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增学习与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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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日与教料
日
19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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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小戏创作
以小见大
谈谈小戏创作
…上海戏剧学院奚文熙(26)
走专业与业余相结合的道路…上海人民淮剧团乔谷凡顾少春(29)补上了难忘的一课
谈《补课》的主题提炼上海青年话刷面《补课》创作组(32)
上钢三厂五·七中学
音乐·美术
为毛主席革命路线放声歌唱…上海无线电二厂老工人合唱队(34)鲁迅与木刻…
…石一歌(37)
改造黄河的人
一阅《人民画报》连载的《大河上下》有感
…司徒伟智(39)
外国文学评论
海鸥为什么走了红运?
…任文钦(41)
从当代苏联“工业题材”作品看苏联社会
一苏修文学述评之一
翁义钦倪蕊琴(50)
学会辨别各种思潮和学派
孔子、儒家和礼…
策
立(54)
漫话破“礼”…
于任远(58)
杂文:挑担子还是卸担子?…
…红宣(60)
革命青年谈理想
志在农村绘宏图…安徽固镇县中兴公社丁庙大队下乡青年胡志强(62)敢为革命创新业…上海东风农场俞建平(64)
各条战线都要为青年着想
多替扎根农村的知识青年着想…杨浦区革命委员会下乡上山办公室(66)支持青年的革新精神…上海纱管配件厂党支部(68)书评:塑造好知识青年的英雄形象
长篇小说《征途》读后…
…王一良(70)
人物传记
胡适传
一五四前后
余秋雨(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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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语录
我希望用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教育战士,教育干部,教育群众,教育党员和人民。
我们的文学艺术都是为人民大众的,首先是为工农兵的,为工农兵而创作,为工农兵所利用的。
新中国要为青年们着想,要关怀青年一代的成长。
学奥5挑料
一九七四年第一期目
录
继续搞好上层建筑领域的革命
大家来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薛源之翟平(3)把文艺革命进行到底
…方
海(6)
提倡业余戏剧、电影创作
…戚文德(9)
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唱赞歌…姚克明黄彩虹(13)
话剧评论
话剧革命的新收获
简评《钢铁洪流》…
…齐方(16)
发生事故以后
一看话剧《钢铁洪流》、《第二个春天》后想起的…石望江(20)两个剧本两面镜子
一一谈中国话剧《钢铁洪流》和苏联话剧《炼钢工人》…肖豫(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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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卖高好上层建筑有威白的革吊
大家来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薛源之翟平
《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是根据毛主席为中国工农红军亲自制订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谱写成的。兀十年来,这首雄壮嘹亮的战歌,伴随着中国人民的革命步伐,从井冈山到遵义城,从延安到北京,飞遍全国,把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革命传统传遍全国。今天,我们在继续深入开展批林整风运动中,遵照毛主席关于“用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教育战士,教育于部,教育群众,教育党员和人民”的教导,高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这首歌曲,感到格外亲切,深受光荣革命传统的教育和鼓舞。
毛主席亲自制订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是两条路线激烈斗争的产物。我们的红军是一支代表工农大众利益的新型军队。但是,当工农红军刚刚创建的时候,旧军队的影响和各种非无产阶级的思想作风,还严重存在。这对于执行党的正确路线,妨碍极大。为了克服当时部队中的错误思想和作风,毛主席经常和战士谈心,同群众商量,进行调查研究。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就是毛主席在和彭德怀、林彪一伙反动的建军路线的斗争中,集中了人民战士和人民群众的意见而诞生的。它用具体而简明的语言,规定了正确处理人民军队与党的关系、人民军队与人民群众的关系,以及军以内部的相互关系的各项政策,对人民军队的建设和革命事业的胜利发展起了极大的作用。一九四七年十月,正当全国人民夺取解放战争伟大胜利的关键时刻,毛主席又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中告诫全党全军:“必须提高纪律性,坚决执行命令,执行政策,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并且写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关于重行颁布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训令》,号令“以此为准,深入教育,严格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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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党领导革命事业取得伟大胜利的斗争实践表明: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是实现毛主席革命路线的重要保证,是粉碎党内“左”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强大武器。“一切行动听指挥,步调一致才能得胜利”,这是来自革命实践并为革命实践证明了的一条真理。
毛主席亲自制订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我们条条都要记清,条条都要一丝不苟地贯彻执行。三大纪律的第一条是“一切行动听指挥”,这是革命纪律的核心。听谁的指挥呢?这是加强纪律性需要首先搞清的问题。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是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唯一领导中心,毛主席亲自制订的革命路线和政策,是唯一正确的路线和政策。因此,我们的一切行动都要听党的指挥,听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和政策的指挥。在阶级社会中,任何人都不是孤立的,任何人的行动都是代表着一定阶级的利益的。在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长期搏斗中,不是听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指挥,就是听资产阶级司令部的指挥,完全不听指挥的人的行动是没有的。无产阶级要彻底推翻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最终实现共产主义,这是阶级社会中最伟大最深刻的一场革命。这只有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指挥之下,在无产阶级政党的一元化领导之下,才能达到目的。我们革命队伍中的同志,来自五湖四海,都是为了一个目标而奔赴在一起的。目标一致,就要求我们的步调一致。只有做到了步调一致,才能取得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的伟大胜利。
“步调一致才能得胜利”,这是无产阶级革命纪律的集中体现。在阶级社会里,纪律有着鲜明的阶级性,抽象的超阶级的纪律是绝不存在的。一切剥削阶级的清规戒律都是维护少数人的特权利益的。无产阶级的革命纪律,则是维护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利益的,是由无产阶级的思想和政治路线所决定并为它服务的。我们遵守纪律是为了什么?“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这是我们共产党人的出发点和归宿点。从这样的认识出发,从守纪律、听指挥和为大多数人谋利益的一致性出发,我们就会提高遵守党的纪律的自觉性,增强贯彻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自觉性。
要做到“步调一致”,就要在对待人民群众这个重大原则问题上,坚决做到“处处爱人民”,对群众的利益“处处注意到”。在烽火连天的战斗岁月里,人民的子弟兵遵照毛主席的教导,坚持“不拿群众一针一线”,做到“说话和气”、“买卖公平”、“借东西要还”、“损坏东西要赔”、“不打人骂人”等注意,使得全国人民拥护又欢迎。人民群众一听到《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这首亲切嘹亮的战歌,一看到纪律严明、处处爱人民的人民战士,就奔走相告:“自己的队伍来到面前”。这种“军民团结鱼水情”的军民关系,成了我们夺取革命胜利的一个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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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条件。今天,我们一定要学习人民军队这种革命精神,发扬人民军队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光荣传统,认真地开展大家都来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革命歌咏活动。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我们观察问题或处理问题,都要以符合大多数人民的最大利益为最高标准。由于胜利,容易滋长骄傲自满和脱离群众的倾向,务必使我们的同志“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贪图享受,当官作老爷,必然脱离群众。我们共产党员和干部,只有处处替人民着想,以普通劳动者的身份出现在群众之中,吃苦在群众之前,享受在群众之后,才能“拒腐蚀,永不沾”,不闹特殊,不耍骄傲。我们的党员和干部要始终密切联系群众,不脱离群众,才能带领群众步调
一致地去夺取更大胜利。
伟大领袖毛主席历来重视加强党的纪律性,总是根据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需要,在每一关键时刻都把这个问题提到全党面前,以引起极大的注意。毛主席多次指出:“纪律是执行路线的保证”,“统一纪律,是革命胜利的必要条件”。这里深刻地阐明了革命路线、革命任务和革命纪律的辩证关系。什么样的阶级使命,就有什么样的路线,也必然相应地有什么样的纪律。我们党的纪律,是为党的正确路线服务的,是使全党紧密团结、队伍整齐、步调一致,率领广大人民群众为实现党的任务进行胜利斗争的重要条件。列宁曾经说过:“谁要是把无产阶级政党的铁的纪律哪怕是稍微削弱一点(特别是在无产阶级专政时期),那他事实上就是帮助资产阶级来反对无产阶级。”(《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所以,是不是严格遵守党的纪律,决不是一件小事,而是检验我们共产党人党性纯不纯、路线斗争觉悟高不高的一块试金石。一切行动听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指挥,听毛主席革命路线和政策的指挥,是我们共产党人的最高纪律。毛主席亲自缔造和指挥的人民军队,历来是执行纪律的模范,无论是在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这三座大山的过程中,或者是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都为我们做出了光辉的榜样。我们应当认真地学习中国人民解放军忠于人民忠于党的无产阶级高贵品质,学
习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光荣的革命传统。
毛主席教导我们:“只要我们共产党的队伍是整齐的,步调是一致的,兵是精兵,武器是好武器,那末,任何强大的敌人都是能被我们打倒的。”因此,无论是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都应当发扬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光荣传统,高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这首革命歌曲,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指引下,统一认识,统一政策,统一计划,统一指挥,统一行动,步调一致地勇往直前,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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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文艺革命进行到底
方
海
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摧毁了刘少奇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从根本上改变了文艺界的面貌。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指引下,一批光彩夺目的革命样板戏巍然出现在社会主义艺术舞台上,把那些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统统赶下台去,使地主、资产阶级惨淡经营了千百年的文艺黯然失色。从《杜鹃山》到《海港》,这一幅幅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展现了中国无产阶级在党的领导下,从土地革命、十年内战、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到社会主义革命时期气壮山河的伟大斗争,塑造了顶天立地、叱咤风云的工农兵英雄形象,描绘了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中国革命从小到大、由弱变强、从胜利走向胜利的振奋人心的历史。革命样板戏的出现,是文艺阵地上一场翻天覆地的变革,为创造和发展无产阶级革命文艺提供了宝贵的丰富的经验。
在革命样板戏的带动下,各种艺术形式的革命正在深入,群众性的革命文艺创作和群众文艺评论的空前活跃,迎来了无产阶级文艺百花盛开的春天。这些胜利有力地证明了:“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有了正确的思想政治路线的指引,文艺就能为社会主义经济基础服务,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服务。离开正确的思想政治路线,文艺就要削弱和破坏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削弱和破坏无产阶级专政。
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指引下,我们已经取得了文艺革命的伟大胜利。但是,阶级斗争和两条路线斗争并没有结束。社会主义革命正在深入发展。我们要继续战斗,继续前进,要不断地适应社会主义革命的发展,使文艺更好地为社会主义经济基础服务。我们要依靠广大工农兵群众牢固地占领一切文艺阵地,警惕文艺黑线的回潮。社会主义文艺是整个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组成部分,工农兵是无产阶级文艺的主人,没有广大工农兵的积极参加,无产阶级的文艺阵地是不能巩固的。正因为如此,我们一定要实行普及和提高相结合、专业和业余相结合,广泛开展群众性的业余文艺演出和创作活动。现在,经过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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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批判了把工农兵排斥在文艺大门之外的修正主义路线,不仅从工农兵中涌现出大批的文艺战士,而且出现了广大工农兵群众都来管文艺、搞文艺的生动活泼的局面。群众性的大讲革命政事、大唱革命歌曲、大演革命小戏和曲艺的活动蓬勃发展,使一些被封资修文艺所污染的角落受到了涤荡。革命群众文艺是灭资兴无斗争的有力武器,是贯彻毛主席革命文艺路线以占领文艺阵地的尖兵。我们的专业文艺工作者,一定要与群众性的业余文艺相结合。我们不仅要满腔热情地为工农兵演出,而且要深入到群众中去,积极支持工农兵的业余文艺活动。正如毛主席指出的:“我们的文艺,既然基本上是为工农兵,那末所谓普及,也就是向工农兵普及,所谓提高,也就是从工农兵提高。”我们与群众文艺相结合,既可以更好地推广和普及革命样板戏,对业余文艺工作者进行辅导,帮助他们提高文艺水平,又可以向群众学习,从群众中吸取丰富的养料,提高自己的文艺水平。当然,要做到这一点,重要的问题是我们要放下架子,善于向工农兵群众学习。如果我们在为工农兵演出的过程中,或是在与业余文艺工作者相结合的过程中,不是抱着虚心学习的态度,而是以专业工作者自居,把为工农兵演出、帮助业余文艺工作者当成是一种“恩赐”,或者到了群众中总是与群众格格不入,把为工农兵演出看成是负担,马马虎虎,敷衍了事,那一定是不受群众欢迎的。毛主席指出:“我们应该尊重专门家,专门家对于我们的事业是很可宝贵的。但是我们应该告诉他们说,一切革命的文学家艺术家只有联系群众,表现群众,把自己当作群众的忠实的代言人,他们的工作才有意义。”我们一定要深入群众,满腔热情地为工农兵服务,向工农兵学习。谁如果把自己看作群众的主人,看作高踞于“下等人”头上的贵族,那末,不管他们演出的是什么样的“阳春白雪”,也一定是群众所不赏识的。
文艺要为社会主义经济基础服务,为工农兵服务,就要紧密地围绕党的中心工作,围绕三大革命运动去开展活动。我们不论是演出,是搞创作,都要从现实斗争,从三大革命运动的需要出发。那种只愿在大剧院中演出,不愿到三大革命实践中去,不愿到工厂、农村、部队去为工农兵演出的“正规”作风是要不得的。我们的文艺既然是为工农兵的,那么我们为什么不能走出剧院到工农兵群众中去演出?为什么不能千方百计地为工农兵群众多演出一些场次?为什么不能采取灵活多样的形式进行演出,让更多的工农兵看到革命样板戏,看到革命的文艺?现在许多专业文艺团体组织轻骑队深入工厂、农村、部队、工地,把革命样板戏或是其他革命文艺节目送上门去,这是一种为工农兵服务的好方式。这样做还可以为青年演员提供更多的艺术实践的机会,使我们的文艺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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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在政治上和业务上都能得到更多、更快的进步。革命的文艺工作者要发扬这种全心全意为工农兵服务的革命精神。那种认为走出剧院演出是没有“先例”的思想是错误的。试问用京剧表现工农兵,工农兵占领上层建筑,这难道有什么“先例”吗?我们正是打破了过去封建阶级、资产阶级文艺的“先例”,把长期霸占舞合的帝王将相、才子佳人赶下舞台,让工农兵成为文艺的主人,才创造出光辉灿烂的无产阶级文艺。我们要真正为工农兵服务,为工农兵演出,就一定要打破那种妨碍文艺工作者深入工农兵的清规戒律。只要是有利于为工农兵服务的事,我们就可以做,管它什么“先例”不“先例”。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革命的文艺工作者提出了比过去更高的要求。我们现在为工农兵演出不是多了,而是少了。多为工农兵演出,这不光是广大工农兵群众的呼声,也是广大革命文艺工作者的要求。我们那些思想跟不上群众要求的领导同志应该到群众中去走一走,听一听工农兵群众和革命文艺工作者的呼声。我们一定要千方百计,满腔热情地多为工农兵演出,更好地为巩固社会主义经济基础服务。
文艺为社会主义经济基础服务,关键是要有一支能够坚决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文艺队伍。这支队伍只能在深入工农兵群众的过程中,在斗争的过程中树立。无产阶级文艺革命的实践证明,实行专业和业余相结合,是改造文艺队伍,从工农兵中培养和造就文艺新部队的一种有效途径。我们看到,凡是那些真正实行专业和业余相结合,真正做到文艺为党的中心工作,为三六革命运动服务的单位,那里的文艺队伍就能不断地从工农兵中充实新的力量,就能使原有的文艺工作者在斗争中不断得到改造,就能始终保持一个朝气蓬勃,生动活泼的局面。我们的文艺工作者,要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就一定要深入工农群众,在斗争中努力改造世界观。来自工农兵的专业文艺工作者,要始终不脱离工农兵,始终保持劳动人民的本色,只有这样,才能永葆革命青春,成为无产阶级的忠实的代言人。原有的文艺工作者要继续改造自己,要“在自己的工作和学习的过程中,逐步地树立共产主义的世界观,逐步地学好马克思列宁主义,逐步地同工人农民打成一片,而不要中途停顿,更不要向后倒退,倒退是没有出路的。”
按照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继续搞好文艺革命,使文艺更好地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服务,这是一个非常艰巨的任务。我们要时刻记住毛主席的一系列教导,记住在文艺黑线统治下资产阶级专无产阶级政的历史教训,发扬无产阶级的革命坚定性,继续深入地在文艺战线开展两个阶级、两条路线斗争,把无产阶级文艺革命继续推向前进。。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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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倡业余戏剧、电影创作
戚文德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在社会主义的文艺阵地上,正发生着令人鼓舞的深刻变化。大批工农兵业余作者和他们的作品,正在以崭新的面貌涌现出
来。
上海文艺丛刊《珍泉》电影话剧剧本选的出版,就是工农兵业余戏剧、电影创作的最新成果。这个集子收有两个电影文学剧本,三个话剧剧本。作者有的是扎根在边疆的农垦战士,有的是挥汗在牧场的挤奶员,有的是活跃在钢铁、地质、医务各条战线的普通一兵。他们打破了资产阶级贵族老爷们所散布的神秘观念,证明广大工农兵业余作者不仅可以创作短篇小说、小戏、曲艺这样一些短小精悍的作品,而且可以创作电影、大型话剧这样一些所谓“大作品”。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指引下,工农兵完全能够驾驭从“小”到“大”多种多样的文艺样式,反映自己的火热的斗争生活,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服务。电影、戏剧创作要不要依靠广大工农兵群众,要不要走群众路线,这不是
一个什么学术问题,而是一个关系到无产阶级的戏剧、电影阵地究竟应该由谁来占领的原则问题。建国以来,刘少奇、周扬一类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为了霸占文艺阵地,使文艺成为他们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舆论工具,胡说工农兵根本“不懂文艺”,一律拒之门外,对工农兵实行文化专制主义。但是,党领导的革命的群众文艺运动,特别是一九五八年毛主席亲自发动的新民歌运动,以其辉煌的成果,粉碎了他们的无耻谰言。于是,他们又胡说什么工农兵只能编编“顺口溜”,不会写小说,更不配懂戏剧和电影。但是,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锻炼的工农兵业余作者,在伟大的京剧革命的鼓舞与推动下,以革命样板戏为光辉榜样,不但写出了大量的生气勃勃的优秀的短篇小说、长篇小说,而且也以雄伟的步伐,闯进话剧、电影这块资产阶级老爷们的“禁区”里来了。闯进来试一试,原来并不神秘。《珍泉》这个电影话剧剧本选的问世,就又一次长了无产阶级的志气,灭了资产阶级的威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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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作为一种上层建筑,它是阶级斗争的武器,是为一定的经济基础服务的。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的精神生产是随着物质生产的改造而起着变化的。在资本主义社会里,物质生产资料为资本家所独占,因此,精神生产包括文艺创作在内,被少数剥削阶级分子所垄断。但是,在我们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里,工农兵成了社会物质生产资料的主人,因而也应当是精神生产的主人。我们的精神生产,包括文艺创作在内,都必须打破过去少数资产阶级反动权威垄断的局面,全心全意地依靠广大工农兵群众,才能真正做到为工农兵服务。我们社会主义的文艺运动的阶级性质决定了它不是少数人关起门来搞的“运动”,而应该是广大工农兵群众自己解放自己,自己教育自己的革命群众运动。物质生产可以搞群众运动,精神生产包括电影、戏剧创作,为什么就不能搞群众运动?解放以来文艺领域的两条路线斗争的经验充分证明,只有在党的领导下,沿着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线,把革命的群众文艺运动轰轰烈烈搞起来,使文艺同千百万群众的革命实践紧密结合起来,无产阶级才能牢固地占领文艺阵地,掌握文学艺术的领导权,使社会主义文艺繁荣起来,充分发挥其“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的武器”的作用。革命样板戏的涌现,就是文艺创作在党领导下坚持群众路线的产物。我们一定要继续发扬这个优良的传统。如果在文学艺术领域里,工农兵毫无发言权,而只有少数资产阶级专家才可以说了算,那么,我们不禁要问:这究竟是资产阶级专工农兵群众的政呢,还是工农兵专资产阶级的政?
毛主席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教导我们说:“我们的文学艺术都是为人民大众的,首先是为工农兵的,为工农兵而创作,为工农兵所利用的。”毛主席制定的这一条文艺路线,是党的群众路线在文艺工作上的体现。要真正贯彻执行这一条路线,就不但要使工农兵成为文艺作品中的主人公,而且要使工农兵逐步成为创作文艺作品的主人公。既然电影、戏剧是群众喜闻乐见的、具有广泛的群众性的艺术形式,是阶级斗争的锐利的武器,工农兵就一定要去掌握它,也一定能够掌握它。伟大的列宁在十月革命以后就曾经指出,无产阶级的艺术是“属于人民的”,“它必须在群众中间唤起艺术家,并使他们得到发展”。可惜列宁没有来得及实现这一希望,就不幸逝世了。今天,直接从工农兵中培养千千万万群众艺术家的任务,在我国已经历史地落在毛主席领导的中国共产党的肩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为工农兵群众掌握各种文艺形式开辟了无限广阔的前景。我们只有坚定不移地沿着毛主席制定的革命文艺路线,以革命样板戏为榜样,满腔热情地做好这项工作,才能不辜负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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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人民对我们的期望!
电影、戏剧创作要不要坚持党的群众路线的问题,实际上也就是一个要不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的问题。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告诉我们:人民生活是“一切文学艺术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唯一的源泉”,“革命的文艺,则是人民生活在革命作家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究竟谁对工农兵的火热斗争生活最熟悉、最热爱、最有发言权呢?不是别人,正是战斗在三大革命第一线的广大工农兵自己!为什么工农兵业余作者们能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座“金色的熔炉”中提炼出激动人心的重大题材和重大主题?为什么他们能那样热情地歌颂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歌颂工农兵英雄人物?最根本的一条,就是因为这些作者不是群众斗争的旁观者,而是群众斗争的积极参加者。在今天,广大的工农兵业余作者,在沸腾的现实生活中,同千千万万工农兵英雄人物劳动在一起,战斗在一起。其中有不少同志本身就是阶级斗争的闯将,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的尖兵。他们通过亲身的实践,感受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所带来的深刻变化,敏锐地觉察到生活中每日每时都在涌现的革命新生事物。因此,他们站在革命的新生事物这一边,满怀革命激情,拿起笔来歌颂它们,歌颂我们一日千里的伟大时代,替叱咤风云的本阶级英雄人物塑象,从而成为文艺战线的一支有生气、有希望的力量。
在如何看待工农兵业余戏剧、电影创作的态度上,可以有两种不同的态度。如果用资产阶级的艺术标准来衡量无产阶级的新生事物,就会感到这也看不惯,那也不顺眼,什么“技巧差”啦,“水平低”啦。其实,不同的阶级有着不同的艺术标准。资产阶级要的是适合资产阶级的胃口的“技巧”和“水平”,无产阶级要的是为工农兵喜闻乐见的“技巧”和“水平”,两个阶级有着两种不同的世界观和文艺观,不可能有什么共同语言。工农兵业余作者的这些作品由于是刚出土的新芽,所以不免带着些“泥土气”,但这“泥士气”,不正是它们深受群众欢迎的艺术特色吗?同时,也正因为它们是新芽,还不成熟,因此它们有希望、有前途,也最富于生命力。只要扎根于人民群众的土壤之中,在党的阳光雨露的培育下,今天的幼苗在明天一定可以成长为茂盛的森林,这是一切革命的新生事物发展的辩证法。正因如此,无产阶级革命者总是抱着欣喜的态度来看待这些刚出土的幼苗的。
我们提倡业余戏剧、电影创作,并不意味着可以排斥或贬低专业创作,相反,这恰恰是对专业创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专业创作和业余创作是相辅相成的。只有业余创作发展了,专业创作才能具有深厚的基础。而专业创作的某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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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秀作品,又为业余创作起着示范和指导的作用。无产阶级的革命文艺事业需要大量的专门家,但是,正如毛主席所指出的:“我们的专门家不但是为了干部,主要地还是为了群众。”专业文艺工作者任何时侯都不能脱离工农群众,包括向工农兵业余作者学习,“从他们吸收由群众中来的养料,把自己充实起来,丰富起来”,真正做到在普及的基础上达到提高。就戏剧、电影来说,如果在群众中产生了大量的丰富的文学剧本,就能为舞合和银幕提供选择或改编的广泛的可能性。同时,专业的戏剧、电影创作队伍,得到了工农兵业余创作队伍源源不断地输送新鲜血液,就能更好地得到发展和壮大。专业创作队伍是正规军,工农兵业余创作队伍是民兵。要形成浩浩荡荡的社会主义的文艺大军,就必须将这两支队伍互相结合起来,做到普及与提高相结合,才能以更多更好的作品满足工农兵群众日益增长的需要。
工农兵业余创作的繁荣,加重了专业文艺工作者肩上的责任。专业文艺工作者不但要向工农兵业余文艺学习,而且应该主动地帮助后者“沿着无产阶级前进的方向去提高”。专业文艺和业余文艺相结合,这本质上也是一个文艺工作同工农群众相结合的问题。我们热切地希望各条战线的同志都来关心群众业余文艺创作,大家都来做培士育苗的工作。有关部门要为工农兵业余作者的提高创造一些条件,比如象举办工农兵业余创作学习班,组织工农兵业余作者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组织他们到工农业先进单位去深入生活,帮助他们进一步扩大生活面,交流和总结创作经验等等,就是一种较好的方式。对立统一规律是世界上一切事物发展的根本法则。有矛盾,有斗争,才会有发展。从工农兵中建立起一支宏大的无产阶级文化部队,决不可能是风平浪静的。对于工农兵业余作者来说,决不能以为自己生活在群众之中,世界观的问题、方向和道路的问题就都已经解决了。资产阶级思想侵蚀甚至是刚刚出土的幼苗,这可以说是屡见不鲜的了。有些业余作者的作品之所以还不够深厚,根本原因还在于对工农兵的火热的斗争生活和工农兵的英雄人物理解不深,生活的积累也还不够。“身在工农学工农,满腔热情写工农。”要真正成为伟大时代的记录员,成为工农群众的忠实的代言人,就要一辈子不脱离群众,不脱离生活,永远走毛主席所指引的与工农兵群众相结合的道路。
新的业余话剧、电影创作迈开了第一步,这是可喜的尝试。它标志着话剧、电影创作的新的更加繁荣的局面正在到来,我们应该举起双手欢迎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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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唱赞歌
姚克明黄彩虹
小说《初春的早晨》中,红卫兵小兰曾经充满激情地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同无产阶级革命史上许多伟大斗争作了比较,感慨万分地说:“嗨!真有劲!我想,我们现在干的也是这样光荣伟大的事业。说不定,将来也有人象写当年蒙马特尔高地黎明前的斗争那样,来写我们今天东风广场开的大会呢!”这段话说得多好啊!是的,伟大的斗争,必然产生伟大的作品。当年,在巴黎公社的炮火中,产生了象《国际歌》这样的不朽的战歌。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也必然要产生出反映这场革命的文艺作品来。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在文学艺术作品中反映这场伟大的革命斗争,也是完全必要的,而且应该是非常及时的。
文学艺术是时代的一面镜子。每当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发生重大变革的时候,总会产生反映这场变革的文艺作品。列宁曾经把列夫·托尔斯泰称作是“俄国革命的镜子”。因为他的作品“非常清楚地表明了这半世纪俄国历史的变动是什么”。被某些外国资产阶级吹得神乎其神的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作品,无非就是反映了当时处于上升时期的欧洲资本主义的发家史。拿《红楼梦》来说,就是因为它深刻地揭示了当时社会的阶级关系和阶级斗争,集中地反映了当时政治和经济演变的历史,因此,尽管问世已经二百多年了,却至今仍有其历史价值,成为我们今天认识封建社会的一部百科全书。可见,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学。文艺作品只有成为时代的一面镜子,才会具有艺术生命力。
从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运动中产生的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文艺,是革命的、战斗的思想武器。这种文艺之所以有力量,就在于它从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改造旧世界、创造新世界的革命斗争中吸取源泉,同各个历史时期人民群众的革命实践紧紧地联系在一起,成为革命的战鼓,时代的号角。所以毛主席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一开始就提出了
一个文艺工作和一般的革命工作的关系的问题。文艺从属于政治,又反转来给予伟大影响于政治。文艺为工农兵服务,也就是要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为党在一定历史时期所规定的革命任务服务。刘少奇、周扬文艺黑线就是千方百计要使文艺同无产阶级政治、同党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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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定历史时期所规定的革命任务对立起来,使之成为他们反党反社会主义和颠覆无产阶级专政的舆论工具。由伟大的京剧革命揭开序幕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摧毁了文艺黑线的反革命专政,革命样板戏的诞生,开创了工农兵占领艺术舞台的社会主义文艺新纪元。革命样板戏以党的基本路线为指导,以壮丽的历史画卷反映了中国人民在以毛主席为首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民主革命时期武装夺取政权的战斗历程,和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斗争历史。它为革命文艺如何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线,为工农兵服务,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为党在一定历史时期所规定的革命任务服务,提供了光辉的榜样。
今天,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使我国的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和人民群众的精神面貌都发生了极其深刻的变化。在批林整风运动的推动下,在十大精神的鼓舞下,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阶级斗争、路线斗争觉悟提高到前所未有的高度。革命的新生事物和各条战线的英雄人物每日每时都在大量地涌现出来。革命文艺以革命样板戏为榜祥,及时反映这种深刻的变化,歌颂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使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精神得以通过文艺作品发扬光大,代代相传。这是时代向一切革命的文艺工作者提出的光荣任务。
有一种说法,现在要在文艺作品中反映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还为时过早,应当“保持
一段距离”。这种说法是很错误的。如果企图回避现实的政治斗争,最后必然会使文艺脱离无产阶级政治,脱离群众的革命实践。革命的文艺,就是要同革命的步伐一致起来,同时代的脉搏一起跳动,怎么能保持一段距离?生活在一个伟大的革命运动之中,而又想同这一革命运动保持一段距离,那就势必会脱离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轨道,甚至有滑到修正主义的轨道上去的可能。脱离千百万群众的革命实践,去寻找什么“永不褪色的题材”,这种想法是很不对头的。在我们这个一天等于二十年的伟大时代,一切都在不停顿的变化着,发展着,前进着,谁要想把自己凝固起来,僵化起来,那就不可避免地要被革命的洪流所淘汰。有的同志会说,有许多事情现在还认识不清楚呀。确实,对这场史无前例的政治大革命,我们还需要努力加强学习,提高认识。怎样才能认识清楚呢?有两种态度:一种是同它保持一段距离,一种是同广大群众一道投身于革命洪流之中,从实践中提高认识。今天,经过第九、第十两次路线斗争,经过了伟大的批林整风运动和十大精神的学习,只要我们认真总结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深入实际,深入群众,努力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一定能够认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性质和深远的历史意义,从而做到越来越深刻、正确地去反映它。现在已经有了一批直接反映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比较优秀的作品,它们的经验表明,现在反映这场革命不是为时过早,而是正是时候。
有的同志不敢从正面直接反映文化大革命,怕搞不好要犯错误,这种担心其实是不必要的。过去有些以描写文化大革命相标榜的作品之所以是毒草,并不是因为它们写了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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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大革命,而是因为它们从反动阶级的立场出发,污蔑和丑化文化大革命。只要我们是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满腔热情地歌颂这场伟大革命,就根本没有必要怕这怕那。我们应该敢于实践,勇于探索。如果反映得不深刻,那就总结经验,努力提高;即使犯些错误,那也不要紧,吸取教训,改正错误,继续前进就是了。当然,我们提倡反映文化大革命,并不是说非要从正面直接去反映它不可。文化大革命为文艺创作开辟了无比广阔的天地,创作的路子是十分宽广的。能够从正面直接反映这场苹命当然是十分可贵的,但象短篇小说《特别观众》那样从侧面反映文化大革命所带来的深刻变化和胜利成果,同样也是值得欢迎的。
已有的许多作品所提供的经验表明,要正确地深刻地反映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要学习革命样板戏的宝贵经验,以党的基本路线为指导,揭示这场革命的本质和主流。要敢于反映两个阶级、两条路线、两种世界观的激烈斗争,同时着力歌颂大草命洪流中涌现出来的革命的新生事物,歌领这场革命的真正的主人公-一工人阶级、贫下中农和广大无产阶级革命派,并且按照“三突出”的创作原则塑造无产阶级的革命英雄形象。《初春的早晨》反映的是处于高潮中的一月革命风暴。小说抓住了这场革命的主要矛盾,描绘了广大工人群众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向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夺权的如火如茶的斗争情景,集中塑造了-一个带着火热的阶级感情,坚决贯彻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工人阶级的英雄典型。可以看出,小说对这场无产阶级专政下的政治大革命的性质和主流把握得很准,尽管它只是截取了一月风暴的一个斗争画面,但却使我们清楚地感受到这场革命的脉搏和宏伟的面貌。
在一场伟大的革命运动中,必然会使阶级关系发生深刻的变化,各种矛盾斗争必然是错综复杂的。但是只要我们以党的基本路线为指导加以分析,基本矛盾无非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反映到党内,就是两条路线的斗争。如果我们根据毛主席的教导,“仔细研究社会上的各个阶级,研究它们的相互关系和各自状况,研究它们的面貌和它们的心理”,同时正确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就不难把握各种矛盾的实质。何况文艺作品也不可能把什么矛盾都写进一部作品里去,而是要求把具体的矛盾斗争加以典型化。小说《第一课》,写工宣队进驻大学。其中的矛盾斗争也是错综复杂的。但是作者没有纠缠于派性和“内战”的纷争,而是集中写了工宣队如何教育红卫兵挖出资产阶级派性的根源一一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用革命大批判促进了革命的大联合。这就抓住了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这条纲,纲举目张,这个真理对文艺创作如何提炼和概括生活素材同样是适用的。
在革命斗争的浪潮中产生的文艺作品,总是朝气蓬勃,充满战斗精神的。我们在欢迎这些作品的同时,也希望有更多的专业作者和工农兵业余作者拿起笔来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唱赞歌,一起来歌颂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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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居利评论
话剧革命的新收获
简评《钢铁洪流》
齐
方
话剧《钢铁洪流》一九七三年十一月演出本发表了,这是话剧革命的新收获。《钢》剧以磅礴的革命气势,饱满的革命激情,歌颂了毛主席的“全心全意地依靠工人阶级”和“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伟大方针,展示了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中国工入阶级的战斗风貌,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和强烈的现实意义。
《钢》剧一开始,就把我们带进一九六二年这一反帝反修斗争的火红的年代,在炼钢炉旁展现了一幅龙腾虎跃、如火如茶的生活画面。赵四海炼钢小组接受了一件不寻常的新任务一冶炼一种高级合金钢。这一任务的不寻常,不仅在于这一要硬又要软的新钢种在技术上的难度高;更在于它是反帝反修的“争气钢”。当时,苏修叛徒集团突然撕毁合同,不但停止供应我们舰艇上的一切部件,而且来个釜底抽薪,全面封锁合金元素,妄想使我们的舰艇统统变成“旱鸭子”。“争气钢”,争的就是中国工人阶级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革命志气。要炼出这样的“争气钢”,靠什么呢?厂长白显舟想的是依靠进口合金元素,依靠资产阶级专家权威的洋拐棍;而赵四海和他的战友们想的就大不一样。赵四海想得可深了:决不能让我国国防建设的主动权落在别人手里。决不能丢掉党的总路线的精神和我党艰苦奋斗的革命传统。一定要依靠工人阶级自己的力量,利用我国的富有资源,闯出一条不依赖进口合金元素的炼钢道路。两种想法,两种方案,代表的正是两种根本对立的世界观,两条根本对立的工业路线。斗争就这样不可避免地展开了。
赵四海是一个炼钢工人,按照厂长的想法,他的本份就是按照专家设计的方案把钢炼出来。可是赵四海却不满足于这一点。这个全厂的红旗手,把党的希望,革命的要求,阶级的重任,都装在心里,担在肩上了。他以高度主人翁的责任感,不但敢于攀登科学技术的高峰,走前人所没有走过的道路,自己设计出新的方案来;而且他事事、处处都把新钢种的治炼提高到党的路线的高度来认识,表现出中国工人阶级的高度的革命自觉性。“咱们不于,谁干?”“就是跳到炉子里,也要把争气钢炼出来!”这就是中国工人阶级的伟大的革命气概。《钢》剧以充满革命激情的笔调,揭示了赵四海这种革命自觉性的来源:要问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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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为什么要坚特这个方案,为什么要走这样道路?我敢响亮地回答,就因为我们心里记着毛主席亲自给我下的命令。四海的炼钢炉,是毛主席亲自视察过的炉子。四海永远不会忘记那无比幸福的一天,毛主席握住了他那双布满油腻和汗水的手,亲口对他和他的战友们说:“好好干,大有可为。”正是这七个字,它成了赵四海无比坚定的信念,成了他的一切英雄行为的思想动力,使他不为任何因难和挫折所动摇,为了落实毛主席的指示,贯彻“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伟大方针,一往无前,百折不挠,去夺取胜利。看了这出话剧,我们都会深深感到,赵四海无愧为时代的劲松,他本人就是一块用特殊材料炼成的高温不软、低温不脆的合金钢。
作为炼钢工人的光辉典型,赵四海集中体现了广大炼钢工人的共同的革命意志。赵
四海的方案,并不是他一个人的想法,也不是他一个人设计出来的,而是全厂工人的共同心愿。正如老田师傅所说的,方案“是全厂工人的心血和汗水泡出来的”。为了它,不会写的一笔一划地学文化,不会算的扳着手指头算数据,贫下中农把老田送回工厂,刘大姐她们跳下石灰坑选石灰,…话剧用生动的艺术形象表明了一个真理:“最强大的一种生产力是革命阶级本身。”要真正贯彻“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多快好省地发展我国社会主义工业,那就必须全心全意依靠象赵四海这样的工人群众。只有他们,才是工厂的主人,社会主义工业的创建者;只要依靠他们,什么样的人间奇迹都可以创造出来。
革命的新生事物的成长总不可能是一帆风顺的。特别是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前,一个普通的工人,要坚持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依靠自己的力量设计不依赖进口合金元素的新的炼钢方案,并付诸实现,一定会遇到许许多多困难和挫折。《钢》剧正是从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客观规律出发,来结构戏剧冲突,使赵四海置身于错综复杂的矛盾斗争的中心,面临重重的困难和压力。困难不单在于文化和技术方面,在这方面,赵四海和他的战友们有足够的智慧和才能来战胜它们;更主要的,乃是来自错误路线所造成的种种压力。象白厂长这样的人,迷信进口,迷信外国,迷信资产阶级的专家权威以及他的洋拐棍,似乎只要是外国的东西,什么都是好的,而对我们自己的东西,则百般挑剔,这也不好,那也不行。资产阶级权威说一句“此路不通”,就成了不可更改的“判决书”。他把自己的心拴在资产阶级权威的身上,既不相信国产合金这匹“野马”是完全可以通过实践掌握其规律性的,更不相信中国工人阶级具有无穷无尽的创造力,不相信党的群众路线的巨大威力,以致身居领导岗位,却不能带领群众前进,反而对革命的新生事物采取了完全错误的立场,给赵四海他们造成了各种困难和压力。《钢》剧没有抹平赵四海和白显舟的矛盾,而是从正面充分展开了双方的激烈的思想斗争和路线斗争,把它写深写透,从而使赵四海的英雄形象得以丰满而深刻地树立起来。
作为全剧矛盾冲突的主线,赵四海和白厂长的斗争,经过了四个回合。第一场争论是,方案的设计究竟是依赖进口合金元素,还是立足于本国资源;第二场争论是,当赵四海的方案试验遇到困难的时候,是坚持到底,还是半途而废,用赵四海的话来说,“是闯一闯还是退一退”?第三场争论是,出了事故以后怎么办?是查清事故,继续前进;还是“悬崖勒马”,“下马让路”?最后在第七场,在停还是炼这个尖锐的问题上,冲突达到高潮。这儿个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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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都贯穿着两条路线、两种世界观的尖锐冲突,而且一次比一次更激烈、更深入,其中又穿插着阶级敌人的阴谋破坏以及赵四海的战友陈有根的临阵动摇和思想混乱。陈有根的思想动摇,是阶级敌人煽动的结果;而阶级敌人又正是利用了白厂长的错误路线,进行煽风点火,在试验即将成功的关键时刻,一手制造了炉子爆炸的严重事故。这三个方面互有联系的矛盾冲突,形成了一个错综复杂的局面,真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使赵四海处于极其困难的境地。
《钢》剧使赵四海面临这么多的困难和压力,会不会损害赵四海的英雄形象呢?不会。这正如老田师傅所谈的,合金钢也只有在高温炉里才能炼出来。正是由于赵四海紧紧依靠党,依靠工人群众,从党和群众那里吸取了无穷的力量和智慧,克服了重重困难,顶住了种种压力,才使他的英雄性格发出夺目的光彩。这里的关键在于,赵四海在斗争中是否处于主动的、进攻的地位。我们看到,赵四海以无产阶级的彻底的革命坚定性,在错综复杂的矛盾斗争中,始终把握着斗争的全局,掌握着斗争的主动权,坚定沉着,明察秋毫,既识别了阶级敌人,又团结了战友和同志,攻克了一个又一个的难关,最后夺取了斗争的胜利。在第七场,白厂长当众宣称要撤销赵四海的炉长职务,矛盾冲突一下子被有力地推向高潮,也正是在这个时候,话剧以浓重的笔触,突出地表现出赵四海敢于反潮流的英勇无畏的性格。请看下面这段精采的对话:
白显舟:…我现在正式宣布,你们立即停止试验!
赵四海:停止试验!这就是停掉“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我们工人决
不答应!
白显舟:你是共产党员,厂部决定,你要带头执行。
赵四海:这个试验是党委批准的,现在党委没有作出新的决定。白显舟:在紧急情况下,我厂长有权决定生产事务。赵四海:厂长的决定也不能离开总路线的精神。白显舟:赵四海,你这样下去,会犯大错误的。赵四海:共产党员捍卫党的方针路线高于一切。
赵四海这些针锋相对、斩钉截铁的回答,把他的一心为党,无私无畏的英雄性格鲜明地表现了出来。
有的同志也许会提出疑问,在一九六二年这样的时候,一个炉长可以这样顶厂长吗?确实,在赵四海的战友中间,象陈有根,就认为领导的话不能不听,领导的意图一定得照办,否则就一定要犯错误。这个朴实的工人,一时理解不了为什么在党内也会有斗争,为什么一个党的领导还会不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和政策,这是可以理解的。但在当时,决不是所有的工人都是陈有根。实际生活中也远不是这样。对赵四海来说,他当然还不能象今天经过了第九、第十两次路线斗争的工人阶级那样来理解党内的两条路线斗争。但是,他是一个忠于党、忠于毛主席的共产党员,毛主席的教导在他心里生了根,开了花,化成了他的灵魂和血肉。他心里只有一个信念:只要是毛主席的指示,那就坚决照办。只要是党的任务,那怕是上刀山,下火海,也要完成。反之,对于一切不符合党的利益,不符合毛主席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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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教导的错误思想和行为,就是要硬着头皮顶。这是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所应该具有的革命品质。《钢》剧描写赵四海的敢于抵制错误路线的反潮流精神,并没有脱离开当时的特定的时代条件和斗争环境,并没有用今天的斗争方式硬加到赵四海的身上去。它既充溢着鲜明的时代精神,又注意到历史的真实性。对于白厂长,作为厂的领导,赵四海对他是尊重的。在第三场,当白厂长用“组织决定”来压赵四海的时候,赵四海的回答是:“组织决定我坚决服从。不过,我有个要求,希望把我的意见带交党委讨论!”这是很有分寸的。作为同志和战友,赵四海对白厂长还是充满深厚的阶级感情的。他为白厂长离开工人越来越远而痛心,满腔热情地要把白厂长拉回来。他从来不计较个人恩怨,就在白厂长当众宣布要撤他的职的时候,他仍然怀着无比深厚的阶级情谊,和白厂长一道回忆毛主席来厂视察的幸福的时刻,回忆毛主席的亲切教导,帮助他从阶级立场和世界观的高度挖掘错误的思想根源。他的坚定的原则立场,火热的阶级感情,对毛主席的教导的深刻的理解,都使白广长不能不为之感动。这场戏写得激情洋溢,情理兼备,矛盾冲突是写足了,但又没有失去应有的分寸,很有说服力。
《钢》剧写两条路线、两种世界观的正面冲突,并没有在生产过程和技术问题上纠缠不清,也没有停留于形式上的剑拔弩张,而是着力于在思想和世界观的深度上进行开掘,深刻揭示英雄人物的崇高的精神境界。剧本充分利用话剧艺术的特点,让赵四海同白厂长、同陈有根、同应家培都展开思想交锋,这些思想交锋,对不同的对象,处理上又各不相同。同白厂长的斗争,是路线斗争,这种路线斗争,又往往表现为激烈的思想冲突。第三场赵
四海和白厂长的一场辩论,就集中在社会主义工业应该走什么方向和道路这个原则问题上。白厂长说赵四海想得太远了,赵四海回答说,对这些原则问题不能不想。白厂长对赵
四海他们的试验,看到的只是一大堆失败的钢样,还有一九五八年失败的数据。而赵四海恰恰就是从失败中找到成功的依据,从中积累了经验,发现了问题,攻克了难关,开辟了通向胜利的道路。两种世界观真是泾渭分明!就在这同一场,赵四海用那块破钢板教育陈有根。对这块破钢,赵四海想得比较深,比较远。他把它从海军首长那里要来,挂在墙头上,看着它,就想到前方战士的深切的期望,想到帝、修、反如何勾结起来破坏我们社会主义国防和社会主义建设,懂得只有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地闯出我们自己的路来,中国才能富强。他是红旗手,他的组是红旗组。但他想的不是守着红旗坐着看,而是扛着红旗往前闯。这些颇具匠心的刻划和那些动人心魄、闪闪发光的语言,都很有深度地揭示了赵四海的崇高的思想境界。
《钢》剧不但通过正面的思想交锋来突出赵四海的高度的思想觉悟和革命品格,而且也通过各种方式,从侧面来表现赵四海的丰富的内心世界。第六场,老田师傅从医院里跑出来,到党委办公室对王书记和白厂长说的那席话,的确是字字千斤,为赵四海立了一篇感人肺腑的小传。老田是四海的师傅,从小看着他长大。他对四海的为人和内心感情,以及这些天来日日夜夜心里翻腾些什么,比谁都了解。他用炽烈的语言把一个炼钢工人的
一颗对党对人民赤诚的心端了出来:“厂长,一个炼钢工人拿不出钢来,他心里有多么难受,你知道吗?”看到这里,谁还能抑制得住内心的激动?紧接着,王书记对白显舟讲的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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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事故以后
看话剧《钢铁洪流》、《第二个春天》后想起的
石望江
我们的戏剧中常常写到事故。最近看到的话剧《钢铁洪流》和《第二个春天》也是这样。前者写了试验用国产合金元素治炼新钢种时炉顶烧塌,后者写了我国自行设计、自行制造的“海鹰”号舰艇首次试航时起火烧焦。事故发生后,剧中人对于事故本身和隐藏在事故背后的各种问题表示了各不相同的态度,戏剧冲突也就从此展开。
戏剧是生活的反映。我们在生活中也总会遇到大大小小的各种事故。看完戏,对于应该如何看待事故的问题,产生了一些想法。
一般说来,事故不是好东西。它会给革命事业和人民利益带来或大或小的损失。因此,我们总是千方百计地避免它、预防它。但是,尽管我们不喜欢它,它还是常常会不期而至。此中原因是多方面的。
人类对于事物的认识,从来就不是一次完成的,总是有一个曲折的过程。所谓“曲折”,就包含着在实践中的多次失败,也可以说是多次“事故”。《第二个春天》中“海鹰”号的起火事故,就属于这一类。其实,不要说是建造一艘现代化的高速舰艇,即使在日常生活中吧,
段话,更进一层的展示了赵四海的最可宝贵的革命品格。这些场次的处理,既有充沛的革命激情,又有思想的深度,使赵四海的英雄形象越来越光辉地矗立在观众的面前。
《钢》剧所取得的成就是令人鼓舞的。尽管这个戏还有不足之处,诸如,王书记、陈有根等人的形象还欠深厚,个性也还不够鲜明,对赵四海的刻划,有浓重的泼墨,还少一点细致的工笔等等。这些都还有待改进。选择钢铁工业战线的两条路线斗争这一重大题材,歌颂“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这一重大主题,并且正面展开两个阶级、两条路线、两种世界观的激烈冲突,从而塑造坚持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中国工人阶级的光辉典型,这在话剧舞合上,还是一种新的尝试。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钢》剧所取得的新成就和新经验,是十分宝贵的。这一成就表明,只要遵循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线,以革命样板戏为榜样,话刷革俞的前景是无限光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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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学骑车难免摔跤,初学游泳也会呛水。事情虽有大小,道理却是一样。
除了认识上的原因,更为重要的是,我们还生活在尖锐、激烈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社会中。许多事故的造成与政治斗争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关系。《钢铁洪流》中第一次试炼的失败,主要原因是阶级敌人应家培偷偷换掉了高温耐火砖,而这个阶级敌人,又被站在错误路线一边的厂长白显舟保护着。人们通常把这类事故称之为“政治事故”。阶级敌人的破坏、错误路线的干扰和认识过程的曲折性交织在一起,就使复杂的事情更加复杂了。
既然认识上和政治上的原因都是客观存在,那么,可以说:事故的产生有偶然的一面,也有必然的一面;有不正常的一面,也有正常的一面。问题不在于我们要不要它,而在于以什么态度来对待这位“不速之客”。
这态度,是和每个人在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中的立场分不开的,它也是每个人对整个革命事业的态度的一个组成部分。两个戏中两位厂长对事故的态度有一点是共同的:害怕。齐大同在“海鹰”号烧焦后看起来是在沉着地处理现场,其实他怕得很。他说自已几年来“实际”得多了,实质上是被各种困难吓垮了,胆怯得多了。在他看来,出了这么大的事故,就该“让‘海鹰'进棺材”了。白显舟更干脆,他声色俱厉地对赵四海说:“你想继续治炼是不是?可是我问你,你有没有把握保证下一炉不再把炉子烧塌?”按他的逻辑,只有谁给他打了“保证不出事故”的保票,他才敢往前走一步。这是右倾机会主义的惯常表现之
一。这种人在生活中也能经常遇到,他们丧失了革命的坚定性,丧失了“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战斗意志和革命气概,一有点波折,就成了瞎子,在他们面前出现的只是一片黑暗。除了一炉炼坏的钢,一艘烧焦的船,他们就什么也看不见了。因此,他们必然用资产阶级世界观来抵制和反对群众运动,压制革命的新生事物,站到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对立面上去,自己在事故面前战战兢兢还不算,更严重的是以事故为借口来拖革命的后腿。这样,事故又成了他们手上的压制革命群众社会主义积极性的武器。结果呢,不仅没有把问题解决,反而扩大了事故,到头来,一场更大的政治事故在等待着他们。你看,白显舟想用进口合金来“解决”事故,但帝国主义国家条件苛刻,死死地卡着;齐大同想照搬修正主义国家的设计来“补偿损失”,但敌人用撕毁合同的无耻手段回答了他。
与他们的态度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戏中的英雄人物赵四海、冯涛和一大批工人同志。他们懂得:“任何新生事物的成长都是要经过艰难曲折的”。因此,他们不想逃避困难,而是积极地去战胜困难。事故发生以后,对他们产生压力的,岂只是一炉坏钢、一艘焦船而已。然而他们从无产阶级革命利益出发,立党为公,冷静地正视事故,分析事故,用无产阶级的立场、观点、方法解决事故,并在解决的过程中迈出了新的步伐。一句话,努力把坏事变成好事。
事故本身包含着两重性。它的发生,是矛盾的暴露,这是好事,不是坏事。我们的戏剧作者们之所以常常喜欢写事故,恐怕原因也在这里。因为戏剧作品要高于生活,要典型化,总得择取矛盾冲突开展得最充分、最激烈的那一段时间,而事故,又总是与这种电闪雷鸣般的矛盾冲突相伴随的。矛盾展开得越充分,解决起来也就可能越是彻底。这也可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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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事故的一种“特殊功用”吧。请看,《钢铁洪流》中的事故,把赵四海和白显舟之间的-一场路线斗争引向了深入,也使暗藏的阶级敌人应家培露了马脚。这两场斗争通过反复的较量,得到了解决,结果,革命和生产都取得了胜利。《第二个春天》中,冯涛和齐大同这对曾经是“两个身体、一个脑袋”的老战友,但“海鹰”号一起火,在事故的面前就发生了严重的分歧。这分歧,分别代表着两条根本对立的路线。矛盾一摆开,于是就争论,就斗争,最后是正确路线战胜了错误路线,中国工人阶级战胜了修正主义者的挑衅,齐大同受了教育,冯涛、刘之茵和工人同志们受了锻炼,“海鹰”也“飞了起来”。
其实,同样的动人事例在现实生活中也是屡见不鲜的。同样是事故的发生,有的单位,切切实实地寻找原因,揭露了阶级敌人,或者是批判了错误路线,大大地提高了广大群众的政治觉悟,也有的单位则在一些“责任性事故”中吸取了教训,领导和群众相结合,制订出新的合理的规章制度,加强了无产阶级的革命纪律,堵塞了今后的漏洞。但在事故面前也有抱着另一种态度的,他们象白显舟、齐大同那样惊惶失措,不是相信和依靠群众,发动群众去寻找事故发生的原因和解决事故的办法,而是消极地想只依靠所谓“制度”把群众束缚得紧紧的,条目越烦琐,管卡得越死就越好;或者若是对新生事物丧失了信心,赶紧打退堂锣鼓,把全部希望寄托在外国技术的进口上,而忘掉了必要的国外技术引进必须建立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这一“洋为中用”的原则。
由于这番议论是从两个戏剧作品引起的,因此,未了又想附带谈几句文艺创作。《钢铁洪流》和《第二个春天》还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缺点,但从接触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重大矛盾这一点上说,它们恰正是反映了生活的本质。我们并不提倡大家都来写事故。我们强调的是文艺创作必须反映矛盾而不能去回避矛盾。事故仅只是矛盾冲突的一种表现。生活中的矛盾冲突是丰富多采的。它从不同的侧面反映了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需要我们从多方面去表现。有的同志由于怕出“创作事故”而怕写矛盾冲突,那末,白显舟、齐大同的经验教训,倒是很值得这些同志认真地吸取的了。当然,如同生活中暴露矛盾并不等于解决矛盾一样,仅仅敢写矛盾冲突是很不够的,还必须在革命的创作实践中研究如何在矛盾冲突中塑造无产阶级英雄形象等一系列课题。即便是写事故吧,也不能仅仅满足于写了事故的发生,以为这就有了“戏”,而是必须仔细地琢磨“发生事故以后”各种人物之间的矛盾冲突,充分地表现出戏中主要英雄人物对待矛盾的革命态度,感染和鼓舞着人们向英雄人物学习,这才是更重要的。文艺作品的创作过程中也难免要出“事故”,在“发生事故以后”应当抱什么态度这一点上,我劝作者们向赵四海和冯涛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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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剧本两面镜子
谈中国话剧《钢铁洪流》和苏联话剧《炼钢工人》
肖
豫
很巧,最近几乎同时读到两个剧本:中国话剧《钢铁洪流》和苏联话剧《炼钢工人》。讲的都是在炼钢厂发生的故事,但展现在我们眼前的,却是两幅多么不同的画面:在火光熊熊的炼钢炉前,掌握了自己命运的中国工人阶级坚持社会主义的工业发展方向,击退了帝修反的挑衅、阶级敌人的破坏和机会主义路线的干扰,不仅满怀豪情地用自己的双手炼出了优质合金钢,而且把自己也锻炼成了象合金钢一般坚强的革命战士。这是《钢铁洪流》所表现的壮丽图景。
在另一座炼钢炉前,火光照见的却是一片生产紊乱、乌烟瘴气的局面。但是,据说造成这些恶果的罪魁祸首是工人。于是,炼钢炉前又成了资产阶级分子迫害工人的场所。鲁迅曾说过,把外形相仿佛的硫化铜和真金一比较,便可以加深对这两种东西的认识。同样,把这两个都以炼钢炉为背景的剧本放在一起,也会起到类似的认识作用。这两幅生活图景,色彩悬殊,互为反衬,对比的效果不是分外强烈吗?
在这两幅生活图景中,各有一个中心人物:赵四海和维克多。他们分别主宰着两个戏的舞台。乍一看,两个人也颇有相似之处。赵四海是炉长,维克多后来也做了“炼钢师傅”;赵四海喜欢“顶撞”,维克多也喜欢“顶撞”。但实际上,他们却代表着两个对立的阶级,有着两种截然相反的精神品质。
赵四海是一个什么样的典型?用老田师傅的话来说,“这孩子从小在苦水里泡大”,后来“是党一手把他拉扯大的。这些年来,这孩子从来也没有辜负党的期望,党急什么,他急什么,党要他干什么,他决没二话。”正因为这样,他成了工人阶级的光辉典型。他深深地热爱着他的阶级,热爱中国共产党,热爱伟大领袖毛主席,并为之而战斗。正因为这样,当他遇到困难的时候,整个阶级都在支持他。你看,他坚持试炼“争气钢”,受到了广大工人的热烈拥护,从老工人到青年工人,从料场女工到已经退休回乡的老师傅,都坚决站在他的
一边。与他恰恰相反,维克多在工人群众中则是绝对孤立的。当他拿着一张大学毕业证书,以一个精神贵族的姿态出现在工人中间的时候,子然一身,形影相吊,除了一个在打群架中结识的“朋友”,谁也不愿意理睬他。他出场以后,剧作者为他设计的“英雄行为”有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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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一是揭发了原炼钢师傅偷工减料的行为;二是开了一辆推土机把工人们常去喝酒的一家小酒店给推倒了。这是他,也是剧作者提出的“解决”苏修工业路线的破产的具体行动。维克多秉承着主子的旨意,贼喊捉贼,把一切罪责都推给工人,时时处处与工人“顶撞”,与工人为敌。一个女工说他“单枪匹马地反对大伙”,这个“大伙”,实际上就是整个工人阶级。总之,一个是工人阶级的代表,一个是工人阶级的死敌。这个区别,从他们自己的台词里可以看得十分清楚:
赵四海:(深沉地)…我记得自己是一个工人的儿子,是党把我一手养大,十几
年来,我都记着这一条。…我们想为党为咱们工人阶级争气…
维克多:(对工人)…我本来以为,你们都是人…因此你们会理解我的…
现在我不再这么认为了…什么工人阶级!…你们都是小店老
板…
这两段话,再清楚不过地表明了两个人的阶级属性。维克多那种赤裸裸的叫嚣,很象《钢铁洪流》中反革命分子应家培咬牙切齿的独白。维克多不就是在资本主义复辟的条件下,横行无忌的应家培吗?
一个社会树立什么样的代表人物,足可反映这个社会的性质。赵四海和维克多这两个典型,就象两面镜子,清晰地照见了无产阶级专政和资产阶级专政两个不同的天地。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党和国家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充分发挥他们的革命自觉性和创造性;在资产阶级专政条件下,则是依靠一小撮工头、工贼镇压工人群众。赵四海作为一个工人阶级的代表,他的精神品质的最根本方面是具有着充分的阶级自觉性。这种掌握了自己阶级的命运,掌握了国家和整个革命事业命运的无产阶级英雄人物,是我们无产阶级专政国家的栋梁。他们的大量涌现,正是党的事业发达兴旺的标志。毛主席多次教导说:“我国有七亿人口,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必须全心全意地依靠工人阶级”。在毛主席的亲切关怀下,千千万万个赵四海正在不断成长,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但是,这种有着高度阶级觉悟的无产阶级英雄人物,在勃列日涅夫叛徒集团的眼中,却象洪水猛兽一般可怕。他们的法西斯政权就是建筑在血腥镇压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的基础之上的。工人阶级的阶级自党性一旦调动起来,修正主义的反动统治也就要完蛋了。为此,苏修叛徒集团拚命在工人中提倡奴性,妄图使苏联工人阶级在他们的反革命专政下温良驯服、俯首贴耳。维克多就是这种奴性的积极倡导者和推销者。维克多之所以“单枪匹马”地反对工人们,据说是因为工人没有“职业上的诚实性”。一批苏修评论家认为“诚实”是维克多品质中最“美好”的东西,同时又是他对工人施行“高于
一切”的“道德教育”的基本内容。“诚实”,这确实是一个动听的词汇,可惜在实际生活中,它从来就不是超阶级的。两千年前的孔子及其门徒,也很强调“诚”的理论,说是什么“斋戒沐浴可以祠上帝”,这个上帝不是别人,正是反动的奴隶主。基督教的传教士要求人们对上帝“诚实”,这个“上帝”,就是地主资产阶级。蒋介石也曾鼓吹“诚”的哲学,但这根本就是维护法西斯统治的精神枷锁。历代反动统治者都向劳动人民要求“诚实”,而他们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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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则从来就没有诚实过。所谓“诚实”,其实只不过是奴性的代名词而已。列宁格勒一个联合企业的总经理就曾经遗憾地承认,维克多也很有一些不诚实的地方。例如,他把自己曾与朋友的未婚妻结过婚这一点一直隐瞒着;他很想爬到炼钢师傅的位子,却又假情假意地推却等等。由此可见,他所提倡的“诚实”是只要求工人奉行而自己根本不准备实行的。他要求工人对谁“诚实”?说到底,是对勃列日涅夫叛徒集团诚实。他在剧中的一系列行动,目的就是为了强迫工人用这种“诚实”精神来对勃列日涅夫叛徒集团“负责”,遵守修正主义工业路线强制推行的棍棒纪律。一句话,就是要求广大工人循规蹈矩地做苏修垄断资产阶级的奴隶。
但是,工人并不听从这-一套“诚实”的说教。于是,维克多在被碰得鼻青眼肿以后,就凶相毕露地宣称:
“首先应当教会人们诚实!在一切方面!如果需要,甚至用暴力!”
真是图穷而匕首见。法西斯主义的哲学家尼采曾宣扬:“上等人有必要向群众宣战!”维克多在公开地向工人群众宣战了。他相当“诚实”地说出了勃列日涅夫统治集团的心里话:用法西斯“暴力”威逼工人阶级做“诚实”的奴隶。苏联一个新资产阶级分子激动地说,维克多的这些话是“生活的命令”。其实,这毋宁说是勃列日涅夫的命令。苏修叛徒集团毫不掩饰地宣布,维克多、切什可夫、普隆恰托夫等形象是“现代的、社会需要的思想的代表者”,“是我们社会今天所需要的那种主角(英雄)”。一个社会如此迫切地需要这群镇压工人阶级的鹰犬,并把他们诩之为“英雄”,这个社会的性质也就不问可知了。事实上,这种“需要”不仅明显地暴露了苏修叛徒集团企图继续加强资产阶级专政的反革命欲望,而且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苏联工人阶级反抗他们的斗争正在兴起。劝导“诚实”,正因为很有一些人对他们不“诚实”;乞灵于法西斯暴力,正证明他们反动统治很不巩固。《炼钢工人》的剧作者别出心裁地设计了这样一个结局:维克多因推倒了小酒店要受审,工人们自动募捐替他赔偿损失。这条为维克多硬加上去的一个“胜利的尾巴”,完全是自欺欺人之笔。实际上恰恰相反,今天的苏联工人阶级决不会永远让维克多和他的主子们欺压。他们总有一天会开动着革命的推土机,在苏维埃大地上进行一次清理工作,把维克多之流这些政治垃圾彻底扫除干净。
“轻视反面教员的作用,就不是一个彻底的辩证唯物主义者。”《炼钢工人》这个从思想到艺术都糟透了的剧本,不仅使我们进-一步看到了乌烟瘴气、群魔乱舞的苏联文坛现状,同时也帮助我们进一步认识思想内容的反动必然带来艺术上的没落这样一个真理。转过头来看看我国的《钢铁洪流》,恰正与它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正因为赵四海是朝气蓬勃、气壮山河的无产阶级英雄人物,因此,塑造这样的英雄形象的作品也有着生气勃勃的无产阶级革命风格。今天,在毛泽东思想阳光照耀下的中国大地上,象《钢铁洪流》这样的无产阶级文艺新花,有的正在破土而出,有的已经含苞待放,它们与鲜艳夺目、迎阳盛开的革命样板戏的奇花异卉汇聚在一起,形成为一个万紫千红、争妍夺春的百花园。毛主席在二十儿年前就指出:“这种中国人民的文化,就其精神方面来说,已经超过了整个资本主义的世界。”读完《钢铁洪流》和《炼钢工人》这两个刷本,我们可以对这段话获得更深刻的体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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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研怀
以小见大
谈谈小戏创作
上海戏刷学院奚文熙
小戏,短小精悍,灵活轻便,能迅速反映现实斗争生活,既有利于全国广大地区群众业余文艺活动的开展,又有利于文艺队伍的培养,很值得提倡。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不断涌现出来的大量小戏中,我们已经可以越来越清楚地看到它的强大战斗力。有人说:“小戏只能写小事,因此提倡它是错误的。”这种论调听起来很耳熟。在过去修正主义文艺黑线统治的时候,周扬一伙也主张小戏只能写小事,只能写邻里纠纷、婆媳勃谿,妄图取消小戏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职能。今天的这种论调,是文艺黑线的流毒没
有得到彻底肃清的反映。
小戏完全可以做到“以小见大”,反映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所谓小,指的是篇幅。但
一切文艺作品的政治容量和社会作用,从来就不是以篇幅来衡量的。鲁迅生平没有写过一部长篇小说,但他那些一、两千字的短篇作品,画出了一个时代各个阶级的人物典型,起到了某些卷帙浩繁的“皇皇巨制”所起不到的战斗作用。他也没有写过滔滔不绝的长诗,而只是四句、八句,儿十个字,熔铸了革命的世界观,直接为无产阶级的政治服务。这就是“以小见大”的光辉典范。我们的不少小戏在这方面也取得了可喜的成绩。象《新委员》,说它“小”,一个独幕剧,五个角色,半个多钟头的演出时间,确实不能算“大”。但它却通过新千部方承松和老干部徐成在对待支援兄弟厂新产品上马问题上的不同态度和由此引起的矛盾冲突,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两条不同企业管理路线的斗争,你能说它“小”吗?《拣煤渣》也是如此。它不仅篇幅小,矛盾又在被李小虎称之为“一点点”的煤渣上展开,但它不仅写了节约和浪费之间这个很有现实教育意义的题材,而且还进一步指出了隐藏在这个问题后面的两种世界观的斗争。于是,“小”也就变成了大。
当然,这并不是说,小戏就可以代替大戏,短篇作品可以代替长篇作品了。我们波澜壮阔的革命事业,迫切需要大量在思想性和艺术性的结合上精益求精的大戏和其他长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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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来反映。江青同志亲自培育的一系列革命样板戏,就是这样的艺术明珠。它们在塑造完美的无产阶级英雄形象的时候,展示了广阔的革命斗争生活画卷,写出了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曲折而完整的过程。从这些方面看,小戏在时间和空间上确实有一定局限。但我们在创作小戏的时侯,不是通过扩充篇幅来冲破这种局限,而是应当在样板戏创作经验的指导下,尽量在较小的篇幅中扩大作品的内在容量,使之具有更深刻的政治意义,做到从小作品中来反映大题材。
“大”是否一定要写大场面?不一定。题材的重大与否,与场面的大小不完全是一回事。小戏完全可以写重大题材、重大主题,但这只能是以小见大,透过一个侧面来反映火热的斗争生活。事实上,凡是与当前实际生活中发生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息息相关的,都属于重大题材、重大主题。小戏由于具有轻便、及时的特点,在这方面具有优越的条件。就以小戏《补课》来说吧,它的题材和主题是在教育革命过程中提炼出来的,虽然写的事件并不大,却提出了如何培养和教育青年一代这样一个大问题。它一问世,本身也就参加了教育革命。有的人反对它,有的人支持它。对《补课》的争论,在一些中学里一度成了两条教育路线斗争的一个组成部分。这就证明它的主题是深刻的,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小戏的作者首先必须是现实斗争中勇敢的战士,才能表现有重大政治意义的主题。一些小戏的作者说:“要写大事,首先要关心大事、胸怀大事。”这很有道理。但要做到这一点就需要作者在斗争中努力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力求把握住现实斗争的脉搏,洞察各种社会现象的实质。《补课》的作者在两条教育路线斗争中认真学习,几易其稿,使主题不断深化,最后在学习了培光中学的经验以后,才确定了现在的主题,便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以小见大”的“大”,还必须体现在英雄形象的高大上。
过去的小戏舞台,是中间人物特别活跃的场所。过去曾经有过这样一种“理论”:“小戏篇幅小,无法塑造无产阶级的英雄形象;而抓住中间人物转变的一刹那,则可在短时间内出性格、出人物、出戏。”不错,小戏也应该“出性格、出人物、出戏”,但问题是出什么性格、什么人物、什么戏?在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中,每天都在涌现出无数高大的无产阶级英雄人物,要不要表现和歌颂他们,这是决定文艺的阶级性质的一个根本问题,小戏自然也不能例外。热衷于表现谓中间人物,实质上是以庸俗和渺小来取代崇高和伟大,最后势必滑到修正主义的文艺泥坑中去。小戏也可以写转变人物,《新来的管理员》中的罗大刚,《无影灯下颂银针》中的罗医生,《补课》中的张老师和李钢,都可称之为转变人物,但写他们的目的,只能是为了衬托英雄人物。事实证明,只有致力于写好英雄人物,才是真正起到篇幅小、容量大的效果。
要写英雄人物,关键是要典型化。有人以为既然要求小戏迅速及时反映现实生活,就不能要求典型化。这是一种误解。决不能认为典型化只是对大戏的要求;小戏就可以局限于真人真事,或者典型化的程度可以低一些。任何革命文艺作品,都必须遵循“比普通的实际生活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因此就更带普遍性”这个原则。小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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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不例外,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反映现实生活,为现实斗争服务。小戏《一副保险带》的原始素材是相当简单的:一个电工买了一副保险带来向会计报销,会计不同意,经过说服,电工就去退了。如果局限于真人真事,显然是难于构成一出富于教育意义的小戏的。可是,作者们并不停留在这一点,而是通过广泛的深入了解,积累了许多会计勤俭办社的先进事迹,有机地集中在红英这个典型形象身上,这个戏的思想意义就大了。《补课》所写的,似乎是学校生活中几乎天天能遇到的事情,但是,它却能引人深思,促人猛省,原因就在于它“把这种日常的现象集中起来,把其中的矛盾和斗争典型化”。在金老师身上,集中了许多“忠诚于党的教育事业”、坚持毛主席的教育路线的革命教师的优秀品质,所以戏虽小,而英雄形象却丰满而高大。因此,小戏决不能就事论事,“现炒现卖”,而必须开拓生活面,更广泛、更深入地接触现实生活,从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高度对生活进行艺术概括。不要以为小戏小,作者接触的生活面也可以小一点。鲁迅历来反对那种把短篇作品的写作看得过于容易,略有所感便填成一篇的才子作风。他自己,即使是千把字的短文,也总是运用几十年来阶级斗争中积累的历史经验,花费巨大的“知人论世”的功夫,付出辛勤的劳动而后写成功的。这样的作品,即说短,也能画出整个社会的面貌,揭示社会历史的本质。只有在大量的生活素材中提炼出来的作品才会具有典型性。换言之,只有经历了从“大”到“小”的过程,才可能“以小见大”。自然,小戏的“大”,毕竟是寓于“小”之中的。因此,要表现重大的主题,塑造高大的英雄形象,必须仔细研究和把握小戏的特殊性。例如,与大戏相比,小戏特别要求人物简约、情节单纯、结构紧凑,所以,就需要有较好的艺术构思,讲究故事性,尤其是戏剧冲突的开展要迅速、集中。有的小戏,人物设置叠床架屋,矛盾进展缓慢拖沓,生产过程的交代不厌其详,结果只能浅尝辄止,草草收场。广大群众批评这种小戏是“派头大,效果小”。这与我们“以小见大”的主张适得其反。应该说,“以小见大”既是小戏的长处,又是小戏的难处。在艺术形式上求“小”、求集中、求凝炼,目的正是为了在思想内容上求“大”、求深刻、求有更大的普遍性。不能离开思想内容的要求孤立地来探讨小戏的“小”。只有在形式为内容服务的前提下,才能真正找到“以小见大”的钥匙。所以对于那些思想内容方面主流好,而在艺术上较为粗糙的小戏,不要轻易否定,而应在实践中反复修改,努力把它搞好。目前,在毛主席革命文艺路线的指引下,小戏创作也和其他文艺创作一样,正在蓬勃开展。这本身是一件大事。千百万工农兵业余作者用小戏作武器,迅速地反映各条战线上的现实斗争,这对繁荣社会主义文艺事业,满足广大群众对精神食粮的迫切要求,都有着巨大的意义。我们要满腔热情地提倡它、培植它、保护它。现实生活需要小戏,同时又为小戏提供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泉。小戏的活动领域是广阔的,它是大有希望、大有前途的。小戏搞好了,对大戏、对整个文艺领域都会有积极的推动。这也可以说是一种“以小见大”吧。·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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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专业与业余相结合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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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人民淮剧团乔谷凡顾少春
近两年来,我们和嘉定县桃浦公社的业余作者一起创作了《六月红》、《一副保险带》等小戏曲。合作的过程,是我们移立足点、改造世界观的过程。斗争实践使我们认识到,专业和业余结合,不单是个文艺创作的方法问题,还是一个文艺工作者与工农兵相结合的方向问题。
专业和业余结合,对专业工作者来说,首先有个指导思想问题。《一副保险带》原来是业余作者根据真人真事写的一个广播刷。我们根据这个素材,到桃浦公社李子园大队深入生活,和业余作者相结合,重新创作。参加写作的同志中有县文化馆的干部,也有李子园大队土生土长的业余作者。开初,我们所以要合作的动机是:自己剧团的创作人员人少力单,要完成创作任务,只有到工农兵当中去寻找力量。抱着这种单纯找力量、找帮手的思想,我们的眼睛就光盯着文化馆的干部,对那位参加创作全过程的业余作者,我们却认为他不会写戏,当然不能成为结合的主要对象了。我们只是把他作为在生产队深入生活的“接头人”、熟悉素材的“材料袋”。但是,这位同志以文艺创作的主人翁的态度,对剧本提出很多建设性意见。他的实际行动正是对我们的错误思想的有力批判,促使我们认真地重温毛主席有关专业和业余相结合的教导:“从他们吸收由群众中来的养料,把自己充实起来,丰富起来,使自己的专门不致成为脱离群众、脱离实际、毫无内容、毫无生气的空中楼阁。”我们向文化馆的同志学习,当然是十分必要的。问题在于我们将贫下中农选派的代表撇在一边,名谓和业余结合,实际上将业余的同志当作“接头人”、“材料袋”,甚至只是装装门面,就完全不对头了。这是“技巧第一”、“智育第一”的修正主义思想在我们头脑中作祟的必然结果。这个教训说明了,和业余相结合,首先要有一个正确的指导思想,有
一个虚心向业余同志学习的态度,否则是一定结合不好的。
专业和业余相结合,象所有的新生事物一样,道路并不平坦,有曲折,有斗争。而这种斗争又一定要反映到我们思想上。《一副保险带》公演后,得到领导和工农兵观众的鼓励,本来这是一件好事,体现了毛主席革命文艺路线的胜利。但是,资产阶级习惯势力和名利思想也跟着向我们侵袭过来。加上我们本身是有缝的蛋,头脑里残留着这些脏东西,因此苍蝇一叮就中。听到一点风言风语就患得患失,觉得“和业余合作的作品低人一等”,而且“吃力不讨好”。正当我们思想上产生犹豫彷徨的时候,党组织热情地支持和肯定了专业和业余相结合的方向,并且引导我们从党的基本路线来看待思想文化战线的阶级斗争,使我们意识到,资产阶级向我们吹冷风,目的正是要否定和工农兵相结合的革命道路。一个文艺工作者要为工农兵服务,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只有全心全意做人民群众忠实代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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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义务,绝对没有为个人图私利的权利。专业作者要与业余结合好,就应该不断地向资产阶级习惯势力和个人主义、名利思想打进攻战,坚定不移地走与工农兵相结合的道路。所以,当我们确定创作《六月红》的时候,仍然坚持了和业余相结合的方向。
这里想谈一谈《六月红》题材的得来。在《一副保险带》的创作过程中,我们把李子园大队当成自己的家,当地的领导、贫下中农也把我们当作家里人。记得我们在修改《一副保险带》的时候,光注意和这题材有关的先进人物的事迹,对身边发生的其他事情则并不在意。但是,在那里蹲点的公社党委副书记以及贫下中农,他们常常把丰富多采的斗争生活讲给我们听。有一次,党委副书记给我们讲起一个生产队长和质量检验员之间发生的矛盾,我们觉得很新鲜,一追问,原来就是我们所住的生产队。平时,由于我们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对发生在自己身边的先进人物、先进思想,熟视无睹。经副书记提醒后,才留心起来,才感到检验员一丝不苟地对待质量的严格态度,正表现了广大贫下中农通过文化大革命在精神面貌上发生的深刻变化。这就激起了我们表现贫下中农“敢把工农情谊一肩担”的光辉思想的愿望。就这样,修改《一副保险带》,带出了《六月红》的题材。说起来好象很偶然,其实偶然中寓有必然。这个题材的得来,向我们提出了这样的问题:为什么我们身在宝山不识宝?这是因为我们人虽然下去了,实际上对这个“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唯一的源泉”,还只是浮在上面,或只是站在旁边,没有真正卷入生活的激流中去。只有当你与工农兵一起劳动,一起战斗,和他们同命运共呼吸,才有可能尝到“源泉”的甘美,才能发掘出生活中的宝藏。
专业和业余相结合,能否充分发挥业余作者的作用,关键在于专业人员有没有甘当小学生的态度和决心。按理,我们有了《一副保险带》结合时的教训,创作《六月红》时该不再出问题了。其实不然。态度不端正,在合作过程中依然要出毛病。记得我们在讨论《六月红》提纲时,本来很活跃的业余作者小张,两天内却一言不发。我们问她,她笑而不答。开初,我们还怪他们何以只动腿,不动嘴。后来我们从另一个业余作者那里了解到,她觉得枯坐在这里没意思,还是回去参加劳动对党有贡献。果然,第三天她没有来。小张的走,使我们震动很大。是什么原因使小张觉得枯坐没意思?她为什么不开口?是她开不了口,还是因为我们的思想行为使她无法开口?我们查一查自己的思想,自已的行动,终于发现小张的走,关键在我们身上。本来,小张他们对《六月红》的题材、主题以及英雄人物,认识要比我们深切得多,最有发言权,但是在我们思想上,却自以为要此业余作者高明,他们开口也罢,不开口也罢,无碍大局。这种思想表现在行动上,讨论提纲时,我们自己滔滔不绝,张口闭口都是专业名词,业余作者刚发言,往往被我们打断,他们和我们一下子很难有共同语言。实际上是我们垄断了发言。没有共同语言,恰恰反映出我们同工农业余作者存在着很大的思想差距,我们还没有在思想感情上同他们打成一片。毛主席讲:“在群众面前把你的资格摆得越老,越象个‘英雄”,越要出卖这一套,群众就越不买你的账。”我们没有放下架子,没有甘当小学生的热情,这才是小张走的根本原因。
从思想上找到了原因,我们再把小张请来,这样就出现了一个有商有量、生动活泼的局面,顺利地完成了刷本的构思。
我们思想上的这种反复过程,充分说明了,专业和业余结合,一个首要的问题,就是专业工作者自己世界观的改造。和工农业余作者的结合,首先应该是思想上的结合。许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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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余作者本人就是先进人物,他们身上的优秀品质,政治热情,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觉悟,对我们教育很深。《六月红》的写作过程,正逢七月农村大忙,公社党委大力支持剧本的创作,决定业余同志脱产写作。按我们的想法,上有公社党委决定,下有群众支持,完全可以心安理得地脱产写作了。但是,业余同志的想法同我们不一样。他们党得农忙季节多一个人,多一份力量。因此,他们坚持不脱产,并且还出早工,收晚工。只有出工前,收工后,才是他们的创作时间。晚上蚊子咬,便躲在帐子里写。就在这样的条件下,他们都按时地完成了任务。业余作者老张,走在路上想到一句,记下来,吃饭的时候想到一句,记下来,他爱人心疼地说:你白天黑夜的“番茄”“番茄”,自己瘦得象条“丝瓜”了。但是他全不理会,写好后还念给周围邻居听,广泛地征求意见。说实在,当我们读着浸透着他们的心血的稿本时,内心无限敬佩。特别是当他们说:“我们不是为个人写戏,而是为阶级写戏,你们要多提意见”时,我们内心更为激动。“为阶级写戏”,这就是他们不为名、不为利,刻苦创作的力量所在,我们和他们相比,千差别,万差别,根本差别就在这里。
专业和业余相结合,有利于剧本思想内容艺术质量的提高。和我们一起合作的业余同志,以往都没有接触过戏曲创作,他们自谦为“外行”。其实不然。决定一个剧本的成败优劣,当然有各种因素,但是,“革命的文艺,则是人民生活在革命作家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因此,起决定因素的是作者的思想感情,对生活熟悉、认识的程度。这些方面,业余同志比我们强得多,内行得多。《六月红》里,产量和质量的辩证关系,是剧本冲突的基础。开始,我们为了突出先进人物菜妹的思想,一味强调她对质量一丝不苟的负责态度。业余同志从辩证唯物主义观点出发,指出我们把产量和质量对立起来,实际上是否定了菜妹的先进性。根据这个意见,剧本增加了菜妹狠抓产量这个重要的侧面,才使莱妹的形象树了起来。《六月红》公演后,领导和工农兵提出,菜妹怎样追查番茄的一等品里掺有等外品,还缺乏行动。怎么加强呢?当时我们一筹莫展,想不出个办法来。但是,业余的同志立刻想出了办法:让菜妹从磅码簿上发现有三筐的重量超过一般的重量;找出这三筐,就发现有人在装筐后,过磅前,把等外品掺进去了。为什么业余的同志不费什么劲就想出办法来了呢?因为他们熟悉生活,懂得番茄装筐平着筐口,每筐份量基本相似,超重过多就说明其中有问题。这样处理,合乎情理,给人物增添了光彩,又有生活气息。再拿戏曲中的唱词来讲,一般都认为技巧性强,难度高。但是,象《一副保险带》里,“我与社员同劳动共算丰收账,算不尽毛主席的恩情长”,“满田棉花满田稻,都是红太阳光辉照”等比较朴素、生动,富有思想容量的唱句,正是业余同志对毛主席有着无比深切感情的由衷抒发。尚若光掌握音韵音节,而无工农兵的情感,写出的唱词必然干瘪无味,是无法抒革命之情的。因为,技巧再高,也无法掩盖生活和思想的贫乏。业余同志正是以他们深厚的阶级感情,对生活的熟悉,加强了剧本的思想性和艺术质量。
专业和业余相结合,不单是一种创作方式,本质上体现着文艺工作者和工农兵相结合的方向。这种结合有利于繁荣社会主义创作,有利于专业队伍的思想改造,有利于业余创作队伍的建设。我们还只是刚刚开始实践,无论在思想上和工作上都存在着很多问题,但是我们愿意遵循毛主席的教导,朝着专业和业余相结合的道路走下去,不断地丰富自己,提高自己,做人民群众的忠实代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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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上了难忘的一课
谈《补课》的主题提炼
上器青幸话寄蓄《补课》创作组
独幕话剧《补课》演出以后,得到工农兵群众的热情鼓励,这对我们是很大的鞭策。回顾刷本的创作过程,特别是主题的提炼过程,深深感到在我们的创作思想上是“补”了“难忘的-一课”。
《补课》是一出反映教育革命的戏。提炼这出戏的主题,经历过不少曲折。我们曾经儿次变换主题,但是,变来换去,总感到不理想,不深刻,感到没有把生活素材中所包含的本质的东西挖掘出来,因此,又逐个被否定。主题,是作品的灵魂,全篇的纲。主题不深刻,就会影响英雄形象的塑造、人物关系的设计和矛盾冲突的组织,影响到作品的战斗性。那么,为什么主题提炼不深刻呢?开始我们没有从思想上好好找-一找原因,只是简单地采取关门讨论的办法,急于想讨论出一个满意的主题来。结果,当然事与愿违。
正当我们十分焦急的时候,报纸上发表了培光中学教育革命的先进经验,教有战线越烧越旺的斗争烈火,迅速驱散了弥漫在我们眼前的迷雾,开阔了我们的视野。我们立即改变关门改戏的做法,走出门去,投身火热的群众斗争,奔向教育革命的第一线。在现实斗争的奔腾激流中,我们看到了教育战线上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生动事实,听到了许许多多工人阶级关心下-一代的教育的动人事例和优秀的革命教师的先进事迹,受到了一次深刻的思想和政治路线的教育。那时候,社会上正在争论学生的知识质量和怎样看待青少年的问题。广大工农兵群众摆事实、讲道理,批驳了“九斤老太”那种一代不如一代的错误观点。现实斗争的教育,打开了我们的心窍,我们的思想好象豁然开朗,懂得了我们这个反映教育革命的戏,应当同教育战线的形势紧密结合起来,用艺术形象来回答现实生活中提出的重大问题。这样一来,在《补课》创作中一直感到很棘手的提炼主题的问题,竟出乎意外地顺利解决了。这时,我们的心情,犹如石油工人在深邃的地层中突然钻到油层一样,无比兴奋。我们体会到:只有以党的基本路线为指导,在反复的生活实践的过程中,才有可能对现实斗争的丰富内容有所认识,并且一次比一次更深入。浅尝辄止,是决计发掘不出什么深刻的思想来的。要使创作有新的突破,首先是创作人员的思想要有新的突破;创作人员的思想认识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剧本的主题思想才能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根据现实斗争的需要,从实际生活中提炼主题,使之具有现实针对性,才能使作品发挥比较强烈的战斗作用。对这个问题,我们也有一个认识过程。
我们在开始创作的时候,虽然是想要反映教育革命,但具体写什么呢?却有过不少想法。我们看到,经过文化大革命,教育战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教育革命中,涌现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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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许多先进单位和先进人物。而另一方面,教师队伍的改造又是长期的、艰巨的,斗争还很复杂。面对教育战线的这种情况,我们的文艺创作理应去“触及时事”,歌颂先进,揭露矛盾,推动教育革命的不断发展。但是,起初我们既不敢歌颂先进,也不敢揭露矛盾。为什么?我们担心:把教师写成作品的主要英雄人物要犯错误;又怕把作为对立面的教师写得不恰当,同落实知识分子政策有抵触。后来,通过学习《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我们才明确:问题的关键是用什么样的阶级感情,站在什么阶级立场,抱着什么目的去写。描写先进教师,是要在作品中歌颂那些受工农兵欢迎的无产阶级知识分子,怎样坚决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积极参加教育革命,这怎么会犯错误呢?何况我们写的金老师的形象,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涌现出来的,经过工人阶级的再教育和教育革命实践的锻炼的先进教师的典型。至于对作为对立面的教师,我们满腔热情地描写他怎样在英雄人物帮助下,同修正主义的教育思想决裂,走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这不但不与政策相抵触,相反,恰恰符合党对知识分子政策的根本精神。因此,我们就在戏里试写了两个教师,他们在对待“皮”学生的问题上,展开了两种教育思想的冲突,以此来歌颂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
没有想到戏一演出,竟闯了“祸”,引起了一场激烈的争论。一部分教师说这个戏提倡了“母爱教育”(指主人公金老师替“皮”学生李钢补书包),长了“皮”学生志气,灭了老师威风,助长了无政府主义,是毒草。有些同志则认为,教育革命中许多事情还分不清是非,《补课》下的结论太早了。在这种情况下,由于我们自己的世界观没改造好,头脑里“文化工作危险论”又冒了头。这时,领导和群众及时帮助我们克服错误思想。领导上还特地邀请不同观点的教师举行座谈会,就戏里所触及的问题,诸如什么是“母爱教育”,什么是无产阶级感情,什么是无政府主义,什么是“五敢”精神;什么是孔孟的师道尊严,什么是无产阶级真正的严格要求等等,结合具体的教育实践,进行讨论,产生了很好的效果。有一位教师学习了戏中金老师的好思想,主动为学生缝补书包,师生之间本来比较紧张的关系,逐渐有所改善,变得融洽起来。有一位教师开始看了戏很恼火,说:“剧中张老师讲的话,我都讲了;张老师做的事,我今天还在做。你们把张老师提到路线上、感情上来批判,我想不通。”但是,经过讨论,明辨是非,划清界限,他终于明白:“张老师确实错了”,“金老师才是学习的榜样”。这样的例子不少。看戏评戏,变成了一场生动的路线教育,既学习了毛主席的教育路线,又批判了修正主义教育路线,从而对教育革命起了促进作用。
为什么一出小戏,会引起那么激烈的争论呢?原因就在于《补课》的主题,涉及到教育革命中人们所普遍关心的一些重大问题。可见,小戏的创作就是要敢于触及时事,敢于写矛盾斗争,决不能搞无冲突论。为此,我们在确定主题以后,就着手把剧中的人物关系和矛盾冲突,重新加以设计和组织,特别是对英雄形象的塑造作了较大幅度的修改,力求突出和深化主题,以进一步增强作品的战斗性。
在剧本的初稿中,我们把主人公金老师设想为工人讲师,而作为对立面的张老师是一个老教师。以这样的人物关系来反映当前教育战线上的斗争,虽然也可以,但根据现有的主题要求,总感到不够贴切和有力。工人讲师是就阶级成分讲的,老教师是就年龄讲的,构不成必然的冲突;同时,工人讲师的先进典型,还不能体现原有教师队伍的深刻变化;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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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美术
为毛主席革命路线放声歌唱
上海无线电二厂老工人合唱队
一九七○年,在党中央关于“要普及革命样板戏”的号召下,出现了学唱革命样板戏的热潮。为了响应党的号召,认真宣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我们老工人在厂党委领导下,也和青年人一样朝气蓬勃地登上了文艺舞台,为革命放声歌唱。
我们这个合唱队有二十多位老工人,大部分是战斗在生产第一线的女工,平均年龄四
十六岁,工龄都在二十七年以上。两年来,我们边学习,边战斗,懂得了唱歌不是为了消遣消遣,娱乐娱乐,而是为了宣传毛泽东思想,宣传党的路线和政策,鼓舞群众斗志,抵制资产阶级的歪风邪气,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因此,我们越唱越有劲,越活越年轻。
我们老工人合唱队刚成立时,不少老妈妈都存在怕难为情的思想。有的讲:“唱歌、唱戏,都是青年人的事。我伲老太婆不要去轧一脚。”有的讲:“儿子孙子都有了,台下做‘奶奶'倒来事,台上唱‘奶奶'勿来事。”这些思想,反映了我们有些老工人对无产阶级要占领文艺舞台、占领上层建筑的重要意义认识不足,对开展群众性的歌咏活动的重大意义缺乏深刻理解。针对这些思想,我们学习了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认识到革命文艺是“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的武器”。我们唱歌不是“白相相”,而是用毛泽东思想去永远占领上层建筑,在意识形态领域里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这是党和人民交给我们的一个历史任务。大家一致表示:为革命就要敢于登上文艺舞台。我们老工人对党、对毛主席、对社会主义制度有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大家说:“旧社会我们吃猪狗食,干牛马活。不要讲唱歌、唱戏,就是连戏院的大门也进不去呀!特别是女工,年纪一大,饭碗都保不牢,哪里还谈得上什么文娱活动?今天,我们不愁吃,不愁穿,生老病死有依靠,社会主义就是好。不会唱歌也想唱,越唱心里越开心,越唱浑身越有劲!”由于大家一心要唱出对党对毛主席的深厚感情,唱出自己翻身做主人的光荣感自豪感,唱出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整风运动的中国工人阶级的精神面貌,所以,尽管我们不大会唱歌,每次唱歌却是十分认真,放开喉咙唱。
但是,我们老工人合唱队自成立起,也听到一些冷言冷语。有人讲:“老太婆上台瞎起劲,回去抱抱孙子差不多。”有人讲:“这是为了出出风头”。我们听了这些话并没有气馁。大家说:到底是不是“瞎起劲”,到底是不是为了“出风头”,可以让事实来证明嘛!我们回顾了文化大革命前的情况。那时,刘少奇一伙为了复辟资本主义,推行一条修正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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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黑线,让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充塞我们的舞台。今天,我们无产阶级占领了文艺舞台,夺取了资产阶级的世袭领地,能够走上舞台为工农兵演出,是毛主席革命文艺路线指引下产生的新生事物,怎么能叫“瞎起劲”呢!过去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在我们的舞台上招摇撞骗,大出风头,有些人看看觉得“蛮好”,为啥我们老工人上舞台,就叫“出风头”了呢?通过讨论,大家认识到,唱歌唱戏里也有阶级斗争。我们不仅要和修正主义路线流毒斗,还要与人们头脑中的旧传统习惯势力斗。今天,我们工人阶级占领了文艺舞台,就站定了,再也不走了!有人说:“唱歌是瞎起劲”。我们说:“为革命唱歌,越唱越起劲!”有人讲:“唱歌是为了出风头”,我们讲:“工人阶级沿着毛主席革命文艺路线向前奔,大有奔头!”
