但表现了他们同劳动人民的对立,而且也暴露了他们利用资产阶级法权向党进攻,妄图煽动一部分受资产阶级法权思想影响较深的人,反对社会主义革命。他们的纲领是扩大城市同农村之间、脑力劳动同体力劳动之间的差别,把知识青年变成新的贵族阶层,想以此来争取某些受资产阶级法权思想影响较深的人对他们反革命政变的支持。
对于工人阶级发扬共产主义精神,批判修正主义的“物质刺激”,林彪反党集团诬蔑为“变相受剥削”。林彪是“物质刺激”狂热的鼓吹者,他在黑笔记中就亲笔写下了“物质刺激还是必要的”、“唯物主义物质刺激”、“诱:以官,禄,德”之类的修正主义黑话。林彪反党集团的一个主要成员也在黑笔记中写道:“按劳分配和物质利益原侧”是发展生产的“决定动力”。他们表面上是主张用钞票去“刺激”工人,实际上是想无限止地扩大工人的等级差别,在工人阶级中培养和收买一小部分背叛无产阶级专政、也背叛无产阶级利益的特殊阶层,分裂工人阶级的团结。他们用资产阶级世界观腐蚀工人又妄图把工人阶级中一小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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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受资产阶级法权思想影响较深的人,作为支持他们反对无产阶级专政的力量之一。林彪一伙“特别”注意用“工资”来引诱“青年工人”,所谓“诱:以官,禄,德”就是他们的阴谋诡计,这从反面告诉我们:青年工人特别是当了干部的青年工人,必须自觉地抵制资产阶级的物质引诱和各种资产阶级法权思想的捧场,要保持和发扬共产主义的为无产阶级和全人类彻底解放而英勇奋斗的革命精神,要努力用马列主义世界观武装自已,切不可被商品、货币交换、庸俗的捧场、阿谀奉承、宗派主义之类的花花世界弄昏了头脑,以致上了林彪一类政治骗子或社会上地主资产阶级分子的当。他们以“关心”为名,实则“刺激”青年工人走资本主义道路,可以说是一种政治上的“教唆犯”。缺少经验的新产生的资产阶级分子在前面违法乱纪,老奸巨猾的老资产阶级分子躲在后面出谋划策,这是今天社会阶级斗争中经常见到的一种现象。我们在处理被腐蚀的青少年罪犯时特别着重打击幕后教唆犯,这个方针要坚持下去。在现实斗争中已经涌现出了一批同资产阶级腐蚀进行旗帜鲜明斗争的青年工人,应当支持他们,总结他们的斗争经验。
林彪反党集团还诬蔑农民“缺吃少穿”,诬蔑部队干部“生活水平下降”,诬蔑红卫兵在文化大革命中批判资产阶级那种敢想、敢说、敢闯、敢做、敢革命的精神是“被利用”…这一切,无不是想从根本上否定社会主义制度和党的群众路线,否定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专政,扩大资产阶级法权,复辟资本主义。他们诬蔑农民“缺吃少穿”,其目的是煽动农民搞“吃光分光”,瓦解和取消社会主义集体经济。如果照这条路线去做,其结果,是少数人上升为新资产阶级,绝大多数人受资本主义剥削,这是地主、富农和农村中一部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富裕中农所盼望的那样一种局面。
现在我们可以看到林彪所谓“建设真正的社会主义”是什么东西了。这就是在社会主义招牌下扩大资产阶级法权,使新的资产阶级分子和某些想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派别和集团,同被打倒的地主资产阶级相勾结,“指挥一切、调动
一切”,推翻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林彪一类人物则是他们的政治代表。林彪反党集团在《571工程”纪要》中提出的这些纲领,既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他们自封为“超天才”的头脑中所固有的,而是社会存在的反映。确切地说,从他们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出发,他们反映了只占人口百分之几的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的要求,反映了少数新的资产阶级分子和想利用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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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阶级法权上升为新资产阶级分子的人的要求,而反对占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革命人民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要求。他们用唯心论的先验论反对唯物论的反映论,然而他们本身反革命思想的形成却必须用唯物论的反映论来说明。为什么林彪一类上合搞资本主义制度很容易呢?就因为我们社会主义社会中还存在阶级和阶级斗争,还存在产生资本主义的土壤和条件。为了逐步减少这种土壤和条件,直到最后消灭它,就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这是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的无产阶级先锋队,经过好几代人坚韧不拔的努力才能完成的任务。这就必须坚持党的基本路线,提高工人阶级的政治觉悟,巩固工农联盟,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并团结和领导广大革命群众在同阶级敌人的斗争和三大革命运动的实践中自觉地改造自己的世界观。这就必须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防止在所有制方面已被取消的资产阶级法权复辟,继续在较长时间内逐步完成所有制改造方面尚未完成的那一部分任务;并在生产关系的其他两个方面,即人与人的相互关系和分配关系方面,限制资产阶级法权,批判资产阶级法权思想,不断削弱产生资本主义的基础。这就必须坚持上层建筑领域中的革命,深入批判修正主义,批判资产阶级,实现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
毛主席在一九七一年八月至九月巡视各地的谈话中说过:“我们唱了五十年国际歌了,我们党有人搞了十次分裂。我看还可能搞十次、二十次、三十次,你们信不信?你们不信,反正我信。到了共产主义就没有斗争了?我就不信。到了共产主义也还是有斗争的,只是新与旧,正确与错误的斗争就是了。几万年以后,错误的也不行,也是站不住的。”列宁说过:“是的,我们推翻了地主和资产阶级,扫清了道路,但是我们还没有建成社会主义大厦。旧的一代被清除了,而在这块土壤上还会不断产生新的一代,因为这块土壤过去产生过、现在还在产生许许多多资产者。有些人象小私有者一祥看待对资本家的胫刹,他们说:‘资本家已经捞了一把,现在该轮到我了。’可见他们每一个人都是产生新的一代资产者的根源。”列宁说的是社会阶级斗争的长期性,毛主席说的是这种斗争反映在党内而形成两条路线斗争的长期性。我们必须经过这种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不断战胜资产阶级及其代表人物搞修正主义、搞分裂、搞阴谋诡计的行动,才能逐步造成资产阶级既不能存在也不能再产生的条件,最后消灭阶级,而这正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整个历史时代要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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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的伟大事业。
由于资产阶级思想腐蚀和资产阶级法权存在而产生出来的新资产阶级分子,一般都具有两面派和暴发户的政治特点。为了在无产阶级专政下进行资本主义活动,他们总是要打着某种社会主义的招牌;由于他们的复辟活动不是夺回自己丧失的生产资料而是要夺取他们未曾占有过的生产资料,因而表现特别贪婪,恨不得一下子把属于全国人民所有或集体所有的财富吞下肚子里去,化为私有制。林彪反党集团即具有这种政治特点。“子系中山狼,得志便猖狂”,这是《红楼梦》刻画“应酬权变”而又野蛮毒辣的孙绍祖的两句诗,用来移赠林彪反党集团,是颇为适合的。当林彪在“得志”即掌握一部分政治经济大权之前,他用反革命两面派的手段欺骗党、欺骗群众,并利用群众运动的力量为自己的目的服务,为此他可以打出革命的招牌或喊出革命的口号,同时又加以歪曲。毛主席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写的一封信中分析林彪一伙的内心世界时指出:“我猜他们的本意,为了打鬼,借助钟道。”是很能说明这种现象的。“借助”,就是敲门砖,等到他们的目的达到之后,便不要这个“借助”,而要反过头来恶狠狠地搞掉这个“借助”了。反革命两面派也好,打着红旗反红旗也好,“当面说好话,背后下毒手”也好,或者用林彪反党集团自己招供的话,“打着毛主席的旗号打击毛主席的力量”也好,都是同一类做法的不同说法。等到林彪反党集团如他们自己刻画的那样,自以为“经过几年准备,在思想上、组织上、军事上的水平都有相当提高。具有一定的思想和物质基础”时,他们就要猖狂起来了。他们在自己把持、控制的单位、部门,变社会主义公有制为林彪反党集团私有制,他们暴露出越来越露骨的政治野心,这种野心会随着他们“得志”的程度而膨胀,正同资产阶级的贪欲会随着资本积累的增长而发展一样,永不会有止境。马克思分析资产阶级时说过:“当作资本家,他只是人格化的资本。他的灵魂,使是资本的灵魂。”林彪作为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理人,他的灵魂也只是已被打倒而梦想复辟以及正在产生而妄想统治的老的和新的资产阶级的灵魂。从阶级分析出发,林彪一伙那些倒行逆施的反革命政治活动的根源便很清楚了:他们鼓吹孔孟之道,他们背叛党、背叛中国人民而投靠社会帝国主义,正是尊孔卖国的中国买办资产阶级干过的勾当,而他们狂热地策划反革命政变,也不过重复世界上许多国家的资产阶级使用过无数次并至今还在使用的手段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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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任务,就是一方面要逐步削弱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产生的土壤;另一方面,当林彪一类新的资产阶级产生出来或正在产生的时候能及时地识别他们。学习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重要性就在这里。离开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我们不可能完成上述两个方面的任务:而且当修正主义思潮出来时还会由于自已有资产阶级法权思想或分辨不清而上当受骗,甚至糊里糊涂地上了贼船。不然,为什么一条修正主义路线出来会有人跟着走呢?为什么林彪一伙在九届二中全会上可以用唯心论加起哄来骗人呢?为什么林彪反党集团那些赤裸裸的分裂党、推翻无产阶级专政的活会在少数干部中找到市场呢?为什么大、小“舰队”可以明目张胆地把请客送礼、封官许愿之类作为拉山头、搞宗派、耍阴谋的手段呢?为什么他们在黑笔记中要把“用技术掩盖政治”之类作为自已反革命活动的策略呢?这当中有深刻的教训。一九五九年反对彭德怀反党集团时,毛主席曾经指出,“现在,主要危险是经验空义”,因此要认真读书,这十几年来,毛主席多次重复了这个意见,毛主席强调党的高中级干部首先是中央委员,“都应程霞不同地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并强调“这几年应当特别注意宣後马、列”,林彪反党集团垮台以后又再次说“我正式劝同志们读一点书”,最近讲无产阶级专政时又再一次强调了这一条。这些语重心长的谆谆教导,我们感到多么亲切啊!全党同志特别是高级于部,一定要把这件事当作关系到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大事来抓,对马、列和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有关论述和主要著作,首先要自己学好,搞清楚,力求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说明问题,力求从思想和行动上打掉那些脱离群众的资产阶级思想作风,和群众打成一片,真正做社会主义新生事物的促进派,善于分辨和敢于抵制资本主义的侵蚀。我们党几十年来形成的艰苦奋斗的光荣传统,一定要发扬和继承下去。要了解情况,研究政策,包括经济政策。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行之有效,必须坚持。要注意区别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准确而有力地打击极少数坏人,对群众中的资本主义影响,要根据“团缩一批评一团结”的公式,主要采取学习和提高觉悟的方法,支持坚决抵制资本主义的先进事物的方法,回忆对比的方法,说服教育、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去解决,做到团结两个百分之九十五。批判资本主义倾向要形成舆论,争取多数,启发自觉,积极引导。对个别陷在资本主义泥坑里很深的人,要向他猛喝一声:“同志,赶快回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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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文章开头时曾指出:彪反党集团在全国人民中是很孤立的。为了分析它产生的阶级根源,我们指出了林彪反党集团得以产生的土壤和条件。在讲了这一面之后,我们还必须指出:林彪反党集团在本质上是很虚弱的,同一切反动派一样,不过是纸老虎。林彪反党集团的一切反革命活动,只不过记录了它的失败和困境,而不是记录它的胜利。社会主义制度一定要代替资本主义制度,共产主义一定会在全世界取得胜利,这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社会主义社会是从旧社会脱胎而来的,“因此它在各方面,在经济、道德和精神方面都还带着它脱胎出来的那个阳社会的痕迹”。这并没有什么奇怪。
十五年以来的历史告诉我们:只要我们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坚持毛主席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学说,坚持毛主席给我们规定的社会主义革命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我们就能够粉碎阶级敌人的反抗,一步一步地减少这些痕迹,不断夺取新的胜利。我们今天社会主义事业蒸蒸日上、欣欣向荣的大好形势,同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内部四分五裂、内外交因,形成鲜明的对照。这一次毛主席提出的理论问题,必将从理论和实践上使我们进一步认识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任务和完成这些任务的方法,大大促进无产阶级专政的巩固,促进社会主义革命的深入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促进全国的安定团结。中国的共产党人是有信心的,中国的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是有信心的,他们正在党的领导下团结一致意气风发地投入反修防修的斗争。中国革命的历史是革命人民经过曲折斗争走向胜利的历史,也是反动派经过反复较量走向灭亡的历史。正如毛主席总结的那样:“中国自从一九一一年皇帝被打倒以后,反动派当衩总是不能长久的。最长的不过二十年(蒋介石),人民一造反,他也倒了。落介石利用了孙中山对他的信任,又开了个黄埔学校,收罗了一大批反动派,由此起家他反共,几乎整个地主资产阶级都拥护他,那时共产党又没有经验,所以倦高兴地暂时地得勢了。但这二十年中,他从来没有统一过,国共两党的战争,国民党和各派军阀之间的战争,中日战争,最后是四年大内战,他就滚到一群海岛上去了。中国如发生反共的右派政变,我断定他们跑是不得安宁的,很可能是短命的,因为代表百分之九十以上人民利益的一切革命者是不会容忍的。”“缩论: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还是这两句老话。”让我们沿着毛主席指引的方向和道路奋勇前进吧!
(原载《红旗》杂志一九七五年第三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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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无产阶专玖的理论发扬无产阶须華命清油
布苏旅福品荷荷益养恭蒜蒜蒂荔蒜蒜蒜精养蒜蒜高精养蒜慕惠黑素慕惠
批判资产阶级生活作风
学习《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的一点体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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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四九年三月,正是中国人民革命战争即将夺取全国胜利的前夜。毛主席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高瞻远瞩地指出:“剧是必须从序幕开始的,序幕还不是高潮。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草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这一点现在就必须向党内讲明白,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特艰苦奋斗的作风。”毛主席还提醒全党同志,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新形势下,要特别警惕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攻击,预防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的情况发生。
建国以来,我们的广大党员和干部牢牢记取毛主席的教导,保持过去革命战争时期的那么一股劲,那么一股革命热情,那么一种拚命精神,那么一种艰苦奋斗的作风,朝气勃勃地前进在社会主义革命的征途上,为党为人民为社会主义享业作出了新的贡献。但是,也有少数人忘记了毛主席的教导,忘记了继续革命的伟大任务,骄微自满,以功臣自居,停顿起来不求进步,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经不起资产阶级的捧场和糖衣炮弹的袭击。毛主席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运用马列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深刻地总结了历史的和现实的经验,指出:“列宁说,‘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工人阶级一部分,党员一部分,也有这种惰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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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产阶级中,机关工作人员中,都有发生资产阶级生活作风的。”
无产阶级中,机关工作人员中,发生的资产阶级生活作风是多种多样的。诸如:
不读书,不看报,不调查研究,高高在上,养尊处优,脱离群众,当官做老爷。这是第一种。
革命意志衰退,饱食终日,无所用心,无病求医,小病大养,游山玩水。这是第二种。
害怕艰苦,贪图享受,到处伸手,搞特殊化。这是第三种。以功臣自居,闹名誉地位,个人利益第一。这是第四种。肩俗作风,低级趣味,拉拉扯扯,吹吹拍拍。这是第五种。
亲托亲,友托友,与人方便,自己方便,不顾党的原则,违反政策。这是第
六种。
多吃多占,损公肥私,非法占取。这是第七种。以协作为名,搞私人交易,从中渔利。这是第八种。
比“大方”,讲“排场”,铺张浪费,大吃大喝,慷国家之慨。这是第九种。说假话,文过饰非,传播小道新闻,闹资产阶级派性。这是第十种。凡此种种,不一而足。具有这种资产阶级生活作风的人,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崇拜“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资产阶级人生哲学。
我们革命队伍中的一些人,所以会发生资产阶级生活作风,是由于受了资产阶级世界观的毒害。如果越陷越深,不能自拔,很有可能堕落成为新的资产阶级分子。这里,拟着重对几种糊涂思想作一些分析。
“革命有功,多享受一点也是应该的嘛!”这是资产阶级的雇佣观点。他们把自己当作商品,功劳看做资本,一本万利地觅取享受。这是列宁所严厉批评过的那种“冷酷地斤斤计较,不愿比别人多做¥小时工作,不愿比别人少得一点报酬的狭隘眼界”。其实,马克思主义者从来不计较个人功劳大小。在资本主义的黑暗年代里,马克思的一生是艰难困苦生活的一生,又是紧张工作、顽强战斗的一生。马克思说过:“我们在为争取八小时工作制而斗争,可是我们自己的工作时间却往往两倍于此”。这是多么崇高的精神啊!最后,马克思是坐在书桌前,在他的战斗岗位上与世长辞的。成千成万的革命先烈,在战火纷飞的战争年代里,把生命献给了人类最壮丽的亭业一共产主义事业,什么时侯计较过功劳大小,什么时侯又想到过要用革命来换取个人享受呢?想一想马克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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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教导和成千成万的革命先烈,能不觉得脸红吗?
“地位变了,生活上特殊一点,也是工作上的需要嘛!”马克思主义历来反对绝对平均主义。但如果地位起了变化之后,就不愿再当普通劳动者,欣赏或迷恋资产阶级法权,借口情况特殊而处处搞特殊化,那就错了。这样的同志不懂得一个起码的道理:“我们一切工作干部,不论职位高低,都是人民的勤务员”。共产党员是无产阶级中的先进分子,而不是群众之外、群众之上的特殊人物。因此,共产党员、特别是当了干部的党员,必须严格要求自己,密切联系群众,多做工作,少取报酬,吃苦在前,享受在后。这才是应有的态度。
“生活作风,小节问题,何必大惊小怪。”这话不对。毛主席说:“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是与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不能脱离的,没有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就不能激发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没有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也就不能找行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是执行正确路线的重要保证。我们工人阶级一部分和党员一部分中出了新的资产阶级分子,往往都是被资产阶级从生活上打开缺口的。生活上不干净的人,在政治上最终也不可能是诚实的。从“三反”“五反”、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以及文化大革命中揭露的那些蜕化变质分子来看,无不都是这样。我们必须坚决肃清林彪一类骗子所鼓吹的“小节无害”论的流毒,永远保持艰苦奋斗的无产阶级本色。
资产阶级腐蚀和无产阶级反腐蚀的斗争,贯穿于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因此,我们的同志一定要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高度出发,自觉地抵制资产阶级的物质引诱和各种资产阶级法权思想的捧场。敢于同资产阶级生活作风作坚决的斗争。资产阶级的邪气不压下去,无产阶级的正气就不能抬头。事关大局,要出以公心,不能计较个人得失和恩怨。广大群众是坚决要批判资产阶级生活作风的。而一典程度不等地沾有资产阶级生活作风的同志,也是可以通过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通过学习和提高觉悟的方法,来改正错误和缺点的。我们坚定地相信,绝大多数人是要革命的,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在斗争中进
一步改造自己,荡涤自已身上从旧社会带来的污泥浊水,就一定能在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
今天,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了伟大胜利,批林批孔运动取得了很大的成绩。我们的社会主义享业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大好景象。在这样的时刻,重温毛主席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的教导,特别感到亲切。“拒腐蚀,永不沾”。让我们牢记毛主席的教导,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进行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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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大的道路光辉的真理
学习列宁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和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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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大领袖毛主席最近指出:“列宁为什么说对资产阶级专政,这个问题要搞清楚。”十月革命前后,列宁在俄国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和巩固政权的斗争中写下许多光辉著作,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认真学习这些著作,了解列宁是怎样在斗争中捍卫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这对于我们今天巩固和加强无产阶级专政,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列宁在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前夕写的《国家与革命》,是一部系统阐述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光辉著作。在这部著作里,列宁批判了第二国际修正主义者在国家问题上的谬论,恢复和捍卫了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为俄国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建立和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打下了思想理论基础。十月革命前,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引起了革命危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特别尖锐地提出了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问题。当时的俄国,在布尔什维克党领导下,利用帝国主义战争所造成的革命形势,举行了二月革命,推翻了沙皇政府,建立了工兵苏维埃。但是,由于钻进工兵苏维埃中的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背叛了革命,使政权落到了资产阶级的手里。在这种形势下,武装夺取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已经成为摆在俄国工人阶级面前的迫切任务。正如列宁所说:“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对国家的态度问题不仅具有政治实践上的意义,而且具有最迫切的意义”。
可是恰恰在这样的时候,第二国际的修正主义者把国家问题弄得极其混乱。他们迷信议会制度,反对暴力革命,反对无产阶级彻底打碎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反对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俄国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大力贩卖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的货色,反对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主张和资产阶级真诚合作。因此,批判修正主义,用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武装工人阶级和劳动群众,领导他们夺取政权,就成了布尔什维克党迫不及待的课题。列宁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写了《国家与革命》,从理论上阐明了无产阶级
专政的历史必然性。列宁指出: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是阶级斗争的工具,无量产阶级必须运用暴力革命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并且指出:“只有承认阶级斗争、同时也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的人,才是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同庸俗小资产者(以及大资产者)之间的最大区别就在这里。必须用这块试金石来测验是否真正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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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承认马克思主义。”
在《国家与革命》中,列宁论述了关于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过渡时期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性、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实质和任务,以及无产阶级专政国家自行消亡的经济基础等问题。列宁指出:“向前发展,即向共产主义发展,必须经过无产阶级专政,决不能走别的道路。”列宁还科学地分析了社会主义时期不可避免地存在着资产阶级法权,“社会主义社会“还不能完全摆脱资本主义的传统或痕迹”。“既然在消费品的分配方面存在着资产阶级的法权,那当然一定要有资产阶级的国家,因为如果没有一个能够追使人们遵守法权规范的机构,法权也就等于零”。在社会主义历史时期,只有运用无产阶级专政,限制和逐步消除资产阶级法权,战胜衰亡着的资本主义因素,发展共产主义因素,才能防止资本主义复辟,逐步向共产主义过渡。
由于十月革命迅速爆发,使得列宁没有来得及写完《国家与革命》。列宁兴奋地说:“对于这种‘妨碍”,只有高兴”。“因为做出‘革命的经验”总比论述草命的经验'更愉快,更有益。”十月革命推翻了俄国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列宁为了建立和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而进行了紧张的工作。他号召劳动群众剥夺剥夺者,废除土地私有制,在全俄国普遍建立工农政权。但是,十月革命的胜利引起了一切被推翻的剥削阶级的疯狂反抗。他们一次又一次地发动反革命叛乱,向新生的苏维埃政权进攻。党内一小撮机会主义者被残酷的阶级斗争吓破了胆,竞然同意成立“清一色的社会党人政府”,要布尔什维克党人退出政治舞台。经济战线上的斗争也很激烈。苏维埃政权在接管银行、对工厂企业实行工人监督的过程中,遇到了资产阶级的拚死反抗。无产阶级由于刚取得政权不久,缺乏经济管理的经验,又缺少管理经济的机关和干部,因此在经济战线上出现了一些薄弱环节和混乱现象。资产阶级到处刮阴风:“布尔什维克执政已经两个月了,但我们所看到的却不是社会主义的天堂,而是由混乱、内战和更大的破坏所造成的地狱”。党员、千部和群众中也有一部分人在革命转折关头被这些现象所迷惑。这样,究竟是肯定还是否定十月革命,肯定还是否定无产阶级专政,就成了当时的斗争焦点。一九一七年十二月,列宁在《被旧事物的破灭吓坏了的和为新事物而斗争的》一文中,分析了当时的政治形势,指出:不经过破坏旧的国家机器,“便没有也不可能有其他通向社会主义的道路”。“工人监督和银行国有化已经开始实行,而这正是走向社会主义的最初步骤”,是革命的新生事物。新事物和旧事物的斗争,实际上就是“使劳动者从一切压迫下解放出来的神圣战争”。列宁认为,肯定还是否定无产阶级专政,反映了各个阶级不同的阶级立场和世界观。“剥削者愈是千方百计地拚命维护旧事物,无产阶级也就愈要更快地学会把自己的阶级敌人从最后的角落里赶走,挖掉他们统治的老根,铲除能够产生(必定产生)雇佣奴隶制、群众贫困和富人大发横财的肥壤沃土”。列宁提出铲除资本主义的肥沃土壤的新任务,是在深入考察了俄国的历史和现状的情况下得出的。列宁在1918年1月11日作的《关于人民委员会工作的报告》中说:“不言而喻,在爱斯兰这祥一个人人识字和翘全国都是大农业的小国家里,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情形,和俄国这样一个小资产阶级占优势的国家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情形,不可能是相同的”。由于俄国资本主义发展较迟,农村人口众多,封建残余相当顽固,小生产者大量存在,“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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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因而俄国产生资本主义自发势力的土壤要比典型的资本主义国家来得广泛。十月革命后,苏维埃俄国还存在着五种不同的社会经济成分。当苏维埃政权正忙于同资产阶级反革命叛乱势力作斗争的时候,资本主义自发势力趁机拾头。有些人用小私有者的眼光看待对资产阶级的胜利,他们说:“资本家已经捞了一把,现在该轮到我了。”城市和农村中千百万小业主和小商人从事投机活动,富裕农民利用国家和人民的暂时困难大发其财。在革命大转变的时候,有些社会渣滓也自然不能不“露头角”。社会上的犯罪行为、流氓行为、贿赂、投机及各种坏事增多。“要消除这种现象,就必须花费时间,必须有铁的手腕。”
列宁在一九一八年四月发表的《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就进一步阐明了革命胜利后必须加强无产阶级专政,必须铲除资本主义土壤,指出:“资产阶级在我国已被击败,可是还没有根除,没有消灭,甚至还没有彻底摧毁。因此,同资产阶级斗争的新的更高形式便提到日程上来了,由继续剥夺资本家的极简单的任务,转到一个更复杂和更困难得多的任务,就是要造成使资产阶级既不能存在,也不能再产生的条件。很明显,这个任务是重大无比的,如果不解决这个任务,那也就是说,还没有社会主义。”列宁认为要从根本上铲除资本主义的土壤,必须有严整的组织纪律,加强民主集中制,把过去由剥削者压迫人民遵守纪律,转到人民自觉和自愿地遵守苏维埃社会主义性质的纪律;在农村中,依靠贫苦农民,争取中农,镇压富农的反抗,加强农村的社会主义改造,用无产阶级专政管理好每个地方和单位。列宁总结历史经验说:“从前各次革命中的不幸,就在于群众努力地无情地镇压坏分子的那种革命热忱,未能长久坚持下去。”号召俄国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保持过去镇压坏分子的那种革命热忱,把革命进行到底。
列宁的《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一发表,立即得到了党和工人阶级的热烈拥护,成了无产阶级向资产阶级展开新进攻的进军号。布尔什维克党加强了对政府机构和其他革命团体的领导,把全部大工业和部分中型工业收归国有;农村中,工人帮助贫农成立了贫农委员会,镇压富农的反抗,在这过程中产生了许多农业公社和其他生产联合组织。同时,苏维埃政权加紧内部整顿,要求党员、干部严格遵守党的纪律,不允许搞任何特殊化。列宁自已是遵守纪律的模范,他始终把自已看成是一名无产阶级革命战士。1918年5月,人民委员会总务处长布鲁也维奇由于擅自给列宁增加工资,就遭到了列宁给他的严重警告的处分。由于各条战线都对资产阶级展开了进攻,从而在根本上保证了苏维埃政权的巩固和加强。
无产阶级专政的道路从来就不是一帆风顺的。苏维埃政权在社会主义道路上胜利前进,吓坏了外国帝国主义。1918年夏季,英、美、法、日、德等帝国主义联合发动对苏维埃俄国的武装干涉。国内的敌人也蠢蠢欲动,在帝国主义支持下拚命想恢复旧制度。残酷的战争,进一步锻炼了苏维埃的无产阶级专政,使它变得更加坚强了。工人阶级和劳动群众怀着对无产阶级专政的深厚感情,紧密地团结在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党周围。中农也经历了反革命势力造成的祸害,转到革命一边。根据战争需要和考虑到这些有利因素,苏维埃政权决定对全部工业实行国有,对农民实行余粮收集制,实行普遍义务劳动制,迫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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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阶级参加义务体力劳动,这在历史上就被称为“战时共产主义”政策。毫无疑问,在一个刚从资本主义社会脱胎而来的社会主义国家实行“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必定会遇到很大的阻力。在十月革命后的俄国,资本主义商品经济还存在,还在不断地产生着新的资产阶级,它不仅从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中产生出来,而且还从那些虽然摆脱了旧制度的桎梏,但仍处于小生产状态的农民和手工业者中产生出来。即使有些工人,他们在建设新社会,但还没变成清除掉旧世界的污泥的新人。还有一些所谓“共产党人”,在人民赶走地主资本家后,他们来了,赶紧爬进一个安乐窝去捞一把。这些资本主义传统势力和由此产生的新的资产阶级分子,都严重地对抗着“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的实施。不进行斗争,苏维埃政权就休想前进一步。在苏维埃政权积极开展这种斗争时,资产阶级疯狂地攻击无产阶级专政,咒骂苏维埃政府破坏了人民的自由和平等。一九一九年五月,列宁写了《关于用自由平等口号欺骗人民》一文,痛斥了资产阶级的虚伪说教,指出所谓“自由、平等”历来就有其具体的阶级内容。“‘平等’…如果同劳动摆脱资本的压迫相抵触,那就是骗人的东西。”这是因为“生产资料、货币和资本的所有制妨碍着人们享受这种平等。可以立刻废除富人的房屋所有制,可以比较快地剥夺资本和生产工具,但是货币所有制却要保留下来”。货币是资本主义的残余,它通过等价交换的形式平等掩盖着事实上的不平等。在货币没消灭之前,没有真正平等。“我们要争取的平等就是消灭阶级。”因此就必须破除资本主义的虚伪平等形式。列宁的这些论述在理论上驳倒了资产阶级,为实行“战时共产主义”政策铺平了道路。列宁在组织反对武装干涉者和白卫分子的斗争的时候,不断地加深研究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问题。一九一九年六月,列宁写了《伟大的创举》这篇光辉著作。在这篇著作中,列宁高度评价了莫斯科的铁路工人自动组织的“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并根据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学说的基本理论和十月革命后无产阶级专政的实践,深刻阐述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任务。列宁指出:“为了取得胜利,为了建立和巩固社会主义,无产阶级应当解决双重的或二位一体的任务:第一、用反对资本的革命斗争的无限英勇精神吸引全体被剥削劳动群众,吸引他们,组织他们,领导他们去推翻资产阶级和完全粉碎资产阶级的一切反抗;第二、把全体被剥削劳动群众以及所有小资产者阶层引上新的经济建设的道路,引上建立新的社会联系、新的劳动纪律、新的劳动组织的道路,这种劳动组织把科学和资本主义技术的最新成果同创造社会主义大生产的自觉工作者大规模的联合结合起来。”这就是说,无产阶级在夺得政权后,必须运用无产阶级专政坚决镇压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反抗,彻底改造小生产者,清除旧社会遗留下来的痕迹,建设新的社会主义制度。列宁把这种“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誉为“伟大的创举”。列宁说:“‘共产主义的东西只是在出现星期六义务劳动的时候才开始产生的,这种劳动是个人为社会进行的、规模巨大的、无报酬的、没有任何当局即任何国家规定定额的劳动”。为了发挥党组织的无产阶级先锋队作用,列宁还提出要利用这个创举继续开展清党运动,以勇敢地捍卫无产阶级专政、积极地用革命精神投入革命实践作为党员重要的条件。把那些抗拒到前线去作战,而想钻进安乐窝享受的所谓“共产党员”清除出去。
在《伟大的创举》发表不久,列宁又在一九一九年十月写了《无产阶级专政时代的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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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政治》,指出:社会主义时期是衰亡着的资本主义同生长着的共产主义彼此斗争的时期。在这个时期,剥削者阶级,即地主和资本家阶级,还没有消失。“他们反抗的劲头正由于他们的失败而增长了千百倍。管理国家、军事和经济的‘艺术’,使他们具有很大很大的优势,所以他们的作用与他们在人口总数里所占的人数相比,要大得不可计量。”列宁还强调指出,农民象一般小资产阶级一样,在无产阶级专政下也是在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动摇不定,为了消灭阶级就要消灭工农间的差别,而这是无产阶级专政的长期而困难的任务。新事物战胜旧事物,共产主义因素战胜资本主义势力,单靠组织上的措施还不够,对于人民群众主要地还是要采取思想教育的方法。列宁非常重视对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进行共产主义的教育问题。在《青年团的任务》中,列宁指出:开展共产主义教育,“就是为了把劳动者团结起来反对一切剥削和一切小私有制服务的道德”。这是因为在旧社会中,不是别人剥削你,就是你剥削别人。这种观念在人们的头脑中根深蒂固。而共产主义教育就是要和一切私有制和私有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使每一个工人和农民对自已都有这样的认识:我是自由劳动大军的一分子,不要资本家和地主,我自己就会建设自己的生活,建立共产主义的秩序。”列宁认为,要保证共产主义的胜利,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看共产主义教育的工作做得如何。
由于列宁领导的苏维埃政权采取了一系列加强无产阶级专政的措施,使苏维埃人民自觉地为保卫无产阶级专政而斗争,从而保证了反帝国主义武装干涉和国内战争的胜利。列宁在领导着俄国共产党和苏维埃国家的同时,还非常注意当时的国际工人运动,把国内斗争和国际斗争联系起来。列宁于一九二○年四月写了《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总结了俄国和国际工人运动的历史经验。列宁说:右倾机会主义“是工人运动内部布尔什维主义的主要敌人。现在这个敌人在国际范围内也仍然是主要敌人。对于这个敌人,布尔什维主义过去和现在都给予极大的注意。”在工人运动内部,布尔什维主义的另一个敌人,是“左”倾思潮,小资产阶级的革命狂热,“它在任何重大问题上,都离开无产阶级进行坚韧的阶级斗争的条件和要求。”列宁在这部著作中进一步发展了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特别强调了无产阶级政党在无产阶级专政中的领导作用,强调要用无产阶级政党的铁的纪律去战胜资产阶级的反抗,克服小资产阶级的懦弱性、涣散性。列宁说:在与资产阶级作斗争中,“没有铁一般的和在斗争中锻炼出来的党,没有为本阶级全体忠实的人所信赖的党,没有善于考察群众情绪和影响群众情绪的党,要顺利地进行这种斗争是不可能的。战胜集中的大资产阶级,要比‘战胜’千百万小业主容易千百倍;而这些小业主用他们日常的、琐碎的、看不见摸不着的腐化活动制造着为资产阶级所需要的,使资产阶级得以复辟的恶果。谁要是把无产阶级政党的铁的纪律那怕是稍微削弱一点(特别是在无产阶级专政时期),那他事实上就是帮助资产阶级来反对无产阶级。”
列宁在十月革命前后写出的论述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是指导我们巩固和加强无产阶级专政的强大思想武器。今天,中国人民在伟大领袖毛主席的领导下,正阔步前进在无产阶级专政的伟大道路上,列宁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正激励着我们从胜利走向更大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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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子资产阶级法权的通信
一、伍农给龚庆的信
小龚:
自从春节在上海聚首后,分别已将近十天了。我一回到生产队,就同贫下中农一起投入了热气腾腾的学习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热潮。一到晚上,我们生产队的政治夜校可热闹了。许多贫下中农和知识青年聚在一堂,认真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论无产阶级专政的语录,学习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今天,我跟一部分社员到生产队养猪场出粪,在休息的时候,很自然地谈到了怎样正确地对待按劳分配的问题。有位社员提出:“按劳分配,既然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为啥我们现在还要用它?既然要用它,为什么又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当时,我们就请养猪场的贫农饲养员谈谈他对这个问题的体会。这位饲养员同志是一个象小说《艳阳天》里的贫农饲养员马老
四那样的人物。他在养猪场里,猪越养越多,工作越来越忙,社员几次提出要给他加工分,他都坚决不要。每年遇上大忙季节,他总是挤出时间到大田参加义务劳动,从来不要队里记一个工分。老母猪落小猪后,他还从自己家里拿来小米,烧小米粥给老母猪吃。象这样
一个热爱集体的老贫农,他对按劳分配是怎样看的呢?
这位老贫农先给我们讲了这样一件事:有一年,队里抓阶级斗争不狠,一度刮起了资本主义歪风,影响了社员的社会主义积极性。有的干部就认为,社员积极性不高,是因为贯彻按劳分配政策不硬,不彻底。要“硬碰硬”,那年夏熟就样样农活都搞了定额。“割麦按垅头,挑粪数担头,拔秧算把头,插秧讲行头”。后果怎么样呢?很成问题。有一天割麦,按垅头记工,有的社员就抢割麦子长得挺刮的垅头,不肯割麦子倒伏的垅头,你争我吵,闹得不团结。第二天天刚蒙蒙亮,有的社员竟派小孩子抢在前面,守在麦子挺刮的垅头上等大人出工。过去不搞定额,社员们谁完不成,就接垅头,大家一起相帮,发扬互助精神,说说笑笑,越干越有劲;现在是定额挂帅,“黄牛角,水牛角,各归各”,也不讲共产主义风格了。有的社员劳力强,一天的生活,四小时就做完了,回去种自留地;有的社员劳力弱,从早干到晚,还完不成任务,没有办法,只好把老人小孩全部拉出来干。搞了定额挂帅,有的社员为了抢工分,割麦丢三拉四的,质量也不顾了。有了这个教训,队里就对定额挂帅开展了革命大批判,大讲“各尽所能”,加强思想教育;评工分,既按社员的劳动来评,也评思想,评团结,评风格。越评,社员的社会主义积极性越高。这几年,小孩子也起变化了。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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跑到田头,是为集体拾麦穗,不是帮家长抢垅头了。
我听了老贫农的这一番话,深感讲按劳分配,不能丢掉“各尽所能”,不能搞物质刺激。再说,就是按劳分配本身,体现的也是资产阶级法权,决不能是“按劳分配万岁”,也不能是“按劳分配万能”。按劳分配,我们在现阶段要承认它,允许它存在;但不等于去扩大它,发展它;相反,应该按照毛主席的教导,对按劳分配体现的资产阶级法权,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不加限制,很容易出修正主义。前几年,我们队里搞定额挂帅,弄得社员个人主义、利己主义拾头,社会主义思想少了,共产主义风格差了,这样搞下去,不出修正主
义才怪呢!
我还有这样的感觉:在个别地方或单位中,往往有对按劳分配体现的资产阶级法权认识不足的情况。不知你有没有这种感觉?群众积极性高了,有人就全部归功于按劳分配,群众积极性低了,这些人又不加分析地归罪于没有搞好按劳分配。于是,什么分成拆账,什么“小包工”,什么面盆奖、毛巾奖,统统都搞起来了。你记得小牛吗?他在林场伐木,过去曾经给我寄过一封信,要送给我面盆、毛巾,说他们那里尽是发这种奖,他自己领了许多用不了。不领吧,还要批评他缺乏路线觉悟。他很有意见。我支持他。这种动不动就依靠发奖的搞法,既腐蚀人的思想,又是社会物质财富的浪费,发奖的人为什么不深入地想
一想呢?广大群众社会主义积极性的高涨,“各尽所能”地为国家和集体创造财富,难道不是党的教育,反而是物质刺激出来的吗?
最近,在勤奋农场的刘大个子,前天到县里参加学习班,路过我们这里住了一宿。我们谈到深夜,他对我们谈了他们农场的一些情况,我想在这里转告给你。刘大个子说:“我们农场有七百多人,上海去的知识青年五百多个。由于路线正确,无产阶级政治挂帅,大家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很高,充分发扬了社会主义互助精神,根本不象有些地方那样,给多少钱,出多少力。我们想的是为社会主义建设出力!有一个鲜明的对比:有一次,邻近一个农场的青年和我们干同样的活,他们有二十个人,我们只有四个。他们实行的定额包工,稍为干了一阵,就坐下来休息了。我们四个人拚命地干,谁也不想休息。他们就笑我们:‘你们这样憨,有力气不会省省。’我们不管他们怎么说,还是继续干,一天不到,四个人干的活超过了他们二十个人的工作量。他们自觉脸上不光彩,说:‘不许你们再这样干了!’为什么相差这样大呢?不是这些青年不好,根本问题在于路线。这可真是两条路线,两种结果呀!”刘大个子的这一席话,很能发人深思。当我在写这封信的时候,那四个包括刘大个子在内的为社会主义建设拚命干的知识青年,还有我们生产队那位一心为集体、不计劳动报酬的贫农饲养员,这些闪闪发光的人物形象,一下子都涌现到眼前来了。在我们伟大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祖国,这样的人物真是成千成万、成千成万呵!正是他们,最懂得无产阶级专政,也懂得什么叫按劳分配。那些热衷于物质刺激、奖金挂帅的同志,在这些英雄人物面前,难道不觉得脸红吗?。3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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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写得长了,夜也深了。就写到这里吧!等着你的来信。致以
战斗的敬礼
伍农
一九七五年二月二十四日
二、龚庆给伍农的信
小伍:
巧得很?收到你的来信的时候,我们码头工人也在对按劳分配问题展开热烈的争论。有人说,按劳分配本身是好的,只是有人在贯彻执行的时候把它搞歪了。也有人说既然按劳分配是个“弊病”,干脆取消算了。到底怎样认识按劳分配?你来信中谈到贫下中农的体会,对我很有启发。我在这里也想谈谈我们码头上讨论的情况。
前两天,我们几个青年工人去访问了我们码头的退休工人黄师傅。黄师傅在我们码头上是很有名的。他出身很苦,解放后翻身感特别强烈,哪里工作需要,他就奔向那里,装卸工、辅助工样祥都干,大家都叫他为“老黄牛”。他社会活动多,工作调动频繁,在一九六
三年评级的时候,他刚当炊事员不久,领导上照顾他的情况,给他评了四级。但是,他带出来的青年,因为一直在技术岗位上工作,不少人被评为五级,有的甚至评为六级。这次我们去访问他的时候,他说了这样一席话:
“我的工资已经不少了。儿十块钱一个月的退休金,同老伴完全可以欢度幸福的晚年。子女都工作了,他们都可以自食其力。没有毛主席的领导,没有无产阶级专政,没有社会主义公有制,我们码头工人怎么能过上今天这样幸福的生活!最近,我学习了毛主席的重要指示,学习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语录,总感到过去有些人对按劳分配的解释有问题。他们把八级工资制、按劳分配吹上了天,说什么劳什么,得什么,劳多少,得多少,这最公平合理。真的公平合理吗?我要间一句:第一、急党所急、服从调配的人,同那种满脑子私心杂念、不肯服从调配的人,我们要的是哪种人?第二、在社会主义社会,一个人有了文化,掌握了熟练技术,是谁培养他的?”
黄师傅提出的这两个问题是很有道理的。我们带着这两个问题回到了码头,同广大码头工人一起讨论开了。大家再学习毛主席关于“工资制度也不平等,有八级工资制”,“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等指示,联系到我们码头上,有的人不肯当炊事员、辅助工,有的人不服从调动等情况,认识到这确实是同按劳分配、八级工资制体现的资产阶级法权分不开的,因为八级工资制把工种分了等级,在同一工种内又分了许多级别。有些人为了多拿钱,只肯干这种工,不愿干那种工,不肯服从调配,同这种资产阶级法权难道没有一点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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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吗?对于这种仍然体现着资产阶级法权的分配制度,我们在目前虽然还得承认它,允许它存在,但对资产阶级法权必须逐步加以限制,决不容许去扩大和巩固它。
其实,把工种分成高低,把技术分成等级,这确实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在资本主义社会,人们学习和掌握技术,是要自己花本钱的,是属于私有的。反映到工资上,那就是“熟练的奴隶卖得贵些,熟练的雇佣工人得到较高的工资”。(《反杜林论》)在社会主义社会,学习和掌握技术的费用是社会担负的,技术就不应该私有。恩格斯说:“在按社会主义原则组织起来的社会里,这种费用是由社会来负担的,所以复杂劳动所创造的成果,即比较大的价值也归社会所有。工人本身没有任何额外的要求。”(<反杜林论>)那种区分熟练劳动和简单劳动的八级工资制,规定什么工种拿什么工资,哪一个级别拿那一级工资,这不是同资本主义社会没有多少差别吗?!
一学一议,许多“老码头”的劲道来了。在他们的议论中,有一件事对我的教育特别深刻。一九六四年,刘少奇、林彪一类骗子曾刮起一股要“彻底贯彻”按劳分配的歪风。我们有一个码头领导干部就曾经搞过试点,他规定码头的活能按件算的工种一律实行计件工资,实在无法计件的工种才实行计时工资。计时工资平均每小时三角二分,做一小时算一小时。计件工资做一件算一件,折合计时工资,大约每小时四角八分。装卸工计件,司机计时。结果怎样呢?有的说,现在工作时间是我自己的,我愿意多做一小时就多做一小时,我不愿意干就不干,谁也管不着。有的说:稍为多做一些够了,再提高上去,以后要修改定额的。定额一修改,岂不是自讨苦吃。还有的人为了多挣儿个钱,蛮拚蛮干,最后把身体也拚坏了。结果这个码头试点没有试完,就被工人一炮轰垮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我们码头上的广大干部和工人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汗往一处淌,大干苦千,年年夺得革命、生产双丰收。
我们码头工人对这个问题反复议论的结果,最后集中到一个问题上:在社会主义社会里靠什么调动人们的积极性?是靠政治挂帅,还是靠八级工资制?社会主义积极性决不是靠金钱来调动。如果是钱多积极性就高,钱少积极性就低,那只能是资本主义积极性我把你的来信在工人中宣读了,当读到小牛不要奖给他的面盆、毛巾而受到批评、说他路线觉悟不高的时侯,大家哈哈大笑。“红小兵”(记得吗?他就是当年我们班上个子最小的红卫兵小高)说,照这个批评小牛的人看来,“赵公元帅”的路线觉悟要算是最高的了。可是,这条路线列宁早就批判过了。列宁说:“做事就是为了拿钱,一这是资本主义世界的道德。”(《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联席会议上的报告)在资本主义社会,“做多少事,给多少钱”,或者“给多少钱,做多少事”,这已成了天经地义的了。资产阶级“使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署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了。”(《共产党宣言》)我们码头工人在学习讨论中,懂得了现在我们国家还存在两种公有制,还有商品制度,个人消费品还得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但是,对按劳分配所体现的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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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级法权,在无产阶级专政下要加以限制。怎样限制呢?我认为,最重要的是把这个问题在思想上搞清楚,特别是要强调“各尽所能”,要提倡自愿的、无定额的、不计报酬的共产主义劳动。早在一九一八年初,列宁在《怎样组织竞赛?》一文中,就提出要同用旧眼光来看待劳动量、看待生产资料的“旧习惯”作斗争。一九一九年,列宁满腔热情地支持和倡导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把它称为“伟大的创举”,并说:“要说在俄国现在的制度中也有某种共产主义的东西,那就是星期六义务劳动,其他都不过是为反对资本主义和巩固社会主义而进行的斗争。”毛主席也一贯教导我们,要学习白求恩同志那种毫无自私自利之心的精神,学习张思德同志那种完全、彻底为人民利益而工作的精神。星期六义务劳动所以具有这样伟大的意义,是因为它标志着千百万群众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了最彻底的决裂,同传统的观念实行了最彻底的决裂,打破了资产阶级的那种冷酷地斤斤计较,不愿比别人多做半小时工作,不愿比别人少得一点报酬的狭隘眼界。
我们码头上,有位严于解剖自己的老干部,他在文化大革命前,没有搞清楚为什么要对资产阶级专政,对刘少奇搞的那套物质刺激、奖金挂帅的修正主义路线,贯彻执行得很起劲。他在学习毛主席关于“林彪一类如上台,搞资本主义制度很容易”这段指示的时候,由于有了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体会比较深刻。这位老干部说:当时他并没有感到刘少奇所鼓吹的物质刺激有什么不对,因为工资有相对稳定性,不可能每月调整。在调整工资以前,又怎么去刺激人们的积极性呢?这样就很自然地想到了奖金。奖金可以根据每人每月每天的劳动表现,随时变动,能够充分调动积极性。但事实呢,恰正相反。实行奖金以后,结果是“月评月奖”变成了“越评越僵”。他当时由于缺乏辨别是非的能力,不仅没有转过来,反而进一步推行了管、卡、压这一套,所以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了群众的批判。现在,他通过文化大革命的锻炼和教育,认识到过去这一套是“胡萝卜加大棒”的变种。他说:“我正是没有把为什么要对资产阶级专政这个大问题搞清楚,结果执行了修正主义路线,走上了反对无产阶级专政的邪路。这是多么危险呀!幸亏毛主席发动了文化大革命,把我从修正主义的边缘上拉了回来。现在我体会到,如果我们分不清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资本主义;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什么是修正主义:什么是无产阶级专政,什么是资产阶级专政,如果林彪一类上台,还是会跟着走的。”我看,这位老干部的谈话,倒确实是一番经验之谈哩!好吧,今天就写到这里。哟!我又想起一个问题,在讨论中有人要我谈谈马克思讲的在按劳分配中通行的还是那个商品等价交换的原则。这商品等价交换原则,我说不大清楚。我想,战斗在商业战线上的小桑,她在学政治经济学,一定可以把这个问题讲清楚吧!我准备写信问问他。这个问题,你有什么体会,也盼来信。紧紧地握手!
龚庆
一九七五年二月二十八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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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旧报有感
翟
青
这里抄录了两则关于“三反”“五反”运动的新闻报道,当时都公开地刊登在《解放日报》上。
华东、上海人民广播电台发现一件严重的贪污腐化案件。该台工务室主任兼广播器材科科长路星元,今年三十一岁,山东临沂人,学生出身,一九三八年在延安入伍,同年八月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在革命胜利进入大城市后,经不起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蚀和奢侈生活的影响,滋长了个人主义的享乐思想,终于发展到蜕化变质,而有严重的贪污腐化行为。在任职九个月间,利用自已职务,先后贪污人民财产共达二亿四千七百余万元((注:相当于现人民币二万四千七百多元)之巨。生活日益腐化,竞至以三千万元(注:相当于现人民币三千元)巨款,分租房屋,先后与两个不正当女人姘居。
《解放日报》一九五一年十一月十九日
上海市民政局等单位党内外同志,揭发曹××蜕化变质的可耻行为。曹×义(注:当时是上海市人民政府党组干事、上海市人民政府副秘书长兼民政局长)在一九三二年参加中国共产党,入党以来,依然保持与发展着个人英雄主义思想,并感染了浓厚的封建地主阶级的特权思想。因而在历史上一贯犯有严重错误,违犯党的政策,闹宗派,以极恶劣的家长式作风对待工作。…在地主、资产阶级腐朽的思想支配下,他的生活一直存在着严重的铺张浪费。例如在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就是通常说的解放战争时期),在最艰苦的环境下,他个人仍独自保有马一匹、汽车两辆,十里、八里路也要坐汽车。一九四七年“三查三整”的整风运动中,胶东行署揭发出的材料证明曹×义一个人一年的生活费用,就得由二三百个中农来负担。他为了冬天要吃菠菜,逼着群众扫雪为他挖菠菜;要吃鸡,就逼着群众把正下蛋的鸡卖给他杀了吃;要吃鱼买不到时,就逼着警卫员下河去捉。他这类不能容忍的错误,在一九四七年的整风运动中曾被一一揭发,并进行了严肃的斗争,领导上给予他撤销行署主任职务的处分。几年来,。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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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曾一再对他进行教育,加以挽救,但他对于自已的错误仍阳奉阴违,以至来上海后更变本加厉,完全蜕化变质。
他在生活上一蜀滥用职权,目无制度,穷奢极欲,登峰造极。他住着原来战犯汤恩伯的“公馆”,犹嫌不足,竞花了巨量汽油洗掉原有油漆,并另花二干五百万元(注:相当于现人民币二千五百元)重加粉饰,大事修理;为了使房子“美化”,窗怖全部用粉红色泡泡纱另制。公家原拨给他一辆很好的汽车,他还不满足,为了充排场,图享受,又用公家一部吉普车换了一辆有暖气、冷气和收音机设备的汽车。为了买一把剪刀,他亲自带着采购员坐汽车跑遍四大公司。他宴客时,总务科怕挨他的骂,往往四处奔跑采购,…他吃饭顿顿要自己,点菜,民政局群众说:“曹局长的生活比地主、资产阶级还好。”他就是这样无微不至地追求享乐腐化的生活而恬不知耻。
《解放日报》一九五二年三月十四日
这两则报道,在当时都是震惊全市的头版新闻。其实,从“三反”“五反”运动揭发的材料看,类似路星元、曹××这样的新的资产阶级分子、暴发户,并不是极个别的现象。它从
一个侧面反映了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进行腐蚀的状况。二十多年前的新闻,在今天固然早已成了旧闻,但它作为触目惊心的阶级斗争教材,是不应当被人们遗忘的。
路星元、曹××这类事件的出现,不是一两桩偶然的孤立的事件。一九四九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标志着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的结束和社会主义革命阶段的开始。随着这一历史性的转变,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上升为国内的主要矛盾。正如毛主席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所预见的那样:“对于私人资本主义采取限制政策,是必然要受到资产阶级在各种程度和各种方式上的反抗的”。建国以后的事实证明,资产阶级为了反抗社会主义改造,从经济到政治向无产阶级展开了有计划、有组织的猖狂进攻。他们在经济上用种种非法手段把大量的国家财富盗为私有,任意挥霍;在政治上对一些党员和干部进行腐蚀收买,让这些挂着共产党员招牌、披着国家干部服装的资产阶级“坐探”、“奸细”出面来危害社会主义事业。路星元、曹××一类人,就是资产阶级腐蚀的产物。
为了击退资产阶级的猖狂进攻,毛主席庄严号召全国人民和一切工作人员一致起来,“大张旗鼓地、雷厉风行地开展一个大规模的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将这些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污毒洗干净!”根据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首先在中国共产党内部、在人民政府内部、在人民解放军以及人民团体内部,展开了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其后又在工商业界中展开了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窃国家资财、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五反”运动。这场斗争,清算了危害社会主义的“三害”“五毒”行为,有力地巩固了无产阶级专政,取得了伟大的胜利。
为什么一些革命多年、入党多年的干部和党员被资产阶级甜滋滋的嘴巴吃掉了呢?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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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毛主席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提醒全党同志应当预防“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的事情发生了呢?还是让历史事实来回答吧。据一九五一年十一月十九日《解放日报》的记载:“路星元早已结婚,其妻现为山东家乡妇女识字班教师,已育子女二人。但自去年九月和奸商李德维(上海电通拍卖行经理,曾当过伪上海警察局包打听)接近后,李为了想利用路星元关系,从国家财产中窃取非法利益,即千方百计勾引路星元,除阿谀逢迎、贿赠礼物(如大衣毛衣等)外,并经常带路出入舞厅,邀路赴宴,并由私娼、舞女等作陪,至此,路星元完全坠入腐化堕落的泥坑中。”资产阶级为了改造路星元,宴请,捧场,行贿,“美人计”,哪
一样没有用上呢?都用上了。再看一看该报一九五一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刊登的路星元本人的供词吧:“自和李德维(奸商)接近后,他经常带我去这种酒肉花绿的地方,象国际饭店、跳舞厅、交际花家中,羯开了腐化社会的窗帘。我了解了:上海除了终日在大街上跑来跑去,忙忙碌碌,为生活而奔跑的以外,尚有另外的一套,那就是这种酒肉世界。经过他们请客吃饭,了解了花天酒地的一面后,使自己对革命工作不感兴趣,美慕商人的自由散漫生活,这时立场上起了质的变化。”把上面两段材料合起来看,这是一个多么完整的资产阶级腐蚀和革命意志薄弱者被腐蚀的过程啊!路星元这类人,平时既不认真学习,又不重视自己世界观的改造,一进了城,什么宴请啊,礼物啊,捧场啊,在他眼前展开了一个从来没有见过的花花世界,不由得目眩神迷,魂飞魄荡,很快就堕落成了新的资产阶级分子、暴发户。当年上海大康药房的老板王康年曾大言不惭地声称。“大康就是干部思想改造所”。这种充分表现资产阶级要按照自己面貌改造无产阶级的狂妄语言,参加过“三反”“五反”运动的同志至今可还记得?没有参加过“三反”“五反”运动的青年同志又可曾听说过?须知资产阶级手上虽然没有真枪实弹,却有着糖衣裹着的炮弹,这种糖弹可比真枪实弹更厉害得多哩!
在贪图享乐这一点上,曹××同路星元并没有多少差别。但是,在曹××的身上更多了一股当官做老爷、搞特权、摆架子的臭气。他有二十年的党龄,这也成了他骄傲的资本。他一贯自封“功臣”,向党闹独立,根本不把党的纪律和党的政策放在眼里。他把自己管辖的那个部门,.搞成了一个资产阶级的独立王国。他经常对民政局的同志们说:“在民政局我不允许有相反的意见”。多么十足的霸气啊!他对警卫员、炊事员,象封建领主对待家奴
一样;对干部则是拉拢那些逢迎拍马的人,打击那些坚持正确原则的人。至于坐特种车、吃特种菜、住特种房子,在曹××看来更是理所当然的了。这种人,把革命的经历当作交换享受的“商品”,表现得特别贪婪,而且这种贪婪随着他们“得志”的程度而膨胀。他们信奉的是列宁批判过的那种逻辑:“只要我能多捞一把,哪管他寸草不生。”联系到曹××在历史上犯有的官僚主义、特权思想等严重错误,我们就可以更进一步看清楚他的为人了。正如毛主席早就指出的那样:“在组织上入了党,思想上并没有完全入党,甚至完全没有入党。这种思想上没有入党的人,头脑里还装着许多剥削阶级的脏东西,根本不知道什么是无产阶级思想,什么是共产主义,什么是党。他们想:什么无产阶级思想,还不是那一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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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邪里知道要得到这一套并不容易,有些人就是一辈子也没有共产党员的气味,只有离开党完享。”这种头脑里装着许多剥削阶级的脏东西而又不肯改造的人,一遇到适当的气候,就会恶性膨胀和发作起来。曹××在当时被开除了党籍。象他那样的人,只能有两种前途:一是汲取教训,改邪归正,重新做人;一是继续沿着错误的道路滑下去,直到彻底垮台为止。
毛主席指出:列宁说,“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工人阶级一部分,党员一部分,也有这种情况。无产阶级中,机关工作人员中,都有发生资产阶级生活作风的。毛主席的这一指示,包含了对历史经验和现实经验的深刻总结。为什么在工人阶级一部分和党员一部分中会产生新的资产阶级分子呢?为什么在无产阶级和机关工作人员中都有发生资产阶级生活作风的呢?·这是因为:“被打死的资本主义会在我们中间腐烂发臭,败坏空气,毒化我们的生活,从各个方面用陈腐的死亡的东西包围新鲜的、年轻的、生气勃勃的东西。”(列宁:《给美国工人的信)我们在旧社会的基础上建设着社会主义,那个旧基地不是一下子就打扫得那么干净的。在社会主义社会里,还在各方面带着它脱胎出来的那个旧社会的痕迹。反映旧制度的旧思想的残余,总是长期地留在人们的头脑里,不愿意轻易地退走的。即使是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任务基本完成以后,也还存在着产生资本主义的土壤。今天依然存在着的资产阶级法权,就是产生新的资产阶级分子的重要的经济基础。
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三反”“五反”运动中羯露出来的事实,一开始就证明了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的一个显著特点,即资产阶级进攻的重要手段就是搞和平演变。他们妄图巩固和不断扩大资产阶级法权及其所带来的那一部分不平等,用资产阶级思想作风腐蚀我们的某些党员和干部,从革命队伍中分化出一批新的资产阶级分子,成为他们搞资本主义复辟的社会基础。这种情况,建国二十多年来屡有发生。从“三反”“五反”到一九
六四年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以及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都揭露了一批新的资产阶级分子、暴发户。这是很值得深思和引以为戒的。
建国以来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斗争的历史经验,集中到一点,就是要不断强化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当前,全国人民正在遵照毛主席的教导,努力学习和掌握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这是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的一件大事。在这次学习运动中,我们要注意联系我国社会主义革命时期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要注意联系现实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多看点马列主义的书。这样,我们就一定能加深对无产阶级专政的认识,自觉地坚持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进行到底。
让我们为一步一步地造成资产阶级既不能存在也不能再产生的条件而坚韧不拔地奋斗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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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这样一张便条
章智明
在《列宁全集》里,有这样一张便条
“人民委员会总务处处长弗拉基米尔。德米特利也维奇。邦契一布鲁也维奇:
鉴于您不执行我的坚决要求,即向我说明为什么从1918年3月1日起把我的薪金由每月500卢布提高到800卢布,鉴于您擅自根据委员会秘书尼古拉。彼得罗维奇。哥尔布诺关的同意就提高我的薪金的公然违法行为,直接破坏人民季员会1917年11月23日的法令,我宣布给您以严重警告的处分。
人民委员会主席弗。乌里杨诺夫(列宁)”
读着这张便条,不禁深深地为这种崇高的革命精神所感动。
列宁,他是地球上第一个红色政权的人民委员会主席,日日夜夜为俄国革命和世界革命的事业面辛勤操劳。可他的薪金却只同当时技术工人的工资相仿,吃的也同普通工人农民一样,是黑面包干,甚至连牛油都用不上。布鲁也维奇身为总务处处长,怎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领袖当革命胜利后还过着如此艰难困苦的生活?他为了列宁的身体健康,为了革命事业的需要,违反了人民委员会规定人民委员每月薪金最高标准为五百卢布的决定,擅自把列宁的薪金提高了三百卢布,这种心情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但是,列宁想的和布鲁也维奇不一样。他想到的是如何彻底破除资产阶级的腐朽习气,向全党提倡与人民同甘共苦的社会主义新风尚。几千年来,官吏历来是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老爷。“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便是这些人的绝妙写照。薪金高一点又算得了什么!但是,十月革命改变了旧时代的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使这被颠倒的一切重新颠倒了过来。在列宁看来,无论是人民委员会主席,还是普通的工人和农民,只有革命分工的不同,并无身份上的差别。地位高了,官做大了,只意味着肩上的担子更重了,必须为党和国家更多地贡献出自己的力量,而并不意味着可以背离人民委员会的规定去搞什么特权。这就是列宁决定要处分对党忠心耿耿的布鲁也维奇同志的原因。
当然,社会主义的政策与共产主义的思想教育是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当苏维埃政权刚呱呱堕地时,列宁由于考虑到当时经济落后、生产破坏以及种种历史条件,提出了付给资产阶级专家高薪的赎买政策,把他们的薪金提高到每月一千二百卢布,以后又提高为每月三千卢布。但是,列宁在《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一文中指出,这是一种妥协,是一种临时性措施,“是离开巴黎公社和任何无产阶级政权的原则的”;而且,这种“高额薪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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腐化作用”会“影响到苏维埃政权”“影响到工人群众”。列宁谆谆告诫苏维埃政权必须对“高金”等一类资产阶级法权加以限制,并且以身作则地为大家作出了表率。请看,克鲁普斯卡娅是这样叙述的:“当有人想给伊里奇置办一些华丽的摆设,给他支大量的薪金等等的时候,他是非常生气的。我记得,他为了当时的克里姆林宫警卫队长马立柯夫同志给他送来一桶什么花生酥,曾经怎样大发脾气”。这是一种什么精神?这是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共产主义精神!用这种精神来对待资产阶级法权的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当然决不允许布鲁也维奇同志擅自为他提高三百卢布薪金。
在年轻的苏维埃政权内部,与列宁这种崇高精神相对立的,是被列宁严厉痛斥过的那种认为“资本家已经捞了一把,现在该轮到我了”的人。这些人把参加革命看作是“投资”或“入股”。现在革命胜利了,他该凭着这笔资本一本万利地坐享“红利”了。他们脑中所想的,正如鲁迅所形容的那样:“劳动阶级一定从丰报酬,特别优待,请他坐特等车,吃特等饭,或者劳动者捧出牛油面包来献他”。对于这种革命的投机分子,列宁在当时曾尖锐地指出。“我们把旧官僚赶走了,但是他们又来了,他们自称是‘共产党人’,如果不能称为共产党人,则戴上红领章,爬到一个安乐窝里去。怎么办呢?要再三同这种坏家伙作斗争,如果这种坏家伙钻了进来,就要清除他们,赶走他们,通过党员工人和经过长期了解的农民来进行监督”。(列宁全集》第29卷第14页)
但遗憾的是,苏联从列宁逝世以后,逐步放弃了巴黎公社的工资原则。斯大林是一位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他在领导苏联党和国家的时期,坚持了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方向,保证了苏联沿着社会主义道路胜利前进。但在工资分配方面,由于形而上学思想的束缚和缺乏经验,强调技术而忽视政治,强调专家而忽视群众,强调物质鼓励而忽视政治思想工作,强调反对平均主义而不反对高低悬殊,结果把按劳分配绝对化、凝固化,不断扩大了党政负责人和知识分子与人民群众个人收入方面的差距。正如《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一文中所指出的那样:“不可否认,斯大林逝世以前,在苏联,已经对一部分人实行高薪制度,已经有一些干部蜕化为资产阶级分子”。到了赫鲁晓夫叛徒集团篡夺了苏联党和国家的领导权以后,全面地推行了一条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在工资分配方面,他用“物质刺激”来偷换“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扶植那些盘踞各级领导岗位的蜕化变质分子,形成苏联社会上的新的官僚垄断资产阶级。这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上一个严重的教训。
列宁写给布鲁也维奇的这张便条距今已有五十多年了,列宁的故乡在勃列日涅夫一伙的把持下也早已变了颜色,但它给予我们这一代人的启示却还是那样的深刻。在今天的苏联社会中,那些修正主义的精神贵族和官僚们,早已把列宁的遗圳完全丢到脑后去了。他们开的是另外一些便条,托人情,下指令,千方百计地为个人牟取私利,为搞特殊化大开方便之门。同样是一张便条,反映的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思想境界,它使我们从一个侧面清楚地看到了今天的苏修社会是怎样一步一步地和平演变过去的。
读一读列宁的这张便条吧!它对我们学习毛主席最近关于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将有很大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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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单争中加强工人队伍的建设
—上海沪东造船厂的调查
在一个社会主义企业中,要不要加强工人队伍的建设,包括注意对这支队伍的自身改造?上海沪东造船厂近几年来的实践,对这个问题作出了很好的回答。
沪东造船厂是在一九五八年大跃进时期发展起来的,解放前的留用人员不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在党的领导下,胜利地进行了清队、一打三反运动,厂里的阶级队伍比较纯洁。这种情况曾经使厂党委的有些同志一度产生了太平观念,认为可以集中精力抓生产了。但事实恰正相反,就象有的同志事后回顾的那样:“那一阵子,资产阶级是打上门来了。”由于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蚀,短短几年功夫,厂里一部分工人和千部中间,相继出现了贪污盗窃、投机倒把、腐化堕落等现象。人数虽少,却也够触目惊心。甚至一些比较先进的班组和个人,由于放松了政治思想工作,也同样地出现了曲折和反复。斗争就是这么尖锐,无产阶级不抓紧自己队伍的建设,资产阶级就会乘虚而入。拿这个厂的柴油机车间起重工段来看,这个工段共有七十多名工人,专为全车间各个工段吊装大件,在生产上担负着“开路先锋”的重要角色。有一段时间,由于有些领导对他们偏重于抓生产,放松了思想工作,工段里不仅劳动纪律松驰,而且出现了小偷小摸乃至赌博的现象,结果大小事故不断。后来车间党总支用全力抓了意识形态领域里的斗争,发动群众批判资产阶级歪风邪气,无产阶级正气一拾头,工人群众树立起了为革命做工的主人翁思想,面貌就完全起了变化。在造船工亚大干快上的一九七四年,这个工段基本上消灭了生产事故,有力地保证了全车间的生产顺利进行。
事实打破了人们头脑里的太平观念。厂党委通过研究工人队伍中出现的这种状况,认识到把工人队伍看作铁板一块,不承认分化,不承认斗争,这是违反“一分为二”的辩证法的。社会主义企业不可能游离于社会之外,工人队伍也不是生活于真空之中。只要社会上还存在资产阶级和产生资产阶级的条件,资产阶级的阴风就必定要向我们队伍袭来。社会主义企业要依靠广大工人来办,企业领导者要接受工人群众的监督,但如果不同资产阶级向工人队伍进攻的这股阴风作斗争,要带领这支队伍胜利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是不可能的。“工人阶级要在阶级斗争中和向自然界的斗争中改造整个社会,同时也就改造自己。”社会主义企业的基层党组织,必须极端重视用共产主义思想加强对工人队伍的教育和改造,在斗争中锻炼出一支非常革命化非常战斗化的宏大部队。
工人队伍中有各种各样的情况。他们的年龄、出身、经历各不相同,长处和短处也不。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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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样。资产阶级对工人队伍的腐蚀,往往是从工人身上的短处打开缺口的。沪东造船厂党委在抓工人队伍的建设中,注意做到使他们相互敢长补短,以便增强他们抵制资产阶级腐蚀的能力。
老年工人和中年工人是沪东造船厂的骨干力量。他们都经历过旧社会的磨炼和熬煎,“新旧社会两重天”在他们的脑海中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就象船体车间有个老工人唱的:“提起旧社会,睡的茅竹棚,吃的薄粥汤,日子比黄连还难尝。看看新社会,住的新工房,生活安定有保障,幸福全靠共产党。”他们热爱党,热爱社会主义,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但是这些同志在旧社会生活的时间较长,所谓“多干活,少出头,讲实惠”的思想在他们一部分人中闻颇有点市场;同时,在文化大革命以前的
一段时间里,程度不等地受到过“物质刺激”“奖金挂帅”等修正主义路线的毒害。这些东西虽然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了批判,但并不等于全部解决了,一遇到适当机会,往往又会出现反复。厂党委通过抓典型的方法,把坚持党的基本路线教育和工人队伍中存在的这些问题结合起来,使这支队伍能够担当起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重担。一九七三年,这个厂有位著名的“三老”(老工人、老党员、老先进)人物,由于长期放松了对他的思想教育,结果竟受到了资产阶级思想的腐蚀,走上了盗窃公物的犯罪道路。厂党委当即抓住这桩触目惊心的事实,发动全厂干部和群众来讨论,使大家认识到:老工人身上有长处,也有短处,如果不抓紧思想建设和自身改造,照样会“好了伤疤忘掉痛”,背离社会主义。只有坚诗学习马克思主义,不断改造世界观,才能真正做到自觉地一辈子干社会主义。随着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蓬勃发展,工厂企业新进了一大批青年工人。沪东造船)现有的青年工人,就占了全厂职工总数一半以上。他们大都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最肯学习,最少保守思想”,对坏人坏事敢斗敢冲,对生产难关敢上敢拚,是社会主义企业的
一支生力军。但他们的身上也有短处,这就是缺乏新旧社会对比的认识,缺少阶级斗争经验,比起老工人来,更容易受好逸恶劳、贪图享受的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和侵蚀。厂里就有这样一个青年工人,出身好,表现也不错,就是从欣羡一双新式皮鞋开始,社会上的资产阶级渣滓乘虚而入,“慷概”相助,最后终于跟流氓阿飞搞到一块,在短短的一年内,堕落成为
一个犯罪分子。诸如此类的情况,使厂党委认识到,在抓工人队伍的建设中必须着重抓好青年工人的思想教育。近年来,他们除了引导青年投入阶级斗争、接受现实教育外,在厂党委领导下,共青团和工会组织还向全厂青年反复进行了党的基本路线教育,革命传统教育和回忆对比教育,引导青年研究阶级和个人的关系,研究解放后资产阶级腐蚀和无产阶级反腐蚀斗争的规律,批判“年纪轻轻,趁早白相”之类的资产阶级人生观,使青年学会自觉抵制资产阶级腐蚀,树立起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的革命人生观。船体车间电焊工段六名女青年的转变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她们是在一九七二年进厂的,刚进厂时看到高大的厂房、雄伟的船台,心中很是得意。但一知道被分配到工作比较艰苦的电焊工段,心中就顿时发凉,说什么“造船厂的大门走对了,小门走错了”。人虽在电焊工段留下来了,但脑子里却老在想着什么“幸福的车工,没出息的电焊工”,干活不起劲,学习不吭声。车间党总支及时分析了这种情况,就有的放矢地做她们的思想工作,引导她们批判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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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阶级,用无产阶级观点弄懂艰苦与安逸、高尚与低贱的关系。思想上分清了是非,她们就再也不抱怨电焊工作“低贱”“艰苦”了,而是坚决表示:“一杆焊枪握到底,把火红的青春献给火红的年代”。一九七四年八月,为了奋战“徐州”号万吨轮,她们和另外五名电焊青年女工组成了“猛虎班”,把铺盖搬进厂里,白天在船台大干,晚上坚持学习马列和毛主席著作,成为抓革命、促生产的一支突击队。厂党委抓住这个典型,向全厂推广她们的经验。顿时,一个“大学马克思主义,大批修正主义,大干社会主义”的热潮在全厂青年中形成了,青年突击队如雨后春笋般地出现在全厂各个岗位上。
在抓紧青年工人自身改造的过程中,厂党委特别注意引导青年工人正确处理师徒关系。这是他们在分析了轮机车间一名女艺徒走下坡路的教训中加深认识的。这个女青年刚进厂时,政治上要求上进,生产也很积极,大家称她是“重活脏活抢在先,哪里困难那里干”的小老虎。但由于她片面地把接受工人阶级再教育理解为“听师傅的话”,对师傅宣扬的资产阶级生活方式也不加辨别地全盘接受,久而久之,最后在生活上犯了错误。其实,师徒关系也是一种阶级关系。师傅有一个按照什么样的世界观来培养下一代的问题,青年艺徒也有一个怎样接受工人阶级再教育的问题。那种把师傅的话当作金科玉律的做法,是封建行会的师徒关系的余毒,不利于青年一代的成长。厂党委针对这种情况,在中老年工人中进行了“怎样为无产阶级带好下一代”的教育,在青年工人中开展了一场“怎样接受工人阶级再教育”的讨论。大家开始认识到:带徒弟首先是要把无产阶级的思想、品质传给下一代;接受工人阶级再教育则应当是接受无产阶级思想的再教育。电器车间有个青年艺徒,在学习后提高了认识,贴大字报揭露自已师傅散布的错误言论。当遭到报复时,他不仅顶住了,而且继续揭发、斗争。厂党委及时支持了这位青年艺徒敢于斗争的革命精神,批判了这个师傅的错误言行,帮助许多工人进一步认清了接受工人阶级再教育和抵制工人队伍中一部分人的资产阶级思想的关系,全厂出现了师徒之间互帮互学,共同在斗争中改造自己的朝气蓬勃的局面。为了更好地在斗争中加强工人队伍的建设,厂党委还注意不断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教育工人群众。特别是批林批孔运动以来,党委抓了工人理论队伍的建设工作,并努力帮助这支理论队伍在斗争中学习,在斗争中成长,提高识别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能力。近年来,俦钢车间曾经三次出现“包产到人”、“物质刺激”等资本主义倾向。但每当这种倾向一露头,车间工人理论小组就和广大工人一起写大批判文章和小评论,从路线斗争的高度来说明加强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性,批判“包产到人”、“物质刺激”的危害性,煞住了歪风,教育了群众,推动了车间革命和生产的发展。沪东造船厂的实践还表明:要抓好工人队伍的思想建设,前提是抓好干部队伍的思想建设。在这个厂,工人队伍中有发生资产阶级生活作风的,干部队伍中也有。并且,工人队伍中一部分人的资本主义倾向,往往同干部队伍中的一些人牵连在一起。如实行“包产到人”和“物质刺激”,没有少数干部的支持,是搞不起来的。个别车间、部门在一段时期内资产阶级歪风邪气抬头,也往往同干部中的一些人有关。
近年来,沪东造船厂党委在总结经验、接受教训的基础上,把整顿领导班子、教育干部的问题放在重要的位置上。起初,有些人对此不以为然,认为现在的领导班子中,老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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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文化大革命的锻炼,新干部根红苗壮,用不着这样花大力气抓了。对此,厂党委组织
一部分干部和老工人回忆了“三反”、“五反”运动的历史使大家认识到,资产阶级的腐蚀和侵袭是不可忽视的。当时,解放才刚一、二年,资产阶级就用糖衣炮弹把一批经过枪林弹雨考验的千部拉下了水。这种资产阶级的腐蚀和无产阶级的反腐蚀的斗争,在今天仍然存在。事实也正是如此。厂里有一个工人出身的新干部,担任部门的领导工作后,不到三年,就利用职权非法购买国家计划内的物资,替自己盖房屋,在厂内外造成很坏影响。许多群众看到这个新干部这样做,痛心地说:“房屋盖了,干部垮了。”通过对这件事的獬剖,使广大干部受到很大教育。大家分析了目前干部队伍中存在的少数人搞特殊化,向党要名要利,说什么“我早就该入党”啦,“我应该担任某某职务”啦,以及发生某些资产阶级生活作风等情况,进一步体会到文化大革命已经八年,干部队伍随着斗争的发展也发生了很大变化,不看到这一点,就会犯形而上学的错误。只有在干部队伍中开展社会主义教育,拒腐蚀,永不沾,才能使各级领导班子真正建设成为带领群众前进的战斗堡垒。
批评、处理有些犯了错误的千部,往往会牵涉到很多关系。怎么办?究竟是坚持原则,还是照顾关系,这对领导者是个严峻的考验。特别是当党组织对某些犯错误的千部进行挽救帮助时,往往会有些人出来替他们抱不平。还有人有这样的顾虑:新干部是文化大革命的成果和新生事物,处理不好会被说成是否定文化大革命。怎样对待这种奥论?怎祥正确看待社会主义新生事物?厂党委从党的利益出发,遵循“团结一批评—一团结”的公式,发动干部和群众学习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论述,讨论怎样保卫和发展文化大革命的成果的问题,帮助大家认识到,坚持无产阶级原则,和一切危害社会主义的思想和行为作斗争,这不是否定文化大革命,而正是保卫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成果。如果对一部分干部的资产阶级生活作风不闻不问,或者姑息放纵,那实际上是在纵容资本主义,只会使这些干部在错误的泥坑中越陷越深,不能自拔,这才是对党的事业的犯罪。在厂党委支持下,不少车间党组织发动群众,对犯错误干部的资产阶级世界观展开了尖锐的批判,帮助他们认识和改正错误。这样一抓,有力地推动了全厂的干部思想教育工作。同时,厂党委在对干部队伍进行整顿和教育的过程中,既注意坚持无产阶级原则,又注意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执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他们坚持这样做,就把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和群众紧密地团结了起来,使老干部受到教育,焕发青春,振奋革命精神;新干部抓紧学习,加强自我改造,更健康地成长。
沪东造船厂抓了工人队伍的建设,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进一步落实到了基层单位。在这个厂,社会主义到处都在胜利前进,资产阶级歪风邪气的市场越来越小,工人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和创造性进一步得到发挥,全厂出现一派蒸蒸日上的景象。在当前的大好形势下,这个厂的干部、工人和技术人员,正在认真学习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他们豪迈地说:“万吨轮,我们要一条一条造出来;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我们也要一个一个落实下来!”
(任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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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评论
タンラララララうラかンンラララ
三分钱盐还得好:
树
清
黄浦区第一饮食公司中南合作食堂流传着一个三分钱盐的故事:有一次,店里有个青年上早班时喉咙痛,想喝杯盐开水,有人说:“店里有的是盐,喝一杯没关系。”旁边另一位青年听见了说:“店里的盐是很多,但它是集体的财产,现在喝一杯,等卖盐的店门一开,应该买了就来还。”那个青年等盐店的门一开,果然立即买了三分钱盐送回了食堂。这三分钱盐还得好!好就好在它与传统的私有观念实行了彻底的决裂!“店里的盐很多,吃一杯没关系”,这是公私不分的资产阶级私有观念在作怪。我们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消灭了生产资料的私有制,可是由于还存在着资产阶级法权,存在着资产阶级、国际帝国主义、修正主义的影响,因此,刘少奇宣扬的“公私溶化论”的流毒还远远没有肃清,还在继续春害着人们。还掉三分钱盐虽是件小事,但它表明了人民的财产、集体的财富是神圣不可侵犯的,那怕是侵占一分一厘、一丝一毫也不行。那个青年还掉的不仅仅是三分钱盐,而是在向私有观念开火,向资产阶级法权观念开火。在这桩不显眼的行动中,闪烁着的是共产主义思想的火花。
三分钱盐还得好,好就好在它打败了资产阶级思想的包围、侵染和腐蚀。毛主席曾经指出:“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对无产阶级的包围、侵染和腐蚀,集中到一点就是用“私”字来向无产阶级进攻。无产阶级的反腐蚀斗争,实质上也就是对资产阶级的“私”字作斗争。三分钱的盐是“一眼眼”,可是在这“一眼眼”上就有一场公与私的斗争,就有一个谁战胜谁的问题。“千里之堤,溃于蚁穴”,反腐蚀就要从“一眼眼”抓起。记得南京路上的好八连战士在拾到一分钱交公时说过:“一分钱虽然是微不足道的,可是不是你的,你却放进了自已的口袋,就会在你身上留下永远也抹不掉的污点。”同样,如果吃了集体的一杯盐开水不还,也就是在资产阶级的糖弹面前打败仗的开始,就会在自己身上留下永远也抹不掉的污点。三分钱盐的故事体现了中南合作食堂的青年们在反腐蚀斗争中,防微杜渐,在“一眼眼”上“寸步不让”。有了这种“寸步不让”的反腐蚀斗争精神,资产阶级的任何糖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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炮弹就部打不败我们,而我们却能打败任何资产阶级的包围、侵染和腐蚀!
三分钱盐还得好,好就好在它体现了无产阶级的政治本色,继承了我党我军的光荣传统。早在民主草命时期,毛主席就曾经在“锦州的苹果”的语录中高度赞扬了这种无产阶级的政治本色。毛主席说:“锦州那个地方出苹果,辽西战役的时候,正是秋天,老百姓家里很多苹果,我们战上一个都不去拿。我看了那个消息很感动。在这个问题上,战士们自觉地认为:不吃是很高尚的,而吃了是很卑鄙的,因为这是人民的苹果。”中南合作食堂的青年也自觉地认为,不吃食堂的盐是很高尚的,而吃了食堂的盐是很早鄙的,因为这是人民的盐。从锦州的苹果到中南合作食堂三分钱的盐,其间有整整二十多年了。但是,从中南合作食堂的青年们身上,可以看到在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锻炼后,这种无产阶级的政治本色不仅在青年一代中被继承下来了,而且得到了进一步的发扬。帝国主义的预言家们曾经把中国和平演变的希望寄托在中国的第三代第四代身上,看来他们的希望是注定要落空的了。中南合作食堂三分钱盐的故事就宣告了这些预言的破产。中国的青年
一代必将继承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光荣传统,沿着社会主义的道路奋勇前进,把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进行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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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了两天,克赛尼亚。费多罗芙娜给正在上班的杰米德里耶夫打电话说,她同意搬到一起,只是要求快一点。于是这件拖了很久的事就开始进行起来,最后,终于在四月中旬和一个自行车运动健将换好了房子。当时克赛尼亚。费多罗芙娜的病情并不怎么坏。迁入新居那天还庆祝了一下,亲戚们都来了,只有洛拉和费里克斯没有回来,他们还在古涅,在大热天以前,他们通常是不回来的。房子换好了,但还有很多手续没有办完:两本房票簿都要换上杰米德里耶夫的名字。这件事并不比换房子容易。开始是区执行委员会不同意,因为申请报告写得不好,同时也缺少一些证件。掮客斯皮利顿·萨莫伊洛维奇这个老头子总是自吹,说什么区房管局的法学家是他的老相识,原来这都是撒谎。其实,他们迎面碰见的时候,甚至连招呼都不打。而法学家又是这件事情的关键人物,因为申请人不必出席会议,决定只是根据法学家的结论和交上去的证件作出的。七月底,克赛泥亚·费多罗芙娜的病情严重地恶化了,她被送进了一年前她住过的医院。莲娜第二次提出了申请。这一次,法学家的态度很好,证件也都备齐了:(一)杰米德里耶夫是克赛尼亚,费多罗芙娜的儿子的证明;(二)租赁权票据的副本;(三)户口登记簿的摘录;(四)房管处发的付房租的房票簿副本;(五)公用房屋管理委员会记录的摘录,内容是请求执行委员会同意把房票簿合并。这一次,一切问题都得到了圆满的解决。
克赛尼亚。费多罗芙娜死后,杰米德里耶夫患了高血压症,在家里卧床休息了三个星期。他好象一下子老了许多,精神萎靡不振。虽然还不是老头儿,但已经是两颊松垂的上了年纪的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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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论
他们在“交换”什么?
读苏修中篇小说《交换》
杜华章
杰米德里耶夫的妻子莲娜,同婆婆克赛尼亚·费多罗芙娜是如此势不两立,以至她向丈夫宣称:“永远也不会和你母亲住在一起”。可是,当婆婆生了不治之症的时候,莲娜眼看婆婆不久于人世了,马上抛弃了她的誓言,决定立即和婆婆住到一块去,并准备立即把自己的一间住房和婆婆住的一间二十平方米的住房去同别人交换成两间一套的住房。她这样做的理由很堂皇:要照顾病人哪!不过,真正的原因虽然说不出口,其实大家心里都很明白。婆婆一死,她就可以把自己的住房由一间扩大为-一个套间了。
一场从房屋开始的“交换”的丑剧就这样地开场了。其中起决定性作用的人物,是莲娜和她的父亲。
在杰米德里耶夫看来,莲娜是一个“挺好的女人”。他的人生哲学是:“在世界上,除了生活和死亡之外,再也没有任何别的东西了。一切受前若支配的,都是幸福的”,“而一切属于后者的则是幸福的毁灭”。“生活”对于杰米德里耶夫来说,当然不是指任何别的人的生活,面只是指他自己加上他那个小家庭的“生活”。为了他的这种“生活”和“幸福”,那就得让别人毁灭,即使是自己的母亲也不例外。对于这种赤裸裸的资产阶级利己主义的哲学,莲娜是最理想的实行者。她属于那种“会过日子的人”,极善于安排自己的“生活”,为自己的小家庭营造“安乐窝”。她有一个“非常强烈的特点”一一“不达目的不罢休”,就象一条猎犬,嗅觉灵敏,时时搜索着可以猎取的月标,一经发现,就立即扑上去咬住不放。她总是成功的,因为到处有人为她开绿灯。她看中了“国际合作情报研究所”的工作,不管它“象珠穆朗玛蜂一样,耸入云霄,高不可攀”,她一钻营,终于实现了她的愿望,研究所“变成一块炸透的鸡翅膀”那样地“被她放在嘴里咯吱咯吱地嚼着”,“在这里工作,又方便,又是按件取酬,地点又好”,“午休时可以跑到商店里,看看摆出什么新式样的女短上衣没有”。“国立石油天然气设备研究所”有一个地位高、待遇好的职位,这本来是杰米德里耶夫的远亲好不容易才打听到的,并且托杰米德里耶夫求他的岳父去帮助说人情。可这是个诱人的职位哪,那就抢吧。从别人手里抢夺职位,虽然不光彩,可这样的事难道只有莲娜才千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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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类包着脏东西的胶丸,“大家都在吞服着”。再说,她的丈夫杰米德里耶夫原来在煤气厂实验室工作,每月只能拿到一百三十卢布,每天上下班路上得花三个小时。既然碰上了这样的好机会,那又为什么不应当去抢来呢?女儿要进“乌丁胡同英语专门学校”,这所学校提供了进入外交部门的道路,充满了出国、接受赠品以及享受到外贸商店购物等特权的种种机会,是人们梦寐以求的,莲娜岂能放过!而且除了她的子女,又该让谁进这种学校去呢?够了,够了。这个“猎犬式的女人”具有一副“对生活有决定影响的性格”,这种性格可以归结为两个字:占有。凡是一切能够占有的东西都据为己有,凡是一切能捞到好处的地方都伸过手去,从金钱、地位、房子直到婆婆的碗橱中较好的碗碟。
这种资产阶级的强烈的占有欲支配着莲娜的一切思想和行动。她骂别人是“投机家”、“门槛精”。其实,她之善于投机和“门褴”之精,是谁也比不过的。她头子活,门路广,上上下下到处兜得转,吃得开。就说交朋友吧,可不是为了什么友谊,而是为了拉关系,将来可以“用得着”。她总能结识一些用得着的人,诸如民警局长啦,码头看守啦,疗养院的院长啦,等等,一有什么事,“开后门”可方便了。例如要买收音机,她只要先付给商店售货员五十卢布就行了。她又有“惊人的观察力”,善于鉴貌辨色,捉摸别人的心理,利用别人的弱点。她还有一项本领:撒谎。为了达到她所追求的目标,什么样的鬼话都能编造出来,说得头头是道,象煞有介事。她把“一切可恨的东西”都归结为“伪善”,其实伪善就象她的影子一一样同她自已连在一起。
对这样的一个人,人们是决不会感到陌生的。资产阶级所固有的习性,自私、贪婪、冷酷、虚伪、诡计多端,在她身上应有尽有。这些新资产者同老资产者一样,把一切的一切,包括家庭关系、夫妻关系,都浸入了利己主义的冰水之中,说他们是“新”资产者,是因为他们是在苏修复辟资本主义的过程中新冒出来的,而且仍然披着国家干部、技术人员、“出色的翻译”以至于工人等等的外衣。他们为了夺取他们未曾占有过的生产资料而表现得特别贪婪和疯狂。我们在莲娜身上,可以明显地感觉到这种疯狂劲儿。
对于莲娜的所作所为,他的丈夫杰米德里耶夫总是归结为“缺乏感情”、“不知分寸、不懂人情”。其实,莲娜的感情强烈得很。你看当邻居杜霞侵犯到她的利益的时候,她“多么厉害地把她痛骂了一顿”!骂得杜霞飞快地溜走,“就象被风刮走了一祥”。她为自己的卑鄙行为辩护时,又是多么振振有辞:“莫非你们要我们过那一百三十卢布的日子,还叫维加在路上花三个小时吗?”在莲娜的眼睛里头,一百三十卢布,太少了!要把它无限地扩大才行!这不就是资产阶级的“人情”和“分寸”吗?杰米德里耶夫似乎还不懂得:莲娜的存在,不是作为单个的个人,而是代表着一个阶级。而他自己,也早已在“不知不觉”之间开始成为其中的一员了,虽然有时羞羞答答,遮遮掩掩,竭力要把自己装扮得“高尚”一点,不象莲娜那样赤裸裸地当着大家的面宣称:“对,当然我什么都干得出来的。”但他实际上是在同样坚决地干着莲娜所干的勾当。当莲娜要乘他母亲病危把手伸向母亲的房子时,他不但“丝毫不感到愤慨和痛心”,反而认为这一切都是正常的,理所当然的。“他想的仅仅是生活的冷酷、无情”,而莲娜“只是这种生活的一部分”。莲娜当然是今日苏修社会现实的一部分,而且是这个社会里的宠儿。可是,为什么“生活”会是那么冷酷无情呢?这当然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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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人们“缺乏感情”,而是因为这种生活是由一种阶级关系、社会制度所决定的。尽管杰米德里耶夫不肯承认,今天的苏联社会,资本主义已经全面复辟了,一个新的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统治着这个国家。但是他却也感觉到,在这个国家里,“人们不受爱戴并不是因为他们有什么过错,而受爱戴也不是因为他们有什么美德”。“高尚”意味着“无能”,“美德”不过是一种毫无用处的奢侈品。权势和金钱,这才是万能的上帝。路道粗、办法多的莲娜固然值得尊敬,而她的父亲伊凡。瓦西里耶维奇。鲁柯扬诺夫则是更应该受到“爱戴”的。其实,莲娜不过是鲁柯扬诺夫家族的一个普普通通的成员,同她的父亲相比,就不免有点小巫见大巫了。伊凡。瓦西里耶维奇才真正称得上是神通广大的人。这并不是因为他的才能比莲娜高,而是因为他是个当权派,手里有权,关系多,“老相识”也多。当他利用权力来为自己或自己的家族谋私利的时候,办法自然比莲娜要多得多,胃口大得多,手段也要“高级”得多。这种给营业员五十卢布之类的“低级”的事,他是不屑于做的。他要房子,难道还要找什么掮客,给他一百卢布吗?不,他可以不动声色地侵占别人的房子,如果被觉察了,那就“高傲”地离开,直到人家不得不再次发出邀请,才神气活现地回来。要知道,连他的老婆也是“一辈子从来不依靠别人”的。什么研究所的职位,没有他伊凡一个电话,谁也别想搞到手。女婿要,一句话就行了。他一到巴夫林诺沃别墅区,就有办法在这里装上电话。这里的阴沟坏了,多少年也修不好,他一来,工人有了,水泥有了,砖也有了,
一个星期就修好了。女儿女婿的老屋子,一经过他的手里,立刻就奇迹似地变了样:地板发亮,门窗油漆一新,所有的房间都粉刷拷花,红的、绿的、蓝的,令人目眩。他干这些根本不费吹灰之力,就象手里拿着一根魔棒似的,一挥舞就什么都从平地上出现了。至于这么多的钱、人工、材料从哪里来的,鬼才知道。
研究一下鲁柯扬诺夫一家的历史,是很有意思的。伊凡·瓦西里耶维奇的岳家是小生产者。这种小生产正是产生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温床。伊凡本人原是个皮革工人,后来当上了厂长,被撤过职,受过党内处分,显然是工人队伍中的蜕化变质分子。但是在苏修叛徒集团统治下,他却官运亨通,步步高升,成了统治这个国家的官僚垄断资产阶级中的一员。这在苏修统治集团里是很有典型性的。正因为他手里有特权,就可以很容易地把他所能控制的一切部门都变成他的私有财产。这些部门形式上还是全民所有制,实际上却已经变成资本主义所有制了。你看那个“国立石油天然气设备研究所”的普鲁沙柯夫,就可以任意地把职位给予他想给的任何一个人,他就是这个研究所的主宰。他同研究所的工作人员的关系就是资本家同雇佣工人的关系。而这个凭一个电话就能指挥普鲁沙柯夫的伊凡。瓦西里耶维奇,就不仅是一个工厂、一个研究所的资本家了。他代表的也不只是一个家族,而是整个苏修官僚垄断资产阶级。
早在苏联建国的初期,伟大的列宁就英明地指出:“是的,我们推翻了地主和资产阶级,扫清了道路,但是我们还没有建成社会主义大厦。旧的一代被清除了,而在这块土壤上还会不断产生新的一代,因为这块土壤过去产生过、现在还在产生许许多多资产者。有些人象小私有者一祥看待对资本家的胜利,他们说:‘资本家已经捞了一把,现在该轮到我了。’可见他们每一个人都是产生新的一代资产者的根源。”鲁柯扬诺夫一家,就是这新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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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的资产者的典型。苏修统治集团,上上下下不全是一些“鲁柯扬诺夫”吗?他们上了台,是恨不得把整个世界都装进口袋里去的。他们的魔爪和触须伸向社会的每一个角落,“鲁柯扬诺夫习气”象瘟疫一样在整个苏联恶性蔓延。
伊凡和莲娜这父女二代,体现的不是家族的血统关系,而是阶级的血缘关系。他们俩,一个是官僚垄断资产阶级,一个则是在前者的卵翼下孳生繁殖、为数众多的新资产者。他们上下勾结,互相依靠和互相利用,实行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的反革命专政,剥削、奴役和压迫苏联人民。这就是今日苏修社会的残酷的现实。在这样的社会里,那些新产生的资产若到处都在进行着莲娜式的“交换”的丑剧。
这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交换”呢?
从表面看来,这出丑剧只不过是一些不道德的行为,作者似乎也企图把它归结为道德问题。其实,资产阶级从来也不会把这种“交换”看作是不道德的。“人不为己,天诛地灭”,这就是资产阶级的道德信条。这种交换不但是莲娜这类新资产者的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而且也是他们生存的基础。交换的前提,是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私人占有,在物物交换的背后,掩盖着的正是资本主义的私有制。莲娜这号人,就是要通过这种交换把自己发展成资产者,并且通过交换来扩大自己的资产。对于莲娜来说,房屋是资产,也是商品。房屋的交换也就是商品的交换。这种交换正是产生新的资产者的土壤。我们从小说里看到,在房屋交换过程中,除了交换双方,还有第三者一掮客。·这类掮客在苏修社会中到处都有,他们“真象个干秘密工作的人”,“从不把自己的地址和电话号码告诉别人。当有点什么事的时侯,他自己会突然跑来的。”这些掮客,就是通过各种合法的、非法的交换和投机买卖变成新的资产阶级的暴发户。
其实,在苏修社会中,莲娜式的“交换”,在政治、经济、文化各个领域中都在进行着。“开后门”,不就是一种“交换”吗?当伊凡。瓦西里耶维奇为巴夫林诺沃别墅区领来工人、水泥、砖瓦,为女婿谋来研究所的职位的时候,他总是要通过某种东西去交换的。这正如杰米德里耶夫的母亲克赛尼亚。费多罗芙娜在病危时对儿子说的:“这种交换经常地、几乎每天都在发生”。她还认为正是这种“交换”,把她的儿子杰米德里耶夫也“换过”了,“换定”了,换成了一个鲁柯扬诺夫了。其实,这个女人直到死也还没有觉悟到,被“换过”的并不只是她儿子一个人,而是整个苏联。在苏联,社会主义所有制已经被“交换”成资本主义所有制,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已经被“交换”成官僚垄断资产阶级专政的社会帝国主义国家了。一切都“换过”了,一切都“鲁柯扬诺夫”化了。就以巴夫林诺沃别墅区来说,在老沙皇时代,这里是“老板娘、官太太、戴着圆顶礼帽的老爷”们的“休养圣地”。革命后,“红游击队员”们在这儿建立起“红游击村”。现在,到了勃列日涅夫新沙皇的时代,统治着这块地方的“换”成了“鲁柯扬诺夫”们了。所以,莲娜式的“交换”,只不过是资本主义复辟狂澜中泛起的一个小小的泡沫而已。
挂羊头卖狗肉,是一切新老修正主义者的共同特点。正如苏修社会帝国主义表面上还挂着社会主义的招牌一样,莲娜的这种“非法”交换也必须要有“合法”手续的掩护,特别是为了保障这种“交换”继续不断地进行下去,还需要用法律形式固定下来。小说的结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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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带有讽刺意味的:莲娜的房屋交换如愿以偿,一切都符合法律手续。“法学家”作了结论,证件都齐备,区房管局予以批准,“一切都得到了圆满的解决”。
还有没有不那么圆满的地方呢?有。虽然所有的“鲁柯扬诺夫”都爬进了他们的“安乐窝”,但可悲的是,这个“安乐窝”似乎并不那么“安乐”。就是那个神通广大的伊凡,直到死去都不得不“时刻戒备”着。他除了自己之外,对一切人都不信任,就连自己的老婆也唯恐她什么时候把他自己害了。资产阶级的内部关系,就象一群乌眼鸡似的,恨不得你吃了我,我吃了你。而这个人类社会的最后一个剥削阶级,虽然在苏联如愿以偿地实行了反革命复辟,却坐到了一个火山口上。他们的“安乐窝”终究要被一旦喷发出来的人民革命的烈火所烧毁,这就是历史的结论。
附
交
换
(苏修中篇小说。节译和摘要)
工程师维克多。杰米德里耶夫的母亲克赛尼亚·费多罗芙娜患了不治之症,但她本人不知道,还自以为是溃疡病正在痊愈。她和儿子不住在一起,自己单独住在莫斯科工会大街上,有一间二十平方米的房间。杰米德里耶夫和妻子莲娜、女儿娜塔莎住在莫斯科的另一个地方,也只有一个房间。维克多以前曾想和母亲搬到一起住,可是莲娜坚决反对,只好作罢。随着莲娜和婆婆的关系日益恶化,这件事也早已多年不提了。只有在夫妻双方发生争吵的时侯,才会旧话重提,使这个问题成了他们家里发生纠纷时一种随时可以动用的绝招。当杰米德里耶夫为点什么事想要刺激一下莲娜,想指责她自私自利、冷酷无情的时侯,就说:“正因为如此,你才不愿意和我母亲住在一起。”而当莲娜想要挖苦或触触他的痛处的时候,她就说:“正因为如此,我才不要和你母亲住在一起,而且永远也不会和你母亲住在一起,因为你跟你母亲一模一样,你一个人就够我受的了。”
可是,这次莲娜一听说婆婆生了绝症,忽然决定立即同婆婆搬到一起住,而要这样做,首先要搞“交换”一用婆婆的一个房间和他们自己的一个房间去换一套两个房间的独门独户的住宅。这种做法,在莫斯科不是什么秘密;老人身体好的时侯,子女们不愿意同老人一起住,而到老人快死时,就连忙交换房屋,搬到一起等老人死,用这个办法来扩大自己的住房。因此,当这天晚上莲娜提出和一家姓马尔古舍维奇的换房子时,杰米德里耶夫立即明白了莲娜内心的那个一眼就可以看透的打算。莲娜还冷酷地说,这件事得抓紧,每天都得张罗。最好是找个掮客。她的朋友柳霞认识一个掮客,那是个挺不错的老头儿。当然喽,这个老头儿从不把自己的地址和电话号码告诉别人。当有点什么事的时候,他自己会突然跑来的。真象个干秘密工作的人。他很快就该到柳霞那儿来的,因为柳霞欠他的钱。
莲娜一面说,一面铺着床。当莲娜转过身来的时候,杰米德里耶夫瞧了一下她的眼晴。从眼神里看得出,她的决心已下定了。看来她已经酝酿很久了。也许是当她刚知道母亲病情的第一天起,就打了这个主意。那时杰米德里耶夫优心仲忡,跑来跑去找医生,给医院打电话,安排他母亲,那时他真是伤透了脑筋。就在这当口,莲娜却在那里想点子,打主意。就这样她找到一家姓什么马尔古舍维奇的。奇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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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杰米德里耶夫此时丝毫不感到愤慨和痛心。他想的仅仅是“生活的冷酷、无情”。莲娜是没有过错的,她只是这种生活的一部分,这种冷酷、无情的生活的一部分。莲娜总是有这么个特点,她的内心有些麻木不仁。当莲娜的另一个非常强烈的特点一不达目的不罢休一起作用的时侯,前面一个特点就显得更加突出了。
杰米德里耶夫对莲娜说,她本当等一等,让他自己来提这件事。如果他自己不提这件事,就是说不需要提,不能提,现在不该考虑这种事。
“维加,我懂,请你原谅。”莲娜鼓起劲说,“但是…(他看到,莲娜有些什么亭难以说出口,但她还是会全部说出来的)第一,你自己提过这事的,对吧?提了好多次了。再说,调换房子这件事对我们大家来说,都是需要的,首先是你的母亲。维加,我亲爱的,没有谁能象我这样了解你,疼爱你。所以我说,这是需要的,请相信我…。”
这天晚上,杰米德里耶夫发了一顿脾气,而莲娜对他一味忍让,还再三解释说她要这样做是为了大家好,为了女儿娜塔莎的将来。这种反常的态度说明她决心要和解,并且决心把交换房屋的事情做到底。尽管她也装出一种委屈的祥子,但杰米德里耶夫知道,莲娜内心深处是满意的,最难办的事她已经办了一一她已经说出来了。现在应该把伤口舔舔。不过这也不是伤口,只是抓伤了一点皮,而且是完全非抓不可的。就象打静脉针一样,拿起一小块棉花揉一揉,稍微有点儿痛,但以后就舒服了。而要紧的也就是以后舒服。
次日早晨,杰米德里耶夫和莲娜还是互相不理睬。杰米德里耶夫打了一个电话给母亲,母亲告诉他,她精神很好,血压正常。杰米德里耶夫情绪好了些,就去同莲娜说话。莲娜说,她情绪不好,因为她自己的母亲也病了。杰米德里耶夫明知岳母不会有什么大病,但他想,莲娜既然强调这个,大概是因为不愿再提换房子的亭了。但莲娜在去上班以前,就象事情早已讲定的一样,叫杰米德里耶夫今天就去跟他的母亲克赛尼亚·费多罗芙娜谈一谈,也就是预先通知她一声,这一、二天内就可能有人去看房子。而由于母亲目前住在杰米德里耶夫的姐姐洛拉处,所以杰米德里耶夫今天就应去向母亲把工会大街上的房间钥匙拿来。杰米德里耶夫听了这话只是呆了一下,没有提出异议。他在前去上班时,途中自骗自地想道,既然母亲精神好些了,可能一切都会平安过去的。他们要换一套单独的好房子,住在一起,换得愈快愈好,这是为了母亲的健康。这祥妈妈的愿望就会实现,这不正是一种心理疗法吗?可以治妈妈的心病。其实,这种想法只不过是他自己欺骗自己的一种办法而已。这一点,杰米德里耶夫的心中是很明白的。杰米德里耶夫的工作单位是国立石油天然气设备研究所。他面临着一次到秋明油田去的出差。由于在十月份这种潮湿寒冷的天气里没有人愿意到西伯利亚去,所以杰米德里耶夫想借口母亲有病推托掉而又推不掉。这一天,杰米德里耶夫又请求同事帕沙。新尼特金代他去出差,帕沙拒绝了。平时,帕沙总是一直关注地询问克赛尼亚。费多罗芙娜的健康情况,告诉他许多医生的电话号码。总之,他是很同情杰米德里耶夫的。不知道为什么,杰米德里耶夫完全相信斯尼特金会同意代替他去出差的。但是他为什么会相信呢?究竟凭什么呢?现在明白了。他这样相信斯尼特金,是太愚蠢了。自然喽,人家表示同情,满怀热情而小心地问:哎,你们家的事情怎么样啦?这并不是人家虚伪一但不过这种同情和关心是有分寸的,就象鞋子和帽子一样,是不能够把它们过分拉长的。帕沙。斯尼特金在准备把女儿转到音乐学校去,这件麻烦事情只有他一个人能干。如果十月份他出差走了,那么音乐学校就落了空,这对他女儿来说是一个沉重的打击,而且也使斯尼特金全家人失面子。我的天哪,一个是人快死了,一个是女孩进音乐学校,这两件事怎么能相提并论呢?是的,是的,可以的,如果快死的是别家的入,进音乐学校的是自己亲生女儿,那么这两顶帽子的尺寸就大致是相同的。
上午十点半,所长叫杰米德里耶夫去谈出差的事,杰米德里耶夫坚持母亲病危不能去,终于把这事推辞掉了。他如释重负地松了一口气,立即又想起需要借点钱给母亲送去,因为他母亲请私入医生出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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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出诊费就要十五个卢布(译者注:苏联名义上实行公费医疗,但由于服务质量太差,老百姓往往不得不自己花昂贵的费用请私人医生治病)。他在想着自己同事中有谁能够借得出这笔钱的时候,突然想到:怎样跟母亲谈换房子的事呢?因为母亲非常了解莲娜以前对这件事所抱的态度,而为什么现在莲娜自己倒提出来要住在一块。为什么呢?
当杰米德里耶夫想到这一点时,甚至出了一身汗。他走到走廊,那儿有一张小桌子,上面放着电话。他就往莲娜办公的地方给她打了一个电话,急急忙忙前言不搭后语地把自己的难处讲了一通。莲娜沉默了一会儿,然后问道:
“这么说,你是不想提喽!”
“我不知道怎么开口才好,我实在不能跟她提这件事,你明白吗?”
莲娜又沉默了一会儿,然后告诉他,叫他过五分钟拨另外一个号码再给她打个电话,在那儿讲话比较方便。他打去了。这时莲娜大声而又果断地说:
“你这样讲,就说你很想换,而我反对,但你坚持要换,就是说你不听我的,明白吗?这样一来就会很自然了,你妈妈也不会多心了,一切都推在我身上好了,不过说的不要太过分了一话里面稍微暗示一下…。”一忽然她换了声调,讨好地说…“对不起,请稍等一下,我马上就好了!那你都明白了吗?好吧,再见:喂,维加,维加!你们那里有没有人顺顺当当地换过房子,跟他谈谈,听见了吗?再见!”莲娜的话当然是很对的,也是很妙的,但是一种苦闷的感觉揪着杰米德里耶夫的心,使他不能马上就回到屋子里,就在走廊里徘徊了几分钟。
午饭后,杰米德里耶夫按照莲娜的嘱咐,在研究所里打听换房子的经验。有一个叫日烈霍夫的老头告诉他,第三设计室的涅维亚多姆斯基有这方面的经验。日烈霍夫说:“当时他岳母病得很重,是没有希望的了。她有一间很好的房间,差不多有二十五平方,在市中心。阿历克赛。基里洛维奇住在乌萨乔夫大街。事情不能拖,说换就要换。结果是办成了。你知道吗?非常成功!他会告诉你的,当然喽,他在区房管处有关系。一句话,是这么做的:他很快地办好了换房子手续,修理好了要搬进去的那套套房。一这是房管处责成他修的。一就和岳母一起搬了进去,房票簿也拿到了,过了三天老太太就死了。你明白吗?他呀,可怜的人哪,在那年冬天,可是够他受的。我记得他差点没病倒。可是现在他那套房子可是好极了,简直是将军住的房子,高级得很。有敞廊,两个凉台,还有其它各种辅助小间。他甚至还在一个阳台上种上了西红柿。您到他那里去,他会把一切都告诉您的。祝您成功!”
但是当杰米德里耶夫去找到涅维亚多姆斯基时,却碰了一鼻子灰。涅维亚多姆斯基装聋作哑,什么也不肯说,反而还把杰米德里耶夫奚落了一通。杰米德里耶夫忍住气不敢发作,只是在心里暗暗骂他“在岳母的坟上种西红柿”。
但接下去事情又顺利了。所里的一个女职员塔妮娅过去曾经和杰米德里耶夫非法同居过,至今不忘旧情,所以主动借给他二百卢布。他提前下班,到塔妮娅家里拿了钱,就乘车到母亲和姐姐住的巴夫林诺沃村去。
杰米德里耶夫家在巴夫林诺沃村的别墅,是他的父亲在大约四十年前造的。那时侯,这个村里的主人们都是“红游击队员”,包括杰米德里耶夫的两个叔父在内。只有杰米德里耶夫的父亲不是红游击队员,而是个知识分子。他早就死了。在战前,这一带地方算是别墅区,如今莫斯科市区已在向这边伸展过来,周围变化很大。杰米德里耶夫提前一站下了电车,沿着一条河向前走去,同时越来越不安地并且突然胆怯地想:跟母亲讲换房子的事是多么难开口呵,简直是不可想象的难。和姐姐洛拉讲也是一样,可能跟她讲比跟母亲讲还要难。怎么办呢?自然他们将会猜到一切。不过,如果把事情说得象莲娜建议的那样,母亲也可能会猜不到,因为母亲是非常老实的。可是洛拉立刻就会明白的。洛拉反应灵活,眼光敏锐,她又很不喜欢莲娜。虽说母亲很不喜欢莲娜,但她仍然还是和莲娜和好了,并且学会了对莲娜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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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寧采取视而不见和宽宏大量的态度。洛拉呢,她却因莲娜对母亲的态度而年复一年地越来越不高兴。洛拉认为杰米德里耶夫已经暗中背叛了母亲和姐姐。有一回,姐姐说:“维加,你已经多么鲁柯扬诺夫化了啊!”鲁柯扬诺夫是莲娜父母的姓。
杰米德里耶夫在快要踏进老家门口的时候,忽然想到要仔细考虑一下最近的那件重要事。他没有勇气走进房子,就故意拖延时间,在河岸边坐了下来,望着对岸。
对岸的一切都是水泥一般的暗灰的颜色。游泳场后面是十年前新植的一片茂密的白桦丛。白桦丛后面白茫茫地象山丘似地耸立着一片楼房,其中有两座特别高。对岸的一切都变了,一切都好象“鲁柯扬诺夫”化了。每年都有一些细节的变化,然而,过了十四年后才发觉一切都彻底地不可挽回地“鲁柯扬诺夫”化了。不过,这也许并不坏吧?如果所有的东西都这样变了,甚至河岸、河流、草地都变了,那也许是很自然的,而且也是应该的吧?
杰米德里耶夫和莲娜婚后第一年住在巴夫林诺沃。他的姐姐洛拉那时还没有和费里克斯结婚。她和克赛尼亚·费多罗芙娜一起住在莫斯科。别墅空着,杰米德里耶夫和莲娜想单独住一阵。但巴夫林诺沃别墅的住宅早就荒芜了。屋顶漏了,台阶也烂了。最糟糕的是阴沟洞里的脏水总是漫出来,特别是在下雨天。难以忍受的臭气弥漫了整个住宅区,混杂着丁香、菩提和福禄考树的芬芳。居民们对这种混杂的气味早就习以为常了,这已成了他们的别墅生活的必然的点缀品。同时,他们心安理得地想:修阴沟是没有希塑的,要花很多很多的钱,谁也出不起。巴夫林诺沃村变穷了,住的也不是过去那些人了。以前的房主死的死了,跑的跑了。他们的继承人一寡妇和子女,家境相当困苦,过的根本不是什么别墅的生活。'他们纷纷卖掉了自己那一份产权。这样,在住宅区就出现了一些素不相识的、和红游击队员毫无关系的人。就在这时,莲娜的父亲伊凡。瓦西里耶维奇·鲁柯扬诺夫来探望新婚夫妇,作一天客。他说,在这个村子里修了三十年水管的技工卡鲁金是一个骗子、恶棍,他勾结定期来清理阴沟的清洁工人一起敲诈红游击队员们,他还说阴沟洞可以很快就修好,也花不了多少钱。人们都大吃一惊。大家凑了钱。伊凡·瓦西里耶维奇领来了一批工人,一个星期就都修理好了。红游击队员的后代们都很担心,生怕这个卡鲁金一怒之下离开村子,不再管他们了。可是,伊凡·瓦西里耶维奇不知使了个什么法儿使那个老酒鬼对谁也没有生气,而对伊凡·瓦西里耶维奇甚至满怀敬意,称起他“瓦西里奇”来了。
当时,一贯直言不讳的洛拉说,这大概是因为卡鲁金感到伊凡·瓦西里耶维奇是自己人。他从哪儿扈来的工人?从哪儿弄来的砖?水泥?显然是“开后门”来的。母亲听了很生气:“你怎么知道的?你有什么权利这祥粗暴地毫无根据地诬蔑人家?”洛拉神秘地笑了笑,说:“嗯,不知道,不知道,妈妈。可能我错了。这只不过是猜猜而已。以后看吧…。”
伊凡·瓦西里耶维奇的确是一个神通广大的人。他的主要能耐就在于关系多,老相识多。半年后,他在巴夫沐诺沃的别墅里装上了电话。伊凡·瓦西里耶维奇的职业原是皮革工人。原先他在基尔圣诺夫城的一个老板那里干活。.但从一九二六年被提为厂长一这是从新经济政策时期的厂主那儿征用过来在玛丽娜。罗霞地方的小厂一以后,他在行政职务上,就步步高升了。杰米德里耶夫认识他的时候,他已经是老态龙钟了,患着气喘病,还生过血管梗塞症。他饱经风霜和打击,被撤过职,受过党内处分,后来又复职,提升。他对任何事情都是怀疑的,睡觉时异常警觉。这都已经习以为常,成了他的本能。以至于这在任何场合,在最微不足道的小事上都表现出来。譬如,每晚入睡前,他总要问杰米德里耶夫:“维加,你把门钩搭上了吗?”“搭上了。”杰米德里耶夫回答着,听到岳父啪达啪达地从走廊走到门口那里去
能
检查。(这已经是在以后,他们住在城里鲁柯扬诺夫家的时候。)有时,杰米德里耶夫实在厌烦极了,就大
梦
声说:“伊凡·瓦西里耶维奇,说实在的,你到底为什么要问?”伊凡回答:“别见怪,亲爱的,我这是无意识
光
的,没有什么坏心。”有趣的是,他对所有的人,首先是对朝夕相处的亲人的那种不信任也传染给了薇拉·拉扎列芙娜。有时,她从外面打电话来找莲娜,杰米德里耶夫回答说莲娜不在。过了一会儿,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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钤又响了,薇拉故意变了嗓子又来找莲娜。有时,岳父和岳母在晚上互相给药,又象在演什么样的喜啊
“伊凡,你给我的是什么药?”“给了你要的那种药。”
“嗯,什么?究竟是什么?说呀!”“我认为你要的是‘地巴唑’,”“你给我的是地巴唑?吗?”“对啊。”
“是吗?”
“你怎么提这种问题?”
“那末把你取药的那个纸袋给我。不知为什么我觉得,这好象不是‘地巴唑”。…”
这种偶而昕到的对话曾使杰米德里耶夫觉得可笑。岳父说起话来也是这种腔调:“克赛尼亚·费多罗关娜,我要告诉你在这方面我自己体会到的一条公理。”或者是:“我自己从来都不机械地执行父亲的话,所以我要求莲娜也这样做。”大家都暗暗好笑。母亲称这位新亲家是“有学问的邻居”,这当然是在背地里。妈妈还认为他是一个聪明人,某些地方甚至讨人喜欢,虽然遗憾的是他根本不是个知识分子。他和薇拉。拉扎列芙娜是另一种人,是属于“会过日子的人”。可是,与另一种人攀亲也并不坏啊!好比注入了新鲜血液。可以利用别人的长处。不会过日子的人在一起时间长了就会彼此感到苦恼,因自已“高尚的”无能而苦恼,然而他们在心底里却又以此而自豪。
难道杰米德里耶夫,或是克赛尼亚。费多罗芙娜,或者是杰米德里耶夫亲戚中的任何人能象伊凡·瓦西里耶维奇那样大胆利索地搞好别墅的修理吗?为了这件事,他还借给了钱。杰米德里耶夫和莲娜婚后第一个夏天到南方去了。当他们八月份回来时,老屋子已经认不出了。地板发亮,门窗上白漆闪闪发光,所有的房间都花了很多钱粉刷拷花。一间是绿的,一间是蓝的,还有一间是红砖图案拷花。莲娜从他们新婚夫妇住的绿色大房间里搬出了破烂东西,买了几样最普通的但是新的家具:有撑脚的沙发床、学生用的小写字台、两把椅子、灯、窗帘,还有从其它房间拿来的两张虽旧但质量很好的布哈拉地毯。莲舞把一张毯子挂在墙上,另一张铺在地上。中间的那间蓝色房间里临时住着薇拉·拉扎列芙娜和伊凡·西里耶维奇,他们来照料快要生孩子的莲娜,要住八、九两个月。在红砖拷花的小房间里住的是克赛尼亚·费多罗芙娜,有时洛拉也在这儿过夜。那时,洛拉和费里克斯已经开始了那漫长的恋爱,她顾不得到别墅来。外祖父,克赛尼亚。费多罗芙娜的父亲还活着,有时候也来作容。来时就睡在穿堂屋的藤榻上
杰米德里耶夫很欣赏莲娜那种善于交际并且和人们很快就合得来的本领,而这一点正是他的不思■之处。特别难得的是她总能结识一些用得着的人。刚在巴夫林诺沃住下,她已经认识了所有的邻居、属警局长、小船码头的看守。她已经和年轻的疗养院女院长用“你”互相称呼。女院长同意她到疗养院的食堂搭伙。这在巴夫林诺沃认为是最高的享受,是一般人可望而不可及的亭。当住在半地下室的尼具■■涅娅·杜霞,以通常的蛮横无礼态度跑来要他们出清属于他们杰米德里耶夫家,但已被她强行占用十俘的棚子时,莲娜是多么厉害地把她痛骂了一顿!杜霞飞快地从台阶上跳下来溜走,就象被风刮走了一样杰米德里耶夫赞叹地对妈妈低声说:“嗯,怎么样?莲娜可不象我们那样软弱。”莲娜还善于觉察别人的弱点和值得取笑的地方,在当时的杰米德里耶夫眼中,再也不可能有比莲娜更漂亮、更聪明、更有毅力的女人了。
但是在夏末的一天晚上,洛拉说:“维加,我有两句话跟你说我和你谈谈莲娜,可以吗?别怕,没有什么大不了的,都是一些小事。有些事使我惊奇。妈妈自已是绝不会说的,可是我看见了…。维加,
你不会生气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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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会,不会。哪里的话!说吧!”
“嗯,这确实是一些荒唐而微不足道的小事。比如,莲娜把我们比较好的碗碟都拿去了。还有她把桶放在妈妈房门边。…”(“天啊!洛尔卡竞说这些!”一杰米德里耶夫暗想。)他大声地说:“我没有注意。但我会对她说的。用不着,用不着。你没有必要去注意也不可能去注意每一件小事。”洛拉又有些难为情地笑起来。“我责怪妈妈,为什么不直截了当地说:‘莲诺奇卡,我们需要碗碟,还有,请别把桶放在这儿,放到那边去。’今天,我说了。我觉得莲娜一点也没生我的气。说这些小事,真的,是非常不愉快的。但是,使我反感的是另一件事:不知为什么她把爸爸的照片从中间房间里摘下来挂到了穿堂屋里。妈妈觉得很奇怪。这点你是应该知道的。因为,这并不是什么生活琐事。我认为这简直是不懂人情。”洛拉沉默了。有一段时间他们一句话也不说地走着。最后,杰米德里耶夫说:.“嗯,好吧。关于照片的事我跟她说一下。只不过,洛拉,如果你住到别人家里会怎么样呢?你就不会不自觉地做一些不合分寸的事情吗?”“可能。但不是这一类。总之,不要一声不响,而要告诉对方。我想这是正确的。而以后一切都会好的。”
关于照片的事他当晚没有告诉莲娜,到第二天早上才对她说。莲娜很惊讶。她把照片拿下来不过是因为需要钉子挂钟,这里面没有-一点儿别的意思。她觉得很怪,象这样微不足道的小事,克赛尼亚·费多罗芙娜自己不对她说,而要通过维加来说。这样就扩大了这些小事的意义。杰米德里耶夫说,关于这件事克赛尼亚。费多罗芙娜根本没对他提起过。那是谁说的呢?“是洛拉。”他鲁莽地脱口而出。(后来,还有多少事被他鲁莽地脱口而出啊!)莲娜涨红了脸说,看来,他的姐姐充当了给她提意见的角色,有时自己出面,有时通过第三者。
那天,当杰米德里耶夫从城里回来时,别墅里异常地寂静。莲娜没有马上出来迎接,而是过了两分钟才出来,并提了不必要的问题:“要不要给你热饭?”洛拉到莫斯科去了。妈妈没有从房间里出来。后来,薇拉·拉扎列芙娜出来了。一副城里人打扮,扑了粉,高高挺起的胸部上戴着项链。她微笑着说:她和伊凡·瓦西里耶维奇很感激主人的热情招待。他们一直在等杰米德里耶夫,和他告别。伊凡·瓦西里耶维奇马上就要雇着汽车来了。在房门打开的一刹那间,杰米德里耶夫看见父亲的照片已经挂在原来的地方。他问为什么他们突然要走?他们原来打算住过九月份的。一点不错,可现在他们有亭要走了。伊凡·瓦西里耶维奇是有关工作上的,薇拉。拉扎列芙娜是家务事,该熬果酱了,而且总的说来,我们这些贵客也太讨主人厌了吧!…克赛尼亚·费多罗芙娜无精打采地出来和亲家们告别,邀请他们再来作客。薇拉·拉扎列芙娜没有答应,她说:“我怕这不成,亲爱的克赛尼亚。费多罗芙娜,杂七杂八的罗嗦事太多了。有那么多的朋友想见见我们,也请我们到别墅去…。”
他们走了,但当天夜里莲娜就软硬兼施地迫使杰米德里耶夫次日一早去打电话邀请他们再来。莲娜还说,他们当然是不会来的,因为他们是很高傲的人。可是电话一定要打,这是为了洗刷良心。谁知杰米德里耶夫打了电话后,第二天他们就来了。他甚至还记得薇拉。拉扎列芙娜第二天来的时候穿的什么大衣,一副神圣不可侵犯的样子,右手提着大蛋糕,眼睛直视前方,高傲地走上台阶。
杰米德里耶夫大学毕业后,最初几年留在莫斯科一个煤气厂工作,每月工资只有一百三十卢布。有人多次介绍他到中亚细亚的地质勘探队去,母亲也希望他去,因为姐姐洛拉和姐夫费里克斯也在中亚细亚做勘深工作。但那时女儿娜塔莎已经生下,莲娜坚决不让杰米德里耶夫到任何别的地方去,事情就拖了下来。
从他学校毕业那时起已经过去四年了,然后,五年、七年、九年都过去了。娜塔莎已经上学了,是在乌丁胡同英语专门学校读书。这个学校是人们梦寐以求的对象,也是检验父母亲是否热爱孩子们并为此甘愿牺牲一切的尺度。这是另一个小天地,要进去几乎是不可想象的。所以除了莲娜谁也不能办到。因为她象一条猎犬,紧紧咬住自己的愿望不放。是这样一个外表可爱的,干草色头发剪得短短的,脸色稍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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黝黑令人愉快的猎犬式的女人。在愿望(她用牙齿把它紧紧咬住)还没有变成现实之前,她是决不松口的。真是一种伟大的性格,一一种优美的、了不起的、对生活有决定性影响的性格,真正的男子汉的性格!
多少年来莲娜孜孜以求的一个愿望,就是在“国际合作情报研究所”找到一个工作。啊,“国际合作情报研究所”,象珠穆朗玛峰一样,耸入云霄,高不可攀。与人谈论的是关于“国际合作情报研究所”,打电话也是关于“国际合作情报研究所”,有时流下绝望的泪水,有时却闪烁着希望的火花。
“爸爸,你和格利高利。格利高利也维奇谈过关于‘国际合作情报研究所’的事情吗?”“莲娜其卡,‘国际合作情报研究所’给你来电话啦!”从哪儿?”“从‘国际合作情报研究所’。”“哎呀,我的天,是从干部科来的,还是只不过是卓娅那儿来的?”她有两个生活安排得最理想的女朋友就在“国际合作情报研究所”工作。终于,进“国际合作情报研究所”的愿望实现了。“国际合作情报研究所”变成一块有血有肉的东西,被她放在嘴里咯吱咯吱地嚼着,就象嚼一块炸透了的鸡翅膀那样津津有味。在这里工作,又方便,又是按件取酬,地点又好一离国营百货商店只有一分钟的路程,顶头上司又是和自己在一个学校念书的
好朋友,向她要求翻译多少,她就给多少。虽然后来她们吵架了,但三年里面一切都“0K”。午休时可
以跑到商店里,看看摆出什么新式样的女短上衣没有;每星期四还放外国电影。但,遗憾的是她不能代替杰米德里耶夫写学位论文。那时杰米德里耶夫在煤气广实验室工作,每月只能拿到一百三十卢布,而他的大学时代的一个熟人,同年级同学米特里(一个不怎么出色,但工作很卖力而且狡猾的年轻人,他拒绝任何个人享受,甚至在达到目的以前连婚也不结),收入却比杰米德里耶夫多一倍多,因为靠他那出众的“坐功”写出了那篇学位论文。莲娜非常希望杰米德里耶夫成为一个副博士。大家都有同样的希望。莲娜帮他学习英语,母亲对此也赞许;晚上,娜塔莎说话也是悄悄地;岳母做事也是轻手轻脚的。但是过了半年他就吃不消了。他感到精力不足,每天晚上头痛,唯一的希望就是快点躺下睡觉。这时,他仇视学位论文这套东西。他对人说,还是老老实实拿一百三十卢布,这比受罪、损害健康、低声下气地求教别人好得多。莲娜现在也有同样的看法,并且轻蔑地把那些自己熟悉的副博士称作投机家、门槛精。就在这时,再凑巧不过了(也许是并不凑巧),冒出个杰米德里耶夫的远亲廖夫卡。布勃利克来,想进国立石油天然气设备研究所,简称为“吉涅加”工作。
廖夫卡从巴什基尼亚回来后,好久找不到合适的工作。后来终于打听到国立石油天然气设备研究所有个位置。但要进去还得想办法。如果不是伊凡·瓦西里耶维奇给普鲁沙柯夫打电话,不管廖夫卡,还是其他什么人都进不了国立石油天然气设备研究所。后来伊凡。瓦西里耶维奇甚至坐着公家的汽车亲自到普鲁沙柯夫那里去。本来普鲁沙柯夫是给另一个人留着这个位子的,但经伊凡。瓦西里耶维奇
一施压力也就同意了。最后,进了这个研究所的不是廖夫卡而是杰米德里耶夫。这是个工作轻松、待遇优厚的职位嘛!归根结底,终究去普鲁沙柯夫那儿的不是廖夫卡的岳父,而是杰米德里耶夫的岳父啊!后来,廖夫卡的老婆伊诺其卡当着朋友们的面给莲娜来了一通。她喊叫:“你这个人真可恶!”但莲娜对此很理智,表现得克制、冷静。朋友们都说莲娜的气量大。她-一切都自己承担下来。她说杰米德里耶夫并不想进国立石油天然气设备研究所,是她坚持让他去的。“是我的过错,是我一个人的过错,不能怪维加!莫非你们要我们过那一百三十卢布的日子,还叫维加在路上花三个小时吗?”
事情的确是这样的。当伊凡·瓦西里耶维奇来告诉他们国立石油天然气设备研究所的这个位子是怎样的一个位置的时候,首先起意让杰米德里耶夫到那里去的是莲娜。杰米德里耶夫本人确实是不想去。他三夜没睡好觉,拿不定主意,心里很苦恼·。但是,那件想都不应当想,别说去做的事却慢慢地变成一个小小的包扎得很好的东西,就象是一颗胶丸,不管它含有什么脏东西,应当(这对健康来说是必要的)一口把它吞下去。好在谁也不会发现包在里面的脏东西,而大家都在吞服着。“我尊敬廖夫卡”,莲娜说,“甚至爱他,但不知为什么我更爱我的丈夫。既然我的爸爸,一个最不愿意欠下人家情面的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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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了决心去说情…”
本来应当马上告诉廖夫卡夫妇,但没有足够的勇气一就这样拖着,回避着不答复人家。后来廖夫卡从侧面打听到了。于是他们之间的关系就破裂了,断绝了往来,也不通电活。过了四、五年以后,有一年冬天,二月底,克赛尼亚·费多罗芙娜生日的时侯,这件事又重被提了起来。母亲和外祖父早就埋怨过杰米德里耶夫,但并不太厉害,因为他们也认为一切都是莲娜的过错。那么向莲娜问罪吗?不行,对于莲娜他们只能容忍,就象对坏天气一祥,这是毫无办法的。但是,就在母亲生日那一天…
这一切是那么清楚,历历如在眼前,那一天杰米德里耶夫、莲娜、娜塔莎登上楼梯,在门旁站住了。娜塔莎手里拿着礼物—一一盒糖果,一本英文版的萨克雷的<名利场》。莲娜肩靠着门,闭着眼,好象是自言自语地,但当然是说给杰米德里耶夫听的,轻轻低语:“哎呀,我的天,我的天,我的天…。”好象在说:为了你,我要去经受什么样的考验啊!杰米德里耶夫习惯地有些紧张起来。莲娜不喜欢到婆婆家去,一年-年变得越来越勉强了。有啥办法呢?唉,她不喜欢去,不能去,她受不了,一切都会使她恼火。不管给她吃喝的多好,也不管用怎样亲密的语言和她讲话,就象在马路上装暖气一样徒劳无用。杰米德里耶夫泡着女儿,故意温和地对她说:“怎么样?小宝贝,来奶奶这儿满意吗?”“嗯!”“你喜欢来这儿吗?“喜欢。”而莲娜笑着补充道:“喜欢,可是要对奶奶说:我应当早些睡觉。你要说,不要让爸爸坐的太久了,免得把他从桌子边硬拉出来。你说,九点半我们就要动身回家!”
如果不是那个傻瓜表妹玛丽娜,一切都会平安无事。当他一看到玛丽娜涨红着脸坐在放着馅饼和华夫饼干的桌边时,马上就知道,一定要出事了。莲娜比玛丽娜要聪明得多,但某些地方她们又很相象。于是当家庭聚会而见面的时候,他们常常会碰起来。有时明争,有时暗斗,很巧妙地互相挖苦着,旁人是发现不了的,就象水球运动员在水下互相踢脚一样,观众是觉察不了的。往往要到了夜里,莲娜才突然提出使杰米德里耶夫莫名其妙的问题:“为什么你表妹整个晚上都在挖苦我?”怎么挖苦啦?“你没听见?究竟是怎么回事?“好吧,譬如:她讲到东方女人,讲到她们的臀部和腿。这点你也没听见吗?”“对不起,可你好象并不是东方女人呀!”“哎呀,和你说什么好呢?”
那还是发生在二月份的事情,不知为什么每句话都记得很清楚。也是从完全看不出恶意的、水下踢脚开始的。他记得这样清楚是因为这是莲娜最后一次到母亲那儿去作客。从那次以后从未再去。五年里一次也没有去过。克赛尼亚。费多罗芙娜有时还顺便来看看自己的孙女,而莲娜是不到她家里去的。“你生活得怎么样啊?玛丽娜,还是象以前一样吗?”“当然,还是那样,你现在怎么样啊?还是在那儿服务吗?”这些话是笑着讲的,而且符合礼节。但实际上的意思是:“怎么样,玛丽娜,还是象以前一样没有人上你的钩吧?我相信,永远也不会有人上你的钩的。我亲爱的老姑娘。”“我对这个是不在乎的,因为我过的是创作生活,不象你那样,你只不过是为别人服务,而我是搞创作的。”玛丽娜当时在出版社当编辑,现在她在电视台工作。“最近你们有些什么好作品出来吗?”“出了一些。哎,你的衣服是什么料子的?是在国营百货商店买的吗?”这一些话都是婉转地互相挖苦:“你在胡扯些什么创作啊?你难道亲自编过或者出版过一本好书吗?”“是的,当然是。但是和你谈这些事没有什么意思,你对这些是不会感兴趣的,你所感兴趣的是那些吃喝穿戴。”她们还争论过有关“诗”和“世界性的市侩哲学”问题。玛丽娜很喜欢谈论类似这种题目,从不放过挖苦和讽刺市侩的机会。吓!这些市侩们!当她听到有些人不承认毕加素和雕刻家艾利秋的成就时,她就会气势汹汹、唾沫四溅地说个没完。
对玛丽娜来说,一切可恨的东西都可以归结到“市侩”这个字眼里,而对莲鄒来说却是“伪善”。“这
必
一切都是伪善的”。玛丽娜惊奇地说:“伪善?”“是的,是伪善”。热爱毕加索是伪善?”“当然罗,因为有些人表面上热爱毕加索,而他们常常是根本不懂毕加索。这就是‘伪善’。”“我的天哪!快扶住我吧!”玛丽娜哈哈大笑地说,“热爱毕加索是伪善。啊哟!哟!哟1”她们两个脸红耳赤,两眼冒火,可以看出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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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开玩笑了。什么毕加索啰!什么梵高啰!升华啰!加速啰!保尔·杰克逊啰!至于那一个是保尔·杰克逊,他是个什么样的人物?这并不重要,因为都是伪善!伪善?伪善,伪善。那么你解释一下:你所认为的伪善究竟是什么呢?我认为一切不是出自内心,而是别有用意,为了达到显示自己的目的,都是伪善。“噢,照那么说,克赛尼亚。费多罗芙娜姨妈过生日,你带着糖果来看望她,你也是在搞‘伪善罗?”
莲娜含着微笑看了杰米德里耶夫一眼,这种笑包含着胜利者的姿态(好象在说,我早已料到,而你偏要来,那么你就去领教,去受用吧)!她说,她和克赛尼亚·费多罗芙娜的关系确实不太好,但她不是出于“伪善”来向克赛尼亚。费多罗芙娜祝贺,而是因为维加求她来的。以及类似这样的话,以后的就记不清楚了。客人们都散了,妈妈跑出跑进送他们。然妮娅姨妈讲起了有关廖夫卡的事。为什么要讲这件事一不明白。然妮娅经常想把事情做得好一些,但得到的效果却是相反。妈妈说,这件事真令人气愤,她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不相信维加会这样做。“哟,照您说,这一切都是我的过错咽?和你的维加毫无关系吗?”“我并没有为维加说话啊”“但说来说去总是我的过错罗?!”莲娜的两颊突然绯红了,而克赛尼亚。费多罗芙娜的脸色阴沉了下来。
“对,当然我什么都干得出来的。您的维加是个好孩子。是我把他教坏了。”然妮娅姨妈摇了摇她那苍白的头,善意地说:“亲爱的莲娜,是你自己向廖夫卡这样解释的,我记得很清楚。”“我解释又怎么样呢!我是为了关心自己的丈夫,而你们没有,没有…。”“不要大喊大叫!”“你真是吃里扒外!我不和你讲。”莲娜一把抓住娜塔莎,从桌子后面冲了出去。“为什么他们欺侮我的时侯,你总是不吭声?”接着她就下了楼梯,跑到了外面,再也不来了。
杰米德里耶夫追了下来,在结冰的水洼上追赶着,直打滑。莲娜和娜塔莎推开了他,跳上了无轨电车。车门关上了。杰米德里耶夫不知道上哪儿去,以后又怎样。现在家里搞得四分五裂,他什么地方也不能去,哪儿也不能去。但是,在二月的事情发生后,莲娜还曾到克赛尼亚。费多罗芙娜这里来过一次。因为没有办法了。当时伊凡·瓦西里耶维奇得了脑溢血,丈母娘整天整夜地服侍着他。而杰米德里耶夫和莲娜到“金沙滩”的休养证马上要过期了,娜塔莎没有人照顾。
在保加利亚,每天傍晚杰米德里耶夫和莲娜都穿着贴身的高领衫出来散步,两人相亲相爱。虽然放下窗帘,旅馆的房间在白天还是被晒得很热,淋浴龙头里的水也是热的。他们之间从来也没有这样相爱过。
杰米德里耶夫坐在河边想完了往事,终于硬着头皮走进了家门。姐姐洛拉和姐夫费里克斯正在厨房里忙着用布条糊窗缝,因为冬天就要来了。他们对杰米德里耶夫说,四点半的时候,母亲的病情恶化了。另外,地质队里一再来电报叫他们俩一定要在十一月底赶到中亚去。洛拉不愿去,因为她要照顾母亲。
费里克斯坚持要她去,因为这儿有杰米德里耶夫在,他是亲儿子。杰米德里耶夫乘机就把换房子的想法告诉了姐姐,并且说这样一来就可以由他照顾母亲了。洛拉一下子就明白了他的用意,脸上露出了痛苦和愤怒的神色。
这时,克赛尼亚。费多罗芙娜在房间里听到了儿子的声音,就叫他进去。母子俩在谈着家常时,杰米德里耶夫被叫出去听电话。来电话的是莲娜,她催问丈夫,房间钥匙拿到没有。杰米德里耶夫只好又对母亲谈起了换房子的事。克赛尼亚·费多罗芙娜沉默了一会,说,她过去曾经很想跟儿子和孙女儿住在
一起,但现在不想了。她平静地看着儿子,又说:“维加,你已经换过了,换定了”又开始沉默了。她闭着眼睛低声地讲些莫名其妙的话:“很久以前就换过啦。这种交换经常地、几乎每天都在发生,因此你不
要感到奇怪,也不要恼火。维加,这是不知不觉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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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结合部”想到的
看电影《渡江侦察记》的一点感想
上海味精厂工人杜恂诚
《渡江侦察记》有一个情节:侦察小分队由于发报机被敌人的炮火炸毁,跟江北我军指挥部的联系中断了。为了确保我百万雄师胜利渡江,必须及时把一份重要情报送到对岸。而敌人疯狂地包围了这支侦察小分队,并且加强了江边哨卡。从哪个地点突破封锁线泅渡过江呢?连长李春林英明而果断地选择了敌军两个师驻地的交界处一“结合部”。这个“结合部”以“灯标为界”。用敌军长的话来说,“灯标以东是六十六师管的,灯标以西是
六十八师管的。”这两个师的防地虽然靠在一块,却各自为政,界限分明。在这种情况下,双方对“结合部”阵地的防守,必然互相扯皮,推诿责任,造成了空隙和破绽。我们的侦察英雄就是利用了敌军内部的这种矛盾,抓住了他们的致命弱点,声东击西,乘虚而入,让吴老贵和小马突破敌人的封锁,回到江北。
这一生动的情节,倒使我们联想起我们今天现实生活中的许许多多动人事迹。前些时,我们参观金山石油化工总厂的宏伟建设工地,也看到一种“结合部”。一种同《渡江》中描写的刚好相反的“结合部”。金山工程要造一条几十公里长的铁路。铁路的地基由近二十个公社的五万民工分段包干。这样在公社与公社之间,大队与大队之间就产生了一个几米长的“结合部”。在检查施工质量的时候,发现凡是“结合部”,地基夯得特别结实。什么道理?原来各个分段的民工们都想把困难留给自己,把方便让给别人,都把儿米长的“结合部”看作是自己的责任。这个队夯实了,兄弟队又来夯一遍,结果“结合部”的地基就显得特别结实。民工们在社会主义大协作精神鼓舞下,自豪地称“结合部”的夯土为“团结夯”、“风格夯”。这才是名符其实的“结合部”呢!
这两种不同的“结合部”的鲜明对比,给予我们的启示是极其深刻的。
住在
《渡江》中的情节,乍看起来带有偶然性。细细一想,却包含着深刻的必然性。它真实
她闭
地反映了敌军的内部关系的客观规律性。国民党反动军队,代表着一个最反动最腐朽的
你不
阶级。这个阶级正处在“无可奈何花落去”的土崩瓦解的境地之中。它们的内部关系,必然是四分五裂,勾心斗角,尔虞我诈,各怀鬼胎。什么六十六师、六十八师也好,还有什么精报处也好,都是大大小小的独立王国。上上下下的大小头目,也都是一些上皇帝。有功可争时,他们就拥上来“抢篮球”;无功可报时,就彼此“踢足球”。你看影片《南征北战》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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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敌军李军长和张军长,一个声嘶力竭地叫喊:“向我靠拢”,一个色厉内荏地回答:“向我突围”,他们各自都以“我”为中心,结果尽管机关算尽,都逃脱不了覆灭的下场。
量
我们回顾中国革命战争的历史,在一国之内,在四围白色政权的包围中,为什么有红
色政权的发生和存在?原因之一就是“帝国主义划分势力范围的分裂剥削政策”,造成自色政权间的长期的分裂和战争。当时各派军阀封建割据和长期混战,使他们的“结合部成为地主买办阶级反动统治的最薄弱的地区,使得红色政权能够在这些地区建立起来养长期坚持下去,发展壮大。一切的反动没落阶级,包括今天的美帝国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他们之间的勾结总是相对的、暂时的;而他们的争夺总是绝对的、一贯的。一切反动翡削阶级又都植根于私有制。他们的世界观归根到底都只有《红灯记》里的鸠山所说的两个字:“为我”。因此,他们内部的各个集团,必然“象乌眼鸡似的”,“恨不得你吃了我,我吃了你。”这是他们的阶级本性,也是一切以私有制为基础的社会制度所造成的必然结果。
与反动剥削阶级及其腐朽的社会制度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我们无产阶级、人民群众社会主义制度。金山工地上发生的动人事迹,在经过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的战斗洗礼的新中国,可说是比比皆是,屡见不鲜。它反映出社会主义制度下工人阶级、贫下中农和广大人民群众内部的一种崭新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就是一种新的生产关系。人人传颂、处处开花的“龙江风格”,就是这种新的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所结下的思想之果。在我们的时代,哪里有“结合部”,那里就有“龙江风格”。正如革命样板戏《龙江颂》所描绘的:“手心手背都是贫下中农的肉,山前山后都是人民公社的田”。无论是山前山后、上游下游,联结成一个阶级的整体。为了革命的全局的利流,保住社会主义的“其帅”,每一个局部都可以承担最大的牺牲。有人把这种风格称之口“憨大”。上海焊接厂的工人豪迈地说,我们就是乐于做革命的“憨大”。让“各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这类剥削阶级的旧观念见鬼去吧。“一根杠棒前后肩”,“我的工种就是干革命”,这就是我
量
们时代的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的精神境界。今天,不是到处都出现“不务正业”的人吗?当医生的去研究医疗器械,做灯泡的工厂却去造一点电视机,工人师傅做了业余教师,甚
■量
到医院就医的病人,也会主动替自已的劳保医院承担试制和修理医疗设备的任务,病人量单位成了劳保医院的“医院劳保”了。有人说他们是“百有份”。他们说,“百有份”不够我们要做“千有份”,“万有份”。好!这是多么崇高、多么自觉的主人翁的态度啊!“这个睾
量
实标志着我国社会主义的经济革命(生产关系方面尚未完成改造的部分)、政治革命、思革命、技术革命、文化革命正在向前奋进。”
伟大的批林批孔运动,正在扫除一切植根于私有制的剥削阶级的观念。当然,清除这■些垃圾,仍然需要时间。一切反动阶级及其腐朽观念都不会轻易退出历史舞台,孔老二幽灵,还随时企图借尸还魂,污染我们的革命空气。在我们的革命队伍中,被巴掌山指蛋双眼的李志田式的本位主义、小团体主义等等,也仍会不时冒出头来。但是,社会主义蓟新的生产关系,毕竟如旭日东升,光焰万丈。正如没落的蒋家王朝阻挡不住我百万雄师横量量渡长江一样,一切旧的上层建筑及其腐朽的意识形态,终究是要被消灭的。谁要是还怀这一点,那就让社会主义革命的前进的步伐来回答他们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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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泵”附比以后…
·一上海水泵厂访问记
四年前,报上发表了《第一水泵厂和上海水泵厂的对比调查报告》。说的是,第一水泵厂,厂小,条件差,群众充分发动了,生产超过了历史最高水平;上海水泵厂,厂大,条件好,群众没有发动起来,生产连年徘徊不前。
现在,上海水泵厂的面貌怎样了?我们带着这个间题,走访了这个工厂。从厂里提供的统计报表中,我们看到了几个令人兴奋的数字:四年来,这个厂生产连续跃进,每年递增百分之二十左右。如今一年的产量,就等于四年前的两个半厂。产品也从一般的清水泵,发展到国家急需的电站、石油化工、采煤和造船工业上用的泵,品种扩大一倍半。过去不能生产的压力高、流量大、扬程远的新产品,现在已经成批投产。
工厂还是原来的工厂,工人还是原来的工人,是什么原因使他们能够从踏步不前到大步跃进呢?通过调查访问,我们从上层建筑领域的革命促进生产关系特别是干群关系的改善中,找到了这个厂为什么面貌发生变化的答案。
“油门”在哪里?
让我们首先回顾一下这个厂四年来走过的路程吧。党委副书记黄成宰对此是很有感触的,他说:“我们广在批林批孔运动中,打了一场改变工厂落后面貌的翻身仗,首先是我
想
们干部打了一场向资产阶级世界观的进攻仗。”情况确实是这样,《两泵对比调查》一发表全厂上下震动很大。当时,广大千部和群众都有迅速改变落后面貌的强烈愿望,但是,对于厂里为什么会造成落后,又应该从哪里着手改变面貌,认识并不一致。有些干部认为:
当住
“要是我们厂的生产搞得好,也就不会有这个《对比调查》了。”有的认为:“只要我们把生产
义的
搞上去了,路线也就对头了。”由于存在这种错误思想,他们一个劲儿埋头抓生产,在大会
师横
小会上发号召、敲指标,一心想的只是水泵台套、产值数字。为了想把生产搞上去,曾经有一个时期,有些干部又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已经批判过的“管”“卡”“压”的一套重新捡了回来,有的到浴室门口站岗放哨,到厂门口检查出入证,看谁迟到早退。有的跑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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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播室叫喊:“加强劳动纪律”,“不要搞无政府主义”…。这样,一九七○年最后一个月生产虽然拚上去了,但是,到了第二年年初,生产又落下来了。这时,干部象泄了气的皮球,有的说:“我们厂的工人,要是有先进厂工人那样的干劲,早就摘掉落后的帽子了。”有的说:“我已经用足了力气,把脚踏在发动机的‘油门’上,可就是群众发而不动啊!”广大工人群众也在那里着急。他们又是怎么想、怎么做的呢?许多工人学先进,揭矛盾,找差距,批评千部遇事不同群众商量,千错万错,错在“只抓钱、不抓线”,只抓泵、不抓纲,忘记了党的基本路线,工人们还积极地向领导上提出了三百多条改进意见。许多工人说:“我们同先进单位一样,都是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都经受过文化大革命的锻炼,为什么先进厂工人能够做到的,我们就不能做到?”有的工人还说:“你们干部的脚不是踩在‘油门’上,而是踩在‘煞车’上,把我们工人的积极性给‘煞”住了。”
踩“油门”还是踩“煞车”,它反映了干群关系上的矛盾。毛主席说:“马克恩主义者从来就认为无产阶级的事业只能依靠人民群众”。有些干部所以满眼看到的都是一些不团结、劳动纪律松懈的现象,就是因为他们不能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分析形势,看不清群众中的主流和支流,本质和现象,因而就不能自觉地信任群众,依靠群众,把工厂的草命和生产搞好。这个厂的革委会生产组徐元达同志的体会,说得很正确:“要从本质上发现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对我们干部来说,有一个从思想感情到工作作风的转变过程。”他举了一件发生在一九七○年的事情。当时,随着国家建设事业的发展,要求这个厂尽快试制十二万五千瓩的电站泵。这种新产品的技术工艺要求很高,一台泵的工作量等于五十台农用泵。因为任务重要,上海又没有第二个厂生产大型泵,老徐只得把合同签订下来。但是,他把工时、设备账左排右算以后,认为无法啃下这块硬骨头。再加上别的重点产品任务也很重,结果,一拖就拖了三年。到了一九七二年八月,闵行电厂一台新建的十二万
五千瓩汽轮发电机组计划年底发电,要求他们再突击生产一台同样大型的电站泵,并且说,别的设备都已落实了,就是急等着这台泵安装。离年底只有三个月了。三年没有试制出来的新产品,怎么能够在三个月里完成呢?老徐在办公室里冥思苦想,急得团团转。干部认为“没有办法”的事,广大群众是不是也不能解决呢?那时,厂党委组织干部正在学习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批判林彪宣扬的唯心史观。老徐的思想有了提高,就下车间试着去找工人商量商量看。他先到第一道工序的木模间,吞吞吐吐地说:“我讲儿句外行话,你们不要笑,‘一二五’电站泵要提前在十一月份交货,做木模的时间要”他讲不下去,生怕工人批评他去压指标,把他顶回来。却不料工人一听说有突击任务,纷纷围拢在一起,催促他把底交出来。老徐只得壮着胆,继续说下去:“一二五”工程早上去一天,它发的电可以多炼四千五百吨钢,或者灌溉三十万亩农田。工人马上议论开了:“这么重要的泵,你怎么不早告诉我们?”“你说这块骨头硬,可你有没有看到我们工人的革命志气比它更硬?国家建设急需的产品,我们就是用手抠也要把它抠出来。”当场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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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一商量,保证三个星期里造出木模。
走到群众中去,果然找到了办法。但是,从脱离群众到相信群众、依靠群众,还需要经历激烈的甚至是痛苦的思想斗争过程。老徐回来以后,又想:以往做一套木模至少得两个月,这次工人要缩短到二十天,果真能行吗?越想越放心不下。他一连儿天到木模组去,第一天,发现木模工人已经按照各人的技术特长进行分工,把任务一一落实了;第二天,走到磨锯条的老师傅面前,看到他们早已把淮备工作做好了;第三天再去时,工人正紧张地在下料了。结果,工人提出二十天保证完成的任务,只用了十八天时间就把全套木模送到了造型组。以后,老徐逢人便说:“我自以为是熟悉生产情况的,可是,怎么也计算不出工人群众有这么大的积极性啊。”
要问群众中这股子劲从哪里来?工人们说得好:“这是我们对林彪污蔑‘我国国民经济停滞不前’谬论的坚决回击。”老徐也说:“工人同志给我上了一堂生动的群众路线课,我最大的收获就是懂得了依靠群众不能半心半意,而要真心实意。”认识提高以后,他和别的千部一起,深入生产第一线,遇事同群众商量,经过四十天奋战,提前完成了原来认为不能完成的两台大型电站泵。
群众中蕴藏着极大的社会主义积极性,作为一个企业的领导干部,就要经常想一想:护大群众的愿望和要求是什么,他们的集体智慧和经验又是什么,并且把它正确地集中起来,组织大家同心协力地去做。做到了这一点,才能洗刷掉林彪、孔老二鼓吹的“领导高明”的唯心精神,才能提高贯彻执行毛主席革俞路线的自觉性,充分发动群众,依靠群众,使群众的积极性象‘油门'发火一样,源源不断地迸发出来。
究竟“难弄”的是什么?
广大工人群众发动起来了,许多艰巨的生产任务一个接着一个完成了。但是干部依靠群众的思想并没有完全解决,特别是遇到一些所谓“难弄”的群众和“难弄”的问题时,有些干部中那种认为有些群众就是发而不动的思想又重新回潮了。
铸工车间党支部书记朱道盛同志向我们介绍了他体会很深的一件事情
那是一九七○年寒冬腊月的一个深夜,更衣室的玻璃窗不知被谁打破了。老朱知道后气呼呼地说:“谁搞的无政府主义,要查一查,批一批,不服的话,还要斗一斗。”他怎么想到要“查、批、斗”呢?说来也事出有因。车间里曾经有两个坏家伙,煽动无政府主义,破坏生产,后来,发动群众一查,把他们揪出来一批,正气拾了头,群众很高兴,生产很快上去了。从此,他把“查、批、斗”作为抓革命、促生产的一条经验。可是,这一次,一查却查到一个姓朱的青年身上。这个青年在千部眼里是既调皮又难弄。当时,干部正急于要改变厂里的落后面貌,又没有找到正确的亦法,碰到这件事,老朱就认为这下可有了个“典型”,要好好批一批、斗一斗了。可是,实际情况恰恰不是象老朱所想的那样。原来,那天车间正在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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击一批重要水泵的翻砂任务。下班后,几个青年继续突击,夜深了,别的青年都走了,只剩下小朱一个人,他想:“在完成任务的关键时刻,我就是要上得去,拚得出。”他一个人敢打敢拚,直到做完最后一只泵体砂模才歇手。当他走出车间回宿舍时,更衣室的门却被“铁将军”把牢,进不去,他满身汗水被冷风吹得打颤,迫不得已,敲破了玻璃窗爬进去,才换了衣服出来。小朱一想到自己一心为了社会主义建设,反而遭到领导的一顿批评,真是又委屈又泄气,一股热情象泡在冰水里。从此,他遇到领导就绕开走,整整四年不和老
朱讲话。
对于阶级敌人散布的歪风邪气,对于资产阶级破坏无产阶级专政的猖狂进攻,我们共产党员和工人群众就应该敢于批,敢于斗。可是,小朱的错误,却根本不是这种情况。由于老朱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而且还用老眼光看人,事先又不经过调查,看不到小朱下班后继续突击完成任务的先进事迹,反而把敲碎玻璃窗当做“歪风邪气”,用“查、批、斗”的办法来对待,结果,把群众的积极性都查掉了,批掉了,斗掉了,这样几次一“查”、一“批”,群众和他的距离越来越远。
毛主席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帮助老朱提高了认识。毛主席说:“共产党人在劳动人民中间进行工作的时候必须采取民主的说服教育的方法,决不允许采取命令主义态度和强制手段”。这一伟大教导,使老朱认识到,只有采取民主的、说服教育的方法,才有利于促进工人阶级队伍内部的团结,加强对阶级敌人的专政,抵制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蚀。他说:“我嘴上也讲要依靠群众自觉,可是,在思想深处,却有一个例外:以为有些小青年调皮捣蛋,不整一整改不了,不管得紧些,他们就不听话,这样,不仅忘记了领导的责任,也把自己放到这一部分工人的对立面去了。”通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我们把有形的“管”“卡”“压”修正主义管理制度冲掉了,但无形的“管”“卡”“压”的旧思想,还会残留在人们的头脑里,往往又会把修正主义的一套重新搬了出来,压抑群众的积极性。我们在俦工车间进行调查访问时,高兴地听到群众说:老朱在批林批孔运动中,同工人一起学习毛主席著作,一起批判“上智下愚”的孔孟之道,领导作风有了可喜的变化。他主动地排出曾经被他查过、批过的三十多位工人的名单,一个一个地我他们谈心,解开思想上的疙瘩。当老朱向小朱作检查时,小朱很感动,也对自己打破玻璃窗,损坏公物的行为作了自我批评,几年没有打开的锈锁打开了。从此,小朱心情舒畅,千劲更足,现在还被推选为青年突击队队长。领导思想作风的转变带动了大家,全车间工人积极性焕发出来,生产超过了历史上最高纪录。
对待群众搞“查、批、斗”,会造成干群关系紧张,当然不对,但是,如果遇到难以解决的矛盾,绕开矛盾走,不去碰它,是不是就能够发挥或者不会挫伤群众的积极性呢?三车间党支部书记吴明达同志向我们介绍了他在这个问题上的体会。
这个车间长轴组的二十六个工人,有六对闹不团结。团结搞不好,革命大批判搞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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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生产也上不了坡。作为党支部书记的老吴,懂得搞好团结是个关键,但是又想,这个问题难弄,如果抓上了手,好比湿手捏面粉,抓了放不掉。在批林批孔运动中,工人尖锐地批评老吴只抓生产,不抓政治思想工作,说他“看见高产咪咪笑,碰到矛盾绕绕道,大事挂在口,生产落在手”。这样一来,矛盾再也不能绕开了。党支部经过讨论,决定办起学习班,组织大家学习毛主席关于批林批孔和增强革命团结的指示,深入批判林彪分裂党分裂革命队伍的罪行,并对小组内受资产阶级思想侵蚀的人,开展积极的思想斗争。真是“阶级斗争,一抓就灵”。四年来一直没有解决的矛盾解决了。从此,全组团结协作的风格发扬了,
一连四次刷新生产纪录,从“疙瘩小组”一跃而成为全厂的先进小组。事后,老吴深有体会弛说:“一只只水泵是看得见的,人们头脑里的资产阶级思想影响,却是摸不着、看不到的。不抓意识形态领域里的阶级斗争,矛盾解决不了,生产也就搞不好。”
怎样看待群众的革命监骨?
革命和生产形势在不断向前发展,千部和群众的关系也不断得到改善。在这种情况下,干部如何正确对待群众的问题是否已经完全解决了呢?上海水泵厂的干部根据自己的体会,回答说:工人群众的觉悟在不断提高,对领导工作的要求也在不断提高,如果干部放松了思想革命化,不努力学习提高,干群之间又会不断出现新的矛盾。在这个厂里,随着工人群众觉悟的提高,出现了工人自觉地要求对干部进行革命监督的社会主义新事物。许多干部说:“我们克服了群众‘难弄’的思想,又出现了如何接受群众监督的新问题。”现在让我们看看这个厂的干部是如何接受群众提出的这个新课题吧:去年春天,四车间工人理论小组派出几个青年工人来找干部谈话,要干部谈谈参加生产劳动的体会和存在的问题。有个干部看了来找他的青年工人一眼,随口说:“你代表谁来的?”青年工人回答说:“我们代表小组的全体工人。”工人群众能不能检查和监督干部参加劳动的情况,这个问题不但许多干部没有想到过,而且也没有这样的思想准备。.在派出代表检查干部参加劳动情况的四车间工人理论小组中,也曾经展开一场热烈的讨论。当时,他们正在学习列宁的《国家与革命》。革命导师在总结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时,提出要注意防止国家机关人员“由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人”的问题。后来,他们又学习毛主席关于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是“社会主义制度下一件带根本性的大事”的教导,大家说:对于这样一件反修防修的大事,我们工人就应该管。大家联系实际,讨论了一个提纲,分头去调查厂里干部参加生产劳动的情况:了解千部在劳动中是怎样抓革命促生产的,又是怎样帮助班组解决间题的。儿天以后,一张关于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的调查报告就公布出来了。在调查报告中,工人们既肯定了《两泵对比》以后干部参加劳动有所进步的基本的一面,同时也指础,有些千部劳动了三个月,却一次也没有在工人学习和批判会上发过言,工人批评说,这是“身在群众中,心在群众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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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件事引起了全厂的争论。大多数同志认为“好得很”,说这是工人帮助干部抓路线警路线。但也有的同志认为,这些工人“管得太宽了”。有些干部则认为:“过去只想过干管工人,却从来没有想到工人也来管干部。”对于工人群众这种可贵的首创精神,要不要支揩章为了统一干部的认识,厂党委专门开会讨论。大家首先学习毛主席的有关指示,回想到文化大革命前,干部不坚持参加劳动,有的甚至连生产什么水泵的名字也叫不出来。于没有群众自下而上的革命监督,因而也就失去了联系群众的有力依靠。现在,工人群众主动调查干部参加劳动的情况,不正说明广大群众对干部的爱护和对企业是否坚定地其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关心吗?工人群众和干部一起抓路线、管路线,这种“管得宽”,不正反映了群众高度的自觉性吗?群众这种革命的自觉性越高,越是要求干部提高执行毛主鷹革命路线的自觉性,也就进一步加强了党的领导。干部通过讨论,统一了认识,就向全厂群众公开检查了干部对参加劳动的认识,并进一步订出了具体措施,受到了群众的欢迎。厂党委副书记李文华说:“干部能不能自觉地接受群众的监督,同干部的世界观改造是紧紧联系的。当我们能够严于解剖自己时,这种革命自觉性就高些;否则,自觉性就差了。”
一九七四年年初,公司在厂里召开抓革命、促生产的现场会,表扬这个厂打破了历更上年初不出成品的常规。不料,会议未散,工人们却在会场门口刷出了一批揭矛盾、找差距的大字报。工人们通过事先调查,在大字报上揭露说:一九七三年的产值产量计划虽然超额完成了,但是,还有一批重点产品的任务完成得不够好。大字报督促领导既要抓产值,又要保重点,要摆正全局和局部的关系,全面贯彻多快好省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当时,厂里一些干部感到突然:为什么早不揭、迟不揭,偏偏要在许多兄弟厂同志在厂里开会的时候揭?党委针对这个思想又进行了讨论,认为:工人群众这些大字报,对干部头脑里的骄字敲起了响亮的警钟,好得很。后来,党委就向全厂提出“表扬声中揭矛盾,前进路上找差距”的口号。由于干部打掉了骄气,保持了旺盛的斗志,象煤水泵、涡轮机组、电站塞等等技术要求较高的产品,一九七四年比上一年增长了百分之六十六。
当我们离开这个厂的时候,全厂正不断出现新的气象:干部注意抓大事,工人群众鸛帮助干部抓大事;干部到班组来调查研究,解决问题,工人也主动找干部提建议,想办法,
遇到资产阶级歪风,工人敢于顶;出现先进思想和事例,大家自觉开展比学赶帮;干部中蕾■误思想一露头,工人随时随地进行批评、监督。毛主席说:“我们的目标,是想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祥一种政治局面”。总结上海水泵厂四年来发生变化的经验,那就是:路线端正了,干群关系善了,生动活泼的局面才能形成,生产也才能蓬蓬勃勃地发展。上海水泵厂改变落后面幕的生动事例,对于其他一些目前还处于后进状态的单位来说,不是也可以得到一些启发么?
(本利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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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找差距中明确了学大寨的方向
上海市金山县金卫公社八二大队党支部
我们八二大队,在批林批孔运动的胜利推动下,一九七四年的粮食常年亩产量达到二千四百零八斤。这是我们连续十七年夺得农业生产丰收,也是第三个年头粮食亩产超过两千斤。最近,我们组织社员和千部讨论总结农业学大寨运动的时候,深深地体会到,我们取得的每一个成绩,都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胜利,同时也是由于大寨大队贫下中农为我们作出了榜样,鼓舞我们奋勇前进。今天,我们应该怎样正确看待成绩,向自己提出什么样的先进目标,又应该怎样坚定地在社会主义大道上迈步前进,为社会主义作出更大贡献呢?我们一面认真学习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教导,一面从各个方面寻找同大寨大队之间存在的差距。真是不找不知道,一找差距吓一跳。这一找,大破了我们有些同志头脑里那种“办法想尽,措施用尽,潜力挖尽”的自满情绪,使全大队广大社员和干部打开眼界,进一步鼓起了大干快上学大寨的热潮。
差距先是从改造自然条件上找起的。原来,我们总以为经过几年的治水改土,先后疏通了八十二条断头浜,给一千多亩土地盖上了一尺多厚的河泥和草塘肥,把“盐碱地”和“铁板砂”改造成了稳产高产地,工作能做的都做了,成绩已经很大了。组是,用大寨的自然条件和造地的成就进行对比,差距立即就明明白白摆在我们面前:大寨是在海拔
一千米的高山上,我们是在平原上;大寨在北方,全年无霜期只有一百五、六十天,一年只能种两熟,我们在南方,全年无霜期二百二、三十天,一年能种三熟;大寨乎均每个劳动力种五亩地,我们才种一点六二亩。可是,大寨贫下中农在那样不利的条件下,实现了“十年造地”规划,在“七梁八沟一面坡”中,把四千七百多块跑水、跑肥、跑土的“三跑田”,改造成了每块四、五十亩的人造平原和高产稳产的“海绵田”,贡献一年更比一年大。回头看看我们自己,农田基本建设留下的尾巴还是不小,有些河流还是弯弯扭扭,需要拉正开直…毛主席说过:即使我们的工作得到了极其伟大的成绩,也没有任何值得骄傲自大的理由。何况我们的工作还做得很不好,我们凭什么理由可以自满,可以停步不前呢?
再同大寨大队比产量,比贡献,在许多方面我们都远远落在大寨大队后头。如果用每个劳动力生产的粮食来进行比较,以一九七三年为例:大寨每个劳动力生产粮食五千一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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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三斤,我们只有二千三百三十五斤,大寨超过我们一倍以上。如果用一九七一年到一
九七三年三年中卖给国家的商品粮来进行比较,在绝对数上,我们虽然比大寨多,但是接商品粮占粮食总产量的比重计算,大寨占百分之四十五点七,我们只有百分之二十九点
八。按每亩粮田提供的商品粮计算,大寨四百二十五斤,我们四百二十三斤。按每个劳霸力提供的商品粮计算,大寨六千八百斤,我们只有二千零六十四斤。这些差距难道还算小吗?
再从一些对巩固社会主义集体经济有直接关系的公共积累和社员分配收入以及文髦教育来看,我们同大寨大队的差距也很显著。到一九七三年为止的大队公积金,大寨达八
十余万元,平均每户一万元,每个社员一千八百二十六元,每亩耕田一千零三十八元,我前只有六十三万一千元,平均每户一千五百零三元,每个社员三百五十二元,每亩耕田一干零三十八元。社员分配,大寨大队的全年劳动日值,七年来都是一元五角,而我们在搞得好的时候为一元三角七分,一九七三年则只有一元零六分。大寨大队每个劳动力每年平均收入四百一十元,我们则只有二百六十一元。文化教育工作方面,大寨大队实行了十年
一贯制,普及了中学,我们只普及了小学教育,能上中学的只占小学华业生的百分之五十。此外,我们群众性的文娱、体育也不如大寨大队开展得普及、经常、活泼、多样。
我们同大寨大队相比,摆出了那么多的差距,那末,造成这些差距的根本原因是什么?千差距,万差距,根本的差距是我们阶级斗争、两条路线斗争的觉悟不如大寨贫下中农高,贯彻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不如大寨贫下中农自觉。“农业生产要大上,先要打胜两个箭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仗。”这就是我们在学大寨中的一条根本经验。最近,囊们通过学习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的指示,进一步看到了我们支部工作抓大事抓得不够紧,学习和批判抓抓放放,时紧时松,首先是我们领导班子的思想革命化,包括学习马列毛主席著作,坚持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制度,联系群众等方面,都还不如大寨。由于坚持产阶级专政,坚持经常深入的以农业为基础的思想教育做得不够,因此,在我们少数社员、干部中,一有机会就会有“重工轻农”思想冒出来。现在,我们经过全大队社员和干部的广泛讨论,特别是讨论了毛主席最近关于理论问题的指示以后,一致表示要进一步提高坚攀党的基本路线、巩固和加强无产阶级专政的自觉性。在农业学大寨运动中,更好地学习大寨贫下中农爱国家、爱集体的共产主义风格,修订一九七五年至一九八○年的发展农业产规划,并且立即行动起来,从今年三秋以后开始,奋战六年,进一步搞好农田基本建设争取在一九八○年以前,实现农田园地化,排灌沟渠系统化,建成桥梁适应机械化,四旁植树搞绿化。为把八二大队建设成为大寨式的社会主义新农村,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而黌力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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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革命
验总缙
编者按:教育战线掀起了学习朝阳农学院先进经验的热潮。学朝农学什么?最根本的一条,就是要学习他们使“学校应当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为农业服务,为社会主义经济基础服务,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我们搞开门办学,目的也正在于此。要进-一步搞好开门办学,必须加强领导,反对放任自流。文化大革命以来,我们已经在这方面创造了一些好的经验。现在的问题是要肯定成绩,总结经验,注重实效,继续前进。
中学开门办学的一个新经验
南市区中学结合学农活动举办短训班的调查
何
欣
学校实行开门办学,学生参加学农劳动,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的新生事物。为了巩固和发展这个新生事物,南市区各中学结合学农活动,普遍举办了各种类型的短圳班,使学生在学农期间,受到了具体生动的思想路线教育,学到了许多课堂上学不到的知识和本领,为深入开展中学教育革命,改变城市中学生不熟悉农村,不了解农民的状况,创造了一个新的经验。
据不完全统计,在去年“三秋”学农活动中,南市区二十七所中学,先后举办了拖拉机、汽油机、脱粒机、收割机、水泵、农村电工、四大作物栽培、土记者、测量、饲养、会计、赤脚医生、针灸、中草药、兽医等近二十个科目,一千零十四期短训班,参加的师生共有二万六千
四百多人次,平均每人参加二至三期。通过短训班,学生把在学校里学到的理论知识带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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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中运用、验证,把农村三大革命实践中遇到的问题,提高到理论上来分析,大大提高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以拖拉机短训班为例,二十七所中学办了二百二十九期拖拉机短训班,有五千八百多人学会了开手扶拖拉机。塘严中学有一个班的女同学,原来认为开拖拉机女同学总归不行,这次通过短训班大胆实践,不仅全班二十多个女同学都学会了开手扶拖拉机,而且有的还学会了开丰收35型大拖拉机,下田顶班战“三秋”,用实际行动批判了林彪、孔老二的“男尊女卑”、“生而知之”的反动谬论。市十中学中四(1)班的学生,通过短训班,全部学会了“四机”(拖拉机、汽油机、收割机、脱粒机)的拆装和使用。许多学生在“三秋”中顶拖拉机手耕田、运输,深受贫下中农欢迎。
从南市区各中学的实践来看,结合学农活动开办短训班之所以能够取得明显的效果,主要是由于坚持了以下几点:
第一,坚持把转变学生的思想放在首位。毛主席说:“学校一切工作都是为了转变学生的思想。”农村是锻炼青年学生的好课堂,广大贫下中农是教育学生的好老师,南市区各中学在结合学农活动举办短训班时,都注意充分利用这些有利条件,对学生进行具体的思想政治路线教育。有些学生在学农活动中存在重技术轻政治、重工轻农的思想,他们就普遍开展了“学《方向》,批变相,树理想”(学习《青年运动的方向》,批判林彪的“变相劳改论”,树立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的教育活动,帮助学生树立走与工农相结合道路的思想。蓬莱中学有个学生,开始只想学开拖拉机,不愿参加土记者短训班,认为学会开拖拉机可以有一技之长,将来“吃香”。还说:“我连作文也写不来,还学什么土记者?”贫下中农却对他说:“正因为你没学好,所以要补上这一课。”还教育他,学习是为革命,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面不是为个人,“有了技术就吃香”是修正主义思想的反映。大队土记若也联系本地实际,给他上了“为贫下中农掌好笔杆子”这一课,使这个学生受到了深刻的教育。他在日记中写道:“贫下中农土记者帮助我明确了学习目的性,我要为革命学好社会主义文化课,认真学当土记者,用这枝来之不易的笔歌颂社会主义新农村,赞扬贫下中农好思想。”参加土记者短训班以后,他认真学习,刻苦钻研,思想和写作水平都有了提高,不仅天天记红色日记,还写出了一篇有质量的调查报告。塘严中学为了联系实际,把饲养员短训班办到了饲养场,但有的学生却怕脏怕累,甚至在劳动时还捂着鼻子。针对这种情况,贫下中农和教师就一方面组织大家学习毛主席著作,一方面组织跟班培训,使学生通过劳动实践,树立以农为荣的思想。在贫下中农的教育下,许多同学不仅不嫌猪棚臭,而且脏活累活争着干。通过短短几十天的学习,就学会了配料、拌料、挑水、担粪,还会给猪打针喂药,既练了思想,又学了本领,成了称职的新饲养员。由于把转变学生的思想放在首位,许多学校的学生通过短训班学习,从实践中体会到农业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重要地位,体会到知识青年到农村锻炼的必要性,纷纷表示毕业后要按毛主席指引的方向到农村干一辈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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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
第二,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结合学农活动举办短训班,对于小课堂教学是一个很好的延伸和补充,有许多问题小课堂由于受条件的限制解决不了的,到农村办短训班就解决了。比如,中学二年级教材中拖拉机这一章,过去在教室里上,同学对拖拉机上的机件都没有感性认识,所以老师讲得吃力,学生听后也印象不深,在短训班上课,学生对机件都看得见、摸得着,听后就容易理解。但是,南市区许多中学教师体会到,到农村办短训班还只是为理论联系实际提供一个条件,要真正做到这一点,还必须按照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组织教学。因此,他们在教学活动中,一般先让学生参加有关农业机械的操作实践,获得感性认识,再由贫下中农讲师讲解机械构造和安装使用的基本原理,然后指导学生动手拆装修理,并进一步联系工基课已学过的有关原理,由教师、学生和贫下中农讲师共同归纳总结,提高到理论上来分祈验证。这样,实践一认识一再实践—再认识,由浅入深,从感性到理性,符合认识规律,教学效果就较好。比如,市十中学在“四机”短训班学习
165F型汽油喷雾机时,先安排学生参加两个半天的喷洒农药劳动,然后集中拆机讲獬构
造原理。在讲解过程中,又联系喷药劳动中遇到的各种实际问题,引导学生看清汽油机中汽、油、火三者的辩证关系。然后指导学生分组拆装,人人动手动脑,充分消化理解。讲师又设置故障,让学生自己想办法排除,引导他们总结出排除故障的方法和规律。这样,通过学习讲解与劳动实践,全班四十四个同学全部掌握了汽油机的使用和拆装技术,并能排除简单的故障。此后生产队就放手让学生独立进行喷洒农药劳动,他们在反复实践中又进-一步掌握了汽油机的性能和操作技术。这种边上课边实践的教学方法,大大活跃了教学气氛,调动了学习积极性。同学们反映说:“黑板上学机器,从原理到原理,纸上谈兵不会用;现场学习汽油机,既懂原理又能开。”贫下中农也说,这样办班好,时间短,收效大,忙前办,忙中用,短训班成了支农战斗班。
第三,坚持突出重点,注重实效,从战争学习战争。结合学农活动举办短训班,时间比较短,学生还要参加劳动,因此短训班的学习内容一定要突出重点,不能贪多求全,面面俱到。所谓重点,南市区中学教师的体会,就是根据目前农村三大革命所急需的内容。这样,每个学生通过一次学农活动,就能学到一、二项实际本领,几年坚持下来,学生就比较能适应三大革命的需要了。比如,文建中学这次办赤脚医生短训班,就以针灸疗法为重点。他们着重学习了人体主要穴位,进针技术和农村常见病的针灸疗法。许多学生大胆地在自己身上试验进针,同学之间也相互扎针,然后跟赤脚医生门诊、出诊,为贫下中农扎针治病。由于突出重点,学生都比较熟练地掌握了简易的针灸疗法,还建立了五十多份病史记录,经过整理提高,已经编为学习班的讲义。为了突出重点,使学生能从实践中学到本领,短训班在时间安排上,南市区各中学一般都采取农忙之前以教学班为单位,集中培训五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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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天,使学生初步掌握某一项本领的基本知识;生产大忙开始后,学生就分到各生产队韩合劳动实践,边学边提高。这样,从战争中学习战争,重点突出,效果明显。
第四,坚持以贫下中农兼职老师和学校教师、学生的三结合。从南市区中学的情况来看,绝大多数教师都长期生活在城市里,又是从旧学校出来的,因此既缺乏农村生活的監验,更缺少理论联系实际的本领。为了解决这个矛盾,南市区除了组织一批教师提前几天下乡,先办教师的短训班,补上必要的“缺门”而外,主要采取了和贫下中衣兼职教师相黯合的办法。他们组织专业教师(如拖拉机由工基教师,测量、会计由数学教师,赤脚医生由卫生教师,土记者由语文教师等等)与贫下中农讲师对口,共同备课,共同辅导。还挑选霾训班的学生骨干担任辅导工作,他们是第一期的学员,又是第二期的辅导员。实践证勇,这样三结合的师资队伍,是办好短训班的重要保证。贫下中农讲师具有丰富的实践经验,对当地情况熟悉,讲课能深入浅出,重点突出,很容易被学生接受;中学专职教师可以根锯实践中提出的问题,帮助学生从理论上加以分析和提高,和贫下中农讲师起着取长补短的作用;学生当辅导员,既能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又可以发扬学生之间互相帮助的风气,而且学生自己学了再教人,体会深,教得也快。
第五,坚持领导上第一线。任何工作“如果只有广大群众的积极性,而无有力的领导骨干去恰当地组织群众的积极性,则群众积极性既不可能持久,也不可能走向正确的方向和提到高级的程度。”这次南市区各中学结合学农活动举办短训班之所以能取得成效,关键也在于领导能够上第一线组织群众的积极性。许多学校领导体会到,要领导学农,不到农村去,坐在办公室里指挥是不行的。因此,从区教卫组到学校各级领导,都主动和教师学生一起深入农村。这次“三秋”学农由党支部领导成员带队的学校占百分之八十以上:由正副支部书记带队的占一半以上。全区还配备了儿十名工宣队员、校革会成员参加学农,从组织上加强领导。由于领导上第一线,思想工作也上了第一线,许多好的经验影时得到了总结,短训班中出现的问题也及时得到了解决。有些教师原来担心,学农劳时间短,农活多,季节性强,要办好短训班有困难,后来看到领导也深入农村,信心戴足了。
目前,南市区各中学的领导和教师,正在认真总结这次结合学农活动举办短训班的繁验,并打算在这个基础上,考虑整个中学阶段应有一个通盘计划,每个学生至少有两次学农的机会,每次时间在一个半月左右,每期有重点地解决语文、数学、工基、农基等学科的
一些主要内容。他们还打算与学农所在地中学互相挂钩,对口交流,取长补短,共同提高,促进城市中学的教育革命,沿着毛主席“五。七指示”的光辉大道阔步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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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马路见闻
在长治路清道班的半个月里
上海师范大学阎水金上海公交公司汽车一场陆晓禾
我们俩,一个是上海师大刚毕业的工农兵学员,一个是公交汽车一场的售票员。最近我们都参加了有关部门举办的一个哲学学习班,班里提出虹口区长治路清道班哲学学得不错,我们就跑到这里边扫马路边调查学习来啦!
说老实话,开始我们心里还真有点纳闷呢!清洁工人扫马路,一把扫帚,一只畚箕,这里能有什么大学问?但是,俗话说得好:“看人挑担不吃力”。扫马路的头一天,我们俩就出了“洋相”。一把大扫帚在清道班工人师傅手里轻巧得很,可在我们手里偏偏就是不听话。工人师傅已经扫了一大段马路,我们却还在原来的那段路上忙得团团转。马路两边的垃圾,一边多,一边少,我们为了图快,就专拣多的一边先扫。可是,我们前脚刚扫过,后脚就刮来一阵风,吹得满地又都是垃圾,只好重新再扫。一位老师傅见我们累得满头大汗还是扫不快,就走过来微笑着对我们说:“二位同志,你们扫马路还得注意风向,上风头垃圾少,下风头垃圾多,下风头的垃圾都是上风头刮来的。扫马路要先扫上风头,再扫下风头,这就叫垃圾跟风走,人要顺风扫。”短短儿句话,顿时使我们心里开了窍。照着她的话去做,果然扫得又千净又省力。
扫马路确实有学问呢!“垃圾跟风走,人要顺风扫”,这句话就给了我们一个深刻的哲学启示。它说明世界上的任何事情都不是孤立的,而是和其它事物相互联系着的。扫马路由于是“露天操作”,和许多自然条件有着密切关系。“垃圾跟风走”,正是反映了垃圾和风的关系。因此,要扫好马路,首先就要找出垃圾和周围事物的联系,从中引出其固有的客观规律。“人要顺风扫”,就反映了对这一客观规律的认识和掌握。如果是盲目地乱扫,结果就只能是吃力不讨好。
要真正掌握扫马路的规律,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必须对客观事物进行认真的调查研究。就拿扫马路中经常遇到的旋风来说吧,过去清道班的工人师傅见到这种风最头痛,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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叫它“鬼头风”。有时两三个人,畚箕对畚箕,扫帚挟扫帚,好不容易扫拢了一堆垃圾,可是
一阵“鬼头风”,就把垃圾又卷走了,气得工人师傅只好扔扫帚。后来,学习了毛主席的《实
践论》,他们就注意在实践中观察“鬼头风”的踪迹,留心各种现象。有一次,他们发现许多被“鬼头风”吹得团团转的垃圾,突然在一处停住了。这是怎么回事呢?上前一看,原来是
一滩水把垃圾沾住了,这下可解决了问题。再仔细一观察,发现了在房屋高低交错、转弯
抹角的地方最容易发生这种“鬼头风”。于是,他们扫到这种地段的时候就先泼上一点水这样“鬼头风”再“鬼”,也不能把垃圾卷走了。这件事说起来简单,却告诉我们这样一个道理:客观事物尽管是相互联系着的,但光凭老经验办事是掌握不了规律的。只有在实践申积极主动地进行调查研究,才能自觉地发现事物间的这种联系,找到解决矛盾的办法,覆好各项工作。
实践出真知。几年来,长治路清道班的工人师傅,正是在向自然环境的调查中,掌翠了许多在不同的气侯、季节情况下工作的特点。比如,秋冬之交,树叶经过一夜的霜冻,早晨太阳一晒,都变得很脆,加上无轨电车“小辫子”的拍打,到上午九点多钟树叶掉得最多他们就在这时注意勤扫多扫。他们还发现,每年十一、十二月份,总有几次树叶大落,而每次大落的前几天,天气总是突然闷热,接着就是刮一场大风,下一场大雨。掌握了这个气候变化的规律,他们就提前做好突击的准备,使路面做到及时扫清。又比如,过去下大雨把马路冲得又光又亮,有的同志就说,清道工作是“大雨大礼拜”,“小雨小礼拜”。但是雨过天晴,阴沟盖附近以及马路低洼的地方,都积满了泥沙和垃圾,扫帚扫不掉,还得用铲子铲。后来他们就反其道而行之,来个“大雨大干”,“小雨小干”,一下雨就用扫把勤刷路面、沟底,这样,天一晴马路就干干净净了。
掌握自然规律的特点,这还仅仅是做好清道工作的一个方面。马路上车来人往,络鐸不绝,许多垃圾都是车辆行人丢下的。因此,在清道工作中历来有一个“一人扫”和“百扔”的矛盾。这个矛盾长治路清道班的同志又是怎样解决的呢?
我们带着这个问题,又请教了清道班的工人师傅。在长治路上扫了十几年马路的朱雪珍师傅对我们说:“过去碰到这个矛盾可伤脑筋啦,往往你刚扫清爽一会儿,果皮杂物戛
扔了一地。有些行人吃甘蔗,一路吃,一路扔,跟着他们拾还来不及。特别是夏天食品害
门口,满地都是棒冰纸,风一吹,到处乱飞,路面简直没有干净的时候。”
“那这个矛盾怎样解决的呢?”我们急切地问。
朱师傅说:“开始我们也是干着急。后来我们就对这个矛盾进行了具体分析,感到鐾个矛盾并不是不能解决的。‘百人扔'对我们清道工来说是多数,但在整个社会上还是事数,再说这些人扔垃圾往往是不自觉的,只要我们把工作做在前面,就可以尽可能地缩这个范围。根据我们的分析,人为制造的垃圾主要有三种类型:一类是商店门口。比如套果店,一年四季瓜果不断,各种瓜皮果壳扔得很多,我们就与商店取得联系,在店门口多藏几只废物箱,还同商店一起建立了开门扫、中年扫、关门扫的三扫'制度,保持店门口的整洁。另一类就是马路附近的居民造成的,主要是炉灰、菜皮等垃圾。我们就掌握他们出驴灰、拣小菜的时间,做到及时扫清。再就是行人。这一类人虽然比较复杂,但也不是没有耦。78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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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比如,马路冬天有太阳的一边,夏天阴凉的一边,行人多,垃圾也多。电影院、车站等热闹的地方,行人停留多,垃圾也比较多。根据这些特点,我们就采取‘适时扫'、‘巡迴往返扫'等办法。而且,我们还利用废报纸做了许多纸袋,看到行人吃东西,就主动送上去,好让他们集中起来丢进废物箱。这样,不同的情况用不同的方法处理,清洁工作就好做多了。这时,旁边的一位老师傅插进来向我们讲了这样一个情况:在她清扫的地段中,有一段人行道上总是零零星星地散落着垃圾,看来也不是有意扔的,并且天天如此,月月如此。他们抱着寻根究源的态度,顺着垃圾一路追踪下去,发现垃圾在一家门口停住了。敲门进去一问,原来这里住着一位八十多岁的老太太,由于子女都不在家,只得自已一颠一拐地到三十米外的地方去倒垃圾,年纪大了,手发抖拿不稳畚箕,倒垃圾时经常走一路撒一路:碰到下雨天,就干脆把垃圾倒在马路上,影响了环境卫生。这件事说明,某些垃圾的产生是由各种特殊的原因造成的,这就需要用特殊的办法处理。后来他们就主动轮流到这位老太太的家中帮助倒垃圾,终于保持了路面的清洁,受到了群众的好评。
“用毛主席的哲学思想看这件事,我们又得到了一个启发。”朱师傅接着说:“这位老太太可以说是一个特殊情况,但是,矛盾的特殊性中包含着矛盾的普遍性。我们清道班工人到有困难的居民家中帮助倒垃圾,这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下人与人之间的新型关系。反过来,这种新型关系也反映在社会各个方面对清道班工人的支持上。如果就事论事地看待百人扔”和一人扫的矛盾,这个问题是永远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的。在这种情况下,清道工作总是处于被动的地位。但是,毛主席提倡的爱国卫生运动在广大群众中有深厚的影响,如果我们充分利用这个有利条件,使‘百人’扔垃圾,变成‘人人讲卫生’,不就可以转被动为主动,化清道工作中的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了吗?毛主席说。‘动员起来,讲究卫生’。这就是说清道工人不仅要扫垃圾,还应当依靠社会各方面的力量,做到大家不随手丢垃圾,一起来搞好环境卫生,这在我们社会主义国家是完全能够做得到的。于是,我们除了自已经常到影院、车站等人多的地方做好宣传工作外,还和学校、街道取得联系,组织退休工人和学生上街宣传爱国卫生。结果矛盾很快发生了转化。过去有些行人吃完水果,就随便把果皮往地上一扔,现在却主动协助我们搞好卫生工作;有些小学生过去在马路上玩打仗游戏,把黄沙石子扔了一地,现在不仅不扔,而且主动操着土喇叭在路边帮我们搞好卫生宣传。这样,扔垃圾的人少了,讲卫生的人多了,百人扔’和‘一人扫的矛盾就较好地得到了解决。”
听到这里,我们的脸不禁红起来了,联想起自己经常在车上售完票后,就随手把票根往窗外一扔,吃完东西时也往往把废物随便乱丢,自己是方便了,清道工人却增添了许多麻烦。亲爱的读者,当你随手往路上扔糖纸、果皮的时候,你有没有想过,清洁工人为了保持我们的城市环境卫生,他们是付出了多么辛勤的劳动啊!
我们的调查越深入,感受也就越来越深。长治路清道班的工人同志为什么能够这样自觉地进行调查研究,掌握扫马路的规律?原因正如工人老师傅说的:“要扫清马路上的垃圾,首先要扫除思想上的垃圾,树立为人民服务的思想。”
是啊,同样是一把扫帚,一只畚箕,有没有为人民服务的思想,清道工作的效果就是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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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一样。过去,有些同志由于思想上看不起清道工作,扫路时敷衍了事。附近的饮食店、居民对他们很有意见,批评他们是“只顾自己扫,不顾灰尘飘”。有些青年受了社会上旧习惯势力的影响,扫马路时,帽子拉得低低的,口罩戴得大大的,看见熟人就扔下扫帚躲起来。后来,他们认真学习了毛主席著作,才懂得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道理。许多老工人还回忆解放前的清扫工,身穿“红马夹”,政治上无地位,经济上受剥削,只有在新社会,清洁工才翻身当了国家的主人。清道工作和其他革命工作一样,都是社会主义事业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只是分工的不同,没有高低贵贱之分。阶级觉悟提高了,头脑里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也就牢固了。在班长赵雪云同志的带动下,全班同志忘我劳动,做到了“人不离马路,手不离扫帚”。每天天还没亮,他们就已把马路清扫干净。往往有时晚上十点多钟,当人们已经熟睡时,他们才离开自己的工作岗位。许多同志几年来连星期天也不休息,经常上义务班。班长赵雪云,有一次由于工伤事故跌断了臂骨,但她放弃了两个多月的工伤假,坚持用一只手握扫把扫马路。这样干不觉得苦和累吗?这个问题可提得既聪明又愚蠢。须知不同的阶级有不同的苦乐观。在资产阶级或受资产阶级思想侵蚀的那些人眼中,这样做确实又苦又累。但长治清道班的老师傅却自有其革命的苦乐观。他们常常笑着说:“为人民服务嘛,这可是最幸福最光荣的事呀!”
在这种思想指导下,长治路清道班的同志做了许多看起来是“份外”的工作。清运工人来不及运走垃圾,他们去帮助推车;阴沟阻塞住了,工务所忙不过来,他们就帮着疏通阴沟。有时,他们还主动地帮助工厂整理马路仓库,把废纸、纱头、金属块等一点一点拾起来,集中售给国家。几年来,他们回收了废钢铁三十八吨,杂铜一千多斤,废纸、纱头近十吨,价值一千二百多元。他们还主动和水果店、陶器店挂钩联系,上门清理收集甘蔗皮、稻草头,运回站里烧窑砖,节省柴草三万多斤。这些“份外”事,看起来多么细小平凡,但只要能为国家社会主义建设作出贡献,长治路清道班的同志都笑呵呵地乐意去干。批林批孔运动开展以来,他们结合批判林彪、孔老二“克己复礼”的反动纲领,开展回忆对比活动,进一步激发了为人民服务的责任感,决心精益求精地做好各项工作,为搞好城市环境卫生更多地贡献出自己的力量。
短短的半个月调查结束了,我们依依不舍地离开了长治路清道班。只是从现在开始,我们才真正懂得了什么是哲学,怎样去做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工作者。
编者附记:哲学在哪里?它并不产生于书斋之中,而是来自千百万群众的斗争实践。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以来,哲学正在进一步从课堂上和书本里解放出来,成为工农兵群众手里改造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的锐利武器。
我们今天的社会主义国家,无产阶级专政空前巩固。但由于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存在,资产阶级法权的存在,在社会的各个阴暗角落里,还存在着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思想垃圾,需要用无产阶级的铁扫帚去扫除。我们将欣喜地看到:广大的工农兵理论小组的同志们,在毛泽东思想的引导下,积极地运用哲学的武器,奋身投进当前这场改造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的伟大战斗中去!
980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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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老五年
第三
期
总第十九期
上海学习与批判杂志编辑部编
上海人所比:法出散
(上海复旦大学)
(上海绍兴路号
上海市报刊发行处发行
上海新华印刷厂印
代号:4-—192
定价:0.25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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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EiYリIDAN
O
19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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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麻语录
列宁为什么说对资产阶级专政,这个问题要搞清楚。这个问题不搞清楚,就会变修正主义。要使全国知道。
《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
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
一九七五年第十期
录
学习理论总结经验沿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前进
用大寨精神办好农业机械化…
…沅(3)
他们怎样加强大队一级集体经济
嘉定县方泰公社向阳大队的调查…中共嘉定县委调查组《7)社队工业必须贯彻以农业为基础的方针…亭子大队党支部(11)
一个技术落后的行业实现了自动化
丙
一上海玻璃瓶行业技术改造的调查…本刊记者(13改造老设备创出新水平…上海第十二棉纺织厂革命委员会(17)
影评:自力更生的精神是传家宝
一影片《第二个春天》、《战船台》观后感…高义龙(20)
i点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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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水浒》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
三百年来的一桩公案
一评金圣叹腰新《水浒》及其引起的争论…罗思鼎(24)论宋江同高俅的斗争…翟青(32)评胡适的《水浒》考证…余秋雨(38)·歌颂什么,反对什么?
评《水浒》的投降主义本质.aoecoeaee'qaaeeeeon
…徐缉熙(44)
试论吴用
章智明完绍元(48)
评宋江“上山”
…石
川(52)
赶着革命的浪头走农
一《水浒》杂淡
…中国人民解放军某部方群(55)
兵
我们是怎样评《水浒》的?…中共崇明县海桥公社委员会(56)谈
宋江的“借”和“买”汆
…五七农场杨建文(58)
“胡敲”与“葫芦”…
…上海柴油机厂黄来纪(59)
权谋和宋江…
…上海电机厂工人周勇闯(60)
方腊传
…齐矛(63)
杂文:灵牌小议
风(71)
教育革命经验总结
搞好大学的科学研究工作……复旦大学救有革命组(73)
社会
调
查
翻砂工人话革新
…任青(76)
人物传.记
叠迅传(续五)
…石一歌(81)
求
之
日土月六日付印
十月十四日出版P
内
德兰脸必兰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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ー+、
学习理论总结经验沿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前进
用大寨精神办好农业机械化
焦
沅
毛主席指出: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毛主席这一指示,为我国农村在农业集体化的基础上办好农业机械化、实现农业现代化指明了方向,这也是全国亿万贫下中农的共同愿望。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随着“农业学大寨”群众运动的深入开展,上海郊区农业机械化的步伐逐步加快了。全郊区国营和集体耕地五百多万亩;现在排灌已经机电化,机耕面积达到百分之八十八,植保、脱粒、农副产品加工都实现了机械化或半机械化,水田作业“四弯腰”(找秧、插秧、耘耥、收割)的问题也正在积极解决。虽然目前上海郊区农业机械化还是初步的,但是它对提高农业生产力,促进农村经济的全面发展,巩固和发展人民公社集体经济,起了重要作用,对逐步缩小三大差别,限制资产阶级法权,改造小生产的旧传统和旧习惯,丸固农村社会主义阵地,加强无产阶级专政,显示了巨大威力。回顾上海郊区农业机械化的进程,我们深刻地体会到,要办好农业机械化,必须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大搞群众运动。
上海虽然是一个大工业城市,但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告诉我们,农业机械的制造和修理任务,面广量大,决不是城市大工厂所能全部包得了的。过去,在修正主义路线毒害下,流传着一个说法,叫做“大城市,小郊区,只要工业加加油,郊区样样都会有”。依赖等待的思想多了,自己动手的精神就少了,严重束缚了农业机械化的发展。文化大革命以来,上海郊区广大贫下中农、社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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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众深入批判了刘少奇一伙“国家出钱,农民种田”的谬论,大大激发了自力更生办农业机械化的社会主义积极性,步子越来越快,路子越走越宽广。办农业机械化,要有机器,要有资金,要有技术力量。怎么解决?是“张开嘴巴叫,伸出双手要”,还是立足于自力更生,艰苦奋斗?这是农业机械化问题上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分歧。我们坚持的基本方针是,发动群众,自己动手,解决造得出、买得起、用得好的问题。
积极发展社、队工业,建立和健全县、社、大队三级农机修造网,这是实现
农业机械化的重要基础。早在一九七O年,市区工业部门发动工厂清仓查库挖
潜力,为郊区一百九十八个公社各提供“四床一机”(车床两台,创床、钻床各一台,电焊机一架),为二千八百多个生产大队各提供“三大件”(砂轮机、台虎钳、手摇钻),由社、队自筹资金购买,创办起了县、社、大队三级农机修造网。这就不仅基本上解央了农村过去“没有农机想农机,有了农机愁修理”的问题,而且使农机具的制造从当地实标需要出发,因地制宜,灵活多样。现在,上海郊区需要的农业机械,除了拖拉机、机动喷雾机等几个品种外,其余的基本上都能自己制造。对工艺要求较高的农机,在有关市属工厂的指导下,采取全郊区协作,统一布点生产关键部件,由县、社分别装配的办法,上得也比较快。在办好
三级农机修造网的同时,我们还按照因地制宜、就地取材的原则,指导社、队发展了一批为农副业生产需要的和为人民生活、大工业和出口服务的工厂(场),既帮助解决了农村生产、生活的需要,又支援了大工业和出口生产的发展,还为社、队积累了资金。一九七四年农村人民公社的总收入中,有百分之三十六是社、队工业提供的。正因为这样,现在郊区购买农业机械所需的资金,基本上都是公社、大队的集体积累。广大社员高兴地说:“社、以办工于,给农业机械化长了翅膀。”
大力开展农机科研的群众运动,这是提高农业机械化水平的重要途径。在农村的广大贫下中农中间,蕴藏着办农业机械化的巨大积极性,又由于他们有丰富的农业生产经验,对农机具的改革很有发言权。因此,要不断提高农业机械化水平,关键就在于依靠群众,集中群众智慧,大力开展农机科研的群众运动。上海郊区在办农业机械化的过程中,一定时期明确一个主攻方向,交给群众讨论并付诸实现,这就保证了群众性的农机具科研运动能经常持久地开展°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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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去。以上海县为例,这个县已经形成一支县、社、大队三级农机科研队伍。这支队伍从一九六五年前的十人,发展到现在的九百二十一人,其中县有五十五人,社有一百五十二人,大队有七百十四人。农机研究的项目也从原来的小改小革发展到三十多个重大项目的七十四个品种,.其中已经成批生产的有小底盘割晒机、小底盘盖麦机、电动泥浆泵、链齿式开沟犁、黑光灭虫器、链型脱粒机、电动吸泥船、小苗带土移栽机等八个品种。其他科研项目,也大多是群众出题目,群众动手搞,专业人员协助研究提高。群众发动起来了,许多过去未能解决的问题也就有了解决的办法。过去专业单位关门研究了十多年还没有解决问题的机动插秧机,群众运动一兴起,就接连创制出了多种机型。对于耘耥机械,本来有些科技人员认为“稻行只有三寸三,机器进去没法站”,无法解决,群众一起来,不到一年时间就开始突破了。
,·在群众创造发明的基础上,组织好科研、制造、使用部门三结合和工人、干部、科研人员三结合,对主要的农机项目进行会战攻关,是加快农机科学研究步伐的一项重要措施。会战攻关的主要任务,一是对群众创制的同类机型,进行试验比较,取长补短,综合设计,选型定型,二是对已推广的农机在使用中暴露出来的缺陷,研究改进,逐步完善。:从近几年的实践看,这种会战玫关,既是巩固发展农机科研群众运动成果的有效方法,又是工业支援农业、玉农合作欢机械化的。种好形式。i,
随着农业机械化的发展,怎样充分发挥农机的作用,保证农业增产,这也是一个必须十分注意的重要问题。上海郊区在这方面主要抓了两条:宁是加强对农机操作和维修人员的培训,使之用好农机。近儿年,通过三级农机修造网培训的农机操作和维修人员达二十万人。培训方法,除了经常举办各种噬训班以外,主要是:农闲时,把农机人员抽到县,社工厂参加农机的装配、修理,学习和提高技术&农忙时,县、社工厂的工人和技术人员到生产队跟斑萝动,传授技术,使一大批农机技术人员在战斗中成长起来,水乎也逐步提高。一是根据机械操作的特点,不断总结推广相应的栽培管理措施。比如机器插秧,对育秩、整地和管理工作的要求,就与手工操作有所不同,.它要求秧苗健壮根短,商度适中多整地要平,不宜过烂催理要早,朴酋要及时。只有这样,才能充分发挥机械效能,实现增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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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年来,上海郊区农业机械化在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激烈争中发展,取得了一定成绩,对农业生产的发展起到了应有的作用。上海郊应三百三十万亩粮田,一九六五年三熟制粮食面积只有五万多亩,去年除了还有二十四万亩一麦一稻和三十一万亩绿肥双季稻外,其余的基本上都种三熟粮。一九七四年粮食亩产一千四百四十多斤,有一个公社、七十四个大队、八百十一个生产队亩产超过二千斤。所以能够做到这一点,正如群众所说:“是大寨精神开的花,农业机械出的力。”但是,对照大寨,对照昔阳,我们上海郊区还有很大的差距,农业生产的潜力还很大,农业机械化还要继续革命,还有大量的工作要机紧做好。
首先,农业机械要随着农业技术的发展不断革新。我们蒿兴地看到;在大寨精神的鼓舞下,郊区广大社员对农业大干快上的积极性日益高涨,郊区农业生产从品种到农艺都在日新月异地发展着,变化着,因而要求农业机械相应地发展变化,以适应新情况的需要。其次,农业机械要逐步朝一机多用的方向发展。随着集体经济的发展,上海郊区的农业机械日益增多;一个生产大队大大小小的农机有几十种,走起来一长串,摆起来一大片,一机多用的问题就突出,了。一机多用,能节约钢村、资金、库房,减少专职操作人员,使用、管理和维修都方便。再次,还要注意节约成本,提高农业技术队伍的水平,加强农机管理。这些问题的进一步解央,就要求我们在实现农业机械化的道路上不松劲,不停步,坚持继续革命。?·
最近,我们学习了伟大领袖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对农村情况作了一些调查,进一步认识到无产阶级专政在改造小生产方面还是一个长期艰巨的任务,也更深刻地体会到以党的基本路线为纲加速农业机械化的步代,是一项重大的政治任务,从面提高了进一步办好农业机械化的自觉性。我们决心努为贯彻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的精神,用大寨精神做好农村的各项工作,"犬力促进农业的发展,为提前实现我们社会主义建设的宏伟目标作出贡献。
(本文作者是上海市革命委员会郊区组工作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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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怎样加强大队一级集体经济
嘉定县方泰公社向阳大队的调查
嘉定县方泰公社向阳大队,原来生产条件较差,粮食产量较低。随着“农业学大赛”运动的发展,特别是在二九七一年以来,他们积极发展大队二级的集体经济,加强大队在农业生产中的作用和影响,使全大队农业生产条件有了显著政善,粮食连年增产。大队经济的发展,使集体经济不断壮大。一九七四年大队一毁的收入比一九七○年增长十三倍,达
三十九方三千多元,生产队一级收入比一九七○年增长百分之十四,达五十三万一千多元。在同期内,大队一级的收入和固定资产,在大队和生产队两级中的比重;前者从百分之六上升为百分之四十三,后者从百分之二十上升为百分之五十三。社员高兴地说:“大队经济实在好,领导各队改面貌,生产条件大改善,连年丰收有依靠。”一九七三年粮食常年亩产比一九七二年增加百分之三牛一点一,一九七四年在遭受@灾、虫灾的俯况下,粮食亩产比上年增加十一斤,达到一千四有九十九斤,今年夏熟和卓稻两熟产盘又比去年增如了十七万多斤。
发展大队一毁巢体经济的比重,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迅速发展的客观要求。特别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随着生产有了很大发展,同时也出现了许多新的问题:.一是农田水利不适应,许多河道浅曲,而要兴修水利,常常牵涉到几个生产队,“一丈不通,万丈无功”,单靠一个生产队不行。'二是发展浓业机械化,要有道路、桥染,但这又不是一个生产队可以办到的。三是随着农业机械的增加:需要加强维修保养,但生产队的物质技术条件差,很难担负起来。正如贫下中农所说:“土地高低有大小,农田水利不配套:要研农机缺路桥,要买拖轮河浅小,两熟改为三熟脚,劳力紧张肥料少,'水田操作竺弯腰”;影响产靠大提高。”这些情说说明,要进一步发展生产,必须发展大队的集体经济,进一步发挥大队一级集体经济在农业生产上的作用。而且从长远来说,发村天民公社现阶段实行的“三级所有,队为基甜”的制度;总是要逐步由小集体到大集体,再尚全民所有制过渡的。发展大队集体经济,就是为这种逐步发展过渡创造条件的一个重要措施。
开始,有的同志认为,土地是生产队的,劳力在生产队里,大队是个“空槊子,没法办。有的认为,大队办了企业,会影响农业生产,不应办。后来,党支部组织干部和社员学习毛主席有关论述和“六十条”,引导大家回顾辩放以来从土地改革、三助组、初级社、高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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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到人民公社的历史,认识到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变革生户关系,而每次生产关系的变革又大大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因此,当前要进一步发展生产,必须不断调整和完善生产关系。只要我们不搞“一平二调”,不削弱农业生产和生产队一级的集体经济,大队一级的集体经济可以发展,也应该发展。而且,只有大队一级的集体经济发展了,才有可能兴办生产队难以办到的事情,反过来又会促进生产队经济的发展,更加有利于整个人民公社集体经济的壮大。
认识提高后,大家决心从本地的具体条件出发,自力更生,积极发展大队经济。他们组织农村“五匠”分别建立了大队缝纫组、木工组,又根据城市大工业的需要,因陋就简地办起了一个弹簧加工厂。·到一九七四年,大队企业已有养猪、粮食加工、理发、缝纫、竹木、弹管加工、农机修理七个项目,当年积累达到十三万一仟多元。为了不影响农业生产,大队金业的劳动力控制在一百四十人左右,占劳动力总数的百分之十三,而且坚持亦工亦农,农忙季节全部回到农业第一线劳动,每年至少在四十天以上。还规定大队企业人员的劳动报酬、劳动时间大体和务农社员相同,除烧护工等个别的人以外,不发劳动保护用品,不搞任何重大同务农社员差别的福利措施和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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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队一级的集体经济发展后,积累增加了,物质条件比过去好了,应该怎样帮助生产队发展生产呢?有人曾经主张拨给每个生产队儿干元钱分给社员:也有主张帮助穷队还请欠偾。但是,这样做不能从根本上改变农业生产条件,不符合贫下中农的长远利益。大队党支部决定根据生产发展的儒要,把积累用来兴办生产队无力兴办的事业。:三年来,他“们把大队积累的近百分之八十用于支授农业生产,在进行农田基本建设、购置农业机械等方面先后投资支出了二十五万八千多元。:主要办了以下八件事:
一、了一批园田化的土地。三年来,由大队统规划筹集资金,组织劳力,建成可以水旱轮作、旱黄保收的园田化农田,占全大队三千零六十八亩耕地的三分之一。其中的王程量:包括大明沟三十三条,地下渠道二于米,四条拖拉机路一千一百多米,桥梁三座,平整高元地三百多亩。同时还调整了插花田一百多亩。:在三分之一的耕地上做到了,“小鞠通明海,明沟通河道,地下理渠道,路上农机跑,土地实现园田化”6
二、建主了一支专业运肥队。过去,由各生产队用农船运城市垃圾、大粪,一次只能运八九吨,要派强劳动力花击,六天时间。:一到农忙,劳动力紧张,只好停运。现在,大队有一支拥有三镀拖轮、八十吨致船的专业运肥队不仅往返时间短,运量大,每吨肥料的运输费用和劳力,比过去节约一半以上:而且农花不受影响,生产队还可以腾曲农船和劳力就近镯泥、翻草,使生产队每亩耕地的施肥斑比过去增加草、四十担。
三、:摘了一些水利工程。.由大队统一规划拨曲资金x经过罩个冬春的大干苦干,共开挖河道千四百五十米,四方一干士方。,特别是一九比二年招一条“蛇长滨改造成“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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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河”以后,有四个生产队三百多亩农田改善了水利条件,第二年早稻每亩产量即从原来的三、四百斤一跃而超过八百斤。
四、办了一个种子仓库。,大队投资建造了种子仓库二百多平方米、水泥晒场三百多平方米,还配备三名老农负费保管全大队的粮食种子,建立了专业育种队伍。每到收获季节,这支专业育种队伍就到各生产队去帮助穗选、片选种子,种子田实行单打单收。种子收获后统一由大队种子库代为保管,做到不同品种专仓储存,插上标签,定期翻晒。播种以前,由种子库负费进行药物处理和发芽试验。这样,‘不仪种子发芽率达到百分之九十
五,而且推动了良种培育工作,使品种不断提纯复壮。
五、·组织了一支植物保护队伍。从一九七二年开始,大队先后购置机动喷雾机十一台,一机配备一人,建立了大队植傑组。植保人员专机专用,会开会修,平时在生产队一面参帅劳动;一面巡回观察病虫情,做到防治及时。而且机动喷雾机由大队统一经营,统一调度,有利于集中力量打歼灭战。一九七三年,青石桥生产队早稻纵卷叶虫突发,犬队立即脚动了四合机动喷雾机;对六十多亩早稻打了三个小时的歼灭战,很快扑灭了虫普。
六、成立了一个农机修配站。这几年由大队投资购置和管理的农业机械,有中型箍拉机二台,插秧机十一台,清扬机、中耕机、收割机各五台,这些农机由大队农机站统一经营调度。农机站还助生产队修理农机,培训机修人材。现在已经做到小病小修不出队,中修保养在大队。他们在近两年还新建农机保养仓库十八间,平莳帮助生产队做好手扶拖拉机等主要农业机械的保养维修,使用时由各队取回。这样就改变了过去那种“用时想到机器,不用乱丢一气”的现象,既提高了使用效率,文节约了修理费三分之一以上。、氵七、建造了一批猎糊。过去这个大队养猪不多。一九七三年起,大队补助生产队新建猪糊宝十四间。建脚时,由大队统一规划,将儿个队的猪椰连接一起,以便于交流经验,相耳促进。一九七西年全大队实现了广每亩地一头猪。
八扩犬了一个卫生室。现在,大队不仅为合作医疗盖起了新的卫生室,亦起子有玉张病抹的简易病房,充实了化验设备和药物,而且犬队卫生室和生产队过生员相结合,积极并展除害灭病活动,深受杜员欢迎。:
::“向阳大队根据篇要和可能,因时因地制宜地办了以上八件事,宋仗壮犬了关队一级的集体经济,而且增避了大队对生产队特别是穷队发展集体经济的支持。由于大队建立予植保、育秤等专业队伍,并和生产机的有关专业人员相结合,使生产大队对生产队的领导更具体、更有效了,间时也帮助社员进一步增强了集体姚念。这就为以队为基甜的集体经济遂步尚高级阶段过菠一步一步地去创造必要的思想和物质条件。
过去,这个大队的各生严队之间,先进与后进的差距很大。以一九七一年为例,粮食常年亩产最高和锻低相差三首八十六斤,社员集体分配收入相差四牛七元。夫队党支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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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照毛主席提出的要“使全体农村人民共同富裕起来”的教导,认真帮助后进队改变面貌,逐步赶上先进。他们首先帮助后进队端正路线,`批判资本主义倾向,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如青石桥生产队一度资本主义邪气上升,不少人热衷于搞自留地和家庭副业,集体生产搞得不好,是有名的后进队。后来,大队党支部深入这个队进行党的基本路线教育,发动社员群众开展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并且帮助他们调整了领导班子。从此,社员群众社会主义积极性大大高涨,一九七四年粮食产量比上一年增加三万多斤,今年夏熟又增产八千斤,开始进入了先进行列。对于生产条件确实很差的后进队,大队党支部一面教育这些队发扬自力更生改变面貌的革命精神,同时给以必要的物质支授。如马家生产队高元地多,土质贫瘠,生产比较落后,大队一面补助一千六百元帮助他们建造猪棚,支持他们多养猪,多积肥,一面帮助他们发动群众,作出规划,改造高亢地。去年三秋一结束,就大卡苦千,平整土地六十亩,使全队三百亩耕地蒌本上建成可以水旱轮作、旱涉保收的园田化农田。今年夏熟,这个队比去年增产一万多斤,开始出现了新的面貌。贫下中农高兴地说:“大集体有了力量,生产队更能快上”,“现在不但个人离不开集体,就是小集体也离不并犬集体了。”
在大队统一规划下进行农田基本建设等工作中,有的生产队往往由于受益少,甚牵要暂时遵受损失,思想阻力较大。大队党支部认识到,要处理好生产队之间的相互关系,除了认真落实现阶段农村各项政策以外,.更加重要的是,要用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武装群焱,要象犬寨大队那样用马列主义毛浑东思想教育农民发扬爱国家、爱集体的共产主义风格,不断改造小农思想。今年二月,大队规划要改造“九曲十八弯,行船排涉难”的姚家浜,这项工程完成后,有三个生产队可以受益。:但新河道要穿过龙里生产队,而对这个队来说,·不仅受益少,而且还要影响十六亩耕地。为了说服教育这个生产队的干部和社员自觉支持这一工程,大队党支部深入下去,组织大家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宜传大队远段规划,宜传社会主义集体主义思想。使大家认识到,“一队红,红一点,队队,红一片中,其有在大队以至更大范围内根本改善生产条件,才能缩小贫富之间的差距,走共同富裕的道降。社员社会主义觉循一提高,充分发扬了龙江风格,积极投入了开河战斗。与此同时,大队世根据互助互利的精神,对这个队因开河造成的损失,给以必要的补助,并优先分配肥料,帮助他们及时平整土地,改良土壤!
感云,现在,向阳大队党支部正在前一阶段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基础上,:检查总结工行6:他们决心进一步以理论学习为纲,坚持无产阶级专改下的继续革命,认真学习大赛的
根本经验,把大队一级的集体经济办得更好,使人民公社集体经济更州巩面发展:
中共嘉定县委调查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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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队工业必须贯彻以农业为基础的方针
亭子大队党支部
·队办工业应该面向城市还是面向农村?我们大队从办起工业的那一天起,在这个问题上,始终存在着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
一九七⊙年的一天,我们大队有几个社员焦急地对大队党支部书记说,“现在兄弟大队都在办工厂,我伲大队这样穷,为啥不多花点精力也去钻钻门路赚点钱晚?”我们亭子大队,当时确实是上海县社行公社申比较穷的大队之一。为了打好农业翻身仗,我们正在研究采取措施,其中重要的一条,就是努力发展队办企业。但是,这儿个社员的话,却引起了我们党支部的思索:“钻门路嫌钱,这是队办企业的目的么?”通过反复讨论,我们认识到:队亦企业应当发展,但办企业的目的性必须端正。于是,我们组织全体社员学习毛主席光辉的《五·七指示》,明确了一个思想:人民公社要以农业为主,有条件的时候可以办些小工仁,在队办企业中始终要贯彻以农业为基础的方针,坚持以工支农、以工养衣,:决不能重工轻农转了向。·
正是在这样的思想指导下,我们亭子大队的队办企业近儿年来有了较快的发展。一九
七○年,大队企业只有农副产品加工组、缝纫组和畜牧场三项,现在,已有了农机其修配组
(包括竹、木、白铁修理)、抛光F以及房屋修建组。队办企业的人数从一九七○年的十五
人增至九十八人,占全大队总劳力的百分之十四点七。企业提供的积累,一九七◎年为一干零五十八元,一九七四年为十万零一千元,增长了近百倍。与此同时,我们大队的农业生产也得到了显著的发展,产置年年上升。一九七四年,粮食常年亩产达到三手零十一斤,棉花亩产一百四十五斤,油菜籽亩产三百五十斤,养猪每亩地平均一点一五头,出现了工农业生产齐飞跃的局面。
我们大队在大办工业过程中,是怎样坚持以农业为基础的方针的呢?
第一,在劳动力安排上,保证以农业为基础。大队党支部始懿把主要精力放在抓好衣业生产第一线。平时,除一个支委分管企业外,其他六个卖委金部扑在农业上到了农忙季节,分工抓企业的支委就负责全大队农机的调度和机耕质墩的检查,确保农业第一线。,”为了发展大队工业,人员就要相应增地。安排哪些人进队办工业呢?有人曾提出,工业要办好,就要保证足够数量的骨于力量,应该多安排儿个党员。也有人提出,犬队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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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应多照顾一点干部家属,使干部能安心于农业生产。大队党支部经过讨论研究,有力地抵制了这种议论。我们认为,办好工业是要有骨干力量,但更寤要保证农业第一线有足够的骨干力量。因此我们始终把好人员关。到宜前为止,全大队三十五名党员中,只有五名年龄较大、体力较差的安排在大队工业,其余三十名党员都扑在第一线大办农业。干部家属要不要照顾?我们认为,千部的权力是贫下中浓给的,绝对不应该有什么特权,更不应该把企业搞成“家属工广”。干部家属可以进企业,但一定要同社员群众一样,按照条件,由贫下中农推荐,经党支部审批,不得有半点特殊化。为了防止干部犒特殊化,党支部成员以身作则,首先动员自己的家属安心战斗在农业第一线。如支部书记计永芳,副书记注信礼,分工负贲企业工作的支委李国正,每家都有三个小孩,经济有些困难,家属本来就有条件进企业,但他们都反复做好家属工作,至今都没有一个家属进队办厂的。全大队每两户贫下中农中,有一人进队办企业,而全大队四十八名干部,自当上干部以来,只有十一名家属由贫下中农推荐进了企业,仅占干部人数的四分之二。社员群众反映说:“我伲大队于部这个头就是带得好!”
