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增学习与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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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UEXI YU PIPAN
19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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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语录
整个过渡时期存在着阶级矛盾、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两条道路斗争。忘记十几年来我党的这一条基本理论和基本实践,就会要走到斜路上去。
营?与地判
一九七五年第一期
录
继续搞好批林批孔
一年来的战斗回顾
我们厂的批林批孔是怎样进行的…中共上海第五钢铁厂委员会(3)对历史人物要作分析
略论三国时期的法家人物…中越(7)论历史上儒家对妇女的迫害…孙乐英陆丽芬(11)女皇帝武则天
《儒法斗争史话》选载之一…胡中生冯丹枫黄龙珍(16)名家是法家的同盟军
试论公孙龙的“白马非马”说…上海焦化厂劳初(20)杂文:一鼓作气与连续作战
……周立安(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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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毛主席军事著作批判林彪资产阶级军事路线
红军四渡赤水之战…史锋(24)要胸有全局
学习毛主席军事思想的一点体会…李关良王耀坤孔幼贞(31)
经济问题研究
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对话…余惕君仇肖群郑树清宣玲玲(35)
这个公社连续九年实现了“一亩一猪”
一上海市嘉定县朱桥公社发展养猪事业的调查
中共上海市嘉定县委员会调查组(45)
我们是怎样调动群众积极性的
奋战四季度夺回十四万车小时的体会
中共上海铁路分局南翔编组站委员会(49)
文学评论
读《朝霞》一年
…任犊(52)
新生事物的成长不是一帆风顺的
读小说《典型发言》
…上海染料化工二厂青年工人楼乘震(58)
读《红与黑》…
刘大杰(61)
社会调查
他们在摸索城市供水的规律
一上海自来水公司访问记…章智明(70)
西双版纳来信(续一)…………吴文虎姚纪梅(75)
1一月十日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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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续搞好批林批孔
一年来的战斗回顾
我们厂的批林批孔是怎样进行的
中共上海第五钢铁厂委员会
全国开展群众性的批林批孔运动已经一年了。今天,当我们和全国工人
一起以豪迈的步伐跨进一九七五年的时候,回顾去年这一年批林批孔的战斗历程,认真总结经验,将有助于我们在新的一年里争取更大的胜利。
一、一定要把批林批孔抓紧
去年这一年,我们厂的批林批孔运动一直是蓬勃地向前发展的。年初,广大群众以高屋建瓴、势如破竹的革命气概,批判林彪效法孔老二“克己复礼”,痛击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反动思潮;以后又开展了对《论语》、《三字经》等儒家坏书的批判,深挖林彪修正主义的老根;接着又开始了对儒法斗争和整个阶级斗争的历史的研究。全厂始终持续不断地保持了学习和批判的群众性热潮。工人说:“炼钢没有火镜分不清钢和渣,不学革命理论就分不清真假马克思主义”。他们自觉地学习马列和毛主席著作,许多人每天挤出业余时间认真看书学习,有的还选读《资本论》的有关章节。群众以极大的革命热情投入战斗,创造出多种多样的形式,促使批林批孔运动普及、深入、持久地向前发展。这一年,全厂各部门、车间举行了两三千次大小批判会,举办了四、五百次学习班,各车间批判过的孔孟黑书就有十四种,经过汇集、整理、加工,共有三