认识提高了。大家把每一场演出都看作是党交给我们的政治任务,都看作是一场战斗!去年九月份,参加亚非拉乒乓邀请赛的旅日、旅美、旅西德的台湾同胞和我们上海工人阶级联欢。市工人文化宫要我们老工人合唱队也参加。但是通知到厂的时候,工厂已经下班,大部分队员已经回家了。任务重要,时间紧迫,怎么办?厂工会领导和还未离厂的队员紧急开了一次碰头会。大家认为,这次演出意义重大,这是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重要政治任务;我们一定要把我们新中国工人的豪迈气概和幸福生活的情况充分地让台湾同胞了解,使他们更加热爱祖国,更加向往祖国的统一;无论有多大的困难,也一定要坚决克服,完成任务。于是马上行动起来,有的打电话,有的骑自行车去找人。大家只有一个信念:演出就是战斗,通知就是命令,我们老工人合唱队一定要召之即来,坚决完成任务。
有的同志住得很远,才踏进家门,听到电话通知,连饭也顾不得吃便直奔剧场;有的同志正在吃饭,得到通知,放下手里的半碗饭就赶来了;有的去看电影了,接到通知,马上从电影院赶到刷场。那天我们为台湾同胞演出,劲头分外足。台湾同胞看到大陆上工人阶级这样幸福,这样有朝气,十分激动。他们用热烈的掌声为我们打拍子。掌声,歌声,交织在一起,把祖国大陆的工人阶级的心和台湾同胞的心紧紧地联在一起。虽然演出到深夜十
一点,但大家心里非常高兴,因为我们用热情满怀的歌声为祖国的统一作出了一份努力。我们老工人要唱好一段样板戏,一首歌曲,困难确实不少。我们二十几个人中,有山东人、宁波人、无锡人、常州人、苏州人。俗话说,“乡音难改”,用普通话唱,就是一大障碍。在我们中间,除了三、四个同志识一点简谱外,大多数同志只认得“1、2、3、4、5…”,不晓得“多、来、米、发、索…”,有些同志文化低,加上年纪大,记性差,还有的同志血压高,一上台,神经一紧张就感到头晕。有困难怎么办?大家一致说:“不会唱就认真学,刻苦练嘛。别人两天学会,我们学一个星期总是会学会的。”我们不是在唱“工人阶级硬骨头”吗?战胜困难,就要拿出这种精神。我们懂得:要占领文艺舞台,既是一场尖锐的阶级斗争,就要作出艰苦的努力。我们老工人要学会本领,提高演出质量,达到“革命的政治内容和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的统一”,才能充分表现无产阶级的豪情壮志,有力地同资产阶级斗争。因此,每次学新歌,我们总是请文艺宣传队的同志一遍一遍、逐字逐句地教。不会讲普通话,就在歌词旁边注上音,象小学生读书一样,一句一句地读,硬记硬背。有些老工人识字不多,大家就互帮互学。有的同志利用吃饭休息时候,拿起歌纸唱两遍,下班走在路上背两遍,回到家里也不停地哼哼。有时候突然有一句唱不全了,就把自己的子女拖来做老师。有的同志在路上、电车上也抓紧时间背歌词。有位同志怕夜晚学歌要影响家里人睡觉,就拿着歌纸躺在被窝里默诵它的内容,实在记不起来就拧开电灯看一看再背。厂里有些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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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我们开玩笑说:“老太婆真象小人”。我们回答讲:“是啊,讲我伲是小人,我们就是要从头学嘛!”
在上级领导和工会的支持下,我们老工人合唱队在政治思想上、业务质量上有了一定的提高。因此,外出演出的次数也多了,赞扬声多了,名气响了。但我们老工人都有一个共同的心声:“唱革命歌,做革命人,唱歌不忘老工人的本色。”大家讲:“我伲是老工人,一定要把工人阶级的好作风、好传统带到文艺舞台上。”
为了适应经常演出的需要,我们收集了一些废木料,做了一些小板凳。出去时,在卡车上可以坐;演出时,把小板凳一排,就成了“台架”,非常轻便。我们想,这不仅是演出方便的需要,也是为了发扬我们工人阶级艰苦朴素的革命传统。
由于在旧社会我们受到资本家的残酷剥削和压迫,合唱队许多同志都有病痛在身。有的坐骨神经痛,有的有关节炎,有的高血压,有的动过大手术,但是没有一个同志因此而影响练唱和演出。有的同志身体很不舒服,一想到要唱歌,要宣传毛泽东思想,精神就来了。说也怪,有时一场歌唱下来,身上毛病是会轻很多。同志们风趣地说:“这里痛,那里痛,革命歌曲一唱,一痛也不痛了。”现在,战胜疾病参加演唱已经成为我们合唱队的一个传统。正确处理唱歌和工作的关系,也是我们经常碰到的一个问题。由于排练和演出有时要影响一些生产时间,我们就注意在平时抓紧,把这些时问抓回来。大家讲:“唱欧要唱好,生产也要搞好,搞文艺宜传工作只能促进生产,不能影响生产。”当晚上有演出任务时,做中班的同志就自觉地提前上班,做好工作。演出结束了,已经晚上九点多钟了,领导上要她们回家休息,但是这些同志还是赶回厂参加生产。她们说:“为了搞好生产,支援世界革命,多做一个小时也是好的。”
有一位同志是托儿所保育员。这种工作是不能用“产量”来衡量的,也不能靠“抓抓紧”来提前完成任务。逢到重要的演出,虽然可以按“公假”处理,但她怕影响工作,就主动地要求调做长早班。这样,排练、演出就可以在自己下班以后进行,一点也不影响工作。而且不管晚上演到多晚,次日一大早,她总是按时赶到托儿所,尽心地照料孩子。她带的那个班的孩子,五个月来除了二个因打防疫针有反应外,没有一个孩子发寒热,幼儿每月体重增加数都超过规定的指标。有些原来担心她唱歌会影响保育质量的同志,在事实面前,也解除了顾虑。
我们老工人合唱队所以能够取得一些进步,是和各级领导的关心、帮助分不开的。市委领导同志给我们很大鼓励。市文化宫、革命群众文艺小组的同志和仪表局工会,曾多次给我们帮助指导。厂党委也很重视,对我们唱革命歌曲大力支持。有一次,我厂党委书记看了我们的彩排演出,感到我们唱歌精神面貌很好,能够使人受到教育,为了支持和鼓励我们老工人走上革命文艺舞台,在第二天晚上正式演出时,党委决定暂停召开原定的干部会议,组织各部门党支部书记及工会主任一起去观看我们演出,使我们深受鼓舞。我们老工人合唱队确确实实是在党的阳光下成长的。同志们说得好:“阳光雨露育青松,我伲要做不老松1”
现在我们老工人合唱队虽然受到-一些表扬,但是我们要牢记毛主席“人贵有自知之明”的教导,更好地剖析自己的缺点,决心在攒扬声中找差距,继续革命向前进,进一步提高政治觉悟,提高唱歌水平,为毛主席革命路线放声歌唱,作出更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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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与木刻
石一歌
在“荆天棘地”的三十年代,鲁迅一面为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披荆斩棘,英勇战斗,一面以极大的政治热情,关怀着群众业余创作的一株新芽-一新兴木刻。这也是他英勇战斗的-一个阵地啊!
当年,从事木刻运动的是一群无权无势的青年“艺术学徒”,他们在国民党反动派疯狂迫害下,在资产阶级文人学者的百般地嘲笑中坚持业余创作。文化新军的伟大旗手鲁迅大力支持了这一来自群众的萌芽状态的文艺。他积极参加木刻青年的座谈会、展览会,热情肯定他们的点滴成绩;他以深厚的阶级感情搜集这些青年的作品,亲自编选了《木刻纪程》,鼓励他们“一程一程地向前走”;他接见了许多木刻青年,回复了他们的几百封来信从思想、生活到艺术技巧等方面提出了宝贵的意见;直到逝世前十一天,鲁迅还抱病参观了“中华全国木刻第二回流动展览会”,对他们作了热情洋溢的谈话。真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鲁迅为什么如此热情地支持群众的新兴木刻运动?是不是出于个人的特殊爱好?当然不是。他说,“当革命时,版画之用最广,虽极匆忙,顷刻能办”,是“好的大众的艺术”。而那些在工作之余,以一副铁笔和几块木版从事木刻创作的青年“艺术学徒”,生活在群众之中,和大众“血脉相通”,所表现的“常常是现代社会的魂魄”。只有培养这样的“新的战土”,扶植这样的有生命力的作品,才能更有效地去“动摇”“旧社会的根柢”。因此,鲁迅关怀新兴木刻运动,完全是出于革命的需要。
“任何新生事物的成长都是要经过艰难曲折的”。新兴木刻也不例外。这株幼芽刚刚破土而出,便受到反动势力的摧残。一些盘踞在文坛上的资产阶级贵族老爷,刮起了一阵阵冷风,要把这株新芽扼杀于方兴未艾之时。在梁实秋、苏汶那些“学者”、“教授”们看来,广大群众是“天生蠢笨”的,他们不配作诗,不配画画,当然也不配搞什么木刻。他们污蔑这些群众创作“不是艺术作品”,讥笑它们“俗”,不配登艺术的大雅之堂。
凡是敌人反对的,鲁迅就拥护。他痛斥这些自命高雅的先生,针锋相对地指出,群众创作的可贵之处就在于“俗”,“它本来就是大众的,也就是‘俗”的”,从政治立场和世界观的高度,揭穿了他们与大众为敌的反动本质。鲁迅无情地批判了资产阶级的“作品愈高,知音愈少”,因此也就免“俗”的谬论,谆谆教导从事木刻的青年要根于现实,要保持“泥土气”,要“为了大众,力求易懂”,不要跟着资产阶级文人所炫耀的“高雅之作”跑。一九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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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春夏之交,杭州一个业余的青年木刻团体“一八艺社”,把自己的习作在上海展出,鲁迅立即热情洋溢地为它写了“小引”,郑重地把那些作品推荐给社会。在“小引”中,鲁迅以鲜明的阶级观点把资产阶级艺术家的“高雅之作”,和群众的通俗作品进行对比,尖锐地指出,前者故意显得“香艳,漂渺,古怪,雄深”,“令人觉得似乎了不得”,其实是“连骗带吓”的东西,而后者虽是“没有名的作家的作品”,但它是“新的,年青的,前进的”艺术。鲁迅对群众木刻的热情支持,表现了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对新生事物的正确态度。
自然,群众的业余创作,难免显得“幼稚”,问题是如何看待它们的“幼稚”。鲁迅在推荐青年木刻创作时有这样一句名言:“自然,这,是很幼小的。但是,惟其幼小,所以希望就正在这一面。”“幼小”的新生事物有着强大的生命力和美好的未来,它本身就包含着克服这种“幼稚”的因素和前提。衰朽的事物,必然的归宿是走向灭亡,这是它不可克服的“缺点”。所以无产阶级对待新生事物的态度,不是嘲笑它们“幼稚”,而是以高度的革命责任感,创造各种条件,使它们更快地成长起来。鲁迅对待新兴木刻运动就是如此。为了使业余木刻工作者能够从前人的作品中吸取有益的营养,从而“融合新机”,“别开生面”,鲁迅举办了四次木刻展览会,自费编印了九本中国和外国的进步、健康的版画集。为了使木刻青年能够提高创作能力,更快地掌握木刻技巧,鲁迅特地编印了《木刻创作法》,邀请日本友人举办了木刻讲习会,在酷暑中亲自担任翻译。鲁迅还积极提供物质条件,热情地解决了不少青年学习和出版的各种困难和问题。为了提高木刻水平,甚至病得“连拿一张纸的力量也没有”,他还由自己口述,由许广平笔记,专门写了介绍外国进步木刻的文章。所有这些感人至深的事例,对于那些惯于从旁品头评足、挑剔指摘的人来说,也是一种批判。值得警惕的是:资产阶级的破坏手法是多种多样的。当木刻幼芽刚刚露头时,资产阶级拚命扼杀它;当它开始成长时,他们又千方百计来腐蚀它。你没有学习材料吗?他就给你送来各种资产阶级没落流派的作品,说这是范本;你开始沾沾自喜了吗?他为你唱起廉价的赞歌,说你是天才;你没有经验吗?他马上给你灌输技巧至上的思想一句话,他们要改变木刻的方向,把这株新苗从内里蛀空。鲁迅看透了资产阶级的诡计,及时向木刻青年敲响了“要防变相和堕落”的警钟,对他们提出严格的要求。鲁迅尖锐地批判了那些“畸形怪相”和以为“凶眼睛,大拳头”就是革命艺术的欧洲世纪末的恶劣倾向,号召那些业余木刻工作者要坚持深入生活,要防止“陷入徒然玩弄技巧的深坑里去”,要抵制创作中的个人名利思想,决心做革命事业中的“一木一石”。
鲁迅如此孜孜不倦地关怀着群众业余木刻创作,是为着无产阶级的未来。他在为《全国木刻联合展览会专辑》写序时说,这是“前哨的进行”,“愿此后更有无尽的旌旗蔽空的大队”。今天,鲁迅的愿望已经成为现实。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指引下,工农兵群众业余创作,包括木刻创作正在欣欣向荣。但是,对待群众创作上的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斗争并没有结束。我们必须学习鲁迅,发扬鲁迅的革命精神,为群众业余创作大喊大叫,鸣锣开道,把群众业余创作推向新高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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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影图页欣赏·
改造黄河的人
阅《人民画报》连载的《大河上下》有感
司徒伟智
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摇篮。黄河两岸的劳动人民祖祖辈辈都在这块广袤的土地上生息、繁衍、劳动、斗争。但是几千年来,这条大河的性格是那么地粗暴而又变化无常,千百次的决堤泛滥和数十次的改道,滚滚浊流不知冲毁了多少良田沃土,吞噬了多少生命财产。波涛过处,人为鱼鳖。啊,黄河,你的河水是用人们的泪水汇聚成的:
历史上,我们的祖先曾经同黄河进行了千百次的斗争。但在那劳动人民当牛作马的黑暗岁月中,一次次治河都失败了。“圣人出,黄河清”。反动统治者劝人民把希望寄托在“圣人”的出世上。但大河东去,波浪滔滔,年年月月依旧是那样地任性,卷走了大堤溃决时报警的急遽锣声,卷走了陷于灭顶之灾的人们的绝望呼叫…
黄河这条毒龙肆虐了千百岁,今天,人们终于实现了缚住这条毒龙的愿望。“在共产党领导下,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间奇迹也可以造出来。”摄影《大河上下》(《人民画报》连载)以令人信服的事实告诉了我们这一点。在它图文并茂的连载画页中,摄下了甘、青、宁境内黄河沿岸蓬蓬勃勃的新气象:葱郁的林带造起来了,水土流失控制住了,引黄灌溉概工程修起来了,河水流进了干渴得龟裂的土地,盐碱土上出现了大片的果园,村子里用上了从渠道流来的自来水。过去的循化县,“水在河中流,人在岸上愁”,现在全县每人已有一亩旱涝保收的水浇地,仅仅两年时间,粮食产量就增长了百分之五十。黄河这条毒龙在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中国人民手中驯服了,变得乖乖听话了。它从危害人民转化成造福人民。人民喜爱它,歌颂它。它受诅咒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土地还是这块土地,河流还是这条河流,但过去办不到的,今天都可以办到了。这是为什么?社会制度变了,劳动人民站起来了,他们的创造伟力也就能充分发挥出来了,这就是《大河上下》的一些画页所告诉我们的。它没有只去介绍沿河的各种景物,也没有对治理黄河的过程作烦琐的介绍,而是着重表现了黄河两岸的人民那种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革命精神。在连载之二的《黄河湟水多新姿》和连载之三的《皋兰山下》中,首先展现在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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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面前的是宏壮的新建黄河大桥,沿岸和河滩上新造的厂房、输电网等摄影图片;同时在“文字说明”中叙述了黄河沿岸过去的荒凉景象。这就通过鲜明的今昔对比,引导着人们去思考:黄河的巨变究竟是什么力量造成的?紧接下去,是分别拍摄兴修蓄水池、果园劳动、修渠育林等群众场面和在湍急的河道上紧张施工的个人场面。这就有力地突出了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艰苦奋斗、改造黄河的革命人民。读者也正是从他们身上找到了上述问题的答案,受到了巨大的鼓舞。
《大河上下》突出今天改造黄河的人民群众,这就透过事物的表面现象而抓住了本质。过去人们常说“黄河百害”,“害”就“害”在当时的吃人的剥削制度上。在那个年代,经济命脉掌握在一小撮反动统治者的手中,劳动人民是它们予取予夺的对象,是比牛马都不如的奴隶。在这种桎楷般的生产关系下,深受黄害痛苦的广大人民要组织起来,发挥自己的力量是根本不可能的。只有在社会主义的今天,劳动人民砸碎了封建的和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的镣铐和枷锁,才真正成了国家的主人。创造了历史的劳动人民,一旦按照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组织起来,掌握当家作主的权力,他们能移山倒海,改天换地,没有什么困难是不可以克服的。果然,不靠别的,就靠了革命的人民群众,黄河的面貌开始大变了,“老大难”开始解决了。
其实,不但是拍摄黄河,就是别的摄影艺术作品也同样需要突出今天的人民群众。无论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各项事业,都必须依靠人民群众的力量,又岂仅是治黄河而已。岁寒知松柏,烈火见真金。人民群众的力量要在艰苦的斗争环境中才能充分得到显示。因此,有时根据题材的特点和主题的需要,也可以重点拍摄景物来作为衬托。但无论是拍摄祖国河山或社会主义建设的宏伟图景,目的都是为了进-一步突出改造山河、改造社会的主人一工农兵群众。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反映我们这个时代的本质。摄影作品跟别的艺术作品一样,它的目的不仅在于多介绍一点知识,使人“多识于草木鱼虫之名”,更重要的是为了教育人民“同心同德,向前奋斗,去掉落后的东西,发扬革命的东西”。只有突出表现工农兵群众的敢于斗争和敢于胜利的革命精神,才能起到这种强烈的教育作用。在这一点上,我想顺便对连载之一的《黄河源头行》谈点意见。《黄河源头行拍摄了黄河的发源地及附近流域,展示了祖国河山的丰丽面貌,这一点是值得肯定的。但在它总共二十九帧照片中,介绍河流本身和沿岸的湖泊、禽兽、花草的占绝大多数。即使是拍摄高原收民吧,也是着重表现他们幸福的生活,而没有刻划他们战天斗地的英雄气概。这样,就使人觉得正面的教育和鼓舞作用不够,缺少一股推动人们前进的强烈力量。这一点想法是否妥当,写出来供《大河上下》的作者同志参考。
《大河上下》在《人民画报》上的连载还没有完。我们热烈地企待着它的新篇的登载,希望能够看到更多的更能突出表现工农兵群众—改造黄河的人的新的摄影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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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文学年论
海鸡为什么走了红运?
任文钦
一九七○年,一位曾经参加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美国飞行员理查德·贝奇,在乌烟瘴气的美国文坛上放出了一只颇有点理想色调的鸟,这就是他所写的短篇小说《海鸥乔纳森
·利文斯顿》(以下简称《海鸥》)。这是一篇寓言体小说,主人公是一只“拟人化”的海鸥乔纳森·利文斯顿。小说用一种神秘的色彩,描写了乔纳森不满于“飞来飞去找食吃”的平凡生活,后经海鸥先哲的点化,领悟了生活的意义和目的,终于超凡入圣,成为一只“尽善尽美的、没有局限的海鸥”。大概是由于这部书中的神秘主义的说教太晦涩了,它一开头并不走运,整整两年,人们始终没发现这只超凡入圣的海鸥。直到一九七二年,那些评论家们才看清了这只灰色的鸟将给美国垄断资产阶级带来“无限”的利益。从此,《海鸥》开始走了运,销售量与日俱增,打破了美国畅销书的纪录。
《海鸥》是一部用彻头彻尾的主观唯心主义和神秘主义的色调涂抹而成的小说,它究竟怎样会成为畅销书,又究竟适合了什么样的政治需要?我们不妨把作品与美国的社会现实联系起来看一下。
小说集中宣扬的是海鸥乔纳森的生活目标。在小说中,他是一只普通的海鸥。可他的生活趣味一开始就与众不同:一般的海鸥“只求懂得最简单的飞行本领”,目的是为了觅食,而他则认为“重要的是飞不是吃”;一般的海鸥经常为了争吃臭鱼烂虾而“烦躁、热惧和愤怒”,而他则认为这是“使海鸥短命的原因”,应该“从思想中消除这些原因”。他的兴趣在于飞行,整天就是飞啊,飞啊,一个劲地提高飞行速度。当这只“举世皆浊我独清”的海鸥被天外飞来的“光辉的海鸥”带走,加入了“先知先觉”的海鸥群后,他才一下子领悟到:“生活中有比吃、打架、争夺权势更重要的事”,“生活的目的是去寻找尽善尽美并使之实现”。
怎么实现这个崇高的生活目标呢?道路是“尽量发挥自己的本性”,竭力扩张自我,“要飞到任何想去的地方,那你必须首先觉得自己已经到了那儿”。果然,照着这一套去办,乔纳森的飞行变得“尽善尽美”了,他只要想飞到哪里,立即就会出现在哪里。他超越了时间空间,不再有任何“局限”,变成了一只最幸福的“神鸟”!小说煞费苦心地告诉人们,乔纳森并非是什么特殊的“天才”,而只是一只最普通的海鸥;象它一样,每一个人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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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都有可供发挥的“本性”,只要你愿意去尽量发挥它,你就可以从地上的王国,飞入光明的“没有局限”的天国,达到“尽善尽美”的境地。这岂不是一条既高尚又实惠的生活道路吗?
在阶级社会里,不同阶级有着不同的生活目标和生活道路。小说鼓吹的“本性”和“尽善尽美”这些神秘的观念,究竟包含什么样的阶级内容呢?作者是不肯明白地说出来的。有人就说过:“至善的目标是什么?作者自然没有明确指出。它好比一滩墨渍,任由读者题上自己的具体意向。”奥妙正在于此。谁要是希望追求“尽善尽美”,那你就从这滩墨渍中去驰骋你的想象吧,每个人都可以从中得到自己想要得到的东西。这该多么有迷惑力啊!作者又多么希望所有的人都跟着海鸥乔纳森一块飞行啊!这样,濒临绝境的美国社会岂不就可以得救了吗?
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美国正从它的金字塔的顶尖急遽跌落,垄断资本主义的固有矛盾日趋激化,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层出不穷。它进入七十年代后所发生的第五次经济危机,更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持续最长的一次危机。船要沉了,车要翻了。美国垄断资产阶级在那里瞻望前程,感到不寒而栗;广大劳动人民则正在探寻着或已经找到了革命的道路。正是在这种社会背景下,海鸥乔纳森飞了出来,冲着那些“眼睛盯着烂鱼头”的鸥群呼唤道:我们“能发现生活的意义,能找到更崇高的生活目的”,能达到“尽善尽美”的天堂,只要你们向我看齐就行了。
看来,这只神圣的海鸥是在向所有的人发出召唤。可是,在当代的美国社会,广大劳动人民和垄断资产阶级怎么能谈得上有共同的生活目标,又怎么可能同时到达各自的“尽善尽美”的境界?在阶级社会里,对一些人说来是好事,对另一些人就是坏事;对一些人说来是乐园,对另一些人就是地狱。发挥“本性”去努力工作吗?这对工人阶级来说,就意味着为资本家卖命,而对资产阶级来说,就是千方百计加强剥削。如果美国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都听从乔纳森的召唤,去拚命发挥“本性”,把自己的工作做得“尽善尽美”,为资产阶级创造更多的剩余价值,那岂不是用自己的血汗去建造垄断资产阶级的“尽善尽美”的天堂,而自己则永远成为后者的“尽善尽美”的奴隶吗!作者竭力给劳动人民散布“尽善尽美”的幻想,难道不正是为了满足垄断资产阶级“尽善尽美”的需要吗?难怪垄断资产阶级要向人们推荐这本书了,也难怪某些医院当局要把这本书作为配给酗酒和吸毒病人的“药方”了。这很有点象旧中国的资本家向工人灌输所谓“但行好事,莫问前程”的说教。它宣扬只要这样去做,从中自会找到美好的前程。而结果呢,照例是不会给工人带来什么前程,倒是给资本家带来了既安宁又快活的前程。这种骗局古今一律,岂有他哉!
这滩可以任意涂抹的墨渍事实上是并不任意的,它是根据垄断资产阶级的胃口来进行涂抹的。看来,墨渍的创造者对于那些昏昏然的“鸥群”,也即那班醉生梦死的资产者们是颇有点不满的。美国进入了垄断资本主义以后,资产阶级的贪婪和掠夺的本性以及由此带来的剧烈的竞争在更高的阶段上进行着。就象列宁说的:“从自由竞争中成长起来的垄断并不消除竞争,而是凌驾于竞争之上,与之并存,因而产生许多特别尖锐特别剧烈的矛盾、摩擦和冲突。”各个垄断集团之间的激烈争夺,加剧了垄断资本主义的固有矛盾。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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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海鸥乔纳森不得不大声疾呼了:不要光顾竞争“觅食”,这样下去要“短命”的,要“真正活得长,活得好”,就要去“取得自由”,“把最喜欢的事做得尽善尽美”。
我国古典小说《红楼梦》中写到了贾探春,这位贾府的小姐是个头脑清醒的顽固派,她为了没落的贵族世家内部“一个个不象乌眼鸡似的?恨不得你吃了我,我吃了你”而痛心疾首,一心希望“兴利除宿弊”。海鸥乔纳森也正是现代美国垄断资产阶级的贾探春。正当美国垄断资产阶级采取各种措施企图克服重重危机时,乔纳森的说教好比是一枚“反危机”的强心针,该是多么合时啊!这只海鸥不正是为了这种需要才捏造出来的吗?他披着最抽象的哲学外衣,道出了美国垄断资产阶级的心声。他所谓的“崇高的生活目的”,什么“自由”,什么“没有局限”等等,不就是要垄断资产阶级“自由”地、“没有局限”地去做他们“最喜欢的事”一一奴役、压迫和剥削劳动人民吗?但遗憾的是,大多数的“没出息”的鸥群都不理解这位“先知”的启示。他们仍然陷于竞争的“烦躁、恐惧和愤怒”之中,无法摆脱所遇到的“局限和困难”。垄断资产阶级间的争夺是垄断资本主义本身的产物,这种争夺必然会随着垄断经济的发展而日趋激烈。这位“先知”希望所有的资产者都来发挥自己的“本性”,维护整个垄断资产阶级的“无限”的利益,消除资本主义社会所固有的各种矛盾,但最后他却不能不发出悲叹:“这样的事为什么竟会这样难呢?”
大概是有鉴于社会现实的如此无情吧,海鸥乔纳森从来不呼唤人们去正视现实,只呼唤人们从自我去发掘“尽善尽美”的“本性”。在他看来,世界万物,都不过是“思想本身”。这种把精神当作万物本源的主观唯心主义哲学,贯穿了整部《海鸥》。一篇小说用如此多的笔墨、如此晦涩的语言来宣扬主观唯心主义,而又受到垄断资产阶级拍手称好,这正说明垄断资产阶级需要这种哲学,说明了他们的极端腐朽性和反动性。
当资产阶级还处在上升时期的时候,它的存在是与历史发展相一致的。在那个时候,没落的封建阶级把主观唯心主义看成是救命稻草,而资产阶级则敢于面对现实,讲唯物论,反对唯心论。法国资产阶级哲学家狄德罗在他的《定命论若雅克和他的主人》这部寓言体小说中,就处处肯定了那个讲求实际、尊重客观的仆人雅克,而对那个主观唯心、陷于幻想的主人进行了辛辣而无情的嘲笑。当时,资产阶级认为主观唯心主义是封建贵族的腐朽哲学,属于必须打倒之列。而在今天,它却拣起了当年它所喇弄的垃圾货,奉若神明,用来作为自己的救命稻草了。如果说,在美国的早期资产阶级文学中,曾经出现过霍桑的《红字》这种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社会现实的作品,那末,在今天的美国文学中,资产阶级已经不敢也不能面对现实,而是需要推崇主观唯心主义,用什么“发挥本性”之类的鬼话来自欺欺人。没落的垄断资产阶级推崇《海鸥》,正如我国没落的封建阶级推崇王阳明的“心学”一样,目的都是为了维护其摇摇欲坠的反动统治。归根到底,这种哲学思潮的出现,是由阶级斗争的历史规律所决定的。它反映了今天的资产阶级文学如同这个阶级的本身
一样,已经是走向彻底堕落的了。
《海鸥》的主人公乔纳森和它宣扬的主观唯心主义哲学,由于适应了反动阶级的需要,因而它出版后,不但在美国走运,而且在各个危机深重的帝、修、反国家里都激起了狂热的反响。它们纷纷向作者购买版权,大量翻印,企图用这支“强心针”来刺激垂危的资本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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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就连那个蜷缩在台湾的蒋介石集团也翻译出版了《海鸥》,还由蒋帮头目出面题词,提倡向海鸥乔纳森的精神学习,“期勉全国行政人员建立新的观念”。这只能是心劳日拙,决不会有什么结果。那里的海鸥只有弃暗投明,才是唯一的正途。总之,不管反动统洽阶级如何竭力欢迎这只海鸥,妄想出现一个“海鸥时代”,但无非是象一个溺水的人抓到了一根飘浮水上的烂稻草,是决计挽救不了他们的没顶命运的。在那些已经烂透了的社会,任何唯心主义的灵丹妙方都不能起死回生。只有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起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埋葬资本主义制度,才能给各国人民带来光明的出路。舍此而外,别无他途。
附:
《海鸥乔纳森·利文斯顿》摘译
早晨,离岸一哩的海上,一只渔船在橄鱼饵,无数海鸡相互追逐着争食吃。但是远离渔船和海岸,海鸥乔纳森·利文斯顿独自在练习飞行。大多数海鸥只求懂得最简单的飞行本领就够了。对他们来说,重要的不是飞行,而是觅食。但对这只海鸥来说,重要的是飞不是吃。乔纳森喜爱飞行胜于一切他发现,
象他这样的思想,在同类中是吃不开的,连他的父母都惊慌不安。
“你瞧,乔纳森,”他爸爸亲切地说,“冬天快到了,船只就要少了,海面上的鱼也要到深处去游了。你要是一定要学,那就学学怎么觅食吧。飞行这玩艺儿好是好,可你总不能拿滑翔当饭吃哪。别忘了,你飞行的目的是为了吃。”
接下来几天乔纳森尽量学其他海鸥的样儿,同鸥群一道绕着码头和渔船抢,点儿面包片和烂鱼。但这样做他受不了。不久,海鸥乔纳森又独自-·个出去了。他飞到海上远处,饿着肚子,高高兴兴,学习飞行。经过一周的练习,创造了海鸥飞行的世界纪录!
但胜利是短暂的。他刚要开始改为平飞,变换一下翅膀的角度,又突然控制失灵,象挨了炸弹一样,海鸥乔纳森在半空中爆炸了,一头就撞进硬椰梆的海里。等他苏醒过来,已经是黑夜了,他漂浮在海面上,翅膀重得象粗糙的铅条,但失败的份量压在他背上比铅还要重。他心中响起-一个奇怪的叫声。我是海鸥。我受到天生条件的局限。我该飞回到鸥群里去,安分守已。
他下定决心要做鸥群里又一只海鸥之后,心里觉得好过了一些。今后那股驱使他去学习的力量和他没有关系了,今后也不会有什么失败了。只要穿越黑暗,朝着海滩上的亮处飞去就行了。
黑暗!那个叫声又惊呼起来。海鸥可从来不在黑暗中飞行!如果你生来要在黑夜中飞行,你就该有一双猫头鹰的眼睛!你头脑里就该有航海图!你就该有猎鹰的短翅!
在一百呎高的夜空中,乔纳森眨巴着眼晴。他的痛苦,他的决心,一下子消失了。短翅!猎鹰的短翅!
这就是答案!我真是个傻瓜!我缺的就是一对短小的翅膀,我该做的就是大大收拢双翅,只用翼梢飞行!这不就是短翅吗!他从漆黑的海面跃升两千呗,根本没考虑到失败和死亡。他把前翼紧贴身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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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让翼梢上狭窄的、成锐角的翼锋迎着风,随即就垂直俯冲。时速七十哩、九十哩,越飞越快。到了时速
一百四十哩,翅膀的紧张程度反而不象七十哩时那样大了,他稍微弯曲一下翼梢,就轻易改变俯冲姿势,嗖地掠过海浪。他暗自高兴。刚刚发过的誓已经忘掉了。
拂晓时分,乔纳森又在练飞了。达到了最高速度!一只海鸥达到了时速二百十四哩!真是打破纪录,这是鸥群史册上唯一最伟大的时刻。
乔纳森回到海滩上的鸥群中已是深夜。他感到头昏眼花,疲惫不堪。但他兴高采烈,他想,他们得知他打破纪录一定会欣喜若狂呢。生活现在变得多么有意义啊!他着陆时,鸥群正聚在一起开会,看来已经集合好久了。
“海鸥乔纳森·利文斯顿!站到中间去!”长者发话了,声音极其严肃。“站到中间去,让大伙儿看看你出丑!”
“…因为他轻率,不负责任,”那个庄严的声音念念有词道,“违反了海鸥家族的尊严和传统…”“…乔纳森,总有一天,你会懂得不负责任是不利的。生命是未知的,不可知的。我们来到这个世界就是为了吃,为了活下去,能活多久就活多久。”
海鸥在鸥群会议上从来不反驳,但乔纳森竟大声抗议了。“不负责任?同胞们!”他嚷道,“难道还有比追求生活真谛,找到生活崇高意义的海鸥更负责任的吗?千百年来,我们总是在找烂鱼头,可是现在我们有了生活的意义一一学习,发现,取得自由!给我一个机会,让我给你们看看我学到的东西…”“同胞情谊断绝了,”海鸥们异口同声说,一致庄严地转过身去,对他不瞅不睬。
乔纳森独自度过了他的后半生,一直飞到远崖以外去。他痛心的倒不是孤独,而是其他海鸥不肯相信飞行的光荣等着他们;他们不肯睁开眼睛看看。
他每天学到更多的东西。本来他希望鸥群共享的一切,现在他只好单独享受了。他学习飞行,丝毫不为自己付出的代价感到惋惜。乔纳森发现,烦躁、恐惧和愤怒是使海鸥短命的原因,一旦从思想中消除这些原因,他就能真正健康长寿。
他们是在黄昏时分来到的,看见乔纳森正安安静静地独自在他热爱的天空中滑翔。在他两翼出现的两只海鸥象星光一样皎洁,他们身上发出的光辉在高高的夜空中显得十分柔和、亲切。但是最可爱的还是他们的飞行技巧,他们的翼梢始终同他的翼梢保持着一时的距离。
“你们是谁?”
“我们来自你的鸥群,乔纳森。我们是你的同胞。”这些话说得又有力又平静。“我们要带你到更高的地方去,带你回家。”
“我没有家。我也没有群。我是个给赶出来的,我现在正飞在那大山风的风口上。我这身老骨头只能再飞几百吹,再也飞不高了。”
“可你飞得高的,乔纳森。因为你学过了。一个科目学完了,该开始另一个科目了。”乔纳森顿时心里雪亮。他们说得对。他能飞得更高,现在是回家的时刻了。
于是乔纳森和这两只晶莹的海鸥一同起飞,从尘世飞上九霄云外,竟看到自己的身体也和他们一样闪闪发光了。不错,就是这只年轻的海鸥乔纳森,现在已经到了一·向铭刻在他那对金色的眼睛里的天堂,但他外形变啦。他想,真怪,只花一半力气,速度倒比过去快一倍,我的成就比在尘世的全盛时代翻了一番。
一天早晨,他和他的教练沙利文外出,练完一连串收翼快滚之后,在海滩上歇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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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利文对他说:“…你知道不知道,要领悟生活中有比吃、打架、在鸥群中争夺权势更重要的事,我们得经历多少世吗?乔恩,要经过千世,万世呢!然后再经过百世,才能领悟世上有所谓尽善尽美。然后再经过百世,才认识得到我们生活的目的是去寻找尽善尽美,给大家看看。当然啦,这个规律现在对我们还管用:我们接下来到哪个世界全看在这个世界上学到什么。如果学不到什么,那么,在另一个世界也象这个世界一样,会遇到同样的局限和有待克服的难关。”
一天傍晚,那些没去作夜间飞行的海鸥都一起站在沙滩上沉思。乔纳森鼓起勇气,走到海鸥长者江跟前,据说这只海鸥不久就要离开这个世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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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这个世界根本不是天堂,对不对?…难道没有天堂这么个地方吗?”
“对,乔纳森,没有这么个地方。天堂不是空间,也不是时间。天堂就是尽善尽美。”他沉默片刻。“乔纳森,你一达到尽善尽美的速度,也就开始到达了天堂。那并不是说飞行的时速要达到一千哩,或者一百万哩,或者达到光速。因为任何数字都是有限的,而尽善尽美是无限的。我的孩子,尽善尽美的速度就在眼前。”
江一点不露声色,一闪身就不见了,随即就在五十呎以外的水边出现,真是一眨眼工夫。跟着他又不见了,不到千分之一秒,他又站在乔纳森肩旁。
乔纳森弄得晕头转向。他忘了打听天堂。“你怎么搞的?觉得怎么样?你能飞多远?”
“你想飞多远、多快,都随便,”长者说,“我想去哪儿,想飞多快,只要一转念就成。”他望着大海彼岸。“真怪。那些瞧不起尽善尽美,光顾遨游的海鸥,飞得慢,哪儿也去不成。那些撇开邀游,只求达到尽善尽美的海鸡,飞得快,想去哪儿就去哪儿。记住,乔纳森,天堂不是空间也不是时间,因为空间和时间都是那么毫无意义。天堂是…”
“你能教我那样飞吗?”乔纳森浑身发料,急于征服另一个未知世界。《当然,只要你想学。”
江慢悠悠地讲,眼睛盯着这只年轻的海鸥细细端详。“要飞得象思想一样快,飞到任何地方,”他说,“那你必须首先明白自己已经到了那儿…”
照江的说法,秘诀在于乔纳森不再把自已局限在一个有限的躯体之中,秘诀在于懂得自己的天赋之所在,尽善尽美得象一个没有写出来的数字,它超越空间和时间,天涯海角无不可以立时到达。
乔纳森天天照着这个嘱咐拚命去做,从黎明前直做到半夜后。尽管他这么努力,却依旧留在原地,纹丝不动。可是,有一天,乔纳森站在岸上,闭着眼晴,集中精力,一瞬间领悟了江一向说的道理。“噢,说得对啊!我是一只尽善尽美,不受局限的海鸥!”他感到欣喜若狂了。
“你到底领悟了,”江说,“可你还得在控制方面下番功夫…然后你可以准备开始最困难、最有力、最有趣的一课。你可以准备开始往上飞,理解仁爱的意义,”
一个月过去了,乔纳森进步神速。他接受新思想的能力,就象一架现代化的高速计算机。
终于有一天,江一去不返。他先是安安静静地和大家说着话,勉励他们要不断学,不断练,对于一切生活中尽善尽美的看不见的原则,要不断努力多多理解。他说着说着,浑身羽毛变得越来越亮,最后变得光辉夺目,谁也无法正视。“乔纳森,要继续在爱上面下功夫”,他说,这是他的最后一句话。
大家再睁眼看时,江已经不知去向了。
光阴荏苒,乔纳森发现自己不时思念他所离开的尘世。不知尘世上有没有那么一只海鸥,正在努力冲破自身的局限,看出飞行的意义决不止是为了从小船上弄点面包屑吃。说不定,也会有那么一只海鸥因为对鸥群讲出了真理,结果给赶了出来。乔纳森越是进修他的仁慈课程,越是努力去理解爱的本质,他就越想返回尘世。尽管他往日孤苦伶仃,他倒是天生的教练,而他表示爱的方式,就是把他了解的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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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去指点一只希望有机会亲自了解真理的海鸡。
海鸥弗莱彻·林德年纪还很轻,但他已经明白,鸟类中没有一只受到过群里这么粗暴、这么不公正
的待遇。
“我不在乎他们说些什么,”他愤愤地想,“飞行决不光是拍拍翅膀,飞来飞去!一只蚊子才这样呢!我只是闹着玩,绕着海鸥长者来了个桶式翻滚,就给赶出来了!难道他们想不到,一旦我们真正学会了飞,该有多光荣!”
一个声音进入他脑海,尽管十分柔和,但使他大吃一惊,吓得不由在空中摇摇晃晃,打了几个趔超。“不要怨恨他们,弗莱彻。别的海鸥把你赶了出来,吃亏的是他们自己。总有一天他们会明白过来,总有一天他们会懂得你所懂得的道理。宽恕他们吧,帮助他们醒悟过来。”这时,离他右翼梢一时的地方,有一只世界上最灿烂夺目的白海鸥,毫不费力地在滑翔,连一根毛都不动,但几乎已是弗莱彻的最高速
度。
那个低沉而平静的声音在他脑海里继续跟他说话:“弗莱彻,你想飞行吗?”“是的,我想飞行!”
“弗莱彻,你想飞行有没有到这样的程度,甚至能宽恕鸥群,好好学习,有朝一日再回到他们中间去,
帮助他们认识?”
“我愿意,”他轻声说。
“那么,弗莱彻,”那只亮闪闪的海鸥对他说,声音非常和蔼,“咱们从水平飞行开始吧…”到了第三个月底,乔纳森又收了六个学生,全都是给赶出来的。但都想探索为了飞行的乐趣而飞行的新奇理想,然而,对他们来说,练习高级飞行技术,比起理解其含义来,还是要容易得多。
“事实上我们个个都是鸥神的概念,一个无限自由的概念。”傍晚时分,乔纳森在海滩上总是这么说,“精确飞行对表现我们的真正本质是迈进了一步。任何限制我们的东西都要排除。所以我们才搞这种高速练习,低速练习,和特技飞行…”
刚过了一个月,乔纳森就说,现在该回到鸥群里去了。于是,那天早晨,他们八只海鸥编成双菱形队形,翼梢几乎相叠,一起从西边起飞。他们以一百三十五哩的时速,飞过鸥群会议的海滩。鸥群里顿时轰了起来。来的都是给赶出去的!他们回来了!
“啊,对,不错,他们是给赶出去的,”几只年轻的海鸥说,“可是,嘿,怎么的,他们打哪儿学来这么飞法的?”
差不多过了一个小时,长者的话才在鸥群中传开:别理他们。谁跟给赶出去的说话,自己也要给赶出去。谁朝给赶出去的看一眼,就是违反鸥群的法律。
从那一刻起,海鸥就掉转长着灰毛的背,对着乔纳森,但他似乎并不理会。他干脆就在会议场的海滩上空教课,头一次逼着学生施展全部才能。他同他们一起飞过夜空、云层和暴风雨,就象做游戏一样,而鸥群却可怜地在地上挤成一团。
还乡后一个月,鸥群里有只海鸥第一个越过界线,要求学习飞行。这一开口,海鸥特伦斯·洛厄尔顿时成了罪鸟,被判赶走,就此当了乔纳森第八个学生。
次日夜间,海鸥柯克·梅纳德离开了鸥群,拖着左边的翅膀,摇摇晃晃走过来,一下子瘫倒在乔纳森脚边。“帮帮我吧,”他的声音很轻,象只垂死的鸟在说话,“我渴望飞行,远胜世上的一切”那么来吧,”乔纳森说,“跟我一起从地上起飞,咱们这就开始。”“你不明白,我的翅膀动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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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纳德,在此时此地,你有自由恢复你的本性,恢复你真正的本性。任何力量都阻挡不了你。这是鸥神的法律,就是法律。”
“你是说我能飞?”“我说你自由了。”
说来真简单,也真快,梅纳德展开双翅,毫不费力,一下子就飞入漆黑的夜空。鸥群在睡梦中给他喊醒,只听得他在五百呎的高空中拚命叫喊说:“我能飞啦!听!我能飞啦!”
拂晓时分,有近千只海鸥站在乔纳森的学生圈子外面,好奇地望着梅纳德。他们不在乎是否会给别的海鸥看见,只是倾听着,尽力想理解乔纳森的话。
他讲的都是十分简单的道理,什么飞行是海鸡的权利啊,什么自由是海鸡的本性啊,什么凡是对自由有妨碍的东西,不管是仪式也好,迷信也好,或是任何形式的限制也好,都必须排除啊,“排除,”鸥群中有一个声音问道,“饶它是鸥群的法律也不放过吗?”
“只有结果能取得自由的法律才是唯一的真正法律,”乔纳森说,“其他都不是。”
“你怎么能指望我们象你飞得一样好?”另一个声音说,“你是特殊的、天才的和神圣的,比其他的鸟高一等。”
“瞧弗莱彻!洛厄尔!查尔斯一罗兰!朱迪·李!难道他们也是特殊的、天才的和神圣的?不比你们强,也不此我强,仅有的唯一不同,是他们已开始认识自己的本性,并且已经开始发挥。”聚集拢来的鸥群一天天扩大,有来提问的,有来膜拜的,有来嘲弄的,不一而足。
“鸥群里传说你是鸥神的儿子下凡,”一天早晨弗莱彻在高速训练之后对乔纳森说,“要不的话,你就是跑在时代的前面一千年。”
乔纳森叹了口气。他想,这就是被误解的代价。他们要么叫你魔鬼,要么称你上帝。“你怎么看法呢,弗菜彻?我们是跑在时代前面吗?”
“呃,这类飞行谁想学都学得会;它跟时代没关系。要说嘛,我们的式样跑在前面。比大多数海鸥飞行的方式跑在前面”
“说得有点道理,”乔纳森说,“这比说跑在时代前面好一些。”
只过了一个星期,弗莱彻就对着一批新学员作了高速飞行原理的示范动作。他从七干呎高空俯冲下来,刚改变飞行姿势,有一只初次学飞的小鸟正好挡住他的去路。要在十分之一秒内避开这只小鸟,弗莱彻只好以二百多哩的时速猛地向左急转,一下子撞到花岗岩峭壁上。
和他第一次遇到乔纳森时一样,那个声音又在他脑海里响起了。“弗莱彻,诀窍是,我们要一步步克服我们的局限,要按部就班,要有耐心。我们的课程里,穿岩飞行这一课还要稍后-一些才学到呢,”“乔纳森!”
“通称鸡神的儿子,”他的教练冷淡地说。
“你在这儿干什么?哨壁,难道我…我已经…死了?”
在聚集拢来的整个鸥群的中间,悬崖脚下,弗莱彻摇摇头,展开双翅,睁开眼晴。他刚一动弹,鸥群中就叽叽嘎嘎叫嚷开来。
“他活啦!他死了复活啦!”
“用翼梢碰他一下!把他救活了!鸥神的儿子!”“不!他才不配呢!他是魔鬼!来破坏鸿群的!”
鸥群里四千只海鸡,瞪出了眼晴,霹出了利嘴,围上来想往死里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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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看咱们还是离开这儿好一些吗,弗莱彻?”乔纳森问。“办得到的话,我当然不会反对…”
转瞬间,他们俩已站在半哩外的地方了。围攻的鸥群闪亮的利嘴扑了个空。
“怎么搞的,”乔纳森觉得纳闷,“世上最难办的事怎么倒是使一只鸟深信自己是自由的,只要他肯花点时间练习练习,就可以亲自加以证明?这种事怎么那样难呢?”
弗莱彻弄不明白怎么会一下子换了地方,还在那里眨眼晴。“你刚才怎么着?咱们怎么到了这儿?”“象干其他的事儿一样,弗莱彻。多练习,”
到了早晨,弗莱彻问道:“乔纳森,好久前你不是说过,要热爱鸥群,要回到他们中间去,帮助他们学习,还记得吗?我真不理解,你怎么能去热爱-帮想啄死你的海鸥呢?”
“噢,弗莱彻,你爱的不是这个!你当然不爱仇恨和邪恶。你得通过练习去认识真正的海鸥,看到每只海鸡的美德,并帮助他们去认识自己的美德。这就是我所指的爱。举个例说,我记得有只凶狠的年轻海鸡,名叫弗莱彻·林德,刚被赶出来的时候,打算同鸥群决一死战,开始在远崖为自己建造痛苦的地狱。可是今天呢,他正在建造自己的天堂,并领导整个鸥群朝着这个方向前进。”
弗莱彻眼睛里流露出吃惊的神情。“我领导?你这是什么意思,我领导?你是这儿的教练。你不能
走!”
“我不能走?你可想到世界上还有其他的海鸡和其他的弗莱彻们,他们比这个已走上光明大道的鸥群更需要教练?”
“我?乔恩,我只是只平凡的海鸥,而你”
“…是鸥神的独子,对不对?”乔纳森叹了口气,跳塑着大海。“你再也不需要我了。你只需要不断探索自己,每天探素一点儿,要探索到那个真正的、无可限量的海鸥弗莱彻。他才是你的教练。你需要了解他,跟他练。”
转眼间,乔纳森的身体已在空中摆动,全身亮晃晃,开始变得晶光透明。“别让他们瞎造我谣言,也别让他们当我神明。成不成,弗菜彻?我是海鸥,我喜欢飞行,或许…”“乔纳森!”
“可怜的弗菜彻。别相信你肉眼看见的东西。它们看到的一切都是有限的。要用你的理解力去观察,去探索你已经领悟的东西,那样你就会看出飞行之道了,”闪光不见了。乔纳森消失在虚无飘渺的空际。
过了一会儿,弗莱彻挣扎起身子飞入天空,面对着一群新学员,他们正眼巴巴地等着上第一课。“首先,”他郁郁地说,“你们必须懂得,一只海鸥是无限自由的概念,是鸥神的概念,你们整个身体,从这边翼梢到那边翼梢,无非就是你们的思想,”
弗莱彻叹了口气,又讲了下去,“呣。啊…好吧,”他说,“咱们从水平飞行开始吧。”
尽管弗莱彻在学生面前装得一本正经,可是刹那间,他看出了他们的本性。他对眼睛所看到的不仅是喜欢,而且是热爱。没有限制,乔纳森?他心里想,脸上露出笑容。他的学习航程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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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当代苏联“工业题材”作品看苏联社会
苏修文学述评之一
翁义钦倪蕊琴
编者按:当代苏修文学是苏修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了解一点当代的苏修文学,对于我们从一个侧面认识苏修对内复辟资本主义、对外侵略扩张的法西斯现实是有一定意义的。为此,本刊将陆续发表“苏修文学述评”,供读者批判时作参考。
近儿年来,勃列日涅夫叛徒集团一再向文艺界提出要塑造所谓“当代英雄”的任务。
一九七○年召开的俄罗斯联邦共和国第三次作家代表大会,以及一九七一年召开的第五次全苏作家代表大会的主要报告都批判了“非英雄化”〔注)的理论,强调要写“正面人物”、写“英雄”。苏修一些主要报刊和文艺杂志更是大造声势,竭力鼓吹创作“现代人”、“新的苏维埃人”、“共产党员”等“当代英雄”的作品。在这阵暄嚣声中,描写“当代英雄”的《普隆恰托夫经理的故事》、《外来人》、《炼钢工人》等毒草,便纷纷破土而出了。
这些“当代英雄”是些什么样的人呢?不外是受过教育、有技术、有文化、善于争权夺利、生活腐化、道德败坏的极端个人主义者。用勃列日涅夫的话说,就是“善于熟练地獬决发展经济和发展文化的问题,并且能掌握现代化管理方法的人们”。说穿了,就是企业管理部门中垄断知识和技术的精神贵族,就是新资产阶级分子和走资派。至于工人阶级、劳动人民,就象柯切托夫在长篇小说《你到底要什么?》中所供认的那样:“如今看车床或扶木犁是叫不响啦。你讲出自己的这类身份,只会惹人笑话。”这就是说,今天的苏联,工人阶
〔注)“非英雄化”理论:赫鲁晓夫叛徒集团上台后,为了全面复辟资本主义,以反对“粉饰和美化现实”为借口,叫嚷文学必须表现普通人”,即叛徒、怕死鬼、劳改犯、寄生虫等,这就是“非英雄化”理论。今天,苏联已经实现了资本主义的全面复辟,当年对无产阶级专政怀着刻骨仇恨的“普通人”篡夺了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权,变成“当代英雄”了。他们批判“非英雄化”理论,目的就是为了树立“当代英雄”,维护苏修叛徒集团的反动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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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和劳动人民失去了国家的主人的地位,也失去了文学中的主人公的地位。
苏修文艺把新资产阶级分子、走资派当作“当代英雄”来歌颂,这首先是由生产资料所
有制的性质决定的。
苏修统治集团上台以后,苏联原来的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已经蜕变为国家垄断资产阶级所有制。一小撮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分子,占有并支配着生产资料。你看,被官方捧为“最优秀的文艺作品之一”的《普隆恰托夫经理的故事》中的主人公,把他所主管的塔加尔木材流送管理处,称为“普隆恰托夫之国”。普隆恰托夫神气活现地出现在工地时,要机器、绞盘机、机车、六层楼高的原木楞堆都听从自己调度,“使这一切围着自己转”。企业中的一切,包括工作人员都成了他这个资产者的私有财产。在中篇小说《白轮船》里,护林所巡查员阿洛斯古尔,公开盗窃树木,而后卖给附近集体农庄主席、商店经理等。这就表明,阿洛斯古尔对森林拥有实际上的所有权和支配权。因此,在今天苏联社会里,大自托拉斯经理,小到由三个人组成的护林所的巡查员,以及他们的后台,霸占了原来属于苏联全体劳动人民的生产资料,并且利用这些生产资料,掠夺人民的劳动果实。
有什么样的生产资料所有制,就有什么样的生产关系。苏修叛徒集团已经把苏联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蜕变成了国家垄断资产阶级所有制,因而在他们的国营企业中,一小撮特权阶层同广大工人的关系完全是雇佣被雇佣、统治被统治的关系。苏修文艺界为了与经济学领域里的“谢基诺试验”相呼应,强调文学必须宣传用“法制手段来提高生产效率和加强劳动纪律”,亦即鼓吹“当代英雄”用法西斯纪律加紧对人民群众的政治控制和经济压
榨的“棍棒”哲学。
看一看苏修作家伊·德沃烈茨基的剧本《外来人》吧!苏修文艺界头目马尔科夫吹捧作者在该剧中“有意识地、引人注目地显示自己的立场,在提出重大社会问题方面充满激情”,使人们不由自主地“受到感染”。剧中的主人公是一个苏修党员、齐赫文某企业工程师。他为了所谓“事业”的需要,冒着党纪处分的危险,擅自到涅列什公司的二十六号铸造车间去改变那里的“落后面貌”。到任之后,切什可夫首先要求“摧毁”涅列什的“相互间象
一家人的宽容态度”,鼓吹强化“纪律”,引起了工人和干部的不满和反抗。但是,切什可夫采取了高压手段来进行镇压。他公然宣称:“我们是领导者,我们的双手什么也不做,我们是用讲话,用脑筋来工作的”,“要是我已经没有什么可以来教你们的话,那我已经不是一个领导者了,我已经失去存在的意义了”。说得明白一点,那就是“我”切什可夫“存在的意义”就是管工人、管企业。他为了履行这个职务,命令工长们监视工人,“盯住他们,扼他们的喉咙”;对那些敢于违反“纪律”的人,要“扣掉一半奖金”,“用卢布打他们”。《炼钢工人》是与《外来人》同出一辙的另一出“杰作”。苏修文学评论界夸奖它的主人公维克多·拉古京是“今天社会所需要的英雄人物”。他由于“忠于职守”、敢于揭发生产中“纪律松弛和不负责任的现象”而被提拔为生产班长。炮制者通过拉古京同工人群众的矛盾冲突,竭力宣扬工人必须信守所谓自古以来就有的观念:“职业上的诚实”,也就是说,工人必须遵守“纪律”,对资本家俯首贴耳,卖命干活,不得有任何的不满与反抗。他甚至凶相毕露地叫嚷:“首先应当教会人们诚实!在一切方面!如果需要,甚至用暴力!”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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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白轮船》中的那个护林所巡查员阿洛斯古尔,更是整天挥动鞭子,训斥工人,稍不如意,就把工人一脚踢开,解雇完事。作者在小说中安排了这样一个情节:莫蒙老人为了去接被抛弃的外孙,让阿洛斯古尔一人留下管原木,结果被阿洛斯古尔打得头破血流。阿洛斯古尔声言要解雇他。莫蒙老人逼于生活,不得不向阿洛斯古尔苦苦哀求。这个“土霸王”得意地喊着:“爬来了,跪在我的脚下了。唉,可惜我没有更大的权力,否则比他好得多的人我也能使他们绝对服从。比他好得多的人我也能叫他们在地上爬。…从前不是有过这样的时代吗:人头纷纷落地,没有人敢吭一声。相反,人们更敬爱你,歌颂得更多。这才对
啊!”
看,这些“当代英雄”、混世魔王是何等地耀武扬威、杀气腾腾!可是,就是这样一些社会渣滓却得到自称为“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一伙人的百般赞赏。这是为什么?苏修一篇评论说:“不仅是生产,而且是整个社会”都不能脱离这些人所要求的“纪律”而存在,否则,“事业就要完蛋”。这真是一语泄露了天机。原来他们需要凭借“当代英雄”的法西斯纪律,来强化对工人阶级的法西斯统治,维护他们摇摇欲坠的反革命“事业”。苏修一伙还拚命宣扬“奴才”哲学,强调要把被统治者的堙头生产、逆来顺受作为“优秀品质”来表现。苏修作家罗佐夫的剧本《处境》中的维克多,就是这种“奴才”哲学的艺术图解。维克多被苏修评论为“具有丰富精神世界的青年工人”。什么是他的“丰富精神世界”呢?这就是他既有“事业心”,整天埋头生产,富于革新精神;又“软弱”,“善良”。这个人物就“象块蜡,人家想把他捏成什么样,就是什么样”。作者还通过维克多之口,鼓吹“如果没有弱者,那干吗还要有强者”的奇谈怪论。苏修的另一部被评为“充满时代气息”的中篇小说《挑选的权利》,其中一个人物杰姆金,原来是个有反抗精神的青年工人。他对严重的等级制度十分不满,责问为什么把“所有好的”、“丰盛”的食物都“给了工程师”,并且理直气壮地说:“我们是什么?是下等人吗?我们是工人阶级!我们实现了革命。”这时,某些人就来做他的“思想工作”,扬言只要安分守己,好好劳动,就可以“提你的级”。随后又拉他去干有额外收入的一种试验。杰姆金就在卢布的刺激下,为所谓“光辉前途”所迷惑,最后终于成为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的“驯服工具”。文学作品中出现的这类奴性十足的顺民,既能为统治者卖命千活,又对反动统治逆来顺受,因而得到了苏修统治集团的一致好评。
随着生产资料所有制和人们在生产中的相互关系的变化,产品分配的形式也起了变化。西方资产阶级的一篇评论说:现在苏联的社会财富,正通过多种多样的方式进行“重新分配”。今天的苏联,社会财富“重新分配”的结果,只能导致国内阶级更加向两极分化:
一小撮特权阶层把工人阶级、劳动人民创造的财富放进了自己的腰包,过着和西方资产阶级一样骄奢淫逸、花天酒地的寄生生活,广大劳动人民终年辛劳,得不到温饱,日益陷入贫困的深渊。短篇小说《当小城欢笑的时候》,描写苏联青年涅斯托尔迷恋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公然叫嚣“资本主义比社会主义有充分的优越性”,一心想到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当个老板,去过那种极端奢侈腐化的生活。其实,这既是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苏修社会中某些人的社会理想,同时又从另一个侧面美化了苏修的现实。须知今日的苏联,早已不是什么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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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而是地地道道的资本主义了。只不过是这种资本主义较之西方还要糟糕,这才是那个青年向往西方的真正目的。倘若不信,只要翻一翻另一短篇小说《扎格达伊金和他的孩子们》,就可以说明这个问题了。这部小说反映了这样一个事实:苏联传统建筑工人扎格达伊金的小儿子、建筑托拉斯经理费多尔,利用职权,通过“开后门”的途径,不仅为自己建造了别墅,而且还为他的上司建造了一座犹如“真正的宫殿”的私人大别墅。说它“大”,是因为“空着肚子的人简直没法跑遍”。费多尔的一家和他的上司,个个“营养极好”、“肥胖”健康,整天价寻欢作乐。而扎格达伊金的大儿子、建筑工人萨维利,终年造房,却住在条件低劣、种种臭味“经久不散”的“旧房子”里。透过《扎格达伊金和他的孩子们》,人们看到了
苏修社会里贫富悬殊的现实。
篇末,想提一提苏修新资产阶级分子是怎样为老资本家编造“红色”家谱的。在获得
一九七二年俄罗斯联邦国家奖的长篇小说《可怕的法庭》里,作者别有用心地塑造了西伯利亚西部地区一个大资本家沙特洛夫的形象,赋予他“爱国”的美德,给他戴上了“革命者”的桂冠。请看他的“革命历史”的片断:一九○五年革命时期,沙特洛夫由于“坚决”反对沙皇政府,因此受到“坑害”,被列入黑名单。后来,他又冒着生命的危险,救出被沙皇宪兵围捕的布尔什维克党员、列宁的特派员凯特罗夫,并且同他建立了真挚的友谊。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沙特洛夫出于“爱国心”,做了许多“支前工作”。.十月革命后,沙特洛夫积极捍卫新生的苏维埃政权,毅然同投奔白匪军的次子一刀两断。不仅如此,他还从心底里拥护在企业内部施行工人监督的制度,并且准备把自己的企业交给苏维埃政府,实现他的开发西伯利亚的宿愿。在这里,资本家敲骨吸髓地剥削、压榨劳动人民的反动本性完全被一笔勾销了,资产阶级的复辟希望、复辟行动也丝毫不见踪影了,剩下的是什么呢?只有“革命”
二字。炮制者为了表彰这个资本家的“革命功绩”,甚至还煞费苦心地编造列宁接见沙特洛夫的场面,胡诌什么列宁称沙特洛夫为“诚实的资本家”。
为什么这些新资产阶级分子对老资本家的亡灵吹捧不已,闹得不亦乐乎?鲁迅说得
十分明白:“辩护古人,也就是辩护自己。”他们为被赶下台的老资本家引幡招魂、梳装打扮,戳穿了,都是为他们自己一苏修的“当代英雄”们树碑立传,让他们的“事业”永世长存,永远骑在工人阶级、劳动人民的脖子上,横行霸道,作威作福。
马克思早就指出:“人类历史上存在着某种类似报应的东西,按照历史上报应的规律,制造报应的工具的,并不是被压迫者,而是压迫者本身。”苏修“当代英雄”们越是残酷地剥削和压迫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就越是进一步暴露了它的丑恶的真面目,促使越来越多的人民群众投入积极的反抗斗争,从而给苏修自己准备着垮台的条件。苏修“当代英雄”们的寿命不会很长了。胜利是属于苏联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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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会辨别各种思潮和学派
咖能咖
怎样正确认识儒家法家思想的历史作用
孔子、儒家和礼
康
立
“儒”在春秋时期是一批专门给奴隶主贵族治丧、喊礼的吹鼓手。孔子也干过“儒”这个行当。这种人听到别人家里死了人就高兴,因为这一来可以增加一笔收入。孔子从小就常常练习向祖宗的神主牌位行礼,长大后对周朝的礼制非常向往,曾特地到周都洛阳去观礼、问礼。孔子和他的徒子徒孙们,在历史上称为“儒家”。
“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孔子鼓吹的“礼”是奴隶制的产物。“礼”起源于原始社会祭祀鬼神的宗教仪式。“礼”字(繁体字作“禮”)在甲骨文中作“豐”,是在“豆”的祭器中放两串玉奉事鬼神的意思。到了奴隶社会,“礼”从祭祀形式变成维护奴隶主贵族统治的上层建筑。它通过加冕、结婚、丧事、宴会等礼节仪式来显示奴隶制尊卑贵贱的统治秩序和道德规范。周代奴隶主继承商代的“礼”作为统治的工具。大奴隶主周公说:“天子到新都祭祖宗时,用殷礼就能分辨尊卑贵贱的等级。”奴隶主还把“礼”和天联系起来,论证奴隶主统治是天经地义的。赵国贵族大叔对赵简子解释“礼”时说:“礼,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另一个叫过的贵族公开说:“礼是治国的基本内容。没有礼,上下尊卑的等级关系就颠倒了,这怎能保证长远的统治呢?”奴隶主用“礼”来“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企图永远维持宗族奴隶制的统治秩序。所谓“礼治”,实质上就是残暴的奴隶主专政。
春秋时代,由于奴隶起义和新兴地主阶级势力的抬头,奴隶主的“礼治”再也不能维持下去了。“人而无礼”、“人而无仪”的事时常发生,形成所谓“礼崩乐坏”的局面。郑国子产“铸刑书”,邓析作“竹刑”,晋国“俦刑鼎”,反映了新兴地主阶级用“法治”破坏“礼治”来谋求地主阶级利益的革命要求。这是新的阶级力量要求突破奴隶制旧制度束缚的必然结果。维护“礼治”还是破坏“礼治”,这是两种社会制度、两个阶级的一场斗争。
孔子是个顽固地维护奴隶制的死硬分子。他硬要逆历史潮流而动,破口痛骂破坏“礼治”的革命行为说:“是可忍,孰不可忍也!”他日夜梦想“复礼”。《论语》记载了他有七十三处讲到了“礼”。这些“礼”指的是奴隶制的典章制度。“复礼”,就是要复辟西周奴隶制。孔子说:“复礼”必先“正名”。所谓“正名”,其实就是要恢复“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宗族奴隶主的等级制。孔子认为,只要让奴隶和新兴地主懂得“礼治”是天经地义的,被统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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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不会“犯上作乱”了。因此,孔子强调“为国以礼”,要求对国君“事君尽礼”,对一家一族的奴隶主也要“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颜渊向他问“礼”的内容,他回答:“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他的儿子孔鲤从他面前匆忙走过,孔子马上喊道:“站住!”又问:“最近学礼吗?”孔鲤回答:“没有。”孔子立即给他一顿训斥:“不学礼,怎么做人?”所以,“礼”是孔子复辟奴隶制的政治纲领和行为准则。
孔子学礼学到了家,因此,他的为人也就特别虚伪和卑鄙。他上宗庙或者去朝廷的时候,同下大夫说话,趾高气扬,盛气凌人;和上大夫说话,毕恭毕敬,低声下气。国君临朝视事,他现出一副奴颜婢膝的丑态,诚惶城恐,唯恐礼节不周到。朝见国君时,他走到门口,先作一揖,直起身,立在门口;进门时小心翼翼,生怕踏着门槛。登堂入室时,两手拎起裤脚管,离地一尺多,慢慢走进去,屏住呼吸,连大气也不敢出。国君请吃饭,他先吃一小口,表示等国君先吃。有一天,孔老二病了,睡在床上,国君来看他,老头子慌了,赶快把朝服裹在被子上,外加一条大布带,表示象上朝见国君一样有礼。当时就有人骂他是专会拍国君马屁的伪君子。说起请客送礼来,孔子称得上是一名祖师爷。有人拜他做先生,先得送十条干肉作为见面礼。他收三千名学生,就收进三万条干肉,难怪他天天是“食不厌精,脍不厌细”的了。孔子培养出来的儒家之徒,都和孔子一样,是一批口头上仁义道德、肚子里男盗女娟的虚伪家伙。他们口头上吹嘘自己“不宝金玉”,实际却是“见钱眼开”、不择手段的强盗。《庄子》里曾经记载了这么一个孔子之儒“诗礼发塚”故事:有一天,两个儒生去盗墓。大儒问:“天快亮了,干得怎样了?”小儒说:“死尸衣服还没剥光,嘴里还有一颗珠子没掏出来。”就在这个时候,小儒开始一本正经地对死人大谈其“礼”,说:“生前不布施,死后含一颗珠子干什么?赶快吐出来吧!”于是,一手揪死人头发,一手抓死人胡子,大儒用铁椎撬开死人的嘴巴,把珠子完整无损地掏了出来。他们毁尸偷珠且不说,口中还要说上一大通道理,表明自己的行为是完全合乎“礼”的。你看,这批所谓儒家之徒有多虚伪!
战国时代,天下大乱。封建制进一步确立和奴隶制的逐步崩溃,使整个上层建筑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维护奴隶主贵族统治的“礼治”再也维持不下去了。在秦国,自商鞅以来,
一直强调的是“法治”。齐国人鲁仲连说秦国是“弃礼义而上首功之国”,这话算是讲对了。这种做法在当时代表着新兴地主阶级的利益,对推翻旧制度、建立新制度起着重大的推动作用。秦始皇代表地主阶级统一中国以后,在粉碎没落奴隶主反动复辟、巩固地主阶级专政的斗争中,也不讲“礼”。秦始皇焚书坑儒,烧的是吹捧周礼的儒家经典,坑的是复辟周朝分封制的复古派。他也没有很浓重的等级观念,身为国君,却能同法家尉缭同饮食共起居。在秦王朝的朝廷上,大臣、博士可以随便发表意见,包括那些反对的政见。由此可见,当时的封建等级观念还不象以后的那样森严。反动儒生们骂他“未能用周礼,将无以固其国”。但是秦始皇如果用周礼,那他就无法建成统一的封建大帝国了。
两千年来,地主阶级经历了一个从反“礼”到崇“礼”的过程。这个过程是与地主阶级从先进转变为落后、从革命阶级转变为反动阶级的过程相一致的。
汉开国皇帝刘邦的出身是小流氓。他在没有当上皇帝的时候,以“不好儒”著称,根本不讲究礼。有一次,谋士郦食其去找刘邦,刘邦问报信人:“来客是什么人?”报信人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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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客人穿儒服、戴儒帽,象是一位大儒。”刘邦一听,火冒三丈,说:“老子正在忙着,没有空!”但报信人又返回说,来客不是儒生是壮士,他就说:“请客人进来。”郦食其进来时,刘邦正坐在床边洗脚,一点也不讲究“礼”。他还欢喜把儒生戴的帽子摘下来当撒尿的便壶,这对儒生来说,真是严重的渎礼行为。但是,地主阶级在夺取政权以后,为了建立君臣父子的封建统治秩序,就逐步由反对“礼”转向尊崇“礼”了。拿同一个刘邦来说,他在篡夺了农民起义果实、爬上皇帝宝座的时候,由于封建秩序没有能马上建立起来,臣子们往往在殿上饮酒,喝醉了就狂呼乱叫,甚至拔剑砍柱。这时曾做过秦博士的儒生叔孙通就乘机对刘邦说:“我们儒生不会打仗,却能够帮你制礼作乐。”刘邦说:“你可以试试看,但不要太繁琐,只要容易实行就行。”于是,叔孙通就召集一批儒生练习了一个多月的礼仪。刘邦看了认为不错,下令群臣照办。长乐宫建成后,正式举行朝仪。天刚亮,礼官就按照文武官员的等级,把他们分批引进殿门。两旁卫士持戟站立,威仪森严。礼官喊一声:“上!”功臣、列侯、诸将军肃然东向,丞相、文官一律西向。刘邦乘着龙车出来,登上龙椅,南面而坐。礼官又喊:“拜天子!”百官三呼:“皇帝陛下万岁!”从诸侯王以下直到六百石的官员,按照秩序奉贺,个个“震恐肃敬”。礼毕,又在殿上置酒,群臣都低着头饮酒,谁也不敢喧哗“失礼”。最后,礼官又喊:“罢酒!”臣子们都静静退出去。这下子,刘邦可摆够了皇帝的威风。他得意洋洋地说:“今天我才尝到做皇帝尊贵的味道了!”
刘邦在建立了汉王朝后,虽然开始从反对“礼”转向尊崇“礼”,但由于当时面临的斗年形势是如何打击分裂割据势力、巩固中央集权的地主阶级专政,因此,基本上采用的“霸王道杂治”的政策。“汉承秦制”。他同秦始皇一样,实际上是崇尚法家和法治的。刘邦也曾到曲阜祭孔,但那是“英雄欺人,将借此收揽人心”(鲁迅语),并非是真心要尊儒崇“礼”。刘邦死后,这种情况基本上没有变化。汉文帝的时候,贾谊曾建议说:“汉朝承袭了秦朝的坏风俗,废置礼义,抛弃廉耻。今汉家有天下二十多年,应该定制度、兴礼乐了。”汉文帝不同意,说:“繁文缛礼,对我汉家统治一点好处也没有。”他明确地把“兴礼乐”看成是实现封建统治的障碍。到了文帝的儿子景帝嗣位的时侯,迂腐不化的儒家博士猿固生竭力主张隆礼,结果激怒了窦太后,窦太后把他丢进兽圈中,要他对野猪宣讲礼义之道。但野猪不愿听也听不懂这套废话,一股劲儿低着头露着牙朝辕固生冲过来。幸得汉景帝给了他把好刀子,一刀戳进了野猪的心房,才算保住了这条老命。汉武帝继位时,赵绾、王臧等人叫喊“兴礼乐”、“行儒术”,窦太后一怒之下把他们关进了大牢。史学家班固评论汉初这
七、八十年的统治时说:“稽古礼文之事,犹多缺焉。”这是符合当时情况的。
汉初封建统治者为什么要反对“礼”呢?这种态度是由当时阶级斗争的需要所决定的。刘邦做皇帝的时候,汉朝中央政权只统治着十五个郡,其他地方都由诸侯王割据。稍后一段时间,刘邦虽然把异姓诸侯王都给消灭掉了,但却同时又封了不少同姓诸侯王。这样一来,中央政权的统治基础还很薄弱,奴隶主复辟势力在地方上还有着一定的力量。各个诸侯王就是这股残余势力的政治代表。他们用各种方式反对中央政权。当时的封建中央政权奉行法家的主张来打击复辟势力,巩固地主阶级专政。地方各诸侯王则为了分裂割据、复群奴隶制的需要,主张“兴礼乐”,认为“治道非礼乐不成”。因此,在对“礼”的态度上,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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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阶级和奴隶主残余势力是很不一样的。
地主阶级在确立了统治地位以后,就急遽地由反“礼”转变为崇“礼”。汉武帝在位期间,是西汉封建统治的鼎盛时期,也是西汉封建统治开始走下坡路的时期。董仲舒适应了这种形势的需要,竭力尊孔反法,提倡复古隆礼。他从孔子的“尊尊”和“亲亲”的原则出发,提出了一整套维护封建等级制度的“三纲五常”学说,为全面加强封建统治提供了理论根据。汉武帝也认为必须“导民以礼,风之以乐”,才能维护封建统治。于是,他命令将天下的“方闻之士”都集中到朝廷来,“讲议洽闻,举遗兴礼”。他做皇帝的几十年间,举行了许多次的巡狩、封禅、郊祀、改制等大典,还组织了乐府,大唱“雅乐”。儒家鼓吹的礼乐,他都一一照办,下令奉行。从此,“礼治”成为中国封建社会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它配合严刑峻法,成为维护反动统治的有力工具。
经过历代封建统治者的提倡,儒家的“礼”越搞越繁琐,内容越搞越庞杂。什么《周礼》、《仪礼》、《礼记》之类的“经书”,先后被“发现”、编纂和得到了广泛的流传。地主阶级越讲究“礼”,也就越虚伪。东汉的士大夫为了讲“礼”,不仅治丧三年,甚至有居于墓侧服麻守孝达二十几年的。但是这种讲礼的君子,往往一面在墓道中居丧尽哀,一面却不妨接二连
三地生儿育女。这对儒家的“礼”来说,真是一个绝妙的讽刺!
在封建社会中,“礼”包括了国家的政治制度和婚、丧、祭祀等一切仪式。要讲等级、论资格,有“尊尊”、“亲亲”、“长长”之义。讲阶级调和,有所谓“礼之用,和为贵”和“礼至则不争”等反动理论。此外,还有什么“礼尚往来”之类,专门讲究地主阶级间迎往送来、请客送礼的一套繁琐仪式。总之,无论是红白喜事、迷信活动,乃至贪污行贿等,在“礼”典内色色俱金,应有尽有。鲁迅说得好:“中国原是‘礼义之邦’,关于礼的书,就有三大部,连在外国也译出来了。我真特别佩服《仪礼》的翻译者。事君,现在可以不谈了;事亲,当然要尽孝,但殁后的办法,则已归入祭祀中,各有仪,就是现在的拜忌日,做阴寿之类。”真是一针见血地揭露了“礼”的反动本质。
“礼”之为用如此之大,所以,古今中外的反动派都莫不崇“礼”隆“礼”。远的不说,近代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从曾国藩到蒋介石,就都把“礼”作为治国的根本。曾国藩说:“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则一秉乎礼。”蒋介石声嘶力竭地叫喊,“礼义廉耻”是“立国的纲维”,要“以礼治天下”。党内的机会主义者为了维护反动统治、复辟资本主义的需要,也在起劲地鼓吹“礼”。陈独秀认为孔子的“价值”在于“建立君、父、夫三权一体的礼教”。王明吹捧“礼”是我国的“优秀传统”。林彪进一步提出要用“尊尊、亲亲、长长”的“礼”作为“处理人事关系的准则”。在外国,苏修叛徒集团竟然也在鼓吹起“礼”是“天下人都应遵守的行为规范”来了。鸟龟找王八,原来是一家。古今中外的反动派都莫不崇礼、尊礼,说明了他们都是一批口头上仁义道德、肚子里男盗女娼的伪君子。
孔子死了二千年了。但是,反映旧制度的旧思想的残余,总是长期地留在人们的头脑里,不愿意轻易地退走的。儒家的“礼”是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的集中反映,属于必须打倒之列。我们必须不断深入地批判孔子和儒家的“礼”,将意识形态领域里的革命进行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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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话破“礼”
于任远
说起“礼”,不禁想起样板戏里的两个反面人物。座山雕要初见他的人送个“见面礼”,胡传魁结婚,则要“各家各户,自愿送礼”。这两种“礼”,倒很能概括旧社会里各种“礼”的实质:前者是反动阶级内部相互笼络的手段,后者是他们剥削劳动人民的一种方式。
座山雕和胡传魁要的是礼品,这只是他们一整套反动礼节的物质体现。除此之外,他们在“礼”上的花样还多得很。尽管座山雕只不过霸占了一个山头,胡传魁只不过是一小股土匪部以的草头司令,但他们还是在自己手下划分了层层等级,制订了各种腐朽的“规矩”和“礼节”。不这样,他们连一天也混不下去。
这两个土匪头子是继承了孔子所津津乐道的“周礼”·的衣钵。几千年来,这种反动的“礼”已经渗透到了社会生活和风俗习惯的各个方面,根深蒂国,即使是在今天,虽然基本上已遭到了摧毁,但仍然可以处处看到它的痕迹。
什么是礼?礼者,上下等级次序也。在有些人的心目中,宁可悖理,不能破礼。所谓“纵使你有千条理,礼节不周先有罪”。话剧《钢铁洪流》中赵四海公开“顶撞”了厂长、老上级白显舟京剧《龙江颂》中,富裕中农常富与儿子闹了纠纷,常富说:“你哪象我的儿子啊”,儿子的回答是:“象你就糟啦”!这在那些人看来,都是“失礼”,都是大不应该的。究竞如何?应该让,即所谓“礼让”。正象鲁迅所揭露的,“既有礼,就必能让,而愈让,礼也就愈繁了”。也就是说,学生应该“让”老师,儿子应该“让”父亲,下级应该无原则地“让”上级。此类旧“礼”,禁锢思想,削弱斗志,滋长庸俗习气,任其蔓延,危害匪浅。
然而,“礼”就是这么无休止地“让”下去吗?也不。它还有不“让”的一面。在旧社会,礼尚往来。“投之以木桃,报之以琼瑶”,“礼”是讲究有往有来的。不然的话,“来而不往,非礼也”。不还礼是不通人情世故,会被人瞧不起。“这个人,连还礼都不懂!”它被认为是一种失礼的行为。“开后门”之类的坏习气,发端盖在于此。这些人采取的是“将欲取之,必先予之”的政策。“礼”对于他们,无异于一块“敲门砖”,用以敲开他们个人的幸福之门。有一句口头禅,叫“礼多人不怪”,这就是要用“礼”来换取“不怪”和“不怪”后面的“好感”。在人不为已、天诛地灭的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眼中看来,这完全是理所当然的事。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中国,摧毁了旧“礼”所赖以产生的经济基础。特别是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指引下,广大红卫兵小将和革命小将奋起破除“四旧”,荡涤了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污泥浊水,使人们的面貌焕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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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新。但是,只要还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四旧”便始终会以种种形式,改头换面地重新出现。那些已被打倒了的地富反坏右和一切反动分子,当年是尊奉着“礼不下庶人”的原则的,今天却也常常会给往日的“庶人”送“礼”。大则宴席往来,小则烟酒应酬,乃至金钱衣物之类,尽力投你所好。他们送小“礼”谋大“利”,想获取的是整个已经失去了的“天堂”。劳动人民把这种“礼”称之为拌着蜜糖的砒霜,很有道理。只要他们的“变天”目的一旦如愿以偿,他们就决不会如此“礼节周到”,而是立即把脸一翻,象座山雕、胡传魁那样用手枪、刺刀来索“礼”了。“先礼后兵”,前车可鉴。
无产阶级讲不讲“礼”呢?也讲。我们十分珍视革命同志间的互相关心、互相帮助、互相爱护,也不排斥革命队伍里必要的礼貌和礼节。革命同志见面时握手、问好,解放军同志间互行军礼,见老年人或孕妇上车时主动让座位,这些,我们有时也称之为“礼”。这些礼貌或礼节,体现了新的社会风尚,反映了经济基础的深刻变化,是每个革命同志所必须遵守和奉行的。它和那种旧“礼”有着完全不同的阶级内容。内容不同,形式也必然不同。剥削阶级的“礼”不仅内容反动,在形式上也是讲究繁文缛节的。社会越腐朽,“礼”也就越繁,最后繁到如鲁迅所说,谁要是一概照办,“就要化去生命的几乎全部”。无产阶级革命者之间是决不搞这套繁文缛节的。如果繁文缛节在革命同志间出现的话,那就很值得问一问这究竞是一种什么“礼”了。
“不破不立”。破旧“礼”,是树立共产主义新风尚的前提。敢不敢破它,能不能彻底破,这是一场触及世界观的严峻考验。各个剥削阶级的“礼”在镇压人民、维护反动统治这
一点上是一致的,因此,任何一个剥削阶级的代表人物都不可能彻底否定它“前辈”的“礼”,相反地,总是千方百计抱着保护的态度。特别是当这个阶级走下坡路的时候,更是捞着根稻草当救生圈,对反动的“礼”推崇备至。刘少奇、林彪这一类假马克思主义的政治骗子就是这样一类人物。
无产阶级革命者则完全相反。他们把旧“礼”看成是必须与其“实行最彻底的决裂”的传统观念。在这方面,鲁迅是我们的一个好榜样。他与剥削阶级的种种旧“礼”战斗了整整
一生。直到去世以前,在留给亲属的“遗嘱”中还明确地写上了“不得因为丧事,收受任何人的一文钱”、“不要做任何关于纪念的事情”等破除旧葬礼的内容。这是一个与旧世界战斗到生命最后一息的共产主义战士的声音,它号召着人们彻底破除旧“礼”,奋起和阶级敌人、机会主义者进行一场“以牙还牙”的战斗。三十多年过去了,但鲁迅的“遗嘱”至今仍有着深刻的现实教育意义。它激励我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把批判资产阶级世界观的斗争进行到底。
春节将临,这历来是旧“礼”泛滥之时。对于我们经历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洗礼的中国人民来说,这是用无产阶级世界观去批判资产阶级世界观,进行革命的移风易俗的好时机。因此,在结束这篇短文的时候,我们拟了一副春联来赠给这个节日,曰:
破除千年旧礼,树立一代新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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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文
挑担子还是御担子?