第二,在积累的使用上,有利于农业为基础。我们大队从一九七○年到一九七四年,共积裹资金二十八万五千元。尽管如此,我们在发展企业时仍始终坚持土法上马,因陋就简,从不轻易购置设备。五年来,在用去的二牛万三千元中,有干四万五千元用手发展农业生产;甘使用资金的百分之七十二。凭惜这笔资金,筑成地下渠道三点五公里,改装低重电线二点五公里,·建造拖拉机桥两座、畜牧场二十七间、养鸡房五间、饲料加工房五间、德配组和拖拉机房四间,还购买中型箍拉机一台、小拖拉机九台、箱秧机七合、收割机满合、机动喷雾机十一台、泥浆菉十治、锥式脱粒机六台。这些农业机械,有力地促进
了农业生产的发展。全大队的粮食三熟制一九七O年占百分之六十,到一九七四年,除
秧田面积外,全部实行三熟制。社员群众高兴地说,没有这么多的农业机械,要全面种
三熟制就不可能。`因为有了七合插秧机,今年后季稻机器插秧的面积达到了百分之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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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在服务方向上,着眼于以农业为基础。我们的队办企业,首先抓的是为农业服务的项目,大摘支农产品。自一九七○年办起修配组以来,不断扩大修配项百,除了修理袋机具以外,还修理竹木农具,不断充实修配力盘,加强对农机的维修、保养和推广使用。我们努力提高农机修理水平。现准,大拖拉机中修、小拖拉机大修基本上都前自已解夹。我行还为每个生产以培莽宁一名农机修理人员。今年“三夏期间,犬小据拉机修理费比去年降低一半多,而效率提高了百分之二十六。大队修建组坚持为社员服等,从去车开始实行为杜喷难房不吃酒肉饭。农副产品加工广在农忙时将加工成喆送到社员家里,…。
此外,为了防止企业人员特殊化,大队党支部不断坩强以农业为基随的毂育。企业人员在农忙季节画生产以劳动,分配水平基本上和务农社贵一样。我们亭芋大队由宁在队办工业间题上把准了方向,坚持贯御以农业为基融的方针,使得队办企业成为促进农业生产发展的得力咽素为建设社会圭义新农村作出了重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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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技术落的行业实现了窗动化
一上海玻璃瓶行业技术改造的调查
上海的玻璃瓶行业,现有十个小厂,二千个职缸。以前,这个符业从料场、司炉脚瓶,到检验、包装,整个坐严过程郡塘手上槳恨费动嵹度蔺,生产数率低制瓶工人成天围着炉辛,冒着蒿狼,一个班要不;地重食做九手次劲作,其是“头点手劲洋身摇,十个措头烫满泡,送瓶全靠两腿跑,劳动强度实在高”。无产阶蛾芰化头華命以来,.他付坚持依靠群众;自为筻生,大搞技术革新和技米政造,做到筚年有華新,儿年一夫羹”。到现在,全行业的主要生严过程已经美现了鱼严自贵化,劳动条件显著改普,生严效苹成倍提高。=
九比四年与一九六宝年相出,全行业的制瓶操作正人从一于宝百人减为四四十人,而瓶字产蠻峡二方八予吨增加到五方九干吨,全员劳动坐产率提高了满倍,罅制瓶定人的華均劳剥垡严拳提衙了六点=一僧。:
玻璃瓶府业生产的瓶芋,拱应着医费、食品艾教、目用化按晶等方面的籍要。随着这些部生产的发展,瓶芋的生兴越莱越跟不止密要的增艳6,一北六五年,郎这个行业着手进行全面技米逖造的那一年,,食品罐头瓶为例,坐产能力其及裙要盛的百分之四卡,正人经常加斑樊曲,.仍然摆揽术了粳动局面。怎群变被动为主劫呢款·根本出路在手快技术改造的步伐,改变手工操作的落后状态。有人认为,技术改造是“远水救不了近火”,“生“产棰务重,没有时间搞接眔方继差,没有杀件廿6其興,趣符裁米政造,眷时来着,要抽调一些人并首用一些加玉提备,对完眼当前丝产在务有一是影响但是末下决心搞
。绿找术做氆;术舍得这暂时的色类*,就設有长运的更光的得”。:毪并展技宋政指的过
中,这木狩业的职工回顾子一九茁八年尖铁迸电开展楼术革新运封的经晦。=一九菲八年前因为崔产装米水驴蒋肩,芳动缭件辈,生洪不能满恳陪要,整窄符亚进一直没有接脱稷剥武。尖豌递以崩玻璃孤式人褂发图藏陆续就制成湖事拌料机、送瓶机菲牌桃和枭机懒佬的制瓶机,使坐产效摔“簸提燕了首分之五中取得了可喜的成锻世跳崔如果不进
一从根苯北敢鸡落岸镋:光龌班加煮,生产上的腿封局画政术了,群获的积椴桎逡套受矬伤当毓争些同群众想到了一块广犬辩获的热殺性就分拥澍超来了。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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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群众一起,制订了全行业的技术改造规划,决定先集中力量抵自动化的制瓶机,以解决整个瓶子生产的关健问题。'为了克服技术改造和完成生产任务的矛盾;他们采取了这样几种做法,群众性的小改小革,在业余时间搞;重大技术改造项目,同工人群众商蛩,从生产岗位上抽调人来搞,实行“三人生产二人挑,抽出一人搞改造”,新设备要安装、试用时,尽量做到不停产、少停产,坚持边生产、边改造。群众一经发动,许多问题也好办了。如刚试制成功的自动制瓶机试车时,寤要拆除手工操作机,如果一次试车不成功,就会彪响生产。机修工人和制瓶工人紧密配合,尽量把试车时间放在夜班生产任务较空时进行。·遇到自动机试车影响这一班产量的时候,下一班工人就加把劲把脱下的任务补上去。:这样,在整个新设备试车过程中,生产任务也保证完成,做到了“生产、改造两不误”。到一九七
二年,全行业都用上了自行设计制造的自动制瓶机,初步实现了生产自动化,生产效率又提高一、二倍,整个行业的生产就主动得多了。
玻璃瓶行业在技术改造中,陆续采用了不少具有先进水平的新技术、新设备。他们的经验告诉我们,要使新技术、新设备很快能够在生产上用得上,并且在整个行业推得开,一定要依靠群众走自已发展技术的道路。
,·这个行业原来有两个厂装有五十年代进口的自动制瓶机。在进行全行业技术改造的时候,有人主张照现成的洋机器仿造。一批给各厂就行了。可是,当一台仿造的机器拿到一家瓶子厂去试用时,由于厂房小,机器大,不仅要掘地、拆屋顶,而且这种机器要配备较多的辅助设备,经常的机修工作量很繁重,小厂峡少这种条件,群众都说用这种机器真是“小庙请进大菩萨”,服侍不起。这件事情给了大家深刻的教育,认识到:任何事物都离不开一定的具体条件。由于上海的玻璃瓶厂大多是从弄堂小厂裁并改合后建立起来的,原有的广房小、设备差,机修力量不足,搞技术改造不能不从这个实际情况出发。对外国的机器,先迸的技术,要认真学习,作为借鉴但对其落后的、不合理的方面,则应该扬弃。一定要洋为中用,从本行业的具体条件出发,走自已发展生产技术的路子,而决不能脱离实际,服搬照抄。
通过总结经验,他们就发动群众,组织工人、技术人员和干部的“三结合”调查组,深入全行业各制瓶厂,对现有的机器设备,土的、洋的,以及机械化、自动化程度较离和较低的,都一一进行了调查、对比,听取操作工人对这些机器的反映和改进意见,加以综合分析诹长补短,分别设计出了采用气压和液压两种不同的自动制瓶机,然后造出样机;拿到工人群众中去评议。这两种机器体积小,通用性强,可用于生产多种品种,适宜于小型瓶子广使用而组造价低辅助设备少。如气压自动机连同辅助设备在内,造价不到三方元,仪为进国洋机价格的十六分之÷。玉人看了这两种自己设计的机器都很高兴,说,“这才问当户对了。经过一段时期的试用后,又组织工人总结经验,取长补短,在这两种机器的基础上,进一步制造了一种2心型液压自动制瓶机。由手这种新型机器是经过群众反复总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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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用之后定型的,·有比较广泛的群众基础,因此,在全行业普遍推广也就比较顺利。:在实现电子化的过程中,他们也同样坚持从本行业现有的物质条件和工人实际技术水平出发,简易入手,土法上马,先搞单机程控;当工人比较熟悉了技术性能,操作比较熟练以后,再搞联动群控。而且每采用一种新技术,都是先在一个或少数几个工厂中试验,成熟一个,推广一批。
,在依靠群众大搞技术改造中,领导者的贲任是要善于组织群众的积极性,使之发挥更~大的作用,以收更大的效果。
首先,正确处理生产前方和技术后方的关系,切实加强技术后方的工作。·过去,玻璃瓶工厂大多是“烂泥地上破竹棚”,设备简陋,机修要求不高。随着技术革新和技术改造的开展,越来越感到没有一支相适应的技术后方力昼,不能保证生产前方设备的维修和进步改造,也会影响前方的生产。技术后方孺要的力量哪里来呢?他们除了坚持不用后方力量搞日常生产外,相反,采取了“抽前补后”的办法,加强后方建设。当技术改造上马的时候,后方力童不足,就尽可能从生产前方挤。从跟前看,生产前方的力蛩削弱了一些,但到技术改造项目实现后,生产技术水平提高了,就是对生产前方最有效的支持。他们在实践中体会到,技术后方和生产前方也是对立的统一。前方支授后方,后方搞出新技术就支援了前方,前方因此而可以节省更多的力盘进一步充实后方,两者之闻是相互支援、相互促进的。这个行业用这种办法,儿个循环下来,后方力量加强了,前方生产上去了。·目前,这个行业除了有专门负贲本行业设备维修和新设备制造的“大后方”一一玻璃机模厂等以外,十个瓶子厂都有一个为本广设备维修和技术革新、技术改造服务的“小后方”。十个技术后方的人员,现在比文化大革命前增加了一点二倍,后方人员占全部职工的比例,从百分之六点二提高到百分之十五点八。这支队伍在金行业实现自动化和电子化过程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至于技术后方所需要的设备,除了少数是公司分配的以外,绝大多数是各工人自已动手造,自已武装自已。这些设备一般都是在技术改造过程中,根据实际需要搞的土设备。如机模广现有八十多台设备中,约有百分之九十是自己造的。其次,处理好新技术的背及和提高的关系,搁好群众性的科学技术研究远作。玻璃瓶行业在一九七二年实现自动化以后一九七四年开始,经过不到一年的时间,又进一步实现了主要工序的电子化。.但是,在他们搞电子化的过程中,又面临了一介新问题,即大多数工人的技术水平与采用的新技术、新设备不相适应,特别是当设备发生故障、需要调整修理时,矛盾就更突出。这个问趣不解决,新设备不能充分发挥其优越性,生产不能很快上去,群众的积极性会受影响,新技术的成果也不能巩固、发展。为了进一步推动群众性技术革新不断向前,就有一个大力普及群众性的技术教育问题,这也是技术革新和技术改造卫作走群众路线的一个重要内容。因此,他们就发动群众大破电子神秘论,夫摘电子技术普及工作。制瓶九一党支部积极支持工人要求掌摇电子技术的强烈遮垫,一面寿计划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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铲光电学按备试制小组成员,一面采用能者为师的协钱,销学挝电宇基本知识的人当救师,亦起了电学我术业余圳绨斑。公司也专门办了电手技米圳蟒班,为各广培圳技米骨辛。这样遗苹边学,许多工人从不懂到懂,较快地学到了一定的电子技术。一年多来,十个瓶子厂陆续投产使用的六十多合电子控制设备,都是工人群众在有关部门热情帮助下试制安装的。有的厂已经在技术革新的实践中,逐步形成一支群众性的科学技米研究队住。瓶字中广三个士人和个技术人员,从一九七三年下半年开始,先是负贵试制第一台电子自动控制箱,又继续从事自动检验、·自动控制热工仪表的研制和原有革新或的究面、提藏上作。满年多莱,他行的技米水平不断提高,成了尸里不脱产的技术研究人员。现的词题是,如何有意识地培养提商邃支群众性的技米研究队伍,使他们既不脱离劳动,不聪离坐产实际,不脱离群众,义能够有一定的时间和条仲坚持搞技术研究工作。通过学钧毛主席关宇選论间题、反修防修的指示,鈹璃瓶行业广大竿部和亡人群众进
一步认识到,普及技术,趋王人阶线甘领技术阵地,是缩小三大差别,巩固羌严阶绒专域的钱路任秀。脖别是崔推广电子技术申曾发生这样一些情悦,更加引起宁犬家的警惕。由宇负费试制和应崩新技米新设备的人,并始时总是少数,·他们在本争实践申技术水平提蒿较快,·一三正尸申用新技米、新设备代潜原来的手工操作时,过去的操作熟鳞工人《他们原来是生严上的骨干),夜而变得对生产技术不熟练了。在这种情祝卞,一定要中分注意寒想或治载育。如果兵抓技米,不抓投术领域的思想斗争,一些不度俄尚就会糍长起来有些人攀堪了新技术,就商头一等,甚至向党伸手,争地位;争得遇。要清地认“谟到,无产阶敏文化夫举箭中,我们批判了技术第一、专家治广的修菲主义降线,但两水阶级、两条潞线的斗争怅然春在,·资产阶线述会继续散希“技未私有等瘸栲崽想来腐蚀大预,似此莱扩夫三犬差别,护犬赞产价毁法校,杭解社会主义经饶叁础。因此,我付要券限制资严阶峨法权吏摊台觉地普及找术知识,·为王火冲酸旧的杜会分于的粜缚积极创避笨伴。在这个思想指导下,我璃瓶行业土人业余技米教衔有了新的发展。自前,许多工厂已先后举苏了各种形式的电学牧术抓鲽班。割瓶半广还举办宁“七·二工人电学夫弹,划在三年肉对全广户定人进行技术轮圳,使每个士人遂步地做到“四会”一一会德、会用会造、会装。
玻璃瓶柠业的技米革新、技术设造工作;筋最然述术够完眷:宋够执面,特圳是校验包钱宝岸述没有撫脱羊卫操作的落肩状税,但是,貝要他们坚持在毛圭席革命略线的轨道韭前灘,垡券全心全意地依靠正人阶级,傑特那么一胺蓟;那么心种革御精神,他府就是能酸不断攀登新的我未商峰,怆一定龍够为奕豌造就工人阶峨裘夫搜术猷住瘗个佛铁战路耳标养取得新的成绒。
(本判花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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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造老设备·侧出新水
上海第牛二棉纺织广革命委员会
我们厂是个有五中多年历史的老厂,从前纺到织布,火都是声十年代的老爷”。设备旧,型号杂,驼程快,激率低;捞动强度也高。人民带要的增长,要求我们术断提商鲂织品的产继,护大品种。可是,落后的设备却拖住了后腮。广犬工人对技术改造有烈韵愿望,他侧说:“犬庆能荒滩上钟出大油阳,大案能在山坡上种出好庄稼,递道我们就不能叫三十年代的老设备达到七十年代的新水平个”
老设备能尔能在进行战术嗖造后获得新生?这个问题并始是有争论的。有些同志艳老波备当作状,基“老设备旧机器,潜力挖得差不多了,胡桃莞里榨不出油”。也有的同志满是于总有的成饿,只想修修补补,得过且过。:因此,在老按备数指的问题上,荐在着不断革新还是因循守旧两种思想的斗争。针对这种梢祝我们卑尖家坚持一分为三的辩正期点,批判形而上学的带误思想6鸟克思说:“所宥发达的机器都由罗个举藏上不同的部纤组成:发动机,:传动机构,工具机或工作机”。.以我们纺纱机器来说,也是曲传动部分举伸部分和成形部分构成的。这三个部分是相宜关联文相互区别的。所谓老投备,钟不等于设备的所有部分都不管用了,.有些老设备的某些部分要淘然,但其他部分述可以用,如果把海汰掉拊部分来个革新,說可以使老设备达到新水平。我们发动群众树老设备进行解削,发现除少数鞭各要金部更新外,犬林上有兰种情虎一种是失部分骏聲已不适应髙速、高效的要,但机身等铸件苤可继缕使用一种是花传對、牮伸和成彩部分中有一些盖要部件需要跋造,但其他诈多部件仍可利用,:还有一种基原有被备盛过群众多次改革后,产麾已不亚于新漤备,但不能适应提商产晶质童、降低劳动强度或带约用电的要求,需要适当增添若干自动装置,才能够使它提高效率。这辯一分析,使犬家琪体地看到了旧设备有向商效碎转松的巨大可能性。只要我们抱着积极的态度,狠抓技术改造正作,就句以“由尽可能少的价值,创造出尽可能多的使用,价值按”,取得花俄少、收效快的戚果。一·一
要政老企业,就要尽量采用新牧术,新工艺新战备。这些新的东西从哪里来实化大革命前,我们哦峭己韺艺技术为镫,能巅火来帮锄我村改道,等符国家分廊新设备来武装掏爸或智只箍少数技术人贵失超门莱“出点子,换花样”生搬碑莓外国的东闺曲手不运合本生产发展的实际要,藏锴没有发动广大辩众“起媒瓶五以致有缅薪找
术,新E若新设备快期过不了关有的即使接米上斑了关地不能菇速箍广。我们总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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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的经验教训,放手发动群众,组织工人、干部和技术人员三结合,机修、保全保养和操作工人三结合,使用单位、制造单位和科研单位三纬合,使技术改造取得了较好的效果。广大群众有改变落后面貌的愿望,又熟悉每·一道工序、每一台设备上的薄弱环节,因而摘起小改小革来,针对性强,见效快。许多新技术、新工艺、新设备,在群众性小改小革的基础上配套成龙,既切合本厂的实际,搞起来也快。精梳机的改造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为了适应化纤织物的发展,原有的精梳机不论在产量和质量上都不能满足需要,怎么办?是搞扩建、增加精梳机,还是向原有设备挖潜力?.光依赖搞扩建,厂内既无场地,国家一下子也供应不了那么多设备。于是,工人们从老设备上挖潜力,在工艺、设备上搞小改小革,产盘一下子增加了百分之十五到二十。但是,再提商上去就有困难,籍要改变精杭机设计,从结构上开刀。'我们和第一纺织机械一等单位的技术人员和工人组织了攻关小组,经过一百多次试验,终于使精梳机的生产效率又猛增百分之三十以上。.精梳机生产效率提高了,又带来新的矛盾:操作工人的劳动强度大大增加,女工剥棉次数从原来三次增加到五次。·保全保养工人在操作工人的配合下,又进一步搞了空气吸棉代替人工剥棉等革新;使得精梳机不断完善,受到工人的欢迎。原有的四十二台设备全面改造后,等于新增加了十六台精梳机,为国家节约投资二十五万元,每年增产的精梳涤棉纱,可以做的确良卡其服装五
十五万套。最近,又在这个基础上,·由第一纺织机械厂自行设计、自行制造了一台赶超世界先进水平的高产精梳机,产量可以再提高百分之四十。这些新技术、新工艺、新设备,都是在发动广大群众小改小革的基础上逐步提高取得的。
在总结群众性小改小革经验时,.我们也批判地学习和吸取了外国的先进技术。,我的广的主要设备是老式细纱机,经过多年的改造,车速不断加快,每分钟达到了一万八千转。但是,纱管的容量没有变,都是“小成形”,转速快,断头多,生产工人不能看太多的锭子;所以,产量虽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却不高。对照一些资本主义国家的机器,虽然车速低产量低,但是纱管容量大,劳动生产率比较高。广大工人和技术人员避服毛主席关于“吸收那些用得卷的东西,拒绝那些用不着的东西,增加那些自己所特有的东西”的教导,破除迷信解旅思想,对国外采用“低速度,大成形”的技术作了具体分析,吸收了它“大成形?的合理的部分,保持我们自己高速度的特长,来个两全其美。:工人们坚持了几年,反复试验,不断改进从一个工序到近十个工序,全面推开。仅仅这一项,全厂就节约了三百七十多个劳动力,做到了增产不增人,增产又减人。
张靠自已的力量搞技术做造,往往会遇到生产任务紧:人手不定的困难。这也要具体分桥。技术改造要抽调一老的人为,有可能影响当前的生产。但技术改造工作抓上去后,又能促进生产的飞联发展。问题是在领导工作上要全面安排,充分发挥广大工火群众的积极性,做到两手抓,相互促进。:我们根据当前生产的箭要和可能,分期分批地进行改道。这部芬设备进行政造,原来的生产任务就由其他设备上的工人大家来承担。工火同志说得好:“在技术改造上多花力气、多流汗,才能使生产结犬果。”他们采取加快车速、·多看桃省等各种办法,努力挖掘潜为,尽=一切可能增加生产。有些技术改造项目工程量犬、牵涉面房,我的在一段时间里,集中全车间以至全一的人力、物力摘会战,为求全所、速决。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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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要改造一批十五台梳棉机,器要八个月时间,现在只需四个月就完成了。对于一些工程量办的项泪,则结合日常的设备维修工作一道进行,以减少停合时间。这样敏了,不仅技术改造工作一批批上马了,而且各个季度和全年的生产计划也按时完成了。
·我们纺织厂的特点是多工序多机台的大流程生产。过去我们搞技术改造,是“烂泥萝卜揩一段吃一段”,搞“天女散花”,缺少一个通盘打算,往往一个单项设备的效率很高,但由于没有配套成龙,仍然形成不了综合生产能力,实效不大。文化大革命以来,我们总结群众中有成效的技术革新项目,确定以“发展品种,提高质量,提高劳动生产率,降低劳动强度,降低消耗”作为目标,以“高效能,短流程,大成形,自动化,新材料”作为技术发展方向,狠抓配套成龙,把群众提出来的“挡车不用走,落纱不用手,搬运不用肩,上浆不用粮”等两百多个革新项目,分别轻重缓急,制订出了技术改造规划。一九七二年,规划了布机的改造,一九七三年,规划了精梳机的改造;一九七四年,又规划了布机和细纱坐车以及运输流水线的改造。有了规划同没有规划大不一样,它使我们明确了奋斗目标,树立了长期作战的思想,看准了一个改造项目后,就发动群众,坚持抓下去,一年、二年、三年,一步不放,一抓到底,直到规划实现为止,直到在生产上推广运用为止。象梳棉机,是一个象坦克那样大的家伙,速度慢;效率低,飞花多,工人提出一定要革这个“乌龟壳”的命,口号是:“改造梳棉夺离产,移走车间云雾山,奋战三年改面貌,定叫老机换新颜”。我们组织全厂力暹,分了十四期工程,花了三年多时间,改造了梳棉机,产盘提高了一倍。原来需要四百翠四台,现在只要一百七十二台就够了,车间的含尘量也降低到五毫克以下,大大政普了劳动条件。.,
生产要年年有增长,技术改造要年年出成果,没有一定的技术后方力量,是叫不应、打不上的。'过去,我们的机动车闻只有几部老爷机床,只能修修补补,不能适应目前的状况。文化大革命以来:我们打破了纺织厂只能修理机器、不能制造机器的框框,自已动手来武装自己。·同时,我们还通过技术革新挖潜力,把生产第一线上节约下的劳动力,充实到后方去发展机修力量。目前,我广机动车间的机修力量,比一九六五年增长了百分之三十
四,专用机床也增长了百分之三十六。技术后方力量加强了,技术改造的工作量也此一九
六五年增长了一倍多,维修设备的自给率从百分之三十提高到百分之七十以上。
:,现在,我们厂全部老设备都经过了程度不同的改造,高速化、连续化、夫成形等新技术忌广泛应用,使老企业的面貌发生了新的变化。一九七四年与一九六五年相化,生产玉人减少有分之十二点五,设备台数减少近百分之二十,而生产总产植增长面分之四十二,棉纱增长百分之卡三,劳动生产率增长百分之四十,上缴利润增长一倍多。·近三年来,棉布灭库户等品率达到百分之九十七点四以上。我们决心继续以党的基本路线为纲,再接再厉,在老厂技术改造上进一步向“四化”(即手工操作机械化、高速高效连续化、电子控制自动化卷装大容量化)和“四新”《即新技术、新工艺、新设备新材料)的方向进军,努为全面超额完成今年的国家计划而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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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评
自力更生的精神是传家宝
影片《第二个春天》、《战船台》观屙感
高义龙
我们祖国有着漫安的海岸线和辽阔的海域,但多少年来,却只见帝国主义的军舰和船奥我竹的海祥上横行。新中国成立肩,中国人民做了国家的主人。然而,由乎刘少奇林彪倦金生义路线的竿扰和破环,要造出我们自已的军舰、自已的道轮,仍要经过艰三的
斗争。在影片《第个春夫》和K战船台》中,我们可以看到:·圃绕要不要坚持袖立自主、
自力更生道路的问题,两个阶级、两条路线、两种思想的斗争是何等激烈,壁垒艾是何等
务明靴
《第二个春夫》一开始,我阃自行设计的新型舰艇“海屡”试脸失败了。一声爆炸,使原先隐藏的茅盾一下子激化炮来。“出路在娜里?不同的阶毁陆此作出了不同的过答。'金人阶缀的态度是僻明的。他们不怕挫折和失数,坚定地矩自为更生的道路。打卡
四岁就给北弹水师修机器的老梁,从半个世纪的生活经历中深切感受到我们,画家必须自这造出好军舰的重要性。他人鼠岂退休了,但整个心还是扑在“海邂”上管理主机的夏长发,受了伤仍然一心儒记着“海鹰,为了让“海鹰”飞超来;他情意“多吃苦”,废寝忘管地寻我起火隙因,研究解茯方法。图为他懂得这不仗佼是一条船的问题,而是类系着走什么道路的问题。`党狼来的工委书斌冯涛,.一来到船广使深入到士人群众中去。他集中了全广正人群众的智搬和感望,把造不迨“海鹰”的问题同国际和国内的阶级斗争联系超来,进逸步提高了户大群众对独立白主、自力更生的认拱,坡舞大家“总结经险再干”。犸涛作为兰个领导羊都棹别莲意“地好方询”,抓好路线,带领工人和技术人员克服了重重困摊,夺得了庭利。
海鹰中超火凝娘,对蜘拱分学更是严垓的考验。独立自生、自力更生的道路究凳述要不要走下去晚?有会种不同的态度:
香年技术人员刘之茵代表卷革命知识分子的态度。她设有因为暂时的挫拆而丧失信心,在冯铸的启发教育下,努力走与工人群众相结合的道路为摆脱依赖外国、迅落发展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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弓舰艇体系而作了贡献。
老专家刘闫强代表着另一种知识分予。他爱国,想“自强”,不概限鹿外国人的尾股后面团团转。然而,他埋头书本,脱离实际,脱离群众,坞就看不到海避飞起来的道路。从鸦片俄争以来,许多有爱国心的知识分子曾绵寻找越、试验过这样的“自强”的道路。但都失败了,历史宜告了此路不通。怎么办?办法只有一条,就是按照冯海说的:离开现成的道路”,到群众中去,“你会在他们身上吸取到无穷乖尽的力量。”
总工程师潘文代表着知识分子中的右翼。他颀圃地坚持资产阶级立扬,奴颜婢藤地拜倒在外国人脚下。从一开始,他就反对自力更生道“海鹰”,认为中国人自已是无腾粪出自已的舰艇来的因而听到4海魔”起火的消息,便不禁眉飞色舞、幸灾乐祸地叫嚷:年海鹰完了,就在飞鱼上找出路。”他要找的“出路:实际上是实现个人野心的出路使中国沦为殖民地的出路。他不仪把自已的命运拴在外国人的身上,并且蒺图招中国的审运也铨在外国人的身上,这就难兔处处感到与党,与社会主义格格不入。由尝祥端外进一步堕落到叛逆卖画,其间原来就没有什么湾沟之隔。他在最后龙上叛厨的道路是不奇怪的。严长齐大同与上述这些人不同。,培个曾经经过革命越火锻懒的老干部,热爱祖国地热爱觉。.俱是,由手他在担任领导职后效凇了学夏,政治不抽帅,祭月埋头在事务推县,看起来辛辛苦苦,忙忙碌碌,实际上却根本分不清路线上的大是大非。他在王作中雕钉予后,没有能正确地吸取教训,而是被前进中的困雅吓倒了,越资产阶级的所拥“技术”吓唬住了,.被外国人的“水平”吓唬住了。4海鹰?起火,他连起火的原困都添准找,便下令“丢下”。附和着潘文的调子,要在外国的4飞鱼”上找“出降”。齐大闻“丢下的仅仅悬,条“海鹰”吗?不,他丢掉的是中国共产常人的革命精神。他找的出路”:是条修事义的道路。因此,从一开始他就不能不同冯誨产生尖锐的矛盾。
冯涛守帘大同的矛盾,不在要不要外趣,警不要引进国外的先进楼术。:冯海的漆度很朋确:“我们不区对挾术引港,但不能把出路建立在外国人的身上,我纳要蜂持自力更生。”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就是要相信自画的力露,依指自旦的贤力,把命运操龚自旦的手里。人民群众中蕴藏着无穷的创造力,只要在一条正确路线的指引下团结起来,就熊逐拉
克服种种国雅,创造典人闻奇恋。引薄国外的某些先漤技术,也只有在坚持国宗电视的前提下批判地进行猎鉴,.才能基到一作用。帝屑主义现代修正主义是换不会寒@实藏地来帮助我们建设社会圭义的。外国资杰家同我们做集意,是为了赚钱:構以解墩自国的危机,现代修正主义卖锥我们东西,·是妾图从政治上控脚我们,迫使我们跟春他例的指挥稀团团钱。你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噶则吗?他就撕食闻、擀专家,什名串郦无耻的勾当都示得出来。浦看那个潘文,总觉得月毫是外国的圆,东酒是外国的好,项礼膜拜,率普神明。当技术员告拆他图纸上有三个数据对不上号时,他窘也不看就咄昢趯人地训斥道“国外图纸会有闻题?您这是什台思想?人家赫实斯蒌参家的水平设有你高?”,“对厨外技术,我们婴端正态度在潘文在流的身上,險了奴颜御娜骨产外,什么都洪有了连海码的受闻心簧族自尊心全都绮抛掉了。:齐犬间呢手眼里头月有潘实而婆有正人群:拜倒海外国技术这祧及其级本的面前:叁上了极其疸脸的道降:再然,蕹关间累国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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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文卖国,齐大同爱党而潘文反党,这是有原则区别的。但由于齐大同分不清路线,辨别不示是非,在思想上完全成了潘文的俘虏,纬果尽管主观上想爱国而客观上却同潘文混到
一起去了,这是个悲剧。革命的人们应当认真地记取这个教训。
潘文在攻击独立自主、自力更生道路的时候,口口声声“尊重科学”,不能“狂热蛮干”。齐大同也跟着随声附和。对这个问题,我们必须进行分析。
无产阶级是最尊重科学的。科学的态度就是实事求是,·就是尊重事物所固有的客观规律。·刘之茵、夏长发为了寻找“海鹰”起火的原因,认真调查研究,一个一个零部件进行仔细检查,严肃认真,一丝不苟。这才是真正的尊重科学的态度。潘文则不同。他用“科学”来吓唬群众;压制群众。这是种什么科学呢?这是资产阶级的伪科学。齐大同上了科学骗子潘文的当,也跟在后面叫嚷什么要讲究“科学”。其实,这些讲科学的人是最不讲科学的。在讨论查“海鹰”起火原因时,潘文振振有词地算了一笔账,结论是起码三年,表面上是够科学的了。但刘之茵驳得好:.“机舱起火难道连船头的锚链也要翻一遍吗?”:夏长发驳得更有力,“光靠二十儿个工程师,三年是不够。可工人呢?造过“海鹰:的工人有成百上千,我们能用两只手造出‘海鹰,就不能用两只手给‘海鹰'找出毛病?这一驳驳得好,剥掉了科学骗子潘文的画皮,证明了他所攻击的“狂热蛮干”,正是无产阶级雄心壮志和不怕困难、百折不挠的斗争精神。
说来也巧,《第二个春天》的故事发生在六十年代的第一和第二个春天,.《战船台》的故事则发生在七十年代的第一个春天。两部影片的背景整整相隔十年。十年,:在历史的长河中只是短暂的一瞬,然而,这个十年又是多么波澜壮阔,经历了多少风暴、瀹流和激浪啊!在这不平常的十年中,我们依爺自力更生的道路,粉碎了帝、修、反的反华大合唱,夺得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新胜利。特别是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战斗洗礼,各条战线都起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战船台》中,我们看到了红旗招展、彩霞满关的大好形势,看到了经过对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的批判,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革命精神更加深入人心,无产阶级的革命力量更加声势浩大,而怀疑和反对自力更生道路的人则越来越孤立了a
但是,斗争并没有纬束。·种错误的思想在经过批判后,还会在适当的气候下重新泛起。要不要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道路的斗争,继续在进行者。这场斗争还是长期的,曲拆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战船合》中的斗争,是《第三个春天》中的那场斗争在新形势下的继续。在赵平的身上,我们不是清楚地着到了齐大同的影手吗?·
对工人群众大打造船工业翻身仗的积极性,赵平是看不见的。他张口就散训人:“眷犬船靠冲神杀杀是不行的,这关系到科学”,这和齐大同说“造军舰靠科学,不是靠磁气”如出一辙。冯涛回答得好,“我这回就是艦了气才来造车舰的。”醇海生、王犬船的心中,都感了这么一股气。面对着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对我们的包围、封锁、挑衅,我们飴没有气吗.刘少奇伙鼓吹“洋奴哲学”、“爬待主义”,跪倒在洋人面前,我们能没有气吗源这股气不是别的,正是中国无产阶级和劳动火民的志气,着困难阔步向前的勇气,这是
一种极可宝费的革命精神。有了这股气,我们进去在百殷困雉的条件下,:推翻了三座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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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迎来子祖国的黎明;有了这股气,我们就能改天换地,在不远的将来,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多'有了这股气,我们就立于不败之地。我们要保持过去革命战争时期的那么一股劲,那么一股革命热情,那么一种拚命精神,把革命工作做到底。在雷海生、王大船身上,生动地体现了这种勇往直前的革命精神。
赵平恰恰就缺少这股气,他的精神状态与工人群众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他从文化大革命的烈火中“烧出来”、重新担任领导职务后,并没有正确吸取教训,如同齐大同有了个“危险的进步”一样,他的领导艺术也“越来越高明”了。他不理解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意义,怕危险,求保险,不敢为革命担风险,胸无大志,见到困难就吓得趴在地上。他考虑的不是革命的利益,而是个人“不能再犯错误”。这是种什么世界观?是橘夫懒汉的世界观。作为一个共产党员、领导于部,在这种世界观的支配下,怎么会自觉地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怎么可能在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斗争中不迷失方向!怎么能带领群众大于社会主义!
现在,·我们的国家正处在一个重要的历史发展时期。为了实现在本世纪内把我国建设成社会主义强国的宏伟目标,坚持独立自主、自办更生的道路有着格外重要的意义。自力更生的精神是我们的传家宝。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怕的不只是一条“海鹰”、一条“东风导”,而是我们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革命精神。这种革命箱神,过去要发扬,现在要发扬,将来仍然要发扬。有了这种精神,革命的航船就一定会沿着毛主席指引的航向,乘风破浪驶向共产主义的光辉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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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腊等五十二人。”辛兴宗一见眼红,就摆出上司架子说,“俘虏由我解往大营,·你继续搜山。”韩世忠大叫:“老将军怎能掠俘冒功。”辛兴宗的部下依仗权势,动手来抢,同韩世忠部下冲突起来,双方混斗了一场,小小的偏将韩世忠,哪里斗得过前军主将辛兴宗,终于让辛兴宗夺了功去。辛兴宗查点俘唐,发现只剩下三十九人。目将、方七佛等十三人趁敌人互相撕咬时,机替地溜走了。
八月二十四日,北宋首都汴京风雨如晦。百万义军领袖方腊在疯雨诗中不屈就义。·赵宋王朝以为方腊既已死去,也就解除了他们心头的祸结,于是下令重并“花吞纲“,恢复“应奉局,朱励也官复原职。然而,方腊果真死了吗?不,他没有死,他在继续战。看:
·:在义军根据地,脱险后的目将,不折不挠;率领余下的七万义军,高贼着“圣公在头顶护佑我们”,冲向敌阵多、
在浙东,方七佛举着方腊的杏黄色战旗,战斗在丛山峻岭上:在黄岩,自师玻与宋军恶俄断崖,山水为之变色
在上苑洞,义军面对无耻叛徒宋江的野蛮屠杀,战斗到洞破功断,宁死不屈!
.当时,谁也不信方腊已经去世。.直到几年以后,还有人热销地传说,方腊又出现荏安微铁州的一个各叫山角里的小山村,而那个在汴京就义的方腊,却是为救方腊而冒死潜名的一个义军弟兄。·这传说是真是假,设人征明,但方腊爵下的武器、战袍和靴子,却绛了后人以不屈的英雄形象和永远的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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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水济》做反面数树“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
翼
三百年来的糠公案
评金圣叹腰新《水浒》及其引起的争论
罗思鼎
《水浒》通行的本子原有一百回本、一百二十回本多种。明朝末年有个叫金圣叉的,把一百回本《水浒》拦腰欧了一刀,搞了个七十回本。此事一出,攻之者有其人,辩之者有其人,成了三百余年来的二桩公案。腰斩后的《水浒》有没有真实地反映丁原作的面貌?为什么那么多人对此发生了强烈的兴趣?这就是本文要讨论的肉容。
马克思主义认为:金圣叹把《水浒》砍掉了二十多回。秋掉了,不真实。但金圣叹身己对腰新《水浒》的事业是颜为得意的。他自我奖嘘说年一部书名十回,可调大铺排,此一回可谓大结束。读之正知千里群龙,一齐入海,更无丝磨未了之阏。笑杀罗贯中横添狗尾,徒其丑弛。@至手一再闾本《水浒》、亡有二十回本然浒》金圣风洗这些是假货,不真实是“俗本妄肆改窜,真所谓愚而好自用也”®;只有他的七十回本《水浒》,才是真亚的*中本《水游》@,是真实的。.·。·
事实恰正相反,不真实的是金圣风自琶。他截去了《水海》韵后小半唐杜撰了卢俊义4惊梦”一回,以嵇热夜杀悬梁山心百零八将作为尾声。鲁锶对此很不满意,专弱了一篇秋救金圣只》,批评七十回本是$断尾巴蟾蜓”,类去了“原
①心影印金姿议批改斑华肇痕本水浒传第:十玉卷第一或。
②间“影金多坚批改贯华堂原本水游传第七卡五卷第三审三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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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的诚实之处”,尖锐地指出:“他大概并没有什么卢本,只是凭了自意的意见删去的,古本云云,无非是一种托古”的手段要了,(《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
《水浒》的第四十二回是全书的纲。作者通过九天玄女的法旨,点出了全书宣扬投降主义的主题,规定了七十一回后情节发展的基本线索。九关玄女对宋江说得明白:“汝可替天行道为主,全忠使义为臣,辅国安民,去邪归正。他日功成果满,作为上卿。”,还留给他四句“天言”:“遇宿重重喜,逄高不是凶。北幽南至睦,两处见奇功。”七十回本《水浒》期去了四句“天盲”,保留了“去邪归正”之前的内容。但蔬然欧掉了《水浒》的后小半,宋年失去了向宋主朝投降效忠的机会,前面大半部的思想发展线索也就蓉了空。这类漏洞在七
十回本《水浒》中可说是大量的。金圣叹为了弥补漏洞,对《水浒》作了许乡删欧:但欧来删去,毕竞无法欧掉《水浒》所食扬的投降主题,结果只落得个“全书皲绽百出。金圣叹居然还自吹“更无丝毫未了之憾”,岂非自欺欺人之谈?
金圣叉声称他的这部断尾思《水浒》忠实地反映了作者的本意,这话也宋真实。《水浒》的成书固然在元末明初,但其故事情节脚渊喇源自南宋以来流行的传说,经过各种说话人历年来的添改,又经过杂剧的敷演,才逐步丰富和完整起来。无论是宋代的话本或者是元代的杂剧,都已经有了宋江受招安、打方腊的情节。到了小说《水浒》成书后,作者更是全力地歌颂和美化了宋江这个投降派。金圣叹派定《水浒》的作者“只是把宋汪深恶痛绝”①,不过是证明他自已在发昏罢了。即使是崔七十回本《水浒》中,尽管经拉金圣哎的苦心删改,·宋江与其说是个“倡众蓉苹的“盗魁”@,还不如说是个忠心耿歌的封建奴才。宋江推行投降主义路线的结果,必然是受招安,打方腊。金圣叹让宋江在“韁梦”中被新首,完全违背了原作者通过宋江来鼓吹梭降圭义的真实用意。
金圣叹本名人瑞,取导圣叹。叉是4人中之“瑞”,义受塞”人哎”,可见他是以转建卫道士自居的。但是,他自以为对《水游》的腰蕲是代萎人立言,真实商全面地度映子整个封建统治阶级的观点和意图,这却是灵一个不真实。封建统治阶级肉部由手经济和政治利益的不同丽分成了养间韵集围和派别。
金圣本A由手得罪了装幽官绅,在清代初年被牵澎进年哭庙案”而杀了头,就
说明了他尽属手地圭阶级中的个别集国、个别派别。他的腰斩《来游》,也不可能代表整作封楚统治阶级的观点和意图,:貝能是代表了地圭阶级中某个旅别
①:《印金圣叹批改贯华堂原本水浒传第三卷第一资。
®“能印金岳叹批改庆华噬晾本水浒传常等卡九卷第五贡蒂二卡二卷第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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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利益。
:·,历史是欢喜嘲弄人的。金圣叹认为只有自己才是真正的圣人之徒,而不承认《水浒》中的宋江有充当封建卫道士的资格,封建阶级中却有人认为金圣叹是该死的异端分子,不承认金圣叹有充当封建卫道士的资格。金圣叹只是在卢俊义的恶梦中将忠于封建朝廷的宋江问斩,而金圣叹自己却活生生地遭到了他效忠的封建朝廷的问斩。·金圣叹容不得宋江曾经投奔过梁山的投机举动,封建官府则同样容不得金圣叹“哭庙”的越轨行为。这种复杂而奇妙的情况,完全可以从阶级根源上得到解释。地主阶级内部的不同政治派别,反映了它们之间在经济地位上的差异以及出身和教养的不同。·只要这种差异和不同还存在着,各种不同派别的存在就是不可避免的。·地主阶级贪得无厌的本性,决定了它内部各派之间在财产和权力再分配的问题上,.必然地要进行着你死我活的争夺。金圣叹在明末从征剿派的立场出发,把为招抚派所欣赏的投降派宋江看作“异端”,非得让他在梦中杀头不可,清初的江南地方官吏从在朝派的立场出发,把在“哭庙案”中闹了一点小乱子的在野派金圣叹看作“异端”,也非得把他在刑场上杀头不可。金圣叹的“杀”宋江和他自己的被杀,归根到底,是地主阶级内部狗咬狗争吵的结果。
金圣叹批改的七十回本《水浒》,在当时及以后引起了一场不大不小的风波,这实际上是一桩政治公案。它是反动统治阶级内部两派斗争的继续,:即《水浒》中宋江与高俅斗争在现实生活中的继续。·
高俅此人顽固而又昏庸。他反对“剿”和“抚”的交替使用,强调征剿而屏弃招安。金圣叹也是一个高俅。他只懂得杀戮而不幢得诱降,只要嵇叔夜而不要宋江。鲁迅深刻地指出:“单是截去《水浒》的后小半,梦想有一‘嵇叔夜:来杀尽宋江们,也就昏庸得可以。”(《谈金圣叹)嵇叔夜们的屠刀只能杀戮革命农民的肉体,宋江一类投降派的欺骗却能瓦解革命农民的斗志,它的作用是一暂个、一千个嵇怒夜所代替不了的。.列宁曾经指出:“所有一切压迫阶级,为了维持自已的统治,都需要有两种社会职能:一种是刽子手的职能,另种是牧师的职能。”《第二国际的破产》)在镇压和瓦解梁山义军这一点上,嵇叔夜执行的是剑子手的职能,而宋江则扮演了妆师的角色。如果把宋江们都杀尽了,让谁来充当抚慰和欺骗革命农民的反动牧师呢?何况,宋江在打方腊的过程中,证明了他在执行反革命刽子手的职能上,不仅不比嵇叔夜们差,而且有过之而无不及。
在清代,凡是站在金圣叹一边的,大多是→批犬太小小的高傀。他们都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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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镇压,反对招安。请袄的封建小官僚王望如,就特别欣赏金圣叹用卢俊义的恶梦来做七十回本《水浒》的结尾,认为“有功于圣人不小”,使“盗贼不寒而栗”@。清朝道光年间的俞万春,也是口口声声“圣叹先生”,痛骂一百回本、一百二十回本是“伪书”,而将七十回本《水浒》吹捧成真正的“(施)耐庵之前水浒传”@。:他强调“既是忠义,必不做强盗,既是强盗,必不算忠义”®,为此,还专门写了一部《荡寇志》与七十回本《水浒》相衔接,让祝家庄的后人把梁山的÷百零八将杀得干干净净,用以证明“当年宋江并没有受招安平方腊的话”©。王、俞等人不能理解《水浒》通过宋江来宣扬投降主义思潮的真实用心,看不到也不愿意看到宋江这类混在农民军中的投降派与自己是同类人物。他们认为只有对起义农芪斩尽杀绝,才能使革命人民“不寒而栗”,再也不敢造反。然而,这类人其实很昏庸。革命农民是斩不尽、杀不绝的。反动统治者的疯狂杀戮,只会激起革命农民更猛烈的反抗。正如鲁迅所说的:“石在,火种是不会绝的。”(《且介亭杂文二集·“题未定”草》
·:·但也还有更昏庸的,清初的归庄就是一个。他直截地认为《水浒》是“倡乱之书”®;金圣叹叉是腰新,又是批注,反而抬高了《水浒》的地位,“惑人心,坏风俗,乱学术,其罪不可胜诛矣。”@在归庄的冬烘头脑中,除了封建经书之外,就是写八股文,什么《水浒》不《水浒》,于脆一把火烧掉就是了。金圣叹否定宋江但肯定《水浒》,归庄则既否定宋江也否定《水浒》,而且连金圣叹也一起给否定掉了。:这种历史现象很值得分析。在农民阶级与地主阶级的两军对垒中,革命农民÷方打的是红旗,封建统治阶级一方打的是白旗,壁垒分明,不容混淆。然而,宋江这类投降派打出的却是一面颜色杂乱的灰色旗子。说它是红旗,底里是白的,.说它是白旗,表面上又是红的。《水浒》中的李逵、吴用等人没有春到红色底下的白色,误认了这面旗子,结果被宋江在梁山上用“替天行道”的假红旗、真白旗取代了晁盖的革命红旗,送了梁山的革命事业。金圣叹和他的拥护者只看到了它在白色上面涂着的红色,也误认了这面旗子,因此就欧去了《水浒》的后小半,用杀戮的结局来洞吓人们不再举起红旗。归庄这类人物则头为洗是与红色沾上了边的,不管这种红色是真是假,都应一律烧雙灭绝,以兔人们引起对红旗的回忆。他认为金圣叹对《水浒》的瓣改是多此一举,最好的发革命法子是根本不承认世界上有过红旗,完全是一种鸵鸟式的态度。从水浒》作者到金圣叹再到归庄,每然同属于地主阶级的立场,但一个比一余哀动露骨,也÷个比=个更为昏庸。
@评注全图增像五于字书卷首王望如先生评注图象水浒传总论第一武。
②⑧④前仲华:荡蔻志》,商务印书馆版第一卷第一贡。
⑥©·归庄归元恭文续钞*附录《诛邪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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赞扬金圣叹腰斩《水浒》的那些人物,并不全都昏庸,有人就看出了《水浒》原作的奥妙。目本资产阶级学者盘谷温赞扬金圣叹的腰新《水浒》,“取了豪快的前半,“为《水浒》吐其万丈的气焰”①,称得上是金圣叹的海外知音。但侍细一迫究,不对了,金圣叹反对宋江而盐谷温肯定宋江;这可是个很大的分歧。盐谷温肯定的是金圣叹砍过的《水浒》而并不赞成金圣风砍《水浒》的本意。他与金圣叹不同,完全能够领略《水浒》通过宋江来宣扬投降主义思潮的苦心,但是他嫌一百回本、一百二十回本写出了宋汇投降的全过程,未免太露骨了。而经过金圣风这么一砍,使宋江在“梁山泊英雠惊恶梦”这一回中成了壮烈暂鞋的农民英雄,不由得使盐谷温认为“是非常神韵缥缈而留着有无量的感慨的,确使一读不禁拍案叫快”③。是的,金圣叹这一刀欧下去的客观社会效果,是他本人准主观动机上所从来没有想到进的。他主观上想贬低宋汇而客观上却指高了宋江他主魏上误解了《水浒》的本意而客观上却发扬了《水浒》的本意。他不让宋江受招安,是为了使假红色、真白色的你水浒》剥落掉它的保护色,但结果在客观上却进一步掩护了《水浒》的投降主义本质和宋江的投降派真面目,使它们其有了更大的欺骑性。就这样,昏庸的金圣叹对反动统治做了并不昏庸的事。盐谷温清楚地看到了这一点,当然要“不禁拍案叫快”了。至子$拍策叫快的原因还有点什么别的,盐谷温没有说。但后来当蒋介石在抗目战争单大肆进行反共投降活动的时候,有个日本帝国主义分手说出了盏容温所没有说出的话。他竭力吹捧《水浒》“对中国民族的研究是无可比拟的好材料”®@。什么好村料呢?疑就好在鼓吹投降。这个日本帝国主义分子扬官,“今天在重
庆的蒋介E的情况,趣和梁山泊末期宋江的处境和心情很有相同之处”④。看
《水游》就是憨祥地被目本帝国主义者当作对中华民族的败类进行诱降的《好材料”的。
:在《水游》申,宋海佬高佛要狡猾。魏实生活伴的宋江们也此高依仰更雅识破。清传地主阶级申那些反对金圣叹腰斩《水浒》的人,就都支特和拥游宋汇。旱在乾隆年间,就有人重薪拉拾起了金圣叹砍掉的那条尾巴,把它改名为《每國鹿》而单独刊印,并说:“属始行不端,而能翻然梅悟,陈眩易辙以善卖修斯其意固可嘉,而其功诚可不泯”®。用今天的话来税也就是造反该杀授降可@②盐谷温:《中国文学概论讲话,并明书店一九云九年中泽本第四二七页。
⑧:井袋缔诬:'水裤>与申民族多,“九四感年日艾服第一页:
④井坂锦江:《<水浒>与中华民族作者序。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莎头民文学出版社一九击高年版第“鸥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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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清初还有介叫陈忱的封建文人,底对七十回本而赞成一百回本,同情投降派宋江。但是,他对一百回本《水浒》也有不满意的地方,这就是叛徒宋江最后被高俅毒死的结局,太令投降派气短了。为此,他写了《后水游传》作为一百回杰《水浒》的续篇,让燕青、杨林冒死混进金营去见宋徽宗,感动得皇帝当面变奖“宋江忠义之士,多建功劳”@,还让李俊等人受新皇帝宋高亲的册封,在海外称玉,享尽荣华富费,给《水浒》添和了一条光明的尾巴。但无论是拾取尾图或者是添加尾巴,目的都是为了通过不同的方式去鼓励人们向投降派宋江学习,当顺民。软刀子割头不觉死,这是他们比昏庸的金圣叹要狡猾的地方。在那些哀对金圣叹腰斩《水浒》的人中,也有人属于受骗上当的性质。在辛玄革命时期,就有人站在民族资产阶级立场上,否定《水浒》的七十回本而肯定宁百回杰,赞扬《水浒》“纯重民权,发扬公理”,②,批评金圣叹的腰新是《水浒》的“厉劫®。所以如此,这不仅是由于受了《水浒》假象的蒙蔽,把“只反贪官,不反关子”当作是反对“数千年之专制政府”④,而且有着极其深刻的阶级根源。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与帝国主义和封建阶级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从娘肚子里带来了软弱性、妥协性和动摇性。:原谅别火是海了原谅自己。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原谅宋江的妥协和动摇,就正是为了原谅自自身上的妥协和动摇。中国民族资产阶级那种参加革命的可能性和对蕖命敌人的妥协性的两面性格,类定了他们反对高俅而同情宋江,能够识别金圣只这类反革命死硬派而不能洪别宋江这类隐藏在革命阵营中的投降派。这种特点,反映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不可能将中国革命彻底进行下去,即使作为革命的同盟者,也是一个极不可靠的同盟者,常易发生妥协和动摇。·
在这扬关于金圣叹腰新《水浒》的历史争论中,买办文人胡适是各类水物中最狡猾的÷个。这种狡猾,在于他看到予宋江和金圣叹对反动统治都同样有用爱前者也爱后者。他爱金圣叹,是由于他钦佩金圣叹的反革命立扬坚决但他要爱宋江,因为他需要宋注俯和他一起来潮助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征搌中国民族的心”⑤。因此他既永赏金圣叹在《水浒》批注申所表现的死硬派态度,称赞他是“何等眼光何等胆气上®但是,又瓦对金奎以的对宋江汉友为敌。处处把施耐庵恭维宋江之处都解作痛宋江”@,责戥他“護腐”、“可厌”@。湖适对金圣嗅责骂,申来杂着称赞、怨恨中搀和着拎惜的这种复杂心理,既有着他企火政治生莲中的,难言之隐,地疯映了投降漾所特有的共同苦恼。当@·陈枕水浒后传,上海击典文学出版赶一九盂六年版第一四页。@⑧,燕南尚生新评水浒传,查隶官韦局发行。…
⑩蛮:小说小话,地申国小说实料吉典变学出版进九五七年版第三卡老÷三十八贡。
⑤越:且介亭杂文·关手申国的两三件。:,®⑦@蝴适文存卷三《<水浒传考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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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胡适作为新月派首领为国民党反动派忠心奔走的时候,由于在对付革命者的策略上存在着分歧,曾经遭到了国民党反动派的误解,虽说幸免于金圣叹式的杀头,越也着实受了一阵惊慌,吓得赶紧在《新月》杂志上引据三民主义以自辩,总算保住了教授的职位。因此,胡适怨恨金圣叹“误解了《水浒传》的用意”@,竟将属于同一营垒中的宋江问斩。但胡适又怜惜金圣叹的遭到清朝政府的误解,以致忠于封建朝廷的金圣叹竟死于封建朝廷之手。胡适当然也同精自已,为自己遭到反动主子的误解而感到伤心。凡属投降派,身上必定涂有保护色,这固然对于革命人民增加了欺骗性,但也每每容易引起同一反动营垒中伙伴们的误解,甚至误遭杀戮,岂不冤哉枉也!忠于反革命的宋江遭到了反革命金圣叹的误解,忠于封建朝廷的金圣叹遭到了封建朝廷的误解,忠于国民党反动派的胡适及新月派遭到了国民党反动派的误解,这种团团转的走马灯式的历史现象,反映了反革命营垒中一点特别有趣的争斗,一个不大不小的缺可,一种又痒叉痛的矛盾。(《论反对月本帝国主义的策略》)
四
茬这场延续三百余年的争论中,各个不同阶级各个不同集团的代表人物相继登场,分别对金圣叹腰斩《水浒》的这桩公案发表了很不相同的意见。争论的焦点,则始终在手究竟应当如有看待宋江这个投降派,如何看待《水浒》拼宣扬的投降主义思潮。长期以来,这场争论基本上停留在反革命营垒内部。尽管有的肯定金圣叹而否定宋江,有的否定宋江而肯定金圣叹,·有的既否定来远叉否定金圣叹,有的厩肯定宋江而又肯定金圣叹,说法五花孔门,但其共同目的,都是为了镇庄革命人民,只是在定革命策略上荐在着某些分歧而已。、直到三十世纪三十年代末,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一鲁迅参加了这场讨论以后,才使这场净论具有了革命和反革命两旅对垒的性质。鲁迅茬一九二九年发表了《流氓的变迁》,在一九三三年发表了《谈金圣叹》,不仅深刻地谴贵了金圣曳颜国的反动立场,而且剥掉了宋江这类投降派身上披着的華命画皮,与胡适既爱金圣叹又罗宋江的反动立场形成了鲜明的对照。鲁迅尖锐地指出,府一部《水游》,说得很分明:因为不反对天子,所以夫军一到,便受招安。替国家打别的强姿一不‘替美行道的强盗去了。终手是效光。”飞《流氓的变迁》:
:鲁迅批判击代反动派,正是为了批判现代反动派一胡适及朗延式人物。在唳革命营垒中,宋江与高俅、《水游》作者与金圣叹,分别代表着两种不同类型的反动人物。,在这两类人中,鲁迅着重批判的是前者而不是后者,是革命营
①《胡适文存》卷三《<水浒传>考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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垒中的投降派而不是反革命营垒中的死硬派。金圣叉这类反动的死硬分子,其反革命言论和行动是公开的,赤裸裸的,较易被革命人民所识破。而对革命最危险的,是以革命派面目出现的投降派,冒充着马克思主义的修正主义。这种隐裁在革命阵营内部的反革命,比公并的反革命要更隐蔽、更虚伪、更狡猾,同时也更富有欺骗性。正因如此,鲁迅一再提醒革命人民要对这类人物提高警惕。
新中国建立以后,在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的影响下,《水浒》及宋江之流仍被继续得到吹捧。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前,关于《水浒》的大量评论,儿乎都违背鲁迅的论述,美化和歌颂《水浒》所肯定的宋江的投降主义路线。·六于年代初期,当国内外修正主义思潮泛滥时,学术界还曾经刮起过为金圣叹翻案的歪风。修正主义者欢迎在《水浒》问题上的认识混乱,因为这种状况有利于他们推行修正主义路线,搞投降、倒退。当古代的投降派在书籍、舞合、银幕上耀武扬威的时候,人们是不容易识破现代的投降派的。但是,这种状况再也不能允许它继续存在下去了。
毛主席最近指出:“《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
知道投降派。卫毛主席灵说:$《冰浒》项痘贪官,乔反皇帝。屏晁盖手一百Q八
人之外。宋江投降,搞修正主义,艳晁的聚义厅改为忠义堂,让人招安了。宋江同高俅的斗争,是地主阶级内部这一派反对那一派的斗争。.宋江投降了,就去打方腊。”毛主席的指示,深刻地揭露了《水浒》宣扬投降主义路线的本质,指出了宋江搞修正主义、投降主义的真面目,并使鲁迅对《水浒》的论述得以重新阐明并被提高到了反修防修的高度。
毛主席用靓其精辟的马克思主义论述断定了《水浒》这桩公策。·但只要有阶级头争在,有投降派和投降主义思潮在,有修正主义在,《水浒》就仍然述会有都案的可能。历史上,定了案又翻案的,中国有,外国也有。列宁、斯大林定了苏联走于月革命道路的荣,但赫鲁晓夫一上仓,就立即翻了这个案,并为此而重新修改了苏联党的历史,为其篡党、篡政和全面地复群姿本击义劁造奥论。这种定案和辙案的斗争将贯穿在社会主义历史阶度的全进程中。然而,只要華命天民以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武器,深入持久地弈展革命的犬批判,深刻地认识了投降派及投降主义思潮岗危塞稚及其各种表现,修正圭义要翻荣出就难了。因此我们必须认真学习和领会毛主席的指示,开展对《水浒》的评论和讨论,这对手我们党和我国人民,在巍在和将来,在本世笔和下世纪坚特马克思主义、反对修正主义,把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坚持下,都有重犬的、深刘的意义。
·穿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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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宋江同高俅的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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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最並指出:“宋江同高俅的斗争,是地主阶级内部这,派反对那一派的斗争。”这,一马克思主义的论断,深刻而尖锐地揭露了《水浒》中的宋汇是地主阶级在梁山农民军中的代理人。
从表面上看,宋江和高俅的遭遇的确很不相同。高徠本是个破落户的浮浪子弟,被人告了一状而发配充军成了人人厌恶的社会渣滓。他碰上了一介偶然的机会,依仗一脚“鸳鸯拐”把自己踢上了殷典府太尉的宝座成了暴发户。宋江则相反。他自幼攻读经史,悉孝守法有名声,是个正统的官缘地击分子。·谁知曲手杀死阉婆惜吃了官司,落得个刺配充军散结果;:不仅高无门而且性命难保被逍上粱山当了“宠”。::·
宋注和高俅都不是燕立的个人,而是分别代表了地主陈级内部的两派6宋江这一旅在地主阶级申与高俅这类大狗、饱狗不同,属于小狗、俄狗二类,很不甘心手这种无权的地位。加上他们屡遭高像这一派的打击排挤,受尽些气,就越扼增强了对官职和权萝的垂涎。《水浒》中所描写的宋注同高俅的斗争,就正是地主阶级伪部这种大狗小狗饱狗饿狗之间的一点特别有趣的争斗。宋江从封捷统治集团内部的角逐中败下阵来;在地主桥级失大小小的山美中我不到一埃要身立食之地,为了保存自已以使其后东山再挺,只得“暂借
水泊里随时避难,这就是他上梁山的粮本动机。宋江然环才不遇:零骚满腹,但他一不怪皇帝,二不惩朝廷,限只根“纤度当道助诲佞专权届辔患良”。他此舜臣为淫云,皇廉为白间,跳什么“皇上至圣室明,尽枚好宦闲塞,莉时昏味”。国后必定“云开见且”,并以效忠皇帝,羧相浮云为邑任。正是从这样的思想基础出发:共定了果江必然要在梁山起义架肉部推行一条暴反衡拿、本反皇帝接受整安物投降美义略线。所谓“借得山东烟水寨,:来买风城春色”就生动地表明了来注选择的是一条“曲线求宫”或官“曲线尽忠孕的護路。他散反贪官,反高绿,说到底,不过是海了排除云求管”路上的悸得要了。
来证同高的半争,直接与梁山农民起义的斗争交织在一起。藥山起义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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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改打州府、横扫贪官的一系列斗争,引起了封建朝廷的惊恐。高俅这条在封建朝廷中十分得宠的恶狗,为了报皇帝的青睐,第一个跳将出来,叫嚷着要用武力镇压梁山的农民革命。当他自己的兄弟高廉知府被杀之后,更是在皇帝面前大驾“梁山泊贼首晁盖、宋江,屡造大恶”,称之为朝廷的“心腹大患”,说什么“若不早行诛蜘剿,他日养成贼势,难以制代”。一经皇帝准奏,高俅立即大兴三路兵,恶狠狠地扑向梁山;恨不得将梁山顷刻推向血泊之中。在这种背蒹下,宋江和高像的斗争也由原先的迂回曲折走向了短兵相接。这时,我们第
一次听到宋江在指名道姓地叫骂“高太尉那厮是个心地蓝窄之徒,忘人大恩,记人小过。”·为何宋江如此痛恨高使?这是由于高俅血洗梁山的行动,严重威胁着他“曲线尽忠”的如意算盘,打破了他“专等招安”的美梦。
高绿的征剿梁山遵到了可耻的失败,这是梁山好汉们坚持晃盖的正确路线浴血奋战的结果。但宋江却不权借此打击了自己的对手高佛,还百般笼络抚慰救梁山农民军俘虏的蒿俅走莽彭弗、韩滔、呼延灼等,把他们从高俅一派中分化出来,壮大了自色派的为量,使自己增强了同封建朝廷讨价还价的豉治资本6宋江这个叛徒内年把粱曲发民莘所取得的胜利和功绩,作为他询封建朝廷投降的蔽门砖和垫脚石,这是朴实的梁曲发民英雄们在梦中都没有想到过的。…
来江所处的梁油米泊齐是清一色,高俅所在的封建朝廷内部也不是铁板
一块,双方都在阶级斗争的大动荡中发生不断的分化和组合,形成为五花八问的各种党派。在梁山,圃绕着对封建王朝的不同态度,有革命派和投降旅之分在朝廷,围绕着对梁面农民牢采哦什么策略的争论,有征剿派和招安派之划。各咣各派个接÷个登场裘演,炔而皇现出一幅由种种联系和相互作用交织起来的复杂画面。其中,宋江同高俄的平争是组成这幅画面的一条重要线索,它对各党各派都发生着严重的影响。·,:,,
:先看粱ǘ内部的華命派和投降派。他们之间存在着两条路线的根本分歧。前者反贪官又反皇帝;后者则只反贪官,不反皇帝。他仰终桃的政治目的虽然茶间,但是,在哀资官打高俅这产点上数可以勉强地果得暂时的致。混进榮卧革命队伍的宋江,ˉ以他同高俅的斗争掩盖了他们之间的矛盾不进是地韭阶级内部这一派反对另一派的实赉。:送祥他就把梁仙革命派的视线转移到高棣的身生,而不丢注意同减棘一塔孔出气的迫意,掩盖不他纂权搞修正圭义的反动素质。”就凭着这←招宋江逐步转移李婆、吴用←空阮警華命派反皇帝的先劳询,同时也就逐步改变前这支农民起义秋伍锅革命性质,使它戚了宋江搞地生阶级伪部派系头争的工其。在梁山起义案制将额牌,农林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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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志、柴进等人与高俅有血海深仇,史进和鲁智深等人也都分别从王进和林冲的不幸遭遇中看到了高俅的横暴狠毒。仅管这些人上山以后分别走着很不相同的道路,但在宋江同高俅的斗争中,都很自然地站到了宋江一边。
再看朝廷内部的征剿派和招安派。,他们之间在维护封建王朝统治的根本利益方面完全一致,“而在对用什么途径和方法扼杀农民革命方面却存在着分歧。前者以高俅、蔡京、童贯、杨戬为代表,主张对梁山杀个痛快多后者以宿元景、赵鼎、崔靖、张叔夜为代表,主张以好言抚慰笼络宋江。他们“两派反革命竞赛,一派说我们的法子最好,另一派说我们的法子最好”。双方争宠于殿前,加罪手对方,争来吵去,闹得不可开交。为什么要争吵?这是因为两派分别代表着地主阶级中不同集团的利益。哪一派的法子显了灵,哪一派就可以进一步增强自己这一派的地位和实力,从而使本集团压倒地主阶级卡别的集团,在朝廷上声势炬赫地独揽大权。征剿派和招安派分别从自己一派的利益出发,各执一端,而皇帝则是主张两手并用,一半用花言巧语,一半用大军威胁。先是征剿,后是招安:招安不成,继续征剿,征剿之中,又搞招安。宋徽宗之所以一会儿支持征剿派,一会儿又支持招安派,反映他作为地主阶级的总头目;是征鍘派和招安派共同的后台。,
既然每剿派和招安派对宋江的态度不同,宋江也必然对他们区别对待。宋江是个“夷道纯熟”的地主阶级分子,深知牧师和刽子手的两种职能是块一不可的。但由手他走的是曲线尽忠”的道路,自然也就不可避免地投靠了地主阶级中主张招安的这一派。早在梁山好汉闹西岳华山的时候,宋江就向缩元景私下吐露过,“宋江原是郓城县小吏,为被官司所逼,不得巴啸聚山林权借梁山水泊避难,专等朝廷招安,与国家出力。”因此,征剿派不懂宋江的真实心意,招安派却深知宋江的用心良苦。以后,在征剿派和招安派的争吵过程中,宋江对自己的命运始终捉摸不定,墙惴不安。在剿派得势了,他提心吊胆,忧中夹愤招安派得势了他便喜从天降,笑逐颜开。其实,宋江的烦闷完全是多余的,九天玄女不是早就赠咐进两同“天言”吗?“遇宿重重喜,逢高不是凶。”这就是说,你宋江遇见忠臣”宿元景是喜上她喜,即使碰见“奸臣”高俅弛算不韭是什么凶险。
螺为湖什么“遇指重重喜”呢?如果说宿元景之流是在朝的招安派,那么宋江就是准野的招安派。一个在朝廷里策划招安,反对高俅为肯的征剿派,÷个划在莱业内接受壢安,压制以李逵为代表的反招安派。梁山革命派和朝廷征剿派都发招安,但前者是坚持用革命暴方续压反革命,后者是坚特用反藁命暴为镇压革命。这是两种姓质截然不同的反招安。宋证面临着梁山内外这两种性质e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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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的反招安力量,最好的出路就是巴结和笼络朝廷内的招安派,来它个里应外合,以实现受招安的阴谋。这样做,既瓦解了菜山的农民革命陕伍,文压倒了高徕,岂不是一箭双雕。然后,带着这样一支改变了性质的农民武装去朝拜天手,为封建朝廷镇压别的农民起义军,用广犬农民军的鲜血去换取自己的升馆发财。你看,这简直可以说是一举三得的了。
又为什么“逄高不是凶”呢?那就是宋江和高俅同属于地主阶级,都是农民革命的对象。”他们之间所代表的派别利益虽然不同,但在维护封建地主阶级统治的根本利益上却是完全一致的。'宋江从征剿派对梁山的多次武力镇压中,看出了高俅是个在朝的实力派铁朧人物,便他动了结之心。我们从他不准追杀童贯、乞求酆美回朝善言解救、放走韩存保、党世雄到济州城向蒿俅转达“并无异心”等÷系列活动中,可以十分清楚地看出宋江的地主阶级本性。李逵、吴用、三阮等梁山英雄们浴血苦战,三败高俅,沉重地打击了北宋封建王朝;而宋江这个叛徒、内奸却在对付农民起义军、镇压革命派这一点上和高俅纬成了联盟。就在梁山农民军带节胜利的头异形势下,宋江发布了一项命令,“如若今后杀人者,定依军冷,处以重刑”象高棣这样的粱山元敌,血债累累,不杀不足以平民愤。可是,宋江见张顺水深渌地将商佛提上山来,慌批下堂,给他换上鲜衣美服,请上正座,纳头便拜,口称死罪。不仅如此,宋注述杀华马,大摆筵席,执杯鏊盏,殷勤款待,摇尾乞怜地说:“万望太農慈悯;我拔深陷之尖,得瞻天目y刻铭心,普图死报”。老奸巨猾的高俅为了保命,伴装愿意回朝奏请降诏招安。这一下宋江感动极了,赶忙师首拜谢。丑死了,丑死了。动不动就膝盖发软,完全是=副奴才相。请读者注意,宋江在这里所说的“救找深胳之人”,倒确是一语泄露了天机。源来只要高俅能同宋江一起合作搞垮梁由的农民革命事业,他们之间就可以把宿怨÷笔销。:、然而,宋江和高豫毕竞分别代表着地主阶级内部的不词派别割削拚级的本性类定了他们之间争夺权力的半争不可能有片刻的停韭。‘宋蘧为了实现投降的反动目的,把抓到手中的高佛数了回去。但高俅间朝郑不履行诺言,不仪不奏请皇帝招安,还把萧让、乐和软禁在后花园里。这种情远表明了发动统治阶缓肉部不同集团之间的争斗,同样是不可调和的你苑我活半争。后来,由手朝中以宿元最为首的招安派暂时得势,使宋莲奥现宁投降的宿愿,同高俅童贯合伙去扩不“替夫行道”的强盗,去乎臣虎、诛主疾、讨芳腊。但他们之间绝茶可能国此就相安无事,而是以另一种形武继续着狗啖狗的争吵。宋江为皇堂卖知残酷地杀啦民起义军,崔朝廷上奉该论琐行赏。'但每次都遭到高秫这一派的胆挠和被系,深慈宋江有功高井,灭了官己这一派的藏风。最后宋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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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叛徒被天子封官授职,高俅÷伙更是嫉炉万分。高俅对杨锻说:“这宋江、卢俊义营是我等仇大,今甘倒吃他做了有功之臣,朝廷这等恩赐,却救他上鸟管案,下马管民。我等省院官僚,如付不惹人耻笑?”你看,地主阶级内部就是这个样子,一派得势,另一派就不高兴,一个个都象乌眼鸡似的。根不得你吃了我,我吃了你。最终,宋江还是给高俅的一杯毒酒毒死了,这就是叛徒的下场。
:跳观宋江同高保的争,实质上是地主阶级内部进行财产和权为再分酪的一场闹剧。而宋江只不过是这场闹剧中的一个“三丑”(俗称小花脸。这种角色,正如鲁迅所指出的,“他所扮演的是保护公予的拳师,或是趋奉公子的清客。”《水浒》把宋证静写成清官”和“忠臣”季用意也就在于此。.宋江宾的不“贪”吗取他所谓游人贫苦,頭人之急,扶人之困”的犬量钱财是哪里来的?他用以收买並湖义士的无数金银又是哪里来的?说到底,他之所以反贪官抗高俅,还不是曲于高俅这=派的“贪”妨得了自己这一派的“贪”1在封建祥会里,:无官不贪,这是由地主阶级的贪得无厌的本性所决定:了的。地主阶级内部的不同派别、集国,由于分赃不身有饱俄之差;并因此而发生了争吵。但准保护封建国家机器这一点上,这一群大狗小狗饱狗俄狗琳主子的忠心稚度并没有什么差别,兰宴皇帝主亲受到威脉,它们就一齐扑向:前圭手的敌米。:水游》中的征派招安派和投降派为了侏卫持建主朝,聚集在产起共同对付梁山的革命派,不就是这样一排情景璃?,这运如毛主席所指出的,春种反动派“虽然不能够现国地团结一致,宝然会发生无穷的互相争吵,互相恶骂,互相埋怨,互相抛芽,但毫在有一点上却会互相合作,“这就是用各种方法力图破坏革命势力而保存反动势力”。.,,的
封建社会的圭要矛盾是农民阶纸和地主阶级的矛盾。但是,曲手地主胁级内郁存在着各种代表不榈集团利益的歪同派塑或者是由手对价级斗争的形势其有着不同的估计,他们之向地有利害冲类,池会发生矛盾。从粮杰上说;地主阶级这一旅同另÷派的斗年类不可能超越维护地圭阶级专政的范围。等清官”也好,4贪官也好,都是地主阶级专政的主具。宋莲和商傩的区知不过是笑面虎和青面虎的区剥。笑面和青面之别,是现集凡是卷虎都要吃人才是本质。人们不容易受张牙舞弧扑来的青面虎的欺骑却容嘉授项上挂着数珠的笑面虎所蒙薛,在这宁点上笑面琥往往此青面虎要危腔更毒茅。华高秫的屠刀。杀挎梁砂的农民起义军而米延的欺骑却很快地(解才这支久经沙场能征搬战的农民吼伍。宋江类到了高稼所起不到的张用。正如鲁迅所说的,年敌大是不足與的>最可怕的是己营垒里的蛙出兼多事趣赎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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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手里。”
《水浒》极力渲柒宋江同高俅的斗争,最终目的是为了肯定宋江对皇帝的效忠。小说的一开头就对赵宋主朝歌功领德,接着又莲篇暴牍地吹捧“皇上至圣至明”。在第八十二回和第一百二十回中,《水浒》安排了两处天子骂贪官的情节。一处是当皇帝知道了童贯、高俅破坏招安又打败仗的真相以后,竟然大骂:“都是汝等不才贪佞之臣,枉受朝廷爵禄,坏了国家大事!”吓得童贯、高俅
一度“不敢入朝”,这大概就是宋江所盼望的“云开见日”之时吧!另一处是皇帝知道宋江死于高俅毒手的真相以后,也是怒不可遏地责骂高佛、杨職:“败国奸臣,坏宴人天下”吓得“二人俯伏在地,忡头谢罪”。其实,高俅一派之所以能如此猖狂得势,正是因为有皇帝作他们的总后台。:因此,怎么能够用天手骂贪官来把皇帝和贪官分割开来呢?毛主席说。“在封建国家中,皇帝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在各地方分设官职以掌兵、刑、钱、谷等事,并依靠地主绅士作为全部封建统治的基础”。封建官吏是皇帝的爪牙,他们沆瀣一气地共同组成了封建的国家机器。《水浒》不反皇帝,实质上就是不准反地主阶级的总头子,不准触动封建国象机器。湘反,“却用好皇帝云清宜一类的地主阶级的政治偶像来欺骗人民,麻痹头民的革冷斗志。,既然如此,这部小说所起的作用究竟是对地主阶级有利还是对农民革命有利,难道还不够明显吗?
从宋江同高俅的斗争中,还可以看出一切反动阶级的肉部矛盾都是系可调和的。·他们之间的这种争斗、峡口或矛盾,对于革命的人民是十分有用的。毛主痕早在《论底种甘本帝国主义的策路》一交中就指出“我们要艳敌人营垒中闻的一切争斗、缺回、矛盾,统统收集起来,作头反对当前主要毯人艺用。”今天,我们在同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一切反动派作斗争中,同样应当如此。但是在何时候,我们都不能按敌人营垒中阆的争斗、缺中矛盾所迷惑。修正圭义者中的某些人,出于本集团的=党+派的私利,往往会声嘶力蝎地返对手同4营垒中的芳二党一旅,借以掩盖他竹同掌命犬芪的粮术矛盾,从而运用荪行者钻进皮去的术,在革命仄街内部平着浮多善良的人们筛意想不到的垂猎。磐刘少奇,林彪就都是这样一类人物,他付鞋着共产党员的超牌而干着修非主义的勾当,同古代的宋江一祥,是一伙现代的投漋派。我们应当从《本浒》这都反面教材中吸取散训,总结验,增强在复泰的降线斗争中识别革命派种载警派、马克思主义稚修正主义的能为。这样去做,对手我们在现在和将来,在苯芈皂和下世纪,坚持马克思主义<疾对修三主义g坚革命,反对设降,都有着重失的深刻的毫礼。·1四影条华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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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胡适的《水浒》考证
余秋·雨
胡适是中国现代史上一个臭名昭著的投降派。他叛离五四新文化运动,投降过北洋军阀,接降过国民党反动派和美帝国主义。胡适一生普陆续写了七万字左右的《水浒》考证和评论交章。,投降派论投降主义,很值得一读。
胡适评《水浒》,屡屡提起金圣叹。但他对金圣叹的态度非常特别,一方面,好象对他意见大得很,说“他的迁腐气比三家村学究的更可厌!”①他“无中生有的主观见解,真正冤枉煞者人1”®甚至公开声明自己“不赞成金圣叹的《水浒》评“®,另一方面,他文盛赞金圣叹对《水浒》的评论“何等眼光!何等胆气!④说什么“圣叹的辩才是无敢的,他的笔锋是壤能动人的°,“在小说批评界,他的权威直推翻了主世贞、李贽、钟捏等等有名的批,家。⑤讲的是同一个人对同一本书的评论,为何态度悬养若此?
贬一袭各有源因。乳金圣叹,是因为“他误解了《水浒传》的用意。他不知道七十回本删去招按以后事正是格外反抗或府。”®请注意湖适用的“误獬”这个词。如果《水浒》是一部饭抗政府的书,副改后“格外反抗政府”,就谈不上误解”,如集金圣叹是一个反抗政府的人,主张删掉招安的内容,也不能算“误解”。拾恰是一个忠手封建政府的人在一部忠手封建政府的书上做了这名一件蠢事才使胡适恼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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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貸曾经指出,“所有一切压迫阶级,为了维持自已的统治,都需要有病种杜会职能:
一种是剖子手的职能,另一种是做师的职能。刽子手镇压越压迫者的反抗和暴动。牧师安慰被匪道者,…从而使他们忍受这种统治便他们放弃革命行动,打消他们的革命热情,破杯他们的革命决心⑦但是,并非反动统治阶级里的任何人在任何时候对这两种社会职能的认眼和运用全都一致。金圣叹与《水浒》的作者就有分歧。一部《水浒》,着重描寄了封建朝廷的满种“敢师”一一捧着“丹诏的宿元联张叔夜,举着“杏黄旗“的宋江和片俊义,如何通过不同的途径来“安慰”那些被“道上梁西“的浓民起义军;“使他们旅年革命行动,打消他们的革命热猜,破坏他徇的革命决心”的。金哎生活手农民越义的展夫雷霆和反动统治者“招安”失贩的消息不绝于耳的明未清衬,捍卫封建朝廷的迫切心情使他特别调剑子手的职能,而对帐师的明能方面取了桥乘的态度。弛的主张,知鲁迅指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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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是“梦想有一个嵇叔夜”来杀尽宋江们”®。他手是删掉了《水浒》中“招安”的情带,把这个“杀尽”的“梦想”加了进去,作为结局。
两介结局,:哪一个更符合反动统治阶级的利益?胡适赞赏未经金圣叹删改过的那
一个语
“最末的部分,一平方腊班师之后一还有几段很感动人的文字多如写鲁智深之死,燕骨之去,宋江之死,微宗之梦,都还有点交学意味。”@
方腊被“平”,梁山泊起义军死的死,走的走,一即两支起义军在拚耗中同归手尽,当然要此金圣叹仅仅扫荡一个梁山泊的设计更为毒辣,更为彻底,这是一,更重要的是,金圣叹的设计,虽然露骨地表达了反动统治者绞杀人民革命的无耻欲望,但正如鲁迅指出,“革命被头挂退的事是很少有的”@,要使这个欲望得以实现,并非容易,因此连金圣叹也只熊把它效在“梦”里来发泄,而梦想的力量总是虚弱的,不真实的。胡适欣赏的这个结局,则是用先“抚”后“剿”、“抚”此“剿*彼的阴险手法达到的,不仅反动的艺术效果远比一个梦想来得实在,而且还向反动统治者提供了两种社会职能交替使用的反革命策略。难怪胡适会从中获得“感动”,寻得意味”。日:::
投降派是反动统治者运用两种社会职熊的重要正具。金圣叹“梦想有一个‘嵇叔液来杀尽宋江们”,表明他的怀舞“招安”,与不重视宋江一类投降派有关。胡适责怪他不仪自己根宋江,而且以为《水浒》也在骂宋江:“他看错了,以为七十回本既不避城招安,便是深恶宋江等一班人。…处处把施耐庵恭维宋江之处都解作痛骂宋江。这是他的根本大错。”①胡适认为,金圣叹的这个“错”,与写《荡寇志》的俞仲华“是很相同的”。俞仲华也不同意朝廷去“招安”“强盗”,甚至不许宋江们投降,所以索性用他的笔把他们杀藏干净,使“天下后世深明盗贼忠义之辩,丝意不容假借!”事情是那样耐人寻味:投障派宋江“限借革命以尽忠皇帝,本来是用以欺骗起义军的,结果凳连反动营垒中头脑癃化的死硬派也给骗了。他的不认识自己访面派出的内奸,打了一场“误会仗”。为此胡适要友驽他前“迂瘸”,并蝎力把他们从宋江头上摘下来的那顶“义”帽子,重新越到宋江头上去。他郑重引述衣水浒》最后写宋江临死还“不愿环了我忠义之名”,为怕李逵再反而世他毒死的情节,说这“可算是《忠义水浒传》后三十回中最精彩的部分,是“一节最好的“衰艳的文章”@。而耳对陈批写的《米浒后传》中见延续《水浒》投降主义的部分,无其是皇帝称赞来江为“忠义之击的部分,地极鑽“精彩@。总之,胡适躲躲闪闪地向自已巷垒里的人钢暗示,要透过宋江假借”的伪装看到他的:“思义”本质,别把他“冤枉?了。胡适的这个暗赤应引起我们的瞀觉。金前之辈只着到宋江的伪装而攻他,我们有的同志只看到宋江的街装而挚弛。.因此胡适批判金、俞的“武友为敌”,容观上也从反面批判了某些同志的认散为友。斯胡造把金圣叹和命伸华归为一类,同时又把自己为水水浒》作者的知音,=拜宜扬唯我发掘出了作者的“本意”。着来,儿百年莱反动统治阶级的代表人物在文艺创作和文艺评淹领域,对莱山洎浓民起义的态度也无非是这么两派。金圣叹的删,俞仲华的续,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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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与施耐腌、罗贯中派进行着一种不象争少的争吵。.胡适的考证,则是在二十世纪延续了了这场争吵。但不能忘记:作为反动营垒内部讨论如何对付农民起义的一场论争,他们之闻不芝共同语言。此中情形,很象《水浒》中宿元景、张淑夜与童贯、高豫两派在皇帝面前的争论。因此,胡适不仅不从根本上杏定金圣叹和俞仲华,而且一想到他们的“迁腐”出之于对农民起义的刻骨仇很,就十分能体谅了。他在《<水浒传>考证》的末尾说:
“不懂得明味流赋的大乱,便不懂得金圣叹的《水浒》见解何以这祥迁腐”。“不懂得嘉庆道光间的遍地匪乱,便不楂得俞仲华的《荡寇志》”。@
,:·刚才芬明还在嘲弄他们:一下子又翻成笑脸,用所谓“历史上的关系”来为他们辩解了®,好象在分析历史原因,实际上完全是根据反动的政治标准和唯心更观玩弄着实用主义的避术。金圣叹反招安,胡适说他是因为“亲见明未流贼伪降膏兵,后复叛去,遂不可收拾”®,完全熊理解;金批本虽然有点“迂腐”,但迁得妙,腐得奇,是“永不会磨灭的嵛书”@腰蕲《水浒》转服之间也成了一件“大胆”的美事:“他大胆地把光十回以下的文奎脚了,叉珈上卢俊义的一个梦,很明显地教火知道强盗灭绝之后天下方得太评。”⑩实际上,金圣叹“教人知道”的这个反动逻辑,也是《水浒的主旨,胡适的信条。‘他俯分哎再大头争事烈,也木会改变“灭绝革命以求地主阶级专政的关丽”“太平”这个共同理想。基并此,招安”派与“征剿”派,投降主义的宣传和新尽杀绝的丰张,完全熊、而洱必然会统超来。请春胡适的耳目一触及燃烧手历澳长途和现实击讓上的灾民革稀烈火是马业就担《水浒》的著删、续、专诸家拉减一家,好÷个珷辩的金革暝”国也变戒“柔买的辩动是无敌的了吗平161,…
胡适把金、食画绕着《水浒的一系列反剥作为儿平都说成是一种时代斋要人们不禁要问你胡适的那么多篇《水浒》考证,产生的时桃原因叉是狱么?他肯画尊这祥教训读者等莫把这些小说考证看作我歡你们读小说的文茅”画。好那我桐就滑着这些考证筋历尖背茶和现实政治作用吧。··净片在5i漫胡适评《水浒》主要集中手两个时期:五四运数以后和第茯国的革希酸争失吸以后6拍天的三潮开始低落,获重的乌云压英而来这朴时候,总“有人退伍有人落荒,有头颓唐,有头叛变。胡适就是从五四新文桃运动中叛变出来的代表天物而第一逖国内革命战争失败后彻底投靠国民党反动派;是他叛变的继续他送中这糕的时期写《迷群》评论,无非是两个目的为反动派镇压革命献嫌,己投靠区动派辨护。,心6,胡适水浒传)孝延》和扇考的九台⊙片六兆马年宝四奇文化运动内部在经历过问题与主义的论争和《新青年》发展去海的等夺战之后,经明显地手赖分化6两达斗争,都牵涉到如何看待现存制接和现存攻府的问题6旮迅增明确地表示要坚持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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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物彻底崩波、让“官场总是头痛”@的战斗方针。胡适从资产阶级右翼的立场出发,对自已曾投机参帅过的运动竟发展成了如火如紫的人民革命,感到十分懊丧和害怕。因此一再想方设法地消蚀“五四”的斗争锋芒,告白自已对人芪革命的仇视,一再向反动当局透露杆悔之心,投降之意。最后甚至公开以宋江自比,·连绮混迹五四运动这段经历的回忆录,也于脆名之为“逼上梁山”。.既然如此,他在两篇《水浒》考证中若隐若现地强调了同情镇压、主张招安这两层意思,亦非偶然。有趣的是,他在文中还特地引了忠于朝廷的来江反被朝廷所鲁的情节,论证《水浒》作者是把自称“不幸失身手罪人”而后“归顺”的宋江当作“功臣”来写的,并说这中间有“二种真的感慨”@。其实有这种“感概的,与其说是作者,.不如说是胡适自已。他是多么希望政府当局不要因自已的一度“失身”而误了现代的“助臣”;
很巧,胡适写完此文的第三年,不仅北洋军阀政府没有误了他,莲那个阜被中国人民唾弃了的末代皇帝溥仪,也向他招手了。胡适一口一声“皇上”地在紫禁城里接受了多次召见,进行了不少次“非外人所能知也”的密谈。.被“皇上”召见的次年,一儿二三年,胡适:又写了《水浒续集两种>序》。人付发现,文中最长、最注目的一段引文,竟然就是《水浒后传》冲燕、杨林见道君皇帝的罐节:皇帝当面發扬“宋证忠义之土,多建大功”,要“重加袋封立庙,子孙世袭显爵”而被皇帝称作“草野忠臣”的兼背则不断“伏地谢恩”,杨林出来后还深深地枰梅道,“我的平日在山寨,长践他(里帝》无道,今甘见这般景象,连我也要落下眼泪来。”®紧接着这段引文,胡适评论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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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犬瘦文章真当得“衮艳”之字的评语1古来多少历更小说,无此好文弃…古来写皇帝末路的,无此好文章⑧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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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文出奇的燕烈,感褙出奇的激动,使人不能不怀疑:他在“草野忠臣见皇帝的情书中或许又发现了自母的影子,寻得了自已的足迹,找到,子自已某种感情的寄托?此后,胡适一直以“草垂忠臣”自居,聊谈“自由”、“人权”宇殿外,通交献娟取宠手朝廷。一九二九年六月,正当蒋介有在共产党人和革命人民的血泊中建立的诚革命藏权站住脚跟没多失,胡适又要评《水浒》了。这次写出的《百三十向本思义水浒传序》,对金圣叹的评价越加升级,特别是对他“强盗灭绝之后天下方得太平”的反动思想更是头吹特吹。此外,重新强调《冰浒》末尾崎米江戏患皇帝的部分“很愈动天@。要予獬这篇《永浒》评论的现实意义,可以注意一下此后不久发生的两件事情一是落介若询我红色革命根据地发新了天规模的军事“围蜘”二是蒋介石电召胡适音京遗见,“对夫局有所垂询”。从此,人
所周知胡造遂新从“苹質您”空为蒋家毛朝的4朝廷命官。。
总之镇乐人民革命跑建议一灰次由《水浒》评论中发出,投靠技动剪廷的愿望一次次由《来浒》评论中表达。这→系列事件的巧合也许有偶然性。但正洳想格斯指出,在表面:上是偶然性在起作用的地方;这种偶然推始终是受内部的隐蔽碧的频律支配的⑤。此中:规律就是现代的反动浪必然要从古代反动派那里吸取据杀革命的统治经验,期代的我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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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必然要从古代投降派那里继承卖身求荣的精神传统。
是规律就不会仅仪适用于,一时一事。作为一个帝国主义一手培养出来的买办文人,胡适一生所作的各种投降主义宣传都要归结到投降帝国主义。因此,《水浒》评论也是他宜扬民族降主义的一项间接工具。既然他鼓吹“尽忠天子已不是真对“大宋皇帝而言,那末,这介天子”的身份也就可以不断更替:可以是北祥军阀,可以是溥孜,可似是蒋介石,当然,也可以是帝国主义头子。他在美国留学期间曾写过一首以“主君寿百岁”为结句的歌词,“主君”正是指美帝国主义。抗弭战争前夕胡适曾向日本帝国主义献出过“招安”整个中华民族的策路:“征服中国民族的心”@,更是完全在尽忠日本天皇了。
换言之,《水浒》给了胡适多方面的受用:在阶级斗争中,:他以宋江自比,在民族斗争中,他又希望自已和自己的主子蒋介石之流一起做个宋江,跪帅于外国主子的台阶之下。帝国圭义若对此是很能心领神会的。一九四二年,正是抗日战争的关键时刻,一个日本帝国主义的“学着”在看了《水浒传》后自称“几度拍膝叫绝”。:为什么?因为他从中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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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居于重庆之蒋介石的立场等,也颜似莱泊末期宋运的境遥”@。说得再明白不过了。蒋介石与日本帝国主义的关系,也即是宋江与皇帝的关系。《水浒》不正按着胡适的心恩,很自然地引向民族投降主义上去了吗?难径这个日本学者要特地交待,“水浒传正如胡适氏所言,是感樽的思想的产物。至于是什么感褙”,何种“思想”,不言自明。胡适曾想用“民族主义”的烟幕蒙住读者的眼晴,说宋江们期行的投降主“义至少有“勤王散国”的价值。可惜他自己及其主子蒋介石以无可掩饰的卖国生涯作了最好的回答。帝国主义者也从侧面提供了有力的证据。“民族斗争,说到底,是一个阶级斗争问题。”只有人民才是民族利益的真正捍卫者。“勤玉救国”与“锄主卖国”之涧;则无深沟高垒。凡投降派,大军一到,使受招安”一反动期延的“大军”到了是如此,异邦别族的“大军”到了也必然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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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三
懂得了胡适考证和评论《水浒》的这一系列政治目的,我们就能进一步理解他在《<水浒传>后考》一交的末尾锐的这么一段话。:,
·净阳
掌数
等我为了这醉《米浒传》,做了两五方宇的考证4我知递女定有人笑我表不缓蜡”精神与时问了。但我自己党将,我在《水浒待》上面花数了送流桥力当间为是很链得的@。
品泉护
这是在故弄玄虚,自我卖弄。值却又清楚地表明了个投降派对一部宜扬技降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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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小说是何等的重视。阶级斗争的经验告诉我们:凡敌人重视的东西,我们决不能掉以轻心,而应该针锋相对,从中引出必要的教训。毛主席最近指出,“《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为了更好地识别、批判和战胜投降派,我们也不妨学一学敌人,在评论《水浒》上舍得花费点“精力与日力”。
胡适早在儿卡年前就预感到了马列主义是投降主义的头敌。因此,在那马列主义开始传播的年代,他诱骗人们“自已虚心去看《水浒传》,不必怀着一些主观成见@。这里所谓“主观成见”者,显然是指他所厌恶的“主义”一正确的思想武器,革命的世界观。后来,他索性一语道破,声称他摘小说考证都是为怕读者“被马克思列宁斯大林牵着鼻子走而提供一些“防身的本领”@。在《水浒》考证上他“防”来“防”去,就是“防”马列主义对投降主义的批判。敌人的言行从反面显示了马列主义和投降主义的原则区别,大概也可以使那些总喜欢把投降主义解释成“历史唯物主义”的人们头脑清醒一些吧。真理和馨误水火不相容的客观事实说明,我们只有牢牢举握马列主义的思想武器,才能在《水浒》的评论中,彻底批判修正击义和投降主义,把湖适之流憎拚命阻挡过的无产阶级革命进行到底。:.·
胡适的一大堆《水浒》考证和评论能起到这祥的作用,那末,无产阶级将永远象感谢《水浒》这部饭画教材一样感谢它侧。、
g胡适文存710过。
胡适文存》760页。
@.胡适文存岁710贡。
⑦《胡适文存三集656贡。
③·胡适文存711货。
国《胡适文存766贡。
④·胡适文存704贡。
@《介绍我自己的思想,胡适文选24錠。
⑤:胡适文存三巢666页。
迅:1921年1き日胡适
⑥胡适文荐沙764黄。·
@.胡适文荐>789项
·@.第国际的破产,列宁选集第二卷
@《湖适文祥三集215二21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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⑧《胡适这存三集>27页。,:一
@,《南腔北调巢:谈金圣叹,《倍迅全集
@胡适文存三巢664页。
第垂卷121一122页u
®:路德维希:费东巴喻和德国古典哲学
回:胡适文存三集.654武。
的终结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
⑩一意闲集·铲共大观,.符迅舍集第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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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118=17:贡。
自本人应该醒醒了,独立评论42典。
国葫通文存64武。
@并坂锦延水浒传新考证,满洲书籍配
@胡适文存788=789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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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文存800页。
观c瑚适文存76467演。,·:国胡适文存76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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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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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颂什么,反对什么?
评《冰浒》的投降主义本质
徐缉熙
《水浒》究竟是一部歌颂农民起义的史诗,还是部反对农民起义,宜扬投降主义的反面教材?最近通过对毛主席指示的学习,受到了一次深刻的思想和政治路线的教育,想柱这里讲=点自总的认识。·
毛主席指出:“《水浒》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屏晃盖于一百⑥八火之外。一针见血地指出了《水浒》宜扬投降主义的阶毁本质。只反贪官,不反皇帝,这正是一条反对农民革、酸吹投降主义的反动政治路线。反对所谓的“贪官”或“烁臣,示正是为了忠于皇希,患手朝廷吗:《水浒》之反贪宜,如同宋徽宗骂高律等“败国奸追,拆彝天夫下一祥,主定点就在手要维护地圭阶發的国家和一统天下。在《水浒》中,皇蒂、天、朝廷(国家是三位一茠的稀念。皇希并不是什么超阶级的单个天,而是地主阶级和封建制度的总代表。朝廷就是国家器,是一个阶纹压迫男一个阶级的机关。皇帝与朝廷又都是以“天”的名义来实行统治的。不反皇帝,就意味着不反对地主阶级,不反对地主阶级的反动专或和封建制度。宋江在受“招安前是“替天行道”:也就是帮助封建统治者以“天的兹必实何琪反动您治之“道。“招安”以后则打越了“顺天、“护国”两面反革命大旗,打方腊去了。从华替夫行道”到顺天护国”,这也:正是《水浒》沙所鼓吹的技降主义的政治纲领。不反皇帝,那就必然要倒过来反对云切敢宁“背,”皇帝和明廷、造地主阶级反动统治的反的农民革命。有伞封建文人州夫涤余人的,说《水浒》能“化血气为德性女超到“盗弭的作用言盔弭者,制止和消夹农民起叉也。这倒是一箱道破了《水浒这部小说的爽妙所在。7了封建社会的基本矛盾是地主阶级和浓民阶级的矛盾。以农民起义为题材的《水浒》有设有反映这一基本茅唇呢款没有。它写的是似米江为代表的“思臣义士”同以痛使为我裘的“金食°、年巨的矛盾也就是地主阶级内部这一浪同那一派的矛盾。《水浒证寒用谜样的矛盾抹煞和掩盖广阶级矛盾。《水浒》竭为骏吹这释÷种观点地主同农民在皇帝、朝廷天以至清官忠臣的何题上,是没有年荷矛盾前,是完金宁要的。皇箭是满个阶级共同拥戴的。换何话透农民前地主一样,拥护封建制度拥护封建统治拥护地主蚧绥的反动专改而地生包插皇帝在内,同农民一样,也是反对贪宜和年感的那末还有没有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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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阶毁和农民阶级的对立和斗争呢?没有了。,农民还要不要再进行反对地主阶级的反动统治的革命头争呢?不腑要了。所以“聚义”必须代之以“忠义”,而晁盖的坚持农民起义
的路线也必须用宋江的投降主义路线去加以修正”。
,正是从只反贪官、不反皇帝这条投降主义的反动政治路线进发,《水浒》对革命派剂我释派对地主官旗和农民阶级采取了截然相反的态度。请看书里的三种鲜明的对比:
一种对比是:《水浒》对待方腊和对待宋江的不同态度。《水浒》写了四支农民起义军:方腊王庆、田虎这三支农民义军,都是不“替天行道”的,不受“招安”的,他们敢于造关米皇帝的反,同大宋王朝唱对台戏。,如果《水浒》真是歌颂农民起义的话,那首先应该敢颂他们才对1尤其是方腊这支义军,其规模和影响都远远超过宋江那支队伍。可是《水浒》对他们采取的恰恰是彻底否定和深恶痛绝的态度。谁给抓住了,都是千刀万刚。对方腊本人,更是竭力加以丑化。可对宋江这个投降派,则是干方百计加以美化:又是“呼保义,文是攻时雨上应天星,下合童谣天上有九天玄女傑驾,人间有儒释道三教护法。朝延老雪有天子卷顾,“忠真保举,四海之内,刘英雄豪杰,闻名即拜。:方腊在书中受尽唾醫,死则受刚三日示众,惨毒己极而宋江生前鼎食,死后封神,受尽柴耀。《水浒》“有诗为钲宋注重赞并官日,列腊当剂受刚时。善恶到头终有报,只争来早与来迟。”对比是间等强烈爱增是何等分明出《水浒》把宋江树立为“眷”的典型,把方腊树立为“恶”的典型,分明是要人人都学米江,不学疗腊,萼人何都象宋江那祥生就一副坟颜媚骨,向封建统治者屈膝投降,并为之效患葉而不要象方腊那样做反抗地主阶级的反动统治的造反着革命者。:如果真熊这样岂不是就可以使农民起义消弭于无形之中了吗?
另一种对幽是+《水浒》对待晁盖和对待宋江的不同态度。《水浒》对待梁山泊这支头军世并不一律歌领而是有龚有贬。.粱山义军中有革命派,有投降派。而《水浒》则是香定前者而歌领后煮。晁盖实际上就是梁山义军中的方腊。晁盖七基聚义,智取生宸纲,长了華命大保的志气,灭了地主、宜低的威风,最后反上梁山,清除了玉伦的关门生义路线扩大起义武装,见固藥山泊根据地:对这些行动,革命派认为好得很,而米注咖认为是逆天大罪,法度雅容,要买兆族:来江的春法,就基《水浒》作眷的看港。香定晁盖正是为革肯定米江。《水浒担晁盖同来河作了个此较“在泉盖悉托胆称主:岿关及拿推宋江肯瓣群保义,把寨为头。晁盖敢于托胆称毛,死自要和大宋皇帝做个对头学这在作者養来当然是可雅得很所以一定要祉他及早死在地主武装的写箭老下。而来注不狙格守·“忠义,帝意盼望“拥裳”,而且眷手用义的似链,把灰民义军送进投降主义的死湖饲所以推有宋江在粱山泊“把暴为头”,才能使作者称心,封建统治者放迹是
。有人或许会问,米江养是私效子晁盖妈?不是把晁盖看作心腹究弟吗?其奕,私放晁盖不速是《水浒》为了美化宋江而珈上的一笔油彩。这一特节把宋江打扮城梁山好汉的救褕恩水”,从前给来江上俄下一笔政治获本,为他将来寒在梁迪义军的领导杖铺采道路《水浒》处处痈鬼盖为宋汪做铺垫即使这样猴着还唯港人们把米江同晁盖等拉齐规,所以排来江再申言他对盖的道反行为是友对的他根本不恩同晁盖柜们沾边,生逆天理,示逮父教做家志不孝的人”,竭为与艺辩界限。如果不是杀了阎婆借文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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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黄蜂刺,他是宁死不肯上梁山的。所谓“心腹兄弟”,原来是两股道上跑的车,走的根本忝是条道。
第三种对比是,《水浒》对待李逵同对待卢梭义的不同态度。我们之所以要把《水浒》
这两个人的态度作个对比,是因为一个是出身雇农的真正的劳动人民,而÷个是豪绅地主和夫富商。李逵无疑是梁山义军中最富于革命性的农民代表,《水浒》却把他丑化成凶神恶煞,以杀人为乐。见了百姓也是不分青红皂白地“排头儿砍将去”,甚至连来投梁山入伙的韩伯龙也被他杀了。又因为李逵是个贫苦农民,《水浒》就把他丑化成一个鑫汉,谊染他的粗茵和莽撞。甚至写他杀了人还吃人肉(杀了李鬼,吃李鬼的肉)。《水浒》写宋江、卢俊义等人,笔墨是何等庄重,而写李逵,用的完全是躏弄的笔墨;故意引人发噱,连李逵下山接老母地嘲弄了一番,让老母给老虎吃了,事后来江等人听了还“大笑”我们透过《冰浒》的丑化,分析李逵这个形象,不难看出李逵是当时真正的革命农民的代表,应该充分肯定他的饭投降的革命立场,但是这位农民英雄在《水浒》中显然是被歪曲了的。请看《水浒》给李逵的一首诗是,“家住沂州翠岭东,杀人放火恣行凶,不搽煤墨浑身黑似着朱砂两眼红。从外貌到他的反抗牲格,全都加以丑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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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之相反,《水浒》对卢俊义这个意绅地主的描写,却使用了种种美丽动听的语官来加以美佬。卢俊义对浓民起义怀着刻骨的仇根,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是“一心只要捉强人;那时方表男北志”6他的“平生之照”就是要把“贼首”“解上京师,请功受赏”。这样一个反动家桃却菠称颂为河北蕊绝,“北京犬名府第一等长者,连维号也特别雅玉麒麟飞麒麟在封建社会是高贵的象征,是剥削阶级所谓的祥瑞”)。《水浒》海芦的外表是“威风瘭浪,仪表刘关神”,写卢的性格是“忠肝贯▣,性气凌云“。《水浒》还特意通过宋江之日,摆了卢的三条好处什公“有贵人之相”啦,什么生于富贵之家,长有豪杰之誉”啦什么“力敌方人博古通今,天下谁不墓风而服”啦,真正到了十全十美,无以复加的地步。宋江这么说,以及他那“让位”的一番做作,‘一方面是要抬高卢的地位,一方面也是要当着众人的面立下谁有资格当梁治的头儿的标推。如果你不是“生于富贵之家”,长有“费人之相”等等,那就靠边站吧。合乎这个标准的,除了他宋江和卢俊义,还能是雅?
“歌领什么,反对什么这是文艺创作的根本问题。在这个问题上,表现着一部文艺作品的阶级本质和政治倾向。从以上三个方面的对比中,就足以表明《水浒骸颈的是地主森绅是混进农民革命队在搞修正主义的找降派、反革命派,而反对的是袋民革命和一切坚持起义、反对投降的革命派。这就说明它术是一部歌领农民起义的小说,而恰恰是一部反对农民起义的小说。
有种说法;认为《水浒》虽然写了宋远受招安”,但却让宋江被#死了;这说明K水
浒》是批判和否定了宋江的按降的。这种说法其实是没有道理的。《求浒》之歌颈来证,恰拾就是要歌颈他的患必”和投降,所以连关涤余夹地说,“《米浒》惟以招实为心而名始传,其大忠义地。“推以招安为心,所以才有九夫玄女的法旨“和天带,才要把晃盖的聚义厅改为忠义堂,打起替关行道”的旗号:才有七十一间“尖聚义”时来江领头的宜春,以及宋江和燕清等人的东京之行对这一切;《水浒》都是予以背定和赞领的。八牛云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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宿元景奉诏招安,《水浒》马上用一首诗来欢呼封建统治者“怀柔”政策的胜利,“一封恩诏出明光,伫看梁山尽束装。知道怀柔胜征伐,悔教赤子受痍伤。”待到宋江投降以后,《水浒》更是大肆谊染宋江受“招安”的场面、过程和“朝京面圣”的“盛况”。宋江军马进京,宋徽宗率领百官亲临检阅,“喜动龙颜,心中大悦”,赞道:“真英雄也作者还硬拉上“东京百姓军民,扶老鄞幼,追路观看,如睹天神。”这能说是在批判“招安”吗?
至于宋江之死,书中写得很清楚,是因为高俅等看到天子4重礼厚盟宋江,教他上马管军,下马管民”,推恐被宋江夺去恩宠和权力,所以才设计毒死他。这本来只是狗咬狗的斗争的延续。《水浒》对高俅等的计策,用诗评论道:“自古权奸害善良,不容忠义立家邦。“批评的是“权奸”,歌颂的仍然是宋江的“忠义”。《水浒》写宋江吃了毒酒后,对天子、朝廷依然毫无怨言,一心想的依然是“忠心不负朝廷”,“临死前还设计毒死李递,为封建统治者除了这股危险的“黑旋风”,“尽忠报国”,可渭至矣!·这样谊染显然是作者为歌颐来江为主全忠仗义”而最后添上的浓浓的一笔胭脂,至此,作者心目中的理想人物,才算是最后塑道完成了.。这又怎么熊淡得上是对宋江投降的否定呢?
《水浒》作者,经历了元末农民大起义,恐惧农民起义的巨大威力企图通过《水浒》来传播地主阶级分子混进农民革命队伍搞修正主义、极降主义的反革命经验。他之希望有宋江这样的学及时雨”,正如金圣叹之希望有个“嵇叔夜”《荡寇志》的作者俞命伸华之希望有个“陈希真.本质上是一回事。不同的只是《水浒》认为“杯柔避征伐”,而金、俞却认为征伐”胜“怀柔”而日。“怀柔”和“征伐,本来是反动统治阶级交替使用的反革命两手政策什么时候鼓吹“怀柔”,什么时候跋吹“征伐”,则是由具体的阶级斗争的条件所获定的《水浒》作者生活于元末明初当时明王朝刚刚建立,所以重在“杯柔”,希望有宋江这类投降混来帮助明朝统治者消弭农民起义。金圣叹生活于明代末年当时,以李自成为代表的浓民起义军席卷全国,明朝统治者“招安”、“征剿”的反革两手都已失败,明王朝的覆灭已势不可免。在这种背最下,站在地主阶级反动立扬上的金圣叹只能梦想有一个“神人”嵇叔夜出来担农民起义渐尽杀绝。俞仲华生活于清代后期,农民起义也色遍地掀起,他死时离太平天国革命只有两年,所以他也希望关上降下一个陈希真和陈霸卿来帮助清朝统治着扑灭灰民起义的烈火。但是不论他们在“桥柔”还是“征伐”的问题上主张有何不同,在维护封建统治、消灭农民起义这介目标上,却是完全一致的。实际上,《水浒》里征剿”券腊时的米江也就是一个陈希真或者说陈希真,也就是另一个米江。不过,个是公并的安动派,
一个则在一段时闻里曾经是不公开的、隐藏在浓民起义军内部的反动派而已。片《水浒》这部反面散材,有其一定的欺骗性,只有坚持马克思主兴峋阶级观点,才能遥过很象认滑本质。有比较才能鉴别。看看《水浒》歌颐什么,反对什么,就是一种此较。对我衍文学评论玉作者来说,同样有一个歌领付么、应对什么的间题。我付一定要努力通过这次《水浒》的评论和讨论,认清《水浒》宜扬投降主义的反动本质,认识什么是找降派,在斗争中蓬步提高祺别马克思圭义和修正主义、正确路线和带误路线的能力,提高阶绥头争和路线头争的觉悟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水来丛而能更好地为执行毛主的无产阶级革餐命路线、为现固无清阶薇专政而战斗。,·莲米:、浅等球
年47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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贤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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斌论·吴用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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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智明
完绍元
“臭用的一生,经历了染山消浓民起义及兴起、发展到失败的全过程,并且由于他一直担任梁军师的要职而始终被卷入了斗年的镟涡。因此,吴用在《水浒》中成了引人注目的人物6,、:.
吴用出身于知识分子。但从他:“藏一顶桶子祥抹眉梁头巾,穿一领皂沿边麻布宽衫,腰系一条苯褐銮带”的打扮,以及与贫苦渔民三阮兄弟的亲密关系来看,他的经济地位和政治地位都是比较低示的。在农民革命风起云涌的年代,每一个人都要根搭自言的阶级立场表明=定的蒸度。“吴用就以华智取生辰纲的革命行动,表示子他反对封建统治阶毁、赞同农芪造反的鲜明应场。当刘唐提供了梁中书搜刮屮方贯财花要送到东京为文人宰相蔡京庆贺生辰的精报以编,吴用当即表示支持晁盖夺取这“一套不夹之财评,并主新申莲了阮小院小玉噬小七积极参加,制订了“力则取,智如智取的战染方案终宇在潢泥网打响了这漂薨的一仗6这县臭用早期革命活动申最光彩的篇章。上,:1,紧接着,冥用生了梁山。他来这里既然是搂奔农民革命,就必然要与不别火革命的自衣秀生王轮发生尖锐的矛循。吴用根本看不起满脑子儒家思想的王伦,他支持朴冲的火并行动,为农民革命的发展搬了一块绊脚石,庆而确立了是盖在柔山闹领导地位。以后,吴用忠实地贯狗执待晁盖坚持表民起义的革命路线,协同晁盖在梁山电粒、造離、扩军器、禁练军马杀败进铡宜或面了衣民革命根据地。在宽盖璐线指下臭用蒂心策划和真接参摊的一系列战斗,如反征州,政高唐,破青圳,闹华山都沉重莉击了封建统治阶篆及其爪牙,取得了漭煌的胜利,为实现“要和求皂帝做小对头的伟且标奠定了良珲的基础。:
晁盖套梁面事业逐步兴任的时候不幸箭硒鞋,是个沉痛的损失。在这个类链时刻吴用能不能继续坚持晁盏的正确降线影并且同舞改晁盖路线的我降派宋花进行有为的半争就成了他面隘的一扬严竣考验快沙·r,+宁:吴角对宋江的认识也是有半个进痒的。他们本是郓城县同乡,但由手一介是社会越位低亦的乡村鞍缠,产个是封建衢的官僚鱼是佳居咫尺,无缭难得观面。吴用同来江的第衣会面是在晁盖庄上。当时,吴用被米江官着风险到东溪栉通风报篇骏晁盖的义气行为嶄迷惑,秋为若非此人报,都打在网里,儿乎把宋江当作首激命嗯天,兵是云味地感激6宋江在被刺配江州的路上用一大推忠幸的说教拒绝莱曲好汉刘唐等夹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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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上山,甚至唯恐“擅动了国家法度”而不让花荣为他解除脖子上的枷锁。这时,吴用凭着自已的政治敏感,看出了宋江无心上山,就断然采取了与刘唐、花荣等人相反的态度,将计就计地对米江说,“我知兄长的意了,这个容易,只不留兄长在山寨便了”,轻描淡写儿句话,抛地把这个封建王朝的忠臣孝子打发出了苹命根据地。后来,宋注为了权偝水泊里随时避难”混进了梁山,企图窜掇浓民起义军一起投降的面目逐步露了破绽,吴用对他的防范也就步步加紧。`凡米江独自带兵外出,他总是紧紫跟随而至,一定要亲自参与作战计划的制定和战斗的指挥,使宋江受到了一定的约束。晁盖脸死之前,并没有明确自已地位的继承人,这反映了他对宋江已存有一定的戒心。对于这一点,吴用是心领神会的。所以在晁盖一死而梁山又不河三日无主的情况下,他并没有忘记晁盖的遗嘱,只是劝宋江暂"充梁山第一把手。他当着大家的面说,哥哥权且尊临此位坐一坐,待日后别有计较。”当时来江继位已是大局既定,吴用能讲这一番话,不能不说是十分河贽的。说的虽然委婉,用意却是很深:末江二一旦不称职,‘就可加以撤换。吴用为宋江坐第一把交椅留了二个余地,这无疑是对宋江搞按降主义的一个聱告,同时也提醒了藥山好汉们对此要存所普楊。自从宋江在菊花会上公并抛出了望天玉降诏;早招安的投降纲领以后,梁山内蕃招安返招安的斗争达到了高潮。吴用不肯按降,同李逵、阮小三、阮小宝、阮小七等人站到一边与宋江进行了必要的平年。·宋远急急乎要巴结李师师走后门,猎口进东京去观灯,此事首先起吴的林蜒,·他明确指出不可”,:坚诀进行劝阻。宋微宗派陈太尉前来招安水浒军,宋江大喜,推备放下武器接降。吳用挺身而出批驳子宋江“要了招安,得为国家臣子的接降主义理论,主张丢掉幻想,武力回击。他说:“等这厮引将犬军来到,载他着些毒手,杀得他人亡马倒,梦里也怕”,这是何等的气概啊】待到阮办七输换御酒,季递悉扯招非,挫败招送阴谋以后,宋江为此而脑羞成怒,吴用就再一次警告宋江,“休执迷招安”紫接着吴用亲自部馨斗团结藥山好汉一连打了好多次胜仗,粉碎了童盘、髙棣
亲领L十穷疲动军队的画剿”。当朝廷派人第三次招安时,吴用依靠季递、三玩等革命派
猴好了战乳谁备,到时向花荣使了个眼色。一箭射中了宣读诏书的天横的面门,冥次挫败了招安阴谋。、
、,
宋江重通朝延受招安以后;吴用的革命热褙受到了严重的窒息。他虽然满杯着对晁盏路线的深厚感情,同宋远继续在一定程度上作子斗争,但这已是兰浪低手号浪了宋江
一接较招安硬珀不及待地要“起送备家老小还乡,拆殷油寨。吴用不同意,要求宜留众莹眷在寨”,想借此保存梁事业复兴的一线希望,流露甜了他对这块自己亲手参加创建的埔命根据地的恋慕感稍。在征讨玉庆班师回京筵中,三阮兄弟等水军头领找英用商量重上梁山犬计的时候,他又为这些渔民兄弟的革命热情所感染和哎动;向宋江暗示了再举起义大旗上莱的思遮趣。可根的是;这一定以挽回衣民革命事业的圭张却被宋远的套义*理论压了下去。送件兼,在《永浒》中就成了笑用反相案、反投降的尾声,从此便再池不酸多首了名磨的长小藏:、片·话影蒙双圭动串连兰阮見弟参加智秘型辰纲的平争到在受招安后不能坚洪支持三院見弟重非梁山举义燕吴用走完了一段曲拆的革命道路以后,吴用迫不得已粮箱宋江去折黄
宝49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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腊但恤的邀训并没有使他清醒过来,.他摆脱不了宋江的反动的“义”的羁绊。宋江要怎样他也只好怎样。·征方腊回来后,梁山好汉们死的死,散的散,这一切对吴用的刺激是很大的。他流满了弧独和抑郁的情绪,“只带了随行安童,去武胜军到任”。在那里,他再也看不到李趣般猛烈的革命旋风,再也听不到三阮兄弟般激昂的反抗呼声,因此“自到任之后常常心申不乐”。.出路在何方?吴用茫茫然然,徬徨着,苦闷着,终于想到了绝路,为宋江的死而死了。吴用缢死在米还莲前的悲剧,为这位出身于知识分子的梁山革命家作了结论:其要知识分子所特有的软弱性,、动摇性没有在革命实践中得到彻底的克服,最终免不了要走向妥协。
·:在最初以酸产农民、渔民和手工业者为主力军的梁山革命队伍中,知识分子并不只吴用一个,象美伦,萧让、敬等人都是。由于各大所依附的阶级不同,参加革命的动机不同,因而最终所走的道路世是很不相同的。正如列宁所说的那样,“革命将第一次给各个阶级以真正的政治洗礼。这些阶毁将以一定的政治面貌在革命中出现,它们不仅会在自总的思想家的纲领和策略口号中,而且会在群众的公开的政治行动中显示出自己。”梁出韭备自代表不同阶级利益的知识分子在革命运动中的表现和归宿,就深刻地说明了这
一点。那个最早开辟寨的王伦,本是个落第举子,因为在地主阶级内部的角逐中受了“鸟气”才走上染出。但他上山讲不是为了革命,仅仅是为了通过打家数舍捞到他在“考场”申没有捞到的功名富贵。他这个人,参加了革命怕革命,心地狭窄,容不得人把许浒多爹要革和的人的拒之于梁山大门之外,严重阻碍了农民革命根据地的瑰固和发展。王轮这样的投机革命、反对革命的没落阶级的文人,最终遭到林冲火并,落得个身首分离的可耻下扬是罪有应得。同是落第举子的蒋敬,与玉伦就很不一样。他“科举不第,套文就武,桥着对封建社会现实的不满走上了叛逆的道路。在从黄门山落草揭竿到上梁山泊入伙聚义的长期斗争中,他逐步得到了改造,革命觉悟还步有了提高,即使宋江路线在梁山完全了统治地位,他也决不肯同流合污。级后,在宋江踏着农民的血泊接受了宋毛朝封官授职的情祝下菴橄却裁然辞去朝廷的授封,“回理州为民”,不愿意追随宋江为封建统治阶级卖。这种斗争方式虽不足为训,却也表现了他对宋江投降的不满和抗议。与蒋敬不同,萧让是热裹于银着米江投降主义路线跑的。萧让本是“济洲城里一个秀才”,因写得一手好字被吴用瘦计赚上山来。但萧社山并不意味着给梁山农民革命辩添兰份力童,反而成了投降派朱江的个忠实走卒。这个不背转变地主阶级立场的返数知识分子,曲手得到了宋江的赏识和重用,孩据了“举管行文走傲调兵遣将“的要职。.在来江瓶的兰系列找降活动中,萧让一直是跑在头里,花得不亦乐乎充当了极可耻的角色。排安后他在蔡太师腑中受职”,继缕为封建统治阶级作鹰犬,终究是个斑才。:气在梁山的知识分手中间,吴用是比较杰曲的一个。由他接近下层劳动人民,華布质史悠久,威望较高,地位也较高,在革命中所发挥出来的作用世此较头。列守说知识分子“兰旦接近了人良,就会在这个头争中成为一支旦犬的力叠。它自已虽然软弱无,但是能够给小资产者和农民的极广大阶层提供他们拾拾缺少的东酋:知识纲领、领降、组纸”吴用投身手农民革稀以后就起到了这种作用。从某种意义上说,吴用称得上是农民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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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智多星”。他的革命性虽然远远比不上苦大仇深的李逵,但他比较地注重斗争策略,比较地善于做敌人营垒的分化瓦解工作,这却是为李逵所不及的。三打祝家庄就是极好的
一个例证。宋江为了捞取政治资本,”自己带兵攻打祝家庄,“两次都因榜况不明,方法不对,打了败仗。”后来晁盖派了吴用下山,纠正了宋江的错误作法,才扭转局势。正如毛主席所指出的,在二打祝家庄以后改变了方法,“从调查情形入手,于是熟悉宁盘陀路,拆撒了李家庄、扈家庄和祝家庄的联盟,并且布置了藏在敌人营盘里的伏兵,用了和外国做事中所说木马计相象的方法,第三次就打了胜仗”。三打祝家庄的前两次失败,是由于宋江的指导思想不对,方法也不对,第三次成功则是吴用出色地策划指挥的结果。吴用忠实于晁盖的坚持斗争的政治路线,在军事指挥上表现了出色的才能,赢得了一系列的胜利。这个功绒是不可磨灭的。:
历更的现象是复杂的,·在相同事件的背后蕴藏着极不相同的动机。吴用曾经使用计谋甚至亲自出马把李应、朱仝、卢俊义等人赚上莱山,这一点就与宋江的投降行为犬茶相同。吴用为的是分化花解敌人营垒,为革命队伍团结各种不同的幼置,巩固和扩失革命阵营。而宋江收降关胜、呼延灼、秦明,勾结卢俊义,为的是招降纳叛,扩犬投降班底,为武解革命阵营、技降朝廷作组织上的准备。以后,来江要尊推卢俊义必坐藥山第一把交椅,就完全违背子吴用的当初照望因而遭到子吴用一再巧妙而坚获的抵脚。再如对关胜,吴用和宋江的卷度也截然相反。米江称关胜“义气滚然,始终如一”,对派他出击大名府是一有个散心吴用则平分杯蜒,有所瞀锡决定4再差良将,随后监督。对片俊义、关胜的不同态度,说明吴用和宋江老间在依靠谁的问题上是有过斗争的。因此,不应当把吴用的分化死解敌人筒宋江的招降纳叛混为一淡。当然,吴用对宋江组织投降班子的认识有一个过,在并始时缺乏足感的警惕,而一且大势所趋,术已成:,他没有也不可能力挽狂澜。比求江通过类雄排座次,一再贬低、压制粱山革命派将领,一再提拔重用梁投降派将领在当附的情况下,灰威垫和地位来说;唯一有可能起来抵制的应当是吴用,但吴用并港有这样做,反前÷再迸就子宋江。这藏是吴用的软弱性的又一种表现了。魏吴用兰生的经所和纬局,生动地证明了“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香是决定一切的”这个伟大真理。在晁盖些持农民起义的正确路线卞,吴用运筹推醒布阵排兵在革命斗争申充分发挥杰出的或治、军事、组织才能。相皮,在宋江技降主义路线统治下这个曾经充满匪盛革命热褙的优秀人物,最终竟自缢身死,成了反动路线的牺鞋品。、吴用在正确路线指引下是一步二步前进的,而在反动路线统洽下如是不油自主地步一步后退的。他的结局从发面待诉了人们一个道理:知识分子只有和革命共同着生命才能有所作为,这个教训是深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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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宋江“上山
历史上在何一次伟大的革命运动,犹如汹涌澎湃的潮流,难免鱼龙混杂、泥沙俱市。《水浒》申的宋江就是农民革奋潮流挟带而来的泥沙。他“身居水浒之中,心在朝廷之上“,在舞春了梁业起义军的领导权后,推行了一条投降主义路线以“上山”图“官爵升迁”。宋汇的这条设降主¢略线,阜在他“上山”以前,就埋下了深刻的阶级根源和思想根源。头清宋江生山“的来龙去脉,对手认滨宋江推符投降主义路线的必然誰及其本质,是很有意义的。其然水浒的作者写宋江“上山的来龙去脉,目的是为了美化来江为他4生当庙食死侯,男子平生去甚翻”:的英雄结局作伏笔。但如果我们运用阶级分析的方法,完全河以拨开重重迷雾揭示出米汇“上山面的真实本质。:产:·毛主席指甜:“地主阶级对宇芋农民的残爵的经济剥脚和政治压迫,迫使衣兵多沃她举行起义,:以底抗地主阶级的统治。迹是农良起义的根本原国和普遍规律。“智釀生晨纲就是生动的-一例培阮氏三兄弟所以要主梁山,“不梢天,不怕地不怕宜地大于兰扬就是因为受了残酷的经济剥削和皎治压迫“如今那官前,一处处动掸便害再姓。但÷真下乡来,倒先把好有姓家养的猪;羊、鸡、鹅尽都吃了,文要我缠打发他。”经济剥削总是以政治压道为后盾的。“官司”下乡,敢手恣意妄为,搜刮一空,就是因为有地主阶毁的国家机器在支持着他们。正因如此当阮氏兄弟听说莱申书把民脂民森十方赛金殊宝贝与他来人庆生辰,就不由得搔着我痒处,抉心土梁山聚义去。而宽盖正是顺应衣民阶级的这种革命要求抛寒了地主阶级的私意”,亦即阶毁偏观,厨而能联得赛苦浓民的拥护并在起义中执行了条正确的路线劫了生辰纳,杀疗做公的,伤了荷测察文损審了许多
官粱人马又艳黄安活提#如此大弄”趄来使得梁山泪“好生兴E。二:,。
宋江是什么人?他为纸公要“上业?宋江地主家庭出身,原是郓城县的押司。重无“堂上一呼阶下有诺的域风格无4富坶玉室”的万贯家财,但都着他“刀笔精通,道纯熟的手段也争得一个好家业,“端的是挥弦;视金如士”。姑耳不论“公人见锇如蝴辛见血”,他的“金是从哪里来的,世不论他仗着这样来的“金”怎样地买得“仗必疏財”、东普好施的美名,至少说明他在经济上决无阮芪兄弟的苦恼。他身为吏员,是国家统治机器中的一枚丝每,即使杀子天,公人都是和他好的;“不背做冤家”,“知县又是要脱宋江的”,照样能逃之天关。总之,宋江“上山”,不是因为荽了残酷的经济喇削和政治压迫。米江“2”的真接起因,是杀了阁婆惜。间婆情原是“风尘姐装”因阎婆撼搬宋江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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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女儿送给了他。此婆娘却与宋江的同房押司张文远打得火热。宋江撞上门,去受到婆惜一液冷遇“心里气闷”,加上婆惜抓住梁山好汉给宋江的书信大肆要挟,“一肚皮气正没出处”,就一刀结果了她的性命。有人以为宋江杀人是因为“仗义“私放晁天王”的缘故。其实这只是作者为了美化宋江而在他脸上涂抹的一层油彩。如果宋江真是那么英雄,不惹烟花,纵然私放了十个晁天玉,也不会闹出这样的风流案子来。还是李逵看得分明:“你原正是酒色之徒。东了阁婆惜使是小样。去东京养李师师便是大样,”一语道破了宋江的
本相。
·宋江既是梁山泊的恩主,而梁山泊又是“和大宋皇帝做个对头”的,按理说,.他为了逃避官应当主动生粱山。然而宋江并没有因此“上山”。·他给自已安排的安身之处有三个“一是沧州洲横海那小旋风柴进驻上。三乃是背州清风寨小李广花荣处。,三者是自虎山孔太公庄上。”柴大官人乃是“大周皇帝嫡派子孙”,家鞍“先朝太祖在书铁券,是个谁也碰不得的“帝子神孙”,小李广花荣是个武知寨,“朝廷命宜”,孔太公是独霸一京的地主藏强,均属“富豪将吏”。他们都是农民阶级的死对头。宋江不投奔农民起义军而投奔这些人这叫件间声相应同气相求”,反映地走阶级的阶级本性:而投奔柴进等人避雅的最终月的买是等待宽恩大赦,那时回来父子相见,安居乐业°。等待“大赦与“上山以后等待“招安”,字脉相承,前后呼应只有程瘦上的差别并无原则上的差异。,水有源,树有根,宋江投降主头路线的思想根源就荏浅里醒出了它的端院。,
对地主阶级的信赖和对农民南义军的度视,这原基一种立场的两个侧面。他对“晁盖倒去落了草,直如此大蒹很不以为然,认为是“灭九族的勾当”,.远之雕惑不及:怎么还会去“入秋”呢?所以当他昨说武松要二龙山入伙,就谆谆告誡武格,“如得朝廷招安,你便可撺掇鲁智深杨志投降了月后低是去边土,一刀一枪,博得个封妻荫子,矢后青史上个好名也不框了为人=曲。这塞塞教语言简意赅,说得很透御:第÷,他反对的是晁盖那样“大弄的落草败宜兵杀将吏“于法度上却饶不得”第系,独不反对武松入伙是因为不仪要武松等待“朝菇招安秘,而且要武松撺掇”别人投降朝廷。在他看来若要宜杀火放火受招安”,这条路手武松是相宜的,因为“称如此英雄,决定做得夫宜。这几句话可以说是日后宋江行动的“猫钢,是他“上山以后带心孤诣進求的目标,也是他推徐按降主义路线的反革布自供。你看他巢上了梁山燕义事的第一把交椅以后,不是参表了愿天玉降招,早招安;心方是的技降童言一而再、再而式地期待着朝延招安”么?他是不农商己提降,而目耍尽阴謀诡计,软硬兼施、恩戚并用“辩翔整个栗的衣民起义队在投降朝进了?他不塘“*羽一枪”,慎压方腊起头军并间接杀事矿樂比的众弟克。“博移个封妻荫子?,在发民阶级的骨埔上筑海了他的楚州安无央兼兵马都总管的宜署么那未,当时求莲自己为代么不象武松样去落草呢?不主梁山就上二龙博嘛1他.食白道我自润无能。鱼有港心不能得进步。这是无前泰何的自供状。百无能“虑心售手谁家观哦然蒂了輂目后也做不得犬宜消然不必艇而走险担惊受怕。这倒把封韩统治酰毁的患实蚁才的那种想敝大官而不得、想响上爬而不能的卑劣、矛盾的心理维蛇维肖地刻划宝来子,:…“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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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间宋江也不是没有上山”的机会。在清风寨花荣处闹出事来以后,曾“一时乘兴”,想接奔梁山泊。所谓“乘兴”,绝非自觉地深感有“业山”的必要,只不过是“随大流”而已。它是经不起任何风浪考验的。果然,一封家书,宋江就撒下众兄弟,急不及待地回到他的地主庄院去了。宋江文名“孝义黑三郎”,“于家大孝”,“忠孝”二字时刻不敢有忘。他父亲的一蕃“不忠不孝”的说教,顿使他大彻犬悟,连“乘兴”的念头也都一笔勾销。坚定了他的做地主阶级的忠实织才的信念。在地主阶级的道德观念里,“忠”于皇帝与“孝”于父亲是完全一致的。“忠”以“孝”为基础,“孝”以“忠”为前提。“于家大孝”,就必定“于国大忠”影国著,大宋芙手、赵家社稷之谓也。·“守国大忠”,文怎么可以“上山”落草,象晁盖他们那样和光宋皇帝做个对头”呢?这种根深蒂固的孔孟之道,·正是宋江日后投降的阶级根源和思想根源。自此以后,他竟把“上山”看作“上逆天理,下违父教”,“陷我于不忠不孝之地,劫沉理”的“迷关之罪”,宁可硬吃官司,发配江州,也不愿“躲在江湖上,撞了一班儿杀人放火的弟兄们打在网里”宁可拔刀自刎,也不遮“上山”,甚至“教去了枷,也不肯除”,因为“此是国家法度,如何敢擅动”,活画出一副封建统治阶级标准奴才的丑恶嘴脸。
然而宋江毕竟还是“上山”了。那是在浔阳楼诊“反诗”之后。他真的要学黄巢、造封建统治者的反了么?娑有那么回事。这是“醉后狂言:是作不得推的而且这“狂言”也不过是郁结手心的二股牢骚:“俏幼曾攻经典,长成亦有税谋”完全基÷副自命不凡的样子。不幸“目今三旬之上,名又不成,功又不就,倒被文了双频”,怎能不4临风触目,感很伤杯”?因而题咏手壁,为“他日身粜”,“以港岁月。如果黄交两是个有见识的,夫可布必夫惊小怪,只要统治者分翁一点残羹剩汤,宋江自然会感激涕零、知恩图报。而潢炳艺所以抓佳不放;无非是要争宠手蔡京、膏隙之辈,这完全基“地主阶级丙部这÷派反对那二派的斗争”,是饱狗与饿狗之间的一点特别有趣的争斗。正是这种地主阶级内部的派别斗争,把求江逼”上了梁讪。宋逛在杀了黄文病以后说,“今日不由得宋江不上滦泊”。“术曲得
三字道出了宋连的苦衷。杀矿命宜,闹了州城,有家归不得,有国报不得,于是只能硬蓉头丧,走象他嘱附武松那祥的一样的路,“上由去,暂占水泊衩时避难”,以待时机,投降潮延真所“恰如猛虎卧荒正,潜伏爪牙忍受”。就这一点说,宋江应该犬大地感谢高俅们,要不是他们一道”,宋汪何时才能功成名就“宜爵升迁”?·
这就是宋江“上山”的来我去脉也就是米江投降的来龙去脉。宋江的地主家庭、封建教养、孔孟之道以及“上山“的曲折过程,说明了宋远的按降路线缺不是晁盖死后突然曲现的偶然现象,而是有其深刻的阶级根源和鬼想根源。我们一定要注意前半部《水浒坤的这些描写,不要辜负旷《水浒作者的片苦心。当然,《水浒沙作者如此写,是为子美化和歌领来远,但这恰好风反面为我们提供了绝妙的批羚投降圭义的材料。“::管都气等《水浒》里的来江是一个不可多得的反面教喷。宋江的上山告拆我狗,看章企人色集路线,必须作阶级的所史的分标。对宋注是如此,对林彪反党集烟也同样应当如此。我们必须德手辨别那些伪装拥护革命而实际发对革命的分字,把他们欢我们的色个战线上消洗出去这样来保卫我们己经取得的和将要取得的伟夫的腿利”,把上层建筑领域无产阶级越胜资产阶级马克思主义战胜修正圭义的斗争进行到底鼠管容新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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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农兵淡《水浒》
赶着革命的浪头走
《水浒》杂淡
中国人民解放军某部方
群
这是观海时所看到的:茫茫无边的大海;千重浪万质涛,一浪高过一浪,恰似千军方马呼啸眷奔腾而来。犬海是深沉有力的,它不停地汹涌着,咆哮着,…
生活也象大海,每一个腾跃而起的前进浪头,总是社会深沉的革命激流所掀起的。一个革命浪头出现了,万万千于个浪头紧随濬奔腾而来。人类社会就是这样地被亿万人民
所组成的历史潮流推动着前进。
浪无风不起,革命风掀起革命浪。.然而,每当一个新生事物出现在地平线上,革命人民争先恐后地认真学习时,往往被某些人讥之为“赶浪头”,一个学习或批判运动掀起时,某些人也挑之为“赶浪头“,甚至向某一个英雄人物学习,也会被某些人讥之为“赶浪头”。
革命的浪头就是要赶!这就是我们革命者的态度。庆腾在时代前列的一个一个的浪头固然伟犬,但要形戒波澜壮阔的革命运动,还必须靠无数个浪头的汇合才能掀起高潮。有波有涛才能有高潮,高潮是由无数个浪头聚成的。没有这千重浪、万顷涛,冲在前列的浪头就会失去支援,甚至有可能孤菰单单地消失在肮脏的浊流之中。革命者当新的前进的浪头涌来时,总是毫不犹豫地投身于革命的漩涡之中,推波锄澜,使革命的浪涛一浪此
一浪高。这就是避浪者的可贵之处。如果整天呆在岸上,背剪着双手在岸边徘徊,麦面上似乎蘼爱大海面兰遇浪花沾及衣襟,便回避唯恐不及,基至对波涛汹涌的群众运动横珈指费,动辄讥之为“裢浪头“,这其实是一无可取的。
赶春革命的浪头走,这张不是说可茸自地随大流。随犬流的有形形色色的人物,有技机華命的,有道求个人出降的,世有试探着走上革命道路的。但即使是真心实意随着革命潮流走吧,如果不分潤路线,不辨别是非,就只能是消极地、桉动地卷入革命的潮流,因而离華御潮流地快《水浒》申的宋注,原先是反对革命的,其是由于在地主阶级的内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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斗争中遭到了失敢,革命风暴把他卷进了汹涌澎湃的农民革命激流。这种渣滓当泛在水面上的时侯,倒也显得挺神气的影然而,一旦当他们认为叛变革命的时机已到时;便露出了渣滓的本相,离开了革命的激流,心安理得地接受招安,攻打方腊,成为阻碍激流前进的礁石。因此,宋江后来离开革命的潮流而被招安,完全不是偶然的。而李逵则不同,他是真心实意地投入革命潮流的,连梦里也恨不得“杀去东麻,夺了鸟位”,表现出革命农民“何等的方史主动性”。然而,李逵由于时代和阶级的局限尽管在招安和反招安的问题上与宋江存在着两条路线的分歧,但这种斗争毕是自发的而不是自觉的。李逵没有能从本质上认清宋江招安思想的实质,最后终于不免成为宋江这条投降路线的牺牲品。
历史的教训是深刻的。永远前进的革命搏浪者,不仅要合着时代前进的步伐积极战身手汹涌澎湃的革命洪流,而且应当随时随刻辨别政治方向,一旦面临暗流或逆流出现时,就得挺身而出,成为反潮流的革命战士。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我们永远沿着正确路线在犬风大浪中奋勇前进。
前进吧,们!让我们一起赶眷革命的浪头走1
我们是怎样评《水浒》的?
申共崇明县海桥公社委员会
:毛圭席指出:《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林,使人民都知道授降派。”为了充分发挥《水浒》这部反面教材的作用;我们组织户大社贵:联系本地农民革确斗争哽,狠排了宋远的投降主义路线使广大群众进一步试清了宋江投降主义的真面国。.…:对夜动派遣反究竞是有理还是无理?对这个问题,革渝派和我降派的回詹历来是不荷的。華命者从来认为造反有弹。黛疗圆干耳的崇明岛来说面卡多年前就在今天海新桥公柱所在地的协平乡爆发了腰撼全县的西沙田瑾命”,协平乡数万浓民打迸公堂仓,将锻营察洞,直冲县御门,举有了声势浩大的夺田抗短染争,在崇明的革命斗争更业等下了光辉的一页。曾经亲身套加过“西沙田革命的老赉农、共产凳员刘生怀,在回顾普年这扬斗争时说,二九三兰年秋关禁明西沙接连发尘水灾,田都毙,狠心的地妻还变本加,催租逼伎。我的被孤得实在祇不下去疗就起来造反。因此,农民阶级和地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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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级之间的斗争是你死我活的斗争。但是,儿千年来一切剥削阶级总是说:压进剥削有理,·革命造反有罪。《水浒》中的宋江,从他按降主义的立场出发,.从头至尾也都是唱的同一个调子。晁盖、吴用、阮氏三兄弟等“聚义”起事,“智取生宸纲”,把地主阶發从劳动人民身上榨取的血汗夺回来,宋江却把这种革命行动说成是“犯了迷天老菲”,泉盖等天抗击封建王朝的武装镇压,把官军打得落花流水,宋江文认为是干下了“灭九族的勾当”,“于法度上却饶不得”,晁盖要宋江上山澄反,但在他看来这是“上逆天理下违交敢,做了不忠不孝的人”。·总之,农民阶级的一切革命行动;在宋江眼单都是无法无关,简直是糟透了。因此;宋江一旦夺得了农民起义军的倾导权,就大搞修正主义、投降主义,葚至流当反动统治阶级的走狗,镇压方腊起义,恶咒骂起义农民是“贼寇”,把他们“剖腹刻心”,残酷屠杀革命人民。这样地联系崇明西沙革命斗争的历史,批判《水浒》所鼓吹的投降主义使广大干部、群众深刻认识到了宋江之流是地主阶级在衣民起义军内部的代理大。而搞修正主义、投降主义,最后必定公开堕落成为镇压人民革命的刽子手,这是一切投降派的共同规律。
在评论中;我们还引导干部、群众对招安、投降究竞是不是“农民的局限性”这个问题
进行了深入的讨论。
西沙农民革命斗争的事实告诉我们,把梁山农民起义的失败归纬为“农民的局限性”,把投降招安说成是农民起义的必然结局,这是对农民革命斗争的污蔑。按搬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看,农民,特别是贫农,乃是“打倒封建势力的先锋”。崇明西沙浓民革命斗争完全证明了这一点。当时,协平乡方圆数十里内儿方农民敲着铜移手持术棍、铁狱冲击县城,把伪县长吓得魂飞魄散。敌入为了收买人心,瓦解农民并争,撒下关把夫把银元,值是,他们理直气壮地把银元踩在脚下,不为敢人所收买。第÷次头争后,伪县政府抓走了许多失九浓民叉重新袍围县城,迸符示威、抗议,并措伪其长抓到高合止很狠地批斗了云顿。联系这些斗争事实,使大家着到了宋江识不过是个混进农民革命队在的跑主阶级贷子,他上梁山只是“权借水泊里暂时避难,只等朝廷救罪精安,以便“傑国安民薮忠皇帝,维护地主阶级的反动统治。宋江是假造反真投降,根本不是什么龙民起义的领抽。因此怎么能把求江的技降圭必同“农民的局限鞋混为÷谈呢?许多同击,在评轮中还列举了西抄田革命斗争中广犬农民学死不园、英勇斗争的薄实驳斥了担按降将安锐成发民局限性的谬论。当时,由主反动派的残镇压,许芗参加暴动的衣民被抓去坐华,家里的房子被烧毁。但是,革命的烈火是扑不灭的。广失发民群众转移到附近的三光镇继续坚持斗争。一九三二年夏类,九手农民文神进伪谮纂局发动行抗暴头争。:不久¥燕共产党的领阜下,丈成立罪浓良协会,建立了自萨率,并坚持转战芦荡直到全興解放。这种茶头拼纯风吹辅的类勇气概,和宋江耳回并声旱抽铁心方足”抽奴赤心理,是多么雠期的对鞭即流优污以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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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的“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亚确与香是决定一切的。”通过联系评论《水浒%,大家还深深感
到,农民起义要取得胜利,亡定要有先进政党的领导,要有正确的思想政治路线。梁山农氓起义之所以会失败,归根到底是这支农民起义队伍的领袖不好,搞修正主义,搞投降。而有些火象李逵等,虽然有“杀去东京东了鸟位”的想法,但由于路线斗争觉悟不高,识别不了宋江摘修正主义的真面目,因而在关键时刻总是和错误路线作了妥协。因此,大家感到,我们冷天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中,一定要学会在斗争中善于识别形形色色的修正主义,坚持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才能在党的领导下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抵制资本主义倾向把革命进行到底。
(常明县革命委员会写作组协助,整理)
宋江的“错”和“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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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江在钻上梁山之后,.遇见朝廷文武官员,总要倾诉一番“心腹衷曲”:我宋江只是“权蓓水泊暂时避难”。其实,“心腹”还只吐露了一半:说“借”是真,说“避难”就并非全是实活。真到莱山泊大聚义,宋江眼看自邑实力已经不小,便跑到皇帝姘头李师师家里,写了一首《念奴娇》,说道是“借得东烟水寨,来买凤城春色。”÷个“借”字,一个“买”字,方才将宋江的“心腹裘曲之事和盘托出:“借”是为了“买,也就是要借用梁山起义军作为资本,同封建朝廷做一笔政治买卖。游·
年风城”,即禁城、基城是封建皇帝及最高封建统治集团寻欢作乐的天堂。宋江“自幼曾攻经史,长成亦有权谋”渴望钻到最高封建统治巢团中参与财产和校力的再分配,分享兰点“风城春色”。可是在地主阶级反动派纳部的倾轧中,宋江不但“名又不成,功又不就甚至差点丢了脑袋。寺是他看中了水泊梁山的“烟水寨”。在他看来烟水寨”添过是件能趣同嘲廷交换高官摩禄的商品。他替朝廷把这支衣民起义军招安了,朝廷就理所当然地要让他升宜发财这不是示件“一本万利”的买卖鸣?:、·:亭”这种生意经,来江历来是十分精通的。所潮“仗义疏财”,无非就是丛别削厮得的财物中拿曲一可点来,小恩小惠,收买人心,“吃小亏背大便宜”。不过:在眼前这笔政治买卖中,“烟水寨”这徘商并非属手他自邑的,宋江说是猎”来的,这是为了向廷表自自回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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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非真的要造发,其实是骗来的。水泊梁山前期的巨大发展,是晁盖的坚持起必路线的胜利,是起义农民浴血战斗的成果,他宋江又有什么“鸟”功劳!宋江所干的,只是干方百计篡夺晁盖的领导权,用一条投降路线来代替坚持起义的路线,才把“烟水寨”撄到了自己手里。与其说这是做买卖,还不如说是一扬买空卖空的政治赌博。
宋江要出售“借”来的一不,骗来的“烟水寨”,朝廷就要“卖”给他一点“凤城春色”,公平交易嘛。但“买”方与“卖”方总是要进行一番讨价还价的。《水浒》写朝廷对梁山的三次招安,实际上是宋江同地主阶级当权派之间的买卖磋商。第一次皇帝的招书,要宋江“拆毁巢穴,率领赴京,原免本罪”,否则“天兵一至,龆批不留”,“风城春色”只字不提,出的价钱显然是太低了。《水浒》当然不能让宋江接受。第二次语书,被高俅玩了个花招,搞成“只恕群盗,不恕宋江”,当然更不行。直到第三次诏书,明确表示“阜早归顺,必当重用”也就是允许宋江分享“风城眷色”了,这笔买卖才算拍板成交。就这样,宋江“借得”农民起义军俄光韵鲜血,作为自已“面君”“朝贺”的酒浆,“借得”农民起义军我士的尸骨,作为自已并官发财的阶石,洋祥洋得意地走进了“凤城”。这还不算,宋江临走前还索性对“烟水寨申
一应器材货物来了个分金犬买市”,也就是减价犬拍卖。曾经轰轰烈烈的“山东烟水寨”终于被宋江的投降路线莽得轻烟流水地无踪无影了。
朝廷让米江“实”一点“凤城春色”,这笔生意合算不合算呢?很合算。《水浒》八十三回以后的叙述很清楚:梁山浓民起义队伍变成了封建主朝屠杀农民的御用工具,田虎、主庆被凌迟处死”,方腊被“脚”了三日示众。遍地衣民起义的烈火被扑灭了,封建皇帝摇摇欲坠的江山保住了。这就是宋江给封建统治阶级增添的一片“风城春色”」
但理,'北米生朝卓包是流水落花眷去也”,《水浒》末尾播写的“天下犬平”那种“春色”,其是给死人脸上抹了一点胭脂。宋江费尽心就“买”了一顶鸟纱帽,没儿天就可耻地身蓼儿淮了如果他还有什么用处的话,那就是作为反面教员教育人民,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
“胡敲”与“葫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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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注这个孔孟的患实信徒见到什么都要发一通忠孝节义”的议论。卷从皇帝那儿领得打苏腊圣自回营途中,他春到有人在玩“葫敲?飞耶现在的拉铃,就立刻海了两首垄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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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声低了=声高,晓亮声音逻碧霄。空有许多雄气力,无人提处漫徒劳。?“玲现心地最虚鸣,此是良工巧制成。若是无人提挈处,到头终久没声名”
宋逛生拍走在旁边的卢俊义不懂,还作了一番解释:“这胡敲正比着你和我。空有冲关本事,无人提挈,何能作音?”就是说,他和卢俊义如果不被皇帝赏识“提挈”,又怎么能升官发财呢?:一副忠心耿耿的奴本相,维妙维肖。
·:·来江把自忌此作“胡敲”,不禁使人联想起孔老二不愿作葫芦的故事。当时晋国奴隶主代表人物佛除,想拉孔老二一起去对付新兴地主阶级代表赵简子,孔老二欣然同意了。子路胭为佛滁名声不好,裴示异议。孔老三说:“我难道是个葫芦吗?怎么能够挂起来呢?”,来江得意祥洋地把自已比作“胡敲?,孔老二唉真叹气地不愿做“葫芦”,看上去好象截然相反其实反动思想是完全+致的。
孔老三是没落奴隶主阶级的代表。他何尝不想做一个“嘹亮声音透碧常之的“胡敲”,为挽救奴隶主阶级的灭亡发挥一阵“雄气力”呢?可惜,奴隶主阶级已是山务水尽,他就是把“克高复礼”的声音贼得再响,也没有人顾得上“提鄞”他,于是只好做一个闷“葫芦”挂将燕来。:来江所处的时代,地主阶级也画走上了下坡路。一肚皮“忠肝义胆”的宋江,也很久“四海无人识”,做了半辈子阀“葫芦”。但是他的“心地”似平比祖师爷孔老三还要“玲珑
一些。他采取钻到革命为量内部来瓦解革力武的办法,替封建皇帝消灭了莱山这支农良起必军,暂时地解除了超摇欲坠的北宋主朝的一大威脚,果真得到了皇帝的“提粱”。葫芦”就这样变成了“胡融”。对皇帝的“提挈”感激涕零的宋江,洪心要为巩鼠封建兔治竭尽“雄气力”,就去打方腊÷不“替天行道”的强盗去了。
@是,北宋主朝既巅悔灭声,被这个玉朝提率”的宋江又能有什么美妙的命运?.宋江的“胡感”诗捨拾从反面说明,当一企反动的剥削阶级病入膏育之时,任何“心地玲珑”的“忠臣义击”都是不能趄死回生的,。米江在地主阶级倾轧中送了命,临死时还不忘尽忠手提”他的皇帝,害死了“反心未除的李递。但是,成羊上万的李港:终究会象对付罗真人那样,抡起板余把地主阶级劈最一推被“葫芦的。
权谋和宋江
上海电机户工人周勇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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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浒》中的宋江自认,自幼曾攻经尖,长感亦有权谋”根谋者,即搞阴煤诡计以篡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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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力之谓也。·宋江一生,就是为了叛卖农民起义军以换取自已的升官发财而大搞反动权谋的一生。
笨江原来是不想上梁山的。后来虽然在地主阶级的内部斗争中失败而无可奈何地上了子梁山,目的也泉是为了要“得朝廷招安”,“博得个封妻荫子,久后青史上留一个好名”。为此,他选择上梁山的时机是下了一番苦心的。宋江在刺配江州的途中,当剂唐邀请他上山时,竞以自杀来威胁,执意不允。后来,花紫建议给宋江开枷,宋江一听就急得双脚直跳:“此是国家法度,如何敢控动1”在这里,宋江诚如作者所歌颂的:“有罪当官不肯逃,逢人劝解愈坚牢”。但时隔不久,宋江在江州因作子所損“反诗”被缚上法场待渐而按封出时:他就决定州入梁山农扇起义军。
宋江的这个符动完全违背了自日原先的南言。所以如此,这不仅是因为这个叛徒历来是个言行不一的两面派,而且由于他在这时选择了所谓“曲线尽忠”的道驿。就以他所选捅上的时机来看,也足以见这个叛徒老谋深算,善于玩弄权术。当宋江第一次在刺配途申被刘哺等人所截获时,藥山裥共有头领三十一名,其中由寒江直接排荐上山的只有九名:,方量很单藩,再说宋江此时又没有什么捞,上山想必也带不到什名地位和实力,国此恃感刺配江州。宋江在法场被莱山衣民起必军澍出时,·宋江原先推荐上山的九位头國地位已比较巩固,而耳宋江手下又有子张颜,张横等九人,再如上戴宗、李超并连同唐耳,一共是三十六人:与跟晁盖龙山的十三人退好倒了个头。接人中有不尘是寒实惑鸯如农民起义的,然而在宋江眼里,他们都是自已获得领导地位的实力资本,于是就很一笔赌注,加入了藥山农民起义军。
正是由手这个原因,作者在宋江被数出法场后,立刻忙地案排了一场自龙庙英雄小聚义的情节,为宋江参加农民起义军大肆渲染,成了七中一回申粱山箱英龈排座炎的序曲。宋江从江州上山以后排座位时,提进了体分功劳,新老头领两边坐。手是,具鬼左边稀稀拉拉只有九位头领,这是跟着晁盖上山的老头领们有边即能箫拥拥坠着新上山的一
中七A,其申二十耳人悬象宋汇推荐或拉找上山的。来江提议对列而华实上是非晁盖
等人“检P下宋汇的办量。宋江而眉叉埠不及待地讲超戴文炳辑造的摊言,什么“耜国
爾家术“刀兵点水工”,拼超来正好悬求江一学还有排纵横氨十六,播乱垂山东,合主宋江造反在山东。总之,连上天地都认为宋江为起兴军艺幸衔直客得不得了。寨江闭口不言其反映忠君思想的“反诗”,而侈谈这些蛊惑人心的谣言,联系宋江上山时机的选择,不都是有目的、有计划的阴谋吗?
象宋江这样投机参加革命的人,实际上只不过是将革命当作一项买卖,一项赌注。他们象赌棍“样,只要赢脾的机会-一到,就不顾一切地扑将上去。这是宋江开始他的反革命
权谋活动的第一时期。
:学宋诬上梁以后,开始了他权谋活的第二时期。他向口声声称晁盖为“山寨之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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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谦“小可不才”,其实心里可根本看不起晁盖。当晁盖谦让宋江坐第一位时,宋江只是说:“仁兄,论年龄,兄长也大十岁,宋江若坐了,岂不自羞。”在宋江看来,晁盖做山寨之主,只不过岁数大点罢了。这句似乎恭维的话包含着多么恶毒的机讽!宋江表面吹捧晁盖,是为了骗取晁盖的信任,暗中却逐步篡夺农民起义军的领导权。·多次作战,晁盖要亲自指挥,宋江总是劝道:“耶哥是山寨之主,不可轻动。这个是兄弟的事。”久而久之,梁山泊农民起义军的兵权已实际操纵在宋江手里,晁盖已被架空。.而宋江借助指挥作战的机会,把宋朝将领桊明、呼延灼、徐宁、韩滔、彭圯、樊瑞、朱仝、雷横,地主分子李应、柴进等拉上山来,作为搞投降的骨千力量,安插在各个重要岗位上。
晁盖死后,宋江立即把“聚义厅”改为“忠义堂”,公开打出“替天行道”的旗子,:从根本飞改变了梁山农民起义军的路线。为了坚持走投降主义道路,·宋江又在这第三个时期中进行了一系列不可告人的阴谋活动。拉卢俊义上山,便是其中一个重要步骤。卢俊义原是北京大地主,宋江硬拉卢俊义上山;还口口声声让卢俊义坐第一把交椅,这实质上是在用行动说明农民起义军必须要有卢俊义这样的地主分子来领导,是向地主阶级投降的丑恶行为。其实,宋江请卢俊义坐第一把交椅,只不过是做戏而已,他心里完全明白,梁山寨主稳是他自己坐定了的。卢俊义既无功劳,又无帮手,孤身寡人能当什么头。·卢俊义也自认,“芦某是何等之人,敢为山寨之主?”宋江经过这样一拉一让,:既起到了向地主阶级投降的宣传作用,又安安稳稳地坐上了第一把交椅,其权谋阴险毒辣,于此可见一斑。
然而,“机关算尽太聪明,反误了卿卿性命。”权谋家的结果从来是和愿望相反的。宋江坐了梁山泊的第一把交椅后,诱骗农民起义军投降朝延,最终被皇帝的御酒毒死。·这是功狗的共同下场,也是功狗的共同悲哀。
摘权谋是一切混进革命队伍内部的投降派的特征。鲁迅曾经把企图带领革命队伍走向歧路的投降派讥讽为“带头羊”,这是很精当的。投降派总是首先要篡夺革命队伍中的权力,然后才有可能利用既得的权力引诱革命队伍走向投降的道路。蒋介右是如此;林彪是如此。·他们的阴谋活动表明,反革命分子不是那样笨拙的,他们的这些策略。,是很按滑很審辣的。一切革命党人决不能轻视他们,决不能麻痹大意,必须大大提高人民的政治警惕性,才能对付和肃清他们6”这是历史的敢训,我们必领认真记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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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腊传
齐.矛
「北宋未年的一天,浙西群山的重重雾鸾,罩住了青溪县(今淳安县)的一块山顶平地,
一个青年姑娘在雾中练剑,只见她翻腾回转,矫捷多姿。练了一会,她并腿、收剑,抹一把汗,叫道:“耶哥!”
从磨刀石上站起一个中年男子,手上举着两把钢刀,稳稳实实走来,笑着问:“啥事?”·“哥哥,唐朝的陈硕真,当年就在这里练剑吗?”
“是的。陈预真领导我们家乡农民,起来反抗唐朝皇帝的统治,大长了农民的志气。她英勇颜强,百折不回,直到最后被官军杀死,始终没有屈服。”
姑娘被故事激动了,她跟眉飞动地说道:“哥哥,她真是一位了不起的妇女1”哥哥放低声音,决断地说:“我们也要这样干,把人间的不平事都铲光1”
这兄妹两人,就是著名的农民起义领袖方腊和女将方百花。他们在北宋宣和二年(公
元,一二O年),领导了东南百万农民大起义。这次起义虽然受了阶级和历史条件的限
制,不可能成功,被封建王朝残酷俄压了下去,但方腊和广大起义农民那种敢于向反动统治者挑成,提出“平等”的革命口号,在斗争中不畏强暴,不受招诱,大义瀛然,宁死不屈的崇高气节,在农民战争史上放射出夺目的光彩!
漆园·誓师
方腊出生在浙江睦州(今建德)膏溪县蝎村一个经营漆园的中产之家。背溪位手新安江岸。从黄山南灌发源的新安江,蜿樊曲折地穿行在浙西丛山竣岭之闻,把这里的地势穿凿得山陡谷深,险蟙万状。
在北宋将要灭亡的宜和年间,国内连年灾祸,老百姓饿得连树皮草根也吃光了。残忍的地主、官僚,把俄得奄奄一息的穷人,薇开头盖骨,取出脑髓炼油熬烛。宋微宗赵佶,是个极端荒淫腑朽的家伙,他为了满足自己饮宴玩乐的需要,加重了对人民的压榨,对两浙(浙东、浙西)这一片富饶地区,剥削更重,光是“身丁俄”一种,就逼得无数百姓妻离子散,家被人亡。当时在睦州一带,流传这样一首民谣。“拖欠了身钱,手脚上镣大继牵,不付身了钱,砍了头颇那个怜?”远洒在酒色狗马中的赵倩,还要各地奉献名花异吞,用来装饰园亭。赵佶的宠臣朱动(音“勉”),专门成立了一个“苏杭应奉局”:在江南民间搜甜花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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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家有了一块较别致的石头,或一株少见的花木,“应奉局”的恶棍就阁进门来,用黄纸往上一贴,这花石就属于赵宋“皇”家的了。启运时,如果花石高大,他们就拆墙倒屋,并趁机翻箱倒箧地掳掠一空,然后扬长而去,这就是江南老百姓切齿痛根的“花石纲”。民间怨声载道,阶级矛盾十分尖锐。
方腊是一个正直、仗义的人,他看到村里一些穷苦百姓交不出身丁钱,被官府吊打,十分气愤,有时就从自已家用中挤出点钱来代交。贪暴的官府以为方腊有钱,存心敲诈他,要他拿出家里一块花宝石。方腊拒绝广,官府不眷甘休,几次派了衙役来恫吓他,还把一间房子捣毁了。
方腊气愤极了,同妻邵氏、妹妹百花商议。百花说:“岂有此理,这个皇帝小子,不让我们百姓过日子了。”疗腊锐:$现在过不下日子去的;何止我们一家。村里因为交不曲苛捐杂税有上的,有跳崖的,今天又是一个老汉,出去躲官粮,俄得走不动,被鸟鸦把眼珠啄走了。要过好日子,除非起来造反。”百花一挥拳说:“对!先杀死狗县官,再把应奉局的恶棍抓起来!”邵氏说,“拼轻些,当心让隔壁听了去。”
隔壁住的是当“里正”的方庚。这个方庚虽说是疔腊的见弟,思想品德却和方腊完全相反。方庚为人食财,巴结官府。这一关,方腊家说的话,都进了他的耳朵,这个混蛋就连夜进县城告密去了。等到方腊发觉,已经追不上。·方腊看到形势迫切,决定利用拥有大批农民群众的“食浆事度教”的组织;提前起义。·
“食菜事藏救:,是当时在两浙秘瘤流行的一种宗教,主张素食,提倡节财瓦助,救徒不论到哪里,碰到不相识的教徒都留镀图宿。他们不拜神佛,不祭祖先,主张是法平等,无有高下”。这反映了街苦农民要求改变封建制度,建立:种自苍不受剥削的杜会的淳朴愿望。教肉设有“曦头“教徒接受魔头“的约束。方腊就是当地的一个“魔头”,因此他在教徒申有很大的号召力。
宜和二年十月的一天夜里,方腊没有把方庚追到,就立即梅村中青年教徒召集到他的漆园里,宰了牛,抬来了一坛坛好酒。方腊举杯在手,高声说道:“今晚谐了大家来,要商量
一件大事。天下的国和家,本是同一个道理。穆如有一家,子弟耕织,终岁劳苦父兄不劳动,却吃好穿好,还对子弟鞭答酷虐。做这样的子弟,你们甘心吗?”教徒付齐声间答:不甘秘1”。·
方腊文说.“父晃不但挥章用,还年去敬仇敢,让仇敢更加窨感再来欺侮我们我们做子弟的,拚死上前打仗,父兄却继续用财帛贡奉仇敌。你们榄这事有理吗?”教徒们愤然举起了拳头真是岂有此避·:
方腊自己也因激横而涌出了眼泪,他顿子顿,锐得更快了,“现龚赋役繁重,官夷餐型。我们种的粮、狐的丝、砍的衡、割的浓,统统被他们搜甜户法。朝廷里的那些带毛路相,统歌舞,养狗马造园摩散道主这些年染跑‘花有纲',可担我们害曾了。我村篓岁逝劳,而费子东馁,求一自饱面不可得。这样的母手我的还能恐耐吗?
鲁这些话丝到了农民心里,他们的雄绪完金被激发起来了,声喊道,“我们忍术下表”我使为徜么在达里等死:我们要动手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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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腊跳上一块大石头,更响亮地说道:“只要我们一条心起来造反,四面八方的穷人都会响应我们。我们先把东南地区占据下来,划江而守,轻徭薄赋,让人民过好日子。朝廷失法了东南这个财库,一定要在申原地区加紧剥削,那时,中原地区的百姓也会起来反抗:这样不到中年,我们一定能够统一天下。说到这里,方腊高举双臂,仰天高叫,“我们的其号是:‘是法平等,无有高下”1”
、这一番话,是一篇十分糟彩的造反宣言,包舍了很有远见的革俞纲鲡。农民们抹去因激动而涌出的泪水,端超齐心酒,一饮而尽,喊道,“我们生死同心,永不背叛!”手是大家涌上南山,削竹剑,砍木棍,在高大的漆树上扯起了杏黄旗,并尊称方腊为“圣公”,年号“永乐”,和北宋王朝公开对立。他们选择了地形特别险要的帮源洞为义军的根据地。受尽苦难的百姓,纷纷赶来参珈义军,数天之闻就达到几万人,练兵习武,热气腾腾。
十一月十九月,义军消灭了官兵五干人,打下了脊溪县城。
连下·三州
打下臂溪后,方腊挥师真指睦州。
睦州知府张微膏,在任拚渝搜刮民脂民濟,名声很臭,最近率彌到山东替州去。不斜还没有来得及水移交,睦州已被义军围起来了。张徽言一心只想旱点脱身,哪敢赔上命在这里打仗。建德县尉童淑,长着蛇一样的膏眼腑和老鼠胡领,为人贪残阎狠。他见张徽言不敢打仗,就捋着袖子吹牛:“我领五百名刀斧手,可立砍方腊之首。”
方腊来到城下,看到城高河深,义军手中又大部分是竹枪柴刀,决定智取睦州。他把青年将领方七佛和妹妹方百花找来商议。方七佛说。“不怕。我们‘拳脚队'一顿拳脚,就能把睦州踢翻。”方百花说:“老百姓传说我们义军有神兵助战。我们索性扮作天兵天将,叫我们娘予军都穿上红衣装、绿裤手,吓唬他们一下,怎名样?”方腊厕呵趣笑着锐,“婚】官军杀人放火尽干坏事,所以最怕鬼神报应,我们就粉一贽鬼神。当然,光吓嘘不解决问题;还是要靠很狠地打。:古佛,你们拳脚队就指招敌人放过来然后断寸他的后路,把敢人
统统报销。”两人奉命分头去布置了。
童淑领了五百人出城,看到两边都是高山,不见义军,心里疑撼不寇。个小季梢梢对童淑说:“晾说义军是神兵,一阵威就到了你面前,乱一阵风叉不觅了套淑心遮,硬着头度朝前走。走到一不山承,忽然一阵山风刮来,直沙走有从山上滚滚而下。透过沙尘和山中云器,隐隐看见大批穿得红红绿绿曲“女仙”手里举着刀,飞爵下山而来。官军一阵惊叫:神兵来了扭头競往回跑。薤游一见只剩了自凤孤袋蓉+人,赶紧喝叫主兵们回来,低瑯里喝得转,具得自总电假着跑。一眨眼夫。“神兵·到子面前,刀光闪闪,软死了
一大批官军。方七佛故拳脚队也从地底下突然骨了出来,布速武器,有敢阵中夫欧关杀。官单的玉有名为券手夫部分成了刃鬼:蚕撇滋有面帝逃进睡州,自落谎禪表了。·,·打下睦州,方腊分兵两路,一路由资百花率领,向杭州,间封去。方腊一直卷她到富春江边,用鞭稍指着遍处的杭洲说,4等我打下就州,就痕来同玫杭州,容蒲先进杭州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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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方百花自豪地说:“我在杭州城里等着你。”
方腊率另一路起义军回师溯新安江西上,·穿过千里岗山和天目山之间的空隙,进入歙州地界。守歙州的“东南将”郭师中带一万人出城迎战,正遇上方腊部下勇将八大王。两犬交手,打了半个时辰,八大王二刀将郭师中砍成两半,义军趁势冲进歙州城。'八大王
文趁势向北发展,威通宣州。
·“方百花率领义军所向披靡,直抵杭州凤山门,在馒头山上设了点将台,淮备攻城。杭州知府赵霆,一见义军来到,就卷起搜刮来的金银财宝,逃之天天,留下一文心武两个官员,武的是制置使陈建,文的是廉访使赵约。他们两人也各有自已的算盘,“陈建恋美妾,赵约惜货财”,因而没有跟着逃走。两人走上城头,看到义军已经架起云梯,一个女将领头,迅速爬上城来。城上的石头和箭矢,雨点般落下去,女将挥舞长剑,把石头和能失全都格开,脚下爬得更快。陈建慌忙贼道。“用火,快用火。”火烧着了云梯,看看快要烧断了,女将奋不顾身继续往上爬,正当云梯轰然一声倒下去时,她翻身一跃,上了城头,挥创把逼上来的官军一个个砍下城去。就在这时,大批义军也跟着爬上了城,官军被压下城垛。陈建回头要跑,方百花飞身一跃,伸出创去挑,但这时冷不防一支暗箭射来,正中方百花的面门,她支持不住,倒了下去…。
西南喊杀声大作,方腊的犬军也攻进了城。方腊教把陈建、赵约两个捆起来,听候杭州百姓发落,同时寻找方百花,布置守城。可是,当方腊把她找到时,这位杰出的女将已经停上了呼吸。只见她面容严肃,剑眉竖起,紧握双拳,象是在说,“打到金陵去!:打到汴京去1”
宋兵南来
东南形势的急转直下,大大震动了封建王朝的京都汴京。北方虽然也有宋江等三十
六人造反,但在赵米统治者看来,这一伙人只是流来窜去,不占州县,并不构成很大威胁,且在宜和元年十三月,已经下诏”招安,正等着看结果,而方腊乱起两浙,占地称王,却不能不使赵佶急得大汗淋漓。这个地区是全国财物集中之地,北宋在这个地区搜刮的赋税钱粮越来越沉重。以茶税做例子,公元一○一九年(宋真宗天禧三年),东南“茶息钱”是三万贯(一丰文为一贯),而一百年后的徽宗政和年间,就增加到了四百余万贯,增加了÷百三
十三倍。两浙起义无异断绝了封建王朝的主要财源,这怎么不叫赵佶宁伙焦急方状呢!·赵債匆匆下令,命童贯率领军队前去镇压。这支军队共由三部分组成:一、保卫球畿的禁军:三、州飞湖南常德)、澄州(湖南遵县)枪排手;三、山西和陕西的六路精。,总数共卡五方天。以西北系老军官刘延庆为都统制,玉哀为统制。赵佶倾北宋全国精兵来对付方腊起义,述不放心,在军队出发时,他又穿了使服赶来,心事重重地拉着童贯的手说:“这东南犬局,寒犬完全托付给太尉了。蔺有紧急事,不必奏报,直接代寒火以御书处理。童赞就带了十玉军队,顺汴河星夜南下。
赵宋主朝最窖怕义军占领金陵(今南京,凭据长江天险苛北宋抗衡,国此命令童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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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陵乃咽喉要害,先占据江宁府,守住镇江。于是童贯亲自驻扎镇江,命王磔守住扬子江口,刘延庆镇守金陵,封锁了长江,这在战略上,宋军已比义军先走了一着。在杭州,方腊召集军事会议,确定下一步战略行动。
方腊兴奋地说道:“漆园哲师以来,战斗连连胜利,各地纷纷响应,义旗四举,仙居昌师囊起兵十万,永嘉俞道安威展浙南,东阳富求道人转战在金华江沿岸四县,他的师兄仇道人出击剡县(今浙江嵊县)和新昌,还有苏州的石生、归安(今浙江吴兴)的陆行儿,声势都越闹越大。·我们的队伍已迅速发展到近一百万人。我的计划是,固守杭州,先图浙东,派出大军回头打去,配合各路义军打下浙东各县,然后再部署北取金膝;大家的意见怎样?”∵太学生目将,是新近才加入义军的一个背年知识分子,他拥护农民革命,反对赵宋反动统治。.听了:方腊的意见后,吕将站起来说道
::“圣公对浙东形势的分析,很鼓舞人心。在这种情况下,我以为应当挥胜利之师,直取金陵,以扼守长江天险,断绝敌人的南北通道,确保整个江南在我手中。如果我们回头在浙东徘徊,敌人必定长驱直入,那将是很被动的。”
:方腊看这个年轻的读书人敢于发表不同意见,侃侃而谈,心里很喜爱他,但不赞同他的方案,于是说道:“我本出身于中产之家,只因见到统治者欺压农民太甚,我才起来造反。现在浙东受欺压的百姓还很多,不把他们先行解数出来,我心不安。”
目将说道:“听说圣公在香师之夜,就曾经计划过:江南列那,一鼓而下,我军据有江表,划江而守,十年之内,可图全国统一。.这个正确计划,圣公可不要改变呀1”方七佛看到两人都说得有理,谁也说服不了谁,就建议道:“圣公,北进的事,交给我好了。现在苏州的石生,已经起来,确实很需要支授。给我三万人马,我先打下秀州(今浙江嘉兴),然后直插苏州,夺取金陵。”
方腊说:“好1给你六万,去打秀州。目将守杭州。郑魔王南下攻婺州(今浙江金华),我随后也去。”
…当召开这次军事会议时,童贯还在江北。义军没有认识到先取金酸的意义,而老好巨猾的童贯却看到了,这是义军的一个失着。义军虽然英勇作战,东拚西杀,甚至文打下了浙南重镇婺州和处州(今浙江丽水),但放松了对整个战局具有决定意义的北线,终于不能顶住自北而南压来的官军,在军事上逐渐被动起来。
杭州军事会议后,方七佛率领义军在秀州城下苦攻四日,没有得手。童贯的军队却已经菠过长江,扑灭了苏州的农民义军,迅速顺运河南下,绕到方七佛的背后,占领海宁和崇德,把六万义军包围在秀州、海宁、崇德之间一个狭小的声角地区。形势对义军十分不利,打下秀州已不可能,退回杭州的降又被切惭。方七佛和全体必军浴血奋战,从北边神出包围,到了离太湖不远的一个小镇一桐乡县乌镇,部队已损失了四万人。
:镇百姓象接待亲人一样接待义军的到来,立即烧水煮饭,给伤员换药喂水。,高经一整天没屹一点东西的义军,流着热泪大口地吃着热菜热饭。乌镇百姓要义军在镇上住下。方七佛负了重伤,他挣扎着从船里岸,对乌镇百姓说:“感谢父老兄弟姐妹:我们不能疟这里兵停,马上就要冲过官军的封撳线闻杭州去。将来我们还要打回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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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长角船只向南摇去。,无正下着簪密的雨,儿毛乌镇百姓依恋不舍地站在岸边流泪送别。后来,就在这岸热,乌镇百姓筑了一座章,叫做“哭送亭”,亭边柳枝飘拂,好似粗唤
着远方的义军重来。
城楼·序降
垂衰领着京雠蔡军和辛兴宗、杨帷忠的照河兵尾追方七佛,到子杭州外围。这时,方腊已从南线成场赶到杭州,立即部署加强城防,推备歼灭来犯的官军。方腊在城头上巡查,春到义军同杭城老百姓诓在一起加固工事。方腊从一个手臂负伤的义军小战士肩上抢过一块大石头,放在城垛上,然后回过身来关切地间:“小兄弟,你在哪里兔的街?”
秀州城下。圣公,我砍死了六个官军。突圃时被恶狗咬了口,现在已快好了。”方腊很高兴地称赞他,并指者城外说,“恶狗跟上来了,作好推备,狠狠打它们。”“圣公,今天早上从城外射进来一支带信的箭,说是姓赵的皇帝要我们放下武器。”序腊故意逗他,4你看怎么样?”
“打”小成士毫不犹豫地回答“我们不是软骨头,娘老予给我生下的膝盖骨,是从不向敌火下跪的1
正说奢,方七佛抓来了一个穿宋朝官眼的家伙,掷在疗腊脚下。:这家伙爬越来,哇哩哇啦叫着,“我是皇朝偷官,我要面究你们首领。方腊喝佳他,华你来干什么?
。
这家伙被方腊的威严镇住了,嗫嗫嚅地说,“我,我是牵俞而来,不手我。皇上发出了诏书”,说眷从口袋里彝曲一张纸来,“皇上姑念你们出于生活所迫,昕信奸邪”
方七佛在一边大喝一声:“住口!你敢胡说八道,我就把你撕碎!”
方腊向方七佛撰撰手,对吓得瘫在地上的宋官说,“说下去,霜你那张嘴里还能效出些什么好东西来。”
宋官壮壮胆,继续说:阜上体恤民间疾苦,画经下了罪已诏',撤销花春纲,并武撤了朱動的职。东南百摊沐浴皇恩,从此前以何季要心耕织了。”
有腊羚笑一声,“这基被我们衣民义年打拍了,不得不装棋作样,实际金是欺验。我问饰,髋然粹业了花石钢”,为针么汴底还在劳师动众,大造什么方岁山?为秆名申原炎视蒲帝王将相照旧过灘花天酒越的集洒?为什么姓赵的皇帝至今还用百姓汛血供养着两羽个逢圭给他桥寿延年?这叫做体恤民间疾苦?·这便是沐裕皇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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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宜说,“大主不要用这样的张气对待皇上。皇上对你们究大为桥,只要受招安,就不答既往还可以馆骋爵,到那时类主对苏岁山的鹅遮就会不间手冷母了。”礼完,斜着眼霜方腊的脸色。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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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腊手扶剑把夫武笑了起来阿啊共要投降了,就绮宜做,还前以到皇帝的疔岁山上去逛逛,是这介意思妙极了!可是我这创”,他煞往笑,担剑秋獺里拉出半截,“是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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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一个老铁脱亲手扩就,交给我的,要我为穷苦百姓出力。我可没邦个心慰逛什么万岁山1迟卓有一日,我会把它一脚踏平,把你们那赵家皇帝一钠端,为
宋官见势不妙,起身想溜,但还没有死心,义说:“大王,坯有个消息奉告,山东大盗宋江三十六人,去年十二月已在海州接受了招安,皇上封宋江做了节度使。宋江这个人真不愧为识时务的俊杰。大主对这件事,有何感想?”
方腊怒火万丈,两道浓眉陡地竖起,圆睁大眼,右手猛地鲤出佩剑。方七佛飞起一脚,把宋官踢翻在地,一只脚踩住,正要伸手去抓刀,那个负伤的小战士手快,举力就要砍。方腊一搜手:“慢!留个活口,让他回去报信。告诉阉臣童贯,我们是顶天立地的农民义军,同赵家皇帝、贪官污吏都是死对头。想要我方腊出卖穷人利益,领管百万弟兄投降,休想!谁用穷人的命运给自已换一顶乌纱帽戴,谁就婆受平年骂,方代恨,落不下心个好收场。
回去就这样向你们主子说。滚吧!
方七佛象抓小鸡一样,抓起宋官,飞步走下城楼,穿过吊桥,将架宜摔出十几艾远去。
哈哈I”城楼上的义草都痛快地犬笑起来。
血战·帮源
锈降不成,童贯来用帐前小校韩世忠献的诡计,在北关堰伏击义军,占领了钱塘。义军便坚守杭城,不再出战。童为了等待后军主涣来到,世暂时按兵术动,只担杭州密密围了起来,切断了它的切外援。城中粮食很快就发生恐慌。等了十夫左右;王涣赶到了,宋江这个无耻叛徒背叛了农民革命的事业,也率领军队到了杭城前线,童度才下令攻城。方腊率成八分义军苦俄六日,终因城中断粮,具得下令分批突围。二月十八日,方比佛率领最后一批义军方人突围,擅到官车重重避击。义军前赴后继,大部壮烈脑性,只痢午余人眼着方七佛杀出重函,追上方腊率领的部队,经过尷阳、榈庐、州,节节向根地帮源
祠撤遐。三月十七母,主实攻下丁膛州。
皖南三月,春水涨了。班守在歙州的八大主,举挂着新安江上游的成排消捣。他很术得让江水把他送间东去,狠粮间敢人拚茶一阵。·实际上在这时,心场恶斗世已向他逼近。
・:童贯早在进攻杭州时,就御令守金酸的刘延庚,旅他的部下浏俄、杨前世,从江东进父
安微,占领皖南,摸向义军根据地的背后。三月初,刘镇、杨可世铅害代江河容突爱泾县。接着,杨可世从泾县进攻旌德县,刘镇从宜州进改宁国县,瞒股散军形城了对欹的钳形攻势。八犬主与敢军大战乎歙州城下,术幸城被。八光主艾在城外的潘村设下埋代与截人塵战到华夜给了丧人官犬杀份,但八大玉自已也贷了重伤,其得退拘精源涧。刘馔、梅可
世紧紫推来。
·:蜜庚就这样从避州和狱州的东茵两线,间时扑向头军根地猙眼洞。各地义率急急赶米变接,但受到了官军的拦截牵制。四月中无间,主爽领資溪。一中三,刘熊、杨可世首先到达帮源洞南口,按照预先约定的信母,燕越了烟火。这一殿黑色的摊火,象一面招}鬼跳的照幡把各路宋军都到帮源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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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口的黑幡,引来了王涣和他的禅将宋江等一路人马。王涣一直是作为王菜的后军,跟在人家屁股后面拾破烂,运死尸,赛壅得很。叛徒宋江,也急于想在“讨”方腊战斗中卖点力气,以报效主子。南日的烟火一举,意味着升官迁爵的最后机会到了。于是王涣率领着马公直和裨将赵明、赵许、宋江,急急赶来抢功。
南口的黑幡,引来另一路三万官兵,带兵的是黄迪和刘光弼,他们是童贯特地派来参
加围攻帮源洞的。
南口的黑幡一举,急死了王渊部下的韩世忠。这个小校在杭州献了一条诡计,升为偏将,官瘾越来越大。一见烟火升起,就带了自已挑选的五十名亡命之徒,抢先向南口奔去。见到了南口的黑幡,王察倒抽了一口凉气。老而贪功的辛兴宗更大为光火。他是王塞部下的前军,满以为这次稳得头功,不想被西路军占了先,于是死命地催部下往前赶路。
四月二十四日黎明前,五路官军三十万人马,把帮源洞重重叠叠包围起来。二十万义军,集中在帮源洞,在方腊亲自指挥下,展开了一场惊心动魄的根据地保卫战。
方腊扼守着帮源洞南口的箭门岭。官军把炮车推到皊下,朝着山岭放炮。浓烟烈火笼罩山头,成群宋军就开始爬山。当他们爬近山口,义军突然从烟火中冲出来。方腊舞着他著名的“火刀”,浑身象一团烈火,成批敌人倒在山坡下。箭门岭激战一日一夜,岭下枕藉着三万多具官军尸体,义军自己也牺牲了一万多名。由于箭门岭内陡外缓,利于攻而不利于守,方腊下令翻过松毛岭,向严家溪滩撤退在那里同另一路优势的宋军相遇,大战
一场,方腊的坐马战死,刀也丢失,最后退往洞里。宋军大发兽性,又烧又杀,使根据地“流血丹地”,义军十多厅火壮烈牺性。黑夜,各山头上依然听到刀剑格斗声和义军度惊山谷的喊杀声。直到天明,声音才渐渐沉寂。王察下令搜山。官军见屋就烧,见人就杀,百姓被害的何止成千上万。据地主阶级文人的记载,汤、榴树岭一带八十五里,九村山谷相望,吊死和杀死的人不知其数。尽管敌人这样残杀,他们还是找不到方腊潜居的秘密洞口。韩世忠带了五十个敢死队满山搜索,不知道涧口在哪里。但是,那个在方腊起义时向官军告密的方庚,在青溪隐匿了很久,这时文冒出头来,充当封建王朝的避犬。韩世忠这才找到了洞口,摸进洞窟,和守在洞口的义军格斗起来。激烈的刀剑声惊动了正在洞里养伤的八大王,他提了一把刀赶出来,迎面通上韩世忠,奋力欣去。韩世忠带来的敢死队,杀死了守门义军,向八大玉一拥而上,把他裹在中间。八天主箭伤还没有好同几十名敌人格斗很坎,终于力尽扑地,被敌人擒住。·
祸里黑森森地,深不可测。韩世忠已经被八大王砍了一刀,污血满脸。他不敢再往深处走了,鹅在洞口,把自己带来的死牛个亡命之徒往里赶。只听得洞底传来“乒乒乓定”的刃剑声,夹杂着撕裂人心的叫声。,一会,声音消失了,·从洞里丢出来儿具尸体,韩世忠一看,全是自己的部下,就又把第二批人赶下去,接着又激烈地传来砍杀的声音。宋军后续部队大推涌来,一批批地跳进洞去,整整打了儿个时辰,方腊虽然英勇,怎禁得敢人这样轮蕃进攻,最后终于被宋军缚住,妻邵氏、予方華,和部将方七佛、昌将,也陷落在敌人手中。韩世忠钻出洞外,嬖面酒到辛兴宗。韩世忠打了一躬,吹牛道:“末将单身入洞,生擒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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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牌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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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浒》第六十回中有一段描写,·晁盖死后,宋江在忠义堂上设了个晁盖的灵牌,上写道:“菜山始祖天王晁公神主”。这虽是件不起服的小事,但其中的奥妙是颜位得议论一番的。.·:
灵牌,又称神主牌位,这个东西对于现在的年轻人是很陌生的。人死了,弄块木板写上死人的名字,让活人对着这块木板烧香叩头,这不是很好芙么?但对反动统治者来说,却是桩神圣而又庄严的事情。:灵牌的发明人相传是周武王,这个西周奴隶主头子曾栽著他老子的灵牌去攻打殷針王。孔丘及其弟子更是一群灵牌迷,他们把灵牌的祭供作为一种专门的学间,不厌其烦地规定了天子、诸侯、大夫等各级奴隶主灵牌的各种尺寸规格。在封建社会中,灵牌更是风行一时。《红楼梦》的“宁国府除夕祭宗祠”,就描写了贾府老餐、少爷、太太、小姐们在香烟歙绕中向着一长串灵牌下跪叩头的情景。反动统治者对灵牌如此虔减,与其说是为了悼念死者,倒不如说是为了吓哦活人。死去了的统治者既然统治着天国,那末,对人间的统治自然就理应由他的子孙们所继承。父死子袭,兄终弟及,这用孔孟的语言来说,就叫作“正统”。谁有资格供率灵牌,谁藏是正统的继承人。因此,休小看了这块小小的灵牌,它上面集中地体现了封定的君权、族权和神权,是封建统治者加在中
国人民身上的沉重的精神都饿。
·:农民要造反,就必须劈碎这些大大小小的灵牌。历史上的起义农民,将什么“先帝”、“先师”的灵牌摔到了地上,的砸,烧的烧,好不痛快。但是,这种作为封建制度象征的民牌,居然被宋江搬上了起义农民的粱山:而作为农民起义领袖的晁盖,在死后居然被人们象对待封建统治者那样地进行顶礼膜拜。这是对晁盖的纪念吗?不,这是对晁盖的襄渎。晁盖临终遗言:“若那个长得射死我的,便教他做梁山泊主!”直我地否定了那种“父死子袋,兄终弟及”的“正统”观念,肯定了只有带领弟兄们竖持向封建统治者作斗争的人才有黄格充当梁山的领神。宋许设立了晁盖的灵牌,则是对是盖否定“正统”观念的再否定。这是一种复辟行为。宋江制追晁盖对于莱山的“神权”,旧的是为了实现咱己对于梁山的“君权”。宋江每旧“领头”向着晁盖的灵牌“举哀”,也就意味着他在采山的一切乎务上成了“当热的,“头朝”。在梁山上,恳蓝是老大,宋江是老二。老大死了,兄终弟及,采山的总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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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舍宋江其谁?
自然,宋江对于设灵牌这一封建制度是作了一,点“改良”的。.在这块泉牌上,写的不是“先帝”、“先师”,而是梁山的“始祖”即创始人“天王晁盖”。宋江要继承晁盖的“头领”地位,根本不是为了继承晁盖的苹命李业,而是为了背叛和瓦解晁盖的革命事业。但是,梁山的起义农民是拥护晁盖的,他们是要用坚持起义的实际行勋果纪念晁盖的。宋江不能公开打出反对晁盖的旗号,于是就供起了晁盖的灵牌,打出跪盖的旗号来反对晁盖。从表面上看,宋江对晁盖之死比任何人都要伤心,“如丧考姚”,“哭得发昏”;实际上,他恶毒地将群众对于晁盏的纪念转移到向着晁盖牌位作祭祀祷告等形式主义的封建仪式上面,使之从中得到某种安慰和满足而晁盖要求大家竖持斗争的逝言,则根本绝口不提,以便让人们在记忆中逐淅淡忘。归根到底,他将晁盖车若神明,目的是为了借用晁盖的名义病背叛是盖的勾当,使自己的修正主义活动合法化。
列宁指出,反动阶级在革命家逝世以后,“便企图把他们变为羌害的神像,即所博把他们偶像化赋年他们的名学柴神荣誉,以便‘安藏'和愚弄被压逍阶级,同时却阉潮革命学说的内容,磨灭它的革命锋芒,把它庸俗化。”宋江正是依靠是盖的灵牌这个“无害的神像”的辩助,轻轻巧巧地篡夺了苹命的领导校,把聚义斤改成忠义堂,葬逆了是盖所创建的意数烈烈的築出农民草命苹业。
然而,晁益的灵牌也有使宋江胆战心惊的一面。灵牌固然守以挚蔽梁山的英雄们,使他们关奥地以为米江是晁盖華命乎业的忠实继承者但是,当宋江公飛暴露了他的叛徒面耳以后,灵牌也狼有可能会引起大们对苹命锁袖和正确路线的超忆和怀念,遵步地从米逆的急弄中醒悟过来,重断举起革命造反的失旗,与他所推行的投降主义路残实行彻辰浃裂。送是宋江送投降浪研最害怕的。因此,一当招学成为事奕,宋江就迫不及待地一把火将跪盤的炙牌烧鲠寸。
凡是幸命阵营内部的投降主义者,当他的阴谋尚未能完全实现时,为了欺踢群众,总是晓曼当娘于,文要立脾玢,既要做投降派,又要鼠尤苹命派。但他公开叛变革命、投降敌人以后,就养仅燕狂地镇屈和屠杀苹命旅(包括原来崔一超而后来扔继续坚搏斗争的同伴),而且大多惑有严重的神经衮弱症,见了与革命有关联的东西就越到曹惝。“正是从这种心理出发,死去的是盘米会射起活着的宋狂冠此惊慌,连觅字自己设的绝簋是脾也会心惊肉魂,雕得一把火烧抨子牙救心。《水浒》的作者以为一把火烧掉了是盖的是脾,就前以烧掉了槳农民军树薨盖啡正痛路线的追倪,烧掉了人们头脑中的苹命总越而代之以粮降哲学。选只能是作者的痴心要想。有压迫,就有度挽。序更的笨江在粳摩后溲消年梁山农民军的余哪机在变热的领手市重史举起了苹冷的天。王如春迅所说的,“石在,灭种是术会轮的。”(且介亭染戈兰集*啦米定草y
宋注害怕绝基而义利用聪盘,供奉爽脾烯文烧毁爽牌这种弹劣的度草命湖爵浪行为是很战得革命的队俯扣以研宽的。宋在如此,赫争晓夫触地,古今中外的一坊修正主义者也标英宋如此。我们啦当龙分蜜视剩《水擀》这邮疫卧教特,从对发商教资的粘判中
出着盘的正面经验来。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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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有单命攀
는로그验总
搞好大学的料学研究工参
复旦大学教育革命组
摘好大学的科学研究工作,是卖现“教育必频为免严阶皱政治服务、必须同生严身动相结怜的一个董要方面。无产阶级文花大奋拟来,我付养议坚持弃门赤學,橘年答忖学科的敢育革命;同时对大学的科学研究领域也进行了较大的改革。
摘好头学的科学研究兰作,最根本的是要解快一个为什么人的问题,地就是科学研究的方向问题。文化关革命前,旧复旦犬学科研颈目世摘了宋少,但由予方向路线术对,艴离兰大革命实践,对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益处术犬。羌产阶级艾化大革命批判了修正主义的科研路线,使我竹认识到:料学研党王士作必须为无严阶戟或治腹务,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犬能其有广阔的前选。
要无产阶毁豉治服券,首光就有一个种研域闫瑯里来的间题。文化失革命前,夫学的科学研究工作往往术立定乎我国登夫華命运劲露要。傘我校垒物素来说:文花关革前,在修正主义路线统治卡,种学研究主作只摘名、舌、洋,不搐袖,棉、雅”。因此,贫卡中农批评说:“你竹这个专亚、那个专业,就术服务予正表业这不系、那个系,就是和工人农民没关系。”文化大革命以来,广大革命师生在开门办学的推数卡根据被业坐产销需要,到上海县北桥公社釉贫卡申农一起乎展关于虫髻叛测蓣报的研究立作6·乳年来对远首神虫的形渗生酒讨惯进符了观察和记录,总结子上海郊区鱼害发坐的规律和防语楚验,及时向各人电公杜提供琪情预镀,述筒苏、浙、皖等邻省八十多个科研和农业生产单位建立了经常的联系。义如数孿萦,在建尖用来皂“一张纸,一支笔”,“论文几斗簫,與际术治边,现崔,他们并竹搁种学研麂,帮助有关有油井采部门进行着藏壁和选定井拉的颈据处理,榫出宁製为精确的鲭论,为并发我国有鈾赞源作出子贡哉。垄想格斯明稳:“柱会一旦峟接米上韵需要,则这神需要就会论十并尖学单能艳科蝉推向前进。”儿年来,我校遵科暮系粪承担了和工发业生产(包括静兴士业和类端填目有密联系韵兰膏多不所究目,粪中半包经基奉完成。东奕能萌,綜合性关学的科学研霓作,虑必须些特从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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践中来,到实践中去,才能具有旺盛的生命力,真正做到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
·:强调科学研究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还必须重视开展基本理论的研究。毛主席指出“真正的理论在世界上只有一种,就是从客观实际抽出来又在客观实际中得到了证明的理论”。理论从实践中来,反过来又对实践起着重要的指导作用。因此,必须立足于三大革命实践,兼顾眼前儒要和长远需要,积极开展基本理论的研究工作。随着工农业生产的发展,不断地对基础理论的研究提出了新的要求。:例如,为了提高各种光源的质量,开辟发展新光源的途径,我校光学系开展了对惰性气体和金属蒸汽放电的研究,其中包括化学、动力学、光谱学等方面的基本理论问题。同时,对于国内外有影响的重大课题,如生命起源,天体演化,时空理论,等等,我们也都组织了适当的人力进行研究。任何一门自然科学理论,都有一个以什么世界观为指导的问题。·在这个领域里,两种世界观的斗争历来是
十分激烈的。几年来,理科师生认真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持续不断地对自然科学领域的唯心论和形而上学开展了革命的大批判,有力地推动了自然科学学科的改
造。
科学研究的开展,对于专业的改造、教材的革新、实验室和校办工厂的建设、多种形式办学以及教师队伍的培养等,都起着积极有益的作用。·比如,化学系物理化学教学小组和高分子七二级学员到上海溶剂厂开门办学,当他们了解到这个厂甲醛生产催化剂工艺副反应多、转化率低、原料消耗高时,他们就决定把这个课题作为自己的科学研究的项目。把科研和载学纬合起来,不仅为我国甲醛生产实现高效低耗创造了有利条件,而且,教师结合这项典型产品进行教学,学员从实践中提出问题,师生共同研究讨论,打破了过去“满堂灌”的现象。又如信息论教研组在参加勘探石油的会战过程中,编出了理论与实际统一的新数材光学系在电光源和激光的科学研究的基础上,根据国家需要,从无到有,较快地建设起电光源、激光两个新专业。由此可见,搞好大学的科学研究工作,对于推动数育革命的深入开展是十分有利的。
为了正确处理科学研究和教学的关系,我们还根据需要建立了教学、科研、生产三结合的体制。科学研究队伍在编制人数上占教师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左右。他们以科学研究为圭,也参加一些教学工作。搞散学的教师,也要承担一部分科学研究的任务,这两部分人进行定期的轮换。此外,还要轮流参加杜会调查、短训班和函授班教学,到工厂、农村、“玉·七”干校进行学习锻炼。‘科研与生产也是相辅相成的两个侧面。,在羌产阶级文化夫革命中,我校先后建起了“四·一”综合电子仪器厂、石油化工广、光学工广等校办工厂,还加强了电光源、计算机等实验室的建设,这些校办工厂和实验室不仅为师生提供了理论联系实际的教学基地,也成了重要的学研究的基地。“四·”工厂先后承担了大小见卡项科研项耳,试制成一批性能好、用途广的线性集成电路、申规模集成电路以及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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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多功能电子计算机。
:犒好大学的科学研究工作;还必须大撼群众运动;坚持开门搞科学研究。:毛主席早就说过:“什么工作都要搞群众运动”。科学研究是关门还是开门,是发动群众来搞还是由少数人包办垄断,这是区别毛主席革命路线和修正主义科研路线的一个标志。科学研究不仅要充分调动教师的社会主义积极性,而且要充分发挥校办工广工人、工农兵学员的作用,大搞群众运动,才能搞得生气勃勃,进展显著。例如研制中、大面积集成电路,是难度较高的一个科研项目。开始时,承担这个项目的有关教研组与车间没有拧成一股绳,力量分散,进展缓慢。在批林批孔运动推动下,改变了过去各管各的现象,成立了由工人、工农兵学员和教师组成的战斗队,以校办工厂为战场,连续作战,终于在较短的时间内试制成具有六十四种功能的“四位算术逻辑单元电路”,在中大规模集成电路试制上迈出可喜的一步。:几年来,.我们还与社会上的工厂和科研单位对十多项国家重点科研项目进行会战,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今后,我们要充分利用综合犬学多科性的特点,组织好校内外的协作,共同完成国家交给的重大科研项目。
开门搞科学研究,还必须把科学研究的成果及时应用到工农业生产中去。这里就有
一个在提高指导下的普及和在普及基础上的提高问题。把科研成果普及推广到生产中去,实际上是发动群众检验科研成果的过程,也是吸取群众经验进一步丰富发展科研成果的过程,这样的普及本身就包含着提高。实践证明,举办各种类型的短训班,是普及推广科研成果的一种好形式。化学系分析组为了解决工业部门测定汞污含量问题,试制
成功一种有自己特点的宜T32汞测仪,.灵敏度与原来的汞测装置一样,而价格却从原来
的上万元缩减到几百元。为了推广这项成果,他们在市治理三废小组的支持下,与分析仪器厂等单位协作,举办了微量汞测分析短训斑。来自自来水公司的学员带来各种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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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来自医疗单位的学员带来血、尿、头发等样品,要求分析各自的汞含量。短训斑虽然只办了十天,却解决了实际部门不少急船解决的问题,汞测仪也得到迅速推广。电光源实验室推广新产品镝灯的短训班,信息论组关于地展勘探方面的短训班,也都收到了显
著的效果。
.·“思想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为了使学校的科学研究工作适应社会主义建设的新高潮,需要进一步加强党对科学研究工作的领导。我们决心在党委领导下,坚持党的基本路线,狠抓科研工作中两东路线两种世界观的斗争,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勤俭建国的方针,坚持有家争鸭、言花齐放的方针,同时对学校的科研工作制定一个长远规划,使学校的科学研究工作不断沿着毛主寤的革命路线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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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砂工人话革新
任
一提超起翻秒,人们自然就会联想起悄社会流传的一首歌谣,“要说苦中苦,翻秘打铁磨豆腐”。今天呢,翻秘行业的面貌与过尝犬不相同了。翻砂工人用这样儿何话来概括:“学理论做主,人技术改造抓得紫,生产面貌日日新。”
开路‘先锋
翻砂,也称热宁,是机械土业的头道工序。‘所以,翻砂工人总爱把自岂的宁作形象地此作“并路先锋”。
在机械工业申,金属切削和机械娑螋称作冷加立热珈社和羚加述是心前一后的两失上序,肴时就末兔丽些矛看。机电“局倦造行业维的间志给我们㐩了这样兰件事:有“年,这个冷加工实际需要的倦件是四十八东莛千吨,而生产能力却只有四十一万吨多;缺自这么大势必道成俦件供不应求,结果是红形形的铸件刚刚成型,冷水卜卜一浇,就被运去冷加工这就影响了产品的质量。有一次,一槊注塑机的底座就因为这个缘故而造成内壁有了裂纹,冷加工时没有发现,当注塑机出厂后,一经运输途中的巅簸,底部竞裂开了。为什么会产生这种矛盾?.翻秘工人告诉我付,从现象上看,是由宇翻砂盥术上冷加士引起的;其奕,根字运茬技术改遣的脱带上。前个拊使,冷抑工接米改造的步子上得快,箭作为“并踏先锋“的翻莎行亚的找术改造却装有能够跟上。“并弊的波有把4路并芽,层面的当然就顶着你屁股上来了,这怎么会不闹矛盾呢!
.这件華售诉人们+“并路先绛”要真正手拼路,当舞跪俸,抓斑行业的酸求改道是何等
重要上海数拟方计的翻秒主人从这样件件具体事例中,秋识到自邑在整企正业生产中的地位和作用,看到加快技术改造步伐的迫切性和重要佳,下决心主要依自高的力量来改变项来的落后面貌,当好名翻其实的“开路先懈”。
商釋‘与宋同样
翻砂行业的技术改造,称得生是一场斑传统韵翻砂生产技术的革命。工人同志在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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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他们走过的路程时说:这个行业里面可真是五花八门呢!,比如:全市三百多家翻砂广和翻砂车间,就遍布各行各业;它们生产的产品,小的只有几两重,大的要有九十吨乃至上百吨多的一年生产几百万件,少的只几件。,因此,氅个行业的技术改造如果企图搁一个统
一的“标准”、“系列”,结果就非碰壁不可。
那末,翻砂行业技术政造的门路究竞在哪里呢?上海科技交流站负赉全市铸造技术交流工作的薛文饮师傅说得好:尽管整个翻砂行业里面包含着各种“不同样”,但它们仍然是有头绪可抓的。二一般来讲,天批量的小件产品属一类,小批量多品种的中小件产品属一类,鉴星的大件产品又属一类。正确认识这些“同样中的不同样”,一把钥匙开一把俄,对于翻砂行业的技术政造是很重要的。就拿缝纫机厂来说,`它所生产的就属于大批量的小件产品这一类。这类厂的技术改造,主要采取搞自动流水线的办法。过去,大多数缝纫机厂只有单台的造型机,这比之于手工操作当然大大进了一步。可是,这种机器只解决了整个翻砂中一道工序的手工操作;一道工序上去了,前后道工序的压力很大,往往要耗费更多的人力去做辅助性劳动。后来,这类广进一步对前后道工序作了改造,把从混砂到浇俦、开箱等工序连成一条“龙”,试制成了一种四立柱度压式造型机的流水线。当我们来到上海缝纫机二广的这条流水线旁时,只见运输带缨绥驰行,机械手灵巧工作,一道道工序配合得井然有序。正在操作的工人告诉我们:,过去,翻缝纫机上的车莞,一组造型机一天只能生产三有五十只,现在搁出了这条流水线,一天就可生产三千六百只。
在上海机床俦造厂,我们看到的却又是另外一副情景:这里没有一条流水线,却有两种机器特别吸引人:一种是每分钟转速一千四百转的抛砂机,从它嘴里喷出来的砂直冒火童,就是它,可以代替人工一锹一傲地铲砂和捣固机把砂在砂箱里捣结实的工作。另一种是有二、兰中个犬气压力的水力清砂机,它靠高压水的冲力,把粘结在铸件上的砂冲刷得干手净净。原来,这个广主要是生产机床成套设备的俦件,批量小,品种多,大的有几吨重。如果搞流水线,模具杂七杂八,换上换下很不方便。何说铸件犬,流水线也歌不动。于是,他们就遵照毛主席关于“奢重于捉住主要的矛眉”的教导,针对耳前广内劳动强度较头文是生产上海弱环节的造型、滑砂这两道工序,开展技术改道。俗语说:“一吨铁水三吨砂”。抛砂机搞成功了,就甩掉了铲砂和捣固砂的繁重体方劳动。清砂采用水力后,用不到象原来那样用凿子凿、榔头敲了,改普了劳动环境和劳动条件,又提高了清砂的产量和质瑾。这就给翻秘行业的技术改造开拓了一条新路。
当然,抛砂机也好,水力清砂机也好,都不是万能机。拿抛砂机来说,碰到特大的铸件,砂箱就有五六米高,抛砂机连头都够不上:即使够上了,要把砂抛到五六米深的箱底,也早有气无方了,如果遇上凹凸木平和弯弯曲曲的铸件,燕砂转不了弯,就更是英雄无用武之地了。怎么办香专门和犬型铸件打交道的上海造纸机械厂的翻砂工人,就在改革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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砂上动脑筋。他们试验戒功的自硬砂造型,只要将一种特制的砂装满砂箱,经过短时间的停菠和微度,型砂就会自已变得坚实而成型。你看!流水线和抛砂机行不通,却从型砂政革上义阅出了一条新路。酵砂工人的创造性可其是无穷无尽的呵1
在翻砂行业的技术改造中,你有你的打法,我有我的打法;真称得上是“八仙过海,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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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神通”。这不禁使我们想起:每个行业都有自己的特殊性,即使同一个行业中也不可能卡篇一律。这些“同样中的不同样”,必然会给技术改造带来困难。但只要具体分析,抓住了矛盾的特殊性,总能找到切实的解决问题的方法。翻砂行业的工人群众,学习和运用毛主席哲学思想,正是从实际出发,战胜了各种“不同样”的困难,才使技术改造搞得千姿百态、气象万千1.
其实,矛盾的特殊性中也寓有矛盾的普遍性,“不同样”中也有“同样”。翻砂,不管有怎样的特殊性,总是前后十一道工序,这就有可能使我们在运用特殊方法对付“同样中的不同样”的同时,运用一般方法去解决“不同样中的同样”。确实,过去翻砂厂的混砂、熔炼、落砂和清理等工序,都靠手工操作,·现在制造成功了辗转式混砂机、风力运输设备、电磁吸铁盘、水力清砂机和水趣清砂等,这对“不同样”的翻砂厂的技术改造就都带有普遍的意义。正是从这一点来说,各行各业开展技术改造,不也都能从中得到启发吗?
不怕.底子薄
1·
我们在上海科技交流站参加了一次小型座谈会。座谈的主题是:翻砂行业技术改造的力量从哪里来?
翻砂行业技术力量的底子很薄,在某些人眼里,要摘流水线,造这样那样的机器,就非得先有一支掌握电子技术、机械技术的队伍不可。否则,让翻砂工人自已来唱主角,只能是“竹篮打水一场空”。真的是这样吗?不。上海马铁厂党支部书记陈彩明同志就在座谈会上这样地谈了自己的看法:底子的摩和薄是相对的。在一定条件下,底子厚的不一定就上得去,底子薄的也未必不能办大事情。文化大革命前,我们厂曾请了一位所谓技术专家和一位苏修铸造专家来作指导,“底子”总算不错吧!但这些人到广里兜了儿圈,便大泼冷水:“这里场地小,没有条件搞机械化”,“你们广这样生产就行了,用不着搞什么流水线。”要说有这样的“底子”,那么它再厚也等于零。后来,工人群众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怀着对摆脱笨重体力劳动和改变落后生产面貌的强烈恩望,边学边千,大胆实碳终于使底子海逐渐向底子厚转化。现在我们广里,由工人们自行设计、制造的自动造型流水线犹如百舸竞发,代潜了昔日繁重的手工操作,在生产上越来越发挥“宣大的砟用。接着补充发言的是马铁厂的工人技术员戴景贤。他说:在技术改造中决不能轻视操车工人的实践经验。翻砂工人固然对机械、电子等技术不熟悉,但在翻砂技术方面却是内衍。如果我们注意创造条件让这批“土生土长”的技术力盘发挥自己的特长,并通过学可逐步克服原来的缺陷,便能使技术改造搞得更符合生产的实际需要。譬如:我们厂在设计
一条挤运自动造型流水线时,碰到了制造一百只加工难度高、结构复杂的凸轮传动部分的难题,广夫正大、技术员和领导三结合,从生产实际出发,根据实践经验,太胆提出了用一台旁磁制电动机和十八只继电器代替凸轮的设想,对流水线的机械结构和传动方式进有·了改革,终于获得了成功。改革后的自动造型流水线与同类型的进口设备相比,造价降低了百分之六十,效率提藏了百分之士六。o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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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翻砂工人出身的上海机床铸造厂党支部书记陆关元同志也谈了自己的体会。·他说:
翻砂行业由于生产比较紧张,许多工人都是“一个萝卜一个坑”,在这种情况下,要从生产前方抽调一部分力量来加强技术后方,确实是一个矛盾,也是对我们的一种考验。·拿我们广来说,总共五百多人,现在已初步形成了一支六十多人的技术改造的骨干队伍。把这么多人从生产前方抽下来,当初不少同志是有顾虑的。我们支部开会商量,觉得如果技术方量薄弱的局面不改变,给生产带来的影响就会更大。·一时有所失,长远有所得;一时有所得长远可能有所失。事实也正如此。后方的技术力量由“底子薄”变成“底子厚”,前访生产就出现了大幅度增长。.比如:过去由手没有能力搞技术改造,设备得不到经常的维修和保养,一出故曄,生产就只好停下来,现在这种情况儿乎没有了。过去生产中劳动强度高的弱环节经常要拖后腿,现在搞了技术革新,革掉了手工操作的命,提高了机械化自动化程度就进一步挖掘了生产潜力。我们作了一个对比:全厂每个工人一年的翻砂总量
一九六五年是七十三点六吨,今年七月份已提高到一百二十三点七吨。在厂里,大家就把这种适当抽调生产工人来如强技术后方的做法,叫作“磨刀不误砍柴工”。
上海许多翻砂厂的厂房面积狭小,条件很差。·工人们风趣地说这类厂搞技术改造蚜象“螺蛳壳里动刀枪”。在这方面,中华治金厂的王财根同志作了动人的介绍。他说我们厅场地寒张,拥挤得“水泄不通”。好儿次,用于技术改造的造型机和射芯机已经到户,了,但由于没有地方安装,只好“打回票”。我们曾采用水爆清砂的新工艺,可是铸你一到水里,“蓬”的一声巨响,四周象发生地度一样,居民可真吃不消。这也不行,那也不行,就逼得我们上“染山”,:外出取经学习,回厂自己动手试验了翻砂不用砂的磁丸造型新工艺。现在这种新工艺基本试制成功。:它省去了混砂、翻砂、清砂三道工序,把三只最大的帖地“老虎”给赶跑了由于磁丸造型是用泡沫塑料作模型的,它很轻;也就可以把一向只能在底层加工的木模工序搬上楼,这就打破了历来翻砂行业“不能利用高度空闻”的陋习,使生产面积得到了较充分的应用。工人们讲:原来认为场地小搞不了技术改造,:谁知这样一通,:倒遥得我们搞出了生产效率高、占地面积小,劳动强度低、工作环境好的新工艺,使翻砂行业的技术改造又出现了一片新天地,真是“草衡里能飞出金凤凰”。
·,座淡会上的发言,用事实批致了“底子薄就只能永远是底子海”的形而上学观。广大翻砂工人正是运用辩证唯物论,承认事物的对立统一,促使矛盾着的双方在一定条袢术向它的反面转化,使底子薄转化成为底子厚,不断取得了技术改造的成就。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马克思主义哲学一旦为,广大群众所举握,能产生多么官大的威力啊1
路线的正确与否决定一切
::我们的调查访问越深入,感受也就越深。翻砂行业的玉人群众为什么能够克服种种因雅把技术政造摘上去?·回答是,有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指引。
··让我徇从上海缝纫机二广三条不间的流水线说起吧。·这三条流水线,蒗晰地记载着主人群众资榭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并展技术改茸的前进脚印。第一条展压式造型机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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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线,是在头跃进的椤鼓声中诞生的;第二条四立柱腰压式造型机流水线,是在文化大革命的高潮中建成的;第三条无箱挤压造型机流水线,又是批林批孔运动的产物。
厂党委书记徐汉清同志告诉我们:“这三条流水线,一条比一条先进。怎样使它们更上一层楼,这里就有一个路线问题。”他带着我们来到四立柱屣压式造型机流水线旁,继续锐:“拿这条流水线来讲,刚建成时有不少缺陷,运转起来时流时停。于是有人就埋怨起来了,主张拆了它。是拆还是改?我们的思想经历了剧烈的斗争。任何一件新生事物刚出现时总还不很完善,作用还不能得到充分的发挥,在这种情说下,人们往往会对它不理解。因此,对四立柱腰压式造型机是拆还是改,其中也有二个站在那一条路线上来认识新生事物的问题。后来,我们党委统一了思想,并在群众中开展了路线教育,同时切实抓紧了技米改造措施,终于使四立柱压式造型机变成了现在这条畅行无阻的流水线。”
,·参观完这三条流水线,徐汉清同志又给我们讲述了他们厂抓翻砂技术改造的深切体会:“从认识论上来看,怎样对待技术改造的成果,还有一个不断端正思想路线的问题。辔如,是提倡积极巩面,还是摘消极巩固,这里就有斗争。拿麗压式造型机诞生后的情况来说,它代潜了手工操作,生产效率大大提高,但由于它和流水线之间还隔着二条‘沟',展实后的砂箱要靠人二箱箱往流水线上抬,一天要抬儿十吨!产登问题解决了,劳动强度问题却突出了,这就要求进一步发展。四立柱震压式造型机流水线就是在克服宁这种不足之处才诞生的。但它仍不够完善,噪音和灰尘比较大。这就又为我们提出了新的课题。现在的无箱挤压遵型机,吸收了前两条流水线的长处,医治了它们身上的弊病,就变得比较完善起来,但它还要发展。如果搞消校巩固,把取得的技术改造成果视作极限,最后必然束缚自己的宇脚,不可能创造新的成就,甚至连已经取得的东西也会给抛了。任何事物总是在发展中求死固的。只有这样,才能使技术改造的步子沿着正确路线不断向前迈进。”
·是啊,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一切发展,不管其内容如何,都可以霜做一系列不同的发展阶段,它们似一个香定另二个的方式彼此联系着。”从整个翻砂行业技术政造的历史长河来看,现在所取得的成就,只不过是一滴水珠而已。'翻砂行业技术改造的前途是广滴无限的,生产潜力可以说是很大很大。比如,缝纫机二广这三条不同类型的流水线,现在还同时荏在着(原因之二,是坐产的需要一时还不可能把较落后的全部抛掉),但能不能尽快创造条件,用较先进的去代替较落后的呢?文如,整个行业的技术改道,爱展述很不平衡,恁样创造条件使落后的艇上先进的呢?还有,翻砂行业目前的生产体制和住务安排,有好些是可以研究改进的:如果采取相应措施,那末,技术改造的成果就能在现有基础上进=步得到发展。所有这些问题,都孺要我们在毛主蓆革命路线指引下,逐个去求得
解决。我柄的调查访间,是在七、八月的失伏天进行豳。堂外的气温商,翻他产的高温可想
而知。然而,翻砂正人那股决心把技术改造摘上去的劲头比高温还要,到处是一片热气腾腾的景象。他何在制订远籴规划时發迈地提出了“未模不用未,泥芯不用骨,翻砂不用砂”。我们相信在不远的将来,整个翻砂行业一定能够逐步实现这个世丽的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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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在·厦门
座落在闽南海滨的门大学,有着一番与古城北琼迥然不同的风光:几座花岗石的楼房斑立在海边,校园里到处丛生眷生命力强盛的亚热带植物一高大挺拔的龙舌兰。鲁迅在上海同许广平分手后,:于九月四日来到这里,担任文科国文系救授和国学研究院教
授。
当时,厦门大学才开办了五年多,救员宿舍还没有完全造好。鲁迅来到后,暂住在生物学院二楼靠海的一个房间里。这座楼房,筑在海滨的小山岗上,四无遮拦。屋外,茫茫
的海水连眷蓝天,海风卷着涛声日夜轰鸣。鲁迅有时在L个同事的陪同下,来到海滨漫
步;他踏着玉屑一般的细沙,远跳南太武山那边天上的红霞;近看嬉戏于波涛之间的白鸥,顺便抢儿枚奇丽精巧的贝壳。:离此不远,耸立着明末郑成功建筑的城墙,婚龙似地雄踞在海边:附近是当年的演武场,还有几尊郑成功军队遗留下来的野钢炮,在秋草夔聾的荒地上受着风吹日晒。这柴进迹,比海边的山光水色更使鲁迅不能忘怀。他不时前来凭吊,将思绪引到三百年前那段悲壮的时期,到三百公里外被帝国主义强盗霸去的祖国神圣
领生台湾心·
·.·鲁迅初到度门,离开了北京那种沉闷的环境,有种耳月一新的感觉。特别是看到报上刊登的北伐军节节胜利的消息,更是振奋异常。九月光日,北伐军攻下了汉口,包围了武昌,鲁迅从报上获悉这消息,不胜欢欣鼓舞,不久北伐军攻入福建,鲁迅于九月十西日写信给已到广州的许广平,“此地北伐消息也甚多,极快人意。”以后每进几天他都把北伐渭息向许广平报告一次。迅速发展的革命形势,使鲁迅受到豉舞。他在给朋友的信中增说。“我来度门,具是为了暂避军阀官僚正人君子'们的迫害,然面小米也在体息北时,及有些准备。”所滑“休息”和“准备”,乃是回顾自己走过的革命路程,避和解剖館己的思想,总结头争经验,以瘦泄接新的、更大的械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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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月二十日,开学了。开学前,群贤楼下右边的布侮牌上,贴蓉一张文科办公率的布告,
“周树人先生,已到校多日,其所担任之《中国文学史》,《中国小说史》,及《声
;韵文字训话研究》三门功课,定于下星期起,开始上课讲投,希各注意,此布。”同学们看到这布告后,欢欣鼓舞,奔走相告。有些学生,是听说鲁迅要来度大任教,特地从河南、青岛、南京、上海等地转学过来的,他们更是兴高采烈,觉得果然不虚此行。鲁迅担任的三门课,原定每周各二小时影后来“训沽研究”没有开,小说史改为三小时。每当鲁迅讲课之前,热情的学生们常先到他的住处,替他拿了粉笔匣,簇拥着他走向课堂。鲁迅的生动讲授,象磁石一样吸引着青年们的心。当时厦门大学学生总数不多,四科十二系共四百三十二人,报名选读鲁迅课的有国文系全部学生,还有一部分英语系、救育系的学生。等到正式开课以后,人数越来越多,不仅商科、理科和法科的学生都纷纷赶来听课,连校内的助教和校外的记者、编辑也闻风而至。·教室满座了,许多人便倚墙站着听。鲁迅进课前,先把认真编好的讲义发给学生。讲课时,并不限于讲义的内容,而是围绕一个作家或作品,联系时代背景详加分析,旁征博引。大家屏息静气地听着鲁迅娣娓而谈,不时被他幽歌的语句引得哄堂大笑。
:':鲁迅的讲课能吸引这么多的人,除了他态度亲切从容,言词简东生动之外,更董要的
是思想新颖,分析鞭辟入里。当时,五四运动已经过去七年多了,但在度门,H思想、伯文
化的浓云毒雾依然到处弥漫。市里的报纸,大学的刊物,甚至中小学生的作文,二律都用文言。孔家店的幽灵在校内外游荡。厦门大学校长兼国学院院长林文庆,就是个孔老立的患实信徒,他曾专门写过《孔教大纲》鼓吹孔孟之道。,在这祥的情况下,青年们多么希望有人带领他们冲破这沉闷的空气呵1如今,他们把这番希寄托在鲁迅身上。·:::【鲁迅在进授文学史的时候,同封建文人、资产阶级学者尊儒反法的论调针锋相对,他对手历史上坚持革新、坚持前进并屡遵儒家中伤咒骂的法家代表人物及其作高,给予高渡评价。他称屈原的《离骚》“逸响伟辞,卓绝一世”,赞李斯的奏议“尚有华辞”,“秦之文章,李斯一人而己”誉贾谊和晁错的政论文“皆为西汉鸿文沾溉后人,其泽甚远…有些在过去文学史著作中儿乎被抹煞的法家代表人物,鲁迅甚至用专章加以论述。每迅府手编写行部中国文学史是存志已久的。尽管度门大学的图书资料十分峡艺,但他还是着手编了干章这就是以后整理出版的《汉文学史纲要》。由于鲁迅能纵现实斗争的需要出骏,以严肃的科学态度对待祖国文化遗产;力图找出它的内在规律性,探求文化发展与社会发展的类系,因此,他这部著作中所体现的文学更观,是非常接近历史谁物主义的。:他的讲谦受到青年何的热烈欢迎,也是不奇怪的。
膏年们把鲁迅看成引路的导师,他们不满足于光听食迅讲课,述希垫在每迅的雯舞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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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导下开辟新文艺的园地。有一次,几个背年来到鲁迅的卧室,表明了自已的心愿,每迅边听边频频点头:“好的,好的!我一定来帮助你们1”
在鲁迅的帮助下,厦大的学生组织了两个文艺团体,一个取名“泱泱社”,出版《波艇》月刊影一个叫做“鼓浪社”,出版《鼓浪》周刊,附在鼓浪屿的《民钟日报》副刊上发行。鲁迅尽管感到这些学生们的作品由于受到资产阶级文艺的影响,或“过于颓唐”,或“大言无实”,“恐怕也不见得有什么好结果”,但仍象在北京时一样,怀着培养新的一代的可费热情,帮助青年们审稿、改稿,接洽出版事务。他曾经同一个向他约稿的书店联系,希望能出版青年的文学刊物,可是书店大概觉得无利可图,拒绝了。鲁迅非常气愤,对青年们说:“这种市侩,只要有利可图,他们会若无其事地厚着脸皮,又来请我写文章,那我只好不客气地说:没有什么空闲”!”后来,鲁迅又向上海的北新书店联系,托他们代为付印发行。十一月间,一本草绿色封面、装帧颠为精美的《波艇》月刊,送到了读者手中。为了表示对青年的支持,鲁迅特意把自已写的历史小说《眉间尺》(以后收入《故事新编》时改名为《铸剑》)发表在该刊的创刊号上。
与青年们在一起,鲁迅感到心情舒畅,但一接触到周围陈腐的空气,却文使辔迅感到
厌恶。
度门,是帝国主义强迫开辟的“五口通商”之一。这儿,除了番客买办的洋房别壁之外,市区的街道又脏又狭,房屋又矮又破,四郊则到处是丛丛野草,累累荒塚,野狗在其间自由出没。鲁迅在谈起对度门的感想时,引用了曾在清末来过这里的荷兰人享利·包立尔的一句话:“中国全国就是大墓场”。
鲁迅更为厌恶的,是这座城市里流行的金钱至上的哲学。:他说:“大概因为和南祥相距太近之故罢,此地实在太斤斤于银钱,‘某人多少钱一月’等等的话,谈话中常听见。爵迅虽然月薪较高,生活却很朴素,正象当时一位记者所说的:“没有二点架子,没有一点派头,也没有一点客气,衣服也随便,说话也不装腔作势。”但也正因为如此,他不时遇到一些人的白眼。
有一天,鲁迅拿了厦门大学总务处会计室发给的支票,到市区“集通银行”去支取薪
水,他向着柜台里边说:“支款,先生1”
“好的,支票拿来!”柜台里边的人一边说,一边接过支票,不禁狐疑起来。他上上下下打量着鲁迅,心想,一个拿教授工资的人,怎么穿戴是这个样子?莫非是人家丢了支票他捡来冒领?于是就提高了嗓门问道:“你是哪一系的?”“国文系。“鲁迅回答,又朴充说。“或者是,国学研究院吧。”
·请等一下,到会客室坐坐地!”那人装成彬彬有礼的样子,把香迅带到后面一间房手
里,并章了一张当天的《厦声日报》给他看。
每迅在会客室拿着报纸看了又霜,香烟一支接一支,还是不见人影,正在莫名其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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忽听得远处断断续续传来了打电话的声音,“喂,喂!你是度大会计室吗?一你们有没有
一位教授名叫周树人的?一婚!是新来的。一唔!就是这样的身材」一晤!穿得太过朴素了1。一唔!.唔!就给他!马上给,马上给!”那人这才笑容可掬地领鲁迅去办领款手续。社会上是这样,在号称高等学府的度门大学里也不例外。校长林文庆,对教员悭吝刻
薄,日月希望大家从速做许多工作,发表许多成绩,象养牛为的是每日挤牛乳一般。鲁迅刚到校,他就问著作,问年底有什么东西发表,可是当鲁迅把稿子送去后,却没有下文。后来林文庆在,一次会上提出连教学科研用的经费和预算也要打个对折。鲁迅在会上据理力鱼,林文庆却神气活现地说:“关于这事,是有钱的人,才有发言权。”鲁迅听后非常气愤,当场掏出两个角子拍在桌上,既犀利又幽默地说,“我也有钱,我有发言权。”弄得林文庆啼笑眷非,狼狈不堪。
十月十四日上午,度大举行纪念周会。对于这种每星期一次的例行集会,学生们历来不感兴趣。然而这夫大家听说鲁迅要来演讲,便争先恐后地拥到群贤楼上的大礼堂里。九时正式开会,照例是林文庆担任主席,照例是大家起立先唱校歌:“自强自强,学海何泱泱!藏江深且长,…嗟乎,南方之强!”明毕,林文庆简单说了几向开场白,便向坐在台上的鲁迅一揖,顿时,礼堂里响起了一阵热烈的掌声。鲁迅走到讲台边,看了看底下的听众,说:“今夫,我的讲题是。《少读中国书,做好事之徒》。”听到这个题目,会场里立刻活氏起来。
:>每迅说:尊孔,崇偏,读经,复古,可以救中国,这种调子,近来越唱越高了。其实呢,过去塘是主张读经的人,多是别有用心的。你们青年学生,多是爱国,想救国的。但今日要数中国,并不在多读中国古书,相反地,我以为暂时还是少读为好。中国古书越多读,越使人思想糊涂,分不清是非。
:鲁迅又说其讼我要劝你们做“好事之徒”。.世人对于好事之徒,往往感到不满,认为“好事”二字,好象有“週事生风”的藏思,其实不然。我以为今甲的中国,这种“好事之徒”却不妨多,因为社会一切事物,就是要有好事的人,然后才可以推陈出新,发生变革。…
·:·鲁迅在又一阵热烈的鉴甫中结束了演拼。·
过了不久,鲁迅演讲的纪录稿在《厦大周刊》发表了,但是不见了前半部分,原来林文庆认为前半部分同自己的尊礼主张相倖,干脆把它删掉了。'从此,学校当扁每次来约鲁地演讲,他都=一概谢绝。他说“一演说,则与当局者的意见一定相反,真是无聊。”在痘门大学,除了林文庆之外,“教授”中还有许多无聊的人物。他们不学无术开日闭白“马掰可、“古貌林”,平时除了玩玩留声机,唱唱昆腔之外:就拯得吃吃喝喝,同银行家吹吹拍拍,一颖都推校长之喜惩是伺。·卡+月十七日在犬礼堂开恳亲会,学生指导长林玉寐起而演讲,竞犀着脸皮说道:“悬亲'二字,是恳切亲镏的意思,我们的老校长好比家长父亲”鲁迅听后气得真要立刻跳起来。一位薜学教授越来反驳了指导长几何,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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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又有个留学西洋的教授为他辩护道,“在西祥,父子和朋友没有什么两样,所以倘说谁和谁如父子,也就是谁和谁如朋友的意思。”鲁迅后来说,“这人是西祥留学生,你看他到了西洋一番,竟学得了这大识见。”
其中,魯迅最讨厌的是那些“现代评论派”的门徒。他们自称只佩服胡适、陈西滢两个人,整天围着权势者打转,到处安插亲信,散布流言,兴风作浪。鲁迅鄱视地称他们为“学者皮而奴才骨”,甚至“连皮也太奴才”了。眼看这类人在厦大飞扬跋扈,鲁迅感到气愤、失望。他在给友人的信中说,“我以北京为污浊,乃至厦门,现在想来,可谓妄想,大沟不干
净,小沟就干净么?”