十万余字。群众自已编写的儒法斗争史讲稿有二十一篇,达二十多万字。单单宣讲儒法斗争史,就采取了五种不同的方式,有的从一个法家人物讲,有的讲一篇法家著作,有的用小故事形式讲历史事件,有的抓住儒法斗争的焦点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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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讲,有的从先秦到明清分几个历史时期讲。工人群众这样广泛地研究和总结历史上的阶级斗争的经验教训,这是从来也没有见到过的。
是不是把批林批孔抓紧,这是坚持不坚持抓头等大事的重要问题。批林批孔运动中,群众揭露的矛盾是多种多样的,其中最主要的也是上层建筑领域里马克思主义与修正主义、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把批林批孔搞深搞透,用马克思主义占领哲学、历史,教育、文学、艺术、法律等在内的整个上层建筑领域,这是全党、全国人民面临的最重要的任务。因此,我们在运动的过程中,要始终把矛头对准林彪和孔老二,决不能让大家的注意力纠缠在某些具体的枝节问题上,以致偏离了斗争的大方向。过去这一年里,我们在放手发动群众批判林彪修正主义路线的同时,联系厂里的阶级斗争、路线斗争实际,批判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社会主义新生事物的反动思潮;坚持掌握斗争大方向,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和群众,包括犯有这样或那样错误而真心表示愿意改正的同志,共同把上层建筑领域里的革命进行到底。运动中揭露的有关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我们都遵照毛主席的教导,采取“讨论的方法,批评的方法,说理的方法”来解决。过去这一年里,我们抓住批林批孔这个斗争的大方向,把学习和批判的气氛搞得浓浓的,广大干部和群众在斗争中提高了觉悟,精神面貌进一步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全厂也就出现了团结战斗、热气腾腾的大好局面。
二、要敢于加强领导,善于依靠群众
批林批孔运动是一场深刻的政治思想革命。在这场斗争中,党组织一定要敢于加强领导,善于依靠群众。
在对待领导和群众的关系这个根本问题上,我们有些同志存在着形而上学的看法,一讲加强领导,就不是放手地让群众充分运用“四大”武器;一讲放手发动群众,就认为不好实行具体领导。我厂的批林批孔运动开始以后,来势很猛,声势很大。当群众尚未充分发动的时候,我们总是唯恐大字报太少;群众一经充分发动之后,往往又怕大字报太多了。有的同志怕犯错误,遇到问题不点头,不摇头。有的则认为“群众要怎么办,就怎么办”,跟在群众后面跑。我们觉得,要使批林批孔运动深入发展,一定要把领导和群众的关系这个问题处理好。
过去这一年,我们反复引导干部深入领会毛主席、党中央关于批林批孔的
一系列重要指示,提高对这一场斗争的性质、目的、意义的理解,同时教育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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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识加强党的领导和依靠群众的一致性。在批林批孔运动中,广大群众发扬无产阶级革命精神,对我们的干部进行批评和监督,这是我们的事业兴旺发达的标志,是无产阶级专政日益巩固的表现。群众批评我们的缺点,目的是为了帮助我们更加自觉地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加强党的领导,目的也是为了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政策。从根本上说,都是为了反修、防修,使无产阶级专政更加巩固。