红
宣
《红灯记》里李铁梅有一句大家所熟知的唱词:“爹爹挑担千斤重,铁梅你应该挑它八百斤。”铁梅这种继承先烈遗志、勇桃革命重担的崇高精神,对我们是很大的鼓舞和鞭策。但是,在文艺、教育、新闻、出版等各个文化领域的斗、批、改工作中,我们却往往会碰到卸担子的情况。办一件事吧,就坐等上级布置而后行动;编一个戏吧,就伸手向领导要题目而后写作;一本教材,有人支持,有人反对,就硬要工人师傅出来表个态,问他自己呢,“吃不准”,“没把握”。看起来,事事请示,样样汇报,“组织观念”强得很。果真如此吗?非也,卸担子也。
挑担子还是卸担子?一字之差反映了对待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两种根本不同的态度。诚然,一个人能力有大小,水平有高低,“吃不准”、“没把握”的事总是有的。但是这决不是卸担子的理由。“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没有“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英雄气概,又怎能打得了吊睛白额虎?李铁梅只有十七岁,但是她高举革命红灯,敢于挑革命的重担,终于在阶级斗争的暴风骤雨中迅速地成长为坚强的革命战士。“吃不准”吗?那你就去“吃”一“吃”,是甜是苦,是冷是暖,不就立见分晓了吗?动起手来干一千,又有什么不可“把握”的呢?文化领域的斗、批、改工作是复杂的,这就更需要我们群策群力,人人桃担,众人拾柴火焰高,上层建筑革命的烈火才能越烧越旺。委是光躺在那里叫“吃不准”,“没把握”,事事回避,处处推却,两眼望着上级领导拿出个现成办法来,那么过了一百年还是“吃不准”、“没把握”。
“艰苦的工作就象担子,摆在我们的面前,看我们敢不敢承担。”可见问题正是在于这个“敢”字,是敢承担还是不敢承担。只要敢于挑担,敢于实践,那么,“吃不准”就可以转化为“吃得准”,“没把握”就可以转化为“有把握”。被称为“大老粗”的工人宣传队挑起上层建筑斗、批、改这副重担已经五年多了,不是获得了越来越多的发言权了吗?而我们有些同志,本来常常以某方面的“内行”自居的,为什么今天却谦让起来了呢?这里面不是很值得想一想的吗?
仔细推究一下,在“吃不准”、“没把握”后面,其实还有一些“潜台词”。其中,对我们文化领域的革命心怀抵触,以沉默来表示“不合作态度”者有之,对今天领导文化工作的“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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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看不上眼,故意袖手旁观,等看洋相者有之,但就多数来说,还是一个“怕”字,“怕”什么?“怕犯错误”。有的人摔过几个跤子,喝过几口水,于是便事事当心,处处谨慎,真个是“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看起来还是“文化工作危险论”在作怪。但这样就能“保险”了吗?这恰恰是刘少奇“多做多错,少做少错”的流毒的反映。什么事也不做,看起来什么错事都可以避免,其实“卸”革命之“担子”本身就是一错。二千多年前孔夫子提出所谓“明哲保身”的反动哲学,教他的学生“多闻阙疑,慎言其余,则寡尤。多见阁殆,慎行其余,则寡悔。言寡尤,行寡悔,禄在其中矣”。就是说,不要问世务,不要担风险,这样既可不遭人怪,自己也不会有懊恼,还可以获得高官厚禄。“多做多错,少做少错”,也无非是这种“明哲保身”哲学的翻版。这种哲学,在我们的时代,是没有出路的。在波澜壮阔的上层建筑领域的革命中,光想着“保”自已不犯错误,这种精神境界不是太渺小了吗?在文化领域的斗,批、改过程中,我们允许试验,允许犯错误,也允许改正错误。只要我们敢于负责,敢于挑担子,从正反两个方面不断总结经验教训,我们就一定会变得逐渐聪明起来。当革命的重担落到李铁梅肩上之时,李奶奶曾经语重心长地希望铁梅“做一个铁打的金刚”。“铁打的金刚”不是天生的,而是在挑重担的过程中炼出来的。我们相信,只要认真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争取给自己身上多压担子,就一定能夺取文化领域斗、批、改的不断胜利,把自己锻炼成为一个坚强的无产阶级文攻战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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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老教师当作后进的典型,也不一定确当,因为一个教师是否先进,并不决定于他年龄的大小。所以,在修改稿中,我们把金、张两个教师,都改为解放以后的大学毕业生,这样,双方显得“势均力敌”,具有激烈冲突起来的客观可能性;而且,这两个原先情况比较近似的年轻教师之间的激烈的思想冲突,也更能引人深思,发人深省。这一正一反的对比,就能够表明“教改的问题,主要是教员问题”,从而有助于较好地表现主题思想。
主题思想要通过英雄人物来体现。怎样塑造好金老师的英雄形象呢?我们在深入生活时,曾听到一位先进教师说:“在学生面前的一言一行,都是自己世界观的‘亮相””。这句话耐人寻味,闪耀着思想的火花。我们在塑造金老师的形象时,就把这个深刻的恩想,作为一条红线,贯穿在这个英雄人物的全部言行中。并设计了儿个比较突出的细节,使它能鲜明地表现出来,其中比较重要的是李钢的作文《和爸爸比童年》。我们着重描绘:是金老师,从“皮”学生这篇很多错别字的作文里发现了闪光的东西,看出了李钢思想上朴素的阶级感情;是金老师,要把这篇作文登在墙报上,鼓励李钢努力向上;是金老师,针对这篇作文洋溢着朴素的阶级感情的特点,对李钢进行回忆对比教育,启发李钢的路线觉悟和阶级觉悟。同时,我们用对照的办法,来表现金、张两个教师的不同的世界观。经过儿番思想交锋,又面对李钢转变的事实,使张老师“补上了难忘的一课”,金老师的英雄形象,也因此而有可能塑造得更高大、更丰满一些。
《补课》还是一个很粗糙的作品,思想上艺术上都存在不少缺点。面对当前教育革命的大好形势,我们决心努力吸取《补课》创作中的教训,继续拿起社会主义文艺的武器,参加批判修正主义、批判资产阶级的伟大战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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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岳考年该瑰想
志在农村绘宏【图
李解买具梦徐華胡志搭
以前,在学校里,我们这些学生,老是好谈论理想呀,前途呀!我自已也是这样。比如说,有时去看戏吧,看到舞台上的演员受到观众的热烈鼓掌,我就想,要是能当个演员有多光荣啊。以后,看见飞机在高空飞行,我又想,如果当一个飞行员该有多好啊。我在中学里,比较喜欢数学、物理,这时就想,要好好学习,将来争取当个科学家。这个理想,那个理想,想得很多,也想得很远。
但是,如果现在问我有什么理想,那我可以自豪地回答你:志在农村绘宏图,誓将淮北变江南。最近,我们生产队制定了一九七四年的生产规划,准备实现“三一”沟网化:一万亩地南北一条大沟,一千亩地东西一条中沟,一百亩地一条小沟。沿沟修上路,栽上树,搞上渠道,这样旱了能灌,涝了能排。这个计划现在基本上已经搞好了。不仅如此,我们还经常在地头、场头兴奋地议论我们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远景,向往着一九七五年、一九七
六年,甚至想到了一九八○年。到那时,我们淮北农村,到处是宽广的大路,路旁树荫成行,拖拉机在原野上奔驰,大田里一片稻浪滚滚。想到这一切,我就感到我们这个时代实在太美好了。
为什么同样一个人,前后却会有两种截然不同的理想呢?其实这并不奇怪。毛主席早就说过:“在阶级社会中,每一个人都在一定的阶级地位中生活,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在阶级社会中,理想也是有阶级性的。一个人树立什么样的理想,决定于他头脑中存在着一种什么样的世界观。以前,自己想当这个,想当那个,就是不想当一个普通的劳动者,这不正是孔子的“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流毒在自己头脑中的反映吗?说穿了,这种光从个人的爱好和兴趣出发的理想背后,往往夹杂着许多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东西。而现在,在农村这个大熔炉中,广大贫下中农教育了我,使我认识到个人的一切理想,都不能离开革命的需要,不能离开无产阶级的远大理想。不然的话,就只能是个人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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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空想。农村需要知识青年,知识青年更需要到农村去锻炼。因此,把自己的青春献给社会主义新农村,这种理想是和无产阶级的远大理想一致的,是具有无限光明的广阔前途的。
世界观的转变是一个根本的转变。一个革命青年要树立无产阶级的理想,唯一的办法,就是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回想我们在学校时,高谈阔论,指手划脚,现在想想,实在空洞乏味得很。正如毛主席所指出的,知识分子在没有和工农群众打成一片时,“往往带有主观主义和个人主义的倾向,他们的思想往往是空虚的,他们的行动往往是动摇的”。到了农村,情况就大不一样了。光说大话是不行的,而且还要有行动。广大贫下中农虽然口头上不空谈什么远大的理想,但每个人都是脚踏实地,为了建设社会主义的新农村而奋斗。我们生产队一人要摊到五亩地,劳动力很紧张,但为了早日实现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远景规划,他们起早摸黑,一锄一锹,把希望和未来建立在与天斗、与地斗、与阶级敌人斗的基础上。在毛主席苹命路线的指引下,在贫下中农这种实地苦干精神的教育下,我们也放下了知识分子的架子,无论是犁地、扬场、堆垛、赶大车,样样都争着干。艰苦的劳动不仅磨炼出了一双能挑重担的肩膀,更重要的是磨炼出了劳动人民的思想感情,逐步地成长成为一名无产阶级的革命战士,懂得了为共产主义理想而奋斗的真正含义。
几年来的农村生活,使我深深体会到,“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经过了无产阶级文化大苹命,我国广大农村的面貌发生了极其深刻的变化。但也不可否认,由于旧中国遗留下来的是一副烂摊子,有些地方即使是在今天,生产上也还是比较落后。但落后又有什么可怕!一张白纸没有负担,可以画最新最美的图画。正因为如此,才需要我们青年一代去战斗,去建设。生活艰苦吗?越是艰苦的地方,越是能锻炼人、改造人。就拿我们大队来说,八百多人,只有两个初中生。过去,这里根食产量一直很低。近年来,我们知识青年和贫下中农一起,战天斗地,搞科学实验,粮食产量成倍增长。一九七三年,我们又超颜完成了国家粮食征购任务,而且生产队储备了
一万多斤粮食。三大革命的丰富实践,也越来越使我们感到,我们这些人,虽然号称“知识分子”,实际上知识贫乏得很。无论是政治理论、科学文化都跟不上社会主义新农村发展的需要。
鲁迅曾经在《赠画师》这首诗里写道:“愿乞画家新意匠,只研朱墨作春山。”我们革命青年应当做一个新时代的“画家”,愿将青春作“朱墨”,扎根农村一辈子,为祖国的锦绣河山,添上绚丽的一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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敢为革命创新业
上海东风农场俞建平
为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这是我们每个革命青年最美好的理想。但是,怎样才能做到这一点呢?过去我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是不清楚的。一九六八年,我高中毕业以后,响应毛主席“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伟大号召,来到市郊国营农场,亲身参加了两个连队的创业战斗,才使我懂得,理想并不是空想,要实现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就得一步一脚向前迈,敢为革命创新业。
创业,总是艰苦的。因此,为革命创新业,首先思想上要有一个敢字。如果在艰苦环境面前畏缩不前,甚至当逃兵,这样,为共产主义的理想而奋斗,就只能是一句空话。回想当初,我们刚到农场创建“五·七”连以时,喝的是带咸味的河水,点的是小油灯,住的是茅草屋。有时碰到风雨天,屋外下大雨,屋里下小雨,这就得动员所有脸盆、脚盆和饭碗来参加战斗。听着这叮叮哨喈的雨,点声,大家风趣地说:“真是一首社会主义革命的交响乐啊!”这样的生活条件比起大城市来,确实要艰苦一些。但是,大家想到,我们今天的创业战斗,正是和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每个人的心里还是乐呵呵的。
社会主义革命的交响乐是威武雄壮的,但演奏这样威武雄壮的交响乐,却是充满着矛盾和斗争的。毛主席早就指出:“要使全体青年们懂得,我们的国家现在还是一个很穷的国家,并且不可能在短时间内根本改变这种状态,全靠青年和全体人民在几十年时间内,团结奋斗,用自己的双手创造出一个富强的国家。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给我们开辟了一条到达理想境界的道路,而理想境界的实现还要靠我们的辛勤劳动。”因此,干社会主义革命,想吃现成饭是不行的。有些同志,总希望什么都给安排得妥妥贴贴,然后再去干革命。这种吃现成饭的思想,是懦夫的哲学。干革命,就是要艰苦奋斗。什么都安排得妥妥贴贴,还要我们一双手干什么!没有无数革命先烈抛头颅、洒热血,就不会有今天的社会主义。同样,没有今天的艰苦奋斗,也就不会有明天的共产主义。
明知剑业难,偏做创业人。正是在这种革命精神鼓舞下,“五·七”连队的战士,风里来,雨里去,战天斗地,经过几年的努力,终于用自己的辛勤劳动画出了一幅崭新的图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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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建的瓦房一排排,新栽的树木一行行,拖拉机在田野里飞奔,当年是一片白茫茫的盐碱地,今天却成了棉粮高产的米粮仓。
但是,条件好了,还要不要再艰苦创业呢?仍然要。一九七一年年底,领导上决定让我到农场的“北大荒”去创建一个新连队,并担任党支部书记。当时,我思想上斗争是很激烈的。“五·七”连队的工作已经有了一个很好的基础,确实心里有,点舍不得离开,而到了那里,一切又得从零开始。去,还是不去?我认真学习了毛主席的教导:“什么叫工作,工作就是斗争。那些地方有困难、有问题,需要我们去解决。我们是为着解决困难去工作、去斗争的。越是困难的地方越是要去,这才是好同志。”毛主席的话,坚定了我为革命再创新业的决心。一个共产党员、一个革命青年就应当象杨子荣那样,“明知征途有艰险,越是艰险越向前”。因此,我在日记上写下了自己的誓言:壮志未酬誓不休,乐在海岛写春秋。第
二天,我就向场党委表示了自已的态度。经过大家讨论,决定把我们的新连队命名为“战斗”连。这就意味着,我们将用战斗去开辟二百亩的芦荡地,打好一场农场的翻身仗。
剑业的道路从来都是坎坷不平的。当我和四十名战友来到农场的“北大荒”时,呈现在我们眼前的是一片“杂草丛生芦苇密,野鸭成群无人烟”的荒滩。但是,心中有了大目标,泰山压预不弯腰。就在这片荒滩上,我们提出了“向荒滩要粮”的口号。一九七二年春,阴雨连绵,拖拉机不能进入荒地平整。当时,有少数人主张“等一年再说”。是等,还是创,一字之差,反映了两种截然不同的精神状态和世界观。我们坚决批判了懦夫懒汉思想,大家豪迈地说:“不怕老天下雨,不怕脚下污泥,敢为革命创业,何惧千难万险。”于是,没有拖拉机,我们就肩挑人扛用手干,终于抓季节,抢时间,栽插了五十亩早稻。但是,十天后,由于海水倒灌,再加上本来土地的盐碱就很重,五十亩早稻一下死了四十五亩。对这个意外的打击,大家并没有气馁,而是认真总结经验教训,决心从头再干。经过艰苦的努力,又抢栽了三十亩早稻,开垦了一百多亩荒地。第一年,我们在这片新开垦的处女地上,就获得了亩产七百多斤的丰收,为国家生产了二十万斤粮食。一九七三年,我们再接再厉,粮食亩产达到九百三十斤,总产量达到四十四万斤;棉花皮棉亩产达到一百五十六斤,总产量从去年一万二千斤,增加到二万零三百斤,为打好农场的翻身仗,作出了新的贡献。
毛主席说:“要使我国富强起来,需要几十年艰苦奋斗的时间”。我们要为共产主义的理想奋斗终身,就得有充分的思想准备,艰苦创业一辈子,而决不能“熬”一阵子就停步回头。在新的一年里,我决心和大家一起攀登新的高峰,创造新的业绩,为共产主义的大厦添新砖增新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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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东深俄称季为者年者鬼
多替扎根农村的知识青年着想
杨浦区革命委员会下乡上山办公室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我们杨浦区有十万名知识青年,奔赴农村和边疆,积极参加三大革命运动。知识青年到了农村,我们的工作是否已经完了?过去,我们对知识青年在农村和边疆闹革命、搞生产,究竟有些什么困难和需要,很少去想,以为那是当地党组织和家长们的事,同我们的关系不大。后来,我们重温了毛主席关于“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伟大教导,检查总结了这几年动员知识青年下乡上山的工作,开始认识到知识青年离开了上海,我们还有责任为他们做很多的工作。
毛主席教导我们:“新中国要为青年们着想,要关怀青年一代的成长。”我们应该怎样为下乡上山的知识青年着想,为他们更好地扎根农村做好工作呢?我们通过访问青年们的家长,组织回沪知识青年座谈,并通过有些同志曾经到上海知识青年比较集中的省、地区参加学习慰问活动,了解到知识青年在农村中确实存在不少困难,需要我们去关心,去帮助解决。有个在江西插队的青年反映,那里虽然木材资源十分丰富,但是,他们吃饭、写字都没有桌子,自己又不会制作。有一次,天下大雨,他们眼瞪瞪看着房子漏雨,也不会修理,还要等贫下中农来补漏。这位青年在谈到这些困难时,感到十分难过,他说:“我们原来是为贫下中农服务才到农村去的,结果却为了个人生活问题增添了贫下中农的麻烦。”还有
一些生产队,买回来拖拉机却没人会开。上海去的知识青年虽然读了几年书,也是既不会开,更不会修。因此,有的生产队拖拉机坏了,要拖到几十里路远的地方去修理,既费钱,又耽误农时。很多上海知识青年讲到这些问题时,都因为自己没有掌握更多为农村服务的本领而感到惭愧。其实,这些情况我们过去也已经听到过不止一次,但因为当时以为这同自己的关系不大,只是说“有哪个部门能抓一抓就好了”。现在,意识到自己有责任更好地为下乡上山知识青年服务,想法就完全不同了。我们从一九七二年开始,在春节前后知识青年回沪人数比较集中的一段时间里,除了加强对他们的思想政治路线教育以外,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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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办各种短期技术训练班,帮助知识青年掌握更多为贫下中农服务的本领,让知识青年更好地扎根农村。
要为下乡上山知识青年举办短期技术训练班,就要从农村的需要出发。农村需要什么技术,我们就积极创造条件,举办什么技术训练班。一九七二年,我们全区十六个街道有八个街道举办了泥木工、电工、理发、医药卫生、缝纫、农机、农药等七种技术训练班。去年,我们根据知识青年的反映,又增加了拖拉机修理等技术训练班。两年来,我们区下乡上山知识青年有三于多人利用回沪探亲的机会,先后参加了一个或两个以上的技术训练班。
下乡上山知识青年都是集中在春节前后回沪探亲,我们举办技术训练班,就要集中在
一个短时期同时进行,要通过短短二十天、一个月的训练,使他们初步掌握独立操作能力。这就要求我们在区委的领导下,调动本区内一切可以调动的力量来共同把它办好;要求我们的训练班能让学员参加操作实践,使学员回去以后能够解决生产中经常遇到的一些技术问题。在这个问题上,许多工厂、商店广大职工对我们工作的支持是十分令人感动的。特别象上海拖拉机厂工人老师傅,为了帮助我们办好拖拉机驾驶和修理技术训练班,不仅专门拨出两台拖拉机给学员学习驾驶,同时为了让学员接触更多的技术关键问题,还破例地让学员到该厂“用户服务部维修组”实习。在维修组里,接触的技术问题比较多,技术力量也比较集中,过去,厂里是从来不让别人去实习的。但是,当厂里了解到我们是为了进
一步落实毛主席的指示来办技术训练班的,就让学员跟班作业,由老师傅手把着手地教,使他们很快掌握了基本维修技术。
两年来,我们举办的各种短期技术训练班,受到广大下乡上山知识青年的欢迎。他们都说,过去回沪是“逛逛马路,看看电影,走走亲戚”,收获很少;现在是回来一次,多学到一点为贫下中农服务的本领,收获就大得多了。有一个在贵州插队的知识青年,一九七二年回沪参加了农药技术训练班后,回去用土办法试制了“九二○”农药,推广使用后,使这一年粮食亩产量有显著增加。当地贫下中农高兴地称赞他是“我们生产队里的土专家?”。许多知识青年在农村做出了一些成绩,参加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积极性就更大了。有些青年还写信给我们,说这是党对他们的亲切关怀,他们表示一定要扎根农村,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作出更大的贡献。
回顾这一段时期的工作实践,我们深深地体会到,办训练班仅仅是一个方面,也仅仅是开始,要认真落实毛主席的指示,还需要我们作更多的努力。今后我们还要更加体贴入微地为青年着想,更好地关怀青年一代的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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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青年的革新精神
上海纱管配件厂党支部
我们厂是一个小厂。以前青年很少,一九六八年以后才陆续分配一些中学毕业生来,到现在青年一共有三十九人,占全厂人数的五分之二。
厂里增加了青年人,显得更加生气勃勃,我们大家都很高兴。可是,同时也带来了一个问题:这就是如何更好地培养和教育他们,促使他们更快地成长,让他们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发挥更大的力量。
毛主席说:“青年是整个社会力量中的一部分最积极最有生气的力量。他们最肯学习,最少保守思想,在社会主义时代尤其是这样。”还教导我们要“注意研究如何特别发挥青年人的力量,不要将他们一般看待,抹杀了他们的特点”。按照青年的特点来培养教育青年,确实很重要。青年人对新事物比较敏感,有一种强烈的革新精神。我们有些同志总是希望青年能够老老实实劳动就好,对于他们不遵守劳动纪律、自由散漫的现象,是比较注意的,也能够比较及时地给予批评和帮助,而对于他们敢想、敢说、敢于创造的长处,却注意得不够,有时甚至不自觉地压制了他们的积极性。有些青年看到厂里设备陈旧,操作方法落后,表示不满意,要求搞革新,我们有的同志也不加分析地说他们好高骛远,因而不尊重他们的意见。有个青年工人,平时有点调皮捣蛋。有一回,他提出要搞一部自动化专用设备,有人就笑他说:“来了没几天,就想搞自动化,真是异想天开。”这个青年要求让他到兄弟厂去学一点窍门,负责技术革新的同志又怕他去游逛,硬是不给他开介绍信。支部知道了这个情况,觉得这个青年虽然有些缺点,但是他肯动脑筋,要求搞革新,这一点还是应该支持他。我们不仅让他去学习经验,同时还指定技术革新小组的同志帮助他一起搞。结果这个青年只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就搞出了这套自动化装置,工效提高了二倍。这件事情影响很大。青年们看到党组织支持他们搞革新,劲头就更足了。全厂百分之八
十以上的青年都积极革新技术,搞得热气腾腾。
有些同志不大支持青年的革新精神,有一条理由是:青年人经验少,搞不好,人力物力都浪费。青年人缺乏经验这是事实,可是我们这些中年人、老年人的经验还不都是从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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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得来的?你不让他们去闯,经验怎么能丰富得了呢?搞革新也不可能希望一次就成功,不光是青年,就是中年、老年人,也同样要付点学费的。青年没有经验,一是要放手让他们干,二是要给他们学习的机会,边千边学,边学边干,逐步积累经验。许多青年工人不懂机械制图,画出来的草图,老工人看也看不懂,根本无法加工。我们便与区业余夜校联系,选送了二十多名青年,利用业余时间学习射流、电子、制图等各方面的技术知识。这些青年本来就迫切要求学习技术,有了这个机会,就很起劲。有的青年过去比较自由散漫,下班后东游西荡,参加了业余技术学习班后,在业余时间里学理论、翻资料、钻研技术的人多了。
青年有一股猛劲,搞革新个个生龙活虎,有时一连几天夜以继日地干,连业余文艺小分队活动也不搞了。一次会战中,儿个青年发高烧也不休息,坚持搞革新。支部看到这种情况,觉得这样长期下去,对青年的身体健康不利。青年的劲头越大,越要关心青年,关心他们的业余生活。根据厂里的条件,我们因陋就简、因地制宜组织文体活动。明确规定青年都要参加乒乓球、羽毛球等体育活动,安排了时间给青年开展文艺小分队活动,还定期组织去厂外开展一定的文体活动。文体活动正常开展,既劳逸结合,又使青年能够经常保持旺盛的精力,同时,也使全厂职工的业余生活更活跃了。
青年人搞革新的劲头大了,当然不是说就没有什么问题了。这些青年刚从学校出来不久,虽然大多数思想都比较单纯,但不健康的东西也经常有所流露。例如:有的青年工人搞技术革新,是想“一举成名”,想“别苗头”。我们决不能让我们的青年只专不红,技术上进步了,思想上却出了问题。支部决定由团组织负责在青年中展开“搞技术革新为了什么?”的讨论,组织他们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批判林彪散布的“工人做好工就是政治”等修正主义谬论。通过这些学习、批判活动,青年工人普遍地提高了认识,革新技术的态度也进一步端正了。联系三大革命斗争实际进行学习,也有力地推动了青年工人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的活动,促使青年工人改造世界观,提高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觉悟。全厂三十九名青年,目前已有两人入了党,八人入了团,还有五人担任了班组长。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我们依靠全厂工人群众,技术革新取得了一些成绩,全百分之五十的冲床已实现了自动化和半自动化,实现了重大技术革新项目二十一项。在这些革新项目中,青年工人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这使我们感到由衷的高兴。为了培养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我们还要做很多的工作。我们要坚决遵循十大精神,从各个方面深入关心青年,使青年-一代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指引下,苗壮地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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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
塑造好知识青年的英雄形象
长篇小说《征途》读后
王一良
一九六八年十二月,毛主席发出了“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伟大号召,兴起了规模广阔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运动。这是一场深刻的社会革命,对这场革命抱什么态度,是检验无产阶级世界观还是资产阶级世界观的试金石,是两个阶级、两条路线、两种思想斗争的具体体现。而广大革命知识青年,在毛泽东思想的哺育下,在革命的“征途”上,他们有如勇敢的雏鹰展翅,迎着斗争的风雨雷电搏击云天,有如顽强的幼芽破土,在斗争的风霜雨雪的考验中茁壮成长…
对这场伟大的革命,革命的文艺工作者应该饱蘸革命激情,迅速反映伟大时代的伟大斗争,从而推动现实斗争的发展。郭先红同志创作的长篇小说《征途》,通过以钟卫华为代表的上海知识青年到黑龙江边疆插队落户,“屯垦戍边,反修防变”的故事,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这一场深刻的社会主义革命。它不仅鼓舞了广大知识青年自觉走毛主席指引的道路的革命积极性,而且对于文艺创作如何反映这一场革命,如何塑造革命青年的英雄形象,提供了有益的经验,提出了一些有启发性的问题。
反映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作品,完全可以把知识青年作为主要描写对象。着力塑造革命知识青年的典型形象,写他们如何沿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是能够反映出上山下乡这场伟大革命的本质和深远意义的。鉴于这样的认识,《征途》刻意塑造上山下乡的带队人钟卫华这个英雄形象,来阐述和深化“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主题,效果是好的,路子是对的。
钟卫华之所以成为革命知识青年的英雄形象,他的突出的特点,在于他的革命的自觉性。在踏上落户边疆的征途之前,他是自觉地响应毛主席的号召。他本来可以成为一名解放军战士,但是他觉得革命更需要他“投身到广阔的天地里去”;有的人以为他是中学红代会的常委,更有条件留在城市,但是他想都没想到。他的态度是:“毛主席指引的方向”,“我,走定了!”“走定了”,这简单而坚决的语言,是多么铿锵有力,闪耀着自觉革命的熠熠光彩,凝聚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所带来的崭新的革命精神。这不是形势“所迫”,也不是知识分子常有的那种被革命运动激发起来的稍纵即逝的热情,而是他“仔细分析”了革命形势,“反复考虑”了革命需要的深思熟虑的结晶,是自觉革命的高度觉悟的体现。作者表现钟卫华的革命的自觉性,更重要的是通过他踏上落户边疆的征途以后,怎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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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觉地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来实现的。在去松树大队的行军路上,他的战友闹了不少笑话:大家把犴当成熊,方明把松塔叫做波萝,万莉莉扔了“靰粒草”而冻坏了脚,还有宋涛过分偏爱桦树皮的那种小资产阶级的情趣…这虽然是一些“小事”,但钟卫华把这些事联系起来分析,并“从政治上思考问题”,找到了城市长大的知识青年的弱点,看到了与贫下中农的差距,使思想上得到了一次飞跃,“深刻认识到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迫切性和必要性”。就这样,他在革命的征途上迈开了自觉接受再教育、改造世界观的第一步。此后,每当他做一件事,在斗争中每前进一步,都要跟贫下中农找一找差距,并把思想上的飞跃化为接受再教育的自觉行动,使自己的精神面貌升华到一个新的境界。例如:万莉莉打水,手被粘住在辘轳把上,而老支书的长满膙子的“铁手”却一点也不碍事,他就想到要“磨一双铁手”,于是他在抢割豆子的战斗中,手被豆荚扎破了,“满手血糊淋拉的”,“连看-一眼都不看”;在挖土坑埋电柱的战斗中,他“膀子都震麻木了,虎口也震裂开来”,还是“看也不看一眼”。有了精神上的支持,就会产生多么惊人的毅力和力量!钟卫华在寒风凛洌的夜晚,在大雪地里埋伏了好几个小时,终于逮住了苏修派遣特务“马熊”,而他自己的脚却冻坏了。当他的高度觉悟和英雄行为得到人们赞扬的时候,他想的却是老支书也是一宿没在屋,为啥他的脚没冻坏,“而我…真是差距太大。”这种自觉接受再教育的革命精神,使他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保持谦虚谨慎的作风,在复杂的阶级斗争、路线斗争和思想斗争中,始终站在斗争的前列,不动摇、不迷向,在革命的征途上走向一个个更新的里程,写下了青年一代的英雄乐章,从“雪岭幼松”成长成巍巍穿天的“樟子松”。
也许有人认为,仅是写出了钟卫华自觉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革命性,形象还不够“高大”,不能成为文艺作品的主要英雄形象。这是一种误解。钟卫华的革命自觉性,正是无产阶级先进分子的最本质的特点,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就是继续革命精神的集中体现,是广大革命青年路线觉悟的集中体现。是的,钟卫华在革命征途上还只是迈出了万里长征的第一步,今后的道路更长更艰巨,但只要有这点精神,他是会勇往直前、所向披靡的,会让革命青春发出更大的光和热的。小说的有说服力的艺术描写使人毫不怀疑这一点。我们也不能忘记,钟卫华毕竟还是一个成长中的英雄,他阶级斗争的经验不足,生活经历不长,生产知识不丰富,因此有的地方显得有些幼稚和不成熟,这是毫不足怪的,这并不能掩盖钟卫华作为英雄形象的思想性格的光彩,相反,更使这个形象真实可信,更能准确表现知识青年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的主题。
也有人认为,知识青年既然是接受再教育的对象,就必须让知识青年出洋相,犯错误,捅漏子,从教训中省悟过来,才能表现出他们接受再教育的必要性。生活中自有不少出洋相、捅漏子的知识青年,如同作品中的张大为、陶阿宝一样,但更能代表知识青年的革命精神的,是邢燕子、朱克家这样的革命战士。他们的成长过程,同样证明了接受再教育的必要性。文艺作品要反映生活的本质,就要根据这样的实际生活,创造出既是知识青年,又是共产主义战土的英雄形象来。
《征途》在表现钟卫华和贫下中农的关系,即再教育的对象和教育者的关系上,是颇有分寸的。它没有因为要突出钟卫华而贬低贫下中农的形象,老支书李德江和老贫农关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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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一家四代人的形象是高大而感人的,可以说钟卫华这棵幼松所以能迅速成材,是贫下中农的血汗、觉悟和感情灌溉的结果。老支书为知识青年在鞋里絮“軏鞡草”,为钟卫华喂汤揉脚,关东海授斧送衣,关婶解衣捂脚,甚至小冬花敲榛子,这些都是全书最动人的章节。《征途》也同样没有因为要突出贫下中农而贬低知识青年,而是以知识青年的英雄形象作为主要描写对象。教育者与被教育者之间,是不可能有一条鸿沟的。贫下中农教育了钟卫华,而钟卫华的英雄行为也影响着贫下中农:李德江、关东海看到了革命接班人的茁壮成长,“一棵赛一棵,一代强一代”,因而他们心里“更托底啦”;被阶级敌人的花言巧语和老酒灌迷糊了的大队长于春保,更从钟卫华身上汲取了精神力量而猛然省悟。
《征途》刻划钟卫华这个英雄形象,表现他的革命的自觉性,是通过错综复杂的矛盾斗争来实现的。钟卫华处在矛盾斗争的中心:与苏修派遣特务和老反革命张山的矛盾,与以于春保为代表的错误路线的斗争,与万莉莉、张大为等知识青年所表现出来的非无产阶级世界观的斗争…从刻划英雄形象的性格来看,除了李德江、关东海跟钟卫华的关系描写得最细致、最感人以外,反修这条线很突出,也很有力。松树大队地处边防前哨,那里的贫下中农跟新老沙皇有着镂心刻骨的旧恨新仇。他们站在自己的土地上,闻得着侵略者枪炮的火药味,看得见虎视眈耽的侵略者的魔影。把英雄人物放在这样的典型环境里,放在斗争的风口浪尖,十分有利于表现英雄人物的高度的阶级斗争、路线斗争觉悟和昂扬的精神面貌。与此有关的章节,如“较量”和“磨炼”,写敢不敢上松树岛砍树、播种,跟苏修展开针锋相对的斗争,以及钟卫华夜伏雪地,出其不意地逮住了苏修特务“马熊”的英雄行为,也写得较为成功。而作为主要对立面的张山,却对烘托钟卫华的英雄形象所起的作用不大。其原因既在于张山这个形象有某些不合理、不可信的地方,更主要的是钟卫华没有与他进行多少交锋,以突出英雄人物在阶级斗争中的主动进攻精神。大概是因为作者要安排“放长线,钓大鱼”的情节线索吧,张山的破坏很嚣张,也很露骨,他蒙蔽于春保,挑拨于与李德江的关系,破坏插队知识青年的团结,笼络张大为、陶阿宝,裹胁万莉莉,并在人们的眼皮底下放信号弹,在这样的阶级敌人面前,钟卫华察觉了,也监视了,但张山的一桩桩破坏活动还是局部地得逞了。这样写,有损于英雄形象的塑造。另外,于春保在张山的“参谋”下,一次次地推行错误路线,跟李德江有着尖锐的斗争,但钟卫华似乎没有卷入这场斗争,这条情节线索也是跟刻划主要英雄形象相游离的。
《征途》的另一条贯串的情节线,是写知识青年内部的两种世界观的斗争,在对比和斗争中突出主要英雄形象的精神境界,表现一代知识青年的成长,深化接受再教育很有必要的主题,这个意图和设想是很好的。但是作品没有很好地表现出来。钟卫华带领的那支知识青年的队伍,虽然都有革命的热情和进步的要求,但各人思想上的差距是很明显的:钟卫华、梅英姿是知识青年的表率;宋涛有书呆子气,方明则在情调上有欠缺,张大为、陶阿宝鲁莽、幼稚、头脑简单;万莉莉则是革命的洪流夹带出来的…总之,他们在世界观上有分歧、有斗争。这是符合实际情况的。英雄人物只有在矛盾斗争中,做大量的转化工作,使处于中间状态的同志加快前进的步伐,使暂时落后的同志迎头赶上,这才是无产阶级英雄的本色;也只有这样,才能在对比中衬托出英雄人物。作者在刻划钟卫华这个形象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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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充分展开他们之间的矛盾和斗争,虽然我们常常看到好学深思的钟卫华想到这些问题,有时也有行动,但往往一闪而过,一触即收,或者竟是回避了,使人难以捉摸。例如:楞头楞脑的张大为是做了不少错事的,一进村为骑马差点使青躁马流产,为嘴馋套死了关小虎的“黄狮”狗,为呕气使队长提前点火烧荒,差点出个大漏子,为捉鱼跟军马场的曹向飞大打出手。对于这样的同志,钟卫华除了自己的模范行动外,跟他很少有严肃的思想交锋。而表现严肃的思想交锋,正好发挥长篇小说艺术表现的长处。资产阶级出身的万莉莉,身在边疆,心在上海,对猪操琴,见雪落泪,感情与时代相去甚远,终于把张山这条狼认作“外婆”,差点被吞噬掉。钟卫华对她也很少热情的帮助和认真的斗争。读者都在为她担心,钟卫华怎么可以淡然处之呢?最后万莉莉的转变,也不是通过英雄人物的深入细致的工作,而是由于张山真相大白,才使万莉莉惊出一身冷汗。这样处理钟卫华与张大为、万莉莉等人的关系,是有损于英雄形象的性格刻划和思想深度的。
我们觉得,根据现在作品所表现的主题、提供的情节和刻划主要英雄形象的需要,也许将知识青年内部的矛盾和斗争作为主要情节会更好一些。这样,加强了知识青年中的两种世界观的斗争,有利于表现接受再教育的必要性的主题,增加作品的现实教育意义;把矛盾紧扣在知识青年身上,便于把主要英雄形象推向矛盾冲突的尖端,有利于深入展示英雄人物的思想性格。当然,矛盾的解决始终离不开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敌我矛盾,两条路线的斗争,都要围绕着主题和主要情节线索来展开,这样才能使作品的结构浑然一体。这是不是会使写知识青年的题材的作品“千篇一律”呢?从本质上说,生活是按照一定的规律前进的,就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吧,虽然有各种矛盾和斗争,但这革命的洪流必将战胜一切艰难险阻而奔腾向前,这是不可抗拒的。文艺作品应该反映生活的本质规律,这是毋庸置疑的。然而对于具体的作品来说,写知识青年的题材不只表现一个主题;即使是表现同一主题,又可以通过不同的生活侧面;即使是通过同一生活侧面来表现同一主题,由于时间、环境、条件等等不同,必然会产生不同的矛盾和斗争,怎么会千篇一律呢?生活是丰富多彩的,只要我们坚持唯物论的反映论,从实际生活出发,真正深入到工农兵的斗争中去,并时时把党的基本路线作为观察生活、认识生活的总钥匙,就一定能创作出既反映生活的本质规律,又是各呈异彩的有独创性的文艺作品来的。
就以《征途》来说,它表现接受再教育的必要性的主题,选择了知识青年刚踏上革命征途的最初儿个月的生活和斗争,不少篇幅用以表现他们怎样“闯关”一诸如生活关、劳动关、思想关等等。但是,随着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深入,知识青年所面临的矛盾和斗争也有新的发展。他们之中更严肃的思想冲突,恐怕已不在如何过生活关、劳动关这类问题上了,而更主要地表现在去农村锻炼一阵子还是落户一辈子这方面。文艺作品如何通过这样的新的矛盾冲突来体现接受再教育的必要性,就是一个新的课题。再如如何准确理解接受再教育的深刻含义,把它与“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的光辉思想辩证地统一起来,使人物的精神面貌更加昂扬,使作品更能鼓舞人心,这也有待于我们去进一步探索。总之,文艺作品努力反映这一场深刻的革命,塑造成长中的一代青年英雄形象,也跟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本身一样,“很有必要”,“大有作为”。《征途》已经迈开了可喜的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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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传
一一五四前后一
余秋雨
第一章
一九○○年,日、俄、美、英、法、奥、意、德八个帝国主义国家组成联军侵入中国,和清朝反动政府合力镇压了轰轰烈烈的义和团运动。他们在中国的大地上进行了一场野蛮的抢劫和血腥的屠杀以后,还要索取四亿五千万两银子作为“战争赔偿”(即“庚子赔款”)。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敲诈并没有吓倒英勇的中国人民。反帝的烈火反而愈烧愈旺。这使这批强盗感到十分头痛。一九○六年,一个在中国活动了几十年的帝国主义分子向美国政府提出建议:利用“庚子赔款”吸引中国学生赴美留学,培养一批忠心为他们侵略事业服务的“人材”,借以“控制中国的发展”,“支配中国的领袖”。
用枪炮抢来的钱,来换取用枪炮得不到的东西。这个阴险狡猾的文化侵略计划,很快获得了美国政府的批准,一九○九年正式实行。
挑灯看榜
一九一○年七月,第二期“庚款”留美学生的考试录取名单在北京史家胡同发榜了。榜前人来人往,喧闹了一天。到傍晚天开始黑下来的时候,人声才渐渐沉寂下来。这时,突然有一辆人力车飞快地跑来,停在发榜处。车上跳下来一个二十上下的青年,他左右
一望,见没人,就摘下人力车上的车灯,紧张地走到榜前,从榜尾倒看上去。当看到“胡适”两个字的时候,才深深地吐了一口气,嘴角露出一丝得意的微笑,跨上人力车回去了。
这个人本来的名字叫胡洪骍,胡适这个名字,就是为了这次考试才改的。
原来,胡适出身于安徽绩溪一个官僚地主兼商人的家庭,在家乡受了九年封建教育以后,一九○四年到上海。先是读书,后又做了一段时间的教师。这期间,他开始接受买办资产阶级的思想,从一些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的著作中发见了一个“真理”:“中国民族不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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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洋民族”。于是,他对当时能接触到的帝国主义“冒险家”们十分钦慕,举止言动,都着意摹仿。后来,竟跟着学校里的一个德国教师,“从打牌到喝酒,从喝酒又到叫局,从叫局到吃花酒”、“逛窑子”,过着糜烂不堪的生活。一九一○年春天的一个晚上,他喝醉了酒打架,被抓去关到了巡捕房里。
挨了一顿训,罚了五元钱,才从巡捕房里放出来。他一面吃药养伤,一面对着镜子看自己脸上的伤痕,心里颇有点懊悔。突然,他想起了“天生我材必有用”的诗句,据说就此产生了“一次精神上的大转机”,决定要有所作为了。经过一番考虑,以为最理想的一条道路是去留美。他因此关起门来,读了一个多月的《十三经注疏》,作为投考准备。
然而,苦恼又来了:要是考不取,那不是要给朋友和学生们笑话吗?既要投机,又怕丢面子,想来想去,觉得还是改个名字去报考为妥。做商人的二哥根据资产阶级庸俗社会学“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信条,要他改名为“胡适”,他满意地接受了。他把这次考试当作决定自己-一生命运的一次赌博,因此从头至尾都是战战兢兢的,连在白天来看榜的勇气都没有。没想到他在国文试卷中津津乐道的“孔子说”、“孟子日”大受阅卷者的赏识,批了一百分。虽然其他科目的成绩都并不好,也总算在七十个名额中挨到了第五十五名,被录取了。
就这样,一个帝国主义者日夜期待着的“人材”,跨出了第一步。
来到“黄金世界”
一九-一○年八月十六日,胡适从上海出发去美国。到了美国绮色佳,进康南耳大学学农科。
二十世纪初的美国,已完全成为一·个帝国主义国家。列宁曾经这样深刻地描写过它:“在那里一方面是一小撮卑鄙龌龊的沉溺于奢侈生活的亿万富翁,另一方面是千百万永远在饥饿线上挣扎的劳苦大众。”但是,这样一块国土,在胡适眼中,简直就是一个“黄金世界”。对美国的一切,尤其是那建筑在劳动人民白骨堆上的资本主义“物质文明”,他实在是崇拜得五体投地。看到街上摩托车多,他就站在街头赞口不绝,看到资本家带了老婆孩子到郊区游玩,他欣慕不已,甚至在宴会上看到了晚礼服,他也要击节赞赏一番。这样,他踏上这块土地不多久,就兴高采烈地得出了一个结论:“在这个地方,似乎无一事一物不能由人类智力做得成的”。
对于所学的农科,他并不感兴趣。他所努力的是尽快地把自己的一切都“美国化”。据他自已回忆:第一次在康南耳大学看足球比赛,球场上显得非常粗暴野蛮,他最初觉得“似乎是很不够大学生的尊严”,但一看他周围的观众都在欢呼狂叫,“我觉得如是的自惭,以致我不久也就热心的陪着众人欢呼了”。不断地“自惭”,不断地“转变”,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是“美国人出自天真的乐观与朝气”“治疗了我少年老成的态度”。其实呢,应该说是他在“九年的家乡教育”中接受的所谓“程朱理学的遗风”,逐渐被资产阶级的买办思想所溶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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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美国的第三年,胡适在康南耳大学由农科改入文科。他自己说过,“康南耳的哲学院是唯心论的重镇”。在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哲学的熏陶下,他反动的政治思想更是日趋完善。一九一四年他从康南耳大学毕业后,作了一首“以祝吾祖国之前途”的“睡美人”歌,很露骨地反映了他投靠美帝国主义的买办思想。他依据古代的一个神话,把中国比喻成一个长眠于高塔、后被一个武士唤醒并与之结婚的“睡美人”。这个“睡美人”醒来一看,自己的打扮已与外界大不一样,于是就打发“群侍”外出购买新衣佈,重新化妆起来。最后是皆大欢喜,“睡美人”向武士高呼:“主君寿百岁”。
显然,被尊之为“主君”的武士,正是指美帝国主义。把中国“嫁”给帝国主义,也就是“卖”给帝国主义,已成了当时胡适的理想。为此,他不惜以“群待”自比,辛勤奔波呼号了。
首次“荣任”卖国贼
胡适写完“睡美人”歌才一个月,一九一五年一月,日本帝国主义首先动手,向中国提出了“二十一条”。它妄图趁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西方列强忙于厮杀之际,在政治上、财政上完全控制中国,使中国成为它的殖民地。
日本帝国主义的无理要求激起了中国人民的无比愤怒。在美国的留学生也纷纷召开特别讨论会,分析形势,准备发声讨电函,寻求救国的办法。三月一日,胡适接到了一个召开特别讨论会的通知。但他借口有事,不去参加,留给讨论会这样一封短信:
“吾辈远去祖国,爱莫能助,纷扰无益于实际,徒乱求学之心。电函交驰,何禅国难?不如以镇静处之。”
但是,人们并没有听从胡适的“劝告”,继续在采取着爱国行动。这使胡适很气忿,三月十九日晚上,他用英语写了一份《致留学界公函》。信中公然指责爱国行动是“失去了理智,而且近于疯狂”,是“最愚蠢的道路”,“完全是胡来和愚蠢”;而“正确的道路是让我们履行自己的职责一一读书”。
胡适的这份“公函”散发后,立即遭到广大留学生的反对,大家骂他是“木石心肠”,是在巧图“中日合併”。
正当大祥彼岸的留学生中进行着这样一场争执的时候,五月,国内一心想做皇帝的袁世凯为了获得帝国主义的支持,经美国同意在二十一条上签了字。袁世凯这里一签字,胡适在那边就立即欢呼起来了:“吾国此次对日交涉,可谓知己知彼,既知持重,又能有所不挠,能柔亦能刚,此则历来外交史所未见”。正因为这样,他又说,“余之乐观主义终未尽销”。他因此还在全国人民异常悲愤的时候,专门写了一篇关于“乐观主义”的论文,得到了帝国主义的激赏,获柯生奖金,拿了五十元美金。
胡适对待二十一条的态度,是他在留学时期反动政治立场的一大暴露。当时,留学生中已有人公开称他为“卖国贼”了。为了向帝国主义邀功,胡适后来竞还把首次“荣任”“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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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贼”的这个史实,写进了自己的回忆文字中。
从“实用主义”到“文学改良”
胡适做“卖国贼”的这一年秋天,他离开绮色佳到纽约,进哥伦比亚大学学哲学。当时,这个学校哲学系的主任是反动哲学家杜威。从此,胡适在杜威的实用主义哲学中,找到了自己思想的归宿。
实用主义否认事物的客观存在,否认客观真理,认为真理只是“应付环境”的一种“最方便”的“工具”。这种主观唯心主义的反动哲学流派,在政治上必然导致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反对人民革命的改良主义。胡适看到,要把中国尽快地“嫁”给虎视眈眈的美帝国主义武士,要阻止正在祖国大地上酝酿着的革命风暴,没有比实用主义更“实用”的“工具”了。
“杜威先生教我怎样思想”,胡适多次这样虔诚地说。于是乎,他一头扎进去,悉心钻研,并很快就按照这种哲学行动起来。他决定先在文学上动手。
要宣传崇洋媚洋的买办思想和买办文化,“之乎者也”的文言文显然是不太“实用”、不太“方便”的。一九一六年二、三月间,胡适的“思想上起了一个根本的觉悟”:他决心提倡白话文。
他热心地和其他留学生们讨论起“死文学”和“活文学”来。信札往返频繁,互赠白话打油诗,一时搞得很热闹。留学生中,有些死守着封建文化不放的遗少如梅光迪之流,对胡适的主张很不以为然,胡适就和他们开展了一番油腔滑调的争论,这在以后,便成了他大捞资本的一段“光荣历史”。还有一些人,对胡适只触及形式不触及内容的主张颇有疑虑,也对他提出了责难。例如,当时有一个“友人”写信给胡适说:“徒于文字形式上讨论,无当也。”
然而,这位“友人”要胡适从内容上来“讨论”,也真可说是太不识时务了。买办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者一样,他们不可能彻底地反对封建主义的思想文化。为了自己的阶级利益对封建时代留下的文字形式作一些改良,这已是他们“反封建”的极致。胡适比梅光迪聪明,他懂得要搞这“一点一滴的改良”;但又远比那位“友人”狡猾,他懂得这些改革只能局限于自己的阶级利益所允许的范围。
那胡适“文学改良”的范围究竟有多大?他这样解释道:
文字没有古今,却有死活可道。古人叫做“欲”,今人叫做“要”。古人叫做“至”,今人叫做“到”。古人叫做“溺”,今人叫做“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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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一个“文学改良”!
到此为止,胡适还只是在留美学生中间“酝酿”这个问题。但是,他的着眼点却在国内。一九一六年十月,他写了一封信给当时正在编辑《新青年》杂志的陈独秀,提出文学改良须从“八事”下手。接着,他又写了一篇《文学改良刍议》,发表在一九一七年一月份出版的《新青年》二卷五号上,进一步阐述了他的主张。他提出的“八事”是:
“一日,须言之有物。二日,不摹仿古人。三日,须讲求文法。四日,不作无病之呻吟。
五曰,务去烂调套语。六日,不用典。七日,不讲对仗。八日,不避俗字俗语。”
这“八事”,他后来又改称“八不主义”,并进一步“归纳”成一句话:“只是要替中国创造
一种国语的文学。”也就是说,他所谓的“文学改良”,是仅仅能与提倡白话文划上等号的。胡适这篇《文学改良刍议》发表的时候,国内的思想文化界正在起着一个重大的变化。
一些资产阶级民主派总结了辛亥革命失败的教训,认为必须进行一次改造“国民性”的思想革命,反对以“孔家店”为代表的封建主义旧道德、旧文化。一九一七年初,资产阶级自由派蔡元培担任北京大学校长,邀请资产阶级激进民主派陈独秀任文科学长,李大钊任图书馆长。蔡元培要陈独秀把已办了一年多的《新青年》杂志(原名叫《青年杂志》)搬到北大来办,陈独秀同意了。这样,以北大文科和《新青年》为中心,开始发动了一个文化运动。胡适的文章恰好是应顺了这个运动,尽管目的完全不同,但在“提倡白话文”这一点上和他们取得了暂时的一致,因此,也就算附和在里面了。后来,胡适竟说这个运动是他和几个留美学生想出来的。在万里之外可以为国内“想”一个“运动”出来,这真是海外奇谈。
在回国的海轮上
一九一七年五月,胡适即将毕业。他当时确也忙得很:一面在“讨论”白话文,一面利用临别的机会,到处演说,大谈“美国能如何协助中国之发达”之类,呼吁帝国主义加紧“协助”(?)中国;一面又忙于写作他的博士论文:《中国古代哲学方法之进化史》。
五月二十二日,胡适参加博士学位的最后考试,主考人是杜威等六人。经过两个半小时的口头答辩,杜威等人深感满意,给了胡适一个“博士”头衔。梦寐以求的目的已经达到,胡适准备回国。
五月二十九日,胡适来到杜威家里告别,师生俩进行了一次依依不舍的长谈。杜威对胡适说:“我对于国际政治局势的关心,远远超过其他事情。你回国后,如写了关于远东时局的文章,就寄到我这里来好了,我一定给你找个合适的地方发表。”胡适连连称诺,非常感激。回来后,还把杜威的话恭恭敬敬地记在日记里:“此言至可感念,故记之。”
六月九日,胡适离开纽约,第二天到了绮色佳。这是他首先投向帝国主义怀抱的地方,有着不少“见待如家人骨肉”的“朋友”。行将离别,触景生情,胡适的感情冲动起来了。他这样写道:
“吾尝谓朋友所在即是吾乡。吾生朋友之多无如此邦矣。今去此吾所自造之乡而归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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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之邦,此中感情是苦是乐,正难自决耳。”
美国“即是吾乡”。不得不要回到“父母之邦”去,他是多么不情愿啊!
但是毕竟还得回去。否则就失去了帝国主义培养他的意义。二十一日,他坐上了“日本皇后”号轮船登程回国。
万里海途,寂寞得很。胡适就在船上到处逛来逛去。后来遇见一个日本人,日本人告诉他,一个英国书商正在准备出版一部《人人丛书》,其中想加进去两本中国的名著,他问胡适应选什么书。
胡适立即回答:“第一册当为儒家经籍,宜包:(一)《诗经》,(二)《四书》,(三)《孝经》。”“那么由你来编译吧?”日本人征询他的意见。
“可以”,胡适马上答应了,“此事乃大好事业,可收教育的功效”。这是胡适离开美国后答应承担的第一个“学术任务”。
上船以来,天气连日不好。到七月三日晚上,才出了月亮。胡适就跑到甲板上来“赏月”。赏月不可无诗。按照老例,胡适也做了一首“见月思故乡”的《百字令》。结尾是:
“凭阑自语,吾乡真在何处?”
就是说:故乡究竟在哪儿,在美国还是中国,他有点搞不大清楚了。胡适差点说出了“我不是中国人”这句话。
第二章
教授生涯
胡适一九一七年七月十日到达上海。九月被北京大学聘为教授。年底回到家乡安徽绩溪结婚。婚后就带着老婆去北京任教。
这样从南到北走了一圈,一路上所见所闻很多。把他的感受概括起来是一句话:很不满意。
他不满意,决不是因为中国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深渊里正越陷越深,决不是因为中国人民所遭受的苦难正越来越重,而是别有一番原因。
他跑到上海的书店里,去看有哪些英文书。结果尽是一些十七、十八、十九世纪的东西,“都是和现在欧美的新思潮毫无关系的”;
他碰见了-一个英语教师,谈起来,那个教师竟然不知道当代儿个欧美作家的名字,
他在家乡遇到一个中学生,那个中学生不仅不大识得ABCD,就连英文和日文的区
别也不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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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切,使胡适深深地感到:要在中国推行从“杜威先生”那里学来的“欧美新思潮”还是多么艰难!要实行他的把中国“嫁”给美国的政治理想,还是多么遥远!
因此,他就下了这样一个决心:“二十年不谈政治”,“在思想文艺上替中国建筑一个革新的基础”。一讲得明白一点就是:暂且将政治目的隐蔽一下,先开辟一个买办资产阶级的思想文化阵地再说。
于是,胡适就以一个“年轻学者”的姿态出现在北京大学的讲坛上。由于他曾写过《文学改良刍议》等文章,一时也吸引了一些青年。
胡适在北大开的是“中国哲学史”课。这门课,原来已有一个叫陈伯弢的人在教。此人从伏羲讲起,讲了整整一年,才讲到商朝《洪范》,把学生引到三皇五帝的迷魂阵里钻不出来。胡适不满意这种讲法。他比那个陈伯弢更懂得哲学史为当前斗争服务的“实用”价值。所以他一接课,就撇开原来的程序不管,重新编讲义,着重讲春秋战国时代的哲学流派。讲的方法也比陈伯弢通俗、清楚一些,学生们初一听党得很新鲜。
但是实际上,胡适是讲了一部被歪曲、被颠倒了的中国哲学史。例如,对于春秋战国时期思想领域内两条路线的斗争,他完全是一个“尊儒反法”的专家。在讲完了孔子及其学说以后,他这样满怀深情地总结道:
“总观我们现在所有的材料,不能不有一种感慨。孔子那样的精神魄力,富于历史的观念,又富于文学美术的观念,删《诗》《书》,订礼乐,真是一个气象阔大的人物。”相反,一讲到法家,他的声调就变了。他说韩非子的主张是“极端的‘功用主义’”,“后来他的同门弟兄李斯把这学说当真实行起来,遂闹成焚书坑儒的大劫。这便是极端狭义的功利主义的大害了。”
为了扩大影响,胡适还急急地把这门课的讲稿整理付印。这样,才一年之后,就有一本署名为“胡适博士”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出版了。
除了讲课,胡适当时在北大还参加了《新青年》的编辑工作。自从他来到北大以后,《新青年》上几乎每期都有他的文章发表。当时,他的文章内容主要有这么几个方面:
一是继续讲讲文学改良或文学革命。他有时引一点历史,有时说一点进化论,算是文学革命的“理论根据”,有时又把自己过去的论点整理整理,换一种提法,但始终没有跨过“提倡白话文”的雷池一步。
二是也写了一点触及旧道德的文字,如《贞操问题》、《论女子为强暴所污》等。但这只是对当时思想文化界中“打倒孔家店”、“提倡新道德、批判旧道德”的巨大潮流的一种消极附和,根本谈不上对“孔孟之道”的彻底否定。相反,他写这些文章的重要依据,诚如他自白:“乃是孔丘说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三是狂热地宣传“西方文明”。这方面他最肯花力气。回国不久,即写了《归国杂感》说只要把中国和帝国主义国家一此,“我几乎羞死了”;后来又写了《美国的妇人》等文章,肉麻地把美国妇女的各个方面和美国政府的妇女政策等等,都啧啧赞美了一番,他们的缺点是找不到的,再说“我们今日还不配批评人家的短处”;那么怎样才能使中国也达到这种“辉煌的境界”呢?他认为根本问题在人生观。于是他又写了《易卜生主义》等洋洋洒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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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文,竭力推崇资产阶级极端个人主义的世界观。
四是也开始零零碎碎地做一点考据文字。但据他说,当时写这些东西的主要目的并不是为了“考”出什么成果来,而是要宣传一种“科学的思想方法”一从杜威那里学来的实用主义。
由于这几个方面的文章连续交叉着发表,胡适很快就在一些人中赢得了“博学”的名声。在他后面吹捧、奉承,甚至以追随者自命的,一时也不乏其人。对此,胡适自己也是洋洋得意。为了进一步提高自已在文化运动中的“声望”,他开展了广泛的应酬、交际活动。他到处演讲,参加各种宴会,也宴请各种“客人”。一到什么公开场合他总要东张西望,到处点头;看见一个不熟识的“名流”,则总是迎上前去自我介绍道:“我是胡适,我是胡适”,待到对方说“久仰,久仰”,他便喜形于色,得意非凡。一写文章则喜欢提及别人,一提及别人则不分亲疏远近,通称之为“我的朋友×××”。他想通过这一系列笼络人心的手法来取得文化运动的领导地位,以便实现他那个暂时“不谈”的政治理想。但是,胡适始终没有、也不可能成为文化运动的真正领导者。时代把文化运动的激流,引向了和胡适的意愿完全相反的方向。
风暴前夕
就在胡适回国后不久,在伟大列宁的领导下,俄国发生了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从此,中国的面目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辛亥革命失败后一直在探求和思索着中国革命出路的革命民主主义者鲁迅,从十月革命的胜利中看到了“新世纪的曙光”。他结束了长时间的沉默,以新的战斗姿态发出了响亮的呐喊。一九一八年五月,他在《新青年》上发表了白话小说《狂人日记》,用“吃人”
二字,对儿千年的封建制度、封建礼教及其理论基础一一“孔孟之道”中“仁义道德”的说教,作出了总宣判。鲁迅不久也参加了《新青年》的编辑工作。从此,他以越来越顽强的战斗,树起了一面反帝反封建的鲜明战旗。鲁迅的文章和胡适的文章常常在同一期《新青年》上发表。在鲁迅烈火般的言词面前,胡适那些附庸风雅的“侃侃之谈”就显得十分苍白无力。
在新的形势下,文学革命战场上的新旧之争也日趋激烈。资产阶级民主派刘半农、钱玄同为了推动运动的发展,一九一八年三月在《新青年》上发表了两封“双簧信”:由钱玄同起草了一封署名“王敬轩”的致《新青年》编辑部的信,罗织了旧文人死守“孔家店”、反对新文学的一系列反面观点;再由刘半农写一封“复信”,以嘻笑怒骂的笔调,淋漓尽致地把那些反动论点驳斥得体无完肤,并自豪地宣布:“本志排斥孔丘,自有排斥孔丘的理由”。这种生气勃勃的战斗,是使那些顽固的封建主义卫道者颇为难堪和恼怒的,自然也脱离了胡适所安排好的“文学改良”的平静轨道。
封建复古主义的代表人物立即发起了一次猛烈的反扑。从一九一八年十一月,自称“誓为孔子、释迦打抱不平”的梁漱溟在北京大学的讲坛上开始系统地宣扬孔孟之道。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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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封建文人林琴南也忍不住了,他一面写文言小说,攻击新思想的宣传是“伤天害理之言”,一面写信给北大校长蔡元培,用抑扬顿挫的文言文把新文学运动给狠狠地咒骂了一通。从反动派的攻击中可以看出,对于白话文他们当然也相当头痛,但最使他们光火的是所谓“覆孔孟”、“铲伦常”。为了保护整个封建意识形态、反动社会制度和生活秩序,随着斗争的深入,他们倒是越来越把着眼点移到思想内容方面来了。如果新文化运动完全按照胡适那一套形式主义的搞法,他们是决不会如此暴跳如雷的。
那么,胡适对眼前的这一幅新的斗争图景又是抱什么态度呢?他对刘半农、钱玄同写“双簧信”的做法非常不满,公然责斥他们“浅薄”,“没有学者风度”;而对于林琴南等人的反扑,他却一声不吭。据说,他是搞“文学革命的实验”,“尝试”着做白话诗去了。
做做“院里开着两朵玉兰花,三朵月季花”之类的“新诗”,还是怕得罪了“前辈学者”,还是不足以表示自己和那些“浅薄”者的区别。一九一八年年底,趁他母亲死亡,胡适索性用文言文做了一篇《先母行述》,借他母亲的“事迹”,大肆宣扬封建道德,甚至对于“焚香祷天”、“割股疗病”之类,也推崇备至。不仅如此,他还借机对辛亥革命攻击了一番。这篇东西,他先在乡间广为散发,后又收进了自已的文集。闻着从这里散发出来的霉腐气息,人们已经可以预感到:从形式到内容,胡适都要算新文学运动的倒账了。
来不及了
一九一八年底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帝国主义国家企图重新瓜分中国。这使新文化运动的参加者们懂得:要使中国得救,不仅要反对封建主义,同时也要反对帝国主义。这样,新文化运动就和全国人民的爱国民主运动逐步结合起来,五四运动正在酝酿之中。反对帝国主义,这对胡适来说,不就等于要刨他的祖坟吗?眼看着北京、上海的报纸上反帝的文章越来越多,甚至连那个自己曾经钦佩万分的美国总统威尔逊,也有人在点名批判了。这怎么能不使胡适心急如焚呢?于是赶快行动,在一九一九年春季赶写了一篇长文《实验主义》,想用他那个看家法宝为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辩护,把正在燃烧的民主爱国运动的烈火压下去。但效果似乎并不大。正在这时,胡适听到了-一个可称是“雪中送炭”的好消息:他的“杜威先生”自己急匆匆地赶到中国来了!
杜威此时此刻赶到中国来,目的是不言自明的。胡适连忙赶到上海去欢迎。四月三十日,这对师生就在码头上相见了。胡适为了引起人们对实用主义的兴趣,不久前还在用笔墨把杜威装扮成“教师的教师”、“一个大革命家”。现在这尊“活佛”竟出现在眼前,胡适的兴奋自然是可以想象的。
这对“恩师”、“高徒”连日来畅谈不休。他们得意的盘算着,只要他们两人紧密合作,即使是即将爆发的火山,也能把它堵住
然而,杜威和胡适来不及了。杜威踏上中国的土地还不到四天,五月四日,北京的青年学生和爱国群众三千多人在天安门前举行了示威游行。他们根本没有想到要征求一下杜威和胡适的意见,就响亮地喊出了“外争国权,内惩国贼”的战斗口号,并提出要坚决废s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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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胡适曾热烈支持过的“二十一条”。
还没有等在上海的杜威和胡适弄清楚是怎么回事,这个运动已迅速发展到全国,各地学生和群众纷纷示威表示声援的消息不断传来。
这就是伟大的五四运动。中国革命从此进入了新民主主义阶段。新文化运动也迈出了新的步伐。
胡适后来曾说:“五四运动也不是我胡适之搞出来。…我在上海欢迎杜威,五五才惊讶各报没有北京专电。五四的历史事实是一群捣乱的孩子们自发而没有人领导地弄出来的。以上非谦虚,因怕将来有人写错了变成假历史。”这里,除了恶毒的污蔑,就是无耻的自作多情。谁会把你胡适写成五四的领导者?
第三章
“问题与主义”
五四以后,斗争的烈火很快向全国各地蔓延。从六月三日开始,上海和其他城市的工人阶级以主力军的姿态出现在斗争的第一线,显示了强大的政治威力。正因为有了这个坚实的阶级基础,马列主义的传播也日益广泛。
工人运动和马列主义的结合将会产生什么后果,这一点,作为帝国主义的哲学家杜威是很清楚的。对他来说,这要比青年学生的示威游行可怕多了。因此,他立即“应付环境”,就在“六·三”运动的第五天,六月八日,开讲《美国之民治的发展》。演讲的结论是中国千万不能接受马列主义,因为“政治思想是不能抄袭别人的理想,不能偷别人的学说,拿到国情不同的国家来应用”。
替杜威的演讲作翻译的胡适,比谁都明白这些话的含义。他知道这是他老师对“实用主义”的实际运用,为他发出了新的战斗信号。恰好在这时,胡适听到了这样一个消息:有
一个小官僚,偶然看到了胡适写的一把扇子,便叫道:“这不是过激党胡适吗?”这个糊涂的小官僚是误会了,但胡适却是害怕了。他自己正要把传播马列主义的人叫作“过激党”来加以反对,怎么这个帽子竟落到了自己头上?
刻不容缓,胡适很快写了一篇文章,题为《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说什么“空谈好听的‘主义’,是极容易的事,是阿猫阿狗都能做的事,是鹦鹉和留声机都能做的事”,“是没有什么用处的”。他举例子的时候,首先直截了当地点出来的是“马克思的社会主义”,表明他貌似“一概而论”的“主义”二字,是具体有所指的,也表明他用实用主义否定真理,目标是越加明确了。不谈“马克思的社会主义”,谈什么呢?胡适说,“火烧眉毛紧急问题”多得很:人力车夫生计问题,大总统权限问题,卖淫问题…
这篇文章在七月份抛了出来,算是对杜威的一个响应和配合,也顺便向那些小官僚们解释一下“误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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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论调当然立即遭到了革命者的反击。李大钊等人指出,“问题”和“主义”是不能截然分开的,只有解决了根本问题,一个一个的具体问题才有解决的希望,俄国革命就是例子。因此,一方面固然要研究实际问题,一方面也一定要宣传理想的主义。胡适自然不会同意,于是又接二连三地写文章进行反驳,形成了一场“问题与主义”的争论。这场争论,标志着在接受或反对马克思主义这个关键问题上,五四新文化运动统一战线已经开始分化。
胡适的论调也招引了一批人。某些曾宣传过“主义”,或曾置身于五四运动游行队伍中的青年,被胡适骂得脸红,一时竟大做其忏悔文章,有的甚至准备到国外去“研究问题”。胡适的门生、《新潮》社的傅斯年、罗家伦就是典型。看来,面对着新的斗争风暴,一场大分化是势所难免的了。
争夺《新青年》
遇到阻力的水流会激起更大的浪花。胡适挑起“问题与主义”之争,原想阻挡马列主义的激流,想不到一争下来,马列主义的传播反而更为广泛了。许多报刊上介绍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和中国工人阶级状况的文章越来越多。尤其是《新青年》,这方面的内容更加集中和鲜明。
因此,胡适就动《新青年》的脑筋。《新青年》原是集体轮流编辑的,在一九一九年十月
五日下午召开的一次编辑会议上,胡适突然提出一个意见,反对集体编辑。“为什么?”大家很奇怪。
胡适一时不便把自己的目的讲出来,只得找了一个借口:“象刘半农这样浅薄的人就不配编。”
“不集体编由谁来编?”大家问。“我一个人来编!”胡适大言不惭地说。
钱玄同立即反对,说:“你反对刘半农编,我反对你编。”
这天鲁迅也参加了会议。他一眼就看出了胡适反对刘半农是借口,肯定还别有深意在。因此,他冷冷地对胡适说:“你一个人编,那我们不投稿。”
会议的空气非常紧张。在鲁迅等人的斗争下,《新青年》没有让胡适抢去。
胡适想独霸《新青年》的政治目的,一年以后人们才完全看清。自从那次编辑会议以来,他一直在密切观察着。但是,《新青年》的实际情况在他看来是“每况愈下”。一九二○年年底,他终于写了一封信给陈独秀,说:“今《新青年》差不多成了Soviet Russia(按:《苏俄》)的汉译本”。因此,他提出三个办法:第一、听《新青年》流为有-一种特别色彩的杂志,而另创一种哲学文学的杂志;第.二、发表宣言,声明《新青年》不谈政治,而只注重学术、思想和艺术的改造;第三、停办。
这就是气急败坏的胡适给《新青年》指出的三条路。他并以此来要挟鲁迅等人。鲁迅的意见很快就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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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新宣言说明不谈政治,我却以为不必。”
“我看现在新青年的趋势是倾向于分裂的。不容易勉强调和统一,无论用第一、第二条办法,结果还是一样。所以索性任他分裂,照第一条做,或者倒还好一点。”
这就是说,与其和胡适调和,不如把胡适清除出去。鲁迅的话,胡适是懂得的。因此他就和《新青年》分了家,准备另外经营新店去了。
惜别杜威
由于忙于争夺《新青年》,又要做杜威的翻译和向导,整个一九二○年,胡适写的文章很少。现在,既然在《新青年》上是彻底惨败了,胡适就决定从一九二一年上半年开始,重
新“发愤著作”。
三月间,为了使他的“少年朋友们”不“被马克思列宁斯大林牵着鼻子走”,他开始写《红楼梦考证》一文,经过一番“大胆假设,小心求证”,得出了“贾宝玉即是曹雪芹”、《红楼梦》“是曹雪芹的自叙传”的结论。但他后来又急急地声明道,“莫把这些小说考证看作我教你们读小说的文字”,而是“教我的少年朋友们学一点防身的本领”。研究《红楼梦》,对胡适来说,纯粹是为宣传实用主义、反对马列主义作一个样子。
紧接着,四、五月间,他又把旧作《易卜生主义》、《不朽》等修改了一遍。这些文章反复说明一个观点:千万不要搞什么从根本上改造社会的革命运动,应该一点一滴、一尺一步的改造,一个人一个人地改造。显然,这是在贩卖资产阶级改良主义。
可见,胡适写作的内容虽然东拉西扯,但中心思想却很突出:依然反对马列主义的传播,反对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革命运动的高涨,更反对这两者的结合。
然而,历史的潮流毕竟是不可抗拒的。这两者不仅越来越紧密地结合了起来,而且为无产阶级先锋队的诞生提供了阶级基础和理论基础。一九二一年七月一日,中国共产党
成立了。
国内外反动派最害怕的事,杜威和胡适千方百计地妄图阻止的事,终于在中国发生
了。
七月初,杜威告诉胡适:他要回去。
杜威在中国住了两年零两个月,恰好是五四运动到中国共产党成立的全过程。他为了扑灭从五四运动燃起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烈火,不辞劳苦地跑遍了奉天、直隶、山西、山东、江苏、江西、湖北、湖南、浙江、福建、广东十一个省,作了无数次的演讲。但结果怎样呢?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就是对他的最好回答。他不能不走了。
七月十一日,杜威启程。胡适想留没留住,酸着鼻子做了一篇《杜威先生与中国》作为欢送。他生怕中国人民两年多来还没有认识这个杜威,在文章中一再说明:“杜威先生真爱中国,真爱中国人…”他非常不满意人们对杜威的冷淡,因此又气忿地说道:杜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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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不应该比现在更大千百倍吗”?
胡适一面默默地祝愿着杜威“海上平安”,一面又细细地领会着杜威给自己留下的新指示。原来,杜威在临走前作的一次演讲,要求胡适等人:一,政治上,不要再局限于先搞教育、再谈政治之类的框框,而是要“下手去实行”;二,文化上,中国要成为“东西文化的交点”,即要谋求帝国主义文化和封建主义文化的结合。这两点,以后就成了胡适一伙的行动纲领。
“实在忍不住了”
那么,什么时候“下手去实行”呢?胡适想等一等看。一九二二年春天,他觉得时机来到了。
一月,香港海员罢工。以此为起点,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工人运动的第一次高潮。与此同时,军阀混战也愈演愈烈,四月,代表美、英帝国主义利益的直系军阀和代表日本帝国主义利益的奉系军阀之间又打起了第一次直奉战争。为了阻遏工农运动的浪潮,也为了在军阀混战中为主子美帝国主义谋利益,胡适于五月初开办反动政治刊物《努力周报》,在政治上公开打起白旗。他终于“干”上了。
伤脑筋的是,回国时立下的“二十年不谈政治”的誓言,人们还记忆犹新。怎样才能使自己不至于太难堪呢?胡适后来作了一段解释。他回顾道,开始要谈政治,其实是早在参加“问题与主义”论争的时候,那是因为目睹国内一些人高谈马克思主义,“我看不过了,忍不住了”,“于是发愤要想谈政治”。但那次只是做了谈政治的“导言”,没有做到“本文”上去。从那个时候起,两年零八个月过去了。胡适说,谈“马克思社会主义”、“阶级斗争”、“赢余价值”的人不是少了,而是多了。“中国的奥论界仍然使我大失望”。“我等候了两年零八个月,实在忍不住了。”胡适用一句话概括了自己的心情。从“看不过了,忍不住了”到“实在忍不住了”一一胡适的自白,多么清楚地表明了日渐高涨的革命浪潮把他们一小撮反动派逼到了何等狼狈的境地!过去的“誓言”自然没有当前的阶级利益“实用”,胡适哪能不赤膊上阵?
很快,在《努力周报》的第二期上,胡适抛出了《我们的政治主张》,还纠集了一批人在后面签名。
他们的“政治主张”是什么?乃是:帝国主义不必反对,封建军阀不必打倒,只要有几个“好人”出来组织一个“公开的”、“宪政的”、“有计划的政治”的政府,中国就可得救。那么,“好人”又是谁呢?当然是胡适一伙自己。文章发表以后,胡适一方面急于向美帝国主义请示,向被他称之为“天才用兵家”的军阀吴佩孚征求意见,同时又经常参加一个由许多新旧政客参加的所谓“茶话会”,讨论“好人政府”的人选。胡适在会上最活跃,一次又一次地推荐或劝驾别人做这官做那官。别人当然也礼尚往来,推荐胡适去做教育部次长。这个职务胡适不满意,一连三次都拒绝了。但他却要求“国务院秘书”的职务“暂缓发表”。九月十四日,胡适索性壮着胆子发表了一篇题为《假如我们做了今日国务总理》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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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上台的渴望已溢于言表。几天之后,美帝国主义者表示同意胡适的这篇文章。但可惜的是,“新内阁”的名单突然发表,代理总理的是在《我们的政治主张》上签了名的北大教员王宠惠。另外两个签名者汤尔和、罗文千也入了阁。胡适对这种“骤然”的做法很是不满:自己想做国务总理的文章发表才一星期,他们怎么连一点面子也不照顾呢?但一时也没有办法。在“内阁”名单发表后两天的一个“茶话会”上,胡适就强迫王宠惠的“好人内阁”实行他的计划。
可笑的是,这个“好人政府”什么好事也做不了。任职期间,它只能替军阀们筹饷,为军阀们任免官吏。但军阀仍然感到不顺手,想抛掉它,再加上广大人民的强烈反对,王宠惠的“内阁”在十一月份便解散了。就这样,胡适的“好人政府”主张只实行了三个多月,为中国现代史留下了一个笑料。
胡适为了讨好军阀,还根据美国政府要中国实行联邦制的意图,提出过“联省自治”的主张,要求在直系军阀,亦即美、英帝国主义做“盟主”的基础上,求得全国大小军阀的联合。这个“政治主张”在中国共产党和广大人民的严厉批斥下,很快也就烟消云散。
“江山代有人才出,各领风骚几百年”。胡适当时很欣赏这两句诗,因为它很能表达自己的“抱负”。但是,自从赤膊上阵几个月来,竟一点“风骚”也没有“领”到。为什么呢?胡适很必然地把原因归之于中国共产党的存在。因此,当他看到《向导》周刊上刊登的一篇中国共产党的宣言,就立即抽笔反驳,做了一篇《国际的中国》。
中国共产党的宣言指出,国际帝国主义在支持各派军阀打内战。触及帝国主义,是胡适最忌讳的。因此他马上说,这“很象乡下人谈海外奇闻”。他觉得,帝国主义希望中国和平和统一的迫切心情,远远超过中国人民自己。接着他就举了例:“租界与东交民巷是福地。外币是金不换的货币,总税务司是神人,海关邮政权在外人手里是中国的幸事!”说了这一段惊人的话之后,他便“很恳挚的奉劝”道:“不必在这个时候牵涉到什么国际帝国主义的问题”。
这篇文章,也可以看成是一篇“宣言”一一篇公开宣布与中国共产党为敌、与反帝反封建的人民革命运动为敌的宣言。
总而言之,在一九二二年这一整年,胡适给人们的印象是:他似乎已经不是一个“提倡白话文”的“学者”、“教授”,而成了一个炙手可热的政客。为了替帝国主义服务、替北洋军阀打“强心针”,他几乎不加任何遮盖了,什么样露骨的论调都能发表,什么样反动的口号都能提出,什么样腐朽的力量都能勾结!
“为皇上所化”
胡适在一九二二年这一系列乱纷纷的反动政治活动中,可以算得上“高峰”的是,他还悄悄地溜到紫禁宫里去了-一次,拜见了已被推翻十余年的“宣统皇帝”溥仪。
事情是这样的:
深居在紫禁宫里的“废帝”溥仪曾在自己的老师兼顾问、帝国主义分子庄士敦那里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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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听到过胡适的名字,一天,他觉得无聊,就顺手打了一个电话给胡适。接电话的刚好是胡适自己。
“你是胡博士呵?好极了,你猜我是谁?”溥仪在电话里说。“您是谁呵?怎么我听不出来呢?…”“哈哈,甭猜了,我说吧,我是宣统呵!”“宣统?…是皇上?”胡适简直吃惊了。
“对啦,我是皇上。你说话我听见了,我还不知道你是什么样儿。你有空到宫里来,叫我瞅瞅吧。”
这个象征着反动的封建王朝而又早被全国人民抛弃了、遗忘了的溥仪,只是给胡适开了一个玩笑。但在胡适听来,这儿句话还有着“圣旨”的力量。他连忙去找庄士敦,证实了电话,打听了进宫的规矩,问明了要不要磕头等事项,就整装前往。
溥仪早就忘了自己的“邀请”,没有关照守卫的护军。胡适在宫门口蘑菇了半天也没有让进,后来护军看他实在是赖着不走,再去“奏请”,才放他进去。
胡适与溥仪会见了大约二十分钟的时间。谈不了几句,胡适就大大恭维起来:“皇上真是开明,皇上用功读书,前途有望,前途有望!”
溥仪当然并不理解胡适所指的“前途”是什么,胡胡涂涂地把他打发走了。
此后,胡适还想多多得到一些“召见之幸”,溥仪也不推辞,他们交往就更多了。胡适拿了自己的《胡适文存》呈送“皇上”,溥仪也对胡适讲了“非外人所能知也”的话。有一次约好会面,但临时胡适安排不过来,就诚惶诚恐地递交了这样一张“请恕罪”的名片:
恕不今
罪能日
胡
朝
Shih
适
请
钟鼓寺十四:电话东二四二九
胡适和溥仪究竟谈了一些什么?这大家都不知道,胡适也始终“保密”着。不少人来探问,他一·直守口如瓶。
“那么,你们是怎样称呼的呢?”探问不到究竞的人们常常只能向胡适提出这类无关宏旨的问题。
“他叫我先生,我叫他皇上。”胡适总是这样得意地回答。
后来倒还是从紫禁宫里透露出一点消息。封建遗老金梁在给溥仪的一个奏折上这样写道:
“皇上以德服人,昔胡适既见后,为皇上所化。”
这就是曾混迹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胡适的归宿。十年前被帝国主义“所化”,十年后又被封建帝王“所化”一真是走了一条中国买办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必由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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ー九七四年
第
期
总第五期
×E>I YU PIPA
上海学习与批判柒志编辑部编
上海人不k低决出版
上海复几大学)
(上海如兴路6号)
车多在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新华印别厂印刷
一九七四年一月十六日出版
定价:0.29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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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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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麻语录
现在的社会主义确实是前无古人的。社会主义比起孔夫子的“经书”来,不知道要好过多少倍。
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
营习5她
一九七四年第四期目
录
批林批孔反修防修
学习《哥达纲领批判》深批“克己复礼”
上海钟表元件厂拍槽下小组(3)
林彪的“天才论”和孔子的“天命论”
复旦大学哲学系大批判组(7)
陈独秀和孔老二
…龚杰(11)
苏修嘴里的“仁义道德”…上棉十七厂青年工人郑树清(16)决不允许“灭国”再“兴”公交汽车一场青年工人砖晓禾(18)
上海第一钢铁厂青年工人李春阳
杂文:“中庸之道”和“绝”…复旦大学历史系工农兵学员马俊民(20)
学习《哥达纲领批判》
为什么要学习《哥达纲领批判》?…金盛曦(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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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达纲领批判》是两条路线斗争历史经验的总结
…宫效闻(26)
资料:拉萨尔言论摘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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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评论
贾府里的孔“圣人”一贾政…
…任犊(39)
贾府的大观园和赖大的花园…方泽生(42)怎祥评价宋江?
综述《水浒》评论中的一些不同观点…木卯(44)
经济问题研究
工人要占领科学实验阵地
上海市科学技术交流站的调查报告…王复初李长恩(47)对“不务正业”的人的调查
从一台医疗器械的诞生看社会主义相互关系…常尉钱方年(52)走自己发展新技术的道路…上海马铁厂党支部书记陈彩明(56)劳保医院和“医院劳保”
薛惠祥(60)
下厂札记: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
范崇星(62)
革命青年谈理想
从第一天推粪车谈起…普陀区清洁管理站侯建萍(65)
三百六十行行行有“名堂”…闸北区服务公司五姑娘扦胸小组(67)
社会调查
一堂生动的哲学课
51路公共汽车访问记…
..…任菁(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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し林れし反修防修
学习《哥达纲领批判》深批“克己复礼”
上海钟表元件厂拍糟下小组
在批林批孔斗争中,我们小组认真学习了马克恳的光辉著作《哥达纲领批判》,进一步认清了林彪修正主义路线的极右实质,加深了对党的基本路线的理解,提高了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自觉性。
一个政党的纲领,集中反映了它所代表的阶级的意志和利益,直接体现了
一个政党的性质。《哥达纲领》为了符合德国地主资产阶级的要求,出卖了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表现出“断然的退步”,这是一个倒退的纲领。拉萨尔的信徒树起的这一面黑旗,是一切反动派的共同特点。孔老二扯起“克己复礼”这面破旗,代表了没落奴隶主阶级的利益,妄图复辟西周奴隶制。叛徒、卖国贼林彪在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伟大胜利的时刻,把“克己复礼”当作万事中最大的事,目的是为了复辟资本主义。从拉萨尔、孔老二到林彪,可以清楚看到,古今中外一切反动派都坚持走复辟的道路,妄图开历史的倒车。
历史发展的规律证明:凡是搞倒退复辟,必然都是搞不长的。《哥达纲领》
一出笼,就遭到了马克思、恩格斯的批判,在斗争的实践中彻底破产,波广大革命工人“当做完全不能令人满意的东西抛弃了”。林彪倒行逆施搞“克己复礼”,“天马”摔下来成了“死马”,带着花岗岩的脑袋去见孔老二了。历史的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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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是不可抗拒的。它在前进的道路上,把各种各样的绊脚石抛在一旁。形形色色的机会主义者的嘴脸在革命潮流的冲刷下,一个个都被区别得清清楚楚。
革命导师对《哥达纲领》的批判,为我们树立了坚持革命原则、彻底批判修正主义路线的光辉榜样。《哥达纲领》在尖锐的革命斗争面前,摆出一副平正、公允的面孔,用似是而非、模棱两可的态度来掩盖自己的极右本质,在调和的旗子下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这是一个典型的右倾倒退的机会主义纲领。马克恩一针见血地指出:“这个纲领既没谈到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也没谈到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国家制度。”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精髓,所有机会主义的头子都把无产阶级专政看作眼中钉,肉中刺,千方百计地妄图反对和取消无产阶级专政。林彪就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死敌。他对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制度的满腔仇恨,集中表现在他们这一伙所密谋制订的反革命政变纲领《“571工程”纪要》中。
我们工人最热爱无产阶级专政,最懂得没有自己革命政权的痛苦。在旧社会,地主资产阶级为什么可以残酷地剥削工人、农民?还不是因为他们手中掌握了“刀把子”!我们小组有一位工人,在解放前对老板随便开除工人流露出了一点不满,结果资本家一只电话,马上叫来反动军警对他进行恫吓威胁。在那个时侯,政权不在我们劳动人民手里,资本家勾结反动政府镇压工人罢工是家常便饭。所以,资产阶级国家决不是象拉萨尔之流所讲的具有自己的“精神的、道德的、自由的基础”,而是反动统治阶级维护本阶级利益的工具。林彪“念念不忘”他那个“镇压之权”,同样是为了要对我们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实行封建法西斯专政。无产阶级专政是我们的护身法宝,它好比粟米布帛
一样,是一刻也不能离开的。如果政权变了颜色,我们劳动人民就要吃两遍苦,受两茬罪,重新回到旧中国的苦难深渊中去。
马克思在批判《哥达纲领》时指出:整个纲领“尽管满是民主的喧嚣,却彻头彻尾地感染了拉萨尔派的对国家的忠顺信仰”。林彪大肆鼓吹“忠恕”、“仁政”的反动谬论,也正好反映了他对反动的地主资产阶级国家的忠顺。在阶级社会里,对立阶级不可能有共同的利益。反动的中庸之道是骗人的谎言。对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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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阶级是“仁政”,对另一个阶级就是暴政。我们小组有位老工人说,解放前她给资本家当佣人,每天晚上睡觉的时侯,老板总要在她脖子上拴一根绳子,为的是一夜几次起来准时给老板的小孩喂奶。一年冬天,她三岁的妹妹死了,父亲在夜里冒着风雪去叫她,老板却不准她离开一步。这就是旧社会劳动人民的“自由”和“民主”,也是剥削阶级给劳动人民的“仁政”。林彪攻击无产阶级专政“不仁”,恰恰说明他是站在反动派的立场上。对于人民,他是决不会施“仁政”的。一切搞“克己复礼”的反动派,都必然要用“仁政”一类的鬼话来骗人,我们决不要上当。
“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从前者变为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同这个时期相适应的也有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马克思在这里第一次明确地提出了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过渡时期,强调了无产阶级专政的极端重要性,并指出这是由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阶级斗争规律所决定的。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林彪躲在阴暗的角落里,疯狂地咒骂我国无产阶级专政是“行秦始皇之法”,是“独裁”,是“暴政”,狂吠什么“恃德者昌,恃力者亡”。他这样恶毒攻击无产阶级专政,是不是他真的不要专政了呢?不!绝不是。在阶级社会里,专政是有阶级性的,不是革命的专政,就是反革命的专政。林彪自称是一个“恃德者”,但“仁慈减得震天响,屠刀磨得雪雪亮”。只要看看他那个反革命政变计划《“571工程”纪要》就明白了。他一面在恶毒攻击革命暴力,另一面却在背后拼凑反革命联合舰队,阴谋发动反革命武装政变,妄图谋害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篡党夺权,对无产阶级革命派实行“一网打尽”。他所“恃”的“德”,就是要“兴”被中国人民推翻了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继”地主资产阶级压迫剥削劳动人民之“世”,“举”牛鬼蛇神包括已被打倒的汉奸卖国贼这帮“民”。林彪“克己复礼”的目的,是颠覆无产阶级专政,用法西斯专政代替无产阶级专政。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林彪一伙越是攻击无产阶级专政,我们就越应当巩固和加蓝无产阶级专政。只有这样去做,我们才能保卫住社会主义的江山,使我们的社会主义祖国在欣欣向荣的社会主义大道上胜利前进!