是的,如果不荡涤整个旧世界的污泥浊水,厦门当然不可能独独“干净”起来。社会和学校既然如此腐败,周围的一些人又这样可憎,鲁迅除教学和辅导青年外,别的事就不愿多管了。很久以来,他一直褐望能认真、系统地清理一下自己的思想,以便适应斗争的需要和形势的发展。现在相对安静些,“琐事”也比较少,这正是一个学习和思索
的好机会。
从九月二十五日起,鲁迅搬到集美楼居住。这座楼很大,楼的前面就是演武场;楼下是阅览室和书库,楼上是装订书刊的场所,有几个房间空着。鲁迅就住在楼上靠西边第二间房子里。房间的北面有两个大窗门,可以遥望南普陀寺;南面有两个大房门,门外走廊
·上有一排石栏杆。到了夜晚,人去楼空,整座大楼常常只剩下鲁迅一人,周围一片寂静,除了风声、涛声,只有偶而传来的几声犬吠。鲁迅的心情怎么也平静不下来。他靠着石栏远望,只见海天微茫,黑絮一般的夜色笼罩着一切。记忆的闸门打开了,一幅幅早已随着时光逝去的生活图景在眼前出现了,于是他又继续了《朝花夕拾》的写作,接连写了《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父亲的病》、《琐记》、《藤野先生》和《范爱农》等五篇散文。这些散文首尾衔接前后呼应,相当完整地回顾了自已从童年到青年时代的生活历程;童年时期对私塾封建教育的不满,少年时期在沉滞、黑暗的故乡和骗钱害命的庸医周旋,青年时期对改良主义运动的失望,留学日本期间对日本友人的深厚情谊以及对军国主义的反抗,归国初期亲眼看到资产阶级领导的辛亥革命的失败以及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悲惨遭遇…鲁迅从自己艰苦而曲折的生活道路中,从近代中国历史的急剧演变里,深深感到必须寻找新的革命力量,必须掀起一场彻底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才能开创一个崭新的时代。这儿篇回忆性散文,是鲁迅自我解剖的生动纪录,其间留下了他不断寻找革命真理的足迹。在一个深秋的夜晚,魯迅编完了一九○七年至一九二五年的论文和杂文。望后窗外骨立的乱山中的许多白点,是丛塚,一粒深黄色火,是南普陀寺的琉璃灯,寺里正在庆祝佛陀诞辰,诵经拜佛,超度亡魏,演傀儡戏的锣鼓声断断续续,间隔中更显得寂静。看着这些旧稿,回顾一次次的斗争,鲁迅思绪万千。这些杂文,字里行间充满着战斗的呐喊,完全是针对着不合理的社会制度而发的,因此,很遭到一些“正人君子”的憎恶。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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迅深深地知道这一点。他提笔写道,
天下不舒服的人们多着,而有些人们却一心一意在造专给自己舒服的世界。这是不能如此便宜的,也给他们放一些可恶的东西在眼前,使他有时小不舒服,知道原来自己的世界也不容易十分美满。…即如我的戒酒,吃鱼肝油,以望延长我的生命,倒不尽是为了我的爱人,大大半乃是为了我的敌人,一给他们说得体面一点,就是敌人罢一要在他的好世界上多留一些缺陷。
这番话,生动地体现了一个革命者的人生观,洋溢着一股不可遏制的战斗激情。鲁迅说,他现在要印行这些杂文,是为了使喜欢他的作品的读者得到一点鼓舞,同时也是为了使那些憎恶他的文章的人得到一点呕吐,他毫不犹豫地写道:“那些东西因我的文字而呕吐,我也很高兴的”。不过这些以往的战斗,已经“和光阴一同早逝去,在逝去,要逝去了”。鲁迅决定把这本集子定名为《坟》一“一面是埋葬,一面也是留恋”。·“埋葬”,是批判地认识到自已走过的道路,否定思想上夹杂着的那些错误的东西;“留恋”,是珍惜斗争的历史和经验,准备迎向新的战斗。
哪一些可“留恋”,哪一些该“埋葬”,这须通过自我解剖才能明白。因此,在《写在〈坟〉后面》中,鲁迅深沉地说:
我的确时时解剖别人,然而更多的是更无情面地解剖我自己
鲁迅具有可贵的自知之明精神,他通过自我解剖告诉读者,自己虽然从旧营垒中来,情况看得较为分明,反戈一击,易制强敌的死命但唯其从旧营垒中来,所以“觉得古人写在书上的可恶的思想,我的心里也常有”,“自己却正苦于背了这些古老的鬼魂,摆脱不开,时常感到一种使人气闷的沉重”,特别怕因此而毒害了热情地寻找真理的青年。鲁迅决心摆脱旧文化、旧思想的影响,褐望找到一条正确的道路,但他又说,“我可正不知那一条好,虽然至今有时也还在寻求”。
但是,革命在发展,时代在前进,它有力地推动着魯迅在寻求革命真理的道路上不断迈进。北伐战争接连取得胜利的消息,促使鲁迅对谁是革命的主力军这个老问题有了进、
一步的认识。鲁迅过去一直把希望寄托在青年知识分子身上。这时他越来越强烈地感受到工农群众的力量,更请楚地看到了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劣根性,对他们深感失望。他在一次通讯中说:“我现在对于做文章的背年,实在有些失望;我看有希望的青年,恐怕大抵打仗去了,至于弄弄笔墨的,却还未遇着真有儿分为社会的,他们多是挂新招牌的利已主义者。”反动派一直咒骂劳动人民是“愚人”、“傻子”,自以为是天生的“聪明人”,鲁迅却从大量的亲身体验中得出了结论:“世界却正由愚人造成,聪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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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不能支持世界。”
十一月二十七日,鲁迅就以“愚人”和“聪明人”为题,到集美学校作了一次演讲。集美与厦门隔海相望,是著名的侨乡。十一月二十六日晚,集美学校的校长派秘书请鲁迅去演讲。演讲的题目事先并没有规定,但那位秘书带来了校长的一个口信。“校长的意思,是以为学生应该专门埋头读书。”鲁迅当即回答:“那么,我却以为也应该留心世事,和校长的意见正相反,不如不去好罢。”秘书面有难色,急忙改口说道:“不妨,也可以说
魔
说。”于是,第二天早晨,鲁迅便乘小汽船到了集美学校。集美学校的大礼堂里,已坐满全校各部学生三千人。
鲁迅在雷鸭般的掌声中说:现今世上,聪明人不是很多吗,可是他们不能做事。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想来想去,终于什么也做不成。他们过于思虑个人的利害,过于计较个人的得失。他们想着,想着,有利于自己者才肯做,有利于社会别人者,即使肯做,也常不彻底,不真诚,不负责,以至于败事而无成就。在这世界上,还有一种人,他们甘愿为群众利益,而放弃了自己的利益;他们甘恩为国家的独立自由,而献出自己的生命。这一种人在所谓“聪明人”的眼里看来,却是傻子。但是,你们要知道:世界是傻子的世界,由傻子去支持,由傻子去推动,由傻子去创造,最后是属于傻子的。这些傻子,就是工农群众,就是孙中山先生“三大政策”中所要扶助的农民和工人。他们是世界的主人,世界是属于他们所
有的。
鲁迅的演讲引起了截然不同的反响,坐在讲台后面的校长摇头不止,鲁迅演讲刚结束,他就赶忙过来要了鲁迅的演讲稿,淮备会后束之高阁,秘不示人。但是,青年学生们却报以一片热烈的掌声,他们决心学习“傻子”,鄱弃“聪明人”。
对工农群众认识的深化,又促使鲁迅对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认识比以往进了一步。十一月十四日,一个风雨之夜,鲁迅为一本别人翻译的俄国小说集《争自由的波浪》写了《小引》,在这篇《小引》中,他反驳了反动派对工农政权的诬蔑,指出:在十月革命后的俄国,“贵人自然总要较为苦恼,平民也自然比先前抬了头”。他还认为革命工农大众对敌人的暴力镇压是从敌人那里学来的:“俄皇的皮鞭和绞架,拷问和西伯利亚,是不能造出对于怨敌也极仁爱的人民的。”这种对革命敌人的慎压势在必行,极为重要,鲁迅进而联系实际,希望中国人民从十月革命中吸取经验,“推见将来”,争取祖国的解放。
·正当鲁迅越来越瞩目于工农群众的时候,他接到一个通知:度大学生会创办了一所“平民学校”,邀请他出席开学典礼。这个学校,学生主要是厦大工友的子女、厦大中年轻的工友以及厦大附近一些贫苦失学的青年。教员则是义务的,由厦大的一些学生担任。十
二月十二日,学校开学,为了出席这个会议,这一天鲁迅起得特别早,提前到了会。面对着这么多历来被剥夺受数育权利的贫苦工人的孩子,魯迅觉得有许多话要对他们说,因此,他这次破了在厦门大学不再作潢说的例,作了一次热情洋溢的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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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都是工人、农民的子女,你们因为穷苦,所以失学,所以须到这样的学校来读书。但是你们穷的是金钱,`而不是聪明与智慧。你们贫民的子弟一样是聪明的,你们贷民的子女一样是有智慧的。你们能够下决心,你们能够奋斗,一定会成功,一定有前途。没有什么人有这样大的权力:能够叫你们永远被奴役,也没有什么命运会这样注定:要你们一辈子做穷人。
这些感情深沉的话,使二百多个工农学生深为感动。…
会上有个留洋的教授,大放厥词,说什么这个学校于贫民有益,就是你们“底下人认识了字,送信不会送错,主人就喜欢他,要用他,有饭吃”等等,鲁迅听了大为生气,便愤然
离席。
北伐的消息,也使鲁迅对厦门大学死气沉沉的局面更无法忍受。原先他想在这里工作两年,后来减为一年,最后缩短为一个学期。
鲁迅褐望“到热闹的地方”去,到革命的旋涡中去,积极投入激烈的战斗。一九二六年秋,广州中山大学向鲁迅发来邀请的电报。鲁迅接受了聘请。他在给许广平的信中说:“我也还有一点野心,也想到广州去后,对于‘绅士’们仍然加以打击,…第二是与创造社联合起来,造一条战线,更向旧杜会进攻,我再勉力写些文字。”十二月三十一日,鲁迅正式向学校提出辞职书,辞去一切职务。
鲁迅辞职的消息传出后,学生们立即掀起挽留运动。一月二日,学生自治会派代表会见鲁迅,表示了大家的心愿:后见鲁迅决心已下,就在一月四日下午召开了“厦门大学全体学生送别鲁迅先生大会”。同学们知道鲁迅所以提前离开是由于学校的腐败,他们对此格外感到愤怒。群众中积压着的不满汇为滚滚巨浪,终于掀起了一次大规模的改革学校的风潮。一月七日,群贤楼的布告牌上,走廊的石壁上,学校四周的围墙上,到处张贴了要求改革的标语,全体学生罢课,学期考试除每迅所讲两门提前考完外,其他各系各门功课一律停止举行。许多学生表示要追随鲁迅而去。称文庆着到风潮趣闹越大,就恼羞成怒,表面上一再为鲁迅钱行,背后却攻击鲁迅是“放火者”,到厦门来是为了“捣乱”。林文庆以为这样一来就可以攻倒鲁迅,没想到鲁迅坚定地回答道:“放火者就放火者吧。”
离开厦门前,鲁迅特意坐在一个水泥坟墓的祭桌上拍了一张照片,四周是丛生的龙舌兰,坚韧挺拔。这张照片和杂文集《坟》的名学一样,表示向过去告别。
一九二七年一月十五日上午,鲁迅在许多师生的陪伴下离开厦大。·次日下午,他与送行者一一握别,带着迎向新的战斗的革命豪情,也带着正在逐步激化,但尚未彻底解决的
一系列深刻的思想矛盾,乘“苏州”号海轮前往广州。
(续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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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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ー九七五年
第十期
总第二十六期
上海学习与批判杂志编辑部编
上海人A女:法出版
(上海复日大学)
(上海貂兴路5号)
上海市报刊发行处发行
上海商务印刷厂印刷
代号.4-192
定价:0.25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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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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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麻语录
农业学大寨
《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
营95她判
一九七五年第十一期目录
学根本抓路线普及大寨县
苦战一年建设大寨县—上海县一九七六年规划
中共上海县委员会(3)
堵住资本主义道路迈开社会主义大步
…青浦县商榻公社党委书记丁巧生(8)农业学大寨,穷队赶富队……上海县塘湾公社党委书记徐连生(10)要想山河变就得艰苦于…金山县枫围公社党委副书记金照根(12)为实现农业机械化出大力……中共上海丰收拖拉机厂委员会(14)前进路上又一年
…上海市前进农场工人写作组(16)
用《水浒》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
《水浒》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4…
…罗思鼎(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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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水浒》在明末农民战争中的反动作用…康立(28)宋江与武训
洪延青杜恂诚(31)
帮闲·帮忙·帮凶
—从燕青的一“扑”说开去
徐震(33)
“呼保义”新芳
陕西省工农兵艺术馆费秉勋(35)
“风宪衙门”及其他
…石岩(37)
文学评论
读鲁迅的诗论…
…石一歌(38)
李白的阶级地位与诗歌艺术
…刘大杰(42)
略论《文心雕龙》
…志培松笔(53)
影评:努力做到内容和形式的统一
看影片《春苗》礼记
…石川(57)
学哲学用哲学
要学会全面地看问题…
…方海(62)
这个队的工房建筑是怎样上去的……胡润松完绍元(66)辩证法开出技术革新之花…上海电器电镀厂党支部书记王连庆(69)
社会调查
“电子迷”的故事
李海生陆晓禾(71)
人物传记
鲁迅传(续六)
…石一歌(76)
9牛二+德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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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根本抓路线=善及太寨县
编者按:在当前农业学大寨、普及大寨县的伟大革命运动中,上海县委制订了苦战一年的规划。这个规划,是在全县二千二百八十二个生产队的贫下中农和各级干部认真讨论的基础上制订出来的。它既是上海县五十二万人民的决心书,也是向本市郊区各县的挑战书。现将这份规划发表于下,供有关方面参考。
苦战一年建设大寨县
—上海县一九七六年规划
中共上海县委员会
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的强劲东风,吹遍了上海县的社社队队。全县人民群情振奋,斗志昂扬,迅速掀起了农业学大寨运动的新高潮。我们决心带领全县共产党员、革命干部和广大群众,大批修正主义,大批资本主义,大干社会主义,横下一条心,拿出拚命劲,真学大寨,苦战一年,高标准,严要求,为全面实、现建设大察县的六条标准而奋斗。
(一)深入开展党的基本路线教育,狠抓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堵住资本主义的邪路,迈开社会主义的大步。把斗争锋芒对准一小撮有破坏活动的阶级敌人,将功夫下在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教育农民上,把着重点放在加强领导班子建设上。为此,决定从县级机关、县直单位以及各公社机关和企事业单位中抽调一批干部,组成一支农业学大寨小分队,立即奔赴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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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学大寨第一线,帮助社、队开展党的基本路线教育。全县十八个公社、二百三
十八个大队分期分批进行,三分之一、三分之一地搞好。通过党的基本路线教育,整顿好各级领导班子,进一步树立贫下中农的阶级优势,发挥贫协组织的监督作用,有效地改造阶级敌人,认真贯彻党在农村的各项政策,积极办好生产队政治夜校,巩固和发展贫下中农理论队伍,把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落实到每一个基层。
(二)建设好县委领导班子。普及大寨县,县委是关键。今年“三秋”以后,县委要集中搞一次开门整风,发动群众帮助县委揭矛盾,找差距;以后,除了每年搞一次整风以外,还要采取走出去,请进来的办法,经常听取群众的批评,接受群众的监督,使县委真正成为坚决执行党的路线和政策、团结战斗的领导核心,成为全县农业学大寨运动的火车头。县委一班人要带头认真看书学习,刻苦攻读马列和毛主席著作,联系本县的斗争实际和自己的思想实际,努力改造世界观。对县委内修正主义的影响,资产阶级思想的腐蚀侵袭,小生产习惯势力的反映,要坚决开展斗争,不做老好人,不搞特殊化,不向资本主义发放“通行证”。坚决转变领导作风,老老实实深入基层蹲点,带头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县委、县革委会十四名常委,除四名留在机关抓面上的工作而外,其余十名全部沉下去,没有要事不回机关,蹲好一个点,带好一个片,力争劳动一百天。要搞好机关革命化。坚决精简会议,县里除了每年开一次四级干部会、两三次三级干部会以外,白天一般不召开社、队千部会议。要在党的一元化领导下,充分发挥工、贫、青、妇等组织的作用。
(三)下硬功夫做好后进队的转化工作,一年内改变全县现有三十二个后进大队的面貌。这些队的面貌不改变,将拖住全县农业学大寨的后腿。但要看到,后进队的群众并不落后,广大贫下中农是迫切要求改变面貌的,大多数党员、干部是要革命的,增产的潜力也是很大的。关键在于整顿好领导班子,解决好方向道路问题。并要发动群众,坚持自力更生方针,逐步改变生产条件,大力发展集体经济。县委常委要亲自下去,分片包干,依靠群众,调查研究,确定改造方案。县委要逐个讨论改造方案,定期检查。'
(四)充分发挥下乡、回乡知识青年的作用,以极大的革命热情全面关心他们的成长。要发动他们积极地投身到农业学大寨运动中去,更好地接受贫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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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农的再教育,在三大革命运动和农业现代化的伟大事业中发挥突击队作用。县、公社、大队各级党组织,都要有专人抓知识青年的工作,定期召开座谈会,听取他们的批评建议。对于他们在学习、思想、劳动和生活方面存在的问题,要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及时加以解决。对于下乡知识青年的住房、农具、口粮、柴草以及同工同酬等问题,要经常检查落实。要鼓励和支持知识青年扎根农村干革命。有条件的公社,还可以为他们开办业余大学。特别要关心女青年的身体健康。要坚决同违反党的政策的行为作斗争。
(五)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大搞农田基本建设。要把广大干部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引导到大干社会主义农业上来,把农田基本建设当作一项伟大的社会主义事业来办,以“愚公移山,改造中国”的雄心壮志,
重新安排全县的土地。按照一九八O年粮食亩产二千斤的要求,全县目前还
有二万三千亩高亢地,二万四千亩低洼地,以及占耕地总面积百分之十左右的插花地,必须加紧进行改造和调整。今冬明春首先打好三场硬仗:(1)大修水利。全县开河总长七十五公里,挖小排河、大明沟总长四百三十三公里。(2)平整高亢地一万零七百亩,改造低洼地一万六千三百亩,调整好插花地,使全县旱涝保丰收、高产稳产的农田面积增加到占耕地总面积的百分之九十;再苦干
一个冬春,把全部耕地建设成为旱涝保丰收的高产稳产田。(3)新建园田化耕地五万亩,使土地平整、水系合理、排灌分开、三沟齐全、河闸路桥配套的园田化农田面积增加到占耕地总面积的百分之六十五。以上三项,总土方比去年翻一番。
(六)大搞农业技术改革,把农业机械化推进到一个新水平。按照本县具体条件,三麦、水稻、棉花、油菜、蔬菜和养猪共有七十个工种应该实行机械化。目前已经解决或基本解决的有三十六种,半解决的五种,没有解决的二十九种。一九七六年主攻“两深”“四弯腰”,要求做到插秧、深耕、开沟和后季稻收割基本实现机械化;并充分发动群众,积极组织大会战,力争攻下拔秧机。健全和武装三级农机科研网,大力发展一机多用,对已有的农机要随着农业技术的发展不断革新。对现有二万一千多人的农机技术队伍,要采取积极有效的措施,进一步提高他们的政治素质和技术水平。
(七)大搞科学种田,努力提高单位面积产量。一九七六年,全县粮食平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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亩产争取从一九七四年的一千六百三十二斤提高到一千七百五十斤左右,棉花亩产从一九七四年的一百十九斤提高到一百五十斤左右,油菜籽亩产从一
九七五年的一百八十五斤提高到二百八十斤左右。为此,要大力提倡科学种田,广泛开展群众性的科学实验活动,进一步健全四级农业科学实验网,充分发挥已有一万人的科技队伍的作用,并兴办一所农民“五·七”大学。把试验田、样板田、种子田的面积扩大到占粮棉面积的百分之三十。加强植保工作,控制病虫害。大搞种子革命,切实做好基地、队伍、任务、政策、制度五个落实,下决心选育出适合本县三熟制的早熟、抗病、抗倒、高产、优质的优良品种。努力做到一年三熟,熟熟增产。要大搞有机质肥料,大搞养猪积肥,专业队伍和群众运动相结合,“四季养、种、造,潭潭沤制好,熟熟吃得饱”,坚决做到三亩一个潭,每熟每亩一百担。努力把农本降到百分之二十八以下。
(八)大力发展副食品生产,更好地为城市服务。我县地处近郊,肩负着城市人民在蔬菜、猪肉、禽蛋、瓜果等副食品供应方面的重任。搞好副食品生产,是直接关系到城市人民的生活、关系到巩固工农联盟的大事,是郊县社员和干部义不容辞的光荣任务。为此,全县的蔬菜生产要坚决执行国家计划,增强抗灾能力,一九七六年达到亩产一百二十担,总产六百五十五万担左右,并做到品种多,质量好,上市均衡,确保上海市区三分之一人口的蔬菜供应。大力发展以养猪为主的多种经营。大搞青粗饲料,饲养好母猪,搞好防疫工作,争取使生猪饲养量达到六十万头,平均每亩地一点四二头;上市量三十万头,超国家计划百分之三十,平均每人为城市提供七十斤白肉。家禽的上市量力争从一九
七五年的十二万只增加到二十五万只(集体十八万只,社员七万只);蛋的上市量从一九七五年九十万斤增加到一百六十二万五千斤;水产完成五千担左右调市任务,瓜果完成二十八万担左右调市任务。
(九)积极发展社、队工业,进一步壮大公社、大队的集体经济。全县已有社、队工厂四百三十三个,年产值一亿一千万元,加上其它企业,年产值总计一亿二千二百万元。现在,公社一级的收入在三级经济总收入中占百分之三十一点九,大队一级占百分之十七点二。但是,全县全年积累不到六十万元的公社还有六个,不到一万元的穷大队还有三十一个。一九七六年,要重点帮助穷大队发展队办工业,安排好产品,落实好供、产、销渠道。对已经办起的社、队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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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要普遍进行一次整顿,端正为农服务的方向,改进经营管理。确保社、队两级积累主要用于农业。到一九七六年底,公社、大队两级经济在三级经济中的比重要求达到百分之五十二左右,为生产队基本所有制向大队基本所有制过渡创造更加有利的条件。
(十)全县各行各业都要牢固树立以农业为基础的思想,为建设大寨县作出新的贡献。工业部门要把主要精力用来抓好社、队工业和基础工业,管好农业机械,加快农业机械的生产和试制工作。交通建设部门要切实搞好运输工作和道路桥梁的建造、维修工作。财政部门要在一九七六年的地方财政中拿出百分之七十至八十支援农业,特别要帮助经济上有困难的社、队发展农业机械化,改变生产条件,使他们的集体生产和社员收入尽快地达到或超过全县现在的平均水平。物资和商业部门要积极组织货源,保障各种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供应。文教、卫生、公安、民兵等部门以及五大镇,都要为建设大寨县作出新的贡献。要做好计划生育工作,使全县出生率控制在千分之十以下。
(十一)县、社、队都要作出全面实现大寨县六条标准的规划和切实的部署,全力以赴,去夺取胜利。各级党组织要在“三秋”前后,充分发动群众,用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相结合的方法,订出一九七六年规划和五年奋斗目标,每月
一次汇报,每季一次交流,年中检查,年底评比。全县农业学大寨的先进社和先进队,要继续巩固,不断前进。一九七六年要求再有七个公社和百分之五十的大队跨入先进行列。这样,全县农业学大寨先进社、队将达到百分之七十左右。每建成一个农业学大寨先进社、队,要由县委认真考核验收。各行各业、各部门也都要围绕建设大寨县订出自己的一年和五年的工作规划,并切实贯彻执行。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当前,一个农业学大寨、普及大寨县的伟大革命运动已在全国兴起,形势大好,形势逼人。我们一定要认真贯彻毛主席关于学习理论反修防修、安定团结和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三项重要指示;戒骄戒躁,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奋战一年,把上海县真正建设成为大寨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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堵住资本主义道路迈开社会主义大步
青浦县商榻公社党委书记丁巧生
我们公社地处淀山湖畔,地势平坦,土质肥美,河港纵横,是一片“角米之乡”。然而,这几年来,就在这一片土地上,两个阶级展开了反复的、激烈的争夺战。我们学习大寨的根本经验,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大批资本主义,大批修正主义,终于一次又一次地击退了资本主义势力的进攻,抵制了小生产的资本主义自发倾向,教育了广大干部和群众,推动了农业生产和各项工作的发展。
一九七一年,我们这里的一小撮阶级敌人,躲在阴暗的角落里,煽动社员放弃集体经济去搞资本主义,说什么“单靠六棵头(指水稻),社员吃苦头”,“干错万错,捞钞票勿错”,刮起了一股私人烧砖窑的歪风。烧砖窑,需要相当数量的土地、燃料和劳动力,只适宜由集体经营。无计划地烧窑,会严重影响农业生产。阶级敌人煽动一些资本主义思想严重的人烧黑窑以后,在公社范围内出现了三十多只黑窑。当时正是春耕大忙季节,有些生产队却有不少劳动力去挑窑墩。大田里冷冷清清,窑墩上“热气腾腾”。这一年,全公社十
七个大队有十三个大队粮食减了产。
严重的阶级斗争事实使我们懂得了:社会上的资本主义势力,一有机会就要向我们进政。烧黑窑的人绝大多数是被“私”字蒙住了眼晴的社员,他们受了阶级敌人的蒙骗和毒害。要刹住这股歪风,就要狠狠打击阶级敌人。一九七二年,我们结合狠批林彪效法孔老二“克己复礼”妄图复辟资本主义的罪行,把遍动烧黑窑的阶级敌人揪出来斗,擦亮了群众的眼晴。许多生产队当天就铲平了黑窑墩,把社员的心思引到集体生产上来。这一年,粮食总产量比上一年增长了一百三十三万斤,十七个大队普遍增了产。
阶级斗争是长期的、曲折的。批判过了的坏东西,一遇到适宜的气候和土壤又会冒出来。烧黑窑的歪风刹住了,阶级敌人又借别的题目作文章。一九七三年,在公社范围内冒出了一股做砖坯的风,把做好的砖坯偷运到外地去卖。为了做砖坯,大片良田被掘得七坑
八洼,贫下中农痛心地说:“这样搞法,老子种高田,儿子种低田,孙子种荡田。再挖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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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能捕鱼捉蟹摇网船。”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开始了一场短兵相接的搏斗。我们再一次发动广大贫下中农,大批资本主义,并针对所谓“商榻田少人多,多余劳动力无出路”的论调,进行了大讨论。贫下中农说:“我们如果认真象大寨那样改天换地办农业,劳动力还不够用呐!”对“劳力多余”要作具体分析,有时它往往成为一些人弃农从副的借口。祥坞大队平均每人只有七分地。他们在纠正了“劳动力多余”论后,把劳动力用在农业上,拆掉了五只窑墩,把因做砖坯而掘坏了的土地平整好,同时大积自然肥,实行精耕细作。这样一来,劳动力显得很紧张了,每个月经常要开夜工。这说明“劳力多余无出路”论是完全站不住脚的。经过这样的大讨论,大批劳动力回到了农业第一线。这一年,虽然连续阴雨,淹没良田一千多亩,但广大贫下中农冒雨筑坝修圩,战胜了灾害,夺得了丰收,全公社粮食总产比上一年增加近二百万斤,十七个大队又一次普遍增产。
粮食生产上去了,对国家的贡献大了,但斗争并没有结束。在一九七四年,一些拜倒在“赵公元帅”脚下的人又在说什么“粮食增加,钞票减少”,鼓吹“出去弄现钞”。于是,部分劳动力盲目外流。贫下中农贴出了革命的大字报,严正指出:“大批劳力外流,党委要把群众引向何处去?”这一下,对我们震动很大。为什么资本主义势力能一再在我们公社里兴风作浪?为什么我们不能够在一种错误倾向露头时就及时发觉并加以制止?这主要是由于我们没有象大寨那样始终抓住党的基本路线这个纲。我们认识到,要使公社党委真正成为带领群众前进的坚强堡垒,就一定要用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武装起来,把大寨的根本经验学到手。
今年上半年以来,我们党委着重抓了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学习,同生产队千部和群众
一起总结农村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经验。结合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学习,我们调查了坚持党的基本路线教育、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农业生产连年上升的陈东大队。这个大队有一个鲜明的特点,一发现资本主义的苗子就立即卡住。因此,资本主义的货色在这里就没有多大市场。有人到这个大队去,以高价向社员收购砖坯,结果碰了一鼻子灰,只好摇着空船回去;柴草有了多余,有人又跑上门去,愿意出几千元钱买走,但陈东大队的贫下中农情愿自己摇了船,以几百元的价格卖给国家。他们自豪地说:“我们不是见钱眼开的旧商人,我们是毛主席教导下的人民公社社员。”我们公社党委成员从陈东大队的经验中受到深刻教育,在全公社宣传他们的经验,推动了农业学大寨运动的深入开展。
回顾这几年来的经历,我们深深体会到,堵不住资本主义的路,就迈不开社会主义的步。坚持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教育农民,抓住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不放,从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各个方面巩固农村的社会主义阵地,社会主义的集体经济就发展。什么时候放松了这一条,斗得不力,发展就慢,干扰就多。只有堵住资本主义的路,社会主义才能迈大步,这是千真万确的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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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学大寨穷队赶富队
上海县塘湾公社党委书记徐连生
毛主席号召的农业学大寨运动,从建设大寨式的社、队到建设大寨县,标志着我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不断深入发展。我感到,建设大寨式的社、队,一定要以党的基本路线为纲,努力壮大公社、大队集体经济,有效地帮助穷队赶上富队,使全体农村人民共同富裕起来。
为了有效地帮助穷队赶上富队,首先要解决对待穷队的认识问题。过去,我们在农村工作的同志往往有这样一种情况,愿意抓先进队,不愿意抓后进队。总以为抓了先进队,容易出成绩,面上有光彩,上下好交待。后进队往往是穷队,问题复杂,短时期不容易抓出名堂来,于是就绕开穷队走。我们在实践中体会到,穷队之所以穷,除了自然条件等原因外,主要是那里的资本主义势力比较强,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得不到充分发挥。这些地方,恰恰最需要我们从政治上给以有力的支援。
帮助穷队要有深厚的阶级感情。我自己就有过这样的实际感触。有-一天夜里,我到一个生产队去参加政治夜校的活动,看到桌上点着几盏油灯,我就问:“你们生产队怎么不装电灯?”回答是:“我们是个穷队,装不起。”我看到远处的一些村庄,家家户户亮着雪白的电灯,再看看屋内这些油灯,心中很不安,感到自己的工作没有做好。我们为什么不能帮助他们发展集体经济,摘掉“穷”的帽子呢?后来深入一了解,进一步发现有些队很富裕,他们的社员分配水平比穷队高出几成甚至一倍之多;而另一些生产队则经常要向银行借款,有的就连把电引到打谷场上的低压电线也买不起。我回想在土地改革、互助合作运动中,我同贫下中农吃一口锅,睡一个铺,决心为了彻底改变自己阶级兄弟姐妹的政治地位和经济地位而斗争,而现在,穷队的状况没有完全改变,是多么地需要我们加紧工作啊!
帮助穷队也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缩小三大差别的需要。生产队之间的穷富悬殊,有深刻的社会原因。现阶段人民公社是三级所有制,由于资产阶级法权的存在,队与队之间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差别。对于资产阶级法权,必须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穷队的状况如果长期继续下去,会影响到人民公社的生产关系,影响到集体经济的巩固发展。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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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引导群众发展集体经济,一步一步地提高生产资料的公有化程度,以便将来把集体所有制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这方面,我们肩上的担子是很重的。
几年来,我们对于帮助穷队从不够自觉到比较自觉,认识有了一些提高,也逐步摸索了一点经验。
帮穷队要帮在根本上,用党的基本路线教育穷队的干部和群众,把农业学大寨的思想种到他们心里去。穷队要改变面貌,关键在领导。只要领导执行的路线是正确的,穷队的落后面貌就会有一个大的改变。我们公社的这些穷队,大都地处偏远,交通不便,干部去得少,有了问题不能及时得到帮助解决。为了切实改变这种状况,我们向十一个后进队派去了“农业学大寨小分队”,同当地群众和干部一起,大批资本主义,揭开了一些生产队的阶级斗争盖子,和生产上存在的问题,找到了症结,提高了干部群众的觉悟,掀起了大干社会主义的热潮。现在,这十一个穷队都开始赶上来了。
帮助穷队要帮他们长志气,而决不能采取“喂”的办法。过去由于修正主义路线的影响,我们在帮穷队时,常常让他们“吃小灶”。这样做只是增加了他们的依赖心理,不利于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根本改变不了穷队的面貌。后来,我们纠正了这种做法,穷队的干部同群众一起分析有利条件和不利因素,找出办法,树立雄心,制订长远规划,明确在三、五年内的主攻目标,鼓励他们以“穷棒子精神”努力实现规划。在这个基础上,公社和大队也从资金、技术、材料等方面给予应有的支援。
在编制全公社的生产计划时,也要注意到如何有利于缩小穷队富队的差别。我们有意识地把新增加的蘑菇、药材、出口鸡等副业生产任务分配给一些穷队。县分配给我们公社养鸡场一万四千只出口鸡的任务,我们分出六千只给穷队养,使他们能增加收入,还派出专人进行具体帮助,直到这些队在技术上过关了,经济收入稳定地增加了才放手。
帮助穷大队发展队办工业,这也是很重要的一个方面。星火大队原来很穷,他们白手起家,利用河边杞柳编制工业上包装用的箱子,获得了一笔收入。公社帮助他们用这笔钱买了两台锯床,把社办厂的一项加工任务交给了他们,逐渐发展成为一个年产值七、八万元的五金厂。它为大队所提供的积累,购买了一台大拖拉机,四台插秧机,建成了五百公尺的地下渠道。大队的经济收入已由穷队一跃而达到全公社的中等水平。
现在,我们公社的许多干部都抢着到穷队去蹲点。穷队的干部和社员也进一步振奋了革命精神。农业学大寨运动的进一步发展,使我们望见了农村全体人口共同富裕的金光大道,望见了人民公社不断增强的一大二公的优越性,望见了人民公社制度进一步发展的光辉灿烂的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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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想山河变就得艰苦干
金山县枫围公社党委副书记金照根
我们枫围公社地处金山县的西北角。全公社五万五千亩农田中,有一万一千亩低注地,四千多亩低荡田,还有八千多亩地脚硬、土质瘦的“洋铅皮”地。加上河浜杂乱无章,圩头弯弯曲曲,土地零零碎碎,严重地影响了农业生产的发展。近几年来,我们深入开展农业学大寨运动,改土治水,大搞农田基本建设,改造了一万八千多亩地,新开了十三条大河道,修筑了一百八十多公里的新圩堤,开挖了四百四十公里的大沟渠。使过去“九年三熟
六年荒”的穷乡村,变成了一年三熟,年年丰收的米粮仓。我们取得这些初步成绩,靠的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靠的是发扬大寨的革命精神。
怎样改变落后的自然条件?这里面就有两种思想、两条路线的斗争。在文化大革命前,由于修正主义路线的干扰和影响,我们不是大胆革旧山河的命,而是靠修修补补过日子。比如,把低荡田的围堤加加高,把歪七扭八的土地拉拉平,把淤塞的河道疏疏通。群众把这种做法称作“刮刮胡子修修面”,不能从根本上改变落后面貌,粮食亩产长期徘徊在六、七百斤之间。文化大革命以来,深入开展了农业学大寨运动,全国出现了群众性的改土治水热潮,许多地方的面貌一年一个样。这种形势使我们认识到,只搞修修补补的精神状态,是懦夫懒汉的世界观在作怪。
要使枫围的河山改,力量的源泉在群众。为了发动群众大搞农田基本建设,我们着重抓了两项工作,一是大破旧传统、旧习惯;二是进行党的艰苦奋斗的传统教育。枫围农田的落后面貌,是几千年来小生产的产物,大多数贫下中农是不满意的,迫切地要求改变。但也有些人对此习以为常,不以为怪,甚至还有“铲坟墩,动庙基,要闯大祸”的封建迷信思想。如今,要把枫围河山兜底翻个身,不从小生产的狭隘眼界和落后思想中解放出来,是办不成的。因此,我们针对这些旧传统、旧习惯,大讲重新安排河山在政治上、经济上的重大意义,使大家看到,这是增强抗灾能力,实现农业高产稳产的重要保证,也是实现农业机械化、现代化,缩小三大差别的重要条件。广大群众一旦认清了改土治水的重大意义,积极性就非常高。他们出主意,想办法,订措施,破除旧传统、旧习惯。如新华大队在建造沟渠的过程中,只花了七天时间,就搬走了一座四万多斤重的大庙基。同时,我们组织群众大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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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大庆工人、大寨贫下中农为了社会主义建设艰苦创业的革命精神,树立起“要想山河变,就得艰苦干”的坚强信念。社员群众说:“怕风吹雨打,怕天寒地冻,就干不成社会主义”。新农大队为了改造白牛荡的洼地,三十多个青年社员跑到六十里外的大河里,苦战了二十五昼夜,捞上石块一千多吨,筑起了五百多米长的石坡堤岸。广大群众一年到头几乎没有闲,从一九七○年到现在,全公社农田基本建设的总投工量已达到四百多万工。
大规模改土治水,还有一个全面规划、加强领导的问题。以前,我们在建造排灌站时,由于缺乏从长远考虑,把它建在河边,但在整治河道时又不得不搬掉重建,造成人力和物力的浪费。这个教训使我们懂得了,改土治水要有一个长远规划,要做到搞一处,成一处,受益一处。后来,我们对全公社水系以及一千多个圩、荡作了全面调查,发动群众制定了改土治水的五年规划。有了规划,方向明,决心大,劲就能使在刀口上。这样就越干越想干,越干越敢于,越干越会干。一九七三年,公社水利大军转战到公社南部地区,正遇上阴雨连绵。但广大干部利群众想到这项工程是实施规划的关键一着,就冒雨奋战,挖土十一万多方,提前完成了新开一条长三千米、宽十五米的河的任务,大家还自豪地把它取名叫“大寨河”。有了全面规划,也有利于我们统筹安排各条战线上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让各行各业都为重新安排河山贡献力量。仅去年一年,我们全公社的农田基本建设投工量就达到了二十四万九于工,完成土方三十一万一千多,无论是数量或质量都超过了往年。
面貌变不变,领导是关键。改造枫围河山,我们公社的干部能不能带头大干就是关键陈永贵同志在山西省农业学大赛会议上,曾向千部尖锐地提出了一个问题:“请你们算一算,你们一年里有多少时间和群众劳动在一起?你们是不是为改变那里的生产条件吃了大苦,耐了大劳,出了大力气,流了大汗水?”干部带头参加改土治水的劳动,把心和农民贴在一起,不但有助于打掉身上的官气和暮气,更能使我们经常直接地听到群众的呼声,掌握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的第一手资料,把农田基本建设搞到点子上。我们公社曾决定在中部地区开两条河,但任务下达后,线路却定不下来。我们党委几个同志带着这个问题沉下去,一边劳动一边调查,发现原来是少数大队有本位主义思想,我们就发动群众大讲“龙江风格”,终于使工程迅速开了工。群众讲:“干部劳动带了头,我们越于越有劲头。”这是对我们干部的鼓舞,也是对我们干部的鞭策。
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精神传达以后,我们公社的干部和群众更加信心百倍地投入了新的战斗。我们决心用大寨精神抓紧改土治水的工作,争取在一、二年内实现:“河网永系格子化,灌概渠道地下化,机桥路渠系统化,块决农田园艺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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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实现农业机械化出大力
中共上海丰收拖拉机厂委员会
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胜利闭幕的喜讯,象一股强劲的东风,吹遍了全国城乡。我们农机工人的心情特别激动,为一九八○年基本上实现农业机械化这一伟大目标感到欢欣鼓舞。形势大好,形势逼人。我们厂的工人群众说得好:“我们不能穿着木拖鞋过河,拖泥带水;也不能拖着鞋跟走路,疲疲塌塌。一定要学习大寨革命精神,为实现农业机械化出大力,快马加鞭跃向前!”
随着社会主义农业大发展对农机工业提出的需要,我厂明年拖拉机的生产任务,将从今年的六千五百台增加到一万台。年产万台拖拉机,这本来是我们三年以后的月标,现在要提前两年达到,真是要“三步并一步”走啊!从我厂现有生产条件来说,年产万台的能力还没有形成。从部分干部和群众的思想来看,一时也不容易跟得上。通过学习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的精神,我们揭矛眉,我差距,深切体会到,虽然客规困难是明摆着的,但关键在于我们是否真正树立起以农业为基础的思想,是否真正确立了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
我们拖拉机厂虽然是直接为农业服务的,但是我们以前对于以农业为基础的方针的理解并不深。“重工轻农”的思想在我们一部分千部的头脑里依然存在,我们还没有真正地把心贴在农业上。通过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和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的精神,使我们进一步加深了对实豌农业机械化的认识。农业集体化,把我国小农经济改变为社会主义集体经济;而实瑰农业机械化,就能大幅度地提高劳动生产率,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特别是对于改造小生产的私有观念,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缩小三大差别,有着非常重大的意义。
学大寨有一个真学、假学的问题,支农也有一个真支、假支的问题。以前有些同志认为,“支农支农,铁牛出门,大功告威”,往往产生只顾产量、忽视认真抓质量的片面性。后来,我们在下乡访问过程中,看到由于拖拉机质量不够稳定,配件供应不足,给农业生产带来很大影响。贫下中农说:“我们卖了黄牛换铁牛,见到铁牛喜心头,就怕铁牛变死牛”。这对我们的触动是很大的。如果只抓产量,不顾质量;只抓主机,不顾配件,那末铁牛造得再多,也是“死牛”。这实际上是把工业支援农业看成是“工厂造机,农民买机”的买卖关系,用商品经济的金钱关系来代替工农联盟的关系。这种倾向反映了“产值第一”“利润挂帅”的修正主义办企业路线的流毒还没有肃清。工人同志深刻指出:“工业支援农业,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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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制定的方针,一定要真心实意去做,决不能参半点假。”思想路线端正了,心就会往支农上想,劲就会往支农上使,那就会不管产值大小,利润高低,农业需要什么,我们就干什么,为农业服务的路子也就越走越宽了。我们不仅多造机,造好机,还要千方百计帮助贫下中农用好机。:儿年来,我们一直坚持组织支农服务小组深入农村。今年已先后到了全国七个省、八个地区,了解拖拉机使用情况,进行巡回修理,并举办农机培训班,为农村培训亦工亦农、掌握现代技术的农业机械化队伍。此外,为了适应不同耕作条件的需要,我们正在试制旱田、水田、烂田三用的四轮驱动拖拉机。
现在,要在短短几个月内形成年产万台的生产能力,任务是很艰巨的。以前,一提到增产,我们往往对设备、场地、劳动力的困难想得多,对依靠群众,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想得少。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精神的传达,使我们受到了很深刻的教育。许多同志说,一定的物质条件是需要的,但决定的因素还是人。大寨人搬山填沟造平原,靠的是吃大苦、出大力、流大汗的革命加拚命的精神。今天我们上“万台”的条件,比起大寨当年战穷山、斗恶水不知要胜过多少倍。我们农机工人就应该用大寨精神战胜困难。我们又回顾了本厂的发展史。我们厂本来是“敲敲打打白铁皮,修修补补小农具”的县办农机厂,场地小,设备旧,条件差。但在大跃进年代里,全厂职工白手起家,造出了两台拖拉机。以后,又依靠群众,自己动手造出了二百四十多台专用设备,建成了十一条生产流水线,发展成为一个中型拖拉机厂。这一切有力地说明了,只要依靠群众,坚持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方针,任何困难都不在工人阶级的话下。工人群众看得更远,他们说:“革命无止境,支农没有顶”,要在一九八○年实现农业机械化,不仅是打一个“万台”仗,还有更多硬仗在后头。工人们的雄心壮志教育了我们干部,只有不断批判因循守旧、懦夫懒汉思想,积极创造条件,克服困难,才能推动拖拉机生产突飞猛进。
有了很大的决心,才能鼓足干劲。但是,要上“万台”,还得有扎扎实实的措施。目前我们正在为明年拿下万台拖拉机发动群众大打三仗:一、展开技术练兵,进一步暴露生产上的薄弱环节,并且制订相应措施。我们着重抓了油泵小组和俦工、总装两个车间。油泵是拖拉机的主要部件之一,过去月产只有五百多台。这次我们以生产万台的要求开展练兵活动,从中摸索形成生产万台的条件。俦工和总装是厂里一头一尾两个车涧,由于质量不稳定,经常影响全厂产量。最近,我们发动群众攻克这个难关,找到了原因和改进办法,已使部分铸件合格率从过去的百分之六十提高到百分之九十。这就为年产万台创造了条件。二、针对形成万台生产能力的需要,大搞技术革新。目前正在建造三条生产自动线、
十七台专用机床,使一些关键零部件的加工能力达到万台水平。各车间也正在抓紧落实上“万台”的技改指施。三、奋战最后两个月,力争提前完成今年生产任务,腾出时间为明年“万台”作准备。
在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精神的鼓舞下,我们全厂职工满怀着必胜的信念,决心为支援全国农业机械化作出新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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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进路上又一年
上海市前进农场工人写作组
又是一个金谷飘香、银棉吐絮的季节。去年今日,我们前进农场全场职工共同制订了农场学大寨的规划一一《前进农场宣言》。这一年来,我们在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指引下,以大寨为榜样,大批资本主义,大批修正主义,大干社会主义,以实标行动实践自己的誓言,取得了初步的战果。今年,全场夏粮总产超过了历史最高水平,早稻总产量比去年增加了百分之二十点八,农本下降了百分之十,一至九月份的生猪饲养量和上市量,此去年同期分别增长百分之十五点七和百分之十九,一至九月份的工业总产值,比去年同期增长了百分之三十三点六。税熟作物经过多次抗灾斗争,估计将有一个好的收成。
根深叶茂
在去年通过《前进农场宣言》的日子里,广大千部和青年热血沸腾,立誓要“把火红的青春献给火红的年代”,决心扎根农场,为缩小以至最终消灭三大差别而奋斗终身。一年来,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进一步武装了农场干部剂青年,“扎根派”越来越多,根子越扎越深。
四连党支部书记钱福明,一家三代都在农场落户,是个“扎根户”。他说得好:“务农不钻农,不算思想红。”全连每块土地,他都了如指掌。群众说他是“早上一身露水,中午一身汗水,晚上一身泥水。”四连过去在打农场翻身仗的斗争中,做到了“三年三大步”,今年,老钱又代表全连豪迈地提出:力争粮食双《纲要》,全连再跨一大步!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大寨精神武装了头脑,什么事情都是办得到的。
象老钱这样的“扎根派”,在我们农场可以说是“天上星,数不清”。五·七连队的副连长小顾,是七○届中学毕业生,一九七一年来到农场,就被浓场的火热斗争生活吸引住了。她四年如一日,在平凡的生产岗位上干着不平凡的工作。全连养了九百多头褚,一万多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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鸡,摊子大,条件差。连队交通非常不便,一碰到下雨天,饲料的运输很困难,猪棚用水全靠肩挑手提。但是,困雅算什么,小顾总是冲锋在前,重活、累活、脏活抢着干。连里养了
三十多头老母猪,一年两胎,一胎在严寒的一月,一胎在醋暑的八月。每到这两个季节,她经常是彻夜不眠,守候在猪棚中,替母猪接生,帮母猪哺育。逢年过节,正是母猪生崽、职工体假的时候,而小顾总是在猪棚度过的。尽管全连饲养员只有八个人,而且大部分是今年来的新手,但是在小顾和全班战士的奋斗下,这个全场条件最差的副业班,现在已成了全场养猪和其他副业搞得较好的一个先进班。
根深才能叶茂。我们农场老战士中的“扎根派”一批一批涌现出来,不但为办好农场壮大了骨千力量,而且带动了更多的新战士成为“扎根派”。
今年年初,为适应社会主义建设飞跃发展的需要,我们农场向各条战线输送了大批经过农场锻炼的知识青年,现在七四届的新职工已占了全场职工总数的三分之一。有人担心,今年大进大出,学会农业生产的老职工走了那么多,靠大批不懂农业生产的“娃娃”,实践农场《宣言》行吗?事实作了最好的回答。
有了一颗扎根农场,大办农业的红心,不懂农业就可以转化为懂农业、精通农业。十
五连的七四届青年小姜学习农业生产的过程很说明问题。她来农场不久,就遇上了“三夏”战斗,但她没掌握插秧技术,看到老战士插得又快又好,心里很急。心里越急,动作越乱,越乱越慢,质量越差。收工的路上,她心里想:插下的秧达不到质量要求,就要影响产量。怎么办?她想来想去,发现主要原因是自己分秧动作不熟练。于是,她就放弃休息和看电影,不顾夏夜闷热,蚊虫叮咬,在房间里拿着秧把一个劲儿地练习分秧动作。不久,小姜插秧就相当在行了。
毛泽东时代的青年,最肯学习,最少保守思想。我们农场的造林二连,是一个多次夺得皮棉亩产双百斤的连队。今年,这个连队的科研班,除了三名班长是七○届、七二屈的“老战士”外,其余二十一人都是七四届的青年,对棉花可以说是一点也不懂。但是,他们在老战士的帮助下,勤学苦练,没有多久就“青出于蓝胜于蓝”了。棉花河泥育苗是个新技术,河泥配制得如何,是棉苗出土好坏的关键。连里有些老班长以为自己已经掌握了这门技术,只要凭经验就可以把河泥配好。但是到科研班一看,却发现自已的想法不对头。科研班的“小老虎”既有冲天干劲,又有科学态度,始终-一丝不苟,按一定的比例配制河泥。结果,全连要数科研班的河泥育苗最好。一年不到,这些刚出校门不久的“娃娃”,已经基本上掌握了棉花生产技术。今年,科研班的皮棉亩产超过双《纲要》的目标已经在望
“新老战士一条心,扎根农场干革命。红心向着党跳动,热血为着党沸腾。根深叶茂靠太阳,太阳就是毛泽东。青春谱写新篇章,章章高奏《东方红》!”这就是我们农场青年唱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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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豪迈诗篇。依靠这样的认真学大寨的“扎根派”,我们国营农场的学大寨运动,一定能深入下去,结出丰硕的果实。
激流勇进
实践农场《宣言的一年,是激流勇进、战天斗地的一年。我们农场广大战士说:《宣言》通过了,决不能仅仅是登在报上,贴在墙上,最重要的是落实在行动上。
去年八月的大台风,使我场十八里长的江堤受到了严重破坏。修复和加固江堤,抵御大台风、大潮汛的侵袭,是保障农场建设的首要任务。这次修复、加固江堤的工程,要求做到八米高、五米宽,一共要挖七万土方;这些土方都要到离江堤二十米外的江滩上去挖运。时间不等人,一定要在一个星期中完成,否则春潮来到,就难以修复加固;大量劳动力投在堤上,也要影响春耕。这时,又正是大批老战士已经离场、大批新战士尚未进场的当口,而且全场大、中、小型农田水利建设正在进行,同修固江堤的任务加在一起,一共要挖二十万土方,全场职工平均一人要承担二十土方的任务。任务重,难度大,要求高,时间紧,怎么办?广大职工响亮地提出,困难再大,没有农场战士的决心大,一定要抢时间拿下江是修复加固工程。初春,春寒料峭,细雨绵绵。但是,绵延十八里的长堤上,到处都是热气腾腾的战斗景象。经过日夜奋战,十八里长堤比过去更加坚固地屹立在江边。今年在台风、潮汛的袭击面前,江堤始终“风雨不动安如山”,全场的农业生产没有遭受半点损失。
一年来在我们农场,这样的硬仗一个接着一个。广大战士始终保持“快马加鞭未下鞍”的旺盛斗志,在夺取早稻丰收、广积肥料、实现擂秧机械化的各次战斗中,都是一往无前,敢于冲锋陷阵。九月下旬,正是晚稻灌浆时节,却出现了稻飞虱虫灾。灾情之严重,来势之凶猛,为农场过去所未见。有的田块一亩地竟有二千多万只稻飞虱,如不及时扑灭,势将颗粒无收,实现农场《宣言》第一炮就将打空。我们全场动员,全力以赴,广大干部、职工立即投入灭虫的战斗。许多干部抱着喷雾器的枪头,冲在抗灾的前头。四连副指导员小陈和战士小朱等同志,由于连续几天的战斗,不幸药物中毒,被送进了医院。副连长小张等几位同志又立即顶了上去。小张身体不支了,其他同志又顶了上去。经过几天的激成,终于战胜了稻飞虱的危害,保证了晚稻茁壮成长。现在,农场大地一片金黄,银星点点,粮棉丰收在望。但是,农场广大战士毫不松懈,正在继续同连绵阴雨作最后的斗争。
按照《宣言》的要求建设农场,不仅是一场同自然界的斗争,而首先是一场思想革命。没有激流勇进、大打硬仗的顽强斗志,一切都是空话。“群众是英雄,干部是关键”。只有抓住干部队伍的建设,才能把激流勇进、大打硬仗的斗志在全场牢固地确立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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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农场的大多数干部,都保持着当年艰苦创业的旺盛斗志。但是,新形势下也出现了新问题。在骨千队伍中,有一些人一度滋长了“细水长流”办农场的思想,认为自己反正要在农场干一辈子,年龄也在增大,因而当年的那股创业劲头逐渐低落了。在群众中,有
一些人也认为这些同志立志一辈子扎根农场干革命已经不容易了,应该让他们“细水长流”,慢慢来。
究竟是细水慢流,还是激流勇进,大干快上?这是关系到我们农场千部队伍建设、实践农场《宣言》的重要问题。当农场出现这种思想苗子的时候,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发表了。我们广大干部按照毛主席的指示,认真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谈理想,长志气,比干劲,越学热气越高,越学劲头越足。许多同志自觉地批判了安营扎寨、“到站下车”的思想,进一步提高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觉悟。大家说,我们扎根农场,是为了把农场办成毛泽东思想大学校,是为了缩小以至最后消灭三大差别,实现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决不能有半点松劲。毛主席早就指出:“不是说中国的事情只能慢吞吞地去干,中国的享惰要勇猛地去干”。只有勇猛地去干,才能把农场的事情办好。有一位青年支部书记,学习了毛主席的教导,严格地解剖自己。他说,过去认为自己已经扎根农场,便放松了对自己的要求,结果身上出现了“三少三多”:连队工作考虑少了,个人生活考虑多了;参加劳动少了,坐办公室多了;密切联系群众、以身作则少了,怪下怨上多了。他查到了原因,振奋了精神,认识到扎根农场只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今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一定要在长征路上坚定不移地走下去。农场的许多老千部,虽然年龄大一些,身体差一些,但经过学习,好比磨了一次快刀,更显得宝刀不老。他们为了实践农场《宣言》,提出了“四比,四坚持”,作为改造世界观的个人规划。“四比”是:同三反五反时比立场,同大跃进时比干劲,同围垦时比艰苦奋斗,同入党时比革命理想。“四坚持”是:坚持学习革命理论,抵制资产阶级思想腐蚀;坚持参加集体生产劳动,防止懒、馋、占、贪、变;坚持艰苦奋斗精神,反对铺张浪费作风;坚持继续草命,警惕半途而废。许多干部都订出了这样的自觉改造世界观的规划。千部带了头,群众争上游,各项工作都出现了新局面。
雨露阳光
我们农场基本上是由青年组成的,平均年龄不满二十一岁。我们曾在《宣言》中提出:要“把国营农场逐步建设成为城乡结合、工农结合、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结合以及劳武结合的社会主义国营企业,办成亦农、亦工、亦学、亦兵的毛泽东思想大学校。”这也就是说,农场不仅要生产更多的物质财富,更重要的,是要培养出大批大批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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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人。
我们实践农场《宣言》的一年,也是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教育青年的一年。我们许多连队千部都是青年,他们也知道只有依靠广大青年才能办好农场。但是,在怎样依靠青年的问题上,一些干部原先的认识是模糊不清的。我场有一个干部,认为对青年就是要来个“下马威”,树立了“威信”才好管。但是,青年给他的回答却是“回马枪”,不服管。后来还是事实教育了他。有一次挑粪,有个他一直认为落后的青年却抢在前头。由于天黑路滑,跌了一跤,一担粪全部浇在这位青年身上,但他爬起来还是继续挑。这件事给那位干部教育很深,他想:这位青年的觉悟、干劲,难道靠的是“下马威”吗?他进一步学习了毛主席的有关教导,从那位后进青年身上看到了先进的因素。打这以后,他就特别注意调动和发扬青年身上的积极因素,使连里的后进青年都有了不同程度的转变。正如一些干部所说的:“路线不对头,越走越落后,路线对了头,一步一层楼。”许多连队的经验证明,娜里的千部丢掉“管、卡、压”的错误观点,大兴无产阶级的政治思想工作之风,閇毛泽东思想的阳光雨露哺育青年,那里就会出现一个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
“雨露滋润禾苗壮”,在二十八连,一代青年在毛泽东思想筛育下茁壮成长的图景特别振奋人心。这是一个今年五月中旬刚建立的新连队,全连百分之九十以上是十八九岁的新职工。这一百几十个青年,虽然来到农场的时间不长,却深深爱上了农场。这里的作风,行动迅速,步调一致;这里的工余生活,读书写作,蔚然成风,歌声不断,球赛频繁;这里的同志关系,相互关心,相互爱护;这里的生产劳动,紧张热烈,勇猛异常。因此,尽管这些青年只来了几个月,由于他们热爱农场,勤于钻研,已学会了许多农活,有的农活技术已达到了当地农民的水平。有些原来在学校时沾染了不良习气的青年,已较快地变成朝气蓬勃的战士,有的并且担任了连里的骨干。在“三秋”战斗即将来到之前,二十八连的青年们,开展了一场“当担子压在肩上的时候…”的讨论,决心挑起重担,打胜“三秋”这一仗。现在,他们正在为夺取丰收而战斗着,党的政治思想工作的威力在这场“三秋”战斗中将进
一步显示出来。
正当我们回顾这一年所走过的道路的时候,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胜利闭幕了。这次重要的会议,吹起了在农村中锨起又一次伟大革命群众运动的进军号。我们全场战士人人士气高昂,个个摩拳擦掌,决心以大寨红旗为榜样,进一步办好国营农场。
“奔腾急,万马战犹酣。”当结束本文的时候,我们农场深入学大寨的群众运动已经展开,“三秋”战斗已经打响。全场上下,龙腾虎砾,热火朝天。大家只有一个信念:三步并作
一步走,脱皮掉肉赶大寨,坚决实现《前进农场宣言》,为把我们农场建成大寨式的国营农场,把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落实到基层而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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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水浒》微反面数材使氕民都知道投降派
《水浒》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
罗思鼎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冒出了一殷不大不小的《水浒》热。一九三四年四月出版的一期《人言》周刊宣称:《水浒》“近来流年大利,布克夫人把它泽成了英文,美国报界的批评,竟把它称为东方荷马的著作。这件寧又不是我们夸嘴,人家倒把我们抬得高高在上。”翻翻三十年代出版的书刊,就可发现《水浒》的走运,倒不仅在于洋人的抬举,中国人自己夸嘴的也实在不少:既有各色各样的评论,又有稀奇古怪的续作,煞是热闹。
《水浒》为什么在当时会有红得发紫的命运?这决不是一桩偶然的事情。
三十年代的第一个冬天,即一九三O年十二月,蒋介石亲自在南昌召开了“剿
匪”会议,从此开始,对红色革命根据地连续发动了五次大围攻。这一时期,是
一方面反茧命的“围剿”,又一方面革命深入的时期。这时有两种反草命的“围剿”:军察“围剿”和文化“图剿”。
反动派“围剿”草命力量,总是代代袭用“老谱”。明初施耐庵总结了宋代以来反动统治者的“围剿”经验,写出了《水浒》,供封建统治者袭用。但袭用者也在被人袭用。过了几百年,蒋介石的爪牙们怀着与当年《水浒》作者颇相类似的心境来向《水浒》伸手了。
最早发现《水浒》可以为国民党反动派的反草命“围剿”所用的,是新月派的祖师爷胡适。一九二九年,胡适和他的“新月派”伙计梁实秋、罗隆基、徐志摩等人已公开投靠独夫民贼蒋介石。这年他写了《百二十回本忠义水浒传序》,强调《水浒》的主旨在于:“强盗灭绝之后天下方得太平”。这分明是为蒋介石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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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一条通过镇压革命来维护蒋家“天下”“得太平”的道路。到了年底,蒋介石通令全国,招募鹰犬,说什么“凡属嘉言,咸当拜纳”。胡适急急忙忙地写了一封信给蒋介石的幕僚陈布雷,奉送《新月》杂志,托他“转赠介石先生”,盼望“能腾出
一部分时间,稍稍流览这几期的言论”。其实,这些“言论”无非是:“强盗灭绝之后天下方得太平。”如此“嘉言”,自然属于“舞纳”之列,这就难怪后来蒋介石亲自召见胡适,“对大局有所垂询”了。
蒋介石“拜纳”新月派“嘉言”的一个重要标志,是蒋帮嫡系的CC派特务
闯入了文学领域,直接参与文化“围剿”。这些对文学一窍不通的特务、军警也
一眼看中了《水浒》。CC系“反动十教授”之一的萨孟武,在一九三三年初抛出
了题为《K水浒传>与中国社会》的长篇论文,并在国民党中央直接控制的《中央
时事周报》上连载了十七期,被该刊的“卷头语”吹嘘为可以“醒心豁目”的“好文章”。“好”在哪里?好在它污蔑中国历史上起义的农民都是“流氓”,梁山义军是“流氓所组织的团体”;好在它鼓吹农民起义的灭亡“可以使社会秩序愈见安定”。萨孟武还大谈祝家庄、曾头市地主武装的“反抗精神和反抗实力,实胜过官军百倍”,借此强调要重视发挥地主乡团武装的作用。这与其说是在讲《水浒》,不如说是在直接讲法西斯主义的军亭和政治。
声名狼藉的鸳鸯蝴蝶派也挤了进来。一九三三年的《新江苏报》,连载了鸳鸯蝴蝶派喽罗程善之的《残水浒》。这个十分拙劣的续写本,虚构了梁山将领互相残杀的情节,咒骂梁山群盗“末日将至”,借以发泄对第二次国内草命战争时期农民革命的仇恨。《残水浒》从卢俊义恶梦惊醒开始,到梁山陷落后宋江等
三十六人逃到海州被张叔夜擒获告终,淋漓尽致地渲染了反革命武装镇压的成功。《残水浒》的作者,和其他许多鸳鸯蝴蝶派分子一样,与反动当局的关系不如胡适、萨孟武之流密切,因此一再标榜“超脱”政治,宣称“于世事一切淡泊”,其实对世事是未能忘情的。他苦心炮制的这部书,不就是赤裸裸地在为国民党反动派的反革命“围剿”张目吗?
以上三种人的评、续《水浒》,“围剿”的杀机溢于言表。但在当时我们还能听到另外一种腔调。例如那个“徙倚华洋之间,往来主奴之界”的林语堂,就是装着一副“滑稽”、“幽默”的笑脸来参加“围剿”、谈论《水浒》的。以林语堂为代表的论语派,专门张罗消遣、闲适的笑料用以冲淡凶恶“主子”的血腥气,磨灭人民的革命意识,称得上是一批机灵乖巧的文化走狗。他们谈《水浒》,谈金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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叹,往往也是说说笑笑地来宣扬超阶级的“情义”。其中有一篇《孔家店与梁山泊》的文章就说:“孔子之待子路,与宋江之待李逵,也同样的有情义有见识。”
一个“情义”,把投降派宋江和反投降派李逵拉在一起;一个“见识”,又流露出对宋江笼络人心的阴谋的赏识和赞扬。自命潇洒的论语派不屑谈论刀兵,但却殷勤地向反动派献上了用孔孟之道拉扰和腐蚀革命者的阴险计策。
与林语堂关系极深的,还有一个美国女传教士。她本叫布克夫人,又取了个中国名字叫赛珍珠。这个外国资产阶级作家也看中了《水浒》。她把金圣叹腰斩的七十回本《水浒》译成了英文,并且把书名也改为《人皆兄弟》。这个新书名,提炼了她要想从《水浒》中获取的东西。“人皆兄弟”,是论语派“情义”说的发挥,其源盖出于阶级调和论。赛珍珠还在论语派的刊物上发表文章,鼓吹《水浒》“这部小说的伟大就在于不受时间的限制。无论古今,此书仍旧是不可磨灭的真理”。什么“不受时间的限制”?什么“不可磨灭的真理”?大概就是指《水浒》宣扬的阶级调和与投降主义理论,古今中外的反动派都用得着吧!鲁迅一看到译书出版,就尖锐地指出:“其书名,取‘皆兄弟也'之意,便不确。因为山泊中人,是并不将一切人们都作兄弟看的。”鲁迅的话,戳穿了古今中外反动派借《水浒》宣扬阶级调和、取消革命斗争的诡计。
论语派谈情说义,赛珍珠称兄道弟,其精神又被一个叫姜鸿飞的体现到《水浒》续作中去了。此人写了一本二十万字的《水浒中传》。他称《水浒》一书“直可宝为国粹”,但又惋惜金圣叹腰斩的七十回本是个“上半身”,陈忱的后传
四十回是“下部两只脚”,缺少了“中间一段肚子和小腹”。于是,他自己动手写了三十回使其上下衔接。这部《中传》自卢俊义惊噩梦起,至阮小七还石碣村止,着力渲染张叔夜“不重杀戮”,“能化干戈为玉帛”,是“仁者之师”;又深情赞扬宋江“受了招安,为国家服务”的赤诚之心。一百二十回本《水浒》用一杯毒酒把宋江推进坟墓的情节,在《水浒中传》的末尾基本保留下来了。但姜鸿飞别具心裁地在宋江死了之后,又装添了阮小七母子的一场对话。阮小七听到朝廷用毒酒药死宋江、李逵等人,怒气勃勃,拍案而起,要带兵杀去东京。这时,作者通过小七妈的嘴说了一通“忠心报国”的道理,又讲了一番“孝道”,吓得阮小七“双膝跪地”,再也不敢造反了。
我们只要把三十年代的这股《水浒》热作一鸟瞰,就会发现,这中间大体也是两派:胡适、萨孟武等借《水浒》发泄“灭绝强盗”的血腥欲望,林语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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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珍珠等则借以宣扬“不重杀戮”的苦萨心肠。看似针锋相对,其实相辅相成。
“不重杀戮”,这只是说给单方面听的。请看在《水浒中传》里,“不重杀戮”这句话让张叔夜去说,却要阮小七去做,这实质上是让阮小七去投降封建统治阶级。姜鸿飞“杀戮”阮小七,用的不是刀枪,而是孔孟的“孝道”。依此类推,论语派说的“情义”,赛珍珠说的“人皆兄弟”,也都具有同祥的功用。试想,与人人讲情义,视人人皆兄弟,还革什么命?参加了草命的,也只有忏悔、投降一途。姜鸿飞一心想要使阮小七这样的草命者向封瘥朝廷、反动军队下跪,但这又谈何容易,于是他来了一个过渡,先让他向“孝道”下跪。其实,哪一个草命者向所谓“情义”、“人皆兄弟”之类的说教下跪了,那他的革命生涯也就终结了。阶级调和必然引导到阶级投降。所以,这帮子声气柔和的“调解者”,实际上是以诱降派的身份参加了反革命“围剿”。
诱降派并不排斥用刀枪杀戮革命者。或者说,诱正是为了杀。当诱过来的苹命者身首异处时,他们往往就不提那些甜蜜的口号了,因为这些口号的使命早就完成。所以,诱降派就是荫薇的杀戮派,有时还可能转化成公开的杀戮派。胡适就经历了这个转化过程。此人在很长时问内和林语堂之流一样,一直以贩卖外国资产阶级的“民主”、“博爱”、“人权”为己任。这一切活动,说到底,是在对反帝反封建的人民革命队伍进行诱降。与此相适应,他在二十年代评论《水浒》时,着重强调了宋江投降朝廷、效忠皇帝的可贵。但这些宣传,一方面未能阻挡革命队伍的前进,很不解恨;另一方面又未被反动当局所理解,颇感委屈。因此,当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武装斗争风暴蓬勃兴起的时侯,他终于忍不住借《水浒》考证,一语道破了多年来惨淡经营的目的一“灭绝强盗”。此言
一出,便和刽子手蒋介石、CC派特务抱成了一团,成了反革命文化“围劓”的
骨干。事实上,胡适所一语道破的,也就是林语堂、赛珍珠之流隐藏在心底的目的。
杀戮派也并不完全拒绝使用诱降的办法。在这一点上,二寸世纪三十年代的反动派要比三百年前的金圣叹高明得多。即便是那个《残水浒》作者程善之,尽管用他的笔让整个梁山起义军淹没在血泊中,却也津津乐道地描写过宋江的投降和反动当局的诱降、纳降。在他写到宋江托人向蔡京递交“悔罪呈子”的地方,该书的一个批注者批道:“宋江悔罪的呈子较诸某君永不革命的甘结如。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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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这里说的“某君”,显然是指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后出卖革命的叛徒。在革命形势迅猛发展的情况下,连嗜血的刽子手也会耍弄一点小诡计,甚至鼓吹起什么“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以诱降作为主要职责。恶霸论善,罕阀参禅,这是屡见不鲜的。
姜鸿飞与程善之同属于鸳鸯湖蝶派这批封建余孽,续写《水浒》也仅迟程
二年,为什么会一改程善之的凶相毕露而变为娓娓动听的道德说教呢?这正反映了反动派在不同形势下对反革命“围剿”策略的不同选择。程善之写《残水浒》是一九三三年,蒋介石在屡遭失败后正在策划第五次反革命军享“围剿”,因此特别强调了反革命武装镇压;而姜鸿飞写《水浒中传》的一九三五年夏,毛主席亲自率领的中国工农红军早已开始了举世闻名的长征。同时,国民党统治区域内的工人斗争在发展,农民斗争在深入,学生运动掀起了高潮,各支革命力量汇合成为强大的草命洪流。蒋介石阻藏失败,用兵无功,转而加强政治攻势,指望着中国共产党内出宋江一类没降派。所以,《水游中传》拚命赞扬宋江“但知服从政府命令”,妄图诱使中国共产党的广大党员和广大革命人民,都来服从蒋介石的“政府命令”,抛弃革命,甘作“顺民”。这说明在紧密配合反动派的政治需要方面,他们是完全一致的。
场镇压人民草命的“围剿”,一部宣扬投降主义的《水浒》,就这样地把各种反动派的利益和命运连结了起来。尽管其间交替泛动着屠杀的血腥和诱骗的谎言,但由于这两种东西在“围剿”和反“园剿”的激烈斗争中越来越显示出它们的一致性,两派之间也几乎没有引起过什么争执。浩大的革命风涛使社会上的各种人按照各自的阶级利益重新分化和组合,既使革命队伍更加精粹而坚强,也使反革命营垒发生巨大的变化。“五四”以来思想文化界派别纷纭,但在新的革命形势下,“高等华人”、学者教授竟和他们历来瞧不起的文化渣滓—一鸳鸯湖蝶派合流了。这中间最引人注目的,是洋奴文化与封建文化两股浊流的汇合。其时,胡适“全盘西化”的主张和萨孟武等人封建“本位文化”的主张正在展开论争,但在吹捧《水浒》、参加反革命“围剿”这一点上,他们的观点却十分吻合。“全盘西化”的提倡者竟一头拜倒在《水浒》这本典型的封建文学作品面前,有力地证明了帝国主义的奴化思想和中国封建主义的复古思想必然要结成反动同盟。
胡适等人向封建文化投降,目的是为了迫使革命人民和革命文化向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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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反动阶级投降。这一点很符合蒋介石本人的心愿。当时他亲自策划的所谓“新生活运动”,也就是一个破烂武器的收集运动。蒋介石为了进行反革命文化“围剿”,以孔孟之道为核心,东抓一点,西捞一把,煮成了一锅反动思想文化的大杂烩。派什么用?蒋介石自己供认是“以道德的复兴,来求民族复兴”,“主要目的在革心”。所谓“道德复兴”,就是要重建被五四运动打倒了的孔家店,兜售“忠孝仁爱”一类儒家货色。所谓“革心”,就是要把十月革命给中国送来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从人们的头脑中挤出去,把法西斯主义对着人们的头脑灌进去,以巩固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在民众中精神的堡垒”。
“新生活运动”从目的到手法,同《水浒》的基本精神很相类似。所以,当时有不少人公开鼓吹《水浒》“端的是一部提倡新生活的宝书”。《水浒中传》的作者还直言不讳地说:宋江“这种服从政府的忠诚和不畏死的人格,实就是现行新生活的精义”。不错,蒋介石正是希望中国大地上多长出一批宋江来,希望大家都象宋江“服从政府”那样去服从国民党的法西斯统治,象宋江“尽忠”“不畏死”那样去为国民党蒋家王朝卖命。于是,三十年代的《水浒》热和“新生活运动”就紧紧地胶合在一起了。
有反动就有进步。有投降派就有反投降派。反动派的屠刀既阻挡不住人民革命的步伐,诱降阴谋也决不会完全得逞。高俅、童贯、张叔夜的“圆剿”没有扑灭宋代农民革命的烈火,《水浒》同样地也没有能挽敖明王朝的覆亡。尽管胡适等人捧着一本《水浒》一再咒念中国共产党和人民革命的“灭绝”,“但缩果却相反,两种‘围剿?都惨败了”。“作为这两种‘围剿?之共同结果的东西,则是全国人民的觉悟”。“而共产主义者的鲁迅,却正在这一‘圆剿?中成了中国文化革命的伟人”。鲁迅在三十年代的思想文化战线上击退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文化“围剿”,也揭穿了形形色色的诱降阴谍,他在敌人软硬兼施的包围中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表现了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
不屈服是可贵的,更可贵的是他深刻地批判了敌人“围剿”时使用的各种各样的思想武器。正当国民党反动派及其走狗文人掀起《水浒》热的时侯,鲁迅顶住了这股反动潮流,对《水浒》作了一系列的批判。他在三十年代初期就明确指出:“一部《水浒》,说得很分明:因为不反对天子,所以大军一到,便受招安,替国家打别的强盗一不‘替天行道?的强盗去了。终于是奴才。”一针见血地揭露了《水浒》宣扬投降主义的本质,剥掉了炽才宋江的画皮。这也是三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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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代对《水浒》的最有力的批判。
然而,并不是一切人都能经得住敌人的“围剿”。与鲁迅形成鲜明对比,革命营垒中也“有人退伍,有人落荒,有人颓唐,有人叛变”。瞿秋白就是一个典型。他屈服于国民党反动派的压力,终于在血雨腥风的白色恐怖潮流中沉了下去,成了一个可耻的投降派。反动派培植一个投降派,总是从思想上的诱降入手。瞿秋白在政治上的堕落,也自有他的思想根源。早在一九三二年七月,瞿秋白就同国民党反动派掀起的《水浒》热相呼应,赞扬《水浒》“是一部名贵的文学典籍”。他还提出过这么一个口号:“要勉励个个作家努力去做施耐庵”。可见他与施耐庵宣扬的投降主义颇有共同语言。例如,他曾说过农民“没有皇帝不能过日子”,又说过农民的“政治要求,就是‘青天白日’(清官和好皇帝)”。这种谬论,同《水浒》的“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如出一辙。既然不反皇帝,不触动反动阶级统治的国家机器,那还要革命干什么?不解决这个重大的原则问题,就难免一攻就破,一诱便降,在敌人的“围剿”面前迟早要露出马脚。所以,瞿秋白在一九三五年被捕以后,战战兢兢地在监狱中写下了“多余的话”,声称他参加革命是“一场历史的误会”,象宋江一样,上了梁山便只想下梁山了。
三十年代的《水浒》热,从反面提供了一块试金石。它在整个阶级斗争中区分着革命和反革命、进步和反动,又在革命营垒中检验真革命和假革命、硬骨头和软骨头。鲁迅在同竞相吹捧《水浒》的反动文人的斗争中百炼成钢,越战越强,瞿秋白从妥协走向了叛卖,被滚滚前进的长江大河抛弃掉了。
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辩论不可怕,围攻不可怕,有人被淘汰掉了也不可怕。淘汰了沙子,金子会更加闪光。在三十年代是这样,在今天以及将来也还是这样。只要反动的思想文化存在一天,只要修正主义思潮存在
一天,我们就必须坚持思想文化战线上的斗争,与一切投降主义思潮作不调和的斗争。马克思主义必将在斗争中获得发展,这就是我们的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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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水浒》在明宋农民战争中
的脱动作用
康立
在奔腾不息的历史长河中,泡沫浮动在上面,深流潜伏在下面。泡沫是假象,深流才是本质。但即使是作为历史本质的深流,其中也还存在着旋涡和逆流,充满着种种矛盾而复杂的现象。
要正确认识《水浒》在农民战争中所起的作用,就必须注意不被泡沫之类的现象所迷惑。《水浒》原是一部“官书”,曾经由明代的最高监察机关一一都察院大量刊印,但这部“官书”又在明末农民战争中发生了不小的影响。在明末农民起义的领导人中,有不少人袭用了“黑旋风”、“活阎罗”一类《水浒》人潮的绰号,或者是千脆袭用宋江、柴进等《水浒》人物的姓名。甚至当各路起义部队会合之时,也模仿了“三十六营”、“七十二营”这一类梁山式的组织形式。他们这样热衷地袭用《水浒》入物的“服装”,反过来又给《水浒》披上了“农民革命”的“服装”,引起了对《水浒》的各种不同评价:有的说它“酿成”了“盗贼蜂起”的“参祸”,有的说它鼓舞了后代伟大的农民革命战争。这两种看法看似截然相反,实质上却有其湘通之处。从认识论上来看,它们都是只见泡沫,不见深流,引导人们在现象上兜圈子。
泡沫是非本质的东西,假象的东西,它不象深流那样地扎实和稳固。《水浒》对明末农民战争的影响,这是泡沫;明末农民战争本身才是历史长河中的深流。然而,泡沫又是本质的反映,因为它是历史潮流和反动逆流冲突的结果。《水浒》之所以会在明末农民战争中发生影响,就反映了在明末农民战争的革命洪流中,潜伏着种种旋涡和逆流。在明末农民起义队伍中,有农民和手工业若,也有从封建统治阶级中分化出来的地主、官吏及其知识分子。他们之中有的接受《水浒》的影响,有的不受影响。即使从受《水浒》影响的人中来看,有人喜爱反对招安的李逵,有人则崇拜屈膝投降的宋江,这说明了《水浒》对各种人物的思想影响是很不相同的。
明末农民战争的发展是一个曲折的波浪形前进的运动过程。在革命刚开始的时候,起义队伍的阶级阵线还不甚分明,从表面上看来,似乎大家都是把反贪官作为具体的斗争目标。地主阶级中的这一派为了反对另一派,打出的是“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的旗号。革命农民由于对封建朝廷的认识有一个逐步深入的过程,往往也是从惩亦个别贪官污吏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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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豪劣绅出发而开始走上了革命的道路的。明末农民起义的发难者王二,最初就是为了反对澄城知县张耀采的横征暴敛,发出了“谁敢杀张知县?”的号召。虽说看起来同祥是“反贪官”,但是,革命的起义农民和《水浒》中的宋江们却具有着截然不同的两种态度。对于前若来说,反贪官是革命的开始,最终必然要从反贪官走向反皇帝,用革命手段达到推翻和改造封建统治的目的;而对于后者来说,反贪官是“革命”的终点,他们时刻准备着向封建统治者投降,安图通过对起义农民队伍的改造和利用,以达到自己的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从表面上来看,这两种人似乎具有共同的出发点,但两者不仅造反的动机不同,终极目标不同,发展的道路也完全不同。前者是明末农民革命洪流中的主流,而后者则是革命洪流中一股暗藏着的反动逆流。当革命初起时,双方由表面上的一致掩盖了实质上的不
一致。但随着明末农民革命洪流的向前推进,特别是当整个封建统治受到威胁的时候,双方的分歧便很快地公开化表面化了。前者必然要坚决冲破《水浒》的束缚,后者则要把起义纳入《水浒》规定的模式。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明末农民军中出现了不少叛徒,而明王朝的不少人如杨嗣昌等,也都以招安作为征剿的重要辅助手段。
“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汹涌前进的革命洪流决不是任何反动逆流所能阻挡得了的。历史的发展表明:不是《水浒》把明末农民战争引向梁山泊的结局,而是明末农民战争用气势磅薄的力量冲破了《水浒》规定的投降主义模式。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军,在其起义的初期,由于没有能够彻底摆脱“只反贪官,不反皇帝”之类反动思想的束缚,长期停留在劫富济贫的阶段,表现为流寇主义的政治思想。但是,革命实践的发展推动着李自成起义军进一步纯洁自己的队伍,战胜和克服了投降主义思潮的影响。崇祯十三年前后,李自成开始“据有城邑”,确定“名号”,建立农民革命政权,并明确地提出了“均田”“免赋”的政治纲领,制定了向明王朝的统治中心北京进军的战略方针。这标志着明末农民战争从低级阶段向高级阶段的飞跃。李自成起义军用大顺农民革命政权取代了崇祯皇帝为头子的封建政权,用革命的实践否定和批判了《水浒》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的投降主义路线。这个事实证明:农民革命的发展是同《水浒》影响的大小成反比例的。革命农民只有战胜了《水浒》宣扬的投降主义路线,才能把革命不断推向深入。
大浪淘沙。明末农民战争如同大海的怒涛,不仅冲垮了一个明王朝,而且把革命队伍中各种人物的嘴脸区别得清清楚楚。李自成和“飞山虎”刘国能、“翻天鹞”高杰,他们出身于同一个阶级,又一起参加了农民起义,最后却走上了两条完全不同的道路。李自成最初在王左挂部下。王左挂投降了,李自成却拒绝投降,参加了张存孟领导的起义军。张存孟投降了,李自成又投奔了坚特起义的高迎祥。他始终坚决反对投降,抵制了《水浒》宣扬的投降主义路线,显示出农民革命领袖的英雄本色。刘国能、高杰原来都是李自成的部下,后来,这两人先后都投降了明王朝,成了衣民革命的可耻叛徒。原来属于同一个革命派别的人们,就是这样地随着革命的深入而一分为二了。刘国能、高杰本来属于农民阶级,在投降主义思潮的影响下竟和敌对阶级同流合污,变成农民起义军的死敌。刘国能其人,“性频孝,就抚,乃奉其母命也”,俨然又是一个“孝义黑三郎”。他降敌后死命攻打农民起义军,甚至在被李自成活捉后还顽固地说:“朝廷既赦我死,又加爵命,万死何辞!”活现出一副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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徒的丑恶嘴脸。高杰在叛变后也专门同农民起义军作对。清初封建文人顾苓说:高杰之流在《水浒》成书三百年后,“闻风而起,始于盗城,归于忠义,未必非贯中之教也”。他把《水浒》作者看作是农民革命叛徒的教唆犯,倒是颇有一点眼力的。
明末农民战争中英雄和叛徒的尖锐对立,反映了对于《水浒》宣扬的投降主义思潮的不同态度,直接可以导致究竞是坚持斗争到底还是中途妥协投降的两种不同结局。不仅如此,即使同样是农民革命领袖,由于对投降主义思潮抵制和批判程度的不同,也会影响到他们在革命事业中的表现和作用。在这里,我们可以拿出张献忠来作为例子。据历史上的记载,“张献忠之狡也,使人说《三国》、《水浒》诸书,凡埋伏攻袭皆效之。”本来,《水浒》对某些战斗如“三打祝家庄”的描写,其中包含着辩证法的因素,农民起义军从中吸取若千作战经验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由于张献忠没有把“埋伏攻袭”的战术同《水浒》的投降主义主题严格区别开来,因而在某种程度上又接受了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的思想影响。他曾经称赞所谓“清官”方贡岳说:“使人人不爱钱如公,献忠何自作赋!”这里显露了《水浒》在他思想深处的深刻烙印。就象河流的行进常会出现回折或弯曲那样,张献忠所走的革命道路是弯弯曲曲的。他对明王朝抱过幻想,接受过“招抚”,并企图劝说李自成也接受“招抚”。张献忠的这一步走错,不仅使自己掉进了旋涡之中,并使整个明末农民战争一度转入了低潮。这不能不说是一个严重的路线错误。当时,明王朝采取了“招抚”一派、镇压另一派的策略。宋江投降了,宋王朝要他去打方腊。明王朝也企图迫使张献忠“杀贼自效”,用“袭杀”李自成的行动来表明他投降的诚意。但是,张献忠毕竟不是宋江,他拒绝解除武装,拒绝攻打李自成等其他起义军。在敌人这个反面教员的教育下,张献忠终于在草命实践中识破了明王朝“先抚后剿”的诡计,克服了投降主义思潮的影响,在走过了一个“之”字形的道路之后,重新举起了革命造反的大旗,汇合进革命洪流而又一起前进了。这个事实又一次生动地证明:只有战胜《水浒》所宣扬的投降主义路线,才能真正坚持革命斗争到底而使革命不致半途而废。
毛主席说:“革命的道路,同世界上一切事物活动的道路一样,总是曲折的,不是笔直的。”弯弯曲曲的革命道路上出现的种种复杂现象,不仅要求我们掌握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而且需要我们不断提高和改造自己的认识能力。要学会透过现象看本质,就必须掌握唯物辩证法的武器,从相似的东西中找到区别点,又从某些貌似两极的东西中找到其共同点。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从泡沫在水面上的浮泛,看出水底深流中所出现的旋涡或逆流。《水浒》确实是一部很好的反面教材,它在明末农民战争中的反动作用,从反面教膏了革命的人们:不管经历多少高山险峡,不管出现多少江曲河湾,革命潮流终将一泻千里地奔向光明的前途,这是谁也无法遏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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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江与武训
洪延青杜恂诚
提起宋江,人们往往会想起武训。
宋江与武训,这两个人都是投降派。但是,正如黑格尔所指出的:“一个人能比较两个近似的东西,如橡树与槐树,或寺院与教堂,而知其相似,我们也不能说他有很高的比较能力”。因此,光了解他们都是投降派还不行,还应当从他们的相似中看出其不同的特点,并从这些不同中概括出共同的本质。
武训是这样的一个投降派:他出身于劳动者,但这个劳动者已经沦落成为乞讨者。生活方式的变化,必然会引起思想上的变化,在武训的身上,已经没有一丝一毫劳动者的气味了。当然,即使对于乞讨者来说,并不是没有参加革命的可能,但武训却完全不是这样的人。他不同于一般的乞讨者,而是一个“千古奇丐”。为了糊口而从事乞讨是不足为奇的,奇就奇在武训的乞讨是为了从事“办义学”这样的“义举”,对宣传封建文化的地主阶级教育事业发生了狂热。归根到底,这是一种向封建统治者卖身投靠的叛卖行为。封建统治者对于那些得力的奴才们是从来不吝惜赐予残羹余汁的。于是,武训以乞讨始,以施舍终,最后终于堂而皇之地挂起了皇帝恩赐的“乐善好施”的金字招牌。乞讨者成了施舍者,奴才成了主子,武训就这样地彻底背叛了自己的阶级,成了一个大剥削者。
知道了武训一生的丑恶行状,有助于我们对投降派的认识。但是,这种认识还必须继续不断地深化。如果仅只停留在感性认识的阶段上,就很难认识投降派的本质。武训“办义学”,这是个别的现象;通过“办义学”鼓吹农民阶级向地主阶级投降,这才是投降派的共同本质。个性总是比共性更丰富。同样是搞阶级投降,宋江与武训就大不一样。宋江不是乞讨者,而是施舍者。但是,这个施舍者很不走运,在地主阶级的内部倾轧下,“名又不成,功又不就”,甚至为了阎婆惜的案子而“飘蓬江海”,使这个昔日的施舍者面临着比乞讨者还不如的境地。但是,宋江毕竟不是武训。武训自始至终不敢也不愿沾一点造反的边;而宋江就远不如武训来得安分。浔阳楼上题“反诗”,很有一肚子怨气,最后还居然一头钻进了梁山。虽说都是投降派,但两个人的投降方式很不相同。武训是打着投降的白旗从农民阶级爬进了地主阶级的行列,宋江则是从地主阶级钻到农民阶级里头来,打起了“造反”的红旗。武训是从被统治阶级中间爬出来的,他既是整个封建统治阶级的奴才,又是统洽阶级中间每一个分子的奴才。宋江则是封建统治阶级中间一个派别的代表,他虽同样是整个封建统治阶级的奴才,但同封建统治阶级中的别一派别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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吵。宋江把这种地主阶级内部的争吵带到了农民起义队伍之中,把梁山的农民起义军作为向敌对派别争权夺利的“借用”力量,从而为自己所代表的这一派涂上了“革命”的红色,使农民反对地主的斗争从属于地主阶级的派别斗争。
投降派是阶级斗争的产物,不同形式的投降派是在阶级斗争特定阶段的特定条件下的产物。武训是一个公开的投降派。在革命刚开始的阶段,农民要革命,武训说不必。就这样,武训向人们提出了一个带有根本性质的问题:被压迫、被剥削的人民要不要站起来?建国初期出笼的《武训传》,正是反映了资产阶级反动势力对于刚刚站起来了的中国人民的仇视和对于刚刚开始的社会主义革命的恐惧。
宋江则不同。他从要求地主阶级内部重新进行权力与财产的再分配的动机出发,可以作为农民革命的同路人而卷进了革命队伍。但一旦当革命威胁到整个封建统治存在的时候,他就对革命从利用转为敌视,公开地暴露出了他的反革命真面目。宋江从另一个角度向人们提出了一个带有根本性质的问题:已经站起来了的人民是坚持斗争到底呢,还是中途妥协投降,重新向封建统治者跪下去?
对于反动统治者来说,这两种投降派无疑都是十分需要的。鲁迅曾在《学界的三魂》中说过:“社会各色人等爱看《双官诰》,也爱看《四杰村》”。《双官诰》即《三娘教子》,戏中有个名叫薛保的老家人,跪在小东人脚下,苦苦地哀求他发愤学儒,以便“读书做官”,俨然也是一个武训。《四杰村》说的是封建爪牙黄天霸,为了维护所谓“君臣大义”,下毒手杀害了当年绿林中的结拜兄弟,这又是一个宋江。鲁迅在那篇文章中深刻地进行了概括:“中国的国魂里大概有这样两种魂,官魂和匪魂”。每当阶级矛盾激化而反抗烈火尚未燃烧或尚未延烧过来的时候,反动统治者需要提倡的是“官魂”,鼓吹人们学武训那样地做一个任人推搡践踏的“不倒翁”。当反抗之势已成,群众已经拿起武器之时,反动统治若又需要提倡“匪魂”,号召人们向宋江学习,重新放下已经拿起的武器,接受招安,并为统治者去攻打自己昔日的同伙。武训和宋江正是这两种“魂”的具体化身。但在反动统治者的眼中,又自然是沿门乞讨为“丐”,要比铤而走险为“盗”好得多。反动军阀韩复渠就曾经这样说过:“鲁西一带民性强悍,‘土匪如毛,历代都没有肃清。若是穷人个个都象武训,治鲁西就不难了。”但是,如果革命的烈火已经燃烧起来了,则统治者就很需要宋江一类人物来帮忙了。从清朝统治者到蒋介石,反动统治者对武训是历来都说好活的;而对宋江,几百年来毁誉参半,各不相同。这就增加了事情的复杂性,使人民不容易认清宋江的真面目。
凡属投降派,不管怎样善于伪装,终究要被人识破。武训曾经颇为风行了一阵子,革命起来了,他也就垮台了。宋江的气运在历史上比武训要长些,但既然人们要将革命继续进行下去,这类鼓吹中途妥协的投降派人物也就失去了存在的条件。如果还有什么存在价值的话,那就是做反面教员,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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帮闲・帮忙・帮凶
从燕青的一“扑”说开去
徐震
梁山起义军三败高俅,并把这个冤家对头生俘上山之后,按理应是发下死牢,以待来日祭旗。然而,高俅这个阶下囚一踏进忠义堂后,竟立刻摇身一变成了个座上客。宋江又是纳头便拜,又是口称死罪,又是大张筵宴,又是殷勤劝酒。这对宋江来说是很自然的,高俅是他投降赵宋皇朝的阶梯,“逢高不是凶”嘛!但是,一旁明明站着被高俅弄得家败人亡的林冲等人,仇人相见分外眼红,宋江这出认贼作父的丑剧如果照直演下去,岂不要砸锅了吗?
这当口,就用得着帮闲人物出场了。
梁山上的帮闲,除了要会琴棋书画、猜谜行令之外,还得要会弄枪使棒,擒拿踢打。这次出场的是燕青。这个奴才的奴才,有一身相扑本事,就在他旧主卢俊义和新主宋江的鼓动之下,在忠义堂上铺下的大幅剪绒毯上,以“且看相扑”为名,把高俅摔了一个跟斗。
燕青这一扑,帮主子真是帮到点子上了。这一扑,为宋江遮了羞,为众人平了平气,也为《水浒》凑了个颇为生动的情节,使作者能自圆其说,《水浒》也得以继续写下去了。奴才的职能是对主子尽忠。不过,要做一个好奴才却也不容易。首先,他得有点小本事。主子出行,他会鸣锣喝道;主子行猎,他能赶鹰呼犬;主子要附庸风雅,他就来吟诗作赋。当然,主子有时不免要面临困境,他就得会插科打诨,把严重的事端化为一笑,或者干脆“函关月落听鸡度”,护定主子溜之大吉。比如燕青,当宋江要跟李师师牵线时,他就凭着吹拉弹唱,竞然打通了这个“枕头上的关节”。然而,仅有这点还不行,还必须能善于看准时机,投其所好,即所谓的“及时雨”也者。上面所说的燕青这一扑,对宋江就大有“及时雨”的味道。把一个“朝廷命官”在这个关节眼上攧个跟斗,投降派宋江也就有台阶可下,得以大唱其投降的调子了。如果燕青在金盔殿上还想要麵翻高俅,那就一定象那个陈桥驿抗官的小卒那样,落得个身首异处的下场。可见这后一条是很重要的,不然帮闲就可能帮了倒忙。
燕青可算是帮闲中的佼佼若,然此之宋江,却如小巫之见大巫。燕青是个奴才,而对封建统治的头子宋微宗来说,宋江又不过是个燕青,惟其作用远为重要罢了。鲁迅先生对这类角色有过精辟的评论:“帮闲,在忙的时候就是帮忙,倘若主子忙于行凶作恶,那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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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帮凶。但他的帮法,是在血案中而没有血迹,也没有血腥气的。”信然!赵宋皇朝到了徽宗年代,那“鸟位”已是“岌岌乎殆哉”了。既有“威雄惊万里,风雨喷长空”的梁山好汉,又有虎踞八州二十五县的方腊义军,此外,少华山、桃花山、二龙山、对影山,一片价的都是“农夫背上添心号,渔父舟中插认旗”的起义队伍。面临着这种形势,那批只懂得屠戮的饭桶如蔡京、童贯之流,败得丢盔弃甲,屁滚尿流,就在这时,宋江在梁山上施行灵魂的屠戮,却已是大功告成。他终于从篡夺领导权开始,进一步修正和篡改了晁盖的坚持斗争的路线,把这支队伍逼下了梁山,投降了宋朝。这可真是为赵宋皇朝帮了大忙,可说是下了一场“及时雨”。
宋江的帮忙并不就此为止。他在投降后,掉转枪口为主子平定了方腊,从而为反动封建统治头子再度下了一场“及时雨”。赵佶的“备忘录”一一写在“睿思殿”素白屏风上火焰般烧灼的“四大寇”姓名,就在宋江的这一场“及时雨”下,终于全然扑灭了。当然,宋江后来的这一手是充满了血腥气的,“当日帮源洞中,杀得尸横遍野,流血成渠”,这血迹是难以擦拭掉的。帮凶和刽子手之间,本来就没有一纸之隔呵!
宋江这帮闲、帮忙和帮凶法的博大和精妙,是必然会被一切阴谋家、野心家奉为至宝的。这记录就是《水浒》。《水浒》既是一部奴才帮主的形象实录,同时又是一帖烈性的麻醉剂。它的反动功能就在于向革命人民不屈的灵魂开刀。《水浒》也无非是燕青玩的“相扑术”和宋江那类的“及时雨”在两大阶级生死对抗的紧要关头,它跑出来骂几声“贪官”,打几下奸臣,看起来好象是给被压迫阶级出了一口恶气,其实不仅不能触动反动统治阶级
一根毫毛;相反,“怀柔胜于征伐”,它正好是替统治阶级下了一场场浇灭革命火种的“及时雨”。《水浒》的帮闲法,就是对封建统治阶级的“小骂大帮忙”,确“是在血案中而没有血迹,也没有血腥气的”。鲁迅先生在一九三五年说:“其实,中国民族的心,有些是早给我们的圣君贤相武将帮闲之辈征服了的。”又说:“心的征服,先要中国人自己代办。宋曾以道学替金元治心,明曾以党狱替满清箝口。”《水浒》正好就是这样一把剜心的软刀子。并且,值得一说的是:由于《水浒》是打着农民起义的幌子来兜售投降主义路线的,它在“化敌为奴”的效用上讲,比之于赤裸裸宣扬正心室欲、忠君报国的道学来,就更加阴险毒辣。六百多年来,《水浒》正是以“治心”有术而得到反动统治者的欢迎。朱明皇朝的最高监察机关首先倡刻,以文化统制的酷烈而闻名的清代统治者却把它翻成满文并继而刊行,由此,也可以看出此书对谁有利了。它之被“世人视若官书”,原不是偶然的。
燕青以一扑而解了宋江的一时之困;宋江则以“撺掇”一支农民起义军投降而为宋徽宗延长了几年赵宋的统治,但他们在维持反动统治所起的作用上,最主要的还是宣扬了投降主义思潮。“效水浒宋江故事”而把武装力量交出来换官做的,清代的笔记小说中就有不少记载,而且这类事不仅中国有,外国也有。但是,这类人物最后却大都象宋江一样,得不到什么好下场。投降派出卖了革命,但最后却又为人所卖,这是他们始料所不及的。呜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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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保义”新芳
陕西省工农兵艺术馆费秉勋
宋江有个诨号叫“呼保义”,《水浒》中未作说明。过去有的考证文章说“呼保义”就是“有眼不识真天子”,是广大人民群众对有帝王之器的宋江的崇高称号。这是个荒谬的结论,它掩盖了宋江作为宋朝封建统治者的忠实奴才的丑恶面目。
考察“呼保义”原意,有两条最基本的材料,一条是宋周密《癸辛杂识续集》一书所录龚圣与的《宋江三十六人赞》中直接对“呼保义”的阐释;一条是一些《水浒》刻本七十一回排座次之后的四六诗赞中的几句话。这是迄今发现的仅有的两条直接解释宋江“呼保义”诨号的材料。《宋江三十六人赞》说:“不假称王,而呼保义,岂若狂卓,专犯忌讳。”这段话称颂宋江不狂妄地称帝称王,不象董卓那样“拥强兵,有异志”(《三国志·董卓传>)。董卓在历史上也是个坏家伙;但这里将宋江与董卓对比,目的却在于突出宋江的安分守己。由此可见,宋江从一开始就不反皇帝,而要当统治者的奴才。
《水浒》七十一回诗赞中说:“在晁盖恐托胆称王,归天及早;惟宋江肯呼群保义,把寨为头。休言啸聚山林,早已瞻依廊庙。”“呼群保义”,这儿多出来的这个“群”字,是“普通”、“一般”的意思,说宋江以平凡的“保义”自称,不象晁盖那样目无王法,胆大妄为,竟敢与宋王朝唱对台戏。正因为这个原因,《水浒》安排晁盖趁早归天,把他屏于一百○八人之外,以便让宋江“把寨为头”。
上述两条材料,都强调了“呼保义”就是“瞻依廊庙”、服从朝廷、安守本分、当好奴才的意思。
那末,为什么甘当奴才叫“呼保义”呢?“保义”是“保义郎”的简称。“呼保义”就是“呼为保义郎”。按《宋史·职官志》,保义郎属光禄寺,是皇廷的侍卫武职,原来叫“右班殿直”,宋徽宗政和二年(公元一一一二年)改称保义郎,简称“保义”。
后来,宋朝统治者用封官笼络人心,常常把保义郎授给地方上忠于他们的奴才。靖康元年(公元一一二六年)五月十八日尚书省文件记载,沂水县“忠义户”地主程渥向统治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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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捐献了五千石粮食“以助国用”,朝廷补给他一个保义郎的职名。同年六月,朝廷下文,号召各地自动建立地主武装“忠义社”,“各使推择为首领,自相团结,若及于人以上,与借授保义郎”。这种地主武装“忠义社”,目的在于维持地方秩序,镇压人民的反抗,保卫封建政权,因而也就间接地起到了皇廷侍卫的那种作用,所以大“忠义社”的头目便授给保义郎。《水浒》第三十五回写宋江从梁山逃回家乡,“奔到本乡村口张社长酒店里暂歇一歇。那张社长却和宋江家来往得好”。这个张社长可能就是“忠义社”的社长。在刘豫“叛逆”的绍兴年间,河南州郡的一些官吏和土豪表现了对统治阶级的忠诚,监察御史三京淮北宣渝方庭实在一一三九年二月九日给宋高宗上书,建议下诏授给他们保义郎等“空名”(上引三条材料见<宋会要辑稿>)。这都说明,保义郎是朝廷授给忠心的奴才的职名。宋江正是这样的奴才,所以虽然朝廷还未来得及宣布授给他保义郎,他已经自呼为保义郎了。
在“保义郎”名称的演变过程中,后来人们把权豪世要之家的奴仆也尊称为“保义”。据宋代曾造的《高斋漫录》记载:“近年贵人仆隶以仆射、司徒为卑小,则称保义,又或称大夫也”。一时,社会上“张保义”、“王保义”地滥称起来,这种情况在南宋的笔记中常常可以看到。正因如此,宋江虽未被人正式授给“保义郎”,人们却这样称呼他也不足为怪,甚至有时干脆直称之为“保义”。如《水浒》第六十回:“林冲为首,与众清出保义宋公明在聚义厅上坐定。”
元杂剧中每每又在“呼保义”之前冠以“顺天”二字,这正说明“呼保义”就是听顺天命,安分守己,能做天子的忠实奴才的人。宋江一生盼着能当上高级奴才。《水浒》第九十回在征辽之后,由朝廷正式“加宋江为保义郎”,这就不仅仅是“呼”而已,而是从名义上用官方的正式命令固定下来,实现了宋江多年的宿愿。
《水浒》为了宣扬投降主义路线,对宋江竭力美化,即使在他的诨号上也大作文章。一个不够,两个;两个不够,三个。“孝义黑三郎”是作为在乡里叫出的诨名,主要说明宋江的“孝”;“及时雨”是江湖上对他的称颂,主要说明他的“义”;“呼保义”则是宋江的自我表白,主要说明他的“忠”。三个浑号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侧面,体现了宋江的封建道德,把他塑造为一个“仁义礼智信皆备”(《水浒>第二十一回)的孔孟之徒。三个诨号中,“呼保义”打头,说明了这个诨号最重要最能体现宋江的本质。在《水浒》中,凡是在-一些郑重的场合或在书面上,总是用的这个诨号。而这个挥号一“呼保义”,其实只不过是奴才的代称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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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宪衙门”及其他
石
岩
明代嘉靖、隆庆、万历这三朝,《水浒》很出过一番风头。当时,《水浒》由明王朝官坊刊刻,官僚士绅们也以读《水浒》为时髦。据明代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卷四十一记载:嘉靖、隆庆年间,“一钜公案头无他书,仅左置《南华经》,右置《水浒传》各一部。”又有一个“名士”曾为《水浒》作歌,谓“奄有丘明、太史之长”。明代李开先在《一笑散时调》中记载:当时士大夫们盛赞“《水浒传》委曲详尽,血脉贯通,《史记》而下,便是此书”。
不仅如此,就连皇帝本人也很爱读《水浒》。刘銮《五石瓠》卷六记载:“神宗好览《水浒传》。”他在位的四十多年,是《水浒》最盛行的年代。今天所见到的《水浒》最早刻本,如天都外臣序一百回本《忠义水浒传》,刊刻于万历十七年;杨定见序一百二十回本《忠义水浒传》,刊刻于万历四十二年。在清代,据昭琏《啸亭续录》卷一记载:清高宗弘历便曾命令庄格亲王将《水浒》故事编词作曲,题作《忠义璇图》,在宫廷中演出。陈其元《庸闲斋笔记》卷
五、徐珂《清稗类钞》卷三十五记述,乾隆时,朝中许多大臣都以《水浒》中人物的绰号互相戏谑,比如,纪昀上朝时走得最快,便被称作“神行太保”。当时编成的《续文献通考》,并将《水浒》正式列入“经籍考”中。
封建统治者为什么这样重视《水浒》?清末反动封建文人叶德辉在《点将录附考》中说:“至《水浒传》,明时与《三国演义》都察院同有刻本,载明周弘祖《古今书刻》。乾隆初元,海内昇平,大戏节戏,进呈院本,《三国志》为《鼎峙春秋》,《水浒》梁山诸盗及宋金交兵诸事为《英雄璇图》,载礼亲王《啸亭杂录续编》。可见,此二书前明刻之,风宪衙门;我朝则列为承平乐部。”明代都察院用《水浒》来“风宪衙门”,就是由于《水浒》刮的是投降之风,垂的是封建之宪,可以用来作为明王朝各级官吏镇压和破坏农民起义的反革命教科书。诚然,明清两代,确实曾经下过那么几道禁毁《水浒》的命令。比如,一六四二年,李自成农民起义军推翻明王朝的前夕,崇祯皇帝曾经下令禁过《水浒》;一八五一年太平天国革命爆发后,咸丰皇帝也曾下令禁过《水浒》。这与其说是他们仇视《水浒》,倒不如说他们担心人们并不按照他们所希望的那样去读《水浒》。清代刘廷玑在《在园杂志》卷二中指出:《水浒》“以言文字,诚哉奇观。然亦在乎人之善读与不善读耳。不善读《水浒》者,狠戾悖逆之心生矣。”他的所谓“善读”,指的学宋江的当投降派;他的所谓“不善读”,指的是学习李逵、吴用、三阮的革命造反精神。刘廷玑认为,为了防止人们的“不善读”,倒不如忍痛禁止《水浒》的流传。这就是崇祯、咸丰之下令禁毁《水浒》的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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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甲论
读鲁迅的诗论
石一歌
新诗自从在“五四”时期的风涛激浪中诞生以后,它的发展究竟应当走一条什么样的道路?各个阶级、各种思潮曾经对此作出了各种不同的回答。鲁迅曾一再说:“我对于诗一向未曾研究过”,“要我论诗,真如要我讲天文
一样”。但事实上,鲁迅作为新文化运动的英勇旗手,对中国新诗的建立和发展有着不可磨灭的贡献。他自始至终关注着新诗的命运,不仅写过诗,译过诗,而且在杂文、书信中对新诗问题作了精辟的论述。他的诗论,指出了中国新诗的发展方向。
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一场极其深刻的革命运动。新诗作为这场新文化运动的产儿,“新”在哪里呢?就“新”在它“是在观念形态上反映新政治和新经济的东西,是替新政治新经济服务的”。清朝末年,随着封建经济基础的崩溃,作为它的上层建筑一部分的封建文化也随之分崩离析。旧诗正象八股文一样,已经处于日暮途穷的境地。虽然有黄遵宪、夏曾佑等人的“诗界革命”和谭嗣同、梁启超等“新派诗”的出现,但他们只不过提出“我手写我口”,把所谓“流俗语”塞进诗篇,并不敢冲破旧形式的束缚。后来,就连这么一点可怜的形式上的改良,也随着他们政治上的改良主义的破产而烟消云散了。当中国革命进入了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新阶段后,如果照搬旧体诗的形式而不从根本上加以改造,更是难以表现新时代波澜壮阔的斗争生活,这是个尖锐的矛盾。新的时代在召唤着新诗的诞生。诗歌只有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相结合,才能焕发出新的生命。
鲁迅正是从中国革命斗争的需要出发来提倡新诗的。早在一九O七年,他
就在《摩罗诗力说》这篇长达数万字的论文中,热情介绍了拜伦、雪莱、海涅、普希金、莱蒙托夫、密茨凯维支、裴多菲等欧洲民主主义革命诗人的作品,盛赞他们“举全力以抗社会,宣众生平等之音,不惧权威”的革命精神。鲁迅面对着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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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如警的祖国,万马齐瘠的诗坛,不禁大声疾呼:“今索诸中国,为精神界之战士者安在?”他渴望用洋溢着战斗热情的诗篇,唤起中国人民的觉悟,冲决旧社会的罗网。
革命的道路不可能是笔直的,新诗的发展也走着一条曲折的路。当胡适之流高唱“诗体大解放”的时候,鲁迅在一九二五年写的《诗歌之敌》一文中指出:“说文学革命之后而文学已有转机,我至今还未明白这话是否真实。但戏曲尚未萌芽,诗歌却已奄奄一息了,即有几个人偶然呻吟,也如冬花在严风中颤抖。”到一九三四年,他又说:“新诗直到现在,还是在交倒楣运。”新诗还处在幼芽时期,为什么就已经“交倒楣运”、“奄奄一息”了呢?这里面有着发人深思的历史教训。
新诗在“五四”时期的出现,对于打破束缚思想的旧诗的陈套,是起了积极作用的。一些受到社会主义影响的革命民主主义诗人,曾经用新诗为武器,进行了反帝反封建的战斗。但是,那时的很多人“没有历史唯物主义的批判精神,所谓坏就是绝对的坏,一切皆坏;所谓好就是绝对的好,一切皆好”。在反对封建旧文化时,没有做到批判地有分析地继承中国古典诗歌的优良传统;在吸收外国东西时,没有注意剔除其中的糟粕和不适于我国具体情况的因素。以胡适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右翼,从新文化运动一开始,就与反帝反封建的“五四”精神相抵触,是一批拜倒在西方文化面前的洋奴。胡适曾自诩为“诗国革命”的领袖,其实,他提出来的不过是一套全盘欧化的、形式主义的纲领。他说:“一部中国文学史只是一部文字形式(工具)新陈代谢的历史”,“有什么题目,做什么诗;诗该怎样做,就怎样做”。至于表达什么内容,采用什么形式,统统可以不管,对于自己的祖宗,民族的传统,则对不起,全扔掉了。胡适曾直言不讳地说:“我的白话诗的实地试验,不过是我的实验主义的一种应用。”他写的“白话诗”究竞是一种什么“实地试验”?不妨先看看他在五四运动后两个多月写的一首名作《我的儿子》:
我实在不要儿子儿子自己来了。“无后主义”的招牌,于今挂不起来了!
这与其说是“白话”,不如说是胡话。胡适的这种“尝试”,后来由他的同伙、新月派的乏走狗梁实秘点明了本意:“用中文来创造外国诗的格律,装进外国式的诗意。”
马克思曾经说过:“陈旧的东西总是力图在新生的形式中得到恢复和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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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胡适的《尝试集》,就表现了反动的大地主阶级、买办资产阶级企图在新生的“白话诗”的形式中,恢复陈旧的东西的“尝试”。要说其中有什么“新”的内容,那就是为了适应帝国主义的侵略需要,使封建主义的旧文化和帝国主义的所谓新文化合流,以对抗无产阶级的新文化。
鲁迅为了保卫新诗沿着健康的道路发展,同糟蹋新诗的胡适之流展开了坚决的斗争。他说:“诗歌虽有眼看的和嘴唱的两种,也究以后一种为好;可惜中国的新诗大概是前一种。没有节调,没有韵,它唱不来;唱不来,就记不住,记不住,就不能在人们的脑子里将旧诗挤出,占了它的地位。”又指出:“我以为内容且不说,新诗先要有节调,押大致相近的韵,给大家容易记,又顺口,唱得出来。但白话要押韵而又自然,是颇不容易的,我自己实在不会做,只好发议论。”鲁迅的议论是很深刻的。他这样认真地提出新诗的形式问题,目的是为了同旧思想旧文化明确地划清界限。形式决定于内容,同时又对内容具有反作用。列宁说:“形式是具有内容的形式,是活生生的实在的内容的形式,是和内容不可分离地联系着的形式。”诗的形式和内容的关系,就是如此。从形式主义出发,根本解决不了新诗的形式问题。形式上的缺陷,需要从内容上去找根源。当时,新诗的主要读者局限于知识分子的小圈子里面,新诗的作者也基本上是
一批受过资产阶级文化熏陶的、脱离群众的知识分子。他们的作品在内容上不去表达革命群众的思想感情,在形式上也不符合中国老百姓的欣赏习惯。为了用进步的、革命的诗歌占领思想文化阵地,就要考虑到把诗歌写得易记,易懂,易唱,动听,要做到为广大群众所喜闻乐见。
鲁迅对新诗提出的要求,是应该做而且完全可以做到的。中国的古典诗歌有与音乐相结合的传统。诗歌,诗歌,诗与歌本来就不可分离。鲁迅在《门外文谈》中谈到文化起源时,称“杭育杭育派”为最早的作家。“杭育杭育”,既是诗的节奏,也是音乐的节奏。从文学史上来看,不论是四言、五言、七言诗也好,不论是唐诗、宋词、元曲也好,不论是在民间流传的乐府、竹枝词、山歌、民谣也好,基本上都是配有曲子,或者是能够配上曲子唱的。琅琅上口,就便于流传。鲁迅对新诗提出的要求,完全符合中国诗歌的传统和发展规律。同时,鲁迅主张“格式不要太严”,“不必依旧诗韵”。这就不仅阐明了形式和内容的辩证关系,也阐明了继承和创造的辩证关系,从而为新诗开辟了正确的发展道路。新诗要达到这个要求,的确也很不容易。从二十年代到三十年代,曾经有过不少人想创造出一种新的格律诗。但他们关在书斋里绞尽脑汁,制作出来的东西犹如千枯的纸花,一点生气也没有。鲁迅针对诗歌发展道路上出现的这种错误倾向,特别强调向民歌学习的重要性,指出在旧文学衰颓时,从民歌中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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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新的养料”,常能促使诗歌“起一个新的转变”。但是,对于民歌也必须进行分析,民歌中有革命的健康的,也有不少是落后的黄色的。因此,就有一个如何学习民歌的问题,不能仅仅强调从形式上模仿。鲁迅说:“歌,诗,词,曲,我以为原是民间物,文人取为己有,越做越难懂,弄得变成僵石,他们就又去取一样,又来慢慢的绞死它。”“五四”以后,文化界有些人也曾经鼓吹过一阵民歌,甚至还专门成立了这方面的研究会。但是,他们基本上是从形式上着眼的,抱的是猎奇的态度,甚至去追求其中落后的东西。于是“民歌体”到了他们手里,也就由“刚健,清新”而变得毫无生气,最后只剩下一个躯壳。鲁迅批评有些白话诗作者“掇用‘选'字”,“写成一长方块”,就是针对那种脱离群众、闭门杜撰新格律的错误倾向而发的。
鲁迅非常重视诗的形式,但坚决反对形式主义、唯美主义。他一直把诗歌的阶级性、战斗性放在首位。当时,新月派鼓吹“诗人要做诗,就如植物要开花,因为他非开不可的缘故”。鲁迅便指出:这比喻虽然很美,但很错误,“错的是诗人究竞不是一株草,还是社会里的一个人”。鲁迅戳破了这类“超阶级”的鬼话,以鲜明的阶级观点,热情地赞扬了革命烈士殷夫的诗集“属于别一世界”,有力地驳斥了把静穆幽远、浑圆超脱作为诗的极境的理论。无产阶级的诗歌,不是田园式的牧歌,而是鼓舞人民前进的高昂战歌;无产阶级的诗人,也决不是无病呻吟的文人雅士,而是站在斗争第一线冲锋陷阵的无畏战士。
鲁迅重视的是政治和艺术的统一,内容和形式的统一,反对诗歌创作上的形而上学观点。当革命营垒中某些诗歌作者出现“标语口号化”的倾向时,鲁迅便指出:“口号是口号,诗是诗,如果用进去还是好诗,用亦可,倘是坏诗,即和用不用都无关。”当时造成这种倾问的主要原因,是由于作者对群众的斗争生活不熟悉,思想上缺少辩证法。毛主席指出:“我们既反对政治观点错误的艺术品,也反对只有正确的政治观点而没有艺术力量的所谓‘标语口号式’的倾向。我们应该进行文艺问题上的两条战线斗争。”鲁迅在这两条战线的斗争中,突出地强调了诗歌创作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并对内容和形式的统一作出了精辟的论述,为我们树立了光辉的榜样。
鲁迅写于几十年前的诗论,在今天读起来,仍然是那么地引人深思。我们现在正处在伟大的时代,应当在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线指引下,努力写出更多的无愧于伟大时代的战斗诗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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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白的阶级地位与诗歌艺术
(《中国文学发展史》第二册第五章)
刘大杰
李白是唐代的大诗人,也是我国封建社会历史时期的大诗人。他主要生活于开元、天宝时期,正是前人所说的“盛唐”时代。
玄宗当政了四十多年。他取得帝位,经过了宫廷内部两次激烈的斗争。在其当政初期,为了要巩固他的统治地位,不得不争取更多人的帮助,不得不任用一些在武后时期享有声望的旧臣。因此,在开元年间,玄宗虽已开始复辟儒家路线,由于在武后建立和积累起来的强大国力和繁荣的经济基础上,武后旧臣姚崇、宋璟诸人,仍在坚持推行符合法家精神的政策和措施,并发挥了一定作用,使当时的政治、经济,还能保持相当的稳定和繁荣。杜甫所说的“忆昔开元全盛日。…公私仓廪俱丰实”(忆昔>),就是这方面的反映。但必须说明的是,他所讲的“公私仓廪”,应当是指的官府和地主阶级的仓虞,农民不会有藏谷的仓和藏米的廪。在地主阶级的剥削下,即在开元时期,农民仍是过着穷困的生活。玄宗政权逐步得到巩固,儒家路线也进一步复辟,新起的豪族地主如李林甫、杨国忠之流,垄断政权,为非作歹,阶级矛盾和统治阶级内部矛盾非常尖锐,孕育着严重的政治危机。杜佑说:“虽有此制(均田法),开元之季,天宝以来,法令弛坏,兼并之弊有逾于汉成、哀之间。”(《通典·食货》)在大地主的剧烈兼并和残酷剥削下,统治阶级是“财物山积,陈腐不可较量”(郑棨·开元传信记);而穷苦农民则是“农桑之际,多缺粮种”(《册府元龟>),陷入了“纳官以外,半年无粮”的悲惨生活。这是天宝时期的实际情况。由于政治的极端腐败和统治阶级内部矛盾的激化,天宝十四年,安禄山叛变了。这次大叛乱前后八年,中国人民尤其是北方人民,遭受着深重的苦难。唐王朝从此一蹶不振,逐步形成藩镇割据、宦官专权的衰颓局面。回想起在贞观、武后时期,“国容何赫然”!(李白·《古风>)而今在玄宗的儒家路线统治下,成为:
日惨惨兮云冥冥,程程啼烟兮鬼啸雨。…君失臣兮龙为鱼,权归臣兮鼠变虎。(李白·远别离》)
李白就处于这样的时代。他并没有为“盛唐”的假象所蒙蔽,他能通过假象,看到内部的腐烂。他的作品,从尊法非儒的立场出发,反映了这一时期的社会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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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白(七Oーー一七六二)出生于中亚的碎叶。碎叶当时属于安西都护府。解放后在
新疆地区发现了不少唐代的历史文物。在吐鲁番出土的告身(任命状)、过所(路证)和高昌县的文书中,都有碎叶的记载,这是唐朝政府在碎叶一带进行有效管辖的证明。李白五岁时,他父亲从碎叶迁居四川,他就是在四川长大的。他后来一直把四川看作是自己的故乡。李白自己称他是李广之后,是李暠之后,其实都不可信;他自己强调这一点,这是庸俗门第观念对他的影响。
李白的父亲迁居四川以后,川人称呼他为李客。“高卧云林,不求禄仕。”可见他既非土著地主,也非官僚,他一定很富裕,才能享受这种生活。由此推断,李白的父祖辈,必然是碎叶一带经商致富,到了李客,才带着家室儿女迁到四川的。此后李客是否仍继续经商,现已无从查考,但可以肯定,他不是一个正统儒家思想的官僚地主。李白从小所受的,并不是传统的儒家教育。他自己说:“五岁诵六甲,十岁观百家”(《上安州裴长史书》);又说:“十五观奇书,作赋凌相如。”(《赠张相镐>)可见李白从少年时期起,就没有把儒家经典作为学习的重点,而是诵读诸子百家和一般儒生所轻视的“奇书”的。因而他在青年时期,就已成为一个“申管晏之谈,谋帝王之术”(代寿山答孟少府移文书》)的尊法轻儒的人物。李白这种思想的形成,从社会条件说,因为他出生在武后时期,法家思想在意识形态领域中有着强大的力量;从个人条件说,这是和他这种家庭关系和家庭教育分不开的。与此相应,他自已的生活方式,和一般儒生也大有不同。“十五好剑术,徧干诸侯”(《与韩荆州书》);“十
五游神仙,游仙未曾歇”(≤感兴>)。这表明他在青年时期努力学习文化的同时,又学习武艺,并且很早就染上了游仙风气。
李白二十五岁,抱着“四方之志”,离川远游。先到江陵,南入洞庭,登庐山,东下金陵、扬州,游览吴越。再又沿江而上,漫游云梦,寓居安陆。再北上洛阳、太原,结识了不少当时的知名人士。后又移家山东,寄居任城。“顾余不及仕,学剑来山东。举鞭访前涂,获笑汶上翁。”(五月东鲁行答汶上翁>)这时李白已经三十六岁,还没有得到一官半职,所以受到东鲁儒生的喇笑。此后又漫游河南、淮楚,北上泰山,南至会稽,与吴筠相识。这时李白已经
四十二岁了。他在漫游中,接触到较为广阔的社会面貌,结识了各方面的人物,游赏了祖国的名山胜水,写了许多诗篇。政治上虽是一无成就,诗名却是越来越高了。天宝元年,由于吴筠诸人的推荐,玄宗召他入京。他到长安以后,受到玄宗的优遇,命他供奉翰林。他在长安三年,仍然度着狂放不羁的生活。相传有“龙巾拭吐”、“御手调羹”、“力士脱靴”等故事。“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饮中八仙歌》)杜甫的这些诗句,刻划出李白当时对于封建帝王傲岸的鲜明形象。玄宗当时对李白的优遇,并不是赏识他的才能,真的要他参加朝政,不过是爱其诗名,把他作为御用文人和清客,需要他为宫廷帮闲而已。司马迁说过:“文史星历,近乎卜祝之间,固主上所戏弄,倡优所蓄,流俗之所轻也”(报任少卿书》)。其实汉武帝却是很重视封建文化的建设的,而唐玄宗之于李白,倒真不过是靶他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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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封建帝王所戏弄的倡优。在玄宗看来,李白只能写作《清平调》一类的乐章,作为宫廷享乐之用,参加政治是不行的,说他不是“廊庙之器”(见孟棨《本事诗》)。因此,李白在长安,表面搞得很热闹,实际上是一无所得。李阳冰说是“丑正同列,害能成谤”(《草堂集序》);李白自己也说:“白玉栖青蝇,君臣忽行路。”(赠溧阳宋少府陟》)高力士、张垍一类人对他的诽谤当然也是有的,这只能是次要原因,主要还在玄宗自己。
李白在长安三年,接触到不少政治现实,特别对豪族权贵的荒淫腐朽,得到较多的认识,这对于他的政治思想以及作品内容的提高有很大作用。天宝三年,他离开长安。“大道如青天,我独不得出”(《行路难),显示他对当时腐败政治感到失望的悲愤心情。他此后“遂浪迹天下,以诗酒自适”(刘全白·《李君碣记》)。先后在梁、宋、齐、鲁一带,与杜甫交游,结下了深厚的友情。杜甫诗云:“醉眼秋共被,携手日同行”(《与李十二白寻范十隐居>)李白诗云:“思君若汶水,浩荡寄南征。”(《沙丘城下寄社甫)彼此没有半点文人相轻的恶习,成为中国文学史上的佳话。天宝四载,李白南下吴越,杜甫西游长安,他俩在山东曲阜石门一别,以后就再没有见过面了。
李白与杜甫分手以后,仍然度其南北流浪的生活。安禄山叛乱,李白南奔江南,后避居庐山。第二年,永王李璘(玄宗之子,肃宗之弟)率水师从江陵东下,拟由水路北上讨贼。路过九江,李璘邀请李白参加了他的军队。李白当时写了《在水军宴赠幕府诸待御》及《永王东巡歌》诸诗,表示他的从驎是自愿的,志在“清中原”,“扫胡尘”,也就是平安、史之乱。但是当时的肃宗,怀疑他的弟弟要同他争夺帝位,于是派兵在广陵一带把李璘打败了。李被杀。李白蒙冤受罪,被捕入狱,终于流放夜郎。李白写了《万愤词投魏郎中》、《上崔相百忧章》、《赠张相镐》、《经乱离后天恩流夜郎忆旧游书怀赠江夏韦太守良宰》诸篇,寄寓他的孤愤。李白一生旷达不羁,这时也流下愤慨之泪。“恋高堂而掩泣,泪血地而成泥。狱户春而不草,独幽怨而沉迷”(《万愤词投魏郎中>),表现出他在狱中万感交集的苦痛心情。在这里,我们的诗人成为封建统治阶级内部争权夺利的牺性者。李白在流放夜郎途中,行至巫山被赦。他于是乘船东下,“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早发白帝城》)显示他当时的愉悦心境。这时李白快六十岁了。以后游洞庭、寻阳、金陵、宣城一带。病卒于当涂,年六十二岁。
二
上面说过,李白不是出身于官僚家庭。他父亲和他自已都没有做过官。其《寄东鲁二稚子》诗云:“吴地桑叶绿,吴蚕已三眠。我家寄东鲁,谁种龟阴田?春事已不及,江行复茫然。”可见他在山东是有点土地的,由于他长期在外流浪,他估计这点土地无人耕种而荒芜了。可以肯定,他不是大地主;否则,家里-一定有专人给他管理经营,无论是出租或是雇工,都不会因他不在家而致无人耕作,也用不到担心“谁种龟阴田”;而且,后来连这点土地也失去了。所以他说:“顾余乏尺土”(<赠从弟洌>),“归来无产业”。(《赠从兄襄阳少府皓》)可是尽管如此,他的生活还是过得相当富裕。他在青年时期,“囊昔东游维扬,不逾一年,散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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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余万。”(上安州裴长史书》)以后在他的诗句中,经常反映出他的生活情况。“金樽清酒斗十千,玉盘珍羞值万钱”(《行路难》);“烹羊宰牛且为乐,会须一饮三百杯。”(《将进酒》)这类的句子,多不胜举。其中当然有很大的夸张,但应当承认,他的生活是相当富裕的。李白活了六十二年,他能长期过这种生活,何以有这样多的钱?他既非官僚,又不是大地主,他究竟是否别有经济来源?前人有的说是来自妻财,也有的说是出于玄宗的赏赐,这都是说不通的。这是关于李白的阶级地位问题,是研究李白的思想和艺术的重要前提。
李白的父亲是在西域经商致富的财主。他迁回四川以后,“高卧云林,不求禄仕。”李白早年在四川时,“养奇禽千计”,到处游山玩水,他们父子能够过这种生活,显然是以李客经商所获得的财富为基础的。李白离开四川以后不久,就在“维扬散金三十余万”,这无疑是他家庭供给的。在这里反映出李白青少年时期的生活条件和商业经济的联系。
正因为基于这样的家庭出身,在其长期漫游的过程中,李白和商业进一步发生联系的事,不仅是可能的,而且也是必然的。在他的作品里,有不少这方面的例证。他有诗云:“穷与鲍生贾,饥从漂母飡。”(《秋日炼药院镊白发赠元六兄林宗>)这不能看作是一般地用古人穷困的典故来和自己相比,而是有一定的实际生活经历的。“令人惭漂母,三谢不能飡。”(《宿
五松山下荀媪家》)从这里可以证明李白确有过“饥从漂母飡”的生活感受。他又说:“白不树矫抗之迹,耻振玄邈之风。混游渔商,隐不绝俗。”(《与贾少公书》)所谓“混游渔商”,在这里与一般用典不同,完全可以和“穷与鲍生贾”相互印证。相传管仲、鲍叔一起经过商,李白引用这一典故,不能看作是虚语,而在这里,正说明他和商业经济确有着联系。再如《自代内赠》云:“估客发大楼,知君在秋浦”,更说明他和商人(估客)的密切关系。他还说:“所以青云豪士,散在商钓;四座明哲,皆清朝旅人。”(《金陵与诸贤送权十一序》)唐压制商贾,明文规定商人不能作官,并且称商业为“贱业”。然丽,李白不但不轻视商贾,并且尽力抬高他们的地位,把商业作为是“青云豪士”的托足之所,跟他自己“混游渔商”的生活经历,可以说是分不开的。
初唐由于农业生产的发展,促进了手工业的发达和商业的繁荣。看崔融写的《请不税关市疏》,就可以知道武后时期工商业繁盛的情况。到了开元、天宝,工商业得到进一步发展。在这样的环境下,大城市的兴起,工商业力量的增长,以及封建市民阶层的发展,乃是必然的历史事实。当时长安的市郊居民,已经有三十万户。再如洛阳、汴梁、宋州、扬州、襄阳、江夏、寻阳和金陵各处,都是商业繁华之地。李白在这些地区来往频繁,除了他自己所说的游山访道以外,可能都与商业有关。
在兴起的大小商业城市中,居民主要是商人、手工业者和他们的家属以及其他劳动者,当然也有少数的官僚地主,等等。富商巨贾和官僚地主相互勾结,成为城市中的剥削者和压迫者。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封建市民阶层日益成长和扩大。从李白的生活面貌来看,他也染有某些市民的习气。“细雨春风花落时,挥鞭直就胡姬饮”(《白鼻䯄>);“胡姬招素手,延客醉金樽”(<送裴十八图南归嵩山》);“青莲居士谪仙人,酒肆藏名三十春”(答湖州迦叶司马问白是何人>);“落花踏尽游何处?笑入胡姬酒肆中”(少年行》);“风吹柳花满店香,吴姬压酒劝客尝。”(《金陵酒肆留别>)在这些诗句里,反映出李白不同于一般的封建士大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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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生活形象。王维也喝酒,他是躲在辋川别墅,同道友们浅斟低酌,欣赏园林胜景。杜甫也喝酒,他是坐在广文先生的书房里,“清夜沉沉动春酌”,一面喝,一面高歌。独有李白,专与胡姬、酒肆打交道。杜甫说他“长安市上酒家眠”(《饮中八仙歌>),很耐人寻味。
再如李白的《叙旧赠江阳宰陆调》诗云:“我昔斗鸡徒,连延五陵豪。邀遮相组织,呵吓来煎熬。”可见他在长安街上,曾同斗鸡之徒打过群架,幸亏他的朋友陆调把他救了出来。他那时已是中年,并不是小孩。不管其打架的原因如何,他这种行为,绝不能出于一般宫僚士大夫,只有染上市民习气的人才是可能的。关于这些,不能完全归之于李白的浪漫性格,而实有其阶级地位的根源。
李白不仅与商业有联系,而且与手工业也有联系。他很重视工业的经济作用。安、史乱后,李白写了一篇《为宋中丞请都金陵表》,一面是说南京龙盘虎踞,地形可守。更重要的是,“况齿革羽毛之所生,楩楠豫章之所出,元龟大贝,充韧其中,银坑铁冶,连绵相属,割铜陵为金穴,煮海水为盐山。以征则兵强,以守则国富。”(《为宋中丞请都金陵表》)这表明,李白重视工商业经济作为富国强兵之道的思想。再如他赞美韩仲卿在武昌令的政绩说:“其初,铜铁曾青,未择地而出,太冶鼓铸,如天降神,既烹且铄,数盈万亿,公私其赖之。”(《武昌宰韩君去思颂碑》)他这里也强调了工商业在经济生活中的作用。更值得重视的,是下面这首诗。
炉火照天地,红星乱紫烟。赧郎明月夜,歌曲动寒川。
《秋浦歌十七首》之十四
秋浦在安徽贵池,是当时银和铜的产地。李白在这里住过不少时候,写过十七首《秋浦歌》。诗中有的抒写其客地乡愁,有的描写秋浦劳动人民的生活情景。上面的五绝,是歌颂冶矿工人之作。虽只短短四句,刊矿工彻夜辛勤劳动的形象,表现得非常鲜明。在古典作品中,早就出现过描写农业劳动的诗,但歌颂刊矿工的作品,李白这一首,还是第一次。新主题在作品中出现,必然反映出作者思想中的某种新倾向。手工业和商业是联系在一起的,李白一再强调工商业可以富国强兵,这是封建市民思想的反映。当然,这时期的封建市民思想,同资本主义萌芽时期的市民民主思想是有不同的。
再从文学作品来看,李白写过《长干行》、《江夏行》一类作品,其中描写商人商妇的生活、感情和旅程地点,细致生动,前所未有。如果作者没有一定的这种生活体验,很难写出这样的诗来。前人也有《估客乐》、《西曲歌》之作,不过寥寥数语,只是一种概念而已。
总之,从李白的家庭出身和他的“穷与鲍生贾”、“混游渔商”自述来看,他在经济上跟工商业有一定联系。他的生活作风、政治思想和诗歌中的一些描写,也带有相当鲜明的市民的某些习气和特征。这样说并不意味着李白就是一个工商业者或商贾市民。只是说,李白是一个跟工商业经济有联系的中小地主,而在其思想领域中,反映出与工商业经济相联系的某些形态。
当时的中小地主,同站在儒家路线一边的豪族地主,无论就经济利益或是政治利益来说,都存在着不可忽视的矛盾。中小地主中那些土地被豪族地主所兼并的人,这种矛盾当然更加突出。同时富商巨贾虽也靠剥削起家,而当时的商业还不能形成一种突破封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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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的独立力量,还只能是封建土地制度的附属物。但是由于一方面工商业有了较大的发展,商人的力量日益增强;另一方面,工商业又受到大地主官僚的严重控制,影响了工商业的利益,从而使当时的商贾市民跟豪族统治集团的矛盾也相当尖锐。所以从李白的这一特定阶级地位出发,他必然要对豪族统治集团和维护豪族地主利益的儒家路线,进行激烈的批判和斗争。他的家庭出身,他从小所受的教育,由于李世民、武则天长期推行法家路线而在思想界所形成的法家思想的强大影响,又使他在青少年时期就具有法家观点。由此可见,李白作品之所以表现出尊法非儒的强烈倾向,表现出鄙视丑恶现实憧憬理想的强烈感情,是有其阶级基础和思想根源的。
三
李白的作品,具有强烈的批判精神、爱国思想和浪漫主义的特色。
一,首先,李白的诗歌,表现了尊法非儒的鲜明倾向。他说:“余为楚壮士,不是鲁诸
生”(<淮阴书怀寄王宋城>);“谁能书阁下,白首《太玄经》”(侠客行》);“羞作济南生,九十诵古文”(《赠何七判官昌浩>);“下愚忽壮士,未足论穷通。”(<五月东鲁行答汶上翁》)他对儒学和儒生,采取了如此鄙视和轻蔑的态度。《嘲鲁儒》诗,集中地表现李白的非儒思想。
鲁叟谈五经,白发死章句。问以经济策,茫如坠烟雾。足著远游履,首戴方山巾。缓步从直道,未行先起尘。秦家丞相府,不重寝衣人。…(《嘲鲁儒》)诗的前四句,谴责儒生只知道读死书,死读书,对于国家大事,则一无所知。接下来,形象地描绘了儒生们方巾阔步、道貌岸然的丑态。“秦家丞相府”是指李斯,“褒衣人”是指那些“以古非今”、坚持反动立场的儒生。李白在这里,以赞赏李斯的笔调,来暗叙焚书坑儒这一事件。他在《行路难》中,把李斯和屈原一样,作为“贤达人”来歌颂。屈原、李斯都是被复辟反动势力害死的。李白在这里所表现的非儒倾向,非常鲜明。
李白不仅批判那些不通时事的儒生,还进一步把矛头针对儒家的老祖宗。“尧、舜之事不足惊,自余嚣嚣直可轻”(《怀仙歌>);“我本楚狂人,凤歌笑孔丘。”(<庐山谣寄卢侍御虚舟)李白运用游仙诗的手法,表现了“轻尧、舜,笑孔丘”的叛逆精神。在李白的作品里,也有一些自称儒生或称赞“孔圣”的诗句。那是因为,随着历史的发展,地主阶级在春秋、战国时期的革命性阜已丧失,同时儒学已改扮成为封建政权的统治思想,当时具有法家思想倾向的人,都不得不披掩着儒家的外衣,借用某些称赞孔丘的辞句,来表达自己的思想,这是他们共同的阶级局限和时代局限。
李白对于过去的法家代表人物,总是出以赞叹之笔。如写秦始皇:“秦王扫六合,虎视何雄哉!挥剑决浮云,诸侯尽西来。”(《古风>)这不但歌颂了秦皇统一中国的功业,还塑造出他的英雄形象。写刘邦:“按剑清八极,归酣歌《大风》,…拨乱属豪圣,俗儒安可通。”(登广武古战场怀古>)一面赞刘邦,一面批俗儒。诗中在对于管仲、张良、郦食其、诸葛亮这些人的赞叹中,都表明李白尊法非儒的倾向。这种倾向不仅仅表现在于评价历史人物,而且渗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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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各个方面,在他一系列反映政治现实、表现自己政治态度的诗篇中,都打着这样的烙印。
二,李白的诗富于爱国思想。他说:“中夜四五叹,常为大国忧”(《经乱离后天恩流夜郎忆旧游书怀赠江夏韦太守良宰》);“报国有长策,成功羞执珪。”(<赠从弟洌>)他这种思想,主要表现在于既反对外来的侵扰和破坏,又坚决反对地方军阀的分裂割据。这跟李世民以来的法家路线所推行的民族政策,同法家所一贯坚持的维护统一、反对分裂的政治主张是一致的。·
李白对于战争的态度是有原则的。他说过:“乃知兵者是凶器,圣人不得已而用之”(战城南>);“如何舞干戚,一使有苗平。”(《古风)他强调不能随便发动战争,他渴望汉族和各族人民之间的友好相处。但如果少数民族统治者进行侵扰和破坏,为了维护国家的统
一,那就必须进行抗击。“塞虏乘秋下,天兵出汉家。”(<塞下曲>)塞虏先来,天兵后出,这就说明了保卫国土,抗击侵扰的战争性质。再如他的《塞上曲》,是歌颂李世民抗击东突厥的武功的。“转战渡黄河,休兵乐事多。萧条清万里,瀚海寂无波。”只有彻底击败侵扰者的破坏,才能使人享受“瀚海寂无波”的和平生活。
五月天山雪,无花只有寒。笛中闻折柳,春色未曾看。晓战随金鼓,宵眠抱玉鞍。愿将腰下剑,直为斩楼兰。(塞下曲》之一)
语言工炼,风格高昂,体现了当时边塞诗歌艺术的高度水平。但是在唐玄宗时期,由于儒家路线的统治,在军队中已经出现了种种腐败现象,并且发动了一些非正义战争。李白对此,感到愤怒。他在“羽檄如流星”(<古风》)中,谴责了杨国忠征讨南诏的穷兵黩武的横暴。对于安、史叛乱破坏国家统一的严重罪行,进行了严厉的谴责。“俯视洛阳川,茫茫走胡兵,流血涂野草,豺狼尽冠缨”(《古风》);“苍生疑落叶,白骨空相吊”(《经乱后将避地剡中留赠崔宣城》);“白骨成丘山,苍生竟何罪?”(《经乱离后天恩流夜郎忆旧游书怀赠江夏韦太守良宰>)在这些诗句中,表现出诗人的爱国思想和对待人民的鲜明态度。
维护统一还是支持分裂,从来就是儒法路线斗争的一个重要方面。所以李白反映安、史叛乱的诗篇,同他的边塞诗一样,都表现了尊法非儒的倾向。当然,李白是一个王权主义者,他是忠于唐王朝的,他的反分裂、求统一,也是为了要巩固唐王朝的封建政权。恩格斯指出:“在这种普遍的混乱状态中,王权是进步的因素。”(《论封建制度的瓦解和民族国家的产生>)当时李白正处于普遍的混乱状态中,他尽管站在王权主义的立场上,拥护统一,反对分裂,在当时仍有其进步意义。
三,李白在针砭时政、轻蔑权豪方面,是锋芒毕露的。玄宗推行儒家政治路线,到天宝年间,愈益显示其黑暗腐朽的本质。李林甫做了多年的宰相,以“口蜜腹剑”著称,干尽了坏事。王供“务为割剥以求媚”,他不但剥削活人,而且还剥削死人,所以得到玄宗的宠信。杨国忠本是一个无赖,以“椒房之亲,总揽大权”,“势倾朝野”。自贞观至武后期间,豪族地主受到了压制和打击,一批豪族地主的代表被镇压,不少人破产和没落。到了玄宗时期,却又培养出一批新的豪族地主,李林甫、杨国忠之流,就是他们的代表。这些政治上的暴发户,在经济上表现了极大的贪婪性。如杨国忠在短短儿年,便“积帛至三千万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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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其贪婪性的集中体现。这样,政治大权就重新被豪族地主所把持,在封建统治者对人民进行残酷的阶级压迫和阶级剥削的同时,地主阶级的内部矛盾也日益尖锐。庶族地主无论在政治、经济上都受到新老豪族地主的严重压制,如杜甫、高适、王昌龄等许多中小地主的诗人,在玄宗时期写了不少悲叹自己在政治上受压制和经济上遭受困顿的诗篇,就是这种情况的反映。李白对于当时的这种腐败政治,感到极大的愤慨。“猛犬吠九关,杀人愤精魂”(《书情赠蔡舍人雄>);“珠玉买歌笑,糟糠养贤才”(《古风》);“梧桐巢燕雀,枳棘栖鸳鸯”(《古风》);“堰蜓嘲龙,鱼目混珍;嫫母衣锦,西施负薪。”(《鸣皋歌送岑征君)这些诗句表明,作者把当时豪族地主的政治局面,归结为黑白不分、贤愚不辨,表示了强烈的不满和批判。
君不能裡膏金距学斗鸡,坐令鼻息吹虹霓。君不能学哥舒,横行青海夜带刀,西屠石堡取紫袍。吟诗作赋北窗里,万言不值一杯水。世人闻此皆掉头,有如东风射马耳。…与君论心握君手,荣辱于余亦何有?孔圣犹闻伤凤麟,董龙更是何鸡狗。一生傲岸苦不谐,恩疏媒劳志多乖。严陵高揖汉天子,何必长剑柱颐事玉阶。…君不见李北海,英风豪气今何在?君不见裴尚书,上坟三尺蒿棘居。少年早欲五湖去,见此弥将钟鼎疏。(《答王十二寒夜独的有怀》)
李白在这里,表现了抨击当时腐败政治的战斗精神。当时的统治集团为了要维护豪族的政治特权,对统治阶级内部那些持有不同意见的人,进行了残酷的迫害。李邕、裴敦复皆被杖死,皇甫惟明、韦坚皆被赐死,王琚逼得自缢,李适之服药自杀。这些人在当时封建士大夫中,都是比较有影响的。另外,那些站在豪族地主一边的皇亲国戚和高级宦官,则以各种卑鄙下流的手段(如斗鸡),争取玄宗的宠幸,得到富贵利禄。李白痛骂他们是春风中的“骞驴”,是董龙式的鸡狗。他进一步说:“殷后乱天纪,楚怀亦已昏”(古风>);“徒希客星隐,弱植不足援。”(《书情赠蔡舍人雄>)他批判玄宗有如“乱天纪”的殷后,有如昏庸的怀王,有如扶不起来的阿斗。因此,他不愿为功名富贵向那些豪族权贵奴颜媚骨,摇尾乞怜。“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梦游天姥吟留别》)这不能理解为仅仅是表现李白个人的性格或得失之情,实际上反映出站在法家思想一边的李白,同站在儒家思想一边的“权贵”在政治路线上不可调和的矛盾。可见李白的非儒倾向,不仅仅表现在对历史上法家人物的肯定和讽刺儒生、嘲笑周孔的诗篇中,而且渗透在他的反分裂、求统一的爱国思想里,并且深入到当时政治斗争的领域,具体化为对儒家路线的批判,这也就使他的诗歌艺术形象,格外显得鲜明。
四,善于描绘自然,通过生动的艺术形象,再现祖国的壮丽山河,是李白诗歌内容之又一表现。他一生流浪,游踪几遍全国。他自己说:“一生好入名山游”。他游览多,体会深,而且他是以自己的爱国思想,蔑视权豪,批判儒学的豪迈不羁的性格来感受,并加以描绘的。所以在他的诗篇中,为人们提供了许多动人的富有性格特征的壮丽图画。黄河是伟大中华民族的象征和骄傲,它哺育着中华民族的成长。“西岳峥嵘何壮哉!黄河如丝天际来。黄河万里触山动,盘涡毂转秦地雷”(《西岳云台歌送丹丘子);“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将进酒);“黄河西来决昆仑,咆哮万里触龙门。”(《公无渡河》)李白以赞叹的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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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和雄奇奔放的笔调,再现了黄河咆哮奔腾的雄伟形象。“黄河落天走东海,万里写入胸怀间”(赠裴十四》),把万里黄河,收入笔底,写入胸怀之间,使自然性格化,达到情景交融的美境,这是李白描写自然的艺术特征。如他写长江,“孤帆远影碧空尽,惟见长江天际流”(<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写庐山,“庐山秀出南斗傍,屏风九叠云锦张,影落明湖青黛光。…登高壮观天地间,大江茫茫去不还,黄云万里动风色,白波九道流雪山”(庐山谣寄卢待御虚舟》);写瀑布,“海风吹不断,江月照还空”(《望庐山瀑布》);写泰山,“日观东北倾,两岸夹双石。海水落眼前,天光遥空碧。”(游泰山>)在这里,作者运用浓墨和大笔,不但涂写出自然界的外部形象,还传达了自然界飞动的灵魂。但有时他又用淡墨和秀笔,刻画出明山丽水的精神境界,如他的《秋下荆门》、《独坐敬亭山》、《望天门山》一类作品,显示出另一种画面。李白在这方面,具有丰富多采的色泽和风格。有的雄奇,有的秀媚,有的飞动,有的清丽,有的出于梦游,有的加以想象,但无不渗透作者的思想个性。峨眉山的月色,白帝城的采云,三峡的高峰,荆门的平野,龙盘虎踞的金陵,千峰攒聚的泰山,烈火张天的赤壁,旧苑荒台的姑苏,水尽南天的洞庭,江城如画的宣城,横天的渭水,青冥的终南,青天削出的五老峰,清波荡漾的镜湖水,雄奇的天姥,惊险的剑门,四万八千丈的天台,三十二莲峰的黄山,天际奔流的扬子江,天上飞来的黄河水,一一出现在李白的笔下,以壮丽瑰奇的艺术形象,激发读者热爱祖国江山的感情。
上面的叙述表明:李白诗歌具有丰富的社会内容,而前人往往断章取义,对他进行各种指责。有的攻击他的从璘,责其“失节”,如苏辙与朱熹。有的批判他的诗“多在风月草木之间”,“无补于教化”,如赵次公与罗大经。这都是从儒学立场出发,对李白的人品和作品,进行诬蔑和歪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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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白作品的思想与艺术表现了强烈的浪漫主义色彩。他那种“不屈己,不干人”和“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的豪迈傲岸的思想性格,以及他在艺术中所表现的爱国思想、批判儒学、蔑视权贵和揭露现实的精神,同他的浪漫主义创作方法是统一的。屈原的赋,李白的诗,是中国古代浪漫主义文学的两大代表。李白的《梁甫吟》、《远别离》、《蜀道难》、《鸣皋歌送岑征君》、《答王十二寒夜独酌有怀》、《北风行》、《日出入行》一类作品,无论在思想和语言风格上,都显示出李白与屈原在精神上的契合。
我欲攀龙见明主,雷公砰訇震天鼓,帝旁投壶多玉女。三时大笑开电光,倏烁晦冥起风雨。闾阖九门不可通,以额扣关阁者怒。白日不照吾精诚,杞国无事忧天倾。猰猃磨牙竞人肉,驺虞不折生草茎。(梁甫吟》)
诗中对豪族地主的垄断政治,表示强烈的不满,对国事的败坏显示深切的关怀。感情激昂,笔力雄健,体现了《离骚》的风神和情采。李白的诗富于想象,善于表现艺术上的夸张,使他的诗歌语言,富于个性化的特征,富于鲜明的艺术形象。如“白发三千丈,缘愁似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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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秋浦歌>);“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望庐山瀑布>);“一风三日吹倒山,白浪高于瓦官阁”(《横江词>);“燕山雪花大如席,片片吹落轩辕台”(《北风行》),等等,都是传诵的名句。由于他的想象和夸张,都具有现实基础,才能给人们以艺术真实的感受。他的《蜀道难》、《梦游天姥吟留别》一类作品,尤具有这方面的特色。
上有六龙回日之高标,下有冲波逆折之回川。黄鹤之飞尚不得过,猿猱欲度愁攀援。青泥何盘盘,百步九折荣岩峦。扪参历井仰胁息,以手抚膺坐长叹。但见悲鸟号古木,雄飞雌从绕林间。叉闻子规啼夜月,愁空山。…连峰去天不盈尺,枯松倒挂倚绝壁。飞湍瀑流争喧逐,砯崖转石万壑雷。(《蜀道雅》)
天姥连天向天横,势拔五岳掩赤城。天台一万八千丈,对此欲倒东南倾。我欲因之梦吴越,一夜飞度镜湖月。…半壁见海日,空中闻天鸡。千岩万转路不定,迷花倚石忽已瞑。熊咆龙吟殷岩前,栗深林兮惊层颠。云青青兮欲雨,水淡淡兮生烟。(<梦游天姥吟留别》)
在这些诗句里,想象和夸张,结合得多么完美,构思多么奇警,不但体现出祖国奇险壮丽山水的精神面貌,而且显示出李白诗歌语言艺术的独创风格。
游仙的形式,是李白浪漫主义艺术手法的又一种表现。屈原的作品,善于运用神话传说,驱使雷电风云,翱翔天外,作了许多超越现实的描写,以此来表达自己憎恶黑暗、追求理想的思想感情。六朝时期,产生了不少游仙诗,但一般是违背屈原的道路,代表了没落地主阶级的思想倾向,所以是消极的,是逃避现实的。李白的游仙诗篇,其精神和屈原一样,是由于对黑暗现实的不满,又无力改变现实,因而在艺术精神上作超越现实的飞跃,借游仙的形式,表现对理想世界的追求。他的头脑中充满着幻想,也充满着矛盾。任何幻想都不能使他满足,因为各种矛盾,都无法解决。他所追求的一切,在当时的现实世界都是得不到的。由于“今日之日多烦忧”,所以“欲上青天览明月”(宣州谢跳楼饯别校书叔云>)。在这里反映出诗人在政治地位上的微弱和无法改变现实,找不到正确道路的精神面貌。他说:“仆书室坐愁,亦已久矣。每思欲遐登蓬莱,极目四海,手弄白日,顶摩青穹,挥斥幽愤,不可得也。”(<暮春江夏送张祖监丞之东都序》)由此可见,李白作品中的仙界梦境,主要是作者“挥斥幽愤”的艺术表现。李白做过道士,炼丹服药,这都是真实的,也是应该批判的。但另
一面,他并不是一个江湖道士,而是一个有清醒头脑的诗人。他知道神仙是没有的,长生是不可能的。“贤圣既已饮,何必求神仙”(月下独的>);“仙人殊恍惚,未若醉中真。”(《拟古>)他推尊秦始皇的政治功业,但对他的神仙迷信,一再加以非难。(见《古风>)
其次,李白又批判地吸收了庄周的艺术手法。庄周的思想本来是消极的,但李白把他的艺术手法同游仙形式结合在一起的时候,再加以改造,作为批判孔、孟之道和黑暗现实的艺术工具。他把庄周用来鼓吹其道家虚无思想的艺术形象一大鹏,改造为表现诗人自己蔑视权豪、摆脱儒家束缚的性格特征。于是化庄周的消极浪漫主义,成为李白的积极浪漫主义。龚自珍说:“庄、屈实二,不可以并,并之以为心,自白始。”(《最录李白集》)这是说得很深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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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白善于运用诗歌的各种体裁,但他轻视格律的束缚,反对片面追求形式。古体、绝诗在他的笔下表现出高度的成就。他是一个狂放不羁的人,作起诗来,不屑于雕琢,用着大刀阔斧、变化莫测的笔法,去表现他心中的感情和印象,显示出丰富多采的风格。范传正说他为人“不拘常调”,他作诗同样是不拘常调。他写出来的一些优秀作品,如行云流水一般,具有浑然天成的美感。看起来“来之容易”,实际“出于艰难”。其特征是:于锻炼之中不露痕迹,于工力之中显其自然。王安石赞赏他说:“诗人各有所得。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此李白所得也。”(见<苕溪渔隐丛话》)这说明了李白诗歌艺术的独创风格。
李白善于运用民间语言,能在乐府歌辞中吸取营养。在他的一百四十多篇的乐府诗中,有不少作品,显示出他在这方面的推陈出新、富于创造性的成就。另外,李白热爱民俗音乐,在词体文学方面作出了贡献。他的《菩萨蛮》,称为“百代词曲之祖”。(宋黄升语)关于这个问题,在论唐词时再谈。
李白继承了陈子昂诗歌革新运动的精神,大力反对六朝以来的华艳轻靡的诗风。“自从建安来,绮丽不足珍”(《古风),批判的态度非常鲜明。“丑女来效颦,还家惊四邻。…
一曲斐然子,雕虫丧天真。”(《古风)李白对于那些形式摹拟、雕章绘句的作品,表示极大的不满。至于他在《古风》中说过推重《周颂》和《大雅》的话,那不过是用来作为一种批判梁、陈诗风的武器而已。李阳冰说:“至今朝诗体,尚有梁、陈宫掖之风,至公大变,扫地并尽。”(《草堂集序>)这说明李白诗歌在唐诗发展中所起的重要作用。
但必须指出:在李白作品中,也存在不少消极思想。
一,传播道教迷信。前面说过,李白利用游仙的形式,作为批判封建传统道德的手段。但在他的作品里,以求仙学道为题材的占有不少。如《古风》中的一些篇章以及《游泰山》、《草创大还赠柳官迪》等作,更是明显的例子。并且往往在他的一些优秀作品里,也夹杂这类的消极因素,因而使他的某些作品,在客观上起着传播道教迷信的作用。至于游侠在他的思想中所起的消极作用,也是必须批判的。
二,散布人生如梦的思想。李白具有朴素的唯物观念。“草不谢荣于春风,木不怨落于秋天。谁挥鞭策驱四运?万物兴歇皆自然。”(《日出入行>)但他认为人类对于自然是无能为力的,只能听任自然的摆布,提出了“逆道违天,矫诬实多”的错误论点。他觉得在大自然的威力下,人生的过程,有如梦境。“处世若大梦,胡为劳其生?”(<春日醉起言志>)“生者为过客,死者为归人。天地一逆旅,同悲万古尘。”(《拟古》)这就宣扬了人生如梦的虚无思想,陷入了悲观主义的宿命论。
三,宣扬颓废享乐的思想。李白追求理想,僮憬仙界,都是不能实现的。于是回到现实,追求官能上的享乐。“而人生若梦,为欢几何?古人秉烛夜游,良有以也。”(《春夜宴从弟桃花园序)他用这样的理论和生活,来解决思想上的苦闷和矛盾。“三百六十日,日日醉如泥”(《赠内>);“美酒樽中置千斛,载妓随波任去留”(江上吟),等等,反映出“及时行乐”的腐朽思想。在这种颓废生活的基础上,他也写出了一些艳体诗篇,这对于后代起了不良影响,因而引起后人对他的责难。这些缺点,都是他的阶级所决定的,从而使得在他以积极浪漫主义为主流的作品中,也存在消极浪漫主义的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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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论《文心雕龙》
志培松笔
南北朝时期梁代刘勰(公元465一520年)的《文心雕龙》,是我国最早的一部系统的文艺批评专著。它对后来的文艺批评和文艺创作都有很大影响,在文学批评史上占有一定的历史地位。解放以后,一些古典文学工作者,曾试图用马克思主义规点给以历史的评价,但在修正主义文艺黑线的一派颂古声中,《文心雕龙》往往受到不适当的称颂,被捧为“我国现实主义文艺理论的先河”,说什么刘勰“继承了孔子以来的儒家文学思想中的崇实精神”。这说明古典文艺研究领域中尊儒崇孔的思想泛滥到何等严重的地步!今天,用马列主义观点对《文心雕龙》作出科学评价,还是一个有待努力的课题。
评论一部著作,首先要看它的总纲。《文心雕龙》一书共五十章。刘勰在作为全书序言的《序志》中说:“盖《文心》之作也,本乎道,师乎圣,体乎经,酌乎纬,变乎骚,文之枢纽。”这就明确宣布,《原道《征圣》《宗经正纬》《辨骚》五章是全书的总纲。其实,《正纬》是《宗经》的续篇,《辨骚》是前三章的例证,基本观点集中在《原道》《征圣《宗经》。至于其他的篇章,有的讲述文体流别,有的谈论创作方法,可以说是全书的“目”。刘勰“拾叶以寻根,观澜以索源”,的确有不少精辟的见解。然而,就全书的总纲来看,则鲜明地反映了儒家的反动文艺观点。
刘勰其人,既是一个孔门卫士,又是一个佛教信徒。他的一生是尊孔拜佛的一生。他编造自己七岁梦见彩云若锦,而攀采之,大有异乎常人之兆;到三十岁,“尝夜梦执丹漆之礼器,随仲尼而南行”,步孔老二后尘,到南方布道。因而,学孔老二复辟的顽固态度,拯救文运,就成了刘勰给自己规定的奋斗目标。他自称作《文心雕龙》是“代圣贤立言”,目的就是根据“尼父(孔丘)陈训,恶乎异端”,要树立儒家学派在文艺上的绝对统治地位。尊儒必反法,政治上如此,文艺上亦如此。刘勰在大吹孔老二的同时,对法家人物便
一一给以攻击和贬斥。他攻击秦始皇“灭典”(明诗》),“政暴而文泽”(《铭箴》),“势炎昆岗”(<诸子》);污蔑“法家少文”(<奏启>),“法家辞气,体乏弘润”(《封禅>);诋毁商鞅、韩非“弃孝废仁,辕药之祸,非虚至也”(《诸子),指责曹操“术兼名法”,其诗是“郑曲”…简直摆出孔老二“放‘郑声’”的凶恶嘴脸,必欲将法家作品逐出文苑而后快。
由上可见,刘勰是站在尊儒反法的立场上,来讨论文学理论和文艺批评问题的。他的文艺观,是儒家文艺观点的一个标本。
关于文艺源泉问题,历来是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两种文艺观斗争的焦点。唯物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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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作为观念形态的文艺作品,都是一定的社会生活在人类头脑中反映的产物。刘勰虽然看到“时运交移,质文代变”,不同的历史时代和社会环境有不同的文体流派,甚至提出了“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时序)的见解。但是,《文心雕龙》开宗明义第一章《源道》对文艺源泉的回答,完全是唯心主义的。
刘勰认为“道”是文艺的源泉,文学作品来源于道。先有道,然后有文艺。他列举了自然界各种事物所具有的美:天上有日月的光华、云霞的雕色,地面有山川的锦绣、林泉的声响,动物龙、凤、虎、豹的奇姿,植物花草的艳丽…这些都是“道之文也”。至于人更是“天地之心,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自然之道也”。把心理的东西作为出发点,这恰恰是唯心主义的特点。而且他认为“言立”、“文明”这种本领并非人人都具有的,只有“圣人”才有:“爱自风姓,暨于孔氏,玄圣创典,素王述训,莫不原道心以敷章,研神理而设教…故知道沿圣以垂文,圣因文而明道”。风姓,指上古帝王;素王,指孔丘。就是说,道是通过圣人之手而变成文章的,圣人用文章来表现道。
显然,刘勰的道,指的不是自然界的物质本身,而是超乎物质之上的某种精神的东西。这种东西无所不在,无所不包,不可捉摸。他所谓“道心惟微,神理设教”,“神道难墓,精言不能近其极”,必须用占卜打卦、观星望斗的迷信方法才能掌握它。
刘勰在《灭惑论》中,对道的涵义说得更清楚:“幽数潜会,莫见其极,冥功日用,靡识其然,但言万象既生,假名遂立,梵语菩提,汉语曰道。”这就点明了,道就是佛教所说的“菩提”,是一种先于万物而存在的“绝对精神”。他所说的“道”,总是和“神理”、“神明”、“道心”、“神教”、“天道”、“天命”和“菩提”这一类字眼联系起来的,说穿了,就是“天”和“神”。这是儒家“天命论”的反应,是西汉以来董仲舒鼓吹的“天人感应”论的直接贩卖。而他宣称存在着“恒久之至道”,更是秉承了董仲舒“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形而上学观点。列宁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中说:“唯心主义的实质在于:把心理的东西作为最初的出发点;从心理的东西引出自然界,然后再从自然界引出普通的人的意识。因此,这种最初的‘心理的东西’始终是把冲淡了的神学掩盖起来的僵死的抽象概念。”刘勰完全遵循着这个唯心主义的思维规律。
刘勰在《原道》中以抽象晦涩的语言所宣扬的道,实质上就是孔孟之道。“经也者,恒久之至道,不刊之鸿教也。”儒家的经典,就是“至道”,就是永恒真理。所以他从《原道》引出《征圣》,从《征圣》又必然要引出《宗经》,这在刘勰的思想中,是三位一体的东西。如果说《原道》讲的是文艺的“源”,那么《宗经》讲的就是“流”了。刘勰认为:“文章之用,实经典枝条…详其本源,莫非经典。”文章的“本源”不是社会生活,而是儒家经典。经典以外的一切文章,都只是“枝条”。所以文艺只能以“六经”为祥本。论说文,按《易》去套(“论说辞序,则《易》统其首”);诏策章奏,顺《书》去编(“《书》发其源”);赋颂歌赞,照《诗》去写(“<诗》立其本”);铭、谏、箴、祝以《礼记》为准(“《礼》总其端”);纪传铭檄,以《春秋》为标本(“<春秋>》为根”)。这样,就把文艺的各种体裁、风格、流派互竞长短的“百家腾跃”的生动景象,统统纳入儒家“六经”的“环内”了,使文艺创作成了腐朽、僵死的儒家“六经”的翻版,成为代古人、死人立言的传声筒。可见,刘勰作为一个儒家的信徒,他的文艺观本质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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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因循守旧的。
刘勰还提出了文艺批评问题。他认为衡量文章要根据六条标准:“一则情深而不诡,
二则风清而不杂,三则事信而不诞,四则义直而不回,五则体约而不芜,六则文丽而不淫。”前四条就内容而言,即“正言”;后二条就艺术手法而言,即“体要”。六条既是政治标淮,又是艺术标准。我们知道,任何时代的文艺标准,都是为一定阶级的利益服务的,决没有抽象的政治标淮,也没有抽象的艺术标准。刘勰要求的“不诡”、“不杂”、“不诞”、“不回”、“不芜”、“不淫”是指的什么呢?实际上,就是孔老二鼓吹的“思无邪”,即“乐而不淫、哀而不伤”,“怨而不怒”。要求文艺从内容到形式,都必须符合儒家的思想、道德规范,符合儒家“温柔敦厚”的审美标准。这样才能发挥文艺“政化”的作用,对人民进行思想上的统治,起到巩固剥削阶级统治的社会秩序的作用。这一点,在《辨骚》一章中,表现得尤为突出。什么叫“辨骚”呢?就是要区分《离骚》(包括屈原的其他作品)和“六经”(这里指《诗经》)的异同。说明哪些是合于《诗经》的,应当继承;哪些是异于《诗经》的,应当扬弃。这是刘勰政治标准和艺术标准的具体运用。照他看来,当时文风每况愈下,正是由于“去圣久远”、“离本弥甚”,离开儒家经典所造成,因此有“辨”之必要,通过“辨骚”以矫文风。
作为儒家思想的卫道者,刘勰自然不能真正理解和评价《楚辞》这样的作品。屈原是成国时代的法家代表人物。他作品中那种热爱祖国的炽热感情,那种对苟且偷安、因循守旧的反动贵族集团的愤懑和鞭挞,那种褐望政治改革的强烈要求和百折不回的英勇气概,那种对儒家“天命观”的有力挑战,以及诗歌中的积极浪漫主义艺术特点等等,都是刘勰所不能理解的。他用儒家“诗教”的僵死教条对屈原作品加以歪曲;用“诡异”、“谲怪”、“荒淫”、“狷狹”之类恶言,对屈原作品突破儒家“温柔敦厚”的“诗教”的创新加以攻击。
对《楚辞》的评价是这样,对其他作品的评价也是这样。比如以曹氏父子为首的建安文学,刘勰在《乐府》一章里说:“至于魏之三祖,气爽才丽,宰割辞调,音靡节平。观其北上众引,秋风列篇,或述酣宴,或伤羁戍,志不出于淫荡,辞不离于哀思,虽三调之正声,实韶夏之郑曲也。”“北上众引”指曹操的《苦寒行》,“秋风列篇”指曹丕的《燕歌行》,都写的是征人之苦、思妇之哀,表现了曹操父子反对内战统一祖国的远大抱负。而刘勰大加贬抑,攻击其“淫荡”,是郑曲。对于司马迁的《史记》,刘勰也因为它歌颂了农民起义领袖,写了一般平民人物,而指摘其“爱奇反经”。对于民歌民谚,刘勰更十分鄙视,称它们是“淫辞”、“怨声”,说“文辞鄙俚,莫过于谚”(《书记>);“淫辞在曲,正响焉生。”(《乐府》)
总之,刘勰规定的文艺标准,是为了确立儒家思想在文化艺术上的绝对统治,要求一切文艺遵循虚伪透顶的儒家教义,合于“温柔敦厚”的“诗教”标准。稍有违悖,便成异端,于是大张挞伐。这就说明,刘勰是站在反动的儒家立场上批评文艺作品的。
有人认为《文心雕龙》是针对六朝浮艳文风而作,因此是一部有强烈战斗性的文艺论文,至少在当时是进步的。这种看法对吗?
的确,它是针对六朝文风而作的。《序志》中有清楚的表述。他批评“辞人爱奇,言贵浮诡,饰羽尚画,文绣鞶悦”。哀叹“竞今疏古,风味气衰也”(通变》)。刘勰认为这种文风之所以不好,就在于“去圣久远”、“离本弥甚”。就是说,离开了圣人的经典,不合乎儒家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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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怎样解决这个问题呢?刘勰公然提出回到“六经”去,拜圣人为师,即所谓“矫讹翻浅,还宗经诰”(《通变》)。这完全是一种复古倒退的主张。
对于六朝文艺,笼统地斥为形式主义而加以否定,也是不恰当的。
首先,从思想内容看,随着东汉帝国崩溃,从三国鼎立到魏晋南北朝,前后几百年间,
一些进步的法家代表人物如曹操等,就曾在政治上作出了重大的建树。在意识形态领域,玄学、道家、佛教等相继盛行,出现了所谓“百家腾跃”的局面。南朝宋文帝时还专门开设了儒、玄、文、史四馆。各种学派的勃兴,动摇了儒家思想的统治地位,有利于解放人们的思想。在文艺创作上,尽管出现了一些逃避现实故弄玄虚的玄言诗,出现过专门描写君王色情的齐梁宫体诗,但毕竞不是主流。在魏晋南北朝,影响很大的正是刘勰十分鄙弃的民歌。据后人丁福保所辑《全汉三国晋南北朝诗》,共六百余首,东晋民歌占四百一十八首,宋代民歌占一百五十八首。民歌的空前发达,是和当时阶级矛盾、民族矛盾及社会经济发展分不开的,同时和儒家思想统治的危机也是分不开的。这些诗歌重视抒发个人感情和幻想,不以封建教化为己任,也少受封建礼教的束缚,很大一部分把矛头对准了封建统治阶级,对准了儒家鼓吹的封建伦理道德,完全不是孔老二“温柔敦厚”的“诗教”所能包容的。民歌的大量产生,自然也给文人的创作以一定的影响。晋朝谢石就曾在朝士宴集时“为委巷之歌”(见晋书·王恭传》),宋汤惠休作了大量的“委巷中歌谣”体诗(见<南史·颜延之传)。陶渊明(365一427年)、庾信(513一581年)和鲍照(410一466年)等诗人的作品,也都明显地受着民歌的滋养。
从艺术形式上说,中国文学到南北朝时已经由简到繁,由单一到多样。这是符合文艺发展的客观规律的。当然,难免会出现过分讲求形式、华而不实的情况,但这不能成为我们否定六朝文艺形式革新、变化的理由。总的看来,六朝一些作家在当时文艺形式上的探求,说明人们对文艺的特点有了更深入的认识,是进步的。如果硬要照刘勰的要求,按孔老二“辞达而已矣”办事,或者回到“六经”去,岂不抹煞了文艺的特征,给文艺发展套上沉重枷锁吗?以诗来说,以四言为主的《诗》三百篇,发展到以五言为主的汉魏乐府,到南北朝又有了专门的杂言诗。着重声律的近体诗,是在这种发展过程中逐步建立的。南北朝
一些作家对诗歌格律化的探求是符合汉语规律的,没有六朝诗人的这种探求,就没有以后唐诗的繁荣局面。再如赋,这种比较贵族化的文艺形式,到六朝也有所发展,它抛弃了汉赋那种呆板的铺叙堆砌,注意抒发作家的感情,强调声色渲染,句式对称,风格清丽通脱,对于唐代诗赋合流和长篇抒情诗的出现,也有极大影响。
总之,刘勰以“去圣久远,文体解散”,“离本弥甚,将遂讹滥”等滥调去否定六朝文艺的革新,实质上不是从文艺的发展上去看问题,而是一种复古倒退的文艺主张,是他尊儒崇孔观点的反映。
以上是我们对《文心雕龙》总纲的初步批判。《文心雕龙》是一部很复杂的书。我们认为,它的总纲是错误的,体系是错误的,然而其中对一些创作技巧的探索,对某些具体作家和作品创作风格的评价,也有一些很有见地之处,不能一概否定。这方面本文就不一一赘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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努力做到内容和形式的统一
看影片《春苗》札记
石川
彩色影片《春苗》上映以后,得到了广大工农兵群众的好评。这不仅由于赤脚医生春苗的命运及其经历的斗争引起了观众的强烈关注,它的某些艺术形式的运用也引起了观众的广泛兴趣。它较好地做到了内容和形式的统一。
电影是视觉形象的艺术。它在艺术描写上没有小说那么自由,不能由作者从旁发表议论,但比起戏脚来却又具有较大的空间自由,更接近于生活。这就决定了电影艺术形式的特殊性。如何使电影的艺术形式更好地为革命的政治内容服务,这是摆在电影工作者面前的一个重要课题。
一
经过一夜的紧张抢救,小龙退热了。阿婆把一碗姜汤递给方明,欣喜地问:“医生呢?”方明一楞。水昌伯恍然大悟:“是在找咱们自己的土医生啊。”于是大家不约而同地笑着,转身向门外张望。接着银幕上出现这样一组耐人寻味的画面:
朝霞绚丽,红日初升,照耀着暴雨后一平似镜的湖面。画面的一角,漾出层层涟漪;镜头循着波纹摇出春苗在洗一篮新鲜的草药;然后她又自然地洗了洗脚,转身拾级上岸。春苗拎着草药篮穿过竹林,平静地走来,脸上现出了凝思的神态。阿强对大家兴奋地说:“这才是我们贫下中农自己的医生一赤脚医生。”
这一组镜头没有什么特殊之处,导演处理也没有什么“神来之笔”。但它为什么能那样拨动观众的心弦呢?我以为,其原因正在于运用了电影的特殊艺术形式,从平凡中见不平凡,恰到好处地刻划了春苗这个既平凡又不平凡的英雄形象。
这一组镜头,很有节奏感。从整个影片的节奏来说,前面是抢救小龙,又是战胜卫生院不给药、百般刁难的紧张战斗,恰如“电闪雷鸣”,现在则是“风平浪静”,一张一弛,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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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奏。如果影片自始至终保持着紧张状态,那就达不到预期的艺术效果。从观众的心理来说,在那样一个风雨之夜,春苗治病有无把握,小龙病危可否脱险,都无不为之捏着一把汗。现在小龙脱险,观众不由得舒一口气。这样舒缓的节奏,正好跟观众的情绪合拍。更主要的,这样的节奏正是揭示人物内心世界的最好契机,与英雄人物思想上的节奏相统
一。春苗在抢救小龙的时候,不允许她作深入的思考。现在小龙已经退热,她可以从容地想想这一夜的经历究竟说明了什么:为什么卫生院不给药?为什么为贫下中农治病那么难?杜文杰、钱济仁究竟是什么样的人?这样体现着人物在沉思的平稳节奏,加深了春苗这个形象的思想深度。
这一组镜头,很有层次。电影的镜头运动,本来是带有强迫性的,观众不能不听它的指挥,看它所给你看的东西。镜头层次分明,就能跟观众的愿望相统一,成为观众满意的“向导”,把人们带进规定的情境中去。当阿婆寻找“医生”的时候,观众很自然地跟着镜头“移”向门外,镜头代表了观众的眼睛。但是春苗并没有一下子出现在画面上。人们看到的是旭日朝霞,碧水涟漪,然后再看到春苗。先给人物入画布置那么一个环境,就具有艺术的意境,起到了烘托形象的作用。接着春苗上岸,穿过竹林,镜头时而代表春苗的眼睛,时而代表水昌伯等人的眼晴。对于观众来说,这一切都是那么合理,那么自然,看到了自己想看的东西,一点也没有受“强迫”的局促感,进入了“自由”的境界。
这样的镜头处理,归根到底是为了刻划春苗的英雄形象。阿婆、水昌伯寻找“医生”,是春苗出场的铺垫。人们看到她那双沾满泥的脚,那篮新鲜草药,马上联想起她这一夜所受的辛苦与考验,因而被深深感动。春苗呢?既不是彻夜不眠后的疲乏不堪,也不是因救了小龙而洋洋自得,表现得很深沉。两腿泥,洗一洗,撂摆发,显得极其平常。虽然秀竹朝晖把她衬托得光彩照人,但春苗并不意识到自己是一个英雄。甚至大家那么异样地看着她,她竟有点感到“羞涩”,因而不由得停住脚步,打量一下。阿强深情地说:“这才是我们贫下中农自己的医生一赤脚医生。”这是画龙点睛之笔。有了这一笔,影片在前面所作的渲染就都有了着落。我们还可以补充一句:“这才是我们无产阶级的英雄。”无产阶级的英雄人物永远是一个普通劳动者。革命的需要推动着他们去克服重重困难,但他们决不会对自己所创造的英雄业迹感到有什么特殊之处。春苗越显得平凡,她的精神品质就越显得高尚,形象也就越真实感人。
电影艺术形式的一个特点,是富于生活的真实感。在生活里,如果一个英雄人物在群众中摆出了鹤立鸡群的姿态,说话、走路,看书,都有一股“英雄腔”,是决计成不了无产阶级英雄的。因此,电影中的英雄人物不应当使观众觉得是在“演戏”。《春苗》发挥了电影艺术形式的长处,塑造了从平凡中见出不平凡的英雄形象,才使英雄形象既是那样高大,又是那样真切动人。
二
《春苗》从一个侧面直接反映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怎样从这个特定的题材出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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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映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本质?怎样充分发挥电影艺术形式的特长,来为深化影片的主题服务?在这方面,影片的作者是花了不少心血的。
作者在原来的构思中,单纯着眼于勾划文化大革命的过程,一般地描写春苗怎样被打成反革命,又是怎样搞批斗会,让走资派“靠边站”等等,缺少朝阳公社卫生院的斗争特点。在电影艺术形式的运用上,也缺少动人的艺术处理,满足于拍摄贴大字报、开辩论会之类的群众场面,而群众场面又拍得凌乱、冷落。后来,影片的作若努力在典型化上下功夫,才选取了为水昌伯治病这一中心事件,提炼出吃药的典型情节,并通过这一典型情节反映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及时性、必要性。
文化大革命以前,朝阳公社卫生院不给水昌伯治病,“病人腰疼,医生头疼”。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水昌伯住进了卫生院。但由于水昌伯病情一时“恶化”,卫生院长杜文杰抓往大做文章,妄图把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俞运动压下去,反革命分子钱济仁则妄图乘机杀人,嫁祸于人;而春苗则要顶住压力,治好水昌伯的病,因而要加大剂量,尝药。药可以用,却被杜文杰打翻在地,展开了一场惊心动魄的斗争,终于把一碗药从走资派手里夺了回来。这样,既反映了医疗战线上斗争的特殊性,又反映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共同本质,形象鲜明,思想深刻,发人深思。
内容要通过一定的形式来表现。《春苗》的后半部,在围绕着为水昌伯治病,春苗尝药、送药,杜文杰夺药,水昌伯服药这些情节的处理上,较好地做到了内容与形式的统一,具有很大的艺术感染力。
春苗尝药,影片作了充分的铺垫。先是拜访老石爷爷,证明病情是“好转”而不是“恶化”。然后一面熬药,一面学习“十六条”,读到“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时,春苗陷入了沉思。在炉上药罐冒出来的热气里,迭印出杜文杰文化大革命前后四个不同的脸部特写,同时响起杜文杰沙沙的画外音。这组迭印镜头用得好,好在与学习“十六条”相呼应,形象地再现了杜文杰的走资派面目,因而也深化了春苗尝药的意义。尝药,不仅是为了治病,而且关系着与走资派的一场严重斗争。接着,春苗娘来看望春苗,对春苗“冒这么大的风险”尝药表示不放心,这又是一层铺垫。于是,银幕画面又把观众拉回到解放以前,跟小春苗一起去“仁德堂”赎药,为她们一家的悲惨遭遇而对旧社会痛心疾首。这一组形象化的回忆镜头,在影片结构上是一气呵成的,没有突兀之感。更值得注意的是,这一组镜头反映了深刻的思想内容:从“解放前我爹临死的时候连一口汤药也没喝上”到“孩子…娘懂了”,连结着新旧社会两种制度的鲜明对比,从一碗汤药上反映了“争个治病看病的权利”,包含着共产党与国民党两党斗争的继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与修正主义路线激烈搏斗这样的深刻内容。春苗娘“懂了”的就是这个深刻内容,同时也把观众的思想引入新境界,大大增加了尝药的份量。因此,虽然迭印、倒叙之类是电影常用的表现形式,但一旦反映了深刻的内容,就有了新的用武之地。这也同样启示我们,电影的表现形式决不是一成不变的,墨守成规、因循守旧,不利于表现新的革命内容。既要充分考虑到电影艺术形式的特点,但又要从内容出发,不断有所突破、有所创造,推陈出新,这样才能推动电影艺术形式的发展,以适应表现新的内容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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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苗送药、水昌伯服药,影片利用电影镜头的长处,做到了细致刻划与场面渲染的有机结合。这是全剧的高潮戏,处理得不好,就会影响影片的艺术效果。如果只有场面的渲染,没有细致的刻划,就会找不到影片的主人公,使轰轰烈烈的群众场面流于形式,不能深刻揭示文化大革命的本质;如果只有细致的刻划,缺少场面的渲染,也难以反映这场伟大的群众运动的磅礴气势。因此,必须把这两者有机地结合起来。《春苗》正是这样做的。当春苗揭露了钱济仁、批判了杜文杰以后,她把这一腕通过斗争夺来的药送给水昌伯,一路走来,影片采用跟摇、移摇的镜头,让观众既看到春苗庄严、激动的神态,又看到群众各种欣喜欢愉的表情,加强了观众与人物、人物与人物之间的感情交流,使人身临其境。如果采用谁有戏镜头就给谁的分切方法,那是一定要顾此失彼,不能给人以完整印
象的。
夺药、送药、喝药,影片把这些细致动人的戏都安排在卫生院的楼梯上,反映了导演在场景选择上的匠心。从戏的内容看,这些戏也可以放在水昌伯住的房间里展开,但那样就很难表现声雄势壮的群众场面,而这个群众场面的刻划对于完成这场戏的主题任务又是
十分必要的。而且这是重场戏,时间长,如果局限在房间里,容易流于单调平板。拉到连着场院的露天楼梯上展开,场面就容易拉得开,而且可以有变化的余地,错落有致,不显呆滞,进一步加强了艺术效果。如杜文杰把药打翻在地,救护车赶来要把水昌伯抢走,杜文杰站在楼梯上,居高临下,不可一世;而随着剧情的发展,抓住了钱济仁的谋害人命的真凭实据,春苗站在楼梯上,胸有成竹,高屋建瓴,向钱济仁、杜文杰步步进逼,使钱、杜陷于愤怒了的群众的汪洋大海,前后变化有序,使阶级力量的较量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从一个侧面深化了新生事物是不可战胜的这一思想。所以选择楼梯这个场景来展开高潮戏,是很有道理的。如果我们提出更高的要求,那么影片还可以更充分利用这一场景,更细致地把思想挖深挖透。观众稍稍留意一下,就会发现这座楼梯重复出现了好多次:文化大革命前,春苗曾在这里向杜文杰提过意见,揭发过钱济仁盗走药物的丑事;还是在这里,春苗和杜文杰展开过拿锄头的手能不能拿针头的争论;文化大革命兴起以后,春苗受到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压制,曾奔走在楼梯上,寻找方明,寻找水昌伯;现在,又在这里进行着夺药、送药、喝药的斗争。当春苗一步步踏上楼梯的时候,此时此地,此情此景,她的心情该是多么激动呵!楼梯,是卫生院这场斗争的见证。作者毋需多花笔墨,只要通过镜头处理稍作点染,就会引起观众的注意,发挥出这个场景的更大作用。
在这里,艺术形式的恰到好处的运用,是基于对内容的深刻理解上的,又反过来深化了内容的表述。因此,这种形式“是具有内容的形式,是活生生的实在的内容的形式,是和内容不可分离地联系着的形式”。这样的形式才有艺术的生命力,跟它的内容一起活在人们的头脑里。
三
如果我们跟影片的作者一起深入创作过程,把全部的样片跟现在的完成片作一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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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会发现作了很多的增删剪辑。追潮一下增删的原因,就可看出作者在艺术上是严肃认真、一丝不苟的。
影片的故事发生在江南水乡,朝阳湖畔。样片原有不少孤立看来很有特点的片断,现在都一概删去了。如卫生院宴请梁局长大吃大喝的场景,水昌伯闯将进去,群丑一副尴尬相的镜头,现在变成了侧面描写,宴请只是一个隐约的背景。又如很有江南风膝的电影音乐基调,也作了一定程度的修改。
这些镜头剪换的原则只有一个:形式是否与内容相统一,是否为刻划形象、深化主题服务。大吃大喝,拍马溜须,囿然有刹于揭示杜文杰之流的资产阶级生活作风,但这华竟不是主要的,主要的应从路线上、阶级感情上揭露杜文杰的本质。因此,正面表现,容易流于庸俗,让观众一笑了之,甚至会产生某些副作用;把它作为背景来处理,可避免上述短处,又可以使观众把他们的老爷作风与春苗一心一意抢救小龙的深厚阶级感情作对比,有助于认识杜文杰的阶级本质。至于江南丝竹小调,要是不加改造,流于纤巧柔弱,用来供托英雄人物的内心世界和激烈尖锐的斗争场面,力量就显得不够。
事物总是在矛盾中前进、发展的。电影创作也是这样。我们强调内容与形式的统一,正因为存在着内容与形式的不统一。有的电影不重视形式对于内容的反作用,结果影响到内容的表达,艺术感染力也很差。电影的各种样式,如纪录片、舞台艺术纪录片、故事片、美术片、科教片,都各有其艺术形式的特殊性。这些岸式之间,可以而且应当互相借鉴,互相取长补短,但不能互相取代。如果把拍摄舞台艺术纪录片的手法生搬硬套,或者把故事片拍得象纪录片一样,都会影响到故事影片这一样式的内容和形式的统一。反之,都要象故事片那样去要求其他片种,也同样不行。在演员的选择上,似乎很少考虑形象是不是好,是不是“上镜头”,错误地认为,“五大三粗”就是工农兵形象的“气质”,这实在是对工农兵形象的歪曲。反之,如果挑选演员仅以脸蛋、身段为标准,而不考虑他是否适合粉演电影中的某个特定的角色,以为脸蛋美、身段好就会增加角色的魅力,其实也是枉然。试想,如果把扮演春苗的演员,化妆成秀眉长目、削肩细腰、皮肤苍白、步态摇曳的古“仕女”,没有赤脚医生浓烈的“上气”,这个形象还会有什么光彩呢?又如在镜头的处理上,如果是谁有戏把镜头对推谁,没有变化,没有节奏,画面不讲构图,不讲意境,在背景的烘托上,没有层次,不讲色调,凌乱芜杂,或者混沌一片,不注意环境描写对于人物刻划的衬托作用,这就正象诗歌创作忽视了节调、韵律、分行等形式上的特点,就写不出深受群众欢迎的好诗一样,这样忽视电影艺术形式,是拍不出有影响的好影片来的。当然,如果不在电影创作的内容上下功夫,仅在形式上玩弄技巧,华而不实,也决不是电影创作的方向。毛主席指出:“我们的要求则是政治和艺术的统一,内容和形式的统一,革命的政治内容和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的统一。”毛主席还强调:“我们既反对政治观点错误的艺术品,也反对只有正确的政治观点而没有艺术力量的所谓‘标语口号式'的倾向。我们应该进行文艺问题上的两条战线斗争。”在毛主席革命文艺路线的指引下,当前我们要大力提倡艺术上的创造精神,努力做到形式和内容的统一,世要防止一种倾向掩盖着另一种倾问。这样,社会主义电影事业才会沿着无产阶级的方向欣欣向荣、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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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学会全面地看问题
方海
毛主席《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教导我们,要“逐步地克服片面性”,“采用比较全面地看问题的方法”。
全面地看问题,就是要用辩证的观点分析事物的矛盾。辩证法的基本观点就是一分为二,认为统一物分为互相排斥又互相联系的两个方面。我们在日常生活和工作中所接触的事物,都是由对立的两个方面组成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政治和业务、团结和斗争、先进和落后、成绩和缺点、唯物论和唯心论、辩证法和形而上学等等,都是相互依存而又相互矛盾的统一体。为此,我们看问题应当从各方面去看,不能从单方面去看。既要看到喜物的正面,又要看到它的反面;既要看到它的过去,又要看到它的现在和将来。在实际工作中,我们的干部作报告,总是要讲两点:一是优点,二是缺点,优点那几项,缺点那几项。在总结工作时,总是既肯定成绩,又看到缺点,既总结成功的经验,又总结失败的教训。这就是在运用辩证法对事物进行分析,是对待事物应有的正确态度。不然,就很容易犯片面性的错误。
是全面地看问题,还是片面地看问题?反映了辩证法同形而上学的根本对立。搞形而上学的人,不从享物各个方面的联系中去把握事物的本质,而是孤立地、片面地去看问题。他们往往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只了解这一方,不了解那一方;只了解现象,不了解本质。用这样的方法认识事物,对工作就会只看见成绩,看不见缺点,或者是只看见缺点,看不到成绩。在讲团结时就只讲团结,不讲斗争,或者是只讲斗争,不讲团结。用这种方法去指导工作,工作就会陷入被动,甚至走向失败。片面性之类的形而上学,给草命和建设带来的危害是很大的。因此,毛主席总是教导我们要重视学习和宣传唯物辩证法,反对和批判形而上学。毛主席指出:“人们总是根据自己的经验来观察问题,处理问题,发表意见,有时候就难免带上一些片面性。但是,可不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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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人们逐步地克服片面性,要求看问题比较全面一些?我看应该这祥要求。”
一切真正愿意把革命和建设工作做好的同志,都应当按照毛主席的教导,逐步克服片面性,锻炼全面地观察和处理问题的能力。
要克服形而上学的片面性,就必领开展对立面的斗争。凡是片面性,往往局限于个人的经验,强调从自己所站的角度出发。这种看法,有时也可能包含部分正确的因素。因此,那些犯有片面性错误的人常常不自觉其为错误。其实,一点正确,误作全部正确,这不就是片面性吗?毛主席指出:“有比较才能鉴别。有鉴别,有斗争,才能发展。”要克服片面性,就应当学会比较,学会唱“对台戏”,学会开展对立面的辩论或斗争。因为要认识一件事情的本质,光从这件事情本身来考察往往是不够的,还必须把它和其它相关联的事情放在
一起加以对照。通过辩论和比较,才能把矛盾的各个方面充分揭露出来,才能使人们分清正确和错误,从而使片面的看法转化为比较全面的看法,用正确的见解克服错误的见解。俗话说:“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就是这个道理。
进行比较和辩论,是逐步地学会全面地看问题的一个好方法,这是我们党历来提倡的。毛主席在领导中国草命的长期斗争中,就经常采取辩论的方法,比较的方法,来同形而上学思想作斗争。抗日战争就是经过不断辩论才取得胜利的。要不要抗日?有一派见物不见人,是唯武器论,说中国枪不够,炮不够,不如向日本帝国主义按降算了。另一派说不怕,还是人为主,武器不如人,只要发动和依靠广大人民群众,还是可以打,可以战胜日本帝国主义。这里就有一个如何看待物的因素与人的因素的问题。只见物,不见人,是一种形而上学。这种观点发展下去,必然导致政治上的投降主义。在社会主义时期,对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问题也是通过不断辩论,才使得我们的同志取得了比较全面的认识,得到了比较全面的经验,从而使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路线不断战胜修正主义的错误路线。比知在一九五七年的整风反右斗争中,对许多重大问题就展开了辩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好不好?有没有成绩?成绩是主要的还是错误是主要的?是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搞社会主义要哪一个党来领导?通过大辩论,搞清了路线上的大是大非问题,证明了资产阶级右派的看法是不符合实际的,错误的。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这种辩论的方法,比较的方法,更是被人们普遍运用和掌握。今天,我们要克服片面性,学会全面地看问题,仍然要继续采用这种方法。
要做到全面地看问题,就必须分析事物的两个侧面。但是,马克思主义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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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事物的两个方面决不能平均地看待,不是平分秋色、半斤八两的对等关系。毛主席指出:“事物的修质宝要地是由取得支配地位的矛盾的主要方面所规定的。”事物的两个方面,总有一方处于主要地位,另一方处于次要地位。比如政治和业务的关系,政治是主要的,是第一位的,一定要反对不问政治的倾向。但是,不懂技术,不懂业务,也不行。所以无产阶级历来强调要政治统帅业务。对待我们的工作,也要分清究竟好的、正确的方面是主要的,还是坏的、错误的、缺点的方面是主要的。所谓对问题要看本质、看主流,就是指要从事物的主要方面去看。如果不去看问题的本质方面、主流方面,而是强调那些非本质方面、非主流方面的东西,就是一种片面性。当然,也不能忽略非本质方面和非主流方面的问题,必须逐一地将它们解决。但是,不应当将这些看成本质和主流,以致迷惑了自己的方向。机会主义的特征就是用二元论冒充马克思主义的两点论,用均衡论来阉割重点论。他们把享物的两个方面平列起来,等同起来,不分第一和第二,不分主要和次要,不分主流和支流,甚至将次要的、非本质的东西说成主要的、本质的东西,结果掩盖了事物的真相,模糊了享物的本质,往往把人们引到错误的道路上去。
学会全面地看问题,还必须反对静止的观点,坚持发展的观点。一切事物都是运动着的,事物内部矛盾着的两个侧面也会在一定条件下发生转化。好事和坏享是互相排斥的,但是好享中包合着坏的因素,坏事中理伏着好的因素。“在一定的条件下,环的东西可以引出好的结果,好的东函也可以引出坏的结果。”比如,旧中国给我们留下的是一穷二白,要在这样的基础上搞社会主义建设,有不利的一面。但是,穷则思变,要干,要革命,能激发广大群众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革命清神。这时不利条件就转化为有利条件,坏享就变成了好事。今天,全国各地出现的一大批工业学火庆、农业学大察的先进单位,他们都是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依靠群众的草命干劲和科学态度,创造了人间奇迹。如果搞形而上学,以为过去落后就永远落后,就会失去民族自信心,迷信外国资产阶级,怀疑和不敢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甚至有可能沦落为可耻的投降派。又如,对草命群众运动中涌现出来的新生事物,我们也应当用发展的观点去看待。任何新生事物都不是一下子就十全十美的,它有一个不断发展和完善的过程。新生事物尽管在发展中有这样那样的缺点和问题,但却代表了草命前进的方向,我们应当积极扶持它,决不能因为新生事物有缺点有问题,就因噎废食,甚至以此为借口,转回到老路子上去。
要克服片面性,还要注意防止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在某一阶段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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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中力量批判某一种错误倾向时,往往会出现“矫枉必须过正”的情况。这种情况是难免的,有时甚至是必要的。但如果不能辩证地看待的话,也很容易出现另一种错误倾向。为此,我们对已经做过的工作中的成绩和问题应当具有正确的分析态度。对过去工作中的主流方面、本质方面的东西要充分加以肯定,不能因为批判一种倾向,就把过去的一切全盘否定,象把小孩同脏水一起倒掉
一样。比如在教育革命中,我们冲破了过去修正主义那一套,实行开门办学,把课堂教学同三大草命运动紧密结合起来,这是符合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但是,在实践的过程中,我们还必须注意防止开门不办学,甚至否定课堂教学的倾向。而当我们注意防止这种倾向的时候,又必须坚持全面贯彻执行党的教育方针。如果片面强调课堂教学,把开了的门又关起来,甚至把理论联系实际这个基本方针也否定了,那就又完全错了。我们解决革命过程中不断出现的新矛盾、新问题,都要注意分清那些是由于错误路线的“左”右干扰,那些是由于我们缺乏经验造成的差错,那些是事物发展过程中的正常现象。我们应当把它作为统一的整个过程来认识。只有有联系地(而不是孤立地)、发展地(而不是静止地)、全面地(而不是片面地)分析事物变化的原因,才能在事物发展中把握矛盾的各个侧面,防止左右摇摆。
是全面地看问题,还是片面地看问题?归根到底是由世界观决定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一致的。要掌握科学的方法论,必须具有正确的世界观。我们要克服片面性,学会全面地看问题,就必须结合三大革命运动的实际,认真学习马列和毛主席著作,改造自己的世界观,改造自己的认识能力。思想方法上的片面性,有其深刻的认识论根源和阶级的、社会的原因。列宁在论述唯心主义的认识论根源时就曾指出,人的认识是螺旋形前进的,在这个曲线上任何一个片断,都会被变成独立的完整的直线,都会把人引向泥坑中去。在阶级社会里,当阶级和阶级斗争还存在,旧的思想影响还存在的时候,人们对事物的认识更是带有深刻的阶级洛印。因此,宣传唯物辩证法,批判形而上学,克服片面性,便是我们思想战线上经常的战斗任务。我们只有在斗争实践中认真学习,深入群众,调查研究,总结经验,把理论和实践紧密地结合起来,把改造客观世界同改造主观世界紧密地结合起来,才能端正思想,提高按照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办辜的能力,真正把各项工作做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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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队的工房建筑是怎样上去的
胡润松完绍元
上海住宅公司第五工程队,是去年上半年建立起来的一支住宅建筑队伍。这个队现有四百十五人,青年占了百分之八十五,全队职工平均年龄只有二十三岁。论技术力量,队里除了十几个泥水木工外,其他都是新手。论设备条件,全队平均每人的动力装备还不到零点四匹马力,而一般的建筑队平均每人达到四到五匹马力。当时有人说,象这样一个技术弱、设备差、底子薄的“娃娃队”,在一个工地上“钉”上三、五年,工房也难上去。但一年来的实践证明,这个队的工房建筑就是上得快:今年一至十月工房竣工面积达一万一千多平方米,其中已交付的面积为七千九百多平方米,完成全年任务的百分之八十二。这个队的工房建筑是怎样上去的呢?开始,五队造一幢五层楼房子,要十个月时间。有人说,人力、物力条件这样差,慢是没有办法改变的。但五队的党支部认为,工房建筑能否快上,主动权掌握在人的手里,运用辩证唯物论的观点,分析矛盾,对待困难,条件是可以改变的。看不到人的主观能动作用,是形而上学的表现。他们为了提高全队对加快工房建筑意义的认识,组织群众进行了“为谁造工房”的讨论,激发了大家为劳动人民快造住房的阶级感情,克服种种消极思想,认识到,只要有一股快上工房建筑的拚命劲头,在施工实践中不断摸索规律,工房建筑的进度就能由慢变快。
五队技术力量弱,人要干,手不巧,这和加快工房建筑的确是个矛盾。然而,在这个队的工人看来,这是一种暂时现象,只要依靠群众,勇于实践,这种局面就可以改变。事实完全证明了这一点。就拿这个队的一些女同志来说,她们看到队里的泥工缺少,就一反过去建筑行业上从来没有女泥工的常例,成立起全市第一个“三八”泥工班,主动承担了
四、五层楼面的建筑工程。她们在登高作业的实践中,经过艰苦锻炼,不久就能在屋顶上迅速地上好屋面板,成为一个顶得起、用得上的泥工班。全队为了更好更快地掌握造房技术,都象“三八”泥工班那样,善于学习,大胆实践,这样,这个队的技术力量也就逐渐强了起来。许多干了还不满一年的青年,很快由生手变为熟手,慢手变为快手。例如泥工一组,过去他们一天只能吊装一百块砌块,随后增加到二百块、三百块,现在已能吊到六百块。又如女子喷浆队,原来她们一天只能喷五间,如今一天就可喷十间。五队随着技术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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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由弱变强的转化,工房施工的进度也就加快了。
当时,五队某些工种工作量大,人力又不足,怎样使工房建筑上得快呢?觉支部调查了队里劳动力的使用情况,看到由于分工过细,经常造成各个阶段、各个工种之间忙闲不均的现象,发现这里的劳动力大有潜力可挖。他们通过同群众一起分析、讨论,认识到一定的分工是需要的,但把分工限得死死的,就会限制群众积极性的发挥,只有打破不合理的分工界限,才能挖掘劳动力的潜力,弥补某些工种劳动力不足的因难。于是他们发动全队各个小组在搞好本职工作的同时,开展“一专多能”活动。这个队的竹工组,除了把自己的竹工生活做好以外,机修、油漆、粉刷、挖基础、拌混凝土等事样祥都千,哪里需要就到那里,大家都称他们为“百管组”。其他各组也是这样,上土建结构时,粉刷队跑来帮忙搬砖运料;土建搞上去了,泥工组又反过来帮助搞粉刷。由于做到分工不分家,密切配合,互相支授,使工房建造的速度又大大加快了。现在这个队建造同过去一样的一幢房子,只要
五个月时间,施工期比开始时诚少了一半。
五队在工房施工过程中,还经常碰到材料有“缺口”的困难。在这种情况下,又有人搬出“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的话来,认为只能停工待料。而队里的广大工人决不是“等米下锅”,迁就“缺口”,拖延工房建造时间。材料的“缺口”当然要用材料来弥补,但是“决定的因素是人不是物”,“缺口”也可以通过发挥人的创造性和积极性发生转化。这个队的干部和群众,根据材料供应的不同情况灵活机动地组织施工:有时先把现有的材料“吃掉”,然后等“缺口”的材料供应上来了,再去突击,这样既争取了时间,又克服了等工现象;有时集中力量突击一瞳工房,以免造成材料问题上“大家吃一点,谁也吃不饱”的现象,使这个“主攻点”的材料能得到保证供应,从而促进了工房尽快竣工和交付使用。另外,他们还千方百计做到物尽其用。例如有一段时期,工房里楼梯间用的二米七的水泥预制板跟不上,工人们就把已损坏的楼面预制板拿来改用,把坏的部分去掉,正好用上。砌块也是经常脱节的材料之一,有的队往往在施工中把断裂的砌块扔在一边作废物处理,五队的工人却不是这样,他们总是把断裂的砌块凿成各种规格备用,一到缺砌块时就将这些“废物”补上。这个队的工人就是不被材料的“缺口”牵着鼻子跑,现在他们基本上能够做到不因少数材料一时供应不上而窝工等待了。
从造工房的第一天开始,五队就碰到了机械设备少的矛盾。去年五月,他们开进天山工地施工时,缺少一部搅拌用的砂浆机。怎么办?工人们先从眼前的实际情祝出发,豪迈地提出:没有设备,我们凭着泥刀、泥桶,也要把工房造!缺少砂浆机,他们就借了拉耙来拉。大家就是用这样的“土法子”浇完了基础钢筋混凝土。五队的工人认为,设备少不够用这是经常碰到的困难,但只要我们对现有的设备灵活地使用它,做到充分利用,并不是不能克服的。全队只有一套钢管脚手架,各小组之间密切配合,不等土建结构全部竣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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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拆除,丽是半边竣工,半边拆下,边拆边装上新的一幢。队里运输车辆极少,各小组之间自觉把方便让给别人,他们早起晚睡装运材料,白天将车子让给人家。这个队是常日班制,但是群众创造了日夜轮作,交叉施工的“新规矩”,使设备一台能顶两台、三台用。同时,他们从长远着眼,认识到眼前的这种做法只能“救急”,而要应付今后更艰巨的任务,就需要有一定数量机械设备的武装。设备从哪里来?他们既不坐等,向上伸手要,也不搞什么歪门邪道,而是依靠全队工人在生产实践中不断总结经验,改革工艺,大搞技术革新,自己武装自己。一年来,这个队自己动手搞了一台绞管机,提高效率二十倍,一台筛黄沙机,提高效率十儿倍:他们还自己制造了一台井架吊遥控装置,搞了一台割砖机,还准备动芋搞风钻、割管机和新的遥控装置。这些项目的实现,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为将来进一步加快工房建筑创造了条件。
工房建筑进入大热天的第三季度,这个队又遇到了要不要攻下有一千多立方米地下挖土工程“硬骨头”任务的问题。有的同志说:上半年我们已经抢出了进度,很主动,还是等过了“秋老虎”后再啃吧!五队党支部及时分析了部分同志在工房建造上得快的情沉下产生的骄傲自满和松口气的情绪,认为上半年虽然打了主动仗,但如果下半年不抓紧,主动就会变被动,三季度攻不攻这个“硬骨头”,是能不能夺取今年工房建筑主动权的关键。从客观条件上看,对于这个没有专门挖土机、运输工具的五队来说,要在短时期内攻下这个硬务任,确实是件困雅的事!这个队的党支部看到这种困难,但他们又认识到,要进一步锻炼这支新的队伍为人民快上工房的本领,就是要使他们在矛盾较为集中、困难更多的条件下,通过他们的顽强战斗意志和无穷智慧,去战胜困难,赢得主动权。为此,他们连续举办了几期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学习班。工人们通过学习,克服了骄傲和松口气的情绪,立下了啃“硬骨头”的决心。他们说:人有干劲,手有办法,土方再多,也能移!挖土,没有“大嘴巴”挖土机,全队男女老少齐动手,一铲一铲挖,一筐一筐拾;雷阵雨冲塌了土方,工人们就排除积水,及时采取抢敷指施,继续再挖;扎钢筋缺少切割机,大家就拿起大铁锤,一根一根把钢筋敲断:屋基下遇上了流沙,他们就同打桩工人一起配合作战,很快就打下了五百多根长七公尺,重六百多公斤的混凝土桩。结果,只花了二十多天时间,就把一千多立方的土挖掉了,攻下了“硬骨头”,夺取了今年建造工房的主动权。
由于五队坚信·人的因素第一,充分发挥了人的主观能动性,因面能于方百计克服施工中的各种困难,使工房建筑周期一幢此一幢短,质量一艟比一幢高,用料一幢比一艟省,人们的精神面貌一天比…天新。最近,这个队通过认真总结经验,决心进一步努力运用唯物辩证法指导施工,为加快工房建造速度作出新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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辩证法开出技术草新之花
上海电器电能厂党支部书记王连庆
这两年来,我们厂的技术革新之花结出了丰顾的果实,长期落后的生产技术面貌有了
一个较大的变化。以前,车间里坛坛罐罐,三酸两碱,烟雾弥漫,水流遍地。工人操作手戴橡皮手套,脚穿长统雨靴,拎着铁篮头,弯腰来回跑。劳动强度高,生产效率低。现在,生产流水线成龙,从酸洗、电镀到钝化、烘干全部实现了自动化。工人同志坐在工业电视机前,按按电钮,从容而轻松地操作…
技术革新之花靠什么培育?我们厂的工人同志说:靠的是毛主席草命路线,靠的是唯物辩证法。
对厂里原先那种落后的生产技术面貌,工人们早就有变革的愿望。可那时候,我们有的干部却怨天尤人,怪厂小条件差,认为变来变去也变不出什么新花样;要变,就索性甩掉坛坛罐罐,等上面用新机器、新设备来武装。对这种“另起炉灶”的主张,大多数同志是不同意的。因为这祥做,一是花钱多,不符合勤俭办企业的原则;二是否定了切,不符合从实际出发闹革新的源则。于是,究竟是“等”出一个生产技术新面貌,还是通过技术革新“革”出一个新面貌,这两种思想就产生了激烈的斗争。
是不是一定要靠买新机器“另起炉灶”呢?大家分析了广里的生产特点和落后工艺、设备的现状,从落后的生产条件中找到了改造的门路。电镀生产工艺,简单地说来,就是从酸洗、电镀、钝化、烘干不断有节奏的位移。这样的工艺过程,有它落后的一面,但也有某些合理的因素。因地制宜地革新技术,主要是革掉不合理的部分,保留和发展合理的因素。肯定一切或否定一切都是不对的。比如,坛坛罐罐,固然十分简陋,占场地他多,但只要改变它的外形,保留适合工艺要求的简易结构,制成一道道能够连续操作的水泥溶槽,就可以扩大作业面积,提高生产效率。源来工人拎着铁篮头来回奔跑,这种操作方法无疑也很落后,但如果吸取盛具上下料的简单原理,改用机械化的装置,就可以把工人从繁重的手工操作中解放出来。用辩证法来分析问题,认识就完全不同了。于是,我们就从酸洗、电镀等手工操作最多、劳动强度最高的工序入手,用机械装置代替了手工操作;再进一步把这些单项操作联动起来,用电子技术进行自动控制,这样就在不花钱、少花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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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提下,彻底改变了原来落后的生产条件。实践证明,形而上学只会给我们带来无所作为的消极思想,而辩证法却给人以聪明和才智。
拉术革新总是要靠人去实现的。如何调动工人搞革新的积极性,也会有唯物辩证法同形而上学的斗争。厂里的职工有百分之七十左右是青年工人。他们刚走出学校大门,满怀着建设社会主义的热情来到厂里。但当他们手拿落后的生产工具,从事笨重的“原始操作”时,就感到老大的不高兴。有的说:“要是把电镀厂的‘镀”字改成‘子”字,变成电子厂就有劲了。”厂里有个没有改造好的资本家,在青年工人中散布好逸恶劳的资产阶级思想,更影响到一部分青年工人不安心工作。肴到这些现象,有些干部的消极思想就油然而生了,认为这些青年工人“太落后”,“靠这号人改变生产面貌,变不了!”这里,不也有一个如何看待消极因素和积极因素的问题吗?把消极面看多了,必然看不到广大青年工人中蕴藏着的极大的社会主义积极性;把支流的东西看多了,必然会忽视主流的东酉。其实,青年工人向往着“电镀厂”变为“电子厂”,这种愿望就是不安于落后现状的积极因素,引导得法,就可以成为闹技术革新的动力。可是,我们一些同志看不到这一点,反面去责怪那些青年工人是“好高骛远”、“怕艰苦”、“不安心工作”。又比如,过去很多青年工人爱好半导体,在家里装收音机、电视机。这种兴趣和爱好,引导得法,也可以成为闹技术革新的一股力量。可是,我们一些同志也看不到这一点,只是责怪那些青年工人“不务正业”“影响工作”。为什么不能把青年工人对生产落后面貌的不满和对电子技术的爱好、特长,引导到搞技术革新、搞电子化上来呢?这就是片面性一类的形而上学在作怪。后来,我们逐步把一部分爱好电子技术的青年工人组织起来,激发他们改变落后面貌的革命精神,在技术革新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用辩证法分析事物,从落后的生产设备中看到了搞技术革新的有利条件,从群众中看到了蕴藏着的社会主义积极性,狭隘的眼界打破了,凝固不变的形而上学思想受到了冲刷,我们干部对改变全厂生产面貌的信心和决心就大大提高了。在积极组织工人闹革新的过程中,不仅爱好电子的青年工人发挥了祚用,而且许多原来不懂电子的工人通过边干边学,提高了技术水平,自行设计和安装了程序控制的电路图。厂里没有机械加工的设备,工人们就揹起铺盖到兄弟厂,利用人家放工后设备不用的间歇时间进行加工,终于把新设备一台台造了出来。在短短半年时间内,因陋就简,自力更生,胜利地打了一场改变生产落后面貌的翻身仗。
两年来,我们广靠唯物辩证法开出了技术革新之花。它生动地表明:哲学一旦为干部和群众所掌握,产生的物质力量是多么巨大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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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迷”的故事
李海生陆晓禾
上海铝制品二厂搞成了十四个电子革新项目,党支部书记老潘在大会上兴奋地说:“这是贯彻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走自力更生道路的胜利!”他在结束讲话的时候,还特别强调不要忘记了三个“电子迷”…。
说起这三个“电子迷”,可有一段曲折的故事哩!
三个“电子迷”-一小陈、小施、小张,都只有二十来岁,可他们爱好电子的历史却并不短。就从小陈装矿石机的那阵子算起,已有了十五个年头。十几年来,电子世界的无穷奥妙是那样地吸引着他们,简直使他们着了迷。不过,在最初的时候,他们的心思都扑在“家庭自动化”上,电子在他们的家里大显神通:晚上,光线一暗,窗帘自动拉上,电灯自动亮了;早上,六点钟一到,电子控制的收音机自动打开,播送天气预报;中午炒菜,自动滴油器会滴下适量的菜油、酱油。从此,这三个“电子迷”便出了名。
“电子迷”之所以出名,还有着另外一些原因。
有一天,车间工人请电工小施修理电器,找遍了金厂也不见踪影。到了下午,他才汗涔涔地跑回来。原来,他在上班的时间跑到虬江路掏电子元件去了。
又有一次,厂里的电视机突然不亮了,拿到外面修理,才发现原来是电视机内的磁铁没有磁性。一查,又是“电子迷”搞的鬼:他们为了“家庭电子化”,用一块形状相似的普通铁块,来了个“移花接木”。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里弄居民也跑来告状了,说他们成天试验落地收音机,吵得四邻不安。去提提意见,落地收音机是不闹了,但各家人家早上打开收音机听天气预报,收音机喇叭里发出的是怪音,仔细一追查,是他们搞了二只干扰器,弄得人家哭笑不得。
对“电子迷”的这类举动,厂里好多工人老师傅实在看不下去了。他们纷纷我厂领导说:这样搞下去还了得,该好好地给他们清醒清醒了。在一次全厂大会上,点名批评了这三个“电子迷”。他们感到压力很大,心里想:这下可成了“典型”啦。虽然如此,他们搞电子的兴趣可一点也没有减弱。有一天,小施因为家里那只电视机显不出像,想得神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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恍惚,把地线和火线接在一起,差点造成人命事故。这一来,日子真的难过了,大会点名不算。团组织开会批评,小评论批判坏思想,也都少不了他们。他们越来越感到抬不起头来。因此早上进厂一窜头,下班铃响一溜头,总想早点回家搞电子。于是,他们大会不来,学习不到,小评论不看,还讲什么“开会老一套,不听也知道,不如屋里搞点小门道”。有的干部泄了气,说他们是“出了窑的砖”一定型了。
他们真是“出了窑的砖”吗?以下的故事就会告诉人们:世界上绝对定型的东西是没有的。所谓“定型”,往往是我们一些同志头脑中的形而上学在作怪!
去年九月,小陈工伤在家,厂里一位千部去看望他。在回来的路上,小陈的哥哥讲,小陈对电子很钻,叫他在厂里搞搞革新多好。那个千部说:“欢迎啊!”这时,小陈的哥哥露出奇怪的神情说:“为什么我每次问起,他总是粗声闷气地说厂里不要他犒革新呢?”这一番话,使这位千部蓦地想起五、六年前的一桩事来。那时,小陈、小施为了改善劳动条件,提高劳动生产效率,提出了一些革新建议。谁知被浇了一盆冷水,个别领导说,搞革新这是技术组的事,不要你们瞎起劲。按照当时的制度规定,要有了图纸,才能动手搞革新。他们没学过制图,还是冢磨着画了几张“土图”,想取得搞革新的资格。结果,他们的革新建议还是没有被采纳。这样-一来,小陈很不服气,想自己搞出点名堂来。他串连了几个同志,下班干起来了。那知有的领导得知后,怕闯祸,千脆下命令不准他们领料。这一下,简直象把他们扔进了冰窖,从头冷到脚。小陈他们又气又准过,从此以后,只要提起这些事,他们就感到“戳神经”。
旧事重提,对那些抱“定型”思想的干部,是一次深刻的教育。在一次学习会上,党支部的同志们回顾了三个“电子迷”进厂后的变化过程。一个严肃的问题提到了大家的面前,“电子迷”关心工厂生产自动化的积极性为什么得不到发挥呢?他们从关心“生产自动化”走向关心“家庭自动化”的过程岂不发入深思吗?大家感到,三个“电子迷”并不是“出了窑的砖”,而是正需要治炼的矿石啊!
世界上的一切事物都是运动着的,人也是可变的。那么能不能使关心“家庭自动化”的“电子迷”再转变成为关心“工厂自动化”的“电子迷”呢?
于是,党支部的同志迈开双腿到群众中去。经过了一段时间的了解,发现三个“电子迷”都很刻苦好学,他们常常放弃星期天的休息时间到图书馆翻阅资料,甚至把外国的电子书籍请人家翻译好再看。他们思想解放,敢于实碳,懂了音频线路的原理,就装各种类型的收音机;懂了扫描线路的原理,就学着装电视机。有一些书上没有讲到的东西,他们想到了也非要尝试一下不可。他们生活俭朴,小陈工作那么多年了,一直穿着进时穿的那儿套旧衣裳,有些朋友称他为“土人”。原来,捣蛋的“电子迷”身上,还有着不少可爱的东西哩!大伙儿觉得只要不断努力去扩大它,“电子迷”一定能赶上去,变过来。
“灯不拨不亮,鼓不打不响”。正当大家满腔热情地想帮助“电子迷”进步的时侯,有个干部在劳动中却听到有人讲起小施最近和师傅闹别扭的事。原因呢?师傅说是“好心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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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驴肝肺”,千方百计去帮助他,就是听不进去。听小施讲,是师傅“管手管脚,祥样都要烦。”这件事又引起了党支部同志的深思。过去这师徒俩,是里出名的亲密的一对,自从小施变了以后,师傅心里急,恨不得三天就帮他变过来,有空就找他谈,看不顺眼的地方就严厉指出;小组里的同志们恨铁不成钢,也向他猛烈开火。小施-一憋气,就和师傅闹反了脸。这件事说明,单是有了都助他们的愿望还不够,还应当重视变化的条件,有了好心,还要得法。党支部又分析了过去对他们大会点名,小会批评,黑板报评论的教训,感到必须具体地分析具体情祝,我出事物的特殊点,并且从这个特殊点出发去创造条件,外因才能通过内因起作用,消极因素才能化为积极因素。
什么是“电子迷”的特殊点呢?党支部和团支部一起进行了研究,迷电子不正是他们区别其他人的某些特殊点吗?找到了针眼,就能穿针引线。于是决定成立青年业余电子技术革新小组,并对他们进行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以便通过这种组织形式,把他们对电子的浓厚兴趣,吸引到社会主义建设中来,因势利导地帮助他们走上正道。
今年二月份,青年电子小组成立了。可是,等啊等,过了好多天,三个“电子迷”竟没有
一人来报名参加。有一天,团文部书记小薄在厂门口碰到小陈,就和他谈起这件事,并鼓励他报名。小陈笑一笑,婉言谢绝了。小薄心里一急,就去找党支部书记。党支部书记告诉她,这几天,“电子迷”对电子小组的革新很关心,还常常向人们打听消息。又说,他们能从关心自己变到关心厂里,这就是进步,也说明了我们的工作是有效果的,因此千万不可泄气。又过了几天,一柱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小陈他们在电工间摆了个摊头,也在搞革新。有人就跑到电子小组里讲,伊拉要跟电子小组“别苗头”了,拆你们的台了。这个消息一传开,厂里又议论纷纷。这究竟是好事还是坏事呢?大伙儿一讨论,觉得看问题必须看它的实质,而把它的现象只看作入门的向导。几天来在“电子迷”身上发生的变化,说明了积极因素正在起作用,现在这种变化表现到搞技术革新的行动上来了,不正是这种进步在发展的表现吗?
三个“电子迷”在想些什么呢?他们为什么要另立“山头”自搞一套呢?原来,他们自从掉队以后,总感到厂里的同志,集体的事情,都好象和自己离得很远很远。青年业余电子技术革新小组一成立,他们心里就象起伏的波涛,的确不平静,四年前想闹革新的热情的火焰又重新燃烧起来了。他们是多么地想报名参加进去啊!可是想到自己名声不好,心又冷了。有一天,小陈听到电子小组在搞一个草新项目,跑去告诉小施。小施忙问:“他们用什么线路呀?”“听说用光电控制”。小施情不自禁地说:“唉呀!如果叫我来搞,就用延时线路,因为”小陈立刻打断小施的话说:“好了,不要异想天开了,侬不是电子小组成员。”两个人一下子都沉默了。可是电子小组革新的事,却每天在他们的脑子里打旋。这时,领导和同志们三番五次地做他们的思想工作,鼓励他们为社会主义建设发挥自己的长处。他们心里一热,感到大伙儿并没有疏远自己;但静下来一想,自己在厂里毕竟牌子太臭,参加电子小组,人家未必愿意。怎么办?还是先搞出点名堂,变变招牌,再去报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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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伙吧。于是,他们就在电工间自己搞起了革新。一听到有人讲他们另立山头,他们又紧张起来了,生怕“鱼没吃着沾一手腥”。他们的思想斗争是多么激烈啊!只有通过细心的了解才能探索到他们内心的秘密。党支部的同志们掌握了这一切,把工作做到了“电子迷”的心坎上。领导上文持他们在电工间搞革新,电子小组的同志也来到电工间问长问短。在大家的支持下,“电子迷”一鼓作气把革新搞成功了。厂领导在大会上表扬了他们,还请他们上台发了言,电子小组的同志也跑来祝贺。此刻,他们的心情就象冲出闸门的涌流,激动万分。他们想,技术要革新,更要在思想上来个“草新”,掉了队的战士,要赶快跟上大队向前冲!他们立即报名参加了青年电子小组。
“电子迷”进步了,大家是多么高兴啊!这时,也有一些人却在那里讲怪话,说他们“假积极”,“免子的尾巴长不了”。有的人还在暗地里对“电子迷”讲,在厂里价卖力,又不会加两钿,还是屋里搞搞吧,自己的东西飞不掉。党支部的同志们清醒地看到,围绕着“电子迷”变化的前前后后,存在着两种思想、两个阶级的激烈斗争。无产阶级要做后进青年的转化工作,资产阶级也不会停止他们的转化工作,我们一定要在这场争夺战中打胜仗。他们分析了三个“电子迷”的生活环境,决定从各方面进一步扩大他们身上的积极因素,去创造更多的有利条件,进一步摧动“电子迷”的思想转化。
“电子迷”在儿年前提出的革新建议,不是被打入了冷宫吗?现在,党支部决定把它重新提出来,作为第一个革新任务交给“电子迷”。小陈他们心情可激动啦!他们坚决表示,上刀山,下火海,也要搞出来。他们经过了多次失败,初步取得了成功。谁知过了儿天,在操作过程中,线路发生千扰,出了事故。他们并没有灰心,准备重新探索新的路子,可是又怕别人说是乱弹琴。党支部针对“电子迷”的思想,又同他们一起学习毛主席的哲学著作,使他们从“失败是成功之母”的道理中受到鼓舞。电子小组的同志也一起来献计献策,使他们看到了失败中孕育着成功的因素。许多老师傅拉着他们的手说:“小伙子,千万不要打退堂鼓,人家搞革新,要经历几千次失败的考验,我们才一次呀,好好干,有什么差错,师傅吃了苦头也不怪你们。”这是多么真挚的阶级感情啊!这是多么巨大的力量啊!小陈他们信心百倍地勇往直前,最后终于把革新搞成了。
不久,全广掀起了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高潮。在一次班组学习会上,大家一起学习列宁论述小生产自发性的一段语录,小施觉得列宁讲的那些小生产者的心理和自己搞“家庭电子化”那阵子的样子象极了,不由得暗暗地哭了。他想,我们是新社会的青年工人,怎么做的事却象小生产者呢?“电子迷”开始懂得,不确立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迷电子就会“迷”到资本主义邪路上去。他们通过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辨清了方向,决心把自己的一切纳入社会主义的轨道。有一次,他们在缟一项革新时,急需几只电子零件,要买,市场上缺货,怎么办?三个人一商量,回到家里,找出了这几只急需的零件。工人老师傅称攒这种与私有观念决裂的行为,并赠送给他们一句意味深长的话:“搞好电子化,全靠思想革命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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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指明了方向,搞起革新更有劲头了。为了解决生产中一直感到头痛的方形铝块计数,他们打算采用数控的先进技术,但是他们从来没学过数控,能不能搞呢?小施把这个想法和支部书记老潘一讲,老潘说:“能搞,在我们这个社会里,到处都会有人伸出手来帮助我们的。”老潘亲自陪着他们来到了数控搞得比较好的灯头二厂取经。小施的师傅,星期天还陪着他们到杨浦区科技站去请教革新能手。最使“电子迷”难忘的是铝制品一厂的老王师傅,他是铝制品行业中最早搞革新的老工人,听说是搞革新的小闯将来了,就热情地把经验传授给他们。临走时还说:“以后碰到什么问题,只管来找我,不过最好是业余时间,这样我跟你淡到深更半夜也不要紧。”回来的路上,小施他们思潮翻滚,心想,老王师傅对待革命工作这么热情,不计时间,不讲报酬,可我为什么没想到业余时间去找他呢?他们决心好好学习王师傅的革命精神,在五个月的时间里,放弃了二百多个小时的休息时间闹革新。在许多同志的热情帮助下,他们初步掌握了数控的一些原理,先后搞成功了方块计数、自动抛光仪等革新项目,最近,又把电子技术运用到熔炉上来,使铝锭加料、开炉门、加油、送风、控温实现了自动化。同志们都说,三个“电子迷”那股“迷”劲使到了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上。
事物的发展总是有起有伏,在前进的道路上不会没有曲折和反复。“电子迷”在草新成果面前碰到了一个怎样对待荣誉的新问题。有些人对他们说,搞革新主要靠你们几个,讲起荣誉来却是整个电子小组的,多不合理呀!在这种思想影响下,他们与电子小组的其他同志一时出现了不团结。不少同志焦急地说,“电子迷”真是反复无常。党支部却认为,出现了反复,并不等于反复无常,“电子迷”反复的根源,是由于资产阶级名利思想的影响。他们和“电子迷”一起回顾了依靠集体智慧搞革新的过程,使“电子迷”认识到,离开了厂里厂外工人老师傅和同志们的支持帮助,是不能搞出什么名堂来的。滴水离开了大海江河,就要干涸,个人脱离了集体,便会一事无成,要千社会主义,就要团结一致。最近,他们和其他同志一起大胆设想了下一个战役的计划,一要实现从熔铝到浇铸全过程电子化,二要实现铝壶生产线电子控制自动化,并努力发展到群控,随后再是电视遥控。如果这一目标实现,一百多个工人操作的生产线,只要几个人掌握电子控制台就行了。这就需要有更多懂得电子技术的人。“电子迷”便尝试开办“电子课”,努力普及电子知识。他们想起过去搞“家庭自动化”的情景,那只是小生产的天地,而今展现在眼前的是社会主义大生产蓬勃发展的光辉图景。一是鼠目寸光,天低云暗;一是高瞻远瞩,前程万里。他们深深感到走“家庭电子化”的道路越走越狭窄,走社会主义电子化的道路越走越宽广。前进的道路没有止境,“电子迷”的故事也没有到此结束。现在,小陈已是厂里技术革新领导小组成员了。他和小施、小张正同厂里的许多同志一起紧张地战斗。时代在前进,革命在发展,我们希望三个“电子迷”和伟大社会主义祖国的广大革命青年一起,继续革命不停步,永远沿着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的航向前进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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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
石
歌
第十二章伟大的飞跃
“苏州”轮在辽阔的海面上急急地行驶。
这次与鲁迅同行的,有三个要转学到中山大学去的广东籍学生。开船不久,就发现一个鬼鬼祟祟的人老是钉在后面。鲁迅判断:“此人大概是厦大当局所派,探听消息的,因为那边的风潮未平,他怕我帮助学生,在广州活动。”此人谬托知己,硬来攀附,鲁迅当面加以拒斥,但他总是嘻皮笑脸,一直跟着。于是鲁迅通知三个广东籍学生注意防备,使那人毫无所获。
与鲁迅同房间的,是一个除丝绸之外毫无所知的丝绸商人。鲁迅与他无话可谈,就一个人走到甲板上去看海。
海是美丽的。船的一边是一片汪洋,一边则时时闪过一些岛屿。因为没有风浪,就如同坐在内河的船上一样平静。到了夜间,海上的月色是这样皎洁,波面映出一大片银鳞,闪烁摇动;此外是碧玉一般的海水,看去仿佛很温柔。
鲁迅凭栏远跳,思绪翻卷。在密探的“护送”下离开了纷扰的厦门,广州将是什么样的呢?这,他还需要观察,还需要思索。但有一点可以断定,生活的波浪决不会象眼前的海水那样平静。当夜,他坐在船舱里写道:“陆上的风涛要比这险恶得多。”是的,陆上,一场惊心动魄的阶级斗争风涛在等待着鲁迅。
自从一九二六年下半年浩浩荡荡的北伐队伍从广州出发以后,以湖南为中心的农民运动和各地的工人运动怒潮滚滚,奔泻千里。资产阶级恐慌了,动摇了。伪装革命的蒋介石虽然一时还不敢撕去假面具,但是继“中山舰事件”和“党务整理案”以后,却不断唆使他的爪牙,攻击中国共产党,分裂工农运动,故意制造事端,一步步露出了他的狰狞面目。被称为“革命策源地”的广州,也正在改变颜色。
在鲁迅即将要去任教的中山大学,革命力量和反革命力量的斗争也十分激烈。窃踞着学校大权的戴季陶、朱家骅等国民党右派,妄图按照他们的意志来“改造”这所有着几百名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的学校。但是,广大青年学生都团结在党的周围。迫于当时的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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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戴季陶、朱家骅他们只得唱着“左”的高调,竭力装出一副“革命”的姿态,以欺骗群众。现在鲁迅要到这里来了,他们觉得又有了一个欺骗青年的机会,因此急着要做拉拢工作。正当鲁迅航行在海上的时候,他们又是发表捧场文章,又是筹划“欢迎”骗剧,忙成了一团!
在同一时刻,广大共产党员和进步学生兴奋地等待着鲁迅的到来。中山大学对面有
一座普通的楼房,这是中共粤区区委的秘密机关。区委书记陈延年同志在这里召集了中山大学的共产党员毕磊等同志在研究欢迎鲁迅的工作。陈延年同志对鲁迅自“五四”以来的言论、行动,特别是“三·一八”前后的斗争作了分析和估价。他认为:鲁迅跟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在前进着,并且对帝国主义、反动军阀及其走狗一直在进行着不调和的斗争。陈延年同志要求大家:“鲁迅抵粤后,你们应当迅速帮助他了解这里的情况。当鲁迅对局势有所了解以后,他是能够决定何去何从的!”最后,他还对毕磊说:“你要陪着鲁迅到各处走走看看。他喜欢青年人,你们去的时候要活泼一点。”
一月十八日午后,“苏州”轮在蒙蒙细雨中抵达广州。鲁迅在旅馆住了一夜,第二天就搬进中山大学,住在处于学校中心的一个通称“大钟楼”的楼上。
这时学校还没有正式开学,他可以经常到各处走走。他游览了幽静的北郊,参观了广州一年一度的花市,也在蔓草和荆棘中登临过越秀山。在兴致勃勃地领略南国自然风光的同时,他更是敏锐、深刻地观察了广州的政治气候。
广州,鲁迅曾热切向往过的广州,已不如想象中那样生气勃勃、轰轰烈烈了。虽然街头还贴着不少革命标语,有时还能看见工人纠察队雄赳赳地走过,但是,国共合作的裂痕已经出现,这个“革命后方”的反动势力正在逐渐拾头。诬蔑共产党的谣言时隐时现,破坏工农运动的挑衅事件层出不穷。甚至连广州公安局也颁布了限制工人的反动命令。越秀山头的乌云越压越低,珠江岸边的火药味已经相当浓烈了。
鲁迅所关心的广州文艺界更是沉寂。郭沫若已随师北伐,创造社的其他人也先后离开,原先准备与创造社的革命同志联合起来结成一条战线的愿望就落空了。
到书店一看,景象也很寥落。宣传革命的新书并不多,相反,为北伐战争的对象一北洋军阀服务的《现代评论》,在这里竟很畅销…
看到这一切,鲁迅在到达广州后不几天就得到一个初步的印象:广州是“军人和商人所主宰的国土”,“比起旧的社会,没有什么特别的情形,并不见得有二样”。
住进大钟楼的第六天,一月二十四日,正在郊外别墅度假的朱家骅赶来对鲁迅大献殷勤。朱家骅,“五四”时期曾混迹于当时的一些学生运动,鲁迅在北大任教时早就和他相识。但这时,他已是国民党右派所赏识的人物,日夜奔走于豪门之间。因此,虽然可以说是“故人相见”,鲁迅的态度却相当冷淡。朱家骅提出学校要为鲁迅开欢迎大会,鲁迅拒绝了。
就在朱家骅访问鲁迅的当天下午,三个青年走进了鲁迅的房间。其中的一个短小精悍,朴实沉着,他就是中共中山大学支部派来的共产党员毕磊。鲁迅端出路上带来的点心,热情地接待了他们。谈了一会,毕磊就请鲁迅第二天去参加一个欢迎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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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欢迎了,学校要欢迎也回绝了。”鲁迅说。
毕磊告诉鲁迅,这次欢迎会由学生会出面,是青年学生自己组织的,希望他一定去参加。
出自广大青年学生心底的要求,鲁迅怎么能够拒绝呢?他终于同意了。
第二天,欢迎会在中山大学最大的礼堂里召开。学校还没有开学,平时校园里很少有人,总是一片宁静。但是,今天学生们一得到召开这个欢迎会的消息,早就纷纷赶来了,礼堂的楼上楼下,连过道的窗口上都挤满了人。当时学校中有一个直接受国民党右派操纵的反动学生组织,叫“树的党”,中共中山大学支部为了防止他们捣乱,还派了专人维持会场秩序。
鲁迅由毕磊陪同,在一片热烈的气氛中走进了会场。
朱家骅也来了,原来他自己组织的“欢迎会”被鲁迅回绝以后,就想方设法钻到这里来混水摸鱼。
会议刚开始不久,朱家骅就以中山大学校务委员会负责人的身份乘机上台讲话,一副虚情假意,口口声声说鲁迅是“革命家”,是“战士”…鲁迅对这种捧场十分反感,他立即当众声明说:
“大家很热忱,其实我是没有什么值得欢迎的。朱先生说我是‘革命家',我这个人有什么‘革命’?我不是什么战士’和革命家’。朱先生的那一套我不承认。”
鲁迅十分幽默地叙述了过去儿年的经历,掷还了朱家骅送来的一顶顶纸糊的桂冠,然后话锋一转,顺着“革命”二字发挥下去了:
“我在厦门时听说广东是‘革命策源地’,是很革命的地方,‘赤化了,‘红”得很,既然如此,我很想来看看,看看广州的革命究竟怎么样?‘红’得怎么样?是真革命还是假革命?”