加强领导的过程,是使党的路线和政策变为群众的自觉行动的过程。群众掌握了党的路线和政策,许多事情就好办了。在批林批孔运动中,我厂工人群众对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党委执行政策中的缺点提出了批评,有的大字报还直接涉及到一些基层干部和群众。这个问题如果处理得不好,就会影响工人阶级内部的团结。我们觉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过程中,这些同志可能会有这样那样的缺点,但主要责任在于领导。我们在主动承担责任的同时,引导广大群众总结历史经验,正确对待运动中出现的某些问题,并且要求持有不同意见的同志开展谈心活动。在批林批孔经验交流会上,又让他们畅谈自已的体会,从而促进了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基础上的团结。全厂职工大讲路线、大讲政策、大讲党性、大讲团结,就形成了共同战斗、一起批
修的大好局面。
三、要及时总结和推广典型经验
过去这一年,我们遵照毛主席关于“一定要抓好典型”的教导,一连抓了好几个先进典型,从年初到年底开了八次现场会交流推广,从而保证了运动的步
步深入。
运动中,总有主流和支流。抓典型,要把着眼点放在主流方面。抓好主流,非主流方面的问题也就不难逐一加以解决。去年四月间,我们厂广泛发动群众批判林彪效法孔老二“克己复礼”,妄图复辟资本主义的罪行以后,普遍遇到了一个如何进一步深入的问题。正是这个时候,二车间的工人藐视长期被反动派吹捧为“经典”的《论语》,提出“坚决把黑《论语》踩在脚下”的战斗口号,从中选出影响大、流毒广的二十条进行了批判。他们的行动显示了工人群众决心彻底批臭林彪、孔老二的坚强意志,表现了敢于在批判剥削阶级意识形态的斗争中冲锋陷阵的革命气概,正是这次批林批孔运动的主流。我们总结了他们的先进经验,在全厂加以推广,并且把他们的<论语>选批》印发到全厂一千多个班组。这件事在全厂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同一个车间原料工段的三个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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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人提出:“《三字经》浸透孔孟毒,也要揪出来狠狠批”;其他车间也分别批那些流毒广的黑书,如《神童诗》、《女儿经》、《增广贤文》,等等。全厂展开了一场围剿孔孟流毒的人民战争,大大振奋了群众的革命精神,带动了各项工作。
四、要有一支工人理论队伍
在过去一年中,我厂的工人理论队伍得到了迅速的成长。现在,我们厂里的工人理论队伍的总人数已有一千五百多人,基本上做到各个班组都有理论小组成员,各个工段都有一个以上的理论小组。这支队伍既是党组织的思想政治工作的助手,又是群众学习活动中的骨干,在批林批孔运动中象一支尖刀班,哪里有困难就在那里出现。在学习中,他们把群众提出的难题集中起来,学原著,查资料,先学一步;批判时,他们把群众的智慧集中起来,啃“酸果”,攻“碉堡”,闯出路子。在批林批孔的各项活动中,他们做了大量的工作。在批判《论语》的过程中,二车间理论小组一面汇集群众批判稿中的好内容,一面采取走出去、请进来的办法,召开座谈会,找了八十多位老师傅了解情况。这样的批判,理论联系实际,有群众的语言,群众爱听,很受欢迎。
“路线是个纲,纲举目张”。我们有些同志,往往对于上层建筑领域里坚持无产阶级专政的重要性认识不足,甚至认为“抓宣讲不如抓出钢”,把批林批孔同生产对立起来。其实,批林批孔抓紧了,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得到了发挥,生产也就很快地带动了起来。去年这一年,在批林批孔的推动下,我们厂出现了艰苦奋斗,自力更生,团结战斗,大干快上的蓬勃局面。
去年,生产上遇到了不少困难。几个轧钢车间几次遇到海水倒灌、盐份腐蚀加热炉而出现塌炉事故。全厂三个炼钢车间二个停产检修一百十天。但是,工人们发扬了“人定胜天”的革命精神,超额完成了钢和钢材的国家计划。技术革新方面也有较快的进展:转炉车间改造成功纯氧侧吹转炉,化铁炉的炉龄突破了八千零三十九炉,电炉车间以及锻打、轧钢等部门也都分别有不少新的创造。由于我厂优质钢材的品种和数量有了较大幅度的增长,原来其中不少是