当前,围绕着肯定还是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支持还是反对社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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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事物所展开的争论,实质上就是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是继续革命还是复辟倒退的问题,是巩固还是削弱无产阶级专政的问题。社会上一阵风,里
一层浪。我们厂里在企业管理路线上也存在有修正主义路线回潮的现象。我厂原来是一家金笔厂,在大跃进的年代,我们走自力更生的道路,发扬艰苦奋斗的精神,依靠全厂工人两只手,成功地制造出手表上用的宝石轴承。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工人们起来造了修正主义企业路线的反,使生产大幅废地向前发展。但是在前一时期,在企业管理路线上,厂里出现了借口“正规化”而抵制和取消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涌现出来的某些新生事物的现象。我们工人对这个问题是有过历史教训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前,有些人也大搞“正规化”,结果“电气、煤气、冷暖气,丢掉了工人阶级的志气”,推行了一条修正主义路线,把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一棍子打了下去。拉萨尔宣扬“合法手段”,孔老二要“正名”,林彪鼓吹“名正言顺”,都是要把向前发展的社会拉向后退,去“合”剥削阶级之“法”,“正”倒退复辟之“名”。“合法”、“正名”就是“克己复礼”。今天,离开依靠工人阶级去搞什么“正规”,说穿了是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把我厂重新“正规”到修正主义路线上去。当年,革命导师马克思以反潮流的革命精神,对《哥达纲领》进行了逐条的批判,坚持了无产阶级的革命原则,迎头痛击了拉萨尔信徒们的右倾倒退的机会主义路线。今天,我们既要认真学习马克思批判修正主义的革命理论,也要学寸马克思批判修正主义的伟大实践。“激光打孔要聚焦,抓住要害批林彪”。我们一定要反复深入地批判林彪“克己复礼”的反动纲领,批判资产阶级的右倾复辟思潮,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坚持前进,反对倒退。
林彪反党集团垮台了,林彪“克己复礼”的反动纲领成了革命人民一份极好的反面教材。但是,在社会主义整个历史时期,“复礼”和反“复礼”的斗争将长期存在,这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我们决心进一步认真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牢牢掌握马克思主义这个锐利的思想武器,把批林批孔斗争进行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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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彪的“天才论和孔子的“天命论’
复旦大学哲学系大批判组
林彪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就是“克己复礼”。“复礼”的理论纲领,是“天才论”。林彪的“天才论”和孔子的“天命论”,有着直接的血缘关系。弄清这个关系,有助于我们揭露“天才论”的反动性,肃清“天命论”的流毒,摧毁林彪反动世界观的根基,进一步认清林彪修正主义路线的极右实质。
林彪喋喋不休地鼓吹“天赋之才”,把人的认识水平的高低、才能的大小,说成是由“天赋”、“天资”、“天分”的差异决定的。他无耻地吹嘘自己“脑袋长得好,和别人的不一样,特别灵”。在林彪看来,“脑袋长得好”“特别灵”的,“天资”、“天分”也就特别高,是“天才”。“天赋之才”的说教,是林彪的新发明吗?不,二千四百多年前的孔子早就鼓吹过。孔子为了维护奴隶主阶级的反动统治,竭力宣扬“死生有命,富贵在天”,而且吹嘘自己是“知天命”的,高唱什么“天之历数在尔躬”,把人(实际上是孔老二自己)同天命联系了起来。这种神秘主义的“天命论”,必然引出“生而知之”的“天才论”。孔子就自诩为受命于天的“圣人”、“天才”。他周游列国,到处乱窜,有一次走到宋国,在一棵大树下演习礼仪,宋国大司马桓魋对此非常不满,就叫人把大树拔掉,孔老二也只好夹着尾巴跑掉。后来,他对
他的门徒说:“天生德于予,桓雕其如予何!”这是十足的阿Q精神。如果孔子是“天生德于
予”的“天才”,为什么竟连桓魋要杀他、赶他走也不知道呢?又为什么被桓魋一吓,就象老鼠一样,溜之大吉?孔子到了陈国,四方的人都不理睬他,“七日不火食”,弄不到饭吃。如果是“生而知之”的“天才”,为什么连饭也混不到吃呢?这都是对自命为“天才”的孔老二的绝妙讽刺。孔子的忠实信徒孟子,也说什么世界上有“不学而能”的“良能”和“不虑而知”的“良知”,认为有什么“天降之才”,把“天”与“才”联系起来。孔子的“生而知之”和孟子的“天降之才”,就是林彪“天赋知识”、“天赋才能”的渊源。可见林彪的“天才论”就是孔孟“天命论”的翻版。
林彪鼓吹“天才论”,当然也有创造,他为了骗人,不得不对“天赋之才”作一些伪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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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说:“我认为人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有天生的问题,一方面有教育的问题。人材,人的智慧和能力,是这两方面的结合。”又说:“温文、豪放、理智,既受于天,且受于人。”说得多全面啊!这种一方面“天生”,一方面“教育”的结合论,在知识、才能的来源问题上,名日二元论,最终也必然滚进唯心主义的一元论的泥坑。既然天生就有超人之才,何必后天再去教育呢?用“且受于人”来掩饰“既受于天”,这种陈词滥调,在孔家店里也有的是。
孔子在鼓吹“生而知之”的同时,不也说过“学而知之”一类话么?岂止说说,他还身体力行,聚徒讲学,忙得不亦乐乎!孔子所谓的“学”,当然不是指的社会实践。孔子是最看不起社会实践的,他把生产劳动视为“小人”的“鄙事”,是竭力反对的。他那个“学”,是叫人们向“生而知之”的“圣人”学习,特别是要人们学习奴隶主大头目周公为维护奴隶制度而制作的“礼”。孔子大吹大擂地说,只要知道了周代的奴隶制,“虽百世可知也”。孔子那个“学”,也完全是唯心主义“内省”、“慎独”的一套,只要“默识”,闷声不响,闭门修养就行了。孟子更进一步发挥说,“学”不必“外求”,“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就是说,只要努力“内省”,扩充自己的“心”(思想感情),就能了解人的天生的本性,就能知“天命”了。
林彪在宣扬“天赋之才”的同时,也讲一些“教育”、“学习”以至于“实践”之类的话。这不过是用来骗人的点缀品。他说,教育也罢,学习也罢,不过是使“自己的天资能够无限的发挥”而已。按照这种说法,“天才”的脑袋好比是个装满了知识的仓库,这些“知识”都是“天”也即上帝所“赋”予的,“教育”、“学习”仅仅是打开仓库的一把钥匙。“天才”的脑袋一旦加上“教育”、“学习”,便会豁然开通,仓库里的知识就鱼贯而出了。反之,如果缺乏“天赋”,等于仓库里缺货,即使加以教育,用钥匙打开,也是空空洞洞,什么也没有,再努力学习也没有用。你瞧,大家“一起搞斗争”,“经历的事也不少”,“书我们也读”,但有的人就是不行。“不行就是不行”,因为你没有“天赋”、“天资”嘛!这样,在林彪所谓的智慧和才能是天生和教育“结合”的笼子里,除了一堆孔孟“天命论”的狗屎以外,剩下的还有什么呢?什么也没有了。
人的知识、才能的高低,完全是在后天的社会实践中形成的。作为认识、思维器宫的头脑来说,只是一个加工厂,没有后天实践提供的原料或半成品,是生产不出任何思想来的。实践出真知,斗争长才干,离开实践的认识是不可能的。林彪鼓吹“天才论”,完全否认」实践是认识的源泉,是对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公然背叛。
二
林彪胡说:“我们同志的脑筋不是普通农民的脑筋,也不是普通工人的脑筋”,我们与他们“有天壤之别”。这样一“别”,就把人分为两类:一类是天生聪明的“高贵”者,另一类是天生愚蠢的“卑贱”者。林彪怕别人不懂他的意思,还对此作了绝妙的注释,说:老百姓谈的是“怎样种田”,“怎样做工流汗,怎样做生意”,“他们想他们生活那一套,我们想我们这一套”。这种“天壤之别”论并不新鲜,也是从孔家店那里贩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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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从“天命论”过渡到主观唯心论的先验论,把人的知识、才能划分为不可逾越的等级,说什么“惟上智与下愚不移”,认为有智慧的“上”等人与愚蠢的“下”等人,是天命注定的,永远不可改变。孔子炮制“惟上智与下愚不移”的谎言,目的在于为奴隶主贵族统治永恒化提供理论根据。孔子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君子怀德,小人怀土”。你看,奴隶主贵族统治者深明大义,注重道德,奴隶们只知种地和求利,这不是“天壤之别”吗?孟子进一步发挥说:“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疯狂鼓吹“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是“天下之通义”。这就是说,统治阶级压迫、剥削劳动人民是天经地义的,不可改变的。这就是“天壤之别”论的反动实质。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指出的,反动阶级的“圣人”们总是认为,“历史上产生的阶级差别是自然的差别,人们必须向天生的贵人和贤人屈服,尊敬这些差别,并承认它们是永恒的自然规律的一部分,一言以蔽之,即应崇拜天才”。
孔孟宣扬吃人的“天下之通义”,博得了历代反动统治者及其代言人的热烈喝彩,并不断地加以修补发挥。在汉朝,董仲舒把人性分为三种:“圣人之性”、“中民之性”、“斗筲之性”。其中,地主阶级的“圣人之性”是上等,是天生的善,是天生的统治者。而劳动人民则属于“斗筲之性”(“斗筲”,指卑小微贱),是天生的愚蠢,是天生的被统治者。董仲舒就是用“性三品”这种反动“通义”为封建统治的合理性作论证。
林彪所谓的“天壤之别”论,也是为了维护他们这一小撮“天马”的特权,永远把劳动人民作牛作马。林彪一伙说:“一灯能除千年暗,一智能灭千年愚”。这同孔孟所谓的“先知觉后知”完全是一个调子。朱熹不是吹捧孔子说“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吗?在孔子、林彪一一类骗子的心目中,广大劳动人民都不过是“不知不觉”、“后知后觉”的“群氓”、“马大哈”,要是没有他们这儿个“先知先觉者”来开发“民智”,历史“千年暗”,人间“于年愚”,那怎么了得呀!林彪一伙拿这种“天壤之别”论来拾高自己的身价,贬低劳动人民创造历史的伟大作用,真不愧是“摩登圣人”!孔子早已去见周公了,历史还不是照样前进!林彪这个“天马”,摔死在沙丘上,地球照样转动。这是历史对自封“天才”的人的无情嘲弄。林彪一伙在他们的“天才史观”受到批判以后,又用“英雄和奴隶共同创造历史”的谎言来进行狡辩,妄图用折衷主义手法来掩盖其鼓吹天才史观的狰狞面目。这种“共同创造”论,历史上也早已有之。孔子说:“君子务治,而小人务力”;孟子也说:“无君子莫治野人,无野人莫养君子”。孔孟这种谬论的真实含义,由唐代的封建地主阶级卫道士韩愈明白地说了出来:“君者,出令者也。臣者,行君之令而致之民也。民者,出粟米麻丝,作器皿,通货财以事其上者也。”这就是说,你出“力”养活我,我出“智”来治你。历史原来就是这样“共同创造”的。这真是十足的强盗加骗子的逻辑。
三
林彪不仅把历史胡说成是“天才”、“圣人”的历史,还故弄玄虚地说:“天才,全世界几百年、中国儿千年才出现一个”。这种“天才”“罕见”的说法,也同样是从孔家店那里偷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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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卓就鼓吹“才难”。他说,象“唐虞”那样的兴盛时期,能治理天下、称得上“天才”、“圣人”的人,也仅仅只有九个。而在舜时,“舜有五人而天下治”,只有五人。孟子进一步发挥了“才难”的说教,他利用古代尧舜至汤、由汤至文王、由文王至孔子其间凑巧相隔约
五百年这一偶然现象大做文章,狂叫“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其间必有名世者”,安图在“天才”、“圣人”头上再加几圈灵光,借以愚弄人民。林彪的所谓几百年、几千年出一个“天才”,同孔孟的“才难”又有什么两样呢?
说到“才”,不同阶级有不同的看法。就拿孔老二来说吧,他自我吹嘘为“天生德于予”,是进入了“知天命”的圣境的“哲人”,他的徒子徒孙给他拾轿子吹喇叭,把他比作麒麟、凤凰、秦山、日月、天地,简直捧上了天。而当时的劳动人民则骂他是一个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蠢材!是一个专门“摇唇鼓舌,擅生是非”,“矫言伪行”的骗子!林彪这个政治骗子,不读书,不看报,不看文件,是个什么学问也没有的大党阀、大军阀,却也以“天才”自居起来,这岂不滑稽可笑!
什么“才难”,这是对历史的歪曲。马克思说:“每一个社会时代都需要有自己的伟大人物,如果设有这样的人物,它就要创造出这样的人物。”在两千多年的中国封建社会中,从陈胜、吴广到洪秀全、孙中山,他们都是在轰轰烈烈的群众斗争中产生的英雄人物。在全世界范围内,无产阶级的伟大领袖马克思和恩格斯,是同时代的人,列宁和斯大林,也是同一时代的人,连一百年都不到,怎么能说“几百年、几千年”才出一个呢?
“天命论”不仅把人的知识才能说成是天给与的,而且也把历史说成是按照天的意志发展的。它否认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性,把历史上各个朝代的更换,著名人物的出现,都看成是天命、天意所定。什么“几百年出一个天才”!这就是反动统治者大肆宣扬的所谓“五百年风水轮流转”。这种历史循环论、历史宿命论,就是“天命论”的一种表现。林彪和孔孟都鼓吹“儿百年、儿千年”出一个“天才”,这又一次证明“天才论”同“天命论”的血缘联系。
孔子和林彪,一个鼓吹“才难”,一个宣扬“天才”要“几百年、儿千年”出一个,非常“罕见”,这一唱一和的实质,说到底,就是吹捧自己,大树特树他自己的“绝对权威”。物以稀为贵,“天才”越少身价越高。既然“天才”人物是那样罕见,又是上天决定的,那么人们就应该拜倒在这些“天才”人物的脚下。孔子说他之所以成为“圣人”、“天才”,那是天给与的,你能违反么?孟子也活不知耻地说:“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你能不听他的反动纲领办事么?林彪更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他把自己看成是当世罕见的“天才”、“超天才”,是能“独往独来”的“天马”,你能不对他顶礼膜拜么?但是,可悲的是,历史发展规律是不以主观唯心主义者的意志为转移的。“天才论”吹得越厉害的人,它的破产也就越快。孔子为复辟奴隶主统治奔走一生,结果到处碰壁,最后只好“道不行,乘桴浮于海”,竞想出国流亡去。林彪手书“天马行空,独往独来”的条幅,挂在卧室,夜以继日地做他的复辟梦。结果,这个“罕见”的“天才”也落得个死无葬身之地,成为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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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独秀和孔老二
龚杰
我国党内历次机会主义路线的头子都是尊孔派。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机会主义路线和孔孟之道有什么关系?实行尊孔会滚到什么地方去?解剖一下陈独秀与孔老二的关系,可以帮助我们比较清楚地认识这些问题。
一九一五年九月,陈独秀创办《新青年》。那时,袁世凯的复辟丑剧正在粉墨登场,但是陈独秀不敢站出来公开进行反袁斗争。十一月,他将道、儒、释三家并列,说“老尚雌退,儒崇礼让,佛说空无”,不敢坚决批孔,这是他政治上不敢坚决反袁的妥协性的表现。他还把孟轲的话当作“吾民之师资”,批评“耦耕之徒”不该“目孔子为多事”,对劳动人民的反对孔老二很不满意①,可见他实际上还是尊孔的。
袁世凯垮台之后,一九一六年十月到第二年春之间,陈独秀发表了一些文章,评论宪法与孔教问题。他反对定孔教为国教,强调尊孔必将导致复辟,反映了资产阶级激进民主派的政治主张。这时,北洋军阀政府的国会中正在讨论制定宪法。要不要定孔教为国教,是北洋军阀政权内部派系之争的一种表现。陈独秀不号召推翻这种统治,却认为只要帝制破产,民国保存,就可以制定宪法,实行宪政,实现资产阶级共和国,这其实是配合了国会中一派的活动,其性质属于大狗小狗、饱狗饿狗之间的争吵。
陈独秀对孔家店的批评,只限制在名教、三纲五常等范围内,除此以外,不再逾越雷池半步。照他看来,纲常名教之所以要反对,是因为它“既失个人独立之人格,复无个人独立之财产”②。说来说去,批评孔教是为了提倡资本主义所有制,要求保证资本主义的发展。
总之,陈独秀的批评孔教,不过是旧民主主义文化的回光返照而已。辛亥革命的失败
①《抵抗力》,见<新青年》(《青年杂志》)一卷三号
②《孔子之道与现代生活》,见《新青年》二卷三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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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经证明旧民主主义的路走不通。陈独秀站在旧民主主义立场上批评孔教,虽然在对封建势力的冲击上起过一点作用,但是他所宣扬的却是过时了的思想,实行他的一套是只能倒退到老路上去的。
陈独秀用资产阶级世界观批评孔教,这种批判必然是极不彻底的。他颠倒历史事实,把孔学成为“支配中国人心”的统治思想归罪于“秦火以还,百家学绝”的结果,把账算到了秦始皇的身上,观点十分反动。他美化孔老二的天命论,说“孔子言天言鬼,不过假借古说以隆人治”,把孔老二这个顽固、保守的复辟派,说成是有“特识”的、“变古”的革新派①。他还把“仁”、“义”、“忠恕之道”等反动观点说成是“普通实践道德”,非孔学所独有,如果人们照着去做,他还要“敬其为人”呢!②由此可见,陈独秀是站在反动的中庸之道的立场上,用折衷、调和的态度去反对孔学,不仅批判极不彻底,并且事实上起的是明批暗保的反动作用。
十月革命胜利后,鲁迅发出了反对“吃人的礼教”的号召,发展了“打倒孔家店”的运动。但是,陈独秀本人并没有因为十月革命的胜利而激发出什么革命热情。他不仅没有积极批孔,反而是从原来的立场上进一步倒退了。一九一八年七月,也就是鲁迅的《狂人日记》发表之后三个月,陈独秀竟突然变了调子。他过去把“忠”、“孝”等称作“奴隶道德”,这时竟说什么忠、孝、从(体现夫权的女子对于男子的“三从”)如果是“自动的”,那也并不是什么坏事③。照这样说,连纲常名教都能接受,孔老二还有什么可反对的呢?
但是,当时由于陈独秀批评孔教才过去不久,人们不仅没有注意到他的倒退,反而把他当成是“打倒孔家店”的前驱,使他得到了很大的名声。革命洪流滚滚向前,泥沙俱下,鱼龙混杂,不久他便受这大潮裹挟,自称接受马克思主义,混进了共产党的队伍。我国资产阶级的前身是商人、地主和官僚,他们从娘胎里就和地主阶级有千丝万缕的联系。陈独秀就是这个阶级的思想代表之一。他幼年受的是通过科举成名的教育,后来中过秀才,考过举人,受孔孟之道的影响很深。他的立场和世界观既然没有彻底改造,骨子里便必然保有尊孔的思想根子。尽管他可以参加反封建的文化运动,也可以作为革命的同路人而混进党内来,但是,随着革命的深入发展,他终究要暴露出他的本来面目。
二
一九二五年五月起,戴季陶开始竭力鼓吹反动的孔孟之道,胡说什么应当“继承尧舜
①《通信(答俞颂华)》、<《通信(再答俞颂华)》,新青年》三卷一号、三号
②通信(答<新青年>爱读者)》,《新青年》三卷五号
③《阴阳家》,见《新青年>五卷一号<随感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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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至孔孟而中绝的仁义道德的思想”①。这种现象的出现,是买办豪绅势力公开活动的信号。他们以这种反动的孔孟之道为理论武器,聚集在蒋介石的周围组成了反动集团,为篡夺革命果实制造舆论准备。
但是,陈独秀对戴季陶的复辟孔孟之道竟噤若寒蝉,连一个屁也不放。陈独秀向以蒋介石为代表的买办豪绅阶级投降,首先就是从对复活孔孟之道的投降开始的。如果追根湖源的话,我们可以看到陈独秀即使在批评孔教的时候,主要也只是批评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的儒家,说董仲舒把阴阳家和儒家揉合到一起,从而使儒家思想变坏了。这种思想,完全和戴季陶宣传的仁义道德等传统思想至孔孟中绝的说法如出一辙。到了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开始后,陈独秀更进一步和批孔斗争唱反调。他说:“我常痛根中国的老庄学说及印度的婆罗门教佛教为东洋民族唯一之仇敌”②。原来总算还是道、儒、释三家并列的,这时儒家被干脆抹去,根本不提了。
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中,配合着两条政治路线的斗争,有着两条根本不同的思想路线。毛主席教导我们:“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马列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和孔孟之道是势不两立的。戴季陶用孔孟之道篡改新
三民主义,正是为了要反对用阶级斗争学说领导国民革命。陈独秀既在孔孟之道上和戴季陶共鸣,行动上必然放弃斗争。他要无产阶级实行孔老二式的“和为贵”,对资产阶级行“忠恕之道”,在蒋介石的进攻面前步步退却,极尽“温良恭俭让”之能事。党领导的农民运动迅猛地冲击了政权、神权、族权、夫权,挖了儿千年封建统治的墙脚。毛主席热情支持了这场革命,指出“矫枉必须过正”,歌颂湖南等地农民运动“好得很”。但陈独秀急忙捧出“中庸之道”,大叫农民运动“过火”,把革命人民恶狠狠地压制下去。孔老二的“中庸之道”,是维护反动阶级的利益,反对人民起来革命、造反的理论。党内机会主义路线的头子总是祭起这个法宝来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斗争哲学。陈独秀是如此,林彪也是如此。林彪叫嚷:“中庸之道…合理”,究竟合的是哪-一家的“理”?它违背了事物发展的规律,起着维护地主资产阶级反动统治的作用,完全是一种阶级投降主义的理论。
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用孔孟之道做思想基础,这决不是偶然的。陈独秀从五
四运动以后自称信仰“社会主义”,但他在第一篇宣告向社会主义转变的文章中却说,要“综合前代贤哲、当代贤哲和我们自己所想的,创造政治上、道德上、经济上的新观念”③。这就是说,他不过是要把地主资产阶级的世界观用新的辞句装饰起来,冒充社会主义。他所说的“当代贤哲”不过是杜威之流,而他所说的“前代贤哲”也就包括孔老二。他说,中国
①《孙文主义之哲学的基础
②《评蔡校长宣言》,见《向导》第十七期
③《本志宣言》,见《新青年》七卷一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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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古以来就有许行的‘并耕'、孔子的‘均无贫?种种高远理想”,那就是“我们的国民性里面确实包含着的”社会主义的“成分”。“均无贫”是孔老二维护种族奴隶制统治的主张,陈独秀却把它硬说成是“社会主义”。从这种荒谬的观念出发,他把当时还普遍存在的封建主义的“宗祠、团练、会馆、善堂”,都美化成实行社会主义的“历史上的基础”①。因此,他的“社会主义”只不过是改头换面的地主资产阶级理论。在这种理论基础上,是一定要产生出机会主义路线来的。
陈独秀是如此,林彪也是如此。林彪这个狂热的尊孔分子,把“克己复礼”看成是万事中的大事,目的就是为了在中国复辟资本主义,倒退回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苦难深渊中去。我们对孔孟之道的批判,是对机会主义路线批判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是早已为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经验所证明了的。
三
一九三七年十月,陈独秀发表长文《孔子与中国》,公开提出对孔老二要“重新评定价值”,全面肯定孔老二,彻底暴露了他尊孔派的本来面目。这是陈独秀背叛革命的必然结果。从他堕落成叛徒、托派的那一天起,他和蒋介石已没有什么本质的不同。一九三二年十月,蒋介石为了要把陈独秀收作爪牙,将他关进了监狱。一九三三年演了一出公审和判刑的假戏,而事实上当陈独秀还在狱中的时候,便已取得了宣传托派理论的自由。抗战开始后,一九三七年八月二十六日,蒋介石把陈独秀释放出狱,让他充当反共的急先锋。《孔子与中国》的发表,就是他出狱后报效蒋介石的见面礼,它直接地配合了蒋介石在当时所推行的尊孔反共的“新生活运动”。
陈独秀按照蒋介石的需要美化孔老二。他歪曲历史事实,硬说孔老二“非宗教迷信”、“近于科学”,说这是“孔子的第一价值”。他还把“建立君父夫三权一体的礼教”当成是“孔子的第二价值”。他还完全歪曲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编造出一个结论说:“孔子是中国的马基雅维里”。这样一来,孔老二就不是奴隶主贵族的代言人,而是摇身一变,成了反映新兴资产阶级利益的思想家了②。按照陈独秀和托洛茨基派的谬论,当时的中国还处在马基雅维里式的时代,而蒋介石则被认为是马基雅维里所推崇的“君主”。陈独秀这篇文章发表时,抗日战争已经开始,两条抗战路线正在展开尖锐斗争。因此,陈独秀的言下之意是:你们要坚持抗战、维护民族独立么?欧洲是经过君主专制的王权建立统一的民族国家
①《实行民治的基础》,《新青年》七卷一号.当时,他是把社会主义称为“经济生活中的民治主义”的。
②)马基雅维里是中世纪末意大利的政治思想家,著有《君主论》等书,主张意大利统一和君主专制。欧洲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的过渡,经历过一个由君主专制国家把小邦林立的割据状态改变成统一的民族国家的过程,这符合新兴资产阶级的利益。马基雅维里的思想反映了他们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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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中国应该统一于蒋介石。要反对蒋介石的法西斯独裁么?不必要,欧洲经过了君主专制的王权然后才走向民主,中国等待着蒋介石的恩赐吧。这就是他在抗战初期公开投靠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反革命宣言。
陈独秀从“批孔”到公开尊孔的演变过程,也是他在人民革命大发展面前越来越走向反动的过程。当新民主主义革命还没有开始时,陈独秀曾批评孔教。但当打倒孔家店的思想运动发展成工农群众的反封建大革命时,他投降买办豪绅,出卖了胜利果实。接着,工农群众开展土地革命,蒋介石和日本帝国主义共同掀起了尊孔复古的逆流。这时,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鲁迅在反文化“围剿”的艰苦斗争中,高举着反孔的大旗。而陈独秀却已堕落成为蒋介石的走狗,反共尊孔的小丑。鲁迅与陈独秀的不同发展道路,说明了反孔和尊孔两条思想路线是根本对立的。抗战初期,陈独秀以为抱着蒋介石这个“抗战领袖”的粗腿就可以得胜回朝,公开打出了尊孔的旗号,到处反共,十分卖力。但是有什么用呢?这个无耻的叛徒刚刚叫过除了蒋介石就没有别的党派能坚持抗战①,转眼间广州武汉一起失陷,蒋介石只能龟缩到峨眉山下去了,尊孔自然还是起劲的,但马基雅维里式的“统一”却是丝毫没有一点指望的了。
陈独秀在抗战后期,在尊孔反共的道路上越走越远。抗日战争和反法西斯战争,是中国和全世界人民力量迅猛发展的时代。但是,在陈独秀的眼睛里只有一片黑暗。四十年代初,他看到希特勒德国横扫全欧,不可一世,以为世界的形势是帝国主义势力的“扩大和加强”,甚至会是法西斯德国的胜利,战后局势是美德对峙。他还砚颜无耻地认为这在“资本主义制度的范畴以内会有一大进步”,并不是坏事②。不仅如此,他还认为中国的前途是或者做美帝国主义的附属国,或者变成德日法西斯的殖民地,应该在这个范围内去求“进步”。他甚至已经为此进行准备,着手和国民党政府驻美大使、随时准备对日妥协投降的胡适建立联系了③。这就是他给自己规定的出路,一条彻底卖国的出路。无奈没有能等到实现宿愿,陈独秀就在一九四二年五月,死在四川。卖国未成身先死,长使走狗泪满襟。陈独秀的死,是一个帝国主义应声虫之死。他死了以后,上海的汉奸报纸曾概叹地说,陈独秀有可能参加“和运”,可惜死掉了,真是一大憾事。犬死狗悲。汉奸的惋惜一语道破了事实的真相。
这就是陈独秀与孔老二的关系史,这也就是机会主义路线头子、叛徒、托派、反革命分子陈独秀的反动的一生。背叛了人民的人,必然会背叛祖国;坚持孔孟之道、坚持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反革命立场的人,最终都要投靠帝国主义,滚进汉奸、卖国贼等一切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中去。那些机会主义路线的头子,从陈独秀到林彪,莫不如此。
①抗战一年》,见陈独秀先生抗战文集》
②《战后世界大势之轮廓》,见1942年3月21日重庆《大公报》
③参看1941年1月《给Y的信》、给S和H的信》,见<陈独秀最后论文和书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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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修嘴里的“仁义道德'
上棉十七厂青年工人郑树清
“仁义道德”是孔老二反动哲学思想的重要内容。苏修社会帝国主义现在居然也令人肉麻地讲起孔老二的“仁义道德”来了。他们吹捧孔老二培养学生的“道德品质(首先是仁和义)”是为了“关心人民”。当苏修间谍被我民兵当场擒获、驱逐出境时,又恶毒攻击中国人民是“反人道主义”。苏修为什么对孔老二的“仁义道德”那么赞赏?毛主席在《为什么要讨论白皮书》这篇著作中,一针见血地指出:“帝国主义政府的反革命事业尽管每天都在做,但是在嘴上,在官方的文书上,却总是满篇的仁义道德,或者多少带一些仁义道德,从来不说实话。”原来,帝国主义干反革命事业都需要“仁义道德”这块遮羞布。苏修作为社会帝国主义,也不例外。
世界上果真有什么“仁义道德”吗?不,自从人类有阶级以来,从来就没有实行过真正的“仁义道德”,只有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孔老二一当官,就杀了革新派少正卯,终于撕掉了“仁义道德”这块遮羞布。帝国主义和被压迫人民、被压迫民族的关系是侵略、被侵略,掠夺、被掠夺的关系,是根本对立的。哪里谈得上什么“仁义道德”?
毛主席这一段话深刻地揭露了帝国主义千反革命事业的规律。资本主义越是发展到垂死的、腐朽的帝国主义阶段,就越需要“仁义道德”这套鬼话来欺骗和麻痹革命人民。苏修社会帝国主义拼命鼓吹“仁义道德”,也是和他的垂死性腐朽性联系在一起的。孔老二提出的“仁义道德”,本来是没落的奴隶主阶级的意识形态,是为维护没落的奴隶制服务的。
一切没落、反动的阶级,他们都需要戴上“仁义道德”这块假面具。奴隶主阶级是这样,地主、资产阶级也是这样。用帝国主义超级间谍林彪的话来说,在这个时候“谁不说假话,谁就要垮台”了。苏修社会帝国主义左一个“人道”,右一个“仁义”,正好证明苏修叛徒集团已是一批垂死的反动派,他们只能靠说假话来过日子,如果不说假话,他们就一天也混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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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去了。
帝国主义“从来不说实话”,这早已被无数铁的事实所一再证明了。当年,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实行残酷的“三光”政策,杀死了无数中国人民,可是嘴上却说要“建立大东亚新秩序”,和被侵略国家“共存共荣”。日本投降后,美帝国主义通过蒋介石的手,在三年时间内用飞机、大炮杀死了数百万中国人,可是嘴上还高唱要和中国人民建立“极亲密的友谊”。苏修社会帝国主义比当年的日本、美帝野心更大,但也更虚弱,因而也就更需要用牧师的外衣把自己装扮起来。苏修明明是把东欧和蒙古变成自己的殖民地和附属国,勃列日涅夫却偏偏把它叫做“社会主义大家庭”。苏修明明是搞资本输出,却偏偏高唱“无私援助”,“兄弟援助”。在援助的幌子下,苏修不是控制别国,就是进行超经济的剥削和掠夺。苏修明明是搞军事扩张,侵占别国领土,却说什么是“加强和平”。一九六八年十二月,苏修明目张胆地派兵侵占捷克斯洛伐克,恣意枪杀捷克斯洛伐克人民,却大喊这是从“牢不可破的友谊和合作出发”,是为了“社会主义大家庭各国的安全和利益”。苏修明明是出卖被压迫民族和人民,却偏要喊“支持”。更有甚者,苏修明明在中国边境屯兵百万,勃列日涅夫嘴上还说“我们是愿意改善中苏关系的”,等等,真是“口里仁义道德,心里男盗女娼”的“巧伪人”。难怪苏修对中国批林批孔运动极端仇视,而对孔老二的“仁义道德”那么赞赏了。
孔老二说,“仁者爱人也”。苏修的仁爱是假,侵略是真,已经是很清楚的了。但是,如果说苏修侵略、掠夺别国,对那些国家的人一个也不爱,那也有点冤枉。苏修社会帝国主义在镇压、掠夺别国的人民的同时,对那些国家的反动派却是爱得很的。岂止是爱,而且和他扪勾结起来,和他们建立“友谊”。当然这种“友谊”是建立在跟着苏修指挥棒转的基础上的。不然的话,即便你是反动派,他也还是要把你一脚踢开的。苏修对中国人民极端仇视,可是他却十分爱王明、刘少奇、林彪一伙叛徒,卖国贼。对于这些机会主义路线头目,
-一个又一个的垮台和归西天,苏修真是如丧考妣,发表言论,表示哀悼和“同情”,把他们说成是什么“代表中国真正利益的健康力量”,是“国际主义的力量”。苏修所说的“健康力量”、“国际主义力量”,实际上是代表一切剥削阶级利益的腐朽力量。苏修越爱林彪,就越证明林彪一伙是苏修的“超级间谍”,是妄图出卖中国人民利益甘当儿皇帝的叛徒、卖国贼,也越是证明苏修“要与中国改善关系”是假,而想颠覆我国的无产阶级专政是真。由此可见,那些机会主义路线头目,一个接着一个的垮台,对苏修的打击是多么沉重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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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不允许“灭国”再“兴”
公交汽车一场青年工人陆晓禾上海第一钢铁厂青年工人李春阳
孔子为了实现“克己复礼”这个复辟倒退的反革命纲领,声嘶力竭地叫嚷要“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林彪为了复辟资本主义,把孔老二的这套破烂货全盘继承了下来。他不但多次书写“克己复礼”的条幅,而且还疯狂叫嚣要“建立新的国家机器”,进行一场“新的夺权斗争”,对社会上的牛鬼蛇神“一律给予政治上的解放”。
林彪和孔老二对“灭国”如此感兴趣,是由其反革命阶级本性所决定的。列宁说过:“国家是特殊的强力组织,是用来镇压某一个阶级的暴力组织”。历来的剥削阶级所以能够游手好闲、大肆搜括民脂民膏,能够用鞭子、刑棍、屠刀、枪炮残害劳动人民,就是因为他们依附在剥削阶级国家机器这座靠山上。靠山倒坍了,花天酒地、醉生梦死的“乐园”也就随之崩溃了。因此,对于一切剥削阶级来讲,压迫劳动人民的反动政权被推翻,是痛苦的、不堪设想的事。他们想卷土重来、再踏在人民群众身上作威作福,首先要做的事,就是将“灭国”再“兴”。二千多年前,在奴隶起义和新兴地主阶级的打击下,“弑君三十六,亡国
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孔子面临这种局面,天天都为“兴灭国”而栖栖遑遑地奔走呼号。他看到齐国的地主阶级代表陈恒杀了奴隶主头子齐简公后,立即斋戒沐浴去朝见鲁哀公,要求兴师动众讨伐,再建齐简公的“灭国”;单是在墨子的“非儒篇”里,就记载了孔子搜罗一帮狐群狗党向新兴的地主阶级政权反攻倒算的七件坏事。奴隶主之国,对于孔子,是如同布帛菽粟一样地不可须臾离开的东西。林彪也不例外,他想自己当“皇帝”,让人民群众做牛做马,那一天不在为“兴灭国”而苦心经营。他们全部的反革命活动表明了,这伙叛徒无时无刻不在处心积虑地图谋推翻工农兵群众当家作主的新中国,“兴”已被送进历史博物馆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
“灭国”再“兴”,决不是简单的招牌变换、政权更替,而是意味着阶级关系的大变动。当年的孔老二提出要“兴灭国”,目的是为恢复“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奴隶主统治秩序,让已经处在小农经济下的广大农民倒退到奴隶社会,再次充当听任贵族们使唤的工具。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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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的林彪叫嚷要“建立新的国家机器”,说穿了,就是要回到豺狼当道、虎豹横行的旧社会,使已经解放了的劳动人民重新套上脚镣、手铐,受二茬罪。
我们是深知林彪那个“国家机器”的真正内容的。它就是老年工人经常给我们青年工人讲述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在那时,我们公交工人被骂作是“臭开车的”、“臭卖票的”,老师傅们不仅要受到祥人、资本家的剥削欺压,还要受到地痞流氓的敲榨勒索。工人偶然脱班,老板就凶神恶煞地喝“滚蛋”;查到一张漏票,“饭碗”就保不牢了。特别令人气愤的是,车辆开过外白渡桥,“守桥”的洋鬼子竟要我们向他鞠躬。在万恶的旧社会,“工人头上三把刀,老板、工头、外国佬;工人面前三条路,饿死、冻死和反抗”。可见,“灭国”再“兴”,正是“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悲剧重演。让阶级敌人的这种阴谋得逞后,那么,被中国人民亲手打倒的地、富、反、坏、右及历次机会主义路线头子这些“逸民”就会被“举”上台来,再来榨取劳动人民的骨髓血汗。正是在这个关键的一点上,地主资产阶级总是要紧紧捧牢鼓吹复辟倒退的孔孟之道不放,把他们自己的命运和复仇的希望死死地系在所谓“建立新的国家机器”之上。上钢一厂就有个反动资本家,在他以为气候适宜的时候,明目张胆地指着厂房、机器对工人讲:“这些东西都是我的,要统统还我!”最近,这个厂又有一个反革命分子竟公然大叫:“我就是要讲唯心论,讲孔孟之道”!这些家伙凭借他们反革命的本能,对资本主义复辟与孔老二的“兴灭国”之间的关系是心领神会的。
当然,阶级敌人企图“兴灭国”,决不仅仅是希望而已,他们随时都在“把这种希望变为复辟行动”。他们为反革命的阶级本性所驱使,从来就不喜欢我们这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百般留恋已被革命人民剥夺了的不劳而获的“天堂”生活。一遇机会,他们就会跳将出来兴风作浪,企图消灭社会主义的新中国,“兴”资本主义的旧中国。这一灭一“兴”,实际上就是一场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反攻倒算的阶级斗争。为了实现这个罪恶阴谋,他们还想方设法图谋勾结国际上的帝修反,特别是苏修社会帝国主义,企图里应外合一起“兴灭国”。林彪一伙是按照孔孟的“小国师大国”行事的,他在反革命政变计划《“571工程”纪要》中,就扬言要把我们社会主义祖国置于苏修的“核保护伞”下,让苏修的力量来“箝制”国内的革命力量。“灭国”再“兴”,正是引狼入室,容忍苏修的坦克蹂躏我国的锦绣河山,让这伙强盗在我国横冲直撞,而使中国人民沦为亡国奴。
但是,正如毛主席所讲的那样:“凡属倒退行为,结果都和主持者的原来的愿望相反。古今中外,没有例外。”林彪一伙为了“兴灭国”,最后却落得个粉身碎骨的可耻下场。当然,他所代表的阶级还在,一小撮“逸民”还在,这些人是永远不甘心自己的失败的,他们还在垂死挣扎,同我们作最后的较量。对此,我们必须保持高度的革命警惕,谁要“兴灭国”,我们就坚决把他打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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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庸之道”和“绝”
复旦大学历史系工农兵学员马俊民
“中庸”,用孔子的信徒朱熹的话说,就是“不偏不侍”,乍看起来,它似乎是同“把事做绝”对立的。最近偏又看了《东郭先生和狼》这本小册子,就不得不发些异议了。东郭先生在路上遇到一条被赵简子的军队追得无路可逃的中山狼,狼于是向东郭先生求救,爪子伏在地上,眼里含着泪珠,哀求东郭先生救它,并表白它和别的狼是“有别的”,是“决不吃人”或不做坏事的,总之是很“中庸”的。它的“中庸”面孔得到了东郭先生的信任,在书袋子里躲过了赵简子军队的追歼。但从东郭先生的书袋里出来以后,狼就是另一副嘴脸了,眼闪凶光,眦牙咧嘴,它要用东郭先生的脑袋来报答救命恩人了。看到这里,仔细一想,类似这狼性的人在历史上也不罕见的。别人且不论,就是那个高喊“中庸是最高道德”的孔老二,别人问他用什么办法从政,他总是答“子为政,焉用杀”。可是他才代掌宰相大权七天,就迫不及待地杀了地主阶级革新派人物少正卯,并且陈尸三天,杀一微百;临下台,还要堕毁代表新兴地主阶级势力的都城,不但没有一点不偏不倚的味道,倒象是条披着人皮的中山狼。
无独有偶,林彪一边高呼“中庸之道合理”,“凡事勿做绝了”,一边为复辟资本主义,建立林家父子法西斯封建王朝,妄图使用大炮、飞机、毒气…谋害中央领导同志,甚至还要联合美帝、苏修,引群狼入室,不惜把中国重沦为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的殖民地。你看,这手段又有多毒!鲁迅先生说过“中国人倘有权力,看见别人奈何他不得,或者有‘多数’做他护符的时候,多是凶残横恣,宛然一个暴君,做事并不中庸”。事实恰是如此!反动派对人民是从来不中庸,决不施仁政的。
自己不实行,为什么还要高喊中庸“是必须遵循的道”,“天下永恒不变的理”?看看孔老二在“中庸”毒药上贴的“民鲜久矣”的标签就清楚了,原来“这正因为大家并不中庸的缘故”。孔老二所在的春秋末期,“礼崩乐坏”,奴隶们起来造反了,新兴的地主阶级要变革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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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了,奴隶制朝不保夕了。此时孔老二无别计可施,便抛出中庸之道来,其意是要奴隶们“不偏不倚”,甘心情愿地被奴隶主驱使,永当会说话的“工具”;要新兴的地主阶级安分守己,莫犯上作乱,从而保持奴隶制的等级制度。可见,中庸之道正是孔子用以麻醉人们,挽救奴隶制的一根救命稻草,是地地道道的复辟之道,明明白白的骗子哲学。
但是,说“中庸”贩卖者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中庸,那也未免冤枉。比如,袁世凯为了当儿皇帝,在日本洋主子面前,就“悠悠然摆出别个无不偏激,惟独自己得了‘中庸之道’似的脸来”,密签了二十一条,用中国的主权来换取主子的欢心和豢养。抗日战争时期,蒋介石这个“真心的公理者又‘勿报复呀,‘仁恕’呀,‘勿以恶抗恶’呀…的大嚷起来”,结果几百万国民党军队一撤再撤,让出了东北、华北…。林彪这个法西斯恶棍,在革命人民对修正主义的坚决斗争面前,不是也如丧考妣般地大叫“骂绝了”,“斗绝了”,“做绝了”吗?你看,对他的“洋爸爸”和修正主义小兄弟,他是多么“中庸”、“仁爱”呀1
这也难怪。深得孔孟衣钵的林彪,自然是很重视“孝”“悌”之道的,何况孔子还说过:“做父亲的偷了羊,儿子就要为他隐瞒”;当人民的铁拳已经砸到他“洋爸爸”和小兄弟的头上的时候,这怎能不叫他悲痛欲绝呢?只不过他这一番“中庸”的嚎叫,不但不表明他的“不偏不待”,相反,尽露出的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豺狼面貌。林彪的表演很容易使人想起《聊斋志异》里《画皮》中的魔鬼,用一张画得美人儿般的皮被在身上,并且说话娓蝇动听,笑容“可亲”,但谁要是被她迷惑住,谁就连命也搭进去了。因此,“必须不被搽在表面的自欺欺人的脂粉所诓骗,却看看他的筋骨和脊梁”。如若不然,就会上当。“不打落水狗,反被狗咬了”的例子,历史上也是并不少见的。巴黎公社的教训,很可以发人深省。辛亥革命时的王金发,捉住了杀害秋瑾女士的大地主章介眉,却叉将他放了,“据说是因为已经成了民国,大家不应该再修旧怨罢”,结果反饮了章介眉一伙的枪弹。中庸之道正是“毒
生
辣的皮鞭和枪弹的甜蜜补充”,是一把杀人不见血的软刀子。
“共产党的哲学就是斗争哲学”。我们共产党人从来认为隐瞒自己的政治观点是可耻的。我们公开告诉反动派,对反动的东西我们就是要斗绝,要从根掘,当前深入开展的批林批孔运动,正是为达此目的而进行的战斗。
学习与就荆
挖掉孔子这个反动思想的大垃圾堆,必然要引起一群苍蝇的嗡翁叫。苏修、美帝、蒋介石、南朝鲜…不是感到有如伤筋断骨似的苦痛,而拼命的污蔑我们这一伟大斗争吗?但这恰从反面证明我们做对了。“被敌人反对是好事而不是坏事”。斗则进,不斗则退,不斗则垮,不斗则修。因此,我们必须横扫一切害人虫,直到他们在地球上绝迹的时候
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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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牙《哥达纲领批判》
mtititiitititiitimt
为什么要学习《哥达纲领批判》?
金盛曦
当前,批林批孔斗争正在向纵深发展。为了在这场重大的政治斗争和思想斗争中,更好地发挥主力军作用,广大工农兵群众正遵循毛主席关于“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的教导,努力读马、列的书,读毛主席的书,进一步掌握批判的武器,在斗争中不断取得新的胜利。“指导一个伟大的革命运动的政党,如果没有革命理论,没有历史知识,没有对于实际运动的深刻的了解,要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哥达纲领批判》是马克思在晚年写的一部伟大著作,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一部纲领性文献,是指导我们当前深入开展批林
乙
批孔斗争的强大思想武器,应当反复学习。
根据一些单位的经验,在批林批孔斗争中,学习和领会这部著作,要特别注意针对林彪和孔孟之道的几个基本问题,并联系当前现实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反复弄懂弄通。
(一)《哥达纲领批判》鲜明地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纲领同机会主义的反动纲领的尖锐对立。
“一个新的纲领毕竟总是一面公开树立起来的旗帜”。革命的阶级有革命的纲领,反动的阶级也有反动的纲领。浸透了拉萨尔机会主义思想的《哥达纲领》,是一个代表当时德国地主资产阶级利益的反动纲领。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到七十年代,马克思主义早已创立了。在马克思、恩格斯的领导下,第一国际也已成立了。特别是,巴黎无产阶级英勇起义,进行摧毁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尝试,生动地证明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是无比正确的。正是在这样的革命形势下,《哥达纲领》竞然捡起拉萨尔的破烂,宣称要通过地主资产阶级的“国家帮助”来实行社会主义。“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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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纲领既没谈到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也没谈到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国家制度。”这是地地道道的大倒退,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全面反动。这是一个“极其糟糕的、会使党堕落的纲领”。“这个连文字也写得干瘪无力的纲领中差不多每一个字都是应当加以批判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这个纲领草案中所表现的断然的退步”,“感到特别愤慨”。马克思从报上
一读到这个纲领草案,立刻就怀着无产阶级的革命义愤,逐字逐句地对它进行批判,写下了《哥达纲领批判》这部伟大著作。“破字当头,立在其中。”马克思在批判机会主义纲领的过程中,提出了无产阶级政党的战斗纲领。这样,摆在人们面前的就有两个纲领:一个是向拉萨尔机会主义倒退的纲领,一个是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纲领。在阶级存在的社会内,围绕着纲领问题的斗争,始终是尖锐激烈的。我们党根据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鲜明地提出了自己的基本纲领,这就是:彻底推翻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用无产阶级专政代替资产阶级专政,用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党的最终目的,是实现共产主义。
一切修正主义者都是仇视这个纲领的。林彪捡起孔老二的“克己复礼”当作自己复辟资本主义的反动纲领,是明目张胆地反对我们党的纲领。因此,我们同林彪之流的斗争,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马克思主义同修正主义生死存亡的斗争。学习马克思对《哥达纲领》的批判,对我们今天批深批透林彪鼓吹的“克己复礼”,进一步认清林彪这个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两面派、叛徒、卖国贼的真面目,认清林彪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的极右实质,肃清其流毒,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二)《哥达纲领批判》是两条路线斗争历史经验的总结。
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一定要反映到工人运动中来,一定要反映到党内来,并形成两条根本对立的路线。马克思主义路线就是在同形形色色的机会主义路线的反复斗争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到七十年代,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展开充分斗争的年代,也是工人运动中两条路线斗争极其激烈的年代。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当拉萨尔派作为德国工人运动的一个机会主义派别产生的时候,马克思和恩格斯不但亲自同这个机会主义派别作斗争,而且教育德国工人运动中的革命派(爱森纳赫派)同拉萨尔派作斗争。经过多年的马克思主义路线同拉萨尔机会主义路线的斗争,拉萨尔派已经“陷入极端因难的境地了”。《哥达纲领》的出现,是向马克思主义路线发动的新反扑。马克思为了打退拉萨尔机会主义路线,发扬无产阶级的反潮流精神,抱病写下了《哥达纲领批判》,“其中第一次明确而坚定地表明了马克思对拉萨尔从他开始从事鼓动工作起就采取的方针的态度,并且同样地表明了对拉萨尔的经济学原则和策略的态度。”这是对拉萨尔机会主义路线的一次彻底的清算。同时,在批判过程中,进一步为无产阶级政党制定了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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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思主义的路线。这样,《哥达纲领批判》就成了当时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经验的总结。马克思通过《哥达纲领批判》教育我们,在路线问题上,决不能“拿原则做交易”,决不能搞折衷调和。在当前正在深入展开的批林批孔斗争中,我们要学习马克思总结的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经验,彻底清算、深入批判林彪和孔孟之道,彻底清算、深入批判林彪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的极右实质在各方面的表现。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决不能和任何反动的唯心论建立统一战线”。一定要坚持发扬反潮流精神,正确地开展两条路线的斗争,斗则进,不斗则退,不斗则垮,不斗则修。
(三)《哥达纲领批判》是无产阶级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反对资本主义倾向
的指南。
资本主义剥削制度,是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受剥削、受压迫的根源。一切机会主义者、修正主义者都竭力维护资本主义剥削制度,为资产阶级效劳。拉萨尔的经济学鼓吹“既经合法获得的任何财产都是完全不可侵犯而合理的”。这就暴露了他作为资产阶级走狗的反动面貌。《哥达纲领》-一方面空谈“劳动”和“社会”,一方面空谈“国家帮助”,散布在资本主义剥削制度下工人可以摆脱资产阶级的剥削和压迫的幻想。《哥达纲领批判》从对拉萨尔经济学的锐利批判中,用极其精炼的语言,讲明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最根本的原理,指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础就在于:物质的生产条件以资本和地产的形式掌握在非劳动者的手中,而人民大众则只有人身的生产条件,即劳动力。”“在资产阶级社会的这个最后的国家形式里阶级斗争要进行最后的决战”。无产阶级只有发动暴力革命,摧毁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建立无产阶级专政,铲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这个“社会祸害”,建立社会主义经济,成为政治上、经济上的主人,才能铲除剥削和压迫的根源,获得彻底的解放。这样,《哥达纲领批判》就成了无产阶级彻底埋葬资本主义剥削制度的锐利武器。林彪效法孔老二“克己复礼”的阶级内容,就是把被打倒的地主资产阶级重新扶植起来,恢复封建的资本主义的剥削制度,使这伙牛鬼蛇神再度在政治上、经济上成为主人,把广大劳动人民重新踩在脚下,成为他们的雇佣奴隶。林彪在经济领域推行的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是妄图否定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在政治上、经济上的主人地位,妄图瓦解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象孔老二妄图复辟奴隶主的“井田制”那样,复辟地主资产阶级的剥削制度。学习《哥达纲领批判》,将使我们进一步懂得,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要真正成为政治上、经济上的主人,必须把社会主义经济的命运牢牢地掌握在自己手里,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彻底批判林彪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反对资本主义倾向,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经济基础
而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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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哥达纲领批判》是加强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基础。
资本主义制度,是由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意识形态等上层建筑保护的。拉萨尔派竭力美化地主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及其整个反动的上层建筑,散布“对国家的忠顺信仰”,“对民主奇迹的信仰”。这是对资产阶级上层建筑的屈服,对社会主义革命的背叛。马克思通过对《哥达纲领》的批判,第一次论述了共产主义社会的两个发展阶段,奠定了关于从资本主义社会到共产主义社会的过渡时期的学说,发展了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马克思指出,社会主义社会“在各方面,在经济、道德和精神方面都还带着它脱胎出来的那个旧社会的痕迹”。“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从前者变为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同这个时期相适应的也有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马克思还论述了民主、自由、教育、信仰等上层建筑范畴的阶级性质,替无产阶级在上层建筑领域实行专政指示了方向。毛主席制定的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告诉我们,反对修正主义的斗争是一个长期的斗争。坚持无产阶级专政,还是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始终是马克思主义同修正主义斗争的焦点。林彪把“克己复礼”当作万事中最大的事,恶毒攻击无产阶级专政是“恃力者亡”,根本目的就是妄图从根本上改变党的基本路线和政策,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我们学习马克思的教导,要善于运用对立统一规律来指导上层建筑的革命,提高贯彻执行党的基本路线的自觉性,提高反修防修的自觉性,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坚持无产阶级在上层建筑领域包括各个文化领域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坚持无产阶级世界观,批判资产阶级世界观,把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落实到每个基层。
《哥达纲领批判》还论述了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原则的基础上,加强无产阶级的国内团结和国际团结的重大意义。马克思对拉萨尔鼓吹的把工人阶级以外的一切阶级都当成“反动的一帮”的机会主义路线,进行了尖锐的批判。马克思还对拉萨尔之流鼓吹的狭隘的民族观点进行了尖锐的批判,指出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就其形式来讲是本国范围内的斗争,在内容上则是国际性的。我们要学会运用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观点,去分析社会各阶级的状况,分清敌、我、友,正确区别和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彻底批判林彪的分裂阴谋,坚持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为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作出更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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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达纲领批判》是两条路线斗争历史经验的总结
宫效闻
《哥达纲领批判》是马克思为我们无产阶级写的一部光辉著作。在这部著作中,马克思总结了自十九世纪四十年代马克思主义诞生以后同机会主义路线斗争的历史经验;在批判拉萨尔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的过程中,用非常精炼的语言说明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最基本的原理;在批判拉萨尔机会主义政治纲领的过程中,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根本理论,第一次提出了关于共产主义两个发展阶段的原理,为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建设社会主义,实现共产主义,指明了康庄大道。《哥达纲领批判》是马克思主义的一部纲领性文献,是两条路线斗争历史经验的总结。
(一)
一八七五年,马克思写《哥达纲领批判》的时候,德国工人运动有两个政治派别,一个是以李卜克内西、倍倍尔为首的爱森纳赫派,一个是由拉萨尔分子所控制的拉萨尔派。拉萨尔派,是一个机会主义派别。这一派的组织,是一八六三年五月成立的“全德工人联合会”,拉萨尔是这个联合会的第一任主席。拉萨尔是一个野心家、阴谋家、两面派。他一方面自称是马克思的学生,以便利用马克思的崇高威望来抬高自己;另一方面,却暗地里同普鲁士王国宰相俾斯麦相勾结,扼杀和出卖工人运动,疯狂地反对马克思主义。他东拼西凑,搞了一套机会主义的理论、纲领和策略,宣扬争取普选权和依靠反动“国家帮助”建立生产合作社来实现社会主义,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在一八六三年到一八六四年的一年中,他同俾斯麦进行了多次秘密会谈,经常书信往来。他公然说什么工人等级“本能地感到自己倾向于独裁”,“倾向于把国王看作是社会独裁制的天经地义的承担者”,等等。拉萨尔甚至还把“联合会”的章程“尊敬地”送给俾斯麦过目,从而领取反革命津贴。一八六四年八月,拉萨尔为了争夺一个女人同别人决斗,中弹而死。他可耻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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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了以后,他的徒子徒孙贝克尔、施韦泽和哈森克莱维尔等人先后控制着“全德工人联合会”,继续执行拉萨尔的机会主义路线。
在德国工人运动中,拉萨尔机会主义的出现,决不是偶然的,它是阶级斗争在工人运动内部的反映,是社会上阶级斗争的必然产物。
十九世纪五十一一六十年代,德国的资本主义经济有了较大的发展。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无产阶级和地主、资产阶级的矛盾日益尖锐起来。当时,德国的资产阶级非常害怕工人运动的发展,因而同掌握国家政权的封建势力勾结,用各种方法削弱工人运动。拉萨尔派机会主义者就是地主、资产阶级在工人运动内部的代理人。
爱森纳赫派是德国工人运动的左派。它是在马克思、恩格斯的关怀和指导下,在同拉萨尔机会主义的斗争中建立和成长起来的。这一派以李卜克内西、倍倍尔为代表,于一八
六九年八月,在爱森纳赫城召开代表大会,成立了德国社会民主工党。人们称他们为爱森纳赫派。
爱森纳赫派同拉萨尔派是根本不同的。
拉萨尔派是一个机会主义派别,他们所推行的政治路线代表了没落的地主、资产阶级的利益。马克思是坚决反对他们的机会主义路线的。至于李卜克内西领导的爱森纳赫派,有些观点—比如在纲领中提出要建立所谓“自由的人民国家”,马克思、恩格斯是不同意的。但是,在他们的纲领中,明确地提出了要坚决反对当时的政治制度和社会制度,提出了为消灭一切阶级统治而斗争,提出了政治自由是劳动阶级经济解放的必不可少的前提,宣布爱森纳赫派是国际工人协会(即第一国际)的一个支部,拥护国际的一切努力,等等。所以,从总的方面来看,爱森纳赫派是代表无产阶级利益的革命派。
爱森纳赫派成立以后不到一年,爆发了普法战争。法军接连败退,普鲁士军队横行法国,直逼巴黎城下。巴黎的工人阶级为保卫巴黎,反对资产阶级卖国政府,举行了英勇的武装起义,并于一八七一年三月十八日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一巴黎公社。在这个重大的国际事件中,爱森纳赫派执行了第一国际的指示,为反对普鲁士王朝对法国的侵路,为支持巴黎公社起义,声援法国工人阶级,进行了英勇斗争。而拉萨尔派却站在沙文主义立场上,卖力地支持普鲁土政府的侵法战争,并且同野蛮镇压巴黎公社的刽子手俾斯麦勾结,破环法国工人斗争。
由于两派推行着截然不同的政治路线,产生了完全不同的结果。爱森纳赫派在马克思、恩格斯的关怀帮助下,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路线,坚特了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因此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工人拥护。相反,拉萨尔派所控制的“全德工人联合会”,由于推行拉萨尔的机会主义路线,再加上马克思主义在德国工人中日益广泛的传播,促使许多会员对“联合会”的头目越来越不满,纷纷转到爱森纳赫派方面来。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爱森纳赫派路线对了,一天比一天兴旺,人数从少到多,组织从小到大,使工人运动蓬蓬勃勃地发展起来。与此相反,拉萨尔派路线错了,搞机会主义,结果被越来越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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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工人所抛弃,陷入走投无路的境地。林彪这个修正主义头子曾经扬言他要“指挥一切,调动一切”,结果是一切不能指挥,一切不能调动,最后只好带着几个死党狼狈出逃,投奔苏修,叛党叛国,摔死在温都尔汗。这些历史事实都说明,搞修正主义,开历史的倒车,是没有前途的,是不会有好下场的。
(二)
拉萨尔派由于推行机会主义路线,到一八七四年,已经陷入极端困难的境地了。正是在这个时候,拉萨尔派想利用爱森纳赫派在工人阶级中的威信和影响,来巩固他们摇摇欲坠的地位,向爱森纳赫派提出了两派合并的要求。恩格斯在给倍倍尔的信中也说:“拉萨尔分子所以靠拢我们,是因为他们不得不这样做,是因为他们的党已全部瓦解,是因为他们的首领都是些无赖或蠢驴,群众不愿意再跟他们走了”。
既然拉萨尔派找上门来,要求合并,这就在爱森纳赫派面前提出了一个要不要合并,以及在什么基础上合并的问题。对于这个问题,马克思主义者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呢?“八七一年,原来四分五裂的德国统一了。马克思、恩格斯从德国工人阶级的根本利益出发,认为在统一的德国建立一个统一的工人阶级政党,把工人阶级联合起来,是必要的,因此并不一概反对合并。但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一再告诫李卜克内西等人,不要追求“不惜任何代价”的统一,决不能“拿原则来做交易”,还明确指出:“合并的第一个条件是,他们不再做宗派主义者,不再做拉萨尔派。”马克思还告诉爱森纳赫派的领导人,如果拉萨尔派拒绝放弃机会主义路线,就只能同他们缔结一个反对共同敌人的行动协定,不要仓促进行合并。但是,马克思、恩格斯的告诫,并没有被他们所接受。李卜克内西等人一心迷恋两派的合并,鼓吹“必须有所让步”,并且背着马克思、恩格斯,同拉萨尔派的头目哈赛尔曼一起起草了一个浸透了拉萨尔主义的《纲领草案》(即《<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纲领)草案》)。这个纲领草案,后来略加修改,就在一八七五年五月在哥达城召开的两派合并大会上被通过了。这就是臭名昭著的《哥达纲领》。
《哥达纲领》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机会主义纲领,它在一系列重大原则问题上背叛了马克思主义,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大反动、大倒退。主要表现在:
第一,在要不要消灭生产资料私有制的问题上,马克思和恩格斯早在一八四八年合写的《共产党宣言》中就明确指出,共产主义的特征是要消灭私有制。资产阶级私有制是建筑在阶级对立上面、建筑在一些人对另一些人的剥削上面的最后而最完备的表现。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共产党人可以用一句话把自己的理论概括起来:消灭私有制。”可是,相隔二十七年后出笼的《哥达纲领》,却离开生产资料的占有关系,泛泛地谈论“劳动”和“社会”,以便达到维护资产阶级私有制的目的。
第二,在资本家是不是剥削工人以及怎样剥削工人的问题上,马克思在许多著作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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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是在一八六七年出版的《资本论》中,极其深刻地揭开了资本家剥削工人的秘密,创立了剩余价值理论。可是,一八七五年炮制的《哥达纲领》,却把拉萨尔捏造的“铁的工资规律”塞了进来,掩盖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妄图永久保存雇佣劳动制度。
第三,在无产阶级要不要用暴力夺取政权的问题上,马克思、恩格斯早在《共产党宣言》中就明确指出:“无产阶级用暴力推翻资产阶级而建立自己的统治”。可是,倒退的《哥达纲领》却鼓吹“议会”道路,提出要反动的“国家帮助”建立生产合作社来实现所谓社会主义。
第四,在要不要无产阶级专政这个根本问题上,在《共产党宣言》中已提出了无产阶级专政的思想。一八五○年,马克思在《一八四八年至一八五○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文中更明确提出:“社会主义就是宣布不断革命,就是无产阶级的阶级专政”。可是,《哥达纲领》却背叛马克恩主义,鼓吹所谓“自由国家”,安图维护资产阶级专政,反对无产阶级专政。
第五,在要不要同农民结成联盟的问题上,马克思主义认为,贫苦的农民是无产阶级的可靠的同盟军,而《哥达纲领》却跟着拉萨尔主义,认为“对工人阶级说来,其他一切阶级只组成反动的一帮”。
第六,在要不要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问题上,马克思主义历来认为,无产阶级的獬放事业是国际性的,各国的无产阶级必须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相互支持,相互援助,实行“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哥达纲领》却完全抛弃了这一原则,鼓吹狭隘的民族主义。
“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在路线问题上没有调和的余地”。当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报上见到这个“极其糟糕的、会使党堕落的纲领”草案的时候,一致认为,对“这个纲领草案中所表现的断然的退步,就不能不使我们感到特别愤慨”,坚决表示决不能容忍爱森纳赫派的领导人这样无原则地向拉萨尔派投降。马克思和恩格斯为了坚持马克思主义,反对机会主义,为了帮助德国党划清马克思主义同机会主义的界限,能够真正发挥无产阶级先锋队的作用,同时,也为了教育犯错误的同志,及时地对纲领草案提出了尖锐的、严肃的批判,并且严厉地批评了爱森纳赫派的领导人对拉萨尔派的无原则让步。一八
七五年三月,恩格斯写信给倍倍尔,深刻地批判了纲领草案,指出“这个连文字也写得干瘪无力的纲领中差不多每一个字都是应当加以批判的”。同年四、五月间,马克思不顾自己的身体健康,抱病写了《对德国工人党纲领的几点意见》,对《哥达纲领》草案逐字逐句地作了严厉的批判。在五月五日,即马克思生日的那一天,寄给了爱森纳赫派的一位领导人白拉克,这就是著名的《哥达纲领批判》。
马克思的《哥达纲领批判》,尖锐地批判了拉萨尔的机会主义路线,体现了坚定的革命原则性,是马克思主义路线同机会主义路线斗争的历史经验的总结。
马克思主义同机会主义斗争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决不能“拿原则来做交易”。“共产党的哲学就是斗争哲学”。斗则进,不斗则退,不斗则垮,不斗则修。在《哥达纲领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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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马克思的最后一句话是:“我已经说了,我已经拯救了自己的灵魂。”这也就是说,在路线问题上,必须坚决反对折衷调和,决不能同机会主义同流合污。正如毛主席说的:“决不能和任何反动的唯心论建立统一战线。”
马克思在写《哥达纲领批判》的时候,拉萨尔已经死去十多年了。但是,拉萨尔的思想政治路线还在腐蚀着当时德国的工人阶级。今天,林彪也死掉几年了,同样,他的反动思想和修正主义路线,也是决不会轻易退出历史舞台的,还会在人们中间腐烂发臭,毒害人们。林彪反动思想的老根,是孔孟之道。孔孟之道已经毒害人们两千多年了。可见,思想政治路线方面的斗争,是长期的、很激烈的。如果不斗倒拉萨尔机会主义,如果不斗倒林彪的修正主义和孔孟之道,工人阶级就不可能获得政治上思想上经济上的彻底解放。我们广大工农兵是批判修正主义的主力军,是批林批孔的主力军。我们要学习无产阶级革命导师的革命批判精神,反对反动的中庸之道,把批林批孔的伟大政治斗争和思想斗争进行到底。
(三)
马克思的《哥达纲领批判》,当时并没有公开发表。到了一八九一年,即《哥达纲领批判》写作后的十五年,才由恩格斯把它发表出来的。
马克思在给白拉克的信里提到,当纲领草案被正式通过以后,马克思和恩格斯将要发表一个声明,表明他们和《哥达纲领》“毫不相千”、“毫无共同之点”。但是《哥达纲领》通过以后,德国工人在实际斗争中,对纲领做了一些共产主义的解释,领会出纲领中“应该有但现在却没有的东西”,而那些资产阶级蠢驴们也没有能够嗅出纲领的机会主义内容,没有抓住这个纲领大作文章,反而把它当作是真正的共产主义纲领,加以郑重对待。这就是恩格斯在给白拉克的信中写到的:“这个纲领的遭遇比它应该有的遭遇要好些。”正因为这样,马克思和恩格斯才对纲领保持“沉默”。恩格斯指出:“仅仅是由于这种情况,马克思和我才没有公开声明不同意这个纲领。”
另外,在《哥达纲领批判》中,除了对拉萨尔机会主义作了无情的揭露和严肃的批判以外,还对李卜克内西在起草纲领中所犯的向拉萨尔主义投降的错误,进行了严厉的批评。是不是要在全党公开爱森纳赫派领导人的错误,这要看时机和条件。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无产阶级革命导师马克思、恩格斯不仅敢于斗争,而且善于斗争,为我们树立了既坚持革命原则、又讲究斗争策略的典范。
马克思、恩格斯虽然反对两派无原则的合并,但是当两派合并以后,他们还是满腔热忱地支持和指导德国工人运动的发展,使之尽可能达到好的结果。恩格斯在给倍倍尔的信中曾说:“这整个事件是一次富有教育意义的试验,它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也还有希望取得极其有利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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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影响下,两党合并以后的德国工人运动有了新的发展。合并以后党的名称改为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党的队伍扩大了。但是,由于拉萨尔主义在党内的影响,由于统治阶级不断地变换反革命策略,也使机会主义思潮在党内得到了发展。
两派合并以后不久,象杜林这祥一类“江湖骗子”,就打着“革新科学”的幌子跳了出来,贩卖折衷主义,狂妄地叫嚣要对马克思主义进行全面的“改革”,并且纠集莫斯特、伯恩施坦等人组织小宗派,从事罪恶的分裂活动。恩格斯写了著名的《反杜林论》,迎头痛击了这股机会主义思潮。
两派合并以后的第三年,即一八七八年,反动的俾斯麦政府大搞白色恐怖,颁布了镇压社会主义工人党的法令,即所谓“非常法”。“非常法”实行以后,在白色恐怖下,有的不坚定的分子退了党,有的屈服于敌人的压力,主张无条件地服从“非常法”,其中的代表人物,是赫希柏格、伯恩施坦和施拉姆三个机会主义分子,即所谓“苏黎世三人团”。敌人的镇压,使那些在折衷主义旗子下贩卖机会主义的骗子被迫现出了原形,这就从反面教育了广大工人和党员群众,唤醒了人民,锻炼了人民,从而促进了工人运动的发展,扩大了党的影响。狡猾的敌人于是变换了反革命策略,在一八九○年十月废除了“非常法”,鼓吹要实行“自由主义”政策。在这种新形势下,党内的右倾机会主义者则跳出来,吹捧统治阶级的“自由主义”政策的进步性,鼓吹议会道路。这种情况,正如列宁说的:“资产阶级策略上的转折,使修正主义在工人运动中间猖狂起来,往往把工人运动内部的分歧弄成公开的分裂。”
对于各种机会主义思潮,马克思、恩格斯以决不妥协的精神予以迎头痛击。当“苏黎世
三人团”跳出来攻击阶级斗争的时候,马克思和恩格斯立即写了《给奥·倍倍尔、威·李卜克内西、威·白拉克等人的通告信》,严正指出:“我们决不能和那些想把这个阶级斗争从运动中勾销的人们一道走。”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还在恩格斯的指导下,同拉萨尔派的头目哈森克莱维尔、哈赛尔曼等人的分裂活动进行了多次的斗争,并把哈赛尔曼开除出党。
一八九○年十月,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在哈雷召开了代表大会。这次大会以后,党的名称改为德国社会民主党。经过十儿年阶级斗争的实践,李卜克内西等党的领袖逐步认识到十五年前的《哥达纲领》有错误,需要修改。但是,由于李卜克内西给机会主义这个“鬼”缠住了,不能从思想上同拉萨尔机会主义彻底划清界限,而且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批评一直耿耿于怀,企图翻案。因此,李卜克内西在关于党纲问题的报告中,一面摘抄马克思的《哥达纲领批判》,把它当作自己的东西加以利用,一面又不指名地对《哥达纲领批判》进行攻击。可见,到底怎样修改纲领?今后的纲领到底应该是怎样的?这个问题紧迫地摆在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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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党内机会主义思潮的泛滥并不是孤立的。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导师马克思在一
八八三年逝世以后,由恩格斯领导建立起来的第二国际内部,马克思主义同机会主义的斗争同样是很激烈的。十九世纪的最后三十年,是资本主义的所谓“和平发展”的时期。在这种条件下,机会主义滋长起来了。它对第二国际和德国社会民主党来说,是一个很大的危险。要把无产阶级革命进行下去,要使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新党纲尽量少受机会主义的影响,迫切的任务就是要坚持马克思主义,批判机会主义,划清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同机会主义错误路线的界限,提高党的政治思想理论水平,使党沿着马克思主义路线的轨道胜利前进。
在当时的情况下,德国工人阶级和德国社会民主党由于马克思主义的教育,由于在斗争的实践中得到的锻炼,觉悟有了提高。这样,“用以剖析纲领草案的那种无情的尖锐性,用来表述得出的结论和揭露草案缺点的那种严厉性,一这一切在十五年以后的今天已不会使人见怪了。”另外,这时俾斯麦政府的“非常法”已废除。在“非常法”期间不能办到的事有可能办了。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发表《哥达纲领批判》的条件和时机已经成熟了。恩格斯为了“肃清有关拉萨尔的神话”,一八九一年发表了马克思的光辉著作《哥达纲领批判》。
但是,《哥达纲领批判》的发表,却是一个斗争过程。机会主义者十分害怕这篇文献的马克思主义阳光照进工人群众中去,千方百计地阻挠它的公开发表。党内一些同忘缺乏坚定的无产阶级觉悟,在同机会主义斗争时摇摇摆摆,不能理解公开发表的伟大意义,也反对这个英明的措施。
当时,围绕着发表还是不发表《哥达纲领批判》的斗争情况,在恩格斯论《哥达纲领》的信中都有反映。李卜克内西等人不但在信中猖狂反对《哥达纲领批判》的发表,而且企图强行阻止。面对这些复杂的斗争情况,恩格斯坚决地说:“这对我也没有什么了不起,还抵不上跳蚤咬一口。他们公开指蒉我们的岂止这些,而我们还是该做什么做什么。”为了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恩格斯抱着“我的责任就是最终一劳永逸地揭示出马克思和拉萨尔之间的真正关系”的信念,发扬了无产阶级的反潮流精神,不怕各种威胁,冲破重重阻力,毅然发表了《哥达纲领批判》。恩格斯这种反潮流的大无畏精神,这种坚持革命原则的坚定立场,是永远值得我们学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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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达纲领批判》的胜利发表,沉重地打击了机会主义思潮,提高了广大党员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恩格斯在一八九一年分析当时德国党内斗争形势的时候,满怀胜利的豪情说:“道地的拉萨尔分子只是在国外还作为一些孤独的残余存在着,而哥达纲领甚至也被它的那些创造者们在哈雷当做完全不能令人满意的东西抛弃了。”一八九一年十月,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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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社会民主党在爱尔福特召开代表大会,通过了《爱尔福特纲领》。这个纲领比《哥达纲领》前进了一步,但是,斗争并没有就此结束。《爱尔福特纲领》仍然存在着严重的机会主义错误。恩格斯对《爱尔福特纲领草案》进行了分析批判,特别是批判了草案中不提无产阶级专政,鼓吹“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谬论,尖锐地指出:“为了眼前暂时的利益而忘记根本大计,只图一时的成就而不顾后果,为了运动的现在而牺牲运动的未来,这种做法可能也是出于‘真诚的'动机。但这是机会主义,始终是机会主义,而且‘真诚的'机会主义也许比其他一切机会主义更危险。”恩格斯的话,预示着一场新的斗争开始了。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资本主义发展到了帝国主义阶段,世界进入了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新时代。帝国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以及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和帝国主义宗主国之间的矛盾,都日益激化起来。这种矛盾和斗争,不可避免地要反映到工人运动中来,反映到党内来,表现为两条路线的激烈斗争。
八九五年八月五日,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导师恩格斯逝世了。恩格斯逝世以后不久,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内就出现了以伯恩施坦为头子的反马克思主义的修正主义派别。早在一八七九年“非常法”时期,伯恩施坦作为“苏黎世三人团”的成员就开始暴露出他的修正主义嘴脸,受到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严厉批判。两面派伯恩施坦当时伪装梅改,实际上采取了孔老二的“小不忍则乱大谋”的反革命策略,用“韬晦之计”隐蔽下来,窥测方向,伺机而动。果然,在恩格斯逝世以后,这个家伙立即撕下伪装,为了适应帝国主义垄断资产阶级的需要,发动了对马克思主义的全面进攻。他公开叫嚷马克思主义已经“过时”,疯狂地提出要修正马克思主义,阉割马克思学说的全部革命内容。接着,第二国际内部又出现了以考茨基为代表的修正主义思潮。
当这股气势汹汹的修正主义逆流象潮水一样涌来的时候,以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导师列宁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者,高举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批判旗帜,发扬无产阶级反潮流的革命精神,迎头痛击了这股逆流,并且把马克思主义推进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即列宁主义阶段。斯大林说:“列宁主义是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马克思主义。”
列宁说得完全对:“十九世纪未叶革命马克思主义对修正主义的思想斗争,只是不顾市侩们的种种动摇和懦弱而向着本阶级事业的完全胜利迈进的无产阶级所进行的伟大革命战斗的序幕。”这场反对修正主义的伟大革命战斗序幕由列宁揭开了。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继承、捍卫、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领导亿万革命人民,同现代修正主义展开了激烈的斗争。毛主席教导我们:“搞掉这条黑线之后,还会有将来的黑线,还得再斗争。”当前,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批林批孔斗争,就是一场伟大的反对修正主义的激烈战斗。让我们高举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批判旗帜,把批林批孔斗争进行到底!把批判修正主义、批判资产阶级的斗争进行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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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料
拉萨尔言论摘编
一、鼓吹“劳动是一切财富的源泉”和“分配决定论”,
否认资本主义所有制是无产阶级贫困化的根源劳动分工是一切财富的源泉。只有在劳动分工的条件下,生产才变得日益有效和廉价,这一从劳动的本质中产生的规律,是唯一的经济规律。为了比较,这一规律可以叫做“自然规律”。它并非自然规律,因为它不属于自然领域,而属于精神领域,但它同电、重力、蒸气压力等等一样,具有同样的必然性。这是社会的自然规律。
于是,在一切民族中,出现了一批个人,他们为了个人利益而抓住了这一仅仅由于一切民族的精神本质而存在的社会自然规律,而从这些民族所创造的日益丰富而不断增长的收入中抛出一丁点残屑给令人吃惊的、极其贫困的,被无形镣铐束缚着的民族,这一丁点儿东西,即维持生命所必须的资料,是从前任何文化的野蛮人在顺利的环境中也能得到的!这同有些人恨不得宣布重力、蒸气压力、阳光的温暖是自己的财富一祥!他们养活人民,就象给机器擦油和生火一样,为的是维持他们的工作能力,即他们的食物仅仅被作为必要生产费用加以考虑。
拉萨尔:《巴师夏一舒尔采·德里奇先生。劳动和资本》,《拉萨尔文集》俄文
版第三卷第九O页
如果说现代社会的大生产现在已成了共同的合作生产,那末产品分配仍然不是共同的,而是个人的,也就是说,产品不仅作为物品,而且作为价值变成了企业主的个人财产,这是现代社会的基本矛盾之一。一方面是这种已经实现的生产的共同性,另一方面是分配中的极端个人主义,构成了那种深刻的矛盾,“进行工作的形式和方法本质上是由这种矛盾决定的”。
拉萨尔:《巴师夏一舒尔采·德里奇先生。劳动和资本》,《拉萨尔文集》俄文版第三卷第七二页
二、鼓吹“铁的工资规律”,为雇佣劳动制度唱赞歌这个在现今的关系之下,在劳动的供求的支配之下,决定着工资的铁的规律是这样的:平均工资始终停留在一国人民为维持生存和繁殖后代而按照习惯所要求的必要的生活水平上。这是就实际日工资总是在它周围摆动的中心点,既不能长久地高于它,也不能长久地低于它。实际的日工资不能长期地高于这个平均数,因为,那时就会由于工人状况的改善而发生婚姻频繁、人口增多,从而人手供应的增加,结果又会把工资压低到原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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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低于原来的水平。
但是,工资也不可能长期地低于这个生存所必要的生活水平。因为,那时就会发生人口外流、独身生活、节制生育,以至最后由于贫困而造成工人人数减少等现象,这样,就会使工人人手的供应短缺,从而使工资重新回到它原来的水平。
因此,实际的平均工资始终围绕着它这个重心不断地上下摆动,时而高些(在所有的或某些劳动部门的兴旺时期),时而低些(在或多或少普遍贫困和危机时期)。
平均工资限制在一国人民为维持生存和繁殖后代而按照习惯所必要的范围内一一我再重复一遍一,这就是在目前情况下支配工资的那个铁的严酷的规律。
拉萨尔:《公开的答复》,《拉萨尔文集俄文版第二卷第六七—六八页
通过自愿联合使工人等级上升为工人自己的企业主的地位,这是取消企业主利润的最和平、最合法、最简单的方法。通过这唯一的方法消灭目前生产条件下仅仅给予工人以生活所必需的雇佣工资、而将其余的全部都给予企业主的那个铁则,乃是改善工人等级状况的唯一正确、唯一实际、唯一符合工人等级合理要求的方法。
拉萨尔:《公开的答复》,《拉萨尔文集》俄文版第二卷第七三页
三、否认国家是阶级压迫的工具
专制君主由于其地位异己于一切阶级矛盾,高居在社会及其利益之上,至少能够根据自己的力量献身于共同的幸福,绝大多数人民的幸福。他是否这样做或做得怎样,这依赖于场合,依赖于他个人的智慧,才干及其全部性格的倾向。他至少能够这样做,他的地位要求他必须这样做。实际上,古老的君主专制制度最兴盛时的座右铭是:什么也不通过人民,一切为了人民。
拉萨尔:《间接税和工人阶级状况》,《拉萨尔文集》俄文版第一卷第二八一页
国家最后的和主要的目的是:积极地发展并不断完善人类;换句话说,是真正实现人的使命,即实现人类能够达到的全部文化。国家的目的就是教育人类向自由发展。
拉萨尔:《科学和工人。辩护演说》,《拉萨尔文集》俄文版第一卷第五○一
五一页
我争取工人的自由协会,但同时也争取普选权,因为我希望这种协会,并且认为只有在国家有效的文明的保护之下才是可能和实在的。
我认为国家崇高而伟大的任务是发展人性的萌芽,国家从有历史以来这样做了,并将世世代代做下去,我要求国家这个一切人的机关用自己有效的双手安排一切人的生活。
先生们,这种学说不是宣传破坏和野蛮行为;这是最高度的国家学说。
先生们,不管我们观点如何分歧,但是我们一致反对这种对一切道德的破坏!我同你们一起反对现代野蛮人,保卫文明的永恒的圣火一国家!
拉萨尔:《间接税和工人阶级状况》,《拉萨尔文集》俄文版第一卷第二八
八ー
-二八九页
可见,国家是属于你们的,先生们,属于贫苦阶级,而不属于我们上层等级,因为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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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由你们组成的!我问过什么是国家?现在你们从几个数字中比从几卷巨著中看得更清楚:国家,这就是你们,就是最贫苦阶级的庞大协会!
拉萨尔:《公开的答复》,《拉萨尔文集》俄文版第二卷第七九页
国家的使命就在于发展自由,使人类朝着自由的方向发展。
国家是把个人统一为一个道德整体,这种统一使得加入其中的一切个人的力量增长千万倍,使得其中的每一个人的个人力量无限地增长。
拉萨尔:飞工人纲领》,《拉萨尔文集》俄文版第一卷第三一页
国家的使命是,而且应当是通过一切人结合在一起的方法,帮助个人实现他无法实现的那种发展。
拉萨尔:《工人纲领》,《拉萨尔文集》俄文版第一卷第三二页
国家的方针目的是在:通过人们的这种结合,使他们能够实现和达到个人永远也不能达到的那种目标和生存水平,使人们能够获得对个人说来是难以想象的那样多的教育、力量和自由。
拉萨尔:《工人纲领》,《拉萨尔文集》俄文版第一卷第三一—一三二页
只有国家帮助可以真正改善工人的状况,这是一条不容置辩的规律。工人可以完全合法地要求改善整个工人等级的状况。
拉萨尔:《公开的答复》,《拉萨尔文集》俄文版第二卷第七四页
这项要求使工人与国家发生的唯一关系,就是国家以必要的资本即必要的信贷帮助工人协会。而帮助人类取得伟大的文明成就并发展这些成就,正是国家的任务和目的所在。这就是国家的使命。国家就是为此而存在的;国家一向为此服务,也应当为此服务。
拉萨尔:《公开的答复》,《拉萨尔文集>俄文版第二卷第七四页
实际上这种合乎道德的国家思想早已是国家的动力。不过,正如上面已经指出的,这往往是由事物的理智的力量不顾国家意志,甚至违反国家领导人意志而不自觉地发生的。因此,如果工人等级的思想成为国家的统治思想,那这只是走向自觉,使那种一直是不自觉的国家的有机本质成为自觉的社会目的。
这就是一切人类发展的伟大继承性和统一性:这里没有任何完全新的东西,这永远只是达到自觉,使自古以来已不自觉地起着作用的事物的有机本质成为自由意志。
拉萨尔:《科学和工人。辩护演说》,《拉萨尔文集》第一卷第五一一五二页
四、宣扬“剥削有理论”,为资产阶级涂脂抹粉
资本家呆在自己家里,享受巨额财富给他带来的种种方便和好处,那是再简单、再自然和再合法不过了。
当然,工人和小市民,总之,一切无产阶级,有权要求国家全心全意地改善工人阶级饥寒交迫的物质境遇;有权要求国家帮助那些用自己的双手创造使人类文明大放光彩的财富和社会每天必不可少的各种产品的人们,并把这种帮助作为自己的主要目的;工人有权要求国家帮助他获得更有保障的高额收入,获得受智育的机会,从而能够过真正的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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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但是尽管如此,工人永远不应忘记,而且永远也不会忘记:任何财产一经法律上承认,就是不可侵犯的,就是合法的。
拉萨尔:《工人纲领》,《拉萨尔文集》俄文版第一卷第…七页
我的话可能会成为得出虚伪的结论的理由,似乎你们有理由憎恨工厂主或企业主。这是极大的误会,因为谁也不能对现存制度负责。正如我在《工人纲领》中向你们解说的,它是长期历史过程的结果,这一过程并不是因为资产阶级的罪过而产生的。相反,资产阶级本身是这一过程的不由自主的产物。因此,阶级的憎恨和厌恶可能仅仅是粗暴的缺乏理解的结果,并且只能使你们的状况更加严重。必须脱下你们脚上的镣铐,但是必须根据明智的得议并在有产阶级同情的帮助下和平地解除,有产阶级的先进人物、科学人物奠定了解放的基础。但是,如果说非正义的有害的残酷手段只能使解除镣铐的过程发生困难,因而不应当让它俘虏那些先进人物,那末,另一方面,如果你们竟让巴师夏的信徒迷惑住了,以至相信不存在这种镣铐,那是有害的;如果诱惑和欺骗使你们失去精神和勇气,那也是有害的。你们应当对有产者和有教养的人说:“在现有文明水平下,你们必须贡献出自己的全部力量,使我们摆脱这些镣铐!”
拉萨尔:《论工人问题》,《拉萨尔文集》俄文版第二卷第一○O页
我证明,资产阶级思想的统治是全世界解放的历史事业,它是一个最伟大的道德和文化历史过程,甚至是工人等级思想发展必要的世界历史条件和过渡阶段。
因此,我证明了这种统治客观上是合理的,使工人等级容顺资产阶级的历史统治。我用这-一点使工人等级容顺资产阶级统治,因为最高的调和形式是理解束缚我们的东西的合理性。
拉萨尔:《科学和工人。辩护演说,《拉萨尔文集》俄文版第一卷第六二页
五、鼓吹议会道路,取消无产阶级革命
“革命”一词的科学意义是什么?革命和改良有什么区别?