礼堂里一片静寂,大家等待着鲁迅的答案。
“跑来一看,果然是革命’了!满街红标语一红布标语中还有用白粉写的字一‘红中夹白’!”
“红中夹白”!这是对当时广州政治形势的多么形象的比喻,多么清醒的认识!“我对这种革命真有点害怕!”鲁迅补充了一句。礼堂里响起了一阵热烈的掌声。
就这样,鲁迅从一踏上广州的土地,便敏感到革命潜伏着的危机,因而对某些国民党新贵保持着高度的警惕。
鲁迅住的“大钟楼”,据学校当局说,是全校最优待的住所,非“主任”之流是不准住的。可是就在这“最优待的住所”里,每夜有十多只至二十只老鼠纵横驰骋,使鲁迅很难入睡。而到了白天,他还要在这里对付另外一群“狐鼠”:自住进来以后,几乎天天有人提着大包小包、红红绿绿的礼品,来“表示敬意”。鲁迅的回答常常总是这么一句:“立即拿回去!”不在学校露面的戴季陶,也送来了邀请鲁迅赴宴的请帖。戴季陶其人,鲁迅是有所了解的。就是这个人,在一九二五年孙中山先生逝世以后,曾先后发表《孙文主义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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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基础》、《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等小册子,公开宣传孔孟之道是“国家的道德”,并以此为武器,反对马克思主义,反对共产党,反对国共合作,反对孙中山先生的新三民主义,形成了反动透顶的所谓“戴季陶主义”。当时,他虽然挂着中山大学校务委员会主任委员的招牌,实际上却整天在为蒋介石的反革命阴谋四出奔波。鲁迅怎么会到他的官邸去参加宴会!但是,紧接着,陈公博、甘乃光、丁推汾、孔祥熙等国民党老爷的请帖也象雪片一般飘来了。鲁迅同他们素不相识,现在竟如此大献殷勤,从这一张张色彩斑烂的纸片上,他进一步“感到形势是另有缘故”。到后来,这些纸片在桌上实在积得太多了,他干脆把它们一张一张插在收发处的信插内,上面贴着一张纸条,用浓墨写着四个大字:“概不赴宴”!
与国民党反动派的意愿相反,鲁迅与共产党人的关系却日益密切。毕磊多次受党的委托,拿了《向导》、《人民周刊》、《少年先锋》等党团刊物送交鲁迅。鲁迅一见毕磊来到,总是非常愉快,两人经常促膝谈心,有时甚至谈到深夜。要是星期天,他们还会一起到书店里去看看,到花园里坐坐。毕磊向鲁迅介绍了党对目前形势的一系列看法。蒋介石集团背弃孙中山的三大政策,破坏国共合作,破坏工农革命的种种迹象,鲁迅是耳闻目睹的,毕磊的分析,鲁迅觉得明晰而精当。听毕磊说完,鲁迅也乐意谈谈自己的看法,并把国民党反动派妄图拉拢他的种种丑剧和他的态度告诉毕磊。这种真实而生动的故事,常常引得这位平日不太爱说笑的年轻共产党员也禁不住笑出声来。一九二七年三月,通过毕磊,鲁迅还秘密地来到中共粤区区委,和陈延年同志直接见了一次面,作了一次推心置腹的交谈。以后,尽管他教育工作极其繁忙,还是花费很大的精力来关心党支部支持出版的刊物、壁报,甚至每月捐助经费。
鲁迅在中山大学任文学系主任兼教务主任,又是全校唯一的正教授。他在中文系讲授的课程是:“文艺论”、“中国小说史”、“中国文学史”。他博大精深而又生动风趣的讲解,象磁石一样地吸引着青年学生。
一九二七年春天的政治形势真是瞬息万变。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激烈的斗争展开了:盘踞在南昌的蒋介石,天天与帝国主义买办走狗、北洋军阀的官僚政客策划着叛卖革命的阴谋。他先亲自派出戴季陶潜赴日本,与日本帝国主义勾结,接着,英、美帝国主义的代表、上海的大买办虞洽卿也以“反共灭共为条件”来与蒋作交易。南昌的阴风吹遍各地,广州街头,也已隐伏着凛凛杀机。广州国民党报纸上开始用醒目的大字刊登出胡编乱造的所谓“退出共产党声明”,扬言要共产党“气死”。鲁迅的处境也不一样了,不久前还在为他大唱“赞美词”的报刊,如今却开始对他发起了攻击…
广州的政治风向,连北洋军阀的走狗,“现代评论派”的“正人君子”们也嗅出来了。他们纷纷抛弃了厦门大学“山河永固”的饭碗,或者舍弃了北京“公理正义的栈房”的东吉祥胡同,于是乎南下、南下、南下,跑到青天白日旗帜下来“服务”了。
这一切,鲁迅都看在眼里。他总是利用演讲的机会,公开揭露国民党反动派,向那些沉醉在革命口号中的天真青年敲起了一阵阵警钟。他向广州青年指出:广州可以做“革命策源地”,也可以做反革命的策源地。形形色色的投机分子混入革命,并非是革命的“弘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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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是革命的“败坏”。
任何反动派要搞反革命政变,总要制造复辟倒退的舆论。当时,伴随着国民党右派的霍霍磨刀声,孔孟之道的霉腐气息也越来越浓烈。不仅封建遗老遗少的尊孔活动日渐猖獗,而且那些还口唱着“革命”高调的人们也步戴季陶《孙文主义的哲学基础》之后尘,热衷于孔孟之道的宣传,甚至连他们的后台帝国主义分子也对此格外热心起来。鲁迅根据长期的斗争经验,已惯于从孔孟之道的毒雾中来辨别政治气候,惯于从反动派对孔孟之道的热衷程度来分析和揭露他们的反革命祸心。因此,二月间,他应香港青年会之邀到香港去了一次,在那里一连作了两个反孔演说:《无声的中国》、《老调子已经唱完》。他揭穿了在中国“最有权势”的帝国主义者和“接近他们”的一群中国人的尊孔阴谋,认为他们的目的是使中国人民受更多的苦,做“下等奴才”,直至中国灭亡。而他们手上的险恶武器孔孟之道,则是使人“觉不出这致死的毛病来”的“软刀子”。因此,他大声号召青年们抛弃“讲道学,讲理学,尊孔子,千篇一律”的“老调子”,不再说孔孟之流的话,“将中国变成一个有声的中国”。
鲁迅这次在紧张的政治气氛中赴港演说,使人民和敌人都很震动。在去港的船上,有
一位广东船员认出了鲁迅,就很担心他会遭到反动派的迫害。这位船员觉得,鲁迅如在广东遭到不测,会使广东人民很不好过。于是他热情地帮鲁迅筹划:如被禁止上陆时如何脱身,到港时如何避免速捕,住在什么地方为好…无所畏惧的鲁迅感到船员有点过于紧张,但还是深深地感激这位热心人。抵港后,反动派虽然不敢直接迫害鲁迅,但鲁迅得悉,在他来之前,演讲会的主持人就遭到了干涉,后来又有一些坏人来索取入场券,收藏起来,使别人不能去听讲。演讲之后,香港各报又“奉令”不准刊载讲稿。但尽管阻力重重,鲁迅还是对着济济一堂的青年群众胜利地完成了两次演讲,二月二十日回到广州。
返回广州后,三月二十九日黄花节那天,鲁迅又到岭南大学作了一次演讲。鲁迅演讲中提醒广大青年,革命还远未成功,要警惕那些攀折革命之花、摘食革命果实的人们!
就在黄花节这天的下午,鲁迅出于对校内国民党右派和“现代评论派”“正人君子”们的厌恶和憎恨,和老朋友许寿裳、助教许广平一起搬出大钟楼,移居到了广州东堤的白云楼中。
其时,已是蒋介石公开叛变革命的前夕。蒋介石钻到上海以后,一面假惺惺地派了军乐队,吹吹打打地给上海工人阶级赠送写有“共同奋斗”字样的锦旗,一面却在暗中准备篡政夺权,形势已经愈来愈紧张了。
四月八日,鲁迅在共产党人应修人同志的陪同下,又应邀到黄埔军官学校作了题为《革命时代的文学》的著名演讲。在演讲中,他精辟地阐述了革命与文学的关系,热情地歌颂了革命暴力的巨大作用。他说,对于手握屠刀的反动派,如果我们“没有方法对付他们,这文学于人们又有什么益处呢”?“我呢,自然倒愿意听听大炮的声音,仿佛觉得大炮的声音或者比文学的声音要好听得多似的”。这是因为,“一首诗吓不走孙传芳,一炮就把孙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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芳轰走了”。同时,鲁迅还强调了做革命人的重要性:“为革命起见,要有‘革命人’,‘革命文学’倒无须急急,革命人做出东西来,才是革命文学。”这些话,已闪耀着历史唯物论的熠熠光芒,体现了鲁迅对这些问题的崭新认识。
近来,有一个问题一直在鲁迅心中翻腾。这是由沪、宁克复引起的。
上个月二十二日,上海工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举行了第三次武装起义,胜利占领了上海,二十四日,北伐军又攻克了南京。消息传来,广州各阶层群众欢欣鼓舞,集会、游行连续不断。而这时的国民党右派,尽管已经满腹杀机,摆好了随时向革命力量猛扑过来的架势,但他们暂时还没有发作。因此,广州全城笼罩在一片胜利的气氛中。
鲁迅敏锐地觉得这种气氛不怎么对头。对沪、宁的克复,鲁迅内心自然也感到高兴。对于象他这样从青年时期起就投身于革命事业的老战士来说,一旦听到这样的喜讯,怎能不兴奋呢!但也正是由于鲁迅长期战斗在反动势力猖獗的年代,经受过无数的挫折,尝到过胜利果实得而复失的痛苦,看到过敌人不断变换的脸相,因此他又对革命的前途怀着深深的忧虑:革命是在前进,但其中是不是潜伏着危机?敌人是遭到了失败,但他们会不会改变手法破坏革命?庆祝胜利虽属必要,但因此而产生陶醉和骄傲,会不会思想麻痹、肌肉松懈,给敌人以可乘之机?答案很清楚:在黑暗的区域里,反革命工作正在默默地进行,随着革命势力的扩大,连一些最顽固的敌人也都变换手法,正在乘机钻了进来。“革命策源地”存在着深刻的危机!
四月十日,鲁迅决定写一篇杂文:《庆祝沪宁克复的那一边》,把自己的担心和忧虑告诉读者。也许是太激动的缘故吧,当他一拿起笔来,就觉得思绪万千,有许多或远或近或断或续的画面接连掠过脑海,他忽而想起十六年前辛亥革命时曾经光复过南京,还给捐躯沙场的战士立了一块纪念碑,但到民国二年以后,便被北洋军阀张勋毁掉了。忽而又想到共产党人李大钊在北京被捕,不知道现在究竟怎样了…是啊,过去的革命有失败的教训,必须吸取;如今的胜利浸透着烈士的鲜血,必须捍卫。无论如何也不能把目光停留于
一时一地的胜利,必须继续痛打“落水狗”。鲁迅愈来愈感到问题的严重性,他郑重地提笔写道:
“最后的胜利,不在高兴的人们的多少,而在永远进击的人们的多少”。
怎样才能“永远进击”?夺取“最后的胜利”?鲁迅想起了一个人:列宁!
鲁迅结合革命实际学习列宁著作已经有一段时间了,革命每前进一步,他就对列宁的论述有一番新的体会。前些日子鲁迅从毕磊手中得到过许多本《少年先锋》一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广东区委会的机关刊物,曾经认真阅读过,特别是该刊第八期上的一段列宁语录使鲁迅为之沉思良久,如今,在中国革命面临一个新的转折点时,他更觉得这段语录的份量,觉得它犹如一道强烈的光束照亮了自己经过长期探索才体察到的斗争经验,讲出了自己长期蕴积胸中、想讲但又不能透辟地加以论述的话,此刻,鲁迅怀着一种不可遏制的激情引用了这段语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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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要事是,不要因胜利而使脑筋昏乱,自高自满;第二要事是,要巩固我们的胜利,使他长久是属于我们的;第三要事是,准备消灭敌人,因为现在敌人只是被征服了,而距消灭的程度还远得很。(注)
在《庆祝沪宁克复的那一边》中,鲁迅一连四次提到列宁,一连用了三个“进击”。列宁就是领导千百万革命群众向反动势力发起进击的伟大革命导师,“进击”就是鲁迅此时全部注意力的焦点。
果然就在鲁迅写完这篇文章的两天以后,黄浦江畔响起了刺耳的枪声。蒋介石终于在帝国主义、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支持下,公开叛变革命,对共产党人和上海工人阶级举起了屠刀。由于党内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叛卖,革命者的鲜血,在自己用武装起义夺来的城市中遍地流淌!
阶级关系发生了新的变化。中国革命进入到了一个紧急关头。带着血腥味的反革命逆风很快就刮到了广州,也刮到了中山大学。
四月十五日清晨,天刚蒙蒙亮,许广平家里的人跑到白云楼,找到许广平,气喘吁吁地说:“不好了,中山大学贴满了标语,也有牵涉到老周(指鲁迅)的,叫他快逃走吧!”许广平马上跑到楼下,见街道上有许多军队,正在集合,听候调动。河对岸店铺的楼上,是工会办公处,现在透过阴郁的晨雾看过去,人影晃动,一片纷乱,似乎在查抄。
许广平知道事情不好,回来敲开鲁迅的房门,把一切告诉了他。
这天,全市电话不通,交通断绝,商店关闭,枪声不断。广州公安局长还发出了这样的布告:“奉总司令(指蒋介石)训令。迅将共产党分子全行逮捕,并将各工友纠察队勒令解散。”毫不掩饰地道出了他们的反革命阴谋。
于是,令人气愤的消息一个个地传来:黄埔军校的武装被解除!
省港罢工委员会的武装被解除!
中山大学的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进步学生一批批遭到逮捕!整个上午,鲁迅是在极度的愤怒和焦虑中度过的。
下午,他接到了参加各主任紧急会议的通知。屋外哗哗地下起了倾盆大雨,为了到会上去营救被捕的共产党人和进步学生,鲁迅扑进风里、雨里,急急地朝中山大学走去。学校里,原来那些“红底白字”的革命标语一夜之间全被反动标语覆盖住了。会议室里,更是一片沉闷的气氛。朱家骅等人今天完全把自已的假面具撕了下来。不久前,他们还故作激烈地公开宣布要带领着学生“往左走”、“往左走”,现在,却在破口大骂共产党。
注:据人民出版社一九七一年九月版《斯大林论列宁》一书,此处译文为:“第一件事就是不要陶醉于胜利,不要骄傲;第二件事就是要巩固自己的胜利;第三件事就是要彻底消灭敌人,因为敌人只是被打败了,但是还远没有被彻底消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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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非常愤怒,他站起来,厉声责问他们有什么理由要逮捕共产党人和进步学生。但他们竞公然说:中山大学是“党”校(即国民党实行法西斯独裁的学校),凡在这里做事的人,都应该服从国民党的决定,不能再有异言。
面对着这种气势汹汹的反革命淫威,有少数几个教授原先还准备响应鲁迅的活,现在也不吭声了。但是,鲁迅又一次站了起来,义愤填膺地据理力争,坚持营救学生。
早就下了反共决心的反动派,怎么会让步呢?营救学生的行动没有效果。街上,囚车还在飞驰;学校里,还在继续搜捕着共产党人和进步学生!鲁迅逼视着坐在对面的朱家骅一伙,就象一下子终于看透了他们反革命的五脏六肺。满腔的怒火在胸中燃烧,他当即辞掉了自己在中山大学的一切职务,对国民党反动派的反共阴谋表示了最强烈的抗议!
回到白云楼,鲁迅脸色严峻,一语不发,心情非常沉重。等待着消息的许寿裳和许广平急切地向他询问营救学生的情况,他把经过情况和自己辞职的决定一一向他们细说了,许寿裳和许广平立即决定也采取同一行动,从此不再回中山大学上课。这天,鲁迅连晚饭也吃不下去。很快,报上就登出了这样的消息:“是日共捕共产党分子二干余人之多。”在中大“捕获”的名单里,有毕磊的名字。
对于毕磊同志的被捕,鲁迅非常悲痛。一连几个晚上,他都失眠。他在许寿裳面前多次谈起这个瘦小精悍、头脑清晰的湖南青年,并满怀深情地感叹道:“常常来谈天的,而今不来了。”
过了几天,戴季陶和朱家骅这两个反动家伙出现在被捕的中山大学学生面前,阴险地以学校领导的身份诱劝被捕学生“自首”。
突然,一个瘦小精悍的青年从被捕学生的队伍中跳了起来,操着洪亮的湖南口音,慷慨激昂地揭露和斥责国民党反动派卑鄙无耻、叛变革命的罪行。说完,他还英勇地带领大家高呼口号:
“共产党万岁!”
“打倒国民党反动派!”这个青年,就是毕磊。
戴季陶、朱家骅又气又恨,命令把毕磊拉出来,当场用铁链锁住,又用刺刀戳得他体无完肤,推推搡搡地拖走了。
残忍的国民党反动派把这位英勇的共产党员装入麻袋,和其他几百名共产党员、共青团员一起,被活活地丢到了珠江里…
毕磊同志的壮烈牺牲,深深地刺激了鲁迅。很长时间以后,鲁迅还怀着难以隐忍的悲痛对人说起:“毕磊死了,是被铁链锁住了弄死的…”
露出了毒牙的反动派还想笼络人心。他们怕鲁迅的辞职会引起大批学生离校,因此就千方百计地加以“挽留”。先是朱家骅亲自出面,几次跑到白云楼来“探访”,后来又派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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么“文科学生代表”、“学生会代表”来“面致慰留信”,最后,还派学校总务长两次持所谓中山大学委员会的函件,劝鲁迅留任,“早日返校共策进行”云云。随同这些“慰留信”,还送来了鲁迅已经退回的聘书。
对于朱家骅和各种“代表”,鲁迅或是当面回绝,没有商量的余地;或是干脆拒之门外,不愿接见。对于“慰留信”和聘书,第一次送来,鲁迅的回答是“退回”;第二次送来,他的回答又是“退回”;第三次送来,他的回答还是“退回”!
于是,鲁迅与中山大学断绝了来往。他有多少愤怒和仇恨需要倾吐,但在当时,那有说话的地方?他只得强捺着心头的怒火,在白云楼里编编《野草》、《朝花夕拾》那些旧稿。
国民党反动派的暴行几乎天天不断。在中山大学,许许多多曾热烈地欢迎过鲁迅,认真地听过鲁迅讲课的青年学生都遭到了迫害和虐杀!
令人发指的消息象一条毒蛇在隐隐地啮咬着鲁迅的心,猛烈地震撼着他的思想。长期来,他把教育和唤醒青年起来反抗黑暗统治作为自己的使命,今天,他怀疑自己的战斗效果了。一年前,段祺瑞政府在北京枪杀了青年学生,鲁迅曾提出了愤怒的抗议,但在这
一年里,他“又看见了许多血和许多泪”,而“屠伯们”却“逍遥复逍遥”!只号召反抗而不指出革命的前途,仅仅把青年的脑子和感觉弄清了,弄敏了,而又不知道夺取胜利的道路该怎么走,那末,等待着他们的还不是死亡,还不是被送到吃人的筵宴上去!在吃人者的眼里,这些敏感的青年就如鲜活的“醉虾”,吃起来反而尤其畅快。从这个意义上讲,鲁迅甚至悲痛地感到,自己也在帮着排吃人的筵宴。
问题究竟在哪里?极度的悲愤和深沉的苦闷,在鲁迅心中交织起来。几年来,由于在斗争实践中不断解剖自己,他的思想已有一种明显的“变迁”,尤其是离开厦门的时候,这种“变迁”就更大一些。但是根本的思想矛盾没有解决,一遇实际,还常常碰壁。例如对国民党反动派的这次叛变,富有斗争经验的鲁迅虽有一些预料,也作过不少斗争,但当事变真正发生的时候,其惨酷的程度又超过了他最坏的估计,超过了他过去的思想所能接受的范围。他曾说,当时,残醅的现实竟使自己有点“目瞪口呆”,深有被“从梦境放逐”的感觉。
四月二十六日,他在为自已的散文诗集《野草》所写的《题辞》中说,在这“明与暗,生与死,过去与未来之际”,自己“过去的生命已经死亡”。他“对于这死亡有大欢喜”,对于向自己旧的生命告别而感到“坦然,欣然”。但是,“新的生命”该是什么,他心中还很不明确。几天以后,他为自己的回忆散文集《朝花夕拾》作了一篇《小引》,从中透露了当时纷扰的心情:“目前是这么离奇,心里是这么莞杂”;而“心目中的离奇和芜杂,我也还不能使他即刻幻化,转成离奇或芜杂的文章”
“离奇”的社会现象需要得到合理的解释,“芜杂”的心绪必须来一番彻底的整理。鲁迅进一步感到了自我解剖的迫切性和必要性。他觉得应该进一步将自己“诊察”一番,寻出自己的“真症侯”。
刚来广州时,由于忙,鲁迅总叹息自己连想想的工夫也没有,现在,正是细细想一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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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时候。这时,同住在一起的老友许寿裳已于六月初离开广州,白云楼显得更加寂寞、冷清。广州的天气热得很早,逼得人只能勉强穿一件单衣。从西窗望出去,时而是炎热的阳光,时而是如注的暴雨,前面的小港中飘泊着一只只破旧的帆船,渔家的哀歌随风消失在
苍茫的远处…
眼前的景象,自己的境遇,使鲁迅陷入了深深的思索。鲁迅想起了自己走过来的整个战斗历程。为什么自己的努力反而得到这样的效果?他又一次重新审视自己曾多次怀疑过、但还没有根本抛弃的思想武器一进化论。阶级斗争的暴风骤雨已把鲁迅的眼睛冲刷得更加明亮,他终于看出了进化论的症结所在。过去一个长时期内,鲁迅总以为将来必胜于过去,青年必胜于老年,世界就是如此进化着;总是抽象地觉得杀人的大概是老年,这种老年死去了,中国就会有生气,革命的前途也大可乐观。然而,事实撞碎了这种看法。北京、厦门那些恶少,尤其是中山大学的“树的党”分子和其他反动学生从反面教育了鲁迅。他们也是青年,但或则投书告密,或则助官捕人,反动手段丝毫不此反革命的壮年和老年差。事实证明进化论不能正确地解释社会现象!鲁迅说,他的思路因此轰毁,开始确信:在阶级社会里,人是“受本阶级意识的支配”的。离开了阶级斗争,便谈不到革命,谈不到发展,谈不到前进1
正当鲁迅在这样进行自我解剖的时侯,政治形势还在继续发生着急剧的变化。“四·
一二”以后不久,蒋介石反动派在革命者的血泊中成立了反动的南京“国民政府”,从此,全国范围内的屠杀就愈加疯狂了。广州的屠杀也继续在进行着,“四·一五”以后不多时间,被杀害的共产党员和工人积极分子竟达二千一百多人!在武汉,打着“左派”旗号的大资产阶级代表汪精卫,一边装模作祥地“声讨”蒋介石,一边也渐渐露出反革命的原形,于七月十五日公开宣布反共一至此,轰轰烈烈的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终于失
败了。
随着政治气候的突变,围攻鲁迅的黑浪也在广州乘势泛滥起来。许多鹰犬借探访、研究、请教之名,窥伺在鲁迅周围;过去曾请他作序的书,也借故取回,不要他作序了;曾请他题签的刊物,也悄悄换掉了;有的报纸竭力不使“鲁迅”的名字出现;有的报刊还攻击鲁迅“特长即在他的尖锐的笔调,此外别无可称”;有的更是捏造他逃到还未“清党”的汉口去了,意在告发鲁迅是“共产党”。甚至连跟着鲁迅同来广州的几个学生,也因鲁迅而找不到学校读书了。不仅如此,反动当局还别有用心地派人请他去“演讲”,妄图从他言论的“过失”中我到迫害他的“把柄”。
对此,鲁迅不畏惧,不退却,进行了坚决而巧妙的斗争。七月间,他曾应“邀”到广州知用中学作了题为《读书杂谈》的讲演。与中学生谈读书,看来十分普通,但鲁迅却另寓深意。他号召青年不要害怕空前微烈的斗争而躲进书斋,“必须和实社会接触,使所读的书活起来”。他鼓励青年去勇敢地读一读社会斗争“这一部活书”,而不要上反动派的当,做一口听凭摆布的活“书橱”。这些话,说明鲁迅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把与反动派争夺青年的斗争继续了下去。在同一个月,他还曾应“邀”到广州夏期学术演讲会作了题为《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的演讲。在这个初看是专谈文学史的学术演讲中,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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迅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论述了阶级斗争与文学现象的关系,高度评价了魏晋时代的法家人物曹操:“曹操是一个很有本事的人,至少是一个英雄,我虽不是曹操一党,但无论如何,总是非常佩服他。”同时,鲁迅以古例今,用魏晋时代的阶级斗争历史影射和抨击了以“巧取豪夺”的手法篡权杀人的蒋介石反动派。他在酷热的天气中挥汗讲完了这个专题,反动的广州市教育局立即索取了他的讲稿,但找不出什么明显的“把柄”,也就奈何他不得。
然而,一面是坚持战斗,一面他也更进一步感觉到:要彻底战胜这些麇集在“青天白日”旗下,一时显得“浩浩荡荡”的阶级敌人,孤军奋战显然是不行的。鲁迅最终地把信仰和希望倾注到了中国无产阶级及其先锋队中国共产党身上。
几个月来,他经常在心底深深地悼念着毕磊和其他牺牲了的共产党人。在深沉的悲痛中,鲁迅把自已和共产党人作了这么一个严峻的对比:在这次屠杀中,为什么自己虽被围攻而没有生命危险,共产党人却“不免吃苦或杀身之祸”?这是因为,他们是实地的革命者,而自己写的文章,倒如一箭之入大海一样。鲁迅想,他们的主张和行动远比自己的有实效,他们,只有他们,使反动派真正害怕了。
正是怀着对中国共产党的深厚感情,鲁迅以凌厉的笔锋批判了国民党反动派屠杀共产党人的罪行,他冒着生命危险写下了《谈“激烈”》、《扣丝杂感》、《可恶罪》、《小杂感》等直接抨击国民党反动派的战斗文章,揭露了蒋介石一伙刽子手的真面目,唯妙唯肖地画出了他们的反革命两面派嘴脸,提醒人们注意“防被欺”。鲁迅还指出,反动派以“凡为当局所‘诛'者皆有‘罪’”的“莫须有”罪名杀了大批革命者,其实,他们“法律上的许多罪名,都是花言巧语,只消以一语包括之,日:可恶罪。”他们认为“可恶”,便可肆意杀戮。在这里,鲁迅把国民党反动派为屠杀共产党人所制造的种种“理由”,全部戳穿了。对于当年“效忠”于北洋军阀,现在又幡然一变,在“青天白日”旗下起劲反共的“正人君子”们,鲁迅直截了当地喝问他们:“收受了新的战胜者的津贴没有?”
这些战斗檄文,已初步地体现了他新的思想高度,反映了他自我解剖的思想成果,已清楚地表明鲁迅正是在反动派的反共高潮中,自觉地、勇敢地把自己的命运与中国共产党和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紧紧地联在一起了。
当时,鲁迅也很想更多地了解一些全国各地阶级斗争的形势,但很困难。广州反动当局严密地封锁着各种消息。无论杂志书籍,无论中文外文,凡有涉及“火”、“赤”、“烈”等字样的,一律查扣。甚至在杂志里有一篇旧俄时代的翻译小说,也因一个“俄”字而被没收。有
一个邮局因为扣下的刊物太多,无处存放了,一律焚毁。鲁迅订阅的杂志,友人送给他的书籍,也大多在扣留之列,很少能收到。广州几乎成了一个“沙漠”。在鲁迅身边,有的只是几个恶意的批评家还在竭力搜索他的“坏处”,以便攻击,但正如鲁迅所说,“他们都寻不出我的真症候”。
有一次,他好容易收到了上海北新书局出版的一期《北新》周刊。翻开一看,其中有一篇时有恒写的杂感《这时节》,对鲁迅的沉默表示“怅惘”。这篇文章回顾了鲁迅“五四”时期的战斗业绩,接着就说:“我们还是请求于鲁迅先生来亲自出马,对现社会下攻击”,“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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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救救孩子要紧呀”。
这种呼声表明:在政治形势发生了深刻变化的时刻,过去曾从鲁迅这里获取过思想力量的许多青年,正期待着鲁迅继续带领他们前进。
鲁迅一段时期来较少发议论,较少写文章,倒不是因为忙,连写字的工夫都没有,而是在进行着紧张的自我解剖。期待着鲁迅的读者们哪里会知道:平静的表面下正澎湃着汹涌的思想激流!现在,自我解剖已有了初步的成果,他决定把这个结果公开出来,回答朋友们,也回答窥伺在四周的敌人。
因此,一九二七年九月四日,正当腥风血雨笼罩着祖国大地、无产阶级及其先锋队在重新集结力量准备新的战斗的时刻,伟大的革命者鲁迅以通信的形式,写下了《答有恒先生》这一篇重要文章。
鲁迅一开头就写道,在这封信里,要“说一两种我自己已经诊察明白的”思想。他叙述了在国民党叛变革命以后,对自己过去战斗道路和斗争效果的重新认识,对自己的思想武器—进化论的重新认识,对阶级敌人的重新认识,特别是对革命的领导力量一无产阶级及其先锋队中国共产党的重新认识。
“我的一种妄想破灭了”,鲁迅写道。他以异常坦率的胸怀,深切感人的笔触,宣布了自己旧的思想武器已经无效,而共产党人的主张行动才真正“见效”。时有恒不是希望鲁迅针对眼前的现实再象“五四”时期一样发出“救救孩子”的呐喊吗?鲁迅非常诚恳地回答他,在激烈的阶级斗争面前,“现在倘再发那些四平八稳的‘救救孩子’似的议论,连我自己听去,也觉得空空洞洞了”。讲完了这一些,他说:
上面的说话中,我并不含有谦虚,我知道我自己,我解剖自己并不比解剖别人留情面。
不留情面地解剖自己一这正是一切革命者不断前进的内在动力,也是鲁迅能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不断迈出新的步伐的根本原因。“五四”以后,为了探求前进的道路,为了在与形形色色的敌人的搏斗中焕发出更大的战斗力,他曾多少次地整理和解剖过自己的思想!在黄沙蔽天的北京,面对着新文化运动的急剧分化,他曾深感自己的“灵魂里有毒气和鬼气”,“恐怕传染给别人”而急于“想除掉他”;在寂寞的厦门海边,为了使自己跟上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革命的步伐,他也曾以无情面地解剖自己来将过去生活中的“陈迹”埋葬。就这样,不断解剖,不断前进,不断磨砺着手中的武器,不断获取战斗的动力,不断排除着旧思想的杂质,不断积累着新思想的因素。终于,他的思想达到了《答有恒先生》所表述的高度。这篇文章表明: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以后,在空前激烈的阶级斗争现实面前,在“五四”以后思想上新因素不断积累的基础上,鲁迅的思想已开始了一个质的飞跃。这个思想上的质变,在他后来学习马列主义的过程中加快速度,并胜利完成。
《答有恒先生》一文的发表,就象在当时正处于更加剧烈分化中的中国思想文化界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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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了一面标志着坚持革命、继续前进的旗帜。随着大革命的失败,更多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背离了革命,大批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蒋介石滴血的屠刀面前吓得瑟瑟发抖,有的甚至在反动政府中谋取了一个席位。这时,恰恰在这时,鲁迅却公开宣告自己向共产主义者的高度迈出了坚实的步伐!
思想明晰了,鲁迅就更加“坦然,欣然”。他说,如果现在反动派来审问他:“你知道苦了罢?你改悔不改悔?”他可以即刻答复:“一点不苦,一点不悔!”
九月十日,是一九二七年的中秋节,明月下的珠江显得特别凄清、冷寂。这天晚上,鲁迅校完了《唐宋传奇集》。在《序例》之后,他豪迈而含蓄地写道:
时,大夜弥天,璧月澄照,饕蚊遥叹,余在广州。
短短数语,洋溢着独立于险恶环境中的凛然气概,表达了对凶残的敌人极度的蔑视,形象地概括了“四·一五”以后他在广州的生活背景和战斗风貌。
然而,四周难道永远是“大夜弥天”吗?不!“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并没有被吓倒,被征服,被杀绝。他们从地下爬起来,指干净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首,他们又继续战斗了。”
八月一日,党领导了八一南昌起义,向国民党反动派打响了第一枪。
九月初,毛主席亲自领导了秋收起义,在井冈山建立了红色革命根据地。革命的星星之火,给黑暗中的中国人民带来了希望。
一个个动人的消息,终于冲破反动派的重重封锁不断传来,鼓舞着鲁迅参加新的战斗。在广州,他已经生活、战斗了八个多月。现在,他已觉得无可留恋。他向往着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上海,想在那里寻求新的战友,开辟新的战场。
他对许广平说:“走吧!还有什么可留恋的!”
九月二十七日,趁反动派的监视稍稍松懈,鲁迅和许广平登上“山东”轮,离开了广州。这天天气不好,层云欲雨,海面上也卷起了层层波涛。鲁迅乘坐的“山东”轮劈波斩浪,在浩瀚的大海里前进!
(续六)
启事
《鲁迅传》前半部共十二章已连载完毕,读者有何意见,请寄本刊编辑部转作者,以便修改。《鲁迅传》的后半部,以后仍将继续连载。
本刊编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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ー九七五年
第十一
期
总第二十七期
XU三>X1yU=1A可上海学习与批判杂志编辑部编
上海人比欣注出版
(上海复旦大学)
(上海绍兴路5号)
上海市报刊发行处发行
上海新华印刷厂印刷
代号:4-192
定价:0.25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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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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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语录
我们现在思想战线上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要开展对于修正主义的批判。
安定团结不是不要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
草7与纯判
一九七六年第二期目
录
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批判修正主义路线
评唯生产力论的所谓新论点
…延
风(3)
折中主义必须批判…
…关良姚坤(5)
回顾二十年代苏联党内的一场大辩论…宫欣(8)合阶小论…
·.·…漱후(12)
读《风赋》有感
…乐英(14)
深入开展教育战线、科技战线大辩论
马克思主义必须统帅自然科学
学习《论战斗唯物主义的意义》…黎可(17)
大字报选登开门办学的成果不容否定…复旦大学数学系学生会(20)赞扬白专道路居心何在?
…上海纺织工学院机械系教育革命组(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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辨“潮流”
●●
…郑际雄(23)
说门
…上海机床厂工人顾舒(24)
批判孔孟之道评论《水浒》
从《宣和遗事》看“元祐更化”0…
梁凌益(25)
革新派与投降派不容混淆
黎·征(27)
是拆庙还是补天?
一李贽与《水浒》及其他
…陈旭麓(29)
浅论侠与盗
一读鲁迅的《流氓的变迁》…史图(35)
经济问题研究
一个大有希望的开端
,一嘉定县邓桥大队农机专业队伍的调查…马尔圭(39)社会主义农村的新风尚
一金山县山阳公社的调查…复旦大学历史系三年级调查小组(42)生产力史话
…景池(46)
文化战线
“斗争并没有停止”
一一读话剧刷本《樟树泉》…上海味精厂工人杜恂诚(51)电视台收到的一封来信……黄…元…余永锦周勇闯(54)论李白的法家息想……徐州师范学院中文系吴汝煜(57)喝石芳
●■
…浮其骧(62)
近代史研究
延安整风运动的前前后后……施东晖(66)汪精卫卖国记(下)
……史.锋(71)
二月四日‘付印
三月十四日出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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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弑r恤eT亚四欢面TT蓝独咖恤I味ar花i独rR东t电短在级
常梨无陈从老憨强是世缘恩线
评唯生产力论的所谓新论点
延
风
去年夏季前后,社会上刮起一股右倾翻案风。鼓吹阶级斗争熄灭论和唯生产力论,是这股右倾翻案风的重要内容。“生产力首先是科学技术”,就是一个有代表性的所谓新论点。
鼓吹这个论点的人说:这句话是“马克思说”的,“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说过,“所谓社会生产力,首先是科学的力量,其次是社会力量,最后才…’。”果真如此吗?查一查,不对了。
他们引用的一段话出自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草稿)》的第二篇“资本的流通过程”。原文是这样的:
“社会的劳动生产力作为资本所固有的属性而体现在固定资本里面这所谓社会的劳动生产力,首先是科学的力量,其次是在生产过程内部联合起来的社会力量,最后是从直接劳动转移到机器、转移到死的生产力上面去的技巧。”(人民出版社一九六三年版,第三分册第369页)
能不能从马克思的这段话得出“生产力首先是科学技术”的论点呢?不能。
马克思在这里分析的是体现在固定资本里面的社会生产力。所谓固定资本,就是资本家占有的机器、设备、厂房等生产资料,马克思又称作“死的生产力”或“生产出来的生产力”。这只是生产力的一个部分,而不包括生产力中最重要的因素劳动者。怎么能认为马克思是在分析整个社会生产力中的首要因素呢?怪论的鼓吹者把“体现在固定资本里面”这句话一刀砍去,造成一种似乎马克思是在给整个生产力下定义的假象,似乎在生产力诸因素中社会力量同科学技术相比只能居于次要地位,.这种手法未免太拙劣了。
尤其重要的是,马克思在这里讲的是“资本的流通过程”。资本家靠什么办法来增殖资本,扩充生产力呢?当然谈不上去调动受他剥削的工人的生产积极性,只能主要地依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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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先进的科学技术。怎么能把资本家增殖资本的具体办法同整个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规律混为一谈呢?怪论的鼓吹者正是想把资本家的办法搬到今天的社会主义中国夹。
什么是生产力的首要因素?马克思说:“在一切生产工具中,最强大的一种生产力是革命阶级本身。”(《马克思恩格斯选巢第一卷第160页)列宁也说:“全人类的第一个生产力就是工人,劳动者。”(《列宁全集》第二十九卷第327页)这些在今天已经成了马克思主义的常识。
马克思主义认为科学是人们争取自由的一种武装,技术的进步是生产力发展的一个标志。但是,科学技术是要人去搞的。离开了人的劳动,任何科学技术都不能变成现实的生产力。怪论的鼓吹者硬把生产力首先是科学技术的论点强加在马克思的头上,这完全是对马克思主义的蓄意篡改。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强调劳动者是生产力的首要的决定性的因素,必然重视人们思想觉悟的提高,重视人们在生产中形成的相互关系的变革。“革命就是解放生产力”。只有充分估计人的作用,才能真正理解革命对生产的统帅作用,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
反之,如果按照“生产力首先是科学技术”的怪论,必然把社会主义生产力的发展看成首先靠科学技术。所谓科学要走在国民经济前头的论调,就是要人们全力以赴抓科学技术,·其他都是微不足道的。这样一来,什么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什么无产阶级专政,什么党的基本路线,岂不是一概都要取消了吗?
其实,这种所谓新论点,不过是从资产阶级、修正主义的仓库里捡来的破烂。在西方,
一些资产阶级科学家声称科学技术“是一切财富之源,也是人类幸福之源”。苏修御用文人也拚命鼓吹“社会力量的最好的源泉在于科学”,“决定人类命运的”,是“掌握我们时代最高度发展的技术的人”。他们兜售这种“技术救世主义”,是代表垄断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刮右倾翻案风的人重弹他们的老调,则是反映了被打倒的地主资产阶级的意志和愿望,妄图扭转我们整个国家的马列主义方向和社会主义道路。这是值得人们警惕的。
刮右倾翻案风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主要就是那些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批判、被揭发过的不肯改梅的走资派。他们总是对文化大革命不满意,总是要算文化大革命的账,总是想翻文化大革命的案。他们鼓吹阶级斗争熄灭论和唯生产力论,就是要用修正主义路线来代替党的基本路线,以达到复辟资本主义的罪恶目的。因此,从政治上、思想上回击这股右倾翻案风,巩固和发展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是我们面临的一项严重战斗任务。这一场斗争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大搏斗,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继续和深入,它关系着我们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我们一定要在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把这场伟大的革命运动进行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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折中主义必须批判
关良姚·坤
从教育界的种种奇谈怪论,到科技界的一系列修正主义观点,说明存在着
一条与毛主席革命路线相对抗的修正主义路线。刮右倾翻案风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为了改变党的基本路线,不惜故伎重演,用折中主义偷换唯物辩证法。折中主义是颇能迷惑一些人的。列宁在同机会主义作斗争的实践中深切地感到:“把马克思主义改为机会主义的时候,用折衷主义冒充辩证法是最容易欺骗群众的。”(《国家与革命》)折中主义手法的根本特征,就是不分主要和次要,把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平列起来,结果是模糊了事物的本质。譬如,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矛盾,这又集中表现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和斗争。这一主要矛盾支配和制约着其他矛盾。毛主席教导我们:“千万不要忘记阶级和阶级斗争”,最近又教导我们:“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这就要求我们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一切工作中,都要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不能颠倒纲和目的关系,也不能把纲和目平列起来。刮右倾翻案风的人、恰恰在这个问题上制造了惊人的混乱。他们口口声声讲矛盾的这一方面,矛盾的那一方面,把政治和经济、政治和业务、政治和技术平列起来,却根本不提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这个主要矛盾,从而把阶级斗争这个纲偷偷抽掉,否定党的基本路线,这不就是用折中主义偷换了唯物辩证法吗?
承认不承认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必然会导致两条根本对立的政治路线。这是为大量的事实所证明了的。苏联十月
·革命胜利后不久,布尔什维克党内围绕着政治和经济的关系展开了一场大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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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托洛茨基胡说党纲规定给工会的新任务是“组织生产”,布哈林火上加油地宣传“从政治上”看问题和“从经济上”看问题具有同等价值。列宁曾经一针见血地指出:他们这样做就是“用折衷主义偷换了政治和经济之间的辩证的关系”,而“一个阶级如果不从政治上正确地处理问题,就不能维持它的统治,因而也就不能解决它的生产任务。”(《再论工会、目前局势及托洛茨基和布哈林的错误》)列宁的话把托洛茨基、布哈林之流玩弄折中主义、·反对无产阶级专政的本质揭露无遗。在我国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刘少奇、林彪也是这样搞的。“一九五六年我国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刘少奇伙同陈伯达抛出了所谓“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的谬论,抹煞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这一主要矛盾,妄图阻挠社会主义革命的深入;一九六
四年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刘少奇又抛出所谓“四清和四不清的矛盾”、“党内外矛盾的交叉”等奇谈怪论,来转移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这一主要目标;党的九大前夕,林彪伙同陈伯达又鼓吹九大以后的主要任务是发展生产,掩盖他们搞机会主义的反动面目。现在,正在走的走资派所顽固坚持的,恰恰是刘少奇鼓吹了十七年,而林彪妄图塞进九大政治报告中去的那些修正主义黑货。他们公开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实际上是要以他们的修正主义路线为纲。
在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斗争中,折中主义总是反映和代表着资产阶级的意志和利益,是修正主义用来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手段。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来看,无产阶级革命导师在同机会主义作斗争的时侯,也总是十分注意对折中主义进行批判。法国的蒲鲁东曾经鼓吹任何经济范畴都是由好的方面和坏的方面拼凑起来的,叫嚷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个阶级应当提高认识携,手合作”。马克思曾经这样辛辣地嘲笑过“在范畴的两个方面中间转动、挣扎和冲撞的蒲鲁东先生”(《哲学的贫困》),说他的政治投机公式是“由‘一方面'和‘另一方面'构成的”。德国的考茨基鼓吹马克思主义者同修正主义者之间的“统一”,实际上完全为帝国主义和机会主义辩护。列宁说“脚踏两只船”的考茨基,是玩弄把戏的大师,并且指出考茨基主义从“哲学根源来看,这是用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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衷主义和诡辩术来偷换辩证法”,“从政治实践上来看,这是对机会主义者卑躬屈膝,归根到底就是对资产阶级卑躬屈膝。”(《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至于上面提到过的列宁对机会主义者布哈林“在理论上堕落到折衷主义立场上去了”的批判和揭露,那更是大家所熟知的了。因此,我们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反对机会主义,就必须坚持唯物辩证法,反对折中主义。
哲学上的折中主义,必然导致政治上的修正主义。毛主席一贯教导我们,政治是统帅,是灵魂,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应当突出政治。这都是对折中主义的深刻批判。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前夕的,九六五年,毛主席针对刘少奇一类政治骗子的谬论指出:“整个过渡时期存在着阶级矛盾、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两条道路斗争。忘记十几年来我党的这一条基本理论和基本实践,就会要走到斜路上去。”同时,毛主席又特别强调了要警惕有人通过玩弄折中主义来偷偷地修改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毛主席说,“那些不相信突出政治,对于突出政治表示阳奉阴违,而自己另外散布一套折中主义(即机会主义)的人们,大家应当有所警惕。”,毛主席把批判折中主义同反对修正主义联系起来,同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和基本实践联系起来,这就深刻地讲清楚了折中主义和修正主义的必然联系。折中主义就是修正主义。而斗争的实践总是告诉人们,马克思主义同机会主义的斗争,唯物辩证法同折中主义的斗争,本身就不可调和,不可折中。我们同以否定文化大革命、否定社会主义新生事物、搞复辟倒退、搞反攻倒算为主要内容和主要特征的修正主义路线之间的矛盾能够调和吗?决不能。在路线问题上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决设有调和的余地。批判修正主义,包括批判折中主义,反击右倾翻案风,是捍卫党的基本路线,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成果,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一场阶级斗争。在这
一场斗争中,我们要认真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认真学一点马克思主义哲学,学一点中国哲学史,划清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的界限,划清唯物辩证法和折中主义的界限,提高对社会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革命的认识,从而把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各项工作做得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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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二十年代苏联党内的一场大辩论
宫
欣
·一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表明:马克思主义向前发展的每一步,都得经过战斗。苏联二十年代初期,布尔什维克党内围绕着政治和经济关系开展的一场大辩论,就是无产阶级专政下马克思主义同机会主义、修正主义之间的激烈战斗。
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的胜利,使苏联成了世界上第一个杜会主义国家。当时,由于国际帝国主义的侵犯和国内反革命匪帮的被坏,苏维埃俄国的工农业生产遭到严重的破坏,大批工厂、矿山被捣毁,铁路、桥梁被破坏,整个国民经济处于瘫痪状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是巩固苏维埃政权的需要,也是苏联广大人民的迫切愿望。因此,列宁在十月革命后不久,就把组织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伟大工程提到了议事日程上,提出了“用新的方·式去建立千百万人生活上最深刻的经济的基础”的任务,并且指出:“只有在解决这个任务以后(在主要的和基本的方面解决以后),才可以说,俄国不仅成了苏维埃共和国,而且成了社会主义共和国”。
但是,在如何完成这个任务的问题上,在当时的布尔什维克党内立即发生了两条路线
的激烈斗争。托洛茨基首先跳了出来,在一九二O年底抛出了一本题为《论工会的作用和
任务》的小册子。他利用苏联人民对恢复国民经济的迫切心情,别有用心地提出,要完成“我们党纲中规定下来的新任务:组织生产”,并且特别在“组织生产”四个字下面加上了者重导。托洛茨基还到处鼓吹“应当在工人群众中间”“造成生产气氛”,“对生产全力以赴”。很明显,托洛茨基搞的完全是唯生产力论的修正主义黑货。
托洛茨基抛出的小册子所提出的主张,从根本问题上向列宁主义路线提出了挑战。大家知道,列宁早在一九一九年十月写的《无产阶级专政时代的经济和政治》一文中就明确指出过:“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剥削者阶级,即地主和资本家阶级,还没有消失,也不可能一下子消失。剥削者已被击溃,可是还没有被消灭。”列宁强调了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阶级斗争,强调了无产阶级专政。而托洛茨基只提“组织生产”,绝口不提阶级、阶级矛盾和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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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斗争,不提无产阶级专政,这怎能不引起列宁的愤概呢?为了帮助全党同志搞清路线上的大是大非问题,列宁发表了《论工会、目前局势及托洛茨基的错误》、《再论工会、目前局势及托洛茨基和布哈林的错误》等演说和著作,深刻批驳了托洛茨基这个似乎“得人心”的口号。列宁一针见血地指出:“把这一切归结为我们党纲给工会‘规定了’‘组织生产’的任务,这显然是错误的。”“党纲并没有‘组织生产’这样的规定,也没有对工会提出这样的任务”。列宁说,现在的斗争焦点,仍然是巩固苏维埃政权和颠覆苏维埃政权的斗争。“从当前的基本任务看来,我们无疑是正确的,因为没有争取国家政权的阶级斗争,社会主义就不能实现。”
列宁提出的正确路线,是建立在对苏维埃俄国面临的国际国内的阶级斗争形势的深刻分析的基础之上的。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阶级斗争并没有结束,在许多方面只是改变了形式,变得更加残酷、更加尖锐。主要矛盾依然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正因如此,列宁强调指出:“一个阶级如果不从政治上正确地处理问题,就不能维持它的统治,因而也就不能解决它的生产任务。”如果放弃了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斗争,象托洛茨基那样地一味强调“组织生产”,那就不仅谈不上恢复和发展社会主义经济,而且无产阶级就会站不住脚跟,经过流血牺牲建立起来的无产阶级专政就会丧失掉。
托洛茨基真的是关心生产吗?完全不是。他不仅通过竭力鼓吹首要任务是“组织生产”,来取消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斗争,而且还利用这种口号直接向无产阶级发动了猖狂进攻。托洛茨基以工会要“为生产服务”为借口,提出了“把螺丝钉拧紧一下”和“把职工会整刷一下”这一臭名昭著的主张,叫嚷要实现“工会本身的军事化”,这就是要在工会当中采取强制的军事命令手段,“建立一种劳动者自视为一个不能自由支配自己的劳动军人的制度”,工人不好好劳动,就“应当关入管教营或集中营”。他甚至还公然鼓吹要对工人实行“强迫劳动”。列宁说得好:“托洛茨基同志这本纲领性小册子,从头到尾贯串着的正是这种‘自上而下的整刷”政策的精神。”按照托洛茨基的“整刷”主张,工人只有从事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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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义务,没有任何革命的权利,这实质上是要对广大工人实行资产阶级专政。他这样蛮横地搞“整刷”,就是要把工人的革命精神“整刷”得一千二净,成为推行错误路线的驯服工具。
列宁尖锐地揭露了托洛茨基“整刷”政策的反动本质,指出:如果按照托洛茨基主张的那样办,“那就会导致无产阶级专政的灭亡”。为了真正把生产搞上去,列宁不仗一再重
学习与此判
申了开展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斗争的必要性,还提出要在无产阶级专政根基最深的地方,即在工人和贫苦农民中选出代表参加国家和企业的管理。列宁亲自起草了决议案,明确指出要把“发扬民主和首创精神、参加工业管理以及开展竞赛等等,运用到整个工会运动中去”。列宁多次指出,在苏维埃国家机关中,在企业管理机构中,总是存在着诸如官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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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等等各种资本主义的残余,只有吸引广大群众参加国家和企业的管理,才能保证把国家和企业的领导权牢牢地掌握在无产阶级手中,才能有效地发展社会主义经济。
问题很明显,围绕着恢复国民经济和建设社会主义的任务,列宁和托洛茨基之间的分歧是两条政治路线的根本对立。对这一点,托洛茨基是竭力加以掩饰的。他在遭到列宁的严肃批判之后,继续装出一副“关心生产”的面孔为自己辩解,说什么列宁是“从政治上”看问题,而他们自己则是“从经济上”看问题的。这时,党内另一个机会主义分子布哈林,则摆出一副凌驾于争论双方之上的“公允者”的架势,危言耸听地宣称:党内已经存在一种象“火车有某种倾覆的趋势”,需要“缓冲”一下。他纠集了十名中央委员,组织了一个所谓的“缓冲集团”,并发表了一个“缓冲纲领”。这个纲领声称,列宁的“从政治上”看问题和托洛茨基的“从经济上”看问题有“同等的价值”,说什么“两个原理都是对的。把这两个原理结合起来,也是对的”,不能偏废一面。这个纲领很有欺骗性。一开始,很多中央委员都受到了蒙蔽。但是,列宁以反潮流的革命精神,顶住了机会主义逆流,剥开了这种“调和”、“并列”论调的机会主义实质。他说:“布哈林宣传把从政治上看问题和从经济上看问题结合起来,这样就在理论上堕落到折衷主义立场上去了。”按照列宁的分析,布哈林所犯的错误的理论实质,就在于他用折衷主义偷换了政治和经济之间的辩证的关系。布哈林是以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自居的,可是他恰恰在最主要之点背叛了马克思主义。比如,“政治同经济相比不能不占首位。不肯定这一点,就是忘记了马克思主义的最起码的常识。”而布哈林“又是这个,又是那个”,“一方面,另一方面”,喋喋不休地谈了半天,却不讲政治和经济这两个方面中哪是主要方面,这就把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给偷换成了折中主,义。
把政治和经济平列起来的错误观点,这在哲学上是违反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它是和二元论、均衡论一脉相承的。布哈林不仅在政治和经济的关系问题上搞折中主义,而且在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中搞调和,完全暴露了他的机会主义面目。对于这个以“公允”面目出现的布哈林,列宁曾经辛辣地讽刺道:“对这种缓冲,我很难找到一个客气的享眼来形容。如果我象布哈林同志那样善于画讽刺画,那我就要这样来画布哈林同志:一个人拿了一桶煤油,正在把煤油倒在火上,这幅画的题目是:《缓冲煤油》。”这就深刻地揭露了布哈林十足的托洛茨基帮凶的丑恶嘴脸。他的“缨冲”是假,为托洛茨基的反党行为加油点火是真。据说,布哈林有个叫“软蜡”的绰号,意思是说,他的性情温和,谁都可以在这块“软蜡”上任意雕刻,各派的不同观点都可以在他的理论中得到中和。然而,在辩论最激烈的一次中央全会上,布哈林却锋芒毕露,他的“缓冲”发言,说的都是反对列宁的话,而没有
一个字反对托洛茨基。没过多久,布哈林更是完完全全滚到了托洛茨基那边。托洛茨基和布哈林,一个固执、狂热,一个圆滑、折中,两个人手法不同,但都是猖狂反对列宁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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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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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头子。而后者更带有欺骗性。列宁愤慨地斥责说:“布哈林已经远远‘超过了’托洛茨基,并且完全‘盖住了’他”,“布哈林所犯的借误比托洛茨基所有错误的总和还要大一百倍。”
托洛茨基一伙装着一副“关心生产”的姿态,这完全是骗人的。正是他们,“在怎样增加生产的问题方面,倒退了一步”。列宁还愤怒地揭露说:“托洛茨基同志所犯的并且由布哈林同志加深的政治错误,却使我们党离开经济任务,离开‘生产’工作,迫使我们一遗憾得很一花许多时间来纠正这些错误”。他们的反党行为,给苏俄国民经济的恢复工作带来了很大的干扰。真正重视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而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和生产的,是列宁。列宁正是在同托洛茨基和布哈林这些机会主义分子作斗争中,提出了一整套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方针政策,拟定了十年至二十年内实现全国电气化的宏伟规划。也正是在列宁的正确路线指引下,苏维埃俄国的经济才迅速得到了恢复,并且有了很大的发展。
苏联党内在二十年代初期围绕着政治和经济关系的这场大辩论,以列宁主义路线的胜利和机会主义路线的失败而告终。列宁在批判托洛茨基、布哈林这类机会主义路线头子的时候,特别强调指出:“应当记住,一个政治领导者不仅要对他自己的政策负贵,而且要对他所领导的人做的事情负贵。”这就不仅把机会主义路线头子和在他所领导的部门工作的同志严格区别开来了,而且对于上当受骗犯有路线错误的同志,只要他们有所认识,愿意与错误路线划清界限,也应当对他们抱欢迎的态度,这样,就有利于把机会主义路线头子孤立起来,使大多数同志能在列宁主义路线下紧密团结起来。一九二一年三月,布尔什维克党的第十次代表大会对这场大辩论进行了总结,大会以压倒多数的优势通过了列宁拟定的纲领和决议。但是,托洛茨基和布哈林在遭到列宁的严肃批判以后,仍然坚持反动立场,死不改悔,继续攻击列宁的正确路线和政策,主张用剥削农民的办法发展大工业,甚至主张把重要的工业部门租让给外国资本家,赤裸棵地鼓吹投降主义、卖国主义,最后终于被斯大林领导下的苏联人民抛进了历史的垃圾堆。
回顾五十多年前苏联党内的那场大辩论,我们清楚地看到,搞阶级斗争熄灭论和唯生产力论,搞折中主义,就是搞修正主义而搞马克思主义,就必须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坚持唯物辩证法。今天,我们重温列宁同托洛茨基、布哈林机会主义路线斗争的历史经验,对于揭露穷途末路的修正主义者的狰狞面目,鍬住他们向无产阶毁进攻的黑手,是很有帮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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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阶小论
贾漱章
偶阅,《龚自珍全集》,发现其中有段关于凭资历爬台阶的绝妙议论,现抄录如下。
今之士进身之日,或年二十至四十不等,依中计之,以三十为断。翰林至荣之选也,然自庶吉士至尚书,大抵须三十年或三十五年;至大学士又十年而弱。非翰林出身,例不得至大学士。而凡满洲、汉人之仕宦者,大抵由其始宦之日,凡
三十五年而至一品,极速亦三十年。贤智者终不得越,而愚不肖者亦得以别而到。此今日用人论资格之大略也。
一一《明良论三》
龚自珍在这里,对清朝政府用人的昏庸,刻画得可渭淋漓尽致,入木三分。你看,从秀才、举人一级一级考上去,直到考上了进士方有被选进翰林院当庶吉士的资格,其间历经县考、府考、省考、京考、殿考,论时间,寒窗十年,论路途,跋涉千里,这个台阶爬得也真够累人的。然而,爬到了这一步,还只能说是才爬开了个头。要爬到尚书一级,还得爬上三
十年到三十五年,而要爬到大学士一级,就得再爬上个约莫十年的时间。这样没完没了地爬下去,直到爬得胡子都白了,锐气也都没了,可离开台阶的尽头还远得很呢!
台阶者,官阶也。当时的那些地主阶级知识分子,为了爬到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爬起台阶来把吃奶的力气都用出来了。尽管爬得头昏眼花,精疲力尽,半死不活,甚至还有跌下台阶摔死的,可他自己还是乐此不菠,觉着爬得怪有滋味的。在那个时代,资格第一,阅历至上。如若不信,有当时的民谚为证:“新官忙碌石联子,旧官快活石狮子”。(并见《明良论三)龚自珍不由得对此发出了“此办事者所以日不足之根源也”的慨叹。总之,论资排辈发展到了崇尚台阶这个地步,也就很可以叹为观止的了。
台阶之风,始于何时,不得而知。从历史上来看,地主阶级刚兴起的时候,用人倒并不那么讲究资格。就拿商鞅这个著名的法家人物来说,他在秦国雷厉风行地实行变法的时候,三十岁还不到,在那些头脑冬烘的清朝守旧官僚的眼中,正是属于所谓“嘴上无毛,做事不牢”的年龄,连开始爬台阶的资格都还够不上;而那位支持商鞅变法的案孝公,在当时究竞有多大年纪呢,一查下来就更可怜了,才只二十出头一点,比商鞅还要年轻。然而,就是这两个说不上有什么资格的青年人,在秦国地主阶级推动下,开始了秦国从奴隶制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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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建制的过渡,千出了一番划时代的改革事业。后不久还有个甘罗,据说十二岁就当上了秦国的上卿,奉命出使赵国,外交搞得很出色;而大胆提拔与使用甘罗的,就是秦始皇这位雄才大略的君主。秦始皇二十一岁上开始执政,建立统一的中央集权制封建帝国的时候才三十多岁,连四十岁还不到。然而,在那个社会大变革的动荡年代里,从来也没有谁去计较过这一点。儿童团在当时的秦国是如此地受重视,难怪名医扁鹊一进入秦国,就立即挂起了小儿科郎中的招牌,由此可见当时社会风气之一斑。
龚自珍写《明良论》的时候,只有二十三岁,也是个小青年,说话、作文火气大得很,颇有点初生牛犊不怕虎的气概。他的外祖父段玉裁在当时读了他写的这篇文章,高兴地说:“髦矣,犹见此才而死,吾不恨矣!”龚自珍痛恨当时封建官场中论资排辈的恶习,认为如果这种状况得不到改变,那些官员们都一个个暮气沉沉,因循守旧,根本不想有所作为。他曾经愤慨地写下了这样一首诗:“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暗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批,不拘一格降人材”。
由于阶级和时代的局限,龚自珍的话也自有其片面性。旧人与新进,原并不是互相排斥的。在封建制刚取代奴隶制的那个时代,那些杰出的地主阶级的代表人物固然重视提拔与使用青年干部,却也并不排斥对宿臣老将的任用。秦始皇任命甘罗那样的儿童团当大使,却也同时任命王鹉这样的宿将当讨楚的统帅。汉高祖刘邦用年轻的韩信拜大将,但他所信任的后方留守萧何却已是花白胡子一大把的了。再说,韩信还是萧何推荐的呢,在楚汉战争中,两人在前后方的配合倒也挺密切。归根到底,龚自珍所处年代的那种论资排辈的社会风尚,是由于封建社会的进程已走到了尽头,地主阶级早已失去了它当年的生气勃勃的性格而变得蒌靡不振、暮气沉沉的了。尽管他用“万马齐喑”确切地形象地描绘了当时封建社会总崩遗前夕的死寂局面,热情地盼望“风雷”的到来,期待冲决罗网的“人材”的出现,使病入商育的封建社会振衰起弊,但“天公”却不可能“重抖擞”了,封建制度已是注定要进入坟墓的了。
毛主席在一九五八年曾经引用龚自珍的这首诗,赞扬当时亿万人民意气风发地造成的大跃进局面,把“万马齐喑”的沉闷空气冲破了。是啊,没有革命的风雷,又怎么能涌现出大量革命的人材?台阶之风不破,培养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期望岂不是完全落了空?毛主席亲自领导和发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中国的大地和上空响彻了震撼全球的风雷,打破了万马齐暗的沉闷空气,成于上万的革命事业接班人不断涌现,出现了老中青三结合这样的革命新生事物,使我们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后继有人,每一个革命者都应当为此而欢呼,没有什么可值得忧虑的。这是对千百年来所形成的论资排辈的封建恶习的批判,也是为了我们的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需要。文末,不妨重复龚自珍这首诗中的最后两句话:“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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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风赋》有感
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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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国后期,楚国文学家宋玉写了一篇著名的《风赋》。在这篇赋中,宋玉非常形象地描写出风在最初是怎样地起来的,后来又怎样地渐渐大起来,又怎样地小下去。'这种善于观察和把握事物的发生、发展过程的方法,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辨风向。
自然界的风有东风、西风和南风、北风,我们要能够辨别风向。同样,对社会上刮的思想上的风、政治上的风,我们也要辨别风向,弄清它的来龙去脉。风是怎样发生的呢?宋玉通过仔细观察发现,“风生于地,起于青苹之末”。风刚刚起来的时候是“细草微风”,后来越刮越大,形成“侵淫溪谷,盛怒于土莪之口,缘太山之阿,舞于松柏之下,飘忽潮滂,激飏槱怒,耾耾雷声,回穴错迕,蹬石伐木,梢杀林莽”之势。就是说,这种风开始起于最小的水草草尖上,接着渐渐地进入山谷、树林,沿着山凹,如响雷般的急剧回旋。风到之处,飞沙走石,毁屋倒树,猛烈异常。这种风大概就是龙卷风、七级以上
的台风吧!
社会上刮的思想上的风、政治上的风,也是由小到大发展起来的。在自然界,当大风一刮,暴雨将至,细草要摇摆,蚂蚁要出词。社会上在一场妖风快要到来之前,也有着各种异样征候。资产阶级在每次兴风作浪之前,总是天天看“气象报告”,“望风测雨”,分析政治形势。他们先是制造各种谣言,散布流言蜚语,吹出丝丝冷风;到他们认为气候有利的时候,就破门而出,大刮妖风,猖獗了起来。回顾建国以来每次大的斗争,不都出现过这样的情况吗?一九五七年,我们整风,搞和风细雨,资产阶级右派则跑出来说,和风细雨,黄梅雨天天下,秧烂掉,不如搞急风暴雨。他们策划于密室,点火于基层,上下串连,八方呼应,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刮起了一阵害禾稼、毁房屋的七级以上的台风。
前一时期,教育界,科技界,以及社会上其他方面,修正主义的奇谈怪论相互呼应,刮起一阵右倾翻案风。刮右倾翻案风的人们到处刮“业务台风”,“经济台风”,“八级不够,就刮它十二级”,妄图把无产阶级政治,把阶级斗争这个纲,把党的基本路线统统刮掉。这股右倾翻案风真不小呀!
在大风大浪面前,人们历来有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或顶风而上,或随风倒。斯大林曾经生动地描绘过叶尼塞河上两种不同的渔夫对风暴所持的不同态度。“有一种渔夫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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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暴来临时动员自己的一切力量,鼓舞自己的伙伴,勇敢地划着船迎着风暴前进:‘弟兄们,把舵堂得更稳些,破浪前进,我们一定会胜利1’”与此相反的是,还有“另一种渔夫,他
、们一感到风暴要来临就灰心丧气,叫苦连天,使自己的队伍精神诅丧:‘真倒霉,风暴就
要来了,弟兄们,躺在船底里,闭上眼睛,也许能侥幸冲到岸边。’”在自然界的风暴面前,人们会表现出不同的态度。同样,在社会上的风浪面前,人们的各种不同态度也会被区分得清清楚楚。有的人“杞人忧天”,怕大风大浪一来房子塌下来,天塌下来,造成天下大乱有的人弱不禁风,风一来他就害政治感冒,鼻子塞了,嗅不到政治气候,嗅不出妖风中的腥臊气味。看过《西游记》的人都知道,唐僧、孙悟空、猪八戒三个人对妖风就有不同的反映。在《西游记》八十五回中,唐僧一行走到一座高山之下,忽然妖风四起。唐僧惊惶失措,害怕地说:“风起了”。孙悟空则毫无惧色,说道:“春有和风,夏有熏风,秋有金风,冬有朔风:四时皆有风,风起怕怎的。”他圆睁火眼,看出是妖魔在作怪,并且想好了战胜妖魔的计策。猪
八戒浑浑噩噩,不独嗅不出妖风中的腥臊味,反而以为妖魔祭起的那股风雾是蒸白米干饭、白面模馍的蒸笼上冒出的热气。他急不可耐地要去“尽肚吃他一饱”,结果误入魔堂。要不是孙悟空神通广大,击退妖魔,猪八戒就会被群妖或蒸或煮受用了。今天,我们读一读这段故事,难道不是可以得到不少启发吗?
在风浪面前,我们还可以看到有的人非常善于“见风使舵”。风从南方吹来,他就顺着风向猛烈地向北面倾斜,风从北方吹来,他就向南方猛烈地弯腰,在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中常常暴露出小资产阶级的摇摆性。在这种见风就摇的人中,有的摇那么几次,取得了经验就不摇了;有的则要永远摇下去,就象稻子那一类的作物,因为腰干不硬,风一吹就摇。在我们革命队伍中,有的人虽然艰苦奋斗多少年,有所锻炼,可是革命向前发展了,他们却很少进步,马克思主义学得不多,在思想方面也跟那个稻子一样,大风一来,就要摇摆,甚至在行动上跟着跑。
“疾风知劲草”。只有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才不怕风吹浪打,敢于反潮流,顶风上。毛主席说:“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大风大浪也不可怕。人类社会就是从大风大浪中发展起来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总是“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船”。他们善于辨别风向,敏锐地察觉潮流转折时候出现的思想动向,在风乍起的时候,仔细观察它的动态,在风迎面到来的时候,硬着头皮顶住。“风狂红旗舞,雨猛青松挺”,暴风雨更增添战斗豪情。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者总是坚决地同反社会主义、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潮作斗争,坚定地按照毛主席指引的航向胜利前进。
自然界要刮风,社会上有人要吹风,人们对风有不同的反映,这一切都是客观存在的。那么对客观荐在的风和人们的不同认识是让它自生自灭呢,还是把人们都动员起来,统一思想,团结一致,乘革命的东风,抗击一切妖风、逆风呢?宋玉在《风赋》中说,风经过毁房、倒树,猖獗一阵之后就会“至此将衰也:被丽披离,冲孔动楗,眴焕灿烂,离散转移”。就是说,到这个时候风力不巢中,四面分散,只有透进洞穴和摇动门栓的力量,只能吹动水波和花木,只能向四面轻柔地飘散。看来,在宋玉们所处的那样的古代,自然界的风由兴起到衰微大概只能是这样自然地发展吧!在今天,自然界的风虽然一般说来还是自然发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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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人们对付风的办法和顶风的经验却较老远的古代要丰富得多。比如说造“防护林带”,就是一种防风的办法。对自然界的风如此,对社会上的风也是如此。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资产阶级要吹西风嘛,那么好,我们也搞“防护林带”,这就是从思想上筑起反修防修的钢铁长城,用强大的东风去压倒西风,用正气去压倒邪气。我们党历来的方针,对于社会上的歪风,就是说不是个别的,而是成为一股风的,必定要打下去。打的办法就是我们所一贯采取的整风,大辩论,大批判,摆事实,讲道理那个老办法。整风,就是要整掉资产阶级吹的那股歪风邪气。去年夏季前后社会上刮起的右倾翻案风的风源在哪里?就在党内那些坚持刘少奇、林彪的修正主义路线,至今不肯改悔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就说明,走资派还在走。我们反击右倾翻案风,就是要把斗争的重点放在整党内一小撮不肯改悔的走资派上,整他们所顽固坚持的那条修正主义路线。“灯不拨不亮,理不辩不明”。究竟教育革命是好得很,还是糟得很?文化大革命有没有必要,有没有成绩?形势是好得很,还是积重难返?究竟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正确,还是修正主义路线正确?在这些大是大非问题上,我们都要充分发动群众来一个大辩论,来一个反吹风,真正从思想上把问题搞清楚。我们这场大辩论就是要在斗争中锻炼群众,使广大群众更加深刻地认识产生修正主义的社会根源,尽可能地缩小修正主义的市场。
“积句来巢,空穴来风”,宋玉讲的意思很明确,风是永远会有的。在有阶级存在的社会里,“树欲静而风不止”。阶级斗争没有完结,阶级斗争之风也不会停息。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时期,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斗争波浪起伏,高一阵,低一阵。资产阶级总是一遇机会,又会兴风作浪。这种风浪不可避免地会反映到党内来,出走资派。走资派和他们刮的右倾翻案风现在有,将来还会有,这是整个社会主义时期长期存在的社会现象,是·阶毁斗争的规律所决定的,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在阶级社会里不会有风平浪静的时候,也找不到“避风港”。我们一定要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发扬革命的坚定性,做一株在风浪中独立支持的大树,不做向两边偏倒的小草。我们要认真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掌握阶级斗争的规律,克服盲目性,增强自觉性,在斗争中提高辨别风向的能力,增强免疫力。我们要始终坚持党的基本路线,抓紧阶级斗争这个纲,在大风大浪中练出驾驭风浪的硬功夫,在浪涛滚滚的历史洪流中,乘风破浪,向着共产主义目标前进。“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不管前进道路上还会有多少风浪,不管道路是怎样的曲折,都阻挡不住我们向共产主义前进的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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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必须统帅自然科学
学习《论战斗唯物主义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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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大革命导师列宁在《论战斗唯物主义的意义》这篇光辉著作中,精擗地阐明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自然科学的关系,并且号召自然科学工作者“应当做一个辩证唯物主义者”。今天,我们重温列宁的教导,对于回击科技界的右倾翻案风,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要不要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统帅自然科学?这是科技战线上两个阶级、两条道路和两条路线斗争的一个重大问题。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前,由于刘少奇一伙的破环,科技界
·、流行着所谓“马克思不能指导区”的论调,反对科技人员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文化大革命以来,广大科技人员提高了学习马克思主义的自觉性,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武器,对自然科学领域中的唯心论和形而上学观点展开了革命大批判。但是,刮右倾翻案风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却对此横加指贲,说这是“用哲学代替自然科学”。这纯粹是一种别有用心的诬蔑。
尽管各门自然科学的研究对象,都分别有各自的特殊规律,但马克思主义所揭示的唯物辩证法的普遍规律,在各门自然科学中都是起着支配作用的。革命导师在创立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过程中,不仅总结了阶级斗争的经验,而且概括了自然科学的丰富成果。搞自「然科学的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要自觉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对自然科学问题进行具体的、辩证的分析和研究。这决不是“取消”、“代替”自然科学,而是为自然科学工作者认识世界、改造世界提供了最锐利的武器。'那种把自然科学领域革命大批判诬蔑为“用哲学代替自然科学”的奇谈怪论,其真实用意就是反对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占领科技阵地。
科技界的这一奇谈怪论,完全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歪曲。毛主席曾经明确指出:“马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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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主义包含有自然科学”,“它只能包括而不能代替物理科学中的原子论、电子论”。毛主席的这些指示,深刻阐明了马克思主义同各门具体学科之间的统帅与被统帅的关系。在这里,首先讲的是“包含”、“包括”,然后才是“不能代替”。而奇谈怪论的鼓吹者,却采取斩头留尾的手法,掐去“包含”、“包括”这两个词,只剩下“不能代替”,这岂不是要否认马克思主义统帅一切的地位吗?岂不是否认马克思主义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吗?.阉割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灵魂,把它歪曲为资产阶级可以接受的东西,这正是修正主义者惯用的手法。
科技界的奇谈怪论者,是打着关心科学技术发展的魄子登场表演的。但是,又要装出关心科学技术的样子,又要反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对科学技术的指导作用,这就露出了马脚。近代自然科学发展的事实反复告诉我们:唯心论和形而上学的世界观堵塞了人们认识真理的道路,只有唯物辩证法的世界观才为人们正确地认识自然和能动地改造自然开辟了无限广阔的前景。列宁正是从两种世界观斗争的高度,总结了自然科学的发展规律,极其深刻地论述了哲学同自然科学的关系:“自然科学进步得那样快,正处于各个领域都发生那样深刻的革命变革的时期,以致自然科学无论如何离不了哲学结论。”帝国主义和资产阶级的“专家”“学者”,曾经捏造了“中国贫油论”。其主要“理论”根据,就是所谓现有油田绝大多数是在海相沉积岩中,中国大部分是陆相沉积,因此,没有贮藏石油的可能性。但是,我国广大石油工人和科技人员在唯物辩证法指导下,破除了这种唯心论和形而上学的论调,在大量实践基础上总结出了陆相生油的规律。大庆油田的开发,结束了我国使用·“洋油”的时代,宣判了“中国贫油论”的彻底破产。这类事实,真是不胜枚举。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统帅自然科学,究竟是促进科学研究还是“代替”、“取消”了科学研究,这个问题本来是十分清楚的。但是,科技界刮右倾翻案风的人,却肆意抹煞事实,制造混乱,这只能暴露他们敌视马克思主义的反动立场。“妨得”科学技术发展的,不是别人,正是那些死抱住自然科学领域唯心论和形而上学不放的刮右倾翻案风的人。
刮右倾翻案风的人,把充斥于科技界的唯心论、形而上学观点当成宝贝,.一概予以保护,只许资产阶级放毒,不许无产阶级消毒。谁要批判,就被说成是用“哲学代替自然科学”。但是,列宁说得完全正确,“正因为现代自然科学经历碧急剧的变革,所以往往会产生一些大大小小的反动的哲学学派和流派。”在西方,那些形形色色时髦的自然科学“理论”,不正是用最腐朽的哲学来为反动的政治服务的吗?在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那里,他们用“大操炸字宙学”来“证明”宇宙有限,用“热寂说”来“证明”世界末日;在遗传学的幌子下宣传反动的优生学和天才论;用生物电一类科学术语来装饰·“心灵感应”的传心术。送些事实深刻地证明:“现代伪科学实际上是最粗暴最卑劣的反动观点的传播者。”从根本上说,自然科学领域的这些反动观点的影响,一点也不比资产阶级反动小说反动戏剧要略微小一些。而且,正由于它是披着自然科学外衣出现的,因而就更具有欺骗性。对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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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科学各门学科的历史、现状、理论、思潮、流派,一门一门地开展清理和分析,清除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这是无产阶级在上层建筑领域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的一项重要任务。现在战斗还只刚刚开始,一些部门还基本上没有触动,科技界右倾翻案风的鼓吹者就制造“哲学代替自然科学”的谣言,这正好暴露了他们要在科技领域维护资产阶级专政的丑恶面目。
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自然科学研究领域的斗争从来不是孤立的,而总是与政治斗争紧密相连的。在阶级社会里,人们的自然观,常常是敏锐地反映他们那个时代阶级斗争的特点和动向。在历史转折关头,自然科学领域中两种世界观的斗争更是短兵相接。自从马克思主义问世以来,修正主义者往往要利用自然科学这块阵地发动进攻。十九世纪后期马克思、恩格斯同杜林的斗争,二十世纪初叶列宁同马赫主义的斗争,自然科学都是
一条重要的战线。正因为如此,列宁高度重视无产阶级占领自然科学阵地这一任务的实现。列宁还指出:“任何自然科学,任何唯物主义,如果没有充分可靠的哲学论据,是无法对资产阶级思想的傻袭和资产阶级世界观的复辟坚持斗争的。”苏联现代修正主义的复辟,正是把自然科学领域中唯心论、形而上学的复辟作为一个重要突破口,对无产阶级批判自然科学旧体系的斗争大搞翻案活动,为这些曾被批判的旧学说、旧体系“恢复名誉”。苏修赫鲁晓夫一勃列日涅夫叛徒集团的头目,有不少就是搞自然科学出身的。在国外和国内,新的和老的资产阶级分子在进行其复辟资本主义的活动时,都要利用自然科学和技术。林彪反党集团曾经把“用技术掩盖政治”当成他们的反革命策略,林立果的“小舰队”中还特别研究如何利用新技术为其反革命阴谋服务,有的成员还直接去掌握某种技术。现在,正在走的走资派又摆出一副关心自然科学的样子,对革命人民学习马克思主义、批判资产阶级思想的群众运动大泼冷水,他们的根本目的,就是要改变党的基本路线,从而扭转我们整个国家的马列主义方向和社会主义方向。
·当前科技战线开展的大辩论又一次告诉人们,自然科学领域并不是一块超阶级的“净土”,而是存在着两条对立路线的斗争。用马克思主义占领科技阵地,指导科学研究,不断清除唯心主义、形而上学和各种资产阶级思想,是在科技战线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一个重要方面。我们必须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坚持用马克思主义批判资产阶级自然科学体系,在总结三大革命运动实践的基础上,创造和发展无产阶级自己的自然科学理论。这是唯一正确的道路。“遵循着马克思的理论的道路前进,我们将愈来愈接近客观真理(但决不会穷尽它),而遵循春任何其他的道路前进,除了混乱和谬误之外,我们什么也得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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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字报选登心
开门办学的成果不容否定
复旦大学数学系学生会
去年七、.八、九三个月,教育界刮起了一阵右倾翻案风。这是当前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突出表现。他们攻击开门办学是“不讲文化”,是“放羊”,把师生“当劳动力使用”,妄图把教育革命的方向“扭”回去,实行“关门办学”。这完全暴露了他们为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翻案的险恶用心。
在文化大革命前的十七年,由于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统治,我们数学系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把持下,被修正主义教育路线视为“掌上明珠”。他们提出向苏联莫斯科大学看齐的口号,反对师生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反对数学为三大革命运动服务,公开宣扬“一张纸、一支笔”,关门搞“没有计算机的计算数学”,把师生禁闭在房间里写论文,结果是“论文几百篇,实际不沾边”。在这种个人奋斗、成名成家道路的毒害下,有的人得了精神病,还有人堕落成为右派分子。旧数学系成了培养修正主义苗子的温床。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我系广大师生在党组织的领导下,批判了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开展了教育革命。我们坚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理论联系实际,教学和科研为三大革命运动服务,开展多种形式的开门办学,初步建立了教学、生产、科研三结合的新体制,使数学系的面貌开始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坚持厂校、杜校挂钩,广大师生走出校门,进工厂、下农村,这就初步改变了旧数学系与世隔绝、闭目塞听的“三脱离”状况,使学校与社会声息相通,使师生在劳动中和战斗中与工农广泛接触,促进了思想革命化。广大工农兵学员来自工农,不忘工农,把所学知识为工农服务,为三大革命运动服务,在开门办学中发挥了生力军的作用。例如力学专业三年级去年暑假到崇明开门办学,为两个农场办了“林料力学”短训班,并结合教学为向明农具厂生产的联合收割机进行了测试工作。在测试工作中,他们以顽强的毅力克服了野外工作的种种困难,冒着大雨,边收割边测试,连续奋战,常常工作到深夜。测试工作完成后,他们又立即投入到火热的“三秋”战斗中去。
避照毛主席“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教导,力学专业结合发动机叶根的强度计算,学习“有限元素法”,数学专业结合矽钢片厂的退火工艺,学习“工业自动化中的数学方法”,学员学得活,记得住,用得上,既培养了学员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又解决了许多生产实际中的关键问题,受到了广大工农群众的好评。我系已毕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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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届工农兵学员,在毕业实践中解决了比较大的实际课题二十一个,其中有一些是国防和国民经济的重大项目。就是低年级同学,在开门办学中也解决了许多实际课题。文化大革命前,计算数学专业的学生一般要到四年级才有机会使用电子计算机,而且时间很少,题目很小,至于别的专业学生,根本不会使用电子计算机。现在我系各个专业,一年级开始就学会使用电子计算机来解决实际课题了。所有这一切,都是文化大革命前的学生绝对做不到的。开门办学的优越性,是任何人也抹煞不了的。
由于实行了开门办学,教师在工农兵的再教育下思想面貌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业务能力在实践中也有较大提高。他们除了承担教学和教材编写工作之外,还承担了许多科研项目,为三大革命运动作出积极的贡献。目前我系教师承担了沪东造船厂、上海炼油厂、金山石油化工厂、海洋地质调查局、新江机器厂等二十五个单位的五十四个科研项目,其中已经完成或基本完成的有二十九个。还有四个是基础理论的研究项目。我系原信息论专业(现属计算机科学系)与江苏石油第四、第六物探大队,第一海洋物探大队等有关单位协作,开展地勘探数学处理研究工作,取得显著成绩,在处理方法和程序方面都达到先进水平,为祖国的石油勘探方面填补了空白。而文化大革命前,有的单位找上门来,要求和我系协作搞水词试验室,却遭到了无情的拒绝。这充分说明两条路线造成了两种根本不同的结果。
在开门办学过程中,我们坚持多种形式办学,直接为发展工农业生产服务。从一九
七四年起,我系为一机部和上海机电一局、化工局、纺织局等所属各工厂,两个农场,以及外地的一些工厂共七十九个单位,举办了“有限元素法”、“算法语言”、“自动控制”、“地震勘探数学处理”、“船体放样”、“喷气发动机的强度计算”等各种类型的短训班共三十五期,参加学习的正式学员达一千二百多名,旁听的有八百名,还协助三个工厂办了“七·二一”大学。广大工人和技术员通过短训班的学习,马上把学到的知识用来解决生产实际中的重大问题,直接推动了工农业生产的发展。此外,我们还在云南西双版纳为知识青年举办函授教育,学员有六百名。通过举办各种类型的短训班,不仅为社会培养了人材,还进一步密切了学校和社会的联系,推动了教育革命的深入开展。开门办学中,师生和工人师傅相结合,在共同学习马克思《数学手稿》的基础上,用辩证唯物论作指导,批判旧教材中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观点,努力把生产实际中的课题和取得的新的成果,反映到教材中去,先后编出了二十多种新教材。.一九七三年以来,我系还举了十六次“生产实际中的数学问题报告会”,并编出《实际数学课题汇编》两册。
教育界大辩论中揭露的大量事实表明,走资派还在走,刮右倾翻案风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就是不肯改悔的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他们污蔑开门办学,就是对文化大革命实行反攻倒算,搞复辟倒退。这是我们绝对不能允许的。我们一定要迎头痛击教育界、科技界出现的右倾翻案风,坚持开门办学的正确方向,把无产阶级教育革命进行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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赞扬白专道路居心何在?
上海纺织工学院机械系教育革命组
在教育界和科技界的那股右倾翻案风中,我们听到一个很熟悉的声音:有人竟然为早已被批得臭不可闻的白专道路评功摆好,大唱其赞歌。这是明目张胆地为复辟资本主义鸣锣开道。
在文化大革命前,刘少奇就讲过,“只要学好一门专长,将来就会成名成家,就有了一切。”他公然对抗毛主席提出的“又红又专”的指示,极力推行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在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统治下的旧华纺,走资派正是极力鼓吹和攒扬白专道路,用“名利”、“地位”等资产阶级毒饵,引诱青年走白专道路。那时就有一些青年教师和学生热中于步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后尘,为读儿本“名著”,攻几门外文,钻一个“尖端”科研题目,写一篇一鸣惊人的科研论文而奋斗。有的人沿着“成名成家”的道路滑下去,甚至堕落成为资产阶级右派分子。这些惨痛的历史教训,我们至今记忆犹新。这种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修正主,义路线所鼓吹的、而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批判的论调,如今竟然又被人不加修饰地端了出来,可见他们向文化大革命反攻倒算已猖獗到了何等程度!
在阶级社会里,一切科学技术都是为一定的阶级服务的。在教育界和科技界刮右倾翻案风的人,左一个“抓科研”,右一个“搞理论”,好象只有他们才最关心科学技术的发展。但是且慢,他们这样为白专道路评功摆好,可就现了原形了。原来,他们的科研也好,理论也好,统统都是为资产阶级政治服务的。他们企图利用我国人民把科学技术搞上去的迫切心情,把科学技术纳入修正主义的轨道,成为复辟资本主义的工具。今天苏修叛徒集团中一些人,不就是一批“白专尖子”吗?正是这批“白专尖子”,充当了苏修叛徒集团的头子,把一个列宁缔造的布尔什维克党变成了法西斯党,把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变成了社会帝国主义!那股右倾翻案风妄图在我国重演苏联“卫星上天,红旗落地”的悲剧,必然遭到革命人民的有力反击。
右倾翻案风的豉吹者赞扬白专道路,其目的就是要把广大知识分子引到资本主义的邪路上去,为复辟资本主义服务。我们广大革命教师和工农兵学员一定要识破他们叫卖这种怪论的阴谋,并且反其道而行之,坚决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走又红又专的道路,坚定不移地沿着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的方向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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辨“潮流”
郑际雄
影片《决裂》中,赵副专员指贵龙国正时说过这么一段话:“我们党内这样的同志不少,他们的脑筋还停留在战争年代,赶不上时代的潮流,我们要和他们斗争”。一个顽固地反对社会主义新生事物的人,竟俨然以“时代潮流”的代表自命,这就耐人寻味。
龙国正这个放牛娃出身的大学校长,把办共大看成是同资产阶级打仗。在他身上,闪耀着战争年代那种勇往直前,所向披靡的革命精神。但是,在赵副专员的眼晴里,这一切都“赶不上时代的潮流”了,都过时了。这种论调,我们并不陌生:伯恩施坦、考茨基、赫鲁晓夫,不都借口时代变了,而宣布阶级斗争学说已经过时吗?列宁说得好:修正主义者总是“宜布阶级斗争学说已经‘过时”,或者开始实行事实上已抛弃阶级斗争的政策”。赵副专员所标榜的“时代的潮流”,无非是一种修正主义的潮流罢了。
修正主义者否定或修改阶级斗争学说,然而决不是超然于阶级斗争之外,赵副专员不就直言不讳地宣告要同坚持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同志“进行斗争”吗?事实正是如此。在教育领域,资产阶级每时每刻都在同无产阶级进行斗争。他们那套貌似超阶级的奇谈怪论本身,就是向无产阶级进攻的手段。随着斗争形势的发展,他们的脸谱和腔调可能有所改变,但目的都是一个:在教育领域对无产阶级实行资产阶级专政。这股修正主义的潮流,是对时代潮流的反动,是历史长河中的一股逆流。
历史总是在这两股潮流的矛盾斗争中曲折地前进的。出现修正主义逆流并不奇怪,这是阶级斗争的反映。·赵副专员这类人,尽管挂春共产党员的招牌,其实是资产阶级的代理人。他们从来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世界观是个资产阶级的王国。他们在社会主义革命深入的形势下,总想扭转历史的车轮。恩格斯说得好:“无产阶级的运动必然要经过各种发展阶段;在每一个阶段上都有一部分人停留下来,不再前进。”只要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就必然还会出现代表修正主义潮流的走资派。
在去年的七、八、九三个月里,作为社会上两个阶级、两条道路和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教育界刮起了一股否定教育革命的右倾翻案风。这实际上是一股修正主义潮流。修正主义潮流来了,怎么办?我们要向龙国正同志学习,发扬“开顶风船”的精神,坚决击退右倾翻案风。“想要阻挡潮流的机会主义者虽然几乎到处都有,潮流总是阻挡不住的,杜会主义到处都在胜利地前进”。崭新的无产阶级教育制度必将彻底战胜资本主义、修正主义的教育制度,这才是不可抗拒的时代潮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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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
“门”
上海机床厂工人顾舒
门,据说曾经有人给下了这样的一个“定义”:“门是将空间隔成两半的一种装置”。然而,这同“马尾巴的功能”一样,是早已成为笑谈的了。
不过门在资产阶级手里,另有一种重要的“功能”。文化大革命前,在学校,在上层建筑一些部门,“门虽设而常关”。人们都记得电影《决裂》中教务主任孙子清对着工农青年砰地一声把校门关上的一幕。贫下中农气愤地说:“他就是资产阶级的把门人。”门,就是这样被资产阶级用来将工农青年拒于学校之外,说明旧学校是资产阶级的一个顽固堡
垒。
但是学校这个上层建筑的堡垒毕竞不同于军队作战时的堡垒,打进去就箅胜利了。工农兵进了学校后,资产阶级还是要用门来进行顽抗。试看《决裂》中那个农学院的学生,这个贫下中农的儿子,不是进了学校大门吗?可是学校立即紧紧地将他关将起来,不到三年,连自己的亲娘都快不认了。将工农兵关在校门之外,和将工农兵关在校门之内,两种现象,一种本质,都是维护学校这个资产阶级的世袭领地。
不仅有有形的门,而且有无形的门。有形的,如我们在《决裂》中看到的那扇门,打开还是比较容易的。无形的门存在于人们的头脑之中,要打破它就难得多了。孙子清并非坏人,但他头脑中关卡重重,资产阶级、修正主义教育思想条条框框一大串。如果无产阶级思想不打进去,即使学校的门打开了,它还会在其他什么地方立卡设防。吕剧《管得好》有这样一个情节:当教师的爸爸是一个与孙子清有差不多思想的人物,只不过在教育革命洪流面前,他已无法再把学校的门关起来了。“学校里管不着,家里我总好管吧?”于是他把女儿关在家里读书,门上还加了一把锁。这说明,无形的门会转化为有形的门,不清除人们头脑中修正主义的流毒,不仅打开的校门可以再关上,还可以有家门、院门、以及其他形形色色的门,抵制无产阶级在上层建筑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
学校有门,上层建筑其他领域也有门。比如科技界就有这样一种说法:据说由于科技领域的“特殊性”,不仅要关门,而且要筑墙,还要站岗放哨!如果真是这样,那岂不成了毛主席提到过的保安县附近的那个土围子了吗?现在,资产阶级的土围子还很多,打掉
一个还会长出一个。对于资产阶级设下的门也好,墙也好,岗哨也好,无产阶级就是要一个一个地去打掉,这样才能实行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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た首イ平許》
从《宣和遗事》看“元祐更化”
梁凌益
宋末元初的话本《宣和遗事》,是一本宣扬孔孟之道和投降主义的坏书。《水浒》不仅从它那里吸取了故事梗概,而且完全继承了它尊儒反法、美化投降派的反动指导思想。《宣和遗事》颀固地站在儒家立场上,肆无忌禅地攻击王安石“专务变更”,搞得“天下强然,民不聊生”,把好端端的宋朝祖业搞垮了,终于造成“乱世”,遍地燃起了农民起义的烈火。一言以蔽之,“国丧家亡,祸根起于王安石”。然后,作者笔锋一转,吹捧起宋朝哲宗年间的元祐更化来了,说什么哲宗即位,“用司马温公,名做光。元祐年间,天下太平”。请看,作者对司马光和王安石一褒一贬,一捧一骂,尊儒反法的倾向是何等地鲜明!元祐年间的政治局面,究竟是怎么样的呢?明末的进步思想家王夫之对元祐更化作过如下的概括:“进一人则日此熙丰之所退也,退一人则日此熙丰之所进也;兴一法则日此熙丰之所革也,革一法则日此熙丰之所兴也。”他尖锐地指出,司马光这批顽固分子对王安石在熙宁、元丰年间的变法这也看不惯,那也不顺眼,一切都企图扭回到旧轨道上去。司马光早就疯狂地叫器:“在于择人,不在立法”。所谓“抨人”,就是要把那些已经打倒了的儒家顽固派重新扶植起来,以便推行一条守旧倒退的政治路线。随着司马光.上台,顽固分子如同沉渣泛起,在打了个滚后,又重新翻到水面上来。被王安石罢了官的吕公著,竟当上了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反对新法的文彦博,连路也已经走不动了,然而也兴致勃勒地坐轿进宫,“特授太师、平章军国重事”。而当年王安石变法时的骨干力量,纷纷被视为“鲁之少正卯”,一个个逐出了京城。司马光不是攻击主安石“与己异者,一切斥去”吗?但事实表明:真正排挤、打击“异己”的,不是别人,正是他们自已。
至于所谓“不在立法”,司马光完全是用来骗人的。他对王安石的新法根之入骨,以求得“众心安定”为借口,为复辟旧秩序大造奥论。在司马光心目中,旧的社会秩序是一根毫毛也动不得的,如果进行变革,人心就不安定了。事实上,他们所要“安定”的是大地主顽固派的“人心”。司马光在上台不到九个月的时间里,就把保甲法、方田法、市易法和保马法等都取消了。元祐元年三月,又清罢免役法,复差役法,八月又罢青苗法。在教育领域里的斗争尤其激烈。王安石变法废除了儒学明经诸科,规定用《三经新义》作为学生的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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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教科书,设立了武、律、医等实用科目。而司马光一上台,就立即废除了王安石对学校的改革,指定道学家程顾等人重修《太学条例》。这股反攻倒算的妖风越吹越猛,在二年不到的时间里,王安石变法的全部措施都被“剗革略尽”。
司马光为了推行复辟倒退的反动政治路线,到处利阴风,点鬼火,造谣言,混淆视听。他为了取消免役法,造谣说来自民间的几千封奏章“无有不言免役之害者”。但经复查的结果,发现其中有不少信是拥护免役法的,可见司马光完全是在捏造事实。
元祐年间的这场斗争,是王安石变法期间儒法斗争的继续。早在神宗熙宁期间,司马光就纠集韩琦、吕海等守旧派,疯狂攻击王安石“尽变更祖宗旧法”。王安石面临保守派的围攻挑战,发扬了“三不足”精神,在宋神宗的支持下,坚决实行变法。司马光在退居台下回洛附后,一面躲在书斋里,借编写《资治通鉴》来攻击新法,一面俨然以“真宰相”自居,组织一个名叫“真率会”的组织,策动和指挥党羽对变法进行捣乱和破坏。在王安石变法的
十多年间,司马光的反动政治立场没有任何改变。反变法的急先锋吕海在临咽气前还哑着嗓子鼓动司马光说:“天下事尚可为,君实(司马光字)勉之!”保守和革新、复辟和进步,这两条路线斗争就是这样地尖锐而不可调和的。
《宣和遗事》同北宋以司马光为首的儒家顽固派唱的完全是一个调子。它咬牙切齿咒骂王安石变法“把这太平的气象,又变做了乱世”。从《宣和遗事》衍变过来的《水浒》,书中固然没有对王安石变法发表直接的评论,但在第二回里却有颇为重要的几行文字,称颂元祐年间“那时天下尽皆太平,四方无事”,可见它和《宣和遗事》是一脉相承的。《宣和遗事》中还多次引用司马光的密友邵雍的歪诗,并重复邵雍之子道学家邵伯温捏造的谣言,恶意攻击王安石变法。《水浒》在开宗明义的第一回中,也引用了邵雍的那些制造谣言的歪诗。总之,从《宣和遗事》到《水浒》,都是儒家极右派的代表作,它们不仅鼓吹投降主义,反对农民革命,而且反对一切革新运动。
从《宣和遗事》的出笼到《水浒》的大肆鼓吹投降主义,从反面揭示了一条历史经验:历史上任何一种革新运动都不可能是一帆风顺的,总会伴随着一场肯定还是否定的斗争。这种论争甚至比运动本身延续的时间还要长得多。在王安石变法后不久,顽固派司马光等人就抛出了《温公琿语》,《辣水记闻》、《东轩笔录》。北宋末年道学家杨时就已声嘶力竭地叫嚷:“今日之祸,实安石有以启之”。到了南宋初年,《邵氏闻见录》、《三朝名臣言行录》等书纷纷出笼,对王安石及其新法大肆造谣攻击。这股尊儒反法的思想逆流反映在文学领域内,就出现了《宣和遗事》、《拗相公》等反动的话本和小说。大地主顽固派手中没有真理,只能乞求于搞阴谋诡计使用诬陷、谣言、恐吓、辱骂等卑劣手段。然而,历史是篡故不了的。清代蔡上翔就写了《王荆公年谱考略》,对王安石变法作了比较公正的评价,廓消了《宣和遗事》等书散布的种种谣言。
今天,开展对《水浒》的评论,要同批判孔孟之道结合起来,要同儒法斗争史的研究结合起来。这是因为,《水浒》宣扬的投降主义和《宜和遗事》否定王安石变法,为元祐更化翻案是一致的。而肯定王安石变法,弄清元祐更化的反动实质,又能进一步认识《水浒》宜扬投降主义的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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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新派与投降派不容混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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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
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评论《水浒》,同研究儒法斗争的历史经验结合起来,有助于我们划清革新派同投降派的界限,提高识别错误路线的能力。
有比较才能鉴别。我们不妨拿王安石与司马光的斗争来同《水浒》中的宋江与高俅的斗争作一比较。王安石与司马光的斗争,是法家与儒家的斗争,革新派与保守派的斗争。但是,宋江与高俅的斗争却不是这样,他们同属于儒家这种反动的腐朽势力,是儒家内部的这一派与那一派的斗争。即以王安石和宋江两人来看,尽管同属于地主阶级,但这两人的政治动机、政治主张和在历史上所起的作用,却是大不相同。
王安石是北宋时代的地主阶级革新派,他同司马光之流的地主阶级守旧顽固派形成了鲜明的对立。这种对立,在思想政治上直接表现为儒法两条路线的斗争。王安石的变法和他对司马光之流的斗争,从客观上揭醒了反动封建统治集团内部大地主阶级士土地兼并对社会所造成的破坏,沉重打击了大官僚大地主守旧顽固势力,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有利于当时国家的独立和统一,这在历史上是有进步意义的。《水浒》中的宋江则完全不同。他虽然没有司马光那种煊赫的社会地位,但在政治态度上和司马光是一丘之貉。司马光一再叫嚷“祖宗之法,不可变也”,宋江也开口闭口“法度上却饶不得”,两人都是虔诚的儒家信徒。宋江同高俅之间的斗争,是小狗大狗饿狗饱狗之争,他们两人在政治主张上并没有什么不同,在历史上所起的都是反动作用,这同王安石与司马光之间的革新与守旧的两条路线斗争,完全是两码事。
王玄石和宋江,从世界观上来看,两人也是截然不相同的。王安石针对地主阶级顽固派的守旧主张,提出了“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和孔丘所鼓吹的“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直接相对立,有力地批判了儒家的天命论和复古倒退的反动论调。但《水浒》中的宋江“自幼学儒”,讲天命,讲忠孝,讲尊卑次序,信奉反动的孔孟之道,并以此作为他推行投降主义路线的理论基础。无论是宋江、高俅或司马光,他们都是法家人物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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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判的对象。
对于不同范畴的历史人物,必须放在各自的具体环境中进行分析。这两者是不容混淆的。我们可以在一定条件下肯定和支持敌人营垒中要求进步的分子,但决不能容忍革命营垒中所出现的叛徒。王安石作为一个推行法家路线的地主阶级改革家,他的不反皇帝,是历史的阶级的局限性。我们不能用农民革命领袖的标准去要求历史上的法家代表人物,否则就不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但《水浒》中的宋江却不是这样,他以革命农民的政治代表人物自居,在小说中的身份是农民领袖。我们用农民革命领袖的标准去衡量,就可看出他是道道地地的革命叛徒,是一个投降派的典型。他的不反皇帝,根本不是什么局限性不局限性的问题,而是由于这个阶级异己分子在农民革命营垒内部推行了一条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的投降主义路线,引诱革命农民向以皇帝为代表的地主阶级统治集团投降。如果宋江的公开身份是一个收租放债的小地主,而没有一番投机革命并当上了梁山农民军领袖的经历,那么,宋江也就不成其为投降派了。毛主席指出:“宋江同高俅的斗争,是地主阶级内部这一派反对那一派的斗争”。这正是为了在农民革命营垒中划清革命派与投降派的界限,揭露宋江的投降主义本质和阶级根源。
对革新派和投降派,反动统治阶级所作出的评价是明显不同的。元代有个叫陆友仁的反动文人,在他的《宋江三十六人画赞》中就有这么几句诗,“江南丞相变法度”,“首乱中原倾大厦”;“睦州盗起隳连城,谁挽长江洗兵马”。前两句攻击王安石的变法打乱了大地主顽固派的阵脚,后两句赞扬宋江血洗农民起义军的功绩,一褒一贬,爱憎是何等地分明!我们还可以举出《水浒》的前身《宣和遗事》作为例证。《宜和遗事》曾多次引用司马光的密友邵雍的歪诗,重复道学家邵伯温捏造的谎言,公开攻击王安石,认为“宋朝失政,国丧家亡,祸根起于王安石”。但在同一本书中,对投降派宋江则竭力美化、吹捧。反动统治阶级对王安石和宋江的一骂一颂、一压一捧,从反面说明了革新派和投降派是不容混淆的。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研究儒法斗争的历史经验,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研究《水浒》这部反面教材,这对于我们深入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对于我们学会区分什么是进步,什么是反动,什么是革命,什么是投降,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什么是修正主义,都是很有帮助的。我们一定要把评论《水浒》和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坚持下去,不断提高我们的认识能力,在任何时候都保持清醒的头脑,把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各项工作做得更好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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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拆庙还是补天?
李贽与《水浒》及其他
陈旭麓
一九七五年八九月间,我到福州参加李贽《焚书《续焚书》注释讨论会,顺便去泉州参观了李贽故居。
故居在泉州市南门万寿路,是一座面阔三间、进深两间的平屋。三四百年来,它经历了无数变迁和几易主人,现仍保留着清末修茸后的式样,列为保护文物。李贽的童年和青少年时代是在这里度过的。他三十岁后,即流寓河南、江苏、云南、湖北、河北等省,“惊风日夜吼,随处足安居”①,过着飘零江湖的生活。然而人们出于对这个曾在思想战线上作过英勇斗争的历史人物的重视,仍把这里作为研究他早年活动的重要遗物。
李贽活动于明代十六世纪的历史舞台,已是封建社会后期,为什么在日趋没落的地主阶级中还会产生象李贽这样敢于斗争的进步思想家?这是一个需要研究的问题。最近,大家学习了伟大领袖毛主席评论《水浒》的批示,对同《水浒》有很大关系的李贽作进一步分析时,又提出他的活动和思想到底是在拆庙还是在补天?·为了说明问题,我想还是要从他的故居上推到较远的年代谈起。
中国的封建社会,从它的兴起到没落的漫长岁月,经历了若干历史阶段,“各个历史阶段有各个历史阶段的特点”,“不能呆板地移用于不同的阶段”®。早期代表新兴地主阶级的进步思想家政治家一法家,他们的斗争目标,在于推翻奴隶制,建立新兴地主阶级中央集权的国家,不断打击奴隶主复辟势力,巩固新兴的封建生产关系;中期的地主阶毁进步思想家政治家,在于继承和发扬法家路线,实行政治改革,维护统一,反对分裂,防止分封制的复活。他们反对什么,赞成什么,是很明白的。到了封建社会后期,地主阶级早已丧失了历史的进步作用,完全成为腐朽没落的阶级;出身于这个阶级的继承法家的进步思想家,就不是防止什么奴隶主复辟势力了,一个新的趋向,是必须走向他们自己的反面,从他们自已那个营垒里冲杀出来,敢于去拆封建制度的庙。只有这样,才体现了向前看的进步倾向。因此,不是封建社会后期地主阶级中能不能产生进步思想家政治家的问题,而是在地主阶级的反动统治后期,由于农民起义的频繁袭击,促使地主阶级内部加速分化,必
①李贽:《答袁石公,《续焚书》卷五。
②毛主席:《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毛泽东选巢》第一卷第一五七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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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会产生这样或那样的进步思想家。
这种历史现象,不独封建社会后期是这样,奴隶社会后期、资本主义杜会后期也是这样。事实上,这种分化,封建社会后期比奴隶社会后期剧烈,资本主义社会后期又比封建社会后期剧烈。这就是说,愈到后来,从崩遗的旧营垒里跑出来拆庙的人相对地就会多一些。这是奴隶起义、农民起义和工人运动蓬勃发展的必然结果,是尖锐的阶级斗争的副产品。我们从资本主义由衰败走向死亡的中外历史中,不是更可以看到许多这样的事例吗?所以,在封建社会后期出现李贽这样的进步思想家,是现实的阶级斗争的产物。
从没落阶级中分化出来的这类人,他们是旧制度的局中人,又曾受到旧制度的迫害,对旧制度的罪恶看得比较真切,对在政治和思想领域里怎样去拆庙,从什么地方下手,有时他们比革命人民甚至还更能击中要害。但是他们在找不到新的阶级力量或没有真正依附这种力量时,他们的拆庙往往仍然会落得个补天的结局。至于《水浒》,则连“补天”也不是,而是“护天”。它认为封建社会的“天”是完美无缺的,主张由宋江这一类人来“替天行道”。李贽以及后来的一些补天派,则至少是看到了封建社会的“天”已经出现了大窟窿。这是补天派与护天派的根本区别。但李贽既然要补天,因而对某些护天的主张便往往分辨不清。勇于拆庙的李贽,却对护天的《水浒》极为欣赏,原因就在于此。
李贽是否批点过《水浒》,过去和现在都有不同意见,虽然可以进一步考证分析,据我看来却是无可置疑的。李贽的《忠义水浒传序》,收入他自编的《焚书》内,决不是无缘无故或别人请他作的一篇序,而是他自已纵观全书写出它的主旨的文字。在他写给他的好友焦弱侯的信中,更明白地说“《水浒传》批点得甚快活人”,还说他“千难万难舍不肯遽死者,
亦只为不忍此数种书耳”①。“数种书”,就是他在信中提到的《水浒X西厢X琵琶》。我们
现在读一读《容与堂刻水浒传》影印本中的所有批语,那个“《水浒传》批点得甚快活人”的李贽,犹跃然纸上,语语恰如其人,似乎不是别人做作得出来的。与李贽同时或稍后的一些人的著作中,记载他有关《水浒》的言论也不少,这里只举一例。李贽的好友袁中道说,李赞“方居武昌朱邸”,他去拜访他,恰好碰着他叫僧常志在抄写《水浒》,“逐句批点”@。这是一五九三年,李贽已六十六岁。虽然,早在明代就有过假冒李贽批点《水浒》的本子流行,但我们不能因厥品便对真评也怀疑起来。即使我们不纠缠在李贽是否批点过《水浒》的问题上,以他的其他文字为据,也足够反映李贽对《水浒》的立场。
十六世纪后,即李贽生活和接近的那些年代里,从刘六、刘七在山东掀起的浓民战争,到李自成领导的摧毁明王朝的农民大起义,把封建社会的农民群众反抗地主阶级统治的斗争推到了一个高峰,震撼了整个社会。地主阶级统治集团为了维护和拯救他们的统治,历来对农民起义采取杀之不尽则招之来降的两手,当时更加成为他们内部精心抉择的对策。《水浒》这部以农民起义为题材、骨子里却是为了怎样更有效地消灭农民起义队伍的长篇小说,在这个时候刊出各种版本,广泛流行,完全适应了地主阶级的这种需要。这部小说,为地主阶级总结了“剿”和“抚”两方面的经验教训,把“抚”放在更重要的地位。对儒家
①李贽:《与焦弱侯》,《续焚书》卷一。
②袁中道:《游居柿录》卷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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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明理学加以具体化、通俗化,又渗进有很大麻醉作用的佛教和道教,“贯串三教”,互相补充借以消磨人民的反抗思想。'当时王阳明大叫“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他的话是说消灭一支农民起义军容易办到,要铲除引发农民起义的反抗思想就难了。而《水浒》兜售的“招安”经,就是“破山中贼”的策划,它的“贯串三教”,则是要达到“破心中贼”的目的。农民和地主两军对垒,一个是要拆庙翻天,打出他们的一统江山来,一个是要保庙护天,以强化他们的反动统治。这种对垒,随着王朝的更替,好象是一代一代的历史重演,却正是反映了由于农民的不断斗争,推动了社会前进。在这里,李贽又倒向哪一边呢?我们知道,历史上的地主阶级政治家思想家及文学家,除了极个别因自已的遵遇被卷入农民战争行列外,一般情况,他们中即使是最进步的,农民起义对他们也始终是一道铁门槛,走到这里,没有不打退堂鼓的。尽管他们也能慷概陈辞,为了同昏君奸臣斗争,甚至可以赔上身家性命,但一遇到揭竿而起的农民起义,他们就大摇其头,避之惟恐不速了。王夫之在中国封建社会里算是一个出色的唯物论思想家了吧,张献忠想邀他为农民起义军服务,他宁可借故折损自己的躯体,拒不受命。这些人,要他们承认农民起义中建立起来的政权,只有当这个农民起义取得了江山或将要取得江山的时候,但这已不是归附农民起义的原意,而是“贤臣择主而事”的君臣之义了。李贽把宜扬“招安”的《水浒》,赞为“古今至文”,就是这样一个无法跳越的冷酷验证。
“宋江投降,搞修正主义,把晁的聚义厅改为忠义堂,·让人招安了”。“忠义”是封建统治者“事君处友”的雅则,是贯串《水浒》全书的主旨。李贽所写的《水浒传》序,开头就抓住这个主旨,把“忠义”二字揭出来,安在书名和题目上。他盛赞宋江“身居水浒之中,心在朝延之上,一意招安,专图报国,卒至于犯大难,成大功,服毒自丝,同死而不辞,则忠义之烈也”①。他认为宋王朝的衰落,是由于“大贤处下,不肖处上”这种“冠履倒置”的现象造成的。怎样改变这种“冠履倒置”的现象?他大声疾呼要有国者、贤宰相、掌兵部者和督抚们一读《水浒》,认识梁山泊好汉们造反的原因,作为借鉴,改变自己的做法,就会使那些忠义之士不归“水浒”而归朝廷了。他笔下的“忠义”没有别的解释,同《水浒》“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的思想没有什么差别,归根结蒂,是他想为封建王朝补天的立场所决定的。我们过去把《水浒》这部反面教材当作浓民起义的教科书吹捧,把李贽宣扬《水浒》看作是对农民起义的歌颂,都是错误的,是阶级调和论的表现。
这样,李贽思想是不是也同《水浒》一样是反面教材?李贽其人是不是也同宋江一样只能充当反面教员?我想,不能这样等同起来。
李贽所处的那个时代,在欧洲已面临资产阶级革命的前夜,而中国的封建社会,虽已江河日下,但远没有达到总崩遗的阶段,资本主义的萌芽还在孕育的过程中,社会经济的发展,开始落后于欧洲了。落后于欧洲的原因,正如毛主席所说,“地主阶级这样残酷的剩削和压迫所造成的农民的极端的穷苦和落后,就是中国社会几干年在经济上和牡会生活上停滞不前的基本原因”,其中,作为封建统治的精神支柱的儒家说教,阻碍社会发展的影响尤大。经过宋明道学家的加工,更加僵化了的儒家教条,紧紧地捆绑住人们的思想,对
①.李贽:$忠义水浒传序,《焚书》卷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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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圣化而又神化了的孔丘,谁也不能说半个不字。因此,能否批孔反儒,成为中国封建社会后期政治思想斗争的重大课题。李贽正是从这里投入战斗的。他首先对孔丘开刀,公然主张不要以孔子的是非为是非,同道学家鼓吹的“天不生仲尼,万古长如夜”针锋相对。他说:“咸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故未尝有是非耳”①,“则千古以前无孔子,终不得为人乎!”②这儿句话,凡论述李贽思想的文章没有不加以引用的,可以说从王充的《问孔》以来,在一千数百年的反孔战线上,是最概括而击中了要害的话。他的这一论点,就是放在“五四”时期“打倒孔家店”的文章中,也称得上是虎虎而有生气。吴虞在“五四”时期写了《李卓吾别传》,并不是为了发思古之幽情,而正是由于李贽尖锐地批判了儒学的缘故。
道学家是李贽在政治思想战线上的当面敌人。李贽对这些当面敌人的可憎面目,看得最真切,揭得更是淋漓尽致。他说:“夫唯无才无学,若不以讲道学之名要之,则终身贫且贱焉”。所以,“今之无才无学,无为无识,而欲致大富贵者,断断乎不可以不讲道学矣”③。几句话,揭破了道学家欺世盗名的丑态。他牢牢抓住道学家的虚伪性不放,在他批点的书中,一遇到那些矫揉造作行为,不说是“道学”,就说是“道学气”,直把道学家作为邪恶势力的代名词。他认为男女的智能没有长短之分,妇女的某些不相适应,多由于社会的逼拶;对卓文君的私奔,赞为“善择佳偶”,更给道学家为妇女设置的牢笼以当头棒喝。李贽批判道学家的种种言论,有一个基本出发点,就是他一再提到的“率性而行”,他在以《童心说》为题的短篇中阐述了这个思想,说“夫童心者,真心也”,“人而无真,全不复有初矣。”④所谓“率性”、“真心”,是指超阶级的人性,这无疑是虚构的,且在今天是必须加以批判的;但他在当时用来针砭道学家的虚伪做作,有它一定的积极意义。这同欧洲启蒙思想家提倡“回到自然”,鼓吹“个性解放”,借以抵制中世纪黑暗统治的宗教枷锁,颇有某种相似
之处。
反孔反道学家的言论,在李贽著作中很丰富,这里只举数例,用以说明一点,就是他对封建传统思想的叛逆性。为什么说他是叛逆者呢?因为他是想从他自己生活的那个封建营垒里冲杀出来,要破坏那些窒息人们思想、阻滞社会前进的封建镣铐,敢以“异端”自居。正是由于他有这点叛逆性,顽固派就不放过他,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而他呢?“宁可同肮脏制度的保卫者直接斗争而死,也不愿象被打得遍体鳞伤的甽服的牛马那样慢慢地死去”⑤,最后自刎狱中,表现了一种可贵的战斗精神。
在革命和反革命搏斗中,从来有两种叛逆,一种是从革命阵营里叛向反革命,一种是从旧营垒里背叛出来。《水浒》中的宋江就是叛向反革命的典型人物。他被迫到梁山泊入
①李贽:《藏书·世纪列传总目前论》。
②李贽:《答耿中丞书》,《焚书》卷一。
③李贽:《三教归儒说》,《续焚书卷二。
④李贽:4焚书》卷三。
同列宁:《新的激战物,《列宁全集第五卷第十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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伙,阳一套,阴一套,“逢人便拜,见人便哭”①,使尽手法,坐上了梁山泊的第一把交椅,然后把这支农民起义队伍引向投降的道路,为宋王朝卖命。李贽的屁股虽然没有也不可能移到农民起义一边来,但他对历史上的和当时的叛逆者表示好感。他在和朋友聚谈中,互相以著名人物推许,朋友说他是盗跖,他笑道做“盗跖不容易”,又说他是林道乾,他仍然回道,“不容易”②,表明他不是把盗跖、林道乾这样的叛逆者看作可怕的江洋大盗,而是对他们带儿分向往的心情,这和他勇敢地反抗封建传统的思想是分不开的。从他的斗争矛头及其倾向来看,应该说是属于从旧营垒里背叛出来的一类。他和宋江不是走的一个方向、两条平行线,而是一出一入,一个是宁可不食冷猪肉,要破庙而出,一个是死心塌地要爬进庙堂,享受香火多一个前进,.一个倒行,大有不同,对他们的历史功罪也就不应相提并论。李贽对《水浒》的吹嘘,那是他的补天思想向右的方面的发展,是他思想上的糟粕,应该批判和屏弃。但这只是李贽思想的一部分,就是这一部分,糟粕里也还有精华。在他满口称赞宋江对宋王朝“忠义”的同时,仍说宋江“的确是个假道学”③。对富有反抗精神的李逵则给以很高评价,常以酣畅的笔调点出李逵的勇敢明快,称之为梁山泊的“第一尊活佛”④,说李逵屡屡声称要“杀去东京,夺了鸟位”,是“天上的语言”⑤。还对两者对比说,“毕竟宋江假,李逵真”®。尽管李贽看不到李逵和宋江的矛盾是投降和反投降的斗争,但对两者分明有所爱憎。这种爱憎,证明了李贽批孔反儒的叛逆性在这里仍起作用。李贽要拆庙,却没有忘记补天;想补天,就往往同护天思想划不清界限。既拆庙,又补天,还要附和几句护天主张,狐埋狐楫,不是太矛盾了吗?历史社会的本身就是在矛盾斗争中发展的,人们的思想也是在矛盾斗争中前进的,既有这个,又有那个,是一切事物的内在因素,世界上没有绝对单一的东西,只是有些东西内在的矛盾比较显著罢了。我们说李贽是封建社会后期反儒尊法的进步思想家,因为他有拆庙的要求和行动,他在拆孔圣人的庙,拆道家的庙,拆贪官污吏的庙。但他反抗封建传统思想并没有摆脱封建传统思想的束缚,没有从地主阶级营垒里完全叛逆出来,是个补天派,为地主阶级补天。所以他同《水浒》共鸣,“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在补天这一点,他和后来的曹雪芹、龚自珍相同。曹雪芹在《红楼梦》中塑造了贾宝玉、林黛玉两个具有叛逆性的形象,作为他自己已思想的写照;龚自珍的诗文尖锐地控诉了封建制度的黑暗腐敗,表现了叛逆者反戈一击的勇气,但他们最终的目的都还是想补天。《红楼梦》就是从女娲氏炼石补天的做事说起的,龚自珍更作了“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⑦的自白。因为他们看不见、并敌视农民起义的强大战斗力量,又没有新的阶级力昼向他们招手,他们憎恶那个旧世界,又找不到另外的新世界,不能不继续为旧世界补天。这就是阶级和时代对他们的局限。
我们分析历史人物的局限性,这是指正面人物而言的。反面人物是死顽固,只是极大程度地发泄他们的反动阶级的本性,一味拉着历史的车轮向后跑,说不上什么历史的局限
①④《梁山泊一百单八人优劣”,《明容与堂刻水浒传》卷首。
②袁中道:《柞林纪谭》,《李温陵外纪卷二。
⑧⑤⑧《明容与堂刻水浒传》。
⑦《龚自珍全集第十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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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正是进步的人们,他们要在历史道路上前进,历史是那样曲折,道路又是这样崎岖,必然有这样和那样的缺陷,有的还在盘陀路上走不出来。李贽这类人就是如此。
无疑,李贽是个具有两重性的历史人物,有进步的一面,又有保守或反动的一面。他有拆庙的活动,也有补天的祈求,甚至还有护天的呓语。他有尊法反儒的一面,又有受到儒家思想深刻影响的一面。在他的许多著作和批注中,精华和糟粕并存,单从数量上看,糟粕比精华可能还多。然而明朝统治者对他的折磨、迫害,看到的是他拆庙;在社会上引起反应的,也是由于他拆庙;后来的历史影响,仍然是因为他要拆孔圣人及儒家的庙,人们却很少去盯住或追究他的补天。这并不奇怪,在漫漫长夜的封建统治下,对儒家的说教久已视为天经地义,不去怀疑,也不敢去怀疑。忽然有人哼出了不同的调子,给那些峨冠博带的大人先生们刺痛了一下,他们就暴跳如雷。这好象向一潭死水里投下一颗石子,水面顿时波动,波动纵然不大,也会给人以“空谷足音”的慰藉。人们从这里听到的是石子投下去的声音,嗅到的是死水里散发出来的臭气,一阵恶心,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这是说李贽的拆庙产生了历史作用,补天却无实效,而他们的天迟早是要塌下来的。
对历史上曾经起过积极作用的人,我们给以一定的肯定,完全是应该的。当然,要有
一个阶级分析的谱,看他们“对待人民的态度如何,在历史上有无进步意义”①。对于李贽,前个时候的文章我看是有估价过高的地方。譬如有人说他的哲学思想主要是唯物论的,只是还有唯心论的杂质。其实,李贽只是在反击道学家的某些命题时,迸发出一些唯物论的论点。如他说,“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除却穿衣吃饭,无伦物矣”②,就是针对道学家的“存天理,去人欲”的唯心论说教而发。但在思维和存在的根本问题上,他并没有跨过唯心论的界限。列宁说:“当一个唯心主义者批判另一个唯心主义者的唯心主义基础时,常·常是有利于唯物主义的”③。因为一批判就可以揭出唯心论那些荒谬可笑的东西来,也可以引发出一些唯物论的论点,李贽对道学家的批判,就是这种“有利于唯物主义”的事情。李贽的进步性,主要在批孔反儒。我参观其故居时,有这样一首诗表达这个看法:世代沧桑溯故居,先生自有不焚书。说长道短寻常事,第一功勋是反儒。
李贽的一生,奔走四方,做过多年小官,后来当了三年知府,就弃官而去,专心从事讲学著书,他更多地是一个受到排斥的地主阶级知识分子。这个经历,使他在衣民起义风暴的震撼和阶级分化的引导下,敢于向封建传统思想举起叛逆的大旗,同顽固势力作斗争。他的《藏书》、《续藏书》《荧书以《续荧书》等著作,为后来的思想战线提供了借鉴的东西。鲁迅说:“文学与社会之关系先是它敏感的描写社会,倘有力,便又一转而影响社会,使有变革。”④李贽的作品及其思想,在较长的时间内多少起了这样的作用,这一点同中国历史上批孔反儒斗争的长期性分不开。
①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八二六页。
②李贽:《答邓石阳》,《焚书》卷一。
®列宁:《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一书摘要,列宁全集第三十八卷第三一三页。
④鲁迅:《致徐懋鼐,《鲁迅书信选第一○八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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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论陕与盗
读鲁迅的《流氓的变迁》
史
图
侠与盗都不满于现状,并且都爱闹点乱子。但在过去的舆论上实有天渊之别:前者拔刀相助,是好汉;后者拦路打劫,是强人。侠之于盗,犹如猫之于鼠。在古代的小说或戏剧中,大抵是公子或小姐遭到了强盗的拦路抢劫,于是有侠客的路见不平而拔刀相助,其结局,则为侠客逞雄,强盗落网,以公子小姐的大团圆而告终。
其实,侠与盗往往是相通的。《水浒》中的宋江,就兼侠与盗于一身。宋江号称“及时雨”,以所谓“仗义疏财”著称,江湖上的人见了他“纳头便拜”,不仅称得上“侠”,而且可算是个“大侠”。但这个“侠”却又被宋徽宗饮定为“四大寇”之首,分明又是个“盗”无疑。侠乎?盗乎?颇费思索。
按照中国的风俗习惯,人名有正名、乳名、诨名之别。在侠客的家谱里,流氓属于正名,在各地另有其不同的诨名:在北京,称之为泼皮,在天津,叫做青皮,在东北,又名混混;而在解放前的上海,则大多贼成白相人。至于侠,则是流氓的古代名称,或许也可以当
作它的乳名吧。
在我国古代史籍中,较早地对侠的活动作了详尽记载的是《史记·游侠列传》。那时候,侠客们成群结队地出没于通都大衢或闻里街巷之中,或偷鸡摸狗,或杀人越货,一言不合就拔刀杀人,怨仇相寻,无有了时。这就是“小侠”一类的笃照。至于大侠们,则如朱家、郭解之流,高踞卧榻之上,自有小的们进奉财物,本人则在官场中周旋,出入将相之门,颇有温良恭俭的风度。因此,一为大侠,不仅手上不沾半点血腥气,而且仗义疏财,济人急难,虽说目的在于收买人心,却也大有侠义之风。总之,同属流氓,小流氓身上盗气多侠气少,大流氓身上侠气多盗气少。前者是后者的走卒;而后者则是前者的后台。宋江在未上梁山前,看来即属于大侠或曰大流氓一类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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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汉唐以后,侠的社会地位一落千丈。大侠们在达官大吏面前,只能点头哈腰,打恭作揖,完全丧失了平起平坐的资格,如展昭、黄天霸直到旧上海的杜月笙、黄金荣之流。这时·的侠,已沦落成为捕快、保镖或包打听,没有过去那么神气了。
然而,就侠的性质来看,却并没有什么变化。“墨子之徒为侠”,这可以说是侠客的老祖宗了。但楚国的阳城君明明是个主谋杀害法家吴起的反动奴隶主贵族,而墨家巨子竞偏要率领了徒弟们去为他殉葬。由此可见,侠客从来就是反动统治者的奴才和鹰犬。从战国的墨子之徒到西汉的游侠,再经宋明清时的捕快而到解放前上海租界上的包打听,究其实质,不过是不公开的或不完全的奴才而成为公开的或完全的奴才罢了。
四
侠与盗常相互掉换位置,或由盗入侠,或由侠入盗。
鸟快贼出身。南宋时的海盗郑广,招安后曾做过这样一首诗:“郑广有诗上众官,文武看来总一般。众官做官却做贼,郑广做贼却做官。”这倒是点明了侠与盗相通的本质。但郑广既然由盗入侠,奴才的面目是比较公开的。
相形之下,宋江的上梁山,是由侠入盗,奴才的面目就不那么公开,不容易被人识破。但鲁迅揭露得深刻:“侠字渐消,强盗起了,但也是侠之流”。梁山上的盗有两类:火杂杂地喊出“杀去东京,夺了鸟位”的李逵们,是革命的盗即起义的农民。一心祷念着“愿天王降诏,早招安,心方足”的宋江,却只是披上了强盗的外衣的侠,或是充满侠气的盗。而侠气,也就是帮凶气、奴才气、走狗气。正如《流氓的变迁》一文中所指出的:“一部《水浒》,说得很分明:因为不反对天子,所以大军一到,便受招安,替国家打别的强盗一不‘替天行道”的强盗去了。终于是奴才。”
五
鲁迅曾借用韩非的“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的话点出:“‘乱'之和‘犯:,决不是‘叛”,不过闹点小乱子而已”。
此中奥妙,戴宗回答得最好:“这般时节认不得真!一者朝廷不明,二乃奸臣闭塞。小可一个薄识,因一口气,去投奔了梁山泊…只等朝廷招安了,早晚都做个官人。”这一番话,反映了地主阶级内部存在这一派与那一派之争。高俅、蔡京这一派,堵塞了宋江、戴宗那一派“认真”的即传统的升官道路。于是,宋江们只好走“若要官,杀人放火受招安”的道路,“认不得真”,要闹小乱子了。宋江、戴宗的诀窍在于,今天闹小乱子,是为了明天的抬高身价在野为盗,正是为了在朝为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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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是闹小乱子,也各有巧妙不同。《三侠五义》写“五鼠闹东京”:胆小的卢方、蒋平刚闹了点“乱子”,就被包龙图大老爷给唬住了,匆匆收场,只捞了个六品官做;惟独白玉堂胆子大,一直把“乱子”闹进了宰相府乃至于御花园,搅得开封城鸡犬不宁,结果就当上了四品官,比起兄弟们来好不威风。宋江颇象白玉堂。从他拒绝朝廷前两次招安诏书而接受第三次诏书的态度来看,他是很懂得官帽儿与闹乱子之间的巧妙的。
但乱子的规模不管闹得多大,本质上毕竟只能是小乱子一跪着膝盖的造反!侠盗们跟主子们表面的对立,掩盖着阶级实质及利益上的一致。相反,侠盗与革命的强盗倒是由表面上的一致掩盖着实质上的对立。当革命斗争刚起来时,乱子闹得还不大,在所谓劫富济贫之类的旗号下,聚集着很不相同的人物,有的是起义的农民,有的是革命投机分子,还有的是地主阶级混入农民革命队伍的异己分子但随着革命实践的不断发展,一旦当闹出推翻封建政权的“大乱子”时,侠与盗也就分家了,带有侠气的盗替封建朝廷去打不带有侠气的盗去了。宋江投降了,就去打方腊。这是势所必至的。
六
闹小乱子是争取招安的硬的一手,搞贿賂则是争取招安的软的一手。鲁迅说:“汉的大侠,就已和公侯权贵相馈赠”。宋江对此也是揣摩透了的。他不仅对所谓清官的宿元景多次行贿,而且对已沦为起义军俘虏的贪官高俅也是奉送“金银彩缎之类约数干金”。还有,他千里迢迢上东京,不惜用“火炭也似金子两块”来买通李师师,一心要换取“一道招安赦书”,皇天不负苦心人。靠了这两手,宋江这个侠盗终于脱去了强盗的黑衣,穿上了楚州安抚使的红袍。
七
马克思曾将流氓阶层称为“五颜六色的不固定的人群”。它是由各个阶级堕落下来的人们组成的:地主分子破落了、封建官吏犯法了、小生产者失去了饭腕而长期脱离劳动…其共同的特点是不事生产,专靠社会餐桌的残羹来养活。寄生者的地位驱使着他们一些人充当统治者的奴才即侠客,就象侠客始祖子路所说的。“食其食者,不避其难”。但这种极其低下的地位又促使着侠客对主子有矛盾、有不平,而区别于其他安分守己的奴才。于是每当革命的盗点燃起革命斗争的烈火时,这帮子侠也就来劲了,常会趁机向主子哄闹。但哄闹既然为着向主子卖高价,投降主子又成为这种哄闹的必然归宿。
宋江原先不是侠,而是个饶有资财的殷实富户。可是他不仅历来跟侠互通声气,而且从杀了阁婆惜后,流落江湖,正式加入了这个“五颜六色”的人群,成了道道地地的所谓江湖大侠。他后来在梁山推行了一条投降主义路线,正是这种侠客本性的流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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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江私放晁盖后,有个酸秀才做诗讥刺道:“猫若伴鼠岂成猫?”是说宋江这只猫没有尽到猫捉老鼠的本分。殊不知,侠客打强盗,妙就妙在不象一般的猫捉老鼠那样直截了当。高俅是只恶猫,凶相毕露,革命农民对他恨之入骨。宋江这只猫却颇有媚态,很会玩弄猫哭老鼠、猫助老鼠的花样,甚至钻进鼠的队伍“哥弟儿一般称呼”,这就蒙住了革命农民的眼晴,赢得了李逵、武松们的“纳头便拜”。就象列宁说的机会主义者那样:“用小恩小惠来分化和欺骗工人,使他们不去进行他们的阶级斗争”。一支梁山起义军,不就是被宋江这样不费一枪一弹诱过去的?之后,乔道清、孙安、琼英不也是一个个被他这样诱过去的?一高俅与宋江,同属于恶猫,但宋江这只猫更狡猾,对革命农民来说也就是更危险。
九
唐朝有人做过一篇《豪侠论》,说.“义非侠不立,侠非义不成。”侠,是以“义”相标榜的。什么“侠义心肠”,什么“江湖义气”,用座山雕的语言来说,又叫“友情为重”。其实,这个“义”是儒家那帮骗子发明的,最虚伪不过了。鲁迅讽刺得好:“‘朋友,以义合者也。’古人·确曾说过的,然而又有古人说:‘义,利也。'鸣呼!”(四论“文人相轻”)讲义,就是讲做买卖。宋江为了别人给他尽“义”,可以用金钱收买病大虫薛永,用美女笼络矮脚虎王英。他对宋王朝的“义”,更是用农民军的鲜血来换取自己升官发财的大利。义的前提是主子付利,归宿则是向主子尽忠,因而合起来也被宋江们称做“忠义”或“全忠仗义”。忠义之所在,侠客们不惜替主子“赴火蹈刃,死不还踵”,参与最龌龊的勾当,甚至甘心充当敢死队。“义”,也有另一种含意。在革命的盗即起义的农民那里,剥削就是不义,而反抗剥削叫做起义,或者叫做聚义。但这种义既有小生产者团结互助、反抗剥削的革命性,在一定程度上又具有以个人恩怨为重的小生产者的落后性。这后一面常易为侠客们所利用。宋江便利用了这一点,要大家讲义气,一起跟他去按降。李逵是坚决反投降的,但囿于对“大哥”的“义”,经过了斗争、妥协、再斗争、再妥协的道路,最后终于失败了。李逵的悲剧从反面提醒了人们,对“义”必须坚持作阶级分析,切不可让义气蒙住了自己的眼晴,甚至因此而走上了复辟倒退的道路。
十
鲁迅说:“捣鬼有术,也有效,然而有限”。侠客们的投降事业在《水浒》中虽曾得逞一时,但归根到底,胜利属于被《水浒》千方百计贬抑了的革命的盗,即坚持革命斗争的人们。而《水浒》却被革命的人民作为一部绝好的反面教材,锻炼了我们识破形形色色投降派人,物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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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大有希望的开端
嘉定县邓桥大队农机专业队伍的调查
在农业学大寨、普及大寨县的群众运动中,嘉定县马陆公社邓桥大队,有着一支活跃在农业机械化战线上的战斗队一农机专业组。这个农机专业组,是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出现的一个新事物。它一出现,就以其旺盛的生命力迅速发展,在三年多的时间里,由一个专业组发展到目前的九个专业组,共有八十多人。专业组分两种类型:一种是常年组织的,如机耕组、运肥组、吸泥组、排灌组和农机维修组;一种是农忙时突击组织的,如插秧机组、拔秧机组、割晒机组、盖麦机和开沟机组。几年来,这个大队由于建立了这一支以贫下中农出身的青年为主的农业机械化专业队伍,使农业机械的效率得到了充分的发挥。目前,大队的机耕面积、排灌面积都达到了百分之百;机插后季稻秧面积达百分之
九十七点三;机割早稻面积达百分之八十二点三;机拔后季稻秧面积达百分之三十二点
六;机盖麦面积达百分之九十。粮食产量一年比一年高,平均亩产已从一九七二年的一千
六百斤上升到今年的近二千斤。邓桥大队的这支农机专业队伍,已成为发展农业机械化的重要力量,成为推动人民公社进一步前进的一支活跃的和大有希望的队伍。邓桥大队的农机专业队是在什么情况下建立和发展起来的呢?
邓桥大队的第一个农机专业组,是在一九七二年建立的。前一年,大队购买了三台小拖拉机,分给三个生产队使用到了农忙季节,这三个队的机耕任务很快完成,而其他的队却完不成,于是就出现了队与队之间争夺小拖拉机的矛盾。为了解决这个矛盾,大队党支部在一九七二年的“三夏”大忙中,将三合“小拖”集中起来,并从生产队抽了六、七个人,组成一支专业的机耕队,给各生产队耕地,并且采取轮流驾驶、人停机不停的办法,以充分发挥农机的作用。结果,八个队的机耕任务都按时完成。大队党支部从这件事中开始感到,生产队独自拥有农业机器,并不能充分发挥农机的效能,而组织专业队使用机器,却是个可行的办法。
随着农业机械化事业的发展,大队不断增添新的农机,农机的所有权同发挥使用效能的矛盾就出现得更多更严重了。一九七四年“三夏”,大队添了九台插秧机。有人主张。“每个队二台,自己使用,自已管理。”可是,插秧机刚放下去没儿天,问题又来了:由于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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队与生产队之间的土地有多少,耕作安排又不一,往往在同一天内,有的队因为不插秧,那台机子只好空搁着,而有的队要打歼灭战,一台机子又不够用。要机子的地方没有机子,有机子的地方机子发挥不了作用。实践越来越说明,建立农机专业队伍是解决这种矛盾、充分发挥农机的效能的切实有效的措施。大队党支部根据生产队的普遍要求,迅速采取措施,将各队的插秧机连机带人集中起来,每台机子固定四个机手,建立了一支专业的插秧机组,指定一个调度员,统一调度,终于解决了这个忙闲不均的矛盾。其他农机专业组,也都是这样,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而建立起来的。
邓桥大队建立农机专业队伍的过程,反映了生产关系要适应生产力发展的客观必然性。生产关系如何适应生产力发展的需要,是我国农村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的一个重要问题。从邓桥大队的情况来看,实现了合作化、人民公社化以后,新的生产关系有力地促进着生产力的发展。特别是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批判了刘少奇、林彪的修正主义路线,广大贫下中农的社会主义积极性空前高涨,农业生产有了新的发展。这说明,现阶段人民公社的生产关系基本上是适应生产力的发展的。但是,它又还很不完善,这些不完善的方面和生产力的发展又是相矛盾的。特别是随着农业机械化的不断发展,这种相矛盾的一面就日益突出起来。邓桥大队的干部和社员在实践中看到了这个问题,在现实的条件下着手进一步完善生产关系,使之适应生产力的发展。建立农机专业队伍,正是这样的一个具体措施,它的作用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能因时因地制宜地满足各生产队对农机的需要。
农机专业队对农机实行统一调度,便于适应各生产队的不同要求。拿“三秋”中拖拉机为生产队犁稻板田来说,如果天气晴朗,生产队一般在一天中只要求犁十三亩地左右,因为犁多了,生产队的劳力来不及坌,被太阳晒干了,再坌就难了;如果天气阴雨,也不要求犁完,免得积水。有了机耕专业组,可以统一调度拖拉机,根据各个生产队的需要,今天给你犁一部分,过儿天再给你犁另一部分。有的队需要在极短时间内突击犁完,专业组也可以适当集中人力与机器,打歼灭战。如果机器在使用中坏了,可以将别的机子调过来,不致影响生产。前年“双抢”中,插秧机专业组为王家生产队通宵插秧,突然机子坏了,专业组马上从别处调来一台,不到天亮,另一台机子又坏了,连调了两次,而机插任务仍能按时完成。
二、专业队技术熟练,机器开得好,用得好。
专业队由于经常操作农机,技术比较熟练,对机器的“脾气”也比较熟悉,操作质量高。例如使用拔秧机拔秧,如果操作不熟练,容易引起伤秧,或把拔秧机上的轧头损坏。前年“双抢”,这个大队伤秧率达百分之二十。建立了拔秧专业组后,集体钻研,操作技术逐渐熟练,根据秧苗的粗细长短和秧板田的软硬,适当调节拔秧机的拔头,做到既不损坏机子,伤秧又少。去年水稻、后季稻秧田使用拔秧机拔秧,伤秧率下降到百分之七至百分之十。
三、维修保养好。
过去,农机坏了,不会修,常常影响生产。有一次“双抢”,一台手扶拖拉机正在耕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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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然马达坏了,大家都不会修,只好拆下来,用船送到公社农机厂去修。现在,农机专业队中有一个维修组,配备了必要的维修设备和一个零配件仓库,专门修理农机。他们除大拖拉机的大修外,各种农机的修理都可以不出大队。除了专职维修的以外,每个机组的负贵人也兼修理员,小修可在田里解决。农机的保养工作也大大改善,专业以建立了制度,机子用后,不论天多晚,都要洗净,上好油,送到农机站。农忙过后,插秧机、拔秧机等都要拆开来,上油、涂漆,藏好。由于维修保养得好,这个大队农机的完好率不断提高,修理费不断下降。
四、有利于试验、推广、改进新式农机。
吸泥船从一九七一年就开始推广使用,但不少单位都用不好,不是吸不出泥,就是光吸出稀泥。吸泥专业组经过实践,改制了两种不同的吸口,根据河床的不同情况,使用不同的吸口,效果显著,吸得快,吸得多。吸泥的问题解决后,浇泥的机械还没有解决。吸泥船到一个生产队浇泥,往往把全队的劳力都扑上去还来不及。农机维修组就动脑筋搞机器浇肥。他们在公社农机厂的帮助下搞了一个施肥船,可直接将肥从船里均匀地浇到田里,速度快,大大解放了劳力。这种施肥船,大粪、氨水都可以浇,还可以用来抗旱。邓桥大队党支部在建立农机专业队伍的过程中体会到:社会主义农业在迅速发展,领导的思想也要不断适应发展中的新情况,要敢于闯新路,积极对待现实生活中大有希望的新事物的萌芽,不要死守老的框框。他们结合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重温了毛主席的
一段重要教导:“现在全国农村中,社会主义因素每日每时都在增长,…目前的任务,就是要使各级地方党委在这个问题上采取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主动立场,将整个农业合作化的任务拿到自己手里来,用积极的高兴的欢迎的全力以赴的态度去领导这个运动”。他们感到,毛主席这个指示,虽然发表在二十年前,仍然好象针对今天的情祝说的。在当前全国农业学大寨,普及大寨县的伟大革命运动中,要尽快地实现农业的现代化,就一定要以党的基本路线为纲,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象当年领导农业合作化运动一样,积极支持社会主义的新生事物。他们联系实际,认识到跳出生产队的框框,建立大队农机专业队伍,不仅是壮大大队一级集体经济的重要措施,而且能在一定程度上限制和缩小集体所有制方面的资产阶级法权。为了把这项有意义的工作坚持下去,大队党支部建立了农机领导小组,由一名支部副书记负责,既管农业机械化生产,又管农机专业队伍。指定一名支委去大队农机站加强领导。逢到大忙,干部亲自开农机,既参加劳动,又做思想政治工作。其他支部委员平时在自己蹲点的生产队工作时,也很关心农机专业队伍的建设,看到专业队成员碰到困难,就主动关心看到他们遭讽刺打击,就站出来支持鼓励。一次组织一支新的专业队伍,个别生产队不愿将符合需要的劳力输送出来,在这个队蹲点的支委就找队干部谈心,教育他们要看得远,顾大局,积极支持新生事物,转变了队干部的思想,使农机专业队越办越好。
(马尔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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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农村的新风尚
金山县山阳公社的调查
复旦大学历史系三年级调查小组
潺潺细流通“龙江”
在今天的山阳,处处盛开“龙江”花。
千百年来,剥削阶级总是宣扬“各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说什么“黄牛角,水牛角,各顾各”。在文化大革命、批林批孔运动和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热潮中,贫下中农狠批了这些反动的老古话,意迈地提出:我们就是要甩掉小算盘,跨出小圈圈,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大干社会主义。
新江大队友谊沟的开成,生动地体现了人们思想上的这一深刻变化。事情得从一九七五年六月说起。
从六月十八日开始,雨一个劲地下着。五队的十亩冬瓜地全淹了,可望一千多担的收成只能收到二十多担。紧挨着冬瓜地的二十四亩菜地和第四生产队的二十二亩田,也都遭到了水淹,受到很大损失。
二队队长胡冬良看到这情景,真心疼啊!看看四队和五队这五十六亩田周围的地势:北面,是新铺设的金卫铁路;东面、西面和南面,都是高出地面的灌溉渠道:四面高,中间低,就象一只莱盘,水进得来,出不去。田间有五个水塘,水面和地面相差不了多少,一下雨,塘里的水就会倒灌进地里。若要降低水位,就得开一条沟,把水排到海堤脚下的运石河去,这就必须经过二队,占用好尤亩地。老胡心想,四、五亩地一占,队里平均亩产量就必然会降低,多年来的先进就要保不住,社员就会有意见。怎么办?
一次,他同大队支部书记老雷谈心,提起了这件事。老雷打并《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念了其中一段:“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已经建立起来,它是和生产力的发展相适应的;但是,它又还很不完善,这些不完善的方面和生产力的发展又是相矛盾的。”然后对老胡说,“老胡,分了队可不是分了家。你们队,这些年来在生产上跑在前头,不过,光一个队搞上去还不行啊!我们除了自己的小集体之外,还要看到大集体,看到将来向大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过渡。如果眼睛里只有自己的生产队,看不到兄弟队,看不到这个必然的发展趋势,那就会把生产队变成扩大了的个体经济,妨碍社会主义大农业的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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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老胡思想豁然开朗,当场表示,要发扬龙江风格,把困难留给自己,帮助四队、五队开好排水沟。
在队委会上,胡冬良把他的想法一讲,副队长老张呼地一下站了起来,冲着老胡嚷道:“我们又不受益,瞎起劲做啥?”接着,他摆了一大堆困难:开了沟,地少了,产量要降低,收入要减少,怎么办?开了沟,挖出的土要平整,劳力不够,怎么办?开了沟,自己的地分成了两半,引水灌溉和拖拉机往来都不方便,怎么办?
“这可不是瞎起劲啊!”老胡要大家一起想一想,这块地是怎么开出来的?
原来,“菜盘地”和二队相连着的三十多亩地,解放前是一片荒野,被称作“野鸡窝”。人民公杜化以后,大队发动各队群众,并组织了突击队,开进“野鸡窝”,铲掉坟堆,填平水坑,挖出芦根,整整干了五年,把荒野变成了良田,把“野鸡窝”变成了“凤凰窝”。在实行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后,这片地分给了三个队。三个队都花了很大功夫继续改造这块地,粮食亩产一年高过一年。可是,四队、五队的地由于积水排不出去,常年亩产比二队总要低
一、两百斤。这两年,为了支援金山工程,改种蔬菜,二队蔬菜每年亩产一百五十担,四队、
五队则一百担也不到,差别就更大了。
听说讨论开沟问题,许多社员都关切地跑来听听。大家共同回忆了“野鸡窝”的变迁史,纷纷议论说,为了开出这块地,全大队有多少人出过力,流过汗!我们如果各敲各的锣,各打各的鼓,只顾自己队产量上去,而兄弟队的产量却上不去,少打粮食,少收蔬菜,受影响的是社会主义建设,这怎么能说与我们无关呢?
听了这些议论,老胡打心眼里高兴。接着,他又给大家摆了二队同四队、五队分配和积累的情况。一九七四年,二队平均每人分得二百一十九元一角七分,四队是一百八
十三元零七分,而五队平均每人只分得一百五十七元八角八分。二队的公共积累有九万
四千多元,四队是七万六千多元,而五队只有四万三千七百多元。情况一摆开,大家都盯着老胡,只见他非常严肃地说:“四队、五队比起我们,都拉下了一大截,我们可不能再让两极分化的现象出现,穷的穷,富的富啊!不管是一家一户,还是一村一队,先进就要先进在跳出小集体的框框,看到整个大队,整个公社,整个国家,走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道路」”
大家听了,都觉得很有道理。原来思想一直没扭过来的副队长老张也说:“那好,大明沟开就开吧。损失一线,保住一片,我们就损失一点算了。”
“不,我们可以想办法少受损失,不受损失。”大家又提出了好多主意。有的说,开沟挖出来的土,可以填塘造地;有的说,我们加把劲,改造低产田,变低产为高产;还有的说,乘这个机会,我们大干一番,早点实现园田化。当下,队委会便作了决定:发扬龙江风格,开好大明沟。生产队全体贫下中农都表示热烈支持。
十二月十二日,在这块“菜盘地”上,十字交错的两条大明沟终于开成了。清清的水,顺着沟道流进了运石河。“菜盘地”里的积水消失了,塘里的水位下降了。四队和五队的社员们,看着地里长势喜人的蔬莱和麦苗,都非常兴奋地说:“多亏了二队,这下可把水害治住了。”在全公社学大寨经验交流会上,党委领导同志高兴地说:“龙江风吹开了团结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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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谊花。根据大家的提议,我代表公社党委宣布:这两条大明沟,命名为‘友谊沟”!”语音未落,全场响起了一片掌声。
“友谊沟”象两条银色的彩带,把三个队贫下中农的心紧紧联结在一起。这潺潺的流水,没有汹涌的波澜,却奔腾着时代的洪流;没有绚丽的浪花,却闪烁着共产主义思想的火花。
移风易俗的带头人
在山阳人民公社工农大队,传颂着十二名大队干部和八个生产队干部抵制“资产”风侵袭的许多故事。每当谈到这些事,无论是干部还是社员,都会立即想起那位中等身材、瘦削面孔的党支部副书记陆水龙。他担任大队领导职务六年多来,没有在社员家吃过一顿饭,喝过一口酒。贫下中农都称赞他是“眼不红,嘴不馋,身不懒”的好干部。
陆水龙是“四清”运动中成长起来的年轻干部。一九六六年五月,他担任了大队总会计和团支部书记。文化大革命期间,他带头破除旧风俗,和团员、民兵们一起烧掉了城隍庙里的菩萨,平掉了大队里几百个坟墩,劈掉了自家老祖宗的灵牌,拆掉了给老祖母准备下的棺材。结婚的时候,他没散一颗糖,没清一桌酒。一九七二年,担任了大队党支部书记。为了更好地培养和锻炼女干部,一九七四年,他多次主动地向公社党委提出,让年轻的女支委担任书记,自已当好副手。他的行动得到了公社党委和广大群众的热烈赞扬和支持。
山阳这儿,往昔吃喝风相当盛行。砌房盖屋,孩子做三朝,老人做寿,青年定婚、结婚,家里来了客,死了人,都要大办酒席,少则几桌、十几桌,多则几十桌。原来一些干部听到哪个社员家中办酒,就赶去坐了上席。贫下中农批评他们说:“这些干部,吃昏了头脑,吃光了原则,吃掉了政策,吃掉了阶级界限。”少数干部就这样在政治上、经济上,生活上犯了
严重的错误。
陆水龙当上大队领导干部后,经常在想,怎样才能把贫下中农交给自已的权掌好。他非常重视吸取这些干部变质的教训,对自已提出了严格的要求,决心从不吃社员的一顿
饭,不喝社员的一口酒做起。
那一年“三抢”时节,他在三队蹲点,回家吃饭,往返一趟要个把钟头。中午的太阳,把地面晒得滚烫,陆水龙纣匆走着,汗水湿透了他的衣裳。贫下中农看在眼里,疼在心上。社员老邵对他说:“水龙,别跑啦,就在我这儿吃一点儿便饭吧。”陆水龙想想,跑一趋真够呛,吃不吃呢?一转念,这个头无论如何不能开。于是,他婉言谢绝了老邵的好意。往后,他每天用毛巾包上两个塌饼,带着当干粮。一九七三年,又一个“三抢”时节,他到一队避点,离象更远了。一队队长是他的亲戚,硬要拉他吃饭,他还是一口谢绝了,只请商业站每天送货下乡的同志给捎带两只優头。
一次,陆水龙去看望三队军属老朱。老朱先请他抽烟,他说不会硬留他吃饭,他又谢绝了。老朱发火了:“我一不是阶级敌人,二不求你办事,请你抽支烟,吃顿饭,又不是拉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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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部,你何必这么顶真呢?”陆水龙心平气和地说:“老朱,我们贫下中农都是爱护干部的。你的心意我领了,但这饭不能吃。我今天吃了你家的,就必定要吃第二家、第三家。不吃,人家就会有想法:是不是请得不够诚心?是不是酒菜准备得少了?是不是干部看不起我?那样,就要影响团结。再说,吃了人家的,慢慢就会变得嘴馋,人懒,手长,腿软。这个道理,你是想得通的。”老朱一把抓住他的手,激动地说:“水龙啊,你看得远,做得对,我支持。”陆水龙不仅自己不吃,而且带动其他干部自觉抵制吃喝风。,
生产队长老熊认为,吃一点、喝一点是小事,社员来请,如果不去,反而显得疏远,所以经常到社员家去吃吃喝喝。陆水龙便找他谈心,耐心地分析干部为什么要严格要求自己的道理,并同他一道回忆了老熊悲惨的家史,老熊流下了泪水。在生产队社员大会上,老熊激动地说:“干部是人民的勤务员,给群众办事是应该的。过去我错了,往后,我要学老陆的样。”
在山阳,象陆水龙这样勇于同旧传统决裂,带头破旧立新、移风易俗的干部,是很多
的。
华新大队党支部委员、第四生产队队长傅木根,草屋翻盖成瓦屋,落下八十二担屋茅柴。儿个外地人三次上门,交涉要买,第一次出价二元六角一担,第二次出价二元八角一担,第三次出价三元一担,老傅都坚持不卖。最后,他以一元五角一担的价格,全部卖给了生产大队的饲养场。在老傅的影响下,华新大队的社员们都不卖高价而卖低价,不卖给私人而卖给集体,把屋茅柴都卖给了大队饲养场。
在前进大队第二生产队,上海石油化工总厂来这里招收八名工人,群众一致评选生产队队长陶进生的女儿去,唯独老陶自己坚决不同意。他说:“干部的女儿要带头扎根农村,搞好社会主义大农业。”终于把名额让给了别人。
东风劲疾驱腐恶,山阳新风革命开。要问东风出何处,东风来自中南海。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就是革命的东风,是革命人民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力量源
泉。春风送暖,红日高照。在窗下,你可以看到,带着老花跟镜的老奶奶正在跟着小孙女
学习毛主席语录;夜幕降临,繁星点点,在政治夜校里,你可以看到,人们正在聚精会神地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风雨交加的深夜,在大队办公室单,你可以看到,党员们在支部书记带领下,正在刻苦攻读《共产党宣言》,热烈地讨论怎样实现两个“决裂”。在山阳人民公社,仅仅三万二千多人,就订了四千六百七十五份《红旗》杂志,一千三百五十多份
报纸。东风化雨,点滴入土。阳光雨露育新芽,喜看前景美如画。
社会主义到处都在胜利地前进,把一切绊脚石抛在自己的后头。
(续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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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力史话
景
池
说起生产力,话可长了。生产力就是人类改造自然和征服自然的能力。当我们的祖先使用第一根树枝,摔出第一块石块同自然界作斗争的时候,生产力就出现了。人类社会发展到现在已有几百万年,生产力也有几百万年的历史了。马克思指出:“劳动资料不仅是人类劳动力发展的测量器,而且是劳动借以进行的社会关系的指示器。”人们在同自然界斗争,进行生产活动的过程中,是结成一定的生产关系进行的,离开一定的生产关系,就谈不上什么生产力。现在,我们就从人类历史上几次生产力的大变革、大发展谈起吧!
人类的英雄时代
在古代,对人类社会的发展发生强烈影响的,除了火的发现以外,大概要数铁的发现了。恩格斯就曾经说过,铁器时代,是人类社会生产力发展过程中的一个“英雄时代”。我国是世界史上最早发现铁和使用铁器的国家。在殷商时代,一些兵器的刃口,已不用青铜而用铁了。“一般说来,军队在经济的发展中起着重要的作用”。铁首先在我国殷商时代的军队中采用,就是一证。
铁是比青铜更坚硬、更锋利的金属,不但能制作兵器用于作战,而且能制作工具用于生产,以大大增强人们改造自然的能力。然而,从殷商到西周的八九百年中,铁只是一种可能的生产力,并没有被广泛用于改造自然界,变成现实的生产力。这是什么原因呢?原来,从殷商到西周,中国是奴隶社会。奴隶制生产关系的基础就是“井田制”。一块井田,往往有几千到儿万名奴隶集体耕作。这种大规模的集体的强制劳动,已经形成了较大的生产能力,足够满足奴隶主阶级奢侈生活的需要了。如果使用铁器,就可能导致大量开荒,发展“私田”,不利于“井田制”的巩固,会给奴隶主阶级的统治带来极大的危险。因此,尽管铁早就被发现了,但却长期被打入“冷宫”,不能变成现实的生产力。这种情况说明,奴隶制生产关系已经严重阻碍生产力的发展,已经是腐朽不堪了。
但是,奴隶制生产关系是阻挡不住生产力的发展的。春秋时期,齐国的政治家、法家的先驱者管仲,在同齐桓公讨论富国强兵之策的时候,曾经这样说过:“美金以铸剑戟,试诸狗马;恶金以俦锄夷斤网,试诸壤土。”美金指的是青铜,恶金就是指的铁。从管仲的活里可以看出,尽管奴隶主阶级竭力阻碍铁器在生产上的使用,铁器还是在部分地区在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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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使用起来了。当时,齐国所以能够把铁器变为现实的生产力,就是延绵不断的奴隶起义,促使齐国最早实行生产关系的变革。随着生产关系的变革,新兴地主阶级逐步壮大起来,过去的奴隶也变成了农民。农民在新的生产关系下,生产积极性比较过去有了提高,也开始要求使用铁器生产工具了。于是,在管仲的辅佐下,齐国的生产力得到了迅速发展,不多几年,就“甲兵大足”,“九合诸侯,一匡天下”,成了春秋五霸之一。齐国开了头,其他各诸侯国不久也陆续开始了变革奴隶制生产关系的斗争,铁器在生产中使用越来越广了。使用了铁器生产工具,原来“蓬蒿藜藿”的荒地,陆续被开垦成了良田沃土。春秋时期,单是宋、郑两国间被开垦出来的“隙地”,就形成了六个邑。这些新开出来的土地,变成了“私田”,新兴地主阶级发展了,“井田制”崩溃了,奴隶制度瓦解了。这个历史事实说明,在我国古代,只有通过变革奴隶制生产关系,才能使铁器在生产上得到广泛使用,而铁器在生产上的广泛使用,又进一步促进了奴隶制度的灭亡。这个过程,也就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对立统一的辩证过程。
秦始皇统一中国,在全国范围内确立了封建生产关系,铁器的生产和使用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大大促进了封建社会初期的繁荣。到了西汉中期,三百人以上的冶铁工场,就有
四十多处。当时,中国不但能够大量炼铁,而且已经学会了炼钢,甚至有少量的钢出口。生产力的迅速发展,使得汉武帝时期“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在农业发展的基础上,西汉的手工业也得到了发展。
东汉以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开始出现了停滞趋势。原因是封建的生产关系开始走
·上了衰落的道路,同生产力的发展逐渐不相适应了。但是,生产力总是要为自己的发展开辟道路的,历史上不断爆发的农民起义,就是生产力同生产关系发生激烈冲突的集中表现。“每一次较大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的结果,都打击了当时的封建统治,因而也就多少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唐、宋之间,我国劳动人民陆续发明了促进资本主义发展的
三个重要条件一火药、指南针和活字印刷,为人类历史增添了光辉的篇章,但是,不根本变革封建生产关系,生产力的飞跃发展是不可能的。直到西欧出现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生产力的发展才在人类历史上又揭开了新的一页。
摇撼旧世界基础的杠杆
十八世纪六十年代初期,英国北郎卡那布莱克本地区有一对哈格里沃斯夫妇,一个在织布,一个在纺纱。纺着,纺着,纺车忽然倾倒,纺锤(纱锭)由水平状态变成直立,却依然转动不停。这个有趣的现象引起了哈格里沃斯的思索。他想,一个人用这种纺车纺纱,只能纺出一根纱,多慢啊!无论如何赶不上我织布的要。如果能有一架许多纺锤并列的纺纱机该有多好!从此以后,这个没有多少文化的纺织手工业劳动者,进行了反复的琢磨和试验。一七六四年,他终于创造了一部只需一个人操作,就可以同时带动十六到十
八个纺锤的纺纱机,并用他女儿的名字命名为“珍妮纺纱机”。它的诞生,成了“摇据旧世界基础”的杠杆,开始孕育着一场新的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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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了不久,英国北郎卡那普累斯顿地区的一个理发师理查·阿克莱发明了水力纺纱机。一七七六年,郎卡郡菲尔伍德地区的赛米尔·克伦普顿又综合了珍妮纺纱机和水力纺纱机的特点,发明了驼机。它纺出的纱既精细又结实,一次可以转动三四百个乃至更多的纱锭。一七八七年,卡特赖特发明了动力织布机。它的生产效率相当于手工劳动的四
十倍。在差不多同时,詹姆斯·瓦特制成了蒸汽机。一七八五年在诺定昂那建立了第一个以蒸汽机为动力的纺织厂。从此,蒸汽机在一切工业部门迅速得到推广;以蒸汽机为代表的资本主义产业革命爆发了。
十八世纪人类获得了这样巨大的生产力,也不是一帆风顺的。早在一六八九年,就有
人制成蒸汽机了。一七O五年,经过纽可门的改进,又制成了可以应用到矿井里的蒸汽抽
水机。但是,这些新的生产力刚问世的时候,同铁被发现时的命运差不多,长期得不到推广应用。这是因为在十七世纪和十八世纪之交,在英国等一些西欧国家虽然已经发生了资产阶级革命,但是革命成果极不巩固,经常发生封建主义复辟。一直到十八世纪六十年代,即英国的资产阶级革命取得基本胜利已经过了一百年,资产阶级专政日益巩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全面确立,这个以蒸汽机为代表的产业革命才得以蓬蓬勃勒地开展起来。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机器的普遍使用,使生产力得到了迅猛的发展,使劳动生产率得到了巨大的提高。“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自然力的征服,机器的采用,化学在工业和农业中的应用,轮船的行驶,铁路的通行,电报的使用,整个整个大陆的开垦,河川的通航,仿佛用法术从地下呼唤出来的大量人口,一过去哪一个世纪能够料想到有这样的生、
产力潜伏在社会劳动里呢?”
随着生产力的迅猛发展,生产也社会化了。从前归个人私有的生产工具,可以一个人单独使用,现在变成了只有许多人在一起才能共同使用的机器一生产资料社会化了;从前纺纱织布是个人的或家庭的一系列行动,现在却变成了一系列的社会行动一生产过程社会化了:从前劳动产品是个人劳动的产品,现在成了许多人共同劳动的产品一产品社会化了,社会化的生产要求由整个社会来组织生产。但是,机器、厂房等一切生产资料却掌握在资本家手里。这样,生产社会化同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制之间的矛盾越来越尖锐了。资产阶级自己唤起的生产力变成了反对自己的力量。从一八二五年英国瀑发第一次经济危机以后,资本主义世界一次又一次地爆发周期性经济危机。这种情况说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已经极端腐朽,它再也不可能替生产力的发展开辟广阔的天地了。马克思说:“蒸汽大王在前一世纪中翻转了整个世界;现在它的统治已到未日”。“经济革命之后,一定要跟着政治革命,因为后者只是前者的表现而已。”一八七一年的巴黎公社起义,就是无产阶级政治革命的第一次演习。
但是,·第二国际的机会主义叛徒们却竭力宜扬唯生产力论,反对无产阶级的政治革命。伯恩施坦胡说什么:“最高生产力,即社会总劳动的最高生产率的问题,是社会的社会主义发展的决定性要素”。俄国的机会主义者也豉吹“政治始终是服从于经济的”,“无产阶级为自己的经济利益面进行的斗争,对它的阶级发展和解放斗争应当有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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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对机会主义者进行了坚决斗争,他明确指出:.“无产阶级的基本经济利益只能经过用无产阶级专政代替资产阶级专政的政治革命来满足。”到了一九一七年,列宁领导的十月
社会主义革命,正式宣判了资本主义剥削制度的死刑。
历史的新纪元
人类历史进入了二十世纪,一种新的生产力又出现了。它就是原子能。原子能是原子核裂变时发出的能量。原子体积虽小,但在裂变时发出的能量却是很大的。一公斤铀原子裂变时发出的能量,相当于二百五十万斤煤燃烧时的能量。一市两铀原子裂变时发出的能壓,足可以推动火车从广州开到上海,再开往北京。显然,如果原子能能够在生产上得到广泛的应用,它将进一步推动生产力得到巨大的发展。
对于原子能的研究,早在本世纪初就开始了。到了一九四二年,科学家们就发明了热中子链式反应堆,使大规模使用原子能成了可能。可是,从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到七十年代,美国应用原子能发电,只占到所有动力来源的百分之一,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动力来源仍然是靠石油、天然气和煤炭。相反,大量的铀却被用来制造杀人武器。苏修社会帝国主义更加疯狂,它拥有的核武器同美国相比,已从数量上的劣势转变为目前的优势,并且拚命在质量上赶上和超过美国。争夺核优势,已成为苏美争霸的一个重要方面。这种情况说明,人类尽管已经获得了原子能这种新的生产力,但是在帝国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制度下,并不能发挥它积极的作用,来为人类社会服务。
苏修叛徒集团竭力鼓吹:随着“原子时代”的到来,列宁关于我们的时代是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的原理已经“过时”了,理由是因为马克思和列宁都没有预见到“原子时代”的到来。这是彻头彻尾的无耻澜言。
发现了原子能以后,难道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就不需要变革早已腐朽了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不需要用无产阶级专政代替资产阶级专政了吗?现代修正主义販卖的唯生产力论,完全是对马克思主义的背叛。恩格斯说:“在马克思看来,科学是一种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的力量。任何一门理论科学中的每一个新发现,即使它的实际应用甚至还无法预见,都使马克思感到衷心喜悦,但是当有了立即会对工业、对一般历史发展产生革命影晌的发现的时侯,他的喜悦就完全不同了。”“因为马克思首先是一个革命家。”按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看来,原子能的发现,一切新生产力的出现,都只是意味着新的政治革命即将来临,而决不意味着可以放弃革命。
社会主义社会的诞生,在人类历史上开辟了新的纪元。我国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力的蓬勃发展,是马克思主义的新胜利和新证实。
解放以来,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指引下,在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基础上,我国的机械工业、治金工业、化学工业、电子工业…迅速地建立和发展了起来。我国社会生产力的不断飞跃发展,正是在不断变革生产关系、上层建筑中不适应生产力和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部分的过程中取得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使我国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一个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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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的推动力。”就拿北京和上海来说,一九七四年,北京一年的工业总产值就等于一九六五年一年的三倍;上海一年的工业总产值,等于一九六五年一年的两倍。我国原来是一个“一穷二白”的国家,但在短短的二十多年中,原子能的利用得到长足的进展。我国不但能够制造核弹,而且使原子能在工农业生产和医疗卫生事业方面日益获得广泛的用途。马克思指出:“最强大的一种生产力是革命阶级本身。”我国农业和工业的两面红旗一大寨大队和大庆油田,就是我国社会生产力飞跃发展的缩影。大寨和大庆,同解放以前相比,天还是这样的天,地还是这样的地:大寨是七沟八梁一面坡;大庆是蔚蔚蓝天,莽莽草原,条件够艰苦了。但是,社会制度变了,人的精神面貌变了。人变地变产量变。大寨依靠贫下中农这个最强大的生产力,建造了大块的水平梯田和“人造平原”,原来的跑水、跑土、跑肥的“三跑田”,变成了“三保田”和,“海绵田”。一九七四年,全大队的粮食总产量相当于解放初的十倍。大庆油田依靠工人阶级这个最强大的生产力,取得了丰硕的经济之果。就产量来说,如今一个大庆已相当于文化大革命前的五个大庆。大庆油田的老油区,一九七四年增产的原油就相当于一个中等油田的产量。新油区经过二年多的开发建设,已初具规模,生产能力相当于一九六○至一九六四年大庆油田五年建成的生产能力。现在,“农业学大寨”、“工业学大庆”的群众运动正在深入发展,这必将引起我国社会生产力和我们国家的整个面貌发生更加深刻、巨大的变化。
解放以来,我国的社会主义生产是在马克思主义路线不断战胜修正主义路线的斗争中发展的。·修正主义路线头子刘少奇、林彪破坏社会主义生产的破烂武器之一,就是搞唯生产力论。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之后,唯生产力论表现为否定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这些修正主义路线头子,一会儿说,杜会主义生产关系建立以后的“主要任务”,就是要“集中力量”“尽快地发展生产力”;一会儿又说,革命取得胜利以后,可以“经济为主”“捎带政治”,等等。他们的罪恶目的,就是要诱使人们放弃阶级斗争,让他们放手搞修正主义,实行资本主义复辟。今天,我们的工农业生产取得迅速发展,就是通过社会主义革命运动,特别是这次文化大革命,对修正主义路线,其中包括对唯生产力论进行反复的批判的结果。但是,只要社会上还存在阶级和阶级斗争,唯生产力论的影响还会以各种形式表现出来,阻碍生产力的发展。因此,批判唯生产力论,仍然是我们批判资产阶级、批判修正主义的一项重要内容,是不断推动社会主叉生产的巨大动力。一
“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只要我们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我国的社会生产力必将日新月异地不断地向前发展。到本世纪末,我国将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伟大的社会主义强国,站到世界的前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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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战线
“斗争并没有停上”
读话剧剧本《樟树泉》
上海味精厂工人杜恂诚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粉碎了以刘少奇为头子的资产阶级司令部,取得了伟大的胜利。在一片大好的形势下,我们的首要任务是什么?还存在不存在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以第十次路线斗争为背景的话剧刷本《樟树泉》〔注),描写了某地委试点工作组组长赵春山和樟树泉农场革委会主任潘伯祥之间这样的一场争论:春山:你觉得…现在这里都很太平了?
潘伯祥:没事,这没事!文化大革命的浪头刚过去,还能有什么?
春山:毛主席为我们定了一条革命路线,但是照不照这条路线走呢?斗争并
没有停止。…
赵春山和潘伯祥之间的争论,是关系到要不要坚持党的基本路线、要不要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重大原则争论。剧本围绕着坚持开垦还是放弃十万亩盐碱地的问题,深入展开了这一矛盾冲突。
赵春山坚定地主张开垦十万亩盐碱地。这不仅是因为他从全局的高度看到,全省碱地面积很大,要把农业搞上去,就必须扭转大面积的盐碱地不能种庄稼的局面,改造这十万亩盐碱地,可以为全省提供经验:更重要的是,他清醒地看到,怎么对待这十万亩盐碱地,是一个要不要坚持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正确方向的问题,是一场尖锐的路线斗争。文化大革命前,这个问题就是全省两条路线斗争的一个焦点,在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压制下,改造盐碱地被迫下马。文化大革命中,无产阶级革命派起来造旧省委内一小撮走资派的反,这个问题就是一个“突破口”。赵春山和他的战友们,高举着红旗,重新开进了碱区。赵春山感到,尽管文化大革命取得了伟大的胜利,但是总会有人要“翻文化大革命的案,
〔注)这个剧本发表在一九七四年出版的朝酸丛刊青春颂上,作者陆夫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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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十七年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的案”。在赵春山看来,有些人,今天否定了改造十万亩盐碱地的正确方向,“明天就可以去否定一九六六年对旧省委修正主义问题的冲击,后天他们就会对党内、对社会上那坚决反对修正主义的力量下手,重写一九六六年以来的中国历史…。这就是复辟!”
事实正是这样。反对改造十万亩盐碱地的代表人物,是钻进农场领导班子的阶级异己分子刘裕如,而刘裕如又得到了省农办个别人的支持,省农办的个别人搞的则全是林彪资产阶级司令部的那一套。剧本所写的一九七一年春天,林彪反党集团不甘心他们在
九届二中全会上遭到的失败,疯狂对抗批修整风,正在策划更为恶毒的反革命阴谋。省农办的个别人,秉承林彪资产阶级司令部的意旨,在全省农村工作会议上提出了“十七年省委农村工作存在不存在修正主义路线的问题”,向文化大革命发动猖狂反扑。他们指使刘裕如“要在那十万亩问题上做文章”,借这个题目来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成果,把文化大革命中出现的“一切”统统“扭过来”。一时,农场上空,黑云滚滚。樟树泉农场展开的这场斗争,不是孤立的事件,而是第十次路线斗争的反映。
但是,潘伯祥对自己眼皮底下的这场严重的斗争却听而不闻,视而不见,口口声声“没事,没事”。在他看来,文化大革命胜利了,“天下太平”了,注意力应该转移到生产上去。他成天忙忙碌碌,对那些计划、报表、指标、数字兴趣很大,对于阶级斗争漠不关心,这就丢掉了一切工作的纲。他不是没有看到改造十万亩盐碱地“是对旧省委农业工作上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有力批判”,但他在生产第一的思想支配下,一想到改造“碱窝”要付出大量的人力、物力,就毫不犹豫地同意了刘裕如的主张,要把开垦盐碱地的人员撤下来,转移到土质较肥的红枫滩上去。当别人要他考虑一下这样盲目转移的政治后果时,他很不以为然:“什么政治后果?从碱地上回到好地上去,让粮食产量翻一番,这就是后果!文化大革命后,谁能争到粮食,谁就是胜利者!”
潘伯祥曾经不无自慰地说:“我?闹个生产还可以。”果真如此吗?列宁说得好:“一个阶级如果不从政治上正确地处理问题,就不能维持它的统治,因而也就不能解决它的生产任务。”他主张文化大革命后主要应当抓生产,潜台词无非是说,文化大革命并不能推动生产的发展,甚至还拖了生产的后腿。“这种唯生产力论的观点,使他一度完全迷失了政治方向。他认为“产量就是贡献”,“贡献”给谁呢?忘记了阶级斗争,忘记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修正主义复辟了象今天苏联那样,即使摘了一点粮食,还不是只能“贡献”给
一小撮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其实,离开了革命的统帅,潘伯样自鸣得意的“闹生产”的办法,只能是文化大革命前修正主义的老一套。他对刘裕如鼓吹的“恢复正常秩序”之类的鬼话,特别听得进去。什么“正常秩序”?难道革命不是正常的秩序吗?怪不得潘伯祥要弹起眼睛圳斥群众说,“现在不是文化大革命那个时候了,贴什么大字报!”由此可见,他向往的那种秩序,就是那种要群众盲目服从、安分守己、唯唯诺诺的秩序,就是刘少奇一伙鼓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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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种少数人统治多数人的“台上咳嗽一声,台下鸦雀无声”的秩序。恢复了那种秩序,群众的革命积极性就要受到极大的压抑,其结果只能是资本主义泛滥,冲击无产阶级专政。不管潘伯祥的主观愿望如何,搞唯生产力论那一套,实际上就是要变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为资本主义经济基础,变无产阶级专政为资产阶级专政。
潘伯祥认为没有斗争了,这本身就反映着斗争,反映着两条路线、两种思想的斗争。他尽管同阶级异已分子刘裕如有本质的区别,但他的许多思想都是从刘裕如那儿来的。刘裕如那样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正是以“没有斗争”为烟箨,猖狂地向无产阶级进攻。这股复辟倒退的反动思潮,其源盖出自林彪。在文化大革命取得伟大胜利之际,林彪伙同陈伯达迫不及待地提出今后的任务应该转向“发展生产”,修改和否定党的基本路线。他们的反动行径理所当然地受到了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严肃批判。林彪的这条与毛主席革命路线相对抗的修正主义路线,代表了被打倒的地主资产阶级反对社会主义、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意志和愿望。《樟树泉》以其生动的艺术形象告诉我们,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每当社会主义革命赢得了一次伟大的胜利,失败的阶级往往要煽动阶级斗争熄灭论和唯生产力论的反动思潮,以麻痹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的斗志,好让他们“走回头路”。这是阶级斗争的
一个客观规律。我们有些同志,比如象潘伯祥那样本质并不坏、并有过一段光荣革命经历的人,如果不能正确对待文化大革命,正确对待群众,正确对待自己,放松了用马克思主义改造世界观,资产阶级思潮就会乘虚而入,就会走到邪路上去,实质上就是跟资产阶级走,向资产阶级投降。这是很危险的。
樟树泉农场的这一个回合的斗争,以无产阶级的胜利和资产阶级的失败而告结束。批修整风的初步胜利,保卫了文化大革命的成果,大大地发扬了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潘伯祥也在斗争中受到了教育,实现了在毛主席革命路线基础上的团结。刘裕如不是造谣说赵春山反对开发红枫滩吗?事实是最好的回答。恰恰是赵春山,最理解把农业生产搞上去对于建设无产阶级专政的强大物质基础的重要意义。在赵春山领导下,农场群众不仅在
十万亩盐碱地的改造工作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而且还通过调查研究,提出了切实可行的、比潘伯祥计划中的数字还要大得多的红枫滩垦荒计划。潘伯祥搞生产第一,见物不见人,结果中了阶级敌人的圈套;赵春山用革命来统帅生产,取得了生产在社会主义道路上的大发展。两条路线,两种结果。
赵春山在同林彪修正主义路线作斗争时,曾经意味深长地引导群众学习当时《红旗》杂志上的一篇战斗文章,《路线斗争决不能休战》。这是剧本的画龙点睛之笔。尽管粉碎了刘裕如的阴谋,但是斗争还在继续。省农办的一个什么副主任又以“核实情况”为名,跑来和农场的无产阶级革命派较量了,又一个回合的斗争开始了…
斗争并没有停止,斗争在继续。刷本《樟树泉》体现的这个主题,具有强烈的战斗性和鲜明的现实性,很值得一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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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视台收到的一封来信
黄元
余永锦周勇闯
上海电视台领导同志:
我们是江西井冈山地区拿山公社小通大队的上海知识青年许振能的家长。在今晚的电视节目里,高兴地看到了你们去井冈山拍摄的电视纪录片《井冈山上新农民》。看到了孩子们的镜头,他们长得很使壮,圆圆的脸庞,粗大的手臂。八
十三岁的老祖母情不自禁地叫道:“山羊胖了!”(山羊是振能的小名)这时侯,向阳院里看电视的邻居都跟着欢呼起来:“山羊胖了”,“山羊胖了!”
孩子到农村已经七年了,他们自觉地坚持农村干革命,走在毛主席指引的革命道路上,这是我们的幸福和期望。孩子们在这样广阔的天地里是大有作为的。你们冒着炎热,攀山越岭,摄下了珍贵的镜头,给我们带来无比的温暖,在此,向你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许舒风石家声
一九七五年九月
这是上海电视台收到的无数群众来信中的一封。语言是朴素的,但是,托于信中的感情是真挚的,是火热的!对于电视工作者来说这是莫大的鼓舞和鞭策。刚从江西拍片回来的电视摄影记者小朱和小穆说,“小许是小通大队知识青年三英雄之一,也是我们学习的榜样。我们每当为了拍摄一个镜头而攀悬崖、登峭壁时,为了捕取二个画面而在闷热的草丛中待半天、身上被蚊子叮咬时,我们就想起了成年战斗在井冈山区的知识青年的动人事迹。我们把这么好的青年反映给上海的家长和各条战线的同志,再苦再累也心甘情愿哪1”这是电视工作者的心声。
的确,电视是时代的反映。是知识背年上山下乡的革命洪流召唤着电视工作者满怀激情地去歌颂它,反映它。我们的电视工作者背起摄影机,走出演播楼,意气风发地投入到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伟大革命行列之中。在北去的列车上,电视工作者和第一批去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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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江的知识青年一起奔赴万里北疆;在皖北的山山水水,电视工作者也留下了自已的辛勤足迹;在巍巍的井冈山区,红色的土地上又洒下了电视工作者的汗水,…哪里是知识青年战斗的地方,那里就是电视工作者工作的岗位,上海人民就能在电视屏幕上看到那里蓬勃的生活画面。
上海电视台的这条路走对了,一这是许振能父母的信对电视反映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评价,也是广大工农兵观众的一致看法。在一次座谈会上,一位知识青年家长感慨地说:“过去只听说有顺风耳朵千里眼,那只是神话。而今天,电视才给我们真正安上了顺风耳朵千里眼,坐在电视机旁就能看到祖国各地的革命景象,看到千里以外孩子们的音容笑貌。说实话,过去孩子们给我写信,我还有点不相信呢,现在,电视好象代孩子们写了封最真实的信,我不仅一百个放心,自己还想退休以后上井冈,和他们一起大干一番呢!”“代孩子们写了封最真实的信”!是啊,那一部部采自祖国各条战线的电视影片,不就象替各条战线给我们寄来了一封封最真实、最形象的“信”吗?它把祖国各地战斗、胜利的信息传递给上海人民,开阔着人们的政治视野,激励着人们投身到伟大时代的革命洪流中去,和电视中的先进人物一起为共同的革命事业而奋斗。这就是广大工农兵观众爱看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电视的原因,也是这位家长看了电视后向往井冈山的道理。
写这样的“信”是要付出艰巨的劳动的。上海电视台有一位老摄影记者,文化大革命前,由于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的毒害,曾拍了《海南岛之行》的电视影片,那只是抒发了资产阶级的闲情逸致。文化大革命教育了他,这次他在外地农村为了“代孩子们写信”,拍摄《扎根山区的上海知识青年》时,和知识青年一起战天斗地,跋山涉水,不畏辛劳。后来脑后勺下面突然生了一只痈,肿胀发痛,但他想到知识青年的动人事迹和作为电视工作者的责任,就坚持拍完片子。等到回上海看病,医生大吃一惊地说:“怎么不早来看,再过两天就要危及生命啦!”这位摄影记者淡然一笑:“我如果早来,就要危及片子了。”片子,一封何等重要的“信”,它凝结着电视工作者对工农兵观众的一片深情厚谊哪!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上海电视台遵照毛主席关于“努力办好广播,为全中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服务”的指示,努力以阶级斗争为纲,准确及时地宣传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迅速反映当时政治形势的主流和本质,热情歌颂社会主义新生事物和工农兵英雄人物,用那一封封采自三大革命运动第一线的、充满时代气息的“信”,在电视屏幕上构成了壮丽多采的时代窗口。从这个窗口,我们可以看到首都转播来的伟大领袖毛主席神采奕奕会见外国来宾的光辉形象,看到祖国各条战线欣欣向荣的美好图景,看到社会主义新生事物犹如山花遍地盛开。在文化大革命的暴风雨中,展现在电视屏幕上的是批判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的浪潮一全市电视批判大会;当社会上刮起一股否定知识青年上山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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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运动的阴风时,全市二十多万应届毕业生在电视机旁收看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电视座谈会;一九七五年夏天,上海各街道里弄纷纷办起了向阳院,晚上,孩子们在电视里就能看到孔宪凤大姐姐、董克礼、吴根生两位民警叔叔的英雄事迹;知识青年回沪期间,还可以在电视前上大学,学习政治、经济、哲学和农业生产技术等各门知识。时代的窗口和战斗的时代紧密相连,它奔腾着时代前进的浪涛,从而召唤起亿万人民满怀豪情地投入到伟大时代的洪流中去,这也就是社会主义电视和广大工农兵观众同志式关系的生动体现。
这种新关系是我们社会主义电视的骄傲。“冷眼向洋看世界”,试看资本主义国家的电视“窗口”,却显得何等腐朽和反动。电视是在西方资本主义没落的时候出现的,它一开始就是大资产阶级作为政治斗争的工具,也是饱食终日的资产阶级分子追求享受、刺激等腐朽生活的伴侣。在社会帝国主义国家,电视更是直接为一小撮官僚垄断资产阶级服务,对人民群众灌输西方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文化大革命前,上海电视台也受到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的彪响,才子佳人、轻歌漫舞占据着电视屏幕。今天,上海电视台刚努力开始反映工农兵的战斗生活,就收到了象许振能的父母那样热情洋溢的来信,这说明了一个真理:资本主义、修正主义的电视发展道路绝对走不通;只有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努力使电视“为全中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服务”,宜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反陕工农兵的战斗生活,歌颂社会主义新生事物,才是发展社会主义电视的光明灿烂之路。
临调查结束的一天晚上,我们兴奋地登上了高高的电视塔,凭栏俯瞰:黑天鹅绒一般的夜幕之下,亿万晶莹的灯火似无数细小的钻石熠熠发光。在这一片浩瀚的灯海中,我们好象看见了千万架电视机也在其中闪光,数不清的人们正通过电视屏幕而看到我们时代的光辉形象。我们又仰起头,望着高耸入云的电视塔顶,想象着电视波正挟带着电视工作者给工农兵观众的一封封“信”从这里出发,迅速地奔向远方,而被千万架工厂、农村、部队、机关、学校、里弄和家庭里的电视机所接收;然而我们又想:这些充满时代气息的“信”不是正来自于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的亿万革命人民吗?我们的电视工作者不是每天都在做这件不寻常的采集工作妈?正因为这样,上海电视台才源源不断地收到广大工农兵观众的充满同志感情的来信,我们的电视波才被人们自豪地称为“红色电视波”。啊,“红色电视波”,请永远记住工农兵观众来信的嘱托,把革命、战斗的信息传送到四面八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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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李白的法家思想
徐州师范学院中文系吴汝煜
在唐代激烈的儒法斗争中,李白是站在法家一边的。他以丰富的诗歌创作宜传了法家进步思想,歌颂历史上法家代表人物,痛斥孔丘及儒家的腐朽政治。尽管他的思想夹杂有儒家和道家的成份,但是法家思想无疑占据着主要的地位。
明朝杨慎曾经把杜甫与韩愈的作品并举,许为“雅正”,而把李白与柳宗元的作品并举,目为“放言”①。“放言”就是背离孔孟之道。杨慎看到了李白思想的叛逆性,看到了李白与柳宗元在思想倾向上的一致性。但是他没有、也不可能从唐代儒法斗争的高度来揭示这一问题的实质。
唐帝国发展到开元、天宝时期,由于大地主集团逐步抛弃了唐太宗、武则天以来的法家路线,政治渐趋腐败。唐玄宗从开元末年起明显地转向尊孔。他把孔丘捧上“文宣王”的宝座,企图借助儒家的“礼治”维持现状,欺骗人民。而地主阶级内部的革新派则对儒家腐朽政治极为不满。他们要求继续奉行唐太宗、武则天的法家路线,改革弊政。儒法两家
的斗争极为激烈。
李白(公元七O一一七六二年)生于中央亚细亚的碎叶城(今苏联哈萨克境内)。五
岁时随父李客迁居蜀郡绵州昌隆县(今四川江油县)。李白幼年,武则天推行了半个世纪的法家路线还占者优势,社会上崇法的空气仍然比较浓厚。李白在思想上受到这股潮流的深刻影响。他所读的书,主要是诸子、史籍、奇书(包括《玉帐经火阴符经》一类的兵书)和辞赋。从李白诗歌中较多地化用《韩非子》、《管子》等书中的典故以及他后来所说的“申管晏之谈、谋帝王之术”来看,他对法家著作有过认真的钻研。李白从小就爱同“豪雄”交往:“结发未识事,所交尽意雄。”(<赠从兄襄阳少府皓)并能“混游渔商”(心与贸少公书),唯独不乐意同儒生相处:“文儒少逢迎”(心自广平乘醉走马六十里至邯郸登城楼览古)。他渴望建功立业,反对白首穷经:“还须黑头取方伯,莫谩白首为儒生。”(悲歌行)李白的生活道路同他后来尊法反儒思想的形成是有很大关系的。
公元七一八年,李白向法家赵蕤学习“纵横术”。赵蕤著有《长短经》十卷(今存九卷)。由于当时孔丘的地位已经被抬到吓人的高度,法家不便公开亮出自己的旗号,赵蕤不得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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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自己的学说称为“纵横术”。其实,这部书是“杂霸之学”②,是一部崇法的著作。赵蕤强调“三代不同礼,五霸不同法”,坚决反对儒家的“宪章先王,广陈德化”③,并针对当时豪强横行、土地集中、武备弛坏等严重问题,提出了“明版籍、审什伍、限夫田、定刑名”、“修武备、严禁令”④等一整套改革主张。李白跟赵蕤学习一年多同,接受了他的学说,《新唐书·文艺列传》说他“喜纵横术”就是证明。李白自称“报国有长策”(赠从弟例>),并一再以历史上法家代表人物自许:“余亦南阳子,时为梁甫吟”。(《留别王司马截》)
公元七四二年,李白受到唐玄宗的征召。他认为这是“奋其智能,愿为辅弼”的机会,因此决心要用法家路线的“长策”来“匡君”了。在《驾去温泉宫后赠杨山人》诗中,李白明确表示要做“管葛”,希望象法家管仲和诸葛亮那样来匡正国君。在供奉翰林期间,他“敢进兴亡言”(《书精赠蔡舍人雄>)。赵蕤说他的《长短经》“革易时弊,兴亡治乱,具载诸篇”®,李白的“兴亡言”讲的也是这些内容。李白为加强中央集权作了很大的努力。李白有这样两句诗:“揄扬九重万乘主,谑浪赤墀青琐贤”(玉壶吟》)。前一句说的是要“尊主”,加强君权;后一句说的是瞧不起权贵,打击他们的气焰。唐宋人称他“潜草诏诰”⑦、“造膝说词”⑧,都是他“匡君”、“报国”的写照。由于权贵们的打击和唐玄宗的“弱植不足援”(书情赠蔡舍人雄),李白终于被排挤出长安。显然,李白与唐玄宗之间的斗争是一场儒法斗争。在这场斗争中,法家赵蕤是李白思想上的支柱。李白寄诗给赵蕤倾诉胸臆说:“功业莫从就,岁光屡奔迫。良图俄弃捐,衰疾乃绵剧。”(准南卧病书怀寄蜀中赵征君蕤>)但是,李白对自己的信仰并没有动摇。“三年吟泽畔,憔悴几时回?”(贈别郑判官)他继承了屈原守正不移的高贵品质和力矫颀俗的战斗精神,带着自已的诗笔,继续投入了尊法反儒的斗争。
二
法家是讲统一、讲中央集权的。李白继承并宣传了这一理论,他在《君道曲》中写道、“大君若天覆,广运无不至。轩后爪牙常先、太山稻,如心之使臂”,意思是说,国君应该统帅一切,君对臣、中央对地方必须“如心之使臂”一样,拥有完全的指挥权。李白还说:“谟猷可以尊主”(心送戴十五归衡岳序)。强调中央集权,强调尊主,这是李白诗歌中的一个重要主题,也是他政治思想中的显著特点。
安禄山、史思明反叛中央,破环国家统一,这使得李白忧心如焚。他说:“中夜四五叹,常为大国忧”(<经乱离后天恩流夜郎忆旧游书怀赠江夏韦太守良宰)。他痛斥安、史叛军的分裂罪行:“大盗割鸿沟。”(赠王荆官时余归隐居庐山屏风叠)在严重的分裂危机面前,李白写了大昼激昂慷慨的诗歌,赠给从军的亲威和朋友,鼓舞他们奋勇杀敌。“酣歌激壮士,可以摧妖氛。”(《九日登巴陵囹酒望洞庭水军》)李白所写的大量以平叛为主题的诗歌,在维护国家统
一的斗争中,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李白虽然已经五十多岁了,但仍然壮怀激烈,斗志昂扬。他说:“抚剑夜长啸,雄心日千里。哲欲斩鲸鲵,澄清洛阳水。”(<赠张相镐>其二)希望用武为平定叛乱,恢复国家的统一和安宁。李白积极投身到平叛斗争中去,两次参加箨府,抱病从军。有比较才能鉴别。杜甫在这方面是比不上李白的。杜甫虽然也反对安史之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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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却一直避居西南,说什么“中原格斗且未归,应结茅斋看青壁”(《阀山歌),缺乏昂扬的战斗精神。
秦始皇是统一中国的第一个人。主张统一,主张加强中央集权,就要歌颂秦始皇。李白热情地歌颂拳始皇:“秦王扫六合,虎视何雄哉!飞剑决浮云,诸侯尽西来。雄图发英断,大略驾群才。收兵俦金人,函谷正东开。铭功会稽岭,骋望琅琊台。”(古风》其三)开头四句,诗人情不自禁地欢呼了秦始皇的统一事业;以下六句,充分肯定了秦始皇为巩固国家统一和加强中央集权所采取的一系列革命措施。显然,李白在秦始皇身上,寄托着“使襄区大定,海县清一”的政治理想。对法家李斯,李白称赞他有“安黎元”(《留别于十一完逖裴
十三游塞垣)、“匡社稷”(《冬夜醉宿龙门觉起言志)的功劳。对法家刘邦,李白怀着激动的心情为他唱了一曲赞歌:“按剑清八极,归酣歌《大风》。”(登广武古战场怀古)
有人说李白缺乏政治头脑,这是不正确的。李白对安禄山的叛乱早就有所觉察。公元
七五三年,李白写诗警告唐朝统治集团说:“君失臣兮龙为鱼,权归臣兮鼠变虎。(《远别离》)
十分尖锐地提出了加强中央集权以防止权臣作乱的问题。这在当时确实是十分及时的。卖国贼林彪对“权归臣兮鼠变虎”一句特别欣赏,恰恰暴露了他是安禄山一类的两面派和个人野心家。安史之乱爆发以后,李白发表的政治见解也是很可贵的。公元七五七年,平叛斗争取得重大进展。安禄山被儿子安庆绪杀死,史思明也被击败。在有利的形势面前,唐肃宗并不乘胜追击,一鼓作气地捣毁叛军的巢穴范阳,而是急于要进长安享受做皇帝的尊严。李白当时虽然身系牢狱,但仍然对时局提出自己的看法:“宇宙初倒悬,鸿沟势将分。英谋信奇绝,夫子扬清芬。”(送张秀才谒高中丞)诗中的“夫子”是指张孟熊。张孟熊要去投奔镇守在扬州的高适,献灭胡之策。李白当时正在读《留侯传》,觉得张孟熊有留侯张良的风度,便以张良的事迹来勉励他。张良在楚汉相争中力主统一,反对项羽的分裂路线,贡献很大。李白强调这一历史经验,表达了他反对妥协和希望抓住有利战机歼灭分裂势力的远见卓识。儒家“言必称尧舜”,死守“先王”之道,反对任何变革。李白有力地批驳了这种儒家说教;他在《怀仙歌》里说:“尧舜之事不足惊,自余籍嚣直可轻。”儒家认为尧舜是“圣君”,李白的轻尧舜,包含着反对儒家“法先王”的意思。杜甫是主张“法先王”的。他说:“先王作法皆正道”(石犀行)。他的政治理想是“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奉赠韦左丞丈)。而对法家推崇的“后王”则很反感:“后王尚柔远,职贡道已丧。”(剑门)可见,李白与杜甫在政
治路线上是有分歧的。
唐玄宗推行儒家任人唯亲的反动路线,让腐朽无能的贵族权豪把持了政权。安史之乱爆发后,这条路线的恶果完全暴露出来。大批公卿败窜、降贼,丑态百出,李白尖锐地嘲讽道:“公卿如犬羊。”(《经乱离后天恩流夜郎忆旧游书怀赠江厦韦太守良宰》)他认为有才能的人是在下层:“宁知草间人,腰下有龙泉。”(在水军宴赠幕府诸侍御)他还举出了秦国范雎、蔡泽的例子说明法家主张从下层人民中选拔人才是正确的:“他日见张禄,梯袍怀旧恩”(《送每·郡刘长史迁弘农长史);“君不见,蔡泽嵌枯诡怪之形状,大言直取秦丞相。”(鞠歌行)张禄就是范雎,范、蔡两人都以自己的法家才能为秦昭王所重视,被任命为宰相,为案国的强大作出了贡献。李白这种强调从下层人民中选拔人才的思想,同韩非关于“宰相必起于州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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猛将必发于卒伍”的观点是一致的。
李白鲜明的法家思想是以他进步的世界观作基础的。他在《日出入行》中说:“草不谢荣于春风,术不怨落于秋天。谁挥鞭策驱四运?万物兴歇皆自然。”明确提出了天地万物的变化是自然现象,并不是由神来主宰的。天不过是自然的天罢了。李白强调人的主观能动作用,说:“青云当自致”(《冬夜醉宿龙门觉起言志>),主张通过主观努力来改变自己的地位。中唐时期,柳宗元、刘禹锡曾经猛烈地抨击韩愈所宜扬的唯心主义天道观。在反对儒家的“天命论”方面,李白同柳宗元、刘禹锡是有共同之处的。李白根本不相信儒家所鼓吹的“天不变,道亦不变”的鬼话。他说:“日月终销毁,天地同枯槁”(《拟古十二首》其八)。还说:“大力运天地,羲和无停鞭。功名不早著,竹帛将何宜?”(《长歌行)认为天地是变化的,人的主观努力可以改变不合理的现状。李白的思想比较解放,比较有斗争性。他的作品具有狂呼怒叱、日月为奔的反抗力量,他本人义能立志改革,这一切都是同他世界观中发展、变革的思想分不开的。
三
孔丘被捧上文宣王的宝座,标志着唐代大地主、大贵族集团的彻底腐朽。他们垄断政治,压抑进步人才。·“大道如青天,我独不得出!”(《行路难》)现实的教育使李白认识到,孔学与政治上的腐朽势力是勾结在一起的。因此,把批判孔丘同批判政治上的腐朽势力结合起来,就成了李白反孔斗争的显著特点。恩格斯说过:“愤怒出诗人”。李白的反孔诗篇燃烧着强烈的怒火。他敢于对孔丘嬉笑怒骂,称他为“鲁叟”(早秋赠斐十七仲堪)、“泣麟老人”,讥笑他“困厄”(鞠歌行》)。李白在嘲弄孔丘的同时,也没有放过现实的尊孔派。他直截了当地宣布说:“仲尼且不敬,况乃寻常人1”(送鲁郡刘长史迁弘农长史》)“寻常人”犹商脯人,指当时狂热尊孔的上层统治集团。李白对他们表示了极大的蔑视。
在李白的笔下,过去的所谓“名儒”成了可耻的必须否定的对象。试看《赠何七判官昌浩》:“羞作济南生,九十诵书文,不然拂剑起,沙漠收奇勋”。济南生就是活到了西汉初年的秦博士伏生。秦始皇下焚书令,伏生蓄意对抗,搞韬晦之计,把儒书藏在墙壁里。到了汉文帝时期,他出来传授《尚书》。李白极为鄙薄伏生的为大。再如在《存行且游猎篇》里,李白说,“儒生不及游侠人,白首下帷复何益!”李白在这里不仅抨击了一般儒生,而且还批判了号为“群儒之首”的董仲舒。,鲁国是儒生的集中地区。李白对鲁儒十分憎恶,他在著名的《嘲鲁儒》诗里,.揭露了儒生“问以经济策,茫如坠烟雾”的不学无术,勾勒了他们的丑恶形象,肯定了李斯打击儒生的历史功绩。在李白的反儒诗篇里出现李斯的形象,表明李白的反儒思想是同尊法思想联系在一起的。
唐代的大儒往往身兼高官,是当时极端的腐朽派。李白在《古风》三十中揭露了他们的荒淫无耻:“白首死罗绮,笑歌无时闲”,无情地鞭挞了他们的盗贼嘴脸:“大儒挥金椎,凿之诗礼间。”在《庄子·外物》篇上,有一个关于大儒与小儒以诗、礼发鲧盗墓的故事。他们
一边用金椎规开死者的牙床骨,挖取口中的珠子,一边用诗、礼美化自已的卑鄱行径。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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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写,很容易使人联想到风流皇帝唐玄宗:一面大肆尊孔,一面穷奢极侈。唐玄宗不正是这样一个角色吗?
儒家的腐朽政治造成了社会上大量不合理现象。李白愤怒地控诉道:“君不见曲如钩,古人知尔封公侯;君不见直如弦,古人知尔死道边。”(笑歌行)“珠玉买歌笑,糟糠养贤才”。(《古风》十五)李白感到现实社会是如此丑恶,他内心萌发着一种破坏现存社会秩序的愿望:“我且为君捶碎黄鹤楼,君亦为我倒却鹦鹉洲。”(《江夏赠韦南陵冰)他要尽情嘲弄那些达官贵人:“手持一枝菊,调笑二千石。”(《宣城九日同崔四待御与宇文太守游敬亭时登响山不同此赏醉后寄崔四侍御)甚至置封建礼教于不顾:“白壁黄金买歌笑,一醉累月轻王侯。”(《忆旧游寄谯郡元参军)他有时千脆宣布与统治集团不合作:“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梦游天姥吟留别)李白这种叛逆思想,反映了地主阶级内部的革新派对儒家腐朽政治的强烈不满。尽管这种思想仍然被限制在地主阶级的框框里,并不触及封建制度本身,但它从客观上动摇了统治集团的威势,冲击了儒家腐朽政治。封建统治集团害怕李白。他们污蔑李白“夸诞”,目之为“狂客”,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李白意识到这种情况,索性宣布自已是“狂人”。六十高龄的李白依然高亢地唱道:“我本楚狂人,凤歌笑孔丘!”(《庐山谣寄卢侍御虚舟》)
不信孔学,嘲弄孔学,这是李白的可贵之处。在这方面,杜甫同样比不上李白。他虽然也偶尔对“儒术”表示过某种不满:“儒术于我何有哉,孔丘盗跖俱尘埃!”(《醉时歌)但是,这不过是“不平之鸣,无可奈何之词”,“非真可谓儒术可废,亦非真欲孔跖齐观”®,何况那种不满是在“醉时”发的,当他清醒的时候便又说“孔门未应弃”了。李白对杜甫的尊儒倾向是不喜欢的。杜集中赠李白的诗有十四五首,而李集中赠杜甫的诗,真正靠得住是李白写的,并不多见@。这个现象前人觉得不可思议,其实弄清了他们的路线分歧,也就不难理解了。毛主席教导我们说,对古代文化要“别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李白的法家思想及其对孔学的批判,在历史上是进步的。柳宗元、李贺等进步作家曾经不同程度地从李白思想中吸取过营养。今天,我们也可以从中取得有益的借鉴。但是,必须指出,在李白的思想上有很多矛盾现象。他的一部分作品表现出浓厚的道数迷信、虚无主义和颓废色彩。他对孔学的批判也有很大的局限性。.有时甚至对同一个问题,前后的认识截然相反。列宁在分析托尔斯泰观点中的矛盾时曾经指出:这“不仅是他个人思想的矛盾,而且是一些极其复杂的矛盾条件、杜会影响和历史传统的反映”。李白思想中的矛盾,也不是他个人思想的矛盾,而是有着深刻的社会和历史根源的。今天,我们必须联系当时的历史条件去分析李白思想中的矛盾,正确阐明李白的法家思想,认真研究他的尊法反儒的诗歌,从总结儒法斗争史、文学史上的阶级斗争经验中吸取有益的教训。
①《杨升庵外集》
⑦李阳冰《草望集序》
②《四库全书简明目录》
⑧杨遂《李太白故宅记》
③⑥赵蕤<长短经·序
⑨王嗣奭杜臆
④《长短经·政体》
⑩洪迈容斋四笔卷第三《李杜往来诗》
⑤《唐诗纪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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碣石
谭其骇
伟大领袖毛主席在《浪淘沙·北戴河》一词中写道:“往事越千年,魏武挥鞭,东临碣石有遗篇”。魏武帝曹操登临的碣石现在何处?我们查阅了多种毛主席诗词注释和曹操著作注释,都说是已沦没入海,现在看不到了。一九七四年第二期《地理知识》上刊载了《沧海桑田话碣石》一文,又从现代地理科学角度,论证了古代碣石山确已沦亡入海。事实果然是这样吗?不然。
碣石沦海说渊源甚古,始见于六世纪北魏郦道元所著《水经注》。但郦道元只是说原在陆上的碣石山为海水所侵,脱离了大陆,“立于巨海之中”,并没有说已不存在。到了十七世纪未,清初胡渭著《禹贡锥指》,对郦道元的记载深信不疑;可是在渤海北岸海上又找不到这座山,才创为郦时在海中的碣石山,在郦后已沦于海底之说。清末杨守敬著《水经注疏》,画《水经注图》和《历代与地图》,又基本上因袭了胡说。胡、杨二人是著名的考据学家,影响很大,从此碣石沦海说竟成为权威说法,为学术界所广泛采用。其实不论是郦道元的山在海中说还是胡渭、杨守敬等的沦没海底说,只要认真一推敲,都是站不住脚的。
郦道元认为碣石山在汉武帝以前本在陆上,在汉武以后王莽以前这一段时间内,由于“海水西侵,岁月逾甚”,结果竟为洪波所苞。到他那个时代,就连山顶那块有如柱形的大石,在潮水大至时也要被淹没了(《河水注》、《濡水注、《禹贡山水泽地注)。今按:在王莽以后,不仅曹操普在郦前约三百年“东临碣石,以观沧海”,并且还有北魏文成帝在郦前约五六十年,北
·齐文宣帝在郦后不足三十年,都曾经登上碣石山观海,文成并且还“大飨群臣于山下”,“改碣石山为乐游山”(心魏书·高宗文成帝纪大安四年,《北齐书·文宜帝纪天保四年)。要是那时的碣石山当真就象郦氏所描述那样,只是一座出没于大海波涛中时隐时现的小小孤岛,怎么可能成为帝王们的登临胜地呢?既然这个岛屿潮水大至时就要被淹没,它的高度显然是很有限的,登上去有什么胜概可览?何况还得冒着生命危险趁退潮时上去,匆匆忙忙赶着在涨潮前撤回?可见郦指的那个海中的“碣石山”,决不是魏武等历代帝王所登的碣石山。碣石山名见于《禹贡》,在《汉书·地理志》里被称为“大碣石山”,又为从秦皇汉武以来直到北朝历代帝王东巡时所经常登临,象这样一座著名的大山,若说是由于地壳沉降而没入海底,少说也得经历几十万年、几万年的时间才有可能,岂有素汉北朝时犹见在,在几百年千把年后便杳无踪影之理?若说是由于北朝以后某年发生了剧烈的地展而突然陷没的,那便是一件值得大书特书的灾变,为什么在历史记载里绝无一字提到?再者,关于碣石山沉没的地点,胡渭认为在昌黎县南海岸外数十里(附图△1),杨守敬认为在乐亭县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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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旧滦河口外(附图△2),《沧海桑田话碣石》的作者认为在昌黎县东南七里海东海岸附近(附图△3)。可是,根据实地勘察,包括这三处在内的整个渤海北部海域,海深平均不超过
二十米,海底平坦,全系沙质,距岸数十里内连石头都找不到,这哪里象是近千年来有一座大山沉没在这里?可见不管说沉没在哪里,凡沉没说都是不可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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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碣石山沦海说不可信,那末秦皇汉武魏武所登的碣石山究竟在哪里?答案很简单:就是现今河北省昌黎县北偏西十里那座碣石山。因为只有这座山,拔海六百九十五公尺,周围数十里,屹然特立于渤海北岸近海平原中,既与碣石之称(《说文:“碣,特立之石也”)相符,又高大得足供帝王们率领着成千上万扈从登上去;并且又位于东西交通大道的侧近,也便于登临。
,古碣石山即今碣石山,这并不是笔者的创见。自汉至明,历代的地理总志和正史地理志里都载有碣石山,既没有说在海中,也没有说碣石山有古今之别,可见所指都是今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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碣石山。(《大清一统志》受了胡渭的影响,才改称碣石山为仙人台山,认为别有一个古碣石山在昌黎县西南。)特别是生活在碣石山附近的当地人,都明确主张古碣石山即今碣石山,撰有专文,收录在《昌黎县志》、《永平府志》等地方志里。
然则长期以来这种正确的说法为什么没有引起大家的重视,大家反而要去相信荒谬无稽的沦海说呢?原因有二:一是郦道元在《水经注》里讲到碣石沦海既有三处之多,并且对当时的碣石情祝还作了很具体的描述:“今枕海有石如埔道数十里,当山顶有大石如柱形,往往而见,立于巨海之中,潮水大至则隐,及潮波退,不动不没,不知深浅,世名之天桥柱也”。言之凿凿如此,不容人不信。二是今碣石山距海达三十里,不仅不在海中,也不在海边,不适宜于登山观海。过去由于对这两点没有人作出正确的解释,因此古碣石山即今碣石山说一直未能为多数人所信服,古碣石沦海说反而得以广泛流传。
我们认为确认古碣石山即今碣石山,对这两点还是可以作出恰当的解释的。
估计约在东汉中叶以前,碣石山前的平陆上散布着许多露出地面的碣石山余脉其中有一条石脉断续相连长达数十里,一直伸展到海边一块特大的柱状石而止。东汉末年人文颖说:碣石“在辽西象县,条县今罢属临渝,此石著海旁”(《汉书·武帝纪》元封元年注引),指的就是这块石头。文颖时条县已省废,“条县今罢属临渝”一句,是他加上去的,他所依据的原记载则应写于案县犹见在时,即公元一四○年以前,因为以一四○年册籍为准的《续汉书·郡国志》里,已经没有案县了。
东汉中叶以后,海水逐渐北侵,这一带的海岸线内移至逼近今京山铁路一线,原来的平陆成了一片浅海,浅海中到处耸峙着碣石山余脉,这就是郦道元在《譎水注》里提到的“沧海之中”的许多“山望”。至于原来那条从山脚下伸向海边的石脉,到这时候便成了郦道元所渭“枕海有石如埇道数十里”,而原来在海边的那块“碣石”,就成为“立于巨海之中”,潮至则隐,潮退则现的“天桥柱”了。所以在那个时期,曹操于建安十二年(公元二⊙七年)阴历九月里经过这里,登上碣石山一望,展现在他眼底的,正该是在他《观沧海》一诗里所描述的那一派风光:“水何澹澹,山岛竦峙,树木丛生,百草丰茂,秋风萧瑟,洪波涌起。”
由此可见,郦道元关于碣石的记载,的确并不完全是凿空之谈。他说那个时候碣石在海中,潮至则隐,潮退则现枕海有石如埇道数十里;而这种情况是由于“昔在汉世,海水波褒,吞食地广”所形成的,这几点应该基本上是可信的。但他混碣石与碣石山为一谈,把原在海边的那块碣石的脱离大陆说成是整个一座碣石山苞沦于洪波,把时隐时现于海水中的天桥柱说成是在碣石山山顶上这是很大的错误。正是由于郦道元这个错误,后人读了《水经注》后,都不免要误以为秦皇汉武魏武所登的碣石山,郦时已在海中。这是碣石沦海说的根源。既然相信了郦氏此说,后世在海边又找不到这么一个在水中的碣石山,因而就产生了郦时的碣石山后来又沦于海底的臆说。
那末郦道元时代孤悬海中的那块碣石,后来又到哪里去了呢?那是由于:约在郦道元时代之后不久,碣石山前的海陆形势和地貌又开始发生了剧烈的变化。在此以前,由滦河夹带下来的泥沙和海潮所推涌上来的泥沙与海生生物遗体,早已把山前近岸的浅海海底填淤得很接近于海面,到了这个时候,便大片大片地脱水成陆。先前布列在这一带露出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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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的岛石,包括那数十里长有如埔道的石脉和那块碣石,也就陆陆续续为河海沉积物所埋没,消失在山前新成陆的平原的视野中。碣石消失了,但它不是沦于海,而是没于陆。与碣石的消失同时,碣石山前的景物也起了大变化。郦道元后约三十年,北齐文宣帝东征班师时虽然还是登上了碣石山,山前景物殆已非昔比。再过五六十年,隋炀帝在大业
八年(六一二年)用兵辽东班师途中,即不再登临此山。这应该是由于在那时登上碣石山顶,虽然还是望得到海,但太远了,看不到“洪波涌起”了,至于山下近处,则既无“山岛竦時”,又无掩映于山海之间的丛林与百草,只是一片平原,没有什么可看的。从此以后,历代帝王对这个山就不再予以理会了。唐太宗贞观十九年(六四五年)从辽东班师路过这一带时,“次汉武台,刻石纪功”。.汉武台在今北戴河海滨的山冈上。唐太宗之所以另选汉武台,而不按秦皇汉武魏武以来的故事登上碣石山去观览一下沧海然后刻石纪功,说明那时碣石山前的眼界已远不及北戴河海滨一带。
据现代地质地理学者在华北平原进行钻探所得资料,滨海地区的地层,往往呈海陆相沉积更迭的现象,说明这些地区曾反复经历过多次海陆变迁。碣石山前的地层不仅也有这种现象,并且在山前近处还到处发现掩埋不深的草煤层,又说明了这一带在距今一二千年内曾经是草木丛生的浅海或泻湖、沼泽地带,后来为泥沙所掩埋才变成草煤。可见,我们根据历史资料作出推断,认为秦汉以来二千多年内碣石山前一带平原,曾经一度向内退缩,然后又向外伸展,而再次外展后的陆地,面积比汉以前原来的面积更为广大,高度也要比原来的高度大大增加,以致把原来的石脊或小山头全都埋没在莽莽平原里,这是完全符合于实地勘察的结果的。
由此可见,碣石山离海较远,不甚适宜于观海,这是隋唐以来的情况。在此以前,海岸线远在今线之内,六朝时最北,秦汉时稍南,但距离山麓都不远,所以在那些年代里,碣石山正该是一个登临观海的胜地。
根据以上考订,最后让我们对这个长期以来纠缠不清,以致成为毛主席诗词注释中的疑难问题的碣石问题,作出如下一个简括的结论:
魏武以及秦皇汉武所登的碣石山,就是今天昌黎县北的碣石山。但山前的地貌,不同的历史时期不断在发生变化。约在东汉中叶以前,山前余脉露出地表,延伸至海边特立着
一块巨石,被目为“碣石”。此后海水内侵,山前平地被淹,余脉露出水面的石块枕海如埇道数十里,那块“碣石”则随潮汛涨落时隐时现,有“天桥柱”之称。约在郦道元之后的北朝晚期(六世纪中叶以后),海水又大规模后退,山前出现了大片平陆,从此碣石不再成为登临胜地那些枕海石和那块特立的碣石,终于全都被埋没在平陆之中了。
历史时期的碣石山一直屹立在渤海北岸,既没有脱离过大陆,更没有沦于海底。只有碣石山前的那块碣石,近二千年来曾经三度改变其相对位置:先是“著海旁”,继而“立于巨海之中”,最后沉埋于地表之下。
这是我对碣石问题所作初步探索得出的结论,不一定正确,希望关心这个问题的同志们多多予以指正。要彻底解决这个问题,象我这样主要依靠文献资料的整理与分析,是办不到的,重要的是应该对碣石山前的平陆和海域,作一番科学的细致的实地调查考察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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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头所突
延安整风运动的前前后后
施东、晖
一九四一年,延安的许多领导干部,以十分热烈的心情迎接来自各抗日根据地的老战友!全党将一起投入一场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战胜机会主义路线的伟大政治斗争一延安整风运动。
当时,延安虽然不是硝烟弥漫的前线,但同样充满了斗争。日伪把炸弹和汉奸不断扔进延安,蒋介石几十万重兵紧紧封锁着陕甘宁边区。更严重的,是一条被否定了的错误路线一王明的机会主义路线仍在继续对革命进行干扰和破坏。
自从一九三五年一月遵义会议确立了毛主席在全党的领导地位以后,党的路线一直是正确的。一九三五年十二月的瓦窑堡会议和一九三八年十月的六届六中全会,先后纠正了王明的“左”倾关门主义路线和右倾投降主义路线。全国几十万党员,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指引下,在各条战线上展开了艰苦卓绝的斗争,取得了伟大的胜利。但是,王明依然坚持他的一条先是“左”倾后是右倾的机会主义路线。在毛主席的伟大著作《新民主主义论》发表后不久,一九四○年三月,王明第三次出版了他的“左”倾机会主义的代表作《为中共更加布尔塞维克化而斗争》。正是这本小册子所系统提出的错误路线,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中给中国革命造成了重大的灾难,使党的力量在白区儿乎损失了百分之百,在革命根据地损失了百分之九十。王明这一次把它重新抛出来时,玩手折中主义,在《三版序言》中胡说什么“不能把昨日之是一概看作今日之非,或把今日之非一概断定不能作为昨日之是。”不但公然翻历史的案,甚至狂妄地提出要把这本反马列主义的小册子列为'党内教材。王明还一再作讲演,写文章,重弹早已被六届六中全会批判过了的褴调。他继续鼓吹“全中国统一的国防政府”和“全中国统一的抗日联军”的投降主义口号,妄图取消我党领导的革命政权和人民军队。他依然主张向蒋介石国民党投降,不惜肉麻地吹捧国民党决定在一九四○年颁布伪“宪法”和召开伪“国大”,说这两件事是“标志着中国民主政治新阶段的到来”,并鼓吹国共两党“亲爱精诚互让互助”等等。妄图把这一条已被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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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六届六中全会否定了的错误路线重新强加于全党。
问题的严重性还在于,不只是王明一个人跳出来翻案。当时,在华北的彭德怀,在华中的项英,南北呼应,仍在竭力推行王明路线。窃踞党的北方局书记的彭德怀,在六届六中全会后还大肆鼓吹王明的“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投降主义口号,并且于一九四○年八月,背着毛主席、党中央,擅自调动八路军一百十五个团,发动了所谓“百团大战”,进攻敌占交通要道,以军事上的冒险主义来贯彻政治上的右倾投降主义。担任党的东南局书记的项英,也竭力推行王明一切相信和依靠蒋介石反动派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拒不执行党中央关于在华中敌后独立自主地发展游击战争的指示,以致在一九四一年一月当新四军皖南部队北移时,遵到国民党军队的突然袭击,使新四军军部和九千余名革命战士几乎全部损失。这是执行王明路线的又一次血的教训!
毛主席在一九四○年十二月为党中央起草《论政策》的党内指示,明确指出十年内战时期王明的错误是路线错误。然而有人却反对这个正确结论,认为从六届四中全会到遵义会议前王明掌权的这个时期中,党中央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而且对《论政策》中规定的我党在抗日时期的重要政策,也站在右的立场上加以反对。事实证明,一条正确路线,不经过长期争论,为广大群众和干部所掌握,就经常会在执行中遇到阻力。
究竟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正确呢,还是王明路线正确?对于大多数人来说,这是认识问题,思想问题,要通过摆事实,讲道理,用学习和辩论的办法,回顾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来分清路线是非,提高人们的路线斗争觉悟。
为了帮助全党同志深刻吸取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经验教训,毛主席到达陕北后写下了一系列的光辉著作。一九三六年十二月,毛主席写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系统总结了中国革命战争的经验,批判了党内历次机会主义的军事路线。一九三七年七、八月间,毛主席又写下了《实践论》和《矛盾论》,从世界观的高度清算了从陈独秀到王明的
资产阶级唯心论和形而上学。从一九三九年秋到一九四Q年初,毛主席先后发表了《<共
产党人>发刊词》、《新民主主义论》等光辉著作,全面地制定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方面的纲领、路线、方针和政策。接着,毛主席又写了《目前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论政策》等极其重要的党内指示,总结了反对右的和“左”的两种机会主义的丰富经验。毛主席的这一系列伟大著作,为在全党开展深刻的马克思主义救育运动,彻底清算王明路线和历次机会主义路线,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础。
从一九四一年春天起,毛主席、党中央为发动全党整风运动,进行了一系列重要部署。
三、四月间,毛主席写了《农村调查〉的序言和跋》,批判了主观主义的作风和方法,阐明了“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的伟大真理。五月,毛主席召集了干部会议,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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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造我们的学习》的重要报告,成为延安整风运动的纲领性文件。毛主席尖锐地批判了党内理论脱离实际的主观主义作风,强调要树立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作风,为全党整风运动指明了正确的方向。
一九四一年九月,毛主席亲自主持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延安的一百二十名高级干部也参加了这次扩大会议。会议检讨了党的历史上特别是土地革命时期的政治路线,讨论了发动全党进行思想革命,克服主观主义,实行理论与实践的统一等重要问题。这实际上是中央领导千部的一次整风会议,目的是为了在党的高级干部中划清两条路线的界限。经过这次会议,党的主要领导干部对于党史上的两条路线问题,初步取得了一致的认识,明确了从一九三一年党的六届四中全会到一九三五年遵义会议前的“左”倾错误,是政治路线上的错误,而不只是具体策略上的错误。这次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在中央和各根据地都成立高级干部的学习组,学习马列主义和讨论党的历史上两条路线斗争的问题。毛主席还亲自担任中央学习组组长。这次会议特别强调,由于王明路线的影响,当时广泛地存在于党内的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是机会主义路线得以推行的思想基础;只有发动全党开展一个无产阶级思想作风对资产阶级思想作风的斗争,挖掉机会主义路线的思想根子,确立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才能从思想基础上巩固毛主席革命路线在全党的统治地位。因此,会议正式作出了在全党开展整风的决定。
一九四二年二月一日,这是一个有重大历史意义的日子。这天下午,毛主席亲自出席了中央党校的开学典礼。参加这次会议的有来自全国各根据地和其他战线上的一千一百多名党的负责干部和新选出的七大代表。在会上,毛主席作了《整顿党的作风》的重要讲演,向全党发出了“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的伟大战斗身召。七天以后,在中共中央宜传部召开的干部会上,毛主席又作了《反对党八股》的讲演,到会的有党中央各部的负责同志,党内外高级干部和从事文化工作、理论工作的干部共八百余人。整风运动在全党开展起来了。为了有力地领导整风运动,中共中央成立了总学习委员会,由毛主席亲自任主任,康生同志任副主任。中央宣传部于四月三日发出了《关于在延安讨论中央决定及毛泽东同志整顿三风报告的决定》(亦称“四三决定”),决定指出:毛主席关于整顿三风的重要报告和党中央关于增强党性、调查研究等一系列重要指示,是党在思想上的革命,是端正干部及党员思想,转变工作作风的锐利武器。同时,还公布了整风学习文件。
在毛主席的关怀和领导下,文艺战线也开展了一场两条路线大论战,进行了无产阶级文艺路线对资产阶级文艺路线的一场大斗争。一九四二年春天,钻进党内的叛徒丁玲、托派分子王实膝等人,连续发表反党毒草,这是王明路线在文艺领域中的反映。当时,王明所推行的一条文艺黑线,又黑又粗,统治着延安和各根据地的文化部门,疯狂地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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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文艺路线。·为了推动文艺界进行一场深刻的革命,一九四二年五月,毛主席在杨家岭的中央办公楼小礼堂,邀请了在延安的文艺工作者约二百人开座谈会。毛主席在座谈会上发表了著名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讲话》从思想上、理论上彻底批判了王明路线,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列主义的世界观和文艺理论,极有力地加强了党的思想建设。在《讲话》的指引下,延安和各根据地的文艺界,迅速开展了整风运动,揭露和批判在王明路线毒害下文艺界的各种错误倾向。大批文艺工作者纷纷奔赴前线,深入农村,同工农兵并肩战斗。文艺运动出现了蓬蓬勃勃的革命景象!在毛主席、党中央的亲切关怀和直接领导下,中共中央西北局专门召开高干会议,集中了三个月时间,用整风精神重新检查和讨论了西北地区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到会的干部认真学习马列和毛主席的著作,研究有关的文件,总结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清算了王明机会主义路线在西北的流毒,肯定了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或影响下所取得的伟大成就。通过这次会议,既分清了路线是非,又团结了绝大多数干部,成为各抗日根据地两条路线斗争学习的典范。
接着;集中在延安的高级干部和七大代表以及各根据地党的领导机关,普遍讨论了党的历史上特别是一九三一年到一九三四年的党内路线斗争问题。全党高级干部对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罗章龙、王明、张国兼等人的“左”右倾机会主义路线,作了深入的分析批判,剖析了各次机会主义路线的实质和它们在政治、军事、组织、思想等各方面的表现及其危害,清算了错误路线的思想根源和阶级根源。这就使广大高级干部普遍提高了识别真假马克思主义的能力,他们愈来愈明白地看清了:自称为“百分之百的布尔塞维克”的王明,原来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假马克思主义者、真机会主义者。广大干部从心底里更加热爱毛主席,更自觉地拥护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他们深深地认识到我们党有了伟大领袖毛主席掌舵,真是无比的幸福!