一直要进口的,现在可以不进口或少进口了。
在过去一年的战斗中,我们取得了很大的胜利。但是,革命的路还很长,还有许多战斗在后头,还需要我们努力作战。在新的一年里,我们决心鼓起更大的干劲,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指引下,去争取更大的胜利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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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历史人物要作分析
略论三国时期的法家人物
申
越
毛主席教导说:“我们必须时刻记得列宁的话:对于具体的事物作具体的分析。”在儒法斗争史的研究当中,我们必须遵循毛主席这一教导,正确评价历史上的法家人物。
我国历史上的汉末、三国鼎峙时期,是一个事态百变、群雄并起的大动荡时期。反映在这一时期的法家人物身上,各自有着很不相同的特点,但又有共同的规律可寻。我们研究这一时期的法家人物,必须把他们放到一定的阶级斗争环境中作具体的分析。不仅要分析各个人物在不同时期的不同特点,而且要从他们不同的特点中分析其共同的方面;从他们共同的方面中,又要看到其不同的差别。只有这样,才能给这些历史人物以必要的历史的肯定。我们不妨从曹操说起。
曹操是个法家,但他一生的政治活动在前期和后期又各有不同的特点。在曹前期的政治活动中,由于面临着豪族大地主的打击和排挤,出身细门孤族的言操站在中小地主阶级的立场上,对那些世家大族及其所崇奉的儒家“礼治”抱有深刻的仇恨,因而在这一时期表现出鲜明的尊法反儒倾向。他一登上政治舞台,就坚定地推行了一条法家的政治路线,大刀阔斧地对豪族大地主采取了严厉的打击政策。由于曹操在当时所执行的路线比较正确,因而战胜了以衰绍为首的大大小小的分裂割据势力的挑战,取得了基本上统一北方的成就。这一时期的曹操,不愧是一个反儒尊法的英雄。但在曹操政治活动的后期,随着统治地位的稳定,豪族地主势力的上升,便逐步由尊法反儒变为“儒表法里”。这就是曹所谓的“夫治定之化,以礼为首”。他还借助于儒家的天命观,为自己能做“周文王”而制造舆论。白璧微瑕,令人惋惜。
其实,即使是在曹操的前期法家思想中,也好比灿灿发光的金子中掺杂着沙子一样,往往在一定程度上包含着儒家思想的杂质。比如,他一方面站在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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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论的立场上,公开声称不信天命之事,反对儒家的天命观,另一方面又摆脱不了有神论的羁绊,竟相信了“祭神如神在”的儒家鬼话;一方面对儒家的“礼治”抱有深刻的仇恨,力主以“法治”兼天下,另一方面又留恋于儒家那套虚伪的仁义礼让之风。从政治上看,曹澡一方面在打击豪强、实现统一的事业中作出了不少贡献,另一方面却又留下了镇压黄巾农民起义这个不可抹煞的污点。可见,不但曹操一生的前期、后期是可以分析的,就是曹操的前期政治活动也可以进一步作分析。
曹操后期的政治倾向虽然较前期具有不同的特点,但其基本倾向仍是尊法反儒的。所谓“儒表法里”,尊儒是假象,尊法才是本质。我们必须透过现象看本质,而不能光抓现象丢掉本质。比如,曹操后期在他的帷幄里,搜罗了不少儒生方士,这并不是因为他喜欢这些儒生,而只是一种手段,目的是为了把他们集中到自己的麾下管起来,省得他们跑到外面给他捣乱。事实也是这样。公元二0八年,就爆发了曹操杀大儒孔融事件。这件事从表面上看,他是借用儒家“不孝”的名义来杀的。其实,曹操又哪里是讲“孝”的呢?他在公元二一七年下的“举贤勿拘品行令”中,就明确提出要录用“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的人。曹操主张“禁厚葬”,推行薄葬,也是他反对孝的一个明显例证。讲孝,那只是他用来对付反对自己的儒生。所以,曹操杀孔融,实际上是一次“坑儒”事件。对这件事,鲁迅是很有眼力的,他就看出“魏晋时所谓崇奉礼教,是用以自利,那崇奉也不过偶然崇奉,如曹操杀孔融,司马懿杀嵇康,都是因为他们和不孝有关,但实在曹操、司马懿何尝是著名的孝子,不过将这个名义,加罪于反对自己的人罢了”。又如,曹操的晚期,虽然悠悠然想当周文王,但从他所写的诗来看,“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还是保持着法家那种生气勃勃的进取精神和政治抱负,英气仍然不减当年。因此,从曹操后期的活动来看,虽然儒家思想的色彩浓厚了,但毕竟还是个法家,而且是个大法家。至于综观曹操一生的政治活动,更应当承认他是个了不起的法家。