革命意味着变革,并且总是在现存原理被全新的原理代替时进行的,是不是通过暴力,反正都一样。改良是在现存制度的原则保持着,仅仅有所缓和或比较彻底、比较正确地发展的情况下发生的。在这里,手段没有任何意义。改良能够通过起义和流血来进行,而革命是在最深刻的领域内进行的。农民战争是企图用暴力迫使实行改良。工业革命是
十足的革命,虽然是通过最和平的道路进行的,因为事物的旧秩序被全新的原则代替了。
拉萨尔:《科学和工人。辩护演说》,《拉萨尔文集》俄文版第一卷第七三页
评论家先生的第二个反对意见是:我似乎只注意资本和劳动的对立,而没有注意资本和劳动的联系。评论家先生说:“实际上正是应当把各种联系看作解说社会问题的正确范围。”据评论家先生说,这种联系是由中产阶级代表的。评论家先生继续说:“任何有理智的解说的首要任务正在于排除(资本和劳动的)极端性,也就是保全中产阶级,一切有远见的人都认为现代工业发展的主要危险是吞噬中产阶级,越来越引起上述极端性。”我愿意乐意地承认这些论点中-一切正确的东西。它们与其说是反驳,宁可说是对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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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我所建议的解决方法有利的极好证明。
实际上,建立资本和劳动的联系,这也正是社会问题的真正内容和实际公式。同样正确的是,保全或复兴健全的中产阶级应当是解决社会问题的主要目的。解决社会问题的方法正确与否的试金石,就在于它能否创造出这一中产阶级。
拉萨尔:《驳<十字架报>对<巴师夏一舒尔采·德里奇>一书的评论》,《拉萨尔文集》俄文版第三卷第二二八一-二二九页
第四等级绝不要求任何新特权,正因为如此,它同全人类是完全一致的。它的事业是真正全人类的事业,它的自由是人类本身的自由,它的统治是一切人的统治。
从我向你们解释过的意义上说,宣布工人等级的思想为社会的统治原则,这绝不是号召社会各阶级的分裂和敌视;这是号召调和,是对整个社会的号召,号召消除社会集团之间的各种矛盾,这是号召团结,所有反对特权、反对特权等级压迫人民的人都应当响应这个号召;这是仁爱的口号,它一经从人民心里进发出来,将永远成为人民真正的口号,而且就其内在性质来说,甚至当人民发出战斗呼声的时候,它也仍不失为仁爱的口号!
拉萨尔:《工人纲领》,《拉萨尔文集》俄文版第一卷第二五页
至于法权思想,那我在哪儿也找不到比普遍直接选举权提出的一切人普遍全面地参与国家更彻底的原则。
拉萨尔:驳<十字架报>对<巴师夏一舒尔采·德里奇>一书的评论》,《拉萨尔文集>俄文版第三卷第二三五页
国家无非是工人阶级的庞大组织,工人阶级的庞大协会。因此,使小协会可能存在的国家帮助和奖励无非是作为庞大协会的工人阶级对个人自身的完全合法而自然的社会自
助。
再重复一遍:自由的、个别的,但是得到国家帮助和保护的工人协会,是工人等级摆脱困苦处境的唯一出路。
但是怎样促使国家实行这种干预呢?
对这个问题,可以立刻提出明如观火的回答:这只有在普遍直接选举权的条件下才可
能。
拉萨尔:《公开的答复》,《拉萨尔文集》俄文版第二卷第八三一八四页
工人等级应当组成独立的政党,并把普遍平等直接的选举权作为党的口号。工人等级惟有在德国立法会议中拥有代表席位,它的合法的政治利益才能得到满足。因此,工人党的政治纲领应当是利用各种合法手段通过这些形式进行和平的、合法的鼓动。
拉萨尔:《公开的答复》,《拉萨尔文集》俄文版第二卷第六O页
你们要组成一个全德工人联合会,以便合法地、和平地、但又是孜孜不倦地、不间断地鼓动在德国各地实行普遍直接选举权。
拉萨尔:飞公开的答复》,《拉萨尔文集》俄文版第二卷第八四页
实践的成就的全部秘决就在于巧妙地始终把自己的全部力量集中在一点上,集中在最重要的一点上,不要分心。不要左顾右盼;要对一切不是普遍直接选举权的事情,或者与它无关的、以及不能通向它的事情置若罔闻!
拉萨尔:《公开的答复》,《拉萨尔文集》俄文版第二卷第八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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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评论
贾府里的孔“圣人”—贾政
任
犊
政治历史小说《红楼梦》具有鲜明的反孔思想。它的典型体现,就是对封建道学家贾政的揭露和鞭答。
贾政是他儿子贾宝玉的对立面。他对自己的“不肖之子”很不满意,父子之间引起了多种多样的冲突,其中最根本的冲突是:贾宝玉没有“留意于孔孟之间,委身于经济之道”。第九回写到贾宝玉去读书,贾政托人给家塾的教师爷捎话:“只是先把《四书》一齐讲明背熟,是最要紧的”。可见,他是竭力想把贾宝玉纳入儒家的教育规范中去。岂止是仅仅“教子读经”而已,他也是忠实地根据儒家的思想路线来统治全家的。如果说,贾母是封建大家族中傀儡式的最高代表者,王熙凤是荣国府实际上的统治者,那么,贾政则是儒家统治思想的化身。他浑身散发着孔学的腐臭,一张口就是孔孟之道,称得上是贾府里的孔“圣人”。他与贾宝玉之间绵延于全书的冲突,尖锐地反映了当时儒家思想和反儒思想之间势不两立的对抗。
贾政的形象是充分典型化了的。作者多年来在动荡的生活境遇中对无数孔门信徒的观察和解剖,都活生生地熔俦在这个人物身上了。因此,贾政的反动、虚伪和必然失败的命运等等,很能概括孔丘及其信徒的一些共性。直到今天,我们仍能从这个艺术形象中看到二十世纪中外尊孔者们的嘴脸和行径。
小说第三回,当读者还没有直接与这位“工部员外郎”见面的时候,就可听见林黛玉的父亲林如海对他的介绍:“其为人谦恭厚道,…非膏粱轻薄之流”。此后,我们又继续不断看到各种人物对他的赞誉,什么“端方正直”,什么“礼贤下士,拯溺救危”,连那个皇帝也说他“人品端方,风声清肃”。然而,曹雪芹的笔是无情的,他深刻地勾画出了隐藏在这些儒家的谀词后面的一个反动而丑恶的灵魂。
“谦恭厚道”吗?这要看对谁。对于封建帝王,贾政真是做到孔子所说的“为人臣,止于敬”。他一再表白:“虽肝脑涂地,岂能报效万一!惟朝乾夕惕,忠于厥职。”实在是“谦恭”极了。甚至对做了皇帝小老婆的亲生女儿,他都左一个“贵妃”,右一个“贵人”,一看见就膝盖发软,恨不得跪下去磕头。但这种态度决不是处处皆然。他对奴隶们的训斥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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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我闲一闲,先揭了你的皮!”对于有叛逆思想的儿子贾宝玉,他动不动就骂“畜生”、“该死的奴才”、“叔出去”!法西斯气味很浓,大有恶霸作风,一丝一毫的“谦恭厚道”也找不到了。发展到第三十三回,他终于捋袖上阵,亲自抡起大板子朝贾宝玉狠命打去,打了还不够,又要拿绳子来勒死。极端的“谦恭”和极端的残暴两相结合,正反映了孔孟之道的双重反动职能。这也是反动派的阶级本性决定的,非独贾政一人如此。鲁迅说过:“道学先生是躬行‘仁恕?的,但遇见不仁不恕的人们,他就也不能仁恕。所以朱子是大贤,而做官的时候,不能不给无告的官妓吃板子。”从孔孟到历代道学家,直到今天的尊孔者,都是这样。反革命两面派林彪不是大谈“仁爱”、“忠恕”的吗?但这只是对苏修、美帝和国内一小最地、富、反、坏、右而言,对于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他时时刻刻想“破釜沉舟”,恣意屠杀,来“辣手造乾坤”。只不过朱熹和贾政用的是“板子”,他想用的是屠刀罢了。
反动阶级的爱憎是那么鲜明,但表面上却偏要装出“泛爱众而亲仁”的姿态,这是道学家们的惯用伎俩。他们是一群极端虚伪的两面派。贾政在得悉金钏儿被逼死的消息后,曾假惺惺地说:“我家从无这样事情,自祖宗以来,皆是宽柔待下。”但是,在贾府内又何止死了一个金钏?金钏儿之死,是反动孔学的牺牲品。道学家的特点是表面上仁义道德,肚子里男盗女娟。金钏儿居然明目张胆地与贾宝玉一起说了几句道学家眼中的轻薄话,这就犯了贾政、王夫人之流的男女道学家们的大忌。既然亲生儿子也因此而被打得死去活来,那么,如若金钏儿不自杀,她的命运也就可想而知的了。金钏儿的死,是贾政、王夫入之流所一手造成的。这样一个罪魁祸首,偏偏还要在金钏儿的尸体未冷之时说什么“宽柔待下”,真是虚伪透了。
类似这样的例子在贾政身上比比皆是。小说的作若通过多方面的刻划,为我们塑造了一个伪君子的典型,很能概括孔孟之徒的虚伪。他不是“端方正直”么?但薛蟠打死了人他却公然徇情枉法;他不是“礼贤下士”么?但他来往最热络的是贪赃暴虐的坏蛋贾雨村之流;他不是被上司称为“古朴忠厚”么?但在他的纵容下,手下人横行不法,公然纳贿…贾政者,假正人也!这些丑行,如果由贾珍、贾赦一干人来办是不加掩饰、横行无忌的,是混不了多少日子的。但贾政却干得很圆滑、很隐晦,他颇懂得用“韬晦之计”,干了坏事很少露出痕迹。这就是伪君子的狡猾之处。正如鲁迅指出的,孔孟之道怂恿着人们“敷衍,偷生,献媚,弄权,自私,然而能够假借大义,窃取美名”。一切行将灭亡的反动派,包括刘少奇、林彪一类政治骗子,都崇拜孔孟之道,原因即在于此。
但是,虚伪毕竞是虚弱的一种表现。道貌岸然的两面派都是不堪一击的纸老虎。为什么要表里不一、欺人惑众?就是因为他力量不够,心中恐慌么!在历史上,谁开始向孔孟之道求援、想在那里捞点骗人资本,那么,他和他代表的阶级必定已走上了下坡路,“内囊尽上来了”。正因为这个原因,虚伪的贾政同时又是虚弱的。
贾政极端无能。尽管他在贾府内关门逞霸,在很多场合装得威风凛凛、“从容不迫”,以至使贾宝玉和“下人”闻声而慄,但他最拿手的武器无非是虚张声势的几声“断喝”,对自己家庭的分崩离析和日趋衰败,却一筹莫展,束手无策。同样是封建阶级的顽固派,他虽多懂得一些孔孟之道,但实际的统治能力不仅不能与王熙凤相比,甚至连自己的三女儿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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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也远远及不上。曹雪芹总是利用一切机会,在这个纸糊“圣人”的身上通儿个窟窿。知“大观园试才题对额”一段,通过与贾宝玉的对照,明显地揭露出这个附庸风雅的道学家既愚蠢又贫乏,是一个什么学问也没有的家伙。
贾政极端孤立。初一看,贾政在贾府中能够“指挥一切,调动一切”,实质上,他一切不能指挥,一切不能调动。封建皇帝对他的“体恤”,“众清客”对他的奉承,都不能改变他的这种孤家寡人的境遇。偌大一个贾府,没有一个人真正与他感情相通,患难与共。连儿女亲属相聚说笑时,他一出现就会敛声屏息,弄得索然无味,致使贾母也不得不“撵他出去休息”。一句话,无论在内在外,他是一个“独往独来”的孤家寡人。
这种既无能而又极端孤立的状态,深刻地反映了没落阶级卫道者的共同特征。一切逆历史潮流而动的反动派总是虚弱的。妄图复辟奴隶制的孔老二最后弄得众叛亲离,子然一身,“惶惶然若丧家之犬”,以致不得不被迫承认“吾道穷矣”。贾政的种种狼狈相,正是“吾道穷矣”的写照。道既穷,贾政之流就应付不了任何事变。你看,当“锦衣军”来抄检、贾府受到沉重打击的时候,贾政只能“跪在地下磕头”,“心惊肉跳”,连话也讲不出几句来了。一有风吹草动,它就惊慌失措。贾政们是这样,其他反动派也概莫能外。
读完小说,如要说说对贾政这个人的完整印象,看来可以这样概括:表面庄严,实则虚伪;表面强大,实则虚弱;既是一个欺世盗名的伪君子,又是一个不断“喟然长叹”、经常“泪痕满面”的失败者。请看,曹雪芹为我们塑造了一个多么鲜明的儒家理想人物!从中我们不是可以更清楚地看到儒家思想的本质和功用吗?一切反动派,上溯孔老二本人,下至刘少奇、林彪之流,模样大体相类。相同的阶级本质,相同的理论武器,相同的社会职能,使他们神貌毕肖,厄运相通,他们不配有更神气一点的相貌了。《红楼梦》的续作者高鹗在后四十回中,写了“复世职政老沐天恩”、“沐皇恩贾家延世泽”等章节,想在贾政枯槁的脸上抹上一笔艳丽的油彩,但这与曹雪芹的原意恰好相反。
贾政和他家族的覆灭是历史的必然。他所生活的年代,已经到了封建阶级的“末世”,这一点很象他所信奉的孔老二的境况。历史规律决定了他们已不可能真正地“中兴”没落奴隶主阶级和封建统治阶级的事业了,因此,他们都是无可救药的。曹雪芹能识破这一点,这是他比高鹗高明的地方。
贾政是一切反动派的一面镜子。今天,在人民革命蓬勃兴起的形势下,苏修、美帝统治下的“大观园”也早已危机四伏,悲兆频报。他们可以象贾政一样,对人民发出一声声“断喝”,甚至抡起板子去镇压叛逆者、反抗者。但是,他们并不能使自己的下场比贾政好一点。他们或早或迟总要受到一次历史的“大抄检”。如风中残烛一般,用垂死挣扎来打发不多的岁月,就是他们唯一的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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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府的大观园和赖大的花园
方泽生
《红楼梦》里写了两座花园,一座是大观园,另一座是荣国府大总管赖大的花园。赖大的花园,“虽不及大观园,却也十分整齐宽阔,泉石林木,楼台亭轩,也有好几处动人的。”只是规模还不及大观园的一半大,“树木花草也少多着呢”。对这座“小园子”,别人都不在意,唯有贾探春是个有心人。她从赖大家的女孩子那里了解到,这座园子“一年还有人包了去”,除了“带的花儿,吃的笋菜鱼虾”,“年终足有二百两银子剩”。贾探春还由此而增长了一门“理家”的“学问”:“一个破荷叶,一根枯草根子,都是值钱的。”
赖大不过是贾府的一个奴才总管,可家中一样是亭台楼阁,奴仆成群。他就是靠着主子的势力,用农民的血汗养肥了自己。不但成了财主,而且混迹于官场,为儿子捐了个知县,一跃而成为地主阶级的新贵。而贾家虽然扶植起赖大、贾雨村这类新贵的势力,自己却由于经济、政治等各方面的矛盾和危机而迅速衰落下来。到贾探春、薛宝钗、李纨这“三驾马车”在大观园执政的时候,早已是入不敷出、内外交困、濒临崩溃的边缘了。贾探春等同王熙凤相比,一个是镇山太岁,一个是巡海夜叉,其阶级本质是一致的。所不同的是,王熙凤搜刮聚敛,只是为中饱私囊;贾探春一流则眼看大厦之将倾,很想有一番作为,来挽救封建阶级的危亡。她们从赖大的花园得到启发,决定以此为榜样来整顿大观园。
但是,在赖大那儿行得通的事,拿到大观园来就未必行得通。譬如把园子包给别人,赖大可以做,贾府就做不到。为什么呢?因为赖大本来只是一个奴才,阶级的地位、身份都不能与贾家相比,因而他就没有那么多的包袱。他把园子包给别人去“生发银子”,就无须顾忌什么“祖宗颜面”、家族“体统”之类;而贾家是所谓的“世代勋戚”、“诗礼簪缨之族”,处处要摆出贵族世家的臭架子,什么事情都得遵守“祖宗手里的旧规矩”,半步也差不得。贾探春不是说:“若此时也出脱生发银子,自然小器,不是咱们这样人家的事”。薛宝钗则进一步看到这么做了,会“里外怨声载道”,“失了你们这样人家的大体”。想做而不能做,或者做不了,只好死守着“旧规矩”作茧自缚,这就必然使得这些旧贵族无论在经济、政治上都是毫无出路的。不是有人把贾探春之流说成是什么“革新派”吗?其实,只要看她们对待祖宗的“旧规矩”的态度,对待封建家族的“大体”的态度,就可以看出她们是道地的顽固派。她们的所谓“革新”,不过是在墨守陈规的前提下,要给腐朽的、垂死的阶级打一针苟延残喘的强心剂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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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想摆脱政治、经济危机,又要竭力维持造成这种危机的根源,这是一切没落阶级所无法解决的矛盾。贾府是这样,整个封建阶级是这样,今日的苏修、美帝又何尝不是这样?大咫园里的“三驾马车”很想克服这个矛盾,想出个“小惠全大体”的招儿。说来说去,还是从奴隶们身上去打主意。给少数“最是循规蹈矩”的奴才一点“小惠”,让他们做带头羊,带领所有的双隶都来为保全封建阶级的“大体”而卖命。主子们则可以坐等着他们来“孝敬”,“交钱粮”。“三驾马车”满心以为这样做就可以“兴利节用”,一箭双雕,算盘打得也不可谓不精。结果呢,所“兴”的“利”,就是一年从奴才们身上多搜刮四百两银子;所“节”的“用”,不过是蠲了公子、小姐们冒支的点心钱、纸笔钱、头油脂粉钱等等。这些对于贾府的奢华靡费的庞大开支,不过是杯水车薪,又何济于事?贾府的经济照旧江河日下,一天比
一天空虚,从贾琏向鸳鸯借当,发展到贾政不得不向赖大的儿子赖尚荣借钱。一方开口要
五百两,一方勉强敷衍,只给五十两。贾政的这种窘态,不能不使人想起昔日的大英帝国和今日的苏修、美帝的窘相。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最初儿年,在战争中发了横财的美帝国主义是何等地不可一世。一九四八年美国工业生产占资本主义世界总产量一半以上,黄金储备占资本主义世界总储备量的四分之三左右,俨然成为资本主义世界的霸主。那时,美国昔日的“宗主国”大英帝国,连同法国、西德等等,都不得不依附于美国,日本则事实上成了美国的殖民地,他们都靠美国的施舍过日子,就象赖大之不得不仰仗贾政的鼻息一样。可是,从五十年代开始,特别是侵朝战争以后,美国的经济地位就一步步下降,而西欧、日本的垄断资本却跳跃式地上升,到七十年代,不但经济上成了能与美国相抗衡的力量,在政治上也要求有同等的发言权了。一九七○年底,美国黄金储备下降到一百一十亿零七千万美元,而同期对外短期负债上升到四百三十三亿美元。号称“金元帝国”的美国,被一次又一次的美元危机所困扰,不得不转而求助于西欧、日本,这跟贾政的情景何其相似!今天,苏修正在步美帝后尘,走美帝的老路,两个超级大国都同贾府一样,不可避免地陷于“无可奈何花落去”的困境。对于这一点,《红楼梦》中关于两座花园的对比,是很可以给我们一点启发的。其实,无论是大观园或是赖大家的花园,都是毫无出路的。这是因为整个封建阶级已经彻底腐朽没落的了。过去是如此,今天也同样如此。光明的未来只属于无产阶级!
贾探春曾经感慨大户人家不如小户人家。“我们这样人家,人都看着我们不知千金万金、何等快乐,殊不知这里说不出来的烦难,更利害!”赖大家比之于小户人家当然要富得多,但比起贾府来却要“小”一些,所以他那里的事情比贾家就好办一些。当然赖大家也是要变的。他现在正在膨胀,到一定程度,又可能成为另一个贾府,他家的“小园子”,也就可能变成另一座大观园,到那时,他们必将陷于贾府同样的因境之中。历史规律不可抗拒,
一切的剥削阶级、剥削制度,连同今天的帝国主义、资本主义,都逃脱不了“白茫茫一片大地真干净”的历史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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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样评价宋江?
综述《水浒》评论中的一些不同观,点
在中国古典文学评论方面,最近见到了一些评介《水浒》的著述。书籍有北京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廖仲安著《<水浒>浅谈》,和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四部古典小说评论》(其中有南开大学中文系古典文学教研室作的《<水浒>的思想和艺术》)。几个大学的学报发表了专题文章,如山东大学《文史哲》一九七三年第一期刊载的《宋江形象浅析》,辽宁大学学报一九七三年第一期刊载的《<水浒传>所反映的农民革命的结局》,安徽劳动大学学报一
九七三年第一期刊载的《李逵论》等。
这些文章,都涉及到对《水浒》所塑造的宋江这个艺术形象怎样评价的问题,把不同的观点加以比较,将会促进讨论的深入,帮助我们更好地掌握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用以指导文艺评论和文艺创作。为此,我们围绕着怎样评价宋江这个问题,把一些不同的观点作
一简要介绍。
一种意见认为,对宋江应该基本上加以肯定。《文史哲》发表的《宋江形象浅析》,是专论宋江的。这篇文章认为,在宋江身上“既有革命、反抗的一面,这一面后来有所加强;又有软弱、妥协、动摇的一面,这一面早期特别严重”。概括起来的看法是:“宋江虽有许多严重的缺点和错误,但仍不失为一位农民起义领袖形象。”“我们认为宋江还是一个正面人物形象,应该基本上加以肯定。”并且强调,对待宋江这个艺术形象,“正确的态度应该是在基本肯定的前提下,对他的缺点错误作严肃的批判”。
在论证为什么对宋江“基本上加以肯定”时,文章除了说到他在郓城县当押司期间,就对统治阶级不满,因而私放晁盖,以及后来在浔阳楼题反诗等以外,着重强调:“主要原因是他上梁山后做了一系列有利于革命,有利于人民的事情”。具体讲到三个方面:一、“宋江上山后使梁山出现了‘四方豪杰望风而来’的局面,使散见于各地的农民革命的星星之火汇成了焚烧宋王朝的熊熊烈焰,打击了封建地主势力,扩大了革命影晌。”二、“宋江在起义军内部团结上也起了一定的作用”,“为全军上下团结一致反抗统治阶级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三、“宋江具有一定的组织才能和军事才能,受到梁山英雄的拥戴”。文章认为,上梁山后,宋江“变得比以前坚强一些”,“他敢于和朝廷派来的‘官军’直接对抗,好几次主动带兵下山,亲冒矢石,攻城夺池,为梁山立下了不少战功”。
这篇文章也提到了“宋江上山后把忠君招安的思想带进了革命阵营”,但没有如同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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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就要讲到的两篇文章那样,把这个问题提高到路线上来作分析。对其危害,也只是说,宋江的忠君招安思想,“影响了其他起义的头领”,“如不加以改变,势将在梁山革命阵营内部潜伏下招致失败的危机”。(需要说明的是,这篇文章是以《水浒》七十一回本作为评价的依据的。)
另一种意见着重从路线上分析,对宋江作了否定的评价。与《宋江形象浅析》这篇文章相反,辽宁大学学报发表的高明阁的文章,和安徽劳动大学学报发表的傅继馥的文章,都着重分析了梁山这支农民起义军内部投降与反投降的两条路线斗争,否定宋江而肯定李逵。
高明阁在《<水浒传>所反映的农民革命的结局》一文中说:“梁山泊的革命事业,失败于宋江的‘受招安’—自已主动地向封建统治者投降。”
文章提到:“宋江对梁山农民起义集团,曾经作出过贡献。”但强调“从他的剥削阶级的出身和曾经充当过地主政权下级官吏的经历所形成的世界观,原来是和农民革命思想格格不入的。他参加农民革命,本来不是他的初衷,而是由于情势所迫”,而且“他从来就是个农民革命的失败主义者”。“在他的看法中,农民起义集团的唯一归宿是‘受招安’”。文章引述宋江早在上梁山前,当武松投向二龙山时,他就曾对武松说:“如得朝廷招安,你便可撺掇鲁智深、杨志投降了,日后但是去边上一刀一枪,博得个封姜廕子,久后青史上留一个好名,也不枉了为人一世。”接着分析,后来宋江上了梁山,当了头领,“纵然轰轰烈烈”,但“他的牢固的立场、观点”却“不曾有根本的改变”。以至对呼延灼等人,对宿太尉,甚至对高俅,一再卑躬屈膝地说那一套告罪辞令。“从宋江的出身、经历,上山过程,以及他的
一贯的言行来看,对他这‘赦罪招安’的口头禅,我们不能认为是说假话,而是反映了他的真实思想的。”
在分析梁山农民起义失败的教训时,文章还提到教训之一“是领导权没有掌握在坚定的革命农民手中”。认为由于宋江以“凭出身贵贱的地主阶级的标淮”几次进行组织整顿,使“梁山的领导核心已经从坚定地反抗封建地主阶级的起义农民手里,转移到出身于地主、贵族、将领、官吏中的起义者手里了”。而“到了面临投降与反投降的路线分歧时,这领导核心的决定作用就表现出来了”。这里,把宋江的组织路线同他的政治路线联系起来分析,是别的几篇文章所没有接触到的。
傅继馥的《李逵论》,是热烈地颂扬革命农民的艺术典型李逵的;在讲到梁山内部的路线斗争时,作为对立的另一方,对宋江有所评述。
文章中有一段评论宋江的概括的话:“历史上的宋江是一个杰出的农民起义领袖,《水浒传》中的宋江虽有叛逆性,却又一贯主张受招安,他只反对奸臣,不反对皇帝,在封建正统观念忠君思想面前,不敢越雷池一步。这个形象也自有其典型意义,但决不是农民起义领袖的典型形象。”
文章提出,由于社会上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加上随着起义队伍的发展出现的鱼龙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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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的情况,“义军内部就必不可免地产生农民阶级的革命思想同封建统治阶级的反动思想谁战胜谁的问题”,形成为“以李逵为代表的坚决反抗路线同以宋江为代表的妥协投降路线的对立斗争”。接着详尽地分析了从闹江州、劫法场后李逵第一次提出“杀去东京,夺了鸟位”,到后来菊花会上的激烈争执,以及“黑旋风扯诏骂钦差”等两条路线的多次交锋。直到最后一百二十回本《水浒全传》所描写的结局:宋江把李逵从润州清来,李逵见了宋江,大叫一声:“哥哥,反了罢!”宋江摆出种种困难,李逵犹跃跃欲试。宋江这才“堕泪如雨”,告诉他:自己已经服了御赐毒酒,因为怕李逵日后造反,也已暗中给李逵服了这御赐毒酒。引述了这一段情景后,文章说:“对宋江的妥协投降路线,李逵的死在客观上是一个最有力的控诉。它充分地暴露了宋江路线的反动实质。”
这篇文章还批评了文化大革命前的有些评论,“在修正主义思潮的影响下,竭力贬低农民起义和李逵的革命性,同时却强调‘宋江的所谓妥协投降路线,也同样是反映了农民义军的软弱性的一面’”,以及“不承认李宋之间的两种思想、两条路线的对立,不赞成‘用李逵性格和宋江性格作对比,用李逵的革命的坚决性来贬斥宋江的妥协性’”等。第三种意见,强调宋江的思想性格中充满着深刻的矛盾。廖仲安的《<水浒〉浅谈》一书,和《四部古典小说评论》中南开大学中文系古典文学教研室评论《水浒》的文章,都强调在宋江的思想性格中存在矛盾着的两个方面。
《<水浒>浅谈》认为,“宋江生活出入于两个完全不同、甚至是彼此对立的世界里”,“一个是上层官府的世界,一个是下层江湖人物的世界”,因此,“他的思想性格必然是充满着深刻矛盾的”。对宋江的发展变化,同《宋江形象浅析》一文的看法恰好相反,认为“在前期,宋江思想中是以讲江湖义气的思想居主导地位的”;上梁山后,在不断胜利的新形势下,“宋江的封建正统观念,忠君思想,以及个人名利思想,却-一天天恶性发展起来了”。关于前期,讲到宋江上梁山的三次反复,第二次不肯留在梁山,一再表示不愿作“不忠不孝”的人,作者认为,这显然和宋江前闹青州、后闹江州的言行“完全背道而驰,无法统一”,是写得“大不合理的地方”。“第三次上山以后再回家,显然就更不合理了。”关于后期,讲到宋江一再说“专待朝廷招安”,特别是对宿太尉这个当朝大官谦卑地表白盼望招安,“可算是开始向封建王朝表示屈服”。“他在山寨里逐渐造成一种舆论,一派势力,一条路线。随着归顺山寨的武将豪绅日益增多,他这条盼望招安的投降路线就有了越来越多的支持者。”南开大学中文系古典文学教研室写的《<水浒>的思想和艺术》认为:“宋江既是农民起义事业的发展兴盛的一个重要因素,又是农民起义变质的一个重要因素。”这篇文章在具体分析中,认为“宋江在当时革命的激流中,是作为群众的代表出现在政治舞台上,集中群众的智慧和才能,才在领导农民起义军中表现了卓越的领导和组织的才能。”但是,宋江也有“严重的阶级局限性”:“他的仗义任侠”“超不出承认皇帝统治是正统的这个观念范畴”;逼上梁山以后,“受招安的思想立场”“始终贯串在宋江的行动中”。
(木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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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问题研究
工人要占领科学实验阵地
上海市科学技术交流站的调查报告
王复初李长恩
上海市科学技术交流站是一九七○年建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滚滚洪流,冲垮了资产阶级技术“权威”长期霸占的“世袭领地”,一大批不出名的“小人物”、有三大革命斗争丰富实践经验的工人群众,意气风发地走上了科学实验阵地,用集体的智慧和才能,为采用和发展先进技术,演出一出出有声有色的活剧。
文化大革命前的原科学技术协会,有三十多个工程学会,学会的章程明文规定:必须是大学毕业,有五年工作经历,有一定科学研究成果,即发表过学术论文的人,才能入会。一条“王法”,就把广大工农群众拒之于千里之外。那时,学会的领导权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手里,讲坛上由少数专家宣读论文,各种科技学报也由他们把持。工人说:旧科协是“石头大门铁门门,重磅椰头砸不开,工人农民进不来”。
文化大革命中,狠批了修正主义科技路线,改变了这种状祝。科技站建立以后,坚持向广大工人群众开门,先后建立起十五个业余技术交流队和七个专业组,有一千四百多名队员,来自各工业部门生产第一线的工人占百分之八十,工程技术人员、科研人员和大专院校的教师占百分之十五,做技术工作的基层干部占百分之五。在工人队员中,有几
十年丰富实践经验的老工人,也有热爱新事物的青年工人;有掌握几种技术的多面手,也有处处做有心人的辅助工。许多队员白天在各自的岗位上生产劳动,晚上和厂休日参加各项技术交流活动。汇集在这个阵地上的千千万万个“诸葛亮”,是一批勇于革新的闯将。他们占领和改造这个阵地,作为毛泽东思想的宣传队,革命大批判的战斗队,先进技术的交流队,推动全市工业战线技术革新、技术改造群众运动的蓬勃发展。据统计,三年多来,科技站联系全市各行各业几千个工厂单位,仅去年一年,参加技术交流活动的就有二十多万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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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新技术从少数技术“权威”的实验室里解放出来
自然科学是人们争取自由的一种武装。文化大革命以前,在修正主义路线影响下,广大工人在技术领域里没有真正取得领导权,阻碍了他们用科学技术武装自己,他们的聪明才智被压抑住了。一旦冲破了资产阶级专家的技术垄断,新技术从少数人的实验室里獬放出来,就成为广大工人手里推动生产发展、加速技术改造的有力武器。
数字程序控制是实现生产自动化的一项新技术。帝国主义妄想用高价来卡我们,一台数控设备要十儿万元。国内少数技术专家把这门新技术,说成是“高不可攀”,关门研究,不让工入插手。文化大革命中,工人要求采用数字程序控制技术,加速本行业的技术改造,但由于许多中小型工厂缺乏设计人员和制造设备的能力,迟迟不能上马。彭浦机器厂有位
一九六六年刚进厂的青年工人,名叫周桂荣,是仪表工。他参加科技站的电子电器技术交流队后,一直在想:毛主席教导说,“打破洋框框,走自己工业发展道路”,我们能不能设计出
一种既通用又简易的程序控制装置呢?如果能把这种装置安在多种机械设备上,不是就能使这项新技术遍跑开花吗?起初,他向一位专家请教,那个专家摆出一大串难题,连连摇头说:不行。小周在科技站举办的工业控制计算机学习班上,讲了自己的大胆设想,立即得到
五十多个单位工人的热情鼓励。大家说:干吧,我们都支持你。这使小周感到浑身有力量。
一个说不行,一个说行,一字之差,反映了对待新技术的不同态度。有些人以为,新技术只有少数技术人员才能搞,是只有在实验室的小天地里才能研究的课题。这是因为他们看不到广大工人采用和发展新技术的迫切要求,也看不到在工厂里有试验新技术的广阔天地。小周和工人们一起到印刷厂、塑料厂、机床厂等十多个单位去学习参观,了解不同行业技术改造的实际需要。回厂后,按照机械设备自动控制的共同要求,在上无八厂、新华印刷厂、东风雨衣厂等十多个单位工人和业余工业大学教师的协助下,设计出了这种新装置的图样。小周又把设计图样拿到学习班,征求大家的意见。有的工人比较熟悉数控技术原理,就在技术上作指导;有的对电子元件比较内行,就协助设计线路;有的对金加工和焊接有经验,就担负金加工和焊接任务,发挥每个人的技术专长。在各单位的大力支持下,办法大家想,路子大家闯,仅用了近两个月的时间,就试制成功全市第一台通用简易程序控制器。这台只有五灯收音机大小的装置,结构简单,操作稳定,程序编制容易,制造、操作和维修都比较方便,成本仅八百元,而且通用性强,可用在多种机械设备上控制自动操作,便于普遍推广。
资产阶级垄断和封锁技术,在技术领域实行资产阶级专政,有一·种吓唬工人的手段,就是说“工人不懂技术理论”。究竟是不劳动、不会做工的人懂理论,还是亲身参即生产实践的工人能够懂得理论?黑色金属冷挤压这一机械加工新工艺的推广过程,就回答了这个问题。在文化大革命前,上海缝纫机一厂掌握生产技术大权的是一个资本家,他把试验梭芯套的冷挤压工艺,吹嘘为不可跨越的“禁区”,说:“你们工人要搞吗,先把理论数据和计算公式拿出来”,借此压制工人,垄断技术。结果试了八年,也没有成功。文化大革命中,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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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夺回了技术领导权,豪迈地说:“资产阶级搞不成的,我们工人阶级就一定能搞成功。”儿位普通工人自己建立攻关小组,刻苦钻研冷挤压的工艺和设计理论,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就试制成功了。科技站模具技术交流队建立后,举办的黑色金属冷挤压学习班,就请缝纫机一厂的工人来上第-一课,揭露和批判资产阶级垄断技术的罪行,讲新工艺的技术理论。缝纫机螺丝广工人技术员戴德良,参加技术交流队活动,积极带头推广这项新工艺。过去,有些资产阶级专家死抱住国外的技术文献,认为理论上计算,黑色金属冷挤压的模具每平方毫米所能承受的压力,不能超过二百五十公斤,说这是“极限数值”。可是,戴德良同工人群众一起,在一次试验中,使模具的变形压力达到了三百公斤,打破了这个所谓“极限数值”的伪科学,使冷挤压新工艺扩大了使用范围。现在,这项新工艺和新的技术标谁,已在全市一百多个工厂推广应用。这个事例有力地说明,广大工人一定要做科学技术的主人,只要他们把领导权紧紧掌握在自己的手里,就不仅能够尽快采用新技术,而且能够从生产实践中发展新的技术理论。
工人的智慧,是阶级的、集体的智慧
毛主席说:“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最聪明、最有才能的,是最有实践经验的战士。”工人群众的智慧是从哪里来的?是来自生产实践。他们对生产发展的需要,了解得最清楚;他们在集体生产的实践中,也不断积累了许多先进经验。工人的智慧不是少数人的智慧,而是阶级的智慧,集体的智慧。运用和发展新技术也不是少数人的事,而是要几百、几千以至几万人来共同攀登科学技术高峰。把分散在工人群众中的先进经验集中起来,就能发挥出无穷无尽的创造力。过去,被有些所谓专家吹得神乎其神的粘结技术,就是由于广大工人群众运用集体的智慧和力量,得到了从未有过的新发展。
粘结技术,是同工农业生产和人民生活有密切联系的一项新技术。过去,少数资产阶级专家脱离生产实际,各搞一套,互不通气,搞了十几年,只搞出几十种粘结剂,有些在生产上根本不能使用。那时候,有些专家热衷于抄数据,写论文,对生产的需要不闻不问,对工人在生产实践中的创造,却竭力加以贬低和否定,说什么这“不能算是学术”,“没有先进技术水平”。难道那些纸上写了一大篇,对生产实际问题什么也回答不了的论文,才是所谓学术吗?难道工人的革新创造,解决了生产技术关键问题,反而不是先进技术水平吗?科技站粘结技术交流队有五十多名队员,有生产粘结剂化工原料和使用单位的工人,有为粘结剂供应原料和销售商品的商业工作人员。他们不断试验,不断总结。原来只有少数人会这项新技术,现在已在生产中普遍应用了,仅技术交流队员就掌握了二百七十多种配制和生产粘结剂的技术。可以粘结的产品,从纸质到木质,从塑料到棉布,又从木材到钢材,而且粘结性能成倍提高。有一次,百货公司上海市日用品批发站的同志向科技站提出,许多贫下中农穿塑料雨衣下田,农村大量使用育秧薄膜和塑料袋装化肥,塑料用品好是好,但是,一旦破了,用电烫修补,既费时又不方便,你们能不能试验一种补塑料用品的粘结剂呢?粘结技术交流队连忙开“诸葛亮”讨论会。大家想,这种粘结剂从未听说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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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贫下中农的需要,生产发展的需要,就是我们进行科学实验的新课题。参加试验的,有机械、化工等行业的工人,他们了解各种化工原料性能;有博物馆复制修缮文物的人员,他们在粘结石头、混凝土的实践中,掌握了耐老化的经验;有牙科医生,他们可提供用塑料粘结剂镶牙、补牙的技术经验。各行各业通力协作,集思广益,经过十多次试验,试制出一种粘结聚氯乙烯的粘结剂。他们带着这种新试制的胶水,到郊区的两个公社,为贫下中农补塑料雨衣,一天就补了一百多件,又好又省钱。
围绕着生产发展的需要,解决生产中的技术关键问题,给新技术的应用和发展,带来强大的动力。“社会一旦有技术上的需要,则这种需要就会比十所大学更能把科学推向前进。”有一次,自行车厂为了增产冲压零件,要造一合台两千吨油压机。但是这个厂缺少大型机床设备,工人建议把油压机支架分成一块块加工,然后象搭积木一样把它拼起来。可是,用什么东西能把这些钢材拼起来呢?过去一般都采用焊接,但精密度达不到要求。工人就去问所谓技术专家,可不可以粘结,专家讥笑他们是“异想天开”。粘结技术交流队知道了,就由九名队员三次到自行车厂,和工人老师傅在现场研究。他们了解材料性能,计算承受压力的数据,大家出主意,配制出一种环氧树脂作为粘结剂,用来把一块一块钢材粘结好。这台油压机使用已两年,质量稳定。有些专家起初还不相信,说哪里会有这么一回事,跑到厂里一看,才信服了。
科技站还办起了粘结新技术学习班和技术讲座,技术交流队的二十多位工人都上台作报告。这个队的负责人,上海电池二厂的技术革新积极分子陈林,一人就作过报告二十多次。他们讲自己在生产实践中的发明创造,讲新粘结剂的配方和应用,切合实际,生动活泼,很受广大工人的欢迎。普通工人一个个走上了讲坛,并把新技术理论同生产实践紧密结合起来,这是文化大革命中出现的新景象。那些对科技站这个文化大革命中的新事物摇头的人,好象很关心提高科学技术水平,为什么面对这些事实却视而不见呢?说穿了,他们左一个“学术理论”,右一个“先进技术水平”,以为这是只有资产阶级专家才有的专利品,而对于广大群众的革新创造,他们是看不到、也不屑看的。科技站那样生动活泼的事实,不正是对林彪、孔老二所鼓吹的那套“上智下愚”的唯心史观最有力的批判吗?
工人群众最热爱最支持新事物
“一切新的东西都是从艰苦斗争中锻炼出来的。”工人群众是技术革新的新事物的创造者,也是这些新事物的推广者。一切革命的新事物,只有在广大群众的实践中才能产生,只有在艰苦奋斗中才能发展。那些不相信新事物,讥笑新事物不完善,企图否定新事物的人,他们不理解广大工人要千、要革命、要改变落后面貌的强烈愿望,也不懂得新事物的强大生命力,只有在实践中才能发挥出来。
电镀工艺的革新,就走过一段曲折的路程。电镀,过去一直是采用氰化钠的老工艺。氰化钠是剧毒物质,会污染环境,伤害人体。文化大革命前,工人曾迫切要求在电镀行业革掉氰化钠的命。但那时在修正主义科技路线的影响下,有关部门只依靠少数儿个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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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员,照抄国外资料,关起门来搞试验,搞了几年,没有搞成功。原科技协会化学化工学会的一些技术“权威”,对这个关系到改善电镀行业工人劳动条件的科研课题,根本不予理睬,也从未把它列入学会议程。
南市电镀厂是一个只有二百多人的小厂。一九六九年,电镀工人自己动手搞革新,进行无氰电镀新工艺的试验。可是有人却跑出来吹冷风,说:“过去技术人员搞过,也没有搞成,你们这些大老粗能行吗?”他们还以“国外没有在生产中采用这种电镀工艺”为理由,妄想阻止工人革新。工人们说:“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资本家为了赚钱,只要成本低,哪里会考虑有毒无毒,会考虑到工人的身体健康?我们搞无氰电镀,是我们工人的共同要求,也只有在我们社会主义国家才能够做到。”在试验过程中,厂里请来-一个大学的三位教师,和工人一起搞试验,在一公升的小烧杯中试验成功了。但要正式投入生产,需要一千公升以上的电解液,还要在技术上攻下新的难关。这时候,几位教师感到把握不大,怕担风险,怕丢个人的面子,就匆匆忙忙写出试验报告撤走了。怎么办?要不要继续试验?电镀工人方顺泉想:路是一步步走出来的,新事物也是不断完善起来的。我们出于公心,失败几十次、儿百次,算得了什么?新工艺在小范围内试验成功了,是因为我们初步摸到了它的技术规律,只要不断实践,也一定能够在大面积生产中找到它的规律。
坚持试验下去,还是半途而废?是前进,还是后退?工人们展开了热烈的讨论。有的工人说:“氰化钠是从国外进口的,过去要用十五吨大米换一吨,后来却要六十吨大米才能换一吨,这不是一项工艺革新的问题,而是我们工人能不能坚持自力更生方针的大事。”有的说:“我们这样一爿小厂,用老工艺电镀,一年要用五十吨氰化钠,这等于要用六千亩土地上种出来的粮食去换。我们决不能给农业增加负担,要做无氰电镀新工艺的促进派。”但是,也有人吹下马风,竭力否定这个新事物,说什么“质量没有保证”,“工艺不成熟”。老方和工人们不理这一套,毫不气馁,坚持试验,花了一年多时间,无氰电镀新工艺终于获得成功,镀锌铁合金的质量也稳定下来。采用新工艺,排出的废气、废液不仅无毒,而且回收后还可以作肥料。科技站的电镀技术交流队,在这个厂两次召开现场交流会,又分别在二
十三家工厂的各种金属产品上试验,总结了一套比较成熟的经验;还举办了无氰电镀展览会、学习班和技术讲座,动员全市电镀行业的广大工人、技术人员和千部来参观学习,既可以看,又可以操作,还可以把本厂产品拿来试验。现在全市四百多家电镀厂、电镀车间和小组,凡是能够采用这一新工艺的,基本上都推广采用了。这件事生动地告诉人们:要“相信革命能改变一切”,就要相信广大工人中蕴藏着的革命愿望和力量。这对于新事物的成长和完善过程来说,是千真万确的真理。
科技站的同志从实践中深深体会到:分散在每个工人身上的智慧和力量是有限的,把它集中起来,力量又是无限的。这个站建立以后,在各级领导和有关单位的大力支持下,坚持运用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围绕当前工业生产技术发展的需要,通过细致的政治思想工作,处处牵线、搭桥,把各行各业的技术革新积极分子组织起来,充分发挥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开展群众性的科学技术大协作,促进了如象电子、数控、激光、射流、同位素等各种新技术的推广和应用,成为全市广大工人开展科学实验活动的一个重要阵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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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不务正业”的人的调查
从一台医疗器械的诞生看社会主义相互关系
常尉钱方年
我国第一台冠心病动态诊断仪,在上海纺织第一医院、中国纺织机械厂、上海医疗器械九厂和同济大学等二十一个单位的共同努力下,试制成功了。这台用于诊断早期冠状动脉心脏病的仪器,采用数字程序控制、集成电路、电视屏监护等新技术,达到先进水平,受到广大工农兵欢迎。
这个新产品,不是制造这种器械的专业厂试制的,不是单靠医疗器械行业试制的,也不是国家计划规定试制的,而是一些有高度社会主义觉悟的、但却被有的人讥讽为“不务正业”的工人和医务人员,怀着为填补我国医疗器械空白的雄心大志,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通过无私的协作创造成功的。它是各行各业工人跨出行业界限,打破“分工分家”论的产物。它充分显示出无产阶级文化大草命中日益发展起来的崭新的社会主义相互关系。
医生搞一点医疗器械是“不务正业”吗?
试制这台仪器的倡议者,第一个“不务正业”的人,是纺织第一医院内科医生张洪喜。小张过去在给病人看心脏病时,由于医疗器械不理想,望着心电图,往往诊断不了。有一次,一位老工人语重心长地对小张说:“仪器检查不出毛病,是不是太陈旧了?你们医生也可以搞革新,可以发明创造嘛!早点治好我的病,好让我早点上班,厂里的生产任务正等着我呢。”老工人这一番话,表达了工人阶级对革命医务人员多么郑重的嘱咐和殷切的期望啊!
这个医院的服务对象,大都是纺织女工。肺源性心脏病和冠状动脉心脏病是纺织工人的常见病,特别是老年女工,患这种病的更多,这是由于解放前受资本家的残酷剥削,在长期极其恶劣的劳动条件下造成的。医生们为了治疗这种病,除了定期对工人进行检查外,还设立了专门病房。但是,检查出来后,往往病情已较严重。如果能够做到诊断得早,治疗得快,就可以及早解除阶级姐妹的痛苦,使她们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作出更大的贡献。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工宣队进驻医院,领导斗批改。革命的新生事物“红医班”诞生了。小张担负“红医班”的培训工作。他和工人学习、生活在一起,看到他们怀着深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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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产阶级感情,刻苦地学习医疗知识,有的听课时无法记录,就用画图来表示。经过三至六个月的学习,成为第一代工人医生,回到工厂,在保健站发挥了重要作用。在教学期间,他又随“红医班”到奉贤、川沙县去学习,看到农村赤脚医生,用一根针、一把草药给贫下中农治病,花钱少,效果好,配药、开刀样样干,里里外外一把手。这些动人的事迹,使他深受教育。他感到,自己虽然天天给工人看病,其实还没有真正了解工人,在思想感情上还没有真正和工人打成一片。他想,今天,在毛主席革命卫生路线的指引下,批判了刘少奇的修正主义路线,应该怎样更好地为工农兵服务,为发展医疗器械加倍出力呢?
于是,他和其他两位同志一起,向医院党组织提出试制冠心病动态诊断仪的建议。过去,医生要病员跑二级褛梯来测定心电图,采用这种办法,诊断率低,还不能动态测定。有关单位曾向他们提供一张国外这类仪器的照片。照片上,只能看出器械的一个外型,内部结构却不知道。在一无资料、二无样机的困难条件下,能不能把它搞出来呢?“我们不懂,工厂的老师傅会懂”。他们决心闯一闯,就拿着照片,走出医院大门,向工人请教。
他们来到中国纺织机械厂。厂领导和工人了解来意后,高兴地回答:“我们造织布机,是为人民服务,你们搞医疗器械,也是为人民服务。只要帮得上,我们就应该出一份力。”说得他们心里热呼呼的。
他们又来到同济大学,当物理系教师了解到这台仪器的重要性后,就热情地表示:“和工人同志一起搞医疗器械,也是教育革命的一个重要内容,我们可以承担设计。”
正当小张他们在不影响门诊工作的情况下,不辞辛劳,到处奔波时,医院里却传出风言风语:“医生是看门诊的,搞医疗器械是不务正业。”医生的正业究竟是什么?门诊是为工农兵治病,是正业;试制医疗器械,是为了更好地给工农兵治病,难道就不是正业吗?如果只从一个医生、一个医院着眼,造医疗器械似乎是份外事,但从医生最了解病员的需要,最熟悉医疗器械使用的要求这一点来看,医生为发展医疗器械出力,不也是份内事,而且有着义不容辞的责任吗?小张他们想到这里,不理那一套,在医院领导和内科同志们的支持下,坚持向有关的单位宣传、请教,把新产品试制任务落实了下来。
医疗器械专业厂承担一,点非本厂产品,是“不务正业”吗?医疗器械行业,生产医疗器械产品,这本来是天经地义的事。但由于行业内各个工厂之间,有着专业分工,每个工厂又都有各自的专业产品。这样就产生了一个问题:医疗器械专业厂能不能承担非本厂产品的试制任务呢?
冠心病动态诊断仪中有个心电图电子监护仪,就是冲破了这种片面强调“专业分工”的阻力才试制出来的。
心电图电子监护仪,有关领导部门原安排给搞电子仪器的专业厂试制。由于这个厂生产任务紧,挂不上号,迟迟未动手。小张听说上海医疗器械九厂曾试制过类似的产品,就到九厂来联系。
九厂,是个只有二百多人的小厂。有人认为,九厂设备条件差,技术水平低,“老大(指专业厂)都叫难,小九子能行吗?”但是,九厂的工人却不是这样想的:“我们是生产医疗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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械的工厂,只要为工农兵服务,只要有能力,专业产品要搞,非本厂产品也要搞。”在工人群众的支持下,领导上把这项试制任务,交给了一个生产小组。
这个小组的工人,走出厂门,多次到医院去座谈,听取医务人员的意见,观看临床手术,了解使用要求。他们看到医院里的医疗器械,数量少,品种缺,有的还是三十年代的“洋货”。工人们很焦急:“难道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中国,在医疗器械上就不能打破‘洋?字,只能听任‘洋’字来摆布吗?”
参加试制的工人,绝大多数都不懂电子技术。他们就自己组织起来,利用业余时间,怀着赶超世界先进水平的壮志,刻苦地学习科学技术。每人买了一本有关电子仪器的书,每月由技术员讲解几次,大家边学习,边实践,在很短的时间内,就掌握了试制监护仪的一般原理。
高频高压变压器,有四千伏电压。一次,已经夜深了,技术员黄启寅正在聚精会神地测电压,突然强大的电压猛击他一下,顿时胸闷气急,脸色变白,同志们马上围过来询问,老黄说:“要改变我国医疗器械的落后面貌,我再苦再累也心甜”。
正当工人试制监护仪干得火热的时候,又吹出了一股冷风。有人说:“九厂是搞X光
管的,搞监护仪是不务正业”,甚至对他们施加压力:“试制监护仪是专业厂的事,你们这样做,就是破坏国家计划。”工人针锋相对地把它顶了回去:“我们是在保证完成国家计划的前提下搞试制的,为什么只准专业厂搞,不准我们搞?!”“不管什么专业不专业,只要工农兵需要,只要社会主义需要,就是我们工人阶级的共同事业,”
全广工人都关心这个小组试制的监护仪。金工组的同志们,在业余时间里,为他们开模具,敲外壳;同时,还得到广外三十多个协作单位的热情支持。经过儿个月的艰苦努力,这个小组提前一个半月出色地完成了去年国家规定的生产任务,还试制出了国家计划外的二台监护仪和十三台脑电阻仪。
各行业、各工厂之间的专业分工,本来是随着生产的发展而建立起来的。但是,专业分工又不是绝对的。有分工就有协作。如果把专业分工凝固化,生产某类产品的工厂就只能生产这类专业产品,好象它是神圣不可侵犯似的,否则就是所谓“不务正业”,岂不是用我们自己制造的框框束缚住自己的手脚吗?何况,各行业、工厂生产的产品虽有分工,但怎么能用这种分工来束缚工人群众艰苦奋斗、奋发图强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呢?他们关心医疗器械工业的发展,打破分工分家的界限,主动挑重担,不正是他们认识到自己是工厂的主人,有高度革命自觉性的表现吗?
打破行业界限搞医疗器械,是“不务正业”吗?
医疗器械行业之外的工厂,可以不可以搞点医疗器械?有人说:“造织布机的工人,怎么好跨出行业去搞医疗器械呢?”又一种“不务正业”的论调出现了。
中国纺织机械厂的工人说得好:“不管我干这一行,你干那一行,我们都要做社会主义的有心人。”他们利用现有设备技术条件,挖掘生产潜力,承担了冠心病动态诊断仪的另一
重要部分—“活动地板”和它的数字程序控制部分的试制任务。“活动地板”是一种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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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动器械。这种“地板”,是由电子自动控制它的速度、坡度的变化。病员在运动中,心率的状况,可以直接反映在监护仪的萤光屏上。
中机厂有经验的老师傅,围着小张医生送来的照片,开了一个诸葛亮会。大家议论纷纷,这个说:“‘活动地板'要求能够变速,这和我们厂里的皮带运输机原理一样”,那个讲:“‘活动地板?要求爬坡,和厂里的升降机也是一个道理,我们可以搞”。
工人们把草图画在小黑板上,集思广益进行设计,边画边干起来。开始,“地板”的机械部分装好了,空载时很正常,可是人一站上去,就象煞车一样,不动了。有人建议改一种方法试试,但又产生七高八低、不舒服的感觉。工人们表示:“第一次试验虽然失败了,但‘方便病人?这个指导思想不能丢。”负责试制的孙祥永老师傅在同志们的帮助下,又提出在一公尺多长的“活动地板”下,铺设三十几根滚轴的建议,使病员每只脚都踏在五、六根轴上,轴与轴之间的缝隙又很小,如同脚踏平地一般。他们发挥机械制造厂加工能力强的特长,车的车、铣的铣、刨的刨、钻的钴,只花了三天时间,就改装成功了。
但是,试转下来,设计的数据又和实际不符。因为病人有胖、有瘦、有高、有矮,不同的病人由于体重不同,站在“地板”上就出现每档速度不准确,影响测试效果。怎么解决这个难题呢?工人想了一个妙办法,动员了厂里几十位胖瘦、高矮、年龄不同的工人,到这块“地板”上去试。每人站上二十分钟左右,把不同数据一一记录下来,再算出每档速度的平均值。依靠群众实践,解决了这个难题。
试制医疗器械要不要采用先进技术?原来医院只要求“活动地板”速度和坡度变化用人工控制就行了,拿裁判员用的秒表来计时。这个方案在工人中通不过。大家感到:“既然要打医疗器械的翻身仗,我们就要采用先进技术,体现我们七十年代的工业水平,这样才能满足工农兵的需要”。“可控硅已在我们的机床和生产流水线上使用,为什么不能用到医疗器械上去?”
钱存喜是中机厂的一个青年电工,原来在部队里当无线电员。去年夏天,他刚从交通大学参加电子技术培训班学习回来,就投入电子数控部件的试制。他们邀请同济大学两个青年教师,组成一个由工厂、医院、学校三结合的设计小组。医生提要求,工人提方案,教师发挥了熟悉可控硅和集成电路理论的特长,互相取长补短,把图纸设计出来了。新设备在调试时,大家一次又一次地讨论,看看它能不能满足医生对病人诊断的要求。医务人员建议加装一个电钮,好让病员在检查过程中,可以随时停车和逐步减速,象运动员赛跑到达终点后,需要有一段慢跑一样。不然,病人跑不动时,只能向医生喊“停车”。工人们听了感到有道理,认为“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要为工农兵病员想得周到一些,要把这台仪器做得完善一些”。小钱就用比机械方法更好的电子技术解决了这个问题。这台仪器的“地板”扶手柄上,装了一个小小红色按钮,人们给它取了一个名字叫“安全钮”。它红点闪闪,凝结着工人阶级的深厚感情,闪烁着工人群众智慧的光芒。
中机厂对“活动地板”和它的数控部分的试制成功说明随着生产的发展,许多先进技术会越来越普遍地运用在各行各业之中。由于许多技术原理是路路相通的,所以,不论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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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自己发展新技术的道路
上海马铁厂党支部书记陈彩明
我们俦造工人,长期来迫切要求改变生产技术落后的面貌。但是,我们能不能自力更生地采用和发展新技术呢?过去我们不相信依靠自己的力量能够做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使我国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一个强大的推动力。”在文化大革命中,我们只花了短短五年时间,就采用电子,射流等新技术,连续建成三条半自动化和自动化造型流水线。造型工人第一次坐上操纵台,揿电钮,看信号,改变了过去“刮扳加煤锹,手端铁水包,钢堆铁堆靠肩挑”的落后面貌。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前相比,一个造型工人的班产量,从原来手工操作时的五十七公斤,提高到现在的四千多公斤,品种、规格成倍增长。我们厂生产技术面貌取得这样大的变化,靠的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靠的是广大工人振奋起来的自力更生革命精神。
坚持自力更生,根本的出发点,就是要相信和依靠工人群众。毛主席说:“我们的方针要放在什么基点上?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文化大革命以前,我们对于摆脱笨重体力劳动,改变落后生产技术,喊了十年,依靠少数人干干停停,收效不大,进展不快。为什么文化大革命以后,厂还是这个厂,工人还是这些工人,在五年内却基本上改变了面貌昵?关键就在对待群众这个问题上。
在落后的物质条件下能采用新技术吗?
在落后的设备条件下,能不能采用和发展新技术?在这个问题上,存在着两种世界观、两条路线的斗争。过去在修正主义路线的影响下,我们迷信“洋技术”,想等“洋设备”,以为马铁厂原是个“扛铁厂”,干的都是体力活,靠我们这些拿刮刀、铁锹的造型工人,怎么能搞机械化、自动化呢?只看到落后设备,而看不到工人群众要求改变落后面貌的强烈愿望和实现这个要求的集体力量,越想,志气越短;越看,困难越大,简直寸步难行。记得在
一九五九年,工人曾要求用机械造型代替手工造型,我们就请了一位所谓技术专家来厂指导。他跑到车间里,用尺-一量,摇摇头说:“你们场地小,没有条件搞机械化。”后来,有位苏修铸造专家跑来看了不到十分钟,就用老爷式的口吻说:“你们厂这样生产就行了,还要搞什么流水线?”工人听了憋了一肚子气,批评我们领导“走错了门,找错了人”,“专家讲不能搞,我们工人自己就不能干了吗?”于是,群众自己动手,搞成一条半机械化造型流水线,原来蹲在地上的造型工人,可以站起来操作了。后来,我们在刘少奇一伙利润挂帅的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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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路线的影响下,抓吨位,抓产值,把革新技术这件事,只交给少数人去搞,工人群众进
一步发展铸造新技术的革命积极性受到压抑。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工人群众冲破了修正主义办企业路线的束缚,起来革命,自己解放自己。他们多次提出要搞自动造型流水线,上级管理部门却推说:“你们不是发展厂,就维持现在的生产水平吧。”工人不满意,说:“文化大革命进一步解放了生产力,怎么叫我们维持现状呢?我们不做现状维持派!”技术落后,任务又重,厂里又想把增产的希望寄托在外包工身上,工人立即贴出大字报,质问我们:“要不要自力更生的革命精神,眼睛里有没有看到广大工人群众?”群众一冲一批,对我们触动很大。正是在文化大革命的强大推动下,我们进一步确立了工人群众是企业的主人的思想;实现自力更生的方针,有了从未有过的深厚的群众基础。一年多时间,工人自己动手,搞出了第一条射流半自动生产线。这使我们认识到,“群众中蕴藏着一种极大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只有用无产阶级世界观作指导,才能从本质上发现群众的积极性,真正相信在先进的工人阶级手里,落后的设备可以改造成先进的设备。
群众创造的新技术不完善怎么办?
怎样对待工人群众创造的新事物?在这个问题上,同样存在着革新还是守旧、前进还是倒退的斗争。
自动生产流水线应该采用什么自动控制的方法呢?过去一般都模仿国外的电磁阀控制,这种阀结构复杂,经常失灵,工人说:“我们要跳出老框框,采用新技术”。他们出去参观、访问,看到自动机床采用射流新技术,就大胆建议用射流来挖制自动造型流水线。“一切新的东西都是从艰苦斗争中锻炼出来的,”射流这种新技术,要求高,在机床上采用时,要对射流的空气进行三次过滤。而我们铸造厂满地砂泥,满天灰,全厂儿乎找不到一块无尘场地,也没有大的厂房来安装过滤设备。有人就讥笑说:“翻砂厂是垃圾厂,要采用射流技术,真是异想天开。”工人们想,任何新事物都是从无到有创造出来的,要使造型生产自动化,用电可以自动控制,用气流也可以自动控制。但是,怎样使气流达到那么高的清洁度呢?经过反复试验,发现射流控制的关键是在升压器中气阀这个元件上,而这个元件所需要的用气量,又只占整个射流用气量的百分之五。大家抓住这个主要矛盾,自己动手设计、制造了四只只有肥皂盒大小的空气过滤器,保证这个关键元件的清洁度,就解决了射流控制的技术难题,把射流技术成功地运用到铸造工艺上来。
射流半自动造型流水线造出来以后,由于对机械性能还没有掌握,故障多,流水线时流时停,有时产量还不如手工造型时多。这时,有些人又产生怀疑,埋怨这条流水线不象一条龙,倒象一条蛇,缠住了生产,有的甚至主张把它拆掉。当新生事物还不完善,它的优越性还没有被人们认识的时候,领导上要不要支持它?这时,我们想到文化大革命前的
一个教训。过去厂里工人曾经自己动手搞过一台多功位造型机,因为型板定位不准,影响质量,我们没有发动群众去巩固提高它,结果把这台机器报废了。同样是这个技术难题,现在很快就被工人解决了。少数人对新事物-一时还不理解,并不奇怪,这恰恰是我们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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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造成的。要改变这种状况,也要我们领导做好细致的思想工作。往往有这种情况:对于旧事物,人们已经习惯了它,尽管它落后,反而认为过得去;对于新事物,打破了落后的现状,由于人们还不熟悉它,一时又会感到不放心、不满意。如果要求新事物一开始就尽善尽美,那么,不但不会出现新事物,而是只会维护旧事物。这里,同样有个如何用无产阶级世界观正确对待新事物的问题。这次,我们总结了过去的经验,和工人一起劳动,一起试验,遇到挫折,就鼓气;遇到困难,就在现场发动群众献策献计;出了点差错,由领导主动承担责任。这样,经过一百多次的试验、调整,这条半自动流水线终于投入了生产,生产效率比机械流水线提高二点五倍,工人从站着操作变成坐着操作了。这件事使我们体会到,支持不支持群众搞射流新技术,是对待群众革新创造精神的态度问题;维护的不只是一条生产流水线,而是维护了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革命路线,巩固的不仅是技术革新的成果,而是巩固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成果。
怎样对待国外引进的新技术?
依靠自己的力量发展新技术,对于国外的先进技术,我们也要学习。怎样看待外国引进的先进技术,是一味照抄,吃现成饭,还是洋为中用,立足于创,“打破洋框框,走自己工业发展道路”?这是我们厂里经常存在的两种思想、两条路线的斗争。
在文化大革命中,工人群众为了尽量采用新技术,使生产更快地发展,积极地研究自动造型流水线的新方案。正在这时候,有关部门进口了一台射砂无箱挤压自动造型机。过去翻砂造型,都是用砂箱成型的,无箱造型工艺是一项先进技术。这项新设备的引进,启发了我们的思想,丰富了我们的设计方案。工人说,外国的先进技术,也是外国工人阶级创造的,我们有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有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为什么不能创造?大家提出运用它的先进技术原理,设计一条新型的中国式的挤压自动造型流水线来。
可是,有的同志不赞成。他们看到进口的自动化设备,式样新颖,结构复杂,站在洋机器面前,好象矮了一截,一连说了好多个“不”字,什么“样机不准动,图纸不能改,零件不能少”等等,一句话,就是只许一丝不苟地照抄照仿,甚至还把“洋”设备保密起来。难道“洋设备”、“洋技术”是神物吗?我们对“洋”的东西,作了具体分析。资本主义国家有些先进技术,这是他们花费漫长的岁月,走过许多曲折的道路才得到的。在那里,技术掌握在资本家手里,把它作为追逐利润和奴役工人的工具;技术的应用,无不打上资本主义制度的烙印。就拿那台无箱造型设备来说吧,设备主机的心脏部分,根本不是一台统
一设计的产品,一个控制部位,是用四个国家的产品拼凑起来的,可以说是唯利是图、盲目竞争的产物。他们为了多赚钱,画蛇添足,故弄玄虚,搞了不少形同虚设的零部件,根本不顾工人的实际操作需要。在腐朽的资本主义制度下,国外先进的设备里面,总存在这样或那样的落后因素。看不到这一点,盲目崇洋,就会跟在人家后面打转转,受骗上当。工人们把无箱造型等先进的技术原理,吸收到自己设计的方案里来,同时又从生产的实际需要出发,对它的机械结构和传动方式大胆进行改革。例如用一台旁磁制动电机,加上十八只继电器,代替了一百多只加工难度高、结构复杂的凸轮传动部分。在上海挤压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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械厂的协助下,经过这样一番剔除糟粕、吸取精华的改造功夫,自己设计、制造的挤压自动造型流水线,同进口的设备相比,不仅结构简单,制造周期短,使用方便,而且造价低百分之六十,效率高百分之十六。工人看了高兴地说:我们的“土龙”胜过了“洋龙”。
工人群众坚持自力更生的精神,教育了我们。那种以为我们的技术基础差些,就只能照抄照搬才是走近路的想法,实际上就是踩着别人的脚印走路,跟在人家后面爬行。这样做,一时可能弄到几台洋设备,丢掉的却是自力更生的革命精神。而且,今天外国资本家肯卖一点设备给我们,也是由于我们坚持自力更生方针,打破了帝国主义禁运、封锁的结果。归根到底,自力更生,洋为中用,立足于创,发展新技术的路子是越走越宽了。在这条康庄大道上迈步,速度不是慢了,而是快了。
有了成果还要不要进一步发展新技术?
依靠群众自己的力量,发展新技术,这是我们长期的战斗任务。可是,当我们厂接连搞出两条半自动生产流水线以后,有些同志觉得蛮不错了。在物质技术条件比较差的时候,头上的压力,往往能够转化为促进我们继续革命的动力;而到了物质技术条件比较好了的时候,头上压力少了,手上有了一点本钱,继续前进还是停步不前两种思想的斗争又突出了。
我们厂有一部分产品,是为拖拉机生产协作配套的,为了适应拖拉机生产成倍增长,也要求俦件大幅度增产。这时候,工人们建议,再造一条适合大、中型俦件的造型生产自动线。正当我们研究制造新的流水线时,上级领导部门打算由专业厂制造这种成套设备,分配给铸造厂。厂里有些同志知道后,觉得机会难得,自己不花力气,可以拿到一条现成的自动流水线。但是,广大工人群众却不赞成,他们说:“我们要的不只是一条新的自动流水线,而要继续发扬自力更生的革命精神,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成果。”这几年,由于我们依靠工人群众,发扬自力更生革命精神,不仅技术后方的设备力量加强了,而且锻炼了一批掌握新技术的人材。过去俦造工人根本不懂机械技术,几年来,在制造专用设备、安装生产流水线的过程中,大多数造型工人学会了操作,有的还学会了车、钳、焊接、冷作等工种的技术。原来厂里没有工人技术员,现在全厂有十八个工人能做技术员的工作,有的还是会设计、会制造、会安装、会操作、会维修的多面手。有了这些条件,就为我们坚持自力更生,开辟了更广阔的天地。工人和技术员在设计新的自动化生产线时,研究了厂内外造型的新技术,要把射流、电子等新技术综合运用起来,使自动化程度再提高一步。我们发动工人四次讨论和审查设计方案,技术力量不足,就采取火线练兵的方法,边学边干;加工设备小,就采用“蚂蚁啃骨头”的经验,用土办法加工。从一九七二年开始,经过一年多时间的奋战,终于把自己设计、制造的我国第一台中压自动造型流水线安装起来了。按照设计要求,这条自动生产线正式投产后,可使全厂产量增加百分之五十。“中国无论何时也应以自力更生为基本立足点”。我们要按照毛主席一贯倡导的这个伟大思想,全心全意依靠工人群众,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建国方针,再接再厉,夺取新的更大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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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保医院和“医院劳保”
薛惠祥
我是上海沪东造船厂柴油机车间的工人。上海第三人民医院为我们工人治病,是我们的劳保医院。但是我们工人也为医院“治病”,所以医生说我们厂是“医院的劳保”。说起来,这中间还有一段故事哩。
去年初,我们车间有位女工生病住进了医院。一天,她带信给我,说医院里的胸外科正推行针刺麻醉,急需搞一个在针麻体外循环心脏直视手术中开胸骨的器械。过去我搞技术革新,是同钢铁打交道,而医疗器械是在病员身上开刀用的,可不能乱来。但是,减轻病人的痛苦,发展我国的医疗卫生事业,是我们工人阶级义不容辞的责任。这不只是制造
一件器械的小事,而是关系到继承、发扬我国医学遗产,为国争光的大事,难道我们机械工人不应该竭尽全力去干吗?想到这里,我就把这项任务担当了下来。
回到家里,我反复琢磨着。医生原想把神经科打开颅骨的电钻,改成立铣刀,用来开胸腔。可是,用铣的办法,刀口太大,速度又慢,病人不适应。我想,如果用锯子不是又快又好吗?医用电锯我从来没有做过,但技术原理总有共通的东西,触类旁通嘛。我想到了我们平时做的柴油机,是由活塞来回带动曲轴的,这在机械原理上是把直线运动变换为圆周运动。根据这个原理,可不可以搞一把电锯,使电动机的圆周运动变为锯条的直线运动,来锯开胸骨呢?
第二天,我把这个设想和别的老师傅议论开了,领导和同志们都积极支持我。大家说:“医院、工厂,都是人民的,社会主义的,医院的事情也就是我们的事情。”经过一个多星期的努力,第一把电锯试制出来了。拿到医院里,医生看了很高兴。第-一次使用,刚用到半,突然卡住了,原来是医生在使用前忘记加油了。电锯是不锈钢做的,钢碰钢,轴和外壳容易咬住。医生开刀,时间是很宝贵的,以后如果忘了加油,那怎么办呢?我想,宁愿我们自己麻烦些,也要让医生在使用时方便些。我又把电锯带回来,在摩擦的地方锉掉
一些,再烧点铜焊,这样铜和钢摩擦力小,即使忘了加油也保证使用。现在,用电锯开刀,时间由原来的三十分钟,缩短到只有半分钟,而且以前存在的渗血多等问题也解决了。第三人民医院的医生们一谈起电锯,都说要感谢我们的帮助。其实,我们都是社会主义企业、事业单位,帮助本来就是相互的。第三人民医院是我们的劳保医院,医院为了保护我们工人的身体健康,花了多少心血啊!毛主席教导我们:“世间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个可宝贵的。在共产党领导下,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间奇迹也可以造出来。”劳保劳保,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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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义,就是劳动保护,就是要保护劳动力,使我们的阶级兄弟,精力充沛地参加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同样,我们试制电锯,也是为了更好地保护劳动人民的身体健康,加速我国医疗器械事业的发展,我们的草命目标是一致的。人要劳保,机器也要“劳保”,机器有了“劳保”,才能更有助于人的劳保。
从此,我们厂和第三人民医院之间的关系越来越亲密了。不管是劳保医院,还是医院的“劳保”,大家都想到一块儿了。医院有一台人工心肺机,已经陈旧了,医生要求我们帮助修一修。一个厂休日,我们车间的五位同志一起来到医院,把这台心肺机打开来,排除了一些故障,洗干净,加上了油。这台机器体积大,难搬动,噪音响,不适合备战要求。医生问我们能不能改装?我们想:心肺机部件很多,结构复杂,搞得成吗?一位医生说,美国的心肺机也并不是专业工厂造的,而是一家光学仪器公司造的,其中电动机还是向别的国家买的,既然美国的光学仪器公司能够造人工心肺机,我们造船厂设备条件不差,难道就没有能力搞吗?于是,我们广泛征求医生的意见,并且吸收其他几台进口心肺机的长处,大家动手设计,终于改了出来。最近,我们又用国产材料,自已设计制造了一台,体积比美国的小一半以上,可以放在急救车上使用,性能也比它好。
有时,医院有什么医疗器械坏了,白天来一只电话,我们晚上下班后或者抽个厂休月上门“出诊”。看看能修的,就在那儿修;不能修的,就带回来大家一齐“会诊”。使好些出了点小毛小病、停摆在那里的医疗器械,重新发挥了作用。
有人说,我们这样做是“百有份”。我们说:“对啊,革命的需要,人民的需要,对我们工人阶级来说,难道不是份内事吗?”我们不但要做到“百有份”,而且要做到“千有份”,“万有份”。在不影响本职工作的前提下,我们就是要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多出一份力,多做
一些事。各行各业、各个企业之间,在建设社会主义的大目标下,互相帮助,互相促进,这不正充分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吗?
(李伟国、佘惕君、朱忠华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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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厂还是非专业厂,这个行业还是其他行业,各个广都具有一定的物质技术条件,都有这种或那种技术人材。况且,不同的行业和工厂都有自己的专长。把专业厂和非专业厂的积极性充分调动起来,把各方面的潜力充分挖掘出来,用两条腿走路,医疗器械的发展就能又快又好。中机厂广的工人说得好:“我们厂重有六千人,如果每人每天多干一分钟,就有一百小时,就可以增产多少医疗器械啊!”
上面的调查,向我们提出了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那种相互关系,是封建社会自然经济的产物,和社会主义生产资料公有制的要求是根本不相容的。我们只有打破那种行业界限森严的“门户之见”,打破那种束缚群众积极性的“不务正业”论,肃清旧的生产关系的残余,使社会主义的相互关系,在各个工业部门、企业中都生动活泼地发展起来,那末,自力更生的革命精神就会得到进一步发扬,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必将有一个更大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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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纱
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
范崇星
一个时期以来,我们在下厂的时候,工人同志批评我们,赶超世界先进水平的口号提得少了,“走自己工业发展道路”不如以前讲得响亮了。这个批评是很对的。我们贯彻执行“洋为中用”的方针,进口部分关键设备,进行技术交流,这是必要的。但在一部分同志中间,由于对“洋奴哲学”的批判不够,重又产生了迷信外国技术、轻视我国工人的首创精神的倾向。工人中肯地提醒我们说:“我们进口资本主义国家的设备,决不能引进资产
阶级的思想。”
我在生产技术工作机关做了几年工作,我国工人阶级的许许多多发明创造不断地教育了我,使我越来越深切地体会到“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这个真理。特别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工人的聪明才智真是象火山那样迸发出来。为什么我们有一些坐机关的同志,“言必称希腊”,而对自己的力量却一概看不见呢?对于这个问题,最近我在上海汽车运输公司修理厂看到、听到的一些事实,给了我深刻的启示。这个厂的二车间共有二百多工人,其中一百多个老工人,过去是从拉榻车、拉黄包车、踏三轮车转业的。厂房是两个大草棚、几间旧车库。就是这样一个车间,在文化大革命的一九六七年造出了我国第一台一百五十吨平板车。在批林整风的一九七二年,又造出了一台三百吨平板车和三百吨牵引车头。领导部门对工人同志的这种力量,是不是都看到了呢?去年年底,有个重点建设工程要在今年七月运输大件,需要更多的大型平板车。有关部门开了个“三结合”会议,讨论这件事。会上,有些技术人员主张向国外进口,理由是“造车不如买车快”。他们说,自已造,好是好,但是条件差,赶不及。而工人代表则主张自己造,理由是条件虽然差,但是我们可以用干劲去创造条件。工人代表说,我们造第一辆平板车用了一年时间,造第二、第三辆只用了六个月时间,这一次要“奋战一百天,夺下五大件”,在三个多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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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内造出两辆一百吨、一辆二百吨平板车和两辆三百吨牵引车。如果靠进口的话,谈判、订协议,到交第一辆车,少说也要半年,全部交清一年半。事实是买车不如造车快。但有些同志却认为,“工人说话不算数”,不予支持。这说明,有关领导部门有那么一些人对工人的力量是并不相信的。
为什么有些同志,象电影《火红的年代》里的白厂长那样,嘴上也高喊“向工人阶级学习”,而在关键时刻,却不是积极支持工人群众的正确意见,而是抱怀疑的态度?我觉得,在有些同志的脑子里,“上智下愚”的流毒实在太深。记得在文化大革命之前,有个工业领导部门的负责人,一次开会讨论一项技术问题。他也请了工人一起来“三结合”,但是当工人提出自己的看法,反对技术人员的意见时,他就不耐烦了,站起来在黑板上写了“尊师”两个大字,就把工人的意见压下去了。文化大革命以来,工人阶级进驻上层建筑,知识分子接受工人阶级的再教育,把历史的颠倒重新颠倒过来了。但是,在有些同志的思想上,谁是“师”的问题,并没有真正解决。他们习惯于在一些脱离实际的知识分子的包围圈里过日子,听不进工人的意见,不肯认真贯彻执行“三结合”的方针。
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告诉我们,象我们这样一些蹲机关的人,应该自觉地走到工人群众中去,使自己经常能够听到工人群众的批评和意见。工人群众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有切身的感受,这正是一些从旧学校培养出来的知识分子所不及的。汽车运输公司修理广二车间的许多老工人,在旧社会拉过各式各样的“洋车”,过着牛马不如的“臭小工”生活,现在成为国家和企业的主人了。几十年阶级斗争的实践使他们得出一条深刻的体会:“经济上不搞自力更生,政治上就不能独立自主,靠洋车是开不到共产主义的。”他们批评说:“造车不如买车”,就是林彪“克已复礼”的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也就是要把我们工人拉回到“拉洋车”的年代去。因此,老工人对旧社会总是有一肚子出不完的气,对新事物有一股子使不尽的劲。谁说工人说话不算数?现在,还不到三个月,一辆牵引车和平板车已经出厂,开往工地去了,还有三辆正在总装、调试。“一百天夺下五大件”,已是胜利在
望了。
我们说要走到工人群众中去,决不是不要听取技术人员的正确意见。我们强调集思广益,应当多听各种不同意见。但是,当你听不到工人群众的意见的时候,你是决不可能对各种意见作出正确判断的,甚至可能把那些“洋奴哲学”、“爬行主义”的东西,在“便宜”呀、“合算”呀等等一类动听的字句下,照单全收。这样的教训,我自己也是经历过的。毛主席教导我们:“要信任群众,依靠群众,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我们既要看到工人群众中有无限的创造力,同时又要从物质上给工人群众以必要的支援。前些时候,我去过
一个只有三、四百人的灯具厂。这个厂前几年把一个大厂没有搞成功的国家急需的精密电子设备试制任务,主动接了过去。当时,这个厂条件很差。工人同志却说:“不怕没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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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就怕没志气!”他们把办公室腾出来当试验场地,到旧货摊找旧设备、旧仪器,修修改改派用场;不懂技术就走出门学,请进来教。经过三年奋战,终于造出了这种精密电子设备。但是,当这个厂提出要投入成批生产的时候,有关部门派来了一个调查组。他们看到工人群众艰苦创业的精神,倒也颇为感动。但是回去一想,小厂设备简陋,技术力量薄弱,难以正式投产。结果一张报告,要这个小厂下马,等大厂上马。
这件事反映出我们有些同志对工人群众的“穷棒子”精神,并不是那样真心实意地支持。当工人群众在简陋的条件下创造了一定成果时,如果我们只是口头上说几句好话,行动上则一不给任务、二不给设备,这实际上是对“穷棒子”精神的一种巧妙的扼杀。这个灯具厂的工人群众这几年自己动手,加上上级的帮助,已经有了二十多台机床,二百多台仪器,初步形成了年产十台精密电子设备的生产能力。现在,我们如果不给任务,不继续给以必要的物质支援,那末,初步形成的生产能力,还是发挥不了作用,“样品”仍然是“样品”,试制新产品的成果就会自生自灭,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也就会被压制下去。所以,上级部门的必要支持和帮助,是对工人群众积极性的有力支持。我们提倡走自力更生的道路,决不是要一个厂、一个人单枪匹马,孤军奋斗,而是要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组织群众,支持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这正是领导部门应尽的责任,也是我们对群众的革命精神是真支持还是假支持的一个标志。
给“穷棒子”厂以必要的物质支援,和支持他们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是完全一致的。只有修正主义路线才把两者对立起来,只讲物质支援,扼杀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文化大革命以前,在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的影响下,我工作过的生产技术部门,一讲起要赶超先进水平,就往往把希望寄托在几个大厂、研究所身上,一面下任务,一面调工程师,盖大楼,买机器,把这些单位“喂”得饱饱的。结果呢?腐蚀了人们的思想,磨灭了这些单位自力更生的革命精神。即便有富丽堂皇的厂房、崭新雪亮的设备,生产效果却往往是少慢差费。这里的问题不在于大厂、小厂,而在于领导部门贯彻执行的路线是否正确。只要我们坚持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充分依靠工人群众的“穷棒子”精神,又进行必要的支援,那末,我们一定能够在不花钱或少花钱的情况下,不断挖掘潜力,为国家建设作出更大的贡献。
总之,同工人群众接触越多,我就越加体会到工人群众的力量是无穷无尽的。我们作为上层建筑部门的工作人员,必须牢牢记住毛主席关于“国家机关的改革,最根本的一条,就是联系群众”的教导,深入群众,深入基层,深入实际,向工人群众学习,努力改进作风,只有这样,才能同工人群众一起,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
(本文作者是上海市苹命委员会工业交通组工作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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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点寿该瑰想
从第一天推粪车谈起
普陀区清洁管理站侯建萍
我是一个清洁工人。如果要我谈谈对理想的认识,那就得从我第一天推粪车谈起说老实话,当我拿到分配在清洁管理站的通知时,心里可不是个滋味。感到这下什么“理想”、“前途”都完了,干一辈子这种又臭又脏的工作有什么“出息”。后来想想,推粪车就推粪车吧,反正得有人干。经过思想斗争,还是去报到了。,但是,一事不如意,就事事不如意。推粪车的地段又偏偏是我家所在的附近里弄,亲属、邻居、同学,这么多熟人看着自已推套车,丢人显眼,多不好意思。一路上,师傅在前面推粪车,我怕别人看见,就低着头,拉了师傅老大一段距离。师傅大声喊着:“倒马桶”,我却象喉咙口梗住了什么似的,怎么也喊不出来,好不容易鼓足勇气喊了一声,却轻得连自己也听不清。倒完马桶,又到一个小学里出粪池,师傅要我用木桶,一桶一桶往粪车里倒,但第一桶刚搁到粪车上,就一滑,粪没倒进车里,一半倒在地上,溅了我一身。气得我把桶往地上一扔。师傅见了,没说什么,就自已干起来…就这样,憋着一肚子怨气,推了第一次粪车。
回到家里,怎么也平静不下来,头脑里两种思想斗得很厉害:“读了九年书,难道就倒
一辈子马桶?”“自己是一个共青团员,平时嘴上讲要为共产主义理想而奋斗,为什么一碰到实际问题,就打‘退堂鼓’了呢?”晚上,我又学习了《共产党宣言》,马克思和恩格斯说:“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这段话过去学过多遍,但这次学习,才领会到其中的含义是多么深刻啊!
革命导师在这里讲的两个“决裂”是有密切联系的。要树立为共产主义而奋斗的理想,就必须首先同头脑中旧的传统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我虽然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但社会上还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剥削阶级的旧思想对自已还是有影响的。记得在学校时,自己就很少想到要当一个普通劳动者,更没想到去推粪车,总认为“读了九年书,总不会要我去千这个工作吧”。这种思想,不正是“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剥削阶级思想在自己头脑中的反映吗?高低贵贱,这是阶级剥削、阶级压迫的产物。千百年来,剥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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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级总是轻视劳动人民,轻视体力劳动。二千多年前的孔老二,就宣扬“学也,禄在其中矣”的“读书做官论”。在他们看来,读了书,做了官,骑在劳动人民头上“治人”才是高贵的:而劳动人民只能是受他们剥削的“小人”,是最低贱的。正因为这些流毒在我头脑中没有肃清,因此第一天推粪车就暴露出来了。
剥削阶级的传统观念和无产阶级的思想意识是水火不相容的。头脑里有了旧的传统观念,就必然不能正确理解:什么是读书的目的?怎么才叫做“有出息”?在无产阶级看来,社会主义革命就是要消灭三大差别,而且这个革命就要从我们这一代青年人做起。为什么读了书就不能当一个普通劳动者,就不能推粪车?如果这样,文化教育普及了,人人有文化,那还有谁来干这些工作呢?毛主席早就明确指出了,我们党的教育方针应该是把学生培养成“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在毛主席无产阶级教育路线的指引下,广大青年坚决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在平凡的岗位上,当
一名普通的工人、农民和其他劳动者,这本身就是对旧的传统观念进行宣战,就是对“读书做官论”的有力批判。
“有出息”和“没出息”也要作阶级分析。在无产阶级看来,只有“没出息”的思想,没有“没出息”的工作。在我们社会主义的国家里,“我们一切工作干部,不论职位高低,都是人民的勤务员,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人民服务”。因此,我们无论是在什么平凡的岗位上工作,都是和实现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就拿推粪车来说吧,看起来又臭又脏,极其平凡。但是,真正干好了,对社会主义建设有着直接的关系。我们站里有许多老工人,为了让早班工人安心上班,就宁愿自己起早摸,黑提前把马桶倒好;为了让中班的工人休息好,自已少休息,晚点再去倒。而且,常常有这样的事情,有的家里只有一个老大娘病了,有的家里只有几个小孩,她们就自己帮着把马桶倒好、洗千净。正是在老师傅的这种精神教育下,我才逐步认清了推粪车工作的意义,在这“一人脏”换来“万人洁”的平凡岗位上,越干越有劲了。
毛主席说:“世界观的转变是一个根本的转变。”世界观转变的过程,就是同旧的传统观念决裂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两个阶级、两条路线、两种思想的斗争是很撤烈的。长期以来,林彪一伙为了同无产阶级争夺接班人,复辟资本主义,恶毒诬蔑知识青年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是“变相劳改”,散布“服务工作低贱论”。这种斗争也必然要反映到我们青年头脑中来。因此,我们一定要用阶级斗争的观点和阶级分析的方法,来看待理想问题,深入批林批孔,同一切剥削阶级的传统观念彻底决裂。
我进清洁管理站工作已经一年多了,但是,第一天推粪车的情景至今记忆犹新。这不仅是因为这一天意味着新的生活的开始,更重要的是,意味着自己在革命的道路上,在同旧传统观念斗争中,跨出了极其重要的第一步。当然,关山千重,征途万里。两种世界观的斗争是激烈的、长期的。我决心在平凡的岗位上,为人民服务一辈子,这就是我的
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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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百六十行行行有“名堂”
闸北区服务公司五姑娘扦脚小组
我们几个女青年,都是中学毕业生。当学生的时候,每个人都有自己美好的“理想”。有的想当科学家,搞发明创造,有的从小就自认为是块当演员的料子,有的想当技术工人,有的想当解放军战士。但是,谁料到中学毕业以后,都分配到浴室当服务员。这下什么美好的理想都“泡汤”了,思想上都觉得:“混堂混堂,能干出个啥名堂。”
浴室工作到底有没有“名堂”?在党、团组织和老师傅的教育下,通过革命实践,我们逐渐对这个问题有了正确的认识。在阶级社会中,对于什么是“名堂”,各个阶级理解的含义是不一样的。在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看来,所谓“名堂”,就是出人头地,升官发财,光宗耀祖。这样的“名堂”是建立在广大劳动人民受剥削受压迫的基础之上的。过去,刘少奇、林彪之流,从孔子那里捡来了“学而优则仕”的破烂贷,拚命向青年鼓吹读书做官、成名成家、个人奋斗的腐朽思想,这样的“名堂”,实质上是要把青年培养成资产阶级接班人。在他们的眼中,浴室工作当然是毫无地位的。
即使是同一行工作吧,在不同的社会制度里,“名堂”是大不一样的。旧社会,浴室工人的服务对象,主要是剥削阶级的遗老阔少、太太小姐,而且老板为了赚钱,强迫职工低三下四地去侍候他们,稍一怠慢,就会遭到毒打,甚至被老板停生意。因此,旧社会有句口头禅,叫“唱戏的嘴,混堂的水”,浴室工人不仅生活上无保障,人格上也是低贱的。
在今天社会主义制度下,就完全不同了。浴室工人和其他劳动人民一样翻身作了主人。浴室工作和其他草命工作一样,都是社会主义事业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只是分工的不同,而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工作中有许多事情对我们的教育是很大的。比如有一次,一个女同志陪她全身瘫痪的母亲来浴室洗澡,我们只是帮她把老人背进浴室,帮助脱衣服、洗澡,给老人剪了指甲,做了一些我们应该做的本份工作,可是他们却连声赞扬,说:“这只有毛主席领导才办得到。”这说明,我们工作中的一举一动,虽然平凡细小,但都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里人和人的新型关系。把工作做好了,就能使广大群众处处感受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更加激起他们对党对毛主席的热爱。
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人民服务的。一个青年工作的好坏,不能看他职务的高低,而是应当看他有没有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从这一点出发,即使是平凡的工作,也有许多“名堂”可做。我们在浴室工作了一段时间以后,发现由于浴室里没有女扦脚工,给女顾客带来很大的不便。在河南开封人民浴室杨彩玲同志先进事迹鼓舞下,我们向她学习,冲破了旧的封建传统观念的束缚,也拿起了扦脚刀。但是,扦脚这门手艺,看起来简单,干起来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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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会周查
堂生动的哲学课
51路公共汽车访问记
任
菁
在上海这个城市战斗和生活的人们,总免不了要乘公共汽车吧!可是,当你每天乘车上下班的时候,又可曾想到公交部门的同志,在为工农兵乘客服务、解决城市客运矛盾的过程中,进行了多少创造性的工作啊1
最近,我们到51路公共汽车队进行了短期的调查访问。下面是所见所闻的一些实际情况。
高峰期间
北站附近的早晨,熙熙攘攘的人群,川流不息的车辆,显得格外热闹繁忙。成千上万的人们络绎不绝,潮水般向设在鸿兴路上的51路车站起点站涌来,顿时出现了客运的高蜂。你看,乘客们一股股向直达快车站走去,一股股向区间慢车站走去;有的排坐队,有的排立队;起点站的站务员象战场上的指挥员一样,招呼乘客,指挥车辆。很快,密集的客流迅速分散了,一辆车接着一辆车开出,满载着从四面八方汇聚来的人们,奔赴吴淞工业区去抓革命,促生产…
我们夹在乘客中情不自禁地赞叹着:人多车挤,却秩序井然,51路汽车能这样适应高峰期间的客运需要,真不简单啊!这时,一位身着上钢五厂工作服的乘客对我们说:“同志,你是个新乘客吧,以前的51路可不是这样,我们光在起点站等车就得一个多小时哩!现在…”他没有说完,就登上车了。现在的情况,我们是亲眼看到了。可是过去究竟又是怎样的呢?