整风运动始终是在党中央和各级党委的统一领导下进行的。运动一开始,各级党组织就引导广大党员和干部认真读马列和毛主席的书,学习中央规定的整风文件,并且与调查研究、总结经验相结合。大家畅所欲言,学得生动活泼。
整风运动中的学习马列主义理论,又是同批判机会主义谬论相结合进行的。为了引导千部通过比较和鉴别,理解党的正确路线,识别错误路线,党中央专门编辑了六大前后的两部文件集集中各个历史时期党的主要文件和领导人的主要言论,包括正确路线和错误路线两个方面的代表作,让大家学习和批判,大大提高了广大干部的路线斗争觉悟。为了弄清思想,团结同志,在整风中还强调自觉地运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武器。整风学习,完全做到了启发自觉,调动主观能动性来克服自己身上的毛病。如果思想不通,可以申辩,再不通,再申辩,直到思想一致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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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风运动中,毛主席、党中央要求对犯错误的同志,包括犯了严重错误的同志,只要不是敌我矛盾,就应既看到他们有缺点、错误和消极的一面,又看到他们有优点、成绩和积极的一面。只要他们改正了错误,汲取了教训,以后还可以继续革命,为党的事业作出新的贡献。正由于整风运动中能够这样看待犯错误的同志,才避免了片面性,在批评或斗争时做到实事求是,恰如其分。另一方面,整风运动也要求犯了错误的同志,严于解剖自已,勇于进行认真的而不是敷衍的自我批评,下决心同错误彻底决裂,焕发精神,更好地为人民立新功。
整风运动后期,对一些党员、干部和党组织的问题进行组织处理时,按照毛主席的指示,严格区分和正确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这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对极少数混在党内的叛徒、特务、内奸和其他坏人,坚决地予以清除。对党内一切犯错误的同志,则采取“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以便一方面,彻底了解我党历史经验,避免重犯错误;又一方面,能够团结一切同志,共同工作。”对党内路线斗争历史问题的处理,不是着重于一些个别同志的责任方面,而是着重于当时环境的分析,当时错误的内容,当时错误的社会根源、历史根源和思想根源,以达到既弄清思想又团结同志这两个目的。对人的处理问题取慎重态度,思想批判从严,组织处理从宽,既不含糊敷衍,又不损害同志。当然,错误路线的头子如王明一类,要改造他们也难。七斗、八斗的结果,王明最后还是逃到苏联当叛徒、卖国贼去了,成了不耻于人类的狗屎堆。
一九四四年四月,毛主席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代表中央政治局作了《学习和时局》的讲演,深刻地总结了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经验。接着,在毛主席亲自领导下召开的,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通过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党史上的两条路线斗争,特别是对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错误,作了正式的结论。这次全会,继遵义会议和六届六中全会之后,进一步地确立了毛主席在全党的领导地位,使全党空前一致地团结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之下,这是整风运动的伟大胜利!
五月,一批高级干部离开延安回前线去。清凉山前柳枝飘拂,陕北大地郁郁葱葱,这种生机蓬勃的景象正象他们此刻的心情一样。他们经过了延安整风,清除了身上沾染的机会主义灰尘,焕发了革命的青春,精神抖数地奔赴各地,去组织抗日战争的战略反攻。
整风运动造成了全党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上的空前团结,为召开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作了思想上和组织上的充分准备。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三日,七大胜利召开。这个大会开成了一次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它以巨大的历史作用和深远的影响反映了整风运动的光辉成果。
延安整风运动胜利结束了,但它的无限深远的政治意义,年年月月在继续放射着夺目的光华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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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精卫卖国记(下)
·史
锋
“清乡”—清“箱”
一九四一年春的一天,在南京颐和路三十四号汪精卫的家里,伪行政院例会刚刚结束,罗君强站起要走,被汪精卫叫住了。
罗君强的头衔是“边疆委员会”委员长。但一切卖国政府都无“边疆”可言,所以罗君强这个“委员长”也十分空闲。
汪精卫对罗君强说:“你这个委员长,真是饱食终日,无所事事,无异是个‘太子太保'。我想给你一件实际工作,你看怎样?”
“好,我静待先生的命令。”罗君强毕恭毕敬地答道,同时在心里盘算起来:汪精卫说的“实际工作”,大概就是大家都在传说的那件美差吧?
当时,抗日战争已经三年多,日寇急于想从侵华战争的泥潭里拔出脚来,从事新的军事冒险。它同德、意结成了法西斯同盟,准备向英、美开战,夺取资源丰富的东南亚地区,在印度以东、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以北的广大区域,建立所谓“大东亚共荣圈”。但是,毛主席、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等抗日人民武装,不断地给敌人以沉重的打击,把敌人的手脚牢牢地拖住了。日寇进一步加紧镇压措施,在对华北实行残酷“扫荡”的同时,又决定对新四军活动最活跃的华中地区进行“清乡”。
这年年初,在蒋介石发动“皖南事变”后不久,汪伪政府的日本“最高髙军事顾问”影佐桢昭,向汪精卫提出“三光政策”的“清乡”打算,并要他物色搞“清乡”的人选。汪箱卫对主子的意旨自然遵命照办,想让罗君强来担当这个差使。
日寇提出搞“清乡”,在汪伪政府里很快就传开了。所以当汪精卫叫住罗君强,说要给他一件“实际工作”时,罗君强就猜中了。
·罗君强想,搞“清乡”可是个好差使,权力既大,油水又足,与“边疆委员会”这个“清水、衙门”比,委实有天壤之别!
于是,罗君强就兴冲冲地忙碌起来,每天晚上找人到家里来搞什么“清乡计划”影而且,挖空心思给自己的办公衙门想了个“清乡督办公署”的名称。见了熟人,也不怕肉麻地自称起“本督办”来了。
可是,罗君强高兴得太早了。当汪精卫向影佐提出罗君强时,影佐当场就打了回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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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从口袋里掏出了日方选定的名单,交给汪精卫去任命发表。原来,日寇物色的工具,就是“最高军事顾问部”晴气“顾问”牵的那条狼狗、汪伪特务头子李士群。汪精卫虽觉难堪,也只好强作笑颜,点头“遵办”。从此,罗君强嘴里的“本督办”就再也听不到了。
李士群投敌后虽当上了伪上海“特工总部”头子,以凶狠毒辣出名,但在抗战前,毕竟只是蒋介石集团的特务组织“中统”的一名小特务,日寇觉得用他来担负“清乡重任”,资历和声望都不够,就指名要汪精卫亲自兼任“清乡委员会”的委员长,让李士群当秘书长,掌握“清乡”的实际大权。李士群倚仗日本主子的宠信,掮着汪精卫的招牌,权倾一时,更起劲地整天跟在晴气的马靴后头奔跑。
在一次“清乡”筹备会上,晴气总结历代反革命的历史经验,教训李士群等人说:“‘清乡”两字,并非出自日本,在你们满清时候,曾国藩、李鸿章在消灭太平天国后,为了绥靖地方,便创办‘清乡”。它是政治与军事相结合的一个运动。当时天京突破,天王自杀,太平天国虽被倾覆,而天下仍复滔滔,无法平静,因此曾国藩、李鸿章推行了这个运动,使社会秩序重趋安定。蒋介石的“剿共”,虽名称有殊,而意义与曾、李的‘清乡’并无二致,且在方法上显然要进步得多。所以今后我们不仅要学曾国藩、李鸿章,更要学学蒋介石。”
原来日、汪的“清乡”是师承曾国藩、李鸿章以至蒋介石这些大汉奸、大刽子手的,这就难怪日寇侵华派遭军总司令细俊六,要专门在南京成立一个“五次围剿战术研究会”,想把蒋介石向工农红军进行五次反革命“围剿”的一套办法搬出来,以对付我八路军、新
四军」
五月,汪伪政府正式成立“清乡委员会”,汪精卫亲自提出,确定第一期“清乡”是以苏州为中心,包括吴县、常熟、太仓、昆山、无锡、江阴、武进、镇江、丹阳、扬中等十个县,叫做“实验区”。七月初,汪精卫又一次赴日朝拜回来没几天,反共反人民的“清乡”就正式开始了。敌伪集结了一万五千人的兵力,向苏(州)、常(熟)、太(仓)地区扑来,他们用铁丝网、木栅、竹篱笆等构成封锁圈,挨村挨户搜查、听口音、登记,用种种办法想把新四军查出来。同时编组保甲,实行联保连坐,加强法西斯专政。
苏、常、太地区的新四军主力,经过近两个月的反“清乡”斗争,大量杀伤敌人后,奉令北渡长江,开辟新区,留下少数部队,配合地方武装坚持原地斗争。
敌人抓不到新四军,还自以为得意,大事吹嘘说:“实验区内共军绝迹”2“短期内取得了出人意外的空前巨大成就”。细俊六到苏州近郊兜了一圈,路上没有发现有人向他开枪,也认为这是了不得的成绩,就要汪精卫去出巡一次,以扩大宣传效果。一
九月中旬,汪精卫穿着“特级上将”戎装,坐上日皇送给他的“海鹣号”飞机,到了苏州。然后又从苏州驱车出巡常熟。一路上,他望着车窗外竹篱笆连着竹篱笆的“风景线”,和端着枪站在一个个坟顶上守望的伪兵,得意忘形地说这就是“治安”“确立”的象征。
第二年,日寇又指使汪精卫将“清乡”范围扩大到太湖东南、浙江、安微、湖北、广东等地,甚至“清”到了上海的大马路上。敌伪铁蹄所到之处,实行残酷的“三光政策”,抓丁抢粮,洗劫民财,奸污妇女,残杀人命。群众愤恨地说:“鬼子和汉奸,好比活阁王!”“清乡清乡,就是清箱!”敌人宜布从一九四二年九月一日起,要对上海市区进行“清乡”,但只要拿。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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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二千三百万元钱,就可免“清”,否则,就要严格“清乡”,挨家搜查。这简直是以“清乡”公然进行敲诈勒索。
在“清乡”封锁线上,每隔三、五里路,敌人就设立二个“检问所”,对出入封锁口的人进行盘查。“检问员”都是一群刁难勒索的饿鬼恶煞。清看沪杭铁路线上的硖石车站这里是一个小小的车站。一列客车进了站,“检问员”就“精神抖数”起来,两眼盯着下车旅客手上的行李包襄,估一估“油水”有多大,接着就开始查验“良民证”,盘诘、找岔、威脚,直至打骂和开枪。一天,伪“清乡委员会”副秘书长汪曼云亲眼在这个车站上看到,一次客车停站,“检问员”向下车旅客勒索了八千多元(相当一万二千多斤大米)。每天经过八次客车,总共可以搜括五万到十万元。无怪当时有些地方的“检问所”主任连裤带搭襟都是黄金做的!汉奸中流行一句话:“生意要做五洋,做官要做清乡。”伪浙江省省长傅式说,在太湖东南地区第二期的“清乡”中,捞进了一千八百多万元,发了一笔横财。但比起李士群来,他捞到的又只是一个零头,无异是“小巫见大巫”了。
敌人罪恶的“清乡”,受到抗日军民的坚决回击。广大群众拿起锄头、棍棒,同我们党领导下的游击武装密切配合作战。民兵们经常在村口和“检问所”附近监视敌人的活动,看到一、两个“清乡”人员经过,就用巧计将敌人杀死。当时有这样一首民谣:
好笑真好笑,
民兵捉活哨,
一不用枪,二不用刀,背后一抱,布袋一套,绳子一绕,拉了就跑。
更精彩的,要数我新四军苏中分区“火烧封锁线”的一幕。汪伪政府在苏中搞了三个月,筑起一道长长的竹篱笆。正当他们在那里庆祝“封锁成功”时,突然在一个晚上,我们发动了近十万群众,身带火种,摸到篱笆边,同时点火。刹时间,从南坎镇到天生港,三百多里封锁线火光烛天,竹篱笆顿时化作灰烬。在三个月的反“清乡”斗争中,群众共烧了敌人的竹子三百多万根。这些竹子,都是敌人从江南山区运来的。大竹子被烧光了,敌人改用小竹子。小竹子又被烧光了,最后只得用芦苇代替。但是这种“封锁线”,连鸡鸭也对付不了,用来封锁抗日军民,更是完全无济于事!
到一九四二年九月,我们又重新收复了在“清乡”初期主动放弃的无锡、苏州、江阴的农村根据地。敌人被迫收缩“清乡”的烂摊子,于一九四三年春撤销了“清乡委员会”,虚设
一个“清乡事务局”,宣告了敌人这一罪恶活动的彻底失败。
具有讽喇意味的是,曾经被称作“做官要做清乡”的这桩美差,这时却成了苦差使。当汪精卫要挑选“清乡事务局”局长时,只好半央求半强迫地对原来的“清乡委员会”副秘书长汪曼云说:“希望你能勉为其难。即使不恩长做,当一年半载也行。总之第一任的局长我主张由你来干。”
汪曼云只得捏着鼻子勉强应承下来。
其实,汪精卫自己,这时候也正捏着鼻子,干着另外一柱“酸溜溜”的苦差使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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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主劝降
汪精卫心里这股又苦又酸的滋味,是从日寇对蒋介石的加紧诱降而产生的。更令汪精卫感到难堪的,是日本人还逼着汪精卫去向重庆劝降。汪精卫虽然不想干,但怕主子会撇开自己,直接同蒋介石勾搭上,因而又不能不干。
早在一九四○年十一月下旬,周佛海、梅思平到东京去,会见日本外相松冈洋右的时候,松冈就把这颗“酸果”拿出来了。
松冈先问:“蒋介石对于中日战争的态度怎样?”“蒋的态度是一个拖”字。”周佛海答道。
梅思平补充说:“蒋不肯谈和,主要有两个原因:一个是亲美派的包围,一个是共产党的压力。”
松冈听了,说:“蒋介石的‘拖”,不外是想等日本和英美开战,看来这一点可能要实现了。”他要汪伪政府用一切力量拉拢蒋介石,干方百计扩大“和平”阵营,削弱抗战阵营。他伸出两手,张开十个手指说:“你们要知道,日本只能把两个指头的力量在中国作战下去,因为日本必须腾出八个指头的力量来对付英美。”
松冈表示,日本希望南京伪政权能勾引蒋介石回到南京,因为蒋介石手里有军队,只有蒋回来了,才能解决中国问题。最后并警告说:“如果你们不能积极协助日本集中力量去对付英、美,那末日本不能不考虑其他的途径了。”
松冈最后这一句话,象一块沉重的铅板,压在周佛海、梅思平心上。回到旅馆后,周佛海向梅思平说:“如果日本和英美开战,会不会把我们一脚踢开,直接和重庆讲和?”又忧心仲仲地说:“蒋先生如果回来,我们怎么办?”
梅思平说:“看来蒋先生不会很快决定讲和的,除非到了英美败北、日本战胜时,才会有议和的可能。”
周佛海听了,沉思半晌。
十二月一日,周、梅回国,把和松冈的谈话向汪精卫作了报告。汪精卫正时刻担心会失宠,听了周、梅的报告,不觉愁上加愁。从此不顾陈璧君发“威”,拚命饮酒,借酒装疯,发泄内心的烦躁。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凌晨,日寇二百五十架飞机突然偷袭美国在太平洋上的主要军事基地珍珠港,美国太平洋舰队几乎全军覆没。太平洋战争爆发了!日本军队迅速占领于菲律宾、中尼、马来亚、缅甸、泰国等包括一亿五千万人口的广大地区,在北起阿留申群岛,南至大洋洲,西迄印度洋的长达万里的战线上,同美国、英国、荷兰等展开厮杀。珍珠港事变的当天晚上,日本驻汪伪政府大使来见汪精卫,说:日军已在十二月八日清晨向珍珠港、夏威夷、新加坡、菲律宾、关岛、马来亚、上海英美租界等地同时开始进攻,希望汪伪也马上参战。
汪精卫立即召开“最高国防会议”,起劲地叫蠶:“中国要和日本做一个建设东亚新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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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的”“有力的伙伴”;并表示“决定与日本同甘共苦”。
一九四二年九月,日本政府向汪精卫提出:把海南岛长期“租借”给日本;不干涉华北、蒙疆两个伪组织的活动;更多地向日本提供进行侵略战争所需的人力物力。汪精卫都
一一允诺。
过了三个月,日寇又抛出了所谓“对华新政策”,声称尽量避免干涉汪伪政府,加强汪伪政府对地方政府的指导,交还租界,废除治外法权,考虑修订《日华基本条约》影经济上力戒日本方面的垄断等等,耍弄了一套鬼花招,竭力把汪精卫这个奴才打扮得象煞是个“主人”。
r汪精卫取得这样的“恩赏”,捞到了一根装潢门面哄骗人民的救命稻草,顿时又神气起
来了。一九四三年一月九日,·在伪政府与日本政府签订了《交还租界及撤废治外法权协定》,联合发表了协力完成对美英两国共同作战的《合作宜言》:并单独发表了对英美宣战的文告,宣布“与英美进入战争状态”,与日本“同生共死”。从此,汪伪政府在沦陷区进一步实行物资“统制”,拚命搜括粮食、纱布、煤炭、金属等军需品,甚至连马路上阴沟洞的铁盖也桶起来,送给日寇,以支持侵略战争。
为了邀宠于日本主子,汪精卫政府可算是卖力极了。但是主子还是不满意,说它“不是理想的”。本来,日寇提出所谓“对华新政策”,抬高汪精卫的身份,目的还是在于“广收民心”,“消除重庆抗日的理由”,诱使蒋介石归降,实现蒋、汪合流。对于日寇的这种意向,汪精卫纵然十分恐慌,但也只能强颜欢笑,出来响应。他站在石头城下,向山城重庆大叫:“最亲善的兄弟终久还是兄弟,重庆将来一定和我们走同一条道路,但我们希望这一时期愈快愈好。”并且不无醋意地表示:“如果实现和平,本人愿流亡国外!”
蒋介石对日寇的诱降迅速作出反应,一方面发动第三次反共高潮;另一方面派了他的特别秘书陶百川来到南京,并在上海设立了与在重庆的戴笠联系的秘密电台。其后,更是
一批又一批地派出密使,暗中勾结。
“犹抱琵琶半遮面”的蒋介石,终于扭扭捏捏地准备投降来了!在这个中间,汪精卫傀儡集团频频转送诱降的密使,着实为蒋介石卖力地“牵”了一阵“衣角”。
可是,张牙舞爪的日本帝国这时已经走完了它的大部分路程,从此不得不朝着下坡路走去。
三次手术
这是一九四三年八月的一天。
一长串脸色忧郁的日本新兵,拖着沉重的脚步走向神户码头。他们将要为反动统治阶级而葬身异国。母亲和妻子哭泣着来到码头送别,浓重的阴云压在远行的和送行的人们心头。法西斯管察对这种情势感到害怕,粗暴地吆喝和责骂着,引起了新兵们的愤怒,双务发生了冲突。训练有素的法西斯警察将一百多名新兵打倒在血泊中。就在这时,一阵
妇女的尖厉的喊声冲天而起:
“打倒祸国殃民的军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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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妇女在神户码头贼出的口号,是日本全国政治、军事、经济危机日益严重的反映。日本统治者发动的侵略战争,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在国内,日本工人阶级为了反对侵略战争,一九四二年举行了近二百七十次罢工,日本农民发动了二千七百多次斗争多
在中国战场上,日本军队遵到中国人民抗日游击战争的沉重打击,仅一九四三年一年中,日军和伪军就被八路军、新四军毙伤近二十万人。日本土兵感到前途黯淡,反成情绪越来越强烈,在湖北应山和山东馆陶,都爆发了日本士兵的暴动事件,
在南太平洋的一些岛屿上,一个个军衣滥楼、面孔污黑的日本士兵,绝望地倒在酷热、潮湿的海岸上,他们再也无法守住这些占领的土地。
曾经不可一世的日本帝国主义,已经开始从太平洋战争的“顶峰”跌落下来了。主子的这种破落景象,立刻反映到奴才身上。南京汪伪政府也是阴风森森,黄泉路近,见到了死之将至。
日寇为了挽救自己垂危的命运,竭力想使汪伪政权能对自己有更大的好处,因而采取了“强化”南京傀儡政府的方针和措施。但是,以汪精卫为首的这一批汉奸群丑,本来就是
一个十分反动腐朽的集团,一贯争权夺利,强征暴敛,闹得鸟烟瘴气:现在看到日本帝国正急剧地走下坡路,自己的好景不常,当然就更加醉生梦死,贪色敛财,中饱私夔,推备后路。奴才不争气,主子更恼火。对汪伪政权,日寇党得好象嘴里啃着一根鸡骨头,“食之无味,弃之可惜”。有的认为,汪伪政权已无法笼络人心,不必再支持它:有的进一步主张,干脆撇开汪精卫,直接同蒋介石勾结。日本最高统治者虽然明知对南京大小汉奸已不能再寄予希望,但它是自已一手扶植起来的,如果垮了台,就失去了一个奴役中国人民的工具,·会加速日本自己的失败,所以这个臭包状还得背下去。这一伙反动的主观唯心主义者们,以为只要给声名狼藉的汪伪政府动一动“手术”,把在它内部作怪的“恶性肿瘤”割掉,就能
挽救“南京政府”于垂危。
一九四三年九月,日寇给汪伪政权“开”了第一“刀”,对象是特务头子李士群。李士群原是以周佛海为首的“00”派的干将,并且是周佛海的结拜兄弟。汪伪政权在行政院中有一个主管警察和武装特务工作的“瞀政部”,由周佛海兼部长,李士群为次长。但是后来,李士群认为走“公馆派”的门路比投靠周佛海更能发迹,就改换闩庭,投入陈璧君的怀抱,当上了汪精卫的亲信。周佛海自然十分气恼,从此两个人发生了矛盾。,汪精卫为了培植李士群,就将警政部撤销,在伪军事委员会设立调查统计部,主管特务工作,由李士群当部长。李士群一跃而跳过周佛海,当了第一号特务。两人的矛盾就更深了。不久,李士群利用主持“请乡”的机会,蓄意扩大地方武装,扩充自己的实力。这支地方武装,为了抢夺肉骨头,经常同周佛海的直属部下伪财政部税警团发生争端。税警团副总团长熊剑东,自恃有周佛海作靠山,当然不卖李士群的账,双方不断地闹磨擦,于是引起了日寇侵华派避军总司令部的注意。当时,日寇正在竭力拉拢上海大资产阶级,好为太平祥战争多提供一些物资。上海大资产阶级提出,李士群的部下在上海搞绑票,杀死了一名资本家,使其余的资本家无不心惊肉跳。日寇看到,不除掉李士群,就不能安抚上海大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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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级,也不能平息同周佛海之间的矛盾,决定要向李士群开刀。但是,李士群又是汪精卫的宠臣,不能公然捕杀,只能梢梢地除去。
一天,上海宪兵队在一家酒楼设宴,请李士群喝酒。席间,正当女侍者在李士群的酒杯里斟了满满一杯毒酒时,邻座的一名日本军官不知内情,要和李土群干杯。他按照日本习惯,同李士群交换了酒杯。在旁的女侍者一看,赶忙装作失手的样子,把酒杯打翻。这一次毒杀李士群的计划,没有成功。
过了一些日子,日寇上海宪兵队特高科长冈村又以调解李士群与熊剑东的纠纷为名,请李士群到冈村家里赴宴,在食物里下了毒。李士群心知有异,曾托故到厕所,试图将吃下的食物呕吐出来,但已经来不及。当晚回到苏州,很快就死了。
同年十一月,日寇又一刀捅进伪粮食部,给汪伪政权动了第二次“手术”。
事情要回溯到这年夏天。日寇在苏州地区“收购”军粮,没有收足,要伪粮食部于秋后缴售军粮五万吨。但是,江苏产米区的粮食,掌握在“公馆派”的两个干将伪江苏省省长李土群(这时他还活着)和伪粮食部部长手里。他们两人垄断了全省粮食,勾结米商把粮食运到北方去卖,大发横财。到了秋天,日寇所定的期限到了,伪粮食部只交出一万三千吨粮食,连三分之一也不到。日寇大为展怒,先在苏州秘密逮捕了李士群的部下、伪江苏省粮食局长后大椿和伪粮食部苏州办事处长胡政两个人,从他们身上搞到了伪粮食部长和李士群等贩卖粮食的证据。由于李士群已被毒死,就逮捕了伪粮食部正副部长。在日寇授意下,汪伪政权枪毙了后大椿和胡政。那两个伪粮食部长,由汪精卫出面,以参加“和平运动”有“功”的理由,从死刑特赦为有期徒刑,才活了下来。
日寇原来以为“开”了这两“刀”,可以“振奋”一下汪伪政权,延缓它的寿命。结果恰恰相反,这两“刀”正好加速了它的崩溃。汪伪大小汉奸,对日寇的这些举动,都是兔死狐悲,惊惧万状,唯恐惹祸上身而不敢吭声。从此,汪伪内部更加涣散,各自怀着鬼胎,而贪污腐败之风,也更盛极一时。他们越见死期临近,越发疯狂地捞钱,纷纷抢夺肥缺,出任省、县外官。伪外交部长褚民谊由陈璧君撑腰,到广东任伪省长。之后,伪社会部长丁默邮出任伪浙江省长,伪宣传部长林柏生做了伪安徽省长,自封“本督办”的罗君强,也当上了伪江西省长。李士群被毒死后,由伪内政部长陈群接替伪江苏省省长一缺。当陈群在南京卸任,往苏州走马上任时,有人问他:“此去江苏,有什么计划?”陈群一面做着捞东西的姿势,
一面贼就嘻嘻地说:“没有什么计划,就是去捞1”当时江苏的老百姓流传这样两句顺口溜:“去了一‘群',又来一‘群”,影射去的和来的都是一群吃人的豺狼。当名叫郝鹏的伪淮海省省长被调走,由郝鹏举来接替时,人民讽刺说:“郝鹏、郝鹏举,何必多此一‘举”,指出了他们是换汤不换药的一丘之貉。
日寇连开两“刀”,都无补于挽救汪伪政权的衰亡。第三刀是开在汪精卫自已的身上。原来,汪精卫一九三五年遭到的那次暗算,虽然没有丢命,有二粒子弹头却一直留在背脊里。一九四三年八月,汪精卫因眼看日本帝国主义这座冰山迅速消融,伪政府内部也更不景气,忧心如焚,枪伤复发,感到背部和两胁痠痛,体力越来越不支,但又一连数月,被日本主子牵着鼻子“往返京沪,东渡日本,会议讲演,视察清乡”,“辛劳尤甚于平日,而痹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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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随而加剧”。十二月八日,正值日寇发动太平洋战争两周年,汪精卫主持伪行政院会议。按汪伪的规矩,会上要由汪精卫重复宣读在这年年初发表的汪伪政府“参战文告”。这一天,原来讲好由褚民谊代读。褚民谊已经立出了台,汪精卫为了讨好日本人,走上去一把抢过来自已读。就在这一天,汪精卫风寒入骨,致使疮口发炎,浑身发烧,子弹头的铅毒流入了骨髓,痛得他整天哭爹喊娘。
第二年三月三日,汪精卫去日本重新开刀。临行的当天早上,他在床前召集伪军政要员开会,交代后事。这时他已经瘫痪,有气无力地宣布,他走后由陈公博代理“国府主席”,驻在南京;周佛海代理行政院长兼上海市长,常驻上海。·
还是那架“海鹣号”飞机,把汪精卫载到日本名古屋。在医院里,医生为了减轻对神经的压迫,把他的一段脊椎骨切得只剩下极细的一条。结果脊骨支持不住一个头颅的重量,汪精卫只能躺在石磨床上,而且头颅还得用钢丝绳从高处牵住,以防脊骨折断。从此,这条日本帝国主义的走狗,便撑着儿枝瘦骨,半死半活地吊卧在床上,名副其实地成了一条断了脊梁骨的癞皮狗。
这也正是整个汪伪政权的逼真的形象!
汉奸
.日
一九四四年冬天,日本燃料缺乏,东京酷寒,常常有一些瘦骨嶙峋的狗,冻毙街头。十
一月十一日,日寇走狗汪精卫,也在日本一命鸣呼,结束了他肮脏耻辱的一生!
汪精卫欠着中国人民的累累血偾,死有余辜,遗臭万年
大汉奸汪精卫死后,南京城里的一窝汉奸,成了没头苍蝇,一片慌乱。但汪记傀儡班子的招牌既然仍旧挂着,戏还得继续唱下去。由谁继汪精卫来唱头牌呢?日寇考虑再三,选定了陈公博。
陈公博就职之前,群奸内部发生了一场所谓“正名”问题的争论。有人提出,汪精卫未死之前,陈代他的职务,称“代国府主席”是可以的。现在汪已死了,就应去掉“代”字,正式称为“国府主席”。但陈公博却不肯,宜称自已是继承汪精卫的遗志,应如汪在世一样,仍称“代国府主席”。不少人反对说,睿代死人而行职权,仍称“代国府主席”,旷古未闻。势必贻笑中外,“笑我们究竟是一个‘小朝廷”,连个名义都不正”。但陈公博始终固执已见,不肯取消那个“代”字。
陈公博为什么坚持“代主席”这个名义?他对心腹透露说:“我不称主席而称‘代主席’,是我对重庆方面表示态度。汪先生上演的这台戏,已近尾声,所谓人亡政息,应该结束了。我来继承这个烂摊子,是来办理收场的,不是来继续演出的。”
名义既定,陈公博正式登台表演。十二月二十日,他发表声明,宣称“国民政府自还都以来,自始即无与重庆为敌之心”,以献媚于蒋介石。同时,他又提出“党不可分,国必统
一”的口号,为今后“宁渝合流”埋下伏笔。
从一九四五年一月起,陈公博着手伪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以便借这个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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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撤销当年由汪精卫导演的“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所产生的伪政府,从而实行与蒋介石合流。陈公博估计,日本海军虽在太平洋上大败,但陆、空军还有相当力量,自已还有时间逐步准备,看风使舵,与蒋介石讨价还价。
但是抗战大好形势的发展,如迅雷不及掩耳,为汉奸们始料不及。一九四五年八月八日,苏联政府宣布对日作战,斯大林领导的苏联红军直入我国东北。八月九日,毛主席发表《对日寇的最后一战》的声明,指出:“对日战争已处在最后阶段,最后地战胜日本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的时间已经到来了。”在毛主席的号召下,中国人民抗日武装力量举行全国规模的大反攻,消灭敌人,夺取武器,扩大解放区,缩小沦陷区,给了日寇以致命的打击。八月十五日,日本帝国主义宣布无条件投降。
日本主子垮台了,南京汉奸傀儡戏也就到了停锣收场的时候。
八月十四日,日本驻南京大使谷正之来找陈公博,说日本已决定投降。大小汉奸得此
消息,知道末日已到,大祸临头,吓得六神无主,乱作一团。大汉奸陈公博感到“宁渝合流”无望,于是打电话给在上海的伪行政院长周佛海,催他快来南京商讨后事。但这时,周佛海早已通过“军统”特务与蒋介石勾结好了,对陈公博的电话待理不理。
周佛海原是从“00系”分化出来的,而且较长时间担任蒋介石的秘书,在重庆有很多熟人,因此他要同重庆方面搭关系,可说是熟门熟路。早在一九四一年,“军统”特务头子戴笠在蒋介石的同意下,派人把周佛海的母亲、岳父从湖南接到贵州,通过周的岳父写信给他,转达他母亲的话,希望他不必作“孝子”,而要作“忠臣”,忠于蒋家王朝。从此,周佛海和蒋介石集团又勾搭上了。到了一九四二年,周佛海便和戴笠称兄道弟地通起信来,并在伪财政部上海办事处内秘密设置一部对重庆通报的电台。一九四四年一月,“军统”特务周镐到南京找周佛海,得到周佛海的保护,并被派先后担任了伪军委会科长、伪镇江行政专员、伪财政部警卫队长等重要职务。一九四四年冬,周佛海母亲病死,戴笠赶去办理丧事,甚至替周佛海披麻带孝地跪在周母灵前,充当“孝子”。周佛海见到戴笠代自已当“孝子”的照片,异常感动,从此更加死心塌地地听从重庆的指挥。他为重庆方面保释被捕人员,亲自做情报,有些情报是当时美、蒋方面所不易搜集到的,如几次赴日所得的日本经济情况,日本对美作战的准备情况,等等。他还把日寇准备派什么部队,用什么计划进攻贵州的消息密告蒋介石。蒋介石得到这些情况后,赶紧组织逃跑。一九四五年夏秋间,戴笠每到一地,都和周佛海电报往来。蒋介石通过“军统”特务告诉周佛海:一定要利用伪军和日军的力量,阻止新四军进入上海、南京等地。因此,当他接到陈公博打来的带哭音的电话时,心里暗暗得意,继续策划通过“军统”特务周镐手下的力蛩“数收”南京,好为蒋介石立个“头功”。十六日上午,周佛海布置就绪,方才来到南京。
当天下午,陈公博找了几个在南京的大汉奸开“中央政治会议”。周佛海先发制人,第
一个发言,主张发表一篇简短的宣言,宜布南京政府结束就行了,其余问题,会上一概不必谈。接着,他的同伙梅思平就拿出一份事先草拟好的“宜言”稿子,当场念了一下,没经讨论,即算通过。陈公博着急地说:“结束机构容易,但我们所涉及的人很多,如何善后,应该谈一谈。”周佛海立即打断:“宜言通过就算了,还谈什么其他问题!”说罢,拂柏而去。汪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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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的送葬会议,就这样在慌乱中散场。,
当晚,伪南京政府宣布解散。这个汉奸傀儡政权,终于在人民铁拳的打击下,彻底覆灭了1
树倒猢猕散。汉奸群丑鸡飞狗跳,惶惶然各自寻找下场。他们得到的是什么样的下场呢?
汪家店二老板陈公博,在日寇投降前就迫切想同蒋介石槁“统一”。但是蒋介石眼看很便宜的胜利果实就要到手,不愿意利用陈公博这块臭招牌。日寇投降后,侵华派遣军副总参谋长今井武夫去见陈公博,说重庆国民党的代表即要来南京,“劝”他赶快离开,以免不便。陈公博恐慌万状,涕泪交流,连说话也语无伦次了。第二天凌晨,陈公博乘坐一架日本飞机,飞往日本。不久,全国人民掀起了要求严惩汉奸的怒潮,蒋介石考虑,对陈公博这样一个当过伪政府代主席的第二号大汉奸,如果不逮捕法办,势必暴露自己与他一丘之貉的面目,因而经驻日美军同意,把陈公博押解回国,并于一九四六年六月三日将他枪决。陈公博死得活该。但是这个汉奸的污血,却替蒋介石脸上涂了金。
周佛海呢?他估计自己替蒋介石出过不少力,蒋介石一定会保他。谁知蒋介石最害怕这种了解他勾结日寇内幕的汉奸,因此急忙布置“军统”头子戴笠杀人灭口。戴笠到了上海,把周佛海等人带往重庆。周佛海以为只要有戴笠在,他便不会坐牢,不料蒋介石竟会把他判处死刑。周佛海不服,一再申请复判,提出他早与重庆有往来的事实,还拿出戴笠给他的亲笔信,以为这样便可减刑。岂知这正是蒋介石的一块心病,周佛海把这些东西一端出来,蒋介石更坚持非枪毙周佛海不可。周佛海的老婆杨淑慧,已经预先把蒋介石过去托人秘密带给周佛海的四次“手谕”,偷偷拍成照片,藏在香港一家银行的保险柜里;现在见蒋介石蓄意要杀周佛海,就去找蒋介石的“待从室主任”陈布雷,说要是周佛海被枪毙了,她自有办法替周佛海说明其中的真相。蒋介石一听慌了,赶紧要陈布雷约杨淑慧在第
二天早上九点钟见面。到了时间,杨淑慧去了。蒋介石无可奈何地答应她,不杀周佛海,改判为无期徒刑。不久,周佛海死在狱中。
汪精卫的老婆陈璧君,在汪精卫死后一直住在广州。当日寇投降的消息传来时,这个汪伪政府的老板娘已是众叛亲离,连她的子侄都挟带着搜刮来的金银财宝,丢下这个老太婆不管,逃往香港去了。留下的一帮汉奸,都惊慌失猎。但这个顽固不化的汉奸婆子却故作镇静地说:“不用慌!我们的目的是求和平,现在这个目的已经达到,我们的任务完成了。在这个时候,是汉奸才用得着发慌,我们又不是汉奸,慌什么呢?”呸!中国头号女汉奸居然有脸说出这样的话来!真是“既要做婊子,又要树牌坊”,算得上是汉奸群丑中一个死不回头的死硬分子。为什么陈璧君如此有恃无恐?原来她持有蒋介石给的“护身符”。可是,汉奸终究是汉奸,陈璧君最终还是落入了人民的法网。
还有受到蒋介石庇护、摇身一变而成了蒋家王朝新贵的那伙汉奸,虽然曾经在胸前挂起了叮哨作响的各式证章,踏进了煊赫一时的“虎头衙门”,但随着人民革命的胜利,蒋家王朝的覆灭,许多人最后也没能逃脱无产阶级专政的制裁。
汪精卫一伙,作为中国现代史上一个大卖国集团,就这样被牢牢地钉在耻辱柱上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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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第三十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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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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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济语录
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还在走。
他这个人是不抓阶级斗争的,“历来不提这个纲。还是“白猫、黑猫”啊,不管是帝国主义还是马克思主义。
道身5纯
一九七六年第五期目
录
深入批判邓小平的修正主义路线
论走资派…
…庄
岚《g
集中批邓促工业生产…中共高桥化工广委员会(10》我们是怎样同政治谣言作斗争的?
海运局燃料站供水船队党支部(13)
杂
勃列日涅夫的传心术和邓小平的右倾翻案风:…靳戈(16):李生兄弟
文
一论邓小平和林彪
i…舒浩暗(18)
资料:二十年代莫斯科的红场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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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革命经验总结
朝阳农学院学习散记…上海赴朝阳农学院参观学习.小组〔24)广阔天地新大学
记上山下乡知识青年业余函授大学…上海市教育局函授组(31)
经济问题研究
说古道今批洋奴
一江南造船厂一个退休老工人的口述
…(37)
,'革命是生产发展的强大动力…上海自行车三厂草命委员会、42)
文化·战线
努力表现无产阶级同走资派的斗争……方泽生(44)读洪皓《江梅引》
顾易生王运熙(50)
掀掉这筵席!
:一读苏修短篇小说《宴会》有感
…雍、昌(56)
附:宴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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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判·孔孟之道
司马光登合一年
…·…·…康・立(67)
R
之
双五月八m日付用b
五月十四、日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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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0、
论·走资派
庄
岚
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主持制订的中共中央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通知》,已经发表十周年了。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的十年,是无产阶级同党内走资派的斗争不断深入的十年。'
十年前,毛主席在《通知》中明确指出:“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生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刘少奇、林彪和邓小平,都是混进党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回顾文化大革命的战斗历程,总结同走资派作斗争的经验,不断深化对走资派的认识,这对于我们进一步搞清楚社会主义革命的性质、对象、任务和前途,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都有着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如同认识任何事物一样,我们对党内走资派的认识也是有一个过程的。早在一九四九年建国前夕,毛主席就指出,在夺取全国政权以后,国内的主要矛盾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在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胜利以后,毛主席又反复指出: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一九六二年,毛主席重提阶级斗争问题。一九六四年,毛主席总结了我们同党内资产阶级作斗争的经验和苏联全面复辟资本主义的教训,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第一次明确地指出:“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以后,在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中,毛主席再次强调了这一点。在批判邓小平、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中,毛主席进一步指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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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社会主义革命革到自己头上了,合作化时党内就有人反对,批判资产阶级法权他们有反感。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还在走。”毛主席在这里特别强调了同党内资产阶级作斗争的问题,通过对社会主义时期阶级关系的科学分析,阐明了社会主义革命的主要对象是走资派,揭示了走资派的阶级本质和活动规律。我们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批林批孔、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实践,对毛主席关于党内走资派的论述,可以领会得更加深刻了。在同刘少奇、林彪、邓小平一类走资派的斗争中加深对走资派的认识,这是一切革命的人们所共同经历的认识过程。
为什么会出现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呢?这是社会主义时期两个阶级、两条道路斗争的必然产物。社会上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新老资产阶级分子和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这是产生走资派的阶级根源;社会主义国家是没有资本家的资产阶级国家,存在着资产阶级法权,这是产生走资派的经济根源;外国帝国主义、修正主义的存在,则是产生走资派的国际根源。
在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条件下,地主、资产阶级被推翻了。但是,这些人还在,这个阶级还在。他们还要挣扎,还妄图复辟资本主义。如同每个阶级或政治集团都要有自己的政治代表人物来组织政治斗争一样,被推翻的地主、资产阶级要复辟,也要寻找他们的代表人物。但是,由于他们一是失去了生产资料和政权,二是在社会上名声已经很奥,因此,他们自己已没有资格来充当头面人物了。他们懂得堡垒最容易从内部夺取,从处于执政地位的共产党内部寻找他们的代理人来维护他们的利益,比他们亲自出马要好得多。他们采取“打进来,拉出去”的亦法,果然在我们党内找到子那些不愿前进,不愿过社会主义这一关的资产阶级民主派和少数混进党内的叛徒、特务、阶级异己分子作他们的代理人。高岗、饶漱石、彭德怀、刘少奇、林彪、邓小平
一类就是。他们挂着共产党领导人的招牌,窃取了党和国家的部分领导权,干者复辟资本主义的反革命事业。社会上的地主、资产阶级把复辟资本主义的希望寄托在他们的身上。正如广大革命群众所说:“台上的走资派是保护伞,台下的地主、资产阶级是培脚”。社会上的地主、资产阶级要颜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是以走资派为靠山的,而走资派则是以社会上的地主、资产阶级为阶级基础的。我们只要看一看邓小平登台大刮右倾翻策风,社会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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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阶级和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是那样高兴,邓小平行将垮台,他们又是那样歇斯底里地为他鸣冤叫屈,以至在天安门广场公开制造反革命政治事件,拚着老命来保他,就可以明白他们之间的这种相依为命的关系了。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着资产阶级法权,这是不断产生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的土壤和条件,是新老资产阶级赖以生存的基础,也是产生走资派的经济基础。就好象封建卫道者贾政之远把贾宝玉颈子上挂着的那块“通灵宝玉”当作万万不可丢失的命根子一样,资产阶级在失去生产资料和政权后就是把资产阶级法权当作命根子的。从经济根源上来说,党内走资派就是资产阶级施放糖衣炮弹所打中的靶子,就是扩大资产阶级法权的产物。一九四九年,毛主席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中就预见到:“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果然,革命一进入社会主义时期,有些人就在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面前打了败仗,就通过扩大资产阶级法权走到资本主义道路上去了。从无产阶级文化大草命中揭露的大量事实来看,无论是哪一种类型的走资派,都是在政治上、生活上、作风上完全资产阶级化了。他们当了权,不走社会主义道路,要走资本主义道路,是资产阶级法权的卫道士。他们通过把持着的一部分政治领导权、生产管理权和产品分配权,采取各种狡猾的手法,攫取社会主义国家的和劳动群众集体的财富为己有,特别贪婪,比资本家还厉害。
“窥一斑以见全豹”。我们只要剖析一下党内最大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是怎样顽固维护和扩大资产阶级法权的,就可以明白走资派与资产阶级法权的关系。
。邓小平对批判和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特别反感。一九五八年,毛主席提出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和批判资产阶级法权思想,邓小平反对;大跃进中出现了干部能上能下,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军宜下连以当兵,工厂取消奖金制度、计件工资等等限铜资产阶级法权的社会主义新生事物,邓小平恨之入骨。他一有机会就反攻倒算,叫嚷什么“过去实行的计件工资要恢复”,“奖金制度也要恢复,物质刺激要同精神刺激并重”。在三年自然灾害时期,他又公然配合国内外反动势力的进攻,叫嚷搞单干,搞“三自一包”,搞“利润挂帅”。他说什么现在主要的问题是“生产粮食,只要能增产,单干也可以,不管黑猫白猫,抓得住老鼠就是好猫”搞单干也可以,这就是要在农村翻所有制改造的策,就是要恢复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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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方面已被取消的那一部分资产阶级法权。“搞“利润挂帅”,则是那个“白猫黑猫”论在工矿企业的具体化,就是不管白猫黑猫,只要捞到利润就是好猫,目的显然是要改变社会主义工矿企业的性质,变公有制为私有制。
前年年底,邓小平重新出来工作不久,毛主席又在关于理论问题的指示中强调了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并且指出,由于我国还存在着资产阶级法权,林彪一类如上台,搞资本主义制度很容易。这对一向维护和扩大资产阶级法权的邓小平是一个警告。但是,邓小平本性未改,毛主席的指示又戳到了他的痛处。于是,他破门而出,疯狂破坏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反对限制资产阶级法权。他授意炮制的《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完全继承了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的衣钵,妄图把物质刺激、“管、卡、压”一套东西原封不动地搬出来。他鼓吹“合阶论”,破坏老、中、青三结合,妄图把上下级关系、干群关系搞成等级关系、猫鼠关系。他攻击文艺革命、教育革命,炮制什么科学院的《汇报提纲》,鼓吹要给专家们配后勤,配小汽车,配好房子,配书记,妄图重新培植精神贵族,复辟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独霸的一统天下。他打着“整顿”的旗号,搞什么全面整顿,就是要整掉无产阶级专政,整掉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社会主义新生事物,全面恢复和扩大资产阶级法权,扩大复辟资本主义的土壤。邓小平那样疯狂地反对限制资产阶级法权,那样热衷于维护和扩大资产阶级法权,这就说明了资产阶级法权是同他们这些走资派,这些修正主义大官们的根本利益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我们要反修防修,就要跟走资派作斗争,坚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限制资产阶级法权,逐步缩小乃至最后消灭资产阶级及其在党内的代理人走资派赖以生存的经济基础,'造成使资产阶级既不能存在也不能再产生的条件。
走资派产生不仅有阶级根源、经济根源,而且还有国际根源。资本是一种国际力量,修正主义也是国际性的。只要世界上还存在着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反动派,党内外资产阶级和反革命分子的复辟活动便总是同国际上的帝、修、反互相呼应的。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每日每时都在指望着中国复辟资本主义,希望中国共产党内出现他们的代理人。勃列日涅夫之流不是把林彪、邓小平之流说成是“代表中国真正利益的健康力量”吗?同样地,妄图在中国复辟资本主义的新老资产阶级以及他们在党内的代理人,都是和国际上的帝、修、反联系在一起的,最终都要倒向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的怀抱。列宁指出:“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剥削者阶级,即地主和资本家阶级,还没有消失,也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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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一下子消失。剥削者已被击溃,可是还没有被消灭。他们还有国际的基础,即国际资本,他们是国际资本的一个分部。”(《无产阶级专政时代的经济和政治)这就说明,只要国际上的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存在一天,国内产生走资派的政治思想根源就存在一天。
新老资产阶级复辟资本主义的愿望,主要是通过党内走资派推行修正主义路线来实现的。党内走资派适应国内外新老资产阶级的需要,要变无产阶级专政为资产阶级婴政,就必然要推行一条修正主义略线。建国以来的斗争实践
证明,我们同党内走资派的斗争主要就是坚持一条什么样的路线。坚持马列主义的路线,就能丸固无产阶级专政,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前进;搞修正主义路线,就要破坏无产阶级专政,导致资本主义复辟。所以,毛主席教导我们:“要警惕出修正主义,特别是要警惕在中央出修正主义。”中央出了修正主义最危险,就是因为窃据党和国家权力的党内走资派可以利用职权强行推行修正主义路线,从根本上改变党的基本路线,改变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制度。一九五六年,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提出一条反对列宁主义路线的修正主义路线,立即在国际上出现了一股反共反人民的逆流,爆发了匈牙利反革命事件,在苏联导致资本主义全面复辟。在我国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胜利以后,刘少奇、邓小平同赫鲁晓夫相呼应,推行修正主义路线,鼓吹阶级斗争熄灭论,叫嚷要放宽无产阶级专政,多搞些资产阶级自由、民主,这就煽动了资产阶级右派向党发起猖狂进攻。现在邓小平又鼓吹阶级斗争熄灭论,推行修正主义路线,煽动党内外资产阶级和一小撮阶级敌人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在天安门广场发生的反革命政治事件就是邓小平推行修正主义路线的必然产物。
一小撮反革命分子那样拚命地保邓小平,就是因为邓小平推行了一条保护地主、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大官们利益的路线。邓小平虽然同那些玩火的亡命之徒们可能是不相识的,但是由于他推行的那条路线代表了这一小撮人的利益,因此,在邓小平的修正主义路线破产的时侯,他们就不能不以百倍的疯狂跑出来对他们的代理人护驾了。
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走资派要推行一条代表地主、资产阶级利益的修正主义路线,必然要遭到广大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的反对。走资派慑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威力,害怕真理,害怕群众,就必然摘伪装欺黯,玩弄阴谋诡计,打着红旗反红旗,进行反党分裂活动。邓小平就是这样一个干阴谋勾当的能手。他无中生有,造谣污蔑,挑拨离间,煽风点火:抓住一些个别问题和表面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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攻其一点不及其余;结党营私,吹捧一部分人,攻击一部分人。他用歪曲和篡改毛主席指示的手段,提出“三项指示为纲”的修正主义纲领;打出“一切为了现代化”的幌子,搞反动的唯生产力论;减出“关心教育质量”,“提高科学技术”的口号,妄图在教育、科技领域内开历史的倒车。我们无产阶级必须研究邓小平一类走资派的策略,以便彻底战胜他们。切不可书生气十足,被走资派的伪装所迷惑,把复杂的阶级斗争看得太简单了。
鲁迅说过:“倘有同一营垒中人,化了装从背后给我一则我的对于他的憎恶和鄙视,是在明显的敌人之上的”。我们必须充分认识到党内走资派是无产阶级专政最危险的敌人,并同这些最危险的敌人作坚决的斗争。
我们的斗争霜要马克思主义。我们要对付走资派,最根本的就是要掌握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掌握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我们运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这个政治上的望远镜和显微镜,抓住阶级斗争这个纲,就能透过现象看到本质,透过各种伪装认清走资派的反动面目。
马克思指出:“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要对付走资派,就要靠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广大革命群众。凡是涉及许多人的事情,不摘群众运动,就搞不起来。同走资派作斗争,是关系到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关系到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大事,只有依靠广大群众来进行。毛主席说:“过去我们搞了农村的斗争,工厂的斗争,文化界的斗争,进行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但不能解决问题,因为没有找到一种形式,一种方式,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来揭发我们的黑暗面。”现在,我们找到了这种形式,它就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只有把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交给广大群众,充分发动广大群众,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才能把混入党内的叛徒、特务、走资派揭露出来,粉碎他们复辟资本主义的阴谋。别看走资派挂着共产党员、领导干部的招牌,有那么美丽的画皮,只要群众一起来揭露,很快就会露出原形,别看走资派张牙舞爪,不可一世,象个“庞然大物”,只要群众一起来,很快就成了人人城打的过街老鼠。
走资派是党内的资产阶级,由于他们从党内分化出去,一般来说有一个演变的过程,又由于他们推行修正主义路线,很会用假象骗人,因此,在一定时期内往往会迷惑一些人,会给我们的斗争带来极其复杂的情况。正如毛主席指出的,“过去我们南征北战,那种战争好打。因为敌人清楚。这回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比那种战争困难得多。”“问题就是犯思想错误的,同敌我矛盾的,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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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在一起,一时还搞不清楚。”因此,我们在同走资派的斗争中,必须严格区分和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扩大教育面,缩小打击面。对犯走资派错误的好人,必须实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帮助他们改正错误。实践证明,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曾经犯过走资派错误的党员干部,大多数经过认真学习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经过群众的批判帮助,回到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来了。极少数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如邓小平之流,则顾固地坚持走资本主义道路,终于转化成为对抗性的矛盾。我们在同走资派作斗争中,一定要区别不同情况,最大限度地孤立和打击一小撮顽固不化的走资派,把他们批倒批臭。
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就是要解决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用无产阶级专政代替资产阶级专政,用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逐步造成资产阶级既不能存在也不能再产生的条件,最终实现共产主义,这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只要这个历史过程没有完结,只要产生资本主义的那些士壤和条件还存在,在我们党内就会不断出现走资派。即使老走资派没有了,还会出现新的走资派,社会主义历史时期有多久,走资派就会走多久。毛主席指出:“我们唱了五十年国际歌了,我们党有人搞了十次分裂。我看还可能搞十次、二十次、三十次,你们信不信?.你们不信,反正我信”。走资派还在走,这是社会主义历史时期长期存在的社会现象。因此,我们同走资派的斗争是长期的。我们要充分认识这种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牢固树立同走资派长期作战的思想,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哪里出现走资派,就在那里发动群众揭发批判他。历史的经验早已证明,走资派所走的复辟倒退的道路,是一条绝路。广大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是要革命,要搞社会主义的,一小撮走资派总是极端孤立,注定要失败的。建国二十几年来,特别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十年来,我们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指引下,不断同走资派开展斗争,不断地推动社会主义革命的深入发展。现在,我们在同邓小平的斗争中,又已取得了伟大的胜利。但是,斗争还将继续进行下去。我们要认真学习中共中央一九六六年五月十
六日《通知》和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一系列论述,发扬彻底革命的精神,把批判邓小平、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进行到底,准备通过曲折的道路和坚韧不拔的努力,去消灭一切害人虫,为实现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而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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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中批邓促工业生产
中共高桥化工厂委员会
短短几个月来,在集中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伟大斗争的推动下,我们厂同全国各地一样,呈现出一派团结战斗、蒸蒸日上的大好形势。广大干部和工人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深入批判邓小平的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提高了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自觉性,大大激发了社会主义的革命热情,为多快好省地发展生产创造了良好的政治条件。今年第一季度,全厂超额完成国家计划百分之十三点八,比去年同期增长百分之三
十八点五,主要经济指标都创造了历史同季度的最高纪录。事实雄辩地证明,批判邓小平、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是促进生产发展的强大动力。
邓小平是党内最大的不肯改梅的走资派。他打着“一切为了现代化”的幌子,直接插手工交战线,妄图把社会主义的工业变成他复辟资本主义的基础。他一方面散布我国经济战线所谓“一团漆黑”、“积重难返”的谎言,一方面把自已装扮成“会抓经济”的里手,以救世主自居,兜售修正主义黑货。邓小平在工交战线散布的修正主义邃论,是他推行全面复辟资本主义的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厂的干部和工人群众,在深入开展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的过程中,联系经济战线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实际,对邓小平在工交战线搞复辟的反动言行,进行了深入的揭露和批判,剥去了邓小平“会抓经济”的画皮。
邓小平不是公开主张搞物质刺激吗?这是赤裸裸的修正主义货色。工人同志一针见血地指出:“邓小平胡说什么只有靠物质刺激才能调动我们的积极性,这是对工人阶级的极大诬蔑。难道我们工人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出大力,流大汗,是为了钞票吗?”在邓小平的心目中,钱能通神,奖金是万能的。工人同志通过切身的体会,认识到物质刺激是一种资产阶级的政治,它腐蚀干部和群众的思想,破坏工人阶级的团结,决不相信物质刺激这÷套。毛主席高度赞扬人民群众的创造性和积极性说:“群众中蕴藏了一种极大的社会主义的积极性”。,这种社会主义的积极性,只有通过批判修正主义路线,批判资产阶级思想,批判和限制资产阶级法权,才能得到充分的发挥。这几个月来,我们厂的广大工人同右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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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案风对着千,同物质刺激对着干,自觉地急国家所急,以共产主义的劳动态度抢挑重担,涌现了许多动人的事迹。五车间的工人,知道兄弟单位急需环氧丙烷这种化工原料,就主动承担增产任务。他们千方百计地挖掘原有生产装置的潜力,使班产量从三吨半提高到五吨。大批促大干,越干越有劲。今年二月份我厂出现三次修改生产计划的动人景象,就是
一个有力的证明。修改后的计划比原计划增加了百分之十六,而实际上超额完成原来静划的百分之二十六。工人同志用实际行动反击右倾翻案风,不计报翻,不计时间,表现了社会主义主人翁的精神。他们兴奋地说:“这就是我们工人阶级对邓小平鼓吹物质刺激的有カ一拳。
邓小平不是恶狠狠地叫嚷“管、卡、压”吗?这实际上是妄图对工人实行资产阶级专政。用严密到连大小便都要计算时间的规章制度对工人实行“管、卡、压”,那是资产阶级、修正主义管理企业的办法。文化大革命前,刘少奇就是这样搞的。那时,在修正主义路线的影响下,我们厂的情况也是“干部立法,管理人员执法,工人守法”,从广部到车间、班组,对工人一举一动横加限制。有些试验室的大门也不准工人踏进,工人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受到压制,干部和群众的关系处于紧张状态。文化大革命以来,逐步改革了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对修正主义的“管、卡、压”进行了猛烈的冲击,确立了工人是企业主人的地位,企业管理的面貌焕然一新。而邓小平怀着对文化大革命的刻骨仇恨,叫嚷什么“管理混乱”、“必要的规章制度没有了”,要“全面整顿”,妄图恢复“管、卡、压”的修正主义秩序,这充分表明他是工人阶级的死对头。通过批判邓小平的复辟言行,广大千部受到了一次深刻的思想政治路线教育,他们深有体会地说:“毛主席教导我们要全心全意地依靠工人阶级办好社会主义企业,而邓小平叫嚷‘管、卡、压”,把工人当敌人,这是两条根本对立的路线啊」邓小平用资产阶级法权腐蚀干部,滋长做官当老爷的作风,妄图把干部推到工人的对立面去,我们决不上当。”党委还组织干部认真学习毛主席关于限制资产级法权的散导,自觉地做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促进派,进一步摆正干部和群众的关系。党委全体成员带头转变作风,实行“三三制”,深入基层,深入群众,车间干部坚持参加劳动,把政治思想工作做到现场,做到“工人三班倒,班班见领导”。同时,还注意不断发展文化大革命以来创造的企业管理的新鲜经验,努力造成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
邓小平不是竭力鼓吹洋奴哲学和爬行主义吗?这是在推行一条同热立自主、自力更生完全对立的修正主义路线。邓小平打出“一切为了现代化”的旗号,公开主张把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希望寄托在外国,叫嚷“要金出多的东西换取外国最新最好的设备”,并无耻欧嘘这是一个“大政策”,是个十足的洋奴。联系我厂建厂的历史,工人们迎头蒲击了邓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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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的祥奴哲学。我们厂是一九五八年遵照毛主席“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方针建设起来的石油化工厂。文化大革命前,由于刘少奇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的干扰和破坏,出现过“三次下马”的情景。正是文化大革命中,批判了刘少奇、林彪的修正主义路线,我们厂才有了迅速的发展。一九七五年的产值比文化大革命前的一九六五年增加十一倍,品种扩大了二倍半。靠的是什么?靠的是独立自主、自力更生。通过联系我厂实际批判邓小平的洋奴哲学,进一步提高了我们执行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路线的自觉性。工人同志表示:高桥化工厂是靠自力更生办起来的,我们一定要发扬革命加拚命的精神,为发展我国石油化工作出新的贡献。
邓小平对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干,我们就要对着邓小平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干。伟大领袖毛主席为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制订了完整的路线和一系列的方针、政策。邓小平同刘少奇、林彪一样,疯狂反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和政策,目的是搞资本主义复辟。通过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实践,通过批判邓小平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及其在经济战线散布的修正主义谬论,更加坚定了我们执行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自觉性。我们高举“鞍钢宪法”的旗帜,认真总结了加强党的领导,坚持政治挂帅,大搞群众运动,两参、
一改、三结合,开展技术革新的经验。广大干部树立了工人是社会主义企业的主人,要全心全意地依靠工人阶级的思想,进一步摆正领导和群众的关系。·广大工人群众进一步提高,了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觉悟,以主人翁的姿态搞社会主义革命和生产,不断发展了文化大革命以来的大好形势。
不是有人担心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会影响生产吗?事实证明,这种担心是毫无根据的。我们厂革命和生产是现的大好形势,就是在批判邓小平、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中取得的。四月初,一小撮阶级敌人公开地在天安门广场制造反革命政治事件,为邓小平鸣冤叫屈,妄图扭转批判邓小平的大方向。他们的反革命阴谋,丝毫动摇不了广大群众批判邓小平的大方向,反而激起了我们工人阶级极大的无产阶级义愤。广大工人和干部在贯彻执行党中央两个决议的日子,群情激愤,同仇敌忾,批邓的火力更猛了。他们挥戈上阵,抓住这个反面教员,对邓小平的饭动罪行和一小摄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深入批判,猛烈抨击。工人群众一致表示:“我们一定要挑起革命和生产的重担,以出色的成绩,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粉碎阶级敌人的复辟阴谋。”四月份,我广的形势更加可客,超额完成国家计划百分之九点七,比去年同期增长百分之八十一点五。我们决心认真学习毛主席的一系列重要指示,集中火力批判邓小平,把反击右倾翻案风的伟大斗争进行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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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是怎样同政治谣言
作斗争的?
海运局燃料站供水船队党支部
去年夏季前后,在党内最大的不肯改梅的走资派邓小平的指使下,一小最阶级敌人大造反革命的政治谣言,为右倾翻案风的逆流推波助澜。在开展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以后,一小撮阶级敌人又伪造所谓“毛主席的指示”,伪造所谓“中央文件”,伪造所谓“总理遗言”,伪造所谓“中央首长讲话”等等,破环和千扰批邓和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大方向。我们海运局燃料站供水船队的海轮供水船,终年战斗在黄浦江上,流动性大,接触到不少政治谣言。供水八身轮的船员以高度的革命警惕性,看到了阶级敢人在这股谣言风背后的刀光剑影。他们提出:“坚决反击,羯露谣言,决不让革命的航船迷失方向。”船员们怀着极大的无产阶级义愤,同反革命政治谣言进行了坚决斗争。我们党支部抓住这个典型,带动全船队广大党员和群众,以毛主席一系列重要指示为锐利武器,奋起反击右倾翻案风,深入批邓,用革命奥论粉碎反革命奥论,坚定了革命的航向,夺取了抓革命,促生产的新胜利。
几个月来的斗争实践告诉我们,为了有效地粉碎政治谣言,根本的一条是要认真学习毛主席的重要指示,牢牢罩握斗争大方向,集中火力,深入批邓。什么地方批邓搞得好,谣言就没有市场;什么地方批得较差,谣言就会泛滥。一小撮坏家伙不是造谣说“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全国人民大快人心”吗?其实,只要充分揭霹了邓小平大搞翻案复辟的罪行和他的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就可以一眼看穿这完全是骗人的蔬言。邓外平妄图复辟,但是“翻案不得人心”,在全国人民中孤立得很。只有一小摄阶级敌人为他拍手叫好,公开拥护他。这就说明,充分发动群众,抓住批邓这个大方向,不断提高识别修正主义路线的能力,才能提高执行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自觉性。这样,广大群众在政治谣言袭来时,就能坚持革命大方向,及时识破政治谣言,抵制政治谣言,风里雾里不迷航。广大船员还深入分析了政治谣言与邓小平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的内在联系。他们经过分析懂得,政治谣言是邓小平右倾翻案活动的有机组成部分,是一股反革命的思潮。它的根子,上有走资派,下有社会上的阶级敌人。而谣言公司的总经理,就是邓小平。制造政治谣言,贯穿于邓小平右倾翻案活动的全过程。我队群众概括了邓小平的造谣三部曲,当邓小平进攻时,指挥清华大学那儿个坚持修正主义路线的人,写诬告信,极尽造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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诬蔑之能事,矛头直指伟大领袖毛主席,妄图从这里打开缺口,当邓小平退却时,则用政治谣言作掩护,抹杀反击右倾翻案风斗争的阶级内容和阶级实质,歪曲斗争的性质,转移斗争的大方向;邓小平失败了,还把谣言当作垂死挣扎的数命稻草。一小撮坏家伙或者移花接木,嫁祸于人,或者信口雌黄,肆意中伤,或者煽阴风,点鬼火,蛊惑人心,煽动闹事,搞反革命桑乱,直到制造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政治事件,妄图推出邓小平当匈牙利的纳吉。广大船员通过分析认识到,那些反革命政治谣言的出现不是偶然的孤立的事情,而是当前两个阶级、两条路线斗争的尖锐反映。他们反复学习了毛主席的教导:“凡是错误的思想,凡是審草,凡是牛鬼蛇神,都应该进行批判,决不能让它们自由泛滥。”大家斩钉截铁地说:“政治谣言是邓小平搞右倾翻案的肮脏武器,我们革命人民必须彻底揭露它,坚决取缔传谣的自由市场。
抓住邓小平这个造谣的总头子,我们又进一步发动群众,集中火力批邓,打一场粉碎反革命政治谣言的进攻战。工人理论队伍发挥了尖刀班的作用。他们编了革命导师批判政治谣言的语录,给广大船员提供了批判的武器;他们收集了历次机会主义头子靠谣言推行修正主义路线的事例,作为反面教材;他们出战报,出黑板报、大批判专栏,经常举行批判会。在理论队伍带动下,广大船员挥戈上阵,做到了人员分散,批邓火力集中;工作流动,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积极主动。
在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中,广大船员不仅做到了不信谣,不传谣,而且通过对走资派和阶级敌人造谣的分析,进一步认识了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某些规律。他们根据革命导师的教导,回顾了阶级斗争和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看到造谣中伤从来就是反动阶级“进行政治斗争和政治报复的工具”。(列宁:政治讹诈)党内的机会主义头子同样承袭了,反动阶级的造谣衣钵。刘少奇一伙在炮制《二月提纲》时当面造谣。林彪叫露要靠“说假话”、造谣言来办复辟的“大事”。在九届二中全会上,林彪伙同陈伯达起哄,发动了一场谣言攻势。邓小平接过造谣的肮脏武器,说明他走的是历史上机会主义头子的老路。他想翻文化大革命的案,算文化大革命的账,不得人心,不可能光明正大,只能乞灵于政治谣言,颠倒黑白,混淆是非,掩盖事实,蒙蔽真相。总而言之,邓小平同历次机会主义头子一
样,政治上一输了理,就不得不靠谣言混日子。
为了有效地粉碎政治谣言,我们特别注意羯露和批判邓小平一伙肆意造谣的反动政治目的。鲁迅说得好:“谣言这东西,却确是造谣者本心所希望的事实,我们可以借此看看
一部分人的思想和行动。”广大船员从大量事实中看到了,散布政治谣言是阶级敌人反革命复辟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匈牙利反革命叛乱前夕,谣言不是象流弹一样到处乱窜吗?林彪反党集团大造谣言,不正是为了发动反革命政变吗?这就说明,从政治谣言中可以洞察阶级斗争的动向,洞察阶级敌人的罪恶阴谋和反革命策略。广大船员一针见血地指出,不管社会上的谣言多么五花八门,造谣的手法如何变化多端,矛头却始终很集中:恶蕃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妄图分裂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攻击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百般美化邓小平的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及其翻案复辟活动。当邓小平的猖狂进攻正在势头土时,各种美化邓小平的政治谣言应运而生,邓小平简直成了万能的“救世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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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楼梦》里的薛宝钗说过一句话:“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1”邓小平正是想借谣言风浮上天去,它集中反映了谣言制造者所希望的事实,就是要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一小撮阶级敌人在天安门广场制造反革命政治事件,广大船员怒不可遏地说:“就在政治谣言的烟幕下,一小撮反革命分子的‘剑出鞘'了。我们一定要举起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去扫荡这一小撮反革命1”
我们不仅要抵制谣言,驳斥谣言,而且要放手发动群众,对谣言进行彻底逍查。我们采取了领导带头,个别谈心,班组学习和组织宣讲等形式,大讲阶级敌人制造政治谣言的反动性和危害性,使广大群众都懂得追查谣言的重要意义。谣言通过什么渠道传来,在什么范围内传播,我们就在什么地方发动群众,严加追查。在追查过程中,我们严格区分和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少数群众听信谣言,上当受骗,主要是由于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觉悟不高。我们就着重通过政治思想育,引导他们在揭露和批判谣言的过程中不断提高觉悟。对于一小撮造谣生事的阶级敌人,则坚决打击。群众是真正的英雄。广大船员在党的领导下,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照妖镜,追查政治谣言同邓小平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在内容、性质和反革命目的等方面的关系,追查政治谣言同一小最阶级敌人的关系,坏人就难以藏身了。
在这场斗争中,广大船员反复学习了列宁的散导:“在对布尔什维克的谁谤和证蔑愈来愈厉害的这些日子里,我们应当更加沉窘,应当驳斥谣言和诽谤,考察事件的历史联系和目前革命进程的政治意义即阶级意义。”(心三次危机>)大家分析了当前两条路线斗争和历次路线斗争的联系,反复学习毛主席关于反击右倾翻案风的一系列重要指示,逐步明确了这场斗争的伟大意义。许多同志在实践中越来越懂得,我们同邓小平的斗争,是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同刘少奇、林彪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斗争的继续和深入,是文化大革命的继续和深入。批邓越是深入,对邓小平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的本质揭露得越是充分,批判得越是深刻,广大群众也就越加清楚地识破了各种谣言的欺骗性和反动性。斗争教育了群众。全船队的无产阶级政治空气浓了,关心国家大事的多了,传谣的渠道堵住了,革命和生产都出现了崭新气象。广大船员朝气避莲勒地投入了批邓战斗,在供水过程中,在公共场所、家庭和里弄中,一发现有人传谣,就加以抵制。
当前,批判邓小平、反击右倾翻案风、追查反革命的斗争迅猛地向前发展,全国到处呈现一派团结战斗的革命景象。但是,阶级斗争并没有结束。只要还存在着敌对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政治谣言就不会绝迹。正如鲁迅所说的:“谣言家是极其无耻而巧妙的,一到事实证明了他的话是撒谎时,他就躲下,另外又来一批。”一小撮阶级敌人从乌龟壳里爬出来又躲进去,不断变换造谣的手法,从来没有停止过。粉碎阶毁敢人散布的政治谣言,这是同新老资产阶级及其在党内的代理人作斗争的一个重要方面。当前一小撮阶毁敢人还想继续被坏捣乱,“他们可能利用和歪曲我们的方针,故意提出无理的要求来蝙动群众,或者故意造谣生事,破坏社会的正常秩序。”我们革命人民的回答是:反革命在哪里造谣生事,就在哪里顺藤摸瓜,严加追查,把造谣生事的坏家伙揪出来,坚决实行无产阶级专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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勃列日涅夫的传心术和那小平的右倾翻案风
戈
这几年,苏联科学界盛行研究“传心术”。据说,一方在莫斯科打出一张牌,在西伯利亚的另一方凭普来种神秘的“波”就可以“感知”这是一张什么牌。是真是假,不得而知。但是在今天的政治舞台上,我们倒卖的看到了这种“传心术”的妙用。
你看,邓小平在北京,勃列日涅夫在英斯科,两地相距何止万里。可是,“心有灵犀一点通”,他们两人“传”起心”来真叫来得个快。
邓小平一伙叫嚷文化大苹命把“思想病乱了,组织搞乱了,阶级队伍橘乱了,企业管理橘乱了”,现在要把方向“扭”过来。勃列日涅夫之流立即遮相吟应,叫嚷文化大苹命“造成国家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混乱”,文化大苹命所发生的一切”,是中国“历史上的悲惨的
一页,这一页是迟早会翻过去的”。一个要“扭”,一个要“翻”,发出的音节虽然不同,但攻击无产阶级文化大苹命的“心波”一姑且承认有这种东西吧一的频率大釣是完全一样
的吧。
邓小平攻击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反对限制资产阶级法权,打出“反对平均主义”的旗号,污蔑批判资产阶级法权思趣是马上就要实行共产主义,竭力扩大和强化资产阶级法权。勃列日涅夫之流也攻击我们是“要树立分配中的极端平均主义”。资产阶级法权是资产阶级、修正主义赖以生存的燕础。限制资产阶级法权薇到了邓小平最痛的一根神经,勃列日涅夫的神经也立即颤抖惊跳,这大釣也是那种“心波”在起着作用吧!
邓小平胡说“现在读书成了问题了”,攻击文艺革命是“一花独放”。勃列日涅夫之流也诫殴我们的教有革命是“倒退”,是“没有教育的救学”,文艺革命“毁灭中国的创作”。上层建筑领城的社会主义苹命,使资产阶级失去了一块重要的世袭领地,邓小平当然要心火上升。这一来,又点起了勃列日涅夫的心头之火。你道这“传心术”灵也不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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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要“全面整顿”,全面复辟资本主义。“心波”传到竞里好林宫,勃列日涅夫之流以为他的“健康力量”“说出自己决定性的话”了。他们兴高采烈,做梦也在希望中国“回到现实主义政策和科学社会主义轨道”,回到同他们“友好和兄弟情谊道路上来”。,他们把赌注押在“日益增长的反抗”上,再一火宣布颠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方针,公开叫嚷:“摆脱”无产阶级专政“束缚的时候到来”了。西方评论认为,克里姆林宫“相信”在中国存在一个“亲苏集团”,“作出中国不可避免地要发生一次起义的暗示”。于是,克里姆林宫发出的“心波”又回到邓小平罪恶的大脑瓜。果然,两个多月后,在天安门广场上,一小撮暴徒把勃列日涅夫的反革命愿望变成反革命行动,嚎叫“为了真正的马列主义”,“不怕抛头洒血”,要推出邓小平当向牙利事件的纳吉。闹得最凶的那几天,苏修使馆的小汽车,日夜出没于广场,苏修记者亲临阵地,收集情报,真是忙得不亦乐乎。
但是,他们高兴得太早了。在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领导下,中国人民开展了反击右倾翻策风的伟大斗争,粉碎了邓小平一伙复辟翻案的递梦。在天安门广场上制造反苹命政治乎件的一小赧反苹命分子,一触即资,顷刻瓦解。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打在邓小平身上,痛感的“心波”传到勃列日淫夫身上,勃列日涅夫那有不痛之理。人们部还记得,一九六七年一月,当邓小平第一水垮台时,苏修叛徒集团就曾经“深袁同情”。这一回邓小平文垮了,这怎能不使勃列日涅夫“如丧考妣,昏迷苫块”,惊呼“中国真正爱国者”要迪到“消灭”了呢!
苏联科学界喧嚣一时的传心术”,并不是那些院士、教授们的新发明。在中国古代小说上,就有过多次记载。比如:老娘得了重病,远在千里之外的儿子就会肚子痛。南方的妻子长相思,北方的丈夫就会做梦回到了家里。不过,这种“传心术”要有一个条件:“传心”的双方必须是母子、夫要、兄弟这一类具有血够关系的亲人。那、勃之间的“传心术”既然这样灵,他们又是什么关系呢?母子?夫要?都不象。大约是兄弟吧。这个结论,不是毫无根据的。列宁就曾说过,形形色色的机会主义者“都成了一家弟兄,他们彼此称赞,彼此学习,大家一起攻击‘教条式的'马克思主义”。(列宁:《怎么办?)邓、勃两位,正是这样一对难兄难弟。
“难兄难弟”一词的本意是,兄弟两人,志同道合,才德相当,不分高下。邓、勃二位“同”的又是什么“志”,“合”的又是什么“道”?他们同的是颠覆无产阶级专政之志,合的是搞“仙山琼阁”的假共产主义之道。勃列日涅夫之流不是称赞邓小平之流有“向往真正社会主义的正义愿望吗?这种“真正社会主义”是什么贷色呢?邓小平在一九五八年对他的“真正社会主义”或曰“共产主义”作过这样的描绘:在这样的社会里,人们有高跟皮鞋、口红、电视机、冰箱,“每人每年有六十斤猪肉,每天半斤苹果,还可以喝二两白干。”这种“真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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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就是勃列日涅夫的“发达的社会主义”,就是赫鲁晚夫“土豆烧牛肉”的假共产主义。正是这种“社会主义”理想,使邓、勃两位连上了家谱。
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挂起的“假共产主义”招牌,对内是要复辟资本主义,对外则是要背叛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勾结帝国主义。邓小平被勃列日涅夫吹摔为“卖正爱国者”,就是因为邓小平是一个卖国主义者。别看他老是嚷着“起码要有爱国主义嘛”,实际上,此人历来鼓吹崇洋迷外,卖国投降,推行洋奴哲学、爬行主义。对于这样的“爱国者”,苏修社会帝国主义当然是心中有数的。难怪勃列日涅夫一再叫嚷:要在“可靠基础上”恢复“兄弟情谊”,共同走上“合作和团结的道路”呢!
毛主席指出:“只要世界上还存在窘帝国主义和资产阶级,我国的反革命分子和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活动,不但总是带窘阶级斗争的性质,并且总是同国际上的反动派互相呼应的。”党内最大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和苏修总头目勃列日涅夫,在背叛马列主义和干反革命事业上,从来是互相支持的。他们的爱与恨,他们的喜与忧,息息相通。邓小平想要推翻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总是要向外国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寻找靠山,而苏联社会帝国主义也把颏發我国无产阶级专政,变我国为他们的殖民地的希望,寄托在我国党内走资派身上。这是阶级斗争的客观规律。
“难兄难弟”的“难”宇,还有倒霉的意思。邓小平垮了台,勃列日涅夫只落得个“断肠人在天涯”,日子越来越不好过。“传心”有术,复辟无门,悲夫!
李生兄弟
·论邓小平和林彪
舒浩晴
党内最大的不肯改悔的走资狼邓小平,是以反对林彪自居的。他在那份再火保证“永”不翻案”的假检讨中,涕泪滂沱地控诉林彪要把他“置于死地”。以后,他在各种会议上,声称反对林彪的话更是不绝于口,大有深恶痛绝之势。
检验一个人能仅仅凭据他口头的声明吗?不能。最近,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政治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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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盖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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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一小撮反革命暴徒公开扩出拥护邓小平的旗号,打人,放火,砸车,无所不用其极,就把邓小平的真面目淋漓尽致地暴露出来了。为邓小平歌功颂德的反苹命暴徒们恶语四溅,什么反对“秦皇”、反对“阁割马列主义的秀才们”啦,什么要“真正的马列主义”、“不帕地头洒血”啦,同林彪那个反革命政变计划《“571工程”纪要》相比,真是思想象,语言也象。
口口声声“反对林彪”的邓小平,一步一步地踩着林施的脚印走,并不是什么不可思议的现象。这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早有先例。考荧基不是曾经大骂过伯思施坦吗?然而在一系列根本问题上,他同伯恩施坦唱的是一个修正主义羽子。托洛英基在《十月苹命的教训》一文中,曾痛斥季诺维也夫是党内的右派,即半孟什维克,季诺维也夫也写了一大堆小册子谴责托洛荧基对党的进攻,甚至嫁慨激昂地就过:“谁想现在和托洛荧基联合、和公开反对布尔什维主义的托洛求基主义合作来建党,谁就是背弃列宁主义基础。”后来,为了反对列宁主义的需要,他们互相实行“大放”,撒销各自对对方的批评,结成了夹名昭著的“托季联盟”。斯大林在联共(布)第十五火代衰大会上说得好:季诺维也夫“昨天还大·骂托洛茨基,而今天就和他接起吻来了”。一切机会主义路线头子都惯于演出这种昨天大骂、今天接吻的滑稻戏。林彪不是“大骂”过刘少奇吗?不是还危言年听地要“全党共讨之,全国共诛之”吗?可是《“571工程”纪要》则宣布,要对包括刘少奇一伙在内的所有反动分子“一律给以政治上的解放”,这不是“接起吻来了”?既然林彪能和刘少奇一伙接吻,那末曾经是刘少奇同伙的邓小平今天同林彪一伙接吻,就没有什么奇怪了。
列宁说过:“机会主义不是偶然的现象,不是个别人物的罪孽、疏忽和叛变,而是整个历史时代的社会产物。”(《第二国际的破产)邓小平和林彪那不是孤立的个人,而是一定阶级的代表,一定路线的代表。他们都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都是机会主义路线头子,推行的都是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实质都是极右。他们不但代表了被打倒的地主资产阶级的利益,而且代表了新资产阶级分子的利益,特别是党内资产阶级的利益。林彪反党集团被粉碎后,党内外资产阶级不甘心失败,还要垂死挣扎,同无产阶级进特较量。邓小平就充当了他们的总代表。由于他和林彪代裹着共同的阶级利益,有着共同的社会基础,因此,“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库一点通”。正如林彪路线是刘少奇路绥的继续一样,邓尘平的反苹命的修正主义路线也不能不是林彪路线的继续。苹命人民批判邓小平,反击右倾翻素风,也是和刘少奇、林彪斗争的继续,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个阶级、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斗争的继续。
既然如此,邓小平“反林彪”岂不费解了吗?不。只要看看他的言论便可知遽。他对林彪路线的极右实质从来讳莫如深,只字不提,对林彪复辟资本主义的罪行和谬论从来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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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他“反”什么?反极‘左’”。邓小平嘴里讲的“极‘左’”,有独特的含义,即文化大苹命在各条战线、各个领域带来的深刻变化。批判修正主义路线,改革不合理的规幸制度,是极左’”影工人阶级占领上层建筑,是“极‘左’”影限制资产阶级法权,是“极‘左””,总而言之,凡是革命的东西,站在极右立场上的邓小平都斥之为“极‘左’”。就象当年孔老二惊呼“礼崩乐坏”、彭德怀攻击大跃进是“小资产阶级狂热”一样,邓小平眼睛里是一片乱、韬、偏,简直就象被挖了祖坟一样感到痛心疾首。怎么办?就是要“扭”,给这一切都扣上一顶“林彪流毒”的帽子,然后挥起“整领”的大粹,准备“名正言顺”地大杀大砍一番,耀武扬威地对文化大苹命进行反攻倒算。其实,把毛主席革命路线诞为“极‘左’”,也不是那小平的新发明,《“571工程”纪要》里也是这样说的。邓小平大反所谓林彪的“极‘左’”,这正暴露了他刮右倾翻案风,不仅是为自己翻案,也是为林彪翻案,为党的历史上一切机会主义路线头子翻案。
邓小平和林彪,毕克有些不同之处。路线斗争的发展,总会随着时间、条件、形势的变化而呈现出不同的特点,不同的形式。如果说林彪在文化大苹命的高潮中,利用了群众高涨的政治热情,突出的是靠“万岁不离口,语录不离手”来骗人的话,邓小平在文化大苹命和批林批孔运动取得伟大胜利的形势下,更多的是利用了广大群众实现毛主席亲自制定的两个宏伟目标迫切要求把国民经济病上去的心情,高喊着“四个现代化”来贩卖修正主义黑货影林彪是躲在阴暗角落里拼凑反苹命“联合舰队”、“小舰队”,邓小平则利用党落实干部政策的机会,明同张胆地拼擦“还乡团”。邓小平和林彪也有矛盾,但这是修正主义派别内部的矛盾,党内资产阶级内部的矛盾。资产阶级的本性,决定了他们相互之间要把彼此咬个粉碎,不可能象无产阶级那样团结一致。但是从阶级本质上说,他们又是殊途同归,在同无产阶级较量时必然沆浴一气。
不是有人在谈到文艺作品反映无产阶级同走资浪的斗年时,有点担心雷同化吗?请看邓小平和林彪,雷同吗?现实的斗争就是这样错综复杂,千变万化。问題是我们要逶过特殊性看到普遍性,连过现象褐示本质。每经过一火激烈的斗争,我们对斗争规博的认识都、会深化一步。所诩路线升争“不可知”、“等通知”的观点是没有根据的。阶级斗争路线斗争,贯穿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每场重大斗年都既有各自的特,点,又有共同的规神性。您么学提它的规律?一是研究历史,总结历史经验,一是研究现状,分析其体的特,点。今后,这样的斗争还可能病十次、二十火、三十火,只要我们掌握了马克思主义武器,懂了斗争的规律,就能立于不败之地。在这个意义上,邓小平和林彪殊途同归确实给我们上了生动的一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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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年代莫斯科的红场事件
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七日的莫斯科,晴空万里,阳光灿烂:成百万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浩浩荡荡、威武雄壮地行进在红场上和各条大街上,庆祝十月革命十周年,欢呼社会主义的胜利。就在这一天,不甘心失败的反革命分子也倾巢而出了。他们先是悄悄地溜到一些工厂,煽动工人上街呼喊反对派的口号,或叫他们干脆不去游行。游行一开始,他们索性跑到红扬上及各条大街上,捣乱游行队伍,散发反动传单,发表反革命演说,到处挂出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的画像,用极其在妄的语言要捧机会主义头子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上台当“领袖”。一时闻,红场上空翻起了滚滚的乌云。
反革命分子制造莫斯科红场事件是偶然的吗?决不是,它有着深刻的国内根源和国际根源。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的胜利,使苏联成为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十月革命后,苏联工人阶级继续遵照列宁的无产阶级革俞路线,在各条战线上开展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开辟通向共产主义的大道。这对于工人阶级和一切劳动人民来说,是欢欣鼓舞的,对于国内外一切剥削阶级来说,却无异于敲起了丧钟!于是世界帝国主义阵营携起手来,对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实行武装干涉和经济封锁,国内的富农、白匪和资本家则里应外合,从投机倒把、制造饥荒到破坏工广,无恶不作,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也向党发起一次又一次进攻,红场事件,就是在这种国内和国外、党内和党外的资产阶级勾结起来对抗社会圭义革命的形势下发生的。一九二七年五月,英国资产阶级政府单方面宜布与苏联断绝外交关系和商务关系。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联盟趁机抑紧向党迸攻,把所谓“八十三人的政纲”擅自发到党员中去。这个政纲反对党关于争取社会主义在苏联雅利的决定,讥笑社会主义工业化政策,要求把一批一批的工厂租让给外国人,讥笑吸收农民参加社会圭义建设的政策,宜传工人阶级与农民必然会发生“无法解决的神突”。同年十月,这个彻头彻尾的反列宁主义的政纲被理所当然地否决后,资产阶级便酝酿利用十月革命节的时机进行反革命闹事的阴谋。
从工人群众事后揭露的大量事实来看,资产阶级在红杨事件中向无产阶级的进攻是
十分猖狂的。反基暴徒的口号是:“把所有表示不满的非党人士都动员到游行队伍中来!”果然,这面反革的黑幡下:社会上的新者资产阶级分子、行凶作恶的亡俞之徒和反对派分子麝集在一起了。许多自匪余党和资产阶级分子,“还在筹划红场事件的时候就铕进了地下印剧厂,他们从《列宁格勒真理报》偷来铅字,印出了大量的反苏维埃传单。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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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场事件中,跳出来散发反动传单、呼喊反动口号、发表反动演说的,也主要是这些人和下层的反对派分子。他们的反革命劲头粗得很,你看:一个名叫阿里斯基的崩得分子(即反革命的犹太社会民主联合会成员)站在莫斯科“巴黎饭店”的阳台上,滔滔不绝地发表反共演说,一些人极其疯狂地在许多楼房的墙上涂写反动漫画,把联共(布)党描绘成陷于重重枷锁而找不到出路的囚徒。每当工人队伍在游行中高呼“列宁的党中央万岁”的口号时,这帮暴徒就伙同大街上的流氓阿飞起哄,骂下流话,呼喊反动口号。这些反动家伙为了推翻无产阶级专政的天下,简直连吃奶的力气都使出来了!事实再次印证了列宁指出的真理: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剥削者已被击溃,可是还没有被消灭。”“他们反抗的劲头正由于他们的失败而增长了千百倍。”(无产阶级专政时代的经济和政治)反对派小喽罗盖欣在煽动暴徒们时恬不知耻地说过:“你们可以带着妻子一起去参加游行,要是没有妻子,就带着情人,带着孩子,带上母亲、父亲”。这种不惜老本、决一死战的狂妄语言,充分地表现出被击败了的资产阶级的“增长了千百倍”的反抗劲头。
红场事件,给各种各样的阶级敌人都提供了表演亮相的机会,包括那些钻在党内的机会主义头子。整个红场事件不是明目张胆地为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的受批判翻案吗?反革命暴徒不是呼喊出象“世界领袖一季诺维也夫和托洛茨基万岁”之类极其无耻的口号吗?事实上,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之流就是红场事件的总后台。正是他们,策划于密室,点火于四方,到处兜售反党的“八十三人的政纲”,反对列宁主义的路线,煽动党员把党证扔掉,撕掉,分裂布尔什维克的党。也正是他们,幕后操纵还不过瘾,终于不惜赤膊上阵,亲自动手。盖欣煽动暴徒上街的那个反革命动员会,就是在托季联盟头子之一的叶弗道基莫夫家里举行的。地下印刷广炮制的反革命传单上,都赫然地印上了托洛茨基等人的签名。包括红场事件中用以招徕信徒的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的所谓“领袖像”,有几幅也正是这些“领抽”本人自己动手挂在自己住宅的临街窗户外面的。从反革命暴徒死保机会主义头子的一出趣闻上,更是可以看出后者在反革命棋盘上举足轻重的地位。据当时游行参加者揭发:当游行队伍中的工人同志看到一艟大楼的四楼上悬挂着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的画像时,就要攀上去扯掉,这时,只见“有个人从房顶上,弯着腰,冒着掉下来的危险,放下一根铁丝钩”,要把自己的坏头头的画像护住,而另外一个暴徒也冒着危险,象“要杂技”似的悬在四楼的窗口外密切配合。反革命暴徒死心塌地地保党内走资派,恰恰说明党内走资派是革命人民最危险的敌人!正如联共(布)中央为红场事件作出的决议所指出的:“这次明显发展为反对苏维埃和破坏无产阶级专政的整个反党活动的主要领导人是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
红场事件以触目惊心的事实表明,党内走资派同社会上的资产阶级、牛鬼蛇神,总是要联成一气的。对于那些反对共产党领导、危害无产阶级专政、破坏社会主义经济、进行打、砸抢以及各种破坏活动的阶级敌人,无产阶级在任何时侯都必须进行坚决的斗争。然而,“蛇无头不行,鸟无头不飞”,象托洛茨基那样的党内走资派,就是整个资本主义复辟势力的“蛇头”,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最危险的敌人。这不仅因为他们窃取了党和国家的部分权力,可以自上而下地推行一条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还因为在地主资本家名声已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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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奥的情祝下,这些人打者“共产党员”、“领导干部”的旗号,比较容易蒙蔽人们,在不改变社会主义名义的情祝下复辟资本主义。这正如列宁曾经指出的:“由工人运动内部的机会主义派别活动家来维护资产阶级,比资产者亲自出马还好。”(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
党内走资派还以自己在红场事件中的活动,显示出他们总要交替地使用各种反革命手法的。当着机会主义头子自认为搞复辟的把握很大的时候,资本主义复辟会采取和平演变的形式。托季联盟的头子在红场事件之前基本上是这样做的。但一旦反革命的和平演变受到阻遏时,党内走资派就会狗急跳墙,采取激烈的形式,露出张牙舞爪的法西斯嘴脸。托季联盟为什么急于制造红场事件?这应当联系事件之前一个月全党对“八十三人的政纲”的投票来考察。投票结果:赞成中央政策的有七十二万四千名,赞成托季联盟的只有四千名,不满百分之一。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托季联盟艇而走险,红场事件应运而生。列宁说:“机会主义者是反对无产阶级革命的资产阶级分子。这些人在和平时期呆在工人政党内部,偷偷做窘资产阶级的工作,而在危机时期,立刻就成为联合一致的整个资产阶级的(从保守的到最激进的和民主的,从自由主义的到宗教的和僧侣的)公开同盟者。”(@以后怎么办?)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之流不就是这样干的吗?
红场事件还告诉我们,党内走资派狗急跳墙之日,就是他们灭亡之时。他们策划的闹事活动吓不倒革命人民,相反,这一闹,就在人民面前剥下了自己的伪装而陷于极其孤立的境地。苏联的工人群众愤怒地指斥反革命闹事的目的是“为苏哈列夫卡效劳”一苏哈列夫卡,那不就意味着让劳动人民重受商人和资本家的欺压?岂能允许!于是,在莫斯科“巴黎饭店”阳台上发表反动演说的暴徒,得到的是“一阵愤怒的吼声”,“紧接着阳台下飞来了苹果和套鞋”。到工厂去点火煽动的反对派分子,受到工人的严正指贲。连自以为不可一世的季诺维也夫等头目,也是靠着民警的帮助,才将他们从愤怒的游行参加者手中拖出来。当时的《真理报》给反革命分子制造红场事件的评语是:“一无所得”。这也不奇怪,右派政变总归“是短命的,因为代表百分之九十以上人民利益的一切革命者是不会容忍的”。这正是过去的红场事件和今日的天安门事件一无所得、一触即遗的根本原因。当然,“得”,也是有的,那就是属于革命人民。英勇的苏联工人阶级正是从红场事件中吸取了深刻的教益,提高了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觉悟,在尔后的斗争中一次次战胜了托季联盟的反扑,最终把它们扫进了历史垃圾堆。
然而,.斗争没有结束。无产阶级永远也不要忘记同党内走资派的斗争。红场事件是过去了,但红场事件所证明的历史经验却是不能丝毫淡忘的。半个世纪以来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由于忘记了这一点而遵致的流血救训,实在是太深刻了!“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在当前深入开展的批判邓小平、反击右倾翻案风、追查反革命的斗争中,联系天安门广场事件,重温五十年前的红场事件的历史,必将可以使我们提高跟党内资产阶级斗争的自觉性,进一步认清走资派是社会主义革命的重点对象,从而把社会主义革命胜利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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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革命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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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阳农学院学习敏记
上海赴朝阳农学院参观学习小组
在深入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高潮中,三月二十五日至四月三日,我们到朝阳农学院进行了参观学习。十天中,我们同朝农的同志们一起,学习毛美席的重要指示,批判党内最大的不肯改梅的走资派邓小平,狠狠回击有倾翻案风,受到了一次深刻的思想政
治路线教有。
战友相逢分外亲
·见到你们亲哪!咱们虽然远隔千里,心是连在一起的。毛主席革命路线把咱们连在
一起,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咱们又坐到一起了。咱们是一家人呵1”“王大学”至贵彬的这一段话,说出了我们的亲身感受。在批邓斗争中,战友相逢了,怎么不倍感亲切呢1我们永远不会忘记去年五月,朝农同志来上海交流教育革命经验的情景。那时,邓小平抛出“三项指示为纲”的修正主义纲领,否定毛主席“七·二一”光辉指示,恶毒攻击上海机床厂道路“只是个形式”,妄图纂改教育革命的方向。朝农党委书记徐明同志,在上海机床厂全厂大会上,代表朝农的师生,热情而坚决地支持了七·二一大学,使全厂干部和群众受到很大的鼓舞。徐明、王贵彬、陈天貳三位同志,还向上海教商战续的同志们介缀了朝依的新鲜经验,激励大家沿着毛主席指引的方向革命到底。在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中,朝农的同志们始终站在斗争的前列,给我们树立了光辉的榜样。
正因为朝农实践和捍卫毛主席的散育思想旗帆鳞明,立场坚定,因而在右倾翻案风基露尘上的日子里,所受到的攻击特别多,压力特别大。根据朝农同志们的揭发,光邓水平和散育界的走资派指名攻击朝农的言论,就有二十几条。什么“与十七年对着干的提法是蜡误的”呀,什么“社来社去,大学就不要办了”呀,什么“三年普及大寨县,象朝农水平行吗?”什么“朝农尽搞新花样,闹得全国都不得安宁”!有人甚至扬言要追朝农的“后台”,大整黑材料。刹时间,黑云压城,阴风阵阵,大有刮平鹰嘴山,把朝农从地球上消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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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势。
但是,鹰嘴山是刮不平的,朝阳农学院也是骂不倒的。朝阴师生有一句战头日号:毛主席怎名说,我们就怎么做。朝农党委举办有三百多人参如的校系两级干部和教师、学员骨干学习班,学习毛主席关于教育革命的一系列指示,批判十七年的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大家越学越认识到修正主义是当前的主要危险,决心用实际行动,同资产阶级的这些攻击对着干。
他们的头争,得到了上级党委的坚决支持。辽宁省委的领导同志响亮地回答:“他们要追后台,我们就是朝农的后台!”支持朝农的,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全国革命人民。邓小乎看似气势汹汹,不过是小丑跳梁,不堪一击。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发动了批邓和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鹰嘴山怒吼了,大凌河沸腾了,革命大批判的烈火,熊熊地燃烧在朝农每一个办学基地和每一个科教点。
我们深深为朝农战友的战斗精神所感动。正是由于朝农战友牢记毛主席的教导,紧紧抓住社会主义社会中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这个主要矛盾,坚持教育要革命的方向,所以就能发扬无产阶级的反潮流精神,坚决顶住了邓小平的攻击,为我们提供了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同走资派作头争的新鲜经验。
当我们把这个感受告诉徐明闻志时,他谦虚地笑了。他说,朝农的斗争是和清华发生的斗争,和全国的斗争联系在一起的。朝农得到了北京和全国人民的支掇,其中也包括上海工人阶级的支援。你们这次来,就是用实际行动支持了我们。
一席话,说得我们心里热呼呼的。朝农战友的批邓战斗大大激发了我们的革命激情。应朝农战友的邀请,上海机床厂的三位同志连续三次向朝农师生、朝阳地区的干部、群众和驻军以及各地来朝阳学习的同志汇报了自日学习毛主席重要指示、反击右倾翻案风的体会,共同批判了邓小平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可以容纳几干人的大礼堂,挤得水泄不通。批邓的吼声,汇成了大海的怒涛,这不正是全国人民团结战斗的一个缩影吗?
女“王大学”的故事
女“重大学”,名叫王凤兰,今年三十九岁,原先是赤峰市城郊公杜永胜大队的党支部
一副书记,现在是朝农农学系二年级学员。在朝农的创业滩工地上,她给我们讲述了她上大
学的过程,
“解放后,我只上过小学,中学就没念成。因为在考中学时,硬是以一分之差,将我刷了下来。资产阶毁分数线真狠阿,我那时是夏天上兰,冬天跟父亲种地,实际上只念了四年书,哪有时间去背那些本本呢?再说,他们为付名不考考如何种地呢?分数面前人人平等~,多虚伪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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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学没考上,我就回家种地。文化大革命中,我接触了教育战线两条路线的斗争,特别是去年一月学习了朝农经验,看到五十多岁的王贵彬同志,受阶级的委托上了大学,我的心就热起来了。我想,我比他还年青呐,虽说他是个男同志,但女同志咋不行啦?毛主席说:时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样”1
“我提起笔打算给朝农写信,又有点犹豫了。说穿讲吧,自已有点留恋那个大瓦房、小当院,儿口人、四大件”的小家庭。我们大队是蔬菜队,条件比较好,平均日值一元五角,我每年四千七百工分,合人民币七百元左右,如果进了朝农,那这三年两千多元就没了。“正在这时,学牙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开始了。我想起解放前,万恶的旧社会夺去了我半个家,我六岁那年,因为家里穷,母亲得病没钱治,死了,十六岁的大姐换了粮食,二姐十
一岁时,活活饿死了,只剩下我和父亲两人。现在,家庭生活好了,我留恋小家庭,这不是好了伤疤忘了痛吗?朝农的大学生,‘在事实上而不是在口头上同升官发财的思想作斗争',我呀,也得在事实上面不是在口头上象一个朝农的大学生1我越学越觉得我这个大学非上不可了。我说:什么三年两千块,见你的鬼去吧,我算和你决裂啦】于是,利用一个星期天,写了那封信。
“发信后的第六天,我到赤峰市一所中学讲农业八字宪法课,刚讲完,我的二孩子跑来说:妈,朝农来人了,在家等你哪!’我一听,乐坏了,踏着脚踏车,飞也似的赶回来。“农学院派来的小张和公社的一个同志色在家里等我很久了。小张说。‘朝农比赤蜂艰苦,你考虑过吗?
“我说:‘认真考虑过了,你放心吧!'
“我把我为什么要上学的思想动机,原原本本的向小张说了。还开了个家庭会,我爱人,我孩子,都支持我去。小张看见我态度坚决,最后说:‘这样吧,你准备一下行李,我先回去汇报,你随后自己坐火车来。我一听,赶紧一把拉住小张,说:‘不啦,咱就一块走吧1”“小张同意了。她陪我到医院检查体格。医生并不知道我是作入学前体格检查,当我
站在X光机上透视肺部时,他在镜子后面东瞧西瞧地问:‘你有什么病?哪里不舒服了?”
我说,‘我没病,也不觉得哪里不舒服。’他以为我开他玩笑,有点生气地说:那你到这里来干什么1'我大声说:我呀,要上大学了!'他一听,镜子也不看了,拉亮了电灯,仔仔细细地打量我,许多人也好奇地围了上来。不知谁这样说了一句:这样大年纪的女同志上大学,真是新鲜事儿阿!不成了女生大学'吗?
“是新鲜事儿呵,我临走时,公社为我开了欢送大会。贫下中农也高兴呵,因为我上的是朝农,送得去,回得来嘛!
“院领导还怕我对上朝农的思想基础不牢固,说再给我三天时间考盘。我说,你这三天就得了吧,你们就考验我三年吧!我上朝农一不是想捞个铁饭碗,二不是图名和利,我是来朝灰学习马列的,是学习好后回去大干社会主义的,你们就一千个放心吧!徐明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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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我这样说,笑了,说,行,你是咱朝农的大学生了,明天就可以上课了。’就这样,我这个犬学生已经当了两年了。”
听完了女“王大学”的介绍,我们久久不能平静。我们想起了徐明同志的一番话:“右倾翻案风的鼓吹者,说我们朝农搞社来社去将招不到学生,真是偏见比无知离真理更远!当然喽,他们这些‘望子成龙'的大官们,是不肯把子女送来的,咱朝农也不是为他们这号人办的!但是,铁心务农、哲为缩小三大差别作出贡献的人,何止上千上万呵对他们,咱们朝农不是招不来,而是装不下啊!”
访一个教师的家
农学系教师陈天凤和我们是熟人了。
一天,我们上她家去串门。不巧,屋内只有两个小孩。从孩子的口中我们知道,男孩叫吴凯,读初中了,女孩叫吴宇红,刚进小学。妈妈和在水利系当教师的爸爸,都到科教点去了,今晚不回来。平时,由于父母常到农村去,孩子们一直是自己料理生活的。
“你们会做些什么家务?”我们感兴趣地问。“我会买煤、挑水、做饭。”男孩淳厚地答道。“我会扫地、喂鸡、洗衣服。”女孩天真地说。
“她还会拾粪1”不知什么时候,走进来一个与吴宇红差不多年纪的小姑娘,抢着插嘴说。
“真的?”
“可不是嘛!”小姑娘一个动地说下去:“打腊月来,她已为集体拾了九百多斤粪呐。”
九百多斤?我们简直有些不相信。就是大人也不容易哇;我们问:“这九百斤粪你昨拾的?”
小宇红抬起头来,水灵灵的眸子瞪着我们,神情严肃地说:“用粪丫子,天天去拾。”望着这七、八岁的女孩,我们想到,多少年来,在知识分子的家庭中,孩子从小受到的都是“学而优则仕”的思想熏陶。可如今,这个风气在朝农的教师家庭中变了。我们记得,陈天凤在上海时曾和我们讲过,一九七○年她为了方便给贫下中农送教上门,曾经把孩子放在贫下中农家里。当时,小宇红才两岁。随着知识分子的妈妈身上贫下中农的感情增加,这个知识分子的孩子也学到了贫下中农的好思想好品质了。朝农的教育革命,不仅深入到社会,也深入到家庭中了。
过了几天,陈天凤回来了。当我们把这个感受告诉她时,她不介意地一笑,“咱朝农教职工家的孩子都这样,并不是我的孩子特别能干。”停了停,她又感情深切地说,“再说,孩子能这样,也是我这个妈妈受到贫下中农教育的结果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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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她向我们讲述了在生活道路上的一些往事。
那时,感到在旧沈农当教师挺愜意,既不用下农村,又不搞坐班制,每星期教完几节课,就上图书馆,抓抓外文,写些文章。生活上也挺舒适,住的是高楼,吃的是细粮,夫妻俩工资一百多元,日子过得很鞭畅。一晃就是十多年。
文化大革命的春雷,摧毁了旧沈农贯彻的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学院从沈阴搬到了朝阴的山沟。这可触到了陈天风的灵魂。
以前,她在旧沈农教的是玉米课,也讲过如何施肥,但自已却从来没动过手。看见社员掏粪,就赶紧躲得远远的。而现在,得动手干。这是一种大粪和棉籽饼一起发酵的拌肥,要用手抓起来,撒在地里。望着这又臭又脏的粪肥,她的手怎么也抓不下去,心想:回去得洗多少次肥皂呵,怎么做饭呵…
“后来呢?”我们问。我们想起了在朝农展览会看见过的一张照片,那是在阳光下,陈天凤和一群女敕师正在热气腾腾地掏粪积肥,旁边有一首诗,“过去见粪烦死人,如今见粪亲又亲,不是大粪变了质,毛泽东思想育新人。”从“烦死人”到“亲又亲”,这个变化有多大!“那是在农村调查的时候,我们发现,山村中有的十七八岁的闺女还是文盲。这是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恶果呵。我这个大学教师,吃地们种的粮,穿她们种的棉,却不为她们服务,多可耻阿!于是,在院党委的领导下,我们办起了“腿肚予1大学,给贷下中衣送教上门。
一天晚上,我和另外一个教师,约定给一个大队的贫下中疼讲课,不料临时下起了大雪。山高沟深,我们猜想贫下中农可能不会来了,但为了不失约,我们还是去了。当我们走进大队时,贫下中农老老小小已坐满一屋子了。讲完了课,贫下中农握住我的手,说:‘你们听毛主席的话,把农大办到咱家门口,太好了!'当时我感到象有股热流直涌全身。这种感情交流,我在旧沈农是没有体验过的!农大办在城里是见鬼,搬到农村,办在贫下中农中间,才见到了太阳1
“渐渐地,我感到自日过去那些轻视农民、厌器农村的思想是最臭的了,自日过去在旧沈农习惯的那套知识分手生活习惯是最脏的了。而贫下中农虽然脚上消有马粪,低最干净的是他们。`从此,我努力向贫下申农靠近,再也不觉得农村的生活艰苦了。”
“也更象一个农民了。我们笑春说。可不是,从外表上,陈天凤顶象个朴实的北方农村妇女。有过这样的一件小集:去年秋天,陈天风和刚入学的新学员劳动时,有个学员啃哝:“怎么籁的,救师不来劳动,”过了几天,当陈天风走上讲台,这个学员才铣然大悟,“哎呀,原来你就是教师阿!”
·“光外表上象农民可不行晚”,陈天风笑了笑,4得在世界观改游上下夫。邓小平装出一副关心我们知识分子的样子,说什么改簿过头了,这是案图使我们走十七年的老路1这儿年,我更清楚地霜清自已的世界想还是网于资产阶级的:不改造,就会成为邓小平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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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的社会基础。在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上,改造世界观的步伐得加紧,得加快啊”
朝阳地区朝农化
“朝阳地区有多大,朝阳农学院也就有多大!”当我们坐上汽车在朝阳山区奔驰,到处可以见到朝农师生战天斗地,开展教学活动,我们就想,朝农可真大呵。当我们来到展览会,看见地图上标志着朝农的办学基地、科点、试验站的红点,密峦密麻麻地分布在朝阳地区的六个县的社、队里,我们又想,朝农可真大呵。但是,经过十天的参观学习,我们才悦得,光从地域上来认识朝农之大,那可太肤浅了。
在木头城子公社,我们参观了公社办的一所五·七中学。除这里的总校外,还有四所分校,设有理论、农业、水电、木工、赤脚医生、革命文艺等十一个专业。六年来,为各大队输送了四届毕业生二百九十七名,还有短训班、巡回班,为社、队培训了八百五十多人。这所学校,可以锐是朝农的一个缩影。在资产阶级教育思想根深蒂固的人们着来,这确实不象个学校,这里听术到什么琅琅书声,却到处洋溢着革命大批判的怒吼声,劳动的号子声,小型机械的轰鸣声,这是一所以学为主,兼学别样,亦工亦农亦学的新型学校。公社党委副书记兼学校党支部书记赵光辉同志,今天挤出时间来陪同我们参观。机会难得,我们便请他谈谈办教育的体会。老赵毫不推辞地说并了一
“说起小教育,我可确实是右倾翻案风鼓吹者所说的那种‘外行”。我自已就没有进过学校。我一直是抓农业生产的。前儿年,公社党委抉定我兼管这所学校,我还木大通晚。心想,管生产还忙不过来呢,哪有时间管教育啊。但是,想到毛主席说过,党委书记要管教育,不管教育的现象是不能容许的’,我还是管起来了。
“领会毛主席这一思想还是有个过程的。有件莓对我教育特别深。那是在几年前,在全公杜范商发现了虫灾。我们公社有一个农科站,总共只有兰个人,而全公社就有十五个,大队。虫情艾急,恁么忙得过来呢?可我实在也没有荆的办法,只好把三个人找来,叫他们无论如何要在明关把治虫办法传达给所有生严队。不想到了学校,这帮该子给我出了好主意啦。
“我一进屋,孩子们就围了上来:‘书记,你中吗,愁眉苦脸的?'“我说,你们不晓得地里有虫吗?陌单知道啦,你打算德么办?”
“人手少,农科站才三个人,只能拚命去跑罗。”“‘嘿,咱不是人吗?“你一一’我楞了。
“孩子们这才对我说,‘咱们想,请农科站来给咱上一课,这个虫怎么治,咱不也可以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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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去跑吗?’
“我一听可乐了,好主意!就按着孩子们的建议,马上讲课,讲完了就下去。不到儿天,虫就治住了。
“打那时,我才想到,教育可真管用。咱公社在山沟沟里,条件差,要学大寨,要搞机械化,得有一大批农机手、水电员、赤脚医生;哪儿来?咱还得自力更生,自己培养,办五·七中学可是个好途径哪。”老赵停了一停,又说下去:
“不过,当时咱想到的还只是生产、技术。打学习了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以后,我才想到,生产技术当然得学,但是更重要的是,'要通过教育,用无产阶级的思想去占领农村的一切阵地。毛主席说过,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农民中的落后思想我是很了解的,四间瓦房一个院,儿孙满堂守老伴,喝水吃菜不出院”,靠这种思想怎干得了共产主义?“这样,咱办教有的目的就更明确了。你们刚才看到,咱这里有个木工班。为什么要办这个班?就是要同资本主义自发势力作斗争,就是要剥夺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的技术垄断。咱还搞了理论班,学生学了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回生产队后再办政治夜校,象滚雪球一样。咱通过这个五·七学校,全公社层层办学,就可以做到使广大贫下中农人人都在组织之中,人人都受到教育。”
赵光辉同志的介绍,真使我们每个人都大开了眼界。在朝阳地区,这类学校正在遍地开花。除了朝浓之外,各县都办起了五·七农大,公社办起了业余农大、五·七中学、政治夜校,大队办起了五·七小学,形成了地、县、公社、大队四级科教网。议论着这种生气勃·“勃的景象,我们一个同志脱口而出:“这可真是朝阳地区朝农化呵!”
朝农大吗?可真大。大就大在朝农精神已经远远超出了一个学校的范围,正在深入社会,深入到地区的每一个角落。学校,成了各级党委领导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基地,正在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促进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发展,发挥着越来越大的威力。正如朝阳地委书记王吉道同志所说“全地区三百万贫下中农应该人人既是生产者又是教育若,八百万亩土地都是大办教育的课堂,整个地区的山山水水都是教育革命的战场。”整个朝阳地区就是这样一所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
十天的参观学习是短暂的。但是,朝农同志的革命精神和先进经验已经深深地扎进了我们每个同志的心坎里。我们决心向朝农学习,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同修正主义降线对着干,狠狼反击右倾翻案风,夺取各项工作的新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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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阔天地新大学
记上山下乡知识青年业余函授大学
上海市教育局函授组
一九七四年春天,在批林批孔运动的高潮中,一所新型的业余函授大学诞生了。这是一所为广大上山下乡知识青年举办的新型大学。上海十六所高等院校参加了办学工作,得到了各地党委的支持。几年来,这所大学的办学点从安微、江西、黑龙江、吉林和云南五省的六个地区三十八县,逐步扩大到十二个地区七十九个县,招收了近九万名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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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这所新型大学的诞生和成长,从各个方面猛烈冲击和限制着资产阶级法权,巩固和发展了上山下乡的胜利成果,以铁的事实批判了党内最大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的恶毒攻击。
(一)
这种新型的大学,培养的是和工人农民划等号的大学生,拆掉了“读书做官”的梯子,堵塞了精神贵族的道路。函授学员人不离农村,身不离劳动,心不离贫下中农,始终保持普通劳动者的本色。学员在学习期间既是社员又是学员,毕业后连张证书也不要。,贫下中农非常热爱这样的大学。·他们说,“从来上大学都是农村往城里跑影如今,函授大学办到农村、山沟,培养的是咱自己的大学生”。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前,阜阳有个公社曾经送过两个青年到城里医科学校进行培训,毕业回公社却向贫下中农伸手要待遇,扬言读了这儿年书不给我多少元一月的报酬,我不干了。贫下中农气愤地说:这哪里象我们培养出来的学生呀1真叫是:“一等,二盼,三落空。”函授大学办了两年,光阜阳县新华公社
一地,就培养了理论、农机、农技、医疗各种人材六百二十名,这才是,“一办、二干、三落实”1
广大知识青年更是热烈欢迎。他们下乡七、八年,和贫下中农共同战斗,思想感错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希望既能坚持乡村,又有机会学习理论,学习科学文化知识,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多作贡献。如今大学办到了农村,办到了知识背年的家门口,怎能不使他们欢欣鼓舞呢?他们亲切地称呼它是“扎根大学”,是“广阔天地新大学”1并冈山弹前公社上洛农场小陈等几位知识青年,为了举握变化多端的山区气候,更好为农业生产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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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因陋就简地办起了气象哨,但是由于缺少气象知识,往往报得不准。《气象》函授办起来,正如雪中送炭。去年四、五月连续暴雨,赣水猛涨,小陈他们为了及时赶到县里参加学习班,连续四天,沿着赣江来回走了二百多里路,翻过人迹稀少的阿弥陀佛山,赶上办班;学了回去更是坚持自学,勤观察,勤测报,在实践中增长了才干。去年八月,气象小组从观察仪表和从动物一些反常现象,预测到三号台风即将过境,并有暴雨。第二天果然下了一场多年罕见的大雨,由于事先作了预报,有了准备,全公社没有遭到损失。
知识青年通过在这所大学里学习,更加坚定了坚持乡村,香当一代新农民的决心。安微蒙城朱集大队知识青年王东风,参加了业余函授大学的学习,在贫下中农指导下为大队修建了小型电灌站,在村北的河道里建成了拦水坝,越干越舍不得离开农村。他向来爱好美术,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理想使他放弃了去上海戏制学院舞台美术系的机会。他说:“大队的水利、土地和道路规划才开头,电灌站正在修建,我怎能离开呵!”有人问他为什么不去上大学,他回答说:“我参加过上海机械学院的《农村电工》短训班,又参珈了同济大学的《农田水利工程》函授班,农村也是大学,我不是已经上了大学了?”
知识背年经过学习,增强了同“知识私有”等陈谪观念实行彻底决裂的自觉性。贫下中农派他们上大学,学到了知识本领就用来全心全意为贫下中农服务。吉林省珲春县有个大队,合作医疗办了三次,但由于请来的大夫搞技术垄断,盘剥贫下中农,结果三次都垮了。上海中医学院的函投办到了他们那里,大队党支部和贫下中农选派了知识青年童国伟去参加短训班,千叮咛,万嘱咐,要他为革命划苦学习。一年多光景,他掌握了一百三十多个常用针灸穴位和推拿的基本方法,又能识别一百多种中草药,采集了上千斤中草药,搜集了四十多种验方、土方。他凭着一双手、一根针、一把草,怀着一颗红心,走遍了大队的家家户户,巡回二千多里,医治病人二千九百多人次。为了解除贫下中农的病痛,小童还在自已身上试着扎针,并且冒着危险试服有毒的草药。一年中,小童坚持参加集体生产劳动一百二十天,上山采药六十夫,加工药材三十天,始终保特劳动者的本色。
函授大学就这祥培养了一大批和普通劳动者划等号的大学生。据术完全统计,各地政治科目学员两万余名,成为农村一支理论骨平队伍,《绮作》学员一方余名,拿起笔作刀枪,运用黑板报、大批判专栏和广播战斗在农村各条战线,《农村常见病肪治》学员一方多名,有的成了赤脚医生,有的担任了卫生员广参加浓业技术科目的学员四方余名,充实了各地四铁农技网,形成了一支农业学大寨运动中的生力军。他们正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中大显身手。
党内最大的不肯改悔的是资派邓小平说什么:“犬学培养工人、农民,这样学校就取消了”,对大学培养劳动者横加指贵。那么就让他睁开眼晴看看吧,函授大学培养的与劳劲著划等号的大学生怎样一反甘大学生那副“高贵者”的姿态,生气勤勒地活跃在三大革命第一线。这批新型大学生,他们上大学,既不为文凭资格,艾术为工资毁别。他们正在实饿着“在事实上而不是在口头上同升营发财的思想作斗争”(列宁:心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的巴黎公社原则,为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缩小三大差别朝氏塞勤地战斗在前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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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函授大学坚持以阶级斗争为主课,以广阔天地为课堂,师生边学习,边实践,边战斗,
坚持在农村三大革命斗争中办学。
函授大学办到了农村三大革命斗争第一线,使教育和农村的斗争息息相通。复旦大学举办的《政治经济学》科目,每到一地办学,总是遵照当地各级党委的意图,先作调查研究,了解农村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表现,讲课时努力做到理论联系实际。有次在一个县里,有的学员听了课,连夜回到生产队和队干部研究进一步开展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学习运动的迫切问题。镇上有的搞投机倒把的人知道后,心惊肉跳,半夜三更来被门问:“你们讲的是不是我们的事呀!”县委领导同志说:“这样讲课触及时事,很解决问题。”广大函授学员带着现实斗争中的各种问题,进行学习,从思想和政治路线高度分清了是非。云南橄榄坝农场五分场政治函授学习小组,在学习《哥达纲领批判》时,分析了在办农场路线上存在的“定额挂帅”等修正主义路线流毒,一致表示,“要做边驱建设的主人,不做定额的奴隶。”他们在党组织领导下,发扬共产主义劳动精神,用实际行动批判了修正主
义办场路线,超额完成了任务。
在这里,教育和生产劳动紫密结合,广大函授学员,同社员同流一身汗,同滚一身泥。生产斗争中提出的问题,就是他们学习的课题,贫下中农关心的问题,就是他们研究的项目。《育种》、《植保》、《化肥》等,按照农时季节,确定鞍学内容。比如,在早稻育秧时,他们就学浸种,催芽,六月份早稻孕穗期间,就学习水稻的形态、生长和发育;水相扬花,就讲杂交、育种。水稻成熟时,就学系统选优、品种鉴定。九月份是水稻病虫害容易发生的季节,就着重学习虫情测报和防病灭病的知识。江西余江县石港公社的《植保》函授学员李宝弟,七月骄阳似火,他整美背着三十多斤重的喷雾器在烈日下为消灭稻田病虫害而战斗。晚稻田里发现了枯心苗,打了药水效果不大,李宝弟把这个问题作为植保学习的课题,在劳动中细观察,勤研究,同时认真学习植保手册,仔细查阅资料,虚心向贫下中农请救,终于掌握了害虫的生活规律,采哦了有效措施使晚稻白穗率控制到百分之一以下,生产队粮食比前年增产一万余斤。
由于坚持紧密联系实际,在农村三大革斗争中学习,使学员“在学习期间就成为推霸剥削者这一斗争的参加者”。(列宁:请年闭的任务>)安微骛县立德公社宝七农机修配厂,就是施本志等八个知识青年在与资本主义势力作斗争中诞生和发展起来的。原先,他们锚队在一个公社,参加了爽通大学举办的《农用柴油机》短训班后,他们怀着强烈的阶毁感情,运用学到的农机维修技术,和那些“有酒有肉跑得快,没酒没肉推称车子坏”的人对着干,不计报翻,不辞劳苦,自带干粮,随叫随到。他们还为公杜培训了二百六十名农机手,帮助十四个大队组织五七按机修配小组,组成了农机修配网。这个修配厂既是公社农机修配中心,也是函授大学农机班教学基地,更是发扬新风尚,抵制资产风的杜会主义阵地。象样的“五七”修配小组,“五七”医疗小组,“五七”电工小组如雨后春笋,到处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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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紧密纬合现实斗争,紧密结合劳动实践的学习,正如贫下中农普遍反映:“学得进,用得上,见效快”。西双版纳的《橡胶栽培》学员在劳动中反复研究,使接芽成活率提高到百分之九十五,被称为“科学实验的闯将”,井冈山的《气象》学员,为革命识天气,为增产办气象,使气象预报推确率达百分之八十以上,被誉为“农业生产的好参谋”;上海第一医学院在江西婺源调查了解农村防治常见病、多发病方面儒要药物和当地药源状况,举办两期制药短训班,帮助学员学会制“半边莲眼药水”、“山蜡梅冲剂”、“蛇药冲剂”、“四季青注射液”等十三个品种的中草药针剂和冲剂,共四千三百支。
党内最大的不肯改梅的走资派邓小平攻击教育革命,叫嚷得最厉害的就是所谓“质量”问题,污蔑现在的大学生“质量差”,“水平低”。在函授大学里一大批能文能武的学员正在为农业学大寨,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作出贡献,给邓小平打了一记响亮的耳光。
(三)
“书记挂帅,群众办学”是这所新型大学的另一个特点,保证了教育大权牢牢地掌握在无产阶级手中。
各地党委把办好函授教育看作为培养革命事业接班人,支持社会主义新生事物的大事。他们不仅把函授教育列入了自己的工作计划之中,还发动各个部门共同关心和支持这所新大学的成长。安徽阜阳地委,不断提高对函授教育的认识,出现了“书记亲自抓,分管领导主动抓,有关部门配合抓,知青办和教育部门具体抓”的动人情景。地区水利局领…导十分重视函授大学,利用各种机会宜传函授教育的意义和任务,还派辅导教师参加县里的短期斑。他们发现同济大学原来办的农田灌溉工程科目,不能满足农田水利的要求,就和教师共同研究,将原来这个科目改为农田水利科目,包括社队的农田基本规划、简易测量、小型桥粱、涵洞、排灌工程等内容,使教学能更好地适应为农村培养水利人材的要求。
公社,是函授教育的一个基层单位。在已开办函授教育的二千多个公社中,就有二千多个辅导组在关心着九万多名知识青年的学习。黑龙江呼玛县欧浦公社有一百四十多名知识青年参拥函授学习,党委按照青年参加的不同科目,编好学习小组,委派兼职散师,确定实习场所,积极组织他们在农村三大革命斗争中发挥作用。公社党委书记有次下乡,了解到怀柔的电工学员想自办小水电站,他对于学员这种敢想敢干的革命精神给了热情的支持。缺少材料,他亲自帮助解决,还派了一位公社副主任去直接支持,在上海师大电工教踊的协助下,经过二十多天的试验,终于试制成功一座十庇土发电设备,解决了农村生产队照明、磨面等用电问题。公社并召开了现场会在各个生产队作了推广。
函授大学还有着一支八千余名工人、贫下中农、干部、拖拉机手、医生、教师和技术人员组成的兼职教师队伍,他们有着丰富的实践象验,强烈的阶级感情,热情地关心在这所大学里学可的一代人的成长。安微固镇刘集公社农技站苗云蜂同志,在一九七五年担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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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育种科目的兼职救师,始终把辅导函授大学的二十四名学员挂在心上。他发瑰个别生产队对学员参加函授支持不力,就去找队长谈心,宣传办好函授大学的意义。老苗还经常组织学员交流思想和学习体会,发现哪个学员思想上产生了矛盾,哪个队的科学实验上有困难,就骑上自行车遍访学员,上门解决,有力地支持了函授学员的学习和工作。贫下中农更是把函授教育挂在心上。办短训班,贫下中农赶着大车、驾着拖拉机送学员去参加;在面授时,老贫农走上讲台进行忆苦思甜影学员进行社会调查,贫下中农积极提供情祝:办小气象哨,贫下中农主动介绍看天经验和农谚,向青年提供“情报”。在生活上,有的主动腾出暖炕、竹楼给学员住;有的把自腌的咸菜送到学习班;少数民族老大娘还热
情地为青年做饭、煮水。
还有上海派往各地的学习慰问团员,对函授教育事业倾注着无限的热情,他们既是知识青年的贴心人,也是函授大学的热心人。
在农村这个广阔天地里,广大函授学员正在党的关怀下,贫下中农的直接辅导下,为革命而发奋学习。这样一种欣欣向荣景象,岂是那些叫嚣“外行不能领导内行”,要“热心科学的外行”来领导的右倾翻案风,豉吹者所能想象的!
(四)
城市大学为农村办函授,反过来又推动了学校的教育革命。
开始办函授的时候,学校有些同志认为“教育革命那么忙,哪有褙力搞函设”,有的认为专业不对口,工科大学说自己“姓工不姓农”,文科又说自己“没有精力搞普及”,也有些人认为搞函授是“小儿科”。批林批孔和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学习运动以来,各校的同志学习了朝阳农学院的经验,认识到作为上层建筑的学校,应该更好地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为社会主义经济基础服务,成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有力工具。大家算了一笔账:文化大革命以来,广大知识青年响应毛主席伟大身召,上山下乡干革命,仅上海一地就有上百万。他们战斗在农村三大革命的第一线,迫切希望继续学习,但上海大学普通班每年招生至多一万余人,学校应该为广大坚持在农村的青年着想,帮助他们,为农业作贡献。他们说,所谓专业对口,看对什么口,对旧大学的口,还是对三大革命斗争需要的口,这实际上是一个“谁适应谁”的问题。大家认识到办函授教育是大学义不容辞的份内事。
有了这样的认识,各校组织干部和教师下农村调查,农村急籍而大学原先没有的科目,就想方设法创造条件办,教师原来不熟悉的就自己先学起来,没有教材就动手编。化工、科大等校的化学教师了解到农业生产急需化肥而帝修反拾高价格来卡我们的情况,急贫下中农所急,在江西、黑龙江等地办起了《腐植酸肥料》,他们带着学员爬山涉水,找寻矿源,自制土化肥,培养了一支土化肥队伍,促进了农业增产,交通大学原来搞万匹机的教师开设了十儿匹马力的农用柴油机函授,纺织学院搞化纤的教师主动承办《农村应用化学》,海运学院的教师开设了《农村会计》,同济大学水暖系和路桥系合起来办了《农田水利》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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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开设了基本适应农村翳要的二十五个函授科目。
送学上门、送教下乡,促进了大学教师的思想改造。教师到农村接触沸腾的实陈斗争生活,聲身于工农群众的汪洋大海中,时刻能受到教育。特别是广大知识背年在三大革命斗争中以农为荣、以苦为乐的崇高思想境界,鼓舞了广大函搜教师的革命热情,批判了自已头脑中各种旧观念,涌现了很多先进事迹。在反修前哨爱辉县举办《俄语》函授的几位女教师,年龄虽然都已四十开外,但经常背着几十斤重的录音机,官着零下三十儿度的严寒,从一个队到一个队地送学上门,即使是只有一个学员的山区大队,也坚持把教学送上门去。她们一到知识青年家里,帮着洗衣、补裤、做饭、烧炕,与青年促膝谈心。我下中农见了,就对知识背年说:“上海妈妈来了。”
坚持送学上门、送教下乡,进一步沟通了大学与社会的联系。上海师大地理系原来讲气象课总要从地球概论讲起,烦琐得很。现在他们从函授中得到启发,改革了原来那蚕教学方法,从看云识天、气象预报入门讲清理论,培养学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这个学校的物理系,在大跃进时期曾经研究过异步电动机的发电问题,后来被一些人认为“术正规”砍掉了,这次搞函授,看到在农村不少地方正是这种“不正规”的发电机解决了贫下中农的用电需要,他们就把这些异步电动机发电和山区农村小型水电站等群众性的经验汇编成教材,带回学校在普通班中使用,促进了学校的教育革命。
函授教育给上海的医学院校的教学带来了深刻的变化。上海第二医学院开展函授教育,使这个医学院派往外地的医疗队大大向前发展了一步,创造出一种崭新的医教结合形式一医教队。它工作的内容更为丰富,发挥的作用更加显著,既治病,丈育人,做到“医”和“教”相互推动,相互促进。在医教队里不少基袖理论课的教师迅速改变“医生的老师不会看病的怪事,搞临床的同志也打被机械分工的界限,朝着又红又专、一专多能的方向发展。两年来,他们在淮北农村为贷下中农治病二万五千余人次,还培养了三千六百多个函授学员。其中百分之四十以上当了赤脚医生,其余大多担任了生产队卫生员,建立了一支永不撤走的医疗队。
函授教育的不断深入,农村三大革命斗争的籍要,大大激发了高校教育革命的热情。许多学校急贫下中农所急,积极地为当地培训函授辅导教师。今年;已有十二所大学并办了《政治》、《植保》、《农机》、《医科》等十二个专业,十六个“函授辅是教师培训班”,招收了
五百多名函授学员,这些增训斑有的在上海办,有的在农村办,有上有下,单业以后都回到农村中去。上海高校建立起一批在各地招生的“社来社去”专业,大大如速了学习朝农经验的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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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前,伟大领袖毛主席在光辉的《五·七指示》中指出:4学生也是这禅,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即不但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望批判资产阶级”,为我们描绘了一幅灿烂的图景。函接教育仅仅是一个开端,但这是一个良好的开端。这支生机勃勒的新生事物的幼苗正在茁壮地成长,期着《五。七指示》指引的光辉前景大步迈进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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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古道今批洋奴
江南造船厂一个退休老工人的口述
在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战斗中,我们厂里有的工人师傅说,党内最大的不肯改海的走资派邓小平鼓吹洋奴哲学、爬行主义那一套,同当年李鸿章、蒋介石搞的没有什么两样,应当狠狼地超露批判。我们儿个青年人,进厂不久,不了解历史,大伙一合计,想起了小江的祖父江师傅。
江师傅是个退休老工人,今年已经七十六岁了。我们去找他,他正戴着老花眼统在学习报上最近发表的毛主席的重要指示。我们告诉他,·党内那个最大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又在鼓吹洋奴哲学、爬行主义,破坏我们造船工人为社会主义祖国铺设“海上铁路”。这时,只见江师傅绷紧了脸,两眼放射出愤怒的光苦。他沉思了一会儿,就对我们说开了:
我在旧社会做了儿十年工。从清朝的江南制造局,到国良党的江南造船所,直到我问自已的江南造船厂,我都做过。要说洋奴,听到的,见到的,三天也说不完。你们青年人不清楚,我就对你们讲讲吧。
从“保民”轮开倒车谈起
我这一家,祖祖辈辈都是造船工人。从我爷常到才进江南厂当艺徒一年半的孙子力生,经手造的船确实不少。记得光绪十一年(一八八五年)造过一艘“保民”导兵轮。那时,我爷爷正在江南制造局轮机厂做机匠。他和他的师完弟都参加“保民”轮的施工。这个江南制造局名义上是清政府办的,实际上是洋人的天下。总办叫邵友藻,会办叫倪人滋,都是李鸿章的得意门生,开口闭口“中堂大人”。对工人要打就打,要枷就枷,而看见洋稻查、洋工程师,只会低头哈腰,一副奴才相,真是连洋人放个屁也是香的。江南制造局过去只造术壳轮,这条“保民”轮是第一条暗轮,经手设计的是美国工程蹦劳勃生。洋人夸日说,这是世界造船工业的新技术、新工艺,总办、会办不懂装懂,也跟着大吹大擂。还搬曲李鸿章的“手谕”,只许工人依样画葫芦,一切都得听祥人的。
我们工人可不吃他的那一套。我爷爷和他的师兄弟早先都在外国船厂里做过生话,弟论木克、侠申,明轮、暗轮,商船、兵舰,差不多都动手做过。大家看了劳勒生的船样,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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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不少漏洞,特别是艉柱龙骨板烟斗(下舵承)与水规(舵)中线三眼不直,对不上号,这样造出来的船不但开不快,而且不能掉头转向。他们向轮机广的委员指出船祥的问题,说劳勃生的船样非大改不行。谁知道批评了劳勃生,.却触痛了邵友谦、倪人涵这两个洋奴买办。他们火冒三丈,拍桌子大骂工人“有多大本领”?说什么“外国人打的样还会有错吗?难道中国的苦力比外国工程师还强”?大家气愤得说不出话来。好,既然当官的死抱住洋“葫芦”不放,就照他们依“洋”画“葫芦”,出出洋人的洋相吧。
“保民”轮造出来了。船壳用进口钢板,蒸汽机缩在船肚里面,在当时也算得是新式:的了。试航那天,李鸿章特地指令邵友濂等利用这个机会好好宣传一番洋务运动的成就。可是洋“葫芦”里卖的却是一帖假药。“保民”轮试航到闵行,象乌龟游水一样足足在黄浦江里开了六、七个钟点;要回来了,却怎么也转不过头,.只好一路倒着退回来。船上的总办、会办和洋稽查、洋工程师们,脸上一阵红,一阵白,工人们却笑痛了肚皮。
不会掉头的船有什么用?总办、会办又找洋工程师来商量,洋工程师只会搔头皮。后来,只好照我爷爷和师兄弟的办法,给轮船动了“手术”,船就开得快了,也能够掉头转向了。这件事,当时十传百,百传千,中国工人听了个个扬眉吐气,那些洋人、洋奴只好吃瘪。听说还有人将这事写进小说里去呢。
这一次,那些洋奴输了。可是江山好改,本性难移,他们的奴才性,哪怕工人用二十四磅大卿头敲他们,也是敲不掉的。他们党得这样造船造下去,都是我们工人的市面,太危险了,就宣传“造船不如买船”。原先一股劲地主张设厂造船的李鸿章,忽然换了一种腔调,说什么在中国造船所花的银子,比从外洋买船要贵一倍,不如直接从外国买回来便宜。据说,只有这样中国才能“自强”起来。这样一来,成千上万两银子,从老百姓头上搜刮得来,象潮水般地淌进了外国资本家的腰包。你们想,一心只想侵略我们的外国资本家,怎么会让中国“自强”呢?当时我国的北洋水师的军舰都是进口的,都是一些中看不中用的笨家伙,上重下轻,澜洞百出,经不起风浪,挡不住炮弹,更谈不上出海作战了。后来甲午成争,这批军舰全部被日本侵略者打沉了。
蒋介石的大进口与大拍卖
蒋介石上了台,江南造船所归国民党海军管。蒋介石把“发展造船工业”叫得展天响,其实呢,是拍卖国家主权,买进外国船舰。
:·就拿抗战前向日本定购的“宁海”、“平海”号两艘军舰来说吧!那个时候,我在江南造:船所的木模厂做工,同设计科的下级技术人员有点来往,知道一些内情。听说这两艘军舰原定都是由江南造船所自己造的,蒋介石一听到就骂开了:“造个屁,外国船厂里有的是,一军舰轮船,有的是高明的专家,现成的船不去买,却在江南造船所里老牛拉破车,造到何年何月?我国地大物博,有的是矿产资源,外国人要,我们给。‘四海一家’嘛1”于是就撒销了制造“宁海”,“平海”舰的方案,向日本播磨造船所定购。“宁海”舰前后造了整整两年时闻,造价高得吓人。船到码头,国民党大小官员带了太太小姐象接洋菩萨一样欢迎,还叫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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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工人也去参观,说是开开眼界”,“学习外国先进造船技术”。好船坏船,可骗不过我们捏鄉头柄的造船工人的眼睛。我们上上下下看了一遍,就发现这条军舰不过是一只“绣花枕头”,外表好看,肚里一包草。舰身的钢板,十有八九靠拼补;主机地轴都用旧货翻新,表面尽是斑斑麻点;船体肋骨该用四时角铁的却用二时半的,甲板的倒挂龙骨也被抽走二道,船底又不平。别看它那么神气活现,其实全身都是病。
可是洋奴买办打的却是另外一种算盘,他们说:“日本那家船厂是国际上的王牌船厂,造出来的军舰当然也是王牌的。”我们工人听到了这种话,肺都气炸了,有的说他们长了个中国人的脑袋,拖了个外国资本家的尾巴,有的说他们不管西祥东祥,只要是祥,便是爷娘。
“九·一八”事变后,全国锨起了抗日高潮,我们工人再也忍耐不住了,要求立即废除由日本承造“平海”舰的协定。蒋介石被迫把“平海”舰改由江南造船所承造,但是设计图纸、轮机设备、主要原材料等还是全部由日本播磨造船所提供,这个造船所还派了一个叫神保的总工程师来直接操纵,一切都是神保说了算。为了提高造价,整个舰身装装拆拆,一再故意返工,·进口的设备材料,只要他说一声不适用,就重新购买。“平海”舰造好后,要开往日本装炮。当驶进日本海时,日方竟提出不得挂中国旗。当时貔上的员工
十分愤慨,要求拒绝这个无理条件,舰长发电报问蒋介石怎么办,蒋介石的复电只有两个字:“照办”。你们听听,这哪里还有一点中国人的气味?在这些祥奴买办们看来,只要能进口,什么国家的资源、主权,统统可以出卖给外国资本家。说来也真气人。就是那个神保,原来是个日本帝国主义分子,他跑到江南造船所来,收集了大量军事、政治、经济揹报,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上海后,又是他大摇大摆来接收江南造船所。而“宁海”、“平海”两条军舰,战争一打响,就被日本飞机一下击中要害,沉没在江阴附近的江底里。抗战胜利后,蒋介石换了个主子,向美帝国主义大开门户。蒋介石派了他的亲信、美国帝国主义的走狗马德骥担任江南造船所所长。他口口声声说要把江南造船所搞成什么“设备现代化、技术维新化、管理科学化”的工厂。怎样实现这几个“化”呢?办法就是一条:照美国的标推办。全厂的设计、施工要美国顾问点头,材料设备以至螺丝钉等等都从美国进口。原来他们的所谓全盘现代化,实际上就是全盘美国化。解放后我们才晓得,这些都是在抗战胜利初美蒋秘密签订的“造船惜贷合约”里规定好了的。按照这个规定,美国在战后把大批剩余物资供给中国,由江南造船所接收使用,江南造船所必须在三士年内优先供给美国海军车舰及商船修缮和补给所篇的材料与人工,而且中国所有海港,美国军舰都可以自由出入使用。接受这样的进口条件,不是拍卖主权又是什么?事情就是这样:国民党一面搞大进口,一面就搞大拍卖,就是要把中国摘成美帝国主义独占的殖民地。美国货泛滥,民族工业遵灾。仅在上海,三十多家小得可怜的中国船厂,关门的关门,转业的转业,剩不了儿家,哪里还有一点点“发展造船工业”的影子呢1
“东风”号在风浪中前进
解放了,天亮了。在毛主席、共产党的领导下,我们工人有使不尽的千动,可以为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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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国造船工业、建设社会主义大干一番了。在社会主义的江南造船厂里,社会主义革命步步深入,船台上的船也越造越多,越造越好,从排水量儿首吨的小轮船到建造排水量一千
五百多吨的长江客轮,从排水量五千吨的海轮一直到建造万吨级远洋货轮。在大跃进高潮中,我们决定造第一艘万吨轮,我高兴得好儿个晚上睡不着觉。象我这样经历过儿朝几代,尝过甜酸苦辣的造船工人,做梦也想着有朝一日能用我们的双手,造出自己的方吨轮啊!说也凑巧,当时有一个资本主义国家正在造一艘“西风”号轮船。大家都说:他们刮西风,我们就让东风劲吹,让东风压倒西风。经过领导批准,这条万吨轮就定名为“东风”号。一九六○年四月,我们自己造的“东风”轮胜利下水了。
正当我们“江南”工人和兄弟厂工人一起高高兴兴地进入“东风”轮的安装工程时,突然从上面传来了一道道禁令:什么不推兄弟单位继续为“东风”轮协作造设备,什么要“东风”轮停工检查,并且派人来专门收集“东风”轮的黑材料。他们闭眼说瞎话,硬说“东风”轮“造价高,周期长,质量差,浪费大”。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我们才知道,一手扼杀“东风”轮的就是刘少奇。正是这个叛徒、特务、内奸,在一九五八年窜到“江南”来的时候,当者一部分职工的面,鼓吹“造船不如买船,买船不如租船°,还说什么“造船工业最好自觉让路,否则就要被迫让路”。这不是李鸿章和蒋介石的调调鸠?就这样,下水后的“东风轮被迫在黄浦江里泡了四年多时间。江南造船厂也从此“以修为主”,“只修不造”,也就是锐,把能造万吨轮又能造万吨水压机的大厂,只摘点小修小补。江南厂被糟鸚成“大吊车吊小壳子,大船坞修小驳子,大船台造小鸭子”。我们工人看了,真心痛啊1
一九六三年,我人是退休了,但我的心还时时刻刻挂在“东风”轮上面。我总要到广里走走,春看那艘我曾为它流过汗水的“东风”轮。每看一次,我心里就翻腾起来,这么好的船,为什么硬说它质量差,硬要判它死刑?他们为什么总是说外国的月亮比中国的圆?为什么对中国工人阶级的志气,中国工人阶级的力量那么不感意看?这同当年的李鸿章、蒋介右究莞还有什么两样?这些问题,我们只有通过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批判了崇洋迷外的修正主义路线,才开始橙得。解放后,公开身份的帝国主义祥奴买办是被赶跑了,但还存在披着共产党员外衣的“红色买办”刘少奇,只有深入批判了他那一条修正主义路线,靠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引路,才能有我国自己的造船工业。泡在黄浦江里达四年之久的“东风”轮,就基靠毛主席革命路线才能够于一九六五年初文重新开工,当年年底就胜利交船。说超“东风中轮,就一定要讲到我付兑弟广沪东造船广自力更生试制的八干八百西马方的船用柴油机。沪东厂工人阜在大跃进年代就开始试制这种机器了,可是坚持洋坟哲学的人却骏吹向外国资本家购卖专利。即使外国资本家提出了苛刻的条件,他们都说“好,好,好”。比如,有两个外国万匹机的专利商提出的条件就有那么几条,什么中国造出的柴油机都要贴外国商标,每年造多少台要向外国资本家汇报,产品不能支援第三世界国家,双方在技术上发生争执,要受第三国法律仲裁,等等。这不是要把我国造船工业缚在外国资本家的腰带上吗?沪东厂工人坚决顶住了这股歪风,并且一鼓作气造出了八千八百匹马力的果油机。但迷信买专利的人心不死,他们一手宝荐不发国家鉴定合格证,不准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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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生产,一手又从另一个外国资本家那里买进专利。沪东厂工人坚决抵制了这种卖国投降行径。文化大革命开始,他们造出了功率更大的一万二千匹马力的柴油机。据说,三年前,迷信买专利的人第三次提出要买专利,在工人群众坚决抵制下,他们的阴揲才没有得逞。不仅国产方匹机的生产有了显著发展,而且我们江南造船广也冲被重重恶狼,坚持在芦席橱里闹革命,克服各种因难,自力更生造出了万匹机,并且装上了“风庆”轮,扬眉吐气远航了三万二千海里。
我们真不懂,有些人对于工人阶级坚持自力更生路线取得的胜利,为什么老是那么看不顺眼,切齿痛根?他们对国产机吹毛求疵,污蔑是什么“瘟机”、“病机”,可是对进口机却是另一副面孔。有好儿艘万吨轮上装的进口机,在动车、试航时都发生咬缸等现象,他们竞首般为它辩护,还说什么“外国机器出毛病是偶然的,国产机器出毛病是必然的。他们这副洋蚊买办的脸相同李鸿章一模一样,.简宜完全成了外国资本家的代理商了。
李鸿章还在借户还魂
前不久,我的孙子力生参加了造船公司办的学习班,他回来说,在不肯改梅的走资派邓小平抛出多引进的“大政策”以后,造船系统崇洋迷外的风又刮起来了。他们老调重弹,说什么“过去批崇祥迷外过火了”,攻击我们打的造船工业翻身仗是“摘乱了,搞糟了”等等。好家伙,这些人活象是当年的“还乡团,向无产阶级疯狂地反改倒算,恨不得一刀把自力更生方针获掉,一口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的胜利成果吞掉。什么要多引进一点”,“要拿出更多的东西去换”,这术是要把我们的江南造船广、沪东澄船厂等变成外国资本家的修配广吗?不是要把我们社会主义中国重新沦为带国主义的殖民地吗?这当然是我们工人阶级万方不能答应的。我们决不是一概反对进口船舶,根据国家需要,进口一点也可以。值是,当动用了国家资金九亿元、九亿元地去买上百万吨外国旧船的时候,能不能少进口儿条船,省下一点资金来,给我们造船工业武装一下,增加生产能力,把造船产量翻一番呢?他们的回答是一分钱也不给。真是岂有此理!毛主席最近说:“走资派还在走”。看来,只要阶级斗争还存在,帝国主义还存在,我们世世代代就要同祥奴哲学斗下去。过去李鸿章、鞯介石、刘少奇、林彪做过一次次洋奴梦,结果都是在革命潮流的冲击下一次次破灭了。现在党内最大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又热衷乎充普祥奴买办,想分设法要变社会主义中国为帝国主义、杜会帝国主义的附庸,并且一手挑起了天安门广场的反革政治事件,导演了一场反革命暴乱的丑剧。但是,度革命总是短命的,邓小平的反革命朋谋彻底破产了,他的洋奴梦也随着而艾一次酸灭了。我们要坚定地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指引下,深入批判邓小平的度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多快好省地发展璀船工业,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
(江南造船广工人理论组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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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是生产发展的强大动力
上海自行车三厂革命委员会
我们厂是一九五八年大跃进中由二百六十多蒙小厂、·小店合并建成的。到一九六五年年底,生产自行车的能力从建厂初期的八万辆发展到三十五万辆。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我们厂在不增加厂房、场地、劳动力的情况下,主要靠挖潜、革新、改造,使自行车的年产量突破一百万辆,一九七五年达到一百一十万辆。品种也逐步发展到二十多个。我们厂生产迅速发展的事实,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推动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有力证明,也是对党内最大的不肯改梅的走资派邓小平刮右倾翻案风的有力批判。
在生产发展的过程中,当然会碰到矛盾。我们在工作上也存在一些缺点,例如,在产量成倍增长的情况下,有一个短时期内,一度出现自行车车架接头返漆和车圈电镀脱皮等外观质墅问题。消费者和商业部门热情地向我们提出了宝贵的意见和建议,积极帮助我们改进。但是,邓小平抓住产品质量的局部问题,恶狠狠地挥舞起“全面整顿”的刀斧,向文化大革命猖狂反攻倒算。刮右倾翻案风的人,也抓住自行车质蛩问题大做文章,说什么“质量下降了”是因为“政治搞多了”、“没有制度”、“管理搞乱了”,等等。这一切,使我们想起了列宁说过的一段话:“对变革中的困难和挫折幸灾乐祸,散布惊慌情绪,宣传开倒车,一一这一切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进行阶级斗争的工具和手段。”(心伟大的创举)我们厂的广大干部和工人认识到,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充分发动群众,提高产品质量,多快好省地全面完成国家计划,这不仅是为了保证满足国家和人民的箭要,而且是击退右倾翻案风的一场严肃的政治斗争。
怎样才能在继续增产的基础上提高产品质量?历史的经验反复告诉我们,就是要同修正主义路线对着干,就是要坚定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
利右倾翻案风的人攻击我们“政治抓多了”,因此“质量下降了”。这种话岂不是要我们背离党的基本路线,背离无产阶级政治吗?我们回顾了建厂以来的历史,用事实回击了这种无耻澜言。在大跃进年代里,广大工人群众大讲无产阶级政治,坚持艰苦奋斗、自力更生,三年内自行车产量提高了近四蓓。到一九六一、一九六二年,由于刘少奇、邓小平一伙散布的阶级斗争熄灭论和唯生产力论的毒害,所谓“政治要落脚到生产”的修正主义流也流到了我们厂,结果放松了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斗争,资产阶级歪风邪气上升,自行车产盘也从大跃进时期的三十八万辆下降到十九万辆,并且出现连续五年徘徊的被动局面。在文化大革命中,我们批判了刘少奇、林彪的修正主义路线,坚持无产阶级政治挂: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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帅,广大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大大提高,自行车产量很快就突破了一百万辆,质量也稳定提高,达到全国先进水平。这就说明,只有坚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深入批判修正主义路线,才能把社会主义生产搞得更好。·
刮右倾翻案风的人攻击我们搞生产“根本说不上什么规章制度”,这完全是胡说。我国已经建立了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当然要求建立同这种生产关系相适应的企业管理制度。而邓小平所鼓吹的企业管理制度,则是坚持在文化大革命中已被批判过的刘少奇的修正主义办企业路线。按照这条路线建立的规章制度,是反映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管理制度,它必然要阻碍生产力的发展。文化大革命前,我们厂在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的影响下,搞什么“管、卡、压”,严重地束缚了工人群众的手脚。文化大革命中,我们通过斗、批、改,逐步改革了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并且正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建立比较合理的、有利于群众的规章制度,邓小平之流对此疯狂反对,其险恶用心还不明显吗?
事实胜于雄辩。九车间是专门加工自行车车架的,由于场地挤,当全广年产里达到三
十八万辆时,工人群众从“螺铆壳”里已经挖出了很多潜力;现在年产量进一步达到一首一牛万辆,通过不断革新、挖潜,加工能力又有大幅度提高,但各道工序之间堆放场地无法解决。干部和工人经过讨论,订出了前后道工序依次上班的制度,基本解决了堆放场地的问题。类似这样依靠广大群众,从实际需要出发建立和健全的管理制度,还有很多很多。这些制度,在鼓吹“正规化”、“文明生产”的修正主义者看来,当然是不颜眼的。邓小平之流的攻击和反对,正好说明我们是做对了。我们一定要发动群众不断改革不合理的陈规旧章,不断建立和健全比较合理的管理制度,按照毛主席革命路线把企业管理搞得更好。邓小平之所以气势汹汹地攻击我们的企业管理“搞乱了”,“搞糟了”,他的罪恶用心,是反对我们在党的领导下的革命群众运动,重新返回到“专家治厂”的旧轨上去。这是我们广大干部和工人所坚决不答应的。我们厂在文化大革命以前,搞的基本上是“领导立法,技术人员执法,工人守法”那一套,工人在企业中的主人地位没有真正确立起来。工人提出一条革新建议,真不知要经过多少道关卡,才能取得试验权。结果,许多具有重要价值的群众革新创造,都由于过不了这重重关卡而被判处了死刑。经过文化大革命,我们批判了修正主义路线,大搞群众运动,出现了生动活泼的局面,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充分发挥;生产纪录年年刷新。文化大革命以来的十年,自行车产量每年递增率达到百分之十二以上。去年下半年,我们为了提高产品质量,把生产中存在的问题交给群众,同时,组织大家学习马列和毛主席的著作,把提高产品质量提到执行什么略线的高度来认识。这样,在短时间内,全厂实现了一百五十三项提高质量的技术措施,对实现高产优质起了十分显著的作用。我们厂在增产基础上提高产品质量的工作已经取得初步成缴,儿个外观质量的关键问题都一一得到了解决。'去年,全厂自行车生产超额完成国家计划,质量也继续达到先进水平。·今年以来,我们深入开展了批判邓小平、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进一步推动了各项工作。第一季度的自行车产量又比去年同期增长百分之三,质量也有新的提高。我们决心牢记毛主席的教导,自觉地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以阶级斗争为纲,把社会主义革命和建
设搞得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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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战线
努力表现无产阶级同走资派的斗争
方泽”生
我国社会主义革命时期,从一九四九年并始,迄今已有二十七年了。这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激烈搏斗的二十七年,也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在斗争中蓬勃发展的
二十七年。反映这一时期的斗争生活,努力表现兄产阶级同资产阶袋、特别是同党内走资派所作的斗争,是社会主义文艺的崇高的历史使命。
一定的文艺,总是一定的社会生活在作家头脑中反映的产物。社会生活最本质的内容是什么呢?列宁说过:“阶级关系,—这是一种根本的和生要的东西,没有它,也就没有马克思丰义”。(《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文艺要深刻地反映社会主义革命时期的斗争生活,就要求作者根据党的基本路线,深入研究和把握社会主义革命时期的阶级关系,.从而通过艺术形象深刻地揭示这种阶级关系,敏锐地反映出阶级关系的演变和发展:这悬文艺创作反映生活的广度和深度的重要标志。
我国自从民主革命转入社会主义革命,革命的性质、对象、任多变了,阶毁关系也发生了重大而深刻的变化。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上升为社会的主要矛盾。在虽主革时期跑进党内的资产阶级民主派,如果坚持资产阶级民主派的立场和世界观,就会对社会主义革输发生抵触,甚至反对,从同路人变成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毛主席最近深刻地指出:“社会主义革命革到自已头上了,合作化时党内就有人反对,批资产阶级法权他们有应感。摘杜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糍旅。患资派还在走。”毛主席的指示期确地指出党内走资派就是社会老义章命的主要对象,深刻地揭示了社会主义革命时期阶绒关系的重大变化,为文艺创作更深刻地反映社会主义革御时期的斗争生活提供了强大的思想武器。
党内走资派利用职杖推行修正主义路线,使党和国家改变额色,这是社会主义时期资产阶级颠覆无产阶毁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的主要方法。所以,社会主义革时期两个。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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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必然集中表现为无产阶级同党内走资派的斗年。这是整个社会主义历史时期阶级斗争的一个重要特点。
我国社会主义革命的历史,就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特别是同走资派作斗争的历史。革命每前进一步,都是在同走资派的斗争中取得的。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就是在同刘少奇、林彪、邓小平一类走资派作斗争中取得的。努力创作表现社会主义革命时期无产阶级同走资派作斗争的有深度的作品,特别是更多地创作反映和歌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有深度的作品,这是历史的必然的要求。
实际上,这一历史的必然的要求,也已经日益成为广大革命文艺工作者的自觉的愿望。正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御锻炼和造就了一支新的文艺队伍。他们来自工农,来自阶级斗争的第一线,经过文化大革命、批林批孔运动的战斗洗礼,提高了对社会主义革命时期的阶级关系和阶级斗争的认识。他们自觉地以党的基本路线为指导,学习和运用革命样板戏的宝贵经验,力求从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高度来反映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工农兵的斗争生活。在革命祥板戏的带动下,各种艺术形式都涌现了一批优秀作品,特别是涌现
了一批反映和歌颂文化大革命的作品。象短篇小说集K序曲》和故事影片《春苗》等,都从
正面表现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波澜壮藏的群众运动,表现了无产阶级同党内走资派的斗争。尽管这还只是一个开端,但却是一个十分可贵的开端。
我们广大的革命文艺工作者都希望自己的作品能够反映社会主义的伟大的时代,都希望写得更深刻一些。故事影片《第二个春天》的创作修政,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作者经过了文化大革俞,再重读一九六五年的旧稿本,就“突出地感到不满足、不够劲”。虽然旧稿本也歌领了毛主席的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革命路线,但是对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揭示还不够充分和深刻。在人物关系和矛盾神突的处理上,实际上让设计师刘子茵占据了中心地位。而刘子茵同厂长、总工程师以及研究所长的矛盾,并不能从更高更广阔的政治历史背景上充分展开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为此,作者从今天的思想高度出发,重新认识和理解作品所表现的大十年代初期我国海军建设中的这场斗争,把这一场斗争登于当时国际国内反修斗争的典型环境”之中,以工委书记冯涛为中心人物,以冯涛和厂长齐大同的神突为主线,集申表现党内两条路线斗争,就使作品的思想意义提高了一大步。象《第一个春天》这样力求更深刻地反映社会主义革命时期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作品,正在越来越多地涌现出来。特别难能可贵的是,有的作品,如短篇小说《金钟长鸣》,反映文化犬革命高潮以后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在新形势下的继续,敏锐地触及到“走资派还在走”这一整个社会主义历史时期阶级斗争的客观规律。这就大大深化了作品的主题。这些作品,都表现了无产阶级同党内走资派的头争,而且它们郭力求揭示这一斗争的根本内容是两条路线、两种世界观的对立,并且在这种对立头争中揭露走资派的阶级本质,塑造高大的无产阶级英雄形象,这是这些作品最有深度的地方,也是它们成功的地方。当然,这些作品用我们这一伟大时代对密的要求来衡昼,还有不小的差距。特别是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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映社会主义革命时期无产阶级同党内走资派作斗争的作品,也还缺乏应有的广度和深度。这一方面固然是因为还缺乏经验,更主要的原因,还在于我们对社会主义革命时期阶级关系的演变和发展,对这一时期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特点和规律性,都还缺乏深刻的理解,需要有一个使认识不断提高和深化的过程。
就以对走资派的形象刻划来说,现有的作品刻划了各种不同类型的走资派。其中主要有两类:一类是混进党内的叛徒、特务、阶级异己分子:一类是“犯走资派错误的好人”。《飞雪迎春》中的丁之勤是前一类,《火红的年代》中的白显舟,《第二个春天》中的齐大同,《战船台》中的赵平,《樟树泉》中的潘伯祥等,属后一类。这样的走资派的典型,当然可以写,写得好,也是有教育意义的。问题是怎样才能写得更有深度。就以白显舟这一形象的塑造来说,它基本上是成功的,影片对他错误行为的揭露,也比较深刻。可是究竟为什么“一个经历过炮火锻炼的老同志”会变成这样的呢?'影片给观众的印象,似乎只是因为他“只有生产上的钢,却丢掉了总路线这个纲”,被一个反革命分子蒙住了眼睛。可是,为什么白显舟会丢掉了总路线这个纲?为什么他对资产阶级分子如此亲近,言听计从,而同赵四海、同工人却总是格格不入、合不到一块儿去呢?影片未能进一步深入解剖白显舟的资产阶级世界观,揭示他之所以推行修正主义路线、成为走资派的政治思想根源和阶级根源。这样,也就彪响到影片的思想深度。
同《火红的年代》相比,《春苗》对杜文杰这个走资派形象的刻划,就要深刻一些。影片没有限于揭露杜文杰的种种罪行,而是深入到他灵魂深处的那个资产阶级王国,触及到了走资派所赖以产生和生存的基础一资产阶级法权。拚命维护和扩大资产阶级法权,这是党内走资派的一个十分重要的特点,抓住了这个特点,也就抓住了走资派的要害。杜文杰正是这资本主义旧土壤里长出来的新毒草。感到不足的是,影片虽然触及到了这个根本问题,却未能更充分、更深刻地去揭示它。
有的作品往往把走资派写成“两截子”的,就是说在民主革命时期一切皆好,只是到了社会主义革命时期才停顿了,落后了,倒退了。实际上,这些人之所以过不了社会主义这
一关,正在于他们灵魂深处依然是一个资产阶级的王国。他们本质上只是一个跑进党内的资产阶级民主派。`毛主席早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就对那些坚持资产阶级的立场和世界观,不肯实行同工农群众相结合的资产阶级民主派作了深刻批判。这种人虽然组织上入了党,思想上却没有入党,“根本不知道什么是无产阶级思想,什么是共产主义,什么是党。”(《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而他们又总是要顽强地表现自已,要按照资产阶级的世界观来改造党,改造世界。所以即使在民主革命时期,跑进党内的资产阶级民主派同无产阶级也不可避免地有斗争。社会主义革命时期,革命革到他们头上了,他们就要跳出来反对革命,成为党内走资本主义道降的当权派。这是阶级斗争的一条重要规律。所以,刻划从资产阶级民主派到走资派的典型形象;具有重要的意义。
刻划走资派的典型形象,还应该研究走资派的活动规律,研究他们的反革命策略。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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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平这个反面教员就很值得研究。他风头上认输,风过就翻案。在他认为反革命复辟的时机还不成熟的时侯,就打着红旗反红旗,用折衷主义的诡辩论造反革命舆论,而当他利令智昏,自以为时机已到的时候,就赤膊上阵,向无产阶级全面进攻。当革命群众运动轰麦烈烈起来的时侯,他就接过革命的口号,把真理歪曲成谬论;而当我们党调整政策,以巩固和发展胜利成果的时候,就伺机反攻倒算,抛出其反革命的政治纲领,刮起右倾翻案风。当然走资派有各种不同的类型,他们在各个不同的时期,有各种不同的表现形式,其反革命策略也各不相同。但是不管他们如何变化多端,总是有规律性的。揭示这种规律性,也就能够提高文艺作品中的走资派形象的典型性。
对于社会主义文艺创作来说,刻划走资派的反面形象,是为更好地塑造和突出无产阶级英雄形象服务的。它在作品中只能处于陪衬的地位。社会主义文艺创作的根本任务,就是要象革命样板戏那样,满腔热情、干方百计塑造无产阶级的英雄形象。.在社会主义的文艺舞台上,占据中心地位的,只能是无产阶级,决不能是资产阶级,这是文艺领域究竟由哪个阶级来专政的原则问题。
表现无产阶级同走资派的斗争,必须处理好歌颂和暴露、光明面和黑暗面的关系。这是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早就指明了的。社会主义文艺,同资产阶毁的所谓“暴露文学”是风马牛不相及的。我们当然要揭露资产阶毁,揭露党内走资派,但是揭露他们,是为了伸张无产阶级的革命正气,鼓舞人民群众同心同德地同他们作斗争,是为了见固和加强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而决不是相反。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对所谓写光明和黑暗并重的谬论所作的深刻的批判,至今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这个问题如果搞颠倒了,就一定要走到邪路上去。
要表现好无产阶级同走资派的斗争,关键还在于学习和运用革命样板戏的宝贵经验,塑造好无产阶级的英雄形象。阶级斗争的辩证法就是这样。有党内走资派的存在,就一定会产生它的对立面一敢于同走资派作坚决的、不调和的斗争的无产阶级英雄人物。这样的英雄人物,过去、现在和将来,都会大量地涌现出来。我们的文艺创作,有资任去表现他们,歌颂他们。马克思主义所讲的典型环境中的典型形象,就反映社会主义革命的题材来说,就是要在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中,在同走资派的艰巨而曲扩的斗争中,塑造无产阶级革命派的英雄形象,塑造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坚持继续革命、坚持党的基
本路线的英雄形象。
我们在银莽上,在舞台上,在文学作品中,已经看到许多这样的英雄形象。象春苗、龙国正、冯涛、赵四海、雷海生、郭子坤等等,都是大家所熟知的。这里既有久经革命锻炼和考验、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老干部,也有在文化大革命的斗争中走上领导岗位的新干部,还有一大批具有共产主义觉悟、站在社会主义革命斗争最前列的先进的工人、农民和战士。作者塑造这些英雄形象,都努力突出他们的高度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觉悟,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觉悟。这种觉悟又表现在他们对社会主义时期的阶级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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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和路线头争,对党内走资派有一种清醒的认识。
这种认识是不是他们头脑里固有的呢?不是。《春苗》中的田春苗是个纯朴的农村姑娘,她对走资派杜文杰的认识有一个过程。小说《初春的早晨》中的郭子坤,是一个政治上很成熟的无产阶级先锋战土,他对走资派及其反革命活动的特点和规律的认识同样有一个过程。这种认识,又正是在同走资派的斗争中逐步形成的。
·社会主义革命,特别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于我们每一个人来说,都是一次新的伟大的阶级斗争的实践。对于社会主义革命的性质、对象、任务和前途的认识,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在斗争实践中逐步提高和深化的过程。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本身在发展,在深入,我们的认识也不可能一次完成。英雄人物之所以成为英雄,不是因为他是什么先知先觉,而是因为他能够站在时代头争的前列,带动群众去完成历史已经提出的任务。郭子坤就是如此。他不是天生的英雄,而是在文化大革命的激流中涌现出来的无产阶级先进分子。这场革命他当然是从来没有经历过的,在他面前冒出来的许许多多具体矛盾,对他来说都是从来没有碰到过的新问题。他能够比别人更敏锐地觉察到这些问题,比别人更深刻地把握这些间题的实质,因此也能更及时、更透彻地去解决这些问题。他为什么能够这样呢?他普手在头争中学习,善于在斗争中思考,善于总结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歡训,这些都是重要的原因。但是其中最根本的原因,还在于有我们伟大的党在领导和教育著他,有岳主席的革命路线在指引着他。
表瑰无产阶级同走资派的斗争,塑造敢于同走發派作斗争的无产阶级英雄形像,如何”体现党的领导作用,这是文艺创作的一个重要阿题。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是在党的领导下进行的,是党和毛主席领导广大人民群众同走资派作头争。在群众运动中涌现出来的领袖人物,都是在党的教育下成长起来的。其中有许多本身就是党的领导干部,党的工作者。一个具有高度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党悟的无产阶级先锋战士,是不可能自发地产生的。他们的世界观,要完成从自发到自觉的飞跃,没有党的领导和实际斗争的散育,是不可想象的。只有在党的领爵下,遵循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才能把群众运动引上无产阶级革命的轨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经验就证明了这一点。郭子坤不就是党培南出来的无产阶级成士吗?作为一个工人,在他的头脑里,不可能自已长出马克思主义来。他的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只能是党灌输的结果。当然我们并不是说每一部作品都必须表现这种灌输过程。作品如何体现党的领导,要由它的特定的主题、题材、人物来决定。但是表现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应该体现党的领导作用,这个原则对任何作品都是普遍适用的。《初春的早晨》并没有因为郭子坤处在文化大革命的高潮之中,当时他所在的党组织停止了活动,就因此而不体现党的领导作用。我们所说的党的领导,归根到底是指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毛主席苹命路线的领争,马列主义、毛渖东思想的领导。我们从《初春的早最》这篇小锐中,鲜明地受到正是我们伟大的党、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准领导着这场伟大的革命,在指蓉郭子坤,给他指明前进的方向,成为他的智警和力昼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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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泉。郭子坤自己明确表示了这一点:“党的旗帜就是我们的生命”。
无论是塑造无产阶级英雄形象,还是刻划走资派的反面形象,都有一个避免雷同的问题。文艺创作之所以出现雷同的现象,主要原因在于作者缺乏生活,缺乏对生活的深刻的认识,因而也就不能“根据实际生活创造出各种各样的人物来”(《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把共性和个性辩证地统一起来。实际生活是丰富多采的。只要我们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坚持深入工农兵群众的火热的斗争生活,真正做到源于生活而又高于生活,就不会雷同。
许多优秀作品的经验表明,表现无产阶级同走资派作斗争的题材,虽然难度很高,但经过努力是一定可以写好的。这里的一个关键问题,还在于作者自己要作为一个战士积极投身于这一伟大斗争,投身于当前的批判邓小平、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中去。因为正如鲁迅所说的:“自己不在旋涡的中心,所感觉到的总不免肤泛,写出来也不会好的。”要在斗争中学习马列主义,加强世界观的改造。作者的世界观一定要完成从民主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的转变。如果我们自己的思想还停留在民主革命阶段,即使是写民主革命的题材也肯定写不好,更不用说正确而深刻地反映社会主义的伟大时代了。
十年前,毛主席在《五·一六通蜘》中明确提出了“无产阶级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在各个文化领域的专改”。提倡文艺创作反映和歌领社会主义革命,表现“无产阶级继续清除资产阶级钻在共产党内打着红旗反红旗的代表人物”的斗争,就是要在文艺领域进一步巩固和加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所以这就不仅仅是一个题材的问题,而是一个路线的问题。在这个间题上,马克思主义同修正主义从来是有斗争的。一九六三年,柯庆施同志根据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线提出写十三年。写十三年,也就是反映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可是这一正确主张在当时却受到文艺黑线的激烈的围攻。京剧革命的成斗历程,更是充满着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惊心动魄的斗争。在斗争中诞生的革命样板戏,深刻描绘了中国工人阶级和中国人民在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从民主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的壮雨史诗。这里不但有革命战争的历史画卷,也有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宏伟图景。党内最大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疯狂仇视和反对革命样板戏,就是因为它们为社会主义的文艺革命树立了光辉的榜样。革命的文艺工作者就是要向革命样板戏学习,跟上时代前迸的步伐,更深刻地反映社会主义革命时期的斗争生活,从而更好地为杜会主义经济基础服务,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我们深信,在集中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的推动下,一定会有更多更好的歌领社会主义革命,歌颂文化大革命,表现无产阶级同走资派作斗争的作漏问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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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洪皓《江梅引》
顾易生王运熙
傲霜斗雪、预报春信的梅花,在我国古代诗歌史上,曾经为多少进步作者吟咏赞叹,借以寄寓高尚的怀抱和美好的理想。宋代洪皓(公元一○八八一一一五五年)的《江梅引》词,是其中值得注意的篇章。
洪皓生活在北宋末年和南宋初期。这是一个风狂雨骤的时代。随风披靡的纤草,屹立苍穹的劲松,轻艳柔媚的桃李,铁骨冰心的梅花,都在时代风雨的面前表现出不同姿态。公元一一二六年,处在我国北部的金朝贵族军事集团大举南侵,腐朽的北宋政权迅速土崩瓦解,中原地区人民遭到极其野蛮的屠杀和掠夺。广大义军和爱国兵将虽然进行了英勇反抗,而以宋高宗赵构为首的南宋政权,顽固推行投降主义路线,采取种种手段破坏抗战力盘。洪皓是在南宋建立的第三年(公元一一二九年)被任为“大金通问使”到金朝去的。就在这年,金贵族以宗弼(兀朮)为元帅长驱南下,一路烧杀,攻破南宋政权所在地杭州,赵构逃上船只,飘荡在海上过年。只是由于大江南北军民的奋勇反击和牵制,才迫使金军北撤。洪皓到了金朝,留在太原一年,送至云中(今山西大同),金贵族强迫他到金朝扶植的伪齐傀儡政权中去做官,他哲死不屈,因此被流放到冷山(在今吉林)。在漫长的羁留岁月中,不管是高官厚禄的引诱,砍头的威胁,还是流徙生活的折磨,他始终巍然不动,表现出大义擦然的民族气节。他还找各种机会向南宋秘密递送情报,请求“复故疆,报世仇”,恢复国家统一。十余年来,他无愧为挺立在北国冰雪中的红梅。
这时期中,由于金贵族内部矛盾的尖锐和宋方军民的越战越强,金贵族逐渐改取招降的政策,这与南宋统治集团的投降心理一拍即合。宇是抗战派被完全排斥了。公元一一
四二年“和议”告成,宋高宗上誓表向金朝称臣,每年贡银二十五万两,绢二十五万匹,放奔淮水以北全部土地。金朝也同意送回放置着宋徽宗、郑皇后户体的棺术和高宗母亲韦后这些废物。同年四月,南宋派信安郡王孟忠厚等为使者至金朝护迎。·夏至晚上,洪皓听说使者将来,不禁百感交集,写了四首《江梅引》词①,通过吟咏梅花,抒写强烈的爱国感情。《江梅引》第一首《忆江梅》是对南宋爱国力量的深切关注。上阕是:
①.《江梅引是词牌名,即《江城梅花引。唐李白诗《与史郎中钦听黄鹤楼上吹笛诗:“黄鹤楼中吹玉笛,江城五月落梅花。”调名本此。洪皓这四首词,前三首分别取第一句末三字为题,即《忆江梅》、访寒梅、怜落梅,第四首题名已缺,依例疑当为《雪欺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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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涯除馆忆江梅①。几枝开?使南来,还带余杭春信到燕台②。准拟寒英聊慰远,隔山水啦销落,赴熟谁?
作者流迁在北方天涯海角,却无限深情地向往着江南的梅花,遥问它现在有几枝盛开。听说南方将有使者前来,多么盼望他们能把杭州报道春天信息的梅花捎到燕台来啊。可是经历千山万水,梅花想必也要调谢零落,满腔衷情还能向谁诉说!
洪皓被留在金朝这十四年中,迁移过许多地方,一居太原,二至云中,三迁冷山,四至燕,后又被遣至云中,不久再回燕。(见洪适盘洲文集卷七四《先君述)所以他的《江梅引》自序说:“顷留金国,四经除馆,十有四年,复馆于燕。”这时他的心情,就象战国时楚国爱国诗人屈原,虽在流放之中,时刻忧念着乡国。他在被留十二年时作了一首《临江仙·怀归》:“冷落天涯今一纪,淮怜万里无家?三闾(屈原曾任三闻大夫)憔悴赋《怀沙》。…何时还使节,踏雪看梅花?”梅花,象征着南宋的爱国力量。在洪皓看来,爱国力量的消长,关系者国家的命运。“况闻谋帅得廉颇,蔺卿全璧我蹉跎。”(©浣溪沙)作者曾为抗战派的一度被任用而振奋,迫切期望自己能光荣完成使命。可是现在订立了屈辱的和约,山河分裂,南方抗战派人物,有的被杀,有的被贬,还能有什么好消息带来北方呢!唐代杰出法家柳宗元《早梅》诗说:~“早梅发髙树,迥映楚天碧。朔吹飘夜香,繁霜滋晓白。欲为万里赠,杳查山水隔。寒英坐销落,何用慰远客。”用梅花的销落寄寓革新派被打击的愤慨。洪皓借用其句,表示对抗战派受推残的悲愤。
作者期望自己能回到南宋投身爱国斗争的行列,夺取抗金事业的胜利。可是能否实现呢?又不禁无限忧虑。下阕是:
空恁遐想笑摘蕊,断回肠,思故里。漫弹绿绮,引《三弄》,不党魂飞。更听胡笳,哀怨泪沾衣。乱插紧花须异日,待孤识,怕东风,一夜火。
他徒然憧憬着笑摘梅花的欢乐情景,思念故乡而不能回去,真是回肠寸断。聊且抚着绿绮琴,弹一曲《梅花三弄》,神魂仿佛飞向了遥远的南方。突然耳边传来胡笳声,才警觉到自己仍然处于金朝的统治之下,触动满腔哀怨,泪水沾湿衣襟。插满梅花的希望只能寄托在将来了。打算独自将诗吟,又怕一夜东风,损伤花朵,理想又成泡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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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在《江梅引》自序中还说,这四首词中“各有一笑'字,聊以自宽”,反映他在沉重
①除馆,变易羁留的馆舍。《左传·昭公十三年记载晋国将把扣留的台国使臣季孙意如移置到边远地区时说:“将为子除馆于西河。”宋沈括《梦溪笔谈卷四辨证二说:“除,犹易也。以新易旧日除。
②余杭,即杭州,南宋临时都城,也名临安。作者原注:“白乐天(唐代诗人白居易)有忆杭州梅花诗云:‘三年闲闷在余杭,曾为梅花醉几场。'车驾(指皇帝)时在临安。”表示这是当时政治中心。
·春信,指梅花。南朝宋陆凯自江南寄梅花一枝给在长安的范晔,并赠诗云:“折花逢驿使,寄与陇头人。:江南无别信,聊赠一枝春。”(见心荆州记)燕台,相传战国时燕昭王筑,延请天下贤士,故址在今河北易县,这里借指兼京,暗示自己客居异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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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悲哀中还保持着一点乐观精神。杜甫《苏端薛复筵简薛华醉歌》说:“安得健步移远梅,乱插繁花向睛昊。”期望迈着健壮的步伐,寻坊远处的梅花,在灿烂的阳光之下,满插綮密的花朵。这里化用其意,给歌词添上美丽的浪漫主义色彩。可是嚼心目中的爱国力量,主要只是当时地主阶级中的抗战派,他们虽有“还我河山”的壮志,却不可能破除封建传统思想的束缚,也不能克服南宋政权的投降主义路线,因而洪皓的琴音歌声尽管一时唱出了比较高昂的曲调,最后仍陷于沉郁悲凉。“一夜东风吹石裂,半随飞雪度关山。”(苏轼梅花》,洪皓词化用其句)在当权的投降派打击下,抗战派怎能不摧残飘容呢!
鲁迅说,“敌人是不足惧的,最可怕的是自己营垒里的蛀虫,许多事都败在他们手里。”(《致肖军、肖红信)南宋时期的情况也正是这样。金朝贵族军事集团的什么拐子马、铁甲军并不可怕,而混在南宋政权中的投降派得了势,却可以破坏抗金事业。《江梅引》第二首《访寒梅》上阕接触到这样的事实:
春还消息访寒梅①。贵初开,梦吟来@,映雪衔霜,清绝绕风台⑧。可怕长洲桃李妒,度香远,惊愁眼,欲媚谁④?
词中说:要探访春还大地的消息,还得向寒梅问讯。作煮梦瓣江南,对着初开的梅花放声高吟。那梅花丛环绕着凌风台映雪怒放,清幽绝伦。可怕的是长洲桃李妒忌心重。梅花尽管芳香远播,惊动我一双愁眼,却又能得到谁的欣赏?
这里首先热烈歌颂了南宋抗战派在抗金斗争中的光辉战绿。紧接着,控诉了投降派破坏抗金事业的严重危害。“桃李”,在古代诗歌申常用以比喻得势小人。白居易《新栽梅》诗:“莫怕长洲桃李妒,今年好为使君开。”就是以桃李来隐喻那时当权的腐朽势力本词中改“莫怕”为“可怕”,羯示了一条沉痛的历史教训。
公元一一四○年,宗弼又一次发动全部兵力南侵,他极端狂妄地扬言:“江南军队都是败亡之余,大军一到,他们君臣将要心破胆裂,连哀鸣都来不及,好象被射中过的鸟,听见弓弦响就会跌下来的,”(金史》卷七九郦琼传)然而广大爱国军民的铁拳却粉碎了他的迷梦。刘希的“液昌大捷”、岳飞的“颍昌大捷等,杀得金军人翻马仰,太行山和两河地尽人民义军纷起呼应,抗金战争出瑰空前有利形势。洪腊在这年给南宋的情报中说,
~顺昌之役,金人震惧夺鲍,燕山珍宝尽徙以北,意欲捐燕以南弃之。王师亟还,自失机会,今再举尚可。(宋史·洪皓传)次年又送回情报说:/
虏已厌兵,势不能久,异时以妇随军,今不敢携。朝廷不知虚实,卑辞厚币,未
@客句化用李自$早春窃手汉阴诗:“闻道春还未相识,走傍察梅蒴消息,”®作者原注:“王晶龄梦中作梅花诗。”
国两句化用南朝梁何逊咏早梅:“衔粘当路发:映留拟率开。枝横却月祝,花绕凌风食。
④两句化用杜甫叶二月一日诗:“未将梅蕊惊愁眼,要取椒花媚远天,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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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成约,不若乘胜进击,再造扰反掌尔。(洪适盐洲文集卷七四先君述)
指出这时巴是金朝贵族怕宋人,是恢复国家统一的大好时机。然而南宋统治者心窍中已浸透了投降主义,正营意对抗俄派进行迫害。这点洪皓在绮《江梅引》时已有所认识了。金贵族逐渐知道南方军民不可战胜而南宋统治者愿意投降,于是派遣叛徒秦桧到南宋充当内奸。请看金朝的档案:
天会八年冬,诸大臣会于黑龙江之柳林,陈王兀室忧宋氏之再隆,其臣如越鼎、张浚则志在复仇,韩世忠、吴玠刚习知于兵事,既不可以成取,复结怨之已深,势难先屈,阴有以从,遂纵桑桧以归。(《大金国志》卷二四)
由于大地主阶级反人民的本质,南宋统治者害怕金贵族,更害怕爱国军民力量壮大会影响自已的反动统治,因而宁愿充当敌人卵翼下的“儿皇帝”,求得“偏安”。在抗金战争节节胜利的时刻,一天十二道金牌的退兵命令下来了,在主子“必杀岳飞,方可议和”的指令下,战场上杀得敌军望风丧胆的英雄,竟死在内奸的“莫须有”冤狱之中。
在投降派打击下,南宋许多抗战派人物都被贬逐到广东、湖南、福建等南方边地。洪皓在《访寒梅》下阕中,更浮想联翩,飞向他们谪居的遥远南国,进行亲切的慰问:
曾动诗兴笑冷蕊,效少陵①,惭《下里》②。万株连绮@,叹金谷,人坠莺飞。引领罗浮,翠羽幻育衣。·月下花神言极丽,且同醉,休先愁,玉笛吹@。诗人曾经效法杜甫歌咏寒梅,惭愧的是自己词句拙劣缺少文采。可叹那花树万株、建筑宏丽的金谷园已经破败,园申人坠身亡、矫莺飞散。遥望岭南的罗浮山下,翠鸟变成梅神的婢女。在明月清辉下,梅神的语言多么清丽,姑且把对梅花调谢的担优放在一边,一起饮
酒同醉吧。
杜甫有诗说:“东阁官梅动诗兴,还如何逊在扬州。”(《和裴迪登蜀州东亭送客逢早梅相忆见畜)“巡檐索共梅花笑,冷蕊疏枝半不禁。”(《舍弟观赴蓝田取妻子到江胺喜)“动诗兴”、“笑冷蕊”是借用杜甫的诗句比喻自己过去对抗战派的赞美。“金谷”是西晋贵族石崇的花园。他有歌女绿珠普吹笛,权臣孙秀因求取绿珠害死石崇,绿珠在园中跳楼自杀。南朝江总《梅花落》诗,“金谷万株连绮甍,梅花密处藏娇营。”词中借用这些典故隐喻抗金事业的被破坏和抗战派的受迫害。广东的罗浮山,以产梅花著名。古代传说,有个叫赵师雄的流迁到罗浮,遇到梅花之神,一起淡话饮酒,醒来发现自己睡在大梅树下。(见<龙城录)美丽而迷离的诗境透露了爱国者同投降派作斗争的无所畏惧的乐观精神。
①少陵,杜甫自称“少陵野老”。
③$下里,先寮时一种俚俗曲调。
③绮,指绮蔑,有花纹的量脊。
④笛曲中有心梅花落,这里用“玉笛吹”僧指梅范瞎委。唐崔棉岸梅诗:“初弄巴人酿深圆,未落先愁玉笛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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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首《怜落梅》,作者进一步倾吐对爱国人物的热爱。“怜”,是“爱”的意思。重闺佳丽最怜梅,牖春开,学妆来,争粉翩光,何遽落杭台。关坐雕鞍歌古曲①,催玉柱,金卮满②,劝阿谁?贪为结子藏暗蕊,敛蛾眉③,隔千里。旧时绮罗,已零散,沈谢双飞④。不见娇姿,真悔著单衣⑤。若作和笑休讶晚回,坠烟雨,任春风,片片吹。
词意大致说:深闺中的佳人最爱梅花,在春暖花开时节,她打开窗户学习杭妆。梅片随风飘进窗来,落在妆台之上,和洁白的香粉交映辉光。遥想前人,有的跨着骏马雕鞍,放声高歌,豪情满怀;有的坐在梅花树下,独自抚琴,逸兴飞扬;可是环顾四周,自己形单影只,满酌金杯,向谁劝饮呢?在那远隔千里的南方,梅花贪图结子把暗蕊隐藏,使人双眉紧锁,黯然神伤。从前的豪情逸趣已经风流云散,过去的酒伴歌侣也音信渺茫。梅花美丽的姿态已经看不到了,真懊悔穿着太单薄的衣裳。但要用梅子调味作羹还不嫌晚,试看在烟雨迷蒙中片片落梅正被东风吹送四方。
庯俗的人迷恋妖艳的桃李,清丽的佳人爱赏高洁的梅花,爱国者之间也是这么惺惺相惜,相互爱幕的。作者在出使前和抗战派张浚等有相当交谊,这里借用白居易“沈谢双飞出故乡”等句,当是追忆过去的爱国活动和悲慨抗战派的相继被排斥。词的最后,心情是怅惘的,却寄寓着殷切期望。
第四首《雪欺梅》,描绘了在南宋卖国政权统治下抗战派遭受严酷压迫的图景。上阕说:
去年湖上雪欺梅。片云开,月飞来,雪月光中,无处认楼台。今岁梅开依旧雪,人如月,对花笑,还有谁?
去年西湖边上白雪欺压梅花,忽然浮云飘散,月光飞泻,雪月光中,辨认不出哪儿是楼台。今年梅花开放,依然是白雪皑皑。人象天上明月一样皎洁明亮,但又有谁对着梅花笑逐颜开?公元一一三八年和一一四一年,宋金进行过两次和议活动。南宋政权中投降派对反对和议的人进行迫害,造成一片白色恐怖。第一次和议后,由于金朝贵族的片面毁约南侵,抗战派一度起来,取得鼓舞人心的战绩,然而在投降派出卖下,这些战果又被丢弃了。
①`这句化用李白《襄阳歌:“笑坐雕鞍歌落梅。”古曲,指《梅花落曲,汉代乐府横吹曲中已有此曲。
②两句化用南朝陈江总<梅花落诗:“满的金后催玉柱,落梅树下宜歌舞。”柱,乐器上的弦枕术。后,古代盛酒器具。
®南朝梁茶纲《梅花赋》:“春风吹梅畏落尽,贱妾为此敛娥眉。”
,④白居易忆杭州梅花因叙旧游寄萧协律诗:“薛刘相次埋新罐,沈谢双飞出故乡。歌伴酒徒罗散尽,唯残头白老郎。”白氏自注:“薛刘二客、沈谢二妓,皆当时歌酒之侣。”
⑤两句化用北周庚信《梅花诗:“树动悬冰落,枝商出手寒。早知觅不见,真悔砻衣单。
⑧和羹,古人煮豌时用盐醋等调味,用梅做酸的调味品。《尚书·说命:“若作和黛,尔谁盐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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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和议达成时,投降派的恐怖活动更普遍地展开。白雪纷飞,漫天盖地,象征着反动势力的疯狂,而梅花的不惧霜雪、凌寒开放,烘托了爱国力量的崇高品质。
在进行投降活动的同时,南宋政权正式定都杭州,在那里大造宫室园林,歌舞升平。然而清醒的爱国者坚持与这种倾向进行斗争,双方形成鲜明的对比。下阕云:
一枝两技三四蕊。想西湖,今帝里,采腿烂绮。孤山外①,目断云飞,坐久花寒,香露湿人衣。谁作叫云战短玉®,《三弄》彻,对东风,和泪吹。
作者遥想西湖一带,除了一两株梅花在开着稀花外,腐朽的统治者,把这临时避难所当作永远的安乐窝,在制礼作乐,庆祝“中兴”。但作者随着孤云南飞,极目南望,还可看到就在湖中孤山之外,梅花仍在怒放,夜深花冷,芬芳的露水沾湿了诗人的衣裳。更有人正和着泪水,对着东风,横着玉笛,吹着《梅花三弄》,笛声暸亮,响彻云霄。
公元一一四三年六月,金朝贵族头子生子大赦,洪皓被遭回乡。他立刻上道,金人旋即派骑兵追赶不及。一路归来,他想到被扣十五年,侥幸得返南方,但国家依然分裂,中原人民仍受着金朝贵族奴役,真是感概万千。“客程恨不日千里,归思乱如云一川。故国伤心那忍说,遗民望眼几回穿。当家旧事堪垂泪,海上看羊十五年。”(《奉使燕山回早行即序)这是他归程中所作的诗句。他一到南宋,便和投降派展开面对面斗争。他责问秦桧:“张丞相(张浚)为金人所害怕,为什么却不得任用?杭州是暂时居住的地方,而宫殿太庙造得这样华丽,岂不是示意不要中原么?”(先君述)他又揭霹金贵族与秦桧勾结的情况。这位苏武式的人物当即被贬逐出外,不久又被流放到英州(今广东英德)看管。“半世囚拘愧牧羊,生还四载却投荒。”(过曹溪)正是爱国有罪,冤狱遍于域中啊!
洪皓这四首《江梅引》,从对梅的忆念、访问到爱慕、歌颂,以丰富多采的画笔,描绘了精美而宽广的梅花图卷,反映了南宋时期爱国和投降两条路线的斗争,这里有美好的懂憬,热烈的追求,深沉的忧思,愤怒的谴贲,交织着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的色彩。当然,由于地主阶级抗战派的历史与阶级局限,不可能和广大人民相结合,无力制止南宋统治集团的投降活动。这就使洪词常常流露出孤芳自赏、清冷寂寞的情调。
大量化用成语典故,是《江梅引》的特殊艺术手法。这些成语典故,既含蕴丰富的历史内容,耐人寻思体昧,又赋予新意,不局限于原来意境,具有鲜明时代色彩。由于他处在金朝贵族统治下,南方也是投降派当权,不可能畅所欲言,因而用了这样曲折的语言,寄家情于隐约,借前人杯酒以浇胸中垒块。这四首词,思想性与艺术性和谐地统一,洪迈《容斋五笔》说,“北人谓之《四笑江梅引》,争传写焉”,在当时是起了宣传爱国思想的作用的。
①孤山,在西湖中。北宋隐逸诗人林通曾居住于此,种植许多梅花。
②叫云,响彻云臂的意思。唐挑鹄和徐先辈秋日游泾州南亭是三二同年)诗:“叫云寒角动城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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掀掉这筵席
读苏修短篇小说《宴会》有感
雍
昌
这个在一家工厂的餐厅里举行的宴会,对厂长布尔拉克来说是充满幸福的。这不光因为宴会是在庆贺“提前完成五年计划”的名义下举行,而且布尔拉克今天也能陶醉在“美味”的食品“享受”之中!
广长布尔拉克“是爱喝白兰地的”,人还未到,三瓶阿美尼亚白兰地就已经放在“主席团”的席位前了。布尔拉克刚坐下,又送来了一盆盆五颜六色的下酒菜。他一见填馅的梭鱼,就一口断定,“这可是一道犹太菜啊。”当然,他的这种见识是从多次的宴会中得来。你听,他在向别人介绍说,“阿勃拉姆·约赛霍维奇在生日那天请我吃过,几乎有半条鱼全给我吃光了。”好大的口福哪!布尔拉克能柴幸地饱尝口福是没啥稀罕的。“修正主义上台,也就是资产阶级上台。”(引自一九七○年四月二十二日人民日报)在现今的苏联,各种腐朽的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必然会通过一小撮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分子表现出来。这种资产阶级生活方式,不仅被披上种种“合法”的外衣,而且还被苏修党以“土豆烧牛肉”的假共产主义从理论和路线上加以维护。谁在苏修党内作了大官儿,“土豆烧牛肉”的“共产主义”生活就会辅天盖地向他涌来。就象市委指导员卡比托琳娜·巴甫洛芙娜今天被布尔拉克请来作客一样,布尔拉克也经常被别人请去赴宴。难怪作者断定他“已不是第一年当领导”的首要依据,就是他那被酒莱喂肥的“微微挺出的肚子”。
和苏修厂长布尔拉克的豪阔气魄相比,契珂夫的短篇小说《醉汉》中的旧广主富罗洛夫也雅免会自惭形秽。富罗洛夫和别人在馆子里吃完酒,还要忍痛掏出九百二十五元四角;而布尔拉克举行这次盛宴,只消在固有的“尸长基金中支付”就是了。一百多年前的富罗洛夫,怎么也不会懂得“广长基金”是啥玩意儿,这可是苏修叛徒集团的一大发明。·随着资本主义在苏联的全面复辟,一小撮官僚垄断资产阶级为了最大限度地榨取高额利润,在整个工业部门全面推广了所谓“新经济体制”,用各企业增加利润分成的办法,摘了名目繁多的“经济刺激基金”,并且规定厂长有权“支配企业的财产和资金”。在一个导称“全民所有制”的企业中,厂长竞然拥有一笔“厂长基金”,并能运用它来冷酷地惩罚一部分不愿意为资产阶级效劳的工人,“刺激”另一都分工人为他们创造更多的利润,而且还能作为厂长别墅的资金,举行宴会的现款,这样一来,那个“全民所有制”不就成了道道地地的“厂长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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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制”,或者官僚垄断资本家所有制了吗?新资产阶级布尔拉克的“厂长基金”和老资产阶级富罗洛夫的九百二十五元四角一样,都是压榨、剥削工人所取得的剩余价值。两者的不同仅在于,“厂长基金”是靠厂长的政治权力撄取的。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的钱袋,就是整个国库,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今日苏修当权的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分子,比沙俄时代的资本家还厉害。
苏修厂长布尔拉克的资产阶级本性,决定了他对于工人群众是鄱视的。这从布尔拉克同厨师柯洛文之间的关系便可看出。虽然布尔拉克“每天三次把胃信托给”厨师,但向来“对于厨师,习惯是不去注意的”。这个习惯的养成绝非偶然。因为在布尔拉克眼中,柯洛文只是自己出钱雇用而来、有一定烧菜“生产技能”的工具而已。“他不把工人看做人,而仅仅看做手’。”(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但是在今天的宴会上,布尔拉克突然喊柯洛文也参加宴会,这就显得奇怪了。难道几杯白兰地软柔了布尔拉克的心肠,使他把柯洛文当作“人”来看待了吗?且慢,让我们看看布尔拉克下一步的表演吧。
当食堂主任、党委书记先后对柯洛文说了一番“热情话”,柯洛文仍不出来时,布尔拉克发火了,“平时普对他的厂长工作起过不少作用的固的天性”,使得“现在他对任何违反他的意愿的情况怎么也不能忍受”。世界上哪里看见宴请时有这样可怕的面孔?他呼唤柯洛文出来,无非就象傘出一件自己所拥有的商品,在诸位食客和市委指导员面前炫耀一番,以显示自己的富贵。当然喽,布尔拉克也会在高兴的时候给他喝点剩夔冷酒,但这只是一种“刺激”,也就是“刺激”他作为生产工具更加卖力地为资产阶级效劳。遗越的是,柯洛文并没有认识这一点。当他忘情地在宴会中大杯喝酒,直到酩酊大醉,闹翻起来的时侯,就被毫不留情地拉了出去,并被布尔拉克宣布从“即日起解除其职务,并不发退职金”。就象一件商品,当它已失去应有的效用,反而触犯到主人利益的时候,就会被主人一手摔掉一样,柯洛文也被布尔拉克赶走了。不管布尔拉克对柯洛文玩弄什么花招,“实际上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当你们的劳动的产品能卖出去的时候就靠你们的劳动发财,而一到这种间接的人肉买卖无利可图的时候,就让你们饿死。”(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这就是布尔拉克对待工人群众的立场和态度。一小撮官僚垄断资产阶级是何等地凶残和狠毒,广大工人群众是怎样地处于被奴役的悲惨境地,这就是资本主义全面复辟了的苏联的阶
级关系的图景。
反动的人口论者马尔萨斯曾经引用过一个诗人的话:穷人来赴大自然的宴会,但是找不到空者的餐具。·他自已又添上一句:于是大自然就命令他滚蛋。这鲜明地暴露了资产阶级敌视工人阶级的丑恶嘴脸。现在,布尔拉克也以他的所作所为替宴会写了块说明脾:柯洛文来赴厂长的宴会,但这里没有工人的席位,于是就命令他滚蛋。布尔拉克统治下的工厂是一席吃人的宴会,苏修叛徒集团统治的整个苏联社会,又何尝不是一席吃人的宴会呢?柯洛文被布尔拉克赶出了工厂,出路在哪里呢?告状吗?没用,布尔拉克是通天的。你看,在工厂的宴会上,不仪部里发来了贺电,连市委指导员卡比托琳娜·巴甫洛芙娜也莱自赶来参加了。这就说明,这个宴会决非寻常,它带有“官方”的色彩,直接受到“上级领导”、基至勒列日涅夫叛徒集团的支持。再找工作吧?很难。在苏修,自从实行“谢基诺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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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和“科学劳动组织”以后,各工厂企业进行了大规模的裁员,有成千上万的职工被踢出工厂大门,苏联每年大约有二百万人不工作或失业,挣扎在死亡线上。即使侥幸进了厂,那也只能意味着更直接受资产阶级剥削,“用摧残生命的方式来维持他们的生命”。(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在今天的苏联大地,到处都摆着资产阶级欢乐的盛宴,哪里还有工人群众的活路啊?
苏修叛徒集团在苏联推翻列宁亲手建立的无产阶级专政,实行了官僚垄断资产阶级专政。广大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在残暴的法西斯专政下,灾难是深重的。正如恩格斯所说:“如果社会剥夺了成千人的必需的生活条件,把他们置于不能生存的境地,如果社会利用法律的铁腕强制他们处在这种条件之下,直到不可避免的结局一死亡来临为止”,“那末,这也是一种谋杀,和个人所进行的谋杀是一样的,只不过是一种隐蔽的阴险的谋杀”。(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布尔拉克和苏修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分子每天都在进行这种可耻的“谋杀”,他们所举行的大大小小的宴会,他们整个社会的资产阶级大筵宴,就是建筑在成千上万劳动人民的白骨堆上。这种宴会,就象鲁迅所揭露的黑暗的旧中国一样,是“人肉的筵宴”。它的本质是“吃人”。“吃人”的魔鬼就是苏修一小撮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分子,被“吃”的就是象柯洛文那样千百万劳动群众。这是资本主义往苏联复辟后必然出现的悲惨景象。拥护邓小平的反革命暴徒们不是狂妄地叫露“四个现代化日,我们一定设酒重祭”吗?他们梦寐以求的就是步苏修的后尘,在中国复辟资本主义。可见,一旦党内资产阶级得势,不仅要推翻社会主义革命,而且连民主革命的成果也要被推翻。到那时,党内外资产阶级和反革命分子们设酒所摆的筵宴,就必然和今日的苏联一样。经过几十年艰苦卓绝斗争锻炼的中国人民,是决不允许苏联复辟的悲剧在中国重演的。
几千年来的反动统治阶级总是说剥削有理,压迫有理,今日的苏修叛徒统治集团也是这样,千方百计地为他们的“人肉的筵宴”进行辩护。柯洛文为什么会遭到悲惨的命运呢?布尔拉克把贵任全部推在柯洛文大醉以后的所谓“行为悖理”:竞敢爬到市委指导员卡比托琳娜·巴甫洛芙娜身上去吻她对着厂计划科科长的耳朵打了一拳,总工程师的一件新西装也给弄脏,等等。于是,就得出一个结论:“拯救湖水者,要靠潮水人自己的手”。
吃了人还说是那人该吃,这真是刽子手的逻辑。柯洛文的遵遇难道应由他本人负费而不是苏修官僚垄断资产阶级一手造成的吗?是你们,正悬你们统治下的苏修社会,才使千百万劳动人民处于被压迫、被剥削的水深火热之中,把他们人生的一切欢乐都剥夺殆尽,于是他们感到没有出路而极端苦闷,才用喝酒来麻醉自己,以求喝醉以后至少在几小时内忘却生活的困窘和痛苦,“既然社会丝毫不关心他,注定他要变得粗野,那末,当他真正变成酒徒的时候,这个社会攴怎么能够贵备他呢?”(思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是你们,正是你们统治下的苏修社会,在政治上用法西斯手段残酷地迫害和镇压千百万劳动人民对于一个忍受了你们社会秩序的一切害处却享受不到它的些微好处的工人,难道还能要求他醉后仍然尊重这个社会秩序吗?
当然,我们从柯洛文悲惨的命运中也看到,只要苏修社会帝国主义的社会秩序存在一天,只要整个苏联大地上还闹腾着资产阶级的筵宴,那末,工人阶级就一天也避不开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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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治,一天也保不了有被“人肉的筵宴”“吃”掉的危险。单个的工人利用酗酒来反抗这个社会,是无济于事的。鲁迅曾经写道:“这人肉的筵宴现在还排着,有许多人还想一直排下去。扫荡这些食人者,掀掉这筵席,毁坏这厨房,则是现在的背年的使命1”鲁迅的话是正确的。在今天的苏联,要拯救千百万被苏修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的“人肉的筵宴”“吃”掉的劳苦大众,就必须靠苏联人民起来推翻勃列日涅夫叛徒集团的统治。“千里搭长篷,没有不散的筵席”。苏修社会帝国主义内大大小小“人肉的筵宴”必然会被苏联人民所推翻。这是一定的1
附:
宴
会
作者斯·斯。斯米尔诺夫(载苏修《文学俄罗斯》1975年第4期)
工厂里一派节日气氛。三天前颁布了最高苏维埃的命令,授子工厂劳动红旗勋章,奖励它提前完成
五年计划。为了庆贺这件事,俱乐部里举行了晚会;晚会以后,还要在食堂里举行宴会(这是工人们的说法)或者篆餐”(这是一领导小心谨棋的说法)。实会的费用全由厂长基金中支付。
宽敞的餐厅里灯火辉煌,许许多多小桌子拼凑在一起,连成了一张“门”字形的大桌子,罩上了雪白的台布,桌上摆满了丰盛的下酒菜和一瓶瓶伏特加酒、啤酒和矿泉水。在“门”字形桌上只有在通常被称为“主席团”的席位前,放着三瓶阿美尼亚白兰地一大家都知道,厂长和总工程师是爱喝白兰地的。
四个女服务员,戴着硬花边的头饰,穿了镀硬花边的留裙,进进出出地忙个不停,把一盘盘菜肴从厨房端到了餐厅,煞费苦心地、巧妙地把它们放在早已摆得满满的桌子上。负贲总务工作的副厂长哈恰图尔·巴格拉托维奇·波罗席扬是个阿美尼亚人,他身材高大、笨重,嘴唇又厚又大,长着一头浓密的黑卷发,两道白色的眉毛在一张黑黝黝的胖脸上显得格外突出。他把两手放在背后,活象一个将军在检阅军队,神气活现地迈着大步子在桌旁走着。在他后面,稍微保持一点距离,就象阅兵式指挥陪着检阅者那种样子,食堂主任柯连卡用细碎的步子跟粕。他长箱一双狡酷的小眼睛,一束曲卷得异样的、油光光的蓬发覆在额上,从他的模样看不出他的年龄有多大。厂里,从厂长到工人,全都叫他柯连卡,除了女服务
员和厨师以外,谁也不知道他的名字和父名。
“柯连卡,座位准备得够吗?”波罗席扬严厉地问道。
“哈恰图尔·巴格拉托维奇,按照您的吩附,准备了六十个座位。不够的话,可以再加上一张桌子;再不行,就加两张。座位是不成问题的。我只是在想,要不要把这张标语给取下来?放在这儿好象不大
合适。”
柯连卡指了指“主席团”席位后面的培,墙上面在紧靠着天花板的地方,用图钉钉着一张纸色已经有点泛黄的横幅标语,上面用大红字写酒一句口号:“同酗酒作斗争!”两个月前共青团员讨论了关于同酒癖开展斗争的决议,这条标语就是在那时挂上去的。在标语的下面,是厂医用图钉钉上的两幅彩色宜传画:“消灭苍蝇!”和“流行性感凰是一种传染病”,后一幅画的画面上画着一个城着大口罩的人的脸,一对
瞪得大大的仿佛十分惊讶的眼睛特别引人注目。
波被罗席扬停了下来,看了看墙壁,他那饱满的嘴唇懒洋洋地领动着,读着那句口号。
“同酗酒作斗争!’写得对啊。干吗要把它取下来呢?难道我们也打算酗酒?你要明白,我们只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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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是少量地喝一点,高兴高兴,庆贺一番。这同酗酒有什么相关?·让它挂着。柯连卡,你别这样前怕狼后怕虎的,懂不横?”
他摆出一副教训人的样子,举起了象灌肠一样粗的手指。他说话带有很重的高加索口音,所以食堂主任的姓波他读成了柯涅莱卡。柯连卡点了点头说:
“明白了。当然,写是写得对的,可是我想我们既然开宴会”
“我已经跟你讲过一百次了,这不是什么宴会,而是一般的聚餐,”波罗席扬的脸上露州了不满的表情说。“你要知道,这完全是两码事。”
一提起“宴会”这两个字眼,广领导就感到害怕,大伙儿都还记得,前厂长就是因为热衷于开宴会而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还被部长扣了一大笔款子。
波罗席扬看了看表说:
“他们马上就要来了。热菜有吗?”
“那还用说,哈恰图尔·巴格拉托维奇,当然有。准备了煎鸡肉块,保证大家吃得连手指也要舔个不停。”
“为什么不做基辅式肉饼呢?”波罗席扬皱了皱眉头说。“我对你说过,要准备一道基辅式肉饼。”柯连卡两手一摊,耸了耸肩膀说:
“厨师长不同意,哈恰图尔·巴格拉托维奇。他说,基辅式肉饼不能事先做好,这道菜只有一炸好马上端到桌上才能尝到真正的味道。而六十客菜要炸多长时间、他坚决不肯,还说,他不愿在大伙儿面前丢丑。于是,就决定做煎鸡肉块了。”
“你瞧,简直是个了不起的演员!”波罗席扬冷笑了一声。“不恩当众丢丑1'是个好样的,你懂不懂!”他走近桌子,把一盘盘下酒菜仔细地端详了一下:
“果真是个大师。每道菜都做得简直象艺术作品一样,你谥不谥!简直使你看得出神,口水直流。说实在的,在莫斯科的阿拉拉特'饭店也做不出这样的好菜。真是一位大师!怎么,他不噶酒?”
“一点也不喝,哈恰图尔·巴格拉托维奇,”柯连卡使动地摇晃箝他的额发。“这已经是第四个月了。他连啤酒也不喝。只喝一种波尔荣矿水。我不是对您说过吗,这样的好手我们是再也找不到的。他在沙皇的厨师那儿学习过。沙皇,虽是个寄生虫,但是论吃,他还是懂得不少的。我不是说过吗…您还记得吗?当时您还不想要他呢!”
波罗席扬的一对油光光的眼睛紧紧地盯住桌子不放,两道白色的眉毛微微地抖动了,一下,说:“是的,是不想要。这有什么办法呢,到处对他的鉴定都是这样:好酗酒,你懂不懂?是个大酒鬼,不论到哪儿工作,全给人撵走了。这可不是开玩笑的。要是他戒了酒,那就是另一回事了…瞧,大家来了1”
弹赞一响,一扇面朝乌路的门打开了,参加聚餐的人陆续走进了食堂的前厅。他们聚集在洗手盆旁边,一边脱大衣,一边高声地交谈着。波罗席扬和柯连卡及时地赶到门口,迎接一长布尔拉克。
布尔拉克长得十分结实,箱力充沛,他的外表和他的姓很符合①,只是他那变得微微挺出的肚子和威风澳澳的举动才会使你感到他巳不是第一年当领导了。
他走进了餐厅,搓了递手誉,尽管在街上并不算太冷。他对已经见过面的波罗席扬点了点头,然后向食堂主任伸出了手,为了让前哼里的人都能听到他的声音,放开了嗓门说:
“柯连卡,庄严的庆祝仪式已经结束了,下面就轮到你的余兴节目了。你可别搞糟了!”柯连卡开玩美似地把两手贴紧裤缝,眯缝奢一对本来就不大的狡狩的眼睛:“是,不会搞槽的,费得尔·郭尔杰伊奇。正银俗话说的,我不是新嫁娘了。”“等洛瞧吧1v
厂长把手插进了裤袋,摇摇晃晃地,象水兵在甲板上走路一样,从门口朝里边走了几大步,打蛩了一
①在俄语中布尔拉克袭示纤夫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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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桌子和房间,便把目光转到了天花板下面的那句口号上。
“同酗酒作斗争!”他读完了这句口号,就转过身来,对着那些跟在他后面走进餐厅的人们,指着标语,大声地说:“你们看啊!这是柯连卡在向我们暗示,他的伏特加酒不够。这可不行,柯连卡,今天你有多少东西,全部都得拿出来。要是今天你的伏特加酒不够,那末我们自己就要和你作斗争1”
他哈哈大笑起来,他的嗓音低沉,但很响亮,以至于整个餐厅都充满了他的笑声。别人也跟窘他笑了起来,有的人还围绕著这一话题开了几句玩笑。连柯连卡也笑了,但是他的一对小眼睛立即转到了波罗席扬身上,好象在说:“您看,我是怎么对您说的?现在您可明白了?”
“好了,别浪费时间了。大家可别拘束,我们不是在开会。”厂长又开玩笑地说:“同志们,请入席吧1卡比托琳娜·巴甫洛芙娜,就象在一出歌剧里唱的那样:‘请允许我把手伸给您!’”
他殷勤地伸出胳臂,朝箝出现在餐厅里的市委指导员走过去。她是一个高个儿、长相很漂亮的女人,她的黑发中间夹著一绺显眼的白发。他把她带到桌子前面,半开玩笑半讲礼貌地让她坐在“主席团”的席位上,坐在他自己座位的右边,而自己却习以为常地坐在中间的椅子上,拿出一包“卡兹别克”牌香烟,点著了烟,等着大家入座。在厂长左边坐的是总工程师,人长得又高又瘦,在他的额上有一道很深很长
的红色伤疤,胸前佩戴着助章绶带。再过去的是“O”音很重的伏洛格达人,党委书记达维道夫、副厂长
波罗席杨和厂工会主席捷连邱克一一一个小个子,老是手忙脚乱的乌克兰人,他象个坐不定的小男孩,老是在椅子上面转来转去,不停地跳起来发号施令。这里入座的还有广里的最有经验的技师和工人。其余应邀出席的人移动着椅子,兴高采烈地坐到长桌的旁边。大伙儿都穿戴得整整齐齐:深色的服装,还打了领带。女宾除了卡比托琳娜·巴甫洛芙娜之外,只有五个人,从节约考虑,决定不带夫人参加聚餐。大伙儿就座之后,布尔拉克便站了起来,说:“清大家斟满酒杯1”在等大家斟酒的时馋,他才第一次仔细地香了香摆满了酒菜的宴席。
“好啊1”他容惑地拖长了声调说:“这才算得上是酒菜啊!你们看,还搞到了整条的鲟鱼。柯连卡可真行啊1”
柯连卡象一个殷锄的主人,自己站着不坐,围着桌子转来转去,打量藉是否一切都已安排妥贴。听到厂长说的话,他举起了手,表示不同意:
“这和我竞无关系,费得尔·郭尔杰伊奇。这都是我们的厨师长斯杰潘·华西里耶维奇的功劳。他的门路广,鱼是他弄来的。”
“你呀…瞧,小猪崽子!这只坏蛋还在笑呢1厂长继续欣贫箝这道莱。“嘴里还有香芹。你们看啊,绿茵茵的,色香可多好啊!这是什么?”他指着另一长盘鱼问。
“是一道填馅的梭鱼,费得尔·郭尔杰伊奇。”柯连卡得意洋洋地解释。
“是吗?”布尔拉克惊讶地说。“这可是一道犹太菜啊。向你们介绍,可好吃呢!阿勃拉姆·约瑟缁维奇在生日那天我吃过,几乎有半条鱼全给我一个人吃光了。”
他向坐在长桌旁的计划科科长郭洛夫斯基点了点头。科长便笑着晃了晃光秃秃的脑袋。'“来吧,阿勃拉姆·约瑟霍维奇,在这方面你可是个专家了,你来给这道梭鱼评一评!”布尔拉克建议。
在哄堂大笑声中,郭洛羅夫斯基把自己的碟子递了上来,放上了一块梭鱼。他装腔作势地皱了皱眉头,用叉子叉了一小块,慢慢地送到嘴里。整个筵席鸦雀无声,大家的目光都集中到他的身上。
计划科科长细细地咀瞬着。突然,他的一张圆脸上露出了惊讶的神符,他疑惑了一会,不相信第一回尝出的味道,于是又叉了一块放到嘴里。厂长哈哈大笑了起来,说:
“真象个品味员!你可别再折磨我们啦,阿勃拉姆·约瑟程维奇。该下结论了。”
郭洛蛩夫斯基对于人们的笑声和戏言一点也不加注意,慢条斯理地阻嚼酒第二块鱼,咽下去后,举起手来,要大家安静下来。他说:
“我可以担保,这的确是一道高质登的好菜。我向你们直说,就连我的丈母娘也做不出这么好吃的东西。你们要知道,填馅梭鱼是我丈母娘的卒手杰作。.我还可以向你们担保,这位厨师一定是个犹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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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只有犹太人才能做出这么好吃的梭鱼来。”透过笑声传来了柯连卡的男高音:
“他是个地地道道的俄国人!姓柯洛文。只不过他非常褙通各种口味的烹调技术.·一俄国式的、犹太式的、法国式的,甚至还有意大利式的…看,这道是什么菜?谁能说得上?”柯连卡指箔一盘倒上了黄色调味汁的谈绿色的素菜问,接着便洋洋得意地自问自答:“谁也说不出来。这道菜你们一定是从来也没有吃过,而且不论在什么地方也不可能吃到,除非在莫斯科或列宁格勒,而且即使在那两个地方也不一定能吃得到。这道蔬菜叫芦笋,是法国菜。”
“是芦笋?”总工程师惊奇地何道。“他从哪里搞来的?我还以为,芦笋也和白匪一起逃亡国外了。”“这芦笋是从莫斯科给他运来的。”柯连卡解释道:“我已对你们说过了,他的门路很广。连他的徒弟也在莫斯科的高级饭店里做菜,专门供应外国的旅游者。而他自己在沙皇的厨师那儿学习过。”“厨师长可真行啊1”厂长的大嗓门文响了起来。“你找到这样一个好厨师,柯连卡,应该好好地翻劳你一下。下次发奖金时,一定要把这一点考虑进去。哎,他的老毛病怎么样?…”他富有表情地用手指弹了弹自已的硬领子。“他在这方面好象意志比较薄弱”
“没有问题!”柯连卡摇晃着他的额发回答说。“现在他连啤酒也不喝。已经快四个月了,他一滴酒也不喝。只喝一点波尔荣矿水。”
“真是好祥的1”布尔拉克赞许地说。他猛地想起来了:“可我们自己全都不是好样的。酒杯里的酒斟得满满的,可我们却只顾讲话。好吧,亲爱的同志们…”他举起自已的一杯白兰地。
厂长提议为全厂的集体干杯,他向在座的人员表示祝贺,祝贺他们获得政府的崇高奖赏,然后宣读了部长的贺电。卡比托琳娜·巴甫洛芙娜、党委书记达维道夫、一个获得劳动英雄称号的工长、一个获得勋章的工人、总工程师、厂工会主席以及其他许多人都相继发了言。他们为工厂,为厂长,为市委,为工厂的党组织,为妇女,为总工程师,为各个车间主任和各科科长千了杯。酒席上闹个不停,尽是欢乐的喧闹声,发言的人愈来愈感到困难,要压倒这些声音可真不容易。在每次的祝酒词之后,象往常一样,人们交谈窘,争论着厂里发生的串情,以及车间里出现的一些不顺利的事情,议论籍哪些工作还没有做好,哪些事情尚待去做,等等。大伙儿还不断地异口同声地称鞍厨师的手艺。一盘盘的下酒菜很快地吃得:一干二净,女服务员又从厨房里不断端来新的菜,一瓶瓶酒也不断送上来,取下一只只空酒瓶。
“是啊,我们这儿从来没有过这样好的厨师,”厂长一边在尝炸小猪的脆皮,一边在说。“炸得真好啊!可以这么说,就是在莫斯科的招待会上我也没有吃到味道这么好的菜。而且外形设计得多好啊!同志们,这就是一种生产技能,在我们的车间里往往就是缺少这样的生产技能”
“味道好极了,”卡比托琳娜·巴甫洛芙娜赞同地说。“我作为一个家庭主妇,完全有权评价。以后,市里如果要招符趣要客人的话,我们一定要向你们借用这位厨师。”
“费得尔·郭尔杰伊奇,我对您说,”坐在卡比托琳娜·巴甫洛芙娜旁边的老工长彼楚金插话说:“工人对这个厨师,卡施卡,是非常满意的。”
工长有个习惯,几乎在每句话里都要放进“可以这么说”这几个字,而且讲得非常快,含糊不清,以致把“可以这么说”说成了“卡施卡”。正因为这个缘故,在车间里大家在背后都叫他“卡施卡”。
“以前那个厨师,卡施卡同他真是有天壤之别。”工长激动地说。“工人们经常破口大骂,卡施卡,还骂娘呢。我自己那时就不到这里来吃饭。从家里带几块夹心面包,喝上一杯茶就算了。吃饭就到老婆那儿去吃。现在,卡施卡,箭况就不同了。我又到这里来吃午饭了。味道很好,一点也不比家里的差,而、且,卡施卡,品种笨多。工人阶级对他很满意。费得尔·郭尔杰伊奇。”“好了,”布尔拉克说。“下次给人们发奖金时,一定不忘记他。”
手忙脚乱的小个子,工会主席捷连邱克手里拿箱一杯满满的酒,蹦蹦跳跳地走到厂长跟前,高声地说:
“费得尔·郭尔杰伊奇,我想从本职的角度上提议,让我们为广大的工会会员群众干杯1”他说起话来已经是含糊不清,翘鼻子也有点发红,一对失去了光泽的醉跟已经开始有点斜视了。“齐洪,你得小心点,”党委书记达维道夫以一种“0”音很重的地方口音开始说话了:“要是人人都从06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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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职的角度提议干杯,你会喝得酩酊大醉的。”接暂,他贲备地摇了摇头。
“说得好,赏二十个戈比1”厂长哈哈大笑起来。“你啊,工会领袖,真的是干杯干得太频繁了。你知道吗,在我们军队里有一道口令是:‘间开一些!'而且要多吃菜呀,多吃一点一哎,你看,菜做得多好啊!”
但是一长还是和工会主席碰了杯,并为广大的工会会员群众干了杯。
下酒菜吃完之后,女服务员开始端送热气腾腾的炸鸡肉块和油炸土豆丝及醋资李子。厂长切了一小块,尝了尝味。于是就摇了摇头。
“你看,”他对总工程师说。“好象已经饱了,不想再吃了,可不知不觉地还会把它送到嘴里。这也说明菜肴做得太好了1”
“哎,土豆丝啊,土豆丝啊1”总工程师几乎是哼叫了起来。他津津有味地咬符炸得发脆的土豆丝,傻乎乎地眯缝着眼睛。“丝惑不比巴黎的逊色。老弟,这道菜叫做土豆咸饼。”接着他又以一种不容反驳的口吻说:“咳,我们已经好长时间不习惯吃味道好的东西了,这次尝到了这样美味的菜,才开始懂得,真正的食品应该给人们带来享受。”
“说得对!”厂长点了点头。“这些年来我们顾不上管吃的。随便什么东西,往嘴里一塞,只要周里不空,不影响工作,就又继续干下去了。对于厨师,习惯是不去注意的。嗳,柯连卡1”他突然喊了一声食堂主任。“厨师长现在在不在这里?”
“怎么会不在呢,费得尔·郭尔杰伊奇?1”柯连卡说话的声音简直带有一种委屈的味道。“这样的事情他能信得过别入吗?没有让你们吃饱之前他是不会离开厨房的。他在那儿指挥厨师,领导…”“那末,你去把他领到这里来1我们大伙儿要感谢他。他确实为我们出了不少力。”
于是柯连卡便向厨房跑去。在那儿又闷又热,不知什么原因有一股特别浓的鱼腥味,三个青年厨师满脸通红,头上戴着白帽子,穿着并不是很干净的罩衫,站在炉子旁边,在许多平底锅和钢精锅上忙碌着。厨师长柯洛文已经是个上了岁数的人,一张严肃而又粗鲁的脸,两排坚硬的牙齿,他正在气势汹汹地责备他的一个下级:
“这简直是敷衍了事,哪儿是在工作1”他恼火地说。“你太马虎了,准是个好吃懒做的人。你是在给人做饭菜,还是在喂猪呀?这一点你应该明白。就是有名的外科医生,人们把自已的胃信赖地交托给他,这在人们的一生中最多也只有一次,而且是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而对我们,人们却是每天三次把胃信托给我们。这一点你应该经常想到。”
“得了。这些话我听了至少有一百次了1”脊年厨师反驳说。
“如果你还打算给人做吃的,那你就得再听这第一百零一次。要是不能做到不驳衍了事,那还是上车间锯铁条去吧。铁条,人们是不会去吃的。你真是个好吃懒做的人!太马虎了!”柯连卡抓住怒气冲冲的厨师长的袖子,把他拉到了一旁。
“我们走吧,斯杰潘,到餐厅去。”他催促地说。“大伙儿请你去呢。你做的菜他们都很爱吃。很喜欢他们要感謝你。走吧1”
“我不去。”厨师长闷闷不乐地说,一边从被柯连卡拉住的袖子挣脱出来。
“怎么?不去?”柯连卡呆住了。“是费得尔·郭尔杰伊奇厂长请你去啊,还有党委书记以及其他一些人呢。他们都想向你致谢。”
“就是不去!”柯洛文固执地、恼火地重复了一遍。“为什么?”
去了他们会逼我喝酒的1”厨师长几乎是在喊叫。“这我是有体会的…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而对我来说,现在去喝酒就等于上吊。你自己一定还记得,喝醉了酒,我常常是个什么样子…我已克制了三个半月…我是不会去的,你也别再来劝我了1”
“这样不太妥当吧,斯杰潘。你不喝就是了。就让他们为你干杯好了,你自己可以不喝,要么就喝一点波尔荣矿水。”
“我知道的。他们一定会劝我喝的,而我又是经不起人家劝酒的。我说不去就不去。他们爱吃我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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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菜,就让他们多吃一些好了。有什么可感谢的呢一我做的只不过是份内的事。我现在还有几只大蛋糕要去做完呢。”
于是他走到桌子旁边去。柯连卡犹豫不决地站了一会儿,便回到餐厅,走到厂长的跟前,轻声地对他解释。
“你瞧!”布尔拉克开始以低沉的语调说道。“你的厨师长是怕羞,还是怎么的?大家,工人阶级叫他来,而他却固执地不来。哎,柯连卡,你真不会教育人啊1”“我去请他,”党委书记达维道夫说完了就朝厨房走去。过了五分钟,他有点困窘地回来了,重新又坐到位子上。
“他不肯来。”党委书记苦笑了一下,以此回答了布尔拉克询问的目光。“生怕硬要他喝酒。看来,还是别去硬拖了吧?费得尔·郭尔杰伊奇就让他耽在厨房里。”
布尔拉克已经有点喝醉了。平时曾对他的厂长的工作起过不少作用的固执的天性,这一下大大发作起来了。现在他对任何违反他的意愿的情况怎么也不能忍受。
“这么说,就连党委书记的热情话也无济于事了?”他讥讽地问。《怎么,难道我们会把他吃了?他不想喝酒,那就别喝呗,可是,在这样的日子里也不肯上同志们这里来,这难道是应该的吗?…嗨,你们这些宣传鼓动员,光会大喊大叫,还算什么头头呢!这么说,只得采用行政手段了。怎么样,他的名字和父名是怎么叫的?叫斯杰潘·华西里耶维奇?啊哈!”于是,厂长便亲自到厨房里去。
两个青年厨师正在炉子旁边忙着,另一个则和厨师长在一起,站在一张盖着不锈钢板的桌子旁边,桌上有五只大蛋糕,蛋糕上别出心裁地用各种不同颜色的奶油点缀出各种各样的花纹。厨师长把手伸进一只大罐头里,抓了一把鲜绿色的粉末,撒在大蛋糕上。
背年厨师见到厂长,都停下手来,向他行礼,盯着他看。厨师长也转过身来,放下了罐头,匆匆忙忙地用手在围裙上擦了擦,笑了笑,嘴里露出了他那坚硬的牙齿。在他没有喝醉的时侯,见到了职位高的首长,他总是感到胆怯,在他那张通常阴沉的脸上顿时失去了严肃的表梢,露出一种腼腆拘束的笑容。“你好,斯杰潘·华西里耶维奇!”布尔拉克用了很大力气紧紧地同他握了握手。接箱厂长就走到脊年厨师跟前,同样地跟他们一一握手问好,然后又回到厨师长那儿说:“你怎么搞的?斯杰潘·华西里耶维奇,干吗要惹大家生气?这样可不好呀。”他带着一种责备的神情摇了摇头。厨师长脸上的笑容表现出一种抱歉和不安的神情。
“我不是要惹人生气,厂长同志。”柯洛文低声地说。“我不能喝酒。我要是一喝醉就够呛了。不想
在众人面前丢丑。”
“不想喝,·就别喝呗。我们决不会因此而把你打死。可是,在这样的大喜日子里应该去祝贺祝贺同志们。你是刚来我们厂工作,对我们大伙儿还不大了解。这个集体可好呢,和睦、团结。怎么可以不去向他们祝贺呢?就连部长还来了贺电呢!老弟,不应该得罪工人阶级。对你的手艺,大伙儿也想表示表示谢意。小伙子们,今天你们给我们做的菜可做得好昞。谢谢你们”他对几个背年厨师说完这番话后,又去催柯洛文:“走吧,走吧,不要再象姑娘一样忸忸怩怩了。你迫使我这个厂长亲自来请你了。”厨师长带籍和往常一样的一副笑容摇了摇头,叹了口气,开始解开围裙的带子一对于上级的话他还不会拒绝。然后,他打开了小柜子,脱下自己身上的工作服,换上一件新的、干净的,把一顶又高又白的厨师帽戴在头上。
“对了,早就该这样了。”厂长唠唠叨叨地把他推到门口。
厨师长一到餐厅,大伙儿就报之以热烈的举声,年轻人甚至还高呼起“乌拉!”柯洛文不好意思地笑了起来,站在桌旁频频点头。
“同志们”厂长大声地说,他那洪亮的声音把大伙儿的吵闹声压了下去。“我们的厨师长斯杰潘·华西里耶维奇也来祝贺我们受到政府的嘉奖。让我们一起为他的健康干杯,感谢他的高超的手艺和辛锄的劳动。他今天为我们做的菜做得好极了!
所有的人又热烈地欢呼起来。大家备籍酒杯从座位上站了起来。小个子的工会主席已经是东歪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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倒地穿过椅子走到厨师长面前,几乎是强制地把一杯白兰地塞到他手里。
“我不能喝,捷连邱克同志,”厨师长央求地说,竭力使自已的说话语气更加肯定些。“我不能我会喝醉的。”
“那不行,这样我们是通不过的,”工会主席醉钢地反对说。“你难道不明白,我们这是为谁干杯?是为荣获勋章的英雄集体,是为广大的工会会员群众!”
桌子的另一头,人们都在高声地、有节奏地叫喊:“干杯!干杯1”大家都拿着酒杯站奢,以期待的目光望着厨师长。厨师长脸上的笑容表现出一种惘然若失和可怜巴巴的样子。他象求援似地望了望厂长。
“那就喝一杯吧,斯杰潘·华西里耶维奇,”厂长说。“向同志们祝贺一下。喝一杯就算了。我们不
会让你多喝的。”
厨师长的眼暗里露出了一种绝望的神情。他不住地眨眼睛,象是快要哭出来的样子。环视了一下餐厅,全神贯注地望着手中的酒杯。
在大吊灯灯光的映照下,带有金色色调的白兰地闪闪发光。厨师长久久地望窘这杯金黄色的酒,突然,他猛地把头向后一仰,以一种为老喝酒的人所惯有的姿势把一杯白兰地倒入口中。餐厅里又响起了
一阵掌声,大家也跟着喝了起来。
“很好!”厂长赞许地点点头。“再吃点菜,和我们一起坐一会,同大家闲聊闲聊。在那儿你的助手照样能把工作做好的。”
“厨师长同志!”郭洛霍夫斯基在自己的座位上叫了起来:“到我们这里来吧,这里有个空位子。您做的梭鱼我尝过了,可以这么说,这简直是个杰出的作品。”
厨师长带着开朗的笑容,向他走去。但现在他笑得完全是另一种样子了一没有丝毫的颤腆和胆怯,笑得怡然自得。
他坐到郭洛霍夫斯基的旁边。而郭洛霍夫斯基则一个劲儿地夸赞他做的填络梭鱼。不知是谁殷趔地在一只高脚的大酒杯里倒了一点伏特加,又把它递给了厨师长。厨师长就接过了酒杯。一直怀着不安的心梢看濬柯洛文的柯连卡连忙跑到他身旁,低下身子对他说。“斯杰潘,够了,别喝了吧。啊?”他带着央求的口吻低声地说。厨师长满不在乎地回过头来看了看他。
“喝得够不够我自已懂得。”他粗暴地大声说。“不用你给我下指示!”
他把一只高脚大酒杯放到桌上,拿起一瓶伏特加酒,给自已斟了满满的一杯。然后还是老祥子地往嘴里一倒,就象倒在桶里一样,一滴也不留。
“这才象是喝酒!”旁边有一个人又钦佩又惊讶地说。
柯连卡痛心地叹了口气,就走开了。他很明白在这种场合要去劝说厨师长是无济于事的。在第二天午休前,布尔拉克、波罗席扬、总工程师、党委书记和工会主席坐在厂长室里。所有人的脸色都因宿醉而变得阴沉沉的,工会主席还不时地皱着眉头,用手揉着太阳穴一他的头象要裂开似的疼痛。他们正在讨论一个生活问题。讨论时大家都表现得无精打采、心不在焉,就连布尔拉克也不象往常那样精力充沛,他默不作声地听窘别人的发言,漫不经心地望着雨点斑斑的窗户。柯连卡走了进来,同样是郁郁不乐,心灰意懒。“嗯,怎么样?”厂长问。柯连卡摊开两手,耸了耸肩:
“不在家里。他的妻子说,早上六点钟就起床,向邻居要了四分之一公升的酒,喝完就走了。现在一定在他的朋友家里,准是在喝酒。他这样至少要喝上两个星期,我是清楚的。”
“难道他以为我们会等他两星期吗?厂长生气地说。接箝他问波罗席扬:“你把命令写好了没有?”波罗席扬默默地把一只红色的公文夹交给了他。厂长打开公文夹,轻声地读着:“鉴于厨师长柯洛文的酗酒、行为悖理和无故旷工,即日起解除其职务,并不发退职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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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啊!”他慢吞吞地说:“柯连卡,你给我们找来了一个厨师。·他在技术上确实很好,但这有什么用呢?完全丧失了人性。你想想,他竞敢爬到卡比托琳娜·巴甫洛芙娜身上去吻她,弄得她满脸口水,甚至还乱抓乱摸。人家是市委的指导员啊1往后我简直不知如何去向她道撳呢。而且他干吗要揍郭洛留夫斯基?”
波罗席扬哈哈大笑起来:
“当时他们争了起来,你懂不楂?犹太人的济美斯'这一种菜该怎么做。厨师长说的,阿勤拉姆·约瑟霍维奇不同意,于是他们就争了起来。厨师长,你愤不懂,就抡起了拳头对着他的耳朵打了一举。总工程师走来劝解,也挨了一拳。”
这时,总工程师苦笑了一下,摸了摸自已额骨上的青块,说:
“这倒是小事,不大显眼。可我的-一件新西装被这个坏蛋给弄脏了一这就槽得多了。今天早上我爱人把西装送到化学洗染店去,好不容易说服他们收了下来。还说,污迹可能洗不掉。真可惜,是块好料子呢。”
“还打碎了价值六十八个卢布的餐具,费得尔·郭尔杰伊奇,”柯连卡轻声地说。“在拉他出去的时候,他打翻了两张桌子。”
“这笔钱要从你的工资中扣除,厨师是你找来的。厂长大声呵叱。“这个狗娘养的,把我们这样好的
一个晚会全破坏了。最伤脑筋的是,在卡比托琳娜·巴甫洛芙娜面前多不好意思呀!现在市委里会怎样议论我们呢?”
“这是我们自已的过错,”党委书记达维道夫说:“当时我就说过,不必硬把他拖到餐厅里来…他自己也不想来。是捷连邱克逼他喝酒的。”
“谁想到他会这样胡闹的呢?”捷连邱克抱怨地说:“我以为他喝了一杯就不喝了。”他皱了皱眉头,又开始揉他的太阳穴。
“我跟你说,达维道夫,不能这样看问题。”厂长咕哝地说。“要是你自已消楚,喝了一杯就会发酒疯,那就应该克制自己,坚持不喝。他不喝,我们又不会打死他的。他又不是孩子,快要五十岁的人了。正如俗活所说的,拯救满水者,要靠溺水人自己的手。”“我们是不是让他去治疗一下?”达维道夫建议。
“已经治疗过两次了,”柯连卡摆摆手说。“好了一、二个月,就又犯了。这一回,他坚持了近四个月,但是…你们自己也看见了…”
“不,我们没有功夫跟这种人周旋。”厂长斩钉战铁地说。“达维道夫,我同你两个要管一个厂,要管计划,要管整个集体。我们怎么能围着一个酒鬼厨师去转?不能这样,对不起1”
他从桌上守起了一支很粗的红铅笔,在命令上签了名,把公文夹合起来,递给了波罗席扬。“好吧,吃饭去吧1*他便结束了讨论,说。“明天再来解决我们的问题。”
大家一声不响地走出办公室,各自分手。以后一整天他们个个都闷闷不乐,心楂暴躁,仿佛是在生谁的或者是生自己的气。
而柯连卡来到人们正在吃饭的餐厅,皱皱眉头看了看挂在天花板下面那句“同融酒作斗争”的口号,、叫了一个炊事员来:
“来,格里沙,拿把梯子来,把这玩意儿取下来。”他指了指说。“巳经发黄了,上面全是苍蝇屎,脏透了。该取下来了1把这两幅画也一块儿耷掉。”他用手点了点两幅卫生宜传画。“人家在这儿吃饭,而它们却在讲巷蝇和传染病。让它们挂到别的地方去吧!”于是:他黯然地回到了自己的房间,在一张张发票上签字。
(上海师范大学外语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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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光登台一年
康
立
“禁中夜半定天下,仁风义气彻修门。
十分整顿乾坤了,复辟归来道更尊。”
这是北宋末期江西派诗人黄庭坚为了美化宋哲宗年间的“元祐更化”而写的一首诗。意思是:宋王朝改变了王安石变法的路线,一股劲地刮起“仁风义气”,彻底“整顿”了被变法扰乱的“乾坤”,大地主顽固派“复辟归来”,他们信奉的孔孟之道也更加尊严了。元祐更化,是一次惊心动魄的复辟事件,对王安石变法进行了全面的反攻倒算。“司马丞相昔登庸,诏用元老超群公”,复辟派的头子就是司马光。正是在他的主持下,从元丰
八年(公元一○八五年)五月到元祐元年(公元一○八六年)九月,仅仅一年多时间里,顽固派得势,革新派被大批打下去,王安石推行的新法遭到彻底废除,出现了全面复辟的严重局面。司马光是怎样导演“元祐更化”那场丑剧的呢?
走马上任
元丰八年五月,从洛阳到开封的官道上,一个“齿发衰朽,精力昏耗”的大臣,在一群扈从簇拥下,冒着初夏的骄阳匆匆赶路。他就是新任副辛相司马光。“春风得意马蹄疾”。司马光内心里充满着狂喜,但一降上脸色严峻,简直象花岗岩雕出来的一样,纹丝不动。
熙宁三年(公元一O七O年),司马光为了发泄对变法的不满,一怒之下,弃官回到洛
阳“隐居”起来。“紫衣金带尽脱去,便是林间一野夫。”司马光俨然以桃花源中人自居。司马光隐居洛阳达十五年之久,表面上是闭门专修《资治通鉴》,扬言对“朝廷之事未尝挂虑”。他果真是从此不问政治,只想当一个小小的“散官”了吗?不,这个坚持“祖宗之法不可变”的颜固派头子,一分钟也没忘了抨击新法,他日夜梦想重新上台,“改变此法”。王安石一针见血地指出:“始终说新法不好的,只有一个司马光!”揭露他是一个与新法为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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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底的家伙。
为了表明复古的决心,司马光特地按《礼记》的规定,缝制了一套古色古香的礼服穿起来。他在洛阳崇贤坊独乐圆中,挖了间一丈多深的地下室,叫做“壤室”,躲在里面煽阴风,点鬼火,大搞地下活动,人称“司马家入地”。他还用硬梆梆、圆滚滚的木头做枕头,取名“警枕”,稍一转侧,枕头滚动,就惊醒过来,想起变法,想起预固派地位岌岌可危,“中夜之间,一念及此,未尝不失声抚心也”。多年来,司马光“日夜引颈”,希望有朝一日能够推翻新法。这里有诗为证:
吾爱董仲舒,穷经守幽独所居虽有园,三年不游目。邪说远去耳,圣言饱充腹,发策登汉庭,百家始消伏。
看!,这个“野夫”身在林泉,心存朝廷。对变法的“不胜愤懑”,驱使他顽固地挣扎着要重登朝廷,象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那样,使新法“消伏”。如今,他当上了副宰相,真是“积年之志,一朝获伸”,“野夫”的野心炽烈地燃烧起来了。
把司马光重新推上前台的,不仅是他那股反变法的凶猛劲头,更重要的是站在他背后的整个大地主颜固派。司马光所以“隐居”洛阳,因为这里“邻家并侯伯,朱门掩芳菲”,是北宋世家大族的堡垒区。变法打击了大地主势力,“此时桧与柏,不及道旁花”,他们是何等痛心疾首啊!于是,“穷贵极富”的文彦博,敢于讲人所“不敢言”的富弼,北宋最著名的“巨室”韩、目两家的韩维和吕公著,道学家程颢、程颐、邵雍,以及其他因反对新法而下台的大官如目海、范镇、范纯仁,纷纷磨集于这个顽固派的大本营,形成了官僚大地主反变法活动
的策源地。
这个顽固派集团是司马光的依靠力量,而司马光则是他们最狂热的辩护士。他认为,“贵贱贫富”是老天爷规定的,“僭天之分,必有天灾”,并露骨地叫露:“天要你穷,你偏要
、富,天要你愚蠢,你偏要聪明,这样就必然要受天刑!”司马光的命运,同顽固派的地位和
利益紧密联系着。`他是商固派手中一把出鞘的宝创,凡是“言新法不便者,皆倚公为重”。围绕着司马光,组成了各种商固振小集团,如“真率会”、“耆英会”,吟咏作乐,无不以攻击新法为目标。这样,整个大地主顽固派把面马光率为自已的总代表,为他呼风唤雨、推波助澜。昌海氣咐他,“天下事尚可为,君实勉之”苏轼从外地寄诗给他:“先生独何事,四海望陶冶。”文彦博给他讲了一个耐人寻味的故事,说江国官庭里在演这样一出戏:一个演员粉作变法派,见东西就取,另一个人拿着大棒狠狠地打击他,此人就是司马光。意思是,连我国北方境内的辽国贵族集团也希望司马光操起大棒,把变法派打下去。司马光受宠
9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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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惊,连忙“愧谢”。总之,宋王朝内外的反变法势力都渴望司马光重新粉器登场,并且把他当作自己心目中的“真宰相”而推上了台。
司马光受整个大地主顽固派的托付走马上任了。他决心拚老命大干一场,把颜固派的“祖宗之法”统统恢复过来。
全面·翻
司马光果然没有辜负大地主顽固派的期望,登台后立刻劲头十足地推行废除新法、全面复辟的路线。
他首先抓舆论。还在正式登台以前,他就连续上疏,危言耸听地说:近来士大夫都不敢讲真话了,应当“广开言路”,让大家“尽情极言”新法造成的所谓“朝政阙失”和“民间疾苦”,让那些对新法不满并且要算账的人发泄“积年愤郁之志”。这是身召攻击变法的动员令。此令一下,攻击新法的信件雪片般飞来,达儿千封之多,竭尽造谣诬蔑之能事。
其实,在全国就这么一点反对新法的信件,正说明真正坚持顽固派立场的人并不多。何况经过复查,来信中有不少是赞成新法的。司马光却抓住这个机会,挥起了全面翻案的大棒。元丰八年四月,他上章要求去掉所谓“新法之病民伤国者”。他当了副宰相,第一个建议就是“请更张新法”,针对当时新法已部分废除的情况,大骂王安石“不达政体,专用私见,变乱旧章”,再次狂呼:“决不怕把其他一切新法都去掉1”司马光真是铁了心,简直到了肆无忌禅的地步。在他的眼里,只有顽固派的“祖宗之法”,才是“百世不可变”的,至于新法,那必须立即推翻,就象“救焚拯湖”一样,“岂可坐视而不改”!
“十分整顿乾坤了”。这是司马光推行反动路线的主要手段。还在王安石变法期间,道学家程颢、程颐早就鼓吹:“今日却要先整顿。”如今,顽固派正式打出了“整伤风俗,修振纪纲”的黑旗。司马光破着嗓子叫嚷,当务之急是要对新法“痛加厘革”。所谓“厘革”,也就是“整顿”。“凡百措置,率由旧章”,一切都要扭回到旧轨道上去。、
挥起打击革新派的大棒
当司乌光上合时,路线虽然变了,但是革新派的力量还很强大。宋王朝内部十有七八是拥护新法的,顽固派不过少数。司马光自己也供认,支持他的少,反对他的多,“如一黄叶在烈风中,几何其不危坠也”,感到不得人心,孤立得很。
:那时,宰相蔡确和主持枢密院的章惇,都还在坚持新法,对司马光上台公开表示“不以为便”。他们敢于对司马光展开面对面的辩论,使许多倒退措施“断而复止”。他们蓬不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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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地揭露司马光提拔的顽固派是“不逞之徒”。,一次,司马光密荐了.一批谏官,其中有他的亲戚死党范纯仁、范祖禹。章惇严正地指出:“大臣当明扬,何以密荐?”并说:按规定,这种职务应由大臣共同推选,你这是开后门,“此门不可浸启!”要求把他们撤职调任,迫得司马光叫器“臣宁避位”,用掼纱帽来威胁。在这种情况下,司马光要随心所欲地复旧,有许多困难,新法一时推翻不了,“祖宗之法”也就恢复不起来。
司马光急得象热锅上的蚂蚁,决心把革新派一网打尽,为推行反动路线扫清道路。在司马光指挥下,攻击革新派的“弹章”纷纷出笼。对革新派不是黜,就是贬,必欲置于死地而后快。甚至天旱也成了革新派的罪名,他们造谣说:“惟政府有此人,所以致旱也”。顽固派深深懂得,不去掉革新派,他们就“无由自立”。这样,革新派被一批一批地打了下去。从元丰八年十月,陆佃、蔡卞以“新进少年”的罪名被撤职,到元柘元年闰二月,蔡确、章惇椁被罢免,不到半年之间革新派被驱逐一空。谁如果不感被撤职;那是可以的,但必须背叛新法,当投降派。蔡京就是一个典型。当司马光限定五天内废止免役法、恢复差役法时,大家都讲行不通,只有蔡京限时限刻做到了。司马光欣喜若狂地说:“假使人人同你一样,我的路线还怕推行不开吗!”就这样,混进变法阵营的投机分子蔡京,竟然成了顽固派头子司马光的大红人。
在“举贤才”的背后
在打击革新派的过程中,司马光飞黄腾达,大权独揽,于元祐元年闰二月当上了宰相。“他懂得,没有一批帮凶,单靠一个人的力量,是“整顿”不了“乾坤”的。因此,他一刻也没有放松扩大顽固派的阵容。司马光手中有厚厚一叠花名册,装订得端端正正,封面上写着
三个夺目的大字:“举贤才”。里面是他的同党、亲信、门徒以及其他对变法不满的人的名单。他们都是司马光推备提拔起来“协力赞成”推翻新法的对象。
“元祐开皇极,功归用老成。”司马光把一大批顽固派的死硬分子扶上台,控制了各个要害部门。例如,老顽固派文彦博担任了“平章军国重事”。目公著被捧为国之老成,可以倚信”。后来,吕公著受司马光之嘱,接替了他的职位,继续贯彻复古倒退的路线,成为预固派的另一个中坚人物。其他如范纯仁、范祖禹、苏辙等人,在推翻新法、全面复辟的反动事业中,都扮演过重要的角色。
、,,·道学家程颐;是司马光所举“贤才”的另一种典型。他同司马光在政治上、思想上有密切的联系,是顽固派营垒中摇羽毛扇的人物。司马光吹捧程颐“力学好古,安贫守节,言必忠信,动避礼仪”,把他当作“圣世之逸民”推举了出来。这个原来什么也不是的“处士”,
一下子当上了“国子监教授”,在几个月内又连续被提升了三次。程顾感激涕零,为司马光吹喇叭,抬轿子,并且炮制了一系列反对新法、主张复古倒退的奥论,成了司马光反动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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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路线的理论家。同时,程颐还以教育部门负责官员的身份重修《太学条例》,对王安石在、教育方面的革新措施反攻倒算。
在司马光上台初期推举的“贤才”中,有一大批是所谓“谏官”,或言事官,如刘挚、王岩叟曳、朱光庭。他们的职责是写奏章、作演说,对重大政治问题进行研究,发表评论,提出意见。实际上他们是司马光的智亵团,是顽固派的喉舌,专门干抨击新法、抨击革新派的勾当,为“元祐更化”大造舆论。
为了搜罗党羽,司马光采取了一系列卑鄙无耻的手段。其中主要有三项:一是为遭到:王安石变法打击的顽固派翻案。司马光当上宰相没几天,就为因恶毒攻击变法而受管制的顽固派郑侠“除落罪名”,·并恢复了他的“旧官”。一个月后,司马光专门设立了所谓“诉理所”,鼓励变法过程中的“得罪者自言”,让他们诉冤,一时群魔乱舞,.大批曾因反对新法而下台的顽固派又神气活现起来了。一是排斥新生力量。司马光提出,任用官吏,“不可不为之立资格”。凡是“年高资深”的,虽然劣迹昭著,只要反对变法,都可以重用。凡是年青有为的,只要反对复旧,就是“躁进”,就是“新进少年”,不但没有资格提升,还要请他滚!
三是诱之以利禄,用种种封建特权作筹码,拉拢死党。司马光碰到所谓“士大夫”,总是关心得体贴入微地问,收入够用吗?人们对此感到奇怪。他却一本正经地说:“傥衣食不足,'安肯为朝廷轻去就耶!”原来,司马光是想用物质引诱来收买人心,使他的党徒死心塌地为顽固派的事业卖命。
这样,司马光拼凑了一个顽固派集团,一个大地主阶级的还乡团。这个集团内部存在着严重的狗咬狗斗争,但在政治上都极端守旧,思想上都极端尊孔,对王安石变法不满意、有反感、要算账,因而在司马光全面复辟的反动路线下暂时统一了起来。
“司马·牛!”
正是依靠了这个还乡团,司马光才有可能大规模地“厘革”新法。到元祐元年一月,王安石的革新措施基本上都被推翻,仅仅剩下了免役法、青苗法、将官法等寥寥几项。司马光意犹未满,恶狠狠地发哲说,只要新法还没有全部废除,“吾死不瞑自矣1”不久,这几项:变法措施也给取消了。这样,在司马光一伙的反攻倒算下,没有几个月,王安石变法的成果就被“割革略尽”了。、
在这个过程中,暴露了司马光的极端反动性和顽固性。他把王安石的变法路线看作不共戴天的仇敌,张牙舞爪地叫露说:“现在不争,权就要落入革新派手中了。”司马光对新法、对革新派寸土必争,毫不容情。哪怕只要同新法稍为沾上一点边,他都要彻底废除。而凡是“祖宗之法”,即使早就行不通了,他也非全盘恢度不可。就拿免役法来说,它本来是一个历史的进步。司马光恢复差役法,显然是倒行逆施,造成很大的混乱,很挟就推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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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下去了。然而司马光象蠢猪一样,碰破头也不懂得拐弯,反而气急败坏地说:“恢复差役制,不能不引起麻烦,但一定要干到底,坚如金石,纵然有害处,也不能动1”这个顽固党的反动气焰何等器张1
司马光为了把反动政治路线贯彻到底,根本不讲道理,许多人都怕他,甚至连他的同党也受不了。范纯仁总算是他的亲信了,在恢复差役法时,范纯仁怕做得太过分,失去人心,主张慢一点,司马光却半句话也听不进,反而破口大骂。范纯仁吓得连连叹气,再也不敢讲话了。苏轼认为差役法并不比免役法优越,司马光就勃然大怒,气得苏轼贵问道:“这不是不准我把话说完吗?”直到回家后,还连声呼喊:.“司马牛1司马牛1”司马光这个死硬派妄自尊大,一点不同意见也听不进去,真好象茅坑里的垫脚石,有那么一股又臭又硬的牛劲,竭力要把历史的车轮拉向后转。
历史的.罪人
正当司马光盛气凌人的时候,·患病在家的王安石“夷然不以为意”,明确表示反对。当他听到司马光废除免役法、恢复差役法时,吃惊地说:·连这个也罢掉了吗?王安石在一封家信中深为不安地说:“为国忧者,新法变更尽矣。”并希望将来“必有能复之者”。但是,由于当时力童对比对革新派不利,王安石的愿望没有能够实现,顽固派的阴谋暂时得逞了。
就这样,司马光代表大地主顽固派做了两件事:一件是“改先朝法度”,全面推翻新法,恢复变法以前的“旧政”,一件是“去安石之党”,把革新派整下去,让顽固派卷土重来。所谓“元祐更化”,实质上是一次复辟倒退事件。邵伯温为此吹摔司马光说:“公之勇猛,孟轲不如!”确实,顽固派的头子搞起复辟倒退来,是很凶恶的。
司马光是打着“整顿”朝政的幌子上台的,但他的倒行逆施却把北宋王朝推入黑暗腐朽的深渊,这真是历史的嘲弄。
“复辟归来道更尊”。随着“元祐更化”而来的,是尊孔的狂澜。“温公所学者周、孔”,司马光是以孔学为思想武器,来“整顿乾坤2的。“元祐更化”在思想领域内必然地伴随着对具有法家倾向的王安石新学的反攻倒算,伴随着大地主顽固派尊孔的狂热。司马光在思想战线上的一条重要指施,.就是不准人们学习新学,学习变法思想,而强迫规定《论语》、《孝经》以及其他儒象经典为士大夫必读的教科书。在这种背景下,极端反动的道学兴起了,它是孔学的进一步发挥,对于维护封建社会后期的反动统治,起了极为恶劣的思想影响。直到今天,一切闹翻案的复辟派,仍然把这种孔孟之道当作重要的思想武器。
“乾坤竟落癀孺手,但遣空言当汗马。”司马光一类颜固派上台,孔孟之道尊严了,就意味着倒退,意味着火雅。他们是历史的罪人,也是绝妙的反面教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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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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ー九七六年
第五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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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第三十三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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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学习与批判杂志编辑部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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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香承六中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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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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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盒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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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语录
不斗争就不能进步。
八亿人口,不斗行吗?1
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却是幼稚可笑的往往是下级水平高于上级,群众高于领导,领导不及普通劳动者,因为他们脱离群众,没有实践经验。
分5她
一九七六年第六期目
录
深入批判邓小平的修正主义路线
短评:.学习理论.深入批邓……
…(-3)
要哪个阶级的自由?
兼评邓小平的世界观心
…齐永红(4)
评邓小平的反革命舆论攻势…
红·宣(9)
邓小平与《二十条》
、
…g…宫效闻(14)
4
革命委员会好
一一上海良工阀门厂的调查报告…上海市苹命委员会调查纽(20)尾巴、《水浒》及其他
…文波(26)
文邓小平的语言学…季
尚(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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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判和限制资产阶级法权
……
走资派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代表0●●心000000◆000岚(29)列宁是怎样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
海范贻(33)
漫话中国历史上的等级制…石隶实曹思峰(37)从井冈山的官兵关系说起
…施东晖(43)
经济“问题研究
中国工人阶级有志气
,一赞三十万瓩汽轮发电机组胜利发电
…金盛曦(45)
在一个县委书记的身边
…袁夏良(49)
为城市人民多养鱼
一嘉定县城东公社水产队的调查
《社会主义农业经济》编写小组(58)
计划·价格·思想工作
一一蔬莱购销工作札记专豪费翁翼致价员杨计法~梅国庆(1)
文·艺评:论
反映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可喜尝试
一话剧《盛大的节日》笔谈会…g…y…(64)
路
i…沈逸珍徐国芬(73),
六月.七日付印少,
六月十四日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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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理论深入批邓
怎样进二步把批判邓小平、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引
短评
向深入?关键在于认真学习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和反击右倾翻案风的一系列重要指示,认真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
邓小平的修正主义路线,是对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学习的反动。他大刮右倾翻案风,正是从反对和攻击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这一点开始的。他用“三项指示为纲”来取消以阶级斗争为纲。他指挥炮制《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科学院汇报提纲》、《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等文件和文章,要害是扩大资产阶级法权,复辟资本主义。他力图把商品交换原则贯彻到一切领域中去:在经济领域鼓吹物质刺激、利润挂帅在救育科技领域鼓吹读书做官、白专道路,在党的生活中鼓吹“没有功劳有苦劳,没有苦劳有菠劳”,等等。如果依了邓小平的这二套去做,不消多少时间,商品交换原则统治和支配着整个社会,党和国家就要完全改变巅色了。··1心
:对守批邓斗争中提出的许多问题,我们要善于从理论上给承正确的说明。为什么在无产陈级专政条件下限制还是扩大资产阶级法权,.是马克思主义路线同修正主义路线斗争的焦点?为什么在社会主义历史阶段党内出现走资派是一个规律性的现象?党内走资派是怎样产生的?阶级根源、思想根源是什么?怎样才能铲除产生党内资产阶级的土壤?怎样进一步批判和限制资产阶级法权?要搞清楚这一系列问题,就要求我们认真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把学习理论和深入批邓结合起来。:、“
批邓可以也必须联系全国和各条战线阶级斗争和两条路线斗争的具体实际。联系实际的根本目的,就是要认真学好无严阶级专政理论,在各项工作中「分清什么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什么是邓小平的修正主义路线,什么是限制资产阶级法权,什么是强化资产阶级法权,进一步蠕正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继续摘好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两个方面的革命,抓革命,促生产,促士作,促战备,把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不断地推向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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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哪个阶级的自由?:云兼评邓小平的世界观
齐永·红
1.1
毛主席最近提出了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的英明论断,这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重大发展。党内走资派中有许多人,都是从资产阶级民主派演变而来的。剖析从资产阶级民主派到走资派的演变过程,可以帮助我们认清资
、
产阶级民主主义同修正主义之间的必然联系。
·邓水平所走的就是一条从资产阶级民主派到党内走资派的道路。他虽然早在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初期投奔了革命,但由于抱着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对于党的最高纲领即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制度的纲领是根本不愿
接受的。毛主席在。九四Q年一月指出:新民主主义革命“已经不是旧的、被资
产阶级领导的、以建立资本主义的社会和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为目的的革命,面是新的、被无产阶级领寻的、以在第一阶段上建立新民主主义的社会和建立各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国家为目的的革命。因此,.这种革命又恰是为社会主义的发展扫清更广大的道路。”(《新民主主义论》)时隔一年之后,邓孙平却公然提出:“在战胜日寇之后,我们还必须团结各民族各党派冬阶级的为量,建设中国成为真正独立自由幸福的三民主义的新民主主义共和国。”请看,在邓小乎的纲领中,第二,毛主席强调的“无产阶级领导”不见了;第二,“在第一阶段上”这六个字被勾销了;第三,“各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中的“革命”二字也故抹掉了。可见,邓小平的最高理想,就是要搞资产阶级的共和国。他所讲的“真正独立自由幸福”,也就只能是如列宁所说的:,“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中的“自由'实际上是富人的自由”。(《第三国际及其在历史上的地位》)
:“自由”,这是资产除级號了几百年的口号。资产阶级作为人类历史上最后的一个剥削阶级,是在封建社会的母腹中孕育起来的。·但资本主义一旦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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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人间,就迫切要求冲破封建生产关系的桎梏,建立保证资产阶级自由雇工、自由贸易、自由地进行剥削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资产阶级喊着“不自由,'毋宁死”的口号,对封建特权进行了挑战。这个口号在当时虽然具有反封建的进步意义,但它始终是一个维护资产阶级私利的虚伪口号。他们的所谓“自由”,不过是要求剥削雇佣劳动的自由,进行商品交换的自由。列宁曾经指出,马克思把他二生的很大一部分时间、很大一部分著作和很大一部分科学研究用来嘲笑“自由平等”,“用来证明这些词句掩盖着被用来压迫劳动群众的商品所有者的自由、资本的自由。”(《关于用自由平等口号欺骗人民》这就是资产阶级叫减“自由”的阶级实质。
资产阶级民主派是资本主义经济的产物,这个政治派别从来没有停止迁对“自由”的高淡阔论。列宁在揭露资产阶级民主旅的政治立场时曾经愤怒地声明:“谁要是大谈二般‘自由',谁要是为了这种自由而反对无产阶级专政,谁就是帮助剥削者;谁就是拥护剥削者”。(《关于用自由平等白号欺骗人民》)邓小平就是列宁愤怒斥责过的那种人。“他在民主革命时期追随彭德怀唱起了“自由、平等、博爱”的滥调,是二个资产阶级民主派。在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条件下邓小平重弹资产阶级的“自由”口号,并且利用手中权力去搞那个梦寐以求的“独立自由幸福的三民主义的新民主主义共和国”,这就必然地要同无产阶级和广大革命人民分道扬镇,变为资产阶级在党内的政治代理人,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邓小平一进入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就停顿了他的脚步。这是由于他在接受无产阶级政党的革命民主主义的口亭时,并没有把这些口号同社会主义无产阶级的整个斗争联系起来”。(列宁:《“无产者报”扩大编辑部会议》)全国解放后不久,邓小平就追随刘少奇鼓吹“丸固新民主主义秩序”的资产阶级纲领,提出“确保私有财产”的口号,要求实施主地买卖、雇工剥削借贷和穿的“四大自由”。所谓“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就是要维护资产阶级的利益,就是要发展城乡资本主义。所谓“四大自由”,就是根本不准触动私有制;竭力保护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根本不准让劳动摆脱资本的压迫。毛主席一针见血地指出:“有人在民主革命成功以后,仍然停留在原来的地方。他们没有懂得革命性质的转变,还在继续搞他们的新民主主义’,不去搞社会主义改造。这就要犯右倾的错误。”(转引自1967年11月23日《人民日报》)毛主席的这指示,总结了建国初期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新鲜经验,揭示了从资产阶级民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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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主义到修正主义的演变过程。邓小平大搞“四大自由”的理论和实践深刻地表明,资产阶级民主派若不随着革命性质的转变抛弃原来的世界观,就必然在社会主义时期搞右倾机会主义,搞修正主义。随着社会主义革命的深入,就会“愈来愈明显地暴露出资产阶级民主派的真正性质:他们是代表有产阶级的利益的,他们捍卫自由事业是不彻底的和抱有自私的目的。”(列宁:,无产阶级在进彷斗争,资产阶级在窃取政权》)邓小平伙同刘少奇在九五五年一刀砍掉了二十万个合作社,以后又学次改击人民公社运动“步子迈的太快了”,念念不忘那个4三自一包”飞自由市扬、自留地、自负盈亏,包产到户),叫嚷要“恢复一九五三年以前那样的制度”。.这一系列丑恶表演进一步暴露了邓小平要的是发展资本主义的自由。.:小:
社会主义革命前进的:雄伟步伐,打破了邓小平的自由美梦。但他决不肯死心,一有机会就要搞复辟。:这就是资产阶级世界观在政治上的顽强表现。在我国遭到连续三年自然灾害的困难时期,邓小乎又一次破门而出,继续鼓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谬论。·邓小平在一九六一年说:“现在主要的问题是多生产粮食,只要能增产,单干也可以,不管白猫黑猫,抓得住老鼠就是好猫。”所谓不管白猫黑猫,就是不管是公有制还是私有制,不管是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不管是马列主义还是帝国主义。·邓小平在一九六二年七月说的一番话,对“白猫黑猫”论作了一个绝妙的注脚。他说:“看来,生产关系什么形式为好,恐怕要采取这样一种态度,就是那种形式在那个地方容易比较好地恢复和发展生产,就采取那种形式”。说穿了,就是提倡资本主义的自由竞争。邓小平打着增产殺食的幌子,鼓吹单干,就是要在个体农民已经基本摆脱小商品经济地位的情况下,大办扶植小商品生产,搞两极分化。,这种两极分化一发展,就会进一步要求粮食买卖的自由,投机的自由,:少数人发财的自由。列宁在一九二一年说过“周转自由就是贸易自由,.而贸易自由就是说倒退到资本主义去。”(《俄共(布第种次代表大会》).可见,邓小平提倡的自由竞争,就是要在社会主义的中国搞资产阶级的自由化:真是反动透顶。
邓小平的“自由”论,反映在分配关系方面就是要竭力维护资产阶级法权的统治地位,用资本主义的商品交换原则代替党的政治原则和组织原则。,一典资废阶级民主,派,之带着“满脑子都是资产阶级的和小资产阶级的观念”入了党,在民主革命申做了÷点工作,就以为积聚了一笔资本,一有机会就会向党讨价还价。邓小平垂新亚作以后就公开说过:“老干部没有功劳,也有苦劳,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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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苦劳,也有疲劳嘛。”仿佛无产阶级不按劳(包括功劳:苦劳、疲劳)付给他们优厚的报酬,便亏了理似的。这是哪、家的“理”呢?连人的经历都成了商品的牌价,把入党,把为革命做点工作,看作是抬高自己这个商品等级的阶梯,这就是资本主义商品交换原则的妙用。·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说:,在资本主义社会,“本身不是商品的东西,例如良心名普等等,也可以被它们的所有者拿去交换货币,并通过它们的价格,取得商品的形态。”在邓小平看来,通过商品交换的渠道,把功劳、苦劳、疲劳转化为商品的形态,向党和人民卖高价,是天经地义、理所当然的。原来,他参加民主革命,并不是为了工人、农民的解放而斗争,而只是为了把自己化作昂贵的商品向党交换特级待遇。·这种资产阶级民主派,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说的那样,“根本不愿为革命无产者的利益而变革整个社会,他们所要求的社会制度的改变,是想使现存社会尽可能让他们感到满意而舒服”。(《中央委员会告共产主义者同盟书》)邓小平为了自己一类修正主义“大官”们的“满意而舒服”,要在共产党内搞资本主义商品交换的自由,.要求扩大资产阶级法权的自由,彻底暴露了党内走资派妄图按照资产阶级世界观改造党的狼子野心。
邓小平的“四大自由”论、“白猫黑猫”论、“功劳、苦劳、菠劳”论,都是来自资产阶级民主主义世界观,来自灵魂深处那个资产阶级王国。他身子在共产党内,心向着社会上的新老资产阶级,就必然推行一条保护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的修正主义路线。这就是邓小平从坚持资产阶级民主主义世界观滑向修正,主义的必然过程。列宁在十月革命胜利以后,.从世界观的高度总结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经验时说过一段很深刻的话:“搬弄关于自由、平等和民主的笼统词句,实际上等于盲自背诵那些反映着商品生产关系的概念。:用这些笼统词句来解决无产阶级专政的具体任务,就无异完完全全转到资产阶级的理论和原则立场上去”。(《无产阶级专政时代的经济和政治》)邓小平就是这样一类坚持资产阶级理论和原则的修正主义人物。他带着资产阶级民主主义世界观参加了革命,又不肯在革命实践中改造世界观,因而在民主革命时期屡犯机会主义错误,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则是坚持推行了一条修正主义路线。
修正主义是一种国际现象。,邓小平坚持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大到佑倾翻案风,因而也就理所当然地得到了苏修社会帝国主义的喝采。苏修叛徒统治集团不是称赞邓小平是“真正的爱国者”吗?不是吹捧邓小平之流是“向着真正的自由和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幸福前进”吗?苏修社会帝国主义竟然担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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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没有“自由”,多么地仁慈和善良啊!历史是最好的见证。十月革命胜利以后,苏联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国际资产阶级便一个劲儿咒骂俄罗斯的大地上失去了自由。列宁当时愤怒地指出:西欧国家的·“每二本书都说它们的制度是最自由的制度,现在法、英,这些西欧文明国家和美国都打脊这面旗帜,伪了自由'而阪对布尔什维克。”(《关于用自由平等口号欺骗人民》)今日的苏修社会帝国主义“为了自由”而反对中国共产党,同当年的国际资产阶级“‘为了自由而反对布尔件维克”有什么两样呢?
邓小平的所谓“自由”,在国内赢得了社会上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和新老资产阶级的拍掌叫好。:在天安门广场制造反革命事件的二小撮阶级敌入不是恶毒玫击社会主义中国为“秦皇的封建社会”鸣?可见得他们二十儿年来是多讼的不自由他们不是狂呼要“由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要邓“当总理”吗?可见得他们是多么希望邓小平复辟成功而重新获得自由!但是,世界上只有具体的自由,没有抽象的自由。“在阶级斗争的社会里,有了剥削阶级剥削劳动人民的自由,就没有劳动人民不受剥削的自由。”(《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因此我们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决不会给任何阶级敌人以反共、反人民、反革命的自由。
我国正处在一个重要的历史发展时期。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同党内”,资产阶级的斗争,:是一场同过去时代的斗争形式有着许多不同特点的伟大的斗争。我们在进行这种斗争时,应当牢记列学的救导:“消灭资本主义和它的遗迹实行共产主义制度的原则,构成现在已经开始的全世界历史的新时代的内容。这一时代的口亭必然是而且应当是:消灭阶级,为了实现这←目的而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无情地揭露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关于自由平等的偏见,同这些偏见作无情的斗争。”(《论意犬利社会党党内的斗争沙)邓水平的垮台,对他所代表的资产阶级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但是,两个阶级、两条路线、两种世界观的斗净还要长期进行下去。:我们一定要通过学习马列和毛主席的著作以及积极参加深入批邓的斗争实践,牢固树立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不断增强搞马克思主义的自觉性,永远做一个请醒的自觉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土,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大道上奋勇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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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邓小平的反革命舆论政势
宣
邓小平的翻案复辟活动,是从大造反革命奥论开始的。
人们不禁要问:象邓小平这样一个不读书、不看报、什么学问也没有、专靠武断和以势压人的大党阀,为何对文章、资料、刊物和戏剧、电影之类会表现出特别的热心呢?这个问题,不应当从个人的兴趣爱好去理解,只能从阶级斗争的客观规律中找答案。毛主席曾经深刻指出:“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邓小平作为反革命阶毁的总代表,就必然重视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为他们妄图推翻无产阶级专政作奥论准备。
邓小平同无产阶级“争夺思想阵地”,是经过一番箱心策划的。·现在,我们就来看一着他是怎样有计划、有预谋、有组织地发动反革命舆论政势的。
邓小平一旦重新工作,便急于星火地要搭舆论班子。早在一九七五年一月六日,他就约当年刘少奇资产阶级司令部所特别器重的那个“理论家”谈话,从国际问题谈到国内问题,十分投机。邓小平出了一连串的题目,扬言“这些问题都是国内外广大群众迫切需要系统解答的”。邓小平颇怀敬意地请那个“理论家”当“顾问”,鼓动他拿出当年挥笔的劲头来,写一批文章。还说:“写这些文章要多找一些人多带一些徒弟,组织一个写作斑子。然后,他文诡秘地声明:“今天谈的这些,中央和国务院都还没有讨论过,只是随便交换意见。”私下聘“顾问”,暗中搭“班子”,提出了“要系统解答”的一连串大题目,怎公是“随便交换意见”呢?这里有鬼。鬼就鬼在邓小平背着毛主席和党中央,想搞一个得心应手的舆论班子,以便大造右倾翻案的奥论,同马列主义、毛洋东思想唱对台戏,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唱对合戏,同毛主席亲自部署的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学习运动唱对台戏。,·:邓小平委托那个“理论家招兵买马之后,便急于俦造炮弹打出去。他私下对自己的追随者倾吐衷曲:“斗了七八年,结下了不解之仇”,狂热地煽动反共、反人民、反革命的情绪。果然,到了一九七五年七月上旬,邓小平就指使那个“理论家”,“收集一些关于文化、教育、科学、出版等方面执行双百方针的材料”,他在布登这个任务的时候,还恶審攻击经过文艺革命、教育革命的文化教育界“没有执行双百方针”,发泄自己对文化大革命的满腹怨恨。邓小平及其追随者戴着有色的放大俄,到处搜集“问题”,整理黑材料,把无产阶级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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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革命带来的“到处莺歌燕舞”的大好形势,描绘成一团漆黑。一时间,反革命奥论飞沙走石,右倾翻案风甚露尘上,仿佛没有邓小平一类“救世主”收拾残局,地球就要停止转动了。邓小平发起的反革命舆论进攻是全面铺开的。他们施展出全部反革命政治斗争经验,炮制种种修正主义的奇谈怪论,鼓吹形形色色的反动思潮,提出蛊惑人心的反革命口号,制造耸人听闻的政治谣言。在教育界,唆使一些人写诬告信,鼓动一些人游说演讲;在文艺界,集中目标攻击革命样板戏,为封、资、修文艺争地盘,甚至由那个“理论家”演出了请人写信、捉刀代笔的讼棍丑剧,在科技界炮制《汇报提纲》,在工交战线炮制《二十条》;在密室里炮制反革命文章;在社会上煽风点火,炮制和传播政治谣言。各种反革命奥论,按照“三项指示为纲”这个修正主义纲领定下的基调,组成了右倾翻案的大合唱。由邓小平在八月六日就公然声称一“后台就是我”,他的追随者就到处扬言:“我这个话是有来头的1”那时候,他们是何等地欣喜若狂啊1
在我们这样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里,有毒草就得批判,决不允许反革命舆论自由泛滥。正当邓小平的反革命奥论攻势越来越猖獗的时侯,毛主席在八月十四日作了关于评论《水浒》的重要指示。毛主席一针见血地指出:“《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
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水浒》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屏晁盖于一百O八人
之外。宋江投降,搞修正主义,把晁的聚义厅改为忠义堂,让人招安了。宋江同高俅的斗争,是地主阶级内部这一派反对那一派的斗争。`宋江投降了,就去打方腊。”毛主席的指示,戳穿了宋江一类投降派搞修正主义的反动本质,为全国人民提供了识别和批判当时正在猖狂进攻的右倾翻案风的强大思想武器。《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分别发表了社论和、短评,传达了毛主席的重要指示,阐述了评论《水浒》的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于是,全国人民根据毛主席的指示,蓬蓬勃勃地开展,了评论《水浒》的群众运动。
心里一有鬼,就难免要丧魂落魄。邓小平十分害怕评论《水浒》会触及他的右倾翻案活动,又亲自披挂上阵,进行了疯狂的破坏和阻挠-
一是贬低毛主席指示的重要意义。邓小平说:评《水浒》“决不是指着当前党内斗争的实际”,“起不了什么大作用”。
幸是扑灭评论《水浒》的群众运动的烈火。邓小平说:“现在,有些人听见风就是雨,听到什公就好象要出什么事了。现在批宋江的投降主义,有些人就认为要搞什么运动了,不知道是哪里来的。”他甚至恶毒攻击秤论《水浒》是有人借这个“做文章”,“搞阴谋”。
三是稳住右倾翻案派的阵脚。邓小平到处说:“你怕什么,又不是宋江、投降派。”有了主子撑腰,邓小平的追随者也一个调门地散布流言蜚语。
有的说毛主席关于评论《水浒》的指示,“回去传达一下就行了”,根本不当一回事。有的说“作人民日报》评《水浒》的社论,中央也没讨论过”,当它假的。有的说,“不要听《红旗》的”。
,在邓小平的迫随着中,那个“理论家”倒是相当敏惑的,而且出自为主子保驾的真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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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评论《水浒》特别留神。他通宵达旦地翻阅报刊上评论《水浒》的文章,并且大蛩摘录,从中窥测动向。有一次,那个“理论家”把报刊文章中论述宋江架空晁盖的话选抄了一部分,送给邓小平看。“理论家”说“这显然是影射你,我说这决没有错。”邓小平一方面故作镇静地回答“不会”,一方面却恼羞成怒地翻阅起这些资料来。
请同志们注意,那个“理论家”为什么特别收集了“宋江架空晁盖的话”昵?这是因为,毛主席批判《水浒》“屏晁盖于一百。八人之外”,强调了领导权的重要性,强调了投降派从革命队伍内部篡改正确路线的危险性。宋江为了篡夺梁山革御事业的领导权,:千方百计地架空晁盖,并且采用了“清君侧”的恶毒手法,排挤打击坚定执行晁盖的正确路线的革命将领。毛主席在批判胡风反革命集团时就指出过:“自从汉朝的吴王刘润发明了请诛晁错(汉景帝的主要谋画人物)以清君侧的著名策略以来,不少的野心家奉为,至宝”。宋江就是这样一个野心家,邓小平也是这样的野心家。邓记谣言公司制造的反革命政治谣言,蛊惑人心,煽动分裂,矛头是直接对着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他们不惜采用种种卑劣手段,诸如捏造罪名,嫁祸于人等等,妄图陷害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同志;分裂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广大革命人民揭露宋江架空晁盖的反革命策略,对当时正在猛刮右倾翻案风的邓小平之流是很不利的。这怎能不引起那个:“理论家”的关注呢?“理论家”说“宋江架空晁盖的话”是“影射”,邓小平说不会”,这里反映了一主一仆的难言苦衷。是“影射”吗?不对。无产阶级从来不需要隐瞒自已的观点,总是光明磊落地进行政治斗争。我们通过评论《水浒》揭露古代的校降派,是为了从中总结阶毁平争、路线斗争的规律和经验,更好地对付现代的走资派。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评论《水浒》为反击右倾翻案风作了思想准备。那个“理论家”用上“影射”二字,极好地说明了邓小平一伙的虚弱恐惧心理。:人们总还记得,当年鲁迅的著名小说《阿®正传》发表的时候;曾在绅士、淑女等阔人之间引起了一场不大不小的风波。'他们人人自危,纷纷以为自已的隐私”被鲁迅揭露子。其实,鲁迅哪里是在“影射”,不过是艺术概括的典型触到一些人的痛处罢了。绅士淑女们整日价担心鲁迅揭鳐了“隐私”,实在是他们有“隐私”怕别人揭露。那个“理论家”战战兢兢地向主子告密说有人搞“影射”,正锐明“理论家”和他的主子确有“隐私”怕被别人捅了出来。很有意味的是,邓小平于解放初期在西南局任书花时,就曾演出过一出“宋江坐寨”的丑剧:他封这个是“豹子头林冲”封那个是“大刀关胜”,说这个是“黑旋风李逵”,说那个是“解雳火秦明”,.邓小平自己,则于脆以“及时雨宋江”自居。,事实上,邓小平解放以来一直追随刘少奇合伙推行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重新工作以来又继续搞修正主义、投降主义,的确是现代的宋江。因此,全国人民遵服毛主席的指示,评《水浒》,批宋江,邓小平怎能不惶恐万状呢?那个“理论家”怎能不骂革命人民的批判是“影射”呢?以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理沦基础的革命奥论,是强大的,有力量的。全国人民开展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学习运动和评论《水浒》的群众运动,冲破了重重阻苏,不断引向深入。:但是,邓小平决不死心,继续加紧用反革命奥论对革命舆论实行反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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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记谣言公司抛出的反革命政治谣言到处遵到了抵制和揭露,邓小平就倒打一耙。他别有用心地说:社会上的政治谣言“主要是报刊上发了评《水浒》文章引起的”。他妄图用:这个话一箭双雕,一方面恶毒攻击毛主席关于评《水浒》的重要指示和革命人民评《水浒》的群众运动,另一方面转移追查反革命谣言的目标,保自已经营的邓记谣言公司。也正是这个时候,邓小平在密谋炮制两篇称得上所谓“拳头”的大文章。一篇是《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把“三项指示为纲”从理论上系统地加以阐述,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否定党的基本理论和基本实践,恶毒攻击坚持贯彻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同志是“反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敌人”;另一篇是关于评《水浒》的文章。前一篇由那个“理论家”组:织班子写,·后一篇则由“理论家”亲自执笔。那个“理论家”说:“我之所以要写评《水浒》的文章,是由于我不同意说现在党内还有投降派,还有宋江,有些文章说宋江架空晁盖,影射邓小平,我不赞成这种说法。”那个“理论家”为了向主子表白心迹,十分卖力。邓小平听了那个“理论家”的汇报后,连连称赞“很好”,并且亲切地鼓励说:“如果写得好,可送我,还可在《人民日报》发表。”那个“理论家”受宠若惊,一连写了二稿。
“作战总得要有阵地”,这是胡风反革命集团曾经总结过的反革命经验。作为党内外新老资产阶级挂珈人物的邓小平,是深知此中奥妙的。他多次催促那个“理论家”要“办一个综合性刊物”,而且一定要“办好”。
筹办刊物,·是邓小平经过深思熟虑的重要决定。他在去年九月间听取科学院那个走资派的汇报时说过:现在“刊物太少了”并一再强调办刊物“是一件大事”。邓小平这样关心办刊物,缘由是很深的。有一次,他对自已的追随者锐:算一算“过去你们有多少刊物,现在有多少?”邓小平说出这个话,暴露了内心有着难言的隐痛。“过去”,当然是指文化大革命之前。那时候,在刘少奇、邓小平把持的思想文化部门,资本主义泛滥,修正主义猖缴,牛鬼蛇神大量出笼,塞满了各种报纸和刊物。经过文化大革命,整了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揭露了受党内走资派保护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批判了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了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这对党内外资产阶级摘资本主义复辟的與论阵地是摧毁性的打击,邓小平哪背干休?!这一笔账,他是非算不可的。所谓现在“刊物大少了”,就是邓小平“争夺思想阵
地”的发革命动员令。
果然,经过一番紧张的谋画,邓小平之泳准备在思想领域独树自己的旗帜了。去年十月六自,那个“理论家”公开宣布了邓小平的决定,要办一个全国性的大刊物。为什么要办这个刊物呢?他们直言不讳地说:是因为“毛主席的指示在(现有的)刊物上得不到反映”。多么耸人听闻啊1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这支毒箭是有所指的,是对无产阶级革命深的恶毒攻击。,要说“毛主席的指示在刊物上得不到反映”的现象,确实是有过的,那就是文化大革命前刘邓二一伙接制的刊物。今夫,邓小平之流造谣说“刊物上得不到反映”,要离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另摘二套,以便放弹地同《红旗》唱对台戏,其用心何其毒也!那个“理论家”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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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这个大刊物的办刊宗旨时,大言不惭地宣称:要把它办成“代表党的路线”的刊物。并且规定,这个大刊物要谈论的“不是抽象的理论问题,而是实际生活中的问题,全国都感到需要解决的问题”。这些话表面上闪烁其词,实际的含义是:要代表邓小平的修正主义路线,要宣传“三项指示为纲”的修正主义纲领,要成为右倾翻案风的喉舌。不是吗?邓小平要追随者把办刊物当作“一件大事”来抓,“理论家”立即表示:“要把办好这个刊物当作头等重要的任务。”可见,邓小平之流对这个刊物寄予的希望有多大1
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宣告了党内最大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在政治上的破产。邓小平一看势头不对,被迫转入了退却。去年十一月间,他对那个“理论家”说:你评《水浒》的文章写好后“不要送给我”;过了几天,又找那个“理论家”以及科技界、教育界的几个走资派碰头统一口径,说:“你们跟我一样,文化大革命以来没有工作,不了解情况,再过了几天,邓小平对自己的追随者说:“三项指示为纲”只是提法不妥。”这一切,都是为了掩饰其罪恶滔天的翻案复辟行径。另一方面,邓小平为了转移斗争大方向,歪曲这场斗争的性质,继续用反革命奥论进行颜抗。今年春天,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深入发展、节节胜利的时候,邓记谣言公司的政治谣言又大量抛入了市场。他们丧心病狂地伪造所谓“毛主席的指示”,伪造所谓“中央文件”,伪造所谓“总理遗言”,伪造所调“中央首长讲话”等等。这些政治谣言,内容之反动,语言之恶毒,情节之离奇,手段之卑劣,流传之广泛,都是空前未有过的。直到在今年四月初,邓小平一手挑起天安门广场反革命事件,一小撮阶级敌人张贴反动诗词,散发反动传单,发表反动演说,狂呼反动口号,用反革命奥论配合反革命政治斗争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邓小平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破产了,邓小平的反革命奥论攻势破产了。但是,邓小平的追随者私下里的,一番黑话却发人深思。他们说:“如果让我们堂握全国的电台、报纸、刊物,只要半年时间就可以把整个局面翻过来。”这虽然是他们的痴心梦想,却也供出了邓小平之流大造反革命奥论的罪恶目的,是要推翻无产阶级的天下。
虽然邓小平从重新工作到垮台的时间不长,但他刮右倾翻案风的整个过程,都是十分注意造反革命奥论的。考察一下邓小平的反革命與论攻势的始末,人们得到的散益是极为深刻的。它使我们懂得:我们在同党内走资派的斗争中,决不可忽视思想文化战线上的斗争,决不可忽视奥论阵地。这些舆论阵地,无产阶级不去牢固占领,党内外资产阶级就必然会去占领。列宁在十月革命胜利后曾经这样说过:“我们的任务是要战胜资本家的一切反抗,不仅是军事上和政治上的反抗,而且是最深刻、最强烈的思想上的反抗。”(在全俄省、县国民教育厅政治救育委员会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我们都要注意并且去战胜资产阶级“最深刻、最强烈的思想上的反抗”。邓小平的反革命奥论攻势,就是党内外资产阶级在思想上向无产阶级最深刻、最强烈的反抗。邓小平的垮台,并不意味窘这种反抗的停止。因此,我们一定要树立长期作战的思想,'把思想文化饿线上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斗争进行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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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与《二十条》
宫效闻
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推行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时,总要扯起骗人的幌子。所谓“一切为了现代化”,就是邓小平的一个幌子。制造天安门广场反革命事件的一小撮亡命之徒,也狂呼要由邓小平“主持工作”,来实现什么“四个现代化日”。仿佛中国少了这个邓“屠夫”,人们就注定要吃混毛猪了。
邓小平果真比任何人都要急于实现四个现代化吗?这完全是假的1他亲自授意炮制的《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以下简称《二十条》),'便完全暴露了这个右倾翻案风
挂帅人物的狰齐面目。
《二十条》炮制过程长达半年,大改六次,小改三十二次。最有代表性的,有四稿:
八月十七日稿,共十四条:
八月二十二日稿,共二十条影
九月二日稿,共十八条
十月二十五日稿,共二十条。
现在,就让我们分析一下这四个稿子的演变过程,看一看邓小平是如何有纲领、有计划、有预谋、有组织地向无产阶级发起进攻的吧。
一九毛五年三月五日,邓小平在一次会议上说:
“现在一个大局,全党要多诽。什么叫大局?三届人大报告,四届人大报告,都讲了,我们国家定设的两步设想,第一步到一九八○年,第二步到本世纪末,还有二十五年。邓小平讲这番话时,四届人大闭箨不过一个多月,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在报刊公开发表才过了十天。邓小平却迫不及待地提出,只有搞“建设”才是“全党”的“大局”,这决不是一时的失言。他的本意是要把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说成是无足轻重的“小局”。这是“三项指示为纲”的修正主义纲领的先声。他在这次讲话中的其他言论便是
有力的旁证。
就在这次讲话中,他说,“为什么讲无产阶级专政,不讲别的阶级专政呢?”“因为无产阶级是最有纪律,最有组织和现代化大生产相联系的”。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专政,竞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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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篡改成仅仪为了组织“现代化大生产”,这与资产阶级专政还有什么区别呢?,·
就在这次讲话中,他说:“限制资产阶级法权,也要有一个物质基础,没有,怎么限制?”:这句臭气熏天的“名言”的矛头所向,对一对它出笼的背景,就可以看得更清楚了。
也是在这次讲话中,他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的大好形势说成是“闹得稀烂”,甚至以“工业情况不好”为由,拒绝同参加会议者拉手。为什么会“稀烂”?他根本无视十大通过的新党章和四届人大通过的新宪法,竞说是由于现在“没有章程,也没有纪律”。这就完全透露出邓小平要同党的纲领、路线对着干,搞一个反革命的修正主义章程的野心。
“风乍起,吹绉一池眷水”。邓小平复辟资本主义的“大局”在胸,右倾翻案风越刮越紧。“不久,他就公开亮出了“三项指示为纲”的黑旗。到了六月份,他又声称,一个一个解决问题还“不行”,“要在研究长远规划时通盘考虑一下”。
于是,《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这个修正主义的章程便应运而生了。
八月十七日,《二十条》的初稿送到邓小平手里,他连声赞“好”。第二天,即八月十八日,他急忙召开讨论会,吹捧“这个文件很重要”,“比十年规划纲要还重要”。
、:“重要”在哪里?就“重要在它体现了邓小平复辟资本主义的“全局”和“通盘考忠”,综合了邓小平重新工作以来儿个月内一系列修正主义言论。邓小平的“三项指示为纲”写进了“工作总纲”。邓小平攻击文化大革命以来的大好形势,文件也采取夸大一点,不及其余的手法,罗列一大堆所谓“纪律松弛”,“管理混乱”,“质量差,事故多”等等“阴暗面”。邓,小平疯狂挥舞“整顿”的大棒,文件也是左一个“整顿”,右一个“整顿”,叫嚷“笼统地批判“管、卡、压’,势必造成无政府状态”。文件如此忠实地记录并阐发了邓小平的反动意图,:邓小平又怎么能不笑逐颜开地叫“好”呢!:
在八月十八日的讨论会上,邓小平又用“积重难返”四个字,对文化大革命以来的大好形势进行了更为恶毒的诬蔑。问题既然越说越严重,文件自然也要随之加温升调了。他发了一大通议论,提出要在这件上加上去。
于是,就有八月二十二日的第二稿和九月二日的第三稿。
前后三稿,补充了哪些邓小平认为“还没有提出来”的问题呢?
一是加了一条“党的领导”。标题冠冕堂皇,可是一看内容,不对了。这一条开宗明义提出,能不能认真贯彻落实三项指示为纲,“关键在于党的领导”。这确实是我们理解这个条自的“关键”。抓住了这个“关键”,什么要“敢于领导、敢于负责”呀,什么反对“软、懒、散”,“因循守旧,无所作为”呀,就都有了着落,所谓“整顿”,也一请二楚了一
“经过整颜,要改变那些‘软、懒、散'的领导班子,羽整那些没有得到改造的小知识分子和‘勇敢分子当权的领导班子,把坏人篡李了的权力夺回来”。
什么“没有得到改造的小知识分子和‘勇敢分子’”?据说,这些人“指手划脚,一味整人,只唱高调,不干实事,动不动就给人扣上复旧”、倒退'、保守势力’、‘只拉车、不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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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类帽子”。好,“复旧”、“倒退”,居然都成了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了。谁要动一动,就得被扣上“整人”一类的“帽子”。但这些语言我们并不陌生。当年胡风就曾攻击无产阶级专政“整人”,资产阶级右派也曾谩骂共产党“唱高调”,你们居然也那样说,不是说明你们原是
一丘之貉吗?
什么“坏人”?据说这是些“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专门“打击、陷害好的革命干部和工人,搞资产阶级专政,摘复辟倒退”。这里的“革命干部和工人”,就是邓小平所谓的被每次运动“伤害”的“老工人和有经验的干部”。你们要把被历次运动打倒的叛徒、特务、走资派说成是“革命”的,自然非得把无产阶级革命派说成是“右派”不可。要把“权力夺回来”?这不就透露了你们对文化大革命进行反攻倒算的杀机吗?
这还不够,最后还写上“背后有人支持”。“背后”是谁?为什么不爽爽快快说出来呢?邓小平很善于创造新名词。这里的“勇敢分子”、“小知识分子”、“右派”及其“后台”之类,在《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那篇黑文中,叫做“反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敌人”。在天安门广场制造反革命事件的暴徒们,更是恶毒地称作“一小撮野心家”。用语不同,含义是一样的,指的都是坚持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图穷匕首见。打开这幅以“四个现代化”为题的黑图,原来就隐藏着邓“屠夫”妄图架在革命人民头上的屠刀!邓小平曾经说,“整顿的核心问题是我们的领导班子要整顿。”文件中的这一段文字,就是体现邓小平朝思暮想的这个“核心问题”的。这就是要通过篡夺无产阶级的领导权,全面复辟资本主义。正如毛主席所指出的:“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因此,我们必须十分重视领导权问题,瞥锡党内走资派以各种形式篡夺无产阶级领导权。
二是加了一条“各尽所能,按劳分配”。为什么要突出这一条呢?邓小平在八月十八日的会上说:“有些问题没有提出来,如按劳分配,是不是不到时机?”“不提按劳分配,我总是放不下心”,还说对这个问题“大家都在转脑筋”,“文件要琢磨一下”。
奇怪,“各尽所能,按劳分配”是社会主义社会实行的分配原则,在文件中列不列这个问题,怎么会有一个“是不是不到时机”的问题呢?.原来,他在三月份提出“限制资产阶级法权要有物质基础”之后,到了六月份,他在上海又说:“现在把什么都说成是资产阶级法枚,多劳多得是应该的嘛,也叫资产阶级法权吗?”八月十八日,他还说:“所谓物质鼓励,过去并不多,现在计件(工资)有的地方还在摘,但不敢讲,不合法。”这就清楚了。他要“提出”按劳分配的问题,是同毛主席的指示唱对台戏,翻限制和批判资产阶级法权的案。邓小平一声令下,修政稿立即大书特书:
“在社会主义时期,它(按劳分配)是基本适合生产力发展的要求的,必领坚决执行。”这一条的特点是写得非常“全面”:“这一方面”,“那一方面”,“既反对物质刺激”,“也反对平均主义”,等等。但是一涉及关键问题,就不那公“全面”了。这里就只许讲“基本适合”“这一面”,至于马克思主义关于按劳分配是旧社会痕迹的论断,按劳分配中体现的资产阶级法权必须在无产阶绒专政下加以限制的思想,对不起,这是没有资格椅进条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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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要对资产阶级法权进行限制和批判吗?·文件就称为“脱离现阶段的物质条件和精神条件”,还给你扣上一顶“搞平均主义”的大帽子。好一副资产阶级法权卫道士的嘴脸!
、资产阶级法权是走资派的命根子。批判和限制资产阶级法权,邓小平当然特别反感,
当然要“放不下心”,做梦也在“转脑筋”。不过,邓小平的那套连多劳多得本来是一种资产阶级法权也不懂的荒谬言论,是难以公开见之于文字的,所以就需要“琢磨”一下。“琢磨”的结果,就是修改稿中那段模棱两可、典型折中主义的条文。但是,不难看出,条文里打着反对所谓:平均主义”的幌子,片面强调按“贡献大小”进行分配,正是表明他们讲“按劳分配”只是个幌子,企图实行按权力和资本大小进行分配才是真的。邓小平以为这样一写,就可以放心地强化和扩大资产阶级法权,搞复辟倒退了,.然而这完全是打错了算盘!
三是加了一条所谓“增加工矿产品出口”。这也是邓小平在八月十八日的讨论会上提出来的。他说:“要拿出多的东西换取外国最新最好的设备”,还说什么“这是最可靠的”,而且是“一个大政策”。
这里提出的,并不是我国对外贸易中进出口数量多少的问题,而是搞四个现代化究竞“靠”什么的问题。照邓小平的说法,只有“引进国外先进技术”才“最可靠”,只有“换取外国最新最好的设备”才“最可靠”,那么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发挥广大人民群众的创造力,岂不一概都“靠”不住了吗?“靠”这样的“大政策”,非但搞不了什么四个现代化,而且只能使我国沦为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的附庸。.列宁说过,在无产阶级专政下,资产阶级“还有国际的基础;即国际资本,他们是国际资本的一个分部”。(《无产阶级专政时代的经济和政治)走资派妄图在国内复辟资本主义,必然要和国际上的帝、修、反串通一气,相互呼应。这个“大政策”一下子就剥掉了邓小平所谓“爱国爱民”的画皮。他们不仅要翻文化大革命的案,而且要推翻从民主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的一切成果,使我国重新回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深渊。一切革命的人们能容许他们这样干吗?
,、前后三稿在邓小平的直接指挥下,那条修正主义路线一稿比一稿更具体、更完备了,那股攻击文化大革命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气焰,也一稿比一稿更疯狂、更嚣张了。
三
一九七五年十月,这个已经修改了好儿稿的《二十条》送到了被邓小平倚为“顾问”的那个“理论家”的手中,他却煞有介事地说这几稿的问题是:“对毛主席的办工业思想体现不够,“无论形式逻辑和辩证法都不通”。
怎样“体现毛主席办工业的思想呢?“理论家”于十月二十五日抛出了一个稿子,洋祥三万字,篇幅比过去各藕要长一倍以上。在第一条“全面贯御执行毛主席办工业路线”的标题下,一共选用了毛主席有关工业问题的语录六十六条。与那位“理论家”在九月份炮制的那份科学院汇报提纲》中的十条相比,标题措辞完全,样,似乎很有点象他们自已说的“文化大革命后写文件那些语言?的样子了。
但是,只要稍加分析,就不难看出其中的卑郎用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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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引用的那么多语录中,偏偏不选一条毛主席有关党的基本路线、有关阶级斗争为纲的语录。你们口口声声“全面贯彻”,是不是党得把这些指示写了进去,就不“全面”了呢?
·:,:在引用的那么多语录中,偏偏不选一条毛主席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总结工厂企业斗:批、改中大量涌现的新鲜经验的二系列重要指示。你们口口声声要写“文化大革命的语言”,为什么这些重要的话偏偏那么怕写进去呢?'、
毛主席在党的九届一中全会上作过重要的指示:“看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搞是不行的,我们这个基础不稳固。据我观察,不讲全体,也不进绝大多数,恐怕是相当大的一个多数的工厂里头,领导权不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不在工人群众手里。过去领导工厂的,不是没有好人。‘有好人,党委书记、副书记、委员,都有好人,支部书记有好人。但是,他是跟着过去刘少奇那种路线走,无非是搞什么物质刺激,利润挂帅,不提倡无产阶级政治,搞什么奖金,等等。”“但是,工厂里确有环人。”“就是说明革命没有完”。就在不久前召开的四届人大上,又重申了毛主席的这一重要思想。你们怎么偏偏又忘记了呢?“道理很简单,正是因为毛主席的这段指示,击中了走资派搞复辟倒退的要害。他们既然如此疯狂地企图篡夺企业的领导权,又如此热中于推行利润挂帅、物质刺激等修正主义路线,又怎么能够选用毛主席这一条指示呢?那岂不是要把自已置于死地吗?编选毛主席:语录,同时又竭力加以歪曲,以便更加猖狂地反对毛泽东思想,这正是党内走资派“打着红旗反红旗”的惯用伎俩,现在不过是在新编《二十条》中作了又一次充分的表演罢了!那个“理论家”不是要讲“辩证法”吗?列宁说得好:“用折衷主义代替辩证法,这就是目前在正式的社会民主党书刊中对马克思主义采取的最常见最普遍的现象。”(国家与革命)“理论家”的“辩证法”,也不过是新老机会主义者惯用的折中主义和诡辩术而已。在新文本里,邓小平的那个“三项指示为纲”的修正主义纲领,忽然不见了。这个纲领,在前几稿中被称为“全党、全军、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简直重要之极,为什么经过“理论:家”大笔一挥,就变得不那么重要,甚至偃旗息鼓了呢:可不要以为不肯改悔的走资派真的已经开始改悔,·不摘修正主义了。“三项指示为纲”从前台消失了,却又从后门塞了进来。在翻去“工作总纲”、说了一通“深入进行党的基本路线教育”之类的话以后,在最后
一个条目“全党动员,为加快工业发展速度而奋斗”中,却写上了“三项指示”“是紧密联系,不可分割的,必须全面贯彻执行”的老调。这不是在玩弄“原则保留,棱角磨掉”的障跟法吗?革于说“深入进行党的基本路线教育”,也不过是用来反对马克思主义,兜售修正主义的挡箭牌。在修政稿中,这是作为整整一个条目列出来的;当然是很庄严的了。但是,进行党的基本路线教育,就要批判修正主义,批判资产阶级。·资产阶级在哪里呢?文件说:“少数企业被坏人篡夺了领导权,他们打着‘反复辟'的旗号搞复辟,对广大干部和群
众实行资产阶级专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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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看,这些语言,同前两稿不是完全一样吗?在这里,主要危险是修正主义这个马克主义原理,斗争的重点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提法,依然被小心翼翼地回避了。他们用“打着“反复辟'的旗号搞复辟”这一类更州恶毒的语言,妄图把起来揭露和批判邓小平搞复辟资本主义阴谋的革命干部和群众,二棍子打下去。所不同的是,这里加上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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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进行基本路线教育”的幌子。
之所以会有这样一些改变,是由于随着全国人民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评论《水浒》的深入,邓小平预感到“大势不好”,迫切需要给自己的修正主义货色披上某种伪装。但是,假的就是假的,这种伎俩又能骗得了多少人呢?
四
按照邓小平的预定计划,经过“理论家”修饰以后的《二十条》本来是要在十月底的一次全国性会议上正式抛出来讨论的。但是,随着右倾翻案风的顽临破产,这份东西改到第
六稿的时候再也改不下去了,终于成了。份失败的记录,未出娘胎就宣告天折。
值得着重提出的是:《二十条》并不是什么新鲜货色。只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前由邓小平主持制订的那个《工业七十条》找出来一对照,就大有似曾相识之感。人们都还记得,十五年以前,广大工人和千部迫切需要有一个在总结三年大跃进经验的基础上,以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方针、政策为指导的工业条例。而邓小平作为刘少奇推行修正主义路线的帮凶,却利用他主持这项工作的机会,把一整套同毛主席革命路线相对抗的修正主义办企业路线塞进了这个条例。·因此,在试行的时候,它理所当然地受到了许多企业于部和工人的抵制,在文化大革命中,又理所当然地受到广大工人和干部的批判。正是在文化大革命风暴的冲击下,一九六八年,邓小平不得不承认:“这个文件不是强调政治挂帅,即毛泽东思想挂帅,是包含许多严重错误的东西,我对此要负主要责任。”一九七二年
八月,邓小平又再一次检查说:“我主持搞的工业七十条,没有政治挂帅,没有把毛主席的鞍钢宪法作为指针,因而是一个错误的东西。”可是,这些话都靠不住。他一旦重新工作,立刻翻脸不认帐。去年八、九月,他几次讲到了《七十条》。一次他说:“工业也有个条例(指《七十条》),是要修改,不是废除。”再一次又说:·“工业七平条还是好的,还可以用,中央又没有废除它。”但是,把已被批判过的东西重新拿来推行,究竟不那么容易,因此,得找一个新形式,那就是以“加快工业发展”为名的《二十条》。
《二十条》,完全是十五年前的《七十条》在新形势下的翻版。邓小平自己就不打自招地说过:这个文件“基本上是代替过去士业七士条的。一点不假。《七十条》是翻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的案,《二十条》是翻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案,两个文件的矛头都是对着伟大领袖毛主席,对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我们只要认真分析一下邓小平主持制订;的七十条沙和《二士条》,就可以充分认识这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并不是如他自卖自夸的是一个热心四个现代化的行家里手,而是:个闹右倾翻案、搞修正主义的老手。前后六个稿子,头尾¥年时间。这个修正主义的条例,象一时泛起的沉渣,很快又沉到见不得人的地方去了。从《七十条》到《二十条》,从皮面告诉我们,在整个杜会主义历史阶度,走资派还在走”,将是长期的历史现象。在这个意义上,邓小平炮制的《二十条》确实是一份不可多得的反面教殺。、、、.”©’!…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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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委员会好
上海良工阀门厂的调查报告
“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是我国亿万群众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向一小撮走资派夺权的产物。毛主席赞扬它是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在这次文化大革命中的一种创造。随者文化大革命的深入,革命委员会这一新生事物越来越显示出生气勒勃的强大的生命力。上海良工阀门厂革命委员会,是一九六七年五月建立的。,九年来,它在党的一元化领导下,带领全厂八百多名工人群众,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党的基本路线,认真学习马列和毛主席的著作,深入批判修正主义路线,坚持企业的社会主义方向,在全广逐步形成了又有集中、又有民主的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革命推动了生产建设的巨大发展。一九七
五年与一九六五年相比,这个以生产高中压阀门为主的工厂,产品产量增长了二点七八倍,总产值增长了二点四九倍,上交利润增长了二点二五倍,劳动生产率提高了一点四六倍,品种从四十种发展到二百五十多种。就生产能力来说,现在的一个良工广相当于文化大革命前的三个半良工厂。实践证明,在斗争中建立起来的革命的、有代表性的、有无产阶级权威的革命委员会,对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起了重要的积极的作用。这对邓小平大刮右倾翻案风、破坏和扼杀革命委员会的反动行径,也是一个有力的批判。
工人当家作主的重要组织保证
毛生席指出:“看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搞是不行的,我们这个基础不稳固。据我观袋,不讲全体,也不讲绝大多致,恐怕是相当大的一个多数的工厂里头,领导权不在真正的鸟克思主义者、不在工人群众手里。·毛主席的这一论断完全正确。文化大革命前,良工阀门厂的基础也是不稳固的,在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的严重千扰和影响下,厂领导搞什么“一长制”、“专家治厂·、“物质刺激”、“利润挂帅”,使企业偏离了社会主义方向。文化大革命中,工人群众奋起批判修正主义路线,建立了革命委员会。工人群众的代表直接参加权力机构,这对于工人阶级掌握工广企业的领导权,巩固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把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落实到基层,是重要的组织保证。文化大革角前,这个厂的领导斑子严重不纯。玉名正御厂长中,有二名是资本家及其代理人,十六名正翻科长中,有七名是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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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资本家代理人和坏分子。现在,厂革命委员会的二十九名委员,除了五名老干部外,工人代表二十四人,占百分之八十三。其中工人女委员六人,非党群众代表十二名;不脱产委员九人。五名正副主任中,.工人代表三人。一大批生产第÷线的优秀工人参加到革命委员会这个权力机构中来,从政治上、组织上巩固了工人阶级对企业的领导权。工人同志高兴地说:“革命委员会好就好在有我们工人群众参加,工人当家又作主,人换思想厂变貌。”
工人群众代表直接来自生产第一线,对群众的要求、呼声最清楚。他们参加革命委员会以来,经常反映群众的意见,坚持把好路线关,使厂,里的各级领导斑子能更好地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文化大革命前,这个厂的领导斑子虽然大部分都是好人,但是他们
⑧跟着刘少奇的修正主义路线走,不是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看不到工人群众的智慧和力盘,动不动就搞“管、卡、压”,使领导与群众处于尖锐的对立状态。现在,工人群众代表参加了领导工作,对厂里的各毁领导班子实行直接的革命监督,使企业沿着社会主义方向不断前进。有一段时间,一车间有几个班组一度出现了不团结的现象,影响工作和生产。开始,个别干部认为,这主要是制度不严,管理太松,主张摘儿条规章制度刹一刹,整一整。后来,把这个问题章到厂革委会会议上一讨论,引起了激烈争论。有的说,这个意见可以考虑嘛!但是犬多数同志不同意,他们尖锐地指出,这表面看是劳动纪律问题:实际上背后有阶级斗争,只有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以纲带目,才能改变面貌。厂革会经过调查研究和过细的思想政治工作,发现确有坏人捣鬼,于是发动群众,揪出了
一个恶毒攻击无产阶级专政的现行反革命分子。通过这件事,深刻地教育了于部和群众,团结了大多数;使整个车间面貌发生了很大变化,调动了干部和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生产很快就上去了。
厂革会坚持发动工人群众,深入批判修正主义路线,深入批判“阶级斗争熄灭论”、“唯生产力论”等修正主义谬论,使广大干部和群众提高了识别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的能力,增强了贯彻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自觉性,端正企业的社会主义方向。这个厂的阀门生产,主要的零部件过去都靠砂模造型,毛坯件肥头大耳,象只面拖餐,一年生产三千吨阀门,机械加工切削下来的铁屑就有一千多吨。工人同志说:“剥了三层皮,才见真阀体,汗水流在铁屑里。”他们早就要求改变这种落后的生产手段。厂革会轻过充分发动群众讨论研究,决定搞精密浇俦新工艺。但是,在怎样实现技术革新的问题上,厂革会内部存在着两条路线、两种思想的斗争。开始,个别领导干部主张等上级调拨设备,等兄弟单位支授技术人员,协作会战,结果等来等去,精密浇铸迟迟不能土马。后来,厂革会的干部下去听取群众意见,工人群众尖锐指出:“社会主义建设不是等出来的,面是干出来的。我们要坚持自力更生,土法上马打好阀门改造翻身仗。”厂革会虚心接受工人的意见,把“等”字换成“干字,把依懒别人换成了依靠自已,发动群众刘着困难上,大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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买践发复试验,不断总结经验,只花半年时间,就搞成了精密浇俦新工艺。这件事生动说,批判了刘少奇、林彪的修正主义路线,并不等于修正主义路线的影响已经肃清了。工人同志说得好,“要看到走资派述在走,修正主义流毒还在流。”只有坚持革命大批判,把路线搞对头,才能从根本上保证无产阶级对社会主义企业的领导权。
工人参加企业管理的有效形式
:厂革命蒌员会建立以来,由于工人群众代表直接参加了企业管理,这就显著地改善了企亚内部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特别是干群之间的关系,从这方面限制了资产阶级法校,巩卧子社会主义经济基础。
、·文化大革命前,这个厂由手受专家治厂、技术第一等修正主义黑货的影响,依靠少数人管理企业,重大问题往往都是广长、专家说了算,工人根本无权过问。群众气愤地说:以前厂长是广长,工人是工人,界限清清爽爽,企业管理没有我们的份。”文化大革命中建立了厂革命委员会以后,工人代表直接参帅了企业管理,情祝就不同了。厂革会遵照毛主席在“鞍钢宪法”中规定的两参二改三结合的原则,这儿年来创造了不少工人参加企业管理的经验:凡是涉及全厂性的重大问题,交给群众反复讨论,听取群众的意见,然后再由革委会作出决定厂革会定期召开扩大会,吸收工人群众参加,汇报工作,总结经验,经常组织群众运用“四大”武器,揭露矛盾,解决矛盾,找差距、学先进,帮助领导端正路线,改进工作,组织工人调查组,经常检查广革会及其办事机构执行党的路线和政策的情况,提出改进意见,等等。事实证明:.只有依靠广大工人群众参加企业管理,让工人代表对工
F广的重大问题有充分的发言权,才能保证工人在社会主义企业中的主人翁地位,使我们的
工厂沿着毛主席指引的正确轨道前进。去年初,四车间阀杆组的同志,在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过程中,进一步激发了社会主义积极性,提出要提前四个月完成全年任务。当时,个别领导没有从本质上看阀杆组工人群众学理论、当主人的革命精神,而是片面宣传他竹的“提前的口号,班组一度放松学习,走偏方向,去单纯追求生产指标,滋长了杏位主义。这时,阀样组工人同志贴出了“不当阀杆的奴隶,我们是工厂的主人”的大字报,一针见血地指出:只讲生产“提前”,不讲学习理论,实际是“唯生产力论”的表现。厂革会热情支持脚杆组的大字报,并深入到这个小组科开座谈会认真听取批评和意见,同时举一反三,多次并广革会的扩大会,进一步发动全厂工人群众揭露在企业管理方面存在的问题,从而在全广迅速锨起了一个学理论,做主人,抓路线,促大干的群众运动热潮。、
这个广的革委会在依靠群众管理企业过程中,坚持按照社会主义原则,正确处理干部和群的相互关系。文化大革命前,广里的不少干部自以为高工人一等,不平等待人,官气十是对群众动辄训床、邦奖金或者任蔗调动工作,使干部和群众的关系十分紧张,严重矬伤了工人群众的积极。现在广革委余的干部,以普通劳动者的身份出现,.同王人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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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劳动,二起学习,一起搞大批判,“生产三班倒,班班见领导”,群众见到千部感到很亲切。干部能随时随地听到群众的意见和反映,有了缺点和错误发现得快,改得也快,逐步形成了新型的干群关系。三车间涂料组一度革命、生产没有起色,团结搞得差,生产上不去。负责这个车间工作的一个厂革会委员就深入到这个班组,组织大家学习,做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积极开展谈心活动,要求党员以身作则,鼓励和带动中间、后进群众进步。.这样,很快就改变了这个小组的精神面貌,许多同志抢挑重担,份内事拚命干份外事抢着千,呈观出一派团结战斗的新气象。
密切联系群众的领导班子
、文化大革命前,良工阀门厂设有八科一室,人浮于事,各自为政。工人批评这种现象,说:“小小良工,机构臃肿。儿个厂长,关门办公。既不下来,也不劳动。官气十足,脱离群、“众。”文化大革命中诞生的革命委员会,建立起一个革命化的联系群众的领导班子,对原有
的重叠机构实行了根本改革。
坚持精兵简政。厂革会遵照毛主席关于“国家机关的改革,最根本的一条,就是联系群众”的教导,打破了重叠的行政机构,·从实际出发对原有科室进行了精简,改成了四组
一室,使它更好为生产服务,为群众服务。比如计划和采购过去分属两个科,很少通气,经常扯皮,有时采购跟不上生产需要,有时盲目采购,积压大昼资金。,现在通过精简合并在
一个生产组里,及时通气,互相协作,克服了过去那种材料脱节和资金积压的现象。厂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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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还不断从生产第一线吸收优秀工人,充实管理机构,逐步建立、支以工人为主体的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队伍,对原来的科室人员,组织他们参加生产劳动向工人群众学习,改造世界观。不少科室人员经过锻炼和改造,发挥了积极作用,受到了工人群众的欢迎。坚持当好人民勤务员。厂革委会成员牢记毛主席关于“我们一切工作干部,不论职位高低,都是人民的勤务员”的教导,自觉当好人民的勤务员,自觉地接受群众的监督。有一次厂革会负责抓生产的一个老干部,不和群众商量,关门制订了一个低于前一年实际水平的生产计划,根据是前方生产车间的设备和人员因支掇内地建设减少了三分之一。厂革会中的工人群众代表知道这件事后,严肃地批评说:“关门拍脑袋,见物不见人,这样订计划同文化大革命前的做法有什.么两样?”这位老干部接受了群众代表的批评,把计划重新交给全)工人群众讨论,.工人群众在讨论中提出了许多宝贵的意见。·他们分析了因为设备和人数减少的不利因素,大算文化大革命激发了广大工人的社会主义积极性这笔大账,不仪提出了创造条件为国家多作贡献的口号,还提出了许多解决矛盾的措施。,厂革会在群众充分讨论的基础上,重新制定了一个生产水平比上一年增加百分之十的计划,经过广大群众努力奋斗,结果超额完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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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的制度。文化大革命前,这个F的干部参加劳动很少,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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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样子,流于形式。现在,厂革命委员会委员认真坚持了参加劳动的制度。在厂革会主持日常工作的同志,每年劳动不少于一百天;车间革委会委员一般都做到不脱产。有一个厂革会委员兼任一个车间的党支部书记,工作很忙,但他手不离油污,身不离工作服。有一次,锻工组的一只炉子坏了,还未等炉子全部冷却下来,他就冒着炽热爬进炉膛进行抢修,保证了生产顺利进行。群众称赞他:“地位变了,工人阶级本色不变。象这样的干部我们信得过”革委会成员坚持参加劳动,保持工人阶级的本色,不仅有助于世界观的改造,同时能随时听到群众的呼声,及时解决革命和生产中碰到的实际问题。文化大革命前,一车间大车组的劳动强度很高,工人要求搞技术革新的呼声很高,但当时的厂领导没有切身体会,根本听不进。广革会成立以后,不少委员经常到大车组去顶班劳动,便有了切身体会,
·同工人群众想到一起去了。厂革会多次开会研究解决大车组的技术革新问题,发动广大群众自已动手,大搞技术改造,现在已为大车组配备了二台三头自动机床,五台电动轧头,不但减轻了工人的劳动强度,而且生产翻了几番。
坚持调查研究,转变领导作风。文化大革命前,厂里不少宇部高高在上,成天坐办公室,往往主观作决定,想当然发号施令,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现在的厂革会委员,经常深入实际,深入群众,坚持从调查研究中取得发言权,转变了领导作风和工作方法。四车间参加一项重点工程的会战项目,要在一年内完成五十台设备的配套任务,过了四个半月,却只完成一台。眼看任务不能按时完成,要影响大局,拖整个工程的后腿。这时厂革会就立即到这个车间调查研究,和群众一起分析原因,很快就抓住了症结所在:原来负责这项正作的个别干部,只依靠少数人,冷冷清清关起门来摘。厂领导就帮助这个车间的干部,放手发动群众,大搞革新挖潜,自已动手造土设备,从而提前两个月超额完成了会战任务。革命委员会建立后,使这个厂的领导班子密切联系群众,大大增强了战斗力。工人同志们说:“我们广的领导班子和群众的关系,好比鱼和水。鱼儿沉在水里,自由自在,领导斑子扎根群众,基础牢牢实实。”
在党的一元化领导下充分发挥革委会的作用
“九六九年七月,这个厂广成立了新党委。当时有的同志认为:“党委会成立了,革委会可以靠边'了。”有的群众代表说这下我们的担子减轻了,历史住务完成子,好让位了。”针对这种思想,厂党委组织干部和群众认真学习毛主席关于加强党的领导和革命委员会建设的一系列指示,使大家认识到,在党的导下,充分发挥革委会的权力机构作用,这是死固和发展无产所级文化大革命成果的寤要,是在政权建设方面贯彻执行党的群众路线的体现。党领导一切,不是包办一切。如果不注意发挥革委会的作用,把革委会丢在一边,事无巨细,什么都由党委一手包办,看起来是加强党的领导,实际上包而不办,陷入事务圭义,拾恰是削学党的领厚。因此,加强党的领导利统分发挥革委会的作用是完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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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致的。通过学习和讨论,大家统一了认识,.他们深有体会地说:“党委成立后,革委会的担子不是减轻了,而是要在党的领导下,更好地挑起革命和生产的两副重担。”、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党的领导主要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领导,毛主席革命路线的领导。良工阀门厂党委加强对革委会领导的主要经验是:第一,组织党委和革委会领导班子成员认真学习马列和毛主席的著作,狠抓阶级斗争,批判修正主义。在斗争中提高广大千部的阶级斗争路线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觉悟,增强贯彻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自觉性。在深入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中,全厂的学习和批判,按照厂党委的统一部署,由党委和革委会的主要负责同志共同来抓。属于行政方面的日常的大量工作,都是由革委会召开会议研究决定,布置实施。同时,革委会对重大问题经常向党委清示汇报,特别重大的事情提交党委、革委会两委班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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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集体讨论,不断增强革委会成员的党的观念,自党接受党的领导。
第二,充分发挥革委会中群众代表的作用。对于革委会中的群众代表,党委十分关心他们的学习和工作,给他们挑重担,放手让他们在三大革命的第一线发挥作用,增长才干。党组织通过革委会中的群众代表,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进一步密切了党与群众的联系。
·第三,重视发挥革委会中不脱产委员的作用。厂革会每月召开一、二次全委会,总结上月工作,研究和安排当月任务,遇到重大问题,还及时召开全委会讨论和处理。:厂革会还经常召开不脱产委员的会议,认真听取他们的意见和要求,从政治思想上关心他们,定期组织他们轮流参加广革会各组室的领导工作,上上下下,在实践中经受锻炼和培养。第四,在斗争中不断充实、加强革委会领导班子。这个广的革委会成立以来,坚持老、中、青三结合,按照毛主席提出的关于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斑人的五条标淮,注意把在三大革命斗争中涌现出来的优秀工人及时选拔和充实到革委会中来,增添新鲜血液。厂革会现有的二十九名委员中,年纪最大的六十一岁,最小的二十一岁,三十五岁以下的占一半以上,新老干部结合在一起,互相学习,取长补短,保正整个领导班子朝气莲勃,坚
强有力。,
良工阀门厂革命委员会诞生以来,在党的一元化领导下,在革命和生产中都发挥了积极作用。当前,在深入批判邓小平、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中,这个厂的干部和群众,决心在斗争中不断发展和完善革命委员会这一新生事物,进一步发挥它的作用,更好地把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在务落实到基层,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进行到底。
上海市革命委员会調查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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는는
尾巴、《水浒》及其他
波
尾巴之于动物,有重要的功能。牛马舞尾以驱蚊蝇,雄鸡翘尾以助斗成,壁虎断尾以避强敌。至于鸟的凌空和鱼的游翔,更须借助尾巴的功能。尾巴一断,失去了舵,飞鸟或游鱼在广阔的天空或海洋中就会变得咫尺难行。
然而,既有尾巴,便脱不了畜生的本相。据《西游记》记载:孙猴子与灌口小圣斗法时,先变麻雀,继变游鱼,再变水蛇,但都被一一识破了。最后只得变座庙宇,可魂是尾巴不好收拾;只得竖在后面,变做一根旗竿。可旗竿都是坚在庙前面的,怎么竖到庙后面去了呢?这个破绽一露,尽管孙猴字神通广大,七十二变,最终仍难免被人识效蓄生的本相。“1这种苦恼,也是刘少奇、林彪、邓小平这伙党内走资派所共同具有的。他们尽管机善于伪装自己,使人不易识破,但身后都拖着一条长长的资本主义尾巴在。·由此而想到了邓小平对待《水浒》评论的态度。
评论《水浒》的运动刚一开展,邓小平一伙如坐针毡,胆颤心惊,在革命奥论面前感到发是票危矣!特别是邓小平这个党内最大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一忽儿说评《水浒》“起不肝么大作用”,一忽儿又说“你怕什么,又不是宋江、授降源”,甚至恶毒地政击评论妹浒》是有人借这个“做文章”,“辅阴谍”。气壮知牛而又胆小如鼠,活象是尾巴被蹀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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欲的。
评论《水浒》,研究历史,是为了研究阶级斗争的规律性。阶级斗争,一抓就灵。评在古代投降派的头上,痛在现代投降派的心上。面对着革命人民对投降派的批判,邓记班子中的那个“理论家”赶紧把报刊文幸中论述宋江架空晁盖的话选抄送上,说是影射,以显示其谋臣对主于的耿耿忠心。邓小平则故作镇静地说“不会”,力求稳住阵脚。一个急于宣际此地无银三百两”,一个赶忙表白“对面王二不曾偷”。动作配合默契,双贵戏可真是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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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不错。他们玩弄这种断尾脱逃的壁虎式伎俩,目的是为了把牛鬼蛇神磨集其中的邓记谣言公司,装点成是一座神圣庄严的庙堂。然而,断尾扔在地上,罪证番凿,是很容易被发现的。于是,“理论家”要炮制一篇“不同意现在党内还有投降派”的大文章,干脆把尾巴竖起来当旗竿,在旗竿上贴出“庙宇重地,肃静回避”的告示。但旗竿不竖在庙前面而竖在:,庙后面,却不免露出了尾巴的本相。可惜,旗竿尚未树起,邓记谣言公司已告破产。不然:的话,这篇反面救材倒是很能使苹命人民一开眼界的。
邓小平忌讳“宋江架空晁盖”,这正是由于他的这条长尾巴是见不得人的。所谓“架空”者,暴夺领导权也。一切苹命队伍中的投降派要糯投降,必定要篡夺领导权,这是阶级斗争的一条规律。批宋江一触及这个要害问题,邓小平就受惊若此,正说明这是揪住了邓:小平的黑尾巴。古代宋江已经做的,也就是现代邓小平正在做的。邓小平的惊惶不安,正好表明了他就是现代的宋江。。、
:细细思量一番,不禁深刻地领悟到一个道理。《二月提纲》说槁“学术讨论”,邓小平也说过“学术观点可以长期共存”云云,仿佛学术顿域是一块与政治无关的净土。要真是那样,那么评一部几百年前的小说可算是十足的学术了,“吹皱一池春水,干卿底事”,你们这些人又普的什么急?可见我们不那么看,他们也并不那么看,不过他们喜欢送样说说用以骗人罢了。在革命大批判的照妖镜下,一切妖魔鬼怪终将现出它的原形。.为此,我们必须把批邓的斗争深入开展下去。同时,对于那些曾经误认邓记谣言公司为神圣庙宇的人来沈,也是一个极其深刻的救训。思想上形形色色的尾巴是藏不住的,应当把它完出来,割掉它,认真读马列的书和毛主席的书,努力改造世界观;在批邓的斗争实践中提高自己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觉悟。不然的话,“反革命分子可能正在那里招手呢!”
邓小平的语言学
季
尚
邓小平不读节书,不看报,忽而咬文绮字起来了,他一会儿讲什么什么“语言”不能用,一会儿讲要用“严格的词句”,一会儿又讲有些话“太锌利”,要“琢磨”一下。·炉然是一副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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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家的架势。…
邓小平对语言如此注意,究竞是为了什么呢?写文幸,做演讲,为了袁达得更加准确鲜明生动,对语言进行“琢磨”当然是必要的。但这对邓小平不适用。他心里想复辟,嘴上却不得不讲革命,口不从心,口是心非,当然不好直哉了当地说话作文,这就使他在语言上不得不再三“琢磨”了。
你看,他做梦也在想否定党的基本路线,复辟资本主义,但这个话要是公开说出来,那可“锋利”得会彻底暴露了自己的反苹命本相。“琢磨”的结采,是接过毛主席的三项指示,
d.加上“为纲”二字,就把苹命的词句偷换成修正主义的内容了。那位被邓小平侍为“顾问”
的“理论家”,也深谙这种“语言学”。他不是声称“要用文化大苹命的语言”吗?怎么“用”法呢?,一份《科学院汇报提纲》,在“全面地贯彻执行毛主席的科技路线”标题下,引用了十条毛主席的话。另一份《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在“全面地贯彻执行毛主席的办工业路线”标题下,引用了六十六条毛主席的话。但引用这些话;也是加了一番“琢磨”的。斩头去尾者有之,断章取义者有之,偷换重点者有之,凭空捏造者有之。“琢磨”来“环麽”去,目的是为了盗用苹命的语言表达修正主义的思想。正如列宁所说:“机会主义可以用各种学说的术语,也包括马克思主义的术语来表达。”(<英国关于自由派工人政策的争论)不要以为“琢磨”一下,就可以天衣无缝,完类无缺了。不。既要盗用马克思主义词句,又要袁达修正主义的思想,总是要矛盾百出的。什么“复无产阶级之辟”啦,什么“无产除级还乡团”啦,就是邓小平“语言学”中特有的词汇。复辟机是开历史的倒车,就是反苹命,无产阶级哪有什么复辟?还乡团就是对莱命人民进行反攻倒算,杀人放火,什么时候有过无产阶级的还乡团呢?在正常人看来,这很不通。但这是邓小平精心“琢磨”出来的“严格的词向”,他要复辟,要橘还乡团,又不好赤稞裸地使用这种语言,于是就加上了“无产阶数”这一类限制词。要说通,那就通在这种词语维妙维肖地勾划出了邓小平打着革命旗号干反苹命勾当的两面派行径。,
这种现象并非邓小平所首创。斯大林芘过:“人们、各社会集团、各阶级对于语言远不是漠不关心的。他们极力利用语言为自己的利益服务,把自己的特殊词汇即特殊术语和特殊用语,强加到语言中去。”(《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学问题)林彪为了反党的需要,生造许多特殊术语:人们是很熟悉的。“复无产阶级之辟”一类,则是邓小平强加到语言中去的特殊术语。要是它有什么用处的话,就是为我们识别修正主义者提供了一条线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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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资派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代表
庄、岚
阶级分析是革命的重要武器。·毛主席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这篇光辉著作中指出:“我们要分辨真正的敌友,不可不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经济地位及其对于革命的态度,作一个大概的分析。”毛主席这一指示,对于我们今天分析党内走资派的阶级实质,认识党内走资派是社会主义革命的主要对象,同样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所谓经济地位,也就是在一定社会生产关系中所处的地位。列宁曾经指出,社会主义社会不能不兼有两种社会经济结构的特点或特征,这是“衰亡着的资本主义与生长窘的共产主义彼此斗争的时期”(无产阶皱专政时代的经济和政治)。党内走资派,极力维护那些阻得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和生产力发展的上层建筑和生产关系,妄图复辟资本主义。他们是社会主义社会中已被打败但还未被消灭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代表。
先从生产资料占有情况来看。我们国家现在实行的基本上是社会主义国家所有制和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在这两种所有制下,劳动人民是通过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或集体经济单位的形式,作为一个整体来占有和支配属于他们共同所有的生产资料的,对生产资斜的支配权、管理权以及产品的分配权,集中体现为政治上的领导权。由于存在着两种所有御,实行着商品制度、货市交换,在资本主义生产中居手支配地位的价值规律等经济范畴:虽已受到了限制,但仍然起着作用。不仅在全民所有制单位与集体所有制单位之间,而且在各个全民所有制单位之间,都必须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下实行独立的经济核算,因而掌握领导权的这一部分人,能不能真正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是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下利用价值规律等在现阶段的基些积极作用,还是任意扩大商品交换的原则,冲击和破坏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直接关系到所有制的阶级性质。毛主席曾经指出,“看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搞是不行的,我们这个基础不稳固。据我观察,不讲全体,也不讲绝大多数,恐怕是相当大的一个多数的工厂里头,领导枚不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不在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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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群众手里。过去领导工厂的,不是没有好人。有好人,党委书记、副书记、委员,都有好人,支部书记有好人。但是,他是跟着过去刘少奇那种路线走,无非是搞什么物质刺激利润挂帅,不提倡无产阶级政治,搞什么奖金,等等。”这里的物质刺激、利润挂帅,都是商品交换原则恶性膨胀的表现。如果一个部门或单位的领导权被走资派所把持,·极力推行这→套货色,社会主义生产就会变成以追逐最大限度利润为目的的资本价值增殖的运动,变成资本主义雇佣劳动制度,那么社会主义所有制就会变成一个徒有虚名的“外壳”,而实际上成为走资派所控制的资本主义所有制,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事实上就是丧失了这部分的生产资料所有权。
从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来看,社会主义制度,由手不是建立在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基础上,因而革命队伍内部在干部和群众之间、上级和下级之间的关系,应该是平等的同志式的关系。但毕竟还存在着三大差别,存在着旧的社会分工,存在着等级制,在这方面,资产阶级法权还严重存在。即使在今天必须破除的在人们相互关系上的一部分资产阶级法权,如等级森严,居高临下,脱离群众,不平等待人等等,`也往往是被了又生,生了又除。如果某些部门的领导权被走资派所篡夺,他们就会强化和扩大人们相互关系方面的资产阶级法权,对工人实行“管、卡、压”,把人们的社会主义的相互关系变成资本主义的窟佣关系,实行资产阶级专政。这种情形在今天的苏联看得特别明显。在苏联的国营企业里,工人阶级完全成了被榨取剩余价值的人身材料。企业经理可以用任何一种“理由”解雇工人,而工人则只有“遵守劳动纪律和内部规则”,俯首站耳地干活的“义务”。在苏联的集体农庄里,农庄主席骑在农民头上“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他们自已也供认,他们对农民是“起着一根鞭子的作用”。.看,苏联党内一小撮走资派同广大工人、农民的关系,已经完全成了雇佣和被雇佣、统治和被统治的关系。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揭露资本主义工人同资本家的关系时指出:工人“不仅是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国家的奴隶,并且每日每时都受机器、受监工、首先是受各个厂主资产者本人的奴役。”(哄产党宣言)今天,刘少奇、林彪、邓小平这类党内最大的走资派所推行的修正主义路线,归根结底,就是要使无产阶级重新套上资本的锁链,成为资产阶级国家的奴隶。
第的资产阶级的另一个特点,就是竭力强化和扩大在分配方面的资产阶级法权,无偿占有剔人的劳动。毛主席说:“我国现在实行的是商品制度,工资制度也不平等,有八级工、资猘,等等。这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社会主义时期不可避免地要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也就是按照每个劳动者向社会提供劳动的不同情况进行分配。但是,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在这里平等的权利按照原则仍然是资产阶级的法权。”(哥达纲领批判)事实上,在分配上仍然存在许多不平等的现象。对于这种不平等,究竞是在无产阶级专政下逐步加,以限制、最后消灭,还是任意强化和扩大,这是区别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的一个重要标志。恩格斯在讲到阶级的产生时就指出:“随黯分配上的差别的出现,也出现了阶级差别。杜会分为察特权的和被损害的、剥削的和被剥削的、统治的和被统治的。〔心反杜林论扩大汾配上的资产阶级法权,实际上就是意味着允许一部分人无偿占有另一部分人的劳动,意味着阶级差别的扩大6今天,在苏联以勃列日涅夫为首的一小撮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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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阶级特权阶层和精神贵族,不就是在复辟资本主义过程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剥削阶级吗?他们利用窃取的地位和职权,通过高工资、高奖金、高稿酬,以及五花八门的种种特权和贪污盗窃、营私舞弊的手段,大量侵吞工人、农民的劳动果实。而广大工人、农民完全处于被奴役被剥削的地位,越来越陷于贫困的境地。苏联资本主义复辟的历史教训充分说明,社会主义国家在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和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同时,努力限制分配方面的资产阶级法权,对于保持党和国家永不变色,是多么重要。正因为这样,马克思在总结巴黎公社的经验时,特别赞扬了公社英雄所采取的这种措施:“从公社委员起,自上而下一切公职人员,都只应领取相当于工人工资的薪金。国家高级官吏所享有的一切特权及支付他们的办公费,都随着这些官吏的消失而消失。”(法兰西内战)而象邓小平这类马克思主义叛徒们,一听批判和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就那样反感,那样丧魂落魄,就因为资产阶级法权是党内资产阶级的命根子,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就是革了他们的命。
通过阶级分析,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刘少奇、林彪、邓处平这类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今天社会生产关系中所处的地位,完全代表了腐朽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作为他们个人,虽然不一定象老资本家那样拥有资本,开工厂、办银行,但他们那条极力维护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政治路线,集中反映了整个资产阶级的经济利益和政治愿望。如果说资本家“只是人格化的资本。他的灵魂,便是资本的灵魂”(资本论),那么,刘少奇、林彪、邓小平这些党内资产阶级,他们的灵魂就是被打倒而梦想复辟的老资产阶级以及正在产生而妄想统治的新资产阶级的灵魂。而一旦他们篡夺了党和国家大权,就会整个儿地推翻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金盘改变社会主义公有制的性质,公开地复辟资本主义制度。到那时,大大小小的走资派,就会按照资本和权力的大小重新瓜分劳动人民创造的一切财富。林彪炮制《“571工程”纪要》,发动反革命武装政变,邓小平大搞复辟翻案,制造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政治事件,就是这种资产阶级反动本质的大暴露。
社会主义时期在党内会出现走资派,除了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阶级斗争、还存在资产阶级法权、还存在帝国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的包围等各种原因,从走资派所处的社会地位来分析,也决不是偶然的。恩格斯在论述原始社会后期“起先的社会公仆怎样在顺利的条件下逐步变为社会的主人”时,指出其中一个因素便是:维护公共利益的工作,“虽然是在全社会的监督之下,却不能不由个别成员来担当。”(反杜林论)正是这些“个别成员”利用,管理公共财产的机会,凭借掌握消费品和产品的分配大权,从中渔利,拥有了比别人更多的剩余产品,使得在氏族公有制的土地上出现了私有制的萌芽,使得本来是社会的“公仆”变成了拥有各种特权的统治者。走资派的产生虽然要复杂得多,但也有类似之处。恩格斯后来在总结书黎公社的历史经验时又提到,在无产阶级专政建立之后,要“防止国家和国家机关由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人”,“追求自已特殊的利益”(心法兰西内战·思格斯写的191年单行本导言)。·毛主席最近地指出“民主革命后,工人、贫下中农没有停业,他们要革命。而一部分党员却不想前进了,有些人后退了,反对革命了。为什么呢?作了大官了,要保护大官们的利益。”革命导师的话,不仅一针见血地击中了党内走资派的要害,而且阐明了社会主义时期党内出现走资派的一个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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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时期党内出现资产阶级,这是不奇怪的。任何事物总是一分为二的。无产阶级政党也不例外。只要社会上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这种斗争就必然要反映到党内来,“走资派还在走”,就将是一个长期的历史现象。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不同。修正主义怕说社会主义社会还有阶级斗争尤其怕说党内会出现资产阶级。赫鲁晓夫、勒列日涅夫之流,拚命要用“全民党”“全民国家”之类谬论来自欺欺人。邓小平一听到“走资
派”三个字,就象阿Q听到别人提他头上的癞疮疤一样害怕。就因为,如果他们承认这个
事实,就等于承认他们自已就是党内资产阶级,就意味着他们的灭亡。而这对他们来说是痛苦的,不堪设想的。无产阶级革命党和马克思主义者不仅敢于承认党内会有资产阶级,而且敢于搞文化大革命,敢于发动群众搞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同走资派作坚决斗争。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才能最后把资产阶级送进历史的坟基,实现共产主义。社会主义革命是要埋葬自有人类以来最后一个剥削阶级的伟大革命。“处在这样一个时代,我们必须准备进行同过去时代的斗争形式有着许多不同特点的伟大的斗争。”这就需要我们运用阶级分析的方法,充分认识阶级斗争的特点和阶毁关系的变化,抵清楚资产阶级在党内这个重大问题,坚持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从而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
(上接36页)修正主义路线下全面复辟资本主义的。'他们荏各个领域无限制地强化和
扩大资产阶级法权,今天的苏修实际上是按资本和权力的大小进行分配的,“按劳分配”只剩下了一个外壳。一小锻官僚垄断资产阶级掌握了国家机器和社会财富,过着骄奢淫逸的生活,而绝大多数劳动人民却日益贫困化,重新沦于被剥削被奴役的地位。这就说明,混在共产党内的资产阶级一旦复辟得势,其凶狠和審辣比资本家还要厉害。·回顾列宝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斗争,使我们清楚地看到,在无产阶级专政下,限制还是扩大资产阶级法权是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焦点。对照今天苏修背叛列宁主义、全面复辩资本主义所造成的恶果,将有助于我们从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中,加深认识在无产阶敏专政下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深远意义,可以使我们进一步认清刘少奇、林彪和邓小平八类走资旅扩大资产阶级法权所包藏的祸心。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我们一定要深入开展批判邓小平、反击右倾翻案风的伟大斗争,继续批判和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为加强和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而斗争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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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是怎样限制资产
阶级法权的?
翟海范贻
十月革命胜利后的苏维埃俄国,不仅面临着国际帝国主义武装干涉和国内被推翻的资产阶级反抗的威胁,并且还存在着资产阶级法权这个不断产生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的肥沃土壤。列宁说,正是这块士壤过去产生过,现在还产生者许许多多新的一代资产者。因此,要有效地防止资本主义复辟,不仅要战胜国内外敌人的颤覆和反抗,还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努力造成使资产阶级既不能存在,也不能再产生的条件。列宁说:“这个任务是重大无比的。”(《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为了实现这一艰巨任务,列宁进
行了多方面的斗年。
苏维埃政权一建立,列宁就以极其果断的手段,按照马克思提出的“剥夺剥夺者”的著名公式,发动了一场“用‘赤卫队'进攻资本”(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的斗争。列宁亲自起草和签署了一系列文件法令,把土地、银行、铁路、商船、工厂企业和外贸机构收归国有,在所有制方面取消了一部分资产阶级法权。列宁并没有满足于所有制形式的改变,而是十分注意到要让领导权掌握在无产阶级手中。他说:“问题的‘关键甚至不在于没收资本家的财产,而在于对资本家以及一切可能出现的他们的拥护者实行全民的包罗万象的工人监督”(《布尔什维克能保持国家政权吗?>),并进而实现工入管理,保证无产阶级的阶毁统治。列宁在解决所有制问题的同时,极为重视限制分配方面的资产阶级法权。早在十月革命前列宁就指出,“就产品按劳动分配这一点说,资产阶级法权'仍然占着统治地位。$(《心国家与革命)在这个基础上,甚至会由于收入高低的悬殊,重新出现两被分化的现象,产生新的资产阶级。因此,十月革一胜利,列宁就宣布实行巴黎公社的分配原则,即一切官员的报翻“不得超过熟练工人的一般工资”(论两个政权)。列宁把实行这一原则看作是无产阶致“事实士而不是在口头上同升官发财的思想作斗争”。(心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
一九一七年十二月,列宁亲自起草了《关于人民委员、高级职员和官吏报酬数额》的夹议,提出必须采取最有力的猎施降低一切机构、企业中高级职员和官员的薪金,并特别规定了人民委员每月薪金不得超过五百卢布,这与当时苏维埃俄国熟练工人的苹均工资大体一致。之后数年内苏维埃工资标推虽有九次变动,但基本上都坚持了这一原则。同时,列宁还坚决发对在物质待遇方面搞在何特殊化。列宁强调指出,必须制订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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措施,来消除党内专家、领导千部同劳动群众在生活条件、工资数额等方面的不平等现象。他认为,这种不平等会破坏民主制,并且是腐蚀党和降低共产党人威信的根源。当时由于战争消耗了大量物资,国家经济遭到严重破坏,需要对、一些重点部门和有关工作人员在物质上给予必要的照顾和支持。这样,就产生了在物质条件普遍困难的情况下,物质待遇的差别逐渐增大的趋势。列宁对于这一现象十分关注。党内机会主义头子托洛茨基借此机会,在他把持的运输工会中大搞特殊化,扩大资产阶级法权,遭到列宁的坚决反对。列宁认为,在当时的特殊情祝下,对重点部门给以适当照顾是可以的,但决不能过份,并且指出:“必须逐步地然而坚定不移地过渡到平均制。”(《再论工会、目前局势及托洛茨基和布哈林的错误》)
列宁自己在最艰苦的岁月里,以身作则,自觉带头限制资产阶级法权。他和普通工人:一样吃黑面包千,拿同熟练工人相仿的薪金五百卢布,在严寒的冬天,穿的是一件单薄破旧的外套。有一次,人民委员会总务处处长擅自把列宁的薪金提高了三百卢布,受到了列宁给予的严重瞀告处分。罗沙工厂的工人为了列宁的健康,送去一块自己织制的衣料,并且在信中说:“如果你,我们的导师和领袖,穿上我们亲手织的布所做成的衣服,我们该是多么幸福啊!”列宁谢绝了,在回信中严肃指出:“送给我礼物这件事情是不合适的”,并要求把这一意见转告全体工人。列宁对他那件破旧的外套曾经说过一段十分感人的话,他说:我们一切为着苏维埃国家的巩固,衣服穿得破烂一点又有什么关系呢?要知道,我们革命不是为了个人的享受!
为了防止分配方面的资产阶级法权对党的政治生活的腐蚀,.根据列宁的意见,俄共(布)中央采取了一系列有力的措施。在十月革命胜利的第二年,苏维埃曾着手制订对党
政工作人员征收收入提成的计划。一九二Q年,:又作出了严格禁止党员负贵干部领取个
人特殊工资奖金以及额外报酬的规定。在一九一二年实行新经济政策期间,在职工中开始实行统一的十七级工资标准。当时俄共中央委员、:部长、省委书记的工资相当于工人最高工资标准的二倍多。在这种情况,下,列宁决定委托中央委员会定期解决党员工资过高的问题,规定出一定限额,凡是超过限额的部分都用来作为党的互助费。以后又明文规定,凡共产党员工资比十七级工资标准高一倍半的,从超过部分扣除百分之二十到百分之耳十作为党的互助费。
,”,列宁还严格制止在党内实行同资产阶级专家一样的高薪制。由于当时国民经济遭受巨大破坏,而无产阶级还缺乏管理经验,列宁在一九一八年一月提出付给资产阶级专家高薪的政策。一九二三年又开始实行个人特定工资制,对少数专家给予更高的薪金。到一九
二四年,专家的特定工资与工人最低工资的差距达十七倍到四十六倍。在这个问题上,俄/典(布)党内存在着两条不同的路线。以布哈林为代表的机会主义者说:在给专家高额薪金的问题上,“我们”“比列宁要右一些”,“因为我们看不出这里有任何违背原则的地方:,完全暴露出他们代表资产阶级利益;扩大资产阶级法权的丑恶灵魂。列宁针对分配方面出现的悬殊状况,指出这是一种暂时的妥协,“是离开巴黎公社和任何无产阶级政权的原则的”,“而且还是我们杜会主义苏维埃国家政权向后退了一步,:因为这个政权一开始就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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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并实行了把高额薪金降低到中等工人工资水平的政策”,列宁把付给资产阶级专家的高薪称之为“贡款”,并且强调指出:“高额薪金的腐化作用既要彩响到苏维埃政权…也要彩响到工人群众,这是无可争辩的”(均见《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列宁号召全党必须同这种不良影响作坚决斗争,~制止把这种高薪制的做法行使到党内专家和负责干部中来。根据列宁这一指示精神,一九二四年苏维埃最高经济委员会明确规定,在机关或企业中以专家身份或从事负责工作的共产党员的工资,都应按照一般工资等级表的标准确定,在一般工资基金中支付,不得从“专家”基金中支付。当时党政负责干部和党员专家的最高工资仍旧保持在工人最高工资的二倍左右。
为了冲被资产阶级法权的狭隘眼界,列宁始终坚持以共产主义思想教育全党,提得不计报酬的共产主义劳动态度,号召共产党员和有觉悟的工人以革命精神从事工作。列宁要求党员同那些用老眼光看待劳动量的旧习惯作斗争,批判把劳动力当作商品的资产阶级法权思想。列宁满腔热衛地支持和倡导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认为它“是个人为杜会进行的、规模巨大的:无报翻的、没有任何当局即任何国家规定定额的劳动”《<关于星期六义务劳动),是共产主义的萌芽。·列宁说:“我们要努力消灭人人为自已,一上帝为大家?这个可咒诅的常规,克服这种认为劳动只是一种负担,凡是劳动都应当付给一定报翻的习惯”(《从莫斯科一喀山铁路的第一次星期六义务劳动到五一节全俄星期六义务劳动>)。·列宁还亲自参加了清理克里姆朴宫广场的义务劳动,并且在一九二○年把参加星期六义务劳动作为包括所有负责干部在内的全体党员的绝对义务,写进了俄共(布)第九次代表会议的决议。列宁在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斗争中,还非常重视在人们相互关系问题上的继续革命。·
十月革命胜利后,旧的国家机器被打碎了,旧官僚被赶跑了,但他们中一些人又改头换面重新钻进苏维埃机关;在资产阶级法权这块土壤上,还产生了一批新官僚。列宁曾明确指出:“宜僚不仅在苏维埃机关里有,而且在党的机关里也有。”(宁肯少些,但要好些)列宁对当时党政机关工作人员中出现的专横武断、不平等待人、追求各种特权的官僚作风深恶痛绝,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早在十月革命前,列宁就注意到防止工人政权中有人变成官僚的危险,认为必须在革命胜利后立即采取马克思、恩格斯提出的三项办法,①不但实行选举制度,而且随时可以撤换;②薪金不得高于工人的工资③立刻转到使所有的人都来执行监督和监察的职能,使所有的人暂时变成“官僚,因而使任何人都不能成为“官僚”。
·:苏维埃政权一建立,列宁就采哦切实的措施来解决这个问题。首先,列宁签署和颁布了一系列废除特权、废除等级制度的法令。在国家机关中取消一切等级制度和文官职衔,、在军队中废除军衔、军阶、一切特权和各种外表上的差别,在知识分子中取消一切学位、学
衔和特权。
在列宁领导下的俄共(布),一方面不断清洗那些重新储入苏维埃政权和党组织里的旧官僚分子,以及被资产阶级腐蚀了的分子;另一方面大力提拔工农中经过斗争考验的优秀代表进入国家机关和军队中工作,改变国家机关和军队中的成份,使苏维埃政权真正鉴握在工农手中。列宁十分重视提拔工农新干部,坚决反对认为普通玉人农民不能管理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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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的资产阶级偏见。他说:“在普通工人和农民中,忠于劳动群众利益、能够做领导工作的人是很多很多的”。“资本主义不让这些人发展,我们却尽力帮助他们,而且应当帮助他们涌现出来,让他们担负起社会主义建设的工作。”列宁把“更深入地从工人阶级和劳动农民中间发掘新生力登”(均见《工人国家和征收党员周)当作大事来抓,反对论资排辈。十月革命胜利后,组织内务人民委员部和建立劳动人民委员部的工作,就是由普通工人直接承担的,外交人民委员部机关则是由一个普通的水兵组织的。关于从工农兵中选拔新生力量的问题,在列宁生前俄共(布)历次党代表大会都有过相应的决议。
列宁还经常提醒新老千部必须参加实际工作,密切联系群众。他要求各级领导于部定期深入基层,联系群众,如规定每个人民委员和部务委员会的委员每年至少到地方上去两次。要求长期担任苏维埃或党的工作的人员下放到机床和耕型旁去工作,享受与普通工人相同的生活条件。要求在工厂、农村担任领导职务的共产党员尽可能多地直接参抑集体生产劳动,而不应当作单纯的管理工作。.列宁曾提出了这样一个尖锐的问题:“为什么现在不可以把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某些委员或部务委员会某些委员或者其他身任要职的同志们,调到甚至是县里,甚至是乡里去工作呢?”(论粮食税)这些措施都是为了防业千部脱离群众、脱离劳动、脱离实际以至蜕化成为党内资产阶级。为了加强干部和群众的联系,列宁曾亲自拟定了《关于苏维埃机关管理工作的规定草案》草案中甚至具体写明了苏维埃机关都必须张贴接待群众来访的日期和时间的规定,而且要贴在人人可以看到的大门外面接待室必须设在可以自由出入,根本不需要出入证的地方,等等。列宁对压制群众的现象是不能容忍的。一次,有两个农民因地方政府征用他们的马匹,写信给人民委员会主席申诉,而处理这个问题的首都特别委员会却采取了十分冷漠的态度,在信封上写了这样的批语:“工作太忙,根本没有功夫来管这些琐事。?列宁对这件事十分愤慨,当即下
令给国家监察部,把写这个批语的官僚逮辅起来。,
列宁在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斗争中,曾经指出:由于商品经济、货币交换的存在,资本主义得以保留和复活。为了限制这些领域里的资产阶毁法权,列宁不仅在理论上作了大量论述,并且在实践上采取了有力的措施。对利用商品交换进行投机倒把等非法活动的人进行了坚决打击。列宁还特别强调要警揭商品交换的原则对党和无产阶级肌体的腐蚀。当时在部分工人、党员和机关工作人员中,有的投机倒把,有的贪污受贿,通过各种方式,不择手段地捞取商品和货币,成了“耐普曼”分子。他们满脑子浸染着“只要我能够捞
一把郷管它寸草不生”的卑鄢龌龊的发财思想。列宁在分析这种现象时指出,这是资产阶级法权思想资本主义自发势力侵蚀所造成的恶果。因此,列宁一再告诫金党,无产阶级政党的内部稀要实行极严格的集中制和极严格的纪律,必须同资产阶级法权思想的影响作不掷的斗争。
列宁批荆和限翻资产阶级法权的斗争,打击了资本主义复辟势力,推进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巩固了无产阶领专政。但是,当时俄共(布)党内的资产阶级头子如托洛茨基、布岭林之流,对批判和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很反感,顽固地推行一条强化和节扩大资产阶级法权的皮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今天苏修叛徒集团也正是在这条、〈下转3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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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活中国历史上的等级制
石隶实曹思峰
在埃及首都开罗的郊外,奔腾的尼罗河畔,蓝立着一座座金字塔。它造型奇特,底宽顶尖,就象汉字中的“金”字。金字塔是古代埃及奴隶主头子+法老的坟墓,是千万奴隶血汗劳动的结晶。它向我们揭示了奴隶们创造历史的真理,·也形象地描绘了阶级社会中由层层等级叠砌而成的社会结构。,
马克思、恩格斯说过:“在过去的各个历史时代,我们几乎到处都可以看到社会完全划分为各介不同的等级,看到由各种社会地位构成的多级的阶梯。”(共产党宣言)人们划分为等级,是阶级社会的社会现象,等级制是剥削阶级的统治制度。
但是,等级和等级制并不是人类社会固有的历史现象。在原始社会里,没有阶级,也没有等级。原始社会的后期,随着原始公社的瓦解,人类向阶级社会过渡,才出现等级和等级制的萌芽。等级和等级制,是人类从无阶级社会向阶级社会转变的漫长历史过程中出现的,是社会生产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让我们从中国历史上看看等级制是怎么回事吧。
“天有十日,人有十等”
奴隶制社会第一次把人类分裂为奴隶主和奴隶两大对抗阶级,同时也第一次划分了森严的等级,建立了等级制形式的阶级统治。在我国商代和周代的奴隶制社会中,高踞在社会顶端的是最大的奴隶主贵族一“王”或“天子”,以下是各级奴隶主,压在最底层的是千百万奴隶。“天有十日,人有十等”,《左传》上有这样的记载:“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土,士臣皂,皂臣舆,奥臣隶,隶臣僚,僚臣仆,仆臣台。”:·:
奴隶社会最基本的等毁是奴隶和奴隶主两个对抗的阶级。列宁指出:“阶级同时也是
一些特别的等级。”(心俄国社会民主党的士地纲领)奴隶主和奴隶之间有一条不可逾越的既是等级也是阶级的鸿沟。在上面的十等人中,士以上是占据统治地位的奴隶主阶级,皂以下是被统治的平民和奴隶阶级。以这个鸿沟为界,奴隶主作威作福,锦衣肉食影奴隶做牛做马,日夜操劳。双隶主活着,奴隶要受他们残酷的剥削和压迫,甚至被随意屠杀奴隶主死了,奴隶还要殉葬。奴隶社会的等级差别是建立在残酷的阶级统治基础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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奴隶主阶级内部的等级也十分森严。由于占有的奴隶和其他物质财富的多少不等,也由于血缘宗法关系的亲疏远近不同,奴隶主之间政治权力的大小和社会地位的高低都有差别,形成为不同的等级。商代的王、侯、甸、男、卫、邦伯,就是当时奴隶主贵族的等级。“西周是奴隶制社会的鼎盛时期,奴隶制等级制也发展到高峰。奴隶主内部划分为天子、诸侯、卿、大夫和士,诸侯又分为公、侯、伯、子、男,卿、大夫、士再各分上中下三等。等级制度支配着从国家的政治制度到婚丧嫁娶、衣食住行等等社会生活的一切方面。据《周礼》、《仪礼》记载,天子的帽子、“冕”,前后各垂十二串白玉珠,诸侯的“冕”九串,上大夫七串,下大夫五串。士只许戴一顶兽皮敬的皮弁。天子和诸侯中的公可以穿衮龙袍,但天子龙袍上的龙上仰,公的龙袍上的龙下俯。侯、伯的袍子只能绣锦鸡,子、男绣老虎和猴子,卿、大夫只能绣二一种图案。奴隶生贵族在祭祀或宴享时“列鼎而食”,天子九鼎,诸侯七鼎,大夫五鼎,士三鼎。各级奴隶主的莱单也不一样,天子吃的珍肴有一百二十种,诸侯、上大夫只有几十种。吃的是大鱼大肉,因此称“肉食者”。大夫以上吃精白米,他们的子弟被称为“商粱子弟”。士以下就只能吃小米。其他诸如住房子,坐车子,都有具体的等级规定。生前讲等级,死后也讲等级。不仅坟墓的大小,葬仪的格式要讲等级,杀殉奴隶也要讲等级。关子、诸侯杀殉,多的儿百,少的几十大夫、将军杀殉,多的几十,少的几人。奴隶制的等级制就建立在千千万万奴隶的白骨堆上。
孔老二不是客欢侈谈“礼治”吗?“礼治”就是西周奴隶制王朝制订的一整套以等级制为核心的“礼乐”腳度。它实质上就是残暴的奴秉主专政。奴隶主阶级通过“礼治”确立和维护整个奴隶主阶级对奴隶阶级的等级统治,调节各级奴隶主之间的相互关系,特别是保护大奴隶主们的利益。“制礼作乐”的大奴隶主周公说:“天子祭祖宗用了殷礼,就能分辨尊卑贵贱的等级。”一个名叫过的奴隶主贵族公开说:“没有礼,上下尊卑的等级关系就颠倒了,怎能保证长远的统治呢?”各级奴隶主必须严格遵守“礼”的规定,做到“礼仪卒度”,“维其有章”。谁敢于破坏“礼”规定的等级制,就等于破坏了奴隶制统治,就是大逆不道。因此,即使奴隶主改革派的政治家也不敢违礼。眷秋时,齐国下卿管仲奉齐桓公之命出使周王室。周襄王因为管仲“尊王壤夷”有功,想破格用上卿的礼仪款待管仲。管仲说:“您用上卿的礼接待了我这个下卿,齐国还有两个上卿,他们要是来朝见天子,该用哪一级礼仪接待呢?”坚持按照自己的等级身份接受了下卿的礼。这叫做“名位不同礼亦异数”。谁要是不顾等级身份,乱闯乱撞,最少也得挨一顿臭骂。公元前五八五年,郑伯到晋国去?见晋伯。郑伯同晋伯同级,按规定,双方互献见面礼的地点应在两楹中间,不能多跨或少跨一步。郑伯想讨好晋伯,献札心切,手抱礼物急勿匆地走偏了一点,旁人想阻止也来不及。善后其听到一片骂声,“该死的郑伯,国君当不长了!”
春秋俄国时代,随着蚊隶制向封建制的过渡,奴隶和新兴地主阶级不断起来造反,出现了君不君,臣不臣”的礼葫乐环?的局面,意味者奴隶制等级制正在士崩瓦解。而以孔丘、孟轲为代表的儒家,是奴隶制等级制的极其颜固的维护者6孔老二对奴隶和新兴地主阶级破环和减滑斑我等毁的一切言行都深恶痛纶。季氏无视天子、诸侯的等级,舞八佾、祭泰山,他叫籍:“是可忍輓不可忍”卫国大夫仲叔立了战物,卫君允许他奏诸侯音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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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侯马饰,孔丘就乱发议论:“天子、诸侯的器(等级特权)和名(名号)怎能给人?这不等于亡国吗?”他鼓吹“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正名论,就是要维护奴隶制的等级制。他要:“克已复礼”,就是要复辟奴隶制等级制的统治。到了“礼治”已基本破坏的战国时期;作为齐国三卿之一的孟轲还做着复辟奴隶制等级制的迷梦,大力鼓吹公、侯、伯、子、男的五等爵次和君、卿、大夫、上士、中士、下士的六等位置,企图永远保持奴隶主贵族的特权地位。但是,奴隶制等级制作为奴隶社会上层建筑的一部分,必然随着奴隶社会经济基础的瓦解而瓦解,复辟狂的任何叫嚷谩骂,都挽救木了奴隶制等级制必然崩遗的历史命运。
“屠狗与贩缯,突起定倾危”
新兴地主阶级为了革奴隶主阶级的命,建立封建制度,就要冲破奴隶社会等级观念的束缚,擢用本阶级的代表人物,还不太讲究等级和等级观念。秦始皇身为国君,却能和法家尉综同饮食共起居在朝廷上,大臣博士可以随便发表意见。他用人也不论门第,不讲资格。秦王朝的丞相李斯,原来不过是上蔡的一个布衣。.十二岁的“儿童团员”甘罗,资历可谓浅矣,却位在许多老头子之上,当了上卿。汉高祖刘绑在起兵反对赵离复辟政权以前,是个小小的亭长;手下的文臣武将,除张良是个贵族外,其余多是狱夸、骑将、卒史出身。陈平、王陵、陆贾、郦商、郦食其,夏侯婴出身平民,娄敬赶大车,灌婴贩丝绸,周勃给死人吹喇叭混饭吃,刘邦的连襟樊哙还是杀狗的屠夫。“屠狗与贩缯,.突起定倾危”(李商隐),历史的辩证法就是如此。等级低的被统治者必然起来造等级高的反动统治者的反,正是这些原来社会地位较低的地主阶级代表人物,在农民起义的基础上粉碎了奴秉制复辟,建立了封建中央集权国蒙。,如果讲等级,论资格,那刘邦们就一辈子也出不了头了。地主阶级代替奴隶主阶级的统治,是用一种剥削制度代替另一种剥削制度,也就是用
一种等级制度代替另一种等级制度。地主阶级的剥削阶级本质,是不可能废除等级制的。地主阶级的秦王朝,从商鞅变法时起,就实行了二十等爵制,第一级到第四级是士,第五到第九级是大夫,第十到第十八级相当于卿,十九、二十级则可称诸侯。爵位大小与官的大小大致相当,享有的封建特权也不一样。汉承秦制。刘邦建立汉王朝不久除了继续实行二
十等爵制外还叫叔孙通制礼作乐、立朝仪,把文臣武将们吓得连头也不敢拍但是,在封建社会初期,由于存在着奴隶制复辟的危险,因此,地主阶级的封建等级观念还并不那么浓厚。汉文帝有一次乘着四匹马拉的华丽的车子到名将周亚夫驻军的细柳营去劳军,一进营门,士兵就过来干涉,说是军背不得驰骋,汉文帝只好下来跟在车旁慢慢地走。周亚夫见了汉文帝,说自己甲胄在身,不行跪拜礼,只能行军礼。这样做法,看起来好象有点冒犯了皇帝的尊严,但汉文帝不以为怒,反而很高兴,着实把周亚夫夸奖了一通。汉武帝在建立封建大一统国家过程中,“方征讨四夷可,也“不暇留意礼文之事”。他起用奴隶出身的卫青做大将军,提拔布衣公孙弘做宰相,还设立十三部刺史,规定俸禄六百石的刺史可以“以单临尊”,劾查二千石以上大官的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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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
地生阶级从不太强调等级观念到重视等级观念有一个历史过程,这个过程是同地主阶级从革命阶级转变为反动阶级,由尊法反儒转变为崇儒反法的过程紧密相连的。鲁迅说得好,地主阶级在暴发以后,“便即文雅起来:雅号也有了,身分也高了;家谱也修了,还要寻一个始祖,不是名儒便是名臣。从此化为‘上等人’”。(鲁迅:《坟·论“他妈的1”)西汉末期以后,在儒家路线统治下,在地主阶级中逐渐形成了.一个太官僚大地主的特权阶层一世家大族。每个世家大族有自已的大庄园,在庄园里'从事生产劳动的是千万个佃客和奴婢,他们是社会上最低的一级,没有人身自由。世家大族享有政治经济的各种特权,形成了世袭等级制。正如鲁迅指出:他们的子弟“承祖宗余荫,以旧业骄人”,只要是“华胄世业,子弟便易于得官”。'(《坟·论“他妈的1”)所谓“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打窟窿”,就是世袭等级制的写照。东汉杨展,官至太尉,儿子杨秉、孙子杨赐:重孙杨彪都做到太尉,
四代三公。东汉末年的大军阀袁绍也出身于“四世居三公位”的贵族世家。至于中、小地主,在地主阶级内部享受的经济和政治特权相对较少,称为庶族地主。
世族地主为了将自已的特权用法律形式固定下来,在魏晋时期实行了“九品中正制”。这个制度,以祖宗“家世”品定等级,把地主阶级分成上、中、下三等,每等又各分三级,共九级。三品以上是“上品”,可以世世代代做大官,四品以下是“下品”,永远只能当小官。这就形成了“上岛无寒的,下品无世族”的局面。这个制度是维护世族大官们的利益的。、这些人只要血统高贵,“即使是个酒夔饭袋,也还是不失为清品”。(✉坟·论他妈的1)当时就有人说,“上车不落则著作,体中何如则秘书”,意思说,世族子弟挂了著作瑯的虚衔,每天坐车到办公地点连车也不下,只报个到就算了事,做了秘书郎官,常常请病假,连赋诗答策也雇人代替。`他们虽然是一些典型的寄生虫,但是因为等级高,照样可以高官摩禄,人家奈何他不得。
不同的等级有着不同的特权和社会地位,它们之间从政治地位到婚丧嫁娶,都有非常森严的界限。南朝宋武帝时,路太后的侄孙、庶族出身的路琼之想结交世族王僧达,'特地穿上华俪的衣服,智起考究的马车去拜访王僧达。王僧达毫不领情,面孔一板,大骂路琼之们下驺人”,叫人把他赶走,还把他没坐热的椅子烧掉,因为世族不能再坐庶族坐过的椅子,原来屁股也得分等级:路太后闻讯大怒,要宋武帝惩办王僧达。谁知宋武帝大不以为然,说,“路琼之自己不好,谁叫他去登世族门呢?”由于世家大族在社会上拥有强大的势方,连皇帝也不感违背上下品等级的界限,身为“国母”的太后也物不过“士庶之别,实为关隔的规矩。为了防止庶族地主通过联烟来提高自己的等级,世族地主在婚嫁问题上特别雎调要门当产对”,不让庶族钻空子。北魏名门大族崔巨伦的姐姐瞎了一只眼,世族中我不到老公,雀豪想降低身价,把她嫁给庶族。崔巨伦的站姑听到说:“不行!世族女怎能嫁给庶族1”不醋牺性,叫自已儿子婆了这眼婆娘。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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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僚·等级·台阶
魏晋南北朝时期这种壁垒森严的门阀等级制度,只能加剧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的矛盾,以及地主阶级内部世族地主和庶族地主的矛盾。在一系列农民起义的打击下,特别是隋末农民大起义的扫荡,世家大族迅速地衰落了。刘禹锡的诗句:“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王、谢是东晋和南朝著名大族),便是这种情景的真实写照。
随着封建生产关系的发展,庶族地主力量的壮大,封建等级制度也要随之发生变化。“唐以后,自夸族望的风气渐渐消除”(✉坟·论“他妈的1”)。唐初重修“氏族志”,修撰者把旧的世家大族崔氏放在第一等,唐太宗把他骂了一顿,明确指出以后不能只论几代以前祖上的情况,要按照今天官爵的高下作为等级。“氏族志”重新改写,把皇族李姓放在第一位。这件事表明,旧的世家大族地位下降了,功臣新贵和庶族地主的地位提高了,封建官僚等级制日益完备。
通过科举制度推行官僚制,是改变地主阶级内部的等级关系的一个重要方面。当然,能读书做官的不过是一些大小地主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但毕竞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了地主阶级内部权力和财产再分配的范围,从而使更多的庶族地主有机会登上政治舞台。
官僚等级制是封建社会等级制的主要表现形式。唐宋以后,尤其显著。人的社会地位高低,以官做的大小为标准;政治经济特权的高下,也以官的大小为转移。隋唐时期沿袭前代的官僚等级制,规定了一整套严格的官僚等级制度。各级官吏有品、有阶、有爵、有助,还有只有称号而没有职务的散官。爵、勋是虚衔,爵有九等,勋有十二转。品、阶就是级别,,每品有正、从之分,四品以下再分上下阶,共计三十阶(级)。各级官吏分别给予多少不等的土地作为俸禄。另外还有月俸、食料、杂费钱,在日常情况下,一品到九品相差约十二倍。到宋朝,宰相月俸三十万钱,一百石米。此外,每月还有几万“职钱”。.冬春两季给绞二十匹,绢三十匹,绵百两,还按品级供给茶、酒、盐、油、酱、炭薪、马料。最小的官员却只有几斗米的收入。此外,在服装、住宅、乘舆、称呼、礼节直到坐椅上的坐据,一律有繁琐的等级规定。标明官品的奥服制度,烦得连礼部的官吏也搞不清楚。明朝嘉靖皇帝一次看到二品官张骏穿了件绣蟒的馆胶,得然大怒,房声贲问阁臣,“二品官怎么穿蟒服?”吓得那个阁臣赶紧上前解释,张瓒穿的是陛下钦赐的飞鱼服绣得鲜明,象蟒蛇而已。”嘉靖帝拍桌大骂:“什么?飞鱼怎么藏出两只角?!快给我剥下来!”森严的等级制也反映在教育、论罪等各方面。唐代规定,国子监只收三品以上大官的子孙,太学只收五品以上官员的子孙,庶民百姓只能学律学、书学、算学。贯族、官僚犯罪,可以按等级高低诚罪,兔罪。死刑也能用金钱赎免。造坟也有制度。一品官造坟,半径达九十步,高一史八尺。二品官就要减十步,降低二尺。
七品以下的官,半径不得超过三十步,高不过六尺。小民百姓起坟,半径只有九步。官僚等级制,也就是台阶制。要当大官,就得一个台阶一个台阶往上爬。这就是封建社会的官僚升迁制度。早在北魏时,就有人提出了一种“停年格”,大致意思是,各级官吏只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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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病因事出了缺,才能将丽一级官吏提上去,不得逾越。以后各个朝代,在不同程度上实行着这一原则。依照这一原则,官员提升要论资排辈,一个台阶一个台阶地往上爬,绝不许可破格提拔。到了请朝,一个官吏要做到尚书、督抚之类的大官,成为人上人,要爬儿十年,从年轻时爬起,不生病,不降职,爬到耳聋眼花头发白,还不一定爬到。
叠床架屋的等级制,成了未世封建社会一个沉重的包状,谁要动一动,就会“牵一发而动全身”,招来整个统治阶级的惊慌和非议。这种情祝,标志着中国封建社会已经走到了尽头,无论封建等级制怎么森严繁琐,也挽救不了封建社会的灭亡。
为最终消灭等级差别而奋斗
在资本主义社会,“等级的差别特别显著地表现在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对立中”。(费尔巴哈)解放后,我们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基本实现了生产资料公有制,劳动人民成了国家的主人,从根本上否定了儿千年来那种等级森严的剥削制度。但是由于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存在着三头差别,存在着资产阶级法权及其带来的事实上的不平等。毛主席指出:“列宁说建设没有资本家的资产阶级国家。为了保障资产阶级法权。.我们自己就是建设了这样一个国家,跟旧社会差不多,分等级,有
八级工资,按劳分配,等价交换。”只要这种状况存在,被打倒的地主资产阶级必然会通过鼓吹等级制思想,通过强化和扩大资产阶级法权,扩大等级差别,复辟资本主义。党内的机会主义者刘少奇、林彪、邓小平代表了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利益。他们对批判资产阶级法权极为反感,因为这触犯了修正主义大官们的等级特权。邓小平要保住修正主义大官们的特权,就要拚命鼓吹等级制。他自己就是一贯摆官架子,盛气凌人,从不、与人谈心,也不听群众意见,以势压人的大官僚、大党阀,竭力要把上下级关系、干群关系搞成猫鼠关系。他还顽固坚持分配制度上的资产阶级法权,扩大等级差别,侵吞和挥霍劳动人民创造的大量社会财富。他甚至还安图恢复封建社会等级森严的那种“台阶”制。这完全是为了维护他那一群修正主义大官们的利益,维护他那一小撮走资派的特权。以邓小平伪代表的党内的资产阶级代理人,通过护大和强资产阶级法权,扩大等级差别,是为了培植党内的资产阶级分子,把国家政权“委托给一个受过训练的特殊阶层,即国家寄生虫、高俸厚禄的阿谀之徒、闲职大员等高位权贵们,这个阶层从群众中吸取有教养的分子,并利用他们去反对居于等级社会下层的群众自己”(©法兰西内战),复辟资本主义。但是,从孔老二到蒋介石等形形色色的等级制鼓吹者都没有能够挽救旧制度的灭亡,刘少奇、林彪、邓小伞这些党内走资派企图通过鼓吹等级制思想复辟资本主义,也只能是痴心妄想。无产阶绞革命就是要消灭一切剥削制度,消灭等级制。.我们一定要从两条路线斗争的高度,彻底破除等级制思想,限制资产阶级法权,逐步缩小三大差别,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为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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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并冈山的官兵关系说起
施东晖
搞“严格的规章制度”,对工人实行“管、卡,压”,是邓小平谈得颇多的一个问题。他在亲自授意炮制的《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一文中甚至公然宜称:这个问题“不但资本主义社会是这样,杜会主义社会是这样,将来共产主义社会也还是这样”。在他看来,“管、卡、压”这一套,原来是天经地义,什么社会制度下都一样,真可谓“天不变,道亦不变了。
究竞一样还是不一样?最近,访问了几位跟随毛主席南征北战的红军老战士,听他们讲述了井冈山时期革命斗争的生动故事,对于邓小平的这种“一样”论,也是个深刻的批判。
要说“管、卡、压”,莫过于旧军队了。不是说“军人以服从为天职”吗?“长官的话,就是法律,谁敢不服从?《水浒》中一群护送生辰纲的军汉,只想休息一下,不就得挨上杨志兜头兜脑的一顿皮鞭吗?~国民党军队里的军官,比杨志还要威风。他们戴着金丝眼镜,镶着金牙齿,套着金戒指,谓之“三金主义”;拿着皮鞭,系着皮带,穿着皮鞋,戴着皮手套,背着皮挎包,称作“五皮军官”。对于士兵,轻则打骂,重则枪毙。可说也怪,这支等级森严、层层服从的军队,一遇上没有什么军衔军阶被称为“游击习气”的红军,却总是一触即遗。即使那些配备了“三金”、“五皮”的长官们上阵督战吧,士兵们可不信什么“不成功便成仁那一套,一个小差就开到红军里来了。
原因很简单,红军和国民党军队完全是两个世界。国民党军队里官和兵的关系,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关系,而红军里头官与兵,只是职务分工的不同,他们之间是革命队伍的同志关系。毛主席在井冈山上创建工农红军的过程中,特别强调要建立新型的官兵关系,规定官长不打骂士年,官兵特遇平等,士兵有开会说话的自由,废除肉刑,废除繁琐的礼节,主兵管理伙食,经济公开,从军长到伙夫,吃的伙食、发的零用钱基本一样。为了保证这些无产阶级建军原则的贯彻拭行,毛主席坚持把军队置于党的绝对领导之下,将支部建在连上,在连,营、团各级成立了士兵委员会。一切重大的政治、军事问题都要经过士兵委员会讨论,士兵委员会有监督干部和向干部提意见的权利,有对犯错误的干部进行处分的权利。在毛主席亲自起草的《古田会议决议》中,还明确规定,接近士兵的连以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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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长,应该随时看视受伤的和生病的士兵,送茶水给他们吃,晚上替他们盖被子。这样,红军中就形成了一种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新型的官兵关系。要是按照邓小平的逻辑,国民党军队怎么样,共产党军队也得怎么样,那我们的军队还能夺取全国胜利吗?
由于当时红军的相当一部分官兵是从旧军队起义过来的,还有一些是俘虏过来的,红军中也有一些人一度很相信旧军队“管、卡、压”那一套。红军中有一位大队长,动不动就打人,士兵给他起了个绰号,叫“铁匠”。还有个连长,家庭出身好,打仗很勇敢,工作也努力,就是喜欢打人。他常说:“士兵不打不成材,队伍不打不好带。”士兵被打得受不了,都不肯留在他那个连队里。打人的事出在红军个别干部身上,根子却在旧军队盛行的军阀
主义上d
毛主席发现这个情况后,非常重视,专门找那位好打人的大队长谈心,对他说,你晓得靶,现在大家树你“铁匠”,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你打人很凶。毛主席语重心长地说,打人不好,大家都是阶级兄弟,要多做思想教育工作。.并叮嘱他,你今后要改。对那位连长,也进行了说服数育。后来,这个大队长和那位连长,都改变了作风,成为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最后,都为共产主义事业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邓小平说什么社会主义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都一样地要搞“管、卡、压”,十足暴露了他是彻底代表资产阶级。地主阶级要搞“管、卡、压”,资产阶级要搞“管、卡、压”,一切剥削阶级要搞“管、卡、压”,搞棍棒的纪律,搞剥削阶级的专政。这是因为,他们手中没有度理,他们与广大群众处于尖锐的阶级对立之中,他们只能摘以势压人,以权卡人。无产阶毁所、进行的事业是千百万群众的革命事业,依靠的是千百万群众自觉的行动和革命的纪律,因而一定要被除“管、卡、压”。井冈山时期以来儿十年的战斗历程,有力地驳斥了邓小平的谬论。广大红军指战员跟着毛主席上井冈山,粉碎蒋介石的军事“围剿”,爬雪山,过草地,进行二万五千里长征,难道是靠对士兵“管、卡、压”吗?、在极端艰苦的岁月里,我们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蒋介石,打败美帝国主义,难道是靠对革命战士的“管、卡、压”吗?我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搞社会主义建设,人造地球卫星上天,大寨式的先进社、队到处涌现,大庆式的企业如雨后春笋,难道也是靠“管,压”吗?事实拾恰相反,正是由于批判了“管、卡、压”;改普了草命队伍中的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才夺取了民主革命的胜利,促进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飞速发展。·
在天安门广场制造反革命事件的暴徒们,不是吹捧邓小平是如何如何“爱国爱民”吗?邓小平既然对广大革命人民是那样凶恶地要“管、卡,压”,说明他爱的只是一小摄反革命。邓小平无耻地背叛井冈山的革命传统,那我们就要反其道而行之,发扬井风山的优良传统,努力造成一个更加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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조
中国工人阶级有志气
攒三十万瓩汽轮发电机组胜利发电
金盛,曦
我国自行设计制造的三十万瓩汽轮发电机组,已经安装在望亭发电厂运行发电一年多了。,它发出的强大电流源源不断地通向工厂和农村,奏响了“独立自主、自力吏生”的又
一曲胜利凯歌。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批林批孔、批邓和反击右倾翻案风斗争的丰硕成果。
‘。
祖国万里电网中的这一颗预大明珠的出现,充分显示了中国工人阶级的志气和能力。工人同志自豪地称三十万庇机组为“造反机”:“争气机”一因为它是对刘少奇、林彪以及邓小平修正主义路线造反的产物,是为毛主席革命路线争气的产物。“造修正主义路线的反,为毛主席革命路线争气”,这句响彻“三十万”工地的口号,概括了广大工人阶级对发展社会主义工业的基本认识,说明工业发展问题归根到底是一个路线问题。
中国工人阶级有志气,决心遵照毛主席的教导,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走自已工业发展的道路。但是,党内走资派根本否定广大工人群众的智慧和力量,推行一条崇洋迷外的修正主义路线,长外国资产阶级的威风,灭中国工人阶级的志气。围绕着三十万瓩机组的制造权,就经历了一场两条路线的激烈斗争。上海工人阶级在一九五五年自力更生造出了我国第一台六干斑汽轮发电机组,在大跃进的年月中又道出了二万五千庇、五万瓩的机组,以后又多次提出要向更大容量的机组进军。然而,广大工人迫切要求改变电力工业落后面貌的强烈恩望,却遭到了刘少奇一类党内资产阶级的嘲弄和压制。一九六五年,有人竟然不惜以相当于上海两个电站设备主机厂全部固定资产的代价,提出向外国进口一套
二十五万厩机蕴。上海的工人知道这件球以后,强烈要求自己造三十万瓩机组,对刘少奇反革命的修正主义略线以及“道机不如买机的谬论,表示了极大的无产阶级义愤。但由于刘少奇一伙利用手中权力对抗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硬是不给上海工人阶级造大容量机组的权力。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一声春雷,轰倒了刘少奇的资产阶级司令部。上海工人阶级在一月革命风暴的高潮中,大造党内走资派的反,大造修正主义路线的反,夺回了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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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派篡夺的那一部分权力,赢得了三十万瓩机组的制造权。
上海工人争夺三十万瓩机组制造权的斗争,充分表现了中国工人阶级是有骨气的,是不肯受洋气的:但是,制造权到手并不意味着斗争的结束。实践证明,三十万瓩机组的整个设计制造过程,就是不断对修正主义路线造反、不断打破洋框框的过程。
靠什么去打破洋框框的束缚呢?就靠一股子革命志气。这里先说一个例子,看无产阶级是怎样发扬革命硬骨头精神打破洋框框的。叶片,被称作汽轮机的“心脏”部件,它的型线好坏直接关系到汽轮机的效率。一台三十万瓩汽轮机有近万片叶片,按照什么样的面貌设计叶片的型线,是一个大问题。早在文化大革命前,有人从苏联弄来了一套汽轮机叶片的资料,奉作神圣得不得了的“天书”。这一回又有人捧出“天书”说:“三十万”的叶片还是按苏联的资料设计吧!人家的东西先进,就象百米赛跑的世界纪录,要超过罗点一秒谈何容易啊!”
这里的所谓“天书”,不就是外国资产阶级设置的祥框框吗?但经过文化大革命锻炼的工人阶级根本不信这个邪,坚决反对“依样(洋)画葫芦”。上海汽轮机厂的广大工人和技术人员,决心打破“天书”的束缚,创造性地进行叶片型线的设计。他们认真总结了国内汽轮机叶片使用情况的实践经验,对国外的技术资料进行了分析比较,做了大量的计算和实验,积累了大量的数据,设计了二三十种叶片型线,最后终于试制成功了一种新型叶片。它的空气动力性能的各项指标都很先进,气耗损失系数比苏联的降低百分之一。工人同志称这种新型叶片为“争气片”。“争气片”的诞生嘲弄了“天书”,中国式代替了洋框框,从受洋气到扬眉吐气,这不正是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已经或正在经历的发展过程吗?让外国资产阶级说我们这也不行那也不行吧让党内走资派学着假洋鬼子的腔调胡说什么“外国的月亮也比中国的圆”吧,中国工人阶级憋着一口气,已经创造出大量的人间奇迹驳倒你们。外国资产阶级创造的“世界纪录”,必将被中国工人阶级一个一个地打破。后来居上,这个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是不可抗拒的。上海工人阶级从一九五五年开始造汽轮发电机组到一九七四年三十方瓩机组并网发电,仅用了不到二十年的时间,而外国资产阶级走完这段路程却花了半个多世纪,这个事实不就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吗?
中国工人阶级不仅有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的志气,而且完全有这个能力。工人为什么特别喜欢把自力更生搞出来的产品叫做“争气牌“呢它说明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务针深入人心,洋奴哲学、爬行主义的路线不得人心。它还说明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就能把千百万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调动起来。
没有条件也能创造条件上,说到底是群众有办法。上海第一水泵厂是个四百人不到的弄堂小厂,要为三十万靡机组制造给水泵,困难是够大的了。曾经有人断言,弄登小厂造不出,造出了也不能用。他们振振有词地讲:“你们看看外国造这种给水泵是什么样的条件,第一水泵厂这个样子象个啥,还是进口吧!”可是,第一水泵厂党支部发劲工人,把困难和措施逐一排队,搭棚棚,搞土设备,改革工艺只用了一年时间就众出了三十万庇机组的给水泵。要问这个样子象个啥?这就是无产阶级奋发图强的样子。在满脑子洋奴哲学的人看来,要是离开洋人、洋设备、洋办法,是办不成任何一件事的。但是,在一些人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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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本没法办到的事,群众一起来就办成了。这样的例子是举不胜举的。刘少奇、林彪、邓小平都是历史唯心论者,他们眼里根本没有工人阶级,没有人民群众。只要“专家”、“权威”说一声难办,他们就下令不准工人群众去办,这就必然挫伤工人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文化大革命以来,有多少“专家”、“权威”望洋兴叹的事情,不是都由工人群众办得很好鸿?这表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一旦为群众所掌握,就会产生巨大的物质力量。
协作产生新的生产力,这是在优越的社会主义制度下大搞群众运动的必然纬果。为了这套“三十万”机组;上海和全国有几百个单位,打破地区、行业和工种的界限,协同作战,出现了“干军万马齐踊跃”的动人景象。在上海汽轮机厂、上海电机厂、上海锅护厂等主机厂,食堂、托儿所、医务室等后勤部门都动员起来支援生产第一线,口号是“为了造出‘争气机’,前方后方齐努方”。‘其他行业和单位,也在“当三十万’机组促进派”的口号下,投入了紧张的战斗。上海异型钢管厂为了配合锅炉厂拉出鳍片管,日夜奋战造出打孔机,:改革了工艺上海第二开关厂为了当好“三十万”的配角,工人群众支持一个六五届初中毕,业生主持设计,造出了大容量的可控硅充电装置,以家庭妇女为主的长春塑料厂,仅用了
·一个月时间就创造了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色带液位指示仪,上海电力建设公司机械修造厂用蚂蚁啃骨头的革命精神造出了适应“三万工程吊装僻要的百吨塔吊,上海电力建设公司工程队的工大发扬革命加拚命的精神,把安装时间一再缩短,从破土施工到调试运:行,仅用了一年零三个月,远在河南的某重点工程为了急“三十万所急,把自已一套一万
三千安培高压隔离开关主动送到了望亭。多少单位为“三十万”出力,多少人为“三十方”操心,这是无法统计的。从一个单位、一个部门看起来办不成的事,许多单位、许多部门联合:起来就办成了。这就令人信服地表明,自力更生的能力扎根于广大群众之中。洋阔人们嘲笑中国人象一盘散沙的时代过去了,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指引下统一思想,统一行动,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可以计日程功的速度,将使得一切低估中国工人阶级能力的人们目瞪口呆。.
中国工人阶级有志气,有能力,经得起大风大浪的考验。外国资产阶级卡我们的脖子,不可怕,资产阶级“权威”用洋框框吓我们,也不可怕,党内资产阶级利用手中权为压我们,同样不可怕,任何狂风恶浪都不可怕。文化大革命中诞生的三十方斑汽轮发电机组,如同住何其他牡会主义新生事物一样,不可能一下字就那么完美无缺。·这套机组在调试运行的过程中,暴露了一些缺点和问题,这本莱是正常的现象,积极加以解决就是了。可是,三十方瓩机组开始运行发电以后不久,邓小平就刮起了右预翻案风。邓小平在抛出那个崇洋迷外的“大政策”的同时,把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大好形势诬蔑成为一团漆黑。在邓小平刮的右倾翻案凤煽动下,一些人抓住三十方瓩机组调试中出现的一些问题大做翻案文章,攻其一点,不及其余,说什么“这套机组是在危险的边缘发电的,不会长命的”。他们还别有用心地把电广工人为了解决问题在检修时拍摄的照片拿去,妄图对三十
万庇机组起诉判决。
屹立在大运河畔的三十万庇机组,面临着一场严重的考验。·“同右倾翻案风对着干1”这就是广大工人的回答。邓小平代表党内外资产阶级的利益,·根文化大革命中诞生的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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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万瓩机组,而广大工人则满怀由衷的喜悦,爱护这个自力更生的产儿。'望亭发电厂年已
七十的退休老工人刘申元说:“我操作过各种万国牌’小汽轮发电机,一直就想着有国产的大机组。现在终于有了,看一眼,摸一摸,都从心底里感到高兴!”他主动回厂,每天爬到有十七八层楼那么高的锅炉房上面细细查看,提出了好多改进和提高质壁的建议。望亭发电厂的工人为了扶植这一社会主义新生事物的成长,在调试运行中积累了儿十万个数据,作了一百多项比较重要的改革,同制造厂的工人一起进一步完善了三十万瓩机组,使机组的运行发电日趋稳定。今年以来,这套机组已发电五亿多度。.“风狂红旗舞,雨猛青松挺。海燕穿云飞,征帆破雾行。”三十万瓩机组顶着邓小平右倾翻案的“卡二级台风”站住了脚跟,这是工人阶级以实际行动批判邓小平、反击右倾翻案风的伟大胜利1
从争得三十万瓩机组的制造权到不断完善的全过程,也就是刘少奇、林彪以及邓小平修正主义路线相继破产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上海工人阶级所进行的斗争是可歌可泣的。从三十方庇机组看电站设备制造工业,从电站设备制造工业看整个社会主义工业,都是在两条路线的激烈斗争中发展的。刘少奇、林彪、邓小平一类党内走资派为什么要丧心病狂地反对中国工人阶级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地发展自己的工业呢?.这并不是一个奇怪的问题。列宁曾经说过:“当问题涉及阶级利益的时候,资产阶级就同任何外国人勾搭,背叛人民,出卖祖国。”(《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莫斯科苏维埃、工厂委员会和工会联席会议上的演说)党内走资派作为党内外新老资产阶级的代表,仇视无产阶级专政,反对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同外国资产阶级一鼻孔出气,是他们的阶级利益、阶级政策的规律性的表现。他们崇拜外国资产阶级的科学技术,蔑视中国工人阶级的创造能力,往往表现为璋官目进口压国内生产,拾出弹主子压自力更生。中国工人阶级为了掌握自已的命运,是不会允许党内资产阶毁那条崇洋卖国路线得逞的。外国资产阶级卡得越凶,中国工人阶级斗得越狠,党内资产阶级越是崇洋迷外成瘾,广大工人群众走自力更生道路的步子越是坚定。外国有的先进技术,我们一定会有。外国没有的先进技术,我们也一定要创造出来。“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中国工人阶级攀登世界科学技术高峰的雄心壮志,一定会在不远的将来成为现实。
不斗争就不能进步。这是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三十万庇机组就是同修正主义路线斗出来的,就是同党内资产阶级斗出来的,就是同形形色色的洋奴思想斗出来的。邓小坪连一套国产的三十万瓩机组都容不得,那副镐现代化的冒牌英雄嘴脸不是昭然若揭了吗?三十万庇机组站住了脚跟,邓小平也垮台了,但这并不等于斗争就此止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刘少奇垮台后,出现了林彪的修正主义路线:林彪自取灭亡后,又由“现了邓小平的修正主义路线;邓小平的修正主义路线决不会随着邓小平的垮台而自行消失。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同修正主义路线的斗争,·今后还必然会长期地在工业发展问题上反映曲来。洋奴哲学、爬行主义、专家路线一类修正主义黑货还有市场,还有影响:还会通过新的形式表现甜来。我们决不可丧失楷惕,一定要坚持同党内资产阶级斗,同修正主义路线斗。我们能移在斗争中破坏一个旧世界,也一定能够通过斗争建设好一个新世界,这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志气和能力,也是三十万瓩机组的胜利发电提供的纬论。4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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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个县委书记的身边
袁夏:良
陈明其同志,原来是南翔公社一个生产队的记工员、保管员,后来当了三陈大队的大队长。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把他推上了县委的领导岗位,担任了嘉定县的县委书记。最近,我在陈明其同志身边工作了一段时间。下面记载的就是我在这段时期内的所见所闻。
“别忘了新党章的第一章”
有一天潸早,他和平时一样,骑着自行车往下面跑。
“嘉定人民有气概,战天斗地干起来…。”城厢镇的高音喇叭里,传着阵阵激越的歌声街头的电线杆上,横挂着“大批资本主义,大干社会主义!”的巨幅标语,“为普及大寨县而奋斗”一类的宣传画,在阳光的照射下,泛出夺目的光彩。自从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以来,全县都处在大干的热浪之中。这气氛,使明其觉得有点激动,但是他也隐隐约约地感到了点什么。.
忽然,他发现前面有一个二十来岁的青年,蹲在街道的阶沿上,身前放着一只竹篓,等人去买他的大闸蟹。明其站在一旁看了很久很久。他想,这样的青年,正是农业学大寨的生力军,可是他为什么不投入到轰菱烈烈的学大寨运动中去,却在摘自由买卖?想到这里,他藏然地把自行车一锁,向那青年走去。他把这青年带到县委机关,问了个详细,然后教育他回去后要向大寨青年学习,投入到浓村三大革命斗争第。线去。
那背年走了,可是这儿天来在下边劳动、座谈中接触到的许多麻情,却在明其的脑海
里泛了出来;
在马陆公社彭赵大队劳动时,他听到,男女青年谈恋爱,第一次走动要吃一顿“走动酒”。在一次回家的路上,他看到七、八个社员,又是劳动车,又是杠棒、绳子,车上还贴了红纸,前呼后拥说是给一个女脊年去运嫁妆。
有个大队的贫下中农还揭发,那里死了一个富农,大队里竞然允许开“追悼会”,有一个党支部委员还在“追棹会”上致了樟词”。
这一连串的事情,使明其敏锐地感到,最近一段时间,有点忘记阶级斗争这个纲。吃了午饭,他拉上县委副书记温彦同志,又叫上我,一起到朱桥、黄渡等儿个公社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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摸一摸在建设大寨县的热潮中出现了什么倾向性的问题。朱桥公社党委书记何约文同志说,这两天检查了一下秋收和秋播的情况,发现有个别生产队粮食面积少种多报,经济作物面积以多报少。有一个大队,一下子少种了一百多前麦子,多种了四十几亩大蒜(嘉定特有的出口产品)。
明其听了这个汇报,落地站了起来:“他们这样搞法还能算是学大寨吗?大寨的根本经验在于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大批资本主义,大干社会主义啊1”回来的路上,明其向我提了一个向题:“在这大干的热潮中,作为一个指挥机关,该考,虑些什么、注意些仟么呢?”
晚上的常委会,研究如何深入开展党的基本路线教育。明其开门见山地说:“大家先谈谈阶级斗争状况吧!”·
“我先来谈一点。”在公社兼党委书记的新干部汤克彪同志第一个开炮。他说:“最近群众批评我们说,现在只见你们讲大干,抓大干,大学大批还要不要?'我感到群众的这个批评既尖锐又正确,我们县委前一段虽然也讲了学大寨要学根本,但实际上抓大干比之抓大学大批要来得狠,阶级斗争这个纲抓得不紧啊!”
明其点了点头,带着沉重的口气说:“县委出现的这种倾问,主要责任在我身上。自从参加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回来以后,我总感到压力很大,曾经有过不怕阶级斗争抓不牢,就柏全县生产往下掉'的错误思想。这实质上是唯生产力论在作梗。这种讲了干,忘了纲,在一片大干?声中模糊了阶级斗争观念的倾向,是很危险的·
喝了口水,他高声说道:“大干要抓纲,基本路线不能忘!这个口身大家看看怎么样?”见大家都表示赞同;他又补充说:“总而言之,不能忘了,我们的历史使命是:彻底推翻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用无产阶级专政代替资产阶级专政,用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只要这个使命没完成,我们就要坚持阶级斗争这个纲,牢记党的基本路线。这一点,我们的新党章上是写得非常明确的,我们应当经常学习新党章的第一章一总纲。”
于是,不久后召开的一次三级干部会议,打破了原来那种往往“讲生产一大套,讲阶毁斗争穿鞋戴帽”的现象,花了三分之二的时间议阶级斗争,批奇谈怪论。为了使大家更好地投入到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净中去,县委还特地组织了各社、镇、局以及各公社农业学大寨小份队的负责人看了《决裂》这部电影,并且办子一个反击右慨翻案风的学习班。有人说盘样忙的时侯,你怎么舍得让大家看电影、办堂习班的?明其说:“心里没有阶级斗争和党的基本路线,那危险得很啊,同志1有人要搞修正主义,妄图在中国复辟资本主义,不批判、不斗争还了得吗?这样关系到党和国家命运的大事如果不抓住,别的事情忙得再辛苦,也只能是白忙,弄得不好还是在帮倒忙哩!”
“警惕被资产阶级法权俘虏”
正月初一,明其回家吃了牛饭,刚跨出门,迎面过来一位中年妇女,向他询问道:“陈明其同志是不是住在这里?“是这里。有什么事?到屋里坐一会,我就是。那妇女把明其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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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下下打量了一番,又朝他身后的房子看看,似乎还有点不相信。
进了屋,那中年妇女说:“陈明其同志,我知道你平时工作很忙不在家,所以趁今天大年初一赶了来。·我是来告状的!”
大年初一来告状,这是怎么回事呢?:明其吃惊地等她说下去。
“我们那个队长,还是个大队党支部委员哩,从去年十一月底到现在已两个月,在田里只劳动了两个半小时,专门出去摸汤罐'(帮助办婚丧喜事的人家烧菜),但他却照记强劳力的工分。毛主席教导我们要限制资产阶级法权,我们队长这样做算啥名堂?我看要变成高级社员了!”
三天后的一个晚上,.明其把这件事告诉了我,并说已经派了信访组的同志去调查处理了。他严肃地说:“你别小看这种事,现在就是有这么一些干部,利用职权搞特权,欣赏资产阶级法权。如果我们对这些同志不加强教育,真有可能象那位女社员所说的,会成为高级社员’。一个共产党员,尤其是作为党的千部,每做一件事,心里都要想一想,是有利于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呢,还是在扩大资产阶级法权?要警惕被资产阶级法权俘虏啊!”
明其是说到做到的。他不但自己不做扩大资产阶级法权的事,而且为限制资产阶级法权而战斗。
县委在研究社队企业分配政策的时候,为了防止务工社员同务农社员出现收入上的差别,曾经提出,社队工业的分配水平不能过高。可是,当明其到一个公社请一些公社和大队干部讨论这个问题时,有的人不主张社队企业的职工和生产队社员同样分配,还说了好儿条理由:什么社队企业是每天八小时做足的,生产队劳动忙时辛苦,闲时也轻松啦;,什么社队企业职工搭伙在外,·开支比在家里大啦;什么社队企业的劳动生产率比生产队高啦,等等。但同贫下中农讨论的时候,意见正好相反。这到底是什么道理呢?他带着这个问题一调查,一分析,原来,那些主张社队企业分配水平高一些、待遇好一些的干部,大多是儿子、妻子或老子已进了社队企业的。于是,他一直思考着要解决这个问题。
去年年终分配前,他把这个问题提交常委会讨论。常委们都同意他的看法,要采取措施,适当限制。于是决定:一,为了进一步缩小务工社员和务农社员之间的差别,对务工社员的分配水平进行适当限制。二,大队干部和各大队抽调到农业学大寨小分队工作的青年积极分子,他们的分配水平,都不能高于本队、本大队同等劳力的分配水平,不合理的补贴一概取消。一九七五年分配的结果,彭赵大队务工社员和务农社员之间分配上的差距,比户九七四年缩小了十八元。全县大队企业每个芽动力的分配永平,平均比一九七四年压缩了九点四元,而务农社员的分配水平却比上一年有所提高。这样,差别就大大缩:小了。·为什么要这样做呢?明其说:“我们不仅自己不能做‘高级社员',还要警惕有一部分
人被资产阶级法权俘虏,变戒‘高级社员'哪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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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体化不等于不会分化”
跟着明其到基层去摸情况,回到县里已过晚上六点钟了。明其在食堂里买了三分钱酱莱,急匆匆地吃完饭,赶紧向会议室走去。
开会的同志到齐了。明其说:“今天的常委会研究二九七五年的分配问题。先请农业局的同志发表意见。”
农业局的一位同志先汇报了几个点上的分配情况,并对一些问题作了分析,最后提出一个问题,就是穷队和富队之间的差距很大。拿安亭公社新泾大队来说,芬配水平高的生产队,平均每人一百九十六元,分配水平低的生产队,只有九十七元,相差一倍以上。
:明其有个习惯,开会的时候,不管是领导干部还是群众在发言,他都认真地作记录,并带有一红一蓝两支笔,记到重要的,就在下面打一道红杠,晚上再整理一下。听到这里,他突然停住了笔,朝大家看看,想说什么。我知道,这件事触动了他的心。
一天晚上也是这个时侯,我从城东公社开完座谈会回来;一脚跨进宿舍门,只见他伏在那张学生课桌似的写字台上,正在聚精会神地写着什么,连我进去也没觉察。“又在写什么呀,这么专心的?”我开口问道。
他这才猛然抬起头。一见是我,便说:“我心里在想一个问题,想整理出儿条意见来。”“什么问题呀?#
“你不是到马陆公社去过好几次吗,别看它公社很富积累很多,是个百万富翁”,可是,生产队与生产队之间,大队与大队之间,穷富差距也木小。套马陆大队来说吧,富的儿个生产队,社员分配水平二百三四十元,和穷的队相比;高出七八十元。南马陆生产队有
十二一只大粪池,而穷的杨家生产队只有两只。
明其这一说,倒使我想起了县农业局经营管理组的同志告诉我的几个数字,'长征公社真北大队,夏家宅生产队分配水平每人二百四十三元,徐家宅生产队只有二百三十元,相差百分之八十七多
望新公社宜高大队,西高楼生产队分配水平每人一百八十元挑湾生产队只有九十九完,相差近一倍;
朱桥公社灯塔大队,第二生产队分配水平每人二有八十二元,第九生产队只有一百六中四元;相差百分之七十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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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县分配水平最高的长征公社新宅二队,平均每人二百九十三元,最低的方泰公社方泰大队苏中生产队,平均每人只有八十一元。
“弄得不好,可能出现集体经济之间的两极分化!”我不禁说出这么一句话。“是这个问题,集体化不等于不会分化。现在有些穷队,连一间仓库都叠不起,一块好好的打谷场也没有,别说买农业机被了,就是日常生产资金位得靠贷款。这种生产队虽然为数不多,但我们必须加以重视了,不然的话,真会产生集体经济之间的两极分化呀!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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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我在想怎样才能缩小穷队和富队之间的差距。”
明其在作了大量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曾经对为什么会产生这种差别的原因作过分析。从客观上来说,虽然农村的所有制变更了,但是集体所有制内部的资产阶级法权还存在。一个很明显的不平等,就是生产资料占有的多少。有的队一个劳力平均有三、四亩地,有的队一个劳力只有亩把地,如果在生产水平相等的情况下,不就形成差别了吗?还有,有的队地处偏僻,交通不便,找到了肥源也运不进去,搞副业门路又不多,而一些近镇、近路、近工厂的生产队,就可以获得级差土地收入。
从主观上来说,有的队领导班子不好,路线不正,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被压抑或挫伤了。有些公社、大队干部,往往不到穷队里去,而欢喜往富队跑。此外,没有帮助穷队发展以养猪为首的副业生产。养猪不发展就缺少有机肥料,缺少有机肥料又影响到农业生产,农业生产水平低,则影响到扩大再生产,形成一种恶性循环。前儿年,许多副业生产如蘑菇、蚌珍珠、出口鸡之类,都欢喜放到一些富队搞。这二来,富的越来越富,穷的却怎么也赶不上他们。这种状况,往往同有些大队干部是从富裕队里出来的有关系,他们的思想没有跳出小生产的狭隘图子,虽然当了大队干部,做事精却往往只考虑自己生产队的利益。我和明其谈着这些事,不知不觉已是深夜十一点多了。我休息了,他还要在那只赤膊灯泡下学习。我第三天一早起来,只见他眼睛里布满了血丝,又伏在桌子上写着。我问他什么时候睡的,他笑了笑说:“不算晚。不想出儿条缩小穷富队之间差距的指施,睡不着呀1”然后,他翻出一大堆笔记本,说:根据许多座谈会上的意见,概括了这么儿条。第一,县、公社、大队三级干部今后都要把工作的重点放到这些穷队去,帮助他们端正路线,迅速把农业生产搞上去。同时,要对富裕队进行走共同富裕道路的思想教育,特别是富裕队出来的千部,不能只想到本队的利益。.第三,要支持穷队在以粮为纲的前提下,搞好养猪为首的副业生产,可以有计划地把蚌珍珠、蘑菇、出口鸡等副业项目,放一些到穷队去,这样缩小差距才快。第三,充分运用大队的积累,支援穷队发展生产。癣如有的生产队没有仓库、场地、大粪池大队就应该帮他们搞起来。有些农机买不起,可以由大队购置,借给他们使用。水不利,路不通,桥没有的,大队应统一规划,帮他们出一把力。总之,首先要帮助他们改变生产条件,当然,还要教育他们发扬自力更生的革命精神,不能依赖。第四,对一些收入水平特别高的生产队,比如说平均每人已超过两百元的,应当学习大寨的经验,适当稳定下来,不能再年年提高百分之几了。收入增加了分配不增加怎么办呢?可以考虑举办集体福利事业,增加一些按寤分配的因素。·“
明其一日气说了四条,而后又换了口气说:“但是现在最主要的,还是要我们的同志心里经常想着这个问题。如果心里想不到要缩小这种穷富队的差别,那就不会有相应的措施跟上去,长期下去对整个集体经济的发展,将会起一种阻得作用啊1”
“怕就怕胸中没有明天”
一天,明其同他蹲点的彭赵大队儿个干部约好,要共同研究下一阶段的工作。我和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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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刚走进大队办公室,大队党支部书记赵振新就提出了一个问题:“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生产队有一些办不到的事情要求大队来办,过去我们大队想办也无能为力,现在有些条件了,你看怎么办?”.
我知道,彭赵大队的集体经济力量是比较强大的,大队一级经济在大队和生产队两级经济中的比重,总收入占百分之六十八,公共积累占百分之八十六,固定资产占百分之七
十四。大队一级每年都有二十八万元左右的公共积累,大中型农业机械绝大部分是大队所有的,八个生产队的经济发展水平也是比较平衡的。去年三秋前,在讨论如何进一步开展农业学大寨运动,修订远景规划的时候,千部和社员要求进一步发挥大队一级经济的作用,以提高公有化程度。究竟应当怎样看待这个问题呢?
··只见明其从容地说:“大队经济力量雄摩以后,可以办的事情多得很。随着农业学大寨运动的深入发展,社会主义农业要大干快上,但生产队人力、财力、物力有限,矛盾确实不少。比如我们全县有八万亩低产田,都是些箱子田’、‘插花田”、‘饿煞田’、僵板田、高亢地”,这些田之所以长期改造不好,就是因为生产队力量不够,迫切需要发展大队经济,发挥大队一级经济的作用。”
·“就是嘛!”一个大队干部听出味道来了,冲着明其说:“农业机械化的发展也有矛盾。现在往往是一个生产队买一套,结果,有的用不了,有的不够用,机器的效用不能充分发挥。如果大队有了经济力量,就没有必要让生产队去各搞一套,十个生产队只要统一置办
七、八套就可以了。”
·“机耕路、排灌站和地下渠道的建设,也有这个问题,如果生产队各自搞一套,土地要多占五分之一;而且不合理,影响将来大队统一规划。”另一个千部又补充了一点。“你们说得都有道理。”明其的情绪同他们融合在一起了,“你们可以向方泰公社向阳大队和你们公社的邓桥大队学习嘛。”
被他这样一说,我也顿时开了窍。
向阳大队,从一九七一年大队经济壮大后,连年办了五件事:.一,大队建立了一支拥有三艘拖轮、八十吨驳船的专业运肥队伍。二,大队投资建造,了二百多平方米的种子仓库和三百多平方米的水泥晒场,还配备三名老农负责保管全大队的粮食种子。三,从一九七
二年开始,大队先后购置了十一台机动喷雾器,一机配备人建立了大队植保组。四,成正了一个农机修配站,统一经营和调度中型拖拉机、插秧机、清扬机、中耕机、收割机等。伍,从一九七三年起,大队补助生产队新建猪糊五十四间,建棚时,由大队统一规划,将九个队的猪糊连接在一起。明其对他们的这种做法是非常赞赏的,认为这是把大队积累用到了中上,使生产队的职能还步转移到大队手中,不断提高生产资料公有化的程度。邓桥大队是马陆公杜农业机械化水平最高的一个大队。一九七五年,.后季稻百分艺
九十七是机插的,麦田开沟百分之百是机器开的。他何所有的大、中型农业机械,全部是由大队经营的。去年三秋时,全大队的劳力就围绕着拖拉机、收割机、盖麦机、开沟机等,组成了十几个专业队,工效分别提高了儿倍到几十倍。当时,明其曾亲自到那里满腔热情地支持他们认为这是一个大有希龈的开端,是开始实行农业新的分工。随着农业机械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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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度不断提高而出现的这种新的分工,必将使农业生产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虽然这仗仅是开端,但这是一个重要的开端。从这里可以看到,大队经济的发展,是有着光明灿烂的希望的。我们的思想必须适应这种已经面临着的新的形势。
向阳大队和邓桥大队的经验,彭赵大队的同志听明其讲过多次,他们是熟悉的。就是在明其向他们一再宣传以后,最近半年中,彭赵大队由大队投资、每两个或三个生产队合在一起经营的畜收场正在建造起来,全大队统一经营的种青队(即负责在全大队水面上种植供应各饲养场的青饲料)成立了,积肥运输专业队扩大了,大队种子队和种子仓库也筹建起来了…现在,听明其又一次提到向阳和邓桥,大家又在想如何再利用大队的经济力量,进一步提高生产资料公有化程度。
此刻,屋子里静极了,只有煤球炉上的水吊子发出“扑脱扑脱”的声响,但大家都被明其的话吸引住了,默默地听着、思考着,谁也没觉察到炉子上的水已经开了。
明其点撚一支烟,吸了一口,继续说道:“我感到,现在更成问题的是,我们有些同志,工作只看到今天,不想想明天,头脑里什么数字都有,就是没有三级经济比重这个数字;本子上什么都记,就是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如何进一步向前发展,以便进一步限制资产阶级法权,他不考虑;开会时什么都讲,就是如何从根本上避免集体的两极分化,真正走共同富裕的道路,他不大讲。在我身上,也同样存在着这个问题。两年前,我在新泾大队和他们一起制订的那个远景规划,现在看起来,远中就有不远嘛!”
新泾大队原来是全县的“小弟弟”,有人曾比喻是“雄鸡落在井底里,蹄破喉咙飞不起”。一九七三年春的一次常委会上,明其主动要求到新泾去蹲点。在那里,他走东村,跑西队,作了大量调查研究,搜集了许多第一手资料,和那里的贫下中农一起,亲手画出了新泾大队第一张远景规划图。现在,新泾终于从“井底里”飞起来了。人家佩服的事,他现在怎么倒检讨起来了呢?我简直不理解。原来,明其是这样想的:“新泾大队远景规划中有
一条,到一九八○年每个生产队要有‘样机’。这种规划是一种没有发展的眼光的反映。因为人民公社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生产关系是在发展的,如果每个生产队都有‘十样,机’,那未将来只会造成人力、物力的浪费。”
我恍然大悟起来一两年前看起来很先进的事,过两年再回头看看,有的变得落后了。然而明其同志说,不过这样的落后还不是坏事,因为有一个规划总比没有规划好。发觉落后了,说明我们的思想提高了。怕就怕不知道这样的落后,怕就怕胸中没有明关。
“你知道嘉定的明天吗?”
这是明其生病住在医院里时给我讲起的一件事:
朱桥公社有个朱桥大队,去年养猪达到了每亩地二点二头,一百五六十斤的大肥猪上市了二千二百多头,禽蛋上市四万六千斤。这个大队地处朱桥镇的周围,地少人多,能给市里提供这么多副食品,真不容易呀1
一提到养猪、养鸡、养鸭,有的地方不是贼没有饲料吗?朱桥的经验,就是收、捞、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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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综五个字。收,人家一把火烧掉的两壳(油菜壳、麦壳)一芒(麦芒),他们都搜集起来,粉碎以后作粗饲料。捞,一年四季捞水草,先捞远的后捞近的。养,主要是三水一绿(水浮莲、水葫芦、水花生和绿萍)。种,一年四季大搞插种,无论是油菜、麦子、蚕豆、棉花,或者是田岸、渠道、河边、路旁,只要有空隙,他们就插种饲料菜。综合利用的名堂也很多,鸡棚里扫出来的粪,同木屑拌在一起,发酵以后是一种很好的猪饲料,据说还能防治白痢呢:粉丝厂的下脚、水浆,又是精饲料中的好饲料…你看看,这些门路,什么地方不存在呢?.只要开动脑筋就是了。
正因为他们猪养得多,肥料就多得用不完,分配给他们的化肥,常常是让给人家去买的。现在,他们的设想又发展了,支部书记徐秀娟同志说,今年的饲养量、头重避还要提高,而且还打算办一个肉类蛋品加工厂,直接搞腌肉、火腿、肉松、皮蛋、油脂;支授大城市。
明其谈到这里,从枕头底下翻出一个小本子,叫我替他算几笔帐:
一个大队一年提供了四万六千斤禽蛋,我们全县二百四十三个大队总共该多少?
一个大队一年交售二干二百头肉猪,全县该有多少头?
我一笔一笔算给他听了,他记到了自己的本子上,然后又高兴地说:“是嘛,郊区为城市服务,郊区的农村应成为上海这个大城市的副食品基地,我看是完全做得到的。朱桥大队的标淮可能太高,我们就打个对折计算吧,每个大队每年上市一千头肉猎;二万三干斤蛋,毛猪每头按一百五十斤计算,全郊区-年就是近三亿斤肉,六千五百多万斤蛋,差不多全市每人每年可以吃到五十斤肉,十多斤蛋了。”
他似乎怕我不相信,还特地从本子上翻开了另一个资料给我看。上面这样记着:娄塘种畜场自动化养鸡场。饲养量:五方只。
,日产蛋:,三万只,每斤八至九只,合计三千多斤。劳动力:一百人。
自动化项目:饮水、喂料、除粪、拾蛋、装箱。土建任务:五层百米长大楼一幢。“这是真的吗?”我惊喜地问。
“当然是真的:房子已经造好了,全套自动化设施已搞成了小样,正在放大安装。?明其说“当然这还是一种试验。目前我们主要还是依靠集体,发动群众,养更多的鸡。”我笑了,他更兴奋起来:“你可知道嘉定的明天吗?大寨的贫下中农,手里干社会主义,心里想共产主义,想得远才干得欢啊!”
明其的话,使我想起了许多。平时,我经常听到明其讲规划,他的一句口头禅是:“心里要有阶级斗争这个纲,心里要有共产主义远景图。”这时,我想起了有一次跟他在彭赵大队劳动回家时的情衰:
那天,我跟明其在一个冬春实现了“七个一”[注]的彭赵二队劳动,收工时,已是暮鹜笼罩了。回县革委会的路上,明其也先是这样问我,“你知道嘉定的明天吗?”然后他滔滔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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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
“去年我们已经订了一个规划,现在看来,又筋要修改、补充了。暂且把一九八○年算作第一个明天的话,那末,到那时,我们嘉定县农业大学第三届学生该毕业了,各公社办的业余农大也至少有两届毕业生了。这样,我们全县每个生产队都有了大学毕业生。加上生产队政治夜校还要进一步办好,我们的农民就可以象毛主席所说的那样,逐步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了。
“到那时,农业机械化水平也不同于现在了,‘两深三肥四弯腰(深耕、深沟,积肥、运肥、施肥,拔秧、插秧、耘耥、收割)的问题该完全解决了,电子化也要尝到些甜头了。你别笑呀,这是真的,马陆公社去年机器插秧面积已达百分之六汁以上,机器拔秧占百分之二
十以上,机器收割就更不用说了,麦子百分之五十,早稻百分之三十,后季稻百分之五十。开沟去年已经化起来了。耘耥机械化,问题也不大了。现在正在攻克的是机械化的室内育秧和场头作业的全套自动化,好多个工厂和科研单位都扑在上头研究了,还怕攻不下来?“到那时,集体积累至少要占百分之十五以上,社员收入平均每人二百三十元。“到那时,社队工业的规模还要翻一番。现在,虽然有五个公社社一级积累每年已超过二百万元,但还有三分之一的公社不到一百万元。大队一级更不平衡,有四分之一左右边远偏僻的大队,基本上还没有工业。从现在起,我们要把发展社队工业的重点放到这些地方去。照我的想法,到一九八○年,基本上做到全县平均每一个农户中,至少要有一个劳动力在社队工业中工作,那样子,三大差别的缩小才有希望呀。”、:
说到这里的时候,明其特别兴奋,还把《共产党宣言》上的一段话背诵了一道:“把农业和工业结合起来,促使城乡之间的对立逐步消灭。”我突然觉得眼前开阔起来,心里想:私有制出现以后,工业和农业的分离,是对原始公社经济的工业和农业直接结合的否定。在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下,工业和农业又重新结合起来,这又是对工业和农业分离的香定,这是更高阶段上的否定呀!…
明其讲起未来的远景特别兴奋,也特别严肃。他经常说:通向共产主义的大道决不是平坦的,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将始终存在。,在建设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时候,如果忘记党的基本路线,忘记了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那就要走到邪路上去。每一次听明其讲嘉定的明天,我总是视思:·为了共产主义,我们不仅要同大自然进行勇敢的斗争,更要同党内资产阶级和社会上的阶级敌人,国际上的反动势力,进行坚持不懈的斗争啊!
此刻在嘉定县人民医院的一间普通病房里,我文被明其同志心胸中的灿烂明天鼓舞着,振奋着。
:[注]·七个一即:筑好一条路,开好一茶河,平整一片高亢地,造好一罐农民新村,造好一个大队饲养场,筑好一段地下渠,建立好一个种子仓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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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城市人民多养鱼
嘉定县城东公社水产队的调查
嘉定县城东公社水产队有五十六户,二百二十七人,一百五十六个劳动力,经营河沟水面一千八百十四亩。无产阶毁文化大革命中,水产队在公社党委领导下,深入开展党的基本路线教育,调动了广大渔民的社会主义积极性,使鱼产量遂年上升,上市量不断增加。
一九七五年产量达三千二百八十六担,比文化大革命前的一九六五年增加百分之二十七,平均亩产一百八十一斤。这一年,上市鲜鱼三千一百六十八担,为总产量的百分之九十六
点二。
深入进行党的基本路线教育,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城东公社境内河流密布,有良好的养鱼条件。但在一九七二年前,鱼产量却长期在二干五百担到二千九百担之间徘徊。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呢?根本原因在于路线没有端正,丢掉了阶级斗争这个纲。前几年,队里办了个小工厂,干部认为,工厂利润高,又省力,渔业生产收入低,又辛苦,因此,就把主要精力放在采购工广设备,接治加工任务上,从而放松了对渔业生产的领导。结果,队里滋长了资本主义倾向。一部分渔民在坏人煽动下,私人养鸡鸭成风,把集体的鱼拿来喂鸡喂鸭,热衷于跑集市贸易,使集体渔业生产受到影响。正如贫下中渔尖锐批评的:不抓阶级斗争,不是全心全意为城市人民服务,而是围着钞票打转转,这样,方向道路偏了,资本主义泛滥,生产哪能上得去?在公杜党委领导下,水产队的干部和群众认真学习了马列和毛主席关于阶级半争的教导,明确了只有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才能把渔业生产搞上去。“
水产队党支部发动渔民狠狠批斗了阶级敌人偷盗集体的鱼和煽动杜员私捉私卖等破坏集体经济的罪行,并组织渔民开展回忆对比活动。老渔民戴金贤说:“在旧社会,渔民住的是發船,用的是破网,穿的是破衣破鞋,吃的是麦栖饭,队里百分之七十的老渔民讨过饭。那年头真是‘小船一只到处漂,吃饭穿衣无依靠,到处流浪受人欺'呀!“解放后,渔民翻身做主人,走上社会主义金光道,我们不能好了疮疤忘了痛,再走个人发财的资本主义回头路。6
路线蜡正了,人的精神面貌就大不相同了。广大渔民自觉地不摘小生产,一心一意地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兴起了比干劲、比贡献,比继续革命的热潮。冬天渔汛期间,为了保证增加鲜鱼特别是活鱼的上市,在队千部的帮领下,全队男女老少一齐出动,连续奋战十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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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昼夜。尽管北风呼啸,河水结冰,渔民们还是赤脚下河捉鱼,手脚虽然冻得发麻,干得却是热气腾腾,把活蹦活跳的鱼一条条捉了上来。老渔民藏弟生已经七十一岁了,还抢着摇船、下网,别人劝他休息,他却高兴地说:“为城市人民服务,这是我们渔民的光荣职责,只要工人老大哥能吃到鱼,再辛苦也高兴。”过去,螃蟹生产季节,晚上捕蟹一般只捉一个潮期就回来了,现在为了发展集体生产,满足城市人民器要,渔民宁肯整夜不睡守在河边,涨潮和退潮二个潮期都不放过。在广大干部和渔民的努力下,产量连年上升,一九七三年鱼产量突破三千担大关,一九七四年达到三舌一百零五担,一九七五年进一步增加到三千二
百八十六担。
统筹兼顾合理安排,渔业农业相互促进
水产队的一千八百十四亩水面,分布在全公社范围内,经常要同生产队发生矛盾。过去,公社党委认为,抓农业已经够忙的了,哪里还有精力抓渔业。水产队干部也存在着“鱼养在河里,粮食种在田里,黄牛角,水牛角,各管各”的思想。但是,实际上渔业农业之间的矛盾却不断发生。有时,生产队要大搞冬季积肥,把河水车干挑河泥,鱼当然也就遭殃了,生产队发展养猪,大量种植水花生、水浮莲和水葫芦,水面上密密麻麻布满了“三水”作物,养的鱼长不大,成了头大尾小的“妖怪鱼”,有的生产队为了要吃鱼,捉了水产队养的鱼;渔民捕鱼,也踏坏了生产队种在河边的庄稼,拉断了放养水花生的拦绳,这些纠纷经常要闹
到公社里去。
如何正确处理这些矛盾?公社党委组织广大干部和群众一起学习了毛主席关于人民公社要《以粮为纲,全面发展”,“要实行农、林、牧、副、渔五业并举”的教导,认识到发展农业是发展渔业的基础;发展渔业既不占用衣地,又能蓄水保粮,而且可以为农业提供肥料和积累资金,二者都是人民公社集体经济的组成部分,只要处理得好,就能相互促进。在这个认识的基础上公社党委在抓好农业生产的同时,切实加强了对渔业生产的领导。他们对水面统筹兼顾,合理安排,认真落实水面政策。例如,把水面宽而又相互串通的一干
八百十四亩河沟划归水产队经营,其余零星的圆沟、坑塘、断头浜等八百多亩水面划给农业队养鱼,这样既使水面得到充分利用,又使农业队的社员可以吃到更多的鱼。公社党委还规定种植水生饲料时要留下一定的水面,便利鱼类生长:车浜积肥事先通知水产队,先捉鱼再挑河泥。由于认识统一,步调一致,水产队和农业队相互支援,渔农关系得到了改、善,渔民农民之间的团结也进一步加强了。
水产队经常从各方面主动支援农业。每年农业大忙季节,水产队把运输的拖拉机腾出来为生产队耕地,组织渔民参加抢收、抢种、平整土地,每年累计有一二千个工作日,去年一年多达二千三百多个工作日。水产队还利用每年冬春鱼种塘清塘的时机,·主动把水车干,让农业队挑河泥沤肥:喂鱼有多余的猪塮、粪肥,支授生产队,去年一年达三千多担。广大贫下中农也同样经常派出劳动力支援水产队发展渔业生产。例如,水产队分散在全公社河道的七十二条渔箔,除四条较大的渔箔派渔民专门看管以外,其余的都由附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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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生产队代管。每逢台风季节,贫下中农不避大风暴雨,坚持巡视,发现渔箝损坏立即通知水产队来修理。在渔汛、蟹汛期间,民兵还积极协助水产队护渔。去年三次渔业生产旺季,全公社各大队共出动民兵巡逻达一千五百多人次。到了夏天,水生作物封住了水面,农业队主动捞掉一部分,以便空出部分水面,利于鱼类生长。
由于党委重视正确处理了渔农矛盾,渔业生产不断发展,水产队的集体经济也日益壮大。,水产队成立十五年来,上交公社的集体积累达二十一万六干元,有力地支援了农业机械化,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广大贫下中农高兴地说:“我们公社水产队,支授农业牢记心,积累资金买农机,多为农业出力气。”
坚持自力更生,开展科学养鱼
城东水产队积极开展河沟放养为主以后,开始时,鱼种全部依靠采购,不但成本高,而且品种不合要求,质量没有保证。能不能自己培育鱼苗呢?有的同志说,“四大家鱼”的鱼苗历来靠长江捕捞,还没听说过可以人工孵化。有的同志却认为家鱼既然能在湖泊产卵,为什么我们不能创造条件,让鱼在池塘中产卵呢?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水产队干部和群众破除迷信,解放思想,组成三结合的科学养鱼实验小组,开始搞家鱼人工孵化的试验。没有经验,向兄弟单位请教:没有产卵池,土法上马,自己修建:没有亲鱼,就捕捞大鱼进行饲养。一九七一年,他们实现了花、白鲢和草鱼的鱼种自给。现在,脊鱼的人工孵化也取
得了成功。
近儿年来,生产队利用水面大量种植青饲料,这对花、白链等上层鱼生长极为不利。但鳊鱼、鲫鱼、鲤鱼生活在水底层,影响较小。水产队就人工孵化鲤鳊、鲫鱼等下层鱼种,扩大这些下层鱼在混合放养中的比例。并且从过去只放养草、青、白链、花鲢四大家鱼,增加到放养鳊、鲤、鲫、东北鲫鱼、非洲鲫鱼河鳗、蟹等十二种,从放养中、上层鱼为主发展为放底层鱼为主。近三年来,每年培育花、白链、草、青、鳊鱼种共一百八十万尾以上,不但满足了自已和本公杜农业队养鱼的需要,还可以支援兄弟公社。为了节约粮食,他们还大量养猪,用潴粪肥水繁殖浮游生物,效果比吃粮食精料要好。过去培育一万尾鱼种需精料五百斤,觊在只要一百三十斤就够了,每年可以节约粮食七万斤。这样,每方尾鱼种的成本也从一九七一年的七十元,降低到一九七五年的十七元。而过去靠向外采购鱼种则要二百玉十元,单是自育鱼种一项,每年就可节约四万元以上。.广大贫下中渔高兴地说:“为革命养鱼记心上,科学养鱼道路广,自力更生力量大,渔业生产大变样。”现在,水产队党支部决心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向贫下中渔深入进行党的基本路线教育,在继续提高河沟养鱼产量的同时,进一步建设稳产、高产的精养鱼塘,不断提高单产水平,为城市入民生产更多的鲜鱼,用实际行动批判邓小平的修正主义路线,回击右倾翻案风。
《社会主义农业经济》编写小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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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价格·思想工作
蔬莱购销工作礼记
磊婆餐做价员杨计法梅国庆
我们做蔬菜购销工作,.经常遇到的一个矛盾,就是如何使季节性很强的蔬菜均衡上市,保证城市人民对蔬菜数避、品种、质量的要求。本来,国家通过蔬菜公司和生产大队制一订的计划,就规定了种植数量、品种,以及上市时间,等等,因此,只要保证计划的实现,这个矛盾就应当可以解决了。记得十年前我们开始做这个工作的时候,就听别人说:“不要把蔬莱生意看得太复杂,说到底不过是个价格问题,价格做好了,矛盾也解决了。”似乎我们的工作,只要每天在购销站里等生产队运销员送菜来,照章做价,然后让莱场采购员收菜付钱,就行了。
但是,问题并不这么简单。这几年,蔬菜上市数量大起大落的现象一直难以克服。上市数量过多,菜场卖不掉,就要当饲料返销给生产队,造成浪费;上市数量过少,又不能满足城市人民的需要。过去我们认为自己只管做价,要解决这个问题无能为力。.去年,我们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开始认识到,蔬菜的产、购、销,虽然实行统一的计划经济,但是,由于我们蔬菜公司(全民所有制和生产队、菜场(集体所有制)是两种不同的所有制,实行的是商品制度、货币交换,价值规律仍然起着作用。如果我们不是正确掌握价格政策,扩
.大了资产阶级法权,就会让价值规律被坏计划经济。‘而我们的做价工作搞得好还是不好,实际上是一个被价值规律牵着鼻子走,还是由我们来举握运用价值规律的问题。只有坚持“计划第一,价格第二”,才能限制价值规律作用的范围为计划经济服务。.·
因此,我们觉得,做价卫作对保证蔬菜均衡上市的关系很大。例如:过去,我们蔬菜公司针对蔬菜生产季节性较强的特点,实行“看时阔价”(即蔬菜刚上市和将落市时,因产盘低,成本高,适当提高价格:到了旺季,产量高,成本低,适当降低价格),这是兼顾了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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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体、消费者个人三个方面的利益;也是适当地运用价值规律,调节蔬菜供求情况,使旺季上市量不过多,淡季保持必要的上市量,努力做到均衡上市。但是,如果不适当地强调了价值规律,如象过去有个时期,我们就价格做价格,单纯靠价值规律来调节上市量,结果,“看时调价”,却在客观上起了助长农村资本主义自发倾向的消极作用。有少数生产队运销员摸到了我们调价时间和幅度的规律,趁我们调低价格之前尽量多上市,调高价格之前尽量少上市或者不上市,结果造成调价前后蔬菜上市量大起大落,因而冲击和破坏了计划经济,这种情况不是同我们做价工作很有关系的吗?
从这一事实中,使我们认识到,做好蔬菜的做价工作一定要坚持计划第一。离开了统
一的计划,把“看时调价”当作单纯的业务工作去做,就会被价值规律牵了鼻子走,就会走偏方向。有一次,我们和生产队运销员、菜场采购员一起议论,大家一致认为,我们三个员,不能各坐一条小板凳,各打自己的小算盘,而必须同坐一条大板凳,共打“为城市人民服务”这个大算盘。思想统一以后,大家以无产阶级政治挂帅,在统一的计划指导下,努力做到均衡上市,把过去的单纯买卖关系,逐步地改变为相互关心、主动分担困难,很快地在工作上出现了新的面貌。例如:做价员和采购员经常下生产队了解情况,帮助解决困难,
一起落实蔬菜的生产和上市计划;运销员也经常到莱场了解居民的意见和要求,搞好蔬菜种植和上市工作,尽量满足城市人民需要。有一次,李子园犬队听了菜场第二天还少二十担菜,他们虽然已经完成了上市计划,还是连夜把正在看电视的四十多个社员动员起来,突击收莱,及时送到菜场。有时,蔬菜上市量多了,莱场党组织向营业员交底,动员大家安排营业时闻,下里弄推销,显著地减少了积压浪费。
在蔬菜购销工作中,我们做价员和生产队运销员、菜场采购员的袋里都有一本《蔬菜分等定级规裕质量标准》,里面详细地记载着七十八种蔬菜的等级标准。这些标准都是经过我们三员共同讨论、制定的,按理说是兼顾了生产,批发、零售三个方面的经济利益。因此只要照本执行,就不会有什么向题了。实际上,任何一种规定都是要靠人去执行的,如果放松了思想政治工作,就会偏离社会主义方向。
两年前,我们负责摘真建大队和光新路莱场的做价工作。经常遇到运销员和采购员之间为了定等级产生不同意见,要我们出面去当裁判,多的时侯一天有十小彩次有一天,真建十二队送给菜场八南多斤香葱,运销员认为按照标准应定甲等,莱场采购员从里面抓把,认为长度超进了标准,应定乙级。等到要我们表态时,我们先说用等运销录高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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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购员批评我们“不执行制度”,我们听了后,改口说定乙级,却又遭到运销员批评,说我们“死扣标准”。结果,争执不下,从晚上六点多钟一直拖到九点。这时,我们也火了,就说我们做价员有权做价,免得“挑着鸡蛋爬山,两头都怕碰”,就定了个乙等价(打八折)。但事后细想,我们虽然有权决定价格,但这一次和运销员的相互关系没有处理好,会不会彩响生产队按计划送菜上市的积极性呢?.我们越想越觉得不安,第二天就到生产队去找他谈心,没有谈拢;第二次再谈,也没谈成。第三次,我们和联络员一同到生产大队去,得到大队党支部书记的支持,大家在牛棚里促膝谈心,我们对自己的简单化工作作风做了自我批评,才解开了思想疙搭。
吃一堑,长一智。,我们认识到,规章制度订得再详细再合理,也包括不了千变万化的客观事物。拿香葱的质量规定来说,制度规定甲等不得超过一尺二寸,但实际上香葱有好几个品种,有的比较粗壮,即使超过一尺二寸,仍旧保持香、嫩,有的虽然很细很短,却显得香味不足。再加上时令的不同,对香葱质量的要求更加多了。简单地用一把尺子去衡量,就一定会有不合理,一定要碰钉子。党内最大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不是鼓吹要建立“严格的制度”去对工人实行“管、卡、压”吗?.如果我们上当受骗,照着他的一套去千,那就必然伤害群众积极性,破坏社会生产力。
、毛主席教导我们:“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对我们做价员、运销员及采购员来说,要政治挂帅,就要牢固地确立为城市人民服务的思想,不断批判修正主义路线,批判资本主义倾向。为了做好蔬菜分等定级的工作,我们和运销员、采购员一起,经常到田头去讨论确定蔬菜质量等级。去年夏天,番茄将要上市,我们发现质量标准不完全符合实际,就组织运销员和采购员到真建十:二队开由头会,讨论如何掌握番茄色度,确定等级。黄瓜上市时,发现掌握嫩度有困难,就一起到祁连六队去讨论。这样的现场会,去年一共开了七、八次。由于无产阶级政治挂帅,大讲为革命种菜,支援城市供应光荣的道理,因此,不仅统一了质量标准,而且根据城市人民吃菜的要求,努力做好生产、运输、保管工作,提高蔬菜质量水平。例如,真建十三队有一次上市的番茄皮色红度不够好,原来要定乙级,但考虑到当时连日阴雨,日照较少,又因番茄内在质量较好,便改定甲下级,大家都心服日服。以后,这个大队送到菜场的蔬菜都严格执行质量要求。有一次送来一批韭菜,按规定
·可以浇水,运销员为了保证质量,宁愿减轻重量也不浇水。菜场采购员看了这个情况,主动提出“不能让生产队受损失”,按照甲等计价。象这种情况,是只能通过党的政治恩想工
作,提高人们的思想觉悟,才能出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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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芝甲论
反映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可喜尝试
话剧《盛大的节日》笔谈会
编者按:由上海话剧团编导、演出的话剧《盛大的节日》,在反映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方面作了可喜的尝试,取得了初步收获。最近,本刊约请有关同志进行笔谈。他们在肯定这个剧本的同时,也对剧本提出了各种意见。编导和演员介绍了他们的创作体会。这样的讨论,对于剧本的进一步修改,对于文艺创作怎样在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指导下,`深刻反映社会主义革命时期的斗争生活,特别是反映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有益的。
努力反映文化大革命中阶级关系的变化
上海儿童艺术翻院_任德耀
话剧《盛大的节日》是一出从正面反映和歌颂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好戏。它再现了上海工人阶级和广大革命群众在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下,掀起一月革命风暴,向党内一小摄走资派夺权的惊心动魄的斗争。全剧描写了上海机车修理总厂以铁根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同走资派严函的艰苦曲折的斗争过程,展现了广阔的斗争画面。这是”在革命样板戏经验带动下,话刷革命迈出的可喜的一步。
努力以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为指导,在错综复杂的人物关系中塑造主要英雄人物,这是《节日》的一大特色。文化大革命是一场波澜壮阔的群众运动。在革命高潮中,各种社会矛盾充分地暴瑶出来,‘阶级关系发生着极其深刻的变化。《节日》没有把矛盾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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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和人物关系简单化,而是以英雄人物为中心,描写了各种各样的人物关系和各种不同性质的矛盾冲突。: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政治大革命,·斗争的重点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节日》中的严函就是这样二个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剧本努力从纵、横两个方面刻划了严函的阶级本质。他名义上是总厂的党委书记,实际上从来就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而是一个资产阶级民主派,屡犯机会主义路线错误,坚持不改,到了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就必然演变为党内走资派。剧本还描写了他的多方面的社会联系:他是以铁根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和革命群众的死对头,文化大革命前极力推行利润挂帅、物质刺激,扼杀工人群众首创精神,文化大革命中又疯狂进行反革命围剿,实行台色恐怖。他是混进党委内部的叛徒乔子慎的保护人,是阶级异已分子卞希熊的维山。社会上的资产阶级,诸如那两位资产阶级的反动剧作家和教授,也都聚集到他的周围来发泄对文化大革命的仇根。而在他的上面,.不但有部里的走资派,更有一个总后台、一切反革命势力的挂帅人物一一刘少奇。当刘少奇还在台上,严函就神气十足,猖狂已极;刘不上天安门了,严就慌了手脚;刘被批判了,严就慌忙组织退却刘倒台了,严在上机厂的阵线也就随之土崩瓦解了。这些上下左右的人物关系的描写,.表明严函不是抽象的单个人,而是代表资产阶级。可以看出,作者是图通过无产阶级同严函的斗争反映社会主义革命时期阶级关系的变化的。··.,·:
随着无产阶级和党内资产阶级之间的主要矛盾的激化,每一个人都要在这场斗争面前表明自己的态度,各种矛盾也都激化起来。我们从刷中看到,铁根同他的战友们贴出了全厂第一张革命大字报,走资派严函和叛徒乔子慎,都迫不及待地跳出来镇压群众运动,受到修正主义路线严重影响的厂长石陆成了他们的追随者,而厂党委副书记井蜂则坚决同革命派站在一起。党委内部的斗争激化了。围绕着这场斗争,在群众中间也展开了一场天辩论。作者颇具匠心地通过老工人江火龙一家家庭关系的变化,来反映文化大革命中阶级关系的变化。这一家,在江火龙的小女儿、铁根的未婚妻江兰的眼睛里,“原来多么欢乐幸福”,现在却“四分五裂”了。.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不可避免地要反映到这个工人家庭中来。正如毛主席指出的,“除了沙漠,凡有人群的地方,都有左、中、右”。铁根、江火龙和他的大女儿江秀、儿子苗苗,他们“没有停止,他们要革命”,代表着工人中的大多数,代表着工人队伍中的左翼;而江秀的丈夫丁志良,由于被资产阶级法权和修正主义的物质刺激迷了心窍,包经成了被资产阶级收买了的工人贵族,不想革命了,他代表着工人队伍中的少数右翼;而象江兰,则动摇于两者之间,但革命迫使她迅速作出抉择。在这里,不存在抽象的夫妻、姐妹、翁婿等等的家庭关系,这种家庭关系,只能是阶级关系的反映。在路线问题上,在如何对待文化大革命这个大是大非的问题上,决没有调和的余地。
这种阶级关系的大变动,‘使铁根不能不面对错综复杂的矛盾。他不但要同走资派严函、叛徒乔子慎斗,要同工人队伍中的阶级异己分子斗,要同成了保守组织头头的丁志良斗,而且,有一些原先同他的关系很密切的人,现在也起来反对他,包括在童年时代一道受资本家的压迫,现在却不问政治、迷失了方向的未婚妻。有时,:甚至自己最亲密的战友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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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同他发生冲突。这里矛盾的性质各不相同,有的是敌我矛盾,有的是路线和世界观的分歧,有的则是对阶级关系的变化一时认识不清楚而产生的思想上的差距。而对这种复杂的情祝,处于各种矛盾的中心地位的铁根,如何用不同的方式正确处理各种不同性质的矛盾冲突,解决这些矛盾冲突,从而团结大多数,把斗争的目标集中到党内一小撮走资派身上,这确实是一个扣人心弦的问题。作者为铁根设置了这样的典型环境,就为铁根形象的塑造,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可见,只有深刻揭示阶级关系及其变化,才能使英雄人物
更丰满、更深刻地树立起来。,
:《节日》描写上述的各种各样的人物关系和矛盾冲突,当然不是不分主次地并列着的。:所有这种种的矛盾,都是曲无产阶级和党内走资派这一个主要矛盾规定和影响着的。丁志良为什么同铁根闹对立?因为丁是被严函所收买、利用和挑动的。从石陆到江兰,所有出来反对铁根的人,根子都在严函身上。这样,《节日》在描写其他各种矛盾冲突的时侯,都使它们服从于二个目标:从各个不同的侧面来更深刻地揭示无产阶级革命派同走资派的斗争这一主要矛盾冲突,写前者正是为了写后者,后者始终是贯穿全剧的主要矛盾线索。所以尽管全剧的结构是庞大的,但主线依然是很分明的。这样的处理显然是符合生
活中阶级关系的特点的。
通过一个工广、一个家庭人物关系的变化,反映文化大革命中阶级关系的变化,这是《节日》的成功之处。是否可以这样说:凡是剧中写得比较深刻的地方,总是对阶级关系的揭示较有深度的地方,而有的部分,特别是戏的后半部分,之所以比较粗浅,就是因为只罗列了事件、现象和过程,而没有把戏的前半部已经展开的阶级关系继续开掘下去,这就影响到戏的思想深度,也影响到英雄人物的思想深度。
对严函的阶级本质的揭露,剧本也存在着不足之处。'《节日》比较集中地揭露出严函推行资反路线,制造白色恐怖的种种罪行,这些罪行固然令人痛根,但是,象严函这类走资派,其反革命策略似乎还应更阴险毒辣一些。刻划这类从资产阶级民主派变成走资派的典型,更重要的是深刻揭露他推行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剖析他灵魂深处的资产阶级王国,揭示他之所以演变成为走资派的思想根源和阶级根源。.《节日》在这方面多数是作
为一种背景介绍,显得比较薄弱。
正确处理党的领导和英雄人物的关系
上钢五厂辛志海
《盛大的节日》中铁根这个人物的塑造,基本上是成功的。·
铁根的起点比较高。他第一次在大字报前面同严函作面对面的斗争,就已经是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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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觉的无产阶级战士。但是,这并不意味着铁根的思想就不能有发展、有飞跃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实践,会不断给予铁根以正、反两方面的教育。正如铁根自己说的“这是阶级斗争大学呀1”,在激烈的阶级搏斗中,铁根对走资派的认识,对这场革命的性质和任务的认识,对社会主义革命时期阶级斗争的特点和规律性的认识,应该有一个不断地深化和提高的过程。我觉得,《节日》要是能更深刻更有层次地写出铁根思想发展的过程,就会使这一英雄形象更丰满、更有深度。而现在的演出本里还写得不太清楚。为什么会有这一弱点呢?我想这是由于戏里对党的领导作用体现得不够充分的缘故。
反映和歌颂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塑造铁根这样的无产阶级革命派的英雄形象,一定会涉及到一个如何体现党的领导作用的问题。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革命运动,它始终是在党和毛主席领导下进行的。象铁根这样的英雄人物,是我们党培育和造就的结果。没有党,就没有文化大革命,就没有铁根这样的英雄人物。铁根同丁志良都生活于工人家庭,为什么在政治上、思想上有这么大的差别呢?根本原因就在于丁志良在思想上背离了党的路线,成了资产阶级的俘虏;而铁根则无限忠于党、忠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自觉接受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一个工人的头脑里是不可能自己长出马克思主义来的,要靠党来灌输。自发的工人运动只会产生工联主义。只有在党的领导下,工人运动才能成为真正自觉的革命运动。这是一百多年来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包括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经验反复证明了的马克思主义的真理。
象《节日》这样的反映文化大革命的大型作品,要体现党的领导作用,途径是多方面的。作者有意通过《十六条》、毛主席的《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和中央贺电这三个历史性的文件,来体现这场伟大的革命始终是在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下进行的。·这是值得肯定的。文化大革命中,毛主席、党中央的指示,往往直接传达到群众,这是党领导整个运动的一种方式。但是,如何更深刻地表现出毛主席、党中央的指示在英雄人物思想发展中的影响以及对他的行动的指导,刷本就体现得比较模糊,这就使党的领导在英雄人物成长过程中的关健作用有所削弱。
另外,党委副书记井蜂的形象,也应该体现这种领导作用。《十六条指出:我们党内有不少领导千部“能够站在运动的最前面,敢于放手发动群众。他们是‘敢'字当头、无所畏惧的共产主义战士,是毛主席的好学生。”根据《节日》中的描写,井峰就是这样的领导干部。在民主革命时期,他参加了二万五千里长征,跟随毛主席南征北战,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又自觉地坚持继续革命,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象这样的革命领导干部,为什么不能体现党的领导作用呢?井峰作为一个自觉的党的战土,他的高度的党性要求他在运动中坚定地站在党的立场上,贯彻执行党的路线和政策,把群众运动引向毛主席所指引的革命轨道。过去,井峰同严函的修正主义路线斗过,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更应该站出来同严菌进行斗争。剧本第二场,写文化大革命一并始井峰从外地回厂,‘只让他同严函简单地争论了儿句就收场了,这是很不够的。在同铁根的关系上,他作为一个长期受到党的教育、具有丰富的革命经验的老战士,应该比铁根站得更高,看得更远,应该用自已对毛主席革命路线和文化大革命的认识来帮助铁根,引导铁根。这样做,会不会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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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根的戏呢?只要处理得好,这两个英雄形象完全可以相得益彰,交相辉映。《节日》的序幕,并蜂不就启发铁根要沉住气,认真地看一看,想一想吗?第三场,井峰在造反队最困难的时候站出来支持铁根,用自己的革命经历和“跟资产阶级斗上儿个回合”的决心教育和豉舞铁根,就很感人。而在这场戏中,让井峰仅仅提出参加造反队,就低了。特别是第
九场,井蜂居然在关键时刻会反对铁根回厂做丁志良他们的工作,实在是个败笔。这不符合这个人物的性格逻辑,也有损于他的英雄形象。他完全应该理解,在这种关键时刻,铁根应该去,也必须去。他应该比别人更深刻理解并坚决支持铁根的决心和行动,这样处理
将会使两个英雄形象更光彩。
揭示犯走资派错误的干部的
阶级和思想根源
江南造船厂党委副书记齐兰洲
《盛大的节日》中,铁根和江火龙帮助教育厂长石陆那场戏,对我们一些执行过刘少奇反动路线、犯过走资派错误的老干部具有普遍的教育意义。
石陆从对文化大革命不理解、有抵触,站到了革命的对立面,成了运动的阻力。后来在党和工人革命造反派教育帮助下,才逐步转变过来。这一过程概括了我们相当一部分犯过走资派错误的老干部在文化大革命中的经历。为什么在民主革命时期“拚过刺刀,炸过獨堡”的石陆会犯走资派错误呢?剧本告诉我们,一个原因是,全国解放后,石陆的思想却停留在民主革命阶段,对于社会主义革命思想上一是没推备,二是不理解。另一个原因是对待资产阶级法权,缺少一个共产主义者应有的态度,不想继续革命了。工人批评他是
二三耳元云幢楼,汽车沙发样样有”。他却乐在其中,还把心思、爱好放到了古董古画上。资产阶级的教授、剧作家成了他家的常客,而工人群众和老战友却“不大上门了”。石陆错误地认为,“情况在变化,靠过去那套政治动员、‘两忆三查’不行了,要跟上时代,领导工业化得拜人家洋包子为师”,因而就成了修正主义的俘虏。
由于剧本努力揭示了石陆这样犯走资派错误的于部的阶级和思想根源;因而对于我们确实是一面很好的子。我从进城后,由于放松了思想改造,对社会主义革命就不如对民主革命那么积极,曾经躺在功劳簿上算等级账,欣赏薪金制、军衔制,生活上也贪图安逸,对资产阶级法权这一资本主义的旧土壤,象石陆那样,认为一切都是“合理合法”的了。这就势必对修正主义的东西很感兴趣,而对社会主义的新生事物反而格格不入了。如果没有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阜的文化大革命,真不知道会滑到什么地方去。,我们应该不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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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总结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做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自觉战士,做同走资派作斗争的自觉战士。
《节日》对石陆的思想写得比较深,对他的转变处理得似乎局促了一点,不够细致,缺少一个合情合理的过程。铁根和江火龙将石陆在“鞍钢宪法”上写过“含意不清,暂不执行”的材料一抛,说他对抗毛主席,石陆一下子吓呆了,也就转变了。其实,思想上的屣动和转变还不是一回事。就拿我来说吧,运动初期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革命造反派为了帮助我,多次和我谈心,启发我的阶级觉悟,耐心细致地做思想工作,和我一起学习中央关于文化大革命的文件,才使我逐步体会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搞是不行的”才逐步站到革命造反派一边来。
石陆的转变之所以显得局促,可能与这个戏对刘少奇的修正主义办企业路线揭露得不够充分有关系。戏里虽然也写到了物厅刺激、奖金挂帅的恶果,但对党内资产阶级篡夺我们工厂企业领导权、扩大资产阶级法权、使我们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不稳固等问题,揭示得不够深刻。因此铁根批评石陆“替资产阶级掌权”,就显得比较概念,石陆对自己在十七年中执行的修正主义路线也缺乏足够的认识,他的转变自然就比较生硬了。
一`个感人至深的场面
《朝衡》编辑室姚·真
《盛大的节日》中,第三场特别感人。作者用欲扬先抑的手法,为铁根设计了一个矛盾重重的典型环境。走资派严函对铁根施加重重政治压力,安想把无产阶级革命派扼杀在摇篮里。铁根坚定地表示,“文化大革命是我的政治大学,我要在这场阶级斗争中学到底,干到底!”紧接着,有两位老人出场了,一个是老工人江火龙,一个是老战士、厂党委副书记井峰,他们在造反队最困难的时刻,向铁根提出参加造反队的庄严要求。这时,刚在北京接受了伟大领袖毛主席检阅的红卫兵小将苗苗来了,他也要求参加造反队。苗苗向大家描述着见到伟大领柚毛主席的幸福情景。顿时,舞台上红光照耀,乐声昂扬。铁根的心,江火龙和井蜂的心,苗苗的心,以及所有无产阶皱革命派的心,一齐向着首都天安门,向着伟大领袖毛主席。
这场戏深深地感染了我。它写出了群众对文化大革命的热爱,写出了人心、党心、党员之心都向着文化大革命。回想起十年前,我们红卫兵战士在毛主席的亲切关怀和热烈支持下,造了一小搬党内走资派的反。走资派挑动不明真相的群众围攻我们,污蔑红卫兵的大字报满天飞,“小牛鬼蛇神”、“小反革命”的帽子一顶又一顶的压到我们头上。我们有时吃不上饭,睡不成觉,甚至受到一小撮暴徒的谩骂、殴打。在斗争最艰苦的时候,我们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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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工人阶级和广大革命群众钢铁一般的支持。记得一个夜晚,来了几位船厂的工人,他们握住我们的手说:“看了你们的大字报,感到你们斗争走资派的犬方向是正确的,我们坚决支持你们。”有一个大学的红卫兵战友,主动帮我们油印了几千份革命传单,散发出去揭露走资派的面目。还记得一次大辩论,走资派挑动受蒙蔽的群众把我们围攻到半夜。我的一位成友向大家叙述红卫兵为什么起来造反,走资派为什么要镇压,并回忆了自己苦难的家更。一些人起哄,要把她拉下来,一位老工人挺身而出,护着她说:“让她说下去1她是我们工人的子弟。”走资派压我们,我们报之以蔑视,可是在亲人的支持面前,我们的热泪再也止不住了。
最近听一位同志讲了件事,也很受启发。这同志在运动初期一度受了蒙蔽,担任过保守组织的头头开始时,加入他们组织的人不少,可是随着毛主席革命路线日益深入人心,他们的组织越缩越小,尽管走资派一再用各种办法笼络人心,也无济于事,人们纷纷离开他们,加入到革命造反的行列。这同志的妈妈是个普通的劳动妇女,她也不同意女儿的观点,她对女儿说:“共产党刚成立时,人很少,几十年中却越打越多;最后解放了全中国,因为共产党手里有真理,受到全中国老百姓拥护。而你们为什么人越来越少呢?可见真理不在你们这一边。”这个问题提得既朴实又尖锐,讲出了深刻的道理。无产阶级革命派尽管开头总是少数,但因为他们大方向正确,路线正确,就一定会得到大多数群众和干部的支持。亿万工农兵、革命干部、革命知识分予热烈欢呼:文化大革命就是好!邓小平这个刘少奇资产阶级司令部的二号头目、这次大刮右倾翻案风的挂帅人物,十年前伙同刘少奇镇压无产阶级革命派,十年后又妄图算文化大革命的账,翻文化大革命的案。可是无论在当时,在今天,都是不得人心的。他得罪了大多数,大多数不赞成,不答应。人心、党心、党员之心要求继续革命,反对复辟倒退。《节日》是对邓小平刮起的右倾翻案风的有力回击。
首要的是参加战斗
《盛大的节日》创作组一
怎样在舞台上反映无产阶级文化欧革命这场波澜壮阔、意义深远的伟大斗争?怎样塑造好与走资派进行奋勇决俄的无产阶级英雄形象?我们在政治上、艺术上水平都很低,觉得有很多难题。怎么亦?唯一的途径,是遵循毛主席的教导.“到工农兵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
社会真是阶致斗争的大课堂啊!在我们深入工厂、铁路边劳动、边调查的过程中,先后个别访问了六十多位新、老干部,革命造反派战士,当年的红卫兵小将。许多同志满怀对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深厚感情,回顾文化大革命的战斗历程,畅谈文化大革命的丰硕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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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深远意义,不断地支持我们,关怀我们,鼓励我们,殷切期望我们“以革命的激情谱写革命的战歌;投入盛大的斗争,搞好《盛大的节日》”。当他们了解到我们存在着畏难情绪时,亲切而又尖锐地指出:“某些人翻文化大革命的案气势汹汹,疯狂得很,你们写戏歌领、保卫文化大革命,怕什么呢?应该挺身而出,参加战斗嘛!”这些语重心长的话激励了我们的斗志。是啊,如果我们自已不是作为一个革命战士,去参加保卫文化大革命、批判资产阶级和党内走资派的伟大的战斗,又怎么可能通过艺术形象来歌颂、反映文化大革命呢?而且,创作这样的作品,本身也就是参加战斗啊!
《盛大的节日》这个戏,从深入生活到完成初稿的一年,正是党内最大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大刮右倾翻案风并遵到迎头痛击的一年。在尖锐、复杂的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大搏斗中,儿乎每天都在考验着我们的立场、世界观和阶级感情。在社会调查过程中,每次都会碰到站在哪个阶级一边的问题。革命形势要求我们必须向党和工农兵观众交上
一份旗帜鲜明的答卷。我们深深体会到,要交出这份答卷,对我们来说,首要的就是要参加战斗,否则就分不清路线是非,看不清走资派还在走。只有在战斗中,才能加深对文化大革命的性质和意义的理解,加深对毛主席关于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的光辉论断的理解,只有在战斗中,才能坚定正面反映文化大革命夺权斗争的决心,增强塑造与走资派进行决战的无产阶级英雄人物的责任感;也只有在战斗中,才能逐步解决自己的思想感情和立场的问题,提高作品的战斗性。回过头来,我们又体会到创作初期的所谓“难题”,与其说是一些艺术创作上的问题,不如说根本上就是思想、感情和立场的问题。正如鲁迅所说:“我以为根本问题是在作者可是一个‘革命人'。”
对文艺创作来说,文化大革命真是一个取之不尽的伟大的宝库。歌颂和反映这场革命,不愁没有丰富的素材,不愁没有尖锐的矛盾冲突,而这场革命,又造就了多少无产阶级的新英雄人物啊!这里的关键还在于我们能不能象革命样板戏那样,真正做到满腔热情、千方百计。《盛犬的节日》距离这一要求还很远,距离推确、深刻地反映文化大革命还很远,作品本身不但还很粗糙,而且有待解决的问题还很多。我们决心在党的领导下,依靠工农兵群众,进一步学习革命样板戏创作经验,继续努力作战,在战斗中修改,在战斗中提高,努力完成时代和阶级赋予我们的光粜任务。
带着对走资派的仇恨塑造同走资派斗争的英雄
上海话刷团娄际成、
我在《盛大的节日》中扮演了铁根这个无产阶级革命派的英雄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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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得戏彩排后,工农兵观众对我提出了中肯的批评,说我演的铁根造反劲头不足,太“稳·了,不象个造反派。原因在哪里呐?我检查了自己的创作思想和整个表演,感到主要的原因还在于自己对铁根这样的英雄人物缺乏深刻的认识与感受,因而把自已身上的知识分子的东西加到英雄人物身上去了。我重新学习了《十六条》,学习了中共中央五月十
六日《通知》。《十六条》中有一段话:“一大批本来不出名的革命青少年成了勇敢的闯将。他们有魄力,有智慧。他们用大字报、大辩论的形式大鸣大放,大揭露,大批判,坚决地向那些公开的、隐蔽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举行了进攻。”我想,铁根就应该是这样的一名革命的闯将。“举行了进攻”,就是说,在走资派的面前,铁根应该是始终以主动的进攻的姿态出现的。而进攻的目标,自始至终对准着党内走资派。
要表演出铁根的进改的精神和气势,靠外在的动作上的夸张是不成的。要找出铁根的内在的东西,也就是他造反的思想动力。
铁根究竞为什么要造反?我的理解,.铁根的思想核心就是他对未婚妻说的一句话:“不造修正主义的反,今天的主人,又要重新变成奴隶。共产主义理想就要毁在修正主义者手里。”一方面怀着实现共产主义的崇高理想,一方面又看到了苏联资本主义复辟的反面教训,所以他对修正主义者,对严函这类党内走资派怀着阶级的深仇大根,他是捍卫马克思主义,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自觉的战士。基于这样的认识,第一场铁根的上场,我就给予他明确的目的,他就是冲着严函来的,就是要揭破严函的假面具,造严函的反。当然,铁根对严函的认识,也是随着斗争的深入而逐步深入的。
要在舞台上创造一个敢于同走资派奋战到底的英雄,很重要的一个问题是:我对走资派恨起来了没有?如果我自己心.中没有撚挠起仇根的烈火,又怎么能演好铁根这个英雄人物?·为此,我一面学习毛主席的指示和党的有关文件,一面通过社会调查,了解走资派的种种罪行,特别是通过对刘少奇、林彪、邓小平的反革命罪行的揭发批判,来提高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觉悟,激发阶级感情。要演好铁根的英雄形象,就是要把舞台当成战场,带着对走资派的强烈的阶级仇恨,在舞台上同走资派作斗争。原先,我念有些台词比较平淡,但是,当心中激起了对走资派的仇根的时候,这些台词念起来就感到充实有カ了
演铁根这样的英雄人物,对自己的世界观、艺术观都是一次很好的改造的机会。今后我要进步努力学习毛主席关于社会主义时期阶级、阶级矛盾、阶级斗争的学说,进一步加深村英雄人物的理解,抑强自我改造,同剧组的同志们一道努力改好《盛大的节日》,使它成为鼓舞人民坚持无产阶级专或亦的继续革命,向走资派作长期的不调和的斗争的有力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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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路?就是从没有路的地方践踏出来的,从只有荆棘的地方开辟出来的。
、一鲁·迅
在祖国的辽阁夫地上,大大小小的道路纵横交错,姿态万千。各种各样的路,铺满了历史的风霜,“记载着革命人民推动历史前进的步伐。
人们特别雌以忘怀的,是江西山区的路。这里的路,在重重选选的山峰中腾跃起伏,崎岖悠长。有的横挂山腰盘旋}有
沈
的绕上山巅插入云霄,有的顺著幽谷的小
逸
溪神展,变幻无穷。主席亲自弹领着红
珍
军在这些山路上行军过、战斗过,峰回路
徐
转,革命的火炬连绵不绝。现在广大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又踏着当年红军战士的脚
国芬
印,前进在同工农相结合的金光大道上。
没有走过江西山区之路的火们,对它是向往的,敬慕的。走在这条路上的人们,是白豪的,幸福的。这里摘录的两封信,就生动地说明了这一点。
第二封
亲爱的战友。
我们虽然远隅千山万水,亲不相识,但共同的革命目标,把我们的心系在一起了。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我们公司的青年工人支农小分以将在最近来到你们战斗的地方。我,一个暂时躺在病床上的青年工人激动的心情无法抑制。·我身在医院,心却早已飞到了江西山区,飞到了你们的身边。把老章命根据地的山区农村建设好,是我们共同的心愿。
这一回,我虽然报了名,却因病没有被批准参加支农小分以。但为了表达一个城市育年工人对上山下乡知识青年战友们的革命静谊,我托小分以的同志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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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了一套《列宁选集》和一些御头、创子,赠给你们。请收下这份心意吧。致以革命的敬礼·,
上海竹木公司仓库工人潘瑞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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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封
亲爱的战友:
此刻已是夜晚,你能想象得到山区的夜是一个多么生动和喧腾的世界吗?我们正在朗朗的月光:下,朗诵着你那感人肺腑的来信,你信中的每一向话都拨动着我们的心弦,不少同志激动得流下了泪水。我们衷心祝愿你早日恢复健康,有机会到江西山区来踩一踩当年红军的脚印,这是比什么都要幸福的。.