我们带着这个问题,来到了车队的调度室。一位上了年纪的调度员告诉我们:“我在这里工作十多年了,随着吴淞工业区的新建和发展,加上大批知识青年奔赴郊区、农场闹革命,51路的客运越来越忙了。本来嘛,人多了,车加多就是,可事情并不那么简单。上班的人们,谁不想及早上车赶到目的地呢?可是,人只能一个一个上,车只能一辆一辆发,大家争先恐后,你越是想快,越是快不了。一进入高峰期间,乘客候车排队象长城,车等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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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结成龙,真是‘人等车,车等人’。排队上车等上七、八十分钟那可是家常便饭啦!”“人等车,车也要等人?”我们觉得这个矛盾挺有趣,很想知道那是怎么解决的。调度员继续往下说:“这个矛盾可伤脑筋啦!乘客急,我们更急。北站到吴淞,51路是一条重要干线,每天担负着近十万人次的客运任务,单是早晨高峰期间就有二万多人次。这就象
四面八方的支流,汇成洪流,再从一个出口奔去,人多口子窄,一下子就卡住了。要解决问题,就得摸清乘客的来往流向,搞清客流布局,多设置几个出口。有一段时间,我们车队的干部和站务员分兵几路,尾随乘客查来龙去脉,心中才慢慢地有了一本‘客谱’。比如,住在南市区陆家浜附近的乘客,大多是上钢一厂、五厂的工人,他们到吴淞上班,得先乘66路到北站转51路;其他如东区提篮桥、控江新村一带的乘客也很集中,都要转儿次车。根据乘客的要求,我们就在陆家浜、提篮桥、控江新村等地带增设车站,按‘一条龙'设跨线车,使这些地区的乘客不必绕鸿兴路站头转车,而能就近上车直达。这样一来,把高峰期间的密集的客流分散了,鸿兴路起点站的压力也就小了。”
正当我们听得入神的时候,旁边有一位同志插嘴了。站务员风趣地介绍说:“他是我们公交战线的义务服务员。”
“公交战线的义务服务员”,这个名称多么使人尊敬,却也使我们好奇。我们正想问个究竟的时候,那位同志乐呵呵地作了自我介绍:“我是在钢铁厂搞后勤工作的。51路车队的同志常来我们厂作调查,相互都熟悉了。我们厂住在控江新村、陆家浜、提篮桥一带的工人能就近乘上直达车,都很高兴。可是,还有好多工人要从鸿兴路上车,一进入高峰期间,还得排长队。主要原因是上班时间太集中。51路车队的同志同我们商量,把各车间、部门的上下班时间适当错开,又把我们厂和其他单位的上下班时间适当作了调整。这样一来,进一步分散了高峰期间的客流。51路车队根据不同情况,还设立了定班车。我有个邻居,她在泰和路钢铁研究所工作。从泰和路车站到钢研所要步行二十多分钟,遇到天气转冷,或者刮风下雨,更不方便。51路车队根据乘客的要求,便直接把汽车延伸到钢研所门口。他们这种急乘客所急的精神,使我们很受感动。广领导经常说,解决客运矛盾,不能光靠公交部门,我们每个单位、每个乘客都有责任。所以,我们一有空就出来配合51路车队做点工作。”
51路车队的同志们,在社会上各方面的支持下,在解决高峰期间“人等车,车等人”的矛盾这个问题上,做的工作是多么感动人啊!又是多点发车,又是跨线直放,又是调整时间,不同的措施,都有一个主攻方向,叫做“削高峰”。从“车等人,人等车”到“人分散,车分散”;变“一点的人多”,为“多点的人少”;使一个起点站的“高峰”转化为几个起点的“低峰”,从中我们不是可以得到深刻的哲学启示吗?
长途与短途
从北站的鸿兴路到吴淞工业区,51路汽车沿线长达十五公里。在车上,我们又听到了长途乘客和短途乘客的许多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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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淞化工厂的一位工人同志,对我们讲了当初长途乘客与短途乘客的矛盾情沉:在设立了长途直达快车以后,每天早晨鸿兴路周围的长蛇阵,突然好象被斩了尾巴似地短了起来。我们在起点站候车的时间大大缩短了。谁知车到中途,老是碰上麻烦事。车门一开,
一些短途乘客哗哗地拥了上来,眼看车厢挤得密不透风,可下面的乘客还在一股劲地挤着、推着。售票员放开喉咙喊:“请乘客们不要挤了,下一部车马上就到!”车下的乘客急得直跺脚:“不行!这一趟车挤不上,上班就要迟到了!”有的说:“以前还是三、五分钟一班车,现在等上七、八分钟还不见下一班车!”还有人在嘀咕埋怨,“你们光照顾吴淞地区的大厂,我们途中的小厂就不管啦!”这一来,我们可苦了,站站停,站站吊,站站吵,起点站候车排队的时间虽然短了,可途中耽误的时间反而长了。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当时身历其境的售票员告诉我们:原来,一部分车辆调到新设的点跨线行驶以后,从鸿兴路到吴淞地区的车就相应地少了,因而站站停的慢车次数也就少了,沿线小站的短途乘客因为久等挤不上车直叹气;起点站出发的长途乘客因为站站吊直发急,这真是长途影响了短途,短途又连累了长途。
这时,陪同我们跟车访问的车队干部说:“长途和短途的矛盾也是可以互相转化的,当着增点发车、跨线放车之前,矛盾的主要方面是长途乘客;当着增点发车、跨线放车之后,短途乘客的要求就成了矛盾的主要方面。要解决这个问题,还得经过实地调查。原来,在51路途中,从同兴路到三门路一带,小厂集中,短途乘客也多,这股短途客流从‘头部'袭击了长途乘客。过了江湾镇以后,沿途附近居民出入吴淞镇的多,这股客流又从‘尾部?牵制了长途乘客。只有在头尾之间,才是长途乘客的‘安全地带’。很明显,在同一条线路上,不同的地段和不同的时间,客流也表现出不同的情况。如果我们不顾矛盾的特殊性,照样按部就班地从起点到终点来回行车,必然造成有的地段乘客太多,车子‘吃不了,吊着走’;有的地段乘客太少,车子‘吃不饱,空着跑'。后来,我们干脆来了个‘长归长,短归短’,
一部分车辆固定在短途乘客集中的地段小调头,来回行驶;一部分车辆直达专送北站到吴
淞的长途乘客…”
话音未落,我们发急地问:车子本来就不多,这样一来,更加分散,每辆车发出的间隔时间不是更长了吗?
“不!反而短了,”这声音是多么熟悉啊!原来那位上了年纪的老调度员正在车上听取乘客和售票员的反映。他一听我们的发问,就接上了话:“采取了各种办法调度车辆以后,看上去是分散了,实际上却是集中了;看上去车子少了,实际上车子反而多了。因为发车合理了,车子的周转率就大大提高。比如,过去从起点站到终点,由于站站吊,一个来回得九十四分钟,现在快放直达,排除沿线短途干扰,七十四分钟就能打回转。到三门路,过去来回要四十四分钟,现在设立了区间车只要三十分钟。我们算了一下,长途和大站区间等于挖出了七辆大车的潜力,短途等于增开了十九班车次。周转一快,发车的间隔时间不是长了,而是短了。我们在实践中感到,人还是那么多,车也还是那么多,从实际出发来个巧安排,是大有潜力的。”
我们在51路沿线访问了不少乘客。听下来,短途乘客和长途乘客的要求是不一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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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地说,短途乘客希望站站停,发车间隙短;长途乘客则希望发直达车,中途少停或不停。这个矛盾看起来是对立的,你照顾了长途乘客,短途乘客有意见;你照顾了短途乘客,长途乘客又有意见。要求虽然不一样,目的都是一个,都是为的急着抓革命、促生产,争取少在途中磨时间。公交部门的同志,面对这样复杂的矛盾,顾此不失彼,使长途乘客和短途乘客各得其所,这就有力地说明:只要掌握和运用对立统一规律,就能处理好各项复杂的矛盾。
当时,我们想:高峰期间“人等车,车等人”的矛盾解决了,沿线长途乘客和短途乘客的矛盾解决了,总归一切都太平了吧。然而,事实告诉我们,矛盾还多着哩!
在意外的情况下
有一次,我们在车上遇上几位崇明农场的知识青年,给我们讲了一个动人的故事:由于天气变化,开船时间推迟,春节前从崇明开往吴淞的一班客轮,要延误到凌晨一时才能靠码头。当时,满船乘客直发愁,四十分钟一班车,当班赶不上就得等下一班,弄不好有一部分人要在码头上过夜。谁知船一靠岸,码头边排列着一辆辆公共汽车,及时把四、五千旅客送到了上海…
听完这个故事,我们的心久久不能平静。在这种意外的情况下,51路车队的同志们怎么能这样服务到家呢?
在意外的情况下怎么办?这又是一个谜。
有一位驾驶员给我们讲述了他亲自碰到的一次意外情况:“有一天早晨,我刚出车,一看站头上候车队伍特别长,大多是陌生面孔。这些新乘客,一下子就冲击着按正常班次上车的老乘客,车站上你推我嚷,顿时乱了套。一了解,原来吴凇一家大厂正在搞设备检修,上级领导从其他行业组织了五、六百人来支援,这批新乘客就是协作大军。这个意外的矛盾,我们是靠向车队联系,临时增调车辆解决了。”
难道每一次意外情况,都是靠临时措施来对付?我们参加了车队一个工人学哲学小组的讨论会,终于揭开了这个谜。有个站务员说:“搞什么工作,都会碰到意外的。这个‘意外’就叫做‘偶然性’吧!能不能变意料之外为意料之中呢?偶然性中是不是也包含着必然性呢?象轮船误点和工厂检修这样的事,有时是难以预料的,但偶然的变故总归都要受到必然性的支配。工厂常年生产,总是要搞设备检修的,气候的变化对车船班次或多或少总是有影响的。如果我们能够提高自觉性,主动去研究千变万化的客观事物,就可以把许多意料之外转化为意料之中,从偶然性中掌握必然性,工作就会主动得多。”站务员的一席话,引起了我们广泛的联想:
你看,公共汽车上的服务员,经常手里都拿着一个本本,在认真地记录着客流变化的时间和人数;
你听,公共汽车站头的服务员,经常在热情询问乘客的来龙去脉;
你是否知道,乘客集中的单位,不知收到公交部门多少封征求意见的信件和调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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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不知接待过多少次公交部门来听取建议和商量改进办法的同志;
你是否知道,在天气变化的时刻,在节日、假日的前后,公交部门挂发了多少个询问情况的电话…
公交部门的同志就是在这样一桩柱、一件件的具体工作中,摸索着客流规律,掌握行车的主动权,不断提高了为工农兵乘客服务的质量。
亲爱的读者,城市容运会碰到多少意外的情况,你数不清。公交部门的同志为了对付意外的情况有多少动人的故事,你数不清。现在,我们在调查访问中知道的也只是其中的千分之一,万分之一。
短促的访问,我们学到的东西是很多的。51路车队的同志们,那种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革命精神,那种把方便让给乘客,把困难和麻烦留给自己的高尚风格,都是十分感动人的。广大乘客曾经送去一些什么样的感谢信,这些就都不说了。我们唯一要补充说的是,这次调查访问是一堂生动的哲学课。51路车队面临复杂多变的情况,坚持用唯物辩证法分析矛盾和解决矛盾,坚持在反复实践、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想方设法,坚持在有限的物质条件下去无限地努力做好工作,这不正是毛主席的哲学思想为广大群众所掌握的一个缩影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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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有“名堂”。这桩工作要求手稳刀平,胆大心细,既要修好脚病,又不能割破皮肤,所以老师傅说,这是“肉上雕花”。如果没有全心会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和本领,肯定是做不好的。在老师傅的帮助下,当我们开始用学到的本领为工农兵修治脚病时,就受到了广大顾客的欢迎。看到许多患了多年脚病的顾客,经过我们的修治,高高兴兴地走出浴室时,我们从心底里感到,只要愿意为人民服务,一把小小扦脚刀,就有千不完的“名堂”。为人民服务是无限的,工作中的“名堂”也是无穷的。有一天,浴室来了一位老工人,顾不上洗澡就要求马上给她修治脚病。一修好脚,又急匆匆赶回厂拆革命促生产了。这就使我们想到,可能还有更多的工人同志患了脚病而顾不上修治。经过调查,光一个棉纺厂就有百分之七十的中、老年女工患有各种脚病。这个数字,给我们的教育很深刻,也大大加重了我们的责任感。于是,我们改变了等客上门的方式,走出店堂,上门服务。一年多来,我们出门服务二百多次,为一千多人修治了脚病。同时,跑遍周围十几条里弄,帮助那些长期瘫痪的青年、年老多病的退休工人,以及父母在外池的儿童来浴室洗澡。这样一来,为人民服务的道路越走越宽广。
毛主席曾经号召我们要学习白求恩同志毫无自私自利之心的精神,说:“从这点出发,就可以变为大有利于人民的人。一个人能力有大小,但只要有这点精神,就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入。”我们革命青年,要树立革命的理想,就必须牢固树立完全彻底为人民服务的观点,从这,点出发,不管千那一行工作,都能为革命作出自己的贡献,为共产主义献出自己的青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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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松职每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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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七四年
第
四
期
总第八期
>21区“Y儿J)只回a广上海学习与批判杂志编辑部编
・上海以≮出版
(上海复且大学)
(上海绍兴路5号)
上海市报刊发行处发行
上海新华印刷厂印刷
代号:4一192
一九七四年四月二十日出版定价:0.25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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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我九大
19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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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麻语录
我们的斗争需要马克思生义。
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
全面规划,加强领导,这就是我们的方针。
月与地
一九七四年第九期目录
批林批孔反修防修
人民群众是创造历史的动力
试论劳动人民斗争与儒法斗争的关系…薛庆松(3)韩非—战国末期的反孔主将…
…史尚挥(8)
读《三国志·郭嘉传》……
…翟青(15)
学习与批判
东北解放战争中两条军事路线的斗争
批判林彪在东北解放战争中的右倾军事路线…余学军(19)陈伯达尊孔反共的一生
…程皋(27)
注释工作中两条路线的斗争…延风(32)剥开《女儿经》的反动画皮
上海第三十棉纺织厂织布车间乙班党支部(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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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斗争中努力学习
资产阶级革命中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
学习《共产党宣言》的一点体会
…任菁(39)
唯物辩证法的好教材
学习马克思《数学手稿》的一点体会上海无线电二十六厂工人陈熙春(44)
经济问题研究
四十六万人民的心愿
嘉定县制订和实施远景规划的调查…本刊记者(47)嘉定县1974一1980年农业发展规划(修订草案)…(53)订规划先要抓路线…嘉定县马陆公社党委书记李庆涛(60)建设新农村永无止境…嘉定县朱桥公社灯塔二队队长徐正明(62)我们的大目标是共产主义…嘉定县外冈公社葛隆大队贫农社员秦大弟(64)自己动手改变面貌
一一上海针织工业自力更生实施技术改造规划的调查…(66)
文学评“论
为文化大革命中的英雄塑象
谈话剧《战船台》中雷海生的形象塑造…文雁平(71)热情歌颂工人阶级的革命首创精神
一一《科学技术第三号》观后…方亮(75)
教育革命经验总结
短评:坚持办好函授教育…
…(78)
把短训班办到农村去…上海海运学院函授教育小组(79)谈谈当好兼职辅导教师的体会…江西婺源县许村卫生院王玉东(82)坚持以自学为主(三则)……(84)
杂文:夏洛克的新变种…中华造船厂工人奚启新(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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けしォ木しし反修防1修
招HE由aaE
人民群众是创造历史的动力
试论劳动人民斗争与儒法斗争的关系
薛庆松
在当前批林批孔运动深入发展的大好形势下,广大工农兵、革命干部和革命知识分子认真看书学习,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研究儒法斗争和整个阶级斗争的历史,把一部被颠倒了的历史颠倒过来,对中国古代的法家进行了必要的历史的肯定,进而彻底批判了林彪的修正主义路线及其思想根源。为了使儒法斗争史的研究能更好地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服务,我们必须认真研究历史上劳动人民斗争与儒法斗争的关系。
毛主席教导我们:“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根本原理。历史上法家对儒家的斗争,都是在奴隶起义、农民革命的推动下进行的。同时,这种斗争只有在获得了人民群众的支持后,才能取得
一定程度的胜利。如果离开奴隶们即人民群众的斗争,是根本不可能有什么儒法两条路线斗争的。
历史上的儒法斗争,在不同历史时期有其不同的内容和表现形式。在封建制代替奴隶制的过程中,儒法斗争反映了一个阶级代替另一个阶级的革命。法家是新兴地主阶级的思想和政治代表,而儒家则是没落奴隶主阶级的代言人。在这场社会大变动的过程中,许多法家的代表人物为了推翻和改造奴隶制,向反动的奴隶主贵族展开了英勇的斗争,有的甚至为此而献出了自己的生命。但是,他们所为之奋斗的建立封建制以代替奴隶制的事业,离开了当时广大劳动人民的斗争是不可能取得成功的。归根到底,摧毁奴隶制的决定性力量是奴隶们的阶级斗争。春秋战国时期,奴隶们的集体逃亡和暴动,此起彼伏,连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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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断,特别是柳下跖率领“从卒九千人”的大规模起义,“横行天下,侵暴诸侯”,使当时各国奴隶主贵族望风心惊,声势尤其浩大。奴隶们各种形式的反抗斗争,从根本上瓦解了奴隶制的经济基础,替新兴地主阶级的登上历史舞合创造了有利的环境和条件。法家作为当时已经完全反动腐朽的奴隶主贵族的对立面,正是在成千上万的奴隶连绵不断举行革命起义的基础上,顺应了历史的潮流,才得以勇敢地提出了“治世不一道,便国不必法古”的口号。同时,在地主阶级推翻奴隶主贵族统治的这场斗争中,领导者是新兴的地主阶级,但为这场草命提供了战斗部队并在进程中起着主力军作用的是奴隶和其他劳动人民。齐国的陈成子在从奴隶主贵族手里夺取政权的时候,所依靠的基本力量是齐国的破产平民和逃亡奴隶。商鞅在秦国实行变法的时候,更是强调了所谓“以草茅之地,徕(来)三晋之民,而使之事本”的政策①,吸引了韩、赵、魏的大批劳动人民(包括逃亡奴隶)进入秦国,成了秦国实行耕、战政策的重要力量。秦始皇之所以能统一中国,不仅是由于奴隶的起义沉重地打击了奴隶制,促使和推进着六国在不同程度上向封建制过渡,从而在当时的全中国范围内出现了建立统一的封建政权的基础;而且也是由于他执行了一条地主阶级革命的思想政治路线,争取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参加和支持,才得以完成了统一六国的事业。秦始皇刚统一天下,就立即宣布“更名民曰黔首”,使那些刚解放不久的奴隶得以提高社会地位,目的就是为了争取劳动人民的支持,进一步铲除奴隶主复辟势力的社会基础。
奴隶、农民和新兴地主阶级是不同的阶级,他们为什么会在当时一起来反对奴隶主贵族呢?这是因为奴隶制这种生产关系在当时已经彻底腐朽没落了,除了奴隶主以外的各个阶级都同它处于极端对立的地位,迫切要求改造这种生产关系;而封建制生产关系的固有矛盾却没有充分暴露,因而参加斗争的各个阶级都对革命的未来充满了希望和憧憬,奴隶认为革命会带来平等和解放,农民认为斗争胜利后将会出现宗法式的宁静的田园生活,而地主阶级惦念着的是建立强有力的中央集权的地主阶级专政的封建统一国家。尽管它们参加革命的目的很不相同,但却在推翻奴隶主统治这一点上统一起来了。历史的进程决定了奴隶制生产关系只能由封建制生产关系来代替,地主阶级是当时唯一能够提出代表新的生产关系的政治纲领的阶级,因而它就成了当时的领导阶级,法家的进步意义也正在于此。但是,如果这场规模广阔的斗争没有奴隶和农民的参加,光凭地主阶级单个的力量是决不能取得成功的。
封建制代潜奴隶制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其间充满了复辟和反复辟的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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奏始皇死后不久,赵高政变改变了秦王朝的政权性质和法家路线,是一次严重的复辟事件,对劳动人民带来的危害极深。陈胜、吴广为首的农民起义的主要目标,就是为了解除重新沦为奴隶的威胁,力图改变赵高政变以来“黔首振恐”的局面。秦末农民起义摧毁了部分实现了奴隶制复辟、并正在实现奴隶制全面复辟的赵高政权,这就在客观上起着巩固新兴封建制度的作用。刘邦正是在农民起义的基础上,才得以顺应历史潮流而创立了西汉王朝。没有奴隶起义、农民革命对奴隶制复辟势力的毁灭性打击,也就不可能有刘邦法家路线的胜利。
西汉以后,随着奴隶制复辟的危险逐渐消失,封建制本身固有的矛盾日益暴露。这时,地主阶级中除了有些人在不同情况下坚持法家路线以外,大部分已经背叛了原来的革命进取性,转而从历史的垃圾堆中检起了儒家路线奉为至宝。此后,儒法两条路线的斗争主要的是在地主阶级内部进行的了。这种斗争在不同程度上受到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的支配或影响,曲折地反映了阶级斗争的起伏和激化。毛主席指出:“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只有这种农民的阶级斗争、农民的起义和农民的战争,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因为每一次较大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的结果,都打击了当时的封建统治,因而也就多少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一般说来,封建社会中某些法家代表人物所提出的一些革新措施的能否实现,往往要取决于农民起义对腐朽的反动统治打击的深度和广度。只有在农民革命对封建生产关系中最腐朽的部分进行了沉重打击后,这些革新措施才有成功的可能。不然,就往往只能得到失败的结果。
这种例子在历史上是屡见不鲜的。在中国历史上,东汉以来逐步形成而在西晋以后得到恶性膨胀的门阀制度,反映了封建生产关系中最腐朽最黑暗的方面。这种制度保证了封建官僚的选拔必须出自世家大族,即所谓“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直到南北朝时期,象北方的崔姓、卢姓,南方的王姓、谢姓等世家大族,就垄断了朝廷中的重要官职,甚至出现了“上车不落则著作”(即抱着上车的婴孩却已经有了著作郎的官衔)的怪现象。这样一来,封建政权基本上为地主阶级中的一个集团即豪族地主集团所独占,不仅造成了地主与农民的尖锐对立,并且使地主阶级内部的各个集团的矛盾急剧激化起来,不利于生产力的向前发展。南朝宋、齐、梁、陈的各朝开国君主,大多出自寒门,却也无力改变豪族地主独占的局面。隋文帝统一了南北朝,但也不能从根本上改变这种趋势。只有到了隋末农民大起义以后,才对封建生产关系中这种最腐朽黑暗的部分进行了有力的冲击和涤荡。到了唐初,李世民、魏征等才有可能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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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举制来代替九品中正制,并在政治上推行某些法家措施。当然,科举制后来也走向了反面,成为一种极端烦琐而又黑暗的考试制度;但当它在唐初刚出现的时侯,却是为了进一步调整地主阶级的内部关系,使中小地主阶级包括一部分富农等增加了进入封建政权机构的机会,暂时缓和了豪族地主垄断政权机构后在地主阶级内部所产生的尖锐矛盾。但即使是这种微小的改革,如果没有隋末农民大起义的冲击和涤荡,豪族地主集团是绝不允许地主阶级中其他集团来分尝一杯羹的。至于在士地关系上反映出来的情况,就更其是如此的了。只有在经过大规模的农民起义以后,才能暂时地改变一小镘大地主阶级垄断全国绝大多数土地的局面,并使农民争取到了或多或少的自由,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生产积极性。尽管封建统治者在新建立的封建政权站稳脚跟后不久,就又卷士重来,进行反攻倒算,重又对农民加重了剥削和压迫。但在一个短时期内,由于农民对当时封建统治打击的结果,使封建生产关系暂时得到了某些改善,因而也就多少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由此可见,如果没有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地主阶级连它的内部矛盾都无法进行调整,更不用说对封建生产关系的改善了。历史上某些王朝的开国君主之所以能够有一些作为,归根到底,是由于他们利用了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的成果。因此,从实际的社会效果来看,封建社会中一次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胜过百十个法家人物的要求改革的呼吁。至于所谓“让步政策”之类的论调,根本就是骗人的鬼话。
劳动人民的斗争不仅为法家的变革开辟了道路,而且还表现在法家的变革思想本身就是以劳动人民为主体的社会实践的产物。在封建社会中,只有在农民革命起义之前或之后,才往往会有一些著名的法家代表人物出现。一般说来,这些法家人物是地主阶级中经济、政治地位较低的阶层的代表,他们敢于批判儒家思想,宣扬某些进步观点,采取某些革新措施,在不同程度上揭露了反动封建统治内部的黑暗和封建生产关系的腐朽。他们之所以能做到这点,这是因为农民起义早已在不断冲击着封建生产关系中那些最腐朽、落后、反动的部分了。就拿王安石变法来说,在研究它所产生的背景的时候,就不能忽视北宋初年土地问题上兼并和反兼并的斗争,不能忽视以王小波、李顺为首的农民起义的影响和作用。
历史上的法家如商鞅、韩非、王充、王安石、李贽等人,都是一些著名的反孔反儒的战士。但是,中国历史上反孔反儒的主力军还得推当时广大的劳动人民。从柳下跖领导的奴隶起义吹响反孔斗争的号角,到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革命掀起的反孔高潮,充分显示了劳动人民是反孔反儒最积极的力量。劳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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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受儒家孔学的压迫最深,反孔最激烈,批孔也最深刻。历次的农民起义军所到之处,几乎都要捣孔庙,烧经书,杀儒生,对孔孟之道进行了武器的批判。每
一次农民起义的高潮,都使孔孟之道威风扫地,狼狈不堪,从而大大地推动了法家的反儒斗争。从封建社会的整个发展趋势来看,随着封建社会的日趋没落,地主阶级中的尊法反儒思潮已是江河日下,一代不如一代的了。但是由于两宋以后的农民反孔斗争不止,一浪高于一浪,使得在封建社会的后期还能出现李贽这样的法家人物,不仅敢于批判反动的理学,而且敢于向儒家经典提出挑战,尖锐地揭露了本阶级顽固派尊孔复古的丑恶面目。但即使是李贽,在政治上也不可能提出解决社会主要矛盾的革命主张,因为封建制度在自身矛盾的推动下,已经无可挽救地正在逐步走向它生命的尽头。这种情况说明了,劳动人民反孔斗争的坚决和彻底,不仅远胜过任何法家人物,而且法家的批孔是深受劳动人民反孔斗争的推动和影响的。
历史上的法家,由于他们是剥削阶级的思想家,不可能彻底战胜孔孟之道。封建社会的农民进行了多次的起义,对孔孟之道进行了武器的批判,但由于农民不是新的生产力的代表者,不仅不可能消灭封建剥削制度,也不可能彻底战胜孔孟之道。中国资产阶级由于它和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联系,从娘肚子里带来了先天的软弱性,虽然也曾经有过几个先驱人物对孔孟之道进行了猛烈的冲击,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最后并不能完成反帝反封建的任务。彻底消灭剥削制度,彻底战胜孔孟之道的任务,历史地落到了无产阶级的肩上。只有无产阶级才能彻底实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彻底批判儒家的反动性和正确评论法家的进步性。我们现在研究儒法斗争和整个阶级斗争的历安,其目的是为了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是为了担负起彻底消灭剥削阶级和彻底战胜孔孟之道这一历史使命。因此,当我们研究儒法斗争的历史的时候,或者是在对法家进行研究和评价的时侯,必须把它放到一定的阶级斗争的环境中去考察,作阶级的、历史的、实事求是的分析,从中总结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经验。只有这样,才能使我们对现实的阶级斗争、路线斗争有更清醒的认识,更好地执行党的基本路线,做到进一步巩固和加强无产阶级专政。
①见《商君书·徠民篇》。草茅之地,即未开垦的荒地。三晋,韩、赵、魏三家分晋,故称三晋。事本,指从事农业生产。商鞅的政策是大力吸收三晋逃亡的奴隶和农民,鼓励他们垦荒和定居下来,以增强秦国的耕战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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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非一战国末期的反孔主将
史尚辉
韩非是战国末期反孔斗争中的一员主将。在代表新兴地主阶级的法家学派中,他是第一个公开点名批判孔老二的。一部十多万字的《韩非子》,是韩非在儒法两家激烈斗争中写的批孔论文集,也是新兴地主阶级对没落奴隶主阶级的斗争经验的总结。它直到今天读起来,仍能使人从中感到强烈的战斗气息。
韩非(约公元前二八0一前二三三年),战国末期韩国人。他所处的时代,离孔丘死去已经两百多年了。为什么韩非要集中火力对孔老二及其儒家理论进行系统的批判呢?这要从当时地主阶级与奴隶主阶级的斗争背景说起。战国时期是一个社会大变动的时代。韩非作为新兴地主阶级思想家,曾经多次建议韩王实行地主阶级的“法治”路线,但由于韩国政权机构内部的奴隶主阶级代理人的阻碍和反对,他的政治主张一直得不到采纳。在韩国,“当涂之人”即奴隶主贵族专横跋扈,欺上压下,结党营私,大肆培植私门势力,气焰十分嚣张。他们对“智术之士”、“能法之士”即法家人士采取了公开镇压和阴谋刺杀的血腥政策。(“其可以罪过诬者,以公法而诛之;其不可被以罪过者,以私剑而穷之。”《韩非子·孤愤》)因此,法家只能在极端艰难的处境中进行战斗。韩非由于阶级性的限制,看不到劳动人民的力量,他总是感到势孤力薄。但是,他并不因此气馁,而是怀着“智法之士与当涂之人不可两存之仇”的决心,对奴隶主阶级开展了不屈不挠的斗争。
韩非在韩国的变法活动遭到了重重困难,只得转而把在全中国范围内建立统一封建政权的希望寄托在秦国的身上。但就在这时,大奴隶主吕不韦通过政治投机活动篡夺了秦国的政权。吕不韦是个狂热的尊孔分子。他招集了
一批以儒生为主的“食客”,编纂了《吕氏春秋》这本鼓吹复辟、倒退和分裂的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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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反法著作,为他在秦国复辟奴隶制进行舆论准备。《吕氏春秋》的出笼,深刻地反映了复辟需要尊孔、反复辟也必须反孔这样一个真理。韩非总结了春秋战国以来儒法斗争历史的经验,看到了儒家是新兴地主阶级的大敌,而孔学则是“愚诬之学”(《显学》),从而得出了“儒以文乱法”的深刻结论(《五蠹》)。他不仅毫不含糊地把儒家列为“五蠹”(五种蛀虫)之首;而且直率地指斥孔老二是复辟的祖师爷,明确宣布:“儒之所至,孔丘也”(《显学》)。这样地公开点名批判孔老二,在先秦的法家学派中可以说是第一人。不仅如此,韩非还尖锐地把儒法斗争提高到了两条路线斗争的高度上来认识,强调“奉法者强则国强,奉法者弱则国弱”(《有度》),指出一个国家的强和弱,关键在于是否坚定地执行了地主阶级的“法治”路线。他正是从加强地主阶级专政的需要出发,满怀激情地写出了一系列出色的批孔论文,对儒家的复古思想和复辟行为进行了全面系统的揭露和批判,极其深刻地论证了封建制度代替奴隶制度的必然性。
二
韩非是一个厚今薄古的专家。他继承了荀况“法后王”的理论,对孔丘“法先王”的历史观作出了深刻的批判。
究竞是“法先王”还是“法后王”?这在当时是“礼治”和“法治”两条路线斗争的出发点和理论根据。在孔老二的心目中,西周奴隶主贵族的一统天下是“盛世”,而周文王则是最理想的“先王”。他慨叹地说:“周朝的制度是根据夏、商二代的制度而来的,真是兴盛完备啊!我要为恢复周朝的奴隶制而奋斗。”(“周监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论语·八佾》)从孔丘到孟轲,都无不开口闭口“称先王之道”(《五蠹》),拼命吹捧“先王之德厚”(《忠孝》)。总之,在他们的眼里是一代不如一代,什么都是古代的好,今天的一切都糟糕透了。射人先射马,擒贼须擒王。韩非高屋建瓴地指出:孔丘所鼓吹尧、舜、汤、武之道,号称孝悌忠顺之道而实际上并不合乎孝悌忠顺之道;相反地,它是妨碍封建统治秩序建立的“天下之乱术”。他还对这些儒家所崇拜的“圣人”进行了毫不留情的谴责,说:“尧舜汤武或反君臣之义,乱后世之教者也”。(《忠孝》)笔扫千军如卷席。韩非对尧、舜、汤、武的鄙视,充分表现了当时新兴地主阶级生气勃勃的战斗性格。
韩非为了替新兴地主阶级的变法事业提供理论依据,在《五蠹》篇中以社会变化和历史发展的大量事实,雄辩地说明了“古今异俗,新故异备”的道理,肯定由古到今的发展,是历史的进步。他把历史的发展分作上古、中古、近古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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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之世四个阶段,认为不是一代不如一代,而是一代比一代进步,明确指出所谓“法先王”是开历史的倒车。韩非说,如果到了夏朝,即进入文明社会之后,还象蒙昧时期、野蛮时期的原始人那样在树上筑巢,钻木取火,就会为鲧、禹所笑;到了当今之世,如果还有人赞扬禹、汤、文、武之道,则必定为地主阶级的“新圣”所耻笑。韩非辛辣地嘲笑了那些泥古守旧的顽固派,说他们的“欲以先王之政治当世之民”,就如同“守株待兔”那样地愚蠢。
从来就没有什么纯客观的历史研究,对“先王”的爱憎褒贬,实际上是对现实政治态度的反映。韩非指出:儒家之徒之所以“称先王之道”和“诵先古之书”,目的是为了“乱当世之治”(《奸劫弑臣》),“疑当世之法,而贰人主之心”(《五蠹》),即破坏和削弱地主阶级专政,动摇地主阶级国君实行“法治”的决心。他作了一个形象的比喻,说这好比有人用赞扬别人的父亲来诽谤自己的父亲一样,“为人臣常誉先王之德厚”,其目的是在“诽谤其君”、“乱后世之法”。
韩非针对儒家拿“先王”压“后王”的复辟活动,坚决地提出了“法新圣”、“美当今”的主张,理直气壮地歌颂了新兴地主阶级的进步事业。这在当时是
十分难能可贵的。韩非的时代尽管离开今天已经有二千多年了,但厚古薄今和厚今薄古之争、法先王和法后王之争却至今一直没有停止过。林彪一伙用孔孟之道对抗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恩想,这就是混在党内的尊孔派“法先王”的丑恶表现。结果呢,如同历史上一切颂古非今的政治小丑都没有好下场一样,逆历史潮流而动的林彪及其死党遭到了可耻的失败。
三
韩非作为新兴地主阶级的思想家,公开提出了加强地主阶级专政的重要性,对孔丘关于“仁义”“孝悌”“德政”等说教的虚伪性和反动性,进行了深刻的批判和揭露。
孔丘有句名言:“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论语·为政》),意思是只要用仁义道德来治理国家,就会众望所归,如同众星环绕北极星一样。韩非用形式逻辑的方法,淋漓尽致地驳斥了孔丘这种以仁义道德治国的谬论。韩非说,你孔老二老是讲古代的舜亲自耕田以感化农民,亲自打鱼以感化渔民,亲自制作陶器以感化工匠,说这是真正的“仁”,是“圣人德化”的样板。但是请问:当时的尧在那里呢?如果尧把天下治理得很好,又何必需要舜去以德化人呢?又请问:天下那么大,人口那么多,而舞只一人,一生的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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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也有限,怎么可能把所有的人都感化过来呢?可见孔老二的这种鬼话根本不能自圆其说。(《难一》)韩非一再强调孔丘所鼓吹的“仁义爱惠”是“败法”之论,“亡国之言”;如果照它去做,就会“法败而政乱”,导致亡国的后果。(《难
三》)
战国末期的儒家之徒,都是一些极其虚伪而狡猾的政治骗子。他们大肆鼓吹孔丘的“爱人”和孟轲的“仁政”(“皆曰仁义爱惠”《奸劫弑臣》),一个个打着“为民请命”的幌子,胡说什么先王是爱一切人的,就好比父母爱自己的子女一样。(“先王兼爱天下,则视民如父母。”《五蠹》)这种“仁义”调儿,听起来是怪不错的。可是他们究竟有没有实行过或者准备实行呢?根本没有那回事。韩非尖锐地指出,“先王”们一面判人死刑,一面却流着眼泪。(“司寇行刑,君为之不举乐;闻死刑之报,君为流涕。”《五蠹》)这该说是行“仁”行到了家吧,但是,是不是流了几滴眼泪就废止刑法不杀人了呢?没有,人还是要杀的。因此,孔丘的所谓“子为政,焉用杀”根本是一张不兑现的空头支票。
其实,在阶级社会里又那里来的什么对各阶级一视同仁的“仁政”呢?孔孟的所谓“仁政”,实质上就是奴隶主阶级的法西斯专政。但是,由于他们面临着奴隶主阶级力量的衰落,不敢公开说出自己的政治意图。假的总是假的,伪装总要被识破。孔老二是个天下有名的“仁义”贩子,正如韩非所指出的:“仲尼,天下圣人也,修行明道以游海内,海内说其仁。”(《五蠹》)但实际上究竞有多少人信他这一套呢?说也可怜,“以天下之大”,只有死党七十人,“而仁义者
一人”。(《五蠹》)这就是说,只有孔丘光杆儿自己才算是真正信“仁义”的,茕茕子立,形影相吊,光景是够凄惨的了。因此,韩非挖苦孔丘之流的侈谈仁义,就象是拿泥土做饭一样,中看不中吃,好听不好用,只不过是儿戏罢了。(“道先王仁义而不能正国者,此亦可以戏而不可以为治也。”《外储说左上》)他坚决主张“不务德而务法”(《五蠹》),并且总结了法家前辈们从事变法实践的正反面经验,提出了一套法、术、势结合的地主阶级专政的完整理论。
“仁义”和“刑罚”之争,“礼治”和“法治”之争,问题的实质根本不在于要不要运用暴力,而在于那一个阶级实行专政的问题。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看,儒家的“礼”和法家的“法”都是一定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并为一定阶级的政治经济利益服务的。林彪攻击法家是“罚家”,美化儒家的“仁义”,充分证明他出于地主资产阶级的本性,对无产阶级专政怀着刻骨的仇恨,妄图在中国复辟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法西斯专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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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一定的世界观是和一定的政治路线密切地联系着的。在春秋战国时期,儒法两家不仅存在着两条政治路线的斗争,同时也存在着两种世界观的激烈斗争。从认识论上来看,法家是主张唯物论的,而儒家则是唯心论的鼓吹者。两者斗争的焦点则是天命与反天命之争。
有没有“天命”这种东西呢?攻之者说其无,辩之者言其有。孔丘是天命论的狂热鼓吹者。他极力宣扬“天”是有意志的天,胡说什么“天命”是一种无声的至高无上的命令,并把自己打扮成是“知天命”的圣人,要劳动人民和新兴的地主阶级“畏天命”。但韩非却正与此相反。他继承和发展了荀况的唯物论思想,提出了不信天命鬼神而要“争于气力”的战斗口号,为新兴地主阶级向全中国范围的胜利进军提供了有力的思想武器。“若天若地,孰亲孰疏?”(《扬权》)韩非认为大自然对人们无所谓“亲”和“疏”,决不可能象孔丘说的什么对奴隶主贵族“亲”,对其他人“疏”。又如孔丘为了神化奴隶主贵族的统治,把新兴地主阶级的变革说成是“逆”天的行为。韩非却说,统治者的更替同天命根本无关,混乱而虚弱的统治者终究要被善治而强大的统治者所代替,这是历史的必然。(“乱弱者亡,人之性也,治强者王,古之道也。”《饰邪》)因此,奴隶主阶级虚构出来的“天命”,根本挽救不了奴隶主阶级必然灭亡的命运。
“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并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韩非从地主阶级实行耕战政策的实践中,找到了驳斥孔丘关于“死生有命,富贵在天”的有力证据。富是天命所规定的吗?不是。韩非说:“富国以农”(《五蠹》),这就是说富国不能靠天,而靠组织民众发展农业生产。至于象孔老二这样的二流子、寄生虫,转非认为他们对国家是毫无益处的。(“孔、墨不耕耨,则国何得焉。”《八说》)韩非还认为,被奴役的人们不论是在山林薮泽搞生产的,坐牢的,烧饭的,牧羊的,看牛的,只要他于耕战有功,就可以改变身分,提拔进用。(《说疑》)韩非反“天命”的思想,对于当时新兴地主阶级组织动员人民从事耕战,发展经济实力和军事力量,起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哲学上两条路线的斗争,尖锐地反映了两条政治路线的斗争。孔丘吹捧古代先王是“生而知之”的圣人,目的是用难心论的先验论来为他的“克己复礼”政治路线提供理论基础。而韩非为了推行法家的政治路线,针锋相对地提出了注重“参验”(通过实际功效来检验人的认识)的唯物论。他说,判断一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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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的好坏,不能只看其形状年龄,而要通过驾车奔跑后才能决定;判断一把刀的利纯,不能光看其颜色光泽,而是应当通过宰杀的考验。(《显学》)又说,大家都睡着辨不出谁是瞎子,大家不说话辨不出谁是哑巴,但只要一进行视听活动,立刻就能辨出盲、哑人来。(《六反》)韩非强调认识要通过实践来检验,这对靠谣言和诡辩来过日子的孔丘之流是一个深刻的批判。韩非在《饰邪》篇中还列举了大量的事实,说明信奉龟笑、鬼袖不仅是愚蠢无知的表现,而且是亡国的征兆之一,从而把尊天命和反天命的斗争提高到了政治斗争高度上来认识,有力地揭穿了儒家鼓吹天命的反动目的。
五
韩非的一生是英勇反孔的一生。他在批孔反儒的激烈斗争中,继承、捍卫和发展了法家前辈的思想,为建立统一的中央集权制封建国家完成了理论准备。因此,相传秦始皇在看到韩非的《孤愤》、《五蠹》等著作以后,曾经拍案叫绝说:“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史记·老庄申韩列传》)
但是,韩非作为历史上的一员反孔主将,在死后受到了历代尊孔派的诅咒和攻击。从汉代的董仲舒开始到宋代的司马光、朱熹之流,都无不对韩非进行了恶毒的诋毁。这种情况的出现,是和地主阶级历史地位的变化密切相关着的。法家主要是地主阶级上升时期的思想武器。当地主阶级在历史上逐步从真老虎转化为纸老虎以后,韩非主张地主阶级专政的思想固然实际上为历代封建统治者所奉行,但作为一个宣扬革新、反对复古、尖锐地批判孔学的反孔斗士,却长期处于被封建统治者咒骂、排斥的地位。在汉代,法家桑弘羊在盐铁会议上还敢于公开引用韩非的法家理论来证明必须坚持汉武帝巩固国家统
一、加强中央集权制的政治路线;而到了汉代以后,随着孔学地位的逐步抬到吓人的高度,尊孔反法的浪潮一浪比一浪高,贬责和攻击韩非的呼声也越来越高。在这种历史条件下,就连地主阶级内部的那些主张革新的法家人士,在强大的舆论压力面前,由于害怕给顽固派以攻击的借口,也往往被迫对韩非采取否定和反对的态度。只有其中的杰出人物,才敢于顶住气势汹汹的尊孔逆流,公开表示应当对韩非作出肯定的评价。宋代的王安石就是这样的一个人,他毫不讳言自己爱好读韩非的著作。(《答曾子固书》)在明代,高举尊法反儒旗帜的进步思想家李贽也公开地宣布他“喜读韩非之书”(《老子解》),并为韩非的不能用于秦而感到惋惜。韩非在先秦的思想家中,是反孔态度最坚决、最鲜明的一个。因此,对于封建社会中那些反孔的进步思想家来说,对韩非的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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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是检验他们反孔的彻底程度的一个标志。
当中国资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后,进一步证明了如何评价包括韩非在内的法家是一个重大的政治态度问题。中国资产阶级中不同派别的代表人物,对法家的评价各各不同。即使是同一个人,由于在前后不同时期中政治立场的转变,也往往会作出很不相同的评价。在资产阶级改良派中,严复是肯定韩非的历史地位的。他说:“居今而言救亡,学惟申、韩,庶几可用。”(《严几道与熊纯如书》)而康有为由于与封建顽固势力有着较多的联系,就对法家抱着嫉视的态度,说:“攻儒者亦多端,然无有申、韩之无道者”。(《孔子改制考》)康有为幻想走改良的道路,这就决定了他要反对以韩非为代表的法家学说,而最后必然地沦为保皇的小丑。资产阶级革命家章太炎对法家的态度比较鲜明,他在《秦献记》和《秦政记》两篇史论著作中热情洋溢地肯定了商鞅、韩非、秦始皇、李斯等法家的进步性,不愧是一个辛亥革命时期的伟大的资产阶级革命家。但章太炎由于阶级和历史的限制,无论是对孔学的否定还是对法家的肯定,都极不彻底。特别是他到了晚年以后,随着资产阶级在政治上的日趋反动,这位资产阶级革命家竟由尊法反儒转向尊儒反法,完全地背叛了自己的革命的过去。
毛主席教导我们:“不但要懂得中国的今天,还要懂得中国的昨天和前天。”现实的阶级斗争,是历史上阶级斗争的继续。两千多年来的儒法斗争,影响到现在,继续到现在。叛徒林彪是党内最大的尊孔分子,他积极参加历史上尊孔复古派的行列,咒骂包括韩非在内的法家,目的是为了翻历史上法家批判孔学的案,翻党内两条路线斗争过程中毛主席批判孔孟之道的案,翻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案。这一系列翻案的目的,归根到底,是为了翻革命人民打倒地主资产阶级的案,安图把一小撮被推翻了的地主资产阶级扶上台,重新骑在广大劳动人民的头上作威作福。这种翻案和反翻案的斗争,是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反映,将贯穿于整个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因此,我们必须遵循毛主席的教导,深入广泛持久地批判反动的孔孟之道,批判刘少奇、林彪一伙的修正主义路线,使这一小撮现代中国的孔夫子们及其所鼓吹的形形色色的机会主义思潮永远翻不了案!
今天,彻底地批判孔学和科学地评价法家的任务,历史地落到了无产阶级的肩上。我们在深入批判林彪尊孔反法的极右实质的时侯,一定要认真研究儒法斗争的历史,对法家及其著作进行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和分析,从而把批林批孔斗争深入到哲学、历史、文艺、法律等上层建筑的各个领域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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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三国志·郭嘉传》
翟
青
郭嘉是汉魏之际一位年青有为的法家人物,他协助曹操“平定天下,谋功为高”。《三国志·郭嘉传》记载了他追随曹操进行南征北伐的战斗一生。《郭嘉传》的裴松之注中有一段郭嘉和曹操一起“论天下事”的对话,是研究汉末三国时期儒法两条路线斗争的重要材料,今引录如下:
太祖谓嘉曰:“本初(袁绍字)拥冀州之地,青(州)、并(州)从之,地广兵疆(强),而数为不逊。吾欲讨之,力不敌,如何?”对曰:“刘(邦)、项(羽)之不敌,公(曹操)所知也。汉祖唯智胜;项羽虽彊,终为所禽。嘉窃料之,绍有十败,公有十胜,虽兵疆,无能为也。绍繁礼多仪,公体任自然,此道胜一也。绍以逆动,公奉顺以率天下,此义胜二也。汉末政失于宽,绍以宽济宽,故不摄,公纠之以猛而上下知制,此治胜
三也。绍外宽内忌,用人而疑之,所任唯亲戚子弟,公外易简而内机明,用人无疑,唯才所宜,不间远近,此度胜四也。绍多谋少决,失在后事,公策得辄行,应变无穷,此谋胜五也。绍因累世之资,高议揖让以收名誉,士之好言饰外者多归之,公以至心待人,推诚而行,不为虚美,以俭率下,与有功者无所吝,士之忠正远见而有实者皆愿为用,此德胜六也。绍见人饥寒,恤念之形于颜色,其所不见,虑或不及也,所谓妇人之仁耳,公于目前小事,时有所忽,至于大事,与四海接,恩之所加,皆过其望,虽所不见,虑之所周,无不济也,此仁胜七也。绍大臣争权,谗言惑乱,公御下以道,浸润不行,此明胜八也。绍是非不可知,公所是进之以礼,所不是正之以法,此文胜九也。绍好为虚势,不知兵要,公以少克众,用兵如神,军人恃之,敌人畏之,此武胜十也。”郭嘉在这里对袁绍和曹操两个集团之间在政治路线上的分歧作了比较具体的分析。他从刘邦的由小到大、由弱到强到最终战胜项羽这个庞然大物讲起,肯定了刘邦,批判了项羽,表明了自己的尊法反儒的政治立场。他还进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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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十个方面对曹操和袁绍的两条政治路线作了比较,并且透过错综复杂的表面现象,得出了谁胜谁败的正确结论。
曹操和袁绍之间的斗争,在一定意义上可说是一场儒法斗争。袁绍“繁礼多仪”,是一个孔孟的忠实信徒。在“汉末政失于宽”的历史条件下,他推行了
一条“以宽济宽”的儒家“礼治”路线;所谓“见人饥寒,恤念之形于颜色”,还不就是儒家那一套极其虚伪的“仁政”吗?“所任唯亲戚子弟”,这不是完全继承了豪门大族保持世袭特权的“任人唯亲”的儒家的用人路线吗?这一切,都表明了袁绍是汉魏之际的一个大儒。
与袁绍相反,曹操“纠之以猛”,“不为虚美”,不搞儒家那套假仁假义,而是强调“法治”的重要性:“所是进之以礼,所不是正之以法”,这是强调以是非为标准,赏罚分明;用人“唯才所宜,不间远近”,这是执行的不论“世资”“门第”的“任人唯贤”的法家的用人路线。所以,陈寿说曹操“簟(执行)申(不害)、商(鞅)之法术”,这是符合实际情况的。
举的是什么样的旗帜,集合的就是什么样的队伍。袁绍搞儒家的一套,“高议揖让以收名誉,士之好言饰外者多归之”,因此,那些出身世家大族的儒生们都麕集在袁绍的门下,他们是一群口头上说得漂亮的虚伪狡猾的政治骗子。曹操由于推行法家的政治路线,“士之忠正远见而有实者皆愿为用”,那些“有治国用兵之术”(《武帝纪》裴松之注引《魏书》)的法家人物,都站到了曹操
一边。郭嘉本人就是一个出身“细微”的小人物,他原先投奔袁绍,但由于看不惯袁绍的重用儒生,愤然离去而跑到曹操这边来了。同声相应,同气相求。郭嘉在袁绍和曹操之间所作出的选择,反映了郭嘉也是一个法家。
不同的政治路线,是一定阶级或一定政治派别的政治利益的集中体现,有着不同的社会阶级基础。袁绍出身于东汉的名门豪族,“四世居三公位”(《袁绍传》),门生故吏遍于天下,这也就是郭嘉说的所谓“累世之资”。他妄图以儒家的政治路线“兼天下”,目的是要维护东汉王朝以来世家豪族称王称霸的政治局面,代表着地主阶级中那些拥有门第世资而垄断仕途的豪强地主的政治经济利益。曹操出身于细门孤族,这个阶层经常受到豪强大地主的打击和排挤。曹操说自己“本非岩穴知名之士”(《武帝纪》注引《魏武故事》),从小被那些世家大族看不起。他的父亲为了想改变社会地位而去过继给宦官当儿子,但当时的宦官也是为世家大族所鄙视的人物。袁绍就普骂曹操是“赘阁遗丑,本无懿德”,盛气凌人地表现出世家子弟瞧不起暴发户的傲慢姿态。因此,曹操对那些世家大族及其所崇奉的儒家“礼治”抱有深刻的仇恨,他力主以法家的政治路线“兼天下”,谋求地主阶级内部权力和财产的再分配,以打破东汉以来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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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地主独占一切的政治局面,代表地主阶级中细门孤族的政治经济利益。归根到底,袁绍和曹操不同的政治路线,反映着不同的社会基础。
曹操一登上政治舞台,就站在地主阶级中没有门第世资的细门孤族的立场上,对豪强地主集团进行了猛烈的打击。他在二十岁担任洛阳北部尉时,就公开宣布“有犯禁者,不避豪强,皆棒杀之”(《武帝纪》注引《曹瞒传》);三十岁担任“济南相”时,又罢了一批“阿附贵戚”的县吏。(《武帝纪》)以后在统一北方的过程中,对豪强地主更是采取了严厉的打击政策,大刀阔斧,毫不留情。他在
公元二O四年攻下邺以后,立即颁布了“重(禁)豪强兼并之法”,以削弱袁绍集
团的社会基础。曹操推行的路线和政策,虽然为“豪强所忿”,遇到了豪强地主集团的顽固抵抗,但却受到了地主阶级中新起阶层的热烈拥护,当时有所谓“百姓喜悦”之称。袁绍则恰正相反,在他管辖的地区内,豪强横行不法,地主阶级中的细门孤族受到欺凌,而广大农民的痛苦就更为深重了。正如曹操所说的那样:“袁氏之治也,使豪强擅恣,亲戚兼并,下民贫弱,代出租赋”。(《武帝纪》)郭嘉关于袁绍必败曹操必胜的预见,不久即为官渡之战及其以后的历史事实所证明。若问曹操为什么能够以少胜多、以弱胜强?关键在于他所执行的路线比袁绍正确。郭嘉说:“绍以逆动,公奉顺以率天下”。所谓“奉顺”,就是执行了一条符合历史发展趋势的政治路线。所谓“逆动”,就是执行了一条逆历史潮流而动的政治路线。“汉末,天下大乱,雄豪并起”(《武帝纪》评曰),各种政治力量在这时进行了激烈的较量。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之间的矛盾、地主阶级内部的细门孤族和豪门望族之间的矛盾,尖锐地交织在一起,蔚为-一片错综复杂的阶级斗争的图景。公元一八四年爆发的黄巾大起义,“八州并起”,来势猛烈,它是农民阶级同地主阶级,特别是同豪强地主集团矛盾激化的一·个标志。黄巾大起义虽然失败了,但它却加速了东汉王朝统治瓦解的过程,有力地打击了豪强地主的门阀统治,推动着社会的前进。在镇压黄巾起义的过程中,地主阶级内部各个集团进行了暂时的联合,但当农民大起义的风浪过去以后,地主阶级内部不同政治集团的斗争就大大地加剧起来了。袁绍和曹操之间的斗争,就是当时地主阶级内部两条政治路线斗争的集中体现。从当时的历史条件来看,黄巾起义在一定程度上摧毁了东汉以来世家大族的统治基础,而袁绍竟妄图恢复东汉王朝的豪强贵戚的专权局面,这是对历史的反动。反之,曹操维护中央集权制,反对分裂割据,这在当时是一个进步。进步的东西必然要战胜反动的东西。曹操经过曲折的道路,终于战胜袁绍而统一了北方,这实质上是进步的法家路线对反动的儒家路线的胜利。
曹操打击豪强地主集团的斗争,属于地主阶级内部革新与守旧、前进与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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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这两条政治路线的斗争。它同黄巾农民起义对豪强地主集团的打击,在性质上是有根本区别的。曹操曾经积极参与镇压农民起义的活动,这表明他毕竟是一个地主阶级的政治家。而黄巾大起义横扫世家大族,打击豪强地主,客观上为曹操的推行法家路线扫清了道路,而且曹操收编的三十万青州黄巾军,是他快胜袁绍等豪强集团的一个主要依靠力量。因此,只有农民的阶级斗争,才是历史前进的真正动力。
“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路线对了,才能得人心;路线错了,就不得人心。凡是执行反动政治路线的腐朽势力,只能是孤家寡人,得不到人们的支持和拥护。即使在这个集团的内部也必然是尔虞我诈,分崩离析,陷入不可解脱的矛盾和混乱之中。郭嘉揭露的袁绍集团内部“大臣争权,谗言惑乱”以及袁绍“外宽内忌,用人而疑之”,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明。郭嘉在跟随曹操征吕布、讨袁绍和平定乌桓贵族的战争中,十分注意把敌人内部的争斗、缺口和矛盾收集起来,为曹操建议了一系列战胜敌人的策略。如袁绍远征北击公孙瓒时,郭嘉就劝曹操不失时机东取吕布,三战而破;郭嘉还利用袁绍儿子袁谭、袁尚之间的交斗相离,劝曹操缓攻袁谭、袁尚,留给他们一个互相厮杀削弱的时机,同时立即南征刘表,取得了战略要地荆州。与袁绍集团内部的分崩离析相反,曹操团结的人越来越多。曹操比起那些虚伪狡诈的儒家之徒,胸怀要磊落和宽广得多。他比较善于团结人,即使是那些反对过他的人,只要能够改正,他都加以使用。:如贾诩曾帮张绣攻打过曹操,陈琳曾写过檄文痛骂曹操的祖宗三代,但当他们投奔曹操后,都得到了一定程度的重用。张辽、张郃原是吕布和袁绍的部将,但后来却都成了曹操手下的名将。所以,郭嘉说曹操“用人不疑”,这是有一定道理的。
郭嘉跟随曹操的十一年,正是曹操集团统一北方的十一年。郭嘉为贯彻执行曹操的法家路线作出了杰出的贡献。曹操给他以很高的评价:“军祭酒郭嘉,自从征伐,十有一年。每有大议,临敌制变。臣策未决,嘉辄成之。平定天下,谋功为高。”他为郭嘉的“不幸短命,事业未终”表示了深沉的惋惜。十一年间,郭嘉与曹操“行同骑乘,坐共幄席”,因而曹操对郭嘉的评价十分精当,而郭嘉对曹操的政治路线、政策及其为人也了解至深。郭嘉在分析袁、曹优劣时对曹操所作出的评价,可以说是比较符合历史上曹操的真实面貌的。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研究一番《郭嘉传》和裴松之的注,可以帮助我们廓清历代反动派和尊孔分子散布的种种迷雾,正确认识曹操法家路线在历史上起的进步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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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解放战争中两条军事路线的斗争
批判林彪在东北解放战争中的右倾军事路线
余学军
毛主席教导我们:“正确的政治的和军事的路线,不是自然地平安地产生和发展起来的,而是从斗争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一方面,它要同‘左’倾机会主义作斗争,另一方面,它又要同右倾机会主义作斗争。不同这些危害革命和革命战争的有害的倾向作斗争,并且彻底地克服它们,正确路线的建设和革命战争的胜利,是不可能的。”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东北战场上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是毛主席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战胜了林彪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之后取得的,是东北广大军民贯彻执行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排除了林彪右倾路线的干扰的结果。
(一)
抗日战争胜利后,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国民党反动派同中国人民的矛盾,上升成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中国人民民主革命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新中国和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专政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的斗争,构成为这一时期阶级斗争的基本内容。这个斗争反映到党内,就是毛主席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和刘少奇、林彪之流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斗争。早在抗战胜利前夕,毛主席在党的“七大”上就为我党制定了“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的力量,在我们党领导之下,打败侵略者,建设新中国”的政治路线。接着,在蒋介石反动派依仗其军事优势而气势汹汹地发动空前规模的反革命内战的形势下,毛主席又针对党内外的害怕美帝的右倾悲观主义思潮,提出了“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伟大论断,从思想上武装了全党和全国人民。毛主席号召人民同美蒋反动派进行“针锋相对,寸土必争”的斗争,并且坚定地指出:“我们不但必须打败蒋介石,而且能够打败他。”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指引下,全党全国人民以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英雄气概同敌人展开了坚决的斗争。
林彪既害怕美蒋的军事进攻,又对敌人的政治欺骗抱有极大的幻想,他在东北推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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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条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毛主席在抗日战争刚结束时,就已预见到东北地区是革命与反革命斗争的一个重要战场,高瞻远瞩地制定了争取和控制东北的战略方针。为此,党中央从陕甘宁边区和华中、华北各根据地派出了大批干部和军队进入东北地区,发动群众,创建根据地,进一步扩大人民军队,积极准备粉碎敌人的进攻。一九四五年十二月,毛主席发出了《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重要指示,明确指出:“我党现时在东北的任务,是建立根据地”,而“建立巩固根据地的地区,是距离国民党占领中心较远的城市和广大乡村。”毛主席还规定了创建根据地和粉碎敌人进攻的正确方针,明确指出:我军应当“让开大路,占领两厢”,“动员一切力量,迅速从事建立根据地的伟大斗争”,要求我军“在西满和热河,坚决地有计划地粉碎国民党的进攻。在东满和北满,则是迅速准备粉碎国民党进攻的条件”。
但是,林彪从其资产阶级野心家的反动立场出发,在美蒋反动派武装进攻面前,不敢针锋相对地用革命战争反对反革命战争,而幻想同国民党反动派在东北“和平合作”。他拒不执行毛主席关于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粉碎蒋军进攻的指示;相反,却热衷于伙同彭真在东北卖力地推行刘少奇的“和平民主新阶段”的投降主义路线,叫嚷要“使东北与全国
一起走上和平民主的新阶段”。他到处散布和平幻想,鼓吹议会道路,提出“要准备由武装斗争转变到非武装斗争的群众的与议会的斗争”,表白自己“愿与国民党在东北地区合作”,说什么要迅速集中干部,准备力量,“以各种面貌参加政府及国民党认为合法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和群众等各种组织的领导机构”,和国民党搞“合作建国”。林彪甚至声言要把我党领导的军队“国军化”,准备把人民军队出卖给国民党,并因此而迟迟不执行毛主席关于“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指示,不把工作重心放在距离敌人占领中心较远的城市和广大乡村,不去发动农民,不进行根据地的建设。这完全暴露了林彪在政治上奉行的是一条投降主义路线。
两条政治路线的斗争,必然地会在军事领域中反映出来,表现为两条军事路线的斗争。毛主席在《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指示中,对东北我军的军事任务和作战方针作了明确的规定。全面内战爆发后,毛主席在《以自卫战争粉碎蒋介石的进攻》、《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三个月总结》等重要指示中,进一步为我军制定了战略方针。毛主席提出,人民解放战争应当“以歼灭敌军有生力量为主要目标,不以保守或夺取地方为主要目标”;为了歼灭敌人,必须实行“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作战方针,每战集中超过敌人数倍的优势兵力,四面包围,力求全歼;我军的“作战方法,一般地是运动战”。东北解放军遵循毛主席的作战方针,英勇奋战,歼灭了大量国民党部队,取得了重大的胜利。
但是林彪却从右倾机会主义的政治路线出发,干扰和破坏毛主席的战略方针。他以消极防御和退却逃跑对抗积极防御的方针,以阵地战反对运动战的方针,以击溃战、消耗战反对歼灭战的作战方针。人民解放战争开始时,东北战场上已组成了一支拥有三十万人的人民军队。一九四五年冬,蒋介石军队从秦皇岛登陆开始向东北进攻时,只有两个军的兵力。毛主席、党中央一再指令林彪要乘敌立足未稳,集中我军兵力,在运动中予以大量歼灭。但是,林彪一再拒不执行毛主席、党中央的命令,消极避战,丧失了消灭敌人的有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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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机,使敌人攻占了已经解放了的山海关和锦州。此后,当国民党向东北大量增兵以发动大规模进攻的时候,林彪又再一次违反毛主席的作战方针,分兵把口,处处设防;而且把部队放在城市和交通干线上,在无根据地作依托的条件下,以主力对主力,与敌人拼消耗。由于林彪在指挥上的错误,一九四六年夏的四平保卫战,未能达到预期的目的,最后不得不在损失了一定的有生力量后撤出该城。这时,毛主席、党中央多次指示林彪,要控制住长春、哈尔滨一线,集中兵力打一两个胜仗,在运动中大量歼灭敌人。但是,自命为“常胜将军”的林彪这时却惊慌失措,由防御中的拼命主义转变为退却中的逃跑主义。他轻易地放弃了长春,向松花江以北逃跑,在十天左右的时间内北撤三百余公里,丢掉了不少中小城市和农村。他甚至企图炸毁松花江大桥,放弃哈尔滨。只是在毛主席和中央军委的多次严厉批评下,一再强调必须坚守哈尔滨,保持松花江以北地区,才制止住了他的逃跑主义,稳住了东北战局。
以后,由于毛主席、党中央坚决纠正了林彪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东北广大军民认真贯彻落实毛主席关于“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指示和一系列作战方针,成千上万的千部和一部分主力部队深入农村,广泛发动群众,开展土地改革,消灭土匪武装,建立各级人民政权,加强了部队建设;并在一九四七年的夏季攻势中歼敌八万余人,迅速扭转了东北的局势,为尔后转入战略进攻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这是东北广大军民贯彻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所取得的胜利战果。
(二)
人民解放战争经过一年多的战略防御和内线作战,粉碎了国民党军的进攻。这时,中国人民革命战争由战略防御跃进到战略进攻的历史性的伟大转折的时刻来到了。在这一新的形势下,敢不敢举行战略进攻,敢不敢把主力打到外线去,向国民党统治区发动大规模进攻,就成为党内两条军事路线斗争的关键。党内的右倾机会主义者在革命和战争向着新的阶段跃进时,总是要跳出来妄图阻挡革命战争的历史车轮的前进的。林彪在解放战争向战略进攻转变时所扮演的正是这样的一个极不光彩的角色。
在战争初期,敌军处于战略进攻地位,我军处于战略防御地位。在毛主席的正确领导和指挥下,我军经过八个月的作战,粉碎了蒋介石的全面进攻。敌军只能在南线的两翼,即山东和陕北,发动所谓重点进攻。而这种重点进攻也很快被我军粉碎。到战争的第一年结束时,我军歼敌正规军九十七个半旅,连同非正规军共一百十二万人,而使自己的正规军由一百二十万发展为一百九十五万人。“这一胜利,给了敌人以严重打击,在整个敌人营垒中引起了极端深刻的失败情绪,兴奋了全国人民,奠定了我军歼灭全部敌军、争取最后胜利的基础。”战争形势的这一巨大变化,迫使敌人由战略进攻转为战略防御,我军则从战略防御进到战略进攻。
伟大领袖毛主席高瞻远瞩,审时度势,领导全党全军适时地实现由战略防御到战略进攻的转变。就在战略进改开始前后,毛主席连续写了《迎接中国革命的新高潮》、《蒋介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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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已处在全民的包围中》等指示和评论,明确地提出:“中国时局将要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这个新的阶段,即是全国范围的反帝反封建斗争发展到新的人民大革命的阶段。”并且号召全国人民,迅速地为建立一个新中国准备一切必要的条件。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中,毛主席发出了“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伟大号召,成为当时战略进攻阶段中国革命的战略总口号。
毛主席的伟大号召和革命形势的飞跃发展,引起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欢呼和支持,同时,却使右倾机会主义者吓昏了头脑,激起了他们的恐惧和忧虑。林彪极力否认形势的发展变化,在东北地区大肆散布悲观论调。就在战略进攻开始前后,林彪一会儿大叫大嚷:“东北敌人战斗力强,难打”,一会儿又危言耸听地说:“敌人的兵力大、物质多、装备强、训练久”,我军“经常不能采取大型战役歼灭战”。他公然为蒋介石外强中干的军事力量鼓吹。在林彪眼里,从敌强我弱正在转变为敌弱我强的事实不见了,大量歼灭敌人成为不可能的了,打倒蒋介石成为危险的尝试,于是只剩下了一条出路,那就是接受他所抛出的方案:“在将来的联合政权里”“有他(按,指蒋介石)的一股”。林彪直到这时还念念不忘要和蒋介石反动派合“股”,表明了他同这个独夫民贼利害一致,存亡与共。
在军事战略和作成行动上,林彪对党中央离心离德,唱的完全是另一个调子。毛主席在人民解放战争的战略进攻开始时,及时地发出了《解放战争第二年的战略方针》的重要指示,规定我军的战略方针是:“举行全国性的反攻,即以主力打到外线去,将战争引向国民党区域,在外线大量歼敌”,“以一部分主力和广大地方部队继续在内线作战,歼灭内线敌人,收复失地。”人民解放军按照毛主席所规定的战略计划,从一九四七年七月至九月间,举行了全国规模的进攻。晋冀鲁豫野战军于六月三十日在鲁西南地区强渡黄河,八月上旬越过陇海线,挺进大别山;太岳兵团八月下旬由晋南强渡黄河,挺进豫西地区。华东野战军在打破敌人重点进攻以后,九月初挺进鲁西南地区;山东兵团从九月起向胶东之敌发起攻势作战。西北野战军八月下旬转入了反攻。晋察冀野战军九月初对平汉路北段之敌发起攻势作战。这一切标志着人民解放战争已经转入了全国规模的战略进攻,并且把战争的主要战场引向了国民党统治区。“这是一个历史的转折点。这是蒋介石的二十年反革命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这是一百多年以来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
在这样一个伟大的事变中,林彪却采取了右倾机会主义的立场和态度。在战略进攻的前夕,南线我军正在进行粉碎敌人重点进攻的斗争。这时的东北解放区,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广泛深入地进行了土地改革,广大群众热烈参军支前,扩大了主力部队,加强了地方部队,革命形势有了很大的发展。在这种情况下,东北解放军士气更加高涨,热烈要求对敌进行攻势作战。当时完全有条件集中兵力打几个大的歼灭战,以积极的作战行动更多地牵制敌人,配合其他战区的作战,为粉碎敌人的重点进攻、准备战略反攻作出贡献。然而,林彪却右倾保守,不顾大局,消极避战。而当战略进攻开始以后,其他各个战场上的人民解放军都在猛烈地发动攻势,打得热火朝天。但林彪却借口什么“敌人兵力集中,我无好打的目标”,“恰逢雨季,…无法行动”,编造种种“理由”,欺骗党中央和中央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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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擅自决定东北主力部队进行休整。在一九四七年七、八、九三个月我军举行战略反攻的关键时刻,林彪按兵不动,在将近三个月中不组织攻势作战。根据不完全的资料统计,在这段时间中,晋冀鲁豫野战军共歼敌六万余名,收复县城二十四座;太岳兵团从八月下旬渡河南进,一个月中歼敌万余,收复县城二十座;华东野战军歼敌四万余名,收复县城十七座;其他如华北、西北等野战军也在反攻中歼敌一万五千余名,收复县城十一座。东北野战军广大指战员虽也纷纷请战,但林彪按兵不动,两个半月中仅仅解放了两座县城,消灭了一个团敌人。林彪拒不配合其他战场我军的反攻和进攻,破坏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这是由他的机会主义立场所决定的。当时如果东北一打,蒋介石把东北战场看成是命根子,一定要从关内调兵出关增援,这样一来,关内我军就可以更放手地展开进攻,更快更多地歼灭敌人。东北我军广大指战员积极要求为全国解放战争作出这样的贡献,但林彪却把它看作“包袱”,不愿意也不敢挑起这副支援全国战场的担子。他畏敌如虎,又以邻为壑;敌人让别人去打,自己则高高坐在长白山上观“火”,直到有便宜好捞时再出场。这就是林彪反动军事思想的实质。
毛主席对林彪这种消极避战的右倾机会主义给予了严厉的批评。一九四七年五月和
十月,毛主席明确指示他应率主力南下,向北宁、平绥两线作战。同年十二月,中央转发了太岳兵团领导同志的电报,批评了林彪的右倾错误。接着,在《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关于目前党的政策中的几个重要问题》和《评西北大捷兼论解放军的新式整军运动》等重要文章中,进一步深刻批判了党内的右倾机会主义思潮。毛主席强调指出:“我们应当在自己内部肃清一切软弱无能的思想。一切过高地估计敌人力量和过低地估计人民力量的观点,都是错误的。”并且深刻地论述了反对右倾机会主义是展开战略进攻的必要前提,指出:“只要坚决反对保守主义,反对惧怕敌人,反对惧怕困难,依照党中央的战略总方针及其十大军事原则的指示,我们就能展开进攻,大量歼灭敌人”。正是由于毛主席、党中央坚决批判了右倾机会主义,排除了林彪的干扰,才保证了东北解放战争的不断前进,在一九
四七年冬到次年春取得了冬季攻势的重大胜利,为东北战场上的战略决战准备了条件。
(三)
在人民解放战争的第三年开始时,我军举行战略决战的时机已经到来。在这种形势下,敢不敢同国民党军队进行战略决战,如何进行战略决战,成为毛主席的无产阶级军事路线和林彪的资产阶级军事路线斗争的焦点。
我军的战略决战,是在毛主席的战略思想的指引下进行的。毛主席在《中共中央关于
九月会议的通知》、《中国军事形势的重大变化》、《关于辽沈战役的作战方针》、《关于淮海战役的作战方针》和《关于平津战役的作战方针》等重要著作中,不但为我军制定了战略决战的总任务和总方针,而且对三大战役分别规定了正确的作战方针。一九四八年九月,规定我党在军事方面的总任务是:“建设五百万人民解放军,在大约五年左右的时间内(从一
九四六年七月算起)歼敌正规军共五百个旅(师)左右(平均每年一百个旅左右),歼敌正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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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非正规军和特种部队共七百五十万人左右(平均每年一百五十万人左右),从根本上打倒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同年十一月,根据战争形势的变化,毛主席进一步提出:“从现时起,再有一年左右的时间,就可能将国民党反动政府从根本上打倒了。”毛主席提出的这个战略计划,是反对右倾机会主义斗争的成果,是敢于革命、敢于胜利的无产阶级战略思想在军事上的体现。
战略决战是实现我党的上述战略目标的一个具有决定意义的步骤。毛主席为了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加速中国革命的步伐,决定从-一九四八年秋季开始进行战咯决战。当时,解放战争正进入第三个年头。在过去的二年中,我军歼灭了敌军二百六十四万人,使敌人的兵力进一步削弱,迫使敌人不得不改全面防御为重点防御。在失败气氛的笼罩下,敌人内部派系矛盾更加严重。蒋管区人民反对蒋介石政府的斗争风起云涌,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已摇摇欲坠。在斗争中,我人民革命力量越战越强,我军总兵力已达到二百八十万人,部队的士气和现代军事技术水平都有很大程度的提高。另一方面,国民党军队已下降到
三百六十万人,其中用于第一线的只有一百七十余万人。解放区已扩大到占全国总面积的四分之一和占全国人口的三分之一以上。但是,这时敌军在数量上还多于解放军,敌人还统治着全国四分之三的地区、三分之二的人口。在这种情况下,敢不敢打我军从来没有打过的大仗,敢不敢攻克敌人的大城市,敢不敢歼灭敌人的强大集团,敢不敢夺取更大的胜利,已经成为我军当时战略决策上的重大问题。就在这时,国民党一九四八年八月南京军事会议曾经提出过撤退东北,确保华中,坚持沈阳至十月底,原则上不放弃沈阳,同时也作撤退准备的作战指导计划。在这种军事形势下,究竟是让敌人实现战略收缩,把主力撤至关内或江南,使我们失去时机,从而增加尔后作战的困难呢?还是在敌人还未决策逃跑之前,当机立断,组织战略决战,就地各个歼灭敌人的强大集团呢?机不可失,时不再来。毛主席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伟大气魄,又一次打破军事常规,在我总兵力尚少于敌军时,就毅然地抓住了战略决战的时机,亲自领导和指挥了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
在战略决战的伟大时刻快要到来时,林彪又一次暴露了右倾机会主义的可耻面目。他总是过高地估计敌人的力量,看不见我军和人民群众的力量,不敢进行战略决战,不敢打前所未有的大歼灭战。在辽沈、平津两大战役中,林彪一再干扰和破坏毛主席的战略方针。只是在毛主席、党中央坚决纠正了林彪的错误,战胜了他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之后,才取得了这两大战役的胜利。
根据全国和东北的战局,毛主席决定战略决战首先从辽沈战役开始。当时敌人在战略上企图尽量延长坚守东北几个孤立城市的时间,牵制东北我军不能入关作战;同时,敌军又准备把东北驻军撤至华中地区。如果我军把战略决战的方向首先指向华北战场,则会使我军受到傅作义、卫立煌两大集团的夹击而陷于被动;如果把决战方向首先指向华东战场,则会使东北敌军迅速撤退,而实现战略收缩。因此,东北战场成了全国战局发展的关键。而在东北战场上,我军不但在质量上而且在数量上也占有优势。东北根据地已连成了一片,论经济在全国各解放区中占首位。东北我军已有主力部队七十万人,地方部队三
十万人。而国民党只有正规军四十八万余人,分别困守在长春、沈阳、锦州三个孤立地区。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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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军完全有把握将东北敌军就地歼灭。这样,既可粉碎敌军向关内收缩的企图,又可以使东北我军转入关内作战。因此,毛主席关于首先在东北战场举行战略决战的决策,是通观战略全局而投下的具有重大意义的一着好棋。可是,就在这个唯一的我军在兵力上也占优势的东北战场上,林彪却不敢进行战略决战。他把主力留在长春地区,反对南下北宁线作战,其实质就是害怕在东北首先进行战略决战,破坏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
按照毛主席的战略方针,辽沈战役的中心一环是集中我军主力于锦州、山海关、唐山
一线,特别是尽快攻克锦州。锦州至山海关段上各点敌军孤立分散,攻歼取胜比较确实可靠;攻占锦州可以封闭敌军逃回关内的退路,有利于各个歼灭孤立于长春、沈阳之敌;并且有可能吸引长、沈之敌来援,我军可以“攻锦打援”,在运动中歼击援敌;还可以实行中间突破,使卫立煌、傅作义两集团互相孤立,而且控制了北宁线十分有利于我军尔后向两翼机动作战。因此,毛主席在给林彪的指示中,特别强调要“确立攻占锦、榆、唐三点并全部控制该线的决心”。但是,林彪十分害怕在东北就地全歼敌军,相反却安图放跑敌军。在战役开始前,他坚持以主力攻打长春,而实际上又不敢真正打长春,拒不执行毛主席南下北宁线封闭蒋军在东北加以各个歼灭的作战方针。毛主席和中央军委对此进行了多次的批评。
九月七日,毛主席再次向林彪强调了“置长、沈两敌于不顾,专顾锦、榆、唐一头”的方针。经过毛主席的反复批评后,林彪才不得不于九月上旬部署部队自长春地区南下。
北宁线作战开始后,林彪仍然滞留于哈尔滨,根本没有坚决打下锦州的决心。而在攻锦战役部署已经就绪的时间,他对抗毛主席关于坚决打下锦州,全歼范汉杰集团的作战方针,时而想打承德和山海关,时而又想抽调主力去打长春。这些错误主张,被毛主席和中央军委及时严令制止。锦州作战开始以后,林彪仍然把南线敌情看得十分严重,顾虑重重,动摇犹豫。毛主席又连续致电,再三告诫林彪不应动摇决心,必须“争取在一星期内外攻克锦州”。由于毛主席的英明指挥,纠正了林彪的错误,我军在十月十五日解放锦州。这时,盘踞沈阳地区和进至辽西的敌军,准备逃跑,而北宁线已被我军切断,营口便成了敌人逃向关内的唯一道路。为了封闭敌人逃跑的通道,就地全歼东北之敌,毛主席先后七次急电林彪,令其以足够兵力阻敌南逃,并迅速控制营口。但是,由于林彪置毛主席的指示于不顾,不派兵堵塞营口,致使敌人一个军部、一个师部和三个团得以从营口入海逃跑。辽沈战役在毛主席的指挥下获得了伟大胜利,解放了全东北,歼敌四十七万。这时,敌我军力对比发生了根本变化。敌军总兵力降为二百余万人,我军则增至三百万人。“人民解放军不但在质量上早已占有优势,而且在数量上现在也已经占有优势。”根据军事形势的这个重大变化,毛主席号召全党和全国人民加紧步伐,为“在全国范围内建立统一的民主的人民共和国”而斗争。为此,毛主席、党中央决定立即发起平津战役。
当时华北战场的敌军,受到辽沈、准海两大战役我军所取得的胜利的震撼,已成惊弓之鸟。敌军龟缩在张家口、北平、天津、塘沽一线,企图从海上南逃或向绥远西窜。因此,能否稳住敌人,使其无法逃窜,是我军实现就地歼灭该敌的关键。在这种情况下,是迅速完成对华北敌军的战略包围和战役分割,予以全部就地歼灭,还是拖延战略决战的步伐,纵敌南逃西窜,这就构成为平津战役中两条军事路线斗争的中心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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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为实现就地全歼华北敌军,作出了一系列英明决策:命令东北我军以最快速度秘密入关,从热河境内出冀东,首先包围天津、塘沽、芦台、唐山之敌,切断敌人从海上南逃的退路;指示华北两个兵团集中主力于平绥线上,将敌军分别包围于张家口、新保安两地,切断敌西窜的通道,并暂时不打新保安之敌,以便吸引平津之敌不好定下从海上逃跑的决心;此外,还对淮海前线和太原前线的我军,作了相应部署,以麻痹平津之敌。实现毛主席的这些指示,我军就能出敌不意地对华北敌军实施战略包围和战役分割,置敌于死地,从而大大加速战略决战和整个革命战争的胜利进程。
但是,林彪根本不想就地全歼华北之敌,而是妄图纵敌南逃。从这出发,他一再对抗毛主席关于平津战役的战略部署和作战方针。毛主席在辽沈战役刚结束时,就指示东北我军主力早日入关,包围津、沽、唐,但林彪以种种借口拖延时机,迟迟不动,妄图把平津之敌放跑。经过毛主席和中央军委的三令五申,林彪才勉强同意部署东北主力入关。毛主席指示东北我军入关不走山海关,而以荫蔽、迅速的行动由热河出冀东。但林彪却命令后尾
三个军经山海关前进,暴露军机,企图以此吓跑平津之敌。毛主席明确规定战役第一阶段应首先包围津、沾、唐,与向张家口、新保安急进的华北我军一道完成对平、津、张之敌的战略包围和战役分割,实行“隔而不围”和“围而不打”,“以待部署完成之后各个歼敌”。而林彪却提出要打南口之敌的错误主张,企图把南口以东之敌赶跑到天津、塘沾。总之,在平津战役中进一步暴露了林彪反对战略决战,不敢歼灭敌人,纵敌南逃的右倾机会主义思想。由于毛主席为平津战役制定了完全正确的方针,并采取了一系列有力措施,纠正了林彪的错误,人民解放军才取得了平津战役的伟大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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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人民解放战争的历史,彻底剥开了林彪所谓“天才军事家”、“常胜将军”、“正确路线的代表”的画皮,证明了他是一个道道地地的右倾机会主义者。在解放战争的战略防御阶段,他在军事上实行拼命主义和逃跑主义。在解放战争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时,林彪按兵不动,实行军事上的保守主义。当战略决战的时机到来时,林彪反对战略决战,对抗毛主席关于从根本上打倒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战略部署。林彪在解放战争时期这几个关键时刻的表现,完全说明了他所推行的是一条右倾机会主义路线。
一定的军事路线是由一定的政治路线决定的,并为一定的政治路线服务。林彪在解放战争时期推行的右倾军事路线,是他的右倾机会主义的政治路线在军事上的表现。它的罪恶目的,实质上就是反对彻底消灭蒋介石反动派,推迟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进程,阻挠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武装夺取政权,妄图延缓蒋家王朝的灭亡,将历史的车轮拉向后转。这条路线反映了地主资产阶级的利益,适应了美帝和蒋介石的需要。在这场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的进程中,由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在全党全军占统治地位,正确路线深入人心,因此,林彪的阴谋终究不能得逞。毛主席的正确领导和东北广大军民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指示,使东北解放战争取得了伟大胜利。今天,在批林批孔运动不断深入的大好形势下,进一步批判林彪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和资产阶级军事思想,将有助于我们深入认识林彪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的极右实质,更自觉地坚持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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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伯达尊孔反共的一生
程皋
国民党反共分子、托派、叛徒、特务、修正主义分子陈伯达,是一个言必称孔孟的尊孔派,又是一个颇有些洋奴气味的人物。“同气相求,同明相照”。王明、刘少奇、林彪之流要推行机会主义路线,必然要找陈伯达这样的“黑秀才”,而陈伯达也正是依靠反动的孔孟之道和西方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博爱那票赌注,到处钻营,成为一个地地道道的政治赌棍。研究一下陈伯达,可以帮助我们认识孔孟之道是如何为机会主义路线服务的,从而认识批判机会主义路线必须深入批判反动的孔孟之道的道理。
陈伯达从开始他的政治生涯的时候起,就是以一个孔孟的信徒的面貌出现的。他生长在一个所谓“四代书香”门第的破落封建官僚家庭,家中还出了几个象范进、马二先生那样的儒家之徒。在这样的“书香门第”中,他从小深受反动的孔孟之道的熏陶。早在一九二四年,当他还只是二十岁上下的青年时,就在一篇《原意志》的黑文中,为孔孟摇唇鼓舌,竭力吹捧他们是什么“宇宙间之伟人”,说“孔孟宁被人目为迂阔,而终说仁义”,其举动“不啻如日月经天,江河行地,海可枯,而志不可夺,山可移,而志不可变,钱塘江潮,不及其壮,昆仑山峰,不及其高”。陈伯达在把孔孟之流大大吹捧一番之后,紧接着就表明自己的心迹:“吾人既生为人类中之一员,无有不可成为宇宙间之‘伟人'者”。真是一个“小小老百姓,大大野心家”!陈伯达的所谓“原意志”,就是要做孔孟的忠实信徒,做孔孟那样的“先哲”、“伟人”。无怪乎他后来动不动就是什么“先哲”、“天才”,俨然装出一副老夫子的样子,原来他早就想做孔夫子第二了!