我们在这里所过一个跟随毛主席革命的老红军讲的深山开路的故事。在人
、··鸢罕至、飞鸟不临的深山里,只有陡削的悬岩绝壁,追是荆辣的岛谷荒原,根本没
有路。我们的红军先头部队,硬是在这里用生命和鲜血铺出了一条路。今天,我',们走在先烈们铺筑的革命路上,分外自豪。我们央不留恋上海平坦宽阔的柏油大道,宁愿在蜿蜓曲折的高山险路上華登。.你送来的礼物是革命的礼物,比什么都珍贵。我们。一定要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头脑,用御头薇响帝修反的丧钟,用侧子创掉修正主义的黑根。毛主席为我们指明了上山下乡的光辉道路,我们将坚定不移地走下去,走到底。致以革命的敬礼
峡江县马埠公社曾安青年队全体伙员
这两封普通的革命青年之间的书信,使人读了久久不能平静。它使我们想起一次又
一火地在车站、码头欢送战友的情景。无产阶级文化大苹命以来,有多少上海知识青年踏上了上山4下乡的光辉道路!.··,
知识青年到了农村,城市的党组织和工人阶级并没有忘记他们。《灵壁夜谈》里讲了上海赴安微上山下乡慰问团的故事,这里要讲的,则是上海青年工人支农小分队的故乎。
一九七五年秋天上海竹木公司的青年工人支农小分队,走上了去江西山区的路。他们翻山越冷,波江涉水,从翰南地区到井冈山区,行走千里,把上海党组织和工人阶级的关怀,送到了有上海知识青年的村村寨寨。
我们随着这支支农小分队,来到了林木挺秀的前南山区,记下了在第一个支农点一
定南县新城公社铁护青年林场的所可所闻。,
铁炉,从前没有路。
从铁炉到定南县城,不过三四十里的路程。可是,参差错落的大小山峰横亘其间,快
·炉的人们要进城一趟可难啦!铁炉没有路,人们只好叉息:
・·、
铁炉山峰高,满山都是宝。高山挡了路,宝也变成草。.
铁炉有了路,还是九五八年的事。那时,社会主义建设大跃进的浪潮,冲进了这个原始森林中的山村。铁炉的几十户黄下中农,一锄一锄地挖山,一萝一信地桃土,披荆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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棘开出的路一尺一尺地往前仲延,终于从铁护通向了县城。、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高潮中,上海知识青年满怀“双手练出地球红”的革命豪情,踏着这条山间小路来到了铁炉。然矾初到铁炉的上海知识青年,印象最深刻的还是:行路难。
上海知识青年来铁护,是决心大有作为地干一番事业的。但是铁炉的路太窄,却明显地拖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步伐。这里大量的木材要靠人们用肩膀女着从这条山间小路上运出去,大量的山贷要靠人们用手推车推着运出去。要开发山区,要加快建设山区,人们怎么能够容忍在崎岖山路上的蹒珊小步呢?铁炉啊!:铁炉】要是有一条能跑汽车的公路有多好,要是能在这里办起木材制品加工厂有多好。改造铁炉的规划正在酝酿,这消息象旋风一样地在铁炉内外迅速传开了。
上海竹木公司青年工人支农小分队来了1他们背着工具箱,沿着崎岖换窄的山路来到了铁炉。可是他们带来的机器,却因路窄运不进铁炉。于是,铁护的知识育年焦急了,贫下中农焦急了。上海工人阶级已经把机器送到了门口,摊道能够因为路窄不让它进铁炉吗?亲爱的读者,你也许还不知道铁炉这个地名的来历吧!据传说,在很远很远的年代,这片杂树丛生的山林中发现过铁。可是,生活在这里的人们,祖祖辈辈没有见过铁。铁沪,就因为人们日夜想铁才取了这个名。铁炉的人们想钢铁,想机器,不知想了多少个年头!铁炉的人们想办工厂,想农业机械化·一在他们的心中,有一条通向美好未来的宽广大道。“从铁炉修出一条公路来!”这是铁炉的贫下中农和上海知识青年的共同愿望。七八十岁的老人争着要多铲几纸土,七八岁的小孩抢着要多搬几块石头,上海知识膏年成了开路的突击队,支农小分队的队员们,也积极投入了开拓山路的紧张战斗。
铁炉终于有了一条山间大道。它依着山势盘旋,穿织在多姿的群山之间。正是这条新开的大路,把城乡联结起来,把一代新工人和一代新农民的事业和理想联结起来。“工农路,工农铺”,这条山间大道不正是新型的工农联盟的缩影吗?
在铁炉,一条有形的路由狭窄变得宽广,另一条无形的路,也在人们的思想中开阔起来。这里传开的两个故事,就深刻地说明了这一点。
献砖献瓦
上海竹木公司青年工人支农小分队一进山,就着手帮助知识青年开办木制品加工厂厂房将要落成的时候,盖屋顶的几万块瓦还没有哩!
几万块瓦片算得了什么稀奇?不。在铁炉,那的确是稀奇得很。当地造房子,一般都用木板、树皮盖屋顶。有数儿家人家的瓦屋,郡瓦片都是不惜重金请外乡人来烧的。家里有瓦的,也当作珍宝一样收藏,决计不肯轻易用掉。“生产靠集体,造屋靠自己”,这反映了走上了集体化的农村还保留了一根不大不小的私有制尾巴。
夜深了,在铁炉林场老场长的办公室里,灯光还亮着。·大队赤脚医生涂白旺,手里捧着一叠瓦片闯了进来。他说:“上海工人送来了机器,知识青年要办工厂,造厂房要瓦怎么不开个群众大会说一说呢?收下我送来的瓦片吧1”老场长楞住了。涂日旺,.已经是二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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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八岁的人了,他还没结婚。按照晚婚的年龄,并不算大,位在当地农村,却算是很迟的、了。涂白旺经过多年的积果,好不容易凑起了两万多块瓦,就是准备造蕲房结婚用的。
·老场长疑惑地问“阿旺;你不准备结婚啦?”
涂日旺一本正经地回答:“结婚再推迟儿年算得了啥,先把工厂办起来要紧呀!”涂日旺主动献出一万二千块瓦,这件事在人们思想中激起了一阵阵波澜,大家议论者,赞扬着,很快就传遍了近山远山。
涂庭周家里有二方块瓦,亲戚朋发多次向他信,都没有答应过。现在,他全部献了出来。
一千块,三千块,五千块,从各家各户献了出来。
盖厂房的砖瓦终于解决了。从这里,我们不是清楚地看到:广犬贷下中农在同私有制和私有观念决梨的道路上迈动的急速步伐吗?
女同志上屋顶
建造木材加工广,是铁炉最大的一个土木工程。因此,盖座须的时候,人们总是特别“小心。由于剥削阶级旧意识的毒害,当地有个习惯:妇女不准进香菇房,更不准爬屋顶。据说,女人进了香菇房,香菇也不香:女人上屋顶,倒坍不留情。女知识青年挑着瓦片上蹈板,就有好多人焦急地劝阻。支农小分队的女同志忍不住了,这不是孔老二歧视妇女的一套在作怪吗?那天,小潘和小邱这两位青年女工,着到屋顶上人手紧张,也吸着上屋顶帮忙。这一下可不得了。有的人夫惊小怪地嚷嚷:“上海阿拉妈(当地方言,即上海女同志)形屋顶了,屋要坍了,财气要冲了1”
事有凑巧。,第二天早展,断盖的屋预果然釜歪外斜,好象就要坍了。其实呢?是因为知识青年缺乏造屋的经验,盖人字形屋顶时没有注意平衡,房采向左倾斜了十元公分。这件事,引得说闲话的人多了起来。有人甚至说:“房子中了邪,要倒大零了。”还有一些好心的人,劝地们赶快买烛买纸,烧香辟邪。
支农小分队面临着严重的考验。要战胜旧习惯势力的挑战,必须拿出事实说服人。他:们虚心地请教了当地有经验的泥木工,找到了纠偏的方法。颅斜的房梁被剑丐了。许多人翘起龙拇指说:“阿拉妈真不简单」地们可是有本事的人啦了当地的女同志也窃窃私议:“上海衍拉妈能上屋顶,我们为什么不能?偏要上1”地们地一起参加了屋顶竣工的战斗。厂房落成了。小分队的女战士,女知识青年,当地的农村妇女,高高屹立在群山环抱中的1新屋顶上,她们无疑是山村的佼使者。
b铁炉有了第二台机器,有了第一座工厂。知识青年不等发动机安装好,就用手转着面
盘锯的转盘,锯起那粗壮的术头,他们迫不及待地从外面弄来了有关柴油机的技术资料。,铁炉的人们急切地要求掌提技术,是有很深的掉由的。在这偏僻的山特,人们吃够了所谓“展机手的苦头。有一些人利用山村人的不懂工业,不懂技术,自称为“工程师”“万能技术员,招摇拉骗,敲什杜。去年就发生了这么一件事:林场的轧米机坏了,没有人能修理。两个知识青年赶了几十里山路到外面请人修。对方提出的条件是:修理费按时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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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每小时七元,外加路费和烟酒费。·你看气人不气人
小分队听到这件事,都很气愤。他们想,我们支农,就是要支接药下中农和知识青年走社会主义道路,决不允许自发的资本主义势力那么神气活现。于是,他们不分白天和黑夜,帮助贫下中农修机器,帮助知识青年学技术。小分队带着知识青年穿山越岭,修这修那,不收贫下中农一分钱,不抽贫下中农一支烟,受到了大家由衷的称黄。
山村里终于响起了机器的麦鸣声铁炉的人们第一火看到,根根热壮的木头,瞬息之间变成了各种形状的半制品。他们受到了极大的鼓舞,决心以新的闲度和度向山林进军。嵬巍挺拔的山林附!你沉睡了多少年,今天才有了大展鸿图的机会。绿色的金子啊你过去就象埋藏在泥土中的明珠,今天终于大放光彩。
离开铁炉的时候,我们沿着新开的山间大道前进,踏上了去井风4地区的征途。我们走在这三条由无到有、由小到大的道路上,又想到了另外一条路,这就是千百万知识骨年上山下乡的道路一也是由无到有、由小到大,越走越宽广。请看宁看井冈山地区峡江县马埠公社曾安青年队的创业史吧。
那是一九六九年六月,马埠出现了历史上罕见的特大山洪。山洪啊,咆哮如雷,卷走了房屋和树木,赶走了这里的十几户农民。留下的,只是满日荒凉的沙地。
就在这时,来了一批年轻的拓荒者:一十八名上海知识青年。堆堆乱石,丛丛野草,就在这里剑业?于是,有的人心凉了,有的人动摇了,有的准备远走高飞。十八个人中,有
六个“铁杆扎根派”坚持了下来,他们就成了曾安青年队的创始人。·
六个上海知识青年就在这里近百亩荒滩谷地上开始了创业的战斗。当尖嘴的布谷鸟在山前一叫,他们进行了第一火播种。稻禾会不会抽移结谷呢?谁不为他们担一把冷汗。在创业的道路上,迈开第一步是艰难的,也是鼓舞人心的。曾安青年队的第一个年头,夺得了粮食亩产五百七十五斤的好收成。他们的事业令人美慕。第二年,曾安青年队就扩大到十九人。
从十八人到六人,又从六人到十九人,反映了创业道路的艰难曲折。.是啊!青年队的人,哪一个不有一番颇不平常的经历。
先说说肖银报吧。他是初到荒滩的十八人之一。.他长普一块好身板,个子高,力气大,是满怀雄心壮志来青年队的。在青年队虎着劲干了一阵子以后,忽然传来了养路段招工的消息那里是吃商品根,每月拿三十几元工资。凭着他那牛犊般的身子,到养路段是块好料子。小肖的心情齐盾极了,是留青年队,还是去养路段?有天晚上,他向青年队队长胡南榆吐露了自己的心事。小胡思考.了将近半个小时,然后恳切地回答就:“小肖,你如果打定了主意要走,你就去吧。,什么时候想回来,就回来。我们总是在等香你酸。”,··小肖到了养路段,心里却不时怀恋青年队的战友。青年队在坚持战斗,青年队在前进:用土灰改造了冷浸田,垦复了油茶山,新建了茶叶林,扩大了一百多亩农田。.这一切传到小肖的耳里,内心就要激起一朵朵浪花。有一回,小肖途假日休息,悄悄地溜回青年队看看。这里火热的战斗生活,强烈地感染了他。,以后,每听到青年队传来了喜讯,他和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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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们一样欢快;每听到有人说青年队的怪话,他会第一个站出来反驳。但是,他还是下不了决心一再回青年队。就这样,一年过去了,二年过去了,小肖一直处在矛盾、傍煌中—“养路段还是青年队?拿工资还是挣工分?”
青年队长小胡是个特别细心的人。小肖虽然走了,但一直没有忘记小肖。就象小肖经常打听青年队的情况一样,小胡也经常在了解小肖的情况。小肖的苦闷和傍煌,动摇和反复小胡都知道得一清二楚。当小肖的心再一次向青年队贴近的时候,小胡主动去找他了。关于小胡、小肖的这次会面,有各种各样的说法。有的说是在小肖从养路段回家的路上,有的说是在小胡去公社开会的路上。就是小胡、小肖两人的说法也不一样。反正有一点是两人都承认的:他们推心置腹地谈了好几个钟头。
小肖重新回到了曾安青年队。青年队象迎接久别的亲人二样,开了个热烈的欢迎会。小肖在欢迎会上说了些什么呢?他说,他真正开始理解了马克思的一段话:
如课我们选择了最能为人类福利而劳动的职业,我们就不会为它的重负所压倒,因为这是为全人类所作的牺牲;那时我们感到的将不是一点点自私而可怜的欢乐,我们的幸福将属于千方人,我们的事业并不显赫一时,但将永远存在影…
让我们再认识一下另一位女青年吧。她叫何凌云,那被山风吹紫了的脸上,总是鞋着微笑。若不是戴了一副眼镜,那模样同当地老使很难区别。提起这位上海姑娘,人们就会引出她的一大串故事来。·
小何出生在一个资产阶级家庭。一九六八年,地响应毛主席的号召,来到了井冈山地区冯埠公社芦溪生产队;务农。经过六个年头风风雨雨的磨炼,在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下,进步很快,当了生产队副队长兼会计。曾安青年队扩充的消息传到了芦溪,起了小何激烈的思想斗争。她所在的芦溪是个富队,收入高。在年终分配时,小何除了生活自给,还结余了二百多元。但她想到,象自已这样一个出身于剥削阶级家庭的知识青年,更需要到最艰苦的环境中去改造。于是,小何主动申请要参加曾安青年队。
生活的道路很不平坦。小何刚刚决定来青年队,就收到了家里的来信。信中说,已经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为地在城里某工厂找到了一个称心的工作。一切手续均已办要,良机方万不可失去。馆中还嘱附地立即拍一份电报上面只须写上,“来”,或者“不来”。黄江的流水日夜奔腾不怎,小何的心潮起伏翻滚。小何在煤油灯下翻开了雷锋和王杰的帕记。一字一句,都象重馋敲击着小何的心。地抬头看窗外,星星亮闪肉地挂在漫庆色的天幕上,呈星在移动,星呈在眨着眼睛,好象是在催促着小何去青年队。天上的星星你等一等,让小何沉思一下吧!元年前,‘毛主席关于知识背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指示,象春风催发了万树苞蕾,开出满天红花。'这花,开在广大知识青年的心里,也开在许许多多革命家长的心里。可是,小何要踏上上山下乡的征途)来自家庭的阻为却不小。然而,毛主席的指示,学校党支部、工宣"队的帮助,给了小何巨大的勇气和力量地终于走上了去江西山区的路。几年过去寸,家里还在把她往城里拉。她顿时感
》
到,剥时阶级思想的影响,资产阶数法权思想的影响,奇其术小。想呀,想呀小付心里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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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了一个念头:家庭出身是无法选择的,走什么样的道路却完全可以选择。地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立即向家里发去了电报,就是两个字:“不来”。
曾安青年队在斗争中成长,在斗争中扩大。动摇的,坚定起来了。掉过队的,赶上了前进中的队伍。已经与当地农民结婚的知识青年,夫要双双进青年队来了。当地县委副书记亲自把女儿送进青年队来了。
曾安青年队,这个在荒滩上建立起来的战斗集体,结集了多少青年男女的理想和心愿。当我们离开曾安的时候,又二个挑著行李的年青人迎面走了过来。好,加上她,这里,就有了整整六十名青年。
从赖南地区的铁炉林场到并冈山地区的曾安青年队,在那没长的山区道路上。我们看到了许许多多的知识青年,听到了许许多多关于知识青年的动人事迹。:千百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迈动着雄伟的步伐,前进在反修防修的革命道路上,这是值得大书特书的社会主义新生乎物。
“。
、:社会主义新生事物的成长,需要社会上各方面的支持和扶拉。因此,让我们在这里讲
一讲支农小分队本身吧1
摆在我们面前的这篇《上山记》,它生动地记录了一名青年工人,一支农小分队队员,在学农、支农道路上的一段不平常的经历·一
上山已经伍天了。这是我一生中最难忘的五天。
…:“·寨乐峰,我生来还是第一次登上这样高的山峰。走进山林,真坪象掉进一片竹子的海洋。一不小心,就会被竹尖刺破了脸频和手脚。最艰苦的还不是爬山,
…·拉竹子,而是要算烧竹沥水了。·.’
竹浙水是一种珍贵的中药。把一段一段的竹子放在火灶上烧,竹水就会从两头一点一点滴下来。待到竹子烧焦时,就用手把它抽掉。灶头的火直往上窜,手一碰就得缩了回来。开始,我戴着手套抽焦竹,可是一位知识青年说:“真可惜,好不容易烧出来的竹沥水都给手套吸掉了。”我看到知识青年宜接用手去抽那滚烫的竹子,脸红了,赶快也去了手套。灶头上镩火,竹子两端冒烟,呛得人实在难受,眼泪、鼻涕都流下来了。怎么知识青年都不流泪呢?这时,小胡风趣地
·说:“我们以前天天这样流泊,泪水干了,再也流不出来了。”我内心感动极了,农·村这个广阔天地可真是个锻炼人的熔炉啊1·
。
上寨乐峰的五天,是我向农村知识青年学习的五天。在我快要满师的时候,
·这学农、支浓不是补上了极重要的一课吗?支农小分队队员沈伟勇··
·这篇《上山记》告诉我们,学农、支农的道路,是千千万万城市青年工人应当走的道路。走这条道路,也同样是艰雄曲折的,是会充满激烈的思越斗争的。竹木公司支农小分队,有许许多多动人的故事,这里都不一一叙述了。唯有小分队里的小李“支农不支蛛的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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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还得讲一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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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分队从上海出发之前,第一个支农点本来是设在铁护附近的大云田林场。小李的妹妹就在那里插队。当时,有些人对小李说:“这一回,你妹姚准得上调进工厂了1”这话土即引起了小李的警惕。他在日记中写上了这样的话:
我要牢记支农小分队的使命。我们去江西山区是干什么的?是去做死固上山下乡成果的工作的,决不是去拆上山下乡的台的。怎么能拿上海党组织和工人阶级对知识青年的关怀去进行可耻的私人交易呢?支农不是支妹啊!
到了定南县,根据县委的意见,第一个支农总不是大云田,而是铁炉。铁炉和大云田只隔着一座4,小李忙着小分队的工作,他没有去。·
:小李即将离开铁炉去井冈山地区子,同志们劝他去看一看妹妹。这时,小李仿佛感到,大家要他去大云田看的并不只是一个妹妹,而是几十名知识青年。他想“我的妹妹怎么样呢?是不是在和广大知识青年一起,前进呢?”他怀着宁种鼓励妹妹扎根山区、坚持乡村的资任感,在离开铁炉的最后一个夜晚,来到了大云田。
大云田的夜晚美丽极了,公社正在这里开大会讨论农业学大寨的规划。知识青年业余文艺宣传队正在排演节目,小李的妹妹就在歌舞丛中。那一夜,大云田知识青年的宿舍里,就象白天一样崆闹。小李同妹妹谈了一阵,然后,兄妹俩又挨家挨户去看望其他的知识青年。小李到大云田,是代表了上海工人阶级对知识青年的关心啊!在小李离开大云田的时候,我们只听见一个声青在山间回响,“小妹,向大家学习,业山下乡不动摇,沿着这条金光大道走到底!”::·
小李离开了大云田,“支农不支妹”的故事却永远留在大云回。广头知识膏年在上山下乡的道路上没有停步,上海青年工人在支农、学农的道路业也同祥没有停步。你看,在江西山区的道路上,在凡是有知识青年的地方,一面面鲜艳的红旗在闪耀着动人的光辉。上海机床公司青年江人支农小分队上海拖汽公司青年工人支农小分队!上海建工局肯年工人支农小分队……
这一面面红旗,是向资产阶级法权挑战的红旗,是无产阶级专汝下继续羊命的红粱,是反修防修、迎头痛击右颅翻策风的战旗。这一面面红旗,都是从当年红军的手里接过来的,更加夺目更加红。
前进吧!毛主席指引的上山下乡的道路宽广无比。这是一条知识青年同广大工农辞众相结合的必由之路,这是一条缩小以至最终消灭三大差别的光辉之路,这是一条限制以至最终消灭资产阶级法权的战斗之路。沿着这条道路前进的人们;:头上有毛主席的灿烂阳光暖照,到处邻有对你们的赞扬和支持。
·胜利一定属于竖持羊命的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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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七六年
第
六期
总第三十四期
>×U三>×IYU DIPA
上海学习与批判杂志编辑部编
上海人不止典法出版
(上海复旦大学)
(上海绍兴路5号)
上海市报刊发行处发行
国外发行中国国际书店
上海新华印刷厂印刷
(北京399信箱)
代号:4一192
定价:0.26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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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九二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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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语录
什么“三项指示为纲”,安定团结不是不要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
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
落5她判
一九七六年第九期目:录
深入批判邓小平的修正主义路线
从我县农业生产的规律性看唯生产力论的破产
中国共产党上海县委员会(3)
怎样看待形势?
评《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
方海(7)
“条条专政”就是资产阶级专政
宫效闻'(10)
工人参加管理就是好
中华造船厂党委中心学习组(14)
团结批邓在一起…
上海第五钢铁厂第车间玉炳英(17)
餐有句与鉴犬”
…戚承楼(18)包斯文蒋桐发(20)
批邓不停生产跃进
中共上海跃进电机厂总支委员会(21)
抗震救灾人定胜天
山崩地裂视若等闲
忻启明(25)
“干部最后走”
潘益大(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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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部的岗位在哪里?…
袭青(29)
地转实为新地兆
读洪秀全的《地震诏》
…韩天宇陈宗海(30)
经济问题研究
光明灿烂的希望
上海郊区社队工业调查札记
市革委会郊区组工业组王信荣王魁元市革委会工交组生产组俞树泰
玉曙光(32)
充分发挥商业的能动作用
谈谈支持社队工业的一,点体会
………中共上海市第一商业局委员会书记朱庆隆(38)
采购人员说潜力
记上海化学试剂站采购员李定安的一次谈话
(40)
记一次发言…
(41)
?关的?充分认识吨位挂帅的危害性于问9
上运三场党委书记顾美修(43)
生讨从开展刀具修磨业务看社会主义工厂生产的目的
产论
………上海工具厂刀具修磨服务部(45)
纪念鲁迅学习鲁迅
不断清除革命队伍中的“蛀虫”…
…石一歌(47)
“怒向刀丛觅小诗”
论鲁迅后期诗歌的战斗性
任犊(50)
读《理水》
…复旦大学中文系工农兵学员海钟·(55)批判苏修社会帝国主义
亲家,还是冤家?
评苏修短篇小说《父亲》
薛毅(56)
附:父亲…
.sa
(59)
杂文:当代最大的“米蛀虫”
……楼乘震吴安泰(64)
社会调。查
金竹婚礼
…陆晓禾周勇闯宣玲玲(66)
究骨十产阳用盘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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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社到郑小、手体运及线
从我县农业生产的规律看唯生产力论的破产
中国共产党上海县委员会
邓小平复辟资本主义的政治宣言《论全党金国各项工作的总纲》,大肆鼓吹“三项指示为纲”的修正主义纲领,贩卖阶级斗争熄灭论和唯生产力论,明目张胆地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反对党的基本纲领和基本路线。在批邓和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中,我们认真学习毛主席关于元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和最近的
一系列指示,对本县解放以来农业生产发展的历史和现状进行了调查研究,更加看清了邓小平鼓吹唯生产力论的反动实质。
《论总纲》站在资产阶级的反动立场上,恶毒诬蔑我们对修正主义的批判,胡说这是“把政治和经济割裂开来”,是“只讲政治,不讲经济,只讲草命,不讲生产”。其实,割裂和颠倒政治和经济的关系的,正是邓小平这一伙修正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认为,任何生产都是在一定的生产关系中进行的。在我国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之后,毛主席分析了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又相适应又相矛盾的状况,指出“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还需要有一个继续建立和巩固的过程”,教导我们必须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不断深入地进行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才能促进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蓬勃发展。我们上海县二十几年来农业生产的发展过程,就完全证实了革命导师所指出的真理。
从一九四九年到一九七五年,我们全县粮食平均亩产增长了两倍半,棉花平均亩产增长了五倍,油料、蔬菜、生猪的产量也部成倍或几倍地增加现在一个上海县的粮、棉、油、菜、猪的总产量,已经等于解放初的三、四个上海县了。广大农民的经济收入水平也大大提高,除了家庭副业的收入以外,现在按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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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配的年收入平均都在一百八十元左右,就是说一个人的收入等于解放初期
四、五个人收入的总和。
我们县农业生产是怎样发展起来的呢?回顾这一段走过来的道路,农业生产能不能搞上去,它的发展速度的快慢,总是由阶级斗争的状况,以及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的状况所决定的。凡是生产发展的步,子跨得很大的时侯,都是在一次大的革命运动使生产关系发生了巨大的变革之后。下面,我们通过粮食生产的情况来分析,可以清楚地看出这样的一条规律。
九五O年至一九五一年,我县经过了土地改革运动,广大贫下中农从封
建主义的生产关系的桎梏下解放出来,第一次成了土地的主人,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粮食亩产从一九四九年的四百五十八斤猛增到一九五一年的七百三
十三斤,增长百分之八十。
一九五一年至一九五四年,互助合作运动逐步开展,在国家帮助下,生产有所发展。但小农经济经不起风吹雨打,生产很不稳定,出现了两极分化。这几年中,一九五三年产量较高,是由于开展了党的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宣传,调动了群众互助合作的积极性的结果。一九五四年由于刘少奇、邓小平一伙反对合作化,砍“自发社”,挫伤了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产量就又下降了。
一九五五年至一九五六年,进行社会主义改造运动,实现了合作化,使生产资料从小私有制的束缚下解放出来,楚立了劳动群众的集体所有制。组织起来力量大,一九五六年粮食亩产达到八百二十一斤。一九五七年,资产阶级右派在党内资产阶级的策应下向党进攻,农村资本主义势力也刮起了一股退社的“小合风”,生产就又掉了下来。
一九五八年出现了大跃进。在反右派斗争胜利的基础上,一九五七年冬一
九五八年春开始出现了规模空前的大兴农田水利的群众运动,接着在毛主席制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光辉照耀下,人民公社这一崭新的社会组织形式诞生了,使原来的集体所有制进一步扩大和提高,生产力进一步解放。这一年粮食亩产猛跳到九百五十一斤。而往后的儿年,由于刘少奇、邓小平修正主义路线的破坏和严重的自然灾害,造成了减产,一九六一年到一九六三年的粮食亩产都在八百五十斤左右。
一九六二年九月,党的八届十中全会召开,毛主席更加完整地提出了党在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发出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伟大号召,武装了全党和广大干部群众的头脑。从一九六三年开始进行了四清运动,打击了阶级敌人的破坏,煞住了刘少奇、邓小平刮起的复辟资本主义的妖风,巩固了集体经济,使生产大幅度上升,一九六四年粮食亩产从上年的八百六十二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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跃而达一千一百0二斤,我县第一次成了千斤县。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使我国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一个强大的推动力。”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我们县同全国一样,毛泽东思想空前普及,广大干部群众的阶级斗争、路线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觉悟大大提高,人民公社集体经济更加巩固和壮大,农业生产也就更迅速地向前发展。一九六九年的粮食亩产比上年猛增了二百斤,一跃而达一千三百九十一斤。随着斗,批、改的深入,农业学大寨运动进一步开展,我县的粮食逐年增产,一九七三年超过了一千六百斤,到一九七五年已连续三年实现亩产翻“纲要”。
正如列宁深刻地指出的:“一个阶级如果不从政治上正确地处理问题,就不能维持它的统治,因而也就不能解决它的生产任务。”(《再论工会、目前局势及托洛茨基和布哈林的错误》事实雄辩地证明,只有坚持社会主义革命,才能促进生产不断发展,而修正主义路线和资本主义倾向,总是只能给生产造成极大的漳得和破坏。如果按照邓小平在《论总纲》中提出的那一套去搞,我们工农业生产必然要掉下来,我们二十多年奋斗的成果就会毁于一旦。这是我们绝对不能允许的!
《论总纲》还诬赏我们认为“用不着花气力去抓生产”,这完全是信甘开河。许多年来,我县广大干部和社员在农业生产技术上真不知花了多少气力,他们这些资产阶级老爷懂个屁!那些生产发展步子跨得比较大的几年,正是由于我们抓住了生产技术上的主要环节,且有较大的突破才实现的。合作化前几年的生产增长,就是逐步扩大稻麦两熟制,推广“老来青”水稻良种和“小株密植”起了重大作用。一九五八年大增产,如果没有大兴农田水利、大积自然肥料的运动和逐步增加机电灌溉的面积,也是不可能实现的。而用“农垦58”水稻新良种普遍代替了逐浙退化的“老来青”,是一九六四年粮食亩产超千斤的生产技术上的关键。文化大革命以来生产不断增长,连续三年实现亩产翻“纲要”,在生产技术上,则主要有两个方面的重大突破:一个是全面地改革了耕作制度,实现了三熟制,并且逐步提高了三熟制的栽培管理水平;二是农业机械化水平大大提高,使三熟制在季节上得到保证,并解放出了更多的劳动力用于精耕细作。然而,我们在生产上花气力,仍然要坚持用无产阶级政治来统帅生产技术。生产技术是靠人去掌握和实施的,它在任何方面的突破,都离不开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方面的革命。就拿推广“老来青”良种和“小株密植”的栽培技术来说,是由于有了互助组才得到了逐步推广,而普遍推广却是在办了合作社、实现生产资料集体所有制之后。至于基本实现机械化和全面实行三熟制,正是人民公社“一大二公”优越性的体现和文化大革命批判了修正主义路线的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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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这些事实恰好说明,生产关系对于生产力、上层建筑对于经济基础起着积极的推动作用。因此,只有抓草命,才能促生产。不讲阶级斗争,不讲革命,埋头抓生产,是不会抓出什么好结果来的,甚至会走到邪路上去。
政治统帅经济,革命统帅生产,这是年年如此,永远如此。粮食亩产翻“纲要”之后,我们下一步的指标是超双千斤。但这几年我们感到再要搞上去很吃力。为什么呢?归根到底,是由于前进中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又出现了新的矛盾,需要我们继续去解决。此如,要实现粮食亩产二千斤,农田水利设施就不仅要求能适应抗旱、排涝、抗拒自然灾害的需要,而且要求能够满足对水稻进行适时、浅水、勤灌的要求,还要求在遇到不同气候的情况下,有时日灌夜排,有时日排夜灌,做到用水来增温或降温,调节国间小气侯,促进或者控制水稻的生长。马桥公社俞塘大队已经连续七年亩产超双千,一九七四年亩产二千四百二十斤,后季稻亩产一季超八百斤,他们就是这样来管水的。还有一些先进单位也大体如此。那么,为什么不能普遍地都象俞塘大队那样地管水呢?这里就牵涉到了生产关系上的问题。俞塘大队注意发挥了大队一级所有制的作用,克服了生产队小集体的局限性,田间排灌由大队统一安排、统一管理。一个机口管四、五百亩地,机器一开,儿个小时就可以把全大队田里的水灌满或者放千。而我们全县就不能做到这一点,这是因为全县共有三千个抽水机口,一个机口平均管一千多亩地,打遍一次水就要二、三天。所以要普遍推广先进单位的经验,在管水技术上有所突破,就得普遍调整排灌系统才行。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注意解决生产关系中的新矛盾,发挥大队一级所有制的作用。我县的塘湾公社红星大队有八个生产队,地势南高北低,过去只有一个机口时,近机口的上地受淹了,南边儿个生产以还没有打上水,风与以之间常发生争吵。
一九七O年以后,大队发展了工业,资金积累多了,就按地势高低重新规划,由
大以统一投资和管壅排灌系统,分片建立了四个机口,浪食亩产从一九七四年起就达到了二子斤。至于大搞平整土地,实现土地园田化、水利化,改造土壤,以及进一步提高机械化水平、充分发挥机械使用效率等方面,也都同样遇到类似的矛盾,需要我们加强大以一级和公社一级所有制的力量,进一步发挥它们的作用,逐步地加以解决。
“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切的。”我们决心以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率论为指导,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深入批判邓小平的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批判他那三株反党、反马克思主义的大毒草,深入进行农村的社会主义革命,把上海县尽早建设成为真正的大寨县,使农业生产沿着社会主义的道路更快地向前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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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样看待形势?
评《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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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指挥炮制的《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是他妄图在中国复辟资本主义的-一篇政治宣言。这篇黑文挥舞“三项指示为纲”的黑旗,张开九大“整顿”的天罗地网,大有把我们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一口吞掉之势。文章的出发点,就是全盘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的大好形势。究竟文化大革命以来的形势是好得很,还是糟得很?我国的无产阶级专政是空前巩固,还是“把党的好干部和先进模范人物打下了台”?我们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是欣欣向荣,还是“受到了严重的损失”?我们的教育辜业是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还是“发生了危机”?文艺舞合是莺歌燕舞,百花争艳,还是“一花独放”?科技快线是成绩辉煌,还是“施了四个现代化的后腿?归结到一点,经过文化大革命洗礼的我国今天,是一轮旭日东升,蒸蒸日上,还是今不如昔,“积重难返”?这就是我们同邓小平一伙之间的原则争论。他们在《论总纲》中,在连篇累牍的文稿、文件、讲话、批示中,顽固地主张和宣传着后一种意见,认为今天是什么都搞乱了、搞糟了。
围绕着形势问题发生的这场争论,是不可避免的。不同的阶级看形势,必然得出截然不同的结论。特别是在一次大的革命运动以后,肯定还是否定革命所带来的大好形势,总是反映着究竟是拥护还是反对这场革命的尖锐斗争。你是无产阶级革命派么,你就必然对文化大革命摧毁了刘少奇、林彪为头子的两个资产阶级司令部,对于无产阶级专政的空前巩固,感到欢欣鼓舞,形势大好。你是资产阶级反动派么,你就必然对刘少奇、林彪的覆亡感到免死狐悲,物伤其类,必然是这也不顺眼,那也不自在,发出绝望的悲鸣。文化大革命以来,社会主义的新生事物象绚丽的山花,开遍了祖国大地。群众性的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运动深入开展,老、中、青三结合的各级领导班子生气勃勃,五七道路越走越宽广,文艺革命、教育革命、卫生革命硕果累累,千百万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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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青年上山下乡,一代新人茁壮成长,等等。这些闪耀着共产主义精神光辉的新生事物的出现和发展,是形势大好的重要标志。无产阶级认为好得很,资产阶级必然认为槽得很。邓小平一伙要以“三项指示为纲”代替以阶级斗争为纲,要以修正主义路线代替党的基本路线,就非把形势说得一团漆黑不可。但这样
一来,恰恰是暴露了他们党内资产阶级的反动真面目。
邓小平一伙否定大好形势,给无产阶级扣上了“只讲政治,不讲经济,只讲革命,不讲生产”的帽子,仿佛只有他们才关心经济和生产。果真如此吗?假的。.我们讲形势,首先是政治形势,是阶级与阶级之间力量对此的形劳。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灿烂的政治革命之花,必然结出丰硕的经济之果。试看文化大革命以来的经济战线:农业学大寨、工业学大庆的群众运动蓬勃开展,农业到去年已经连续十四年获得了丰收,工业生产达到新的水乎,出现了许多新兴的尖端工业部门。科学事业有了新的发展,人造卫星返回地面。第四个五年计划规定的工农业总产值指标,已于去年胜利完成。物价稳定,市场繁荣,人民生活逐步提高。炮制《论总纲》的先生们,对于这些振奋人心的铁的事实,你们为什么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呢?这只能表明,你们用以衡量形势的,并不是你们口头上所宣称的抽象的经济标准、生产标准,而是你们那套反动的资产阶级政洽标准。你们讲经济、讲生产,不过是虚伪的借口,是为了算文化大草命的怅,翻文化大革命的荣,搞复辟倒退。
光明与黑暗、主流与支流、成绩与缺点,从来就是相比较而存在、相斗争而发展的。无产阶级充分强调与重视光明与主流,但也从不讳言光明底下存在着黑暗,主流中间存在着支流;我们的革命工作,就是要通过壮大光明面来战胜黑暗面,通过发展主流来克服支流。而资产阶级是腐朽没落的阶级,他们只有过去,没有未来。他们的阶级地位,决定了他们在对待革命问题上必然是悲观主义者、失败主义者。他们不可能向前看,而总是要向后看。他们总是过低估计了苹命的力量,过高估计了反动的腐朽的力量。他们总是要夸大黑暗面以否定光明面,夸大支流以否定主流,夸大缺点以否定成绩。抓住一些个别问题和表面现象,任意夸大,攻其一点,不及其余,借以散布惊慌情绪,宣传开倒车,便是邓小平一伙和一切反动派否定革命大好形势所惯用的手法。他们是瞎子,在他们面前出现的只是一片黑暗。他们有时简直要闹到颜倒是非、混淆黑白的程度。从帝国主义的预言家,到无产阶级的叛徒,又有哪一天不在宣称我们的革命事业面临着“垮台”的“危机”呢?资产阶级右派不是曾经对形势作出了一触即发、天下顷刻大乱、共产党马上下台的估计吗?刘少奇不是曾经宣布我圆“处于崩渍的边缘”吗?林彪不也曾断言我国“政局不稳”、“危机四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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吗?但是历史无情地嘲弄并怎罚了他们。患观主义、失败主义是通向机会主义的桥梁。反动派对于草命形势的悲观估计,不过是他们反动本性的顽强表现。但在革命阵营内部,如果分不清本质与现象、主流和支流,就会受到资产阶级散布的悲观论的影响,极易被刘、林、邓一伙的反动思想所俘房。一切革命的同志应当对此提高警惕。
邓小平一伙很喜欢谈论阴暗面。但是阴暗面在哪里?难道不正是他们自己吗?他们这些党内资产阶级,完全是我们社会主义社会中间的一堆“新”垃圾。他们的那条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是破坏和干扰革命大好形势的主要根源。邓小平一伙不是把自己打扮成搞经济、抓生产的“行家”、“里手”吗?但正是他们,大搞“利润挂帅”、“产值挂帅”,妄图把社会主义的所有制变成走资派控制的资本主义所有制。正是他们,大搞“管、卡、压”和“物质刺激”,严重地挫伤了工人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正是他们,鼓吹“爬行主义”、“洋奴哲学”,不惜将我国劳动人民的血汗白白地送进外国资本家的腰包里。也正是他们,先是借口生产压制革命,当他们眼见形势对自己不利时,竞公然破坏生产来对抗革命,甚至狗急跳墙,一手挑起了天安门广场的反草命政治享件。无数事实证明,娜里有他们在捣乱,那里就会出现各种冬样的问题和怪亭。只有以阶级斗争为纲,揭露了邓小平这一伙,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战胜邓小平修正主义路线,我们才能进一步发展革命的大好形势,才能使我们的革命亭业更加兴旺发
达。
无产阶级代表着历史前进的方向。对于无产阶级来说,黑暗不可怕,支流不可怕,天崩地裂不可怕,即使是革命遭到暂时的曲折、反复甚至失败,同样也不可怕。一百多年前,无产阶级刚登上政治舞台,面临着比自己强大于百倍的资产阶级,我们的革命导师就已作出“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光辉预言。而今天,在毛主席草命路线指引下,全国人民精神振奋,意气风发,斗志昂扬,展现在我们面前的,完全是一派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的大好形势。邓小平一伙,却抓住几片鸡毛蒜皮,散布悲观论调,妄图阻挡亿万人民前进的步伐,只能是镗臂挡车,必然要遭到彻底破产的下场。不论阶级敌人怎样疯狂地反对和破坏革命事业,不论自然界的破坏力给人们带来什么样的灾害,革命一定战胜反动,这是肯定无疑的。
“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让那些资产阶级的可怜虫去哭泣他们的死亡吧,无产阶级革命的巨轮必将乘长风破万里浪,驶向共产主义的光辉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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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条专政”就是资产阶级专政
宫效闻
“条条专政”,是邓小平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的一个重要方面。回想去年夏季前后,邓小平为了复辟资本主义,重搞“条条专政”的劲头是何等猖狂。你看,他到处发指示、作讲演,把莺歌燕舞的大好形势说得一团漆黑,胡说什么文化大革命把生产搞“乱”了,搞“散”了,地方党委的一元化领导是“闹独立性”,“削弱了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因此,他到处大叫大壤:“该集中的,必须集中,不能分散”。左一个“统一”,右一个“集中”,好象少了他这个修正主义头子,少了他这个“条条专政”,中国就会变成一盘散沙了,反动气焰嚣张至极。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要不要集中,要不要统一?当然要。问题是集中统一于什么?毛主席早就指出:“中国共产党是全中国人民的领导核心。没有这样
一个核心,社会主义事业就不能胜利。”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离开了共产党的领导,离开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就不可能是无产阶级专政,而只能是资产阶级专政。因此,我们讲统一最根本的就是要统一于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统一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但是,邓小平高喊的“统一”究竟是什么意思呢?在这里,我们不妨引录《论总纲》这篇黑文中一段妙语,它说:“不容许任何党员、任何干部拉山头,搞宗派,在组织上自成系统,自成局面,把自己所管辖的地区和单位搞成独立王国。”难道“条条专政”就不是反动的“独立王国”?!“条条专政”就不是典型的“自成系统”、“自成局面”?!在这里,邓小平恰恰只提“地区”,不提“条条”,这只能说明他反对“独立王国”是假,反对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党委的领导是真,反对“自成系统”是假,搞“条条专政”是真。而所谓“统一”,实际上是要“统一”于修正主义的“条条专政”,“统
一”于邓小平一伙。
一切工作究竟是统一于党的一元化领导,还是“统一”于“条条”,这实质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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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个要不要党的领导,要不要搞无产阶级专政的大问题。社会主义国家为了有计划按比例地迅速发展国民经济,需要有一定专业分工的管理部门,即所谓“条条”。但是,我们从来认为,一切“条条”都只是党完成某项经济工作或其它工作的职能机构,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而且各个“条条”也只有置于党的绝对领导之下,按照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统一思想、统一政策、统一计划,才能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关于这种“条条”同党的领导的关系,毛主席早在抗日战争时期就已向全党明确指出:“不应当只是由上级的个别部门去找下级的个别部门(例如上级组织部只找下级的组织部,上级宣传部只找下级的宣传部,上级锄奸部只找下级的锄奸部),而使下级机关的总负责人(例如书记、主席、主任、校长等)不知道,或不负责。应当使总负责人和分负责人都知道,都负责。这样分工而文统一的一元化的方法,使一件工作经过总负责人推动很多干部、有时甚至是全体人员去做”。(《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而邓小平的“条条专政”是同党的一元化领导根本对立的。他的所谓“集中统
一”,无非是不作任何分析地片面强调垂直领导,各个“条条”自成系统,垄断发号施令的权力,从而从根本上取消党中央和地方党委的经济大权,排斥各级党委的一元化领导。这样的“条条专政”必然把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经济分割成
一行一业“条条”的“私产”,使部门、行业之间壁垒森严,分工知分家,甚至以邻为壑,互相拆合,把部门之间的关系变成资本主义的竞争关系。这样的“条条专政”必然不顾国家的统一计划,不顾国民经济各部门之间的平衡,片面强调“条条”本位的需要,破坏全国经济的合理布局和资源的综合利用,阻挠跨“条条的社会主义大协作。总之,邓小平的“条条专政”,上不谋于中央,下不谋于地方,对中央闹分散主义,搞“多中心”,对地方、对群众实行资产阶级专政,是道道地地的挂“集中统一”之羊头,卖修正主义之狗肉。
为了重搞“条条专政”,邓小平在“集中统一”的旗号下,还摆出了一副“我就是中央”的架势,公然同毛主席关于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的教导大唱反调,完全否认发挥地方积极性的重要意义,搞帝国主义的托拉斯那一套。毛主席历来强调:要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加强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必须正确处理中央和地方的关系,要“在中央的统一计划下,让地方办更多的事”。但是,邓小平却胡说什么,企业由地方领导后,“许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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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情没有人管”,“影响了生产的发展”,因此大喊大叫要“收上来”。究竟是要“收”,还是放?是一个积极性好,还是两个积极性好?事实是最好的回答。文化大革命以来,我国南粮北调、北煤南运局面的开始改变,南方地区煤矿、石油、天然气资源的不断发现,地方小钢铁、小化肥、小水泥、小机械、小水电等中小工业的蓬勃兴起,产量成倍增长,一些中小城市依靠大办地方工业进入新兴工业城市的行列,人造地球卫星等尖端工业的迅速发展,等等,都充分证明了“有两个积极性,比只有一个积极性好得多”。但是,邓小平却闭眼不看这些事实,千方百计要扼杀广大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为了对地方搞专制主义,实行资产阶级专政,邓小平挥舞三根大棒:即收权治“散”,整顿治“乱”,引进治“慢”。于是,在计划体制上,他们完全是条条独揽,根本不讲条块结合,更谈不上以块为主;财政经济上,无止境地挤块块,补条条,搞竭泽而渔;企业管理上,反对“鞍钢宪法”,“王法”多如牛毛,疯狂地推行“管、卡、压”;在两条腿走路方面,只搞一条腿,不要大中小并举,不要农轻重为序,不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而是以大压小,重工轻农,搞洋奴哲学、卖国主义。这样的“集中统一”,究竞搞的是哪一家的专政,究竞要把社会主义建设引到什么道路上去,难道还不够清楚吗?
马克思主义从来认为,“生气勃勃的创造性的社会主义是由人民群众自己创立的。”(列宁:《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搞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就必须充分发挥广大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而“条条专政”不要地方的积极性,归根结蒂是不要广大群众的积极性。在邓小平的眼里,人民群众简直是无知的群氓,“依靠工农兵是相对的”,什么工人是工厂的主人,什么工人参加管理,这些都是“无组织、无纪律、无政府”,是需要通过“集中统一”加以“整顿”的。正是怀着这种刻骨仇恨,邓小平重新工作后,就迫不及待地进行反攻倒算,不仅把过去对工人群众实行“管、卡、压”的一套全部重新搬了出来,而且叫嚷要“从严”。邓小平的指挥棒一转,“条条专政”的一本本“王法”、一个个“条例”就竞相炮制出笼。那个臭名昭著的《条例》,就是“条条专政”的典型作品。依靠工农兵是“相对”的,那依靠谁是“绝对”的呢?当然是那些党内走资派和没有改造好的资产阶级技术“专家”了。这不是货真价实的资产阶级专政又是什么!
阶级斗争的经验告诉我们:热衷于搞“条条专政”,必然要走向资本主义。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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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辟的大门。而一切修正主义者之所以那样热衷于搞“条条专政”,也就是因为“条条专政”更便于走资派自上而下地推行修正主义路线。苏联变修的教训就证明了这一点。赫鲁晓夫一上合,为了加快复辟资本主义的步伐,瓦解社会主义统一计划经济,所采取的一个重要措施,就是大搞“条条专政”,把社会主义经济变成官僚垄断资本主义经济。甚至连共产党的名称也不要了,搞什么“工业党”、“农业党”,其实不过是垄断资产阶级专政的代名词。勃列日涅夫比赫鲁晓夫走得更远,所谓“新经济体制”,实际上就是由一小撮官僚垄断资产阶级把持全国国民经济的领导大权,实行大企业对中、小企业的兼并,推行生产联合公司,搞“条条”的绝对化的垂直领导,进一步巩固和发展已经复辟了的资本主义经济基础。今天,邓小平步苏修前辈的后尘,大喊大叫要“集中统一”,重搞“条条专政”,其目的也就是要搞资本主义的生产集中和垄断,员彻他那一套专家治厂、利涧润挂帅、物质刺激、生产第一,技术至上的修正主义货色,否定毛主席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路线、政策,扩大和强化资产阶级法权,改变社会主义企业的性质。去年在各地区各部门中,凡是那些受邓小平“条条专政”影响越是大的地方,右倾翻案风也就越是刮得厉害,社会主义的新生事物也就越是受到压制和歧视。因此,按照邓小平的修正主义路线搞下去,社会主义的企业就会名存实亡,而变成一小撮走资派控制的官僚垄断资本主义经济,资本主义就要在中国复辟了。
恩格斯在痛斥机会主义者高喊“统一”时曾经指出:“那些口头上喊这个口号喊得最多的人,恰好是煽动分裂的罪魁”。(《致奥·倍倍尔》)邓小平打着“集中统一”的旗号,大搞“条条专政”,不就是分裂党的领导,复辟资本主义的罪魁祸首吗?“条条专政”名为“集中统一”,实质上是在搞独立王国,对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实行专政,对广大群众实行专政。今天,邓小平已经下台了,但是邓小平的修正主义路线的流毒并未完全肃清。今后,马克思主义路线同修正主义路线的斗争仍将是长期的。从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过程一天不结束,这个斗争也就一天不会结束。批邓就是批修。因此,我们一定要深入批判邓小平的修正主义路线,把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进行到底,以保证我们的国家永远沿着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胜利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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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人参加管理就是好
中华造船厂党委中心学习组
工人参加管理,究竟是好得很,还是糟得很?我们同邓小平的看法是根本对立的。在无产阶级看来,工人参加管理,是企业领导权掌握在马克思主义者和工人群众手里,坚持企业的社会主义方向,调整人们的相互关系,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一项重大措施。但是,邓小平以及他授意炮制的那个修正主义企业管理的《条例》,却恶毒咒骂工人参加管理是不务正业”,“反对规章制度”,诬蔑工人参加管理“造成无政府状态”。总之,在邓小平的眼里,工人参加管理完全是糟得很,不是什么好得很。
说什么工人参加管理是“不务正业”,请问:工人的“正业”是什么?在资产阶级看来,工人不过是会说话的机器,工人的“正业”就是当牛作马埋头干活。不论资本家还是走资派,无不遵循这个反动逻辑。文化大革命前,由于刘少奇的修正主义办企业路线的干扰破坏,我们厂的企业管理大权基本上被走资派、资本家和资产阶级“专家”“权威”把持。当时,俦锻车间有位工人气愤地责问旧党委书记:“我们的工厂是社会主义企业,我们工人是工厂的主人,为啥要让资本家来管我们?”回答他的话是:“这事你管不着,你只要管好鄉头,做好生活就是了!”看,这和旧社会资本家的腔调有什么两样?!恩格斯说过:“个人管理工业的必然后果就是私有制。”(《共产主义原理>)由于工人群众根本无权过问企业管理,厂里资本主义泛滥成灾,“利润挂帅”、“产值第一”、“物质刺激”、“奖金制度”无所不有。名义上是全民所有制的企业,实际上正处在蜕变为走资派一一资本家所有制的资本主义工厂的过程中;领导与群众的关系正在蜕变成雇佣关系,猫鼠关系。这是一幅多么惊心动魄的复辟图景啊!
早在十月革命胜利不久,列宁就曾再三强调要“普遍吸收所有的劳动者来管理国家”(《关于修改党纲和更改党的名称的报告),并且尖锐地指出:“无论如何要打破这样一种荒谬的、怪诞的、卑鄙的、龌龊的陈腐偏见,似乎只有所谓‘上层阶级”,只有富人或者受过富有阶级教育的入,才能管理国家,才能管理社会主义社会的有组织的建设”。(《怎样组织竞赛)邓小平及其授意炮制的《条例》死死抱住被列宁痛斥过的资产阶级“陈腐偏见”,公然指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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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人参加企业管理“不务正业”,要挟工人群众放弃当家作主的权利,不就充分说明,他们“坚持资产阶级压迫、剥削无产阶级的思想体系和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体系和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吗?他们拚命扼杀工人参加企业管理,鼓动“不怕被第二次打倒”的走资派把已失去的企业管理大权“夺过来”,不就是要重演文化大革命前相当一部分企业资本主义复辟的情景吗?
《条例》攻击工人参加企业管理的又一奇谈怪论是:“反对规章制度”。反对什么规章制度?《条例》根本避而不谈。在阶级社会里,规章制度是有阶级性的。我们厂里的老工人一提起旧社会资本家的“厂规”,就恨得咬牙切齿,因为一条条“厂规”,实际上是资本家为了尽量榨取工人的血汗而套在工人身上的一根根锁链。文化大革命前,在修正主义路线统治下,我们厂的规章制度真是多如牛毛。单是产品质量检验制度,款项就多达七十多条。有个电焊工人不慎在一块无关紧要的隔舱板上烧穿米粒大的一个洞,检验人员翻开规章制度,要他罚款八百元,而且规定自此不准带徒弟!看,这样对工人管、卡、压的想章制度,跟旧社会资本家立的厂规又有什么区别?这样的修正主义规章制度不反掉,工人就永远只能是作为守法的奴隶,而不可能是工厂企业的主人。正是由于这样,文化大茧命中,斗、批、改一开始,我厂出现的第一个工人调查组,和科室人员一起,首先就是从批判修正主义的检验制度开刀的。
工人参加企业管理,批判、取消管、卡、压的修正主义规章制度,正是为了建立有利于调动广大群众社会主义积极性,有利于攻善企业内部人们相互关系,有利于发展生产的社会主义的规章制度。比如,我厂船体车间电焊三班和造船车间自动电焊班,是两个焊接质量“自检免验”班组,产品质量完全由班组工人自己管理,他们根据实践经验,分别制定了
六项符合生产技术规律的规章制度,坚持自觉遵守执行,有效地提高了产品焊接质量。今年以来,他们不仅月月超额完成生产任务,而且焊接质量合格率月月达到百分之百。但是邓小平这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却摆出一副奴隶总管的架势,根本无视工人群众的创造,大叫大嚷工人参加管理搞得企业一“乱”二“散”,要“严格规章制度”,对工人“严加管東”。很明显,他这样声嘶力竭地叫喊,耳的就是要把文化大革命中被工人群众批判、废除的修正主义规章制度重新搬出来,为加快资本主义复辟服务。这就从反面告诉我们:改革规章制度是一场严肃的阶级斗争。我们要不断调整企业内部人们相互关系,就要坚持发动工人参加企业管理,不断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
邓小平还别有用心地胡说什么,工人参加企业管理“势必造成无政府状态”。这完全是贼喊捉贼。在我们这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里,所谓“无政府状态”,就是不服从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不按照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办事。而工人参加企业管理,正是为了使工厂企业的领导权掌握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和工人群众手里,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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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贯彻落实,使工厂企业永远沿着社会主义的方向前进。邓小平口口声声诬蔑工人参加企业管理是“无政府状态”,那么,他究竟要的是哪一家的“政府”?请看,他重新工作以后,立即就反对以阶级斗争为纲,鼓吹“三项指示为纲”;反对党的领导,重搞“条条专政”;反对无产阶级政治挂帅,推行“物质刺激”;反对独立自主、自力更生,鼓吹洋奴哲学、爬行主义;反对工人当家作主,大搞“管、卡、压”。总之,邓小平反对的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推行的是修正主义路线。实际上,他自己就是一个道道地地的搞无政府主义的头子。而且事实也证明,他这条修正主义路线泛滥到哪里,那里就遭灾。“无政府主义往往是对工人运动中机会主义罪过的一种惩罚。这两种畸形东西是互相补充的。”(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要改变“无政府状态”,最根本的就是要以阶级斗争为纲,充分发动群众,深入开展革命大批判,当前就是要抓住批邓反右这个大方向。而邓小平以及《条例》的炮制者却倒打一粑,这只能说明一切修正主义者手里没有真理,只好采取造谣和诬蔑罢了。
阶级斗争的经验告诉我们,一个工厂企业的管理是依靠少数人,还是依靠工人阶级,这是关系到能不能把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落实到基层的大问题。正如列宁指出的:“如果真是所有的人都参加国家的管理,那末资本主义就不能支持下去。”(<国家与草命)邓小平叫嚷“依靠工农兵是相对的”,这是他资产阶级本性的大暴露。什么“相对的”,说穿了就是跟他这条修正主义路线跑的就“依靠”,反对的就要镇压。这种“相对论”的实质,就是要工人阶级俯首听命,任他搞资产阶级专政。毛主席早在解放前夕就明确指出:“必须全心全意地依靠工人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我们正是按照毛主席的教导,坚持走“鞍钢宪法”的道路,使工人参加管理的形式和内容都有了新的发展。一九六八年,我们广出现了一百多个工人调查组,有力地推动了上层建筑的斗、批、改。几年来,特别是在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中,通过批判邓小平的修正主义路线,更加提高了我们依靠工人阶级的自觉性。在党委的领导下,出现了象工人管理委员会、工人生产指挥小组、工人技术参谋队等多种以工人群众为主体的管理形式。我们从实践中深切体会到,只有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管路线、管方向,才能推动各项工作沿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前进。如果按照邓小平及他那个修正主义的《条例》去办,“加快”的决不是社会主义工业的发展,而只能是资本主义复胖。
毛主席早就说过:“被敌人反对是好事而不是坏事”。邓小平把工人参加管理视为眼中钉、肉中刺,干方百计要加以扼杀这恰恰说明,工人参加管理就是好,好得很。因此,不管今后阶级斗争、路线斗争怎么尖锐复杂,我们都要坚决同修正主义路线对着千,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进行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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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结批邓在一起
上海第五钢铁厂第一车间王炳英
我是一个青年工人,不久前刚担任车间党总支副书记。象我这样一个工人新干部,经过批刘、批林,现在又在批邓,今后还会不会受到修正主义的影响呢?通过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我深深体会到,只有到工人群众中去,不断接受再教育,才能增强对修正主义的识别能力。记得去年邓小平挥舞“整顿”的大棒,鼓吹建立“严格的规章”时,车间里许多工人和干部都竭力反对。但是,有一个时期,我看到少数工人劳动纪律一度有所松懈,就想组织儿个干部分头到厂门口、医务室去“调查”工人上下班的情况。这个错误设想虽然并没有实行,但说明我思想上还没有完全划清正确路线和错误路线的界限,头脑里还存在着“依靠少数人管多数人”的修正主义企业管理路线的影响,而这种影响的存在,正是开始脱离工人群众的反映。
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战斗打响了。我们车间干部和工人同学习、同批判,受教育很深。二号炉的老徐师傅,用文化大革命以来工人搞成不锈钢固体渣保护浇注的新工艺,使原来只炼渣子不炼钢的二号炉获得解放的事实,热情歌颂文化大革命以来工人在企业中的主人地位。老工人程子清在文化大革命前,受修正主义路线毒害,为了保住车间的“安全奖”,冒险安装安全装置,失去了一条腿。他用一条腿批判邓小平的一条“线”,气愤地说:“安全奖不安全,文明生产不文明,修正主义路线害死人。如果让邓小平的复辟阴谋得逞,我们工人失去的不仅是一条腿,而且会丧失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和整个中国革命的前途。我一定要用还剩下的一条腿,坚定地走毛主席所指引的道路,同邓小平对着干!”工人群众的愤怒控诉和批判,表达了广大群众对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无比热爱和对邓小平修正主义路线的无比愤恨。大家一面集中火力批邓,一面提出了“不客气,不生气,团结批邓在一起”的口号,和干部一起肃清修正主义路线在本厂的影响,使大家的觉悟都有了显著提高。正是通过批判邓小平授意炮制的《条例》,千部深入到群众中去,了解群众,关心群众,做深入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广大群众社会主义积极性进一步发挥出来,少数工人纪律松懈的现象就很快得到了克服。
我们深深感到,要使批邓斗争不断深入,于部就必须带头批,到工人群众中去一起批。特别是上级领导机关,更应这样做。从我们工厂来看,许多修正主义路线的一套做法都是来自上面,来自邓小平。例如什么几条“王法”,各种陈规旧章,都是邓小平通过各种机构或会议传下来的。因此,不仅是我们工厂广和车间的干部,而且上级领导机关的同志也应该到工人群众中去实行三同,听听工人群众对修正主义路线的控诉。只有这样,才能把邓小平的修正主义路线真正批深批透,肃清余毒,提高贯彻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自觉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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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宫”
戚承楼
《聊斋志异》中有篇《夜叉国》,‘说的是一位商人漂游到夜又国的所见所闻。当茹毛饮血的夜叉们在跟商人交谈中听到“官”这个字眼时,竞大为惊奇:“何以为官?”商人回答道:“出则舆马,入则高堂,上一呼而下百诺,见者侧目视、侧足立,此名为官。”
这一问一答,的是传神之笔。当商人口中吐出“官”字时,敬畏与艳美之状溢于言表,瞧;坐的是好车子,住的是高房子,堂上一呼,堂下百诺,人们见了连大气也不敢出一口,啧喷,多神气呀!但夜叉国的国民们却根本不知官为何物,要是真的见到一位神气活现的大官儿,其好奇与热闹大概不会亚于小孩子们围观猢锹出把戏吧。
蒲松龄笔下的这个夜叉国,究竞在哪一洲哪一洋,不妨留待那些对这类题目有兴趣的文学史家去考证吧。不过,在人类历史上,可确实有着根本不知官为何物的漫长的时代。封建史家为了美化封建制度,总是说人类社会一开始就有皇帝百官,其实当时的所谓女娲、伏羲、神农、轩辕等等,大抵不过是在一个氏族内部当家的老妈妈、老爹爹而已,就象夜叉国里也有一个大夜叉一样。他们既不脱离劳动,又不闹特殊化,儿子们和孙子们还可以随时将她或他撤职。尽管后人称他们“皇”呀“帝”呀,尊贵得很,但他们的威权其实是连旧社会一个保甲长都比不上的。
只是当一个阶级成为对另个阶级的统治者时,管理者才成了官。汉武帝时有个卜式,原先是个牧羊的,因为捐献了家产充当抗击匈奴的军费而当了官。汉武帝称赞他牧羊牧得好,他就用他的牧羊的理论来推广到管百姓上去一
“非独羊也,治民亦犹是也。”
怪不得古时候称地方宫为“州牧”或“牧守”。管理者同官划上了等号,被管理者也就同单划上了等号。夜叉国里的亲属关系,终于代之以文明国里的牧羊关系。官儿们放牧着成千上万的两足羊,自然得喝羊奶,吃羊肉,剪羊毛,剥羊皮;而且还不劳官儿们自已动手,自有衙役们会逼着羊们把奶、肉、毛、皮等等送上门来的。“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也就成了天经地义了。
当官的好处那么多,于是人人(当然不包括根本没有当官希望的羊们)就都想当官,于是有了“官迷”。韩非在《五囊》里说到,在三皇五帝时期,尧、舜、禹这些当头头的,同群众
一样吃粗粮,喝野莱汤,还要带头劳动,辛苦得连腿上的毛都长不出来,所以“禅让”是并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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稀奇的。后来不同了。当了任县太爷,好几代子孙部可以坐上马车。官的职位,既然成了这样的聚宝盆,因此,没有位子的,千方百计要得到一只位子;有了一只小位子的,还要得到一只大位子,得到了位子,就要拚命保往这只位子,还要把这只位子传给儿子和孙予们。二千年前的孔老二,三月不做官,便要慌得灵魂出窍,可谓官迷的鼻祖。官迷一多,就得定个规章制度,以免为抢官做而打破了头。起先是按功论官,如以按照砍下敌人脑袋的多少,来作为评级别、定待遇的依据,因此脑袋叫做首级。还有读书做官。悬梁刺股,囊萤挂角,付出的苦劳和疲劳够大了,不捞个官儿做做才冤枉呢。除此以外,名目尚多,不及备载。
但另有妙文一段,是不可不抄录在下面的一一
“我白费了几个星期的时间,去劝说人家投我的票,我赔了好兀亩的玉米和土豆。我送掉了两只小牛、五只羊给人家拿去吃掉。”“我走了六千四百八十一英里的路,握过九千八百四十七次的手。”“我参加过二十六次竞选宣传会,跟九个寡妇谈过恋爱,还给狗咬了三
十九次。”
这是前些年刊登在西方某报上的一则启事,作者是一位落选议员。真是的,花了这么多的心血,人们还是有眼不识泰山,这个世界可真有点颠三倒四了。鸣呼,壮志未酬,英雄流涕,奇才不遇,学士丧气,这位落选议员的悲哀,是做不到官的官迷们的共同悲哀,而这种悲哀,如同当了官以后的神气一样,夜叉国的国民们也是怎么也体会不到的。如此说来,那位访问夜叉国的商人把官儿描达得如此八面威风就有点不确了。不仅做不到官的有做不到官的苦恼,就是做到了官的,也有争大嫌小、升降调迁的苦恼以及做不成官的苦恼。何况,官儿们尽可以自似于牧人,但百姓们终究不同于羊。恩格斯说得很深刻:“文明国家的一个最微不定道的警察,都拥有比氏族社会的全部机关加在一起还要大的‘权威’;但是文明时代最有势力的王公和最伟大的国家要人或统帅,也可能要羡慕最平凡的氏族首长所享有的,不是用强迫手段获得的,无可争辩的尊敬。后者是站在社会之中,而前者却不得不企图成为一种处于社会之外和社会之上的东西。”(《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有压迫必有反抗。“天街踏尽公卿骨”,什么乌纱帽,粉底靴,蟒袍玉带,朝珠花翎,连同封妻荫子的壮志,经国济民的奇才,还不都得变成一滩烂污泥。事物总是螺旋形发展的:从没有官,到有官,最后还得发展到没有官。试看今日之世界,在包括中国在内的一部分土地上,不就已经摧毁了剥削阶级的官僚制度了吗。
但是,新事物中有旧痕迹。今天我们所建立的,还是一个没有资本家的资产阶级国家。共产党人不是要做官,而是要苹命。但资产阶级法权还存在,国家和企业的管理人员同人民群众之间还存在着各方面的差别,对这些,必须努力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须知在资产阶级法权的基础上,还会孕育出吸工人血的官獠主义者阶级。刘少奇、林彪、邓小平之流推行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扩大资产阶级法权,对群众大搞“管、卡、压”,就是这样的一伙修正主义大官。但他们要保护和扩大官僚主义者阶级的队伍的阴谋是绝不会得逞的。在毛主席苹命路线的指引下,我们必将实现恩格斯的伟大预言:“把全部国家机器放到它应该去的地方,即放到古物陈列馆去,同纺车和青铜斧陈列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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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句”与“拳术”
包斯文蒋桐发
“摘句”即摘抄字句,“拳术”为打拳之术,两者本是风马牛不相及。可一经邓小平之手,“摘句”便成了他的一种“拳术”了。谓予不信,请看事实。
《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是邓小平授意炮制的复辟资本主义的政治宣言。毒草
一出笼,邓小平一伙就神气活现地扬言:“文章发表后,就是一个拳头打出去了。”可谓气势汹汹,拔拳行凶。那么,既然是拳击,必有拳术。邓小平一伙的拿手好拳大抵要算“摘句”了。可不是吗?仅《总纲》一文,炮制者就摘引革命导师词句达五十条之多。他们采用种种卑劣手法,或是断章取义,歪曲原意;或是截头斩尾,阁割实质;或是釜底抽薪,为我所用;甚至无中生有,公然造谣。手段的皂鄙是为了目的的卑鄙。对于这一,点,邓小平一伙的一句自白是最能说明问题的。在炮制《总纲》时,他们曾得意忘形地宣称:“有许多东西,把主席的话引来,一下子就站住脚了。”寥寥一语,道破天机。邓小平这种“摘句”式的拳术,正是为了打着红旗反红旗,推行他的修正主义路线。
“摘句”虽是蹩脚的拳术,可它往往乔装打扮,鱼月混珠,以假乱真,使人迷离恍惚,上当受骗。鲁迅在揭露反动文人用“摘句”“因人”的鬼伎时,曾指出:“还有一样最能引读者入于迷途的,是‘摘句’。它往往是衣裳上撕下来的一块绣花,经摘取者一吹嘘或附会,说是怎样超然物外,与尘浊无干,渎者没有见过全体,便也被他弄得迷离惝忧。”(鲁迅:《“题定”草)难怪历来党内机会主义路线头子,对“摘句”之术顶礼膜拜,奉为至宝了。
曾记否?当年,彭德怀不是从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摘来片言只语,当作飞机大炮,向党猖狂进攻吗?刘少奇在,黑《修养》中,不是把列宁的“无产阶级专政是必要的”光辉词句拦腰砍掉,为其推行修正主义路线服务吗?叛徒、卖国贱林彪更是狂叫“讲马义〔马克思主义门就要断章取义”,作为其反革命政变的武器。可谓“拳”势汹汹,不可一世,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然而,“摘句”之术如同捣鬼之术,“有术,也有效,然而有限,所以以此成大事者,古来无有”。(鲁迅:《捣鬼心传)刘少奇、林彪一伙的“拳术”,早被亿万人民的铁拳打得粉碎。邓小平又怎么能逃脱这种命运?他们这个“拳头”还没来得及“打出去”,就被人民连胳臂一把捉住,成了翻案复辟的罪证。
邓小平行拳有术,人民破拳有法。这个法又是鲁迅告诫我们的:“我总以为倘要论文,最好是顾及全篇,并且顾及作者的全人,以及他所处的社会状态,这才较为确凿。”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都一篇篇印刻在马列的书和毛主席的著作中。我们只要“顾及全篇”原著,认真学习领会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实质,就不会上邓小平十类骗子的“摘句”术的当。相反,倒是可以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武器,“拳来拳对,刀来刀挡”(鲁迅:心两地书),把仲向无产阶级的邓小平这个反革命“拳头”打得粉碎。。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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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邓不停生产跃进
中共上海跃进电机厂总支委员会
我们上海跃进电机厂,是生产小型交流电动机的工厂,现有职工一千多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指引下,由于坚持对刘少奇、林彪、邓小平的修正主义路线开展了革命大批判,出现了革命和生产蓬勃发展的局面。一九七五年,我厂平均每人每天生产的小型电机达到了二台(按直接生产电机的工人计算),比一九六五年翻了十倍。品种从单一的仿造外国,发展到能自行设计制造航空、船用、钻探、国防等方面
一千多个品种规格的小型交流电机和高级精密特殊电机。今年,批邓和反击右倾翻案风的伟大斗争,进一步激励了广大职工大批修正主义、资本主义,大干社会主义的革命热情,今年上半年完成的生产实绩,超过了历史上同期最高水平,国家急需的短线品种比去年同期增加了六倍。与此同时,我们还先后实现了冲剪、嵌线、金属切削、装配、油漆、检验等
九道关键性工艺的技术改造,形成了十六条生产自动线,自制高效率设备一百多台,实现较大技术革新项目三百多项,基本上实现了道道工序有革新,台台设备有改进,使我们这个原来设备落后的工厂,出现了新的面貌。这些事实有力地证明,革命是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强大推动力。只有对刘少奇、林彪、邓小平推行的修正主义路线不断开展革命的大批判,生产才能迅速发展。正如工人同志所说的:“批修步步深,生产日日新,跃进广才能跃进再跃进。”
邓小平胡说什么批判修正主义、批判唯生产力论就会破坏生产发展,这只能暴露了他们反对社会主义革命、妄图复辟资本主义的罪恶用心。邓小平的修正主义路线,是刘少奇、林彪修正主义路线的继续,它代表着反动腐朽的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是发展社会生产力的最大障碍。破环社会主义生产的,正是刘、林、邓这一伙党内资产阶级,正是他们的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只有对他们的修正主义路线坚持开展革命的大批判,才能大大提高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自觉性,把被修正主义路线压制着的广大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充分调动起来,推动生产沿着社会主义方向突飞猛进地发展。对于这一点,我们厂的广大干部、群众是深有体会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前,在刘少奇“利润挂帅”、“物质刺激”修正主义路线的影响下,我们广曾实行所谓“资金本票”制度,一切生产活动都以“利润”为原则,班组与班组、车间与车间,以及班组、车间与广部之间的来往,都以“本票”支付,连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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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领一把刀具,这个小组向那个小组借儿个工人,都要支付“现金”(本票),把社会主义的裙互关系,变成了赤裸裸的金钱关系、雇佣关系。修正主义路线对内搞资本主义,对外也就要搞卖国投降主义、搞洋奴哲学。文化大革命以前,我们广一宜生产单一的仿照外国设计的产品,虽然这种产品设计落后,但仍然照搬照抄,不准越“洋轨道”半步。在这条修正主义路线影响下,厂内资本主义歪风盛行,工人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受到严重压制,生产水平很低,每人每天平均只能生产电机零点二台。
事实证明,只有批判修正主义,才能进一步解放生产力。文化大革命中,工人群众奋起造了一小撮走资派的反,夺回了被窃取的一部分权力,狠批了利润挂帅、物质刺激和崇洋迷外、爬行主义等修正主义黑货,破除了修正主义的管理制度,大大激发了工人群众的革命积极性。广大工人针对生产上的落后状况,提出了“打倒洋奴、闯出新路”的口号,以短短十天时间,自己设计、制造成功了先进的中国式小型电动机,抛掉了仿制的帽子。这种电动机在同样功率下,体积比老产品缩小了三分之二,不仅节约了大量金属材料,而且提高了生产效率。为了适应电机产量迅速增长的需要,广大工人决心自己动手,改造老设备。原来我厂电机的转子、定子的冲片,都是用老式冲床生产的,踏一脚,冲一片,冲床车间被称为“踏脚”车间,既慢又不安全。怎样改变这种落后面貌?开始有人主张向国外进日多工位冲床,但外国资本家却乘机敲诈勒索,还提出许多苛刻条件。工人们说:“我们也有两只手,为什么不能自己造?”他们在没有样机、没有图纸、没有技术资料的情况下,边摸索、边试制,经过一年多奋战,终于造出了我国第一台具有先进水平的四工位高速冲床。
一台可以代替二十二台老式冲床,使生产效率提高了十六倍。这些事实深深地教育了我们,不批判利润挂帅、物质刺激,无产阶级政治挂帅、思想领先的原则就不能贯彻;不批判崇洋迷外、爬行主义,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也立不起来。只有坚持“批”字当头,真正弄清修正主义路线的表现和危害,分析它的实质和根源,才能真正从路线上划清是非界限,使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在我们的思想上和行动上深深扎下根。路线搞对头了,社会主义的相互关系不断完善了,才能发挥社会主义上层建筑对于经济基础、生产关系对于生产力的反作用,从而促进生产的不断跃进。
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因而生产中的具体矛盾,往往同阶级平争、路线斗争紧密联系着。因此,批判修正主义路线只有联系实际,才能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正确地分析和解决生产中的具体矛盾,自觉抵制修正主义的影响。为什么有些同志会认为批修不能解决具体问题呢?就是因为联系实际不够。有时批归批,做归做,批的时候可能头头是道,做的时候又会糊里糊涂。有一件事给我们的教育很深。我们广生产上的-一个突出矛盾,是任务要增、品种要翻,而机器设备陈旧。当时,电机转轴是二人
一机一刀地加工,班产不到一百根,成了卡住生产大幅度上升的喉咙口,同志们决心搞转轴加工自动线。但是,在设计机械手时,专业设计人员认为,这样大型自动线的机械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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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七只电机,工人却不同意,提出了一种简易的方案。究竟采用哪种方案呢?领导班子里产生了两种意见。有人说,搞生产,工人有经验;搞这样的大型自动流水线,应该听专业设计人员的。这种思想一出现,引起我们的很大警觉。我们走出办公室,到车间、班组去作调查研究,看到专业人员提出的那个方案,的确是脱离实际的。既然如此,为什么我们有些同志在问题没有弄清楚之前,就片面相信技术人员总是对的,而工人的方案就是不行呢?这说明,虽然我们也批判了修正主义的“专家治厂”,但是,由于联系实际不够,教育不深,因此在有些同志的头脑里,还没有牢固地树立起全心全意依靠工人群众的思想,一碰到其体问题,“专家治厂”的流毒就又冒头了。如果我们不加警惕,文化大革命前“权威动口,工人动手,专家搞‘创造’,工人跑龙套”的情况又会发生。因此,我们抓住这件事,发动群众,狠批“专家治厂”的修正主义路线,并且联系文化大革命前,我们厂依靠一个机械“权威”,设计一条机座加工自动线的反面经验作为教材。当时,这些所谓“机被权威”,用了七年时间,花了儿十万元资金,结果搞出来的却是条“死龙”,直到文化大革命后才由工人改造成功。这个死龙复活的教训,说明“专家治厂”实在害死人。为了把“专家治厂”这个修正主义货色批透,我们还从理论上分析了“专家治厂”的思想基础。刘少奇、林彪、邓小平这些修正主义路线头子,都是“天才史观”的鼓吹者,他们看不起人民群众,不相信夫民群众的力量。刘少奇把工人群众污蔑为“破椅子”,林彪说劳动人民只知道“油盐酱醋柴”,现在的邓小平,不是也叫嚷什么“依靠工农兵是相对的”吗?他们相信的就是他们自己这些“救世主”、“神仙”、“皇帝”和少数资产阶级“专家”、“权威”,他们都是代表资产阶级隋朽势力的历史唯心主义者。由于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弄清了“专家治厂”的实质,教育就比较深刻。在开展革命大批判的同时,我们还热情支持了工人群众的意见,和专业设计单位相结合,成立了转轴线三结合设计组,请一位有三十多年工龄的老工人担任组长,仅花了一年多时间,就使一条能够自动夹装、切削、测量、进退料的转轴加工自动线,正式投入了生产。现在,每加工一根转轴只需要五十秒钟的时间,生产效率提高了六倍多。
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的存在是长期的,批判修正主义也必须有长期作战的思想。如果批一次、两次、三次、四次,就产生“松口气”、“歇歇劲”的思想情绪,是十分危险的。特别是在我们工广中,生产任务很忙,工作千头万绪,更不能批批停停。生产越忙,越要革命大批判不断。比如,一九七二、一九七三年前后,我们厂制订了一个五年内赶超国内外先进水平的规划,要求把小型电机的生产水平提高到每人每天平均三台。为了实现这个奋斗目标,有些同志一心忙着想多搞儿条自动线,认为经过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整风,该批的都已经批了,可以“歇一歇”了。思想上一松劲,路线上就“亮相”。当时,社会上正刮起一阵右倾思潮,一些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批判过的修正主义货色又沉滓泛起。这种思潮也影响到我们厂里。个别混进革命队伍里的环人,就利用我们放松革命的机会,乘机兴风作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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撒布流言蜚语,大搞违法乱纪活动。里歪风邪气上升。在技术革新上,由于忽视了思想教育,在少数人员中也出现了“游码头、抢镜头、别苗头”等不良倾向,影响了生产和技术革新的继续发展。工人们尖锐地批评我们是:“只抓自动线,丢掉了基本路线。”有的说:“照这样下去,生产赶上了世界先进水平,我们的企业也要变成资本主义的了。”工人群众的这些批评,使我们认识到,“松口气”、“歇歇劲”的思想,实质上是忘记了党的基本路线,放松了阶级斗争这个纲,丢掉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和彻底革命的精神。思想认识提高以后,我们便在全厂范围内,大张旗鼓地进行党的基本路线教育,进一步深入批判阶级斗争熄灭论和唯生产力论,并且发动群众,秋出了混在我们领导班子中的坏人,打击了歪风邪气。这些现实的阶级斗争进一步教育了我们,批判修正主义,必须天天批、月月批、年年批。不然,不仅生产搞不上去,即使搞上去了,也会偏离社会主义的方向,使企业走到邪路上去。邓小平不是一上台就抛出“三项指示为纲”,提出“一切为了四个现代化”,公开鼓吹阶级斗争熄灭论和唯生产力论吗?他的罪恶目的,也就是想麻痹我们的革命斗志,掩盖一小撮党内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的猖狂进攻。因此,和邓小平一类修正主义头子对着干,就要一时一刻也不放松对党内资产阶级和他门推行的修正主义路线的批判,坚持用基本路线统帅生产自动线,用革命猛促生产。
批邓不停,生产才能持续跃进。今年以来,我们在批判邓小平、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中,三批邓小平鼓吹的“崇洋迷外”的“大政策”,进一步激发了工人群众自力更生的革命精神。原来,按照我们制订的五年规划,要实现每人每天平均生产电机三台的目标,广房要新建,一些专用设备、流水线要靠外厂协作,加工材料要等外面运来。如果等这些条件完全具备,起码还要两年。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推动下,工人们提出“不向外伸手要,边创造条件边赶超”,决心奋战一百天,充分利用现有条件,土法上马,土洋结合,加快技术改造的步伐,提前实现五年规划的目标。革命大批判高潮进一步推动了大跃进的浪潮,全厂职工纷纷行动起来,有的大搞单机自动化,有的把原有设备加以改造,联结成简易自动线,有的以班组为主开展小改小革。全厂每个车间、每道工序、每个班组都制订了实现赶超规划的具体指施,定目标,排计划,搞得热气腾腾。最近,唐山、丰南人民发扬人定胜天的革命精神,以顽强的革命毅力进行抗震救灾的消息传到我厂,对全厂职工更是极大的教育和鼓舞,大家决心以实际行动支援灾区,用“灾区损失我们补”的革命精神从事工作,推动生产更上一层楼。现在全厂已成立了有三百多人参加的二十多个突击队,各级干部和科室人员也纷纷到车间、班组,与工人实行三同,学、批在一起,大千在一起。当然,我们的工作做得还很不够。我们决心进一步深入地学习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以及在反击右倾翻案风斗争中的一系列重要指示,学习关于“管理也是社教”的批示,坚持继续革命,深入批判邓小平授意炮制的《论总纲》、《汇报提纲》和《条例》,把批邓和反击右倾翻案风的伟大斗争进行到底,争取革命和生产的更大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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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震枚穴以定性天
崩地裂视若等闲
听启明
对于地震,对于一切严重的自然安害,不同的阶级历来有着不同的态度。“山崩地裂,视若等闲!”这就是用毛泽东恩褪武装起来的唐山等地人民在地震面前的光辉写照,就是中国共产党人和一切革命者对待地震的响亮回答!是的,山崩地裂并没有什么可怕。整个自然界就是在山崩地裂中前进的。正是山崩地裂,才造就了地球上的江河湖海、崇山峻岭、万里平畴;正是山崩地裂,才使生命在斗争中诞生,在斗争中发展;正是山崩地裂,才使人类的祖先从动物中分化出来,开始了人类社会的历史。金世界每年发生的大小地震达五百万次,几乎每分钟就有十多次。但是,地球不是照样转动,人民不是照样革命,社会不是照样前进吗!唐山等地区遭受的地震如此强烈,但又怎么样呢。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我们的人民,以阶级斗争为纲,在批邓和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推动下,不是已经经受了一次又次严峻的考验,战胜了一个又一个困难,创造了一个又一个人间奇迹,取得了一个又一个伟大的胜利吗!唐山的工人阶级说得好:“地可以动,山可以摇,但是工人阶级钢铁意志和革命信心是不可动摇的。”
对自然界的斗争是这样,对阶级斗争也是如此。无产阶级对前进道路上出现的斗争,从来都是充满必胜的信心。没有斗争,就没有进步。“沿制度如山崩地裂般倒塌下来,同时新社会文在无法形容的痛苦中产生”。(列宁:《当前的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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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任务》)从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从封建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再到社会主义社会,不都是经过了这样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的斗争过程吗?我们的党也正是在斗争中前进的,十次重大的路线斗争,可以说是十次“山崩地裂”,但都丝毫无损于我们党的光辉。出了刘少奇一伙,昆仑山不是没有被推倒吗!出了林彪反党集团,庐山不是没有被炸平吗!现在又出了邓小平,煽动一小撮反革命分子在天安门广场闹事,恨不得一口吞下无产阶级专政,他们的阴谋被粉碎后,天安门不是显得更加雄伟壮丽了吗!“炮火连天,弹痕遍地”,山崩地裂,天下大乱,这只能吓倒那些神经脆弱的修正主义蓬间小雀,丧魂落魄地去寻找什么仙山琼阁。而马克思主义者,就是要象鲁迅说的:“向新的山崩地塌般的大波冲进去”,坚持革命,坚持斗争,直到最后的胜利!
无产阶级之所以对自然灾害和阶级斗争具有这种“视若等闲”的革令气概,是由于无产阶级具备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认为人间的任何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坏事和好事,在一定的条件下,可以转化为自己的对立面,坏的东西可以引出好的结果。这样,在严重的自然灾害和尖锐的阶级斗争面前,就能够从现象中看到本质,从困难中看到光明,从斗争中看到胜利。不错,地震会给人民造成损失,但也锻炼了革命者的革命意志,在因难中更显出英雄本色。阶级敌人的捣乱也确实会给革命带来危害,但斗争可以暴露敌人,教育人民。如果对于地震只看到造成损失的一面,而看不到人民群众在抗震数灾中意气风发、斗志昂扬的革命精神,看不到社会主义制度的无比优越性,看不到社会主义的新生事物到处都在破土而出、茁壮成长;对于阶级敌人的捣乱,只看到给革命造成危害的一面,看不到阶级敌人的垂死挣扎只是表明他们已经接近灭亡,看不到人民群众革命觉悟的不断增长,看不到革命正在胜利前进,那就不能算是一个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因此,在今天社会主义革命不断深入的情况下,我们要永远保持高昂的革命斗志,从思想上来说,就是要始终坚持运用对立统一规律观察世界,观察社会。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对革命事业充满必胜的信念。无论是高奏凯歌的胜利之甘,还是山崩地裂的艰难之时,都永远和人民群众站在一起,满腔热情地支持社会主义新生事物,促进事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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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命转化,推动革命的盥利前进。
当然,胜利的果实是不会从天上掉下来的。坏事转化为好事,决定的条停是人的因素,是先进阶级和代表先进阶级的正确路线。我们要战胜自然灾害,战胜阶级敌人,不仅要有政于胜利的革命气概,更重要的还要有一条马克思主义的路线。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是战胜一切反动阶级包括党内资产阶级的法宝,也是战胜自然灾害的法宝。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在阶级社会中,人与自然的斗争,总是跟阶级斗争紧密相联的。而且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这种斗争又总是集中表现为两条路线的斗争。解放以来,每当出现严重自然灾害的时侯,党内机会主义路线的头子就总要跳出来造谣惑众,散布悲观情绪,宣传开历史的倒车,妄图取消革命,复辟资本主义。党内最大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在三年国民经济暂时困难时期,就同刘少奇一样,被困难所虾倒,鼓吹“不管白猫黑猫,捉住老鼠就是好猫”,大搞“三自一包”、“三和一少”,妄图扭转革命的方向。党内机会主义路线头子的这种倒行逆施,虽然是他们腐柄没,落的写照,但也从反面告诉我们,要战胜自然灾害,必须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在当前,就是要深入批判邓小平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推动各项工作。同时,要警暢阶级致入制造谣言,蛊惑人心,转移批邓斗争的大方向,破环抓革命、促生产。对于一小撮阶级致人的破坏活动,必须坚决给予打击。只有坚持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才能做到人定胜天,这是一条已为辜实所证明并将继续证明的真理。
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良惧的。毛主席早就指出:“只要这些人掌握了自己的命运,又有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不是回避问题,而是翔积极的态度去解决河题,任何入间的困难总是可以解决的。”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中国人民,经得起尖锐的阶级斗争的考验,也经得起严重的自然灾害的考验。只要我们沿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前进,坚定不移地相信和依靠群众,我们就有信心、有能力,战胜一切前进道路上的因难,去夺取社会主义草命和建设的更大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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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部最后走
潘益大
七月二十八日凌晨,当强烈地震使唐山开滦煤矿吕家坨矿电断、风停之后,正在井下战斗的六百多名工人、千部脱险的唯一出路,是穿过复杂的巷道,从备用竖井里攀登到地面上来。在这危急关头,该让谁先走?千部们的回答是:让群众先走,干部最后走!四个多小时以后,当人们按照规定次序逐个安全返回地面时,最后一个撤离井口的不是别人?正是当时在井下负责指挥的到矿党委常委、革委会副!主任贾邦友。
“干部最后走”说得多好啊!它虽然只有寥寥玉个字,却字字闪烁着毛泽东思想的光辉,字字凝结着革命干部完全彻底为人民的崇高精神。目睹此景此情,不由得使人想起了另一幕情景。
那是在国民党反动派统治的旧中国,四川,山东先后两次强烈地震,山崩地裂,江水泛滥,瘟疫盛行,俄殍遍野,灾情如此严重,达官贵人照常天天饮酒作乐,不闻不问,行若无事。另一次黄河发大水,当时河南的大小官僚们闻源,不管老百姓的死活,纷纷连夜卷起金银细软,带着姨太太坐飞机溜之大吉。更有甚者,乘机巧立名园抽捐派税,大发其“赈济财”。这藏就是当时的“官”“民”对立的历史,即两个阶级尖镜对立的历史。今天,同样在自然灾害面前,无产阶级的干部想的是人民,为的是群众,不惜为此而冒舾胜个入生命的危险,这是多么高尚的格。两个阶级两种“官”,形成了极其鲜明的对照。
人们正是从这种对比中,看到了无产阶级于部作为“社会公仆”的崇高形象和革命本色。在余震不断发生的百米深井下,在井下多留一分钟,就多一分危险,早走一分钟,就早一分安全。可是,我们的于部明知最后走是有危险的,却还是心甘情愿地“最后走”,没有丝毫利己主义的打算。“前”一步固然安全,但作为一个革命干部却不能这样做,因为这样他就把自己置身于高高在上的官老爷的跑位,在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斗争中大大后退了一步g“后”一步当然危险,但正体现了“社会公仆”韵政治本色,在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斗争中大大前进了一步。一“前”一“后,性质通异。战斗在抗震救灾第一线的广大草命干部之所以能在紧急关头抢险在前,撤退在后,群众利益在前,个人安危在后,就因为他们都是以这个标谁作为衡量自己“前”与“后”的尺度的。毛主席指出:“我们一切工作干部,不论职位高低,都是员民的勤务员,我们衍做的一切,都是为人民服务”。几十年来正是从这个唯一的宗旨出发,自觉地把维护人民剃益作为自己的第一生命,这已成为我党干部的光荣传统。我们从“干部最后走”的壮举中,不是看到了这种光荣传统被继承下来并得到了发扬光大吗?
“于部最后走”的英雄符为,决不是偶然发生的。批邓和反击右倾翻案风以来,开滦煤矿各级于部响亮地提出了“不当桌上司令,不靠电话要煤”的日号,经常有二分之一以上的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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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深入基层,和工人搞三同,拜老师,学手艺,划等号,自觉限制资产阶级法权,从前同工人们结成了血肉相连的关系。千部最后走的英雄行为;正是他们平时长期努力改造赴界麂的必然结果。怎么司以设想一个平时从不下并,整天在井上向工人发号施令的人,一旦置身在危急关头,能首先为人民利益着想,经得起“最后走”的考验呢?
当然,象在百米深井下发生地震时谁先走后走这样的考验,我们是较少遇到的。但在日常生活中,如何看待个人利益与人民利益的关系,却每日每时都在发生。正因为这样,“干部最后走”这句话的意义已远远越出了一时一地的范围,给一切干部提出了一个办拿情、想问题、搞工作的根本谁则,即;无论何时何地都要把人民利益放在最前,把个人利益放在最后。
这就是这件事所包含的深刻内容。
千部的岗位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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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月二十八日,唐山的强烈地震刚过,汽车公司党总支副书记李玉珍从瓦砾堆上站起来,第一个驱车赶到市委请成;车站党委副书记刘绍璐不顾余震还在继续,不顾个人和亲属的安危,二话不说就赤脚跑回车站;市委第一书记许家信被抢救出来,第一件事是在大街上建立起全市抗震敏灾指挥部…英雠们的行动,为一切革命干部树立了光辉的榜祥。干部的岗位在哪里?就在斗争第线上。李玉珍的请战何等响亮:“救护阶级兄弟需要我们,运输物资需要我们,宣传动员需要我们1”是的,革命事业需要党的领导,在园难的时刻尤其是这样。一个革命于部就是要敢于在困雅面前挺身而出,敢于坚守作为领导者的战斗岗位,朝气蓬勃负起责任,排除万难做好工作。有困难和危险怕什么?我们共产党人就是为战胜困难战胜危险而工作、面斗争的。生命不息,斗争不止。鲁迅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还坚守在战斗的岗位上,一切真正的草命若都莫不如此。
千部的岗位在哪里?就在群众之中。无论在严重的自然灾害面前,或者是在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大风大浪之中,都应当与群众同命运、共患雅。毛主席号召我们要与工衣群众搞三同。在艰苦斗争的考验面前,我们更应该努力做到这一条。唐的干部为我们做出了榜样。任何艰难因苦,都决计吓不倒决心与工农犒三同的中国共产党人。只有邓小平这类走资派才是一遇困雅就搞临阵脱逃的软骨虫。是钢是渣,在炉火里炼;是马克思主义还是修正主义,正是在艰难困苦面前见分晓。
群众是真正的英熊。在唐山等地的抗震救灾的斗年中,共产主义的精神得到了空前的发扬、。正是在灾区,困难茬哪里,干部的岗位也就在那里:而千部的岗位在哪里,群众的岗位也就在那里。干群心,群策群力,我们就没有什么困雅是不可战胜的,任何人间奇迹部将创造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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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转实为新地兆
读洪秀全的《地震诏》
韩天宇陈宗海
一八五三年五月,南京地区发生了一次六级以上的强烈地震。据《句容县志》记载:“旬日之间,大震数次,屋宇播摇,居民恐怖,有夜出露处者。”句容县离南京仅数十里路,因此,从这里的记载中,可以测知当时南京城所受的地震影响是很不小的。
当时南京的统治者是如何看待这场地震的呢?如果是昏庸的清朝总督、巡抚们,必定早已惊慌失措、六神无主,不是求神告佛、祭天祷鬼,就是脚底抹油,溜之大吉,只求保住自己的身家性命。然而,当时是太平天国的农民英雄们在统洽着这个城市。太平军自永安突围后,英勇而灵活地摆脱了敌人的围困、堵截和尾追,从武汉顺江而下,一路上势知破竹,于一八五三年三月攻克南京,定都改名为天京。这个新生的农民革命政权建都才只两个月,便遇上了这场强烈地震,这对农民英雄们是一个极其严峻的考验。
怎么办?就在这大震刚过、余震未断的时刻,太平天国的革命领袖洪秀全毫不迟疑地提起朱笔,在三尺黄绸上迅速而果断地挥就了一道《地震诏》一一
万样动(魂)爷六日造,同(今)时今日好诛纸地转实为新地兆,天旋永立新天朝。军行速追诰放胆,京守严巡灭叛逃;
一统江山图已到,胞们宽草(心)任逍遥。
这道诏书是何等地乐观,又是何等地具有革命气魄!太平军刚一打下南京,立足未稳,清军向荣的部队就已尾随而至,驻营孝陵卫,号称江南大营。清军琦善的部队自河南赶至扬州,号称江北大营。在天京城内,有着大量的清军潜伏下来的奸细,如张继庚之流。再如上又遇上了这次强烈地震,真称得上是天灾人祸,继踵而至。当时的天京城,不仅面临着强敌压境的军事形势,经济形势也十分困难,为此规定了除前线作战部队外,城内勇女各馆一律吃粥。在这种情祝下,反革命分子趁机造谣惑众,妄图扰乱和动摇人心。但无论是严重的自然灾害或阶级敌人的疯狂进攻,都丝毫动摇不了太平天国军民们的革命意志和决心。洪秀全的这道诏书,正是集中地反映了广大军民们的这种革命意志和愿望。此诏一出,士气大振,据当时记载:“癸好(一八五三)年间,上下战功利,民心服”,“事事严整,立法安民,民心佩服”。天京的军民们不仅没有被强烈地震和强敌压境所摧垮,相反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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御是在严酸环境的考验中进一步炼了革命的意旅,大和发展了革命的队伍。
地震诏的意义还不仅于此。
地震语是宣言书。它对反动的封建统治阶级,宣告了政治上的彻底决裂。儒家之德历来宣扬董种舒的“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宫方暂学,黄吹封建统治秩序是永恒的,万古不变的,妄图诱骗劳动人民心甘情愿地永远受他门的统治。太平天画草命对于封建统治是一场震天撼地、山崩地裂的政治大地震,地主阶级反动头子曾国藩曾为此惊呼:“举中国数干年礼义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荡尽。此岂独我大清之变,乃开辟以来名教之奇变,我孔子孟子之所痛哭于九原”。如闻其声,如见其人,活脱脱是一副情急败坏的样子。地震诏恰正与此相反。太平天国的英雄们热烈地欢呼自然界和社会的大变动,立志要在这剧烈的大变动中,创造出一个“新天新地新人新世界”。这种豪迈而宽阔的革命胸襟,是革命者所固有的本色;没落的反动阶级是永远无法理解这一点的。
地震诏是声讨书。它深刻地批判了儒家的那套“天人感应”的鬼话。孔老二修《春秋》,把地震列为灾异之首。从汉朝的董仲舒到宋朝的司马光、富弼之流,都无不把地震等自然灾异牵强附会地拉扯到人事上,造谣惑众,颠倒黑白,用来攻击进步势力,以维护其腐朽的反动统治。洪秀全的地震诏完全反其道而行之,提出“地转实为新地兆,天旋永立新天朝”,庄严地宣布地震是摧毁旧世界、诞生新世界的征兆。它对反动阶级的没落的世界魂是一个严厉的批判。就在洪秀全颁布地震诏的同时:清廷的反动头子咸丰帝为了“日旁忽现黑气”,又是下令钦天监的大小官员详细推算,又是亲自去天坛、太庙等处祈天祷祖,花得不亦乐乎。他以为这样一来,就能扭转“贼匪肆扰”(诬指太平天国革命)的局面,永探大清的一统江山,岂非是痴人梦想!这两个不同的阶级,反映了两种截然不同的世界观。地震诏又是进军令。“军行速追诰放胆,京守严巡灭叛逃”。这些气势磅礴的语言并不是什么空议论,而是当时切切实实地被执行了的。一八五三年五月,即在南京地区发生强烈地震的同一个月,太平军分遣李开芳、林凤翔、吉文元率二万人北伐,赖汉英、曾天养率二万人西征。这两支英雄部队,打得清军抱头鼠窜,望风而逃,取得了极其辉煌的胜利:并出此而建立了大平天国革命的鼎盛局面。
洪秀全的地震诏写成于一百二十余年前,但在今天读来,仍然感到通篇闪烁着革命乐魂主义的光辉。它典型地反映了中国人民的性格,证明了我们这个民族是一个有光荣的草俞传统和优秀的历史遗产的民族。正如伟大领袖毛主席所深刻指出的:“我们中华民族有同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有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光复旧物的决心,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
百二十余年过去了。今天,用毛泽东恩想武装起来的中国人民,无论从觉悟、决心和能力来看,是历史上的任何伟大人物都无法比拟的。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指引下,我狠抓阶级斗争为纲,必将越来越大地取得批邓和反击右领翻案风的伟六胜利,抗震数灾斗争的伟大胜利,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事业必将以更迅速的步伐向前迈进惧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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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题究
光明灿烂的希望
上海郊区社队工业调查札记
市革委会郊区组工业组玉信荣,王魁元市革委会工交组生产组俞树泰王曙光
我们几个人,接触社队工业都不久。这里记下的,是我们在对郊区杜队工业作调查中的一些感受。
一条宽广的路
奉贤县奉城公社有个协新大队,它座落在东海之滨,地处偏僻,交通一向很不方便。但我们这次去,竞出乎意料地发现这里有一条宽广而笔直的家机路,从奉团公路分支出来,向南延伸直通协新大队。路两边的白榆虽然还很幼小,但都长得苍劲、挺拔。同这林带平行的,是一根根等距离的水泥电杆。入夜,路灯盏盏,比那天上的黛是还美得多呢:这是一条宽广的路一一它不仅行走各种农机,而且是全大队的交通干道,社员们到政治夜校去上课,到三个电视放映点看电视,都豪迈地走在这条路上。
然而,我们完全没有料到,这样一条路,竞然完全是协新大队利用自己的力量修筑起来的。
“那得多少投资呀?”我们问。
“我们是同地下渠道结合起来施工的。”大队党支部剧书记老杜说:“农业要机械化,没有路实在不行呀!可如果农村不发展社队工业,别说有了农机买不起,就是筑条路也只能在梦里想呀1我们这回把筑路和造渠并在一起,算得是俭省的了,也还投资了六、七万元
呢!”
协新大队过去没有一条象样的路,不用说是拖拉糊了,连跑自行车也不行。最近几年,协新大队发展了队办工业,每年可以为大队提供九万元的积累。这样,许多过去办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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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的事情便办到了。现在不仅渠道全部“地下化”,有农业机械大小几育件,而且还办了不少集体福利事业和文化设施。协新大队的变化是上海区农村的一个缩影。最近几年中,郊区各公社、大队从社队工业所提供的积累中,拿出来用于农业机械化和农田基本建设的投资,平均每年达七千五百多万元,等于每个大队每年投资二方六千多元。这样的建设规模,在社队工业发展之前,是根套无法想象的。
望着这条宽广的路,我们不由得感慨地想到,社队工业这项工作本身,不就正是在铺设一条通往共产主义的宽广道路吗?
但目前有许多入,对社队工业所开创的这条宽广道路还缺乏理解,一些同志对于办社队工业往往不去热情支持,而是存在着无穷的忧虑,数不清的清规和戒律。有的挝心全民所有制企业支援了集体所有制经济,会犯所谓“倒退”和“利润转移”的错误;有的怕办了社队工业会冲击农业,违反以农业为基础的方针;有的怕麻烦,生怕办了社队工业会增加负担。从郊区有关部门来看,即使是在搞这项工作的同志,包活我们自已也往往不是很自觉地认识到它的伟大意义的。究竟应当如何认识,让我们来摆一些数字吧。截至一九七五年底,全郊区的社队工业已发展到四千儿百七十六个,三十七万九千五百多人,年产值十亿零六千六百万元,占全市郊区人民公社总产值的百分之四十四。同时,在一九七五年中,社办工业的积累平均每个公社达六十四万元,队办工业的积累平均每个大队达四万五千多元。这就使得郊区人民公社三级经济的比童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改变了过去那种“三级所有,两级几乎没有”的状况。现在,公社大队两级的总收入,在人民公社三级经济总收入中,占百分之五十三点四,而社队两级的总收入中,工业就占了百分之八十二公社大队两级的积累,占三级总积累的百分之七十五点八,其中百分之九十功上是社队工业提供的。不仅如此,社队工业的发展,促进和加快了农亚机械化的步伐;面农业机械化的发展。又进-一步解放了劳动力。这种局面的发展,缩小了工业与农业、城市与乡村之间的差别促进着工业同农眩的结合。
两条腿走路好
前一个时期,对于郊区社队工业的发展,有过各种各样的争论:其中的一点是关于社队工业到底应当怎样发展。有这么一种着法:要发展社倾工业,只能由上丽下有计划地安排,不然,就会闹出许多乱子来。我们原先也是这么想的。可是,这次到宝山县罗南公社去一看,觉得情况并非如此。
罗南公社最近几年社队工业发展很快。一九七五年同一九七○年相比,社办广从四个增加到八个,年产值从八万九于元增加到百三十六万元;队办工业项目从十七个增加到九十二个,年产值从八十一方元增那到三百三于酒万元。它在全郊区还算不上是-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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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公社,但考察一下它的社队工业发展的历史,在市郊各公社中倒是具有一定代表性的。罗南公社工业组的赵晋香同志就曾热情地给我们作了这样的介绍~
这几年社队工业有较快的发展,一个重要的原因,是由于我们贯彻执行了两条腿走路的方针,竖持依靠群众办工业。为此,除了由市、县有关部门自上而下地安排一些产品项目以外,我们还调动了各方面办工业的积极性。一是根据本公社内商业、财政等部门的同志联系面广的特点,把他们充分发动起来二是发挥一九五八年一批下放干部的作用,他们既了解农村,又熟悉工业,办工业的办法比较多;三是每年春节期间召开回乡工人座淡会,向他们宣传发展社队工业的意义,请他们考虑厂里是否有扩散、下放的产品。这样一来呀,办工业的门路就广了,什么鞋帮厂、马铁翻砂、镀锌、喷漆、抛光等等,就都搞起来了。我们统计了一下,全公社的社队企业,百分之八九十都是这样搞起来的。
从罗南公社看全局,郊区社队工业所以能发展到现在的规模,也正是由于充分调动了各方面的积极因素,实行了两条腿走路的结某。据调查,至郊区泗千九百多个社队工一,属于自上而下安排的一共不到二百个,百分之九十以上是由于搞群众运动面办起来的。在郊区十个县中,上海县的社队工业由市县两级有计划安排的较多,但从一九七三年的情况来奢,这个县由县工业局统一安排的项目也只有二十四个,而自下而上办起来的却有一百零七个。一九七四年,这个县新建了六十七个社队工广,其中有五十六个是自下而上办起来的。上海郊区的社队工业如果不是贯彻执行了两条腿走路的方针,而是单靠上面安排的话,那未即使再过十年、二十年,也绝不会有今天这样的规模。
在依靠群众办工业的过程中,也会出现这种或那种资本主义颀向。但我们必须着到,农村中的资本主义倾向是原来就已存在着的,并不是由于发展了社队工业才开始有的,更不是因为依靠了群众办工业才带来的。相反地,在自上而下地安排社队工业的过程中,同样也会出现资本主义倾向。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还存在着商品交换和货币制度,存在着资产阶级法权,存在着产生资本主义的土壤,在发展社队工业中所存在着的资本主义倾向,正是这种阶级斗争的反映。我们必须打击资本主义倾向,但决不能由于倒脏水面把澡盆中的孩子也一起泼掉,把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变为限制社队工业,把批判资本主义倾向变为批判群众办工业的积极性。正如害虫往往喜欢寄生在嫩芽上一样,在社队工业的发展过程中,很容易受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蚀,出现资本主义的倾向和活动。我们的任务就在子。去掉害虫,保护嫩芽,而绝不是把嫩芽连同害虫都一起除掉。
…种形而上学的顾虑
我们原来以为,在发展社队工业的问题上,衣村干部的积极性基没问题的。这次下去-一了解,发现有的县社于部对发展社队工业地存在着很多思想顾虑。原因呢?据说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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怕发巖社队工距会影响农並生产。有的大队接洽到了菜个工业生产的项目,报请县、社领导机关甯批的时候,县、社领导上对凡是已经有一个“广”或“组”的,往往是…概不再批谁。因此,不少大队至今只有一个粮食饲料加工广或农机修配组,而这两个项目一般都是供不出多少积累来的。还有的硬性规定了一些“一刀切”的杠杠,诸如“投放在社队工业方面的劳动力不得超过百分之十五”等等,并且以此作为检查公社:大队发展社队工业的方向是否对头的标谁。
是不是什么地方农业上保持的劳动力比例越高,那个地方就越先进呢?不一定。这应当根据具体情况作具体分析,不能一概而论。这里可以举一个事实:上海县、嘉定县、奉贤县是全郊区社队工业发展最快的三个县,面全郊区粮食亩产最先翻《纲要》的,恰恰世就是这三个县。嘉定县的徐行公社,是全郊区唯一的粮食亩产超双千斤的公社,它同时也是社队工业发展水平最高的公社之一。嘉定县的马陆公社和奉贤县的青村公社,社队工逊的积累已经连续好几年在二百万元以上很早就以“百万富翁”著称,面校业生法呢,在全郊区也都是名列前茅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因为社队工业的发展,为农並机械化提供了技术和资金使那里的机械化水平提高了,战胜自然灾害的能力增强了:同时,由于农业机械化解放出了大批的劳动力:从面创造了向着农业生产的深度进军的条件。相反,我们在这次调查中看到:凡是社队工业发展不快的地方。同社队工业发展得快的跑方相比,农业生产的步子不见得跨得更大些,粮棉产量不见得更高些,倒是有些地方还及不上上述的那些单位呢。
用形而上学观点看问题,只看局部,不看整体,这是很害人的。拿劳动力来说,当然是首先要确保农业第一线的需要。但是,我们还必须看到,农村劳动力的自然增长率原来就不低,加上农业机械化水平的不断提高,势必将陆续解放出批又…批的劳动方。比如
一合插秧机至少解放出二十多个劳动力,一架机动喷雾器顶替了三十多个劳动力,可觅农业上的劳动力是大有潜力可挖的。即使在人少田多的地方,除了三个大忙季节之外的九个月中,农业上的劳动力也还是有余的。社队工业一般实行的是农闲务工、农忙务农的制度,因此,抽出一定比例的劳动力从事社队工业,非但不会影响农业生产,倒反而是直接或间接地支援了农业,促进了农业。
社队工业促进农业生产的一个直接方面,就是可以为农业生产提供大量的化肥、狡药。我们在南汇县大团公社一个社办厂看到的事实非常动入。这个厂是专门生产土化肥、土农药的,全厂只有二十一一名职工。自从一九七○年建一以来,在公社党委的正确领导下六年如日,坚定不移地为农业生产服务,先后试制、生产了“五四○六”、“九二○”、“庆丰震素、“井网霉素”、“七二一六”、“七○.二”等于多个新最种的化肥和农药。同时。能们还经常带肥带药下队,积极组织推广使用。…,七五年,全公社己有百分之酒子的粮田和棉田使用了“九二○”和“五四○六,其中棉花的当家肥,百分之十都慕使用“五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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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等于一百吨的有机质肥料。过去,大团公社是个老“缺肥户”,由于办了这个,现在变成了“余肥户”,一九七四年和一九七五年两年,共余商品肥二百六十多吨。使用这些土化肥和土农药,既增加了粮棉产量,又降低了农业成本。去年,大扬大队六百多亩棉田全部使用“五四○六”作当家肥,仅这一项就节约了七千二百多元的开支。
此外,全郊区已有的十六个社办水泥广,一九七五年共生产了三万九千多吨水泥,有力地支援了农田基本建设。川沙县各大队铺设的地下灌溉渠道,有三百多公里的水泥管道,都是由社队工业生产出来的。
当然,由于现在还存在着商品制度,在发展社队工业中雅免会出现利润挂帅的倾向。有的社队工业为了追求利润,挤掉了为农服务的项目或产品,热衷于搞利润高的产品,把农机厂变成了“工机广”,化肥厂变成了“化工厂”,农药厂变成了“医药厂”,等等。也有的地方,不顾本社本大队的具体情况,把强劳动力黛中在社队工业,农业第一线留下的都是些老弱病残。对于这种重工轻农、利润挂帅的倾同,我们必须进行批判教育。但是,我们绝不能因为看到了某些社队工业中存在着错误倾向,就把社队工业同资本主义等同起来,去痛那种因噎废食的做法。
所谓原材料紧张的问题
社队工业要进…步发展,原材料的问题…直是此较突出的。这次出去走一走,看一看,使我们感到,对社队工业的原材料紧张,必须进行分析。如果光靠计划调拨,原材料确实是紧张的,但如果能广泛发动群众,扫仓库,清垃圾,充分利用废旧物资和下脚料,这种紧张的状况是可以向不紧张的方向转化的。
·天,我们来到嘉定县南翔公社四联化工。厂党支部书记浦世农同志领着我们到处参观。在一堆晶莹洁白的东西面前,我们歇住了脚。浦世农同志告诉我们,这是氯化钾,它是从磺胺污水中提取出来的。磺胺污水是上海第二制药厂,大众制药厂的下脚,过去全部流入黄浦江,使水质受到了污染。现在,南翔公社四联化工厂把这北磺胺污水运来,大搞综合利用,从中提取了大量的氯化钾和贵重的磺胺。余下的污水,经他们自己制造的聚氯乙烯微孔吸滤管一过滤,基本上变成了清水,没有什么危害。浦世农同志一边介绍一边又把我们带到了塑料车间。车间里堆放着杂七杂八的废塑料,什么塑料娃娃的头啦,塑料瓶鞋的搭攀啦,电线上的塑料套管啦,应有尽有。这些废塑料加进各种颜料,经挤塑机一滚一压,就成了各种颜色的大块塑料膜。然后再用机器一切一割,就变成了一粒粒的再生塑料。儿年来,他们回敢的各种废塑料达一万三千多吨。
从这里我们不雅看出,随着大工业的发展,它所废弃的下将会越来越多,这些下脚都是发展社队工的极好原料。我们在崇明县往了儿天,尤其觉得在社队工业原材料问3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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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上的悲观论点是不对头的。
崇明县堡镇公社三大队有个木荆棋子工“,每年生产各类棋子八十多万副,需要八百吨木头。可是,他们从没有耗费国家一根好木料,全是利用上海纺织器材厂。纱管厂生产鈔管时剔除的副次料和切剩的边角余料制成的。还有,这个公社十一·大队的小工广,生产着儿十种乐器零件。生产这些零件,需要用红不、栀木、鸟术、黄杨木、紫油木等高级木料。这些原料非常紧张,他们就从上海管乐器厂和上海民族乐器一厂的边角余料中去寻找,解决了生产上的需要。上海民族乐器一广的黄杨木边料,原来是以每斤四分钱的售价卖出去当柴烧的,现在被利用来作为生产乐器零件的宝贵原料了。此外,这个县的马桥公社有个大队办了个锉刀广,生产各种锉刀有大工业用的,有军用的,也有民用的。原料呢?全是废旧公司从市区回收的废旧鏗刀。马解公社还有三个大队弹簧厂,专门生产各种型号的弹簧,其原料也是用从废旧电缆中拆出来的铁丝加工而成的。
在调查中,我们粗粗估计了一下,利用大工速的下脚作原料的社队工业,在全郊区至少不下五百个。还有许多地方,利用当地的资源,办了不少就地取材的工业
现在的问题是,必须深入批判邓小平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邓小平挥舞“整顿”的大棒,重搞“条条专政”,把农、轻、重的次序颠倒为重、轻、农,只要大工业不要中小工业,在这条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影响下,产生了某些对社队工业实行“关门主义”或“不冷不热”的倾向,甚至明明有大量的边角废料,宁愿积压在仓库里而不愿或不敢供给社队工业。数以亿计的废旧机电设备,宁可当废钢铁回炉,也不肯提供给农村发展社队工业,以致有些专门负责修复电动机的社队工厂不得不停工转产。如果能扭转这种倾向。社队工业的原材料问题是大有希望的。这里可以举个例子;上海橡胶剖品二)厂生产马达上用的橡胶带,切下来的边角余料现在都当燃料烧掉,而缝纫机上用的那根牛皮机带却非常紧张;如果把橡胶制品二广的边角废料利用起来,加点尼龙进去,就可以制成同样效果的缝纫机机带。这不是也可以发展一个社办工厂或几个队办工广吗?
类似的例子,可以说是举不胜举的。我们相信,随着批邓和反击右倾翻案风斗争的深入这些潜力必将充分挖掘出来。郊区社队工业的发展必将出现一个新的局面。
我们通过这一段时间的调查,看到了社队工业所展示的前途,进一步坚定了大办社队工业的炎心和信心。当然,我们的工作上存在着很多缺点,许多问题认识得还不深刻,有的观点也可能存在着片面性。徂是,我们还是鼓足勇气将自已在调查中的所觅所闻和个人的滑法谈出※,希望得到简志们的批评和帮助。我们深信,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指!下上海郊区的社队工业必将获得新的进一步的发展。各行各业的同志们,让我们大家都来做社队工业的促进派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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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分发挥商业的能动作用
谈谈支持社队工业的一点体会
中共上海市第一商业局委员会书记朱庆隆
在毛主席关于“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的方针指引下,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我局有关站、公司坚持党的基本路线,逐步提高了支持社队办工业的自觉性。到一九
七五年底,与我们建立产销关系的社队工厂有四百五十五户,收购产品八百四十种,收购总额-一亿三千三百四十九万元,比-九七○年增加将近五倍。斗争实践告诉我们:商业部只要充分发挥能动作用,同样也能大力支持和促进社队工业的发展。
要发挥商业的能动作用,必须深刻认识发展社队工业的深远意义。起先,我们有些同志认为,发展社队工业是国家积累转移了,所有制倒退了,担心方向不对头。因此:对社队工业不放心、不热情。针对这些思想,我们引导千部群众学习毛主席关于“我国有五亿多农业人口,农民的情况如何,对于我国经济的发展和政权的巩固,关系极大“等论述,批判修正主义路线。在这同时,局党委还组织了四十多人的调查组,对所有对口社队工厂一个个进行剖析,掌握了第一手材料。如,奉贤县平安公社砂碛大队,一九七一年时十个生产队有
七个年终依赖公社贷款分红。后来,我们帮助他们建立了漆刷厂,他们不仅当年归还了贷款,还购置了必要的农业机械,促进了农副业生产,穷队变成了富队。这些生动的事例使大家认识到,支持社队工业,有利于壮大集体经济,发挥人民公社一大二公的优越性,对缩小贫富差距,限制资产阶级法权有重要意义。因此,对社队工业抱什么态度,不仅是一个经济问题,而且是有没有共产主义远大理想的问题。于是,局党委于一九七三年初专门作出了一项支持社队工业发展的决定,有力地推动了这项工作的前进。
要发挥商业的能动作用,必须不断清除修正主义经营路线的流毒。在支持社队办工业的过程中,我们有些干部由于受修正主义路线的影响,表现出流通决定生产的错误观点。对此,我们抓了“三破三立”:破“以我为主”,立生产是基础的观点。五金站的同志起先认为,“社队工厂生产,计划我安排,原料我调拨,质量我把关,一切听我的”。这样,影响了社队工积极性的发挥。后来,通过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和革命导师有关生产和流通辩证关系的论述,认识到国营商业与社队工业,在所有制关系上,要加强国营经济的领导在产销关系上,又要服务于生产,从而摆正了生产与流通的位置。他们采取了有效措施,成立了采购工作组,坚定不移地依靠贫下中农,通过质量普查、举办对比展览会等形式,熟情。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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帮助社队工搞好生产。年来,写他们挂钩的社队工有很大发屡,出文化大革命就的家发展到六十六家,收胸产值增长了五百倍。破“得不偿失”,立为农暇务的测点。士杂公司经营的草席,所来靠外地调入。原来他们误为,发展社队生产“费力大,要赔本,得不偿失”。后来,公司党委引导职工批判了“大利大干,无利不干”的修正主义经营路线,同时深入下去调查研究,了解到上海郊区有种草织席的传统和条件,于是他们采用商业贴补的办法,大力扶植社队发展草席生产。目前,已在二十三个公社办了一百五十个草席厂,年产四十五万条,古本市销售量的-一半。最近,他们又帮助草席厂设计成功了织席机,提高了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破“商业被动”,立大有作为的熟点。五金交电公司经营的马铁零件,是一种连接管道的配件,随着工农业生产的发展,需要量急剧增加,市场供不应求。由子原来的生产工厂已部分改产,需要在社队工业发展生产。但有的同志却认为,我们商业部门一无技术,二无设备,三无原料,心有余而力方不足。在批林批孔运动中,他们联系实际,批判商业被动的形而上学观点和无所作为的需夫懒汉世界观,提高了路线觉悟,积极发挥主观能动作用大力支持社队工广生产马铁零件。没有厂房,他们与贫下中农…起,利用旧房子,修理改造缺乏设备,采用聚零为整的方法,请有关工加工零部种,自己动手配套安装;原料困雅,主动向领导部门汇报,还想方设法“我米下锅”。袍们还组织补队工厂的贫下中农到使用马铁零件的金山石化总参观,使社队厂的贫下中友深切体会到自己肩负的重大责任,进一步调动了生产积额性,使马铁零种的产量不断增加,质量不断提高。一九七五年全市市场供应的马铁零件,百分之六十四是由社队工广生产的。金山石化总第一期工程所需的一百余万只马铁零件,也基本上都是这些厂生产的。要发挥商业的能动作用,必须支持社队工业坚持社会主义方向。支持社队工的发展并不是单纯地发展几个工厂,更重要的是要帮助社队工业抵制资本主义倾向,坚持走自力疗更生、艰苦奋斗的道路,缩小贫富差距,防止两极分化。有的社队工广存在“利润挂沛”的倾向,我们就和他们一起学习批判,共同提高觉悟;有的社队工厂务工社员的分配水平远远超过了务农社员,我们就和他们一起讨论为什么要办社队工业,进一步明确目的意义,缩小分配差距;有的社队工厂贪大求洋,我们就组织他们到勤俭亦厂的单位参观学习。前几年,郊县服装加工业迅速发展,有些社队工厂收料不验收,交接无手续,差错事故多。服装鞋帽公司为了改变这种状况,从有利于生产、有利于贫下中农参加管理出发,帮助他们建立了简单易行的管理制度,深受社队工广的欢迎。
支持社队工业发展,关键是加强党的领导。但是,从我们局党委来说,对这项工作还抓得不够有力,重视大工厂、轻视社队工业的思想并没有完全解决,对支持社队办工业中的一些问题也解决得不够及时,措施不够有力。我们一定要以阶级斗争为纲,坚决与邓小平的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对着干,进一步发挥商业部门的主观能动作用,会同工业部门进行商品排队,按照“支农要支穷”的原则,再有计划地发展一批社队工业,满腔热膏地支持社队工业这个新生事物的发展,使商並工作更好地为工农业生产服务,为人民生话服务,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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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购人员说潜力
记上海化学试剂站采购员李定安的一次谈话
“行,我就来说说发展社队工业的潜力。现在,有些人一听说要支援社队工业,就强调缺乏原材料呀,机器设备没有呀,真是困难一大堆,好象发展社队工业再也无能为力了。我可不那么看。
“我搞了十多年化学试剂的采购工作。化学试剂应用的范围可广泛了,科学实验、医疗化验、产品检验,都需要它。过去我们有些同志地认为,生产化学试剂产品要求高,生产过程复杂,我们手中没有原料,没有设备,发展社队厂是无能为力的。可后来,大家充分发挥了主观能动性,积极行动起来,出点子,想办法,找门路,竟发展了一大批社队工厂。一
九七○年以来,我站已同郊县十八个社陨工厂建立了产销关系,收购的品种已达八十八种,产值达一百七十七万元。
“你问发展这些社队工广的原材料从哪里来吗?在城市,在农村,到处都有呀。噢,你可别认为这太玄了,一点也不。我举两个例子给你听。我们负赏采购供应的有个试剂叫硫酸镁,市场供应一直十分紧张。'后来,我们打听到上海铱粒厂在制造笔尖的铱粒磨光工艺中,有大量的废水流弃,造成严重污染,广方感到很难处理。这废液中含有硫酸和氧化镁,提炼出来就可制成硫酸镁。我们就建议厂里抽出两个同志,用面盆将废水收集起来,提供给金山县洙泾化工厂作为生产硫酸镁的原料。这不就为社队工厂提供了原料了吗?上海绒粒厂的三废问题也从此得到了解决。真是一举两得的美事呢。从大工业的下脚-一“三废'中找原料,光是这个潜力就大得很。有些人就是不注意从这方面动脑筋。随着大工业的发展,城市排出的废气、废液、废渣、废料也就会越来越多,这个‘废其实并不都是废物。现在就还有好多宝贝没有利用起来呢。摇我所知,上海农药厂生产敌百虫时就有种废液排出来,其中含有一种气体氯甲烷的物质。如果发展一个社队工厂,就可用它生产彩色胶卷上需要的成色剂二氯甲烷。又比如味精厂排除出来的黑废液,现在卖给农民当肥料。可是其中有许多氨基酸没提炼出来,如酪氨酸、白氨酸、异白氨,酸,都是医疗方面制造药晶的必需品。每吨废液估计可回收五千元左右的有用物资。经过回收后的废液再卖给农民当肥料,反而能增加肥效…关于这方面的潜力真是太多了,你叫我说也说不完哪!噢,你不提,我倒忘了,我们确实有一种试剂是利用农村猪棚墙壁上的一种物质生产的。这种式剂叫硝酸钾,市场供应很紧张。后来,不知是跳个采购员了椰到农村猪棚的墙壁上会不断出现一层白膜,就是硝,这是生产硝酸钾的宝费原料。我们就在养猪比较好的松江县迎港公社发展了一个社办工厂,就地或材,专了生产这个产品。说来也奇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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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竟在猪棚里也挖到了发展社队工业的原材料,这说明了一个问题,在农村也到处存在着发展社队工业的潜力。我们已经有好多试剂是利用农村的些自然资源安排社队工广生产的。比如,金山县亭新公社化工厂生产的一种分祈有机胺的试剂叫糠醛,就是他们利用农村中的稻糠和野生植物苍耳子生产的。事实证明,衣村是个广阔的天地,在发展社队工业中,原材料问题是大有潜力可挖的。
“你问得好,为什么有些干部看不到这些潜力呢?我看有两个原因。有的于部本身对发展社队工业思想不通,怕发展社队工业后本来是全民所有制企业可获得的利润被流到集体所有制企业去了,会犯方向、路线的错误;有的怕社队工厂生产的试剂不保险。有了这些思想,畏首畏尾,怕这怕那,怎么会看到发展社队工业的潜力呢?有种试剂叫丁酮,是电子工业必需使用的清洗剂,也是生产无麻醉新止痛药的重要原料。全国用量很大,年需要量约一百吨,过去一直靠外汇进口。我们采购员想想很心痛,决心自力更生生产这种产品。一九六九年,我们向石油化学研究所领导反映,要求他们帮助搞一个提炼这种试剂的工艺。石化所的职工打破洋框框,花了两年多时间,进行了五百多次试验,最后摸索出了提炼这种试剂的工艺,我们就想安排金山县一个慎办生产。可是,我站领导上担心这样做会产生‘利润转移’,想叫大工业生产。可是大工业的工厂生产任务很紧张,安排不下,“结果这个项目就被打入了冷宫,丁酮至今还靠进口。什么‘利润转移?!对这个问题我实在有点想不通。既然怕利润转移到集本所有制中去,为什么就不怕利润转移到外国资本家的口袋里去?
“依我看,有的人就是不相信群众,不肯认真贡彻执行两条腿走路的方针,看不到农村广大群众迫切要求发展社队工业的积极性,看不到我们采购人员支持社队工业的积极性。我们采购人员天天在外面跑,知道的发展社队工业的线索可多啦,而有的千部坐在办公室皂,看计划拨料,当然跟面前看到的都是一大堆困难。其实啊,只要这些于部到我们采购员这里来明一听,走一走,原材料就站在他面前了!正如鲁迅所说的:‘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使成了路。不往下面跑,又怕前怕后不敢闯,自己不搞还反对别人搞,我看这里就有个恩想和路线问题。
“我只能站在化剂采购工作的角度来谈发展社队工业的潜力,我想,其他各行各业又何尝不是这祥的呢?”
記火发言
这是一位老于部在一次座谈会上的发言。
这次座谈会的议题是,如何进·步发展上海郊区的社队工业。各条成线的同志联系自已的工作实际,有的谈了发展社队工业的深远意义,有的摆了本单位本系宽进一步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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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队工业的潜力,有的福露和批判了刘少奇、林彪、邓小平的修正主义路线在发展社队工业中的影响。会议开得热气腾腾。当会议将要结束的时候,·位革命老干部按捺不住自已激动的心情,接过活筒讲了这么一席语一一
听了这么多同志的发言,对我又是一次很好的教育和帮助。我老早就想发言了,可是讲什么呢?想了好久,觉得还是讲讲自已在社队工业问题上犯错误的教训,这也许对大家有点益处。
关于社队工业的问题,毛主席早在一九五九年就讲了。毛主席说:“我们伟大的、光明麵烂的希望地就在这里。”我是当时就知道的。但是,知道了没有用,因为自已的世界观还没有转变,所以,到一九六一年、一九六二年,当刘少奇、邓小平一伙大喊大叫社队工业“办早了”,“办糟了”,从而大砍大杀社队工业的时候,我也在里面占了一脚。当时,我们确实也抓到了社队工业的几条“小辩子”一一某些缺,点方面的东西。其实那都是支流,都是表面现象,而根本不是本质的东西:什么“和大工业争原料”啦,什么“助长了投机倒把”啦,什么“亏损太多”啦,等等。那时,我跟在刘少奇、邓小平后面,在华东几个省也着实欧了好几万个社队企业,给党的事业带来了巨大的损失,有些地方被砍得伤了元气,很长时期恢复不起来。我们这些人真是比资本家还厉害呀!有哪一个资本家能够一刀砍下去就搞垮好几万个祛会主义企业的?!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广大草命群众对我进行了批判斗争,反复地帮助教育我,我还不服气呢,认为我哪有什么错呀,社队工业的问题是不少嘛。革命群众要我交代砍掉了多少,我交代不出来。后来在五。七干校生活了几年,认真地学习了毛主席的有关哉导,读了一些马列主义的书。认识才有所捉高。社队工业是个新生事物。任何新生事物都不可能一诞生就是完美无缺的,在它诞生的时候,也就同时诞生了它的缺,点,只有在斗争中不断地总结经验,才能逐步地完善起来。不然,辩证法就中断了。所以,在社队工业发展成长的过程中,也必然存在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但我们看到这些问题后,不是要去扼杀它,而是要满腔热情地去克服这些缺点,使它更快地茁壮成长起来。一个小孩刚出生时,总会带来不少污水,但我们总不该把小孩连同污水一起泼掉吧?!
社队工业的发展是大方向,是主流,这个原则必须肯定。社队工业中存在的某些缺点和问题,归根到底是阶级斗争的一种反映。有些问题,在一些国营企业不也照样存在吗?如果因为社队工业存在着一些缺点和问题就要砍,那么,那些国营企业难道也要一刀砍掉吗?正确的态度应该是积极地帮助它解决这些问题,把它引导到社会主义的轨道上来,而不是去打击它,扼杀它。我们要看到,发展社队工业是为了壮大和巩固人民公社集体经济,为了巩国工农联盟,为了向着共产主义的目标前进。所以,我们不要害怕发展社队工业,要怕的倒是可能再有人去砍社队工业,或者用其他的办法,扼杀社队工业的发展。我就谈这么一,点,因为今天的会议在这一方面对我触动最大。
这位发言的革命老干部是谁呢?他就是原华东局书记处书记、现在正在从事计划工作的韩哲一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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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关于茶盘生产的问题讨论一
充分认识吨位挂帅的危害性
上运三场党委书记顾美修
上海工业玻璃五厂关于茶盘生产的一场争论中提出的产值挂帅问题,是一个值得我们深入讨论的问题。在这黑,我想联系我场实际,就吨位挂帅问题谈一些体会。
我们运输行业,每天要同吨位打交道,弄得不好就会出现4早上派晚位,中午抓吨位,晚上算吨位”,整天围着吨位打转转,把“完成吨位”当作衡量生产好坏的唯一标准。去年,在邓小平鼓吹“唯生产力论”的影响之下,文化大革命中多次就判过的“晚位挂帅”的思想又冒了出来,什么“只要吨位上得去,政治就讲得响”,“我们是社会主义企递,晚位干出来也是社会主义的”,等等。在这种思想指导下,不作具体分析,只要吃位上去了就党表扬,上不去就吃批评。比如,我场有的车队,承担的业务有相当一部分是来源于车站码头的干线运输,从毛竹木棍、锅碗瓢盆,到烟酒茶糖、生铁锰铁,都是批曼小、装卸难;而有的车队承担的运输业务大部分都是吨量大、产量高的大批件,如黄砂、石子等,群众说这两种情况“一个是啃骨头,一个是吃肥肉”。从完成吨位指标来看,前者确实不及后者。而我们在评比时,对于吨位完成得较差的车以队,既不是首先看思想政治路线是否端正,也不分析吨位上不去的具体原因,总是一味加以批评;而对于吨位上去了的车队,则叉不管它其他方面如何,总是表扬。看起来批评和表扬只是一个工作方法问题,实际上正如工人群众批评的,是我们“头脑里只有吨位,没有路线”。
:事实也证明,搞吨位挂帅,虽然有时生产也能搞上去,但路线错了,危害极大。首先,搞吨位挂帅,就必然会忘记社会主义企业生产的目的,不顾苹命生产的需要,大利大干,小利小干,无利不干。有个时期,我场就出现了吨位高的抢着干,吨位低的慢慢来的现象。我场对口的南站干线业务,每天有很多杂贷要运,关系到工农业的全局,但由于我们一心抓吨位,在受理业务、安排计划时,批量大、好做的“肥肉”抢着揽,批量小、难啃的“骨头”一边损,急需运的踢出门,不需运的找上门,结果造成干线物资积压运不出,有的运出了又不急需。有个轧石厂托运二百吨大石块,这个任务并不急,但因为吨位高,我们就来个“北京填鸭一一硬塞”,一下运去二千吨。人家厂里根本堆不下,只好在厂门外谁了三里路长。照此下去,社会主义企业的性质就要起变化了。
搞吨位挂帅,还必然要破坏社会主义的相互关系,使干群之间的关系实际上成了资本主义的雇佣关系。领导压吨位,调度派吨位,工人也就成了吨位的虹隶。驾驶员和修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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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之间,也是前方超载,后方道灾,互相贡怪,情绪对立:兄弟场之间的关系,成了互相对立的竞争关系,吨位高的“抢篮球”,吨位低的“踢足球”,抢了吨位,丢了风格,什么相互支援,什么共产主义协作精神,统统都不要了。我们和客户的关系,也成了单纯的买卖关系。资本主义相互关系代替了社会主义的相互关系,生产力就必定会道到破坏。从我们场来看,由于吨位挂帅,不顾人民生命财产安全,超载超逸行歌,损坏了设备,影响了生户。,有个车队共有五十辆汽车,由于超载压车抢吃位,严重影响了车辆完好率,一次竞有十二辆车子停下来修理,不能授入生产。而且与吨位技帅。资产阶级思想作风一泛滥,多报吨位、弄虚作假等各种怪寧也部出来了。图此,许多事实证明吨位挂州,不仅危害革命,而且破坏生产。
毛主席在批判邓小平时深刻指出:“他这个具是不抓阶级斗争的,所来不提这个纲。还是“白猫、黑猫”啊,不管是帝圈主义还是马克器多义。”吨位挂帅,正是邓小平鼓吹的“白猫、黑猫”论的流毒没有肃清的表现。其反动实质,就是不要党的基本路线,否认以阶级斗争为纲,不分马克思主义还是修正主义、社会主义还是资本玉义。如果照邓小平这条修正主义路线去办,那就同解放前资本家那种“车轮一滚,钞票一烟,马达一响,黄金万两”的生意经毫无区别。此,作为一个社会主义企业,要把生产搞上去,就必须坚持“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竖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不断批判修正主义路线,才能推动革命和生产的不断前进。
产值挂帅、吨位挂师之类的修正主义贷色,之所以在文化大革命后的今天还有市场,除了阶级斗争,路线斗争是长期的,一个单位的领导干部能不能从路线斗争的高度充分认识产值挂帅、晚位挂帅的危害性,也是一个很氧要的原因。我们有些同志虽然口头上说不能搞吨位挂帅,但是总认为“吨位挂帅闻闻是臭的,吃吃还是香的”,“把吨位搞上去,说话就灵,腰板就硬,领导一表扬,名气就会响”。在这样的思想指导下。对吨位拉帅总是批归批,干归干。这就告诉我们,批邓斗争,是批判修正主义的重要战役,我们不仅要坚持批:而且要联系实际深入批。只有这样,才能肃清流毒,端正路线,明确方向。
批邓斗争开展以来,我们深入到工人群众中去和工人群众同学习,同批判,同劳动,从思想政治路线上弄清吃位挂师的危害,自觉地注意调整不违应生产力发展的那部分生产关系,全广上下狼抓革命,猛促生产,在各方面出现了新的气象。我场三○六车队,今年以来转战南北,保重点,啃骨头,哪里需要就到那里去,成了全场有名的“游击队”。批邓斗争,促进了相互关系的改善,许多车队上下国结一致,干群并肩战斗。三○三车队今年以来,在抽调十部车辆支援长途运输的情况下,月月超额完成任务,做到减车增产,安全节油,车辆完好。全场广大职工狼批吨位挂帅,树立全心全意为工农业生产服务的观,点急客户所急,想容户所想,受理业务不管晚位大小,只要客户急需,保证及时送到,工人群众发扬了当家作主的精神,裥五协作,大挖劳动潜力,“龙江”风格大发扬,精神面貌发生了深刻刘变化。今年上半年在减人减车的情况下,完成货运童三百九五万晚,比去年同期增长首分之五,点二。阶级斗争是推动生产的强犬动为,我们场的实践不是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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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开展刀具修磨业务看社会主义工厂生产的目的
上海工具厂刀具修磨服务部
经过文化大革命以来我厂两条路线斗争的实践,我们深深体会到:一个社会主义工,厂,只有不断批判刘少奇、林彪、邓小平的“利润挂帅”、“产值挂帅”等一套修正主义黑货,真正弄清楚社会主义工厂和资本主义工厂生产目的的根本区别,坚持为满足国家和人民的需要服务,才能充分发挥其积极作用,促进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多快好省地向前发展。
我们厂是生产车刀、铣刀、滚刀、锯片等各种金属切削刀具的,产品供应全国各地。文化大革命以前,由于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的影响,我们厂只管生产刀具,从不搞刀具的修理刃磨,而且认为这是“历来如此,天经地义”的。但是,髓着国家建设事业的发展,特别是
五小工业遍地开花,我厂生产刀具的数量远远满足不了生产的需要,许多工厂为了节约刀具使用,便把用钝了的和损坏了的刀具大量拿到我们厂里来要求修磨。这种形势,迫使我们第一次打破了“历来如此”的老例,在文化大革命前的一九六六年初,开始成立了“修磨服务部”。“修磨服务部”是成立了,但思想路线问题并没有解决。那时我们对社会主义工,厂生产的目的并没有明确的认识,脑子里转的还是“产值”“利润”那一套,认为修磨刀具花工多,收费少,不合算。以七百十毫米圆锯片为例,生产一片新的同修磨一片旧的相比较,劳动量消耗是十比一,产住却只有二十八比一。所以对修磨服务很被动。因为光从产位大小打主意,修磨服务部中只安排了两个工人应付门面;而且遇到生产任务繁重时,就干脆把修磨工作挤掉了。这样一来,收进待修的刀具就大量积压起来,仅圆锯片一项即多达
四千片以上,大大拖了各广生产的后腿。
文化大苹命中,我们通过批判修正主义路线,认识到祛会主义二厂生产的目的是为了创造使用价值,而决不能单纯追求产值、利润。修磨刀具,帮助用户节约使用刀具,对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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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厂来说,虽然花工多,妆益少,但一把刀具顶几把用,既满足了使用单位生产上的需要,还帮助他们降低了生产成本,为国家节约了钢材。我们提高认识以后,就决心把修理刃磨刀具的工作做得更好,在全厂职工的支持下,土法上马,设计制造了一条圆锯片修磨线,效率提高五倍,很快就把积压的四千片圆锯片全部修磨好了。后来,我们又先后试制成功滚刀开口机、拉刀磨和万能刀具磨等专用刃磨修理设备,把修磨范围扩大至蜗轮滚刀、拉刀、插齿刀等精密度较高的特殊刀具。在文化大苹命的十年中,我们共为各地工厂修磨各种刀具六十万件,热处理各种刀具一千多吨。
思想路线一端正,为国家建设事业服务的路子便越走越宽。我们在开展刀具修磨工作的过程中发现,有些生产技术条件较好的地区和工厂,也千里迢迢把刀具送到我们厂里来。这是为什么呢?原来他们修磨的刀具达不到要求。这就给我们提出了一个问题:如果帮助这些单位提高修磨技术,岂不可以节约往返人力,并且使刀具及时修磨好,在生产上发挥作用吗?于是,在厂党委领导下,我们派出了有技术经验的工人到有关地区工厂传授操作经验,帮助他们掌握修磨技术。这样做,对我们厂来说,虽然不能增加什么产值、利润,反而要占用技术较好的劳动力,似乎是得不偿失;但站在全国一盘棋的高度算帐,却是为国家建设带来了很大的经济效益。
一九七○年,上海各工广为了节约用煤。开展了改造锅沪的群众运动。改造锅炉,普遍需要直径六十毫米以上的大钻头。当时,这狞大钻头我们生产得不多,一时不能满足诗多工厂的需要;而买到大钻头的工厂,因为大钻头在其他方面的用处不大,又往往在使用次以后就积压起来,造成浪费。面对这种情况,我们想:能不能把生产数量有限的大钻头,采用出租的方式,既满足许多工厂的需要,又避免积压浪费呢?我们得到厂党委的支持,增设了大钻头出租业务,深受许多工厂的欢迎。由于大钻头出租的启发,以后我们又根据各行各业开展技术革新、技术改造的需要,继续开办了各种特殊规格刀具的出租业务,品种规格达到
更
正
一千多种。许多兄弟工厂说我们修磨服务部是他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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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备刀具室”,这是大家对我们的热情鼓励和深切期
第十一行起的两段内提到
望。我们一定要朝这个目标努力去做,把刀具修理刀磨
的“微波管”,均应为“波纹
的工作做得更好,用实际行动来粉碎那小平之类走资
管”,“调速管”均应为“速
派宣扬的“科润挂帅”、“产值挂帅”等修正主义黑贷,肃
调管”。
清它在我们社会主义企业中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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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套巡学3豪风
不断清除革命队伍中的“蛀虫
石…歌
“敢人是不足惧的,最可怕的是自己营垒里的蛀虫,许多事鄒蚊在他们手里。”(一九三
四年十二月六日书信)这是鲁迅逼过长期斗争总结出的一条发人深思的历史教训,鲁迅告减革命者:不但要注意迎面扑来的敌人,更要防备自己营垒中的“蛀虫”,把他们清除出去。“蛀虫”,是一些隐藏在革命队伍内部的机会主义者、投机家。他们披着革命的外衣,不少人还窃取了相当高的领导职务,可是却专门进行破坏和捣乱,处处同正确路线对着干,企图使革命从根本上变质。这些人极擅长于造谣言、放暗箭、要两面派之类“阴面战法”,“白天里讲些冠冕堂皇的话,暗夜里进行一些离间,挑拨,分裂的勾当”。三十年代左翼文艺运动中的周扬、田汉等“四条汉子”之流,就是这样的一批“蛀虫”,他们钻进了“左联”的领导机构,以党的化身自居,先是卖力地推行王明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缆,搞冒险,搞宗派,搞分裂;后来文追随王明搞阶级投降和民族投降,鼓吹国防文学”,私自解散“左联”,把领导权出卖给国民党。他们把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鲁迅视为推行错误路线的障碍,不惜化了装从背后进行攻击、诽谤、恐吓,无所不用其极。鲁迅严厉地痛斥了这种“近于“内奸’的行为”,并且一再表示,对于这类“蛀虫”的“憎恶和鄙视,是在明显的敌人之上的。”鲁迅格外憎恶“蛀虫”,是因为从阶级斗争的血的教训中,看清了他们所起的特殊的破坏作用,认识到他们对革命的危害特别严重。辛亥革命时,那些遗老遗少、假洋鬼子利用资产阶级的软弱和妥协,纷纷钻到革命党内。有些革命党人对清王朝不愧为战士,但对这批“蛀虫”毫无提防,终于牺牲在他们的刀之下。第一次革命战争期间,帝国主义、北洋军阌的大炮机枪,没有能阻挡住革命,但是,蒋介石的叛变,加上陈独秀的右倾投降,却把轰轰烈烈的大革命葬送了。这些历史教训表明,人们对明显的敌人比较容易着得清楚,而对“蛀虫”则往往缺乏警裼。堡垒是最容易从内部攻破的。“蛀虫”们钻进革命队伍打“挖心战”,能起到公开的敌人起不到的反动作用。斑果让他们篡夺了领量权,使错误路线与了统洽地位,就会导致革命失败。对此,鲁迅一针见地指出:“革命被头挂退的事是很少有的,革命的完结,大概只由于投机者的潜入。世就是内里蛀空,”(<三闲巢·铲共大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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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里蛀空”这四个字,形象而深刻地概括了“蛇虫”门的活动特点和危险性。许多“蛀虫”,特别是那些窃据了革命的额导职务的“蛀出”,主要是通过改变革命的路线,把革命引问失败的。这在鲁迅所处的民主革命时撕是如此,在今天社:会主义草命时期更是如此。走资派作为整个资产阶级的核心力量出现在党内,他们掌握了党和国家的很大一部分权力,症党内形成一个安图复辟资本主义的政治派别。他们最本质的政治特征,就是顽固地淮行修正主义路线。高岗、彭德怀、刘少奇、林彪、邓小平这些修正主义路线头子,都是党内资产阶级的挂帅人物,是隐藏在共产党和无产阶级专政内部的最凶恶、最危险的“蛀虫”。列宁说,“由工人运动内部的机会主义派别活动家来维护资产阶级,,比资产着亲自出马还好。”(《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关宇国际形势和共产国际基本任务的报告)苏联变修的教,耳已从反面绘我们上了一课。当年,十四国千涉,白匪叛乱,希特勒的侵路,没有能扼杀无产阶级政权,但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之类党内走资派在篡夺了苏联党和国家领导权后,却通过疯狂箍行修正主义路线,“驻空”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了资本主义。邓小平就是要踩着赫鲁晓关、勃列日涅夫的脚中走。他抛出“三项指示为纲”的修正主义“总纲”,否定党的纲领利在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目的也是为了达到“内里蛀空”,变马列主义的党为修正主义的党,变无产阶级专政为资产阶级专政。他用来骗人的那些冠冕堂皇的词句,不过是“蛀虫”身上的一层保护色罢了。
革命队狂中出现“蛀史”,并非偶然,这是阶级斗争的反映,有着深刻的阶级根源和恩想根源。革偷的政党、革命的队伍是在阶级斗争的大风大浪中前进的。在革命洪流奔腾向前时,难免鱼龙混杂,泥沙俱下,不但会混进一些阶级异己分子和种敌人有目的地派遣进来的特务、内奸,还会卷进一些出宁于各种原因到革命队伍中找出路的人。鲁迅在批判周扬之流时曾指出:这些“蛇虫”虽号称“所谓革命作家”,“其实是被落户的漂零子弟”。在革命过程中,“他也有不平,有反抗,有战斗,面往往不过将败落家族的妇姑勃豁,叔嫂斗法的手段”,照搬过来,“决不在大处着眼”。他们不但不肯认真改造自已,还要按照剥削阶级的世界观改造党、改造革命队伍,这就势必变成“驻虫”。有的人虽非破落户子弟,但“脑中满藏着泪思想旧东西”,向往剥削阶级的乐园,把参加革命看作入股,当作“付多少饿终得多少利,象人寿保险公司一般”,因此,在敌人的屠刀面前,或是在革命遇到困难和挫折之时,他们就立即脚底抹油,临阵脱逃,甚至投入敌人怀抱。鲁迅深刻地指出:“每一革命部队的突起,战士大抵不过是反抗现状这一种意思,大略相同,终极目的是极为歧异的。或者为社会,或者为小集团,或若为一个爱人或者为自己,…但自然,因为终极目的的不同,在行进时,也时时有人退伍,有人落荒,有人颜唐,有人叛变”。(《二心集·非革命的急进革命论者>)“终极目的的不同”,集中表现着阶级利益、政治路线的根本对立。无产阶级的“终极目的”是消灭一切剥削阶级和剥削制度,建立“无阶级的社会“即共产主义,这是那些坚持资产阶级立场的人所不能接受也不能理霹的。他们中有的人连民主革命的这一关也没能过,有的人虽然在民主革命中与无产阶级同过一段路,但“在社会主义底建设的中途,一定要发生离合变化”(《<十月>后记)。邓小平就是这样。带着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政洽踵想参加了民主革命,一直拒绝政造思想,民主革命后从不想前进到反对革命,结果和工人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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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处在尖锐的阶级斗争的状态中,从“同路人”变成了走资派,变成了一条大“蛀虫”。既然“蛀虫”同无产阶级根本对立,危害如此之大,革命者应该怎么办?鲁迅坚定而明确地回答:“除却与之战斗以外,更元他法。”(一九三四年六月九日书信)尽管鲁迅处在白色熟饰之下,处在敌人的包围之中,他总是坚定地以马克恩主义去分析、批判一切形形色色的机会主义理论,揭露“蛀虫”们散布的谣言和诡辩,“投一光辉”,“使伏在大嘉荫下的群魔嘴险毕现”。鲁迅以马克思主义为武器,认真地总结着和“蛀虫”作斗争的历史经验,总结“蛀宝”们阴面战法的五花八门,让未来的革命者认清他们的“老谱”,从中吸取有益的教训。战斗一定会遇到阻力。正当鲁迅和“蛀虫”们作艰苦斗争的时筷,敌人放出了烟幕,把这场斗争故意说成个人之间的争斗,并污蔑说,这是“内战”。
是的,这是“内战”,因为它是跟同-一营垒里化了装的“战友”所进行的特殊斗争。但是,它的本质是一场殊死的阶级平争,这场斗争,紧密地关系着革命的成败,关系着中国的命运。因此,它是两大对抗阶级两军对垒的一余重要战线,是革命和反革命平争更尖锐花、深刻化的表现。从阶级本质上说,这哪里是“内战”,恰恰是“外战”!
“内成”论的出笼,是为了抹煞革命趴伍内部两条路线斗争的阶级实质,掩饰“蛀虫”们的本来面目,在人们思想上制造混乱。以便他们能继续隐藏下来。鲁迅识破了这种阴谋,他说,这场斗争“实为公仇,决非私怨”,“倘只我们彼此个人间事,元关大局,则何必在到物上碟喋哉”。鲁迅有广阔的无产阶级革俞胸怀,他从不计较个人恩怨,即使曾经错误地反对过他的人,只要认识了错误,为革命而劳作,他也依然视为同一战壕里的战友,关心、爱护无微不至;如果在立场、路线上发生了对立,即使曾经有密切关系的人,他也毫不留情面。事关路线,事关大局,不斗行吗?!他认为,如果说这是“内战”,革命者就决不应回避,福反,“必须继续这内战,面将营垒分清”。这里,正表现了鲁迅高度的无产阶级党性。分清了“营垒”,清除掉“蛀虫”,是好事,不是坏事,革命队伍更加兴狂了,而不是削弱了。恩格斯说得好:“无产阶级的发展,无论狂什么地方总是在内部斗争中实现的。”(《致奥。倍倍尔)因此,在这祥的战斗面前,马克思主义者的鲁迅总是充满了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和勇猛前进的坚强信念。他认为,只有新兴的无产阶级才有将来,革命的发展并不是系在“蛀虫”一哪怕是成了“大人物”的“蛙虫”身上。清除了革命队伍里的隐患,防止了堡垒从内部被攻破的危险,革命一定会出现蓬勃发展的新局面。这场斗争,将推动寞正的革命者奋勇前进,并将不断地召唤和吸收着浩浩荡荡的新生革命力量投入伟大的斗争,所以,“愈到后来,这队伍也就愈成为纯粹、精锐的队伍”。有些人对斗争感到厌烦和悲观,摇头叹气,“鸣呼”不已,鲁迅指出这是由于或者自己“坐在没落的营盘里”,感到了末耳将临的威胁或者是“置身事外不辨是非”,没有投入革命旋涡,不了解革命辩证法的缘故。鲁迅曾经预现到,清除“蛀虫”的战斗是要“继续得很久的”,革命的深入证实了鲁迅预见的正确性。只要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存在着产生新资产阶级的土壤和条件,革命队伍内部还会不断出现新的“蛀虫”。我们必须牢记鲁迅的告城,作好长期作战的思想准备。我们坚信,通过清除“蛀虫”的斗争,我们的党会愈加坚强,我们的无产阶级专政会愈加现固,共产主义的光明灿烂的未来,会愈加清断地展现在我们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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怒向刀丛觅小诗
论鲁迅后期诗歌的战斗性
任
犊
伟大的草命家、思想家、文学家鲁迅从阶级斗争的需要出发,曾运用过多种文学武器进行战斗。诗歌,也是他得心应手的一种战斗武器。
鲁迅的诗,数量并不很多,但创作实践却比杂文早。和他的杂文一样,随着中国革命和他思想的发展,他的诗也是愈到后期愈益焕发出夺目的战斗光芒,不论在思想性还是在艺术性上,都达到了时代的高峰。
一九三一年初,国民党反动派秘密杀害了一批青年革命作家,并下令通缉鲁迅。鲁迅在离家避雅中曾写下了一首七律:
惯于长夜过春时,挈妇将雏鬓有丝。梦里依稀德母泪,城头变幻大王旗。恩看朋辈成新鬼,怒向刀丛觅小诗。吟罢低眉无写处,月光如水照鲻衣。
“怒向刀丛觅小诗”,这句诗,可以概括鲁迅全部诗歌特别是后期诗歌的创作过程和成斗风格。鲁迅的诗,正是面对着各种政人的刀丛枪林,出色地反映了他所处的那个夜气如磐而又风雷徽荡的时代,形象地纪录了二、三十年代的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把几十首诗连贯起来,可以当作现代中国革命的史诗来读。
我们经常可以从鲁迅的诗歌中读到这类对偶的句子:“大野多钩棘,长天列战云。几家春袅袅,万籁静愔愔”(无题》);“云封高岫护将军,霆击寒村灭下民”(二十二年元旦);“禹域多飞将,蜗庐痢逸民”(无题)…一方面是骄奢淫逸、暴虐无忌,一方面是痛苦不堪、备受摧残。鲁迅把春风得意的“几家”和冷寂悲凉的“万籁”,把把占山巢的“将军”和惨遭残杀的“下民”,把凶焰蔽空的“飞将”和流离失所的“逸民”,进行了强烈的对照,从而深刻地展示了旧中国极其尖锐的阶级对立,揭露了反动派对人民群众的残酷迫害和镇压。毛主席说过:“一方面是人们受饿、受冻、受压追,一方面是人剥削人、人压追人,这个事实到处存在着,人们也看得很平淡;文艺就把这种旦常的现象集中起来,把其中的矛盾和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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斗争典塑化,造成文学作品或艺术作品”。鲁迅后期的诗歌,正是符合了这个马克思主义的典型化原剪。既然刀丛”并非仅仪是指个人的险恶境退,而是对整个剥削阶级对劳动人民实行反革命专或的形象概括,那么。员中“觅”出来的诗,当然就有着普遍的社会意义和巨大的战半力。
鲁迅对手特屠刀的敌人无比憎恨,对反动派的汹恶和顾固有深刻的认识。他的诗歌中渗透着同阶级敌人进行长期斗争的宝贵经验。一九三○年九月,鲁迅给一位当医生的亲戚题了一首诗:
杀人有将,救人为医。杀了大半,救其子遗。小补之哉,乌乎噫嘻1
这首诗,短短二十四个字,不仅揭露了国民党反动派进行血腥屠杀的滔天罪行,而且通过“杀人”和“救人”的对比,启示人们正确认识解放中国的根本道路。行医救人,本来无可非议,但是,如果不彻底推翻反动政权,救治的人仍不免被反动派杀害。我们知道,鲁迅草年曾去日本学医,希望用医学救中国;严酷的现实打碎了这种幻想,他于是弃医从文,以期用文艺唤起人民的觉悟。后来,由于阶级斗争的血的教训,鲁迅懂得了“惟新兴的无产者才有将来”,只有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斗争才能使中国解放。他无情地批判了什么“教育救国”、“科学救国”,“航空教国”之类唯心主义的奇谈怪论,奋不顾身地站在阶级头争的最前线,同国内外敌人进行了英勇斗争。这首诗,凝聚着他在求崇中国茧命道路的这程中的深刻体会。
由于阶级斗争的形势在不断变化,因此,鲁迅的诗歌也就不断“因时而作,有感而发,和他的其他作品一样,“对于有害的事物,立刻给以反响或抗争,是感应的神经,是攻守的手足。”例如,一…九三一年五月底,由于国民党反动派内部的派系斗争。广州另行组织了国民政府”,许多反动头子纷纷离开南京。而南京政府却依然在残暴地屠杀着共产党人和革命人民。,六月,鲁迅就写了《无题二首(大江日夜向东流)》,讥讽了反动派“聚义群雄又远游”的分崩离析状态,揭露了他们“雨花台边理断戟”的无耻罪行,同时又指出,“石头城上月如钩”,他们的命运就如一钩即将沉没的残月一般岌岌可危了。又如,这年年底,国民党召开“四全代表大会”时去谒中山陵,鲁迅立即写了一首《南京民谣》:“大家去谒灵,强盗装正经。静默十分钟,各自想拳经。”强盗的本质,尔虞我诈的丑剧,揭露殆尽。这样的例子还可以举出不少。正因为鲁迅一直以冷峻的眼光注视着敌人的一举一动,因此他又能把他们变化莫测的活动集中起来,画出一幅典型的图像:“有病不求药,无聊才读书。一阔脸就变,所砍头渐多。忽而又下野,南无阿弥陀。”寥寥数句,足以概括中国近代史上许多反动头子的丑恶形象。
当日本帝国主义入侵我国、国民党反动派纷纷准备投降的时候,鲁迅的诗歌中又立即出现了反侵略、反投降的内容。“奔霆飞熛歼人子,败井颓垣剩饿鸠。”(题三义塔)他是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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么愤怒地控诉了日本侵略军屠杀中国人民、蹂躏中菌土地的血腥暴行!在这凶恶的侵略者面前国民党反动派在干什么?“寂寞古城在,仓皇古萱迁”(学生和玉佛);“日薄榆关何处抗,烟花场上没人惊“(《吊大学生);“尘海苍茫沉百感,金风萧瑟走干官”(心亥年残秋偶作)。也就是说,在卷财奔逃,在寻欢作乐!一九三二年“一。二八”事件发生后的同年,鲁迅以悲愤的心情作了一首《所闻》,写一个父母都被日本侵略军的炮弹杀害的女孩子被迫沦落到一家豪门待宴。吸血鬼们不仅置民族和人民的利益于不顾,依然花天酒地,而且还不许这个女孩子流露出悲痛来。这首只有二十余字的七绝,却揭露了当时中国人民的双重对立面:外国侵略者和国内反动派,交织着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具有很大的概括力。
鲁迅诗歌不仅深刻地反映了现实中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的真相,而且还揭示了这种矛盾的发展趋向。也就是说,他在诗作中以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分析和评判着矛盾双方的性质和发展前途,用共产主义的光辉理想赋予诗歌以蓬勃的生命力。
请读读这些脍炙人口的诗间:
血沃中原肥劲草,寒凝大地发春华。英雄多故谋夫病,泪洒崇岸陵噪暮鸦。
万家墨面没蒿莱,敢有歌吟动地哀。心事浩茫连广字,于无声处听棕雷。
这些诗,“是鲁迅在中国黎明前最黑暗的年代里写的。”但他是多么坚定地相信:冰封的大地必将开放出美丽的花朵,烈士的鲜血会催发出更多的革命新苗,万籁沉寂中一定会炸响震耳的惊雷!相反,那些反革命的“英雄”、“谋夫”们只能是鼓噪于黄昏的鸟鸦,发出
一阵阵绝望的悲鸣。革命的力量当时虽然弱小并备受摧残,但他们是新生的、向上的,本现着历史发展的方向,代表着未来,因而是不可战胜的;反劲势力尽管猖狱一时,貌似强大,但他们是腐朽的、没落的,最后必然灭亡。鲁迅用诗的语言一再表达出来的这条历史规律,现在已经、而但将继续被事实所证实。
对历史规律的洞悉,使鲁迅充满革命乐观主义,这也给他的诗增加了很多深远的意境和明亮的色调。上面引过的那首坪击日本侵略者的七律《题三义塔》,格调悲愤苍凉,但鲁迅预见到,中日两国人民总有拆除反动派设置的重重障碍而世世代代友好下去的一天的国此最后两句为:“度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意境一转为乐观而深远了。鲁迅的诗中一旦提到代表着历史发展方向的中国革命事业和中国共产觉,更是一变为输悦诚挚的笔调。他写过一言瑰丽多采的《湘灵歌》:
昔闻湘水碧如染,今闻湘水胭脂痕。湘灵妆成照湘水,皎如加酷月窥形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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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首诗是一九三一年春当他听到工农红军在毛主席领导下粉醉蒋介石的反革命军事“围剝”,而使红色根据地更摊巩固的消息时写下的。美丽的想象,巧妙的象征,嶄新的意境,充溢着鲁迅对红色革命根据地的景仰之情。
正因为有红色革命根据地的存在,有中国共产党的存在,鲁迅信心百倍地看到了革命的广阔前途,更加坚韧不拔地进行战斗。他不仅要求自己在凛凛“秋肃”中“敢遣春温上笔端”(亥年残秋偶作》),更积极地宣传火热的革俞真理,面且还“愿乞画家新意匠,只研朱墨作春山”(《赠画师》),要更多的人去表现和创造红色革命根据地那个山花烂漫、春意盎然的新世界。
这些诗歌与当时社会上不少纯粹揭露黑暗的作品有着显而易见的区别。那些诗,当然也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就象鲁迅指出的,“如冬花在严风中颤抖”,没有温煦的理想之光照耀着它,生命力很脆弱。毛主席早就批评过:“许多小资产阶级作家并没有我到过光明,他们的作品就只是暴露黑暗,被称为‘暴露文学’,还有简直是专门宣传悲观厌世的。”没有找到光明,对黑暗的批判不可能真正彻底;无法指出前途,对“刀丛节的暴露和鞭挞也不可能真正有力。鲁迅在辛亥革命失败后曾写过…首《哀范君》的诗,由于当时还没有找到中国革命的道路,没有找到光明,因此,诗歌在出色地闪画反动复辟派丑恶嘴脸的同时,还流露了“故人云散尽,余亦等轻尘”等较为消极的情绪。这种情绪在作为共产主义若的鲁迅的诗歌中已找不到一丝一毫了。由于有了坚定的信仰和正确的武器,他在揭露敌人的同时又赞美了革命,歌颂了人民,宣传了革命的理想,展示了历史发展的趋势。因此,这些诗冷峻而热烈,庄重面奔放,深切而豪迈,批判的烽芒辉映着理想的火花,在以往直至今天的革命历程中鼓舞种教育了千百万革俞者,成了激励人们前进的号角。
总之,“没有正骟的政治观点,就等于没有魂”,诗歌作者是这样,诗歌本身也是这样。鲁迅以他的创作实践证明:要创作出富有生俞力的战斗诗篇,革命的诗歌作者必须认真学习马列主义,刻苦改造思想,努力树立革命的人生观。写诗是要有感情的,面感情又总是以,一定阶级的世界观为基础的。鲁迅正是通过学习和长期的现实体察,深深地懂得了敌人和人民谁代表着光明,谁代表着黑暗,谁有着广阔的前途,谁正在走向死亡,因此就产生了强烈的爱僧,并把这种感情熔铸到了诗问中。他在一首著名的七律《自嘲》中写道
运交华盖欲何求,未敢翻身已碰头纹帽遮颜过市,漏船或酒泛中流。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藕子牛。躲进小楼成一统,管它冬夏与春秋。
毛主席曾对这首诗中的两句作了精辟的分祈:“鲁迅的两句诗,横眉冷对千关指,俯首甘为孺子牛’,应该成为我们的感右铭。子关’在这里就是说敌入,对于无论什么凶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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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敌人我们决不屈服。‘孺子’在这里就是说充产阶级和人民大众。切共产党贪,一切草命家,一切革命的文艺工作者,都应该学鲁迅的榜祥,做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牛’,麴躬尽瘁,死而后已”。鲁迅这种爱槽分明的革命人生观,是他诗歌的灵魂,是他诗歌全部战斗力的源泉。诗如其人。
在反革命文化“围剿”最严重的时刻,鲁迅在给一个被国民党残杀的“朋辈”的遗诗作序时曾经说过:“一切所谓圆熟简练,静穆幽远之作,都无须来作比方,因为这诗属于别一世界。”(<白莽作<孩儿塔>序》鲁迅所说的“属于别一世界”,其实就是属于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属于广大革命人民。正因为这样,鲁迅的这些光辉诗篇已成为无产阶级革命文艺宝库中不可多得的珍品而受到千百万人民群众的深深喜爱。今天,我们与鲁迅所处的环境已完全不同了,但阶级斗争仍在继续。党内最大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代表了党内外新老资产阶级的利益,疯狂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妄图开历史的倒车,把中国重新拉回黑暗的深渊。面对着党内资产阶级猖狂的翻案活动和罪恶的复辟阴谋,我们的诗歌作者能不怀着强烈的无产阶级义愤,冲上斗争的火线吗?斗争愈激烈,革命诗歌愈有用武之地,愈有必要也愈有条件发挥更大的战斗作用。诗歌永远是战斗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怒向刀丛觅小诗”,仍然是无产阶级批判资产阶级、批判修正主义的一个重要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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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剥削制度以后的社会主义的今天,在正确路线引导之下,干群关系更是焕发出共产主义的光彩。请看在唐山、丰南地区抗震救灾的斗争中,涌现了多少这样的具有共产主义粽神的千部。他们临危不惧,把死的威,胁留给自已,把生的希望留给群众,哪里最危险,那里就有他们战斗的足迹。他们公而忘私,面临着灾害的表击,首先想到的是群众,而不是自己和自己的亲属。他们吃苦在前,享受在后,在最困难的时候,每一杯水、一块干粮、一件衣服,总是首先送到群众的手中。他们以自已的行动,谱写了一曲又一曲可歌可泣的共产主义的战歌。鲁迅借古代故事所抒写的理想,在今天中国的土地上,已经普遍地成为现实。在这祥的人们面前,山可移,海可填,任何艰难因苦都能战胜,任何人间奇迹都能创造出来!
鲁迅写禹,还是为了投一光辉,照见当时国民党反动派及其御用文人的丑恶嘴脸。《理水》中的那帮“学者”和“大员”们,真是既狂妄又愚蠢,既可恨又可笑。他们都反对离,甚至根本否认禹的存在。一切反动阶级的代表人物,他们同人民群众处于尖锐的阶级斗争之中,国而必然是一伙主观唯心主义的瞎子,必然会根本无视人民群众的力量和先进思想。今天那个邓小平不也胡说什么雷锋“不在了”吗?但是在广大群众和节部的共产主义精神的光辉之下,他们这伙党内资产阶级,只能同《理水》中遭到“乡下人”严正批驳的“学者”一祥,露出一副早鄙龌龊的可冷科。
胜利永远属于切切实实,足踏在地上,与群众战斗在一起的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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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理水》
复旦大学中文系工农兵学员海钟
在英雄的唐山、丰南地区广大军民取得抗震救灾斗争的伟大胜利之际,我们不由想起了四十多年前鲁迅的一篇小说一一一《理水》。
大禹治水,是一个反映上古时期我国中原地区群众同一次特大洪水作斗争的古老的传说。禹,虽然后来的封建史家给加上了“圣人”。“贤君”之类的阁头衔,还给他起了一个颜有点神秘色彩的名字一一“文命”,但其实不过是原始社会末期的部落联盟的首领,是远远不如后来的那些大官老爷们威风和神气的。这个当头头的,并不见得可以比群众多享受一些什么,逢到自然灾害,还要头头带头,艰苦奋斗,“身执来香以为民先”(韩非子·五蠹>),辛苦得连腿上的毛都磨得光光的了。正是根据这些记载,鲁迅在小说中塑造了离的形象:“一个粗手粗脚的大汉,黑脸黄须,腿弯微曲”,“又不穿袜子,满脚底都是栗子一般的老茧”。在一次会议上,他这样地阐述了自己的治水主张:
“·我查了山泽的情形,征了百姓的意见,已经看透实情,打定主意,无论如何,非‘导’不可1这些同事,也都和我同意的。”
他举手向两旁一指。…只见一排黑瘦的乞丐似的东西,不动,不言,不笑象铁铸的一样。
作为共产主义者的鲁迅,在禹的形象上,无疑是寄花着自己的希望。鲁迅在小说中告诉我们,禹之成为治水的英雄,并不是因为有什么特殊的神力,更不是有什么天兵天将的帮助,他不过是普通群众的一员,正因为普通,所以才伟大。他立足于群众之中,与群众同甘苦,共患难,从群众中汲职了智慧和力量,才领导群众取得了抗击洪水的胜利。鲁迅曾经由衷地表达了自己对中国共产党人的热爱:“那切切实实,足踏在地上,为着现在中国人的生存而流血奋斗者,我得引为同志,是自以为光荣的。”(且介亭杂文末编·答托洛斯基派的信)鲁迅尊放的,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革命者。鲁迅自已不也就是这样做的么?鲁迅选择原始时代的禹来抒写自已的理想,是有道理的。列宁曾经说过:“如果不在某种程度上‘回复'到‘原始”的民主制度,从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是不可能的(不这样做,怎么能够过渡到由大多数人民和全体人民行使国家职能呢?)”。(《国家与革命)自然,这种“回复”,不是简单的重复,而是螺旋形的上升和发展。知果说,在几千年前的原始时代,头头和群众曾经血肉相连,患难与共,为人类的生存和发展作出了贡献;那么,在推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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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修衫会帝国意之
亲家,还是冤家?
评苏修短篇小说《父亲》
薛
發毅
不是冤家不聚头,安德烈与瓦利亚好上啦!
原来,安德烈爱瓦利亚,是因为“姑娘很漂亮”:“挺直的鼻子”,《浅蓝色的大眼晴”,“白净光滑的皮肤”,还有“淡色长发”,真称得上是一件妙手天成的艺术品呢。
至于瓦利亚爱安德烈,是因为一哎,少女的心思怎么好随使对人说呢!我们只知道安德烈的父亲是总工程师,母亲是商店经理,其他自然就不便多打听了。
既然情投意合,这盅喜酒看来是喝定了。不过,双方家长还没有碰过头呢。照惯例,“应当由男方的父母去拜访女方的父亲”,但瓦利亚的父亲柯甫利金只不过是个采煤工,于是总工程师普罗斯库林决定破除旧习惯、旧风俗,他通知,不,是邀请柯甫利金上他家去。在今日苏联,总工程师请工人上自己家作容,可真是件稀罕的事儿。普罗斯库林不耻屈尊,那是很了不起的。柯甫利金父女也赶紧穿礼服,买礼品,着实忙碌了一番。可是,采煤工父女还没踏上总工程师家的台阶,就“迎面冲来一只颈毛直竖、目露凶光的大狗”,这可真有点惊心动魄。然而,这是个误会。安德烈向未来的丈人解释说:“它不是对您叫,它是欢迎您,它高兴得发疯了。”这真是隆重得有点特殊的礼遇啊。
普罗斯库林夫妇在走廊里欢迎父女俩。到底不愧是总工程师和经理,他们就比狗镇冫静得多。岂止是镇静,“普罗斯库林很阴郁,脸上无精打彩。他的虚胖的妻子的眼睛里凝滞着期待和恐惧”。而柯甫利金呢?他的心都“由于害怕而变冷了”。亲家们就这样在声震屋字的犬吠声中开始了历史性的会见。
柯甫利金来到总工程师富丽堂皇的家,真有点象刘姥姥跑进了大观园。进屋前,他把鞋底在小花地毯上擦了又擦;进屋后,他更是站也不是,坐也不是,吃东西不是,不吃东西也不是,“万一不合规矩呢?”何祝女儿还时常在一旁用目光“警告”他不能失规矩。那么到底有没有失规矩呢?天晓得。柯甫利金抱着“友好地、象亲戚那样地交谈”的愿望,毕恭毕敬地送上了最大的一盒糖果作礼品,未来的亲家太太却“看也不看”。柯甫利金客客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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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驰谢绝了吃晚饭,却看到亲家太太“把嘴唇一瘪”,不由害怕起来。他赶紧同意喝点酒,又听见亲家太太长叹一声:“有些人喝酒喝得既多又粗野,这真令人惊奇。”正当柯甫利金被这个头等重大的规矩问题弄得左右为难、手足无措的时候,普罗斯库林太太终于点明了问题的要害:
“如果结婚的话,人家会怎么说呢?您考虑过吗?对您来说,这很好,很荣耀,而我们呢,我们怎么样呢?我们在这儿大家都知道,有地位,不是下等人,可是,忽然和您攀亲了1:”
结论是很明白的:门不当户不对,怎么能攀亲家。
柯甫利金听到这话,感到“一阵热浪冲进他的头脑”。其实,又何必激动呢?总工程师和工人,在今日之苏联,早已是一个在天上一个在地下了:采煤工每天干得“疲惫不堪”,而总工程师却是“睡意朦胧地”坐在办公室里;柯甫利金只能供女儿读到八年级,而安德烈却在推备进从事尖端科学工作的研究班呢。从柯甫利金一遇上坐下“膝盖和头就一样平”的沙发,便惶惶不安的窘相,也不难推知在他自己家里大概有些什么;而总工程师的颇具匠心的、坐落在花园深处的房子,则更足以显示他的威风。尽管总工程师以前当过推煤车工人,也是属于下等人之列,可一旦平步青云,身居要职,自然再也不会把下等人放在眼里了。这种上等人与下等人的对立,就是当今苏联官傺垄断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对立。下等人要同上等人攀亲家,岂非獭哈蟆想吃天鹅肉!
结婚必须门当户对,这并不是总工程师太太的新发明。奴隶社会里,贵族须得娶费族。当然他也可占有漂亮的女奴,但从女奴肚里出来的儿子决不能算贵族。不过又因有贵族血统,等级也须得高于母亲,称为自由民。在封建社会,更是规定了一系列只有专家才能搞得清的规章制度,以保证下等人的血液不致流进上等入的血管里。那时舞合上虽常演穷秀才与大家小姐烈订终身的故事,但穷秀才大抵是落难公子,血统本来高贵,后来又中了状元,小姐便当上了一品夫人,比在娘家时还要阔气,自始至终都严格遵循着门当户对的原则。在商品交换原则主幸一切的资本主义社会,手续大大简化,不必翻家谱、查十八代祖宗是否做官。只要等价交换就行了。但这同样是一种门当户对。只要有钱,年逾六十的老寡妇可以嫁给三十来岁的背年男子;行将就本的老头也可以娶个二八女郎。…
对今日苏联的商店经理普罗斯库林太太来说,这种生意经是不言而喻的,但柯甫利金却好象不懂这一点,他异想天开跑建议说,既然两个青年人有爱情,“就让他们生活在一起”吧。这可激怒了普罗斯库林太太:
“什么爱情?”阿历甫季娜。伊奥诺芙娜突然尖声喊道。“这一切都是胡闹!…”
谁“胡闹”?瓦利亚吗?不,普罗斯岸林太太认为“她是很好的”,对于“姑娘很漂亮”这点,普罗斯库林太太甚至很欣赏。买牲口得看牙齿,娶儿媳当然要漂亮的。而美貌的瓦利亚一眼就选中了总工程师的儿子,正说明她“很严肃认真”,充分估计并发挥了美貌的价值。这可不是普罗斯库林太太的独特见解,而是今日苏联在婚姻间题上的统治思想。既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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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社会早已把一切变成了商品,那么美貌也总得换得什么祖称的东西。当上了总工程狮和商店经理的儿媳妇,那么什么瑞土手表、法国香水、意大利皮鞋,巧至蒙古的牛肉、保加利亚的大白菜,是都会自动跑来的。对这种正当生意,普罗斯库林太太当然“丝毫也不反对”,包括瓦利亚讨嫌自己的采煤工父亲,对他“怒目圆睁”在内。不过,我们不必过多地去责备瓦利亚和今日苏联的姑娘们。有些苏修作者对她们颇有微词,是重弹“女人是祸水”的老调,将灾难和不幸的罪责一古脑儿推在她们身上。其实,她们的思想还不是由社会制度所决定的。盘踞在克里姆林宫里的叛徒们才是真正的元凶!
既然瓦利亚没胡闹,那么是安德烈胡闹吗?是的。从眼下看,郎财女貌,这笔交易马马莞虎还算公平,但从长远利益上看,安德烈可就大大吃亏了,讨个采煤工的女儿,那可要影响“前程”的呀。普罗斯库林太太已经替儿子考虑好了:他必须先进研究班,毕业后便可成为更“上等”的人上人,这时再设法去给有权势的譬如部长之类人家做东床,登龙而乘龙,莱龙后更登龙。这种目光不能说不远大。可是安德烈却被瓦利亚迷得神魂颠倒,自作主张地要结婚,岂不气煞人也么哥。·当然,部长的女儿是否看得起矿总工程师的儿子还是个问题,但总工程师的儿子与采煤工女儿结婚,吃亏却是明明白白的。
在一系列暗示、说服、哀求、嘲骂的袭击下,柯甫利金终于答应不高攀这门亲家。普罗斯库林太太立即兴奋地对他宣布说:普罗斯库林“将提拔您当班长”。她是遵循商业道德的,缔结婚约是买卖,解除婚约也是买卖。既然柯甫利金作了让步,她决不能让他白吃亏这幕戏,在今日之苏联并不稀奇。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同工人本来就是冤家,自然不可能成为亲家。小说至此似乎也可结束了。但作者突然笔锋一转,将高潮推向更高潮:总工程师被老婆的话气得发昏,心脏病发作,他不但同意两个青年人结婚,而且还打算把安德烈送到柯甫利金家去做招女婿。看来,作者是很喜欢有个大团圆的结局的。
但要官僚垄断资产阶级与无产阶毁大团圆,冤家终究成了亲家,这写法本身,就很能告诉我们点问题:两个阶级尖锐对立,使得自命为上等人的官僚垄断资产阶级有点难以维特自己的统洽,于是有入就建议搞大团圆,调和尖锐的阶级矛盾。婚姻问题是阶级关系中比较敏感的一个问题,那自然应该予以注意。可是作者越是宣扬大团圆,则越显出这种团圆在苏联的稀少,越显出这种结尾虽则光明,但实在虚假,徒然博人一笑而已。不过,作若既已同意让他们结婚,我们也不必多嘴多舌了。希望读者们也暂时不要提起名列世界前茅的苏联离婚率数字,来刹这对新婚夫妻的风景。我们还是引恩格斯一段话后就赶紧结束了本文吧:
“实卖婚姻的形式正在消失,但它的实质都在愈来愈大的范围内实现,以致不仅对妇文,而且对男子都规定了价格,面且不是根据他们的个人品质,而是根据他们的财产来规定价格的。”“结婚的充分自由,只有在消灭了资本空义生产和它所造成的财产关系,从而把今日对选择配偶还有巨大影响的一切派生的经济考虑消除以后,才能普遍实现。”(《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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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父亲
作者爱伦斯特·蒲晋(载苏修《文学俄罗斯》1975年第45期)
疲惫不堪的采煤工柯甫利金无力地从淋浴室走出来。浴室里整个作业班还在哼哼地喊着,鼻子里发出呼哧呼哧的声音,用热的水流冲去身上的肮脏和疲劳。柯甫利金坐到长椅上,满足地吸着了烟。
“柯甫利金!”一个女人的声音严厉地喊道,“总工程师等你,忘了?”、“我这就去。”柯甫利金的脸色阴郁起来,嘟哝地说。
他不慌不忙把烟吸完,把烟蒂在烟灰缸里捺熄,然后站起来,对着镜子瞧瞧,用手掌抚摩乌黑的、粗硬的头发,把蓬乱的灰白的两鬓抚平,接着勉强地向总工程师办公室定去。“费多尔·谢尔盖也维奇,您叫我吗?”柯甫利金挤进门去。
总工程师普罗斯库林用两手捧着头,正在睡意朦胧地看着什么文件。他拾起眼睛,不解地瞧着柯甫利金,但是他认出他以后,不自然地现出了笑容:
“啊,马克西姆·彼得罗维奇,”普罗斯库林欠一欠身子。“进来,坐。嗯,有什么新闻吗?”“我们干活,有啥新闻呢!”
“倒也是…我是为了这件事,马克西姆·彼得罗维奇。一切迹象都说明,我和你很快就要攀亲了。”普罗斯库林菱靡地、勉强地用两片嘴唇做出一种笑容。“变成亲家、干亲家,或者就象那里讲的”“好象是这样。”柯甫利金叹口气,低下了头。
“嗯,”普罗斯库林也叹口气。“说实在,我就是为这件事叫你来的,我妻子想和你认识认识,”柯甫利金沉默不语,仔细地察看粗大的、突出的指甲。
“我知道,”普罗斯库林踌躇地说。“照例应当由男方的父母去拜访女方的父亲,可是你就给我妻子
一点面子,今天上我们家里去,去坐一会,谈谈。七点钟来。讲妥了,好吗?”
“这件事,当然,是应该谈一谈,”柯甫利金点点头,并且站起来。“只不过这一切都不必要…您还是劝劝安德烈吧,啊?”
“不,为什么呢,”总工程师没有把握地反问道。“你的女儿很不错,不象我那个吊儿郎当的家伙,”柯甫利金踌躇了一阵。“我来。”
…晚上,马克西姆彼得罗维奇穿着自己节日穿的深蓝色波士顿呢上装,和女儿一起到普罗斯库林家去。虽然,女儿皱起了眉头,要求他穿别的上衣,她说,深蓝色太过时了,现在这种衣服已没人穿了。可是马克西姆·彼得罗维奇不想蒙受耻辱,他坚持己见。他们定进食品店,马克西姆·彼得罗维奇本来决定买一瓶“首都”牌酒,毕竟是去作客嘛。可是女儿怒目圆睜,以致柯甫利金离开了柜台。粮据她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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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他买了最大的一盒糖桌。现在,他一面走,面对这盒糖果和自已过节般的外表感到言臊
“最好别碰上熟人。”马克西姆·彼得罗维奇畏惧地想道。“大家一定会拿我开玩笑的。”他想到休息时全班拿他开玩笑的话,他们说:“彼得罗维奇,你要高攀领导做亲家?…你们缠啊,缠住普罗斯库林的儿子不放,看见了吗,他连城里的、大学里的姑娘都不想找了,他只要这个小性子爱生气的瓦利卡了,享情就是这样…”
马克西姆·彼得罗维奇轻轻地叹了口气。“对安德烈可以理解。”他小心地瞧着女儿,又一次地感到惊奇。她长得这样漂亮象谁呢?母亲长得马马虎虎,很一般。而至于自己,马克西姆·彼得罗维奇的意见是很确切的:一个很好的汉子,强壮,爱干活。不过脸蛋并不雅观,大鼻子,黑皮肤,蓬乱的眉毛,和女儿那挺直的鼻子、大眼睛的脸毫无共同之处。瓦尔瓦拉漫不经心地扎成粗粗的辫子的淡色长发也不象柯甫利金那粗硬的、竖起来的头发。而至于她的象群青颜料似的浅蓝色眼睛、白净光滑的皮肤,那就更说不上象他了。
…普罗斯库林一家的健造得颇具匠心的房子,坐落在一座茂盛的修剪得很整洁的花园深处马克西姆·彼得罗维奇和瓦利亚本来想从一条碎砖路走到台阶上去,但是迎面冲来一只颈毛直竖目露凶光的大狗,拖着一条低沉地咕咕作响的继条。瓦利亚紧靠在父亲身旁。“这是符尔康,”她低声说道。“纯种狼狗,好品种,有执照。”“它干吗这样凶?干吗白天也知此?”“陌生人就是不让,不管什么时侯。”
“那宋它也不承认你是自己人。”马克西姆·彼得罗维奇冷笑一下。“暂时还不承认”女儿认真地回答说。
瓦利亚的未婚夫安德烈听到狗叫声走出来。他个子高大、宽肩膀、卷发,看来象他父亲年轻的时侯
一样。
“啊,马克西姆·彼得罗维奇!少他喊道,接着笑了起来,这一笑笑得很好,很诚整。“请进。”
·他捉住发狂的狗,把它推到台阶下面去。
“您别害怕这畜生。它不是对您叫,它是欢迎您,它高兴得发疯了。”
安德烈握握马克西姆·彼得罗维奇的手,习惯地用嘴唇吻吻瓦利亚的脸颊。瓦利亚的脸顿时红了起来,并且很快地看了一·下父亲。马克西姆·彼得罗维奇装做什么也没看见的样子,向台阶走去。他认识安德烈。有一次安德烈到柯甫利金家里去,当瓦尔瓦拉在镜子跟前忙着梳妆打扮、准备到俱乐部去的时候,柯甫利金曾和他谈过话。他很强壮,很自信。由于这一点,他很使马克西姆·彼得罗维奇喜欢。
马克西姆·彼得罗维奇穿过前室,鞋底在门口小花地毯上擦了几下。为了控制突然紧缩了的心,他深深地吸了口气,接着便象过去第-一次定进矿里的吊斗那样定了进去,走得很坚定,'但内心却由于害伯而变冷了。
费多尔·谢尔盖也维奇和他的妻子在走廊里等他们。普罗斯库林很阴郁,脸上无精打彩。他的趣胖的妻子的眼隋里凝滞着期待和恐惧。
“你们好!”柯甫利金问好时嗓音嘶哑,不过,不知怎么因此显得响而刺耳。
普罗斯库林出人意料地用两片嘴唇开朗地笑了笑,然而他的眼睛里依然是阴郁的、有点儿袍歉似的。
“你好,你好,马克西姆·彼得罗维奇。”他把手伸给柯甫利金,然后转身对姜子:“认识一下,这是瓦利亚的爸爸。”
普罗斯库林的妻子面带笑容,稍稍眯缝着眼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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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高兴,而我们已经等得心黛了。”她唱一样地说并且自我介绍道:“阿历甫季娜·伊奥诺芙娜。”“柯莆利金。”马克西姆。彼得罗雏奇握了一下她的柔软的手掌。“瓦利亚的爸爸。”他更明确地说明
一下,再用眼睛指指女儿。
女儿温和弛瞧着他们,勉强觉察得出,她微笑着。马克西姆·彼得罗维奇把糖果递给普罗斯库林娜。“这是给您的,”他说。“一点点小东西。”
“谢谢,”阿历甫季娜~伊奥诺芙娜看也不看,就把一盒果放在镜子前面的小桌子上,‘接着用一种大方的手势指点通向房间的门,“请。”
柯甫利金坐在一张指给他坐的沙发椅里,因此膝盖和头就一样平了。他本来想掏香烟,但是又不敢抽烟,因此两只手不知放在哪里才好,于是就呆着,当问到他天气,问到他身体时,他一面笑着,一面不恰当地、牛头不对马嘴地回答道:“是的,是的,当然…好,”
饲历甫季娜·伊奥诺芙娜请他们吃晚饭,但是马克西姆·彼得罗维奇慌忙谢绝。他认为,应当谢绝。普罗斯库林娜把嘴唇一瘪。《或者,喝茶吧?”
“别忙,我不喝茶。”柯甫利金很快地答道,然后又感到害怕,也许,应当同意的吧,谢绝似乎不礼貌。“哎,你们呀!”安德烈用手掌拍一下膝盖。“看来,这里没有半公升酒是搞不清楚的了。妈妈,给我们准备一些简单点的、快一点的东西。马克西姆·彼得罗维奇,您不反对吧?”柯甫利金不好意思再谢绝,便笑了-一下,仿佛很高兴:《可以。”
他的嗓音不知怎么令人感到太随便,而且马克西姆·彼得罗维奇觉得他的笑容也是笨拙和阿谀奉承的,象个酒鬼那样。柯甫利金重新又皱起了眉头。阿历甫季娜·伊奥诺芙娜叹一口气,去摆桌子。
“瓦尔瓦拉,”柯甫利金象父亲应当做的那样厉声命令道。“干吗坐着?去帮帮主人的忙。”女儿询问地望望女主人,并且准备站起来。“坐着,坐着。”阿历甫季娜稍稍皱起眉说。瓦利亚坐到位子上,变得冷淡、孤独。
当普罗斯岸林娜摆桌子的时侯,大家默默地坐着,认真地注视她忙绿地张罗,仿佛都在等待着,而且知道,等他们坐到桌上去喝酒时,他们会变得愉快和温暖:他们将不慌不忙地、友好地、象亲戚那样地交谈,不管现在还是将来,一切都将变得轻松和明朗。“请。”阿历甫季娜·伊奥诺芙娜欣赏地看看餐桌。
“嗯,好极了!”老普罗斯库林坚定地站起来,请柯甫利金入席,他打开了-一瓶白兰地以后,沉思着问道:
“也许,喝伏特加吧?”
“你问什么?”阿历甫季娜。伊奥诺芙娜两手一拍。“当然!让马克西姆…嗯…彼得罗维奇自在些。”
她从柯甫利金鼻子底下拿走小酒杯。
“怎么给您这么小的酒杯!”她微微地、虚伪地笑道,在他面前摆上一只大肚子的大酒杯。“喝酒就得好好喝,对吗,马克西姆·彼得罗维奇?”
“妈妈,”安德烈一个音节一个音节地说,“我要求过你了嘛。”柯甫利金对他膘了一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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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什么,我们知道自己的定额,”
他们喝下了酒。马克西姆·彼得罗维高出于客气,用餐叉挖了一点色拉,但是不敢吃。万一不合规
矩呢,
“有些人喝酒喝得既多又粗野,这真令入惊奇。阿历甫季娜·伊奥诺芙娜面把鸡断碎,一面叹口气说。“发工资的日子我们店里连路都不能走。您是知道的,我是店里的经理。”她转身向柯席利金。“您怎么不吃呢?不喜欢吗?”
“您说哪儿话,您说哪儿话!别费心…我吃的。”“也许,再给您斟点伏特加吧?”柯甫利金用手淹住酒杯:“不,谢谢。我不能再喝了。”
“为什么呢?”阿历甫季娜·伊奥诺芙娜惊奇地说。“您别客气,我们还有呢,我们荐地为您准备的。”席上变得寂静无声。安德烈在椅子上坐立不安,痛苦地看了…下母亲。瓦尔瓦泣慢慢地把脸从餐盆上拾起来,以短暂的、研究的目光看一·下阿历甫季娜·伊奥诺芙娜的脸,然后又低下眼睛。
“不,够了。”柯甫利金挪开酒杯。“我们已经为我们相识干过杯了。我们等着以后再喝吧。”他开始从鼻子里发出喘息声,他的蓬乱的眉毛挤向鼻梁。“应当谈谈正经寧了,现在我们这样子有点不象样。大家默不作声,而且还叹气…瓦尔瓦拉,你出去。”
“为什么呢?”阿历甫季娜·伊奥诺芙娜脸上的红晕消失了,她圆圆的脸颏微微地抖动起来。“让她留在这儿好了。”
“出去。”柯甫利金不客气地重复说。“还有你,安德烈,也,出去。我们,家长们之间应当谈谈。”安德烈不乐意地站起来,轻轻一笑:“上帝们开会,瓦利亚,我们走吧。”
瓦利亚很快地瞧了一下父亲,严肃、苛刻,仿佛有什么享想警告他似的。她猛然八椅子上站起来,走了出去。
普罗斯库林夫妇踌躇起来。
“就是说,是这么回率。”马克西姆·彼得罗维奇搭救了他们。“我明白,你们对你们的安德烈娶我的1瓦尔瓦拉不太高兴,请你们谈谈,你们对她有什么地方看不愤?我是她的父亲,我应当知道。”“你想到哪儿去了,马克西姆·彼得罗维奇!”普罗斯库林不好意思地说。
“请等一下,费多尔·谢尔盖也维奇,”柯甫利金用手掌象盾牌-一样把他隔开。“让您的妻子讲吧,她是每亲。对姑娘,女人比我们男人看得更清楚。”
“好吧。”阿历甫季娜·伊奥诺芙娜恐惧地看着柯甫利金宽大的、满是老茧的手掌。柯甫利金看到了她的目光所在,苦笑了一下,把手收了起来。
“好吧.”阿历甫季娜·伊奥诺芙娜重复说。“如果问题提得如此直截了当,那是应当回答的。我们丝毫也不反对您的女儿。姑娘很漂亮,从各方面看,她都很严肃认真。可是请您理解我们,安德留沙是我们的独生子,他还年轻,考虑结婚还为时过早,对吗,费佳?“她转身向丈夫,而他用一只手掌撑着额头,用餐叉在盆子里划着。“安德留沙需要考虑自己的前程,要知道,他在准备进研究班呢,可您知道吗,进研究班是怎么回事?!”,
“我知道。”柯甫利金嘟哝地说,“是科学呗。”
“科学,阿历甫季娜。伊奥诺芙娜颜抖了一下,眼睛里充满了泪水。“正是如此。而瓦利亚,我不争辩,也许,她是很好的,可是她不会了解他,她会妨得他。她只读到八年级,怎么能当他的助手,而且,总之嗯,您怎么会不了解,他是我们的独生子。”她象做祷告似的把两手合在胸前,。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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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么不了解呢?事情很清楚,她和安德烈有爱情。”
“什么样的爱情?什么爱情?”阿历甫季娜·伊奥诺芙娜突然尖声喊道。“这一切都是胡词1我们那个也是什么也听不进,我是怎么苦口婆心地说服他,恳求他的啊!我说,安德烈,你就可怜可怜母亲吧!
一点用也没有,费佳,是这样吧?”
普罗斯库林没有抬起眼睛。
“马克西姆·彼得罗维奇,我请求您,”阿历甫季娜·伊奧诺芙娜哽咽着说。“请您做做女儿的工作,她会听您的。让她放了安德烈吧。哎,请您做做工作吧!”
柯甫利金象由于疼痛而皱起眉头,烦恼地瞧着普罗斯库林娜准备哭泣的脸。“我,当然可以去谈谈,不过,或许就让他们生活在一起?别毁了他们的生活。”
“您说到哪儿去了,说到哪儿去了!”阿历甫季娜·伊奥诺芙娜急忙打断说。“这怎么能‘让他们生活在一一起?这种由于年轻冲动的爱恋是会过去的。而如果结婚的诺,人家会怎么说呢?您考虑过吗?对您来说,这很好,很荣耀,而我们呢,我们怎么样呢?我们在这儿大家都知道,有地位,不是下等人,可是,忽然和您攀亲了!”
她从口袋里摸出-块洒上香水的、香气很浓的小手帕,把它紧紧地接在眼睛上,鸣鸣咽咽哭了起来。普罗斯库林浑身发紧,他站起来,不乐意地抱住妻子的肩膀:“蠍,好了,好了。安静点。”
柯甫利金呆住了。猜到了的谜底象一阵热浪冲进他的头脑。
“是这…这样!“他出声地呼出气来。马克西姆。彼得罗维奇觉得喉咙里干渴,他想喝点酒,但是他没有喝。他不想给普罗斯库林夫妇以挖苦他的口实。
“懂了,”他说,并且站了起来。“原来你们担心的是这个。我本来以为,你们不喜欢瓦利卡,而你们却是为了这个…哎,婆娘们才在集市上排队时嚼舌头,这可以理解,这是她们的事。她们是没有知识的人、粗鲁的人。对她们是没有什么可说的。可是你们呢,你们是有知识的入,生活过得很整洁、干净,很文明,我看到,整个书架上堆满了书,可也象这些婆娘…算了吧。真的,我本来也为这感到雅为惰,大家笑我说:柯甫利金想给女儿找个好主儿,要让自己的瓦利卡做工程师太太。尽管这些话是叫人受不了的,不过,又是荒谬可笑的,因此我也就不作声,让他们去胡扯。年轻人自己会决定的,他们看得更清楚…算了,我不把瓦利卡嫁给你们了!”
他向门口定去,倔强,庄重,笨拙地踩在松软的地毯的茸毛上。
阿历甫季娜·伊奥诺芙娜把手帕一下子从脸上拉开,轻快地从座位上站起来,跑到柯甫利金误前。“您一定要和女儿谈谈,”她恳求地瞧着马克西姆·彼得罗维奇的眼晴。“别骗人。我们将永远感谢您…费多尔·谢尔盖也维奇将提拔您当班长。”她出人意料地说道。
“阿历甫季娜!”普罗斯库林狂怒地吼叫起来。
柯甫利金嘲弄地瞧着他,而在一瞬间他又害怕起来,因为普罗斯库林的脸变得雪白了。“瓦尔瓦拉!”他厉声喊道。“拿水来1费多尔·谢尔盖也维奇,冷静些。”
安德烈一声不响地跑进来,他用很有信心的动作解开父亲的衬衣领子,松开领带。柯甫利金轻轻地、象抱小孩似的,把费多尔·谢尔盖也维奇软摊了的身体托到手上,放到沙发上。这时,大家才听到一种不清楚的哭声:阿历甫季娜·伊奥诺芙娜一面在药柜里乱翻,一面因急速的、克制的号哭而哆嗦。“在口袋里,在上衣口袋里。”柯甫利金闷声闷气地说。瓦尔瓦拉就在旁边,她把药片递过去。
普罗斯库林用目光对她表示感谢,他把薄荷片放在舌头下面。他的脸露出孩子般的受了委屈的表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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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最大的“米蛀虫”
楼乘震吴安泰
“米蛀虫”是什么东西?生长在物价稳定、生活安宁的新社会的青少年们,大概会以为就是从米缸里爬出来的那种又白又肥、滴溜滚圆的小虫吧。其实,这“米蛀虫”不是虫,而是人,只要去看一看电影《闪闪的红星》,那个茂源米号的沈老板,便是一条贷真价实的“米蛀虫”。
人而谓之虫,这倒并非是哪个人挖空心思想出来的恶作剧。在旧社会,那些米店老板们,经营有方,生财有道,小则克扣斤两,掺假掺杂,大则囤积居奇,哄抬米价。新谷登场,他们乘人之危,杀价收购;青黄不接,他们又趁火打劫,高价抛售。相比之下,沈老板还不能算是做大生意的。在旧上海,一些大米店老板,同国民党反动政府勾结起来,大搞粮食授机,在他们澡纵之下,米价一天要涨几涨。老百姓恨透了,就赠他们个雅号,曰:“米蛀虫”。在今天的新中国,除台湾省尚待解放外,“米蛀虫”早已绝了种了。但世界上却还大有虫在。有这样一则外电报道:
从苏联一九七四年对外贸易报告中得到的最新数字表明,俄国人以五亿三千三百三十七万六千卢布即每吨七十五点四卢布的价格进口了七百一十万吨谷物,以六亿二千二百七十五万五千卢布即每吨八十八点六卢布的价格出口了七百万吨谷物,从中获得纯利八千七百三十七万九千卢布,或者说将近一亿二千五百万美元…
这笔生意可太合算了。每吨谷物,买价是七十五点四卢布,卖价是八十八点六卢布,差价达百分之十五。一进一出,就是一亿多美元进了克里姆林宫掌柜们的腰包。从克里姆林宫里爬出来的这条“米蛀虫”,不要说沈老板,就是旧上海那些大“米蛀虫”,也都只能膛乎其后了。甚至白宫里的那条“米蛀虫”,在粮食争夺战中也被克里姆林宫的“米蛀虫”狠狠地蛀了一口。流通不会创造价值。一亿美元从哪里来?还不是从缺粮的第三世界国家的劳动人民身上榨取出来。世界市场的粮价腾贵,不少国家的饥民嫩嗷待哺,究其祸源,盖出自克里姆林宫。难怪西方报刊要向它奉上“资本主义的老大哥”的尊号了。
不仅于此,克里姆林宫里的这条世所罕见的“米蛀虫”极善于掩饰自己的本相,是决不肯当众赤条条地露出自已的白肚皮来的。它在自已的身上涂了一层“马克思主义”的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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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打着“援助”、“友谊”的旗号,利用自己手中的粮食,倒手转卖,从中渔利,企图把那个“社会主义大家庭”的小伙伴们以及其他一些什么“兄弟盟国”都紧紧地控制在自己手里。野心之大,手段之辣,简直想把整个地球都一起蛀空。因此,这条“米蛀虫”之可恶更是在其他米蛀虫之上了。
其实,克里姆林宫的这条大“米蛀虫”,不仅蛀蚀和剥削着第三世界,蛀蚀和剥削着它所控制的东欧各国,同时也极其贪婪地蛀蚀和剥削着自己国家的人民。苏联在列宁和斯大林的领导下,积存了大量的余粮,现在却弄得粮食库存枯竭,连白面包的供应都成了问题,不得不连年向国外大量进口粮食。好端端一个苏维埃国家,不就是让“米蛀虫”硬生生给蛀空了么!今天的苏联,已成了一个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盘踞的大蛀虫窠,劳动人民陷于水深火热之中。这条“米蛀虫”不除掉,世界人民和苏联人民都是不得安宁的。
打倒当代最大的“米蛀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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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历甫季娜,”过了一会他说道。“你怎么能说出这样的话来?”他的嗓音稍稍强了一些。“安德烈,坐到这儿来,还有你,瓦利亚。这样…你们将住在马克西姆那里…要是他不反对的话。马克西姆,你不反对吧?”他问柯甫利金。
“那里。”柯甫利金不好意思起来。“也得问问母亲。”阿历甫季娜·伊奥诺芙娜转过脸去,象块石头似的呆着。
“妈妈,”安德烈以热烈的嗓音说道。“我爱瓦利亚,我们必须在一起。”柯甫利金示意叫他停止:费多尔·谢尔盖也维奇有话想说。
“阿历甫季娜,”普罗斯库林说。“当你还是摧煤车工人的老婆时,你不是这样的,阿历甫季娜。那时,你当饱和器工人。你还记得这些吗,阿历甫季娜?那时,你喜欢我。你为我担优。而现在我感到可怕,为你感到可怕…阿利卡。”“我们走吧。”柯甫利金对女儿说。
“我送送你们,”安德烈脱口而出,可是瓦尔瓦拉制止他。“不必了,今天不必了。”她以发白的嘴唇微微一笑。
柯甫利金和女儿默默地走着。宁静的黄昏向大地散发着温暖的朦胧的暮色。远处,在矿山的上空,星星闪烁着点点红光,从远处的俱乐部传来一阵阵忧郁的、动人的歌声。马克西姆·彼得罗维奇小心地瞧着女儿。
“瞧,怎么回事,瓦尔瓦拉…”他咳啾着,开始说道。
“我们别说话,爸爸。”瓦利亚请求道。“我知道你要讲什么。我知道我有一个什么样的父亲…”柯甫利金集中注意力,等着她下面讲什么。什么样的呢?…”他问。“古怪的!”瓦尔瓦拉笑起来了。
“到他们那儿去吧,”柯甫利金说。“那儿现在需要你。”“好。”瓦尔瓦拉同意地点点头,用火热的手掌碰碰父亲的手。
马克西姆·彼得罗维奇拱起了背,突然感到自己老了,疲倦了,他长久地瞧着女儿的背影,她那白色的连衫裙象一块昏暗的斑点在暮色中闪烁。
(齐戈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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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晓禾周勇闯宣玲玲
这是愚蠢的婚礼,这是高尚的婚礼;这是前途黯淡的婚礼,这是有远大理想的婚礼;它将留下悔恨与失望,它将充满光明与希望一这些出自不同人意见的激烈议论,是由于一次小小的山村婚礼而引起的。
这次婚礼是在江西省乐安县的金竹公社举行的。一九七六年一月二十三日,那里有
十对在当地插队落户的上海知识青年于同一天结了婚。婚礼是朴素的,新婚的男女青年中大多是刚撂下地里的活就来参加婚礼了,有的甚至连一件新衣服也没有做。婚礼又是隆重的,金竹公社党委主持了这场集体婚礼,在客入中,有抚州地区苹委会、乐安县委和当地贫下中农的代表,有从上海赶来的知识青年家长们,也还有着我们这些从远道闻风而来的陌生人。
婚礼给人的印象是深刻的,但更深刻的是它所引起的社会反响。它严峻地考验着这些青年人的家长、亲友和社会上的每一个人,同时也更严峻地考验着这些青年人自己。结婚,这意味着决心扎根在农村滚一辈子泥巴,学习大寨搞革命,进一步同旧传统、旧思想实行决裂。为了举行这次婚礼,这些青年人该是具有着多么巨大的勇气和决心呵!婚礼开始了。
瞧,这一对对男女青年多么英俊而生气勃勃!他们已经走过的道路是艰难而曲折的,今后面临的道路也仍不可能是平坦而笔直的。但是,他们并不企望在枝技柯蔽天、凉风拂拂的林荫道上散步,而是坚毅地期待着迎接披荆斩棘的战斗,在林莽中开辟着前人从未走过的前进道路。
亲爱的读者,你大概也很想知道这些青年人的故事吧?66·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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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对新婚的青年人的故事
当主特婚礼的老谢宣布新婚夫妇代表讲话的时候,喧闹的会场顿时寂静下来了,许多人的目光都集中在楚宝湘的身上。楚宝湘是个朴实而稳重的女青年,个儿不太高,约摸二
十六七岁,浅,黑色的下颏微尖的脸庞,模样、装束都和当地的闺女差不离。她大大方方地站了起来,一口流利的江西老俵口音,不慌不忙地叙述着他们夫妻俩的决心
“今天我和小王的心情都很激动,这是因为我们已在社会主义的新山区扎下了根,将永远成为金竹山上的老俵啦!”
门旁窗外,象春蚕啮食桑叶似地出现了一阵轻微的骚动,人们在悄悄地议论着:“这安仔叫什哩?”“我哩联村大队的小楚老师罗!”“她那个对象呢?”“就坐在她男边,叫王营伟,是公社的知识青年综合场场长。小夫妻俩都是共产党员。”“那楚老师结了婚,该进综合场了,还能在你们大队教书吗?”“怎么不?小楚老师待我哩的小伢子可好呢,这好女仔可走不得。大队支书早说啦,结婚可以,走不行,哪怕拿崽俚来换女仔也不给。小楚老师也舍不得离开我哩呢,说是结婚后男女双方各住各的,反正都是干社会主义革命罗!”楚宝湘在当地老俵心目中是个好女仔,玉营伟可也是个棒小伙子。这个肤色黝,黑的高个儿青年,浓眉下闪动着一双咄咄逼人的眸子,瘦削而强劲的身子里蕴藏着无穷尽的气力,灵活、敏捷得象头豹子。一九七二年他和民工上山修公路,有块几千斤重的大石头挡了道,十六个人没搬动,他看准了山石的位置和角度,一个人拿了把铁镐攀登了上去,找了个站脚处,三刻钟就把这块大石给掀走了。县里的带队干部赞佩地拍拍他的肩说:“好个楞小伙子,真是有股子蛮力气!”
他们俩都是上海市普陀区常德中学的毕业生,一个六七届,一个六八届,小楚比小玉高一个年级。楚宝湘这个粮仓工人的女儿,当时是学校毕业生分配小组的成员,学校的原定分配方案是要她进市区工厂的,但她说什么也不肯留在城市里,坚决要求下乡锻炼。一
九六九年四月,她和一批男女同学来江画省乐安县金竹公社联村大队窝玩生产队插队,建立了个知识青年集体户,五男三女,王营伟是其中的一个。
金竹公社的所在地座落在群山环抱之中,是个方圆不到三平方公里的小盆地,四周群峰环立,层峦叠嶂,一派茶莽苍苍的山势。窝坑生产队就处在这方山丛中一个小小的山湖里,从公社到那儿,得翻越两座山头,走二十五里山路。这山路可难走啦,蜿蜿蜒蜒地在山腰间盘过来旋过去,又陡又窄,崎呕不平。抬头看,群峰耸立,峰预高踞在云雾之上;朝下望,削壁千彻,山涧中零落地列布着乱石。楚宝湘这伙知识青年刚下来时,汽车只通到乐安县的招携圩,下车后得走四十里山路才能到达目的地。大家开始想,都是些青年人,义都参加过步行串连,四十里路有哈了不起?谁知当天足足走了五个多小时,一问,还有十多里路才能到达呢。路越走越险陡,山崖黑沉沉地象是压到了头顶上,女同学们从小在城市里长大,哪曾见过这个架势,老着走着就都走不动了。到达目的地后,个个累得筋疲骨软,倒在床上动弹不得。第二天早晟醒来,浮身骨头架子象散了似的,部不想起来了。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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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王营伟这个铁汉子象是个没亭人似的,一清早就扛着山锄跟当地老俵去出工,收工时还砍了一大掴山柴挑回来。
青年集体户刚建立时比较团结,但日子一长,有人便免不了犯小性子,什么粮食吃多吃少啦,砍柴、挑水、烧饭谁勤谁懒啦,一来二去,有人便提出了要分伙,各吃
综合场的青年们在学习《红旗》杂志的重要文章,靴别邓小平
冬的。但玉营伟、楚宝湘这
所撤起的右便案风。
几个人是坚持不散伙的。楚宝湘同别的两个女青年一商
量,养起了两只猪、十六只鸡,用来改善集体户的伙食。王营伟部她们搭猎图,彻泥墙,每天妆工后都坚持从山上砍一担山柴挑回集休户去。一九七○年初,集体户的青年们都回上海过春节去了,独有王营伟一个人留在山区不走,天天和当地老依们一起出工。他这个人是闲不住的,一有空就上山欧柴,砍来的柴草足够八个人用上半年,集体户的儿亩菜园也都待候得整整齐齐的。他还学着于术匠、篾匠的活,砍木做条凳,剂竹做水罐、水瓢,学一样,会一祥,可真是能干着呢。待到青年们从上海探亲回来时,一看到这副清景,面面相觑,不禁都楞住了。那几个闹着散伙的膏年,又是惭愧又是后悔,不知道说什么才好。想重新提出搞集体户吧,好马不吃回头草,话早说出去了,哪有脸把它收回?楚宝湘是很会处理这种尴尬局面的,她看透了这些调皮鬼们的心意,只当作哈也没看见,沉着而诚恳地说:“大家为什么要分开吃、住呢?我们女青年力气小,砍柴、挑担、挖土都不行,我看还是跟过去一样合伙吧,我们包做饭。”那几个青年心中原已感到自愧,有了下步的台阶,便
一个个异口同声地拍购脯说:“好,合就合吧!再有困难也得大家在一起。”就这样,集体户坚持下来了。
王营伟这个人,在楚宝湘的眼中,别的什么部好,就是性子太刚太烈,这可就有点看不顺眼了。就拿离别上海的那一天来说,当火车缓缓驶离上海站的时候,车厢里许多女同学由于初次离开上海和父母,面对着送别的亲友们,西对着陌生的六来的新生活,禁不住扑簌簌地流下了眼泪。独有王营伟一个人又是笑又是挥手打拍子,一路上反复不停地唱着:“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这一下可把许多女青年给惹恼了,地们觉着玉营伟的唐突举动是在有意挖苦自己,是瞧不起女青年的表现。再说,大家都是下乡来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你又何必神气活现地逞什么能?说来也真冤枉,王营伟可没想到有意去得罪和欺负女青年们。这个性格刚强的小伙子天不怕,地不怕,偏是最怕看见别人哭泣;临走时坚决不让他妈妈到车站送行,就为的是妈妈流起泪来他受不了。他在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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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高高兴兴地唱着歌,固然是反映了他对农村的热爱,可也是为了仗这壮着自己的胆呢,车上那么多女青年流着泪,他可实在受不了。女青年们对他这种性格和心情当然是不理解的,只觉得这个人挺讨嫌。原来一起约定到窝坑生产队去的八个女青年,有五个为这件事上呕了气,说什么也不愿跟王营伟耽在一个集体户里,还没下车,就坚决要求转到别的生产队去。楚宝湘呢,也觉着王营伟的举动太过份了,不会团结人,有点风头主义的表现。再说,尽管王营伟劳动上过得硬,原则性强,可就是作风有点生硬,又不大爱学习,这也是使她看不顺眼的一个原因。楚宝湘在学校里是红卫兵团的干部,挺能关心人,做起思想工作来既耐心又细心,平时收工回来,一有空就读呀写的,学习抓得可紧呢。两个人的性格差异那么大,再加上车厢里的那场误会,因此,刚建立集体户的头一年,两个人谁也不跟谁主动搭腔,一个月说不上几句话。
别看两个人之间寡言少语的,在集体户中倒配合得很不错。楚宝湘做饭,王营伟早就上山把柴打来了,一天也没短块过柴火。楚宝湘去打水,王营伟抢过担子跑得飞快,把水红挑得满满的。楚宝湘喂猪养鸡,王营伟在集体户的莱园上没少费了力气,一季就收了近三千斤红著,猪和鸡的饲料都不用愁了。知识青年下乡头一年的生活供给是基本上曲国家保障的。因此,有个别觉悟不高的青年出工不积极,在各个生产队间串门子,找老同学聊天。但王营伟却认为劳动应当靠自觉锻炼,头一年就上山筑路去了,结果由于水土不服,身上长起了一种当地称做大疥疮的黄水疮,一个口子一泡脓水,脓水淌到哪里,皮内就烂到那里,被逼着送了回来。楚宝相见了这种情景,打心眼里对玉营伟感到佩服,也不嫌他衣服被子上的脓斑脏,主动和另一个女青年抱了去洗,谁知王营伟竟紧皱着眉头给夺了回来,没洗成,两个女青年撅起了嘴,生气了好长一阵子。那会儿,集体户里的男青年翩地、砍柴干活重,女青年们常帮男青年洗衣服,有的男青年图懒,收工后不从山上砍柴担回来,女青年有意见,不给洗衣服了,还死乞白赖地求女青年给帮着洗呢。但王营伟尽管在男青年中千活最重又最累,却总是独个儿在河边洗衣服,从没向女青年开过口,这一回,竞又让两个女青年撞了个厉害的鼻子,可真是有点太不通人情了。但情况后来也就逐步起了变化。楚宝湘见王营伟一天到晚没命地干,干完了生产队的活又忙着干集体户的活,衣服脏得实在不成个样子,又没时间洗,实在忍不住了,就又偷偷地主动帮他给洗掉了。王营伟见了这些洗得千干净净的衣服,心中着实感动,不好意思也没有勇气再拒绝下去。打这以后,楚宝湘就常常帮王营伟洗衣服了,两个人间的交谈也就开始多了起来。
其实,感情的好坏倒也并不在于说话的多少,重要的是他们俩在当地党组织和贫下中农的教育下,对金竹山区的一草一木都产生了深厚的感情,立志沿着毛主席指出的革命道路并肩战斗一辈子。有人说,无声的语言往往比有声的语言更能沟通思想,这话在他们的身上倒是说得不假。扎根农村的共同理想,使他们在许多问题上都想到一块儿去了,感情上也就越来越接近。王营伟在学校时,好打架出了名,下乡后当上了集体户的班长,出去筑路时也多次被委派为民工的负责人,虽说没再和人打过架,但有时候仍免不了要犯性子。他这个人力气蛮得出奇,干起活来有股狠劲,谁也赛不过他,可犯起性子来,也是谁也不敢惹他。一把钥匙开一把锁。楚宝湘做惯了思想工作,很会动脑子,看问题尖锐,分析又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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刻,王营伟这方面比起她来可差得远了。看法有分歧的时候,不管王营伟怎样不服气,经过她的分析和帮助,最后总是服服贴贴地被她说服了。别看楚宝湘这女青年平时挺沉静的,性格可坚强着呢,她才不管王营伟这股又蛮又倔的性子,硬是拿起思想的缰绳来制服这匹装傲难别的野马,逼着王营伟看书学习,磨炼他那股火爆性子,始终把马笼口勒得紧紧的。
世上没有桃花源,山坳坳里也并不风平浪静。社会上一刮起什么风,不用多久,便会波及到了这个小小的知识青年集体户。下乡几年后,社会上出现了一股右倾、倒退的错误思潮,不少人被这股风刮得晕头转向,再加上城乡差别、工农差别等资产阶级法权的存在,便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道路产生了怀疑和动摇,认为坚持在农村的是些没出息的人,只有升大学或调工矿才算是有出息,有前途。莫道下山便无难,一山方出一山拦。金竹山区的青年们刚闯过了劳动关、生活关,又遇上了这扎根关,这后一道关口比前几道关更要难闯。那股怀疑和否定上山下乡道路的寒流窜进了金竹山区,在这个小小的集体户中引起了不小的波动,有人编造了这样一首口谣:“开门见高山,出门爬大山,一天分值三角三,想想实在勿来山(上海土话,是“不济事”的意思),不如快,点溜下山。”这几年来。这个公社的下乡知识青年,有的被录取进大学,定了,有的被土调到工矿,走了,这个集体户里留下来的人原本也就不多了。这股拔根风一刮,有的自找门路、投亲插队去了,有的见人少,不是闹分秋就是回上海去了。最后,这个集体户就只剩下三个人了:小王、小楚和另一个女同学。那个女同学后来调到了别个生产队,于是,这个集体户也就只剩下他们俩这一男一女了。这可真是个尴尬局面。王营伟这个人还是原来那种什么也不在乎的态度。楚宝湘可心细着呢,又是个女同志,心头总嘀咕着怕会惹来闲言闲语。再说,在这场扎根还是拔根的斗争中,两个人开始时的态度知表现也不完金一样。王营伟是铁定了心要在农村扑根
一一辈子的。公社两次要推荐、保送他进大学,他不去。矿上来招工的,见了他这副好身材,好气力,思想又好,指名要调他,他也不去。楚宝湘在这时,已被大队党支部选调到了本大队的联村小学当教师。那所小学是由山上的一所旧祠堂改建的,谣传这里常词鬼,小楚一个人住在里面,当夜就发生了各种各样奇怪的声音,只得提着胆照着手电到处查看。“蓬一”,原来是山风的击门声。“嗯一—”,是哼鸟的叹气声。“吱一”,是山老息正在窜出屋子呢。闹鬼的原因是给查明了,但一个女仔独身深夜住在祠堂里,也就够雅为她的了。她还起早摸黑,备课、改作业、搞家访,把心全放到了贫下中农子女的身上。山村里的人,也都把她肴成是自己的亲人。杀了猪,割块肉腌腊起来留给楚老师。车了塘里的鱼,送几条给楚老师去尝新。那一年过端午节,这家送粽子,那家送粽子,屋里梁上挂了一串又一串。她这个人爱学习,上调工矿倒是从来没想过,就是见了大学来招生,便不免有点儿心动。这一回,上面发下了考生登记表,她不声不响地收下了。暑假里回到集体户,地不出工,整天温习功课。她几次想向玉营伟讲明,又觉得没勇气说出口。王营伟也早猜料了几分,整天虎着个脸,一早就去出工,晚上很迟收工回来,进门吃了饭后倒头便睡,谁不理睬谁,两个人之间又不说话了。
楚宝湘自小长到大,这样犯愁可还是第一次呢。最后,她终于鼓起勇气向王营伟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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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要他一起去读大学。玉营伟听了,两道浓眉锁得紧腾腾的,什么话也没说,只是楞楞地朝她盯视着,似乎她是个素不相识的陌生人,目光笑然变得那么冷淡而严厉。
你倒是说话呀!”楚宝湘急切地问。“我来了就不走了!”王营伟闷声闷气地说。“如果真的在这里一辈子,行吗?”“有哈不行!”
“那就永远当山里人了呀!”
“山里人有哈不好啦!这里有山有水,贫下中农对我们多亲:”
“看你想的,我才不怕山区的生活艰苦呢!可没成家好办,成了家以后,万一生活维持不下去怎么办?”
“山区的面貌会大变样的。你看,这里林木资源多丰富,山上是宝库,坡地是粮仓,地下是可矿藏,全靠着我们去开发它,利用它。这些年来发展慢,是由于错误路线的干扰和破坏。如今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指引下,社会主义的新山区一定会很快建设起来的。”“我原也是这么想,可我爹妈不同意呀!上回我妹蛛在这里度暑假回去后,把我俩的情况全对家里说了。我爹妈说啦,在山区锻炼一阵子,可以;生活一辈子,得想一想。这闻我想上大学,也是我爹妈的意思。小王,你看叫我怎么办呢?”“我不走。你要定,你就走吧!我要出工去了。”
王营伟干巴巴地说完了话,拿起山锄和砍刀,径直走出门去,头也不回地走了。楚宝湘站在门口,痴疾地望着山路上那远离去了的背影,又是怨恨又是软佩,心中象是打翻了五味瓶,甜酸苦咸辣,不知道是个什么滋味。看来王营伟是铁着心不走的了,一令人走吧,心中又不愿意。真要说心里话,也实在舍不得离开这金竹山区,就是那个大以也舍不得离开呀,贫下中农待自己可真是比亲闺女还要亲呢。再说,这么大一个村子,祖祖辈辈没一个有文化的,金竹的小伢子们多爱楚老师哪!就这么不声不响地溜走了,能对得总当地的贫下中农和他们的子女吗?她左思右想,心头忐忑不定,勉强按捺住心神,坐到桌旁,颤抖着手指打开书本,低下头来,书本上浮现的尽是她教过的可爱的金竹伢子们;抬起头来,屋里是堆得整整齐齐的柴垛,到处可以见到竹制的水罐和水瓢,又不由得想起了地和王营伟这些年来共同走过的这段斗争历程,想起了她自己当年的战斗誓言,不由得自己责问自己:楚宝湘啊楚宝湘,你动摇了?打退堂鼓了?不,我决不能辜负毛主席和党的教导,决不能违背和撕毁自己的红卫兵誓愿。她越想越觉得自己不对,越想越对自己的行动感到后悔,晶莹的泪珠顺着脸频流了下来,沾湿了书本,最后,她索性伏在桌上哭了起来。哭吧,哭吧!楚宝湘啊,要与旧传统、旧思想实行彻底的决裂,那确实是很痛苦的。如果眼泪能够帮助你洗涤去思想上的资产阶级灰尘,你就痛痛快快地哭个够吧!人生有润不轻弹,只因未到伤心处呵!