思想上的尊孔复古,必然伴随着政治上的反动。陈伯达这个心怀个人野心的人,是决不甘于默默无闻地做个“小小老百姓”的。他到处投机,拼命往上爬。就在发表《原意志》之类的尊孔文章后不久,他参加了国民党,并成为国民党右派的一员。他大写反共文章,恶毒谩骂共产党是“妖怪”,是一群“盲目胡言,自送死地”,“走入迷路的糊涂虫”。陈伯达此时发出的种种反动叫嚣,当然还说不上什么新创造,因为此时他还不是国民党右派中的什么举足轻重的风云人物,而只不过是跟在胡适、蒋介石屁股后面鹦鹉学舌,鼓噪一番,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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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以此博得蒋介石之流的青睐,实现自己向上爬的野心。
一九二七年,陈伯达这个国民党反共分子,竟摇身一变,钻进了共产党。陈伯达带着反动的孔孟之道这种肮脏的东西混入革命队伍,又长期顽固地坚持反动立场,因此他虽然满口马列主义的词句,却终究掩盖不了他的庐山真面目。他总是一有机会就宣扬他那套破烂货,妄图用那套反动的东西来改造党、改造中国。这样,就决定了他不能不“脚踏两头船”,始终与党格格不入,而与党内那些机会主义路线的头子则是一拍即合,配合得十分紧密。
陈伯达这个“天才理论家”,是在王明推行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时期崭露头角并得到重用的。那时,正是日本帝国主义大举入侵,中国面临着亡国灭种的危险之时。在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面前,伟大领袖毛主席为我们党制定了一条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正确路线。但是,蒋介石这个以反共起家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却请出了孔老二的亡灵,妄图用反动的孔孟之道来麻痹中国人民的革命斗志,实行其“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投降卖国路线。他竭力提倡尊孔复古,叫嚣什么:“盖欲为共产主义根本之铲除,非提倡固有的道德智能,不足以辟邪说而正人心也”。这时,叛徒王明也从极“左”跳到极右,反共投敌配合蒋介石的反革命政治需要,狂热地鼓吹孔孟之道,大肆宣扬蒋介石搞的那套孔孟的“四维八德”。王明胡说什么“忠、孝、仁、爱、礼、义、廉、耻”,是“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共产党要继承“孔孟学说”,并且叫嚷什么国民党和共产党“同样是黄帝的子孙和后裔”,是中国“优秀进步青年的总汇”。他还借口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完全取消共产党的独立自主原则,提出所谓“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阶级投降口号,推行了一条右倾投降主义路线。在这尊孔卖国之声甚嚣尘上的时候,陈伯达这个满脑袋孔孟之道,并且从孔老二那里学会了“待价而沽”的政治赌棍,迫不及待地跟着跳了出来,抛出了“哲学的国防动员”的右倾投降主义口号,大肆鼓吹“不分界别、不分阶级”,“组织哲学上的救亡民主的大联合”,“发动一个大规模的新启蒙运动”。同时,又紧密配合蒋介石推行法西斯主义的所谓新生活运动,炮制了充满孔孟之道的《新人生观的创造》这本黑书,给蒋介石的反共卖国和王明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帮了大忙。而陈伯达自己也因此一登龙门,身价十倍,真的开始以“天才理论家”的面貌出现了。
打从这以后,你看他一动口,一写文章,都是什么“新创造”,什么“启蒙运动”,“开发民智”,等等。在陈伯达的心目中,广大的中国人民都是愚昧无知的“群氓”,只有王明这个“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和他这个做梦也想当孔夫子第二的“天才理论家”,才能拯救民族危亡。但是,一打开陈伯达所写的那些黑书,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他的所谓“国防哲学”和什么“新人生观的创造”,宣扬的尽是反动的孔孟之道和西方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博爱那套破烂货色。陈伯达鼓吹什么“新文化的果实”是“我们的先哲”“建造”的;什么古代圣贤是“最热爱自己的祖国而亲与救国事业,身经无数忧患而百死无悔”,“中国民族有这样伟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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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上的圣贤,不但为我们祖国河山生色,而且也正是我民族长存至今之重大的因素”;甚至说什么孔老二的“旧爱国思想在今日的爱国运动中,有了自己的意义”。在烽火连天的抗日战争中,陈伯达如此吹捧孔孟,不是为了别的,就是要人们把王明、蒋介石,还有他这个“新启蒙运动”的发起者,当成孔孟那样的“伟人”而崇奉着。不仅如此,陈伯达还专门把国民党的“党国要人”吴稚晖、戴季陶、托派文人陶希圣、大汉奸陈公博、买办祥奴胡适等人的名单-一一开列出来,说他们是“民族灵魂”,是“启蒙大师”;只有依靠这些人去“开发民智”,才能“发聋振瞶”,“唤醒四万万同胞起来保卫我们垂危的祖国”,取得抗战的胜利。
这些人难道真是什么“民族灵魂”吗?完全是在胡说八道:孔孟之道是卖国之道,儒家之徒从来就是卖国的叛徒。历史证明:陈伯达所吹捧的这批当代的儒家之徒,包括他自己在内,是一小撮民族败类。他们出卖中国人民的灵魂,信奉日本法西斯的“大和魂”,妄图用反动的孔孟之道来阻止历史车轮的前进。陈伯达要我们党“打破关门主义的门户”,其目的就是要我们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放弃独立自主的原则,跟着蒋介石一起搞反动的孔孟之道,搞西方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博爱,跟着蒋介石一起去投降日本帝国主义。
陈伯达为了达到这个目的,还配合国民党顽固派的“收起”共产主义,把马克思主义“暂搁一边”的反革命叫嚣,鼓吹要“废止思想上外来的权威”。他叫嚷什么:“思想应该从外来的权威独立起来。一切关于思想的外来镣铐(物质的镣铐),都不应存在。”陈伯达真的要废止一切“思想上外来的权威”吗?没有那回事。他要废止的只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至于对帝国主义的侵略,不但不想废止,而且加以肉麻的吹捧。他早在一九三三年写的《论谭嗣同》这本黑书中,就大肆鼓吹帝国主义“侵略有功”,胡说帝国主义的侵略使中国“从顽固死寂的状态中解放出来”。一九三九年,他又在《新人生观的创造》一书中,宣扬什么“东方沐浴了欧风美雨,又继续发挥了古代的、中古的以及从西方来的文明,东方又成为先进的了”。陈伯达这个孔孟的信徒,这个“真正国粹的保存者”,如此歌颂帝国主义侵略,这不有点奇怪吗?一点也不奇怪。尊孔必然卖国。在近代,孔孟之道同帝国主义是亲热的两兄弟,它们结成了文化上的反动同盟。伟大领袖毛主席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总结了“五四”以来政治思想战线上的斗争的历史经验,深刻地指出:“在中国,有帝国主义文化,这是反映帝国主义在政治上经济上统治或半统治中国的东西。这一部分文化,除了帝国主义在中国直接办理的文化机关之外,还有一些无耻的中国人也在提倡。一切包含奴化思想的文化,都属于这一类。在中国,又有半封建文化,这是反映半封建政治和半封建经济的东西,凡属主张尊孔读经、提倡旧礼教旧思想、反对新文化新思想的人们,都是这类文化的代表。帝国主义文化和半封建文化是非常亲热的两兄弟,它们结成文化上的反动同盟,反对中国的新文化。这类反动文化是替帝国主义和封建阶级服务的,是应该被打倒的东西。”毛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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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痛斥了党内外的尊孔派,是对王明、陈伯达这批现代儒家的最深刻的批判。陈伯达的所谓“国防哲学”、“新启蒙运动”,就是要用帝国主义文化和反动的孔孟之道来反对中国的新文化,反对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作为中国人民的指导思想。由此可见,陈伯达的“国防哲学”,就是国民党哲学,孔孟哲学,它是直接为王明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为蒋介石的卖国投降路线服务的。
搞投机钻营的政治赌棍,总是今儿投靠这个,明儿又投靠那个,他觉得谁对他有利,他就往那里下赌注。陈伯达与党内另一个机会主义路线头子彭德怀的勾结,就是这样。“相逢何必曾相识”。彭德怀早在抗日战争时期,也大谈什么人与人之间要“发扬互爱、互敬、互助,‘已所不欲,勿施于人’”,“对人要有高度的同情心,这些都是博爱精神,也就是民主精神”。当然,要论鼓吹这类孔孟之道的资历,还得推陈伯达领先。这个“天才理论家”早在
一九三九年就叫嚷:“从来人们都把‘已所不欲,勿施于人’看成…极高的‘忠恕之道’,应该还进而是‘人所不欲,勿施于人’”,“这样,我们就把儒家所代表的封建社会美德转变为极高的人类美德,而且在哲学上恰是由唯心论转变到唯物论”。在这里,彭德怀和陈伯达两人一搭一配,一吹一唱,一同走在王明右倾机会主义路线上。
彭德怀、陈伯达把“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儒家反动教条;说成是人类极高的美德,这完全是反马克思主义的。在阶级社会中,敌对阶级之间,剥削阶级与被剥削阶级之间,只有己所不欲,要施于人,根本就不存在什么“己所不欲,施于人”。彭德怀、陈伯达在抗日战争时期鼓吹孔孟的这一套东西,就是为了投降蒋介石,投降日本帝国主义,搞修正主义的所谓“阶级互助”。陈、彭两人到了社会主义革命时期,仍然拿出这套破烂货来反对社会主义革命。在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上,陈伯达就参与了彭德怀的“军事俱乐部”,同彭德怀
一起重弹“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滥调,打出“为民清命”的旗号,恶毒攻击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从而进一步暴露了他的反革命真面目。
至于陈伯达追随刘少奇、林彪,积极用孔孟之道为这两个资产阶级司令部头子推行修正主义路线服务,这更是尽人皆知的。陈伯达和刘少奇早在抗日战争时期就共同鼓吹孔孟之道,为王明路线摇旗呐喊。刘少奇的黑《修养》同陈伯达的《新人生观的创造》,都是在
一九三九年炮制出来的,它们是孔孟之道这根黑藤上的两个毒瓜。到社会主义革命时期,陈伯达紧随刘少奇,长期为刘少奇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出谋划策。一九六二年,刘少奇再次抛出的那本用孔孟之道反对无产阶级专政的黑《修养》,就是由陈伯达积极帮助整理和修改的。陈伯达对叛徒、卖国贼林彪更是“集中投资”,跟得很紧。林彪反党集团的那些什么“设国家主席”的政治纲领和称“天才”的理论纲领,差不多都是陈伯达根据反动的孔孟之道参与炮制出来的。正因为如此,所以林彪也就特别重用这个董仲舒式的“黑秀才”、“天才理论家”。这些孔孟的忠实信徒紧密勾结,狼狈为奸,效法孔老二“克己复礼”,妄图在中国复辟资本主义。但是,就在他们野心勃勃,说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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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这样“决定性的话”的时候,也就宣告了他们的反革命阴谋的总破产。林彪“天马行空”,摔死在蒙古温都尔汗沙丘上,陈伯达也从反革命顶峰上跌落下来,成了一只断了脊梁骨的癞皮狗。
从陈伯达追随历次机会主义路线头子尊孔反共的一生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不论是民主革命时期还是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党内都存在激烈的路线斗争。儒家的思想,是历来没落的反动统治阶级用以反对革命,阻挡社会前进的破烂思想武器。无产阶级在进行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过程中,地主资产阶级总是要拿起这个破烂的思想武器来反对无产阶级。这种斗争不可避免地要反映到党内来。中国共产党成立五十多年以来,党内已经出现了陈独秀、瞿秋白、王明、彭德怀、刘少奇、林彪这样一些用孔孟之道来反对无产阶级革命的机会主义路线头子。今后只要有阶级和阶级斗争存在,党内两条路线斗争仍然要继续进行下去,批孔的斗争也同样要继续下去。
党内的尊孔派,就是党内的机会主义者。这些人为什么会那样崇拜孔老二这具政治僵尸?这是因为他们都是地主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表人物。他们要复辟资本主义,就要反对马克思主义。用什么武器去反对呢?由于中国资产阶级在经济上和政治上异常软弱,在思想上和文化上没有也不可能建立足以取代封建文化的思想体系,因此,他们要反对马克思主义,就只好乞灵于反动的孔孟之道。他们推行的机会主义路线的主要思想理论基础,就是孔孟之道。正因为如此,我们批判机会主义路线,批判修正主义,就一定要批孔;不批孔,就不能彻底批判机会主义路线,就挖不掉机会主义路线的思想老根。
由于党内机会主义路线的头子都是尊奉孔孟之道的,因此,他们要搞修正主义,就一定要寻找那些孔孟的信徒作为他们的“黑秀才”、“理论家”。陈伯达之所以能在历次机会主义路线头子之间左右逢源,成为王明、彭德怀、刘少奇、林彪都用得着的人,就是因为他早就是一个尊孔反共分子。党内机会主义路线头子们正是需要这样的人作为贩卖孔孟之道的吹鼓手,为他们制造反革命舆论。同样,我们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反对修正主义,也必须加强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理论建设,加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队伍。无产阶级有了一支宏大的马克思主义理论队伍,有了一支强大的政治思想战线上的军队,就能有效地反对修正主义,就能用马列主义占领上层建筑的各个领域,“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各个文化领域中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的专政”。只有这样,才能把上层建筑领域的革命进行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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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工作中两条路线的斗争
延
风
“一定的文化(当作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注释工作作为文化工作的一个方面,从来就是阶级斗争的工具。回顾一下在注释工作上儒法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对于我们深入、普及、持久地开展批林批孔运动,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研究儒法斗争的历史和整个阶级斗争的历史,搞好法家著作的注释出版工作,是很有意义的。
自从地主阶级专政得到确立和巩固以来,随着地主阶级历史地位的不断变化,孔学逐步被拾上了“独尊”的地位,注经工作也就成为被他们予以高度重视的“盛事”。剥削阶级固有的保守性和反动性要求他们把孔孟之道神圣化、偶象化,奉为万古不变的教条;而阶级斗争的发展,地主阶级日益走向腐朽和没落,又要求他们不断对孔孟之道进行修补、加工和改造,使孔孟之道更加适应现实的政治需要。以“述而不作”为特点的注经,就最适合于达到这样的目的。历史上的所谓“儒学大师”们,从董仲舒到程颐、程颢、朱熹、王守仁,几乎没有一个不是通过注经来建立他们自己的反动思想体系的,这是我国儒学发展的一个特点。
董仲舒掀起“独尊儒术”反动逆流的代表作《春秋繁露》,就是注经。在董仲舒所处的时代,封建社会的基本矛盾即地主同农民的矛盾正在日益加深。地主阶级面临着农民起义的威胁,不仅要加强暴力镇压,还需要加强思想上的欺骗。董仲舒正是通过注释孔丘的反革命变天账《春秋》,建立了“天人感应”的反动神学体系,把没落奴隶主的孔孟之道改铸成为封建的意识形态。象《春秋》一开头就是“春王正月”四个字,孔丘在“正月”前面加上“王”字,是强调奉行周天子的历法,借以维护日趋没落的周朝奴隶主头子的权威。董仲舒便抓住这四个字大作文章。他说,这四个字的次序都是有深奥道理的。“正”字放在“王”字的后头,“王”字放在“春”字的后头,这是因为,“春”是天的行为,“正”是王的行为,王“上承天之所为,而下以正其所为”,这就是“王道之端”。(《贤良对策>)《春秋》上这半句话经过董仲舒这么一“注”,居然就成为董仲舒炮制“君权神授”的反动理论的依据了。董仲舒还对《春秋》记载的天象变化和自然灾害,用他的反动神学观点进行解释,使他的“天人感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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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更加系统化和合法化,成为两汉流行一时的谶纬神学的祖宗。
经过董仲舒加工改造的儒家思想成为地主阶级的统治思想,有一·个发展过程。汉武帝时,葷仲舒这一套是吃不开的。昭帝、宣帝虽然也还仍然推崇法家思想,但儒家思想又有了进一步拾头。汉宣帝在他晚年的时候,于甘露三年(公元前五十一·年)召开了“石渠阁会议”,“诏诸儒讲五经同异”。这次会议领头的儒生,就是汉元帝的师傅,那个开口“周礼”、闭口“古制”的复古迷萧望之。所谓“讲五经同异”,实际上就是通过统一儒家经典的解释来统一儒家学派的思想,为地主阶级公开打出“尊儒反法”旗号作舆论和组织推备。汉元帝执政,儒家思想正式居于统治地位,经学博士一下子从二百人增至一千人,注经更是成了一桩时髦的事业。他们“碎义逃难,便辞巧说,破坏形体,说五字之文,至于二三万言”(《汉书·艺文志)。有个叫秦近君的儒生,解释“尧典”这两个字,就写了洋洋十万言。(桓谭:《新论》)这种烦琐哲学的大竞赛,连统治者自己也感到是场灾难。王莽时有个博士弟子郭路,为了删节注文,日夜苦思,竟至累死在灯下。(王充:《论衡》)
反动的儒家思想不能不遇到法家思想的抵抗。为了对西汉末年以来法家学派对谶纬神学的批判发动反攻倒算,东汉章帝又在建初四年(公元七十九年)效法“石渠阁会议”亲自召集了“白虎观会议”。汉章帝在下令开会的诏书中说:“汉承暴秦,褒显儒术”(后汉书·章帝纪》),说明会议的目的是进一步反法尊儒,推行儒家路线。建议开这个会的儒生杨终,是个大肆攻击秦始皇,主张放弃我国北方和西北方大片领土,撤销边备,投降匈奴的反动家伙。他在奏折中说:“章句之徒破坏大体,宜如石渠故事,永为后世则。”(《后汉书·杨终传》)原来,注释内容的恶性膨胀,并不能使儒家学派有效地战胜法家学派,反而“异端纷纭,互相诡激”(<后汉书·郑玄传>),造成了儒家学派内部的思想混乱。他们需要有一个“侧”,即统一的注释标推,这就是董仲舒对儒家经典的解释。会开了一个多月,“诸生诸儒”“讲议五经同异”,最后汉章帝亲自出马,“临制称决”(《后汉书·章帝纪>)。会议的文件由班固编写成《白虎通义》,就是饮定的“儒家注释手册”。儒生们管它叫“国宪”(《后汉书·曹褒传》),说明董仲舒的反动思想体系已被抬上了国家根本大法的地位。
神学说教在哲学上毕竟是粗糙的、无力的。到了封建社会后期,随着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矛盾进一步激化,农民反抗日益高涨,封建统治阶级又需要有一种更精致、更富于欺骗性的哲学来加强思想统治。程顾、程颞颢和朱熹适应封建统治阶级的需要,建立反动的程朱理学,也是采取注经的方式。朱熹按照道学家的观点编辑、注释儒家经典,首先选出各个道学家系统的注,编为“精义”,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加上自己的解释,编成《四书章何集注》。特别是朱熹通过对《中庸》的逐章逐句的解释,竭力对“中庸之道”进行加工、改造和发挥,把“中庸之道”提高到“孔门传授心法”(《中庸章句序》)的地位。他着重发挥了“中庸”鼓吹矛盾调和折中的哲学内容,鼓吹“中庸之中,实兼中和之义”,“不偏不倚”、“执其两端而量度以取中”,等等,把当时农民革命和地主阶级革新派的变法说成是“不和之甚”(朱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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庸》),充分暴露了朱熹注经的反动政治目的。朱熹在注《大学》时,甚至借口原文亡缺,“窃附己意,补其阙略”(《大学章句序>),干脆动手“补”了一百五十个字,集中论述他“致知在格物”的客观唯心主义哲学体系。陆九渊曾说:“六经注我,我注六经”(《象山先生全集》卷三十
四),道破了他们的注释方针,只要能够符合反动的政治需要,他们是爱怎么注,就怎么注的。
朱熹等人的注经,同董仲舒的注经尽管形式上有些不同,但都是建立在唯心主义沙滩上的。面临着地主阶级日益深重的思想危机,那些儒家信徒只好用注释来拚命扎篱笆,补漏洞,因而那些儒家的注本,无一不是“本末释过了”,“又释本末”,眉批加过了,又要“眉下添眉”(李贽:《四书评》),有了“注”还不够,还要搞“注”的“注”,称之为“疏”。注、疏、训沽、考证加起来,往往数十倍乃至数百倍于原文。清朝中叶,有人把清初至嘉庆年间的各种经学注本搜集起来,编了一部书,叫《皇清经解》,共一百八十八种。清朝末年,又有人编了一部《皇清经解续编》,共二百零九种。两部书加起来,将近三千卷,足足可以塞满一屋子。这些五花八门、名目繁多的注经本,活现出反动地主阶级在理论上百孔千疮、东修西补的狼狈相。正如毛主席指出的:“烦琐暂学总是要灭亡的。如经学,搞那么多注解,现在没有用了。”
与儒家按照反动统治阶级政治需要进行注经相反,法家则通过注释工作来为他们要求革新、要求前进的政治路线服务。曹操注释法家著作《孙子兵法》,就是站在地主阶级革新派的立场上,总结了前人和自己的军事斗争经验,丰富和发展了法家的军事理论,用以指导自已统一中国的斗争。还有些进步思想家,则是采用注释儒家经典的方式,对孔学进行了尖锐的批判。李贽就是这样。按照当时的传统,对《四书》、《五经》等儒家经典,是只能用注、疏、诂、解等提法的,李贽却大胆地写了《四书评》,这本身就表现了反传统精神。这本书有不少地方对孔孟这些“大圣人”进行了辛辣的挖苦和嘲笑。法家和进步思想家对孔学的批判,不同程度地揭露了封建社会腐朽没落的现象,是有进步意义的。
如果说,作为上升时期地主阶级政治代表的前期法家,由于他们是生气勃勃的革命者,完全可以独立地公开地提出自己的政治主张,并不需要采取注某一部经典的办法来建立自己的思想体系;那么,到了封建社会后期,随着地主阶级尊法反儒思潮江河日下,一些法家人物为了给自己的理论和政见争取合法地位,也往往要借助于注释儒家经典的方式,这正反映了他们阶级和时代的局限性。例如王安石,他一方面勇敢地“黜《春秋》之书”,但又不可能将儒家经典全部踢开,只是将“先儒旧注废弃不用”,选了《诗》、《书》、《周礼》这三部书用法家观点加以注释,称为《三经新义》。正如!王安石所说,他注这些书是为了“立政造事”(《周礼义序》)的需要,也就是要为他的新法提供“固已合乎先王之政”(《上仁宗皇帝言事书》)的历史依据。就拿《周礼》中“均齐天下之政”这句话来说,原讲的是小奴隶主向大奴隶主贡献财物时,要参照土地的肥瘠条件均匀负担。王安石注释时却借题发挥,抨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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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赋税政策上“远近多寡之不均,先后缓急之不齐”的现象,实际上是为自己推行反对大地主兼并的“均输法”作护法。王安石的这种做法,自然遭到了儒家学派和大地主顽固派的猛烈攻击。苏轼在为皇帝写的敕文中,就说王安石“网罗六艺之遗文,断以己意;秕糠百家之陈迹,作新斯人”(《王安石赠太傅救>)。朱熹也凭着他的反革命嗅觉,攻击王安石“逞其私智,尽废先儒之说,妄意穿凿,以利诱天下人而涂其耳目。”(《论语要义目录序》)从儒家对王安石的攻击中,清楚不过地证明了王安石的注释工作,正是为他推行革新的进步路线服务的。
儒法斗争继续了二千年,一直影响到今天,注释工作中的阶级斗争、路线斗争也一直继续到今天。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叛徒、卖国贼林彪,不就纠集了一伙人,拚凑什么“四书集句”吗?这个不读书、不看报、什么学问也没有的大党阀、大军阀,不是也假装斯文,注起经来了吗?什么“恕”是“以仁爱之心待人之忠,以宽宥原谅之恕”的“儒家原理”什么“仁”、“智”、“勇”是“团结”、“斗争”、“唯物论”,充分暴露了他赤裸裸继承封建糟粕,妄图用儒家反动思想冒充马克思主义的险恶用心。今天,盘踞在台湾省的蒋介石反革命集团,面对着工农兵批林批孔的强大声势,也惊恐万状地叫器要“整理孔孟学说”,印行儒家经典注本,以“全力推广尊孔运动”。阶级斗争的历史和现实无不告诉我们,决不能把注释工作仅仅看成是出几本书的业务问题,决不能对注释工作中的阶级斗争、路线斗争掉以轻心。
现在,一场以工农兵为主力军的注释法家著作、总结儒法斗争和阶级斗争历史经验的运动正在蓬勃兴起。这是批林批孔运动深入的一个重要标志,是上层建筑领域革命的一项重大任务。历史上,儒家的注释,只是对他们的反动理论进行加工和修补;法家的注释,无论是批判儒学还是阐述法家学说,也受到当时时代和阶级的局限。今天无产阶级则是要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做好法家著作的注释工作,学习我们的历史遗产,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给以批判的总结,正确地吸取阶级斗争的历史经验。这就需要以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对法家的进步作用给予必要的历史的肯定,对其阶级和时代的局限性,应从历史条件加以分析和说明。这就需要坚持古为今用的方针,注释工作要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服务,为社会主义革命时期的现实斗争服务,为进行思想和政治路线教育服务。这就需要提倡老、中、青三结合和工农兵、专业工作者、领导千部三结合,把注释工作同培养马克思主义理论队伍结合起来。这就需要坚持革命性和科学性的统一和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可以预料,这项工作对于深入、普及、持久地开展批林批孔运动,发扬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成果,用马克思主义占领哲学、历史、教育、文学、艺术、法律等在内的整个上层建筑领域,反修防修,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将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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剥开《女儿经》的反动画皮
上海第三十棉纷织厂织布车间乙班党支部
我们班一百十多个工人,女工就有九十六名。在深入批林批孔的过程中,我们组织工人同志对宣扬孔孟之道的《女儿经》开展了群众性的批判。
《女儿经》是封建统治阶级用来训诚妇女的一个通俗读本。它虽然短短不过五十三句,一千来字,却浸透了孔孟之道的毒汁。它对广大劳动妇女,从早到晚,从小到老,从头到脚,里里外外,一言一行,设置了数不清的清规戒律。这些东西,象恶狼似的扑向广大劳动妇女,又象千万条绳索把广大妇女勒得喘不过气来。工人同志一针见血地指出:“薄薄
一本《女儿经》,精神枷锁重千斤。《女儿经》是骗人经,《女儿经》是吃人经。”
《女儿经》流传的版本各种各祥。究竟最先出自哪一个反动儒生的手笔,已无从查考。从它那套“男尊女卑”、“男主女从”、“三从四德”的反动说教的内容来看,真正的发明权应属于二千多年前的孔老二。
没落奴隶主贵族的反动思想家孔丘,为了维护风雨飘摇之中的奴隶制,在炮制一整套为“克己复礼”服务的反动说教时,就专门抛出了敌视劳动妇女的谬论。孔老二说:“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认为妇女象奴隶一样卑贱,最难对付。《女儿经》上说的“女儿家,最难化,须要从小教到大”,同此如出一辙。孔老二还提出了“男女有别”的反动口号,强迫广大劳动妇女自认低下,甘作奴婢。《女儿经》上说的“女人不与丈夫齐,百凡事体须卑顺”,就是这个意思。以后封建社会的反动儒家,进一步发挥了孔老二这套反动说教。从汉代的孔门恶狗董仲舒的“三纲五常”、“三从四德”,到宋代理学家程顾的“俄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有一条又粗又毒的精神锁链,把广大劳动妇女拖进了人间地狱的最底层。《女儿经》则是把历代儒家的礼教教条进一步通俗化了。它流传愈广,流毒也就愈深。
《女儿经》为“男尊女卑”立下了许许多多苛刻的条规,什么“女儿家,有三从,在家从父配良姻,嫁出从夫当和唱,夫死从子莫胡行”啦!什么“女儿家,有四德”,“礼义廉耻不可失,一动一静俱有程”啦!妇女的地位低下到简直没有半点人身自由。在孔孟之道和《女儿经》的毒害下,吞噬妇女的细菌无孔不入,飞到哪里,就把劳动妇女吃到哪里。在万恶的旧社会,真不知有多少劳动妇女成了封建礼教的牺牲品。
说起封建礼教的毒害,老年女工的苦水吐不尽。她们说,旧社会“妇女不如一根草”。那个时候,社会上流传着许多鄙视妇女的话。什么“牛粪沤土不壮,妇女讲话不当”、“糯米不是米,女人不算人”;什么“嫁鸡跟鸡飞,嫁狗随狗走”、“死了媳妇倒爿墙,死了儿子绝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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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说一千,道一万,如女不如男子汉。我们班上有位已经退休的女工,在旧社会二十七岁死了丈夫。她为了尽孝守节,一个人拖儿带女,挣扎在生死线上。这应该说是符合封建礼教了,可是吃人的旧社会没有劳动妇女的立身之地。不久,接连发生了几次抢寡逼亲的事。她害怕改了嫁被人讥笑“不贞”,不改嫁又活不下去,最后只得逃来上海做小工。真是逃出虎口又进了狼窝,在厂里受尽资本家的残酷压迫和剩削。这位退休女工的遭遇,是旧社会千万个苦难妇女的缩影。许多女工摆出了一桩桩血泪史,一件件辛酸事,对《女儿经》进行了深刻的揭露和愤怒的控诉。
《女儿经》不仅立下了许多“男尊女卑”的条规,而且还竭力宣扬“阶级调和”等黑货,反对广大劳动妇女参加阶级斗争。《女儿经》说什么“大伯伯,二叔叔都是自家亲骨肉”,“大家好好过时光”。我们工人同志列举了大量事实,揭露了这套反动说教的虚伪性和欺骗性。在有阶级的社会,“绸不搭布,穷不搭富”,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就好比水与火,两者根本不相容。即使是“大伯伯”“二叔叔”,因为阶级地位的不同,也决不会有什么“骨肉亲”。我们班里有个贫农出身的女工,十六岁那年,经她当包工头的伯伯介绍进纺织厂广做了包身工。侄女本是“自家亲骨肉”,可是,她借住在伯伯家里,吃的是残羹剩汤,睡的是弄堂过道,每天在厂里劳动十几个小时,回去还要做帮佣。好不容易熬到第三个年头,这位“亲伯伯”索性把她做包身工的全部血汗钱都敲榨了去,逼走她时还要算清三年的饭钱。可见,在阶级社会里,亲不亲,阶级分,从来就没有什么“骨肉亲”。
所谓“大家好好过时光”,那也全是骗人的鬼话。我们厂的前身叫“仁德纱一”,资本家把“仁德”二字写上了招牌,挂在工人天天进出的大门口。但招牌毕竟只是招牌,资本家什么时候对我们工人讲过“仁”,讲过“德”呢?他们哪里肯让我们工人过一分一秒的“好时光”呢?那时纺织广的女工,满腹的苦水倒不完。资本家强迫我们仪八、九岁的女童工,去千那些体力不堪忍受的重活。在风雪交加的大冷天,资本家也不让工人吃一口热饭。女工一旦怀孕或者累坏了身子,就会被资本家一脚踢出厂门。我们许多老工人,在旧社会对那个“仁德”的滋味是尝够了的。可见“大家好好过时光”,无非是叫工人不要造反,妇女不要革命,让剥削阶级世世代代过“好时光”。
《女儿经》还大肆鼓吹“无是非,是贤良”的中庸之道,要广大妇女脱离阶级斗争,去做
一个“无是无非”的“贤妇”。它说什么“贤惠便是家中宝”,“张家长,李家短,人家是非我不管”。这明明是要!诱劳动妇女去做一个安分守己,逆来顺受,任凭反动统治阶级欺压剥削的驯服工具。在有阶级的社会里,“是”与“非”都是有阶级性的。无产阶级有自己的“是”与“非”,剥削阶级也有自己的“是”与“非”,根本就没有什么“无是非”的“贤良”人,而只有不分是非的糊涂人。解放前,我们的女工冲破“不宜无事出房门”的禁令,同资本家进行了坚决的斗争;解放后,我们女工在三大革命运动的大风大浪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在批林批孔运动中,我们车间有个反革命分子,抗拒改造,安图翻案,恶毒咒骂社会主义制度,攻击无产阶级专政。对这样的大是大非,我们狠狠地开展了批判斗争,就是要“管”。《女儿经》表面上讲的只是个妇女问题,实际上它远远超出了妇女问题的范围。妇女问题的本身,也是一个阶级斗争的问题。事实上,孔老二及其徒子徒孙骂妇女,都是与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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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斗争联在一起的。孔老二说什么“男女有别,国之大节”,很明显,他是把“男主女从”作为治国治政的最高原则之一。历史上一些比较进步的思想家,也总是把反对礼教对妇女的束缚,当作反孔孟的重要内容之一。明代的法家李贽,在英勇反孔和批判理学的战斗中,就驳斥了所谓“男子之见长,女人之见短”的陈词滥调,批判了“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封建礼教。作为中国近代史上一次大规模反孔运动的太平天国革命运动,就提出了“天下多男人,尽是兄弟之辈;天下多女子,尽是姊妹之群”的主张,太平天国的妇女同男子一样分田,太平军内有女军、女将,朝内有女官,妇女和男人一样参加生产劳动,禁娼妓,禁缠足,废除买卖婚姻。这是一种比较朴素的妇女解放的思想。但是,妇女的真正解放,在任何剥削制度下是办不到的。正如列宁所说,私有制“使妇女处于受双重奴役的地位”(《论女工运动的解放》)。因此,真正能够把妇女从卑贱地位中拯救出来的,只有消灭私有制的社会主义。
《女儿经》流传了那么多年,中国革命的胜利,从理论上和实践上对《女儿经》作了最彻底的批判。中国革命的胜利和发展,反过来也充分证明了妈女“是决定革命胜败的一个力量”的伟大真理。“中华儿女多奇志”,新中国妇女坚持斗争冲在前,能顶“半边天”。我们厂的女工,经受了文化大革命的锻炼,涌现了一大批年青的女干部,光我们一个班,就向上级输送了五名女工,参加了各级领导班子的工作。现在全厂轮班的工长全部由女工担任,妇女在三大革命斗争中越来越显示出巨大的作用和力量。这些铁的事实,也就是对《女儿经》散布的“三从四德”、“男尊女卑”的有力批判。也是对刘少奇、林彪一伙污蔑妇女“天生思想意识落后”、“只能料理家务”等谬论的有力批判。
事实证明,孔孟之道阻挡不住中国革命妇女的前进步伐。但是,轻视妇女还是充分发挥妇女“半边天”的作用的斗争并没有结束。就象《杜鹃山》中的温其久用“一个女人治住了堂堂的七尺男子汉”的恶语来破坏革命一样,阶级敌人是决不会丢下孔孟之道和《女儿经》一类破烂的。苏修社会帝国主义的走狗、反华小丑安东尼奥尼摄制的反动影片《中国》,就在妇女问题上大做反动文章。他采用卑劣的手法,用摄影机长时间跟踪一个老太婆小脚走路的情况,并用特写镜头如以突出,来丑化新中国妇女的形象,来丑化社会主义的中国。事实完全相反,两种社会两重天。因为有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妇女翻身当家作了国家的主人。现在我们班上的女同志,同男同志一起,积极参加三大革命斗争,投入批林批孔运动,在各项工作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批林批孔当闯将,技术革新当尖兵,革命精神越振奋,生产面貌日日新。反华小丑安东尼奥尼,你怎么对这些镜头偏偏不敢拍呢?我们在批林批孔运动中,剥开了宣扬孔孟之道的《女儿经》的反动画皮,进一步激发了广大工人同志抓革命、促生产的积极性。“中国革命的胜利解放了我们妇女,我们妇女要为中国革命的更大胜利作出贡献”。这就是大家的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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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추中力
资产阶级革命中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
—学习《共产党宣言》的一点体会
任
菁
从一七八九年巴黎人民攻克巴士底狱到一八七一年巴黎公社革命前夕的八十多年里,是资本主义制度在法国经历艰难曲折的斗争取代封建主义制度的时期。正当法国资产阶级在为建立和巩固自已的统治地位而英勇奋斗时,法国工人阶级已经以势如破竹的革命气概举行了一八三一年和一八三四年里昂工人起义,以及一八四八年巴黎无产阶级
六月起义。读一读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研究一下资本主义上升时期中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关系,对于我们今天认识秦汉之际的阶级斗争与秦末农民起义的不朽功绩,是很有启发的。
资产阶级革命中的无产阶级起义,其裉本原因是由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矛盾决定的。正如《共产党宣言》中所指出的:“无产阶级经历了各个不同的发展阶段。它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是和它的存在同时开始的。”但是,也必须看到:“两阶级的矛盾发展到了
一定的阶段的时候,双方才取外部对抗的形式,发展为革命。”因此,无产阶级作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在和封建势力及其残余作斗争的同时,又和资产阶级作斗争,是有一个过程的。
和这个过程紧密联系的,是前进和倒退、革命和复辟的斗争。
资本主义制度代替封建主义制度,是历史上一个很大的进步。革命前的法国,是以国王路易十六为头子的波旁王朝封建专制统治的国家。上层贵族和高级僧侣对广大农民进行残酷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迫使农民多次地举行起义,以反抗封建专制统治。法国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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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阶级顺应这股历史发展的潮流,领导了这场推翻封建王朝的革命。但在革命过程中真正起着主力军作用的,却是法国的广大农民、工人和城市贫民。当资产阶级革命高潮即将来临的时刻,是巴黎工人首先提出“消灭财主!消灭贵族!消灭投机商人!打倒神甫!”的口号;当封建贵族企图利用三级会议引诱资产阶级脱离革命时,是成千上万的工农群众奔向凡尔赛会场,支持资产阶级反对封建特权的正义要求,当波旁王朝梦想调集反革命军队扑灭革命烈火时,又是广大劳动人民挺身而出,把他们打得狼狈逃窜,并且于七月十四日清晨,在克服重重困难、经受种种牺牲后,攻克了巴士底狱这座象征着封建专制统治的顽固堡垒。一石激起千层浪。从巴黎掀起的革命浪潮迅速席卷全国,资产阶级政权相继建立,封建专制统治一朝覆亡。恩格斯说过:“在十七世纪的英国和十八世纪的法国,甚至资产阶级的最光辉灿烂的成就都不是它自己争得的,而是平民大众,即工人和农民为它争得的。”资本主义制度是一种比封建主义制度要先进的社会制度。在这场资本主义制度取代封建制度的大革命中,参加革命的各个阶级都用各自不同的眼光来看待这场革命,并各自对这场革命寄托着自已的幻想。农民认为这场革命可以获得丧失了的土地,工人认为革命后所出现的将是平等的公社,而资产阶级想的却是用一种新的剥削制度去代替旧的剥削制度。由于资本主义制度的固有矛盾在当时还没有充分暴露,因此参加革命的各个阶级都抱着同样的热忱去推翻封建制度。这种情况正如恩格斯所说的:“当一种生产方式处在自身发展的上升阶段的时候,甚至在和这种生产方式相适应的分配方式里吃了亏的那些人也会热烈欢迎这种生产方式,”
当一七八九年革命取得胜利后,刚刚嘉立起来的资产阶级大厦面临着封建势力复辟的危险。要巩固资产阶级政权,发展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就必须迎头痛击封建复辟势力企图开历史倒车的反动逆流,使革命“沿着上升的路线行进”。在巴黎人民攻克巴士底狱的隆隆炮声中上台的斐扬派,是与封建势力打得火热的金融资产阶级的代表。当它开始与封建势力妥协,包庇与纵容大批逃亡贵族、僧侣组织流亡“政府”的活动的时候;当它声称“共同的利益在于阻止革命”的时候,它很快就被人民轰下了台。紧接着斐扬派执政的是代表大工商业资产阶级利益的吉伦特派。它害怕革命的深入发展,惊呼“这次革命应该停止,否则它就会发生危险”,最后,由于它暗中勾结王党分子出卖共和国,组织反革命暴乱,随即也被人民抛到一边去了。在革命和反革命长期搏斗中掌权的雅各宾派,代表了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的利益。这个集团的路线比斐扬派、吉伦特派正确。它所采取的镇压叛乱、抗击外敌、无条件废除贵族一切封建权利等革命措施,是得到当时工农群众拥护的。当保皇党分子在各地发动叛乱时,城市工人和农民联合起来把叛乱镇压了下去;当国外反革命势力侵犯革命的法国时,成千上万的工农群众自愿参军,奔赴前线。这样,就使雅各宾派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打垮了反法联军的包围,平息了封建势力的叛乱。应该指出,人民群众如此热情支持被尔后不少人称为“恐怖统治”的雅各宾专政,原因在于当时的资产阶级是生气勃勃的真老虎,它所推行的是一条正确的路线。这时,资产阶级为了荡涤封建专制制度遗留下来的污泥浊水,还“不得不向无产阶级呼吁,要求无产阶级援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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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任何一场大革命,只有在把革命继续推向前进的时候,前一阶段的革命成果才能得到巩固。资产阶级革命也同样是这样。它“为了取得即便是那些在当时已经成熟而只待采集的资产阶级的胜利果实,也必须使革命远远地超出这一目的”。但另一方面,资产阶级作为一个剥削阶级,它是不愿也不能去夺取资产阶级革命的彻底胜利的。雅各宾专政行使不到一年,就宣称:反革命复辟的威胁已经过去,“现在已无所谓能动公民了”。这时,它就由联合工农变为反对工农,进而把斗争锋芒指向工农。雅各宾派领袖罗伯斯比尔镇压代表小资产阶级下层群众利益的肖梅特、阿贝尔,就是资产阶级和人民群众暂时同盟瓦解的一个标志。正是在这种情祝下,一七九四年七月,大资产阶级与保皇党沆瀣一气,发动了反革命的“热月政变”,把对资产阶级事业忠心耿耿的罗伯斯比尔送上断头台。过了五年,拿破仑发动政变,不久就宣布成立第一帝国。但这个资产阶级的皇帝没当上多少年,在欧洲反革命势力的联合进攻下,路易十八登上王位,波旁王朝终于在法国实现了复辟。革命的失败,往往会造成一系列的倒退,连前-阶段的革命成果也不能巩固。但同时它又往往成为新的革命的起点。当时封建势力的重新上台,就是使法国社会矛盾激化的直接原因。
二
从整个人类发展的洪流来看,波旁王朝的复辟不过表明了“历史的发展是曲折的,迂回的”。在彻底战胜封建复辟势力,继续把革命推向前进的斗争年代里,正如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所说的:“只有无产阶级是真正革命的阶级。”它演出了一幕又一幕威武雄壮的活剧,完成了单靠资产阶级根本不可能完成的粉碎波旁王朝复辟的任务。
路易十八的复辟政权,是建立在封建贵族和大资产阶级妥协的基础上的。这个反动政权用一条倒退、腐朽的路线代替了法国革命时期前进、革命的路线。它一上台,就疯狂地进行反攻倒算。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七万多个革命者被捕、被杀、被流放,并使法国“南方的居民淹没在深及膝盖的血泊中”。同时,它们大翻历史的案。路易十八就公然宣称:恢复旧贵族的头衔,确认新贵族的称号。继路易十八上台的查理十世,则宣布付给逃亡贵族千亿法郎的赔款,以补偿他们在革命时期被没收的土地。波旁王朝企图在法国重新建立封建专制统治的罪恶行径,打击了正在发展中的工业资产阶级,也加深了对工人农民的残酷剥削和压迫。复辟时期,工人的工作时间每天平均长达十四至十六小时,所谓“工人身分证”法更是剥夺了工人阶级一切政治权力,使他们处于完全依附企业主和警察的地位。这种复辟封建制的倒行逆施,激化了这个反动政权同工人阶级的矛盾,也激化了它同资产阶级的矛盾及资产阶级内部的矛盾。
阶级矛盾的激化,必然导致革命的兴起。这一时期中的无产阶级起义,具有其他阶级所不能比拟的伟大历史作用。
面临着波旁王朝的复辟,工人阶级勇敢地发动了起义,它在把斗争锋芒直指封建复辟势力的同时,还狠很打击了资产阶级中那些与封建势力相勾结的集团和势力,从而把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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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大向前推进一步。一八三○年七月革命推翻了反动的波旁王朝,建立了七月王朝。这个王朝是资产阶级中的一个集团即金融贵族集团的专政。它从自己的利益出发反对封建制复辟,但又把这场粉碎封建复辟势力的革命看成是“单纯的国家元首个人的更换而已”。这就决定了它缺乏把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进行到底的决心,而是妄图使革命在中途遭到天折。它废除了路易十八的宪章,但把波旁王朝的国家机器原封不动地保存下来,并宣称镇压工人运动的法令一概有效。工人阶级很快认清了七月王朝的阶级实质。他们说:“我们摆脱了世袭贵族的束缚,却沦于金融贵族的压迫之下。”正是基于这种状况,里昂工人毅然决然地发动了一八三一年起义和一八三四年起义。他们在“工作不能生活、毋宁战斗而死”的旗帜下,向七月王朝发起猛烈攻击。里昂工人在斗争中提出了建立共和国的要求。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工人们所憧憬的共和国只能是资产阶级共和国,但这种要求彻底实现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口号,对于当时的金融贵族实行与封建势力妥协的君主立宪制的行为来说,无疑是一个直接的严厉的批判。它从一个侧面表明:当时工人起义的斗争锋芒直接指向了封建复辟势力残余和保护这种残余的金融贵族。至于奥地利帝国首相梅特涅,面临里昂的熊熊烽火,只得惊惶失措地写道:“我希望里昂事件不论采取什么方式快快结束吧!”这桩事件证明:里昂工人起义是为当时国际上的封建贵族所共同感到胆战心惊的。
一八四八年巴黎无产阶级六月起义的意义也同样如此。二月革命推翻了反动的七月王朝,由此而建立起来的第二共和国不过是“复辟时期与七月王朝的综合”。它不仅不去彻底镇压反革命,反而联合地主、保皇派分子等一切右翼反动势力,多次制造事端,反对无产阶级继续把革命推向前进。特别严重的是,在临时政府举行的制宪议会选举中,复辟王朝的拥护若正统派,七月王朝的拥护者奥尔良派,相继沉渣泛起,一个个钻进政府机关。他们在国内向工人阶级步步紧逼;在国外则勾结沙皇俄国、奥地利封建贵族,支持反动势力镇压革命运动。这些反动措施,当然是工人阶级所不能容忍的。六月二十三日,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第一次针锋相对的战斗开始了。工人群众怀着“我们决不后退”的坚强信念,奋起冲击资产阶级的秩序,横扫一切政治垃圾,沉重地打击了波旁王朝复辟势力残余企图卷土重来的反革命计划。历史又一次表明:正是工人阶级的起义,才防止了封建势力复辟,巩固了新兴中的资本主义制度。资产阶级的表现却正好相反,“对资产阶级有利的是依靠旧制度的某些残余,例如君主制度、常备军等等来反对无产阶级”,它不可能与封建制度实行彻底的决裂。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工人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和反对封建复辟势力的斗争就这样地统一了起来。只有同对封建复辟势力妥协的资产阶级作坚决的斗争,才有可能真正全部铲除封建复辟势力及其残余,使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成果得到巩固和发展。
里昂起义和巴黎无产阶级六月起义最后都失败了,但它作为新社会的先驱却永远受人敬仰。这不但是因为经受革命锻炼的法国工人阶级,开始了一个由“自在的阶级”向“自为的阶级”的转化过程,使“无产者组织成为阶级,从而组织成为政党这件事”得以完成;而且也由于这些起义扫除了妨碍资本主义发凝的旧制度的残余,为无产阶级本身的解放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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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步创造了条件。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看,资产阶级革命进行得愈充分、愈坚决、愈彻底,无产阶级为消灭资本主义制度的斗争也就愈有保证。正是由于这一点,列宁说:“在某种意义上说来,资产阶级革命对无产阶级要比对资产阶级更加有利。”没有资本主义制度对封建主义制度的胜利,无产阶级的解放是不可能的。所以,资产阶级革命中的法国工人起义,既为巩固资本主义制度开辟了道路,又“铺平无产阶级革命唯一能借以实现的地基”。
里昂工人起义和巴黎无产阶级六月起义,还从实践上为以后的无产阶级革命提供了丰富的经验教训。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正是总结了法国里昂工人起义和英国、德国工人运动经验的革命产物。《共产党宣言》中指出:“只要资产阶级采取革命的行动,共产党就同它一起去反对君主专制、封建土地所有制和小市民的反动性。”同时,又指出:“共产党一分钟也不忽略教育工人尽可能明确地意识到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敌对的对立。”这些指示,是革命导师考察了资产阶级革命中工人起义失败的血的教训后才得出的。它告诉人们:无产阶级必须在资产阶级革命中掌握领导权。唯有这样,才有可能将资产阶级革命进行到底,并继续把它推进到社会主义革命。因此,我们可以这样说,有了里昂工人起义和巴黎无产阶级六月起义的大演习,才有巴黎公社革命。列宁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这一光辉思想。他在总结了一九○五年俄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经验后,亲自写了《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一书,为俄国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制订了“不要避开资产阶级革命,不要不关心资产阶级草命,不要把革命中的领导权让给资产阶级,相反地,要尽最大的努力参加革命,最坚决地为彻底的无产阶级民主主义、为把革命进行到底而奋斗”的路线,指引着无产阶级去夺取一九一七年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伟大领袖毛主席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依据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阶级斗争形势,制订了“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这条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总路线。在这条正确路线指引下,中国人民迎来了天安门前五星红旗的高高飘扬。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些胜利都是和里昂工人起义、巴黎无产阶级六月起义一脉相连的。
综观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阶级斗争和工人起义,我们还可以加深对“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这一真理的理解。资产阶级的天下,是靠人民群众的浴血奋战打出来的;粉碎封建制度复辟的任务,是通过人民群众一次次英勇搏斗完成的。用这个观点去看待中国古代的儒法斗争,无论是在地主阶级取代奴隶主阶级统治的过程中,或者是在封建社会发展过程中的儒法斗争,归根到底,都是受人民群众的斗争的影响和支配的。我们今天的革命,是消灭一切剥削阶级和剥削制度的社会主义革命,它必然会遭到
一切反动阶级和集团的拚死反抗。我们要防止地主资产阶级复辟,必须更坚定地依靠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深入开展批林批孔运动,夺取社会主义革命的彻底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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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物辩证法的好教材
学习马克恩《数学手稿》的一点体会
上海无线电二十六广工人陈熙春
革命导师马克思的《数学手稿》,由我国的科学工作者根据德文原文译出后,在-一九七
四年第二期《自然辩证法》杂志上公开发表了,这是一件值得庆贺的大喜事。马克思的《数学手稿》不仪对于从事自然科学、数学研究的同志有着重大的指导意义,而且也是广大工农兵、革命千部、革命知识分子学习辩证法的最好教材。
在《数学手稿》中,马克思对微分学发挥了一系列极其精辟的见解。在这之前,微分学的本质长期被淹没在资产阶级学者散布的种种神秘理论的烟雾之中。十七世纪末叶,随着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社会生产实践向数学领域提出了新的课题。原来的代数方程式只反映了事物相对静止状态下的数量关系。但是,轮船在浩瀚的大洋上持续航行,星球沿着一定的轨道不停地运转(其中包括自转、公转和互转),要精确地描述和研究这类物体运动及其变化过程的问题,代数方程式就显得无能为力了。在这种情况下,由于生产实践的推动,牛顿和莱布尼茨总结发展了前人积累的丰富数学研究成果,提出了微分学,成为一门专门研究变量的数学。微分学-一出现,就解决了生产实践中一系列复杂的计算问题,从此数学吃了“智慧果”,突破了形式逻辑所允许的常数范围,别开了新生面。
然而,由于世界观的限制,资产阶级数学家虽然提出了微积分,却不能对微分学从理论上正确地加以说明。他们有的提出了“有限常数”论,有的建立了“无穷小量”说,但不管这个论、那个说,这些“先生们的思想方法的片面性”使得他们都不能抛弃研究常量的形而上学的传统观点,看不见微分运算的辩证实质,总是把变数和变数的增量割裂开来、孤立起来考察,就象把生长发育中的胎儿同母亲分开一样,把本质上是无限变化的量变成了没有生命力的东西,抹煞了两者之间有机的内在联系及相互转化的同-性。只有马克思,才在《数学手稿》中运用唯物辩证法真正地揭示了微分学的本质,把微分运算建立在完全科学的理论基础之上。
马克思指出,微分运算是“先设置差值,然后又把它扬弃”的做法。当有限差值经过无限变化成为“扬弃了的或消失了的差值”的时候,可以直截了当地把微分写成x=0,dy=0。这样一来,量变转化成质变,个别转化成-一般,静止的数量关系转化成运动可变性的关系,于是“人们不用象变戏法那样的删掉而用形式最简单的代数运算也能获得同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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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微分运算这种从具体的数量关系中抽象出一般的变化关系的过程,正如马克思从具体商品交易中抽象出价值规律的过程一样,是主观世界对客观世界的积极能动的反映,透过现象从本质上抓住了事物运动变化的规律。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简单商品到纸币的科学分析,揭示了价值同使用价值即物的自然形态和属性愈来愈脱离的历史发展过程。我们可以发现这个过程同微分过程是多么地一致。纸币已不再是个别的、具体的商品,已不具有任何使用价值,“货币的职能存在可以说吞掉了它的物质存在”,它成为“扬弃了的或消失了的”使用价值即最一般等价物的符号,它表明的已是一种人与人的关系即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隔行不隔理”。所以,马克思《数学手稿》的革命意义不单单在于清除了资产阶级数学家涂抹在微分学上的神秘色彩,提出了比以前所有数学家都要“简单得多的”微分方法,更重要的是从数学这个角度深刻地揭示了唯物论辩证法的基本原理,因此,它的重要意义远远超过了数学乃至自然科学的范围。
马克思为什么这样重视数学问题的研究?是不是由于他对数学有特别的兴趣,或若是把数学当作一种高级的“消遣”?不,完全不是。马克思认真钻研数学是为了当时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需要。在微分学领域里历来存在着两种世界观的激烈斗争。英国唯心主义者贝克莱大主教就曾利用微积分“来证明自己替信仰主义的变相辩护是正确的”。因此,关于微分学的看法和争论已不是什么纯学术的问题,而是同思想上政治上两条路线的斗争紧密地交织在一起的。
数学是研究事物的数量关系和空间形式的,由于侧重于从数量上去考察事物,尽管它来源于社会实践,但往往以“极度抽象的形式出现”,而古今中外的反动哲学家们正是不断利用数学这种“极度抽象的形式”来作为唯心主义的活动地盘,成为他们向唯物论和辩证法进攻的桥头堡。当时“放肆的假科学的最典型的代表”德国的杜林先生,就曾煞有介事地大谈其“数学”,妄图从数学的抽象公理中导出一个支配世界的“世界模式”来。可见,在阶级社会里,不要以为数学只是讲一二三四、微分积分,不存在什么斗争,实际上才不是那么回事呢!从一部数学发展史来看,唯物论同唯心论,辩证法同形而上学的斗争始终贯穿其中。这个斗争至今尚未结束而且表现得更加尖锐。当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在其他自然科学领域内再也呆不下去的时侯,就往往遁逃到数学领域内寻找防空词。在微分学上,就不断有人片面强调微分方程式的作用,歪曲微分运算的实质,又是主张微分方程式可以“代换”物质的运动,又是鼓吹有了微分方程式可以离开任何实践解决一切问题,吹得神乎其神,似乎找到了一把打开世界上所有谜底之门的“金钥匙”。这股思潮的影响,遍及自然科学的各个领域。在化学中,分子的真实结构被完全淹没在抽象的计算中;在物理学领域内,资产阶级学者大叫大嚷地宣布算学运算可以使微观粒子世界归于“消失”不再存在,在字宙学中,爱因斯坦之流居然用各种“宇宙方程式”来论证“宇宙有限论”、“宇宙膨胀论”等奇怪论:在生物学科里,则出现了把遗传归结为信息的演算,想用象打扑克牌那样依靠几种符号之间的排列组合来解决生命运动的规律。凡此种种,不一而足。
恩格斯在《反杜林论》序言中指出:“正如今天的自然科学家,不论自己愿意与否,都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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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抗拒地被迫考察理论的一般结论一样,每个研究理论问题的人,也同样不可抗拒地被迫研究近代自然科学的成果。”每个研究和学习马克思主义的人,都应当学习一点自然科学。自然科学研究的是自然界各个方面的具体规律,而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则反映了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的一殷规律。两者之间也可以说是个别和一般,具体和抽象的关系。社会科学同自然科学之间,并没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无产阶级的社会科学工作者要牢固地树立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必须具备一点自然科学包括数学在内的知识。马克思和恩格斯都是精通数学的。马克思的《数学手稿》和恩格斯关于数学的一系列论述都是同各种错误思想斗争的产物,和其他著作一样,都是无产阶级的宝贵财富。已经发表的《数学手稿》的两篇论文深入浅出地阐明了微分学的本质,没有那种烦琐的计算、莫明其妙的符号,写得生动活泼又简洁严谨,是非常杰出的关于微分学的哲学文章。搞自然科学的同志可以看得懂,社会科学工作者也不难弄通。
微积分在资产阶级学者那里被弄得深奥莫测,看起来似乎非常玄妙,其实并不神秘。微分反映了客观世界在运动中的变化规律,这些现象也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屡见不鲜的。例如水的蒸发就是一个连续不断的微分过程。又如用锉刀加工圆形工件,每锉一下是一小段直线,有经验的工人同志总是力求使这一小段直线愈小愈好,最后整体锉成了曲线。工人同志这种使直线等于零就可以得到曲线的思想包含的正是微分学的本质。有的工农兵同志联系自己三大革命斗争的实践学习微分后说,“微积分并不神秘,一把大锉刀捅破了窗户纸,高等数学又回到了我们劳动人民的手里”。因此恩格斯说:“自然界运用这些微分即分子时所使用的方式和所依据的规律,完全和数学运用其抽象的微分时的方式和规律相同”。资产阶级学者觉得微分“神秘”,是由于他们受着形而上学世界观的束缚,不能认识微分的这种辩证运动的性质。但是从唯物辩证法的观点去看,就毫无神秘的地方,正如恩格斯讲的那样,“是不证自明的,并且可以说是一目了然的”。正象马克思的《资本论》引起了资本家的浑身痉孪一样,微分演算所包含的辩证法思想,也同样曾“引起一群旧式正统派数学家的恼怒,并激起了敌对的叫嚣,这种叫嚣在数学界以外得到了共鸣”。资产阶级学者的恼怒和叫喊,恰恰证明了唯物辩证法的巨大威力。“辩证法的规律无论对自然界和人类历史的运动,或者对思维的运动,都一定是同样适用的”。广大工农兵、革命干部、社会科学工作者、自然科学工作者都应当自觉地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武装自己的头脑,学习《数学手稿》的主要目的也应当是这样。当然,在学习过程中,也会碰到一些数学术语和基本概念,但这只要花点力气也是完全可以弄懂的。外行要领导内行,马克思能指导爱克司。如果说在形而上学自然观上打开第一个缺口的,不是一个自然科学家而是哲学家康德,那么,有着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世界观作指导和有着丰富的三大革命实践经验的工、农、商、学、兵以及社会科学工作者,更是能够读懂马克思的《数学手稿》,从中更多更好
地学到丰富的辩证法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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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题研究
西十艺人代的心頭
嘉定县制订和实施远景规划的调查
在批林批孔深入发展,广大贫下中农狠抓革命、猛促生产的大好形势下,在嘉定全县,
一个群众性的讲远景、订规划、学先进、鼓干劲的热潮正在兴起。
不久前,《红旗》杂志和《人民日报》分别刊登了嘉定县安亭公社新泾大队1974一1980年的农业发展规划和实施规划的调查报告,使全县广大贫下中农和革命群众受到极大鼓舞:“这是毛主席、共产党对新泾大队贫下中农的关怀和鼓励,也是对我们全县所有贫下中农的关怀和鼓励。”连日来,有线广播里播送着新泾大队的经验,业余文艺小分队在编排学新泾的说唱材料。很多公社、大队的干部和贫下中农,纷纷到新泾大队参观学习,到处在学新泾、赶新泾。他们说:“听了新泾大队的介绍,有劲道;看了新泾大队的规划,实在好,想想我们自已,也需要;我们条件比新泾大队好,新泾能做到,我们也一定能够做到。”嘉定县委也乘着这股强劲东风,召开了三级千部会议,以批林批孔为纲,上下结合,进一步修订全县1974一1980年的农业发展规划,并抓前抓早,拟订了一九七五年的实施计划,发到所有公社、大队、生产队讨论。各个公社、大队,也正在酝酿制订自己的远景规划。现在,在嘉定县的广大农村、企业、集镇,以至公共场所、公共汽车里,到处可以听到人们在谈远景、议规划,学先进、找差距,斗志昂扬,意气风发。嘉定县的四十六万贫下中农和其他革命群众,决心通过制订远景规划,在全县进行一次思想和政治路线方面的教育,大鼓革命干劲,把“农业学大寨”的群众运动进一步推向新的高潮,用坚持革命、坚持前进、大干社会主义的实际行动,批判林彪“克己复礼”、妄图复辟资本主义的滔天罪行,加速建设“大寨式”的社会主义新嘉定。
揭露矛盾学先进
制订规划鼓干劲
制订远景规划,促进农业大上快上,是革命形势发展的需要,也是广大革命群众的迫切要求。制订远景规划,只有抓紧思想政治路线方面的教育,不断激发广大干部、群众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雄心壮志,远景规划才能订得好,既鼓舞人心,又切合实际,受到广大
群众的欢迎。
进行思想政治路线教育,首先要把领导思想搞正确。领导思想对头了。才能带领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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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一起前进。嘉定县一九七三年制订的农业发展规划,就是在全县揭矛盾,促转化,开展两种思想、两条路线斗争中产生的。嘉定原是郊区农业生产搞得较好的一个县。但前几年,生产增长不快,个别地区,如全县生产条件最好的马陆公社,粮食常年产量徘徊不前棉花连续三年减产,群众很有意见。市委希望他们总结经验,把农业生产进一步搞上去。为此,县委决定在全县范围内,以批林整风为纲,广泛发动群众,学先进、找差距、揭矛盾、促转化,开展了“怎样进一步把农业生产搞上去”的大讨论。一九七三年春,县委还开门整风,号召广大群众和千部向县委提意见。真是“不揭不知道,一揭吓一跳”。县委从群众揭矛盾中认识到,农业上不去是现象,根本在路线,关键在领导。嘉定的贫下中农,和大寨
一样,是迫切要求大上快上,把农业迅速搞上去的。前几年,许多地区的贫下中农,为了彻底改变生产条件,要求大搞农田水利建设。可是,领导上守雄摊,怕这怕那,不仅不支持,个别地方还受到批评,挫伤了群众的积极性。朱桥公社灯塔二队九年学大寨,在解放前“十年九不收”的低洼地上,粮食常年亩产超过双千斤,这样的先进典型,在全县以至所在公社也没有认真推广,只停留在-一般号召。有的公社、大队,重副轻农,资本主义自发倾向严重,动摇了“以农业为基础”的思想,影响了农业生产,群众意见很大,领导上也没有认真去抓。群众的这些批评,使县委触动很大。他们检查这几年来,由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思想淡薄了,因此,胸无大志,安于现状,因循守旧,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受到压抑,结果,高产高不了,稳产稳不住,个别地方还走下坡路。有的同志激动地说:我们是共产党员,是党的干部,我们不仅要千社会主义,还要干共产主义。眼前才有一点点小成绩,就自满自足,忘掉了革命大目标,怎样能够带领群众干共产主义?他们决心树立大干大变的雄心壮志,学习昔阳县的经验,跟上群众前进的步伐,制订远景规划,重新安排嘉定河山,建设“大寨式”的新嘉定。这个县的干部和群众说:嘉定县的农业发展远景规划,是揭矛盾揭出来的,是在两种思想、两条路线的激烈斗争中斗出来的。可见,制订远景规划,要作为一项政治工作来做。只有加强思想政治路线方面的教育,才能激发干部和群众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雄心壮志,制订的规划才有一个深厚的思想基础。
制订规划,进行思想政治路线教育,把思想搞正确,要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使规划从实际出发。毛主席说:“按照实际情况决定工作方针,这是一切共产党员所必须牢牢记住的最基本的工作方法。”嘉定县在制定远景规划时,认真改变作风,组织调查组深入群众,作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工作;并把调查来的材料,作了仔细的分析,排出了嘉定农业生产中的若干重要问题。例如,解放以来,嘉定在兴修水利方面虽然已作了大量工作,全县疏浚河道
一百七十八条,修建灌溉渠道一千五百公里,但水利建设标准不高,水系没有完好,小型农田水系比较紊乱,与建设高产稳产田差距很大:基本实行三熟制后,季节紧,劳力跟不上;文化大革命以来,农业机械化虽有很大发展,但由于机、路、桥、渠尚未跎套,影响农机效能的发挥。加之“两深”(深耕、深沟)、“四弯腰”(拔秧、插秧、耘耥、收割)的机械化问题没有解决,使大量劳动力不能解放出来,向生产的深度和广度进军;实行三熟制后,肥料需要量大大增加,根据高产单位的典型调查,粮食要达到常年亩产两千斤,需要有机肥料八十至一百担(按猪羊灰折算),而目前嘉定有机肥料施用水平平均每亩只有五、六十担。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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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都阻碍了农业生产的进一步发展。同时,从地区来说,情况又各有不同。同样是水利问题,有的“缺水”,有的“积水”,有的因潮差大,要“抢水”。工作也不平衡。目前,东部地区产量较高,西部较低。而西部地多人少,是嘉定县粮食的主要产地,西部生产搞得好不好,对全局影响很大。因此,县委在制订规划时,便把解决这些问题作为重点,并且提出了抓先进带全面,抓西部促东部的指导思想。由于思想路线对头,坚持从实际出发,作了比较充分的调查分析,把无产阶级雄心壮志和科学态度结合起来,制订和实施规划就做到心中有数,既有明确的主攻方向,又能根据不同地区的特点,确定自己的工作方针,促进农业生产的全面高张。
典型引路面开花
大干才能促大变
有了一个全县的远景规划,怎么干?怎么实现?嘉定县的同志体会到,一定要发扬大寨贫下中农的革命精神,胸中有全局,手中有典型,以点带面,大干大变。
“不怕天地大,就怕没样子。”过去,这个县对抓典型的重要性认识不足,工作一般化。
一九七三年春,县委开门整风,认真学习昔阳县的经验,联系本县实际情况,在研究远景规划的同时,区别不同类型,选择了三个典型:一是粮棉夹种区的朱桥公社灯塔二队。这个队九年学大寨,粮食双千斤。抓了这个典型,可以抓先进促全面,促进高产更高产;二是西部稻区的安亭公社新泾大队,用改变后进面貌的事实,来实现抓西部促东部的要求;
三是抓社队工业发展较快的马陆公社,摆正农业与工业的位置,以工促农,大上快上。点确定以后,县委组织了三个调查组,县委书记、常委带领机关干部深入基层蹲点。到安亭公社新泾大队蹲点的同志,开始对这个大队地势低、土地多、劳力少、条件差等不利因素考虑较多。这个大队每个劳力平均种地四亩多,超出全县平均水平百分之五十五;粮食常年亩产多年徘徊在千斤左右,要比金县平均水平低三、四百斤。以后,通过调查,逐步看到了当地贫下中农经过批林整风以后焕发出来的社会主义积极性。那里的贫下中农劳动强度高,干劲大,迫切要求改变生产落后面貌。他们说:“先进不是天生,后进不会生根,只要路线正,干劲增,后进定能变先进。”广大群众迫切要求改变面貌的革命激情,使调查组的同志受到很大教育。他们和大队党支部一起,与当地贫下中农共同研究制订了远景规划和近期实施计划,并先在顾家生产队试点,狠抓生产中的主要矛盾,大犒水利系统化。这一年,这个大队由于抓了“五改”,实现了一部分土地的园田化,粮食亩产达到一千三百多厅。新泾大队面貌的改变,不仅对西部地区,对全县的公社、大队都触动很大。其他两个点的生产面貌也有很大变化。马陆公社增强了“以农业为基础”的思想以后,粮食亩产由一千六百斤增加到一千八百三十八斤。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有制订和实施规划的典型,就能推动逐步实现全县规划。一年多来,县委充分发挥了灯塔二队、新泾大队以及马陆公社三个典型的作用,经常总结他们的经验,在县委召开的干部会议或现场会上介绍推广。原来产量较高的单位破除了增产到顶的思想,增强了高产更高产的信心;原来低产的单位,树立了大打翻身仗的雄心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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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封浜公社高家大队金家弄生产队,原来由于缺乏改天换地的革命精神,年年是刮刮胡子修修面,面貌一直不改变。一九七三年三秋,在先进单位的推动下,提出了“大地重安排,蓝图自己画,三年实现园田化”的战斗口号,制订了农业发展规划。三秋一结束,他们发扬连续作战的精神,坚持白天抓田间管理,晚上冒着严寒开河填浜,大搞园田化建设。去冬今春以来,全队百分之四十七的耕地实现了园田化,还开了全长五百六十多公尺的五条大明沟,筑了七百米的新干渠,开了二百三十米的一段新河,做到当年受益。今年,这个生产队的三麦亩产达到五百斤,比去年增产九成,总产量比去年增加二万八千多斤。
大干才能大变。这个县的广大贫下中农,为了重新安排嘉定河山,以改天换地的革命英雄气概,大搞农田水利建设。一九七三年,在全县拓浚新泾河的同时,许多公社、大队都兴办了自己的水利工程。华亭公社有一条黄姑塘,解放后已开过三次,由于缺乏远景规划,都没有开好。这次,公社党委组织了三千多民工,第四次开进了黄姑塘。正当工程即将完工的时候,由于连续涨潮,紧接浏河的路潮港,突然塌坝,干部和社员发扬了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纷纷跳进港里,手挽手用身体挡住潮水的冲击,手脚碰破不叫苦,身体冻麻不上岸,坚持战斗四个多小时。他们豪迈地说:“苦不苦,想想红军长征二万五;累不累,比比枪林弹雨里的老前辈。”经过连续三十九天的战斗,胜利完成了十万零四千土方,每人每天挑土三方半,超过了历史最高记录,还做到了当年开河,当年平整,当年绿化。去冬今春,全县疏浚县于河新泾河一条,社办河道七条,队办河道四十条,共完成水利工程二百零九万土方,此上一年增加百分之九十,使全县浓田水利建设面貌有了进
一步的改变。
各行各业齐动员
千军万马为农忙
实现全县农业发展规划,不仅要依靠广大贫下中农战天斗地,还必须动员各行各业的力量,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自力更生,打一场总体战。
治水改土,修渠筑桥,发展农业机械等等,都需要资金、材料、设备。有些社员说:“想想规划,实在开心;实现规划,有点担心。”担心什么?嘉定县有关部门算过一笔账:到一九
八○年,仅水泥一项,每年就要用去三万多吨,而国家每年只能分配一万五、六千吨。其他如钢材、砖瓦、木材等等,缺口都很大。怎么办?“兵马未动,粮草先行”。贫下中农在第一线打响了,不能拖他们的后腿。开始,有的同志想,可以到上海想点办法。广大群众认为,上海要支援全国,我们不能向上海伸手。嘉定的贫下中农有志气重新安排嘉定河山,我们各行各业的革命群众也一定能够依靠自己的双手,战胜困难,为实现全县农业发展规划贡献力量。他们提出:“没有材料自已找,没有设备自己造,没有资金自己筹,没有技术干中学。”但是,真正要搞儿个厂,并不简单。就以水泥厂的设备来说,一台球磨机,直径一点
八三米,长六点一二六米,重四十七吨,其中一个大齿轮,要铣一百二十四个齿。而担负制造任务的交建机械厂,是刚由交建农桥队转过来的一个只有二十多人的小厂,一无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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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二无设备,三无技术力量,职工大部分是造桥的泥木工和青年艺徒,困难确实很大。当时有人冷言冷语地讲:“郊区小厂想造球磨机,真是六尺跳板想过八尺浜头一搭勿够。”工人们不理这一套,他们说:“林彪要复辟倒退,我们就是要迈开大步朝前走,敢闯敢干。”他们边学边干,千方百计,在兄弟单位帮助下,终于完成了球磨机的制造任务,使水泥厂胜利建成,目前每年能生产两万吨水泥,去年以来,已经生产了一万多吨,支援了水利、路桥建设。与此同时,县里还把一个农机厂的翻砂车间扩建成一个小钢铁厂,每年能生产几千吨钢,为实现规划准备了物质基础。
调动各行各业的力量,实现农业发展规划,要发扬“全心全意为农业服务”、“支农为革命”的思想。这个县从一九七二年开展“怎样进-一步把农业搞上去”的大讨论以来,在全县工业、交通、基建、商业企业以及广大人民群众中,不断进行以农理为基础的教育,提高支农的自党性,把实现全县农业发展规划,看成是共同的事情。从县、社、队办工厂到各种服务行业,从城厢到小慎,呈现一片“男女老少齐发动,你追我赶支农忙”的喜人景象。建设高产稳产田,需要大量有机肥料,除养猪积肥、农家造肥以外,城市的垃圾,苏州河的黑泥也是很好的有机肥料。可是,没有船,肥料就拿不下来。嘉定县船厂的广大工人,大挖潜力,在国家计划之外,千方百计多造水泥船、吸泥船,支援社队多积肥,多运肥。去年一年,就增产了三百多条水泥船。实现植保机械化、电气化,是农业发展规划中的一个奋斗目标。城厢镇有一家修理合作社“精艺社”,职工原来是修理钟表、自行车、制鞋、刻字等工人,从来没有制造过农业机具。可是,他们“支农不后人”,把贫下中农的需要看成自己的战斗任务。去年,试制成功了高压电网杀虫灯,深受贫下中农欢迎。今年,他们为了赶上农时季节,大犒技术革新,仅用一个多月时间,就生产了一千四百盏杀虫灯,送到了农业第
一线。城镇商业和层民也行动起来。他们不仅经常送肥下乡,而且广找支农门路。有的饮食店,在大忙季节,把点心一直送到田头;有些理发员,带着理发工具下乡,乘社员劳动休息时为他门理发。安亭镇有个副食品商店还设立了一个“猪病房”,专为贫下中农医治病猪、僵猪。一年多来,有二百四十六头病、僵猪从他们的“病房”出来,重新育成了肥猪。由于各行各业广大群众以农业为基础的思想不断增强,这就汇成了一股强大的力量,为实现全县农业发展规划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调动各行各业的积极性,为实现规划共同奋斗,还要集中力量打歼灭战,保证重点,不能“百废俱兴”,这样才能使有限的人力、物力、财力用到刀口上,发挥更大的效用。这个县从去年实施规划开始,就碰到一个问题,各方面要搞建设,都需要材料,而材料只有那么一点点,这碗饭怎么吃?以后,他们和各部门协商,使大家看到了全局。有关部门的同志主动提出,在这一两年内,大家尽量缩减菲生产性开支,保证全县几个重点项目上马,“有了老母鸡,不愁没蛋吃”。例如,要搞水泥厂,首先就要用水泥。由于大家思想一致了,就千方百计把水泥节约下来,保证建设水泥厂的需要。在进行农田水利建设、实现路桥配套等工程方面,他们也按照规划,分别轻重缓急,分期分批进行,使人力、物力、财力更有效地组织起来,发挥更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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抬头看远景
着力抓当前
毛主席说:“人民群众有无限的创造力。他们可以组织起来,向一切可以发挥自己力量的地方和部门进军,向生产的深度和广度进军,替自己创造日益增多的福利事业。”远景规划使嘉定广大革命群众看到了一幅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美好图景。他们回忆起在解放初的头几年里,在毛主席、党中央的领导下,斗地主,闹翻身,大搞农业合作化。一九五六年,嘉定县也订过一个远景规划,提出的奋斗目标是:“千斤粮,百厅棉”,“河里蓬蓬蓬,田里出烟囱”。当时,全县粮食常年亩产只有七、八百斤,棉花只有三十斤,农业机械少得很。可是,有了规划,群众看到了远景,鼓舞了斗志,增添了干劲,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指引下,经过人民公社化,特别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后,使当时的理想不仅已经变成现实,而且大大超过了。现在嘉定贫下中农在批林批孔高潮中,又为自己提出了更高的奋斗目标。“快马加鞭未下鞍”。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伟大前途激励人们不断前进,也鼓舞着嘉定县的贫下中农从一个胜利不断走向新的胜利。
抬头看远景,浑身添干劲。嘉定的贫下中农从历史经验中体会到,要把美好的远景变为现实,必须鼓起更大的革命干劲,从当前做起。只顾眼前,没有远大理想,就会胸无大志,目光短浅,有时还会迷失方向;同样,有了远大目标,如果不抓当前,长远目标也不会实现。他们的口号是:想长远,促当前,千方百计抓兑现。目前,这个县的广大群众,在批林批孔深入发展的大好形势下,一方面在谈远景,议规划,大抓今冬明春农田水利建设的准备工作;一方面狠抓当前生产,夺取秋季丰收。今年早稻成熟期推迟,“三抢”季节紧,农活集中,任务重。他们发扬了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日夜奋战,赢得了时间,使后季稻移栽时间与往年差不多。“三抢”战斗一结束,他们又马不停蹄,连续作战。八月中下旬,出现了历史上很少有的低温,影响稻苗返青生长,贫下中农提出了“要促长,不要等长”的口号,狠抓
三促:肥促(早施追肥),工促(勤耘细耘),水促(管好水浆),促使水稻早活棵、早发棵、早生长。为了给明年夏熟作物备足基肥,全县还锨起了积肥造肥的熟潮。各个社、队普遍比去年抓得早。徐行公社永胜十一队、朱桥公社灯塔二队等生产队到八月底就已经准备好了
三麦和油菜的基肥。安亭公社新泾大队在大抓田间管理的同时,也掀起了一个群众性的积肥热潮,到九月初,全大队已积肥四万五千多担。
毛主席说:“任何新生事物的成长都是要经过艰难曲折的。在社会主义事业中,要想不经过艰难曲折,不付出极大努力,总是一帆风顺,容易得到成功,这种想法,只是幻想。”制订远景规划和实施规划,都是要经过斗争的。在前进道路上,还有可能会碰到这样或那样的困难。嘉定县贫下中农说得好:“心中有个大目标,泰山压顶不弯腰。”他们坚信,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一定会把美好的远景变成光辉灿烂的现实。嘉定四十六万革命人民的心愿是一定会实现的。
(本刊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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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定县1974-1980年农业发展规划
(修订草案)
一九七三年八月制订,一九七四年八月修订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大大调动了广大贫下中农的社会主义积极性,推动了我们嘉定县的农业生产和各项工作。全县粮、棉、油等主要农作物的常年亩产量都已分别超过《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规定的指标,其中粮食每亩平均产量(一九七三年)达到
一千五百九十三斤,比一九六五年提高百分之三十五,超过《纲要》将近一倍。此外,林、牧、副、渔也有了很大发展。但是,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蓬勃发展,又向我们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广大社员群众阶级斗争、两条路线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觉悟进一步提高以后,大干苦干,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愿望也更加迫切了。这些情况,都需要我们有一个先进的而又切实可行的远期发展规划,作为全县贫下中农和其他革命人民共同奋斗的目标。
目前,批林批孔运动正在深入、普及、持久地进行,形势越来越好。我们的人民公社三级集体经济更加壮大了,无产阶级专政的阵地更加巩固了,我们还积累了许多发展社会主义农业和进行社会主义农村工作的新经验。只要我们坚持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充分依靠广大贫下中农和革命干部,我们完全有可能把远景变为近景,加速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
毛主席教导我们:“全面规划,几次检查,年终评比,这是三个重要方法。”为了让全县贫下中农和干部更好地掌握全局和细节;为了及时总结经验,发扬成绩,纠正错误;为了微励大家奋勇前进,为了更好地学习昔阳县的经验,更加广泛、深入地开展“农业学大寨”运动,为把嘉定县建成大寨式的社会主义新嘉定,特制订这个七年规划。
(一)进一步巩固和发展人民公社集体经济
巩固和发展人民公社集体经济,是发展农村生产力的根本问题。要使金县十九个人民公社在批林批孔运动中得到进一步的巩固和发展。一、正确执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这个现阶段人民公社的根本制度。积极发挥公社、大队两级集体经济对生产队集体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二、坚持政治挂帅,经常进行社会主义教育,批判资本主义倾向,不断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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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干部、社员的社会主义觉悟,坚定不移地走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道路。三、坚持“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分配原则,抵制“工分挂帅”修正主义路线的影响。(二)大力提高粮、棉、油等各种农作物的产量
到一九八○年,粮食常年平均亩产达到二千斤,比一九七三年的一千五百九十三斤增加百分之二十六;棉花平均亩产皮棉二百斤,比一九七三年的一百零九斤增加百分之八十
三;油菜籽平均亩产三百三十斤,比一九七三年的一百十一斤增加一点九七倍。到一九七
五年,粮、棉、油要求分别达到一千八百斤、一百五十斤、三百斤,争取两年实现规划指标增产部分的百分之五十。七年内要向国家提供商品粮四亿二千万斤,皮棉一百四十五万担,油菜籽五千万斤。蔬菜要做到品种多样,优质高产,上市均衡。其他农作物,也要努力提高产量。
(三)积极发展以养猪为首的副业生产
到一九八○年,生猪饲养量达到七十六万头,平均每亩田一点五头,比一九七三年增加百分之二十三:上市肉猪三十三万头,平均头重增加到一百六十斤。捕捞淡、海水产八万担,比一九七三年四万三千九百担增加百分之八十二。种植蘑菇三百万平方尺,平均每平方尺的单产由一九七三年的零点九四斤提高到一点五斤。同时,鸡、鸭、羊、兔和奶牛等家禽家畜和其他副业也要有较大发展。到一九八○年,副业生产总收入达到七千八百万元,比一九七三年增加百分之六十九。为了帮助社、队提供优良种畜,县要大力办好种畜场。(四)搞好植树绿化
在一九八○年前,把宅旁、村旁、路旁、水旁能种上树的地方都种上树。除用材树外,还要种果树和药材树。公社、大队、生产队的畜收场要利用空地发展葡萄、梨等果木,做到收场果园化。要育好以水杉为主的树苗一千五百万株,生产队要有培育树苗基地,使一九
八○年全县保持植树二千万株,并管好树木;对竹园要加强管理,定期更新。(五)实现农田水利系统化
继续进行水利建设,做到百日无雨不怕旱,暴雨六寸不受涝。进一步完善浏河、苏州河、蕴藻浜三大水系,开拓疏浚县内干河西蕴藻浜、盐铁河、云长泾、桃浦河、蒲华埔等河流,全长七十四点五公里,开挖土方五百零五万方。今冬明春拓浚蒲华塘、桃浦河等河段,约一百四十万土方。为了提高蓄水挡洪和排涝能力,在东西蕴藻浜、木渎港及桃浦河上分别建造五座节制闸、船闸、套闸。农田水利要以河网、道路为纲,结合机耕,整顿田间排灌系统,达到水利系统化,适应耕作机械化。灌溉、排水每块田“各立门户”,做到灌溉不串田,并把灌溉面积二千亩左右的大机口逐步改建为一千到一千五百亩的机口,机口要配备柴油机,以便战时断电时也能灌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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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平整土地,实现园田化
为了实现高产稳产,要因地制宜地继续平整高亢地,改造低洼地,调整插花田,逐步将大小不等、高低不平的田块,分别建成面积有一定规格的长方形农田,以利于排灌,利于机械化操作,利于水旱轮作和开展科学种田。一九七五年,全县争取有百分之二十至二十
五的耕地基本上实现园田化。以后每年要有百分之二十,争取提前实现规划的任务。
(七)增积有机肥料,提高施肥水平
为了力争粮食亩产超过二千斤,根据试验田的成功经验,需要改良土壤,千方百计地大积自然肥料:一、养猪积肥;二、种好绿肥,罱泥、割青、沤肥;三、装运城市大粪、垃圾及其他杂肥。逐步达到每亩耕地每年施上相当于一百担猪羊灰质量的有机肥料。同时,适当提高化肥施用量,大力推广菌肥,改进施肥方法,提高肥效。生产队要队队建造氨水池、大粪池,增加肥料储存量,并做好氨水保肥,防止跑氨。
(八)积极繁育和推广良种
种子要贯彻“自选、自繁、自留、自用”和“辅以调剂”的方针,县进一步搞好良种繁有场,新辟一个繁育种子基地。公社、大队要办好种子场或种子队,逐步建立种子仓库。生产队要办好种子田。要根据农业机械化和实行三熟制的新情况、新特点,有目标地培育和推广优良高产品种,不断以早熟、抗病、优质、高产的新良种更换原有品种。加强现有品种的提纯复壮,达到棉花二代更新,稻麦一级良种更新,油菜原种更新。
(九)防治和消灭病虫害
基本上消灭和控制严重危害农作物的主要虫害和病害,例如粘虫、螟虫、红铃虫、棉铃虫、红蜘蛛、蚜虫、菌核病、赤霉病、纹枯病、稻瘟病、红叶茎枯病等。同时防止其他暴发性的病害、虫害的传播蔓延。健全与巩固提高县、社、大队、生产队植保队伍,加强病虫害的预测预报和检疫工作,做到群测群治,严格控制检疫对象,提高防治效果。积极摧广高效低毒农药和生物防治。
(十)积极开展群众性的农业科学实验活动
发挥县技术推广站、种子站、植保植检站、畜牧兽医站和气象站等农业科学部门的积极作用。县的计量所要开展土壤、化肥的测试活动。巩固和提高公社科学实验站和大队科学实验中心组,生产队建立与健全一组(科学实验小组)、四员(栽培员、管水员、植保员、种子员)。要实行干部、老农和技术员三结合,认真种好“三田”(试验田、高产田、种子田),鼓励和支持社员的首创精神,因地制宜地推广增产经验,摸索高产稳产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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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进一步提高农业机械化程度
粮、棉、油等农作物,从种到收的主要作业,基本上实现机械化。努力提高农机产品质量,积极做好农机科研工作,重点解决“两深(深耕、深沟),三肥(积肥、运肥、施肥),四弯腰(插秧、拔秧、收割和耘稻)”的机械化,进一步提高耕作、植保、水陆运输等机械化程度,同时,逐步实现蔬菜、畜牧、水产等机械化。到一九八○年主要农机具,平均每个生产队达到小拖拉机一台半,插秧机一台半(拔秧机相应配套),收割机、耘稻机、中耕机、开沟机、机动喷雾机和清扬机各一台,小挂机一台。平均每个大队有中型拖拉机二台,吸泥船三条,小拖轮二条,部分大队有载重汽车。平均每个公社有大拖轮二条,中型拖拉机二十二台,载重汽车十辆。各种农机做到配套成龙,一机多用。
随着农业机械的增多,县、社、队要建立和健全相应的农机管理机构和合理的规章制度,管好用好农业机械,提高农机完好率和使用率,并确保安全。同时,做好农机配件的供应,技术力量的培训工作。
(十二)实行农机同路、桥、渠配套
修筑农机通道,调整行人走道,建成经济实用的农村道路网。队队道路兜得转,农机进出不跨田。新建拖拉机桥七百零三座,逐步形成机耕网。结合修建拖拉机路,逐步实现明渠改暗渠,埋好一千三百五十公里地下渠道,路上跑农机,路下通灌渠。(十三)发展和改善农村电力网
整顿三类动力线路六百七十多公里(占全部线路的二分之一),同时延长线路五百公里。到一九八○年装接负荷达到十二万九千五百庇(实际供电负荷六万四千七百五十瓩),批一九七三年增加百分之五十四。每个大队配到二百二十五千伏安容量。为了全县负荷电压平衡,在华亭公社俞桥和封浜公社新建两个变电站,并扩建南翔、嘉定西门、外冈等地
的变电站。
(十四)养好耕牛和发挥小农具作用
在发展农业机械化的同时,从战备出发,养好和繁殖耕牛。积极认真做好竹、木、铁制小农具的制造、供应和维修工作。
(十五)有计划地发展县、社、队工业
坚持为农服务方向,扩建小钢铁、小化肥、小水泥、造船、农机、机床、制氧等十三个“五小”工厂。在进行整顿和巩固的基础上,有计划地发展社、队工业,提高公社、大队企业的产值在三级总收入中的比重。重点帮助基础薄弱的公社、大队发展工业,壮大集体经济。进一步整顿、充实和提高三级农机修造网,做到部分大修不出社,中、小修不出队。搞好社、队土化肥、土农药的生产,积极发展菌肥。大队要进一步办好“五匠组”(泥、竹、木、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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缝纫),方便社员,有利生产。
九八○年,全县三级工业总产值达到四亿元,比一九七三年增加百分之六十。主要材料的年产量,在一九七七年前先后达到:钢五千吨,水泥八万吨,砖头三亿块。社、队两级工业积累中,公社要有百分之五十、大队要有百分之六十用于农业机械化和农田基本建设。
(十六)勤俭办社,改善经营管理
社队集体经济要充分地利用人力和设备,统筹安排人力,改善劳动组织,改善经营管理和提高劳动生产率,节约一切可能节约的人力和物力。依靠群众,民主理财,加强经济核算,反对铺张浪费,做到高产低成本。要求粮棉夹种地区的农本降低到百分之二十五左右,稻区降低到百分之三十左右,菜区降低到百分之二十左右。
(十七)增加储备粮食
到一九八○年全县生产队集体储备粮食达到二亿九千多万斤,比一九七三年增加三点四倍,可供全县农村人口吃一年二个月。
宣传节约粮食,使干部和社员自觉做到计划用粮,节约用粮,力争家家户户有余粮。
(十八)逐步提高社员物质生活水平
到一九八○年,社员平均每人的集体分配收入,从一九七三年一百七十七元增加到二百三十元左右。逐步改造分散的旧宅基,建立新村庄,分期分批地修理和建造社员住房。积极推广人造沼气,并同建造无害化粪池结合起来。到一九八。年,力求有五分之一社员户住进新村并使用人造沼气。结合修建社员新村,建造人防设施。
(十九)发展交通运输和邮电事业
充分利用水运网,发展船舶运输,结合水利工程,整治航道。逐步完善公路网的建设,以适应农业机械化和交通运输发展的需要。修通八段公路,全长六十二公里,其中有:唐行经华亭衔接沪太路,望新穿过外安路七号桥到安亭火车站,钱门向北延伸至五七窑厂,朱桥到竹桥,朱桥经葛隆到钱门,广安路西段(方泰到安亭火车站),娄塘到陆渡接通沪太路,以及从新木桥经战浜、穿过广安路、中槎浦桥接通曹安路。
进一步发展邮电事业,逐步实现电话自动化,线路电缆化,通讯载波化,投递机械化。
(二十)进一步做好农村金融和商业工作
依靠贫下中农办好农村信用合作社,积极开展信贷、结算和储蓄业务,帮助社队做好财务工作,管好、用好社、队资金,统筹安排财力。