后来的故事怎么样了呢?据当地的老俵们说,每逢上面下来招生、招工的时候,公社干部就见不到他俩的人影。上集体户去找吧,门上拴了把锁,人不知道到哪里去了。还有什么故事没有?噢,记起来了。一九七三年八月,金竹公社党委为了把插队在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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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山区的上海知识青年进·步组织起来,改造冷浆田,开发山林资源,办了个知识青年综合场,走亦农亦工的五七道路。公社指调王营伟负责筹建综合场。他冒着烈日酷暑,到处奔走,没日没夜地干活,最后竞把这个铁打的汉子给累倒了,连续三天发高烧,体温高达摄氏40度,昏迷得人事不知。楚宝湘得知后,焦急地赶来了,碰巧请到了路过的矿上医生来治疗,整夜守在床边,眼睫毛没上下沾过一下。天亮时,王营帝醒过来了,起了床就喊肚子气,一口气喝了两大碗粥,就又赶到综合场去搞筹建工作去了。联村大队的老大娘们对王营帝又是疼惜又是气恼,都在背后埋怨他说:“这崽真是个蛮性子,好女仔在床边守了一整农,眼睛哭得核桃样肿,他一醒过来,二治没说就又走了,真是个没情没义的东西1”这就是王营伟和楚宝湘这两个青年人的一小段没头没尾的恋爱史。但这又能算是什么恋爱史呢?不,应当说是关于他们俩的一段扎根史,一段斗争史。
二、婚礼进行中的故事
纸礼在继续进行中。
会上,抚州地区革委会徐副主任表示祝贺,地区知育办许主任、乐安县委杨帝记、贫下中农代表杨贵才以及其他人都相继讲了语。大家热情地祝贺了这场新亨新办的婚礼,指出了上海知识青年在当年毛主席亲手创建的革命老根据地里结婚、安家,体现了他们扎根山区、铁心务农的坚定意忘,是对革命前辈光荣传统的继承,足向旧的意识形态的挑战,也是对邓小平所刮起的右倾翻案风以及种种寺谈怪论的批判。大家还在发言中诚恳而中肯地指出:在继续苹命的道路上,结婚仅仅是扎根的开始,而不是扎根的结京。无论是上海青年和上海青年结婚的,或者是上海青年和当地青年结婚的,在婚后部不能去忙着建设小家庭,应当艰苦奋斗学大寨,共同为努力建设社会主义的新山村作出新的贡献。长辈们的淳谆告诫,温暖着青年们的心,他们浑身都觉得暖融融的,沉浸在幸福和激动之中。会扬内渫溢着一片欢乐的气氛,感染着到会的每一个人。
`当主持婚礼的老谢宣布赠送新婚夫妇礼物时,会场上欢乐的气氛达到了高潮。在喧闹而欢乐的锣鼓声中,公社党委书记老黄向新婚夫妇们赠送着竹斗笠、竹扁担和竹柄的山锄,斗笠上写着“扎根山区学大塞”的红字;二十个红小兵在劈劈拍拍的鞭炮声中一拥而上,十个男孩和十个女孩分别向新婚夫妻们献上了大红花,大红花下飘垂着写有“一代新人”字样的纸签。家长代表也分别向青年们赠送了礼物。楚宝湘的父亲楚伯伯送的是两盆扎根树,朱年妹的母亲朱妈妈送的是一束良种高粱穗。他们期望着自己的女儿和其他青年人一起,深深扎根在金竹山区的肥沃玉壤中,就象山上那些槌拔而青翠的竹子一祥,经受得住风雪冰霜的严峻考验,都郁葱葱地迅速成长起来。桌上,成堆戒推地放着花生、瓜子和红著干,都是青年们用自已的双手收获的劳动采实。大家喝着茶水,剥着花生,磕着瓜子,嚼着红薯千,兴高采烈地准备观看乐安县文工团演出的名叫《扎根峻岭建新家》的歌舞。县文工团载歌载舞的演出,轰动了整个山村。但当时使我们更感兴趣的,却是膏年们自己在会上演出的节目。朱志来和杨小玉这对新婚的青年人,此刻就正在婚礼的会上表e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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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着诗朗诵
插队山乡束落户,重走当年红军路。啊,好高的山,好深的谷!。
山路似飘带,
缠着云絮裹着雾…
听着这琅琅的诗歌声,情不自禁地想起了关于他们俩的一段故事。
朱志来个子比王营伟
青年们在婚礼后,就去修筑大赛田。背景是新婚青年居住的扎根房。
高,肩也更宽些,长得魁梧而
结实。论起于力气活,除了王营伟,青年中很少有比得上他的。他下乡以来,从没要家中寄过一分线,每年扣除了口粮,总还得分上百把元的。杨小玉的父亲是个党员,对她要求严,每次来信总是教育她要热爱农村,扎根农村。这两个人原先不在一个生产队,一九七
四年间先后进了金竹公社的知,识青年综合场,才开始相识。
那时侠,正是综合场的创业时期,可艰苦拉。综合场除了种地以外,还有个制作油布伞知车刷柄的小作场,为了保证原料的供应,得上山去欢毛竹。七月头上进的山,正逢上大暑天,日头晒得毒辣辣的,山高坡陡,竹子密密层层长在斜坡上,连站脚都没个地方,砍竹时用力过了头,连人带欣刀都得往坡下滚,到了晚上,山或子有半寸长,一叮就肿一大块。女青年们拖砍下来的毛竹,少说也有百把斤重,上坡时真够累的。朱志来力气大,肯帮助人,见到杨小玉或其他女青年拖不动毛竹时,常撂了手头活来帮助。朱志来得了痢疾,满看人不讲,照样坚持在山上砍伐和搬运毛竹。后来病重了,被逼着送下了山。他趁人不注意,从公社卫生院里溜了出来,糕着竹棍又上了山。杨小玉见他劳动好,又关心集体,就和他有了感情。下山后过了半年多,在双方父母的同意下,他俩就合在一块儿吃饭了,还搞了个小炭炉子,平时吃食堂,有时也自已煮,点豆或下面条,反正山里有的是炭。两个人的关系就这样确定下来了。但故事也就从这里开始了一
原来朱志来自小爱读《三国》、《水浒》,受了书中蜡误观点的影响,遇事好讲情面,原则性不太强,又爱讲江湖义气,三朋四友在一起,就打扑克,乱聊天。杨小玉看不惯,就常要批评他,不准他打扑克,说起话来又尖又辣,一点情面也不留。朱志来是个服软不服硬的性子,挨了小杨的批评,觉着脸上无光了,就瞪眼发脾气,摔碗打盏的闹过两回。杨小玉个性强,又好胜,针尖对麦芒,才不理睬他这一套呢。再说,明见得是朱志来理亏,还凶呢,凶个屁!这一来可热闹了,两人间常少不了争吵,一句来一句去的,刀枪叮当,谁也不让谁。话还得说回来,朱志来是个铁嘴豆腐脚,理上又站不住,常是闹着闹着就软下来了。杨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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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见他认错了,心就软下来了,两人就又和好了。但他俩从此在综合场里地就出了名了。旁人都说他俩的感情是闹出来的,好了又闹,闹了又好,越闹越好。
有一回,两个人的关系可真的是闹僵了。朱志来这个人有,点私心,综合场里削伞骨定时定量计报到,定额五十把,他一天常削一百来把,天天超额。后来派他去种琴树,没定额,他懒懒散散的,一天没移栽了几棵。小杨知道了,就说他:“你跟弯弯绕一祥了!”朱志来听了,想跳脚吧又没理,心中窝着火,忍住了。隔了没几天,朱志来去南玩为综合场买石灰,挑回时天已黑了,心想回家后准能吃上顿好的,谁知一揭开锅,锅里是红薯。他不爱吃红薯,就呕着气回屋倒头睡了,第二天早上起来,越想越呕气,借口杨小玉没去打早饭,使起性子来了,还摔破了一个碗。其实杨小玉倒不是不关心他,只是拿不准时间,想等他到家后再做饭,怕他饿着,先煮锅红著搁在炭炉子上。她也是个好胜要强的性子,哪里是个能让人的,见朱志来一闹,也就火了,便数落他:“忘了本了,连红薯也不想吃了!”朱志来气得打叠起了被子,闹着说要回生产队去,杨小玉气鼓鼓的也不理他。闹了好长一阵子,两人都觉得有,点后悔了,想转圜吧,谁也不愿先开这个口。碰巧这时王营伟来了,便做朱志来的思想工作:“别嫌这里山高、水冷,这里的山山水水都是毛主席走过的地方。我们这个综合场,就建立在当年红军制药厂的旧址上。我们应当继承红军的传统,沿着革命前辈走过的道路走下去。你老是只想着自己占便宜都象你这样,能行吗?”朱志来素来佩服王营伟,就认了输。他和杨小玉俩吃了顿和合面,面条是玉营伟给煮的,吃完了和合面,两人也就童又和好了。
最近一年来,两个人之间的争吵少多了,原因是朱志来去年学习了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以后,提高了觉悟,克服了私心。他还主动提出了劳动不应当计较报副酬的倡议,要求取消削伞骨超过定额可以多预支生活赏的旧规定。杨小玉呢,说治上也比先前有改进,比较能注意方式、方法了。你听,他俩正在通过诗朗诵来表达着自已的愿望和感情呢
金竹山上红旗舞,
一代新人擂征鼓;沿着长征道,
再走两万五。
笑声、掌声、诗歌朗诵声、鞭炮声和锣鼓声,汇聚成了一片。这可真是场热闹而欢乐的婚礼啊!
但是,此时此地,也并非是每个人都怀着欢乐的心情。阙华竹就在那里楞楞地坐着,心中正犯着愁呢!
她为什么要犯愁呢?
信,信,妈妈已经有两个月没有来信了,看来妈妈对这次婚礼是反对到底的了。小阙在家里排行第二,兄弟姊妹中数她最受她妈蚂的疼爱。一九六九年:小阙来江西插队落户,临走前,她妈妈千叮嘱,万叮嘱,叮嘱她千万不能在农村结婚,结了婚,上调的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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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就少了。她来金竹公社后,分配在半坪大队,地妈妈又一再来信叮隔,在农村好好般炼,表现要好,争取早日上调,千万不能瞎七搭八的,朋友可以谈,但不要结婚。
小阙在半坪大队劳动了三年后,对王学民发生了感情。王学民是流舍大队下乡知识青年的排长,劳动好,要求自己严,能认真地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但小阙怎敢将这件寧告诉妈妈呢?山区生活艰苦,地从来不跟家里说,更不用提在农村扎根一辈子的了。后来,王学民被调到了矿上当工人,小阙被大队党支部调去当小学教师,小阙回上海探亲时,才将自已的打算告诉了妈妈。她妈蚂一听,急了,说是里弄中有许多青年在农村,有的三
十多岁了,没有结婚,一个个都调上来了,有的二十四五岁,结了婚,调上来的机会就少得多了。再说,你当上了小学教师,经济上虽可以过得去,但一个女孩子,离家这么远,又是
一个人,娘想到这里就要流眼洱,无论如何不能在江西结婚,结了婚就别想上大学了,要想办法调回上海来,娘帮你在上海找个朋友。
但是,小阙左思右想,斗争了好一阵子,最后还是决定回到山村来了。王学民到矿上后,想争取将小阙调到矿区附近当家属工,小阙可不愿意啦!她说,这里贫下中农有多亲,我是不愿离金竹山区的,要不,你就回来务农。一九七五年十一月,小阙调到了公社的知识青年综合场,决定和玉学民结婚了。但她妈妈还是坚决不同意,说是结了婚,就再也不要阙华竹上门了。小阙写了封信给她妈妈,再三说明扎根农村的道路是正确的,说是如采同意,希望迁快回信,如果不同意,就不要回信了。但她妈妈就硬是不给她回信。小阙这回可真犯愁了,但地看到综合场中有个女青年叫周佩丽的,为了在农村成家,也曾经碰到了不少阻力,但她说什么也要在农村扎根一辈子。看看别人,想想自己,她就又写了封信给妈妈,说是同意也好,不同意也好,她这个婚是结定了。如果妈妈不认我这个女儿,那也就算了,从此就不回家了。
话虽是这么说,但小阕是多么希望妈妈能来信呀!因此,在婚礼的会上,当新婚青年的家长代表俞方卿祝贺自已新婚的女儿扎根山村的时候,勉励着青年们要同贫下中农起建设社会主义新山区的时候,泪珠禁不住在小阙的眼角里滚转着。妈妈呀妈妈,你怎么这样顽固?你倒是来这里看一看,别的青年的家长是多么热情地支持自巴的予女扎根农村闹苇命呀!
上山下乡的革命洪流在汹涌澎湃地前进着,到处可以遇到暗礁和险滩,有修正主义路线的干扰,有阶级敌人的破坏,也有旧的习惯势力和保守思想的障碍。但滔滔前进着的苹命洪流决不会因此而在途中有半刻的滞留,而是迅速地把所遇到的暗礁和险滩抛留在身后面。小阙,朝前看,前进吧!
三、关于青年综合场的故事
在这场婚礼中的新婚夫妇们,大多数人是在金竹公社的知识青年综合场参加劳动的。他们积极地献身于建场的战斗,并随着青年综合场的成长而成长,无论是在生活上和感情上,都紧紧地与青年综合场的事业相连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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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综合场目前共有五十一人,其中上海知识青年四十二人,当地贫下中农七人,从上海请来的作技术指导的工人师傅二人。他们在公社党委领导下,得到了贫下中农的教育和帮助,凭着自已的一双手,在一无所有的空地上建成了一座亦农亦工、以农为主、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的综合场。
读者不知看过《赣南纪行》没有?那里曾经介绍了乐安县有个金竹公社青年队,还提到了有十对青年正在谈恋爱或准备结婚。这个金竹公社青年队,就是金竹公社知识青年综合场的前身。但当时叙述的是一九七五年四月间的情景,建场才只一年,现在的规模可大得多了,知识青年们也已陆续开始成家立户了。这婚礼的举行,就是一个有力的例
证。
现在就让我们看一看综合场今天的规模吧!
金竹公社位处乐安县境的最南端,海拔平均一千二百公尺,山高水冷,无霜期短,双李稻不稳收,亩产低。但综合场的青年们却于一九七五年在高山梯田上试种双季稻获得成功,亩产八百六十五斤,超过了“纲要”,是全公社中最高的。单季稻的亩产也从一九七四年的三百二十斤跃到了一九七五年的五百八十斤。此外,综合场在山坡上试种了十亩桔子树,塘里放养了六百多尾鱼,圈里还存养着九头肥头大耳滚圆可爱的肉猪呢!
在山麓下,面对着梯田,是综合场的竹木加工场,车间里有车床四台,木车床四台,柴油机四台,固定资产达四万六千多元。这个加工场的主要产品是油布伞的成品和半成品,从上山砍伐竹木起,包括劈竹、削伞骨到成品出厂的全部工序,全都由综合场的青年自已完成。这个加工场的全年产值,在一九七四年是二万二千元,一九七五年是五万三千元。同时,这个综合场还附属有发电站、碾米加工厂和农机修理站。过去,附近生产队的农机坏了一个螺丝,也得走一百八十里路到乐安县城去修理。现在农机出了小毛病,只要一个电话,随叫随到随修,那就方便得多了。
综合场的青年集体宿舍是一幢上下两层共有二十多间的大楼房。这一年来,。又造了
六百平方米的平房作为家属宿舍,新婚夫短们每对都分到了一套两间三十五平方米以上的房子。金竹公社党委对知识青年们的关怀可真是无微不至啦!
如同青年们各人有着自,己的不同的曲折经历一样,知识青年综合场自身也有着自已的发展史。它走过了一条驱苦创业的道路,今后也仍将沿着这条道路继续走下去。这个在今天已达到了半机械化程度的综合场,当年是全依仗着十四个人、十把蔑刀起家的。一九七四年四月建场时,什么也没有,就是这十四个人。他们在公社党委的支持下,搞来了十把砍竹的篾刀,拿不到篾刀的,就用柴刀代替,十男四女,兵分两路,背着米,挑着锅,四月五日上了山。没莱吃,就吃带上山去的萝卜干;没住的,找了间
四面透光的破木屋,搞点树皮盖个顶。日砍夜削,二十三天砍了六千根毛竹,削了两万决车刷柄,又碰上了梅雨季节。在那些新婚夫妇中不是有个叫王韵洁的女青年吗?别看她身材瘦瘦小小,长得挺秀气,身骨子可硬着呢!那时节,她为了要抢挑竹子下山来,体重才八十一斤,硬是挑起了一百二十斤的担子,走两步,停一停,拐了脚脖,咬着牙再走。老贫农张春生见了心疼,说:“小女仔,还嫩着呢,不要挑这么多呀!”可小王说:“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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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竹子一百段一担,分二担走太慢了,时间那么紧,梅雨不等人,抢挑竹子要紧!”就这样,最后还是没来得及把砍下的竹子全部挑下山,留在山上还有一千六百根价子,都雾烂掉了。在山下削伞骨,又碰上梅雨天,削了发霉,做了没用,有人就要闹散伙,人心浮动了。但王营作、王韵洁、朱志来、杨小玉这些青年人都狠坚决,在墙上,刷出了标语:“中国人死都不
青年们在挑竹子下山
怕,还怕困难吗?”“贫下中农祖祖辈辈在这里剑业,我们还不行吗?”他们为了积累资金,筹建综合场,就去挖黄泥、拉沙子,没板车,问别人借,经常干到晚上八、九,点钟。几个男的气力大,就去搬石头,当临时工。两个月下来,扣除去生活费用,积累了五十元钱,这就是综合场的第一笔建场资全了。七月二日,天放晴了,第二次叉上了山,二十二个人。这一回可艰苦了,大伏天里,劳动可累啦,再说,就连亨卜于也吃不上,喝点酱油汤、盐水汤就算是莱了,不多天下来,拉痛的也有,打摆子也有,身上长起了大济疮的也有,可男男女女就是没有一个人主动要求下山治疗的。原来有的人对办青年场、队没信心,说是小青年吃不了苦,迟早得散伙,是瞎胡闹。这一面砍竹下山后,舆论可大变了,说是这些上海人真是能吃苦,有千劲!
竹木加工场建立起来后,原料赶不上供应了,第三次又上了山,在山上过的国庆节。这
一九七四年的三次上山,保证了原料的供应,积累了资金,还锻炼了人,对综合场的贡献可大啦。铁要锻打才能成钢,综合场的青年们也正是在这样的严峻的考验中锻炼、成长起来的。这一年,他们削了十万根伞骨,六万块车别柄,县土产公司帮他们联系,同上海青浦县的一个油布伞厂签订了合同,综合场就此站稳了脚跟。
但是,斗争并没有结束,到了年终分配时,矛盾可尖锐啦!一部分青年强调多分,说是年苦下来了,该让大家日子过得舒坦,点;但大多数人反对这种做法,说是西瓜没熟就先吃瓢,都分光了,还办什么场!再说,分多了,跟当地的贫下中农收入上的差距也就大了,不能这么做。因此,应当多留积累,扩大再生产,明年可以多吸收点知识青年参加。双方拍桌打凳闹得不可开交,那些正在漠恋爱或准备结婚的男女香年,十对中就闹翻了三对。男的说:“多分点,谁备成家嘛!”女的说:“我不希罕,你想把综合场都分光了,我不同意!”,男的说:“明年综合场要增添新人,多留了,不就便宜了他们了?”女的说:“你就那么自私?损人利已的东西,谁跟你好就倒了霉了。”后来,在公社党委主持下,全场停产辩论了三天,讨论究竟是要“钱”还是要“线”?那些闹多分的青年在提高了认识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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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认了错误,说是不该眼中只看到钱而丢掉了路线,这样搞下去,.既毁了综合场,也毁了自己。这场斗争可比跟艰苦的自然条件作斗争要严峻得多啦,但也正是经过了这场斗争,综合场在县委和公社党委的引导下,走上了正确的道路,才有今天的蓬蓬勃勃的发展。
当然,对于综合场来说,今后仍然是继续会有斗争的。但只要他们牢牢记住历史的教训,永远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上,综合场的事业是会兴旺发达起来的。
二这就是关于青年综合场的故事。
我们了解了青年综合场的创业史,深受感动,很想亲眼去看一下当年知识青年在那里战斗过的地方。婚礼结束后的第二天,我们就去探访塘湾洲伐竹场了。
塘湾洲在金竹公社的西南,峰高峦险,走去大约有二十多里山路。我们起了个早,天蒙蒙亮就出发了,沿着盆地的边缘,顺着从山脚下开始的盘玻小道,吃力地攀登上了盆地东南面约一、二百公尺高的山崖,然后折向西南,进入了万山丛中。阴沉沉的天空,肃杀而酷冷,满坡遍野是暗褐或枯黄色的杂树、荆棘和荒草,大多数树木只剩下了树干和丫枝在寒风中颤抖着,只有强劲的松柏不畏凛冽的寒风,傲然屹立在山崖间。大约走了一个多小时,山势越形险峻,左边是悬崖深沟,右边是陡立的削壁。那路才真叫窄呢,如果对面来了个人,就得侧着身子贴着山崖,才能给对面的来人让道。过了这段险路,便进入了林区。
这里的景色别是一番宏伟的气象,周围大多是高大的枝叶不调的常绿乔木,共间还夹杂着成片成片的竹子。笔直而挺拔的红杉和云杉,高大的合抱粗的株树,在严寒中绽吐出嫩绿色新芽的乌柳,还有枫树、垛树、桐树、漆树、雀柳以及其他许多连名字都叫不上来的冬种各样的树木。
“这可真是个狩猎的好地方呢!”陪行的公社党委副!书记老杨向我们介绍:“在这里,鹿、狼、孤狸、豺狗、老虎、野猪什么都有,山老鼠比猫还要大。不过,伏天里上山,得提防高山楦和青竹蛇。高山橙只有尺把长,王灰色,常盘在树干上。青竹蛇又叫竹叶青,跟竹子一个颜色,弓着身子跳起来,能咬住人的脖子。这两种都是很毒很毒的毒蛇,被咬上一口,不用多久时间,便没法治了。但这也没什么可怕的,王营伟刚下乡时,床头的瓶瓶罐罐里就专爱放养这些长虫百脚的,说是好玩着呢!”
说说谈谈,又走了不少路。我们心里老是在惦念着:这里既然叫金竹山区,总该有种黄澄澄的竹子吧!动了这个好奇的念头,沿途就一直在留心地观察着各类的竹子。这里的什子种类真是不少,有毛竹、谈竹、篾竹、杂竹等等,噢,还有名贵的桂竹和紫竹呢。这些劲直的竹子,有的碗口粗,有的才茶杯口大,也有只是小指头那么粗细的。虽说眼下正在腊月里,但大多数的竹子笔直地挺立在寒风里,仍然显得那么青翠可爱,也有青里泛黄的,但就是没找到黄澄澄颜色的金竹。
“爱,这里怎么没看到有金竹呢?”我们中的一个问。同行的老邓听了,呵呵可地笑着,他约摸四十七、八岁,也是公社的党委副书记。老邓和公社的黄书记一起,为综合场的创办不知花了多少心血。他边走边说:“前面就是塘湾洲了,到那儿坐下再说吧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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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路越来越陡,一直往峰顶上伸去,到了峰腰深处,路突然断了,塘湾洲到了。这是个小小的山拗,三面靠山,北面有条山溪,淙淙的流水由西向东流去。这个小山村共有四户人家,村中心耸品一棵高大的柏树,有二十多公尺高,虽在大寒天里,仍然长得郁郁葱葱。老邓把我们领到了村北的一户社员家里,吃上了热气腾腾的面条,好客的夫妇还给我们煮了红著,炒了南瓜子。这时,位乡办干部给我们说了金竹的故事
“在很久很久以前,这里原是一片荒凉的山区,杂树、荒草有的是,可就是没有竹子。后来有对男女青年,受不了官府的压迫和地主的剥削,逃到这个渺无人烟的山里来了,在山里结了婚、安了家。有-年,那个男的翻山到了永丰县的南坑,从那旦带回了一棵小野竹,栽在门前的山坡上,竹子拔节后,竹鞭上绽出了竹笋,慢慢就出现了竹林。夫妻俩吃的是竹笋,用的是竹子制成的器物,觉得这竹子挺金贵的,就叫它金竹。年复一年,这小片的竹子沿着山坡蔓延开了,成了大片大片的竹林。夫妻俩死了,儿孙们继续开垦着山区。据说,这漫山遍野的竹子,都是这裸小野竹的后代。生长在这里的山民们,都是这夫妻俩的后代。金竹的名称也就这样沿用下来了,这就是金竹山区的来历。”
“可有一,点,”老邓接过老熊的话说了下去:“我看这夫妻俩比今天的知识青年们可差远了。他们俩图的是个人的成家立业,而我们青年今天的艰苦奋斗,为的是社会主义革命事业。艰苦创业可也有两条道路,眼下不少青年结了婚了,究竟是光图个人小家庭呢还是考虑集体的事业,考验可严峻着呢!再说,思想上说啥也不能忘了两条路线的斗争,路线不对头,再艰苦创业也没用!”
饭后略歇息了片刻。在正午时分,我们登上了山巅。天气已开始由阴转晴,阳光驱散了山雾阴霍,照得我们身上暇暖洋洋的,连山风的凛冽刺骨也都不觉得了。往山下望去,披上便是青年们的伐竹场,这片竹林不大,大约有一三十亩,依稀尚可辨认出当年砍伐过的痕迹。老邓对我们介绍说,砍了竹子,只要竹鞭在地下残留着,就又会长出竹笋来,不消几年时间,就可以重新形成一片茂密的竹林。这里的森林资源可丰富呢,全公社只有
一千四百多户社员,山林面积却有近叶四万亩,还有一万六千多亩成片的竹林,知识青年在这里完全可以大有作为呢。
我们站在这海拔千七百多公尺的山巅上,极目远眺,四周一片崇山峻岭,峰奇崖险,叠叠重重,远处的许多山峰都隐藏在云雾里。朝西面和北面看,是一片由各种树木纽成的茫茫林海。转过头来,东北方向,是一片茂密的原始竹林,连绵不绝,无边无际地往前延
·伸开去,一眼望不到边。这可真是竹子的海洋啊!
太阳在空中当头照耀着。金色的阳光照在这无边无际的竹子的海洋上,金灿灿,黄澄澄,寒风呼啸着吹过,这海洋便层层掀起了金色的怒涛狂波。我们望着这壮丽的奇景,屏息着呼吸,一种浑厚、肃穆的感觉笼罩着全身。
挺拔而劲直的竹子呵,你是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的化身!在党的阳光照耀下,成片成片的金竹必将在中国的大地上迅速地茁壮成长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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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尾声
故事以外的故事
婚礼举行过了,祝贺的客人都走了,故事也该结束了。不,还有我们自己的故事呢!
我们几个青年人在回上海后,一边整理着笔记,一边老惦念着阙华竹的命运,听说地也回上海探亲来了,不知道地妈妈究竞会怎样对待她?
“走,到她妈妈的家里去!那么死顽固,得开导开导她!”这是宣玲玲,一向心直口快,就是有点儿莽撞。
“这样做法好不好?会不会太冒失了!”陆晓禾有点犹豫,地比较谨慎。“没关系,不斗争就不能进步嘛”周勇闯洋洋自得、很有把握地说。
我们三人翻阅着笔记本,查到了阙华竹家的地址,就在当天夜晚雄赳赳地上阙家去
了。
敲开了阙家的门,阙妈妈问清找淮后,高高兴兴地把我们迎了进去,向屋子里喊道:“华竹,有客人来找你了。”
屋子里出来的是阙华竹和王学民夫妻俩。阙华竹一看是我们,就赶忙招呼我们坐下,边给我们倒茶,边对我们说:妈妈待他们俩可好呢,做了中班回来,还给王学民洗衣服,这可是他家的兄弟姊妹中谁也没享受过的待遇呢。阙妈妈听着阙华竹絮絮不绝的治语,笑咪咪地望着我们,就象是早已知道了我们的来意似的。
我们知道这一回有点冒失了,每人接过了闲妈妈递过的一包喜糖,道贺了几向,就赶
紧告锌出了门。
到了阙家的门外,见马路上没人,你望望我,我望望你,都觉得有点尴尬。
忽然,不知是谁放声笑了起来,别的人也跟着一齐哈哈笑了起来。笑声在空旷的马路上回荡着。这究竞是在为闲华竹感到高兴呢,还是在为自己的鲁莽举动感到好笑,这就只有请读者们自己去作判断了。
是啊,毛泽东思想的阳光并不仅仅照亮着金竹山区,而是照耀着全中国,照耀着全世
一界。知识青年们在前进,知识青年们的家长也在前进,整个申国社会都在限制资产阶级法权、消灭三大差别的道路上前进着。
前进吧,中国的青年们!
一九七六年三月初稿,七月修改定稿。
(本文照片由上海电视台供稿。摄影:朱黔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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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七六年
第
九
期
总第三十七期
上海学习与批判杂志编辑部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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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复旦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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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品纯判饼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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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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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大的领袖和导
毛泽东主席永垂不朽!
毛泽东主露
永远活在我门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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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无不胜的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恩想万岁!
精大的、光荣的、正确的圈头党万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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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主清瓷录
按既定方针办
要搞马克恩宝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继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
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
九七六年第十期目
录
伟大的领袖和學鲰彩泽东生席永善不料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会国人民代表六会常务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中圆共产党中央军警委员会
告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书……………《6)在伟大的领襁潮导师毛泽东主寤追悼大会上中国其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华国锋同志致悼同…(o)毛泽东主席治丧委员会名单
(15)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全画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中園共产党中央笨事委员会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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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社论(18)
缕承毛主席的遗志把无产阶级第命事业选行到底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1
一上海一千万人民的战斗誓言…本刊记者(21)永远走毛主席指引的“七。二一”道路…中共上海机床厂委员会(26)毛主席培育的新生寧物必將茁壮成长
川沙县江镇公社金体赤脚医生(28)
红卫兵永远忠于毛主席…市六中学红卫兵园(30)踏着毛主席的足迹前进……老红罕战士阙中一《32)
瑶泽东思想永远渔着我们前递
载们这个党是有希望的
学习《论人民民主专政》的一点体会…齐永红《35)第命红旗永远飘扬
学习《星星之火,可以隙原》的一,点林会…延风(39)我们的队伍向太阳
学习《战争和战略问题》的一一点徐会…康立(42)坚持革命接班人的五条标推
学习毛主席关于培养革命接班人的论述…方海(44)党的团结是胜利的保证
一学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的-,点体会…史文桐《47)
学习毛卖席光辉的草命实践
毛主鹿在并冈山(连载)
4…(50)
文家市决策
三湾政编
三、红旗酒上井网山
四、重建游赣边界地方党五、茶陵风云
六、唤起工发千百万
士、宠民自卫军的新生八、第一次歼灭成
传九月二十七归出版立
九月三中月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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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大的领导顺彩泽东主驚永露不
中国共产党中奥委员会中华氕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剂国国务院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
告全党全军金国各簇具民书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极其悲痛地向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宣告:我党我军我国各族人民敬爱的伟大领袖、国际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被压追人民的伟大导师、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名誉主席毛泽东同志,在患病后经过多方精心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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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因病情恶化,医治无效,于九七六年九月鬼零时十分在北京逝世。
毛泽东主席是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和英明领補。毛主席领导我们党同党内右的和“左”的机会主义路线进行了长期尖锐复杂的斗争,战胜了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罗章龙、王明、张国煮、高岗饶漱石、彭德怀的机会主义路线。在无产阶级文化六革命中,又战胜了刘少奇、林彪、邓小平的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使我们党在阶级斗争和两条路线斗争中不断发展壮大。在毛主席的领导下,中国共产党经过曲折的道路,发展成为今天领导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主席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结合中国革命的其体实践,创造性地规定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总路线和总政策,创建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指出了我国武装夺取政权,只能走建立农村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道路,而不能走别的道路。他领导我党我军我国人民,用人民战争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夺取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创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毛主席领导的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改变了东方和世界的形势,为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的解放事业,开辟了新的道路。
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毛主席全面总结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深刻地分析了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关系,在马克恩主义的发展史上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在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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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新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还存在阶级和阶级斗争,作出了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的科学论断,提出了元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制定了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俞路线指引下,我党我军我国人民乘胜前进,夺取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胜利,特别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批林批孔、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伟大胜利。在幅员广大、人众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坚持社会主义,现固无产阶级专政,这是毛泽东主席对于当代所作的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伟大贡献,同时,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反修防修,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提供了新鲜经验。
中国人民的一切胜利,都是在毛主席领导下取得的,都是毛泽东恩想的伟大胜利。毛泽东思想的光辉,将永远照耀着中国人民前进的道路。、”
毛泽东主席总结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革命实践。提出了系列科学论断,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宝库,给中国人民和全世界革命人民指明了斗争的方向。他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雄伟气魄,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发动了批判以苏修叛徒集团为中心的现代修正主义的伟大斗争,促进了世界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和各国人民反帝反霸事业的蓬勃发展,推动了人类历史的前进。
毛泽东主席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着。半个多世纪以来,他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原则,在同国内外、党内外阶级敌人的长期斗争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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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承、攀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历史上写下了极其光辉的篇章。他把自己毕生的精力,全部贡献给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贡献给了全世界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的解放事业,贡献给了共产主义事业。他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伟大毅力,同疾病进行了顽强的斗争,在病中继续领导了全党全军和全国的工作,一直战斗到生命的最后一息。他为中国人民、为国际无产阶级和全世界革命人民立下的丰功伟绩,是永存的。他赢得了中国人民和全世界革命人民衷心的热爱和无限的崇敬。
毛泽东主席的逝世,对我党我军和我国各族人民,对国际无产阶级和各国革命人民,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都是不可估量的损失。他的逝世,定将在我国人民和各国革命人民的心中,引起极大的悲痛。中共中央号召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一定要化悲痛为力量:
我们一定要继承毛主席的遗志,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我们一定要继承毛主席的遗志,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坚决维护党的团结和统一,紧密团结在党中央的周围。要在两条路线的斗争中,加强党的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按照培养接班人的五项条件,坚决执行老中青三结合的原则。我们一定要继承毛主席的遗志,巩固工人阶级领导的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各族人民的大团结,深入批邓,继续开展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热情支持社会主义新生事物,限制资产阶级法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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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巩固我国的无产阶级专政。我们要继续开展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三大革命运动,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勤俭建国,鼓足千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
我们一定要继承毛主席的遗志,坚决执行毛主席的建军路线,加强军队建设,加强民兵建设,加强战备,提高警惕,随时准备歼灭一切敢于入侵之敌。我们一定要解放台湾。
我们一定要继承毛主席的遗志,继续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外交路线和政策。我们要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加强我党同全世界真正的马列主义政党和组织的团结,加强我国人民同各国人民特别是第三世界各国人民的团结,联合国际上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把反对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和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进行到底。我们永远不称霸,永远不做超级大国。
我们一定要继承毛主席的遗志,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刻苦攻读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为彻底推翻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用无产阶级专政代替资产阶级专政,用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为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争取对人类作出较大的贡献,为最终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
战无不胜的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万岁!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中国共产党万岁!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泽东主席永垂不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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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伟大的领袖和导壩毛泽东主席追棹大会上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
华国锋同志致悼词
同志们,朋友们:
今天,首都党政军机关、工农兵以及各界群众的代表,在天安门广场举行隆重的追悼大会,同全国各族人民一道,极其沉痛地悼念我们敬爱的伟大领袖、国际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被压迫人民的伟大导师毛泽东主席。
几天来,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都为毛泽东主席逝世感到无限的悲痛。伟大领袖毛主席毕生的事业,是同广大人民群众血肉相连的。长期受压迫受剥削的中国人民,是在毛主席的领导下翻身作了主人。灾雅深重的中华民族,是在毛主席的领导下站立起来了。中国人民衷心地爱戴毛主席,信赖毛主席,崇敬毛主席。国际无产阶级和进步人类,都为毛主席的逝世而深切哀悼。
毛泽东主席是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和英明领袖。
毛主席在领导我们党同国内外、党内外的阶级敌人作战中,在长期的艰巨的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和两条路线斗争中,锻炼和培育了我们的党。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就是毛主席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同党内右的和“左”的机会主义路线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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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历史。在毛主席的领导下,我们党战胜了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罗章龙、王明、张国焘、高岗饶漱石、彭德怀的机会主义路线,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又战胜了刘少奇、林彪、邓小平的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在毛主席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的指引下,我们党不断发展壮大,从几十个共产主义者的小组,发展成为今天这样有三干多万党员的领导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党,成为一个有纪律的、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武装的、采取自我批评方法的、密切联系人民群众的党,成为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
毛主席在长期的革命战争中,锻炼和培育了我们的军队。毛主席很早就作出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著名论断,亲自领导了秋收起义,建立了第一支工农红军,在井冈山创立了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五十年来,毛主席领导我军粉碎了国民党对革命根据地的反革命围剿,胜利完成了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消灭了美帝国主义武装的八百万蒋匪军,建国以后又胜利地进行了抗美援朝战争,胜利地反击了苏修社会帝国主义和反动派对我国的武装挑衅,保卫了祖国的安全。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我军遵照毛主席的教导,参加了“三支两军”,为人民立了新功。我军能够从小到大,从弱到强,发展成为野战军、地方军和广大民兵相结合的强大武装力量,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坚强柱石,最根本的,就是毛主席为我军制定了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建军路线和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在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人民武装力量面前,任何敢于入侵之敌,都必将埋葬在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
毛泽东主席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结合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正确地解决了在我国武装夺取政权,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一系列根本问题。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主席分析了中国的历史和现状,分析了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正确回答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对象、任务、动力、性质、前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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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转变等问题,规定了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是我们党在这个历史时期的总路线和总政策。毛主席提出了我国武装夺取政权只能走建立农村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道路,而不能走别的道路。毛主席总结了我党的历史经验,指出
一个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理论和革命风格建设起来的共产党,一个由这样的党领导的军队,一个由这样的党领导的各革命阶级各革命派别的统一战线,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三个主要法宝。毛主席领导我们党依靠这三大法宝,夺取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创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毛主席领导的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改变了东方和世界的形势,为被压迫民族被压迫人民的解放事业,开辟了新的道路。
在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新的历史时期,毛主席总结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对立统一的学说,深刻分析了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关系,指出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毛主席在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历史上,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还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提出了社会主义社会中存在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这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的学说,提出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毛主席一再告诫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千万不要忘记阶缀斗争”,指出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这个历史阶段中,始终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存在着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进行颠覆和侵略的威胁,为我党制定了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毛主席根据社会主义时期阶级关系的变化和阶级斗争的特点,作出了“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还在走”的科学论断。毛主席代表工人阶级、贫下中农继续革命的利益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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愿望,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粉碎了刘少奇、林彪、邓小平的复辟阴谋,批判了他们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夺回了被他们篡夺的那一部分党和国家的领导权,保证了我国沿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道路胜利前进。在幅员广大、人口众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不断地战胜帝、修、反的颠覆和破坏,坚持社会主义,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这是毛泽东主席对于当代所作的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伟大贡献,同时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反修防修,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提供了新鲜经验。
毛泽东主席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毛主席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雄伟气魄,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发动了批判以苏修叛徒集团为中心的现代修正主义的伟大斗争,促进了世界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和各国人民反帝反霸事业的蓬勃发展,推动了人类历史的前进。毛主席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原则,总结了国内国际革命斗争的经验,在各个方面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宝库。毛泽东思想是反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反对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的强大思想武器。恩想上敢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中国人民的一切胜利,都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毛泽东思想的光辉,将永远照耀着中国人民前进的道路。
毛泽东主席是全心全意为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谋利益的光辉典范。毛主席把自己毕生的精力,直到生命的最后~息,全部贡献给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贡献给了全世界被压迫民族被压迫人民的解放事业,贡献给了共产主义的事业。象毛主席这样经历过种种革命风暴,战胜了种种艰难险阻,始终和工农劳动群众心连心,站在革命运动的前列,指导革命运动前进的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在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历史上,是罕见的。毛主席在革命理论和革命实践上立下的丰功伟绩,是永存的。现在,毛主席与世长辞了。这对我党我军和我国各族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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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国际无产阶级和各国革命人民,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都是不可估量的损失。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一定要积极响应党中央的号召,化悲痛为力量,继承毛主席的遗志,“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在党中央的领导下,将毛主席开创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进行到底。
在国内,我们一定要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和政策,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巩固工人阶级领导的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各族人民的大团结,深入开展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反修防修,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努方把我国建设成为
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争取对人类作出较大的贡献。我们定要完成解放台湾、统一祖国的神圣事业。
在国际,我们一定要继续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外交路线和政策,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永远不称霸。我们要加强同国际无产阶级、全世界被压迫民族被压迫人民的团结,加强同第三世界各国人民的团结,加强同一切受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侵略、颠覆、干涉、控制和欺负的国家的团结,结成最广泛的统一战线,反对帝国主义特别是反对苏美两个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我们要同全世界一切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和组织团结在一起,为在地球上消灭人剥削人的制度,实现共产主义,使整个人类都得到解放而共同奋斗!毛泽东主席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战无不胜的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万岁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中国共产党万岁!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泽东主席永垂不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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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主席治丧委员会名单
华国锋王洪文叶剑英张春桥
(以下按姓氏笔划为序)
韦国清刘伯承江青(女)
许世友纪登奎吴德汪东兴
陈永贵陈锡联李先念李德生姚文元吴桂贤(女)
苏振华
倪志福赛福鼎
宋庆龄(女)
郭沫若徐向前聂荣臻陈云谭震林
李井泉
张鼎丞蔡畅(女)
乌兰夫阿沛·阿旺晋美周建人许德珩
胡厥文李素文(女)
姚连蔚王震余秋里谷牧孙健
粟裕沈雁冰帕巴拉·格列朗杰
江华丁盛丁可则
丁国钰马宁马天水于桑于会泳于洪亮王净王必成王宏坤王秀珍(女)
王国藩王首道王淑珍(女)
王淮湘
王超柱天宝巴桑(女)
方毅邓额超(女)
尤太忠
孔石泉孔照年冯铉司马义·艾买提白如冰
田华贵田维新
刘伟刘子厚刘兴元刘均益刘贤权刘建勋
刘盛田
刘湘屏(女)
刘锡昌江礼银江拥辉江燮元吕玉兰(女)
安平生
庄则栋
华林森乔冠华任思忠年继荣邪燕子(女)
陈康陈士榘
陈先瑞陈奇涵陈慕华(女)
杜·平李达李强李水清
李任之李志民:李顺达李葆华李瑞山杨勇杨春甫
杨得志
吴涛吴大胜苏静张才千张平化张达志张池明张延成张宗逊张恒云张洪池张树芝张维民张富贵张福恒张翼翔肖劲光岑国荣宋佩璋周宏宝周丽琴(女)
周纯麟
宝日勒岱(女)宗希云林丽韫(女)
罗青长罗锡康
洗恒汉
金祖敏饶兴礼段君毅祝家耀赵紫阳耿飚耿起昌钱之光钱正英(女)
郭玉峰郭宏杰徐景贤夏邦银唐岐山唐忠富
莫显耀秦基伟陶鲁笳姬鹏飞黄华黄镇尉凤英(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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鹿田计曹里怀曹轶欧(女)
崔海龙梁锦棠韩英韩先楚
董明会傅传作焦林义曾绍山
曾思玉彭绍辉谢家祥
谢静宜(女)
鲁瑞林解学恭蔡啸蔡协斌蔡树梅(女)
谭启龙廖承志
潘世告樊德玲
魏秉奎卜谷香七林旺丹
马明马小六
马立新马金花(女)
邓华王体王谦王六生王光临
王百得王志强王美季(女)
王景升王德山
文香兰(女)
叶飞央宗(女)
石少华厉日耐冯占武冯品德
申茂功
卢忠阳白栋材江渭清吕和吕存姐(女)
任荣达洛
孙玉国刘西尧刘光涛刘春樵刘振华向仲华朱光亚朱克家肉孜。吐尔迪
阮泊生肖克吴忠吴从树吴玉德吴向必
吴金全杨贵杨大易杨坡兰(女)
杨俊生杨富珍(女)
陈玉宝陈代富
陈和发陈佳忠陈佩珍(女)
李化民李守林
李定山李祖根李跃松张令彬张怀连张世忠张江霖张英才张林池张国权张泗洲张积慧宋双来宋庆友宋时轮陆金龙汪家道汪湘君(女)
佘积德郑三生林李明罗春佛(女)
胡炜胡良才
胡金娣(女)
赵峰赵兴元赵辛初姚依林
徐驰唐亮唐克碧(女)
唐闻生(女)
铁瑛贾那布尔
钱学森高淑兰(女)
诸惠芬(女)
郭耀卿康林康健民
黄文明黄成连黄作珍黄知真黄炳秀(女)
黄荣海隆光前
崔修范
盘美英(女)
彭冲彭贵和鲁大东蒋宝娣(女)
谢家塘谢振华谢望春(女)
廖志高裴周玉黎原樊孝菊(女)
薛金莲(女)
张耀词毛远新李敏(女)
李讷(女)
刘友法武葆华鲁瑛许健生莫艾解力夫邓岗李鑫施义之沙风陈绍昆周子健李际泰李成芳边疆汪洋
·肖寒康世恩郭鲁钟夫翔张劲夫范子瑜陈国栋方强吴庆形迟群杨成武梁必业张廷发向守志黄新廷谭善和吴克华杨荣国刘大杰朱永嘉冯天瑜冯友兰周一良魏建功夏震寰黄昆龚畿道浩亮刘庆棠浩然王桂珍(女)陶寿淇薰加耕柳忠阳朱蕴山史良(女)
胡愈之沙千里
季方黄鼎臣周培源田富达刘斐董其武
陶峙岳杜聿明
宋希濂黄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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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
公
告
为了表达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对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的无限崇敬和深切哀悼,
现决定
(一)九月十一日至九月十七日,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吊唁。中共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中央党政军机关和北京市等各方面的负责人、工农兵以及其他各方面的群众代表参加吊唁,瞻仰遗容。
全国各机关、部队、厂矿、企业、商店、人民公社、学校、街道等一切基层单位的人员,可在本单位举行吊唁。
(二)九月十八日北京时间下午三时,在天安门广场举行隆重的追悼大会。中央人民广播电合、北京电视台转播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的追悼大会的实况,全国各机关、部队、厂矿、企业、商店、人民公社、学校、街道等一切基层单位,都要组织群众收听、收看,进行追悼。
全国县以上地区,要在九月十八日下午三时召开有工农兵以及其他各界代表参加的追悼会,先收听北京追悼大会的实况,然后由本地区党政军主要负责人致悼词。
(三)从九月九日至九月十八日,全国各地和我驻外使领馆及其他驻外机构,
一律下半旗志哀,同时停止一切娱乐活动。
(四)九月十八日下午三时正,一切在机关、部队、厂刊矿、企业、商店、人民公社、学校、街道的人员以及在外行进中的人员,除不能中断工作的以外,均应就地肃立,静默志哀三分钟。九月十八日下午三时正,有汽笛的地方和单位,如火车、轮船、军舰、工厂等,应鸣笛三分钟志哀。
(五)对外国政府、兄弟党和友好人士要求来华吊唁,我驻外使领馆应表示深切的感谢,并转达我党中央和我国政府关于不邀请外国政府、兄弟党和友好人士派代表团或代表来华吊唁的决定。
特此公告。
一九七六年九月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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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席永远活在我们们心中
《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社论
我们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的伟大领袖、国际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被压迫人民的伟大导师毛泽东主席和我们永别了。毛主席的逝世,对我国人民和世界革命人民的损失是不可估量的。八亿神州,无裉悲痛。五洲四海,深切哀悼。我们沉痛的心情,是任何语言都无法形容的。最撒爱的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毛泽东主席是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人民是在毛泽东的旗帜下,经过了从胜利走向胜利的战斗历程。我们的党有今天,我们的国家有今天,我们的人民有今天,都是毛主席英明领导的结果。毛主席为中国人民和世界革命人民建立的丰功伟绩,是永世长存的。
我们永远不会忘记,是毛主席,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为我们党制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领导全国人民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战胜了一次又一次党内机会主义、修正主义路线的千扰和破坏,战胜了国内外凶恶的敌人,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彻底胜利,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胜利,取得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结束了受压迫受奴役的历史,中国人民掌握了自已的命运,迈开了巨人的步伐,贫困落后的、黑暗的旧中国变成了朝气蓬勃、初步繁荣昌盛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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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新中国。
我们永远不会忘记,是毛主席,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雄伟气魄,领导我党和我国人民,同全世界马列主义政党、组织和革命人民一道,开展了批判以苏修叛徒集团为中心的现代修正主义的伟大斗争,促进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世界人民反帝反霸事业的蓬勃发展。毛主席深刻分析了当代世界形势,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的战略思想,为我国制定了革命的外交路线和政策,加强了我国人民同全世界各国人民、特别是第三世界人民的战斗团结,推动了人类历史的前进。
我们永远不会忘记,是毛主席,在同国内外、党内外阶级敌人的长期斗争中,总结了无产阶级和革命群众革命斗争的实践经验,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主席贡献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特别是贡献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解决了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擗这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重大课题。毛主席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极大地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宝库。
毛主席与世长辞了。毛泽东思想永放光芒,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深入人心,毛主席开创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后继有人。毛主席嘱附我们:“按既定方针办”。在沉痛哀悼毛主席逝世的时候,我们要化悲痛为力量,永远遵循毛主席的教导,竖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把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进行到底。
按既定方针办,就是按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各项政策办。“恩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我们的一切胜利,都是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胜利。我们党的全部历史表明: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党就发展,革命事业就胜利;违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党就遭受挫折,革命事业就失败。在任何时候、任何情祝下,我们都要牢牢记住这个最重要的历史经验,坚定地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勇敢地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在整个社会主义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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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坚持批判资产阶级,批判修正主义,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坚持同党内志资派作斗争。当前,要把毛主席亲自发动的批判邓小平、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继续深入地开展下去,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进-步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只要我们按毛主席路线办,我们就无往而不胜。
毛主席生前谆谆教导全党、特别是党的高级干部:“认真奢书学习,弄通马克愚主义”。我们要忠实地继承毛主席的遗志,就一定要刻苦攻读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毛主席的伟大著作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光辉文献,是我国人民和世界革命人民宝贵的精神财富,是我们取之不尽的力量源泉。只有学好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才能成为自觉的无产阶级战士,更好地坚持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为亿万人民群众所掌握,是反修防修的根本保证,是夺取无产阶级革命事业不断胜利的根本保证。
中国共产党是久经考验的、成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党,是具有丰富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经验的党,是全中国人民的领导核心。我们要最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周围,全党服从中央,坚决维护党的团结和统一,现固工人阶级领导的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各族人民的大团结。要按照毛主席的建党学说,加强党的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要发扬毛主席倡导的党的优良作风。要加强党的元化领导,以阶级斗争为纲,以批邓为动力,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奋,把各项社会主义事业推向前进。
我们有毛主席亲自缔造和培育的伟大、光荣、正确的党,有毛主席亲自创建的战无不胜的人民军队,有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英噬人民。我们决不辜负伟大领袖毛主席的长期教导,一定能够战胜任何困难,永远沿着毛主席开辟的革命航道奋勇前进。我们对共产主义事业充满着必胜的信念。“我们的昌的一定达到。”“我们的昏的一定能够达到。”伟大的领栖和导师毛泽东主席永垂不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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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股4i竹rITi流L席
继承毛主篇的遗志把无产阶级革扉事业进行到底
接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
一-上海一千万人民的战斗誓言
伟大领袖毛主席逝世的消息传来,浦江两岸顿时沉浸在巨大的悲痛之中。
敬爱的毛主席啊,上海人民无限怀念您。从您亲手剑建我们伟大的党的“一大会此到在一月革命风暴中传达过以您为首的党中央的贺电的人民广场,从铭刻着您伟大足迹的炼钢炉旁、纺织机边、船台上下、战舰内外,到受到过您亲笔批示巨大鼓舞的人民公社广阔田野,从耸立在长青松柏丛中的您的遗像前,到播放着您坚毅、安详的遗容的电视机旁,您的无数忠诚儿女,在缅怀着您的丰功伟绩,在倾诉着您的比天高、比海深的恩情,在默哀,在悲泣,在宣誓…
在这无限悲痛的时刻,敬爱的毛主席啊,党中央传达了您生前的谆谆嘱时,“按既定方针办”!啊,毛主席,您没有离开我们,您仍在指挥我们战斗。我们仿佛看到,您的巨手,仍然在天安门城楼上亲切地问我们挥动。我们仿佛听到,您的声音,仍然在蓝天长空中经久不息地回荡。是您的指示,将我们无限的悲痛化成了无穷的力量。
“按既定方针办”,就是按您亲手制订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各项政策办。毛主席啊,毛主席:我们的一切胜利,都是您的革命路线的胜利,都是您的光辉思想的胜利。整个草命的历史表明:执行您的革命路线,我们党就发展,革命事业就胜利多违背您的革命鰲线,我们党就遭受挫折,革命事业就失败。这个最重要的历史经验,我们-一定永远铭记在心。
毛主席啊,您的忠诚儿女最听您的活。上海一千万人民,含着泪水向您宣誓8我们定紧密团结在党中央的周围永远按的既定方针办!
敬爱的毛主席,您深刻地指出:“搞社会主义草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望,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叔派。走资派还在走。”是您,代表了我们工人阶级、贫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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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农继续革命的利益和愿望,亲自发动和领导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粉碎了刘少奇、林彪两个资产阶级司令部。是您,亲自发动和领导了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为我党和我们国家清除了又一个隐患。我们一定继承您的遗志,在党中央的领导下,把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进行到底!
批邓,就是捍卫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在哀悼您老人家的日子里,上棉十七一、上棉
三十厂、上棉三十一厂、上海阀门厂等许多单位的同志们,一遍又一遍地重温您提出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回顾着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斗争。“革命方知北京近,造反更觉主席亲。”上棉十七一一纺工场,全工场四个班,班班召开了抓批邓、促生产的誓师大会;四十七个小组,组组订出了把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落实到班组的计划。就在您的追悼大会以后,他们把哀思寄托在战斗上,连夜贴出了一批深入批邓的革命大字报。毛主席啊,您一定看见,从工厂到农村,从铁路到港口,从商店到学校,从部队到机关,批邓的烈火越烧越旺。同志们把对您的无限熟爱化作对走资派的满腔仇恨,深入剖析邓小平授意炮制的三株大毒草,举行了一个又一个批邓大会,贴出了一批又一批批邓大字报。沪东造船厂的广大职工,把学习《告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书》与批判三株大毒草结合起来。一○一厂党委连续四次开会,部署批邓斗年,全厂工人在几天中就写了一百多篇批邓文章。上海警备区某部三连的指战员,对三株大毒草的反动论点逐条进行分析,经过
一个多星期的连续战斗,已经对其中二十九条反动论点写出了三万多字的批注。
毛主席啊,您一定听见,上海工人理论队伍在向您表述自已的坚强决心:“生为捍卫您的革命路线而战斗,死为捍卫您的革命路线而献身!”这支队伍是在您的亲切关怀和哺育下成长起来的,经过批林批孔和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斗争的锻炼,现在已发展成为一支三
十万人的大军。上钢五厂的工人理论小组,通过批判三株大毒草,对邓小平歪曲和篡改革命理论的行径激起了极大的革命义愤,决心进一步认真学习马列著作,学习您以毕生的精力写下的光辉篇章,提高识别真假马克思主义的能力,为捍卫您的光辉思想而奋斗终身。毛主席啊,在同党内资产阶级的斗争中,上海广大干部和群众对您制定的党的基本路线有了更深刻的理解。为了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努力造成资产阶级不能存在也不能再产生的条件,干部坚持三同,群众参加企业管理,创造了许多行之有效的形式。就是红小兵,也把您的“阶级斗争是纲”的指示时刻牢记在心上。就在九月十四日晚上,四川南路民办小学有四位红小兵,发现一名现行反革命分子在搞现行破坏活动。他们牢记您的教导,勇敢机警地同反革命分子进行斗争,配合民兵小分队当场将他捕获。毛主席啊,有您的思想照耀,有您的路线指引,我们团结战斗,众志成城,同国内外阶级敌人的一切破坏活动、分裂活动和阴谋诡计进行坚决的斗争,任何敌人也打不破我们,我们却要粉碎一切敌人。
二
敬爱的毛主席,您一贯重视上层建筑领域的革命。您亲自在上海发动了对新编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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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海瑞罢官》的批判,您亲自发出了工人阶级进驻上层建筑的战斗号令。如今,教育、文艺、体育、卫生、科技等领域的面貌开始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但是,革命没有完,革命在继续。
毛主席啊,战斗在教育领域的革命师生和工宣队员分外怀念您!他们决心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斗争的推动下,为把学校办成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而努力奋斗。全市十六所高等院校的工农兵学员纷纷表示决心,要以实际行动限制资产阶级法权,与工人农民划等号。复旦大学物理系四一工厂的工人和教师们,怀着对您老人家的哀思,几天来,元件车间的“尖刀班”猛攻质量关,产品的平均成品率提高了二至三倍,他们要争取在国庆节提前完成全年的生产任务,为学校的教育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多做贡献。
毛主席啊,文艺战士分外怀念您!曾经幸福地受到过您的接见的革命样板戏剧组的演员们,在七十年代第-一个春天来到文艺战线的五七京剧训练班的同学们,在您指引下从修正主义文艺黑线毒害下解放出来的广大文艺工作者们,纷纷向您老人家表示决心:“一定要演一辈子革命戏,做一辈子革命人,誓将文艺革命进行到底!”
毛主席啊,卫生战士分外怀念您!自从一九六八年您对上海赤脚医生作出光辉批示以来,到今天上海已有赤脚医生九千三百多人,厂、矿、车间的工人医生也已发展到了七千
六百多人。在您的“六·二六”指示指引下,市区医院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了农村中去,经常有二千多人在外地和市郊进行巡回医疗。他们决心化悲痛为力量,永远沿着您的革命路线前进。
毛主席啊,红卫兵战士分外怀念您!在您的“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战斗号召指引下,
八年来,上海已有一百零二万知识青年走上了上山下乡的道路。现在,一个新的上山下乡运动的高潮正在兴起。全市许多中学都纷纷成立了新的上山下乡战斗队。在金训华的母校吴淞二中,在孔宪凤学习过的本溪中学,多少人在您的遗像前表示决心:“毛主席啊,请您老人家放心。您永远支持我们,我们将永远为您争气!”
毛主席啊,上层建筑领域革命中涌现的这些社会主义新生事物,是您的思想的丰硕果实,是您的心血的光辉结晶。我们一定坚决保卫它,热情地支持和培育它,让这些共产主义的幼芽茁壮成长,遍地开花!
三
敬爱的毛主席,上海工业、交通运输、农业、财贺等各条战线上的广大工人、贫下中农和干部,都把对您的无限哀思倾注在自己的工作中,决心以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的新胜利来悼念自已最敬爱的伟大领袖。
在这极其悲痛的日子里,在您亲临视察过的上钢一广、上海电机厂、上棉一厂、上海机床厂等单位,广大职工坚定沉着,坚守岗位,该轮休的不休假,该下班的接下去又轮着干,从九月九日至十九日的十天中,上钢一厂二转炉车间,平均每天的钢产量比九日以前增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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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倍多。全市平均每天的钢产量也提高了百分之三十。
在这极其悲痛的日子里,金山石油化工总广的五万会战大军流着眼泪说。“我们这个工程是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批准的,不以最快的速度全面完工就对不起毛主席:”涤纶厂氧化车间的工人把悲痛化为动力,四个日班小组夜以继日地奋战在工地上,一天干了两天的活。化工二厂的聚乙烯醇装置,九日那天连夜奋战,在九月十日上午拿出了聚乙烯醇,维纶厂的广大职工含泪挑灯夜战,比原计划提前十天拉出了维纶丝。
在这极其悲痛的日子里,仪表行业的广大工人和于部,为了全市、全国人民能通过电视瞻仰您的遗容,忍着悲痛加紧生产和抢修电视机。九月十日那天,上海电讯器材)厂的电视机产量比往日提高了一倍半。十一日凌晨一时,上海接到了唐山地区急需三百架电视机的任务,各电视机生产厂的工厂连夜突击装配、调试、包装、入箱。天刚微明,
三百架电视机便装上了飞往唐山的班机。商业一·局五金交电公司所属的各电视机修理部,从九月九日以后打破常规,昼夜服务,五天中修理电视机的架数超过了以往一个月的累计。
在这极其悲痛的日子里,上海港和铁路各编组站显得格外庄严肃穆。全港九月九日至十九日的装卸吞吐量天天超过计划百分之十至二十。
在这极其悲痛的日子里,江南造船厂的一万八于名工人为了进一步加快造船速度,于
九月十六日试行整机吊装的新工艺获得成功。原来要在国庆节以后陆续试航的三条万吨轮,现在提前在九月二十五日一起试航了。今年完成国家计划以后增产的三条万吨航标船,也已陆续投入生产,不久即将下水。工人们立誓坚决按您的既定方针办,坚持自力更生,坚持“鞍钢宪法”,走大庆道降,让祖国的大海更加波澜壮阔,气象万千!
在这极其悲痛的日子里,郊区的四百万人民公社社员和贫下中农正以大寨的贫下中农为榜样,挥泪奋战在田间,加强秋熟作物的管理。背浦县今年夏粮增产三千二百万斤,卓稻增产二千七百万斤,全县后季稻和棉花长势喜人。他们决心进一步深入批邓,克服松劲麻痹情绪,争取实现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三季连续增产。许多大队的贫下中农连续三天通宵突击积肥。绝大部分大队已基本上备足了明年夏熟的肥料。
在这极其悲痛的日子里,驻沪三军的指战员们,决心继承您的遗志,按您既定的方针,进一步落实各项战备措施,同全市的民兵、公安战士一起专随时推备歼灭-切敢于来犯之敢。
毛主席啊,我们一定要努力把祖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我们-定要完成解放台湾、统一祖国的神圣事业。
四
敏爱的毛主席,我们懂得,“按既定方针办”中的最重要一条。就是要刻苦学习您的光辉著作。我们永远不会忘记,是您,在同国内外、党内外阶级敌人的长期斗争中,总结了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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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阶级和革命群众革命斗争的实践经验,继柔、挥卫和发展了马克恩列宁兰义。您的革命理论,特别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是您留给我们的无价之宝。
毛主席啊,我们向您汇报,…个学习您的光辉思想的群众运动的高潮正在兴起。这些天来,党的各级组织正在反复研究如何发动和组织群众的学习运动。许多单位的干部和群众,制订了联系革命斗争的实践,刻苦学习您的雄文四卷和其他一系列光辉著作的计划。成千上万的群众来到“一大”会址,回顾在您的光辉思想指引下,我们的党、我们的革命事业从星星之火发展成燎原之势的斗争历程,深受鼓舞,信心倍增。许多幸福地受到您的接见的同志,许多在您身边工作过的同志,含着热泪同大家一起回忆当年的情景,重温您的教导,从中汲取巨大的精神力量。
毛主席啊,您的思想为人民群众所掌握,这是反修防修的根本保证,是夺取革命事业不断胜利的根本保证。您的“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的教导,是我们全党、全国革命人民行动的基本准则。上海县委,上海海运局党委、上海汽轮机厂党委、五七○三厂党委等许多党组织,反复学习您的“三要
三不要”的基本原则,回顾两条路线斗争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决心把党委建设成为执行和捍卫您的思想和路线的坚强指挥部。许多党员,反复学习您的“三要三不要”的基本原则,回顾在您的思想哺育下成长过程,决心加强世界观改造,不断提高自已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觉悟。许多共青团员和党外积极分子,决心以“三要三不要”原则和党员的五条标推严格要求自己,向党组织递交了入党申请书,争取早日参加您缔造的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
毛主席啊,为了宣传和捍卫您的光辉思想,这些日子里,宣传战线、新闻出版战线和印副战线的同志都紧急动员起来了。他们忘记了吃饭,忘记了睡觉,夜以继日,连续作战,退你的赶来上班,有病的,坚守岗位,一定要把您的光辉指示,您的崇高形象,以及党中央的战斗号令最迅速最及时最准确地传达给广大群众。上海新华印刷的广大职工,为了让上海人民能及时学习《告金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书》,以最快的速度排字、制版、印刷,在二
十一小时内就印出了二百多万份告人民书。为了让上海人民早一些看到您的遗像,全广
三百四十五名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干部、群众,在厂休日进行义务劳动,提前两天完成了
任务。
毛主席啊,您的思想永放光芒,您的路线深入人心,您所开创的革命事业后继有人。毛主席啊,上海全市各条战线,都在进一步学习您的著作进一步实践您的指示。上海
一干万人民决不辜负您的教导,一定在党中央的领导下,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把您亲手开创的伟
大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进行到底。
(本刊花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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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远走毛主席指引的“七·二一”道路
中共上海机床厂委员会
我们最敬爱的伟大领轴和导师毛主席和我们永别了。噩耗传来,全厂职工都不禁痛哭失声。在这悲痛的目子里,大家哀思如潮,无法抑止。千言万语表达不尽我们对毛主席的衷心爱戴和深切怀念。毛主席啊,您永远活在我们工人阶级的心里1
我们永远不会忘记多一九五七年七月八月,毛主席视察来到我厂,那一天,蓝天明净红日当空,毛主席他老人家来到了我扪工人中阁,紧紧握着工人门沾满油污的手,亲切翅教导我们要依靠工人阶级办好工厂。
我们永远不会忘记。一九六八年七月二十一日,毛主席的光辉指示发表了:“大颦还是要亦的,我这里圭要说的是理工科大学还要办,但学制要缩短,教育要某命,要无声阶级政治挂帅,走上海机床厂从工人中培养技术人员的道路。要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衣跽平词选拔学生,到学校学九年以后,又回到生产实践中去。”从此,我国的无产阶级救膏革命沿膏毛主席指引的“七·二一”道路,掀开了崭新的一页。
毛主席的《七·二一指示》说出了我们工人阶级的心里话。毛主席怎么说,我们就怎公做同年九月,我们厂就办起了工人自已的七·二·工人大学,它从诞牛的第一天起,就淺到了广大工人群众的热烈欢迎。我遵照毛主席的教导,坚持元产阶级政治挂帅,以阶级斗争为纲:把转变学生的思想放在一切工作的首位。人们说:“工厂向学校派出工宣队,是摻沙子’七·二一工大办在工厂里,好比是办在‘沙窝子’里。”但是,“沙窝子”也不是避风港,这里同样存在着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工大的学员光学习直线、曲线是不行韵,首先要学习的是党的基本路线。邓小平一伙鼓吹“知识私有”,说什么大学生不是普通旁动者把学校当作向上爬的梯子。我们工大就是要打碎这种私有观念,拆掉这把虏子。我门工大的华业生,以阶级斗争为主课,带头学马列,带头批判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工大的华业生,一不发华业证书,二不增加工资待遇,三不要工程师、技术员的称号,毕业后仍然回到生产实践中去,党叫干啥就干啥,做一个有社会主义觉悟的能文能武、能上能下前普通劳动者,永远保持工人阶级的本色。八年来的实践使我们深深体会到,差毛主席指引的“七·二一”道路,就是走缩小三大差别、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密除资本主义土壤的共产主义金光大道。这条金光大道我们工人走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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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遵照毛主席的教导,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教膏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原侧,坚斧结合典型产品进行教学,使数学、生产芳动和科学研究紧密结合起来。我们定期组织学员回班组参加生产劳动和到农村去学农。第一、二期工人学员在校学习期间,就结会典型品进行教学,同工人、技术员一起完成了四十多项比较重大的新产品的设计制造和科研项目,既提高了数学质量,又对发展生产作出了贡献。工大的毕业生,遵照毛主席“到学较学几年以匿,又回到生产实践中去”的教导,回到车间既会做工,又会设计,既有理论,又有
·实践经验。有个学员,毕业后先后换了七个工种,顶到那儿都管用,群众称他是“高级普通工”、“万能师博”。这样的大学毕业生,同文化大革命以前的旧大学培养的“三脱离”的学
生,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八年来的斗争实践,使我们深深体会到,毛主席的《七·二一指示》,是把无产阶级教育革命进行到底的伟大战斗纲领,是反修防修的百年大计,是无产阶级在教育领诚和上层建筑其他各个领域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的战略措施。在文化大革命前,相当一个多数的工厂企业的领导权不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和广大工人群众手里。教育领域、科学技术领域更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一统天下。这样的局面,不革命怎么得了!毛主席指示我们走从工人中培养技术人员的道路,就是要打破资产阶级对文化科学技术领域的垄断,推翻在这些领域中的资产阶级专政,让工人阶级在党的领导下占领上层建筑的各个领域,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正因为如此,“七·二一“道路引起了党内资产阶级的极度仇根与恐慌。邓小平带头疯狂抵制毛主席的光辉指示,胡说什么“上海机床厂是一种形式,但不是唯一的形式”。这真是荒谬透顶!难道毛主席的《七·二一指示》仅仅是“一种形式”吗?不!《七·二一指示》所体现的,决不是什么“形式”的问题,而是无产阶级教膏革命也是整个上层建筑革命的路线、方向、道路的问题。我们坚决和邓小平的修正主义路线对着干,努力把经济领域的革命和上层建筑领域的革命这两副担子同时挑起来把七·二…工大办成无产阶级专政的有力工其。我们不但决心把已有的七。一工大办得更好,还在各个车间办起了七·二一工大。我们不仅办理工科大学,而且还开设了文科班。八年来,我厂的七·二一工大已毕业了一百五十名工人学员,还有一百零九名工人学员正在学习。我们还通过多种途径,使工人技术队伍不断壮大。现在全厂工人出身的技术人员的比例已从一九六八年的百分之四十五左右,上升到百分之六十八。斗争的胜利雄辩地说明:社会主义新生事物是不可战胜的,社会主义革命的洪流是谁也阻挡不了的!
在沉痛哀悼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的日子里,回顾过去的战斗历程,使我们更加坚定了走毛主席指引的“七·二一”光辉道路的决心。我们一定要化悲痛为力量,继承毛主庶的遗志。“按既定方针办”;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周围,下定决心排除万难,永远沿膏毛主席开辟的康庄大道奋勇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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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培育的新生事物必将茁壮残长
川沙县江镇公社全体赤脚医生
今年九月十四其,是毛主席批示的调查报告《从“赤脚医生”的成长看医学教育革命方向》发表八周年。正当我们满怀豪情推备向毛主席汇报八年来的成斗历程时,犹如晴天霹雳,传来了毛主席逝世的噩耗。我们手捧毛主席交给的红药箱,凝望着毛主席的遗像,滚滚热泪夺眶而出。敬爱的毛主席啊,是您,把我们贫下中农从“干村薜荔人遗矢,万户萧疏鬼唱歌”的悲惨境地中拯救了出来;是您,支持了赤脚医生这一社会主义新生事物,改变了农村缺医少药的局面。没有您,哪里会有我们贫下中农的今天!毛主席啊,毛主席!您永远活在我们心中!您的光辉思想,永远象阳光雨露,哺育着社会主义新生事物的茁壮
成长!
散爱的毛主席,您谆谆数导我们:“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您的教导使我们明确了前进的方向。赤脚医生这一新生事物,和其他新生事物一样,是您的革命路线的产物,是广大革命群众根据您的思想在实践中创造出来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前,刘少奇伙同邓小平推行了一条修正主义的卫生路线,一些卫生部门为党内走资派所把持,只为少数城市老爷服务,不为广大劳动群众服务,根本不想改变农村一无医、二无药的严重状况。在您光辉思想的照耀下,赤脚医生这一新生事物的幼芽,冲破层层禁锢,终于破土而出了。我们遵照您在《纪念白求恩》中关于“对同志对人民的极端的热忱”的教导,努力做到“手上有老茧,脚上有泥巴,肩上有药箱,胸中有贫下中农”。这一条道路得到了您的发现、支持和肯定,并且在您的关怀下得到了成长和发展。社会主义新生事物,对于用无产阶级思想占领和改造上层建筑各个领域,对于缩小三大差别,限制资产阶级法权,都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对新生事物的态度,也就是对广大人民群众的态度。我们“赤脚”走的这条革命路,走对了,今后一定要永远走下去。
敬爱的毛主席,您谆谆教导我们:“所史上新的正确的东西,在开始的时候常常得不到多数人承认,只能在斗争中曲折地发展。”您的教导,使我们增添了无穷的力量。新生事物的成长决不是一帆顺的,面是在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激烈斗争中斗出来的。赤脚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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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新生事物刚一出现,阶级敌人就恶毒攻击,茅草瑾里飞不出金风凰,泥腿子怎能当医生”多旧的习惯势力也在一旁冷嘲热讽:“后生手艺老郎中,赤脚医生要能看好病,黄猫也要笑瞎眼睛”。特别是一小撮竭力维护旧事物的党内走资派,更是把新生事物看作跟中钉,干方百计地利用手中的权力来进行排挤和扼杀。就在这乱云飞渡、雪压冰封的时刻,您及时地点燃了文化大革命的烈火,使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夺回了被小撮党内走资派所窃取的权力,对他们所推行的修正主义路线进行了深刻的批判。在文化大革命高潮中,您亲自为赤脚医生调查报告作了批示,充分肯定、有力支持了这“社会主义新生事物。看到您的光辉批示,我们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振臂高呼:“毛主席万岁!”“文化大革命胜利万岁1”
胜利从斗争中来,胜别后还有新的斗争。文化大革命为新生事物的成长开拓了广阔的前景。但是,阶级斗争是长期的,肯定还是否定新生事畅的斗争也是长期的。邓小平上台后,为了在中国复辟资本主义,对新生事物大杀大欣,对赤脚医生也词岸地大肆诬蔑和攻击。邓小平的倒行逆施,使我进一步认识到党内走资派是扼杀新生事物的罪魁祸首,认识到为了卫新生事物的成长,必须对修正主义路线坚持长期的不邂的批判。八年来,在您的亲切关怀下,我们赤脚医生的队伍在斗争中不断壮大,现在我们这里的每个生产队都有卫生员,每个大队都有三、四名赤脚医生,整个公社的赤脚医生已从二十八名增加到
七十七名,大队办起了合作医疗站,层层建立了卫生网。赤脚医生这一新生事物和其他新生事物一样,在曲折的斗争中展现出了无限光明的前景。
敬爱的毛主席,您谆谆教导我们:“新陈代谢是学宝间普遍的永远不可抵抗的规德。”新生事物是作为资产阶级旧事物的对立面而出现的。新生事物在刚出现时,尽管幼小,尽管有这样那样的弱点或缺点,但它代表了事物发展的方向,代表了未来,因而有着强大的生命力。幼小并不可怕。新生事物的发展,总有一个从不完善到比较完善的过程。我们赤脚医生最初只能看儿种简单的病,道过儿年来的实践,有的不但能掌握农村…百多种常见病和多发病,而且还学会了五、六十种病症、包括一些疑难病症的诊治;更重要的是,大家在政治上得到了迅速的成长,成为浓村卫生革命的主力军。尽管征途上还可能出现种种的曲折,但是,我们永远坚信,您培育和支持的新生事物是最有前途的,是不可战胜的。
敬爱的毛主席,您语重心长地嘱附我们:“按既定方针办”。我们决不辜负您的期望,坚持“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衬去”的方向永远保持“赤脚”人的本色,全心全意地为贫下中农服务,为把您乃创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进行到底而努力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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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卫兵永远忠于毛主幕
帝六中学红卫兵团
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逝世的噩耗传来我们红卫兵战土抑制不住内心的无限悲痛,泪如泉诵。毛主席啊,毛主席!您是我们心中的红太阳,您是红卫兵的红司令,在这举国哀淖的日子里,您一手培育成长起来的红卫兵格外想念您!…捧起您佩戴过的红色袖章,我伤佛又来到了天安门广场接受您的检阅。敬爱的毛主席,您没有高开我们!您的光辉思想与天地共存,您的伟大业绩与日月同辉!您永远活在我们红卫兵的心中!
“忆往昔峥嵘岁月稠”。回顾我们红卫兵的战斗历程,每一个胜剂都是毛主席亲切关怀的绮果。-九六七年,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深入发展的时刻,是毛主席在百忙之中亲自肯定了我们在革命大批判中促进草命大联合的经验,今天,重福毛主席的教导,我们更深切地感到团结和斗争对于革命事业的重要性。我们红卫兵战士患于毛主席,就一宠藻最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周围,把同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斗争进行到底,在斗争中不断加强革命团结,向共产主义奋勇前进。
团结是为了进行斗争。部红卫兵运动的历史,就是在毛主席领导下众一心,团结致,同党内走资派斗争的历史。一九六六年,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序幕刚刚拉开,以刘少奇、邓小平为头子的资产阶级司令部妄图扼杀才出土露芽的红卫兵运动时,是毛主席亲自写信给清华附中的红卫兵,热烈支持我们“对反动派造反有理”的革命行动,并先后八次接见全国各地的红卫兵小将。毛主席的支持给我们增添了无穷的力量和勇气。亿万红兵战土象葵花向阳,紧紧团结在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周围,组成了一支浩浩荡荡的革命大军。在无产阶级革命派团结战斗的凯歌声中,党内走资派节节败退,文化大革命滚滚向前!我们学校的红卫兵,也从开始的几个人,发展到儿十个人几百个人,革命队伍不断拉大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胜利。但是,后来一度由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干扰、破坏,我们学校被分裂成六个红卫兵组织,儿十个战斗队。只是在毛主席的亲切关怀下,我们又重新联合起来,共同对敌,学校的文化大革命才又出现了崭新的局面。正反两方面的经验使我们懂得,人心齐,泰山移:团结紧:向前进。没有团结,就没有胜利。要进行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要不断取得更大的胜利。就要求革命队伍不断地加强团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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酊结为了单季:斗年促进团结、草命的团结是在毛主席革命路线基础上的团结,这种团结只有在同党内定资派的平争中才能巩固地建立起来。·九六七每,毛主席亲自常亲的我校的经验,就是在同党内最大的走资派刘少奇的斗争中实现了革命的大联合、大罚鲭。开始我们由于没有很好地把斗争矛头直接指向刘少奇,所以各吹各的调,各打各的炮,团结不起来。深入持久的革命大批判,使我们认识到,红卫兵之间出现这种不团结的现象,其根源就在于刘少奇及其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破坏。是他为了保护一小撮修正主其分子,转移斗争大方向,挑动群众斗群众,造成了学生之间的对立;是他鼓吹剥削阶级的反动血统论,蒙藏少数学生,造成学生之间的隔阂。刘少奇是破坏革命团结的罪魁祸首钅于是,我们万炮猛轰刘少奇,深入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家我到了共同的敌人,很快就明辩了是非,弄清了思想,提高了觉悟,消除了隔阕,在毛泽东思想其础上达到了新的结。在前进的道路上,革命队伍内部难免会产生-一些矛盾和分歧。但只要我们始终坚持批判资产阶缀,批判修正主义,把斗争矛头直接指向最主要的敌人党内走资派,彼此就会有共同的基础,共同的感情,共同的语言,就能把各种小资产阶级思想引导到无产阶级革命的轨道上来提高认识,消除分歧,步调一致,齐心协力,在毛主席革命路线基础上团结起来。当前,我们就必须以阶级斗争为纲,集中火力批判邓小平,继续深入持久地开展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在批邓的大官标下,巩固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的大团结,推动各项社会主义事业向前发展。
革命的团结应该是大多数人的画结,而不只是少数人的团结。这就要求我们以革命利益为重,从大局出发,注意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毛主席在给红卫兵的信中着出:“无产阶级不但要解放自己:而且要解放全入美。如果不能解放全人类无产阶级自己就不能最后地得到解散。”无产阶级团结胞来的奋斗目标是要解放全人类,在全世界实现壮丽的共产主义,因此我们应该有伟大的气幌和宽的胸怀,团结最大多数人来共同革命,一道前进。回想一九六七年我校红卫兵的革命大联合,不正是在团结全校广大师生的基碰上实现的吗?红卫兵是革命的接班人,我们继承毛主席的遗志,就一定要遵照革命接班人的五项条件,在革命的道路上永远做到:“不但要团结和自己意见相同的人:而且要善于圆结哪些和喜己意见不筒的人。还要善子团结那些反对过自己并且己被实践证明是犯了镨桑的人。”
毛主席是红卫兵的红司令,红卫兵永远忠于毛主席。我们红卫兵是在毛主席亲切关怀下诞生的,是跟随毛主席在同党内走资派的斗争中成长的。毛主席与世长辞了,但我们塞于毛主席的红心永远不变。“悲痛化为千钧力,擎旗自有后来人”。在这无比悲痛的时刻,我们向毛主麻庄严宣誓;…定要最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的周围:永远沿着您开辞的革命旗道甭勇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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踏着毛主席的足迹前进
老红军战士阙中一一
敬爱的毛主席阿,我万万没想到您竟会永远离开我们了。我,一个曾经跟随您长征并在您身边当警卫员的老红军战士,听到这个消息,心头就象刀剜一样雅过。几天来,我吃不下饭,睡不着觉,心里总好象失去了什么,又好象您还站在我们的前头,正继续带领着我们长征,带领着我们踏上新的征途。毛主席啊,您永远活在我们心中,我们将永远踏着您的足迹前进1
吃水不忘挖并人,茧命不忘引路人。毛主席啊,在这悲痛的日子里,我们深深地怀念着您,无限深情地回忆起跟随您长征的峥嵘岁月,回忆起在您身边的日日夜夜。那一切,就好象刚发生在昨天一样,印象那么新鲜,那么深刻,我是终生都不会忘记的呵!
敬爱的毛主席啊,在长征的艰苦岁月里,您日夜操劳,不知疲倦地工作。您每到一个地方,总是反复叮嘱我们:不要先忙生活上的事情,应该首先把办公的地方搞好。现在最重要的是工作,吃饭休息都是小事。经过您的谆谆教导,我们终于懂得了您的心情,每到一个地方,总是先给您找个桌子,或者找个凳子,铺上一块板,让您可以把地图摊开,放上文件和树料。您的工作是那样紧张和繁忙,您常常忘了吃饭,忘了休息。有时,您吃了一口饭就又放下了,有时,我们把开水放在您旁边,您却顾不上喝一口,部队到了一个地方后你息了,您虽然是那样疲劳,但却从不休息。我们警卫战士眼看着您一天天消瘦下去,都很着急,可是要您停下工作休息一下,那真是比什么都难。毛主席啊,您将自己生命的一点
一滴,都贡献给了人民的解放事业。您的丰功伟绩是千首诗、万首歌也唱不完的啊!敬爱的毛主席,我永远不会忘记,您在长征中的紧要关头,总是不顾个人安危,亲临第
一线指挥战斗。无论是抢渡水急浪高的金沙江,还是跋涉渺无人烟的荒草地,或者是抢夺地处险要的腊子口,您总是不愿随着中央部队在中间走,而要同先头部队一起走在前面。当时,天上有政机的轰炸扫射,地上有敌人的前堵后追,我们警卫战士真替您担心哪!可您把这一切都置之度外,一心想的是战斗。直罗镇这-一仗,您又亲自上前线指挥战斗。我清楚地记得,那次战斗刚结束,敢机又在指挥所附近扫射起来,突然一颗炸弹掷到了离您仅6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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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四十米的跑方,急得我们四个警卫员…齐扑到您身上,护着您往山坡边上靠,而燃却镇定沉着地劝慰我竹:没啥要紧的。虽说这颗炸弹落地后没有爆炸,我们却都为您急出了一身冷汗。可是,转眼-一看,您又挺身站立在山玻上指挥部队打扫战场了,好象周围根本就没有发生过什么事一样。我们看着您那样地不顾个人的安危,心目中念念不忘的只有党和国家的命运,一个个都不禁感动极了。毛主席啊,您的一生是战斗的一生。斗争是您最大的幸福,工作是您生命的第一需要。您生命不息,战斗不止,为了中国人民的解效事业,为了全世界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的解放事业,为了共产主义事业,您贡献了自己毕生的精力。您崇高的革命精神,为我们树立了光辉的榜样,将永远激刷着我们在革命征途上前进。
敬爱的毛主席啊,您最深入群众,最了解群众,始终和革命群众心连着心。您每到一个地方,总是要我们找当地的群众来聊天,同他们亲切地交谈,和那里的人民打成~片。您还做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了獬当地的地形、敌情、革命力量的强弱状况,直至当地的风俗习惯。您总是用亲切而又通俗易懂的话,向老百姓宣传北上抗日的道理,各地的群众也最爱听您所讲的道理。我清楚地记得,部队在长征途中进入甘肃的时候,由于国民党的反动宣传,群众还不了解我们党和军队;而博古、张闻天他们向群众作宣传的时候,又满口马列名词,不能联系实际来阐明革命的道理,当地老乡碰见他们就惶恐不安地说:长官,我有事。边说边往后退。正在这时,您来了。您亲切地招呼老乡,向他们问好,并且用浅显的道理对他们说:我们是工农子弟兵,是打富救贫的,打倒地主豪绅,把土地分给你们。您这一番亲切面又和蔼的话语,顿时把群众的紧张心理一扫而光。您的话说到了群众的心坎里,一下子就把群众吸引住了。路过的群众从四面八方围了上来,大家睁大了眼睛腈望着您,鸦雀无声地静静听您宣讲革命的道理,一个个争着把当地的情沉告诉您。这一动人的场面,是那样深刻而明晰地印在我的脑海里,怎么也不会忘记。毛主席啊,您最热爱人民您的心紧紧地和人民群众贴在一起,广大人民群众也最衷心地爱戴您。您在群众中播下的革命种子,已在中国的大地上遍地生根、开花和结果。中国人民…定沿着您所开创的革命道路坚定不移地前进,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进行到底!
敬爱的毛主席啊,您最关心部队战士,关怀我们警卫战士的成长。部队过草地的时候。我的腿上烂了一个口子,肿了起来,您硬要把马让给我骑,我不肯,您就把马停下来,亲自扶着我上马。在整个长征中,您总是宁可自己步行,经常把马让给伤病员骑的呀1在过河的时候,您生怕我们被激流冲走,总是要我们拉着马尾巴前进;您宁可自己过了河在对岸等着,也要让秘书长把马骑回去,把队里的战士们一个一个拉过河。毛主席啊,您是党和军队的最高领导人,对我们普通的战士却是那样地关怀和体贴,真是爹亲娘亲也不如您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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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家亲啊:
毛主席焖,我丈怎能忘记在保安度过的革命岁月。那时候,我担任了警寸芭岩异员的职务,每逢我去查岗经过您的窑洞旁,您总是热情地招呼我进去,十分关切地询问部队的思想,军事政治训练和文化教育的情况。您还问我:有没有战土想家的?要我们做好战士的思想教育工作。您还十分关心部队的伙食状况,问菜好不好?每月吃多少米,多少菜多少油,多少盐?这一桩桩,一件件,您都问得那样越详尽和仔细。警卫战士在门口放哨;您常常慈祥地拍拍他们的肩膀,问长问短,问寒问暖。毛主席啊,您在革命大事上指引着我们,在生活小事上也这么体贴入微,真是我们革命战士的贴心人哪:
毛主席啊,我又怎能忘记,一九三七年,当我准备南下去新四军工作,前来向您告别时,您高兴地说:那好嘛!您还鼓励我:你到南方去后,要好好学习,无论在什么情祝下都要按中央的指示去办。您还用张国焘搞分裂的例子,教育我要始终牢记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所史经验,繁密地团结在党中央的周围。您文叮嘱我到南方后,要向留在南方坚持年争的同志多多宣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您最后勉励我说:要搞好团结好好学习,好好工作。谈着、谈着,时间不早了,您要留我在您那儿吃饭。我说不吃了,回去队里还要开欢送会。您当即拿了一个梨子送我。这梨子是周恩来同志从西安特地带来送您的,当时的条件是那么困难,我怎么能吃这个梨呢?可是,您硬要我吃,还把刀子送到我手上我不肯,您还说,你不吃我给你削。这不是一只普通的梨子呀,这上面,结着您—一个韦大领袖对一个普通战士的一片革命深情啊!这一天是我一生中最幸福的一天。敬爱的毛主席啊,您的亲切关怀,您的谆谆教导,我时时刻刻都铭记在心间。自从在延安离开您以后,儿十年来,我无时无刻不在想念着您,一想到您,就心明眼亮,浑身就增添了无比的信和力量。一九五八年和一九六二年,我又两次在大会上幸福地见到了您,看到了您高大的身影,神采奕奕的面容,使我感到有说不出的幸福。毛主席啊,毛主席!我们革命战士成长中的每一个进步,都是您培养教育的结果,都是在您的思想的阳光雨露哺育下取得的您是我们革命战士永远不能忘记的引路人啊:
毛主席啊,您虽然和我们永别了,但您将永远活在我们的心中。我们永远不会忘记您敵教导:“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戛艰苦”。我们这些老战上们。定要永远做您忠诚的警卫战士,为执行和捍卫您的革命路线而站好岗、放好哨。您的光辉思想水远照亮着我们前进的方向。我们一定要按照您的嘱咐:“接既定方针办”,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的周围,把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进行到底,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征途上,永不停步地踏着您的足迹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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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思想永远指引着我们前进
我们这个觉是有希望的
学习《论人民民主专政》的·点体会
齐永红
伟大的领袖和卓师毛主席和我们永别了。从黑龙江畔到南海诺岛,从东海之滨到天山脚下,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芪面对毛主席的遗像,发出了间一个警言:一定要继承毛主席的遗志,化悲痛为力量,永远沿着毛主席的无产阶级草命路线奋勇前进。这铮铮誓言,充分表达了八亿中国人民普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进行到底的坚强决心,显示了毛主席开创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是必定要胜利的。
伟大领袖毛主席生前普经断言:“我们这个党是有希望的”。毛主席的话充满了对我们党的殷切期望和对革命事业的必胜信念。今天,用毛泽东思想培育起来的中国共产党,一定会完成毛主席开创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带领全国人民,为实现党的基本网领,彻底推翻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用无产阶级专政代替资产阶级专政,用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最后实现共产主义而努力奋斗。
我们这个党是有希望的,是因为我们的党是个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党。中国共产党的五十五年,就是毛主席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其体实践日益结合的五十五年。正如毛主席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说的;“中国共产党已经不是小孩子,地不是十几岁的年青小伙子,面是一个大人了,”回想马列主义传到中国以前,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其优秀人物进行了多少次前仆后继、可歌可泣的斗争,但都失贩了。回想我党在劲年时朝,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认识是何等地肤浅,何等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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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乏。但是。自从伟大领袖毛主席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具体运用子中国革命实碳,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列主义。中国革命的面目就发生了天翻地覆的深刻变化。毛主席不仪在新民主主义草命时期,我们党正确地分析了中国的历史和现状,分祈了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眉,正确回答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对象、任务、动力、性质、前途和转变等问题,规定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总路线和总政策,提出了建立农村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武装斗争的道路,领导全国人民夺取了新民主主义草命的伟大胜利,创建了中华人芪共和国;而且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毛主席又全面总结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深刻地分析了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关系,在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历史上,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还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作出了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的科学论断,提出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制定了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使我们党夺取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伟大胜利,特别是无产阶级文化大草命、批林批孔、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伟大胜利。侍大领袖毛主席在革命实践中对马克思主义的重大发展。不仅是我国人民和世界人民宝贵的精神财富,是我们党继续革命的力量和源桌,是反修防修的根本保证,而且标志着我们的党,无论在实践上和理论上都已经是一个成熟的党,有希望的党。今天,毛主席虽然逝世了,但毛泽东思想却是永存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光辉,必将永远照耀我们党胜利前进的道路。
我们这个党是有希望的,还因为我们这个党是一个在斗争中锻炼成长起来的党,是一个久经考验的党。半个多世纪以来,我们党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同党内和党外的、国内和国外的、武装的和非武装的、公开的和隐蔽的形形色色的阶级敌人,进行了长期的反复的较量。正如毛主席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说的:我们这个党“不是和平地走过的,而是在困难的环境中走过的,我们要和国内外党内外的敌人作战。”象我们党这样经历过种种草命风暴和限难险阻,郎使是在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史上,也是十分罕见的。但是,目民党反动派的白色恐怖、飞机大炮没有把我们党消灭,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的封锁政策和高压政策没有把我们党压垮,党内机会主义路线头子的阴谋破坏出没有能使我们党分裂。恰恰相反,正是在同国内外、党内外的阶级敌人作战中,在长期的艰巨的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和两条路线斗争中,我们的党积累了丰富的斗争经验,锻炼得更加坚强,更加成熟。我们党从几十个共产主义者的小组,发展成为今天这样有三千多万党员的领导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党,成为一个有纪律的、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武装的、采取自我批评方法的、密切联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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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群众的党,成为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历史已经证明并将继续证明,搞垮我们这个党是不容易的。不管前进道路上会出现什么样的艰难险阻、惊涛骇浪,有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指引航向,我们就能不断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
我们这个党是有希望的,还因为我们这个党是一个深深扎根于广大人民群众之中的党。我们党所代表的无产阶级是人类历史上“最有远见,大公无私,最富有革命彻底性”的革命阶级。由于中国无产阶级在旧社会深受三座大山的压迫,而这种压迫的严重性和残酷性,是世界各民族中少见的,因此,中国无产阶级在革命斗争中总是最彻底、最坚决。而我们的党,就是由这个伟大阶级的先进分子所组成的,它不是一般的无产阶级群众组织,而是领导无产阶级和革命群众对于阶级敌人进行战斗的朝气蓬勃的先锋队组织。而且,在长期斗争中,我们党总是彻底地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特别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按照毛主席“一个路线,种观点,要经常讲,反复讲。只给少数人讲不行,要使广大革命群众都知道”的教导,我们党充分发动了亿万群众参加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批林批孔和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进行了一次又一次普遍的马克思主义的教育运动,大大提高了广大人民群众阶级斗争、路线斗争和继续革命的觉悟,增强了识别真假马克思主义的能力,使我们党从思想政治路线上同人民群众血肉相连,生死与共。我们党和人民群众的这种联系,正是战胜党内外资产阶级,使我们的党和国家永不变色的重要保证。修正主义头子刘少奇、林彪、邓小平不是都曾经嚣张于一时吗?但是,掌握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群众一起来,他们就一个一个倒台了。因此,只要我们坚定地相信和依靠广大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我们就决不会被任何敌人所压倒,而是一定能胜利地压倒一切敌人。
我们这个党是有希望的,还因为我们这个党始终能够彻底地坚持革命的辩证法,敢于公开承认和揭露党内的资产阶级。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一个无产阶级政党能不能坚持斗争,特别是能不能坚持党内斗争,这是
一个政党有没有彻底革命性的重要标志。正因为这样,毛主席历来强调:“党内知果没有矛盾和解决矛盾的思想斗争,党的生命也就停止了。”毛主席还说:6一个无产阶级的党也要吐故纳新,才能朝气蓬勃。不清除废料,不吸收新鲜血液,党就没有朝气。”毛主席还分祈了社会主义时期阶级关系的变化和阶级斗争的特点,明确提出了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衩派”的英明论断。正是在毛主席的领导下,我们党坚持开展两条路线的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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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断地揭露和清除刘少奇、林彪、邓小平这类党内走资派,才使我们的党夏加坚强,更加纯洁,更加朝气蓬勃。图此,社会主义时期党内出现资产阶级,这并不可怕,可怕的是看不到敌人,不知道社会主义革命的对象在哪里,思想上放松革命的警裼。“敌存灭祸,敌去召过”。这是一条真理。我们的党,敢于承认和揭露党内资产阶级,正说明了我们党有信心、有力量,说明我们党是…个具有彻底革命性的朝气蓬勃的党。与此相反,苏修叛徒集团和…切修正主义的党,他们不敢承认阶级斗争,光其不敢系认党内有资产阶级,就因为他们自己代表着腐朽没落的阶级。承认这个事实,就等于承认他们自己的
灭亡。
毛主席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说过;“全世界共产主义者比资产阶级高明,他们懂得事物的生存和发圈的规律,他们懂得辩诞法,他们看得远些。”无产阶级是革命的乐观主义者。我们懂得和相信辩证法。我们坚信社会主义制度终究要代替资本主义制度。这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不管革命的道路多么曲折,要经历多少反复,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恩想的真理必将永放光芒,占人口总数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人芪大众总是要草命的。因此,无产阶级在任何时候,总是朝前看,看到光明,看到胜利,看到革命前途的大有希望。一百多年前,无严阶级刚刚登上历史舞合,面临着比自己强大千百倍的资产阶级,我们的革命导师就作出了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光辉预言。一百多年来,旧世界已被打得落花流水,社会主义到处都在胜利地前进。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我们的党、我们的国家空前巩固强大,毛主席亲手浇灌的社会主义新生事物如雨后春笋般地茁壮成长,全国人民意气风发,斗志昂扬。展望天翻地覆的大好形势,我们充满革命的豪情。未来一定属于新兴的无产阶级,我们的党是有希望的。
当无产阶级的革命导师马克思逝世的时候,恩格斯曾经满怀信心地指出:“运动必将沿着自己的道路发展下去”。(《致爱·伯恩施坦》)今天,只要我们遵照毛主席的嘱咐:“按既定方针办”,紧紧地团结在党中央的周围,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草命,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就一定能把毛主席开创的无产阶级草命事业进行到底。我们的目的-定要达到。我们的目的定能够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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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红旗永远飘扬
学习《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点体会
延风
在悼念伟大领袖和卓师毛主席巅世的日子里,我们怀着无尽的哀思,重读毛主席的光辉著作《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星星之火,可以擦原》是毛主席在一九三O年井冈山斗年时期;为批判林
彪的右倾机会主义和悲观主义而写的一篇通信。一九二七年,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代表蒋介石背叛革命,党内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者执行了
一条投降主义的路线,使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了。黄浦江畔响起了凄厉的枪声,武汉三镇飘荡着腥风血雨,神州大地笼罩着白色恐怖,中国革命暂时处于低潮。中国问何处去?革命向何处去?共产党人怎么办?成了当时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焦点。右倾机会主义头子陈独秀对革命悲观失望,哀叹中国茧命已经完结;“左”倾盲动主义的代表瞿秋白否认大革命的失败,主张马上举行毫无胜利希望的城市暴动来迎接所谓的苹命的不断高涨”。林彪则与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遥相呼应,对中国革命的伟大事业发生动摇,胡说“形势未可系观”,“前途渺茫得很”,甚至蛊惑人心地提出了“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的疑间。
在这关键的时刻,伟大领袖毛主席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雄伟胆略和远见卓识,严厉地批驳了林彪的悲观论调,豪迈地提出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莫明论断。毛主席早在一年前就已论述了“边界红旗子始终不倒”的重大意义,在这时又进一步指出:“中国是全国都布满了干柴。很懊就会燃成烈火。‘星火燎原’的话。正是时局发展的适当的描写。只要看一看许多地方工人罢工、农民暴动、士兵哗变、学生罢课的发展,就知道这个‘星星之火·,距‘燎原的时期,毫无疑义地是不远了”。这一科学预见,后来完全为历史的发展所证实。“屋星之火,可以燎原”,概括了革命发展的客观规律。马克思主义认为:革命必将战胜反动,新生事物必将战胜腐朽力量,革命红旗终究要取代反革命白滨,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蓉。但是:“历史通常是循着融折的道路发稷的”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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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反对纸割》)任何一场六革命,当其处于方兴未艾之母,总是处于宿对弱小的地位,象是在茫茫黑夜里的一颗量星之火。能不能在风雨如磐的黑夜里预见到光辉灿烂的黎明,能不能从新生事物的暂时弱小中觉察到它的无比强大的生命力和无限广筒的前途,能不能正确地对待革命过程中出现的种种图难,这是对每一个革命者的严峻考验,也是区别马克思主义者还是机会主义者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革命发展了。胜利了,也仍然会随时出现各种新的碳难和曲折,也仿然有一个相信不相信红旗能继续打下去的问题,特别是在革命的深入或转折关头,这个问题往往显得灵加突出。
列宁指出:“草命者不是那种在藁命到来的时候才变得革命的人,而是那种在反动势力最猖镢、自由派和民主派最动摇的时候捍卫革命的原则利口号的人”。(《政论家的短评》)革命者从不惧怕大风大浪,大风大浪可以使革命者经受毁炼,磨练意志,激发豪惰,增长才干。如果没有曲折和压力,革命也就不成其为革命了。同时,在大风大浪中也最能暴露出机会主义者的丑恶嘴脸。机会主义者、修正主义者作为没落阶级的代表,不懂得历史的辩证法,不可能从未来汲取晚斗的豪惰。他们总是过高地估计敌人的力量,过低地估计革命的力量,在大雾弥天时辨不清前进的航向,在坚冰封河时听不见急流的奔腾,一遥到困难和曲折就豌飞魄散,把形势看成漆黑一团,以为神州就要陆沉,红旗打不下去了。思想上的悲观主义必然导致政治上的失败主义和取消主义。从陈独秀、王明、张国煮到刘少奇、林彪、邓小平,莫不如此。
“哀莫大于心死”。对革命丧失信心,这意味着一个人政治生命的终结,走下坡路的开始。机会主义者总是通过散布悲观消极情绪来寻找自己的俘房:而革命者恰正相反,“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在任何情况下都保持着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就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这篇光辉著作中,毛主席从世界观的高度,总结了当时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经验。深刻分祈了悲观主义的思想根源,即从唯心论和形而上学出发,在估量时局时,为天空中黑云乱翻的暂时现象所迷惑,看不到引起革命高潮的各种矛盾在向前发展;在观察敌我力量对比时,为反动派的气势汹汹所吓倒,看不见他们外强中干、色厉内荏的纸老虎本性多在分析革命战略时,一遇败仗、四面被围或强敌跟踪,就将一时的挫折夸大为全盘的失败。针对这种情况,毛主席尖锐指出:“我们需事情必须要奢它的实质,而把它的觋象只看作入门的向导”。事物的本质,规定着事物的性质和发展方向,是起支配作用的。尽管它有时会被一些表面现象所掩盖,但这只是暂时的。就象黄河尽管九曲十八弯,在漫长的征途上有不少曲浙和回流,但毕竟是水流千转归大海,浩浩荡荡奔向旭日升起的东方。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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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总趋势是任何人都改变不了的。
是不是坚信红旗能打到底?归根到底,是个承认不承认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的问题。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者认为中国无产阶级分散幼稚,只能待到将来再去举行“社会主义革命”,因而被反动派的进攻吓破了胆多林彪认为中国农民尚不觉悟,因而提出做建立革命政权的艰苦工作是“徒劳的”;刘少奇在三年自然灾害期间,看不到人民群众的极大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因而把暂时的因难看作是“大祸临头”,宣布我国处于“崩溃的边缘”,邓小平极端伉视八亿中国人民生气勃勃的创造精神,因而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到处莺歌燕舞”的大好形势诬蔑为“积重难返”。他们对革命前途的种种错误估计,都是由于站在入民群众的对立面,用唯心史观看待形势的必然结果。与此相反,马克思主义者寄希望于人民,坚信“惟新兴的无产者才有将来”,因而能“于无声处听惊雷”,在任何情况下都坚定不移地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尊童群众的首创精神,和群众一起推动历史前进。马克思、恩格斯早在一百多年前,就已作出了“资产阶级的灭二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光辉论断。列宁还在青年时代,說面对着沙皇的黑暗统治豪迈地宣布:“給羧们个革命家组织,我们就能把俄国翻转过来”。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主席更是从各方面为我们树立了革命者的光辉典范。他早在十年内战期间,以“星皇之火,可以赡膘”的科学论断唤起了千百万民众;在延安时期,以“光明在前”的教导鼓舞了全国军民的抗日斗志;在解放战争初期,又以“前途是光明的”预言激励我们把红旗插遍全中国。
从毛主席写《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到今天,四十六个年头过去了。毛主席亲手缔造的中国共产党从儿十个共产主义小组,发展成为今天有着三千多万党员的伟大的党,并领导我国八亿人民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指引下,夺取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胜利,特别是无产阶级文化大莹命、批林批孔、批邓、反击右倾盘案风的伟大胜利。从并冈山头树起的第一面红旗,到在幅员广大、人口众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坚持社会主义,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草命形势的步伐前进得何等地迅速阿!
今天,毛主席虽然与我们永别了,但毛泽东思想的光辉,将永远照瞿着我们前进的道路。毛主席在生前痛咐我们:“接既定方针办”。在沉痛哀悼毛主席逝世的时侯,我们一定要化悲痛为力量,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的周菌,把毛主席开创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进行到底。
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必将高高飘扬,永远飘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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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队伍向太阳
学习《战争和战略问题》的一点体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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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询前向前,向前!我们的队伍向太阳:”
这威武藏壮的歌声,唱出了人民军队永远向着毛主席、向着共产党的无限虑心,唱出了人民军队永远沿着毛主席苹命潞线奋勇问前的坚强决心。在深切悼念伟大领袖毛主席逝世的悲痛时刻,我们重温毛主席的《战争和战略问题》这篇光辉著作,中国人民更加热爱自己的子弟兵,更加重视毛主席在生前所发出的“全国学人民解放军”的号召。
大海航行靠舵手,万物生长靠太阳。我们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是伟大领神毛主席亲自缔造、直偿指挥的无产阶级军队。毛主席在《战争和战略问题》中指出:“每个共产党员都应懂得这个真:‘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因此,毛主席历来十分重视人民军队的建设。当蓉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在一片白色恐怖下,毛主席亲自领导了秋收起义,在并冈山创立了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在土地革命战争的艰苦岁月里,毛主席率领工农红军一次又一次地粉醉了国民党反动派对革命根据地的反革命“围剿”,胜利地完成了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在毛主席的率领下,经过八年浴血奋战,我们的八路军、新四军,依靠人民战争,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在毛主席的率领下,我们的人民解放军,用小米州步枪,打败了用飞机、大炮武装起来的八百万蒋匪军,推翻了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用枪杆子打出了一个新中国。建国以后,毛主席又领导我们胜利地进行了抗美援朝战争,胜利地反击了苏修社会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对我国的武装挑衅,保卫了社会主义的红色江山。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我们的人民军队遵照毛主席的教导,参加了“三支两军”,为人民立了新功。几十年来,我们的军队从小到大,从弱到强,攻无不克,战无不胜,靠的就是毛主席、党中央的领导,靠的就是毛泽东思想。
我们的队伍向太阳,是由于我们的军队是一支无限地忠于人民忠于党的革命队伍。在草命战争的年代里,毛主席总是谆谆教导我们:“我金军將土必须时刻牢记,我们是伟大的
A民解敬军,是伟大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队伍”。毛主席在筛造我军的过程中,坚疤不移
地把军队置于党的绝对领导之下,强调无产骱级军队必须服从无产勒级政党的绝对额导。草在秋收越起义后,毛主席率领起义部麒在三湾进行改编时,就在连队建立了凳支部。实行了常代表制,巍立了完对罕队的领导。在创立井网山根据地的过程中,毛主席丈着进:有于
贴生必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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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军“无产阶级恩想领导的问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明确规定了“中国的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重申了“支部建在莲上”的重要原则。在《战争和战略问题》中,毛主席更进一步明确指出:“我们的原则是党指挥枪,而决不容许枪指擇党。”毛主席这一系列光辉的建军思想,使无产阶级军队同形形色色的剥削阶级的军队划清了界限,真正成了一支同广大人民群众血肉相连的人民军队。四十多年来:我们的人民军队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指引下,既是战斗队,艾是工作队和宣传队,出色地完成了党的各项政治任务,成为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夺骇政权、巩面政权的有力工其。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批林批孔,批邓、贷击右倾翻案风的伟大斗争,这种光荣传统进一步得到了发扬光大。今天,我们的人民军队正在为全国人民做出表率,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的周围,一切行动听从党中央的指挥,步调一致地去夺取新的胜利。
我们的队伍向太阳,还由于我们的军队是根据毛主席的建军路线建设起来的。毛主席在《战争和战略问题》中指出:“中国共产党在十七年的斗争中,不但锻炼出莱了一条坚强的马克思主义的政治路线,而且锻炼出来了一条坚强的马克思主义的军事路线。”我门的军队是在毛泽东思想哺育下成长起来的,党的基本路线是我们军队的各项工作的生命线。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始终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国内外的阶级敌人总是不甘心于自己的失败,妄图通过武装颠覆或“和平演变”的手段来推翻无产阶级专政。我们的军队承担着对内反复辟、对外反侵略的光荣任务。为此,批判资产阶级,特别是批判以邓小平为代表的党内资产阶级,就成了我军义不容辞的责任。“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切的。”我们的人民军队,几十年来,始终一贯地坚决执行了毛主席的建军路线。今天,正在按照毛主席的“按既定方针办”的嘱咐,坚持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去教育广大的指战员,加强军队建设,加强民兵建设,进一步加强战备,提高警惕,随时淮备歼灭一切敢于入侵的敌人,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保卫社会主义祖国作出新的贡献。
我们的队伍向太阳,还由于我们的军队是人民的子弟兵,是一支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的革命队伍。毛主席曾经指出:“紧紧地和中国人民站在一起,全心全意地为中国人民服务,就是这个军队的唯一的宗置。”这一宗旨,决定了我们的军队“须和民众打成一片”,坚持“军民一致,军政一致”的原则,坚决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永远同广大人民群众
一道,为推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同甘共苦、努力奋斗。几十年来,我军广大指战员正是坚决执行了毛主席提出的这一建军宗旨,才涌现了无数象张思德、雷锋那样毫不利已、专门利人的共产主义战士,涌现了象堇存瑞、黄张光那样敢于压倒敌人而决不被敌人所屈服的英雄人物,涌现了象“南京路上好八连”那样“拒腐蚀,永不沾”的先进单位。邓小平胡说什么“雷锋叔叔不见了”,安图向人民军队的脸上抹黑,我们的人民军队决不答应,我们革命人民也决不答应。中国人民决不允许邓小平这类党内资产阶级的挂帅人物来诬蔑自已的子弟兵。阳光雨露育育松,毛泽东思想育英雄。毛泽东思想永远照耀着我们前进的革命道路。毛主席开创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后继有入。在党中央的领导下,我们的人民军队必将越来越多地涌现出为捍卫毛主席革命浅而献身的英摊们。(下转4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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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革命接班人的五条标谁
学习毛主席关于培养革命接班人的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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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利造就元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这是关系到能不能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进行到底的重大问题。毛主席曾经指出:“为了保证我们的党和国家不改变颜色,我们不仅需要正确的路线和政策,而且需要培养和造就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今天,在全国人民悼念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逝世的悲痛时刻,认真学习毛主席关于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论述,坚持按照毛主席规定的五条标准培养革命接班人,把毛主席开创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进行到底,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毛主席关于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五条标准,是根据党的基本路线,在总结国内外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的基础上提出来的。这五条标准是:要犒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为中国和世界大多数人谋利益;能够团结大多数人一道工作;有事同群众商量:勇于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五条标推中,最重要的是搞马克思主义,不搞修正主义。“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社会主义革命能不能进行到底,资本主义会不会复辟,最根本的,取决于有没有一条马克思主义的路线。毛主席提出的“要搞马克,愚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的原则,其中第一条也是要搞马克思主义。搞马克思主义,全心全意为中国和世界大多数人谋利益,就能够团结大多数人,模范地执行党的民主集中制,密切联系群众,勇于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相反,搞修正主义,为剥削阶级少数人谋利益,就必然搞宗派,闹分裂,脱离群众,玩弄阴谋诡计,坚持错误路线。象刘少奇、林彪、邓小平这些修正主义路线头子,不就都是这样的吗?因此,我们培养和选拔革命接班人,首先要看他是不是搞马克思主义,是不是坚持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以保证我们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权永远掌握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手中,真正成为带领广大群众对于阶级敌人进行战斗的先锋队,为彻底推翻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用无产阶级专政代替资产阶级专政,用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最终实现共产主义而努力奋斗。
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证明,能不能坚持按照毛主席提出的五条标准来培养和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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拔莘命事业的接班人,这关系元产阶级壁命事业的百年六计。一切机会主义者,为了在中国搞资本主义复辟,总是极力歪曲和篡改毛主席关于培养革命接班人的五条标准。刘少奇抛出《黑修养》、“黑六论”,妄图用封、资、修的思想腐蚀共产党员、革命干部,使他们成为推行修正主义路线的驯服工具。林彪则用所谓“高举”、“突出”、“干劲”三个条件来篡改毛主席的五条标准。邓小平为了适应推行“三项指示为纲”这一修正主义路线的需要,也明目张胆地同毛主席的五条标准相对抗,提出所谓“党性强,作风好,能团结人”的迭拔于部的标准。他们提出这个标准,那个标推,就是没有要搞马克思主义这条最主要的标谁。离开了马克思主义,空谈什么“干劲”,只能是为修正主义路线卖命的“干劲”,离开了马克思主义,抽象地谈什么“党性”,只能是资产阶级的党性;离开了马克思主义,谈什么“能团结人”,只能是招降纳叛、结党营私。邓小平不是疯狂叫嚷什么要起用那些“敢字当头”“不怕打倒”的人吗?说穿了,就是要网罗那些和他-一样敢于搞翻案,敢于犒修正主义,敢于镇压群众的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邓小平究竟按照哪一个阶级、哪一一条路线来培养选拔干部,不是十分清楚了吗?这就从反面告诉我们,有什么样的政治路线,就有什么样的组织路线,组织路线总是从属于政治路线的。邓小平一上台之所以那样起劲地搞“整顿”,抓“班子”,也就是因为他们深知路线是“要有人来执行”的。什么人掌权,对于实行一条什么样的略线,至关重要。因此,我们一定要从邓小平这个走资派头子的复辟活动中,看到鞍照毛主席提出的五条标推选拔革命接班人的童要性,不断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不断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批判修正主义路线。当前,尤其要深入批邓,把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进行到底。
毛主席曾经指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是在群众斗争中产生的,是在第命大风大浪的辍慈中茂长的。”伟大的革命斗争是造就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亚接班人的最好的学校。从战争学习战争,从革命学习革命,在革命斗争中学习、锻炼、提高,经过斗争实践去取得直接经验和增长才干,这是无产阶级优秀人物成长的普遍规律。今天,经过社会主义革命时期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斗争,特别是经过文化大革命、批林批孔和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一大批优秀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正在茁壮成长。列宁说过:“伟大的革命斗争会造就伟大人物”。(《悼念雅·米·斯维尔德洛夫)我们现在正处在-一个霾要的历史时期。“五+年内外到一百年内外,是世界上社会制度彻底变化的伟大时代,是
一拿翻天覆地的时代,是过去任何一个历史时代都不能比拟的。”处在这样一个时代,我们必然会经历同过去时代的斗争形式有着许多不同特点的伟大的斗争。因此,在马列主义。毛浑东恩想的哺育下,在同党内外、国内外阶级政人的斗争中,新的一代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正在并将继续不断地涌现出来。
元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我们党按照毛主席提出的革命接班人的五条标准,在党和国家各级领导中,实行了老、中、青三结合的原则,这是把毛主席开创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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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到底的冀爱保证。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陵。在这个历史阶变中,给终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薜的危险性。正如列宁所说的:“社会至义藁命不是次行动,不是一条战线上的一次战斗,而是充满了副烈的阶级冲突的整整一个时代”。无产阶级要战胜资产阶级,最终实现共产主义,不是一代两代人所能完成的,而是要经过好儿代人坚韧不拔的努力才能成功。而且,共产主义事业是亿万群众的事业,广大工人、贫下中农和其他劳动群众,在从享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伟大斗争中,必然会在他们中涌现出大批的优秀人物。我们实行若、中、青三结合的原则,就可以把新生力量源源不断地吸收到领导岗位上来,给各级领导班子增添新鲜血液,带来蓬勃的朝气,使党的事业永远后继有人。而且,膏年干部同经过长期革命斗争镀炼的若干部以及兼备新老干部某些特点的中年干部结合在一起,有利于集中各方面的优点,“互相学习,取长补短,以僳圆结一致,进行共阎的事业”。这祥的领导班子就能较为经得起风很的考验,更好地景衡执行毛主席的草命路线,带额广大群众向阶级敌人进行战斗。
革命导师列宁在悼念自己的亲密战友斯维尔德洛夫的逝世时,曾经指出:“无产阶级草命所以强大,正在于它有无尽的泉源。我们知道,它使一批批的人涌现出来,去接替意我地藏身華命并在争中牺鞋的人们”,“继承他们的南业,沿着他们的道路前进,完成他们茅给的事。”在悼念伟大的领釉和导师毛主席逝世的时刻,我们重端列宁的这个教学,感到多么的深测。我们竖信,在毛主席事命路线的指引下:在革命斗争的大风大镇中,一定会造就出干百万无产阶级革命察出:接班人:把马列主义、毛译东思想的红旗一代一代传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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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是毛主席亲手缔造和培育的无产阶级军队。儿十年来,我们的人民军队坚决执行和捍卫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为全国人民树立了光辉的榜样。毛主席号召“会国学人民解放军”。我们在学习解放军的过程中,很重要的一条,就是要学习解放军的-一切行动听从党的指挥。工、农、商、学、兵,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今天,我必须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的周围,继续沿着毛主席开创的革命道路走下去,在党中央的领导下,深入批判邓小平的修正主义路线,把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进行到底。
向前,向前,问前,我们的队伍向太阳。太阳就是毛主席,太阳就是共产党。让我们在党中央的颜导下沿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奋勇前进:前进,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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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团结是胜利的保证
学习《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的一点体会
史文桐
伟大领袖毛主席在领导中国莖命的过程中,一贲教导我们要维护党的团结和统一。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一文中,毛主席指出:“中国共产党内部的团结,是团结金国人民争取抗日胜利和建设新中国的最基本的条件。”毛主席始终把党的团结看作是我们事业胜利的基本保证,为我们党制定了一条团结胜利的路线。
团结的目的,是为了进行战斗。无产阶级的革命事啦是亿万人民群众的事业。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必须而且能够把占人口绝大多数的人民群众团结在自已周围,去进行推翻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用无产阶级专政代替资产阶级专政,用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最终实现共产主义的伟大斗争。早在一百多年前,马克思和恩格斯就发出了“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伟大号召,激励蓍国际无产阶级前赴后继,奋勇向前。毛主席从民主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也总是反复教导我们:要组成浩浩荡荡的革命大军,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把阶级敌人最大限度地弧立起来,革命才能取得胜利。毛主席亲自缔造和领导的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和无产阶级组织的最高形式,是团结全国人民进行革命斗争的核心力量。只有经过党的团结,才能达到无产阶级和全国人民的团结,从而压倒一切敌人,克服各种艰难险阻,把毛主席开创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不断地推向前进。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伟大胜利之际,毛主席号召我们:“团结起来,为了个目标,就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为了实现毛主席提出的宏伟目标,为了把毛主席亲手开创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进行到底,我们必须进一步加强全党在毛主席革命路线基础上的团结,从而进一步加强以工人阶级为领导,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全国人民的大团结。
伟大的斗争,产生伟大的团结多伟大的团结,又必然引向伟大的胜利。在长期的革命战争年代里,在伟大领袖毛主席的领导下,我们的党团结一致,艰苦奋斗,粉碎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反革命“围剿”,胜利地完成了二万五千里长征,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推翻了美帝国主义扶棺的蒋家王朝的反动统治,创建了社会主义的新中国。建国二十多年来,同祥样是依靠了全党全军和全国备族人昆的大团结,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胜利,取得了元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批林批孔和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斗争的伟大胜利。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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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经险告诉我们,团结就是力量,团结就是胜剂。我竹的党能有今天,我们的国家能有今天,我们的人民能有今天,都是由于贯彻执行了毛主席亲自制订的这条团结胜利的路线而得来的。伟大的胜利,艾进一步巩固和发展了伟大的团结。经过五十多年的斗争历程,特别是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战斗洗礼,我们的党更加纯洁,更加坚强,更加朝气蓬勃,全党和全国人民的大团结空前巩固,我们的革命事业肯定是大有希望的。
党的团结是贯彻执行党的正确路线的保证,而党的正确路线则是实现党的团结的政治基础。毛主席指出:“所谓讲团结是什么呢?当然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之上的圆结,不是无原则的团结。”毛主席为我们制定的党在社会主义历史时期的基本路线,是我们党和国家的生命线,也是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革命大团结的生命线。这条革命路线,规定了革命团结的政治内容,指明了加强团结的政治方向。我们要永远牢记,毛主席把善于团结大多数人,包括团结从前反对过自已反对错了的人,列为革命接班人的五项条件之一。我们要永远遵循毛主席为我党制定的“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器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的原则,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前提下,“把我们党的一切力量在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和纪律的原则之下,竖强地团结起来”。在当前,我们要坚持深入批邓和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从路线上分清是非界限,以进一步维护和加强党的团结和统一。
党中央是我们全党团结的核心。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党中央是我党的最高领导机关,是带领全国人民战斗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各级党的组织,包括地方、军队和各部门的党组织,都必须接受党的一元化领导,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的周围。共产党员要有全局观点。“共产党员必须懂得以局部需要服从全局需要这一个道理。如果某项意见在局部的情形着来是可行的,而在全局的情形看来是不可行的,就应以局部服从全局。反之也是一样,在局部的情形看来是不可行的,而在全局的情形看来是阿行的,也应以局部服从全局。这就是照顾全局的观点。”全党服从中央,局部服从全局,这是毛主席亲自制定的我党的历来规矩。我们的党,是毛主席亲手缔造的伟大、光荣、正确的
·党。我们的党中央,是在毛主席领导下形成的、久经考验的坚强核心。我们坚信,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在党中央的领导下团结起来,就一定能将毛主席开创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进行到底。
我们来自五湖四海,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把我们联结在一起。在党内,我们的同志有着各自不同的革命经历:有的是参加过万里长征的老红军战士,有的是在抗日战争或解放战争中参加革命的,有的是建国以后参加革命的,还有大批在文化大革命中涌现出来的新战士。无论是老战士还是新战士,都是我们党的血液,党的宝贵财富。我们的同志又有着各自不同的战斗岗位:有在地方工作的,有在军队工作的;有的从事党的工作,有的从事行政工作;有的战斗在上层建筑,有的战斗在经济、生产部门,等等。但是,我们都属于毛主席亲自缔造的伟大、北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的一员。我们党是一个无比坚强的统一的整体。正因为这样,它才能够作为无产阶级的先锋队,肩负着人民的希望,成为支无坚不摧的、战无不胜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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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中,满怀信心地说:“经过了十七年锻炼的中国共产党,已经学到了如何团结自己的许多方法”。今天,我们党经历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特别是经过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批林批孔、批邓和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积累了极其丰富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经验,我们更加懂得了如何团结自己的方法。毛主席把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方法,具体归结为“团结一一批评一一一团结”的公式。这个公式同样适用于党内。我们共产党人是辩证唯物主义者。我们对待自己的同志,历来强调要从实际出发,进行“一分为二”的辩证的分析。对待老同志是如此,对待新同志也是如此;对待犯过错误的同志是如此,对待没有犯过错误的同志也应当是如此。犯了错误,固然是坏事,但如果能正确地加以总结,引出教训,就可以不仅化为个人的、也可以成为党的精神财富。没有犯过错误,是好事,但由于没有经历过垫折和教训,也有可能因此而增加某些盲目性,从而成为自已身上的弱点。为此,对待犯错误的同志,毛主席历来强调“应着童于当时环境的分析,当时错误的内容,当时错误的社会根源、历史根源和思想根源,实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借以达到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这样两个图的”。历史上犯过错误已经改正的,就不要算老账;对于犯有路线错误的同志,只要改正错误,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就应当欢迎;犯了错误,一时还想不通,只要不是坚特错误,也容许有个认识过程。但是,对于错误,必须坚持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原则,决不容许讳疾忌医、自欺欺人。共产党人是光明正大的,犯了错误应当有勇气承认错误。不然的话,就不能做到坚决地和邓小平的修正主义路线划清界限,是不利于自已提高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觉悟的。
党的团结是在两条路线的斗争中不断地得到巩固和发展的。毛主席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中,总结了我党反对王明、张国素等机会主义路线的斗争经验,指出:“以上这些教训和成功,给了我们今后团结全党,巩固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的一致,胜利地进行抗日战争的必要的前提。我们的党已经从两条战线斗争中巩固和壮大起来了。”一切机会主义、修正主义头子,都是一些分裂主义者。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从陈独秀到罗章龙、王明、张国焘之流,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从高岗饶漱石、彭德怀、刘少奇、林彪到邓小平,都是如此。他们在政治上搞修正主义,在组织上就一定要搞宗派主义、分裂主义。但是凡搞分裂主义的,都不会有好下场。从陈独秀到邓小平,一次又一次闹分裂,一个个都迅速地垮台了。这说明人心、党心、党员之心要团结,不要分裂。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就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一次又一次战胜机会主义、修正主义路线的历史,就是全党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基础上不断从新的团结走向新的胜利的历史。我们门伟大的党、伟大的军队、伟大的人民是用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今天,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正在遵循毛主席的“按既定方针办”的嘱附,坚定不移地紧密艳团结在党中央的周围,沿着毛主席的团结胜利的路线,从胜利走向胜利!
让我们永远牢记和实践毛主席的伟大的战斗号令: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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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毛主常光辉的革命实践
毛主席在井风山
巍巍井冈山,是中国革命的摇篮。
我们的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亲自领导了秋收起义,建立了第一支工浓红军,在井网山创立了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
艰苦卓绝的井冈山斗争,成了中国革命胜利的起点,在中国人民和全世界被压追民族被压迫人民解放的历史上谱写了无比光辉灿烂的篇章。
一、文家市决策
一九二七年九月二十日的清晨,在湖南浏阳山区的一个小集镇一文家市上空,响起了“工突武装割据”的第一声号令:向罗霄山脉中段进军1
这声音,如闪电划破了沉沉的政治鸟云,照亮了革命的道路。一支新型的革命军队…中国工农革命军,在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主席率领下,开始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伟大进军:
这是中国革命的一个历史性转折。要了解这个历史性的转折:应当追溯到这一年从春天到夏天所发生的一系列惊心动魄的斗争。当时,由于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的叛卖,助长了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反动气焰,它们的政治代表蒋介石和汪精卫,悍然地先后叛变了革命,把无产阶级投入了血海。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了。
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并没有被敌人的屠刀所征服,他们从血的教训中懂得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他们从地下爬起来,谐干净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首,又继续战斗了。八月一日,党领导了南昌起义,向国民党反动派打响了武装反抗的第一枪,在全国人民中树立了“面鲜明的武装斗争的旗帜。
为了清算党内机会主义路线的祸害,八月七日,党中央在汉口召开了紧急会议。毛主席出席了这次会议,对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进行了坚决斗争。会议纠正了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撤销了他的总书记职务。“八七”会议反对了政治上的右倾机会主义使党大进了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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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这次会茂上,毛主席提出了实行武装耳争:进行土地革命、建立革前政权的正磅或治主张:得到许多同志的拥护。会议选举了毛泽东同志为临时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并作出了关于开展衣民运动的决议,决定利用秋收时节农村中阶级斗争剧烈的关键时刻,发动秋收起义。
会议一结東,毛主席立即赶回湖南,积极着手秋收起义的准备工作。八月十八日毛主席在长沙市近郊的沈家大屋,召开了改组后的中共湖南省委第一次会议,讨论起义前计划,决定集中力量在群众基础比较好的湘东赣西发动起义,并成立了以毛主席为书记的秋收起义最高领导机关一党的前敌委员会。会上,毛主席明确指出,秋收起义的目的,是彻底实行土地革命,建立工农民主政权。为此,党要以主要力量来领导武装斗争。毛主席强调地指出,要用枪杆子夺取政权,推动上地革命。
用枪杆子夺取政权、推动上地革命的号召,迅速传遍了湘东赣西的广大地区。毛主席亲自深入工杂,宣传和组织群众,成立工农革命武装。在这个基础上,毛主席又在安源召开了军事会议,组织了工农革命军,具体部署了秋收起义的军事行动。在很短的时间里,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师成立了!这一支八千人的队伍,编为三个团,第-团的主要成分是原武汉国民政府警卫团,加上湖南平江和湖北崇阳,通城的农民武装;第团以安源路矿工人武装为主,也包括江西萍乡和湖南醴陵的农民武装;第三团主要是湖南测阳的工衣武装和原武汉国民政府警卫团的另一部。共产党员、原武汉国民政府警卫团团长卢德铭同志任军长。
霹雳一声撼天地!九月九日,在毛主席的亲自发动和领导下,秋收起义爆发了!“暴动!打商国民党反动派!”“暴动!打倒土豪尖绅!”…
暴动的口号山鸣谷应,起义的烽火迅速蔓延:工农革命军怨吼着闻萝乡、醴陵、刘阳,平江等地敌人发起进攻,连省城长莎也受到了巨大的震动。
然而,由于当时国民党反动派的力量超过革命的力量,起义部队本身缺乏武婆斗争的经验,因此战斗儿经失利,起义遭受挫折。
是继续向敌占中心城市进攻,还是转向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衣村进军?毛主席酒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國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正确地分析了中国社会的特点和普时的形棼,当机立断,决定起义部队立即把击的方向指向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农村。着:毛主席发出命令,指示起义部队开赴浏阳文家市集中。九月十八、十九网天,起义的各部队先后到达文家市。十九日,毛主席也赶到了。
毛主席不顾战斗和路途的辛劳,当晚就在里仁学校的教室里召开前敌委员会会议。在前委会上,毛主席精辟地分析了形势。在全国,革命形势处于暂时的低潮,大域市和交通要道被做人重兵把守着,而广大衣村是澉人统治力量薄弱的地方。中国武装夺取,政权,只能走建立农村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道路,而不能走别的道路。毛主席满怀信心地指出,要把革命队伍保存下来,到农村去,深入开展土地革命,发动液民起来参加武装斗争壮大革命力量,然后再去孕取敌人统治力量强的大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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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形势示意
1927.9.29毛
生席对工农革命军进行改编。
安福
192711,工农革命
军攻克茶陵豆城成立了县工农兵政府12月,转人农村
1927103毛主
席在古城召开
党的重要会议
湖
江
吉安C
永新
茶陵9
人
三湾
928218工农茎命军
新城9光口
攻克新城2日在落市成立了县工农兵政府
古城
泰和
0茅坪
大
0沔渡
★井网山
(茨坪)
县
黄划
o五斗江
于田
遂川
올
图
例
南
人县委特
西
⊙桂东
华
群众武装暴动
工农三政府
1927.10.下旬工农
192815.工农革命军
很据
地革命军进驻井风网山
攻克遂川城,24日成立
的大小五并和茨坪
了县工农兵政府
说路游击区
地方武装
(一九二七年九月一一九二八年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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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什么地方最适合工农革命军养精蓄锐,深入土地革命,开展武装斗争呢?毛主席指着课桌上的一张地图说,这里象眉毛一样的地方,是罗霄山脉的中段,适宜作我们的落脚点。罗霄山脉座落在湖北、湖南、江西、广东四省的交界处。毛主席早在学生时代,就曾经从长沙来到湘赣边界进行过实地调查,后来在领导农民运动过程中,又直接、间接地获得了有关这一地区社会、经济和自然状况的大量材料,因而能够对罗霄山脉各段作出透彻的分析。罗霄山脉的北段,地势不如中段险要,并且太靠近大城市,敌人统治力量比较强。南段的地势比北段好,但群众基础不如中段,政治上对于湘赣两省的影响也不如中段。中段地势最险要,作战时进可以攻,退可以守;由于离大城市较远,反动统治力量薄弱,而我们的一举一动,则能够影响到湘赣两省的下游,政治意义很大;这里有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更重要的,这里受过第一次大革命的洗礼,有良好的群众基础。
在前委会上,毛主席根据大量调查研究的材料,明确提出,工农革食军向罗霄山脉中段进军,最有利于革命力量的积聚和发展。
“向罗霄山脉中段进军!”毛主席的英明决策,解决了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所没有解决的革命道路问题,开创了一条由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道路。
但是,一条正确路线是不可能平安地产生的。在前委会上,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
一师的师长余酒渡跳了出来,竭力反对毛主席的英明决策。余酒渡原来是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的知识分子,北伐战争时投机革命,窃取了武汉国民政府警卫团副团长的职务。在秋收起义遭到挫折后,他还是顽固地坚持打长沙,违抗毛主席发出的部队到文家市集中的命令。在前委会上,他再次提出“攻浏阳直取长沙”的错误主张,对抗毛主席提出的向罗需山脉中段进军的英明决策。
毛主席尖锐地揭露了余洒渡的形“左”实右的错误主张。余洒渡错误的实质是用军事上的孤注一掷来掩盖政治上的害怕长期艰苦斗争,不愿实行将革命的重心由城市转向农村的战略转变。前委会大多数委员坚决拥护毛主席的正确主张,对余洒渡的错误进行了严肃批评。卢德铭说,现在敌人集中兵力来打我们,这是生死存亡的关头,如果再攻打长沙,就有全军覆没的危险。他完全攒同毛主席提出的实行战略转变的意见。经过激烈争论,前委会终于否定了余洒渡的错误主张,通过了毛主席提出的向罗霄山脉中毁进军的行劲方案。第二天清晨,火红的太阳从东方升起,在里仁学校的操场上洒下片金色的光辉。工农革命军集合在这里,按撩不住激动的心情等待毛主席的来临。“毛委员来了,毛委员来了!”消息象一阵春风吹遍全场。
“立正一-!”…声宏亮的口令声后,只见毛主席身穿整洁的蓝布衣裳,裹了整齐的绑腿,穿着草鞋,微笑着健步走来。
值班干部大声宣布:“现在请中央的毛委员讲话!”毛主席亲切地说:“同志们,请坐下吧!”
毛主席开始讲话了。他说,这次秋收暴动,虽然打了几个小小的败仗,受了点垫折,这不算什么。我们打了土豪,分了谷子给穷人,这个寡还要继续干。我们的斗争才刚刚开始,我们有湘、鄂,赣、粤已经组织起来的千千万万工人和农民同我们一道斗争,我们的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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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是伟大的
毛主席在分析了当前形势后满怀信心蛾指出:中国革命虽然善时处于低潮,但是新的草命高潮必定会到来,而且很快会到来。我们要到敌人力量南弱的地方去站往脚跟,发动群众,聚草积粮,养精蓄锐,同敌人干下去。我们马上就要出发了,到湖南和江西交界的罗霄山脉中段去打土豪,分田地,建立农村革俞根据地…
会场上始终那么静,只有毛主席的娓娓话音象潺潺流水一样流进战上们的心窝。大家目不转睛地凝视着毛主席,心情随着毛主席的声调和气势越来越激荡,脸上露出了扬眉吐气的神态,浑身觉得充满了力量。他们的心里都蕴藏着一句共同的话:“毛委员说的何句在理,跟着毛委员,革命一定胜利!”
秋高气爽,晴空万里。上午九时,中国革命的火种一工农革命军在毛主席亲自率领下,高举红旗,离开文家市,开始了向罗霄山脉中段的伟大进军!
、三湾改编
工农革命军从文家市出发后,为了甩掉和避开尾追、堵截的敌人,每天顶着烈日或豪雨穿小路越山岭,日夜兼程地沿湘赣边界南下。山越翻越高,坡越爬越陡,道路越走越崎驱坎坷,战士们战斗的歌声却越唱越嘹亮。
“走上前去哟,曙光在前!同志们奋斗,用我们的刺刀和枪炮,开自己的路,勇孩间前上”
毛主席一直和连队一起行军,同战士们拉家常,讲形势,帮战士背枪枝挑东西。今于在这个连,明天在那个莲,不辞辛劳,时刻关心着部队的呼吸和脉搏。
部队在继续前进。不儿日,战士们身上带的一点干粮吃完了,部队所有的粮食也不多,给养一天比一天困难。连续的行军,艰苦的生活,使有些同志身体支持不住,病阎了。指战员们每跨出一步,都要付出很大的努力。
艰苦的战斗生活,也使得部队本身原来所具有的弱点明显地暴露出来了。工农革命军的组织成分,除了安源路矿的工人和平江、浏阳等地的农民外,相当一部分是北伐军官兵,还有一些是游民无产者和知识分子,他们怀着不同的目的参加革命军队。在极端狠苦的生活中,部队中反映出了种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军纪一度有所松驰。少数从北伐军来的军官不顾艰难的给养条件。依旧留恋着过去四菜一汤的特殊生活。官长打骂士兵的军阀主义残余常常作祟。这些与无产阶级军队的性质和任务不相容的思想和作风,在无形中起着涣散革命意志的作用,严重地削弱了部队的战斗力。但由部队中还没有健全的常组织,党员数量也很少,因而无法开展有力的思想斗争。
九月二十三日,部队到达江西萍乡的芦溪镇。第二天拂晓,遭到江西敌军两个团的袭击经过场恶战突被了重围。但是,部队受到了不小的损失,阵亡的也有,被打散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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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剩下的不到一千人。军长卢德铭同志,就在带队掩护时英勇牺性了。
~些投机分子和草命意志薄弱的人,在严重的挫祈面前害怕、动摇了。他们私下相互询问:“你走不走?”“称准备到哪里去?”于是,有的不告而别了,暂时不走的终月惶惶不安。丽长余洒渡和三团团长苏先骏就是这一类人。他们不仅自己准备叛逃,还在部队中兴风作浪,散布流言,诬蔑向农村进军是“错误的”,“这条道路走不通”,等等。因此,横在工农革命军面前的,除了茫:茫的丛山林海外,还有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的沟壑。每个人都在经受着严峻的考验。
这支部队怎样才能继续坚持向农村进军?怎样才能完成工农武装割据、农村包围城市的伟大战路使命?这是一个多么重大多么关键的历史时刻!回顾第一次大革命时期由于我们的党还是幼年的党,对武装平争的重要性认识不足,同时由于陈独秀实行右有倾投降主义路线,所以党手里虽然曾经有过些革命武装,而未能把它掌握住,即便在号称“铁军”的叶挺部队里,每个团也仅有一个党支部,经不住逆风恶浪的袭击。现在,我们党已经有了自已创建的武装,但如何将它建设成为一支在党的绝对领导下的新型入民军队呢?这是一个摆在面前迫切需要解决的大问题。
毛主席对于加强党对军队的领导、克服工农革命军所沾染的旧军队习气、提高部队政袷素质,作出了正确部署:首先指挥部队脱离险境,然后对部队进行政治改编。在毛主席前指挥下,工农革命军翻越武功山,向敌人防守薄弱的莲花县进发。九月二十五日,部队攻下莲花城。第二天,继续向南挺进,插入地势险要、位于莲花、永新、宁冈、茶陵四县之交的
九陇山区,终于摆脱了尾追的敌人。
九月二十九日,部队取道枫木垇,神速闯进婆婆垇,进入永新县的三湾村。这里是九陇山区的一个山呱;山脚下,散落着五十来幢泥墙土屋。三湾群众深受新旧军阀的兵匪之害,不了解工农革命军是怎样的队伍,都躲进山里去了。村子里空荡荡的,住户和店铺的屋门都紧闭着,好不容易找到几位老人,了解了一些情况。毛主席就让部队分头去进行宣传,召国群众。当晚,在一家名叫泰和祥的杂货铺里,毛主席召开了前敌委员会会议。会上,毛主席总结了第一次大革命中党领导武装斗争的经验教训,分析了部队的思想政治情况,提出了政编工农革命军的计划。会议在毛主席的主特下,通过了这一历史性的决定。第二天,部队在钟家祠前集合,宜布前委会关于部队改编的决定。师长余洒渡先走出来讲话。这个在文家市竭力主张攻打长沙、“左”得出奇的家伙,现在又散布起右颜悲观清绪来了。他愁眉不展,垂头丧气地说:“唉!现在人员减少了,部队要缩编,从一个师缩编为一个团,一…个团还不足,缩编为两个营…”他的调子越说越低沉。战士们所得很不耐烦,看着他那种“三金”(金牙齿、金戒指、金边眼镜)“五皮”(皮鞭、皮武装带、皮挎包。皮靴、皮绑腿)的旧式军官打扮,大家更是感到厌恶。后来的历史事实证明,这个家秋是条混进革命队伍中的软骨虫。三湾改编后,当部队到达酈县水口时,他开了小差,同苏先骏先后投敌叛变了。
这时,毛主席出来讲话了。他神采奕奕地站在队列前的一块大石头上,微笑地注视着部。队伍的气氛顿时活跃了起来。毛主席指出,敌人只在我们后面放冷枪,没有什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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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起。工按革命军的战士都是起义出来的,一个可以抵敌人十个,十个可以抵能一百。我门是一支近于人的部队还怕什么?没有挫折和失敗,就不会有成功。现在不是我们泄气的时候,而是我们逐渐发展的时候。我们已经清算了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只要不犯路线和政策上的错误,我们就一定能够胜利!毛主席的讲话,给了余酒渡的悲观论调以当头一棒,给指战员们增添了无限的信心和力量。大家的眼睛里闪烁着兴奋的光芒,说:
“有毛委员领导,我们还怕什么?”
“已经到了家门啦。这地方,鸡叫听两省,正好竖红旗哩!”…
接着进行改编,由…个师改编为一个团,称为中国工农革命军第…军第一师第一团。全圆有近千人,七百多支枪,四十八匹马;下设一、三两个营和一个特务连。共七个连。缩编后多余的干部组成一个军官队,同卫生队直属团部领导。这次改编最草大的蔻,是实行“支部建在连上”的制度,班、排成立党小组,连以上设党代表,营以上有党委,全军成立党的前敌委员会,毛主席亲自担任书记,确立了“党指挥枪”的基本原则。军队内部实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制度,成立士兵委员会,规定官长不能打骂士兵,官兵待遇平等,士兵有开会说话的自由,废除繁琐礼节,实行经济公开。改编进行得很顺利。绝大多数指战员换心继续跟着毛主席干革命,只有极少数人要走,部队给他们每人发了证明五元饯路费。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三湾改编胜利地完成了,它确立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为建成支新型的无产阶级革命军队奠定了基础。工农革命军以崭新的面貌出现在东方的啦平线上!
躲进山里去的三湾村的群众,经过部队的耐心宣传,陆续回来了。毛主席带着战士们深入乡里访贫问苦,担水劈柴,讲革命道理,搞社会调查;又召开全村群众大会,号召贫菩农民行动起来打土豪分田地。部队不顾自己的困雅,拿出了一部分粮食、布匹银元。在大会上分发给一些最困难的农民。群众发动起来了,纷纷来找毛主麻,要求领导他们搞革命。毛主席根据祥众的要求答应留下两个同志和一支枪,组织三湾人民闹革命。三湾人民是多么感动啊!他们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爱护老百姓的军队。从来不敢想的事情竟在限前出现了。他们把毛主席的恩情深深地铭记在心里,因为不知道毛主席在工农革命军中的职务,他们都尊敬地称他为“毛司令”。他们编成歌谣,…代接一代地传颐着:
“三湾来了大救星,漫山遍野通通明;
一九二七那一年,三湾来了毛司令。
三湾来了毛司令,带来工农子弟兵;红旗飘飘进三湾,九陇山沟闹革命。”
部队经过改编,锤掉了杂质,队伍更精干了,战斗力更强了。士兵委员会代密广大哉士的利益,参与政治、军事、经济等重大问题的处理,政善了官兵关系,调动了广大战士的积极性。战士见了干部不象以前那样拘谨了,既尊重干部。又敢于向干部提意见,平时甚至能够同干部开个玩笑,有事还可以找任何一级干部反映。大多数干部也能以一个普通战士的身份出现,和成士亲如兄弟努力改正过去那种威严耸人的样子。个别从伐军来的千部偶尔旧病重犯,就会立即受到战士们的批评。知果态度不好或屡教不改主兵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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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有权蒉令检查,直至建议处分。这一切,使部队更啦生气窃勃,面貌大为改观。毛主席为了全面落实三湾政编精神,莲全“支部建在蓬上”的制度,继续进行着艰苦细致的工作。由于部队中党员数量少,士兵党员更少,有的连队虽然设了党代表,但党的支部很不健全。毛主席指示各级党代表加紧培养工农出身的士兵骨千入党,并亲自深入连队对战士进行思想教育。军队的基础在于土兵,要把支部建在连上,没有一定数量的上兵党贳,就不能使党与拿枪的群众保持最密切的联系,就不能充分发挥党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就不能最大限度地调动和发挥战士的革命积极性,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也难免会落空,毛主席在文家市到三湾的行军途中,白天冒着暑热跋山涉水,夜晚在寒露下宿营,总是抓住每-一个机会对战上做思想工作。现在,毛主席又抓紧部队在三湾驻扎的短短儿天时间,在三湾的土屋里、小溪边、枫树下,找战士谈心,启发他们的革命觉悟。在毛主席的关怀、教育下,大批忠于党、忠于人民、经过生死考验的战士茁壮成长,一批又一批的优秀战士加入了无产阶级先锋队的行列。各个连队的党支部逐步地建立了起来,成为竖强的战斗堡垒,没多久,“支部建在连上”的制度完全实现了。这支新型的人民军队在党和毛主席的鲍对领导下,成为名副其实的“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獎集团”,信心百倍地去迎接创建罗霄山脉中段政权,建立革命根据地的伟大斗争。
十月三日,当晨曦初开、朝霞东升的时候,一阵清脆嘹亮的军号声在九腕山沟的上空响起。三湾村东头的枫树坪上,经过改编后神采焕发的工农革命军在整装待发。三湾人民扶老携幼前来送行。贫苦的农民群众眼噙热泪,紧紧地拉住战士竹的手,久久不肯放开。毛主席站在粗壮高大、枝叶繁茂的大枫树下,向全体指战员发布继续进军的命令。部队在群众的一片惜别密中,迈着罐壮的步伐,出发了。前进吧,工农的子弟兵,并冈山在向你们召唤
三、红旗插上并风山
十月三日清晨,毛主席率领工农革命军告别三湾人民,继续向罗菁山脉中装的巍巍群山疾速前进。中午前,部队到达宁冈县的古城。
工农革命军的到来,给这座死气沉沉的小镇带来了生气。战士们还没有来得及休息,就忙着在镇里的墙壁上写上-一条条标语,“打倒土豪劣绅!”“打倒军阀!”“打倒蒋介石!”古城的群众看到墙上的标语,听着工农革命军战士的宣传,心里在想:这可是一支替穷人说话的军队呢:这样的军队还从来没见过。
战土们急切地打听前面是什么地方。老乡们说;“向东南不远,就是井冈山了。”顺着老乡指的方向,向东南跳望,只见一座座高峰被白云缭绕着,绵亘起伏,摊伟壮观,好威武的井冈山呵!
井冈山,它横跨江西、湖南两智+介于宁鬥、感县、遂川、永新泗县之交,地势险要,地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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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大。如果绕山-一周,从东麓拿山出发,经永新县的龙源口,宁冈县的新城、茅坪、大龙(即大陇),酃县的十都、水口、下村,遂川县的营盘圩、戴家埔(即戴家铺)、大汾、堆子前、黄垇
五斗江、车驷,再回到拿山,方圆足足有五百五十里。山上的大井、小井、上并、中并、下井、茨坪、下庄、行州、草坪、白泥湖、罗浮等地的村庄和水田,被围在群山之间,把井冈山点缀
得更加明丽可爱。
要登上这层峦迭嶂、树密林深的井冈山,只有七条小路可走,这些小路,靠山崖、临深涧,狭窄得只能走一个人,而且在小路的最险要处还有黄洋界、桐木岭、朱砂冲、双马石、八面山等关隘。这些天然屏障真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势,所以这里“为自来土匪、散军窟宅之所”。当年,一些农民不堪忍受豪绅地主阶级的残酷剥削和压迫,自发地起来造越主豪绅的反,占领山头,劫富济贫,依仗的就是有利的地势。一九二六年下半年,在大革命的影响下,他们接受宁冈县共产党组织的领导,把“绿林”组织改编为农民自卫军,领头的是袁文才和王佐。袁文才的队伍在井冈山下的茅坪,王佐的队伍在山上的茨坪。两支队伍互相呼应,两个人又曾经喝过歃血酒,结为“老庚”。他们凭着山高路险,经常袭击豪绅地主,弄得这一小撮吸血鬼天天胆战心惊。一九二七年四月,蒋介石叛变革命后,井冈山附近的豪绅地主趁机反攻倒算,缴了几个县的农民自卫军的枪枝。袁文才和王佐这两支农民自卫军依靠并冈山的有利地形,打退了地主武装的进攻。各保存了六十支枪。这两支队伍中的大部分人都是贫苦农民,和豪绅地主有着不共戴天的仇恨,因此,在反抗豪绅地主阶级的斗争中,有着较强的战斗力。但是,狭隘的农民意识和“绿林”习气,又使这两支农民武装没有正确的政治纲领,更没有远大的奋斗目标。尤其在大革命失败后,虽然还坚持着斗争,但不象先前那样轰轰烈烈,而以保守住这儿十条枪的小天地为满足,十分害怕被人吃掉。
九月底,毛主席率领工农革命军来到三湾时,袁文才正好带领农民自卫军在离三湾很近的砻市一带活动。突然间,听到三湾来了一支近于人的部队,不由得大吃一惊,马上从砻市撤回茅坪,命令农民自卫军严守关隘,谨慎戒备。
对于这两支农民武装,毛主席早就作了调查。还是在秋收起义时,毛主席就了癖到他们在一九二七年七月,同邻县农民自卫军联合攻打永新城,救出了被关押的共产党员的斗争事迹。后来到了三湾,毛主席又进行了详细的调查,对于它们敢于造地主豪绅的反的革命精神作出了应有的估价,并通过宁冈县共产党组织负责人给袁文才去了信。到古城后,毛主席继续通过宁冈县党组织更深入地了解了袁文才和王佐的情况。
工农革命军来到古城的当天,毛主席立即召集了营以上干部、党的活动分子和宁冈县党组织负责人等数十人开会。这一天,古城街上的文昌宫,一扫往日陈腐晦暗的气色,一面缀着五角星和蠊刀斧头的大红军旗,端端正正地挂在正厅里,显得十分庄严。在这里,举行了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古城会议。
会议热烈而紧张地开了两天,总结了秋收起义以来的经验,再次肯定了向农村进军、以农村包围城市的正确道路,进一步强调贯彻三湾改编的精神。
古城会议最重大的意义,是确定在井冈山建立工农革命军的第一个根据地,使得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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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市作出的向罗臂山脉中毁进军的决策,有了更具体的目标。为了更好地建立井冈山根据地,会议还根据毛主席的指示,研究和制定了对待袁文才和王佐这两支农民武装的正确方针。
起先,在如何对待袁、王这两支队伍的问题上,有人提出错误的看法,认为他们挂的虽然是农民自卫军的牌子,实际上和土匪差不多,因而主张用武力吃掉他们。毛主席严肃地批评了这种错误主张,指出这是大鱼吃小鱼的军阀思想。这种主张,只图眼前痛快,势必贻误革命大事。毛主席具体分析了这两支部队的政治状况,充分肯定了他们的革命性,并且明确指出,只要我们采取正确的方针,经过党的教育,他们一定会克服自已的“绿林”习气,成为一支革命队伍的。在毛主席的耐心说服教育下,大家统一了思想,拥护毛主席提出的团结、教育、改造袁文才和王佐两支部队的正确方针。
古城会议以后,毛主席决定亲自到离古城十五里的东源村去会见袁文才,那里离袁文才的驻地茅坪,也正好是十五里。
在茅坪“严守关隘、谨慎戒备”的袁文才,前些日子派人打听这一支新来的队伍的虚实。当他知道来的是毛主席所率领的工农革命军时,心里很高兴。因为在这以前,他在大革命的影响下,参加过一些由宁冈县共产党组织所领导的革命活动。他曾经举行暴动,缴了宁冈清乡局的十六支枪,把反动县长赶出了县城;他曾经把已经逃到吉安城的大劣绅龙清标抓回公审并处决;他也曾经在与数县农民武装联合进行劫狱斗争时,首先冲进永新城,从虎口里救出了五十几个遇险的共产党员。他在党领导下的这些实践活动,提高了他对共产党的认识。但当他正愿意靠拢工农革命军时,却有人对他说:“人家有近千条枪,你才几十条枪,和人家搞在一起有什么好处?你可晓得人家打的是什么主意?说不定会把你吞掉!”这一说,煽起了袁文才思想深处旧意识的火星,使他重又疑虑起来。
晚上,袁文才把一个部属叫到自已家里商议。他们从当前的利害谈到将来的归宿,袁文才认为除了跟毛主席走以外,别的路都不通,因此他愿意到东源村去见毛主席。但是“绿林”中以往经常发生的互相并吞的事,在他的脑子里留下深深的烙印,他生怕这次的会见有诈,自已手里这儿十支枪会被吃掉。于是,他作了两种雅备,一方面杀猪置酒,设宴招待毛主席;另一方面,在东源村的林家祠堂里伏了儿十名弟兄,以防万一。
十月六日清晨,毛主席带了几个战士,骑马驰出古城,到了东源村外,只见村边横桥头上有一群人站着等候。毛主席估计是袁文才他们,就翻身下鞍,挥手打着招呼,步行过去。袁文才一看对面来的只有几个人,后面并没有大部队的影子,再看看毛主席他们神态和蔼,根本没有来缴枪的意思,才松了口气。身边的人告诉他,那个身材魁伟,目光网炯,谦和地打着招呼的人就是毛主席。他心头一热,赶紧三步并作两步地跑上前去,恭恭敬敬地向毛主席鞠了个躬。大家互相问候着,一起进到村子里。
在一家姓林的人家的吊楼上,毛主席同袁文才等人进行了谈话。毛主席谈到了大革命失败后的政治局势和革命的前途,肯定了袁文才带领的农民自卫军敢于反抗豪绅地主阶级的斗争精神。袁文才听着,时而点头,时而沉思。毛主席的话,使他猛醒过来,觉得心里亮堂多了。是呀,蒋介石已经成了帝国主义的走狗,和豪绅地主阶级、官僚买办资产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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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串通一气,镇压革命运动。现在,唯一能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革命的只有中国共产党这时,毛主席又向袁文才说明了工农革命军为什么要到井冈山来的问题,通俗易懂地讲明了革命要有根据地的道理,从而解开了袁文才心里存在的工农革命军是来抢他的地盘的疑团。接着,毛主席又决定把一百条长枪送给袁文才的农民自卫军,鼓励他为革命掌握枪杆子,扩大农民武装。
袁文才万万没有想到,毛主席不但不缴他的枪,还亲自送给他一百条枪。这一百条钢枪,都是工农革命军用鲜血和生命夺来的呀!袁文才看看工农革命军对自己的关怀和支持,再想想自已对工农革命军还存有戒心、埋下伏兵,感到羞愧难言。他激动地向毛主席表示:“我袁文才没有话说。工农革命军吃的粮食,伤病员的安置,都包在我身上了!”会见结束后,毛主席在当天下午就赶回古城。
在初步争取到了袁文才的支持以后,毛主席又通过袁文才做王佐的工作。王佐从袁文才那里听说工农革命军专门同豪绅地主作对头,保护穷人利益,团结农民自卫军,也就同意工农革命军开上井冈山去。这样,由于团结、教育了袁文才和王佐,井冈山原先紧紧关着的大门,就向工农革命军打开了。
十月七日,毛主席率领工农革命军来到茅坪。这天,茅坪一·片喜气洋洋,袁文才带领农民自卫军和当地群众,热情迎候毛主席带领的工农革命军的到来。他们为工农革命军腾出宽敞的祠堂,送来许多粮食、蔬菜和千柴,把毛主席的部队当作亲人来接待遵照毛主席的指示,工农革命军到了茅坪以后,立即两人一伍,三人一伙,分头深入群众家里,一边帮助担水、劈柴、春米、推磨,…边进行革命宣传。经过三天的宣传,工农革命军在攀龙小学北边的草坪上召开群众大会。坝上、大陇、马源坑等地农民闻讯,也赶来参加大会。毛主席在会上的讲话,使群众懂得工农革命军和工人、农民是一家人,是为劳苦大众打天下的,现在来到井冈山一带是为了建立革命根据地,打倒豪绅地主,打倒国民党反动派。听了毛主席的讲话,乡亲们受到极大的教育和鼓舞,他们和工农革命军一起振臂高呼:“打倒蒋介石!”工农革命军万岁!”“共产党万岁!”
为了进步扩大工农革命军的政治影响,毛主席决定不从茅坪直接上井冈山:而是沿着井冈山麓自西向南开展游击活动,广泛地进行宣传群众和组织祥众的工作,为建立井冈山根据地打下更好的基础。
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工农革命军在茅坪设立了一个留守处和后方医院后,于十月中旬从茅坪出发,途经宁冈县的大陇,酃县的十都、水口、下村,遂川的营盘圩、戴家铺等地,转战上山。在水口,毛主席深入连队,亲自发展了一批工农先进分子入党,并主持了入党宣誓仪式。部队在毛主席的率领下,一路行军,一路张贴标语和布告,进行宣传,广泛发动群众打土豪分浮财,唤起群众的革命热情。
在行军路上部队给养接济不上,个别战士违反纪律,私自跑到老百姓的田里挖红薯。毛主席发现后,耐心地对战士进行教育,反复地给他们讲革命必须依靠群众的道理,教育战士们时时处处爱护群众利益,凡是群众的东西,哪怕一个红鳍也不能拿。通过教育,战士们更加注意保护群众利益,受到了群众的欢迎和赞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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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二十三日,工衣革命室到达井网山西前的荆行山,毛主席类定就从这里上并冈山。山上的王佐闻讯,派来代表迎接。二十四甘卓饭后,工农革命军集合在山脚下,毛主席站在队前的一块青石板上,阿炯有神的目光注视着部队,大声宣布:同志们,今天我们就要上井冈山了,要在那里建立革命根据地!
这洪钟般的声音,在群山深谷间激荡回响,仿佛整个井冈山都在齐声欢呼,欢呼工农革命军就要光荣登临井冈山。这声音,更激趣了战士们心中的一阵远行千里、来到家门的喜悦情感。“家”一一一个气概轩昂,威武雄壮的家!凭着这个家,有毛委员领导,一定能干出~一番轰轰烈烈的伟大事业来!
随后,毛正席宣布了行军纪律;行动听指挥、不拿群众一个红薯、打土豪要归公。并且告诚干部和战土们,一定要同山的军民搞好革命团结,做好群众工作,建设好根据地。部队上山了。当登上著名的险关一一双马石时,王佐带领农民自卫军迎了上来。进入大井村,欢迎的群众站在村口拉住战士们的衣袖说:“早就盼着你们来了:”
从此,工农革命军火红的大旗,擂上了井冈山巅,在蓝天白云下高高飘扬!
四、重建湘赣边界地方党
井冈山根据地屹立在周围一片白色恐怖之中,犹如在黑夜沉沉的旧中国燃起了一把明竞的火矩。它冲天面起,烈焰四射,照亮了中国革命的航程。
但是,要这星星之火在全国形成燎原之势,还要经过无数艰苦草鲍的斗争,“一个要紧的条件,就是共产党组织的有力量和它的政策的不错误”。根据地如果没有坚强的党组织的正确领导,群众就不可能充分发动起来,根据地也就不能得到巩固和发展。
当时湘赣边界党组织的实际状况同革命的追切需要之间,却存在着尖锐的矛盾。第
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我们党在湘赣边界各县建立了基层组织。一九二七年三月,边界各县党的组织有了较大的发展,都县、茶陵、遂川、宁冈、永新、莲花等县一半以上的农村建立了党的支部。可是,由于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破坏,到五月的“马甘事变”时,边界各县的党组织,都已经被机会主义者所操纵。这些党组织的负贵人,不敢组织党员和广大群众向国民党反动派展开针锋相对的斗争,反而在反动派制造的腥风血雨面前妥协了,屈服了,从而助长了敌人的反革命气焰。大革命失败后,各县外逃的上豪劣绅、恶霸地主组成还乡团,怀着刻骨的仇恨,疯狂地进行反攻倒算,大搞清乡活动,到处搜捕、杀害共产党员和革命人民。边界党的组织遭受了极大的破坏,党员数量骤然减少。永新、遂川等县,仗剩下儿个从敌人监狱里越狱跑出来的党组织负责人。宁冈的新城、古城等地,党的组织完全遭到了破坏。宁冈县委在农民自卫军掩护下,虽然损失不大,但是工作也处于停滞状态。边界各县轰轰烈烈的革命群众运动被镇压下去了。一些混进革命队伍的投机分子,有的逃之天天,有的动摇变节,成了可耻的叛徒。有些革命意志不够坚定的党员,经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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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严峻的考验,东躲西藏,不敢挺身出来工作。到一九二七年十月,工农革命军来到湘赣边界时,各县党的组织已经全部被敌人破坏。
在这种严重的困难局面下,毛主席以坚忍不拔的革命毅力,为重建边界地方党的组织进行了艰苦卓绝的工作。早在一九二七年九月二十五日,毛主席指挥工农革命军攻克莲花县城后,就立即召集莲花县原党组织负责人开会,指示他们尽快恢复党的组织,领导群众开展革命斗争。三湾改编时,毛主席在确立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的同时,给原宁冈县委书记写了一封信,对重建地方党的组织和进行武装斗争等问题作了重要指示。当部队到达茅坪时,毛主席又立即在攀龙小学召开了宁冈和酃县的避难藏匿的党员会议,指示他们重建党、团组织,积极带领广大群众同国民党反动派作坚决斗争。工农革命军上井冈山后,毛主席为尽快重建边界地方党而日夜操劳。十一月上旬,在茅坪的象山庵,毛主席召集宁冈、永新、莲花三县原党组织负责人开会。一九二八年一月上旬,又在遂川城五华书院召开了前委和万安、遂川县委联席会议。
在这些会议上,毛主席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严厉批判了给革命造成严重危害的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批评了在这条错误路线影响下边界各县一部分同志所存在的右倾悲视、不敢斗争的思想,指出了党的组织在当前形势下担负着十分重大的任务,要领导工农群众走农村包围城市的工农武装割据道路。毛主席根据马列主义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而制订的正确路线,为重建边界地方党的组织指明了方向。
在这些会议上,毛主席仔细地调查了各县党组织的发展历史和现状,尤其注意了解党的组织成分。当时,各县的党员中,工农成分很少,担任领导工作的,大部分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有的还是官僚、地主豪绅的子女。宁冈县委有个负责人在本县建立的一个党支部,三个支部委员都是地主家庭出身的知识分子;十二个党员中,地富子女就占了九个。毛主席在象山庵会议上和在黄垇接见宁冈县党组织负责人时,一再指出,党员中工农分子太少,正是过去党组织不能巩固的一个重要原因,强调今后要重视发展经过严格考验的工农分子入党。
接着,毛主席又在一九二七年底和一九二八年初,先后从部队中抽调一批党的千部,到各县直接帮助开展建党工作。优秀共产党员毛泽覃同志,就是其中的一个。
毛泽覃同志自参加八一南昌起义后,随着这支起义部队的余部在粤北坚持斗争。一九
二七年十一月中旬,朱德同志派他到井冈山来见毛主席。他到了井冈山以后,就在毛主席的直接领导下工作。这年年底,毛泽罩同志带着毛主席给予的重建地方党组织的使命,穿着一身单衣,冒着大雪,满怀革命豪情,来到了宁冈县乔林乡的党员和群众之中。他遵循毛主席的指示,积极而耐心地给贫农积极分子上党课,使同志们明确了这样三点:第一,要打倒土豪劣绅,第二,要消灭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第三,工农要坐天下。毛泽覃同志还因势利导,向党员们讲了党的领导作用,指出党员是这个先锋队里的战斗员,党支部是党的工作的基甜,就象造房子一样,基础不牢,房子就会倒,因此,一定要把党支部办好。就这样,乔林乡在短短几个月里,一批优秀的贫苦农民和手工业工人入了党,成立了乔林乡党支部,毛泽罩同志担任了第一任党支部书记。意6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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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不但派出军队干部去帮助地方进行建党工作,还亲自深入基层,在激烈的群众斗争中建设地方党组织。永新县的秋溪乡党支部,就是毛主席亲自培养建立的一个模范的党支部,它在边界斗争中发挥了战斗堡垒的作用。
一九二八年二月下旬的一天,毛主席率领工农革命军第一团来到永新县的龙源口,在当地群众配合下打垮了一个靖卫团,枪毙了罪大恶极的靖卫团长尹在中,接着发动群众打土豪,没收了大土豪龙德普的锅厂,把两千多口铁锅分给了劳苦群众。在这一系列斗争中,在毛主席的培养教育下,涌现了一批具备入党条件的先进分子。毛主席亲自主持了在厚山村举行的第一批党员的入党仪式。这天夜晚,五个觉悟农民面对鲜红的党旗,端庄地站在毛主席身旁,跟着毛主席举起紧握拳头的右手,庄严地向党宣誓:
“牺牲个人,服从组织。阶级斗争,努力革命。严守秘密,永不叛党!”
宣誓结束后,毛主席对新党员们作了亲切的勉励。新党员激动地表示,往后要照入党誓词做去,团结群众,努力工作,不断革命,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
当晚,根据毛主席的指示,成立了秋溪乡党支部。从此,秋溪乡的革命运动,就在党支部领导下,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党支部刚刚将乡暴动队组织起来没几天,李文光的保安队就来进攻了。对敌人怀着深仇大恨的二十多个暴动队员,主要凭着梭镖、马刀和鸟铳,英勇出击,旗开得胜,缴了敌人十四支枪和两千多发子弹。接着,乡工农兵政府也在党支部领导下成立了,开展了打土豪、分田地、帮助工农革命军筹款子以及动员参军参战等各项工作,件件都搞得很出色。秋溪乡成了永新县东南特区的模范乡,秋溪乡党支部被誉为模范党支部。这是毛主席建党路线结出的丰硕果实。
党的阳光照亮了井冈山地区的山川和村寨。在毛主席建党路线指引下,随着武装斗争的节节胜利,从一九二七年十月开始,经过儿个月艰苦细致的工作,到一九二八年二月,边界各县党的各级组织,都重新建立和健全起来。宁冈、永新、茶陵、遂川都有了党的县委,酃县有了特别区委,莲花也开始建立了党的组织,和万安县委发生了关系。各县的县委下面,设区委和乡党支部。随着边界地方党的逐步重建和健全,毛主席革命路线在边界各县的贯彻执行,便得到了有力的保证。
从此,在井冈山巨大的舞台上,演出了一幕又一幕更加威武雄壮的活剧。
五、茶陵风云
“井冈山,高又高,革命红旗云里飘。”工农革命军上井冈山后,建立革命根据地的各项工作迅速开展起来。
正在这时候,湘桂战争爆发了。当时的湖南军阀唐生智为了同桂系军阀李宗仁争夺地盘,把原来分布在金省各地的兵力调集到鄂、皖前线去,后方只留下少量兵力看门。“在统治阶级内部发生破裂时期,…我们的战略可以比较地冒进,用军事发展割据的地方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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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比较地广大。”毛主席及时地抓住了这个有利的时机,决定派部队乘虚西进,攻打湖南省东南部的茶陵县,扩大井冈山根据地。
十一月中旬的一天,在宁冈大陇一块向阳的山坡上,毛主席集合了部队进行战前动员,指出现在湘桂军阀混战,茶陵没有敌人的正规军驻守,留下的保安团队战斗力不强,正是我攻打茶陵的好时机。他命令团部率领第一营去攻打茶陵,到那里发动群众,打土豪筹款子,建立革命政权,扩大根据地。
毛主席的讲话一结束,部队就雄赳赳地出发了。毛主席为了全面规划根据地建设的整个工作,留在山上。他站在高墩上送行,不停地向战士们挥手,直到最后一个战士的身影消失在远山密林中。
部队一路西进,经宁冈睦村,从酃县边境插过,到达茶陵坑口镇宿营。第二天早晨,在坑口击溃了前来进攻的地主武装“挨户团”后,部队乘胜直奔茶陵城。
茶陵城一面靠山,三面临水,米水河从南、东、北三面环抱着县城,形成一条天然的防线。东门外,有-一座浮桥,这是从井冈山进入茶陵城的必经之路。夜色朦胧,万籁俱寂,当部队到达茶陵城东时,听不到城中有一点动静。显然,守城的敌兵凭借着有利地形,毫无戒备,一个个都在黑甜乡中好梦方酣呢。
拂晓,“呼!呼!…”一阵急促的枪声划破初冬清晨的寂静。工农革命军乘敌不备,迅速发起进攻。挨户团被这突然的袭击打得晕头转向,四散逃命。我军战士们飞快地越过浮桥,冲过东门,杀进城里,直捣县衙门,一举活捉了伪县长。战斗很快就结束了。革命的红旗升起在茶陵城头,在蓝空中猎猎地飘扬着。
部队进了茶陵城后,混在工农革命军干部队伍中的儿个旧军官就露出了贪婪、腐朽的反动面且。团长陈浩、副团长徐庶和参谋长韩昌剑都是阶级异己分子。他们抱着“捞一把”的投机心理参加了革命队伍,在窃取了工农革命军的要职后,时刻梦想着把工农革命军变成由他们任意驱使、为他们谋取私利的工具。当毛主席和他们在一起的时候,他们慑于毛主席的深得军心和部队的纪律严明,勉强克制着自己的反动本性。这次,他们看到毛主席没有一同下山,觉着是个好机会,就趁机肄无忌惮地胡作非为起来了。他们住进了豪绅们留下的房舍,穿起了豪绅们的长袍,整天出入于酒馆、饭店、妓院、赌场,过着纸醉金迷、酒天肉地的廉烂生活,还贪污了部队缴获的十多斤黄金来供自己挥霍。他们根本不技行毛主席关于要广泛发动群众的指示,不让战士们去做群众工作,部队的给养也不靠打土豪来筹集,而是单纯地靠商会向店铺分雄,严重地破坏了党的工商业政策。在政权问题上,他们把工农群众丢在一边,组成了一个所谓的“民众政权”一一“人民委员会”。新县长上任时,穿着长袍,骑着高头大马,吹吹打打,前呼后拥地走过热闹的街市,走进了旧县衙的虎头大门。门口有士兵持枪站岗,在里面办事的多数是旧职员。县“人民委员会”成立后,依旧照着先前的老章程,整天忙于升堂审案,收税完粮,群众根本不敢接近它。就是工农革命军的战士,也只能站在门外看一看。土豪劣绅依然在暗地里收租逼债,为非作歹。这个“人民委员会”严重脱离群众,不能真正为人民谋利益。
工农革命军第一团的副党代表兼茶陵县委书记苑希先同志,对此提出了尖锐的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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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陈浩等人却置若罔闻,一意孤行。土兵委员会极力反对这种做法,陈浩等人就利用职权,对战士们实行打击报复。茶陵城头上虽然插着工农革命军的旗帜,城里却被一小撮暗藏的敌人闹得乌烟瘴气。
远在井冈山上的毛主席,时刻关注着出征在外的这支年轻的工农革命军。毛主席预先在茅坪专门设了个联络站。茶陵有什么游息,联络站就会迅速地把它报到毛主席那里去。不久,毛主席接到宛希先同志的来信,得知了陈浩等人在茶陵的所作所为,立即去信对陈浩等人的错误作了严厉的批评,指示撤销旧衙门式的县“人民委员会”,部队应马上开展群众工作,成立人民当家作主的工农兵政府。
毛主席的信,象一把利剑劈开了笼罩在茶陵城上空的满天乌云。部队遵照毛主席的指示,立刻深入群众,进行革命宣传。儿天工夫,就象一股春风吹遍了茶陵城。群众逐步发动起来了,革命的烈火越烧越旺。在这个基础上,由工人、农民、士兵各自派出了自己的代表,着手组织工农兵政府。十一月下句,中国红色根据地的第一个工农政权一一茶陵县工农兵政府终于在斗争中诞生了。与此同时,县工会、县农会和县赤卫队等组织,也在斗争中相继建立起来。茶陵城的革命形势气象万千,生机勃发。
形势是大好的,斗争却更复杂而尖锐了。陈浩等人受了毛主席的批评后,不但不思悔改,反而进一步策划新的阴谋。当时,湘桂两省军阀的混战因湖南军阀的妥协而告结束,湖南军阀立即把部队从混战的前线调回来,恶狠狠地扑向茶陵。吴尚的第八军从茶陵以北的攸县一带向南压,方鼎英的第十三军从茶陵以南的桂东一带向北挤。这两支反动军队距离茶陵都不远。茶陵的处境是严重的。在这种形势下,陈浩等一小摄坏人就在暗中密谋策划叛变活动。陈浩原是黄埔军校第期的学生,在校期间就认识了当时担任军校教导长的国民党右派方鼎英。现在,他就想利用这个关系,把工农革命军拉过去投降方鼎英。于是,陈浩、徐庶、韩昌剑等就暗中写了一封信给方鼎英,要求方鼎英把队伍再靠近茶陵一些,以使他们将工农革命军带出茶陵,南下投降。
工农革命军正处在外临强敌、内伏叛徒的危险境地之中!
毛主席得知敌人已迫近茶陵,又从宛希先等同志从茶陵反映来的情况中,了解到陈浩等人表现很坏,毛主席很不放心,决定亲自到茶陵去。一天清早,毛主席带了几名随员,和袁文才派来护送的一个班,共计二十多人,顶着呼啸的北风,下山去茶陵了。第一天走了七十来里路,当晚在茶陵境内的坑口住下。第二天清早,估计当天可以赶到茶陵县城,就让袁文才派来的一班战士先回井冈山,其余的八、九个人,在毛主席的带领下加紧赶路。下午走到离茶陵县城还有二十多里的时候,前边传来激烈的枪声,在步枪的“啪,啪…”声中,夹杂着重机枪的“各各各,各各各…”声,枪声一阵急似一阵。这枪声说明是敌人的正规部队在攻城,因为地主武装是没有重机枪的。情况已变,形势紧急。毛主席领着大家,一边分析情况,一边加快步伐,急速地向茶陵赶去。
这次进攻茶陵城的,是湖南军阀吴尚第八军的独立团。这个团有二十二个连,装备很好,弹药充足。他们纠合了附近的地主武装“挨户团”,一共二于多人。城内,工农革命军只有四个连,武器装备差,但依托着有利的地形,在地方农民武装的配合下,英勇顽强地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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击着敌人的进攻。仗打得很激烈,敌人象疯狗似地咬住不放,从上午打到下午,眼看蓍我们的子弹快要打完了。正在危急时刻,突然一支生力军从城外赶进城来助战,来的是工衣革命军第三营。原来,这个营于两个月前在向井冈山进军的途中,受到敌人阻击,和团部失去联络,-一直在桂东带打游击。后米打听到毛主滚领部队已在井冈山建立了根据地,并正在茶陵县境展革命活动,于是就在第一团党代表何挺颖和第三营营长张子清的带领下赶来归队。这天下午,三营赶到茶陵城时,正值一营在利政人鏖战。他们马上投入激烈的战斗。工农革命年增添了新的援军,连续击退了敌人的几次冲锋。但是,敌人不甘惨败,还在继续调集兵力猛攻。敌众我寡,硬拚下去,必然会使部队遭受严重损失。宛希先、何挺颖、张子清等同志主张乘天黑撤出战斗,离开茶陵。陈浩等人正想趁黑夜行军的机会,把部队拉去叛变,也就趁机-一口应允。
夜幕降临了,天空被云层遮得不透半丝星光。毛主席带着一行人赶到茶陵城东南五、
六里地的一个小村庄,决定暂时住下。然后,毛主席派当地的几个赤卫队员到城边去打听消息。夜色深沉,只听得茶陵方问的枪声时断时续。突然,枪声又激烈起来。一段时间后,枪声渐渐移问南方,而且越来越稀,越来越远。大家正狞疑是怎么回事,儿个摸情况的赤卫队员赶回来了。他们报告说,茶陵东门外的浮桥已被拆掉,但是东门外并没有发现敌人。这个情况使在场的同志感到纳闷:是改人企图截断工农革命军的退路把桥拆掉的吗?可是为什么东门外又没有敌人的部队包围?是工农革命军自己拆的吗?按理说不可能,他们总不会连退路都不要吧!究竟是谁把浮桥拆掉的呢?枪声为什么又向南移去?…同志们望着毛主席。毛主席神色严峻,根据提供来的各种情况在进行着思索和分析,以便进
一步作出判断。
翌晨,天刚蒙蒙亮,亲自去探听消息的赤卫队长回来报告:敌人没有进城;我们的部队已在夜间从西门冲出茶陵,向南朝酃县、桂东方向撤退了;东门外的浮桥据了解并不是敌人毁掉的,而是工农革命军自己在撤出战斗前拆掉的。听到这个情况,大家觉得更加奇怪:我们的部队为什么不出东门直接向井冈山方问撤退,反而往南走去,这是什么道理?毛主席料事如神,当机立决,连卓饭都倾不上吃,立刻带着队伍沿着茶陵通往酃县的大路,急匆匆地向南追赶。走了一阵,追上了三个掉队的伤员。这三个人一见毛主席,既激动又难过。毛主席亲切地安慰他们,并找了儿个农民,扎了三副担架,拾着他们一起走。从伤员口中,进一步了解了部队拆桥南行的过程。原来陈浩等人先在夜间下令拆掉东门外的浮桥,断绝部队回井冈山的退路,随后拉着部队出了西门,一个劲地向南走去。
听了三个伤员反映的情况,联想到陈浩等人在部队攻占茶陵城后的一系列表现,大家立刻觉察到情况已经十分紧急,工农革命军面临着巨大的危险,于是他们忘记了极度的饥俄和疲劳,紧跟着毛主席,飞快地追赶被陈浩等人拉走的部队。
陈浩硬拉着工农革命军向南走,宛希先等同志严厉责问他:为什么不把队伍带回井冈山,而要往南跑?陈浩支支吾吾地胡诌一通,说什么情况危急,只能到湘南去打游击。宛希先等同志坚决反对去湘南,力主把部队拉回井冈山去。他们双方一路上争论不断,斗争
十分激烈。部队走走停停,黄昏时分,到了离鄙县不远的湖口,就决定在这里休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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队伍停下后,对于行进的去向问题,展开了更加激烈的争论。宛希先等同志坚持回井冈山。陈浩气急败坏,破口大骂,徐庶、韩昌剑也在一旁帮腔,但他们都压制不下要回井冈山去的正确意见。宛希先等同志针锋相对,寸步不让。
这伙坏蛋发急了。他们只怕再拖下去,阴谋会遭到败露,就以他们所窃踞的团长、副团长、参谋长的身份,强令部队莲夜急行军,继续向南走去。
部队又出发了。黑沉沉的冬云遮满了夜空,寒风象野兽般嗥叫着。工农革命军的战士们默默地走着,一个个都在寻思:“为什么部队不回井冈山?”“南面有政人的重兵,为什么要向南走呢?”越是往南走,战士们越是想念井冈山,因为那里是中国的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那里有着最敬爱的领袖毛委员。走啊走啊,脚步越来越沉重,在这暗夜迷茫的时刻,战士们是多么盼望毛主席来到身边啊:忽然,后面传来命令:“毛委员来了,部队停止前进,返回湖口宿营!”战士们听到毛委员来了,心里涌出一阵说不出的高兴,眼前豁然明亮,立即转过身来,兴奋地迈开大步,返回湖口。
当部队回到湖口时,毛主席也到了。宛希先等同志向毛主席详细汇报了陈浩等人在撤出茶陵前后拆掉回井冈山的浮桥、强迫部队去湘南等种种情况。毛主席又亲自深入干部、群众进行调耷,迅速掌握了这-一小撮坏人的阴谋活动,并且查明了他们与方鼎英勾结的严重叛变行为。毛主席及时召集部队干部和士兵委员会代表开会,同陈浩等人展开了面对面的斗争。
夜深了,会上的斗争十分激烈。陈浩色厉内荏,大叫大嚷地说他命令队伍南下是要去湘南打游击,妄图为自已的叛徒行径辩解。毛主席针对这个问题,进行了尖锐的驳斥。毛主席的讲话使到会的同志清楚地看到,湘南集结着政人的重兵,方鼎英的反动军队正从那里向我们迎面压过来。我们如果到湘南去,正是自投罗网,极可能遭到全军覆没的命运,哪里还谈得上去打什么游击?!正确的做法,只能是返回井冈山根据地。大家进一步看清了在回井冈山还是去湘南这两种主张的背后,存在着正确和错误两条路线、革命和反革命两个阶级的斗争。陈浩等人蓄意投降国民党反动派,罪证确凿,罪责难逃。
通过尖锐的揭发和批判,陈浩等人面色如土,瑟瑟发抖。他们的叛变阴谋由于毛主席的英明察觉而被彻底粉碎了,工农革命军从严重的危险中被解教出来了!
第二天请晨,部队集合在湖口的一个草坪上。当毛主席来到战士们面前时,全场立刻欢腾起来。毛主席简要地分析了形势后指出,我们的屁股要坐在井冈山,把两只脚伸到江西、湖南,依靠周围十几个县的广大工人农民,我们工农革命军就可以迅速扩大。战士们听着,不住地点头说:“井冈山是我们革命的家”,“应该回井冈山!”
接着,毛主席公布了陈浩等人欺上压下、妄图强拉部队投敌的罪行。战士们听了,无比愤怒地唾骂这些叛徒丑类,要求把他们严厉处置。毛主席当场宣布撤销陈浩等人的职务,并下令把他们逮捕起来,押回根据地处理。第三营营长、曾经是毛主席主办的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的学员张子清同志被任命为团长。
经历了这样一场惊心动魄的斗争,战士们心潮翻滚,激动地在心里说:多亏毛委员挽救了瞬间就要踏入陷阱的工农革命军。如果没有毛委员,让陈浩等一小撮叛徒的阴谋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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逞,后果真是不堪设想啊!从此,饿土们更坚定了个信念:踉蓍毛委员,就能渡过一切暗礁险滩,从胜利走向胜利。
十二月底,部队经酃县沔渡回到了宁冈县砻市,在那里的一块沙洲上,毛主席集合部队总结打茶陵-个多月来的经验教训,进行无产阶级建军思想的教育,批判了单纯的军事观点。毛主席热情地称赞战士们在茶陵打得很勇敢,同时指出由于陈浩等人的干扰和破坏,部队在茶陵没有做群众工作,没有打土豪筹款子,这是一个深刻的教训。毛主席还详细地讲解了工农革命军的性质和任务,指出中国自有历史以来,官兵都是骑在老百姓头上的。我们工农革命军,是工农自己的军队,我们不光是对待群众的态度要和蔼,还应当进一步发动群众,一道起来闹革命。我们每个人既是战士,也是宣传员,不仅要打仗,还要问群众宣传我们的主张,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只要我们同群众团结一起,革命胜利就有把握了。毛主席宣布了工农革命军的三大任务:第一,打仗消灭敌人:第二,打土豪等款子;第三,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
毛主席的极其堇要的指示,象光芒四射的明灯,照亮了工农革命军前进的道路。茶陵风云,又一次锤炼和考验了年轻的工农革命军,使它在崎岖的革命征途上,在斗争的惊涛骇浪中,锤炼得更加坚强起来。
六、唤起工农千百万
一场纷纷扬扬的大雪,迎来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第一个战斗的新春。
一九二八年一月初的一天,大雪初霁,千山万壑披上了银装。毛主席亲自率领着工衣革命军,翻过险峻的朱砂冲哨口,行进在通向遂川县城的山道上。毛主席的计划是消灭遂川反动武装,发动群众打土豪筹款子,建立遂川县各级革命政权,在贯彻执行革命军队三大任务的斗争中,簸炼和教育广大于部和成士。
遂川,是井冈山东南的一个县,资源丰富,土质肥沃,盛产稻米和各种山货。在这个富饶的山乡,地主豪绅的统治十分残暴,工农群众所受的压追和剥削极其深重。当时,驻月在遂川的反动军以力量并不强,只有赣敌王均部下的一个工兵连,四乡虽有不少地主豪绅的“靖卫团”,但战斗力都比较弱。因此,工农革命军出征遂川,既对于巩固和发展井冈山根据地很有必要,也有着极大的胜利把握。
工农革命军迎着刺骨的山风,冒着雪后的严寒,于一月四日下午到达遂川县的大坑镇。这里是遂川县反动靖卫团头子肖家壁的老巢。肖家壁带了三、四百人想要阻挡工农革命军的前进。工农革命军攻势凌厉,只一个冲锋,就把为害多年的这股地主武装杀得稀里哗啦,四散逃窜。城里的敌人听说肖家壁的队伍被击费,吓得连夜弃城而逃。工农革命军乘胜直取遂城。第二天,到了城郊,毛主席特地集合部队,再一次进行纪律教育,淳谆告诫战士们进了城一定要遵守群众纪律,说话和气,买卖公平,不打人,不骂人不拉供。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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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们都认真听着,牢牢记在心坎里。
部队进了城,意外地发现城中空空荡荡,家家紧闭着大门,只有成群的麻雀在雪后的街道上跳来跳去寻食。偶尔见到儿个人,不是老大爷就是老婆婆。这是什么原因呢?原来,自从毛主席建立了井冈山根据地后,遂川的土豪劣绅就一面加紧镇压群众,一面散布什么“共产党见人就杀”之类的谣言,蒙蔽和欺骗群众。工农革命军进了城,群众不了解这支部队的性质,就躲藏了起来。
为了粉碎敌人的罪恶阴谋,团结和教育广大群众,毛主席当即决定部队分成几路深入城、乡,进行宣传和调查。毛主席亲自规定了宣传的内容和调查提纲,每隔三、五天就检查一次工作进展情况。
工农革命军深入群众了解疾苦,积极为群众做好事。一天,几个战士走进新江村的一间破屋,看到一个贫苦不堪的老大爷躺在床上不停地哼哼,脚上的烂疮虽在这数九寒天还直淌着黄水,锅里没有一撮饭,缸里没有一粒米。战士们立即以深厚的阶级感情,帮他清洗腐烂的伤口,又从随身带的干粮袋里倒出米来动手替他熬稀饭。老人象在梦中一样,看着这些陌生的“大兵”在自己身边忙这忙那,心想从来没有见过这样好的军队,莫不是天上派下来的神兵么?一传十,十传百,在这同时,无数新鲜事传到了躲在山里的群众耳朵里,于是他们都一个个地回家来了。
局面初步打开了,群众认识到工农革命军是为劳苦大众谋利益的。工农革命军就进
一步向群众宣传组织起来打土豪分田地的道理。战士们举着写有“宣传队”三个大字的红旗,向四周围拢来的群众说,我们是毛委员的队伍,在家时我们也同你们一样受土豪劣绅的剥削和压迫,我们穷人要翻身,只有一个办法,跟着毛委员,打土豪,分田地…听着这些革命道理,群众的心一阵热过一阵。是啊,要过好日子,就要靠毛委员领导,跟土豪劣绅斗。于是,他们就扛着扁担,举起锄头,跟在工农革命军身后走。“老俵,到哪仔去?”战士问。
“跟你格打土豪去!”群众斗志旺盛地回答。
大批觉悟起来的群众,涌进土豪劣绅家里。那些没有来得及逃走的土豪劣绅,被抓起来批斗;藏在夹墙中,地洞里的枪枝弹药和金银财宝被搜了出来;查获的地契、借据被一把火烧成灰烬;雪白的大米、五颜六色的绫罗绸缎分给了穷人…多少年来做牛做马的劳苦工农,今天翻身了,他们心花怒放,喜气洋洋。一位老大爷挑着谷子,笑呵呵地准备回家去。一个工农革命军战士连忙捧过一包糕饼送给他。老大爷笑着说:“穷人过年能吃顿饱饭就是好年了,还吃什么糕饼?同志,还是留给你们自己吃吧。”那个战士拦住老大爷,连捧了好几包糕饼放进米箩,对老大爷说:“老人家,打倒了土豪劣绅,穷人就有好日子过。往年你吃不饱饭,今年就应该多吃点呀!”老大爷听了,更加乐得合不拢嘴,满满一担谷子挑在肩上一点也不觉得沉重,好象力气突然大了几倍-一人逢喜事精神爽哪!
毛主席在派出工农革命军去发动群众打土豪的同时,又派出另一批战士来到遂川农村著名的商业中心一草林(即藻林),去执行一项从来没有干过的崭新的任务:打击土豪劣绅和奸商,建设红色圩场,支援革命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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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林圩,在遂川县城西南四十里,圩上集中了两百多家店铺和五、六十户地摊。农历逢一、逢四和逢七,每月九次,日中为市。方圆百里内,大批群众肩挑手提地到这里来赶圩,它在群众生活中占着十分重要的地位。但是,长期以来,圩场的市面被土豪劣绅和奸商操纵着。他们开设了“四美”、“大兴”、“元丰”等几家大商号,挤压中小商人,控制了整个圩场的商业行情。一个名叫黄礼瑞的豪绅地主,不仅占有田租七千多担、山林数千亩,还是靖卫团的重要头目,他倚仗反动势力和雄厚的资本,儿年工夫,挤垮了草林圩的百家店铺。土豪劣绅们还派出了靖卫团,在圩场周围的交通要道上,设立层层关卡,强行抽税,对广大工农群众进行敲诈勒索。单是从黄垇到草林这七十里的路上,就有五道税卡,不知!道榨取了老百姓的多少血汗!当地群众中流传着这样一首民谣:
逢圩莫逢草林圩,沿路关卡不计数。草林圩上走一圈,流尽穷人血和汗。
尽管如此,为了生计,当地群众还是不得不忍痛去赶圩。粜掉场上谷,剜却心头肉。广大贫雇农和中农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血汗象流水般地往圩场这个老虎口中流进去。因此,要进一步发动群众,就必须打击豪绅和奸商在圩场上的罪恶活动。
毛主席下令砸掉了通往圩场路上的所有税卡,保护群众安全赶圩。狡猾的敌人变换了手法,他们先是关闭了那些大店铺,把货物全部藏起来,店门上贴着“存货已空,改行务农”的字条,公然问工农革命军示威。接着,他们又偷偷踅进中小商人的店铺里去,咬着耳朵造谣说:“工农革命车只看重作田人,对做生意的不容情。大店货物充公,老板杀头。小铺子也要没收,老板还要带走。”一些流氓打手也根据主子的指使,威胁中小商人:“谁要是卖货给工农革命军,当心脑袋壳子搬家。”一时闹得中小商人忧心仲忡,惶恐不安,纷纷关门收摊。没儿天,热前繁盛的草林圩突然变得冷冷清清了。农民来到圩上,挑来的山货卖不出,家里急需的食盐等生活必需品又买不到,群众生活受到很大影响。那些环家伙们从门缝里往外瞧,在暗中窃笑着。他们以为这样一来,工农革命军就要威信扫地,在草林圩上就会站不住脚,蹲不下去。
为了狠狠打击敌人的破坏活动,团结中小商人,毛主席及时地制定了保护工商业的正确政策,规定反对封建剥削只没收地主财产,必须保护工商业利益。如果是地主兼商人,就只没收他的封建剥削部分,阁业部分不动。对有些民愤特别大的土豪劣绅,在必须没收他的商店时,要出告示宣布他的罪状。没收地主的财产也要出告示,宣布他的剥削罪行。没收的财物、粮食要召集群众大会分给群众,以提高群众的觉悟。
一月十四日,毛主席亲自来到草林圩,深入进行调查研究,并耐心教育中小商人。十六日,毛主席在圩上的万寿宫召开群众大会,号召包括中小商人在内的广大人民群众团结一致,打土豪分田地,鼓励中小商人放心地做生意。战士们坚决执行毛主席亲自制定的政策,不拿中小商人一粒盐、一寸布。保护工商业的正确政策得到了中小商人的一致拥护,他们开始同土豪劣绅及奸商们划清界限,纷纷打开店门,摆开铺摊,恢复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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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林圩的局面终于打开了,工农菟命军在经济战线上打了一个大胜仗,这同时也是对党内的机会主义路线头子瞿秋白当时正在推行的打击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过火政策的有力批判!
农历腊月二十七日,在草林是一年中的最后一次圩。这天一早,通往圩场的各条路上,挑担的、背篓的、提篮的,川流不息,甚至连一百多里外的南康和上犹等县的商人、小贩,也都闻风赶来了。这一天,到圩两万人,是过去从来没有过的。圩场上红旗飘扬,到处张贴着“工农革命军是工浓的军队”,“穷人只有革命,才是出路”,“打倒土豪劣绅”等标语。工农革命军战士热情地帮助维持秩序,看见挑着满担山货的农民走来,就抢着帮他接-一把力。圩场上的群众无不因今天的这种革命新景象而受到鼓舞。
传统的春节越来越临近了。工农革命军根据毛主席的指示,从各乡回到县城。当佩着红袖章、容光焕发的战士们在红旗的指引下,浩浩荡荡地凯旋进城时,全城男女老少一齐拥上街头,拉着战士们的手亲热地问长问短,鞭炮声,锣鼓声,响彻了遂川的上空一革命是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最盛大的节日网!
在这欢乐的时刻,毛主席关心着工农革命政权的建立,绘制着遂川人民革命的新蓝图。毛主席从草林回到县城后,就全力进行建立遂川县工农兵政府的准备工作,指示中共遂川县委起草了一个施政大纲,并亲自对施政大纲作了修政,使它更加通俗易懂,为广大工农兵所能接受。例如,把“废除聘金聘礼,反对买卖婚姻”这一条改成“讨老婆不要钱”,把“反对虐待儿童”改成“反对大人打小孩”,把“废除债务”改成“借土豪的钱不要还”…
春节这一天,毛主席又来到工农兵政府成立大会筹备处,关切地询问大会的准备情况。大家兴奋地告诉毛主席:“都好了,就是明天下午公审大会上要一副对联,我们拟了儿副,都不满意,请您看看。”
毛主席接过几副对联,一副一副地看,然后抽出其中的一副,改了儿个字。大家看到这副修改后的对联写的是:
你当年剥削工农,好就好,利中生利我今日新杀土劣,怕不怕,刀上加刀
大家看了都高兴地说:“好1好!这一副对联最好!”
第二天早晨,遂川城的李家坪,红旗招展,锣鼓喧天,临时搭起的主席台上,“庆祝遂川县工农兵政府成立大会”的横幅,鲜艳夺目。会场四周贴着许多标语,一万多工农兵群众举着旗子,拿着大刀、梭镖,从四面八方涌进会场。毛主席和中共遂川县委负责人坐在主席台上。
上午十时,大会开始了。当执行主席宣布遂川县工农兵政府正式成立,西庄的农民王次淳担任工农兵政府主席时,全场立刻爆发出一阵雷鸣般的掌声。毛主席亲手把工农兵政府的大印交给王次淳。王次淳伸出长满老茧的双手,捧过大印,不禁滚滚地流下两行热泪。多少年,多少代,都是剥削阶级掌着印把子,骑在穷人头上,榨取穷人的血汗;哪一时,哪一刻,谁曾想到一个挑大粪、穿草鞋、腿上沾满牛屎的贫苦农民能掌大印,能当上工农兵政府的主席?是共产党、毛委员,帮助穷苦人民翻身坐江山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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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万双眼睛注视着这激动人心的场面,他们都为有了第一个“农民县长”而兴高采烈。他们抑制不住满腔激情,一齐进发出“共产党万岁1”“工农革命胜利万岁!”的欢呼声。
毛主席走到台前,热情地向大家挥手致意,会场进一步沸腾起来。毛主席热烈祝贺遂川工农群众掌握了政权,指出这是从古以来没有过的大喜事,但是革命单靠一个县长是不行的,还要靠大家的团结。一根稻草一扯就断了,用一把稻草拧成一根绳就不容易拉断。今后大家要更加团结起来,同敌人作斗争,保卫自己的政权。
毛主席的讲话,极大地鼓舞了遂川的人民群众。毛主席讲话后,大会宣布了县工农兵政府的各种政策、法令、决议,宣布了县农民协会、县总工会、县赤卫大队等群众组织负责人的名单。
工农兵政府成立后行使的第一个职权,就是在当天下午召开公审大会,公审大劣绅郭渭坚。毛主席亲自修改过的对联,贴在主席台两侧的大柱上,大长了工农群众的威风,工农兵政府为了坚决保卫人民利益,根据广大人民群众的强烈要求,宣判罪恶累累、民愤极大的大劣绅郭渭坚死刑,当场执行枪决。会场上群情激昂,口号声喊得震天响。人民群众的革命热情更加高涨,遂川城乡的革命烈火,越烧越炽烈,群众斗争越闹越红火了!
过了年,工农革命军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又一次下乡,分兵以发动群众,掀起了斗争的新高潮。部队出发前,毛主席向部队讲话,在已经规定的群众纪律的基础上,提出了借东西要还和损坏东西要赔的新要求。损坏了老百姓的东西,一定要赔偿,打破了旧缸要赔新缸。战士们听着毛主席的讲话,回顾进遂以来,正是由于执行了毛主席规定的各项群众纪律和工商业政策,维护了人民群众的利益,因而在发动群众时发挥了巨大的政治作用,大家决心把这个优良的传统坚持下去。部队再次下乡后,在很短的时间里,就帮助群众建立了草林、碧洲和于田三个区工农兵政府。乡一级的红色政权遍及各地;全县百分之八十的农民加入了农民协会;暴动队、工会、妇女会、少先队、儿童团等也都如雨后春笋般建立起来。
当工作告一个段落时,“天晚上,两个战士踏着月光回驻地去,边走边款心。
一个说:“这回到遂川来,别的都好,就是有一祥不惬意:没有缴到多少枪。”
另一个说:“不能这样讲。这回的胜利,意义比缴获几百支枪还要大。你记得在茶陵,我们仗也打得不错,但县政府仍旧照老章程,升堂审案,打穷人的屁股。为什么?就因为我们没有把广大群众发动起来自己当家作主。这次来遂川,是毛委员亲自领导,我们按照人民军队的三大任务去做,既是战斗队,又是工作队,只经过一个月,遂川就一片红了。毛委员领导真英明哪!”
“说得对!”起先的那个战士表示同意,“照这样办下去,全国都要红遍哩!”
红了遂川!这全是因为毛主席唤起了工农千百万。群众热情地编了歌谣,歌唱蓬蓬勃勃的大好形势,感谢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他们唱道:
遂川靠着并冈山,革命靠着毛泽东,纪律严明共产党,赤色区域满地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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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农民自卫军的新生
热闹了一天的遂川城,入夜,渐渐安静下来。城里的灯火,先后熄灭,只有城北一幢三层楼房的底层,还有一扇窗户亮着灯光。这里是毛主席来遂川后的住所一邱家厦所。打下遂川后不久的一个晚上,毛主席在这间屋子里找了团长张子清、卫生队的党代表,商量怎样改造王佐领导的农民自卫军的问题。毛主席分析,自从对袁文才的农民自卫军进行改造以来,已经对王佐部队的战士们发生了一定程度的影响,现在,改造王佐部队的条件已成熟了。他决定派卫生队的党代表去执行这项使命。
卫生队的党代表知道王佐是一个既勇敢標悍又有严重“绿林”习气的人,并且生性多疑,不好对付,到这支部队里去是不容易开展工作的,因而有点犹豫地问道:“带多少人去?”
毛主席微微笑着说:“又不是去打架,要许多人于什么!你自已先去做长工。”
为了鼓起他的信心,毛主席详细地分析了王佐部已有的苡治基础以及改造这支部队的有利条件,同时也估计到了工作中可能遇到的困雅,指示了克服困难的办法。毛主席的分析是这样深刻、中肯,因而使卫生队的党代表鼓起了信心。他深信有毛委员的正确领导,上山以后,只要认真按照毛委员的指示去做,是任何困雅都能战胜的。何祝,毛委员去年亲自对袁文才的部队所做的改造工养,已经在实践上为改造旧式军队作出了光辉的榜样。
毛主席对袁文才部队的改造工作,从一九二七年于月就开期了。十一月,毛主席亲自来到井冈山北麓,住在一个名叫洋桥湖的村子里,这里离袁文才部队的驻地步云山只有一箭之遥。毛主席一边进行社会调查,一边着手改造这支农民自卫军。
步云山的地势十分险峻,峰峦层迭,苍林密布,半山腰上有座白云寺,寺前有块草坪,袁文才农民自卫军就经常在这里操练。
毛主席的工作十分繁忙,日被为中国革命操劳,但还是分出精方来时时关心这支农民自卫军。他常常坐在半山腰的一块石头上,一边看书,一一边留心地看自卫军的操练。为了把这支农民自卫军改造成为真正的革命武装,毛主席经常抽出时间给成士们讲课。他用通裕易懂的语言,深入浅出地讲述许多深刻的革命道理,反复说明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工农革命军的性质和任务,鼓励他们要为解放千百万劳普大众而奋斗。
毛主席一次又一次的教育,打开了农民自卫军战士们的眼界,使他们跳出了狭小的圈子。从前,他们只知道当兵是为了报仇、拿饷;如今,他们看清了站在土豪劣绅背后的蒋介石、帝国主义是他们最大的政人,打仗不仅是为了自已,更是为了解放所有的劳苦大众。他们还懂得了共产党是代表工农大众利益的,工农革命军是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打倒蒋介石,打倒土豪劣绅,解放劳苦大众,是工农革命军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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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步云山的日子望,毛主席特抱衰文才生活在一起,利用各种机会向他灌输无产阶级恩想,用人民军队的建军方针和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云武装他的头脑。在毛主席的耐心教育和引导下,袁文才很快地提高了政治觉悟。他常询人称颜:“有了毛委员,有了共产党,我们就有了依靠。”过去,他阶级观点不明确,为了巩固个人势力,不分敌我友,与土匪结成把兄弟,同当地的某些土豪劣绅来往:现在,他和这些人划清了界限,还毅然把一贯为菲作歹、为害于民的土匪“义兄”胡亚春抓起来镇压掉了,为受压迫的人民报仇雪恨袁文才的这支部队,以前没有受过正规的军事洲练,好多战士连一般的队列动作、军事常识都不懂,战斗力不够强。毛主席就从工农革命军中抽调了儿名党员干部,分别担任这支部队的连、排长和教官,帮助袁文才进行练兵。在毛主席的亲切关怀下,一百多名战士,精神振奋,学队列,练刺杀,练兵场上热火朝天。
花这些日子里,毛主席特别重视用艰苦奋斗的思想改造这支部队中过去存在的“走府闯县,鱼肉酒烟”的旧思想。他和战士们一同就管,一起吃红米、南瓜和野菜。有一天,中午开饭时,吃的野菜比往常吃的更苦更涩,战士们议论纷纷。正在这时,毛主席也来吃饭了,看到这种情况,就去问炊事员。炊事员说,由于天气寒冷,山上的野菜越来越少,现在只能我到这一种野菜来做菜了。毛主席听了,就端过一盆,津津有味地吃起来,还笑着对战士们说,这菜很好吃,有了它,还能多吃一腕饭呢!毛主席还意味深长地说,这种菜是此较苦,可是吃了它,我们就能不怕苦,就能战胜一切图难。毛主席崇高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深深地感动了战土们,大家也都大口大口地吃起来。结果,这顿饭大家吃得比平时还要香。毛主席经过三个来月深入细致的工作,显著地改变了这支部队的政治面貌。官兵们渐渐提高了政治觉悟:树立了阶级观点,有了分配土地、建立政权和武装浓民等革命的常识,懂得了为工农阶级作战的道理,军事素质也大大地提高了。
毛主席改造袁文方部队所做的大量工作,为改造王佐部队提供了光辉的范例。正是在毛主席伟大革命实践的鼓舞下,卫生队的党代表带着毛主席给王佐的亲笔信,肩负着改造王在部队的使命,满怀信心地离开遂,回到井冈山茨坪,去见王佐。
王佐只有三十来岁,个子不高,胖胖的身材,有一身好武艺。卫生队党代表这次主来,毛主席事先已经同他打过招呼,因此当他看过毛主席的亲笔信,就连声说:“欢迎,欢迎。”当晚还在司令部里设宴款待。第二天,王佐集合部队,当众宣布:“弟兄们,毛委员给我们派来了党代表,今后大家要尊重党代表,同心同德,发展我们的事业。”
话虽这么说,当时,由于王佐对党的团结改造的方针还不完全理解,因此,对党代表采取了敬而远之的态度。过了两天,他就借故住在司令部里不方便,把党代表安置到了离司令部一里外的一间小房子里,还派了一个“勤务兵”来“照顾”。王佐特别关照说:“你初上山,人生地不熟,千万不要随便走动,以免发生意外。”这软中带硬的话,实际上是不推党代表任意与士兵接近。
要改造这支部队,不接触广大士兵怎么行呢?然而,王佐又是在他们心目中很有威信的领袖。因此,不首先解除王佐思想上的疑虑,其他工作也就很难进行。
在困难面前,党代表不由得想起了在临行前毛主席的指示,改造王佐部队,既不能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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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不能德。着来应该耐心争藏,完从左店乎做工作,还要做好家庭工作。
、遵照毛主帝指示的精神,党代表除了经常找机会与王佐谈心外,还主动接近王左部下的两个长:向他们宣传革命的道理。这丽人是王佐的左右手,很受王佐的信任,通过他们俩就能达到进一步影饷王佐的目的。王佐的父亲早散,是母崇一手把他拉扯大的,因此,王佐很听他母亲的话。党代表经常到王往家里去,抱抱孩子,有时帮助做点家务。时间
一长,同王佐的母亲就熟悉了。王佐的母亲在闲谈中说:“你们共产党都是有学间的人,要多帮帮我那个儿子,他懂得少,见识浅。”党代表就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冠紧接过话头,向她宣传毛主席所指出的农民武装斗争必须接受共产党额导的道理,并且要她做王佐的工作,要他相信共产党的政策,依靠老百姓,心里要有六目标。王佐的母亲觉得这些话很有道理,事后就赧原样并给了王佐听。
王佐最祖心的事,是党代表来拆他的台,夺能的“交辯”。现在看到茫委员派来的党代表态度很诚恳,并且反复拿毛委员的话来解释给自己听,心中的戒心和疑团也就新渐消释了,知上他母亲的劝说,他的亲密“老庚”袁文才带来的口信,左右二将的影响,终于使他渐渐提高了对我们党的政策的认识。他向毛委员派来的党代表提出了要求,要求毛委员蒂他除掉农民自卫军的死对头尹道一。
尹道一是附近儿县靖卫题的总头子,兵多抢多,一贯为非作恶,王花这支部队地经常受他的欺压。在一年多以前,尹道一到集了当地的儿股土豪劣绅势力,企图用武力吞并王佐这支农民武装。王佐曾立下誓言:“不把这个贼牯子灭了,死不甘心!”但是,尹道-一仗着自己力量强大,仍然经常欺压王佐,不占便宜不背罢休。王佐的农民自卫军下山,只要一抓到山下尹道一那边的人,也往往不分青红皂台,一藏当作仇入来处置,有的被杀,有的被罚款,有的被痛打一懒。结桌,尹道一没有灭掉,山主!下的群众之间却矛盾很深。后来,王佐听到了党代表传达的毛委员的指示,懂得了革命必须团结大多数的道理,而分清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则是革命的首要问题。因此,对抓来的人,就根据毛委员的教导作具体的分析,该放的放,该做工作的做工作,不再违犯政策,而是团结山下的穷人,共同来对付尹道一·这类豪纳恶霸。
关于王佐要求工农革命军帮助消灭尹道一的情况反映到毛主席这里后,毛主席立即指示部队必须帮助王佐坚决除掉这个大害,这样既保障人民利益,又能更好地团结王佐。毛主席并且派了一个排的工农革命军来配合王佐部队的行动。
王佐听到毛主席派来部队帮助消灭尹道一,心情非常激动。当晚,他就把自卫军连以上干部一齐邀到司令部,开会研究消灭尹道一的办法。会上,根据毛主席关于要智取的英明指示,分析了尹道一轻视王佐、打起仗来穷追一气的特点,决定把尹道一引上山来,选择
一个有利的地形埋下伏兵,把他干掉。尹道一的司令部设在井冈东北面的拿山。从拿山到茨坪,中间要经过旗罗垇。这是一个险要的山!垇,是设伏的好地方。
一天夜晚,王佐带领部队下山,到了桐木龄,就兵分两路:王佐带领自正军第一连赶往拿山挑战,引蛇出洞;毛主席派来的工衣革命军一个排剂自卫军第二连袂在旗罗驷,摆备教拾尹道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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尹道一这儿天来正着如意算盘:瓷è毛花蒂静领工农革命军远在遂的机会,联合附近儿县的靖卫团进攻王佐。这天晚上,尹道…喝得酩酊大醉,一躺下去,就象只死猪。天快拂晓时,只听得枪声四起,敌哨兵慌忙报告尹道·:王佐前来袭击。尹道一一听,急忙带着一队靖卫团追出来,象往常-一样一个劲地穷追
王佐眼看蛇已出洞,就边打边退。临近中年时分,尹道一追到旗罗驷,驻下休息。团丁们有的吃饭,有的搁下枪睡说。这一切,埋代在树丛里的工农革命军和自卫军的战士门看得一清二楚,一声令下,密集的子弹一齐射了出来。尹道一被这街其不意的一击,打得乱作一团。二连连长乘敌人慌乱之际,带了几个自卫军战士立即向敌后迁回,先千掉了在小路口放哨的团丁,然后悄悄地从敬人背后冲了上去。蒙在鼓里的尹道-·,这时还在那里声嘶力竭地喊他的团丁往外神。跑在前面的一个自卫军战土猛扑上去,一把抱住了尹道一。尹道一还没有来得及挣扎一下,两个自卫军战士的梭镖已经刺进了他的胸膛。这时,二连长又手起刀落割下了尹道一的狗头,用布包了,提着就走。团丁们见主子已一命鸣呼,虾得没命地四处渍逃。自卫军战士收拾了战场,喜气洋洋地得避回山去了
尹道一被消灭以后,王佐更加信赖毛主席、共产党和工农革命军了。毛主席看到王佐的进步,也很高兴。一次,毛主席有事路过茨坪,特地去看望王佐的部队,祝贺他们打了大胜仗,鼓励成土们在共产党的领导下,盛结广六群众一运战斗,把天下所有的尹道一们统统消灭光。毛主席的话,又使王佐和自卫战士站高了步,看到了更运大的革命目标。为了尽快地提高王佐部队广大战士的政治觉悟和军寧素质,毛主席又从工农革命军中派来了一些共产党员。他们到了王佐部队后,和自卫军战士生活在-起,发现士兵中的积极分子,进行考察培养,发展入党。时,开始建立了政治溪文化课制度,开腿了回记对比教育和时事教育,启发广大土兵的阶级觉悟,还组织自卫军战土分批到工农革命军…团参观学习,通过各种形式,对王佐部队进行深入的改造。
在毛主席的直接关怀下,王佐部队得到了革命的改造,面貌焕然一新,政治觉悟、纪律性和军事素质都有了显著提高。看到这一切,王佐感慨地说:“共产党真是会领兵,照这样做,怎能不打胜仗:
为了迅速扩大工浓革命军,在斗争中进一步改造袁文才和王佐的农民自卫军,毛主席决定把他们升编为工农革命军。袁文才和王佐-一致赞同毛主席的英明决定。
一九二八年二月中同的一天,春风微拂,阳光灿烂,宁冈大陇的朱家祠前,红旗飘扬,樱鼓喧天。在毛主席的亲切关怀下,袁文才和王佐这两支农民自卫军,今天在这里正式升编为中国工农革命罕第一军第一师第二团,袁文才任团长,王佐任副团长。毛主席又派来了二十多个党员,分别担任这个团的营、连党代表,在这同时还宣布成立了士兵委员会和工农运动委员会。从此,党的政治工作在二团扎下了根。
这天,宁冈、遂两县的许多群众也赶来参加升编仪式。他们看着自己的儿子、丈夫或兄弟身穿灰布军装,头戴八角帽,臂佩红袖章,肩上背着钢枪或雪亮的马刀,威武瓣壮,乐得合不拢嘴,打心底里感谢毛主席和共产党把穷苦农民教育成了工农革命军战士。
在一片欢呼声中,袁文才和王佐代表二团金体指战员,庄严地向党、向人民宣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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拥护共产党:
接受共产党的领导!與着毛委员千革命?
钢铁般的誓言,表达了二团指战员的共同心愿,也表示这两支农民自卫军已经在政治上获得了新生。从此,这个新建的团队,在毛主席和共产党的领导下,英勇奋成,为伟大的井冈山斗争,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作出了贡献,袁文才和王佐也先后期入了伟犬、光案、正确的中国共产党,成了无产阶级的先进分子。井冈山上的革命火炬,燃烧得越来越旺了?
八、第一次歼灭战
井冈山斗争的革命风暴,吓慌了国民党反动派。江西军阀朱培德为了摆毁革命力量,趁我工农革命军主力正远出遂川,井风山上兵力较少的这个机会,派出一殷匪兵,进驻井冈山根据地的北大门一宁风县新城,好象一把刀子向我背上刺来。
井冈山麓军情急。为了粉碎敌人的阴谋,毛主席迅速率领在遂川开展群众工作的工农革命军第一团,于二月中句回到茅坪,与刚升编的袁文才、王佐的第二团会合,集中兵力以应付敌人。
新城的敌军,是朱培德的一个营,连同伪县长张开阳手下的“靖卫团”,共约五百人。毛主席决定先发制人,集中优势兵力打一个所灭战,吃掉这股歌人
临战前,为了迷惑敌人,毛主席指示中共宁冈县委,组织赤卫队不分昼夜地到新城去袭击、骚扰,使敌人一日数惊,坐卧不宁。当敌人发觉来的不过是些手拿梭镖、大刀的农民,打的都是鸟枪、土炮,就越来越松懈、麻痹起来。在此同时,工农革命军遵照毛主席的指示,加紧进行战斗淮备。指战员们个个斗志昂扬,磨刀擦枪,清点子弹,预备干粮,并且赶制了许多攻城用的梯子,决心一举歼灭新城之敌。赤卫队、暴动队和广大群众也积极行动,把梭镖磨得雪亮,扎担架,筹集支前物资,准备配合部队行动。
不几天,战前推备基本就绪。二月十七日上午,毛主席在茅坪攀龙书院召开军事会议,研究具体的打法。毛主席制订了三面攻击、一面埋伏,在运动中消灭敌人的作战计划。他命令一团一营主攻新城东门;一团三营一部围攻南门,另一部围攻北门;二团一营埋伏在西门外,卡住通往永新的老七溪岭要道,等待歼灭从城里逃出来的敌人。又命令二团二营守卫井风山,监视、牵制遂川的敢人。
当时,敌人的武器比我们精良,又有城墙可守。我们只有一些老式的九响枪、土制的单响枪和梭镖、马刀。子弹也缺少,多的人也不过有三排子弹,少的则只有三、四发。但是,敌人正规军只有一个营,而我们有三个营,力量对比是三比一。何况敌人是雇佣军,士气低落;我们是革命军队,为工农大众的解放而打仗,士气高昂,早就在马刀、梭镖上杀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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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藏风,这是我们独具的有刷条件。因此吃掉这股敢人,是完全可以做到的。
这天半夜时分,满杯着胜利信心的战土们,在毛主靡亲自指挥下,悄悄开赴新城。茅坪、大院等地的赤卫队、暴动队也随军出发。部队分作两路,毛主席弦第一路经柏露、沙江亭行进。第二路轻东坑、枫接、桥上行赞。早春的夜晚,寒觅刺骨,水田里结起了莓球。指战员们衣衫单蒋,徂头上郏都冒着热汗。大家在骑够的山道上走得飞快,不说活,不打火把,不抽烟,静悄悄地行进,前后联系以击掌为号。
经过几个小时的急行军,新城在微弱的垦光下隐约可觅了。这是一个小小的县城,是国民党宁冈县政府的所在地。一道砖砌的城墙,高二文,周长约三里许,有东、西、南、北四个城门出入。部队逼近新城,立即按预定的迂回包围战术,迅速散开,选择有利地形埋伏起来。毛主席的总指挥都设在东门外的棋山岭。站在岭上,可以俯瞰全城。毛主席对负责在西门外打埋伏的二团团长兼一营营长袁文方说,我们从东、南、北三面攻城,敌人吃不消,就一定会出西门向永新县城逃跑。在玫人逃出城来以前,你们只需用少量兵力攻击不要暴露实力。二团一营遵照毛主席的指示,将兵力布置成三道埋伏圈:第一道,在西门外街旁;过了西门外街,就是一片水田,水田西北面的路下村和小河旁,设下了第二道埋伏圈:第三道,埋代在路下村后的山头和西边树林里,摧备来一个“拦路打狗”。赤卫队、暴动队则分别埋伏在南门外梅杨一带和西门外的上、下曲石两侧的高地上,配合主力作战。军民们无声无息地在新城四周埋伏完毕,这时天还未亮,敌人都还在睡梦中,他们根本想不到,此时此刻,已都成了瓮中之整,无法逃脱彻底覆没的命运了。
二月十八日拂晓,通伏在南门外的工农革命军战士发现,一支敌兵拖着枪到城外的块草坪上出操来了。这些被赤卫队骚扰得疲急不堪的匪兵,自从发现打他们的不是工农革命军主力,胆子又六了。孢有气无力地在操场上跑着步。这时,埋伏在草坪附近的工衣革命军战士,对敌人的一举一动都观察得清清楚楚,心里痒滋滋的,恨不得下子把敌人收拾掉。有的战士就要冲上去,指挥员急忙示意不要急,要求大家服从命令昕指挥,丽心等待统一的号令。一会,匪兵们架好枪,解下子弹袋。一个军官模样的入藏过“向后转”、“齐步走”的口令,匪兵们就做起了徒手操。
“叭!”一声清脆的枪声,划破了黎明的天空。紧接着,子弹就象密集的雨点一祥射向正在出操的致兵,当那把敌人撂倒了一大片。新城战斗打响了!工农草命军截士犹如蛟龙出水,活虎下山,挥刀举抢向敌天猛扑过去。草坪上饶卖没有死的敌人,被这个睛天幕雳打得晕头转向,连滚带爬逃进城去,谎忙关了城门,
南门的枪声一响,我军立即采骇多路攻击、重点突破的作战方法,命令祖任主攻任务的一团一营猛打东寸。埋伏在城外山上的赤卫队、暴动跃和革命群众,这时也开始了行动。一霎间,号角暸亮,枪声齐鸣,藏山遍野红旗招展。杀背震天,如同千军万马,势不可当,睢独西门的枪声比较疏。
城里的敌人见势不妙,乱成了-一锅粥。一个敌兵慌慌张张去报告营长王国桢。王国桢躺在被窝里翻了个身,揉了下眼皮,半梦半醒地说:“慌什么?袁文才的几个兵算个啥。裤儿间民房把城了烤越来。”城外的枪声越來越激烈,勤务兵接二连三地来报告,王国祯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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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是毛主席率领工农革命军打来了,頓时慌了神,抖抖索索地从被窝里爬出来,急急地写了一封信差人到永新城求援。接着,又急忙握着手枪,押着士兵骟城颜抗。请卫团的团丁更象一群丧家之犬,到处乱跑髭窜。
由于城高墙厚,工农革命军的武器又差,连一颗手榴弹都没有,一团一营在东门发起儿次攻击都没有成功。战斗到中午,散人还在负瞒颜抗。阴险狡猾的王国桢,妄想死守城池,等待永新来的数兵。但他的黄粱美梦做得太早了。那个被派去送信的劣绅吴贵乔,从城墙脚下的狗祠里爬出去后,跑出没多远,就被我军逮住。被困在新城的敌氕,永远也等不到救兵了。
城外,我军战士们见几次攻城不下,不禁着起急来。团团长袁文才赶到棋山岭指挥部请示毛主席,要求展开全面强攻。毛主席指示,我们既要消灭敌人又要保存自己,用最小的代价来取得最大的胜利。毛主席下令东门外的部队火烧城门,架梯爬城,并从棋山岭上调去两挺轻机枪增援他们。又令其他部队继续徉攻南、北两门,吸引敌人的火力。东门外,一团一营抽十几个战士把两挺机枪架在一间较高的民房顶上,压制东门敌人的火力。我军战士乘势冲到城墙脚下,把稻草堆放在城门旁,浇上煤油,点起火来。霎时烈焰升腾,熏得敌人涕泪交加,睁不开眼。我军战士立即把梯子搭在城墙上,沿梯登城。但往往在我们沿着梯子爬到城墙顶上时,就被守城政人的子弹打中了。我们的战士就利用城墙的死角作掩护,将许多帽子用竹竿顶着,从几个地方慢慢地向上升高。敌人以为义是工农革命军成士爬城,立即乱打一气,把帽子打了一地。战士们一边用帽子迷惑敌人,一边火速爬城。尽管敌人拚命往下扔手榴弹和砖头,或者用铁叉摧开梯子,但怎能压倒毛主席培育出来的有高度阶级觉悟的我军战士1战士们冒着敌人的硝烟弹雨,紧握枪杆,边打边上。上面的倒下了,下面的接上去。终于,第一批战士神上了城头,枪挑刀劈,和敌人展开白办成。在这同时,城门也被火烧穿了。战士们高城“冲啊!”“茶啊:”穿过浓烟烈火,冲进城门,大队人马一拥而入。
率队埋伏在西门外的袁文才得知东门已被攻破,高兴得差一点跳起来,他连连赞叹“毛委员高明”。他记着毛主席当面向他指示过,东、南、北三个门都杀进去,就是你们西门不能动,让敌人从西门跑出来,然后把他们消灭在野外。于是,袁文才悄声命令部队准备成斗,等敌人出来送死。
东了攻破之后,攻打南北两门的我军战士加强攻势,很快把这两个城门他攻破了。棋山岭上红旗飘扬,四八方冲綮号急。工农草命军和赤卫队、暴动队从东,南、北三个门潮水般涌进城内,左砍右杀,打得敌入七零八落,到处乱钻。敌营长王国桢带着…狄残兵东奔西突,无路可逃。就在这时,玫入发现西门方问枪声稀疏,于是倾巢朝西门稠去,打开城门企图夺路逃往永新县城。
然面,敌人万万没有想到,毛主廉指挥的工农革命军,早就在这里给他们掘好了坟墓。
二团营的战士看到抱头鼠窜的散人进入我埋伏圈,就大喊一声:“来得好!”射出去一阵密集的弹雨。敌人一看不妙,扭转屁股又想往城门洞里跑,可是,迎面从城内压过来一阵枪群,原来我东、南、北三路人马已经赶到,堵往了敌人的退路。接着,我军两面夹攻,将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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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象赶鸭子一样赶下了水田。埋伏在路下村、山坡上、树林里的二团一营战士早就等不及了,这时都杀了出来。工农革命军和赤卫队暴动队把敌人团团围困起来。战士们高喊着打长官不打士兵!”“缴枪不杀!”的口号,奋勇冲杀。政兵纷纷缴械投降。敌营长王国桢神长脖子盼救兵,脖子上却滨了子弹,死了。靖卫团长李树滋也被我军打死。伪县长张开阳穿着老百姓的衣服,躲在水沟里装死,被参战的农民象抓死蛇似地一把抓了出来。
一场干净利落的歼灭战在水田里结束了!这场战斗,全歼新城守敌一个营和一个靖卫团,缴枪数百支,子弹不计其数,并捣毁了宁冈县的反动县政府。暴动队员在群众协助下,还捉到了许多土豪劣绅。整个新城的敌人,被工农革命军一网打尽。
扫清战场之后,毛主席集合部队在西门外君开祝捷大会。工农革命军战士和新城广大群众一起,欢欣鼓舞地庆贺这个伟大的胜利,热烈欢呼我军作战史上第一个漂亮的歼灭战,由衷地赞颂毛主席指挥的英谫正确。新城之战,充分体现了毛主席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的成略战术原则和实行人民战争的伟大战略思想。新城战斗的胜利,也是毛主席“分兵以发动群众,集中以应付敌人”的军事恩想的丰硕成果。
当晚霞染红群山的时候,毛主席索领部队浩浩荡荡地开回茅坪。胜利的喜悦洋溢在每个战士的心头,大家背着双沧,挂着张鼓鼓的子弹袋,押着一百多个俘虏,一路上有说有笑,热烈议论:“毛委员用兵真了不起,这一仗打得多漂亮!”“这才叫打仗,不打便罢,一打就来个干净彻底,又弧俘虏又缴枪。”“这就叫蚀本不干,赚钱就来。哈哈…”战士们欢乐的笑当。震荡着夜空,回旋在山谷间。
部队当晚到了茅坪。茅坪群众兴高采被地速接凯旋的部以,个个笑逐颜开,奔走相告:“毛委员旗开得胜啰!”部队刚落脚,从新城跟来的一些青年,按捺不住对反动派仇恨的心情,愤怒地打起俘虏兵来。毛主席知道后,立即加以制止,并反复讲解我军对待俘虏的政策,说明国民党军队的士兵大多数原是工农分子,他们当兵是被抓来的,在家时也和我们一样受压迫,我们不应当虐待停虏。如果他们要回家,可以发给路费;愿意留下当兵的,我们欢迎。部队立即执行了毛主席的指示。一百多个俘虏兵中,有的自愿留下,就补充了工农革命军的力量;有的要求回家,就按路程远近,发给路费。毛主席亲自制定的这种宽待俘虏的政策,使俘虏兵深受感动,并且对于瓦解政军起了很大的作用。
新城大捷后,工农革命军于二月二十一日,在砻市龙江桥畔的沙洲上,召开宁冈全县群众大会,成立宁冈县工农兵政府。会场上除贴满了红红绿绿的革命标语以外,还有一件很“新奇”的布置,这就是在会场一侧,用三根长木头搭了一个高高的三角架,新城战斗中被活捉的血债累累的伪县长张开阳,五花大绑地捆在上面,准备审判后处决。几十里外的农民都赶了来开会,台侧鼓乐齐鸣,台下欢声雷动,庆贺人民翻身作主人。而那从三角架上发出的低微的啜泣声,早就被淹没在欢腾的浪涛声中了!
(本节完,全文待续)
编者附记:《毛主席在井冈山》,是复旦大学历史系和政治理论课教研组的部分师生,以及江西省并冈山革命博物馆的同志共同编写的,由史锋主笔。在编写过程中,得到了江西省有关单位和当年参加并冈山斗争的许多老同志的热情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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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七六年
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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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
总第三十八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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