县、社商业部门要立足生产,面向农村,做好生产、生活资料的供应和农副产品的收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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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统筹安排好物资。依靠贫下中农办好、管好商业,在距离集镇较远的大队,开设或扩大综合性的代购代销店,做好生产、生活资料的供应和小宗农副产品、废旧物资等收购工作。要依靠群众搞好市场管理。
(二十一)有计划地进行城、镇改造
城、镇工作要贯彻以农业为基础的方针,各行各业都要面向农村,熟悉农业,支援农业。同时,要改善城镇生产、生活的供水和排水。切实治理“三废”,合理安排公共和街坊绿化。统筹安排商业网点和文教、卫生、体育、人防等设施。要建造一些公共文化设施和职工住房,以适应生产的发展和人口增加的需要。(二十二)发展教育事业
依靠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管理好学校,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有文化的劳动者。县要办好农技、工技、财会、卫生四个中等技术学校,公社要办一所业余农业专科学校,并普及高中。中学要充实有关农业生产、农业机械方面的课程。大队学校要增办幼儿班扫除青、壮年中的文盲。
(二十三)巩固和扩大农村社会主义文化阵地
在社员家家户户装上有线广播的基础上,发展田头广播,整顿维修好线路。电视机要普及到生产队。大队建立文化室(包括图书室)和业余文艺宣传队,开展农村体育活动。公社要进一步办好电影放映队和文化站,以活跃农村文化生活,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占领文化阵地。
(二十四)进一步搞好卫生革命
在基本消灭血吸虫病的基础上,坚持做好巩固提高工作。积极搞好爱国卫生运动,做到人人讲卫生,个个爱清洁,要有一大批生产队达到“卫生村”水平。基本上消灭“四害”(老鼠、臭虫、苍蝇和蚊子)。农村要逐步做到家家食饮井水,户户粪便入池,搞好无害化粪池。要继续巩固大队合作医疗制度,逐步扩大集体支付医药费的范围,减少社员基金。大队建立卫生所,生产队建立卫生室,有计划地培训赤脚医生,种好采好中草药,坚持中西医结合开展防治工作,做到治疗一般常见病、多发病不出队。
认真做好妇幼保健工作。生产队要办好托儿所。切实做好女社员的“四期”(经期、怀孕期、产期、哺乳期)卫生工作。
(二十五)提倡晚婚和计划生育
继续深入宣传晚婚和计划生育的意义,抓好发药员队伍,发动社员自觉地订好晚婚计划和节育计划。要求到一九八○年人口出生率控制在千分之十一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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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六)继续做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
要满腔热情关心下乡知识青年,切实帮助下乡知识青年妥善解决口粮、住房、医疗等方面的问题。加强对下乡知识青年的教育培养,为他们提供学习政治、文化和科学技术的条件,充分发挥他们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积极性。对于阶级敌人破坏上山下乡的犯罪活动,要狠狠打击。
(二十七)培养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队伍
把批林批孔运动中涌现出来的革命大批判积极分子组织起来,形成一支强大的不脱产理论队伍。这支队伍要求成为“政治夜校的辅导员,报纸广播的通讯员,贯彻政策的宣传员,批判修正主义的战斗员”。紧密结合批林批孔运动,系统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经常进行社会主义教育,积极开展革命大批判,批判林彪的修正主义路线,批判孔孟之道,深入开展农村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抵制剥削阶级的“四旧”。办好政治夜校,以学政治、学理论为主,兼学文化、技术。
(二十八)加强民兵建设
坚持“劳武结合”的原则,切实做到组织落实,政治落实,军事落实,不断巩固和发展民兵组织。要实行治保、消防和民兵“三位一体”,做好安全保卫工作,积极参加社会的阶级斗争,增强阶级斗争观念和战备观念,提高政治觉悟和军事技术,做到平时保卫生产,监督和改造四类分子;战时配合人民解放军,歼灭入侵之敌。
(二十九)加强党的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
坚持“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三项基本原则,加强党的建设。健全党课教育和党组织生活制度,有计划地发展新党员,大多数生产队建立党小组。在党的一元化领导下,要充分发挥革命委员会、工会、贫协、妇女、共青团、民兵等组织的作用。
各级领导班子要坚持实行老、中、青三结合的原则,按照毛主席关于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五个条件,大力培养新干部,培养女干部。办好县“五·七”千校和工农干部轮训班,搞好基层干部的轮训工作。县和人民公社各级干部要坚持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的制度,完成和超额完成《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规定的劳动天数。
(三十)规划执行情况的检查
人民公社各级组织,各局、镇及其所属企事业单位,应从本单位实际出发,制订自己的发展规划,做到上下、左右衔接,远景和近景相结合。
本规划和年度实施计划的执行情况,每年在春节前后召开有贫下中农代表参加的干部会议检查一次,总结经验,找出薄弱环节,不断修订规划内容,保证规划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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订规划先要抓路线
嘉定县马陆公社党委书记李庆涛
我们在学习新泾大队制订规划的经验时,联系总结了自已正反两方面的经验,进-一步认识到,要订好规划,首先要坚持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近半年来,我们在怎样制订规划和制订什么样的规划等问题上,一直存在着两条路线、两种思想的斗争。
一、是放手发动群众订规划,还是依靠少数人关门订规划?开始,由于我们对制订规划的重大意义认识不清,把它看作是应付差使,交给少数人关起门来搞。结果,表格、图纸画了一大摊,拨拨算盘珠,划划红杠子,搞出来的是一个投资大、用工大、排场大的“三大”规划。群众批评这个规划是,公社喊得响,大队不敢讲,生产队连想都不敢想。群众的批评对我们触动很大。后来,我们认真学习了毛主席的有关指示,深入批判了孔丘和林彪散布的“上智下愚”等反动的唯心论的天才论,确立了依靠群众制订规划的思想,深入到群众中去调查研究,召开座谈会,广泛听取意见。在这些座谈会上,群众提出了许多很好的主意。比如,原来我们为了平整土地,在规划中写上要买二台推土机。群众不同意,认为现在已经有了中型拖拉机,为什么不能用来平整土地?有些社员还说,如果把大型推土机买了来,现有的道路和桥梁不配套,一年也只能用上一、二个月,岂不造成浪费?后来我们采取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相结合的办法,经过反复五次的修改,订出的规划,既反映了贫下中农改天换地的心愿,又比较符合实际,群众比较满意。
二、是坚持自力更生,艰苦奋斗,还是等、靠、要,向上伸手?开始,我们有些同志想借订规划的机会,开了一长串清单,伸手向国家要材料,要设备,什么一百二十马力的履带式。推土机,什么汽车、大吊车、吸泥船,等等。结果,许多原来可以依靠自已的力量办到的事,都要靠国家调材料、拨设备。群众尖锐地批评:这种规划眼里没群众,是大少爷规划。我们公社陆家大队贫下中农自力更生改天换地的事例给我们教育很深。这个大队原来坑坑注注,“逢旱田里利拆(裂开),遇涝床上洗脚,水稻、棉花长不满一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这个大队贫下中农发扬根苦奋斗的革命精神,大千苦千五个冬春,投放三十万个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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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日,终于平整了七百多亩高亢田,垫高了五百多亩低洼地,填平了三十六只废浜斗,造起了三座桥,修起了四条拖拉机路,生产条件有了显著改变。贫下中农说得好:“自力更生办法多,依赖伸手是邪路。”群众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帮助我们公社领导克服消极依赖思想,使我们把制订规划的立足点放到依靠自己力量的基点上。
三、是因地制宜,从实际出发,还是追求好看,搞形式主义?开始,我们为了想把规划搞得象个样子,把全公社三万三千九百亩土地大小划一,切成二十三块,每块十格,每格一百五十亩,而且要求做到一样长,一样宽。这个意见理所当然地遭到社员群众的批评。后来,我们端正了思想,因地制宜,从实际出发制订规划,就得到了社员群众的欢迎和支持,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就充分调动起来了。
四、是先从改变生产条件着手,还是先从改变社员居住条件着手?在开始发动群众讨论制订规划时,我们有一种错误的认识,认为有些群众很关心住房问题,我们在制订规划时,向群众宣传建新村,盖楼房,就一定能够振奋人心,调动群众的积极性,因此,专门组织力量画新村定点图、房屋式样平面图、马陆镇改造图。这实际上是没有从本质上看到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后来我们回顾总结了十年来农业学大寨的经验教训,认识到广大社员群众生活条件逐年改善,都是建筑在生产条件改变和集体生产迅速发展的基础上;而想通过宣传建新村、盖楼房的办法来发动群众讨论制订规划,则不仅不能调动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只能把群众引上邪路,从而挫伤群众的积极性。邓桥大队是实现农业机械化较好的一个大队,开始订规划时,由于受我们公社领导错误的指导思想的影响,一度订出了一个重生活轻生产的规划,受到社员群众的批评和抵制。后来,他们通过学习毛主席的教导,回顾总结发展社会主义农业的道路,正确处理发展农业生产和改善社员生活的关系,在重新制订的规划中,提出了一九七五年的奋斗目标:“奋战一冬春,开好一条河,筑好
一条路,造好一片田,搭好三座桥,搬掉三个宅,造好三十间(楼房)。”对群众鼓舞很大。我们从制订规划的实践中进一步体会到,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现在我们公社的远景规划虽然已经初步制订出来了,但是在今后实施规划的整个过程中,两条路线、两种思想的斗争将始终存在。我们一定要深入批林批孔,不断改革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更好地调动广大社员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决心把马陆公社建设成为大寨式的社会主义新农村,为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作出更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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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新农村永无止境
嘉定县朱桥公社灯塔二队队长徐正明
我们在农业学大寨的十年中,尤其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在改造生产条件方面,先后经历了三个阶段:从一九六四年到一九六七年,主要是抓改土,把低产田改变成高产田;从一九六八年到一九七一年,主要是抓改制,保证三熟制的高产稳产;从一九七一年到今年,主要是攻单产,促子拎矮子。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经过广大贫下中农和干部的努力,实现了三个“突破”(粮食常年亩产突破二千斤,早稻和后季稻亩产突破一千斤)、三个“翻一番”(粮食、油菜籽、养猪分别比十年前翻一番以上)、两个“十五万”(十年来提取的公共积累共十五万元,等于学大寨前的十五倍;储备粮十五万余斤,可供全队人口吃上三十一个月)。十年中,我们还平均每人向国家交售粮食八千三百十八斤,皮棉一千零
九十七斤。随着人民公社集体经济的发展,我们一个生产队就已经拥有了“十样机”(手扶拖拉机、插秧机、机动喷雾机、轧稻机、大炮脱粒机、清扬机、抽水机、饲料粉碎机、电动机、小挂机),不断提高了农业机械化程度。随着生产的发展,社员分配水平也不断提高,一九
七三年提留公共积累百分之二十一点七,每人分配收入平均二百八十一元,比一九六三年增加了一百十五元,已经连续十二年没有一个透支户。
特别应当指出的是,农业学大寨的十年,使我们广大社员群众和干部得到了很好的锻炼,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信心越来越高,决心越来越大,并且积累了一些有益的经验。我们许多同志都有这样的体会:我们灯塔二队十年来人换思想地增产,靠的是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广大群众的辛勤劳动。毛主席教导我们:“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给我们开辟了一条到达理想境界的道路,而理想境界的实现还要靠我们的辛勤劳动。”要使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伟大理想变现实,关键在于干。大干大变,小千小变,不干不变。不同天斗、地斗、阶级敌人斗,就不会有今天的三个“翻一番”,两个“十五万”。十年来,农业学大寨的经验还告诉我们:要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就一定要树立无产阶级的雄心壮志,要不断克服保守思想,决不满足于已经取得的成绩。这就要求我们在每一个时期,都有规划,有理想,有奋斗目标,有具体措施。过去十年,我们在三个时期分别向干部和群众提出三个奋斗目标,贫下中农就很高兴,说:胸中有个新目标,年年有个新套套,干群齐心劲头高,高产稳产做得到,队里年年有新貌,社会主义无限好。
最近,我们认真学习了新泾大队制订发展农业生产规划的经验,讨论了嘉定全县的规划,进一步看到了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美好远景,很受鼓舞,同时也认识到我们已经取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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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绩只不过是万里长征走上了第一步,找到了工作上的差距。千里之行,始于脚下。我们
一定要一步一个脚印,大步向共产主义迈进。在这个思想认识基础上,我们正在讨论制订生产大队的农业发展规划,决心把“农业学大寨”推向一个新的阶段,把农业生产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现在全县已经作出了农业发展的远景规划,为我们提出了共同奋斗的目标,我们一定要全力保证这个规划的实现。特别是我们现在的生产条件比有些兄弟生产队好,要对自己提出更高更严的要求来,拿粮、棉、油的生产指标来说,我们通过讨论,决定把到一九八○年的农业生产指标规定为:粮食常年亩产二千八百斤,皮棉亩产二百五十斤,油菜籽亩产四百二十斤,生猪饲养六百头,平均每亩二头。当然,要实现这个奋斗目标,就要下决心坚持大干,出大汗,要把土地改一改,种子换一换,肥料增一半,农机配一套,科学种田更上一层楼。
土地改一改,就是要山河重安排,河道重新开,道路重新筑,渠道重新埋,田块重新划。我们现在的土地虽然一般说来是平的,但是,机、路、渠、桥不配套,对提高农业机械化妨碍很大。我们准备今年在大队统一规划下开好一条河后,以路和河定向,把三百亩农田分成
六个片,四年内全部做到园田化。今冬明春先搞八十亩,埋好三百米地下渠。同时,统一规划,在一九八○年前,逐步建成新村住宅区、畜牧区、副业区、仓库、水泥场区。
种子换一换,就是要培育出能收亩产千斤三麦、亩产一千五百斤水稻的良种。几年来,我们已经从推广良种中尝到了甜头。比如早熟三号大麦,去年试种三亩,亩产六百七十六斤,今年扩种六十一亩,亩产七百九十斤,最近在讨论秋播规划时,准备把早熟三号大麦扩大到三麦总面积的百分之六十五。今后,我们一定要通过培育良种赢得更大稳产高产。肥料增一半,就是要在原有基础上增加有机肥料百分之五十。要做到每亩田每年平均施上至少相等于一百五十担猪羊灰质量的有机肥料。
农机配一套,就是除了现有的“十样机”以外,逐步配备拔秧机、耘耥机、联合收割机、削麦机、开沟机等五样机,逐步解决“三弯腰”。同时,为了适应农机增加以后的新情况,要建立专门的农机仓库,要有专职的农机队伍。
科学种田更上一层楼,就是要有一支群众性科学实验队伍,进一步种好试验田、高产田,大搞科学种田。去年我们在试验田上取得了粮食常年亩产二千七百三十九斤的新记录。今年我们通过总结经验,队委、民兵、科学实验小组分别种了二十亩高产田,结果,夏熟亩产八百五十七斤,早稻亩产一千二百斤,两熟已超过二千斤,第三熟后季稻长势良好,丰产在望。这就帮助大家扩大眼界,解放思想,大家对实现规划提出的粮食亩产二千八百斤指标,信心就更大,干劲更足了。
我们生产队干部和社员,通过这几年的斗争实践,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锻炼,懂得了:要实现新的奋斗目标,措施有千条万条,最根本的一条,是靠毛主席、党中央的英明领导,靠毛主席革命路线光辉照耀。十年来,我们在“农业学大寨”运动中,战天斗地,不断改变生产条件,连年夺得丰收,就是对孔丘、林彪污蔑劳动人民、搞复辟倒退阴谋的有力批判。我们决心把批林批孔不断引向深入,充分发挥集体经济的优越性,依靠群众,为实现和提前实现1975一1980年农业发展规划而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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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大日标是共产主义
嘉定县外冈公社葛隆大队贫农社员秦大弟
最近,我们贫下中农讨论了县里的规划,心里都很高兴,都说这个规划同我们贫下中农想到一块来了。我们贫下中农跟着毛主席、共产党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切身经历,使我们深深地体会到:为革命种田,就要站得高,看得远,今天干社会主义,还要想到明天搞共产主义的大目标。
记得土地改革以后不久,我们听毛主席的话,在村里办起了一个七户的互助组,后来转初级社,我担任了副社长。那时候,帮助办社的区干部对我们说:“互助组是社会主义的萌芽,合作社是社会主义的桥梁,将来耕田不用牛,点灯不用油,农村要大变样。”我们听了,受到极大鼓舞,下决心要靠集体的力量,来改变生产条件,提高农业产量,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在我们村里原先有一种“下落田”,进出水要经过三塘田,这种田涝了排不出水,旱了靠人力踏水车,“一个钟头三千六百脚,踏得面黄肌瘦脚底白”,还弄不到多少水。解放以前,单家独户搞生产,你种稻,我种花,根本谈不上改造土壤。自从办起了初级社,土地统一经营,矛盾也得到了獬决。我们在“下落田”当中开了大深沟,条条深沟通小河,排水就通畅了。加上合作社搞深耕,调良种,多养大猪多积肥,产量就一年比一年高。在旧社会,我们那里的产量是“棉花朝天包(籽棉五十斤),水稻石大佬(一百五十斤左右)”。那时候,有些人敬鬼神,每年正月半要“烧田财”,“烧烧田角落,白米三石六”。以为“三石
六”就是高不可攀的目标了,但却从来也没有达到过。办社后,我们依靠毛主席、共产党的好领导,粮食亩产很快达到六百斤,早就把“三石六”的目标远远抛在后头了。
过去的理想实现了,我们是不是可以满足现状,停步不前了呢?贫下中农全靠党引路。毛主席亲自主持制订的《全国农业发展纲要》,画出了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光明远景,为我们贫下中农指明了前进的方向。大跃进中,毛主席又发出了“人民公社好”的伟大号召。那时热烈欢腾的情景还历历在目:葛隆镇上到处贴上了“三麦赶水稻,水稻翻一番”,“千斤粮,百斤棉”的大字标语。贫下中农有了新的奋斗目标,干社会主义的劲头越来越高。一
九五九年,我们嘉定和江苏省太仓、昆山三个县的人民公社社员十多万人,上河塘,修水利,开了一条新浏河;同时,我们大队也办起了电力排灌站和集体养猪场,增添了不少农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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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机器,生产条件比合作化时期不知道要好上多少倍。过去的“下落田”,也已经变成不怕涝、不怕旱的好田,越种越肥了。原来提出的象“于斤粮,百斤棉”,“耕田不用牛,点灯不用油”等奋斗目标,一个一个都实现了。搞到这一步,是不是已经“潜力挖尽,气力用尽”,再要增产难上加难了呢?毛主席号召全国城乡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接着又亲自发动和领导了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大提高了我们阶级斗争、两条路线斗争的觉悟,提高了我们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觉悟。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使我国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一个强大的推动力。”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大大推动了农业学大寨运动,推动了农业生产和农村工作。我们学大寨,就是要学习他们的无产阶级雄心壮志,困难压不倒,成绩夸不倒,继续革命不停步,一步一个新套套。一九七一年,我们以大寨为榜样,花三个多月的时间,用肩挑手铲,削平了盐铁河边上的三百多亩高亢地。这些高亢地,过去已初步平整过了,但缺点是“小平太不平”,经过重新平整,稻棉轮作就兜得转了。一九七二年,在那里第一次种上了水稻,并取得了好收成。一九七三年,我们大队农副业总收入比文化大革命以前的一九六五年增长一点四倍,粮食亩产达到二千零四十六斤,棉花亩产一百二十斤,生猪平均每亩地一点二头。现在,我们每年除向国家交售大量商品粮以外,有大量储备粮,现有的储备粮可供全大队社员吃八个月。大队还办起了农机修配、粮食饲料加工等小工厂,购置了大小拖拉机
七台,还有拖轮、电动机、机动喷雾器、高压水泵、插秧机、收割机等农业机械设备。我们贫下中农高兴地说,集体经济象滚雪球,越滚越大;集体生产象上扶梯,越上越高;人民生活象芝麻开花节节高,一年比一年好。
看看葛隆的变化,想想全国人民在毛主席、共产党领导下取得的伟大成就,我越来越体会到,我们贫下中农要求得彻底解放,就一定要牢记党的基本路线,胸中有个共产主义的大目标。什么时候坚持了党的基本路线,有了共产主义大目标,就会朝气蓬勃向前进,继续革命不动摇;什么时候背离了党的基本路线,忘记了共产主义大目标,就会满足眼前“花好稻好样样好”,走走停停干劲小。当前,我们大队正在深入开展批林批孔运动。全大队已开了五十多次批判会,有五十一户社员还开了家庭批判会和联户批判会。我家里开批判会的时候,我老婆和儿子媳妇都发了言,大家说,林彪要复辟资本主义,要我们重新过旧社会那种插好黄秧,饭篮挂起,靠吃野菜、南瓜填饱肚皮的苦日脚,万万办不到。我们一定要坚持批判资产阶级,批判修正主义,批判孔孟之道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听毛主席的话,跟共产党走,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发展社会主义集体经济,一步一步向共产主
义的伟大目标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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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动手
改变面貌
上海针织工业自力更生实施技术改造规划的调查
毛主席教导我们:“我国人民应该有一个远大的规划,要在几十年内,努力改变我国在经济上和科学文化上的落后状况,迅速达到世界上的先进水平。”上海针织工业系统的广大职工,遵照毛主席的教导,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的推动下,自己动手,艰苦创业,比较有计划、有步骤地对全行业进行技术改造;采用新技术,努力赶超世界先进水平,使旧社会留下的一个破烂摊子,迅速改变面貌,为改造老企业、更好发挥上海这个老工业基地的作用,闯出了一条多快好省的道路。
针织工业公司包括手套、袜子、内衣三个小行业,现有六十二家工厂,职工三万五千多人。公私合营时由二千多家里弄工厂和家庭作坊合并而成,老厂、老设备、小厂多。长期以来,这个行业的生产技术条件很差,百分之九十以上都是手工操作,工人劳动强度高,生产效率低。这些年来,他们树雄心,立大志,先后制订了“四五”技术改造规划和1976~1980年的“五五”发展规划,在没有使用国家基本建设投资的情况下,自己动手,改造老机
二千七百多台,制造各种具有七十年代水平的新设备二千三百多台以及专用设备七千二百多台,占全行业现有主要设备的百分之八十四以上。有些设备已经改造和更新了三至
四次,使生产效率分别提高了三倍、五倍以至十倍以上。与此同时,全行业还实现了或初步试验成功了五十多项重大的技术革新项目,其中包括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电子程序控制手套机,一步法织袜机,一步法、两步法手套机以及缝纫自动流水线等。技术改造有力地推动了生产的发展。目前,这个行业的职工人数比大跃进的一九五八年减少四分之一,而产值却增加一倍多。全公司一九七三年一年的上缴利润就相当于现有固定资产的四倍。在实现技术改造过程中,全行业还锻炼和培养了一支工人科学技术队伍,以目前十七个“三结合”科研小组为例,其中百分之八十以上的成员,都是具有丰富实践经验的工人。
要有自己动手、大干快上的雄心壮志
制订和实施规划,从根本上改变行业的落后面貌,要有无产阶级的雄心壮志。过去,这个行业的某些同志,由于埋头具体业务,“烂泥萝卜揩一段吃一段”,有时也想搞技术改造,但胸无大志,目光短浅,效果不大;或者一讲到要搞远景规划,就想伸手要资金、要设备、要场地,把希望寄托在外援上。文化大革命前,由于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的干扰,他们就曾搞过两次这样的规划:一次想完全抛开原有基础,搞大规模的基本建设,提出要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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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鸟语花香、绿树成荫”的工厂,生产什么“夜光内衣、香水袜”等等;一次“狮子大开口”,搞了一个需要国家大量投资和进口大量设备的规划。但几十台机器进口以后,因为不对路,一直睡大觉,工人十分气愤。与此相反,手套行业的广大工人,一不靠进口,二不靠国家投资,自己动手,土法上马,从一九五八年以来,先是甩掉手摇机,实现电动化,接着革掉“套针板”,实现了半自动化,以后又搞自动化,职工人数不断减少,生产效率成倍提高。这些事实给领导以很大的教育。
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针织行业的同志从过去的经验教训中认识到,制订什么样的规划,把规划放在依靠什么力量的基点上,是自力更生,艰苦创业,还是向上伸手,依赖上级,依赖进口?这是两条路线、两种思想的激烈斗争,也是有没有无产阶级雄心壮志的具体表现。因此,文化大革命中,他们在制订“四五”(1971~1975年)技术改造规划时,认真学习了毛主席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和“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教导,并且发动群众,抓住一九六四年规划中进口大量设备造成浪费的典型事例,狠批刘少奇的修正主义办企业路线,使广大干部认识到,制订规划,既要有一个远大的革命理想,要大干快上,又要把规划放在主要依靠自已力量的基点上,自力更生,艰苦创业,特别是作为上海这个老工业基地的轻纺工业,更应该向国家少伸手、多贡献,使国家能够把有限的物力、财力用到更需要的方面去。
认识提高了,决心也就下定了。他们在“四五”技术改造规划中,既提出了比较远大的奋斗目标,又要求不用国家的基本建设投资。他们的口号是:“坚持干、闯、造,反对等、靠、要,自己动手,改变面貌。”
充分利用原有的工业基础
毛主席说:“应当充分利用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工业基础,力求节省,用较少的钱办较多的事。”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改变落后面貌,赶超世界先进水平,必须充分利用原有的工业基础。开始,针织行业的有些同志,对于自己动手改变面貌,信心不足。他们认为:针织工业是有名的“三老一小”(即老设备,老厂房,老工人多,小厂多),挡车工人多数不懂机械技术,小改小革还可以,要想进行大规模的技术改造,办不到。但是多数同志认为:对于“三老一小”一定要具体分析。老设备、老厂房、小厂,这是不利条件,但是,“最强大的一种生产力是革命阶级本身”,老工人经受长期的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的考验,阶级斗争、路线斗争觉悟高,富有实践经验,这是最有利的条件。因此,只要全心全意依靠工人群众,充分发扬工人阶级当家作主的革命精神,就能使小厂的老设备、老厂房充分发挥作用,为行业的技术改造作出贡献。
针织行业有很多里弄小厂,厂房破旧,场地狭小,有的连普通车床也没有。有人说:这样的条件怎么能搞技术改造?可是,工人们回答得很干脆:螺蛳壳里摆战场,草棚棚下面闹革新,厂小只要志气大,小厂可以千出大事业。事实正是如此。很多小厂在十分困难的条件下,在技术改造中作出了大贡献。针织印花原来是手工操作,体力繁重,花色不多,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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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又低。针织十六厂的工人在一间只有三十平方米的小棚屋里搞革新,房低面积小,机器不好安装,他们掘地二尺半,在墙壁上打了几个洞,“借天借地借墙壁”,终于搞出了一台具有先进水平的圆网印花机。进口这样一台机器需要十八万美元,而他们一共只花了两万多块钱,为我国上海针织印花填补了空白。漂染二厂是个只有一百多人的小厂,为了发展新产品涤纶针织外衣,需要把常温常压染色机改为高温高压染色机,没有材料,他们跑遍了全市的旧料商店;缺乏设备,利用兄弟厂机床空隙时间去加工;为了制成这部机器的“胖顶”,工人们冒着炎热,轮流挥锤,敲了八万多下,终于在十个月时间里造出了六台具有七十年代水平的高温高压染色机,使厂内的漂染设备得到了改造,适应了发展新产品的
需要。
对于老设备也要一分为二。老设备某些部分落后了,其他部分还可以利用;总体上落后了,某些部件还可利用。针织行业的工入群众掌握革命的辩证法,做老机的转化工作,
使老机发挥了新作用。K式袜机是三十年代的老设备,早在淘汰之列。在行业技术改造
中,有人认为敲掉当生铁回炉算了。可是,工人们对这种袜机作了具体分析,发现袜机的编织部分虽然过时了,但机架和传动部分还可用。他们改造了袜机的编织部分,就织出了晴纶尼龙交织的毛巾袜。这个公司有七百台棉毛车,原来一寸只能进纱一路,以后工人群众利用大修理时,加以改进,达到一寸进纱一点五路,提高效率近百分之五十。
一年一个小变化几年一个大变化
自己动手,改变面貌,实现行业技术改造规划,要切实抓好规划的落实工作,使规划迅速变为现实,一年一个小变化,几年一个大变化,向远大的目标不断前进。为了使技术改造规划迅速变为现实,针织行业着重抓了三个环节:
一、调查研究,确定课题,发动群众,百花齐放。针织行业在安排年度计划时,一般都要调查研究,分析排队,确定一定时期技术革新和技术改造的课题,“关键项目公司搞,重点项目工厂搞,小改小革人人动手搞”。公司抓的关键课题,也不是只靠少数技术人员关起门来搞,而是放到厂里,组织以工人为主体的三结合小组,广泛开展群众性的技术革新,发动大家献计献策。由于这些关键课题,远近结合,既抓住了当前行业生产上的主要矛盾,反映了群众的迫切要求,又关系到今后行业改造的方向,就会充分发挥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大家动手,百花齐放。如手套行业在实现半自动化后,仍然没有完全摆脱繁重的体力劳动,生产效率也不高,群众迫切要求改革。根据这些情况,公司把这个项目作为重点课题发动全行业攻关。许多手套厂纷纷成立了“三结合”小组,广泛开展群众性的技术革新,向自动化进军。经过广大群众一个时期的奋战,各厂先后造出了九台各有特点的自动手套机,较快地搞出了成果。
二、评比鉴定,选型定型,分批推广,开花又结果。一个样机上开了花,如果不能在全行业推广,那么群众的革新创造,只能成为“献礼机”、“展览机”,昙花一现,自生自灭。有
一年,内衣厂的工人搞出了一台高效纬编机,由于没有抓紧巩固提高工作,放在一边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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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年觉,结果,试制比国外早,而投产使用却落在外国的后面,工人很有意见。后来,他们不断克服这种只开花不结果的“半截子革命”作风,在样机试制成功后,就发动群众,选型定型,组织会战,分批推广,做到一个机上开花,在全行业迅速结果。由于针织行业大都是小厂,人力、物力都比较单薄,如果分散搞,各管各,战线拉长,大家都搞不成。因此,公司领导遵照毛主席“集中兵力打歼灭战”、“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的教导,每年抓好一两个重点项目,把全行业的人力、物力、资金集中起来,组织大会战,分期分批改造,-一年一个小变化,儿年一个大变化,最后使整个行业的面貌根本改观。象前面讲到的自动手套机,九台样机试制成功后,便发动群众评比,根据工效高、操作简便、用料少、造价低廉、维修方便等标准,把各个样机的优点集中起来,再试制出作为成批生产的新型样机,经群众使用鉴定后,就大面积推广。第一年先生产三十台,试用改进后,第二年、第三年分别生产了一百台、三百台,到一九七二年,除少数因外贸需要不予更新外,全部换上了新型自动手套机,实现了手套行业的第三次革命,使生产效率又提高了三倍多。这几年来,他们对于袜机、棉毛车的改造,对于圆网烘燥机、高速包缝机、高速槽筒车、大卷装波罗锭等新设备的推广,都采取了这个方法,效果很好。对于一般辅机的技术革新成果,则通过现场会、交流会,发动各厂自己推广,使一般项目也能及时在全行业开花结果,加速行业的技术改造。
三、把专业队伍同群众队伍结合起来,建立一个强大的技术后方。这些年来,针织行业通过技术改造,不仅在各厂逐步建立了一支与群众技术革新密切结合的机修队伍,而且在公司下面,先后建立了三个针织机械厂,分别和手套、袜子、内衣三个行业对口挂钩,为全行业的技术改造服务。这三个机械厂工人大都是由袜厂转业,并由行业内抽出部分技术力量改建起来的。开始只生产行业专用设备的配件,随着行业技术改造的不断深入和扩大,如果只靠生产厂分散制造设备,困难很大,必然影响技术改造的进度。因此,他们把部分配件的生产任务下放到机修能力较大的工厂,同时使这三个机械厂除继续生产配件外,进一步成为集中各厂技术革新成果,进行行业技术改造的基地和组织行业大会战的骨千力量。实践证明,轻纺工业根据专业需要,也搞一点机器制造,能够大大加速行业的技术改造。文化大革命以来,这三个机械厂急行业所急,想行业所想,和前方生产厂结合,不仅为全行业制造了包括具有先进水平的高温高压溢流染色机等几千台各种类型的新设备和专用设备,而且自力更生,自己武装自已,先后制造了各种金工设备一百五十多台,使原来因陋就简、土法上马、只有少数老爷车床、只能修修配配的厂,逐步建设成为拥有车、钳、刨、铣、磨、镗等机械装备,能够生产成套设备的工厂,职工人数也分别由最初的几十人发展到三、四百人。由于他们对行业改造作出了贡献,工人们亲切地称之为“我们的三只老母鸡”。
立足于创走自己工业发展的道路
实现行业改造规划,是一场赶超世界先进水平的伟大战斗。针织行业的工人说得好:自己动手,改变面貌,不能跟在人家后面爬行。要立足于创,走自己工业发展的道路,赶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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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
随着我国科学技术的飞跃发展,电子、光学、化学等先进技术的应用范围越来越广。但是,针织工业是和内衣、袜子、手套打交道的,能不能用?过去一直不敢设想。文化大革命中,他们学习了毛主席关于“破除迷信,解放思想”等教导,在“四五”技术改造规划中,提出了攻占电子技术“高地”的奋斗目标,并且发动群众,组织力量攻关。上海针织十三厂、上海织袜一厂等参加试制的同志,一不懂电子技术,二不会机械制图,但是他们相信,“卑贱者最聪明”,狠批唯心论的“天才论”和“电子神秘论”,闯过了技术上的重重难关,终于试制成功了具有先进水平的电子提花纬编机和电子提花织袜机。电子技术在针织行业的初步应用,大长了无产阶级的志气。这几年来,广大针织工人努力用最新技术武装针织工业,采用先进技术的范围越来越广。目前,全行业采用电子新技术的已有二十二个项目,激光、光电、射流、静电、生化以及化学处理等新技术新工艺也有一些使用。
恩格斯说:“科学的发生和发展一开始就是由生产决定的。”立足于创,走自己工业发展的道路,就要把广泛采用先进技术和认真总结群众丰富实践经验结合起来。手套、袜子、内衣的生产,从来都有几道工序,如手套机实现单机自动化后,缝头、缝罗纹,仍然需要大量手工,手套、袜子辅助工序的工人,甚至超过挡车工人好几倍。文化大革命以来,这些行业的广大职工,在过去技术革新的基础上,提出了“一步法”的大胆设想。开始有些人认为,这种机器国外还没有,是“胡思乱想”。但是,针织工人不理这一套,他们知道,要攀登科学技术高峰,是没有平坦大路可走的。他们天不怕,地不怕,不怕失败,不怕挫折,有的坚持了五年,有的坚持了八年,经过几百次、上千次的试验,终于先后试制成功了一些样机,有的已开始小批试验性生产。这些新设备虽然还不够完善,有的还有缺陷,但重要的是,“坚冰已经打破,航线已经开通”,广大针织工人说:我们既然能够使一步法织袜机、
一步法手套机和缝纫自动流水线从无到有地搞出来,也一定能够使这些新设备从不完善到完善,使文化大革命中出现的这些新生事物大放光彩。针织工人这种敢想敢干,立足于创,立足于超的革命精神,充分显示了中国工人阶级在三大革命实践中一往无前的革命英雄气概。
毛主席说:“军事家活动的舞台建筑在客观物质条件的上面,然而军事家凭着这个舞台,却可以导演出许多有声有色威武雄壮的活剧来。”针织工业系统的广大职工,就是这样的军事家,他们凭着旧社会留下的这样的舞台,充分发挥了主观能动作用,演出了许多有声有色威武雄壮的活剧,使行业的技术面貌不断发生新的变化。
“革命征途无止境,好马上程蹄不停”。现在,针织行业的广大职工,在已经取得胜利的基础上,正在进一步制订1976~1985的十年发展规划,要求实现七个化,即手套机电子群控化、袜机单程电子群控化、漂染自控连续化、针织电子群控高效化、缝纫单机自动高效化、印花自动化、辅助工作机械化。手套行业的职工形容实现电子群控、建立少人车间以后的情景是:“挡车不用走,落片不用手,上纱不接头,好次分道走。”针织行业的广大职工,在这个宏伟远景的鼓舞下,正在鼓起更大的革命干劲,为实现这些远大的奋斗目标英勇奋战!
(本文作者系本刊政治经济学学习班学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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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平论
为文化大革命中的英雄塑象
淡话剧《战船台》中雷海生的形象塑造
文雁平
上海话剧团创作演出的大型话剧《战船台》,使人强烈地感受到朝气蓬勃、焕然一新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气息,耳目为之一新。
新在那里呢?
它以党的“九大”以后革命继续深入的形势为背景,通过小船台造万吨轮的伟大革命创举,揭示了新形势下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新特点,展示了经过文化大革命战斗洗礼的中国工人阶级新的精神面貌,塑造了文化大革命中涌现出来的革命闯将的新典型。雷海生,就是这样一个闪耀着文化大革命的思想光辉,具有崭新的精神面貌和时代特征的艺术
典型。
高度的路线斗争觉悟,自觉地为贯彻毛主席革命路线而舍生忘死的战斗,这是无产阶级英雄人物最崇高的品质和他们思想性格的核心。但由于每个历史时期两条路线斗争的内容不同,处于不同斗争环境中的英雄人物的路线斗争觉悟,也就具有不同的特点。雷海生,是文化大革命中冲杀出来并走上了领导岗位的工人新干部。《战》剧在揭示他的路线斗争觉悟时,根据他的特定地位,突出了他坚持继续革命、自觉保卫文化大革命成果、反对复辟倒退的反潮流精神,使这个英雄形象具有不同于文化大革命前的英雄人物的时代特征。无产阶级英雄人物与群众具有血肉般的联系,他们来自群众,代表群众,是群众的小学生,又是群众的带头人。雷海生就是这样。他当了建造万吨轮的总指挥,地位变了,身份变了,跟群众更贴心了。他提出的倡议反映了群众的志气和愿望,他制定的方案集中了群众的智慧和才能。他和群众一道为建造“东方号”日夜奋战,他率领群众和赵平开倒车的行为进行斗争。《战船台》在表现雷海生与群众的关系时,突出地表现他支持群众的革命首创精神,率领群众坚持前进、反对倒退、反对妄图否定文化大革命成果的修正主义思潮,这就使雷海生和群众的关系具有了新的时代色彩,使雷海生的形象达到了新的思想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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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充分揭示雷海生这个英雄形象的时代特征,反映他的焕然一新的精神面貌,《战》剧在时代背景的安排、矛盾冲突的开展以至细节上的艺术处理等方面,是狠下了一番功夫
的。
伟大导师恩格斯曾经指出,文艺作品必须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典型环境是典型人物赖以成长和活动的土壤。环境不典型,人物也就会失去典型性。写好典型环境,概括出一定历史时期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特点,设置反映生活本质的矛盾冲突,是塑造好无产阶级英雄典型的前提条件。
《战》剧的故事发生在文化大革命取得伟大胜利的七十年代第一春。在我国造船工业大打翻身仗的雄伟的历史背景下,通过小船台上造万吨轮这一富有典型意义的中心事件,为雷海生设置了赵平和董逸文这两个最能反映新形势下阶级斗争、路线斗争新特点的对立面人物,并以雷海生为中心,以雷、赵的矛盾为主线,交错着董逸文的破坏活动,有层次地组织了关于接受革命倡议的辩论、两个建造方案的交锋以及船台遇险后的激烈斗争这样三个回合。这就为雷海生的活动,提供了广阔的具有时代特征的典型环境,有助于英雄
形象的深入刻划。
全剧的第一场就是引人入胜的。幕-一拉开,以沈玲娣为首的一群生龙活虎的青年造船工人,一上场就向秦火云描绘了雷海生的小船台上造大船的倡议引起全厂沸腾的情景,渲染出了文化大革命中造船工业战线大打翻身仗的热气腾腾的气氛。紧接着赵平上场,与沈玲娣和秦火云有这么几句对话:赵平:怎么,是海生回来了!
沈玲娣:不,是我们来请战啦!你再不表态可要炮轰了!(众笑)秦火云:老赵,有了这批生力军,你不愁任务完不成了吧!
赵平:日子也不好过啊!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好不容易摆平了全年计划,生
产刚走上轨道,昨天海生一个倡议,冲得我稀里哗啦!
沈玲娣的“请战”和“炮轰”,不但生动地表现了这个经过文化大革命锻炼的红卫兵头头的生气勃勃的性格,而且典型地反映了文化大革命中建立起来的新型的干群关系和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而赵平的几句口气冷淡的台词,一开始就表现了象他这样一些对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意义缺乏认识、对革命的新秩序不习惯、有抵触的干部的思想特征,也点出了文化大革命取得伟大胜利后的斗争的历史特点。
这一切,为雷海生的出场作了铺垫,又烘托了雷海生这个英雄人物进行斗争的典型环境,具有很浓的时代色彩。
“为打翻身仗大喊大叫,我赞成。老赵,小将在挑战了。”
这是雷海生上场的第一句话。这句话,旗帜鲜明,铿锵作响,一下子就展现了这位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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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平称为“火神爷”的闯将性格。紧接着,他打开“东方号”万吨轮模型,宣布:“毛主席号召我们建立海上‘铁路’的战斗打响了!”并决定:“攻关会现在就开”,突出了他的“只争朝夕”的革命精神。
攻关会上,风起云涌,矛盾交错。董逸文暗中破坏,王大川愤然离去,赵平消极不管。大船未造,矛盾纷至沓来。困难一下子集中到了雷海生面前。但是,雷海生却十分坦然地表示:“暴露了矛盾是好事嘛!”并尖锐指出建造这艘“东方号”,“不仅是生产仗,而是一场政治仗,志气仗!在这样的战斗中不可能是风平浪静的”。
从雷海生出场前的气氛渲染,到雷海生登台后第一句台词的锤炼,直至迅速地把他推进矛盾的漩涡,《战船台》始终紧扣着时代的脉搏,用富于时代特征的、性格化的语言,勾勒出时代的面貌,体现出时代的精神。这就使典型环境的描绘和对典型性格的刻划融为一
体,交相辉映。
《战船台》非常注意在激烈的矛盾冲突中刻划英雄人物的典型特征。在“东方号”合龙的时候,船台出现了险情。这个险情本来是新生反革命分子董逸文阴谋破坏的结果。但是赵平却不从险情查敌情,摆出老爷架子训斥群众,说什么“搞这样大的工程,七拼八凑、大轰大嗡是不行的”。甚至利用职权,压制群众抢险合龙,硬要把“东方号”半截子推下水,实际上是宣布打翻身仗失败。面对赵平的这一系列在政治上开倒车的错误行动,雷海生挺身而出,率领群众向赵平的错误作斗争,发出了“工人阶级决不允许开倒车”的钢铁誓言。同时又教育群众注意党的政策,正确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当群众提出“搬开绊脚石,叫他靠边站”时,雷海生说:“不能叫老赵靠边站,要叫他往前站!”“靠边站”和“往前站”,差别只在两个字,但却体现了雷海生高度的无产阶级原则精神和政策观念。当赵平说什么“现在不是文化大革命初期了,你不要搞那一套了”时,他尖锐地指出:“你是对文化大革命的群众运动有抵触,这就是你一错再错的关键!”并进一步提出:“我看你还没烧透,还得给你加把火!”真是针锋相对,寸步不让。雷、赵的这一场冲突,具有深刻的社会内容。赵平在激怒之中,一句话暴露了他的内心世界:正因为对文化大革命的“那一套”有看法,才跟群众的革命首创精神格格不入,对革命新秩序别别扭扭,对新生事物吹毛求疵;正是“那一套”,挽救了赵平这样的千部,巩固了无产阶级专政,现在革命发展了,以为“那一套”已经不行了,就一定会走上修正主义的老路,导致资本主义的复辟。赵平正在走这条路。这种肯定还是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斗争,正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后路线斗争的新内容、新特点。雷海生抓住赵平的思想实质,高屋建瓴、风卷残叶地予以迎头痛击,继续发扬文化大革命的大无畏精神,再一次挽救了赵平。《战》剧就是从这样尖锐的思想冲突中,提炼出富有战斗性和强大现实意义的主题。
正因为《战船台》的冲突,是建立在尖锐的思想对立上的,能较好地展现人物的精神面貌,因而显得有深度、有动人之处。有一些作品,冲突很尖锐,争吵很激烈,但往往纠缠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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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问题上,见物不见人;或单纯追求情节的离奇,人物跟着情节转。《战》剧却通过“船台之争”,不是停留在“大”“小”问题上,而是抓住两条路线的实质,揭示斗争的时代特点,概括英雄人物崭新的思想风貌。这是很值得我们借鉴的。
为了把雷海生的英雄形象塑造得高大、丰满,《战船台》的作者还注意了语言的提炼和细节处理的艺术性。雷海生在关键时刻的语言,不仅具有思想性,而且具有强烈的生活气息,亲切动人。比如“早等风、晚等风,等来好风就张篷嘛!”表现了雷海生渴望战斗的兴奋心情,具有造船工人的鲜明特点。再如“上汽艇、解缆、开航!”“让我们迎着大风大浪向前闯!”这样一些饱含着深刻思想的凝炼的语言,生动有力,发人深思,充分地表达了这位英雄人物的革命意志和战斗豪情。细节的提炼,如斧子这道具的运用,起到了一石数鸟的作用:在结构上,贯串全剧,并且组织有起伏的几次冲突,是全刷比较细致、抒情的一笔;在思想意义上,它把历史上的路线斗争和现实中的路线斗争联系了起来,进一步激发了老工人王大川的造大船的革命志气,成了促使赵平转化的重要契机,是教育广大群众的很好的教材,也是雷海生抒革命豪情的重要凭借。这一道具又很有造船工业的特点,它的反复运用为全剧增加了生活气息,为塑造形象、阐发主题增加了不少光彩。
雷海生这个英雄形象所以塑造得比较成功,最重要的一条,就是突破真人真事的局限,努力做到典型化。毛主席早就指出:“文艺作品中反映出来的生活却可以而且应该比普通的实际生活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因此就更带普遍性。革命的文艺,应当根据实际生活创造出各种各样的人物来,帮助群众推动历史的前进。”毛主席的这个指示发展了恩格斯关于要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的论述,概括了无产阶级文艺创作的根本规律,也批判了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的形形色色的谬论,诸如写真实论、灵感论、娱乐论、唯情节论等等,对发展文艺创作有极大的指导意义。《战船台》开始创作时,没有在对生活进行典型概括上狠下功夫,而是罗列了不少生活现象,结果写成了
一篇琐碎的“造船记”。后来,他们进一步学习毛主席的指示和革命样板戏的经验,重新深入生活,有重点地、深入地研究了许多类似雷海生这样的工人新干部,不仅研究他们的英雄事迹,更主要的是理解他们的思想感情。然后,在党的基本路线指导下,对现实生活中的人物进行了“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改造制作”,这才比较成功地塑造出了雷海生这个英雄典型。如果说,雷海生这个英雄人物现在还不够丰满,那么,主要原因也还是在于对全剧的矛盾冲突,特别是对于矛盾冲突转化的处理上,不够细、不够深,没有达到更高程度的典型化,因而影响了对英雄人物内心世界的更深刻的揭示。尽管《战船台》还存在一些美中不足,但是它为文化大革命中的英雄塑象、为保卫文化大革命高唱战歌,大方向是完全正确的,所取得的成就是可喜的。我们完全相信,在毛主席革命文艺路线的指引下,在广大工农兵的热情帮助下,《战船台》一定会改得更好;社会主义文艺舞合上,也一定会出现更多、更完美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涌现的英雄典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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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情歌颂工人阶级的苹命首创精神
《科学技术第三号》观后
方·亮
上海科学教育电影制片厂摄制的《科学技术第三号》(一九七三年),以简练而生动的画面,形象地介绍了上海工人阶级创造的大型竖井钻机、铟灯显微投影装置、电子控制织羊毛衫等三束技术革新之花。看了真使人扬眉吐气,精神振奋。
影片通过这三束技术革新之花的介绍,热情地歌颂了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我国工人阶级的革命首创精神,表彰了他们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作出的新贡献。过去织羊毛衫,要用手摇,劳动强度大;放针收针要用手工,一个人只能管一台机器;织多少转,要靠口数心记。过去竖井掘进,经年累月,费时费工,强度大,工效低,拖了开发矿山的后腿。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指引下,用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世界观武装起来的中国工人阶级,牢牢地掌握了自己的命运,懂得要从繁重的手工劳动中解放出来,不靠神仙皇帝,不靠资产阶级恩赐,只靠我们自己。于是“老爷机器”跨进了“电子世界”,我国第一个羊毛衫群控车间诞生了,于是钻头直径最大可达七点四米,用可控硅控制的我国第一台大型竖井钻机创制成功了。这是多么可贵的“第一”啊!这是工人阶级革命首创精神的生动体现。有了第一,就会有第二、第三,以至技术革新的灿烂之花遍地开放,把我国的科学技术提高到一个新水平。“中国劳动人民还有过去那一副奴隶相么?没有了,他们做了主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上面的劳动人民,现在真正开始统治这块地方了。”你看,在那高耸蓝天的钻井架旁,一位英姿飒爽的青年女工,正在豪迈地揿着电钮,操纵着大型竖井钻机,随着钻杆的飞转,我们仿佛看到祖国丰富的地下宝藏源源输往工厂,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发光发热…这不正是今天工人阶级焕然一新的精神面貌的生动写照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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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产阶级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一个阶级。他们自觉地肩负起解放全人类的伟大历史使命。他们深切地理解“抓革命、促生产”的辩证关系,把抓好生产跟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跟远大的革命理想联系起来,一丝不苟地搞好本职工作,为建设共产主义大厦添砖加瓦,争做抓革命、促生产的模范。而政治工作又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生产上、技术上的新成绩,是思想政治之花结出的硕果,是无产阶级向资产阶级进攻的新胜利。在当前批林批孔运动深入、普及、持久地进行下去的时候,象《科学技术第三号》这样,从各个不同的角度表扬那些抓革命、促生产做得好的先进单位,表扬那些坚持抓革命、促生产的模范人物,宣传和推广他们的经验,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
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过去,由于修正主义路线的严重干扰,在科学技术工作中工人阶级的革命首创精神受到压抑和排斥。而影片所反映的这些科学技术的新成就,正是战胜了刘少奇、林彪一伙崇洋卖国的修正主义路线,批判了他们鼓吹的“爬行主义”、“洋奴哲学”,粉碎了兜售“上智下愚”的孔孟之道的精神枷锁所取得的丰硕成果。随着批林批孔运动的深入发展,人们思想的进一步解放,科学技术战线一定会出现更新的面貌。这将激励着我们更加自觉地执行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勤俭建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方针,努力赶上和超过世界科学技术的先进水平。
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制度,为工人阶级发扬革命首创精神提供了最好的条件,影片告诉我们:我国第一台大型竖井钻机,是全市一百多个单位“大会战”的结果;那台铟灯显微投影装置,也是复旦大学、第二光学仪器厂、肿瘤医院、第一医学院等单位“大协作”的产物。“大会战”、“大协作”,这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制度下才可能有的新事物,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具体体现。“大会战”、“大协作”,发扬共产主义风格,就能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各显神通,从而产生新的生产力。不是吗?大型竖井钻机的诞生,为多快好省地建设刊矿山提供了新设备,加速了开发业的步伐;铟灯显微投影装置的试制成功,为我国科学研究、医学教学等工作提供了新的条件。如此规模宏大的会战与协作,在那以邻为壑、追求专利、榨取高额利润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社会帝国主义国家,是根本无法想象的,因为那种不同形式的垄断资产阶级所有制,已经是束缚生产力发展的桎梏。只有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制度,为我们攀登科学技术的高峰提供了最好的条件,我们更应奋发努力啊!
我们欢迎《科学技术第三号》。这类影片,既不同于科教片,它没有科教片那样详尽、系统,只是传递科学技术的新消息,但比科教片反映新成就更迅速,也不同于新闻纪录片,它并不记录人们在革命实践中的动人事迹,只是偏重于技术成就的介绍,但又要求象新闻纪录片那样及时,具有“新闻性”。因此,我们也可以把它称作“科技新闻”或“科技简报”。正因为它能及时、迅速地报告最新科学技术成就,能使人举一反三,触类旁通,必将对当前的技术革新会有大的促进,鼓舞着人们更积极地投入三大革命运动。因此我们希望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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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更好的“科技新闻”。
当然,我们并不以此满足。象《科学技术第三号》的内容,可以拍成很好的科教影片。因为科教片更能从容裕如地介绍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生产经验,用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阐述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帮助人们正确认识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三大革命运动中的客观规律,更好地进行改造自然和改造社会的斗争;并能更好地把普及科学知识、推广先进技术同宣传党的路线、政策结合起来,同宣传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结合起来,同热情歌颂工农兵群众和科学技术人员的革命首创精神,表现今天工人阶级焕然一新的精神面貌结合起来。我们所说的“从容裕如”,并不是要科教影片越拍越长。“简练”,是任何影片样式都必须坚持的。科教片越拍越长的倾向,甚至把故事片的手法和纪录片的内容都硬拉进来,搞得结构松散,枝蔓过多,是不足取的。
好题材是客观存在,三大革命运动提供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泉,但要变成好的报道、好的“科技新闻”,就要依靠我们的新闻工作者、电影工作者深入到火热的斗争中去,挖掘它、分析它,迅速及时地把它反映出来。它也为小说、戏剧、电影各种文艺样式提供了丰富的创作素材,开拓了反映工农兵、为工农兵服务的广阔道路。文艺作品要求塑造无产阶级的英雄典型,更要热情地歌颂工人阶级的革命首创精神。象《科学技术第三号》所反映的科技成就中,有多少可歌可泣的动人故事;推而广之,在亿万群众的三大革命运动中,新事物、新思想更是如雨后春笋,层出不穷。可惜我们的文艺作品反映得还很不够,与革命的发展还不相适应。正如毛主席所指出的:“在中国,这类英雄人物何止成千上万,可惜文学家们还没有去找他们”。当然,文艺作品要表现大型竖井钻机、钢灯显微投影装置等工人阶级的一系列发明创造,必须创造典型,摆脱技术过程的束缚,突破真人真事的局限。但要典型化,要概括,首先要求创作人员深入生活,从生活中挖掘宝藏,汲取创造典型的大量生动的素材。只有这样,才能在现实生活的基础上,高度概括地写出今天工人阶级焕然
一新的精神面貌的英雄人物来。创造典型,坚持无产阶级文艺的高标准,这是一项重要而细致的工作,不能一蹴而就,因而深入生活,也不能“蜻蜓点水”,或者“走马看花”,得花几年的时间,扎扎实实地搞,才能创作出好的作品来。
时代在前进,斗争在召唤。热情歌颂工人阶级的革命首创精神,塑造无产阶级的英雄典型,是广大群众的殷切期望,也是革命文艺工作者的光荣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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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革命
红验总结
坚持办好函授教育
为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办好函授教育,是批林批孔
天豆旺运动中教育战线上出现的又一个新生事物。几个月
的实践证明,办好函授教育,对于巩固和发展无产阶
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成果,关心知识青年的成长,缩小三大差别,有着深远的意义。因此,函授教育开办以来,深受广大知识青年和贫下中农的欢迎,充分显示了这个新生事物的强大生命力。
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任务是,既然广大知识青年对函授教育如此欢迎,我们就应当坚持下去,把函授教育办得更好。坚持下去,就是要坚持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坚持把转变学生的思想放在首位;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紧密结合农村三大革命斗争的实际;坚持群众办学,紧紧依靠当地各级党组织的领导,各有关部门和广大贫下中农的支持;坚持勤俭办学,反对铺张浪费和各种资产阶级歪风邪气。
当然,“任何新生事物的成长都是要经过艰难曲折的”。函授教育要坚持办下去,也一定会存在两个阶级、两条路线、两种思想的激烈斗争。旧的东西、资产阶级的东西总是要依附在新事物上顽强地表现出来,使函授教育离开无产阶级的方向;对于我们的同志来说,也有一个不断实践、不断认识的过程。因此,这就要求我们不断地宣传办好函授教育的深远意义,为新生事物的成长大喊大叫。同时,敢于坚持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同一切不符合无产阶级原则的歪风邪气作斗争,使函授教育在斗争中不断地巩固和发展。要坚持把函授教育办好,学校必须有一支领导、工人、教师组成的骨干队伍。党委应当经常提到议事日程上来研究。要关心参加函授教育同志的思想和生活。在校的教师应当分期分批参加函授教育,到工农兵中去经受锻炼、接受教育。这对于进一步沟通大学和社会的联系,改革大学学制、教材和教学方法,以及教师队伍的改造,都是一个有力的推动。
函授教育作为一个新生事物还刚刚开了个头,还有许多工作要做,我们一定要戒骄戒躁,谦虚谨慎,为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作出更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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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短训班办到农村去
上海海运学院函授教育小组
今年四月八日至三十日,我们到安微阜阳县为上山下乡知识青年举办了一期农村会计面授短训班(以下简称“农会短训班”)。由于阜阳县委的重视,县人民银行、县乡办和教育局,以及上海学习慰问团的大力支持和密切配合,使这期农会短训班收到了一定的效果,受到了贫下中农和知识青年的欢迎。
一张大字报引起的争论
我们学校是培养海洋运输人员的工科院校,要不要为知识青年举办农会短训班?是有过一番斗争的。
今年春节前夕,我院曾经为返沪探亲的上山下乡知识青年举办了一期农会短圳班,有
四十九名学员。他们来院后,认真攻读马列和毛主席著作,积极参加批林整风和教育革命,刻苦钻研会计业务知识,并且积极开展文娱体育活动,坚持德、智、体全面发展,充满朝气蓬勃的革命精神。但学院里有些人却对这些新型的农民学员看不顺眼,说他们是“阿乡”、“土里土气”,不是“正规”的大学生。面对这股轻视体力劳动、排斥工农兵进大学的旧习惯势力,农会短训班学员贴出了一张革命大字报,联系孔老二辱骂学生学农是“小人”以及林彪恶毒攻击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等于变相劳改”等反动谬论,批判了这种轻视工农兵的错误倾向。并且尖锐地指出,大学的门是不是朝工农兵开,实际上是一个教育为谁服务的问题。院党委热情地支持和推荐了这张革命的大字报,并且加了按语,作为向全院革命师生进行一次思想和政治路线教育的活材料。于是平静的海院,顿时沸腾起来了。大家围绕着大学为谁开门,教育为谁服务,要不要举办农会短训班等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开始有的同志认为:“海有边,河有岸,大学有专业分工的界线”,培养海洋运输人员的工科院校搞农村会计,总有点“不对口”,是“额外负担”。但多数同志认为,大学是要有专业分工,但是专业“对口”,首先应当对三大革命运动需要的“口”;举办农会短训班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发展的需要,是广大贫下中农和知识青年的迫切要求,大力办好农会短训班对于巩固和发展农村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帮助做好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的工作,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而且我院又有一定的财会方面的专业力量,应该大办、办好农会短训班。不仅要请进来办,而且要走出去办。这条路子是符合毛主席无产阶级教育路线的。经过这场争论,大家对于社会主义大学如何更好地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为工农兵开门,思想上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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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了。今年三月,函授教育开办后,我们就组织了有工宣队师傅、干部、教师参加的“三结合”教育小组,奔赴安徽农村,为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开展业余函授教育。在阜阳县举办了这期农会短训班。
把思想工作放在首位
参加这期农会短训班共有五十七名学员,他们大多数都是经过几年锻炼的知识青年,要求学习的心情十分迫切。在农会短训班开学时,有些学员冒着倾盆大雨,背着五、六十斤的行李,步行六、七十里,高高兴兴地前来报到,决心学会会计为贫下中农掌好财权。但也有一些学员,对学习会计的目的意义认识不足,产生了各种各样的思想。有的学员怕学了会计业务长期留队,感到“一把算盘一枝笔,打来打去没出息”。还有一些学员则有畏难情绪,认为会计是得罪人伤感情的工作。有的坏人还趁机造谣,妄图破坏函授教育,动摇知识青年扎根农村的决心。这些情况使我们看到,围绕一把算盘的斗争是多么激烈啊。
毛主席说:“学校一切工作都是为了转变学生的思想”,“思想工作和政治工作是完成经济工作和技术工作的保证”。办好短训班,首先应当把思想工作放在首位。我们遵照毛主席“路线是个纲,纲举目张”的教导,坚持以党的基本路线为纲,以批林批孔作动力。短训班第
一课讲的不是算盘业务,而是请了苦大仇深的老贫农作忆苦思甜报告。还参观了阶级教育展览会,召开了两次批林批孔大会和一次交流会,出版了大批判专栏,认真学习讨论了中央文件和报纸、杂志上的有关文章。同学们愤怒声讨了林彪效法孔老二“克己复礼”,阴谋篡党夺权,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的滔天罪行。农会短训班成了批林批孔的战场和阶级斗争、路线斗争教育的课堂。有的学员在批判中,联系他们村解放前后翻天覆地的变化说:解放前,算盘握在地主手里,算盘一响,贫下中农遭殃,一年累死累活得来的粮食就白白流进了地主的粮仓,劳动人民妻离子散,家破人亡,惨死在逃荒路上。解放后,贫下中农翻身做了主人,算盘掌握到了自己手里,真是算不完人民公社的丰收账,贫下中农喜气洋洋。一把小小的算盘,记下了解放前贫下中农的血泪账,解放后贫下中农的幸福史。通过批林批孔,大大地激发了学员们的无产阶级感情,提高了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觉悟,增强了扎根农村干革命的决心,加深了对学习会计,为贫下中农掌好财权的重要意义的认识。许多学员看到,当前农村经济领域里的阶级斗争还十分尖锐复杂,阶级敌人随时都想夺回他们失去的算盘,有的四类分子就曾经跳出来要当会计,阴谋挖社会主义的墙脚,瓦解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因此大家表示,一定要把好社会主义关,堵死资本主义道路,记好每一笔账,拨好每一颗算盘珠,当好贫下中农的管家人。学习的目的明确以后,学习的积极性就更高了。为革命而教,为革命学习蔚然成风。
请进来走出去
农会短训班的学习时间只有短短的二十二天,既学政治又学业务,除了政治活动和珠算课的时间以外,学习会计记账的时间不过十三、四天,如何在短期内使学员掌握好会计业务知识?有的同志提出,应当继续开门办学,采取请进来、走出去的办法,到社队去,在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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践中学,拜贫下中农为师,理论密切联系实际,这样学得快、学得好。但有的同志则认为:“爬山有高峰,走路有尽头,大学的门已经开到了农村,再要开门办学怎么行?还是抓紧时间上好课,完成任务就不错了。”实际上,这是一种关门读书的老办法。针对这种情况,大家学习了列宁的教导:“如果学习、教育和训练只限于学校以内,而与沸腾的实际生活脱离,这样的教育方式我们是不会相信的。”认识到,下农村办学,仍然存在“关门”与“开门”的斗争。农会短训班时间短,更应当加强针对性,理论联系实际教学。于是我们请了十九年如一日,坚持“勤俭办社”、“民主办社”,全心全意为贫下中农服务的地区模范会计来班上课,参观他的先进事迹和报表账册。这位老会计自当会计以来,一直利用业余时间记账,坚持不脱产不误工,不要集体补助一分钱,做到日清月结,按时公布账目,账簿一丝不苟,字字清爽,笔笔明白,十九年没错一笔账,不差一分钱,特别是他敢于坚持会计制度,抵制歪风邪气,积极宣传和贯彻党在农村的各项经济政策,使同学们受到深刻教育,学到了许多先进思想和会计经验。同学们说:“这一课是书本上学不到的,大学老师是上不好的,只有贫下中农讲师才能上好这一课。”我们还请了具有多年农村经济工作经验的县、社业务部门的同志来作报告,对知识青年进行落实党在农村的经济政策,搞好社、队三大管理(计划、劳动、财务)和正确处理国家、集体、个人三者关系的教育。另外,我们还请了十八位社、队会计当辅导员,他们满腔热情地把多年积累的会计工作经验,毫无保留地传授给学员。他们手把手地和学员一起学习,一起讨论,一起完成作业,大大加快了业务学习的进程。在教材改革上,我们采用当地新编的乡土教材,编了补充讲义,一切都按照安徽现行的会计制度为准,在编排作业练习时,也完全采用生产队中典型实际例子,连作业用的报表账册也是生产队正在使用的,一切从实际出发,真刀真枪地干。在教学方法上,改变了过去那种填鸭式、注入式,而采用启发式、讨论式,打破“一言堂”,实行“群言堂”,师生共同备课,师生都上讲台,广泛开展“官教兵、兵教官、兵教兵”的练兵运动,教得生动活泼,学得主动积极。我们还按照毛主席关于“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认识路线,针对会计的特点和学员的具体情祝,采取精讲多练,边讲边练,从练习中综合问题,反复讲原理,同学们反映说:“讲得清楚,听得明白,印象深,理解快,掌握牢。”为了加强实践环节,同学们做了十一个练习,完成了两套全过程的大作业。在教学结束阶段,为了进一步巩固和检验学员对会计业务掌握的程度,还对十五个生产队进行了查账建账实践。学员们独立操作,原计划三天完成,实际只用了一天半,就胜利地完成了查账建账的任务:并且查出了社、队财务管理上存在的一些问题,既教育了学员,又锻炼和培养了学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经过二十二天的学习,学员们不仅掌握了社、队会计的基本业务知识,而且学会了算盘的多种计算技术,还学习了一些政治经济学的基本理论知识。学员们说:“农会短训班好就好在时间短,收效快,既学了业务,又学了政治。”通过农会短训班的教改实践,锻炼了教师,教育了干部,促进了教材改革,推动了教育革命,提高了我们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的自觉性。我们决心把函授教育坚持办下去,更好地为社会主义建设作出新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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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谈当好兼职辅导教师的体会
江西婺源县许村卫生院王玉东
我们卫生院是函授教育医防科目的对口单位。函授教育开办以后,领导就确定我和朗湖大队的赤脚医生叶中盛同志担任兼职辅导教师。接到这个任务,我们俩都很高兴,把这一工作看成是党交给我们的一项光荣的政治任务。从开学以来,除了平时加强和函授学员的联系,还按照上海第一医学院编写的医防教材,每月集中辅导一次。通过实践我们体会到,真正要当好一个兼职辅导教师,并不是十分容易的。
开始,我们总以为,当个兼职辅导教师,无非就是辅导辅导,给函授学员讲点医防知识。但实践证明,这种单纯业务观点是不对的。这次参加医防函授的有十位知识青年,他们多数对学好医防为坚持乡村干革命,更好地为贫下中农服务的思想是明确的。但也有少数同学存在着一些不正确的想法:有的认为“学一点,自己好”,“学好技术,走到哪里都不怕”,个别同学有好高骛远的思想,报名时情绪很高,翻阅课本后,就认为“一看就懂,阮啥好学”,也有个别同学存在“劳动辛苦,学习轻快,工分照记,一举两得”的想法。由于我们忽视了思想教育,没有及时解决这些思想问题,使函授教育受到了一定的影响。这个教训很深刻。毛主席早就说过:“学校一切工作都是为了转变学生的思想。”函授教育也不例外。教书必须先教人。兼职辅导教师和函授学员直接见面的机会比较多,更有责任帮助学员端正学习动机,树立为革命而学的思想。否则,没有明确的学习目的性,文化知识传授得再多,也可能不为贫下中农服务。提高了认识,我们就一方面组织学员学习毛主席的“六·二六”指示,学习李月华、赵普羽等先进人物,明确“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叶中盛老师还结合自己当赤脚医生的经历,谈为贫下中农服务的体会,使同学认识到,在偏僻的山区,当一个赤脚医生能够把党的温暖和关怀带给广大贫下中农,这样的任务既光荣又艰巨。假如没有为贫下中农服务的一颗红心,学了医疗技术,也是当不好赤脚医生的。同时,我们还运用学员的亲身体会,进行现身说法,启发学生为革命刻苦学习,掌握过硬本领。比如有一个同学在仙源林场担任赤脚医生,由于缺乏临床经验,有一次,一个贫农社员高烧不退,伴有腹痛,这个同学心情很焦急,但拿不定主意,下不了诊断,后送卫生院治疗,确诊为肠伤寒,住院治疗后出院。这次,她深有感触地说:“要为贫下中农解除疾苦,就非得学好本领不可”。在她启发下,其他同学都纷纷表示,要为革命而学,为扎根农村而学,为更好地为贫下中农服务而学。
要使学生掌握过硬的本领,就必须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路线,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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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则,做好学员的辅导工作。医防函授教材是按农村常见病的防治进行编写的,但绝大部分学员由于缺乏基础知识,开始讲课时普遍反映,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针对这种情况,我们也想了一些办法,比如,讲如何问病史时,结合讲人体解剖位置;听心脏时,结合讲循环系统;讲腹泻,就结合讲消化系统;讲咳嗽,结合讲呼吸系统,并尽量借助有关图谱。这样做虽然学员反映容易理解,但有些问题仍然模模糊糊。这主要是因为我们山区卫生院缺乏教学设备,解剖挂图没有一张,更说不上什么解剖模型,实物教学比较困难,学生不能直观地观察各种生理现象。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就与食品站联系,趁他们杀猪机会,带学员看猪的解剖位置,结合讲解。通过猪心解剖,亲眼看到心房、心室、瓣膜、动脉,把病理产生原理弄清楚。叶中盛老师分工讲中医中草药部分,他发现医防教材中,中草药部分没有具体药方,就结合本地实际,补充编写了一本中草药特效药方。为了上好中草药这一课,他还利用业余时间采集和制造了各种中草药标本,便于同学学习和识别。同学反映,这样学“看得见,摸得着,容易懂,印象深”。
学用结合是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重要方面。因此,我们还在辅导中尽量让学生自己多实践,在实践中加深对书本知识的理解。除了采取互相量血压,听心脏,扎针外,凡是卫生院有的医疗器械设备,尽可能满足他们实习使用。同时,带他们查病房,结合病例,进行实习。每月集中二天,时间毕竟有限,我与叶中盛老师就同各大队医疗站联系,每站确定
一名赤脚医生加强与函授学员的联系,带领他们实习,解答疑难问题。有的同学,还主动承担起所在生产队的预防治疗,从中得到实践的机会。有个同学学中草药,根据向当地贫下中农调查访问中了解到的治疟疾的民间验方,用野艾放在病人胸前,经过大胆试验,达到了疗效。实践证明,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教学方法,函授学员就能学得生动活泼,不断提高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越学劲头越大。
当好辅导教师,认真备课是很重要的一环。只有把课备好了,讲起来才胸有成竹。我是个农村医生,每天都有医疗业务,农村看病又不分早晚,对于业务工作与教学工作如何安排呢?为了解决这个矛盾,我就白天利用医疗空隙,见缝插针进行备课,晚上也经常搞到深夜。由于自己长期做临床医疗工作,过去接触病例较多,但有些基础知识已经忘记了,这次担任兼职教师也是一次极好的学习机会。为了提高备课的质量,在备课前我与叶中盛老师进行分工,共同研究每一章节的重点要求,尽量发挥一根针、一把草的作用。叶中盛老师所在的医疗站,最近只有他一个“主角”,全大队十三个生产队,巡回一转就有四、
五十里路。他工作担子重,还要当兼职教师,白天外出巡回,晚上还要挤时间备课。有几个学员不能前来听课或请假外出,回来后我们还要抽空给他们补课,来一个补一个,使他们赶上进度。这样做虽然很辛苦,但我们觉得能按照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为知识青年扎根农村做点工作,这是最大的愉快。
我们担任医防函授辅导教师的时间还不长,如果有什么成绩的话,也是由于领导和群众的支持,使我们为函授教育做了一点工作。今后决心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为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成果,关心知识青年的成长,培养更多的不脱产的医防人员,改变山区医疗卫生的面貌作出自己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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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以自学为主
时间靠挤
安徽蒙城县岳坊公社岳南大队戴,黑楼插队小组
今年函授教育开办时,正赶上夏收大忙季节,早晨四,点钟就要出工,晚上吃过饭就已
十点多了,每天只睡几个小时,疲劳不用说了,时间确实也很紧。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坚持自学呢?我们的体会是一个字:挤。正如鲁迅先生所说:“时间就象海绵里的水,只要你愿意挤,总是有的。”
我们小组同志都用雷锋同志的“钉子”精神勉励自已,抓紧一切空隙时间进行学习。有的同志下地带着书,田间休息就拿出来看;有的同志做饭时,.也一边拉风箱一边看书。麦收一过,进入盛夏,昼长夜短,出工时间长,就更加紧张。我们知识青年除了一天三次出勤,休息时间要为贫下中农称柴草、记工,自己也要洗衣、做饭、喂猪,白天根本没法去摸书本。因此,我们就把学习安排在夜里。吃过晚饭,我们小组的同志围坐在小油灯旁,看书、记笔记、写学习心得。实在困得很了,就用冷水洗洗脸,然后再学。为了保证平均每天二小时的自学时间,我们还采取了农忙坚持学,农闲重,点学,阴雨天突击学的方法。今年夏季过后,有一段时间雨水多,农活少,我们就坐下来抓紧学习。六月二十三日是我们的学习日,但头一天因刚下过雨,队里没有活,我们想明天可能要翻红芋秧,于是就把明天的学习活动改到今天。这样,既不耽误生产劳动,又能灵活地利用时间,使我们的函授学习能坚持下来。现在,我们已按照教学要求,学完了规定的有关章节,还看了一部分辅导材料,大大丰富了我们的知识。
“读书是学习,使用也是学习,而且是更重要的学习。”把学到的知识用到实践中去,这既是理论联系实际的好学风,也是挤时间学习的好方法。因此,我们在生产队领导的支持下,尽可能把已经学到的知识,用来为农村的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服务。比如,学习马列的同学,就结合批林批孔的斗争实际,向贫下中农宣讲马列和毛主席著作。学写作的同学,注意观察周围事物,经常写些反映农村斗争生活的小文章。参加拖拉机维修短训班的同学,从县里一回来,就和贫下中农一起研究拖拉机的构造及原理,既是对大家的辅导,又提高了自己。学育种的同学,不仅组织生产队的知识青年一起学习科学种田知识,如结合选穗,讲解小麦的形状和特,点,结合棉田管理,学习病虫害的防治及管理技术,还成立了科学实验小组。他们现在已经基本上掌握了玉米的田间管理、去雄、人工授粉等技术;选出了小麦单穗,准备秋后搞穗行圃;配制了玉米单交种“反帝105”,初步进行了“胜利百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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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红芋的提纯复壮试验。通过这样的实践,我们学习的劲头越来越大,自觉性也越来越高了。我们决心通过函授教育,坚持乡村,坚持学习,把在函授教育中学到的文化科学知识,用来为贫下中农服务,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作出更大的贡献。
第一次辅导课
江西波阳县全盘岭公社
医防兼职辅导教师周天锡
五月十九日,我们准备为参加医防函授教育的学员上第一次辅导课。当天下午,公社卫生院突然接到新义大队发生麻疹流行的报告,疫情很严重,邻近几个大队亦有发生。麻疹是农村常见的传染病,对幼儿生命威胁很大。因此,我们经过讨论,取得了公社党委的支持,决定第一水辅导课讲麻疹防治,并且把教学放到现场,理论联系实际,从实战中提高学员的医防本领。
五月二十日现场教学开始:
第一节课,讲麻疹流行病学。主要内容是解答新义大队党支部书记提出的疑问:全大队各村都有病人,为什么只有陈家生产队没有?带着这个问题,我就和学员一起去陈家生产队调查。通过调查,发现这个生产队七岁以下的幼儿共有二十九名,其中:三岁至七岁
十九名,六个月至三岁五名,六个月以下的婴儿五名。由于该生产队一九七二年冬曾经流行过一次麻疹,因此三岁以上的十九名幼儿都获得了终身免疫力;五名六个月以下的婴儿有来自母体的抵抗力;五名易感人群中还有隐性感染可能,也获得了免疫力。这样就形成了免疫屏障,使这个生产队没有一个儿童感染麻疹。学员们经过自己调查分析,找到了原因,加深了对传染病各个环节的理解,学会了观察易感人群的动向,测定疾病流行规律,从中提出切实可行的预防措范。第二节课,讲麻疹临床分期,鉴别常见并发症和简易治疗(包括中草药)。我们选择了五名典型患儿作为示范。其中三名(无并发症)作为前驱期、发疹期、恢复期各一例。对这三个病例,着重讲解各期特征、一般检查、观察麻疹斑、出疹规律、护理等。另外二例并发症,一例是发疹期并发肺炎,一例是恢复期并发维生素缺乏症。主要引导学员细心询问病史、必要检查、有并发症时发症延迟、疹子颜色变化或骤然隐伏、体温变化,以及体症上出现的气急、鼻翼搧动、肺部出现的罗音等病理变化。对基础医学安排,是基础为临床服务,把解剖、生理、病理贯串到各个疾病中去讲,使学生从个别中了解
一般。第三节课,临床实习。学员分成三个小组,每组五至七人,各有一名医生指导,上门为贫下中农治病。第四节课,教学效果考核。每组选择四、五个病例为考核对象。每个病例都由小组集体询问病史、体格检查、诊断分期、处理意见、书写病历,然后由指导医生复查。学员在复查过程中也可以各自发表见解,开展争论。第一次辅导课上了三天,学员在医生指导下,作了大量庥疹防护知识宣传,为六十名患儿进行了检查,为十八名患儿作了诊治。从考核结果来看,学员基本上掌握了麻疹的病理特征、防治、医疗等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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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辅导课给我们很大的启示:人的认识来源于实践,要辅导好函授学员的自学,必须贯彻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因此,第二次辅导课,我们准备上当地常见的疟疾流行病学。我们相信只要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函授教育就能更好地为农村三大革命斗争服务。
做到“四个落实”安徽阜南县崔集公社党委
如何搞好自学和辅导?我们的体会是,必须做到“四个落实”。具体是:
一、组织落实。
我们公社一共有二十二名插队知识青年,其中参加函授教育马列、农村常见病防治、柴油机维修、农村应用化学等科目学习的共十三人。他们实行“一人报名,全组学习”,因此,二十二名插队知识青年实际上都已参加了函授学习。为了加强领导,公社成立了函授领导小组。公社党委书记亲自抓政治思想教育和业余函授学习,公社政工组长具体负责这项工作。
二、时间落实。
公社要求学员在二出工(上下午各出一次工)的情况下,每天平均能安排二小时自学;在三出工(一天三次出工)的情况下,每天挤出一小时坚持业余自学。当然,一天三次出工,早晨四点半就起床出去,八点多回来,九点多又要出去,中午十二点多回来,烧烧吃吃要到二,点左右,下午三,点半再出去到傍晚七点半回来做饭、烧莱、揩身,洗洗弄弄到九、十点钟才能休息,担任队长、会计的知识青年还要开队务会,经常到深夜十一、二,点才能上床睡觉。在这样的情况下,要挤时间学习确实是不容易的。王家坝生产队知识青年的办法是向家务劳动要时间。他们采取轮流值日做家务的办法,挤出时间,坚持自学。每天出工前后,由一人负责家务劳动(烧饭,洗莱,挑水等),让其他同志看书学习。这样就改变了过去大家一起忙家务,都没有时间学习的局面。采用这个方法,每天至少可以挤出一小时的学习时间。此外,我们还根据学习需要,规定每月以四天的时间,把参加函授教育的知识青年集中到公社进行学习辅导。
三、辅导教师落实。
为了搞好知识青年的函授学习辅导,我们选派了有实践经验并具有一定理论水平的工人、干部、医生、中学教员,分别担任马列著作辅导、柴油机维修、农村常见病防治、农村应用化学函授科目的兼职辅导教师。由学员和辅导教师一起制订学习、辅导计划,落实辅导活动的具体措施。
四、辅导和实习基地落实。
目前各函授科目都有固定的辅导、实习基地:马列科目在公社政工组,农村常见病防治科目在公社卫生院,农村应用化学科目在公社中学,柴油机维修科目在公社电影广播站。由于做到了“四个落实”,社队的自学辅导活动就能有组织、有计划地开展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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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洛克的新变种
中华造船厂工人美启新
夏洛克是莎士比亚的喜剧《威尼斯商人》中的一个犹太富翁。此人以放债条件苛刻、逼债手段狠毒而出名。有一次,商人安东尼欧向他借了三千块钱,没有能如期还债,他就根据契约要从安东尼欧身上割下一磅肉作为处罚。如此贪婪残暴,典型地反映了资产阶级的本质。马克思就曾经对夏洛克之流所放的阁王债给予一针见血的揭露:“他们借给平民债务人的钱,先变成债务人的生活资料,然后变成债务人的血和肉。”
今天的苏修叛徒集团就是夏洛克的新变种。它也到处放债,掠取巨额利润。只不过当年的夏洛克是毫无隐讳地放着高利贷,而今天的苏修却是披着所谓“友谊”、“援助”的外衣放债剥削。谁若沾到它的一点边,那可就倒了霉了,少说也得被剥去一层皮。据不完全统计,仅在一九六○年到一九七一年间,苏修就从第三世界廉价掠取了十七亿美元的橡胶和十六亿美元的棉花。如此骇人听闻的高利盘剥,连当年的夏洛克也要自愧不如的了!馋猫念佛一假慈悲。剥削阶级都是一些两面派人物,它们一面嘴角上淌着鲜血,一面却又数着念珠,口中喃喃地念着阿弥陀佛。前不久,苏修头目亲自出马,在联合国的讲坛上,颠倒黑白地编造苏修是第三世界的“天然盟友”的神话,大言不惭地声称他们“坚定不移地”执行给发展中国家“以援助和支持”的方针。但事实呢,苏修不仅从贷款中直接榨取利息,利息之高超过了资本主义国家的贷款剥削;而且还苛刻地规定了受“援”国必须用贷款高价购买苏修的陈旧设备和积压物资,“援建”企业建成后,要拿生产的实物或其他廉价原料来偿还贷款,以便让它从压价收购中榨取差价。此外,它还向受“援”国派出大批“专家”、“顾问”,索取高额工资和津贴。假的总是假的。不管苏修的剥削经唱得多么动听,事实擦亮了第三世界人民的眼晴。一位阿拉伯国家的官员就曾愤怒谴责苏修:“你们硬说帮助了我们,但是同你们从我们那里所取得的东西相比,你们的援助是毫无价值的。”明明是放债剥削第三世界,却偏要说是“援助落后的国家”“建立独立民族经济”。如此花言巧语,实在令人作呕。这使我们想起鲁迅在《栖牲漠》一文中所说的那个衣着阔绰的富人。他对一个只剩一条破裤的穷人说:“你什么都栖牲了?可敬可敬!我最佩服的就是什么都牺牲,为同胞,为国家。”但是,“可惜你还剩一条裤,将来在历史上也许要留下一点白璧微瑕”。不过“机会凑得真好:舍间一个小鸦头,正缺一条裤”。“她是灾民的女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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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料你一定肯帮助的。我们都是‘贫民之友’呵。况且你做完了这一件事情之后,就是全始全终”。到那时,“呵,一切贫民都鞠躬致敬。”看!剥下了人家唯一的破裤,还说是“成人之美”。今天苏修在第三世界的行径,不是活象鲁迅先生笔下的这个富人吗?
夏洛克是以逼债出名的。深得夏洛克衣钵的苏修,逼债之凶残是远胜于其祖师爷的。它向别国放债,除了进行经济剥削外,还力图通过经济渗透以达到政治控制。每当苏修“贷款”给一个国家,接踵而来的就是要求各种政治特权,建立各种军事基地,派驻成千上万的“顾问”。有句俗语:“吃了他家的茶,就是他家的人。”苏修奉行的信条就是“借了它家的钱,就得听它家的话,就得随它的指挥棒转”。谁要是不听它的话吗?它就会拿着账本、莫盘,带着打手上门威逼要挟,甚至动不动就动用军队,飞机、大炮、坦克,一起蜂拥而出。此情此景,岂但是割肉而已,简直是敲骨吸髓的了。我国人民对此深有感受。阿拉伯人民在去年十月的中东战争中也吃尽了这种苦头。
苏修这个夏洛克放债逼债,看起来好象很富有。但其实呢,今天的苏修实在是比不上当年的夏洛克的。莎士比亚笔下的夏洛克,是资产阶级黄金时代的典型形象。你看他女儿戴的一颗金刚钻就价值两千块钱,家底之富可见一斑。而今天的苏修却正处于资本主义江河日下的境地。它表面上“烈烈轰轰”,好象很富足。可实际上呢,苏修国内工业生产停滞不前,农业连年款收,市场供应十分紧张,千疮百孔,捉襟见肘,完全是一副破落户的穷相。但它的野心很大,为了妄想称霸世界,“榨尽了臣民的膏血”,“收入还是弥补不了他们的日益庞大的支出”。最后,只得落到了向资本主义国家乞求大量贷款的境地。
苏修为了乞求贷款,可谓用尽了心机。它不择手段地拍卖苏联的资源,一再吹嘘它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逢人做媚眼,到处送秋波,以此来引诱美国、日本、西德等国资本家投资进行开发。苏外贸部副部长阿尔希莫夫访美时说,苏“已作好同美国共同开发函伯利亚和沿海石油资源的充分准备”。连西方报刊也认为,苏修正“加紧拍卖苏联资源”,“热衷于出卖苏联人民用鲜血换来的果实”以“延续寿命”。同时,为了谋求贷款,苏修不惜出卖国家机密,向西方提供国内的科技、经济情报。例如:一九七三年七月,苏为了购买美国的农产品,引进资金和农业技术,向美提供了苏一九七二年在国外购买粮食的详细情况报告。美国官员夸奖说:“这是苏前所未有地提供的资料”。如此等等,不一而足。特别是勃列日涅夫,足可称为世界上第一流“叫化子”。他为乞求贷款亲自出马,低三下四,卑躬屈膝,四处哀求,至今尚流传着他的一段“讨饭”佳话。一九七三年五月,勃列日涅夫去西德借债,在勃兰特家里作客。勃兰特请他喝一种斯湛的纳维亚烧酒。勃列日湿夫喝光了一瓶,还要第二瓶。勃兰特开玩笑地说:“要财政部长给钱,才能喝第二瓶。”于是堂堂苏共总书记就立即在一张纸上写道:“请求财政部长,为延长晚上的宴会,再提供一笔资金。”当时在座的西德财政部长施密特看到这张条子,慢吞吞地拿出一一张西德马克,勃列日涅夫立即接过去,装进口袋,拍拍大腿,笑着说:“这是第一次支付的贷款!”
写到这里,我们不禁想起了鲁迅有这样一句名言:“他们是羊,同时也是凶兽;但遇见比他更凶的凶兽时便现羊样,遇见比他更弱的羊时便现凶兽样。”这不正是对苏修叛徒集团维妙维肖的写照吗?逼债时是凶兽,乞讨时是羊,这就是今日夏洛克的新变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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ー九七四年
第九期
总第十三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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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学习与批判杂志翁辑部箱
上海人≮兴出版
(上海复且大学)
(上海绍兴路5号)。
上海市报刊发行处发行
上海新华印刷厂邱刷
代号:1-192
一九七四年九月二十日出版
定价:0.25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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