曹操是法家,他的对立面是否就都是儒家呢?不一定。他们可以是儒家,若袁绍,也可以不是儒家,若刘备、孙权。就拿刘备和孙权来说,他们和曹操多年来一直兵戎相见,算得上是曹操政治上、军事上的劲敌。但是,能因此而断定他们是儒家吗?显然不能。刘备和孙权为了在他们统治的区域内完成统一并进而求得统一全国,所推行的也都是法家的路线和政策。孙权实行了屯田的耕战政策和用人注重才能的法家路线,对我国的东南地区进行了开发。刘备在临终的遗诏中勉励其子读《申》、《韩》、《管子》、《商君书》等法家著作,说是“益人意智”,可见他真正坚持的也是法家思想。刘备和诸葛亮治蜀国,总结和汲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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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前汉实行法家路线而“兴隆”、后汉实行儒家路线而“倾颓”的历史经验,励行法治。从他们要求实现统一、打击豪强这一点上看,无疑都不愧为法家人物。曹操、孙权、刘备就思想路线上来说,基本上是一致的,这是三人的相通之处。难怪曹操对于刘、孙两人颇有英雄知己之感。“生子当如孙仲谋”,这就是曹操对孙权的肯定。“天下英雄惟使君与操耳!”这反映了曹操承认刘备是个了不起的人物,当以英雄相称。曹操、孙权、刘备虽然都是法家,但他们相互之间却难免不发生冲突。这又是什么原因呢?其实,说怪也不怪,在地主阶级内部从来就是党同伐异的。曹、刘、孙三人尽管都代表中小地主阶级的利益,但又分别代表了不同政治集团的利益:曹操代表中原地区的地主政治集团,刘备代表荆襄地区的地主政治集团,孙权则代表了江南地区的地主政治集团。地主阶级内部的这三个小山头分别代表着不同地区政治集团的利益。他们都要求国家的统一,但又各自认为应当由自己这个政治集团来统一全国,这就决定了他们之间必然要争权夺利,互相争斗。当他们在共同向凉州大地主头子董卓为代表的军阀集团作斗争时,有可能取得暂时的联合;而当大地主军阀集团的威胁基本解除后,他们之间的矛盾便上升到主要地位,就又处于相互争斗的境地之中,甚至最后只能用战争来解决问题。同时,由于这种争斗的孰胜孰负,往往决定于谁对法家路线推行得更彻底些,因此,他们之间的这种斗争,就其主要方面看,又在一定程度上进一步推动了法家路线的贯彻和胜利。
从历史上看,也同样地不乏其例。战国时期,秦国成为新兴地主阶级的政治中心。秦为了统一六国而发动战争,是为了贯彻和推行法家路线,但作为秦国的对立面的也未必都是儒家。屈原即是其中一个。当时,屈原站在楚国新兴地主阶级的立场上,不愿坐视楚国为秦国所兼并,坚决主张联齐抗秦,保卫楚国。我们不能以此否定屈原是个法家。从思想上看,屈原要求变法革新的思想,同秦国的法家商鞅等人的变法思想基本上是一脉相承的。况且,楚国如果变法彻底的话,同样有可能充当秦国的角色来统一六国。所以,我们在肯定秦国的同时,就不能简单地否定屈原;同样地,在肯定曹操是法家的同时,也不能简单地否定其对立面刘备和孙权。那种“非此即彼”或者“非彼即此”的观点,形而上学的气味颇浓,同辩证法是格格不入的。
曹操、刘备、孙权虽然都是法家,但却又不能等量齐观。有比较才能鉴别。刘备和孙权同曹操相比,无论在政治上和军事上都毕竞略逊一筹。他们对法家路线的贯彻执行都不如曹操来得坚决和彻底。曹操在打击中原地区的豪强大族时,公开颁布了“重(禁)豪强兼并之法”,对于代表豪族利益制造舆论的儒家势力,如边让、孔融之流,实行了严厉的镇压。而刘备、诸葛亮在打击豪强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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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不那么坚决和彻底。他们一方面限制和压抑豪强的兼并,另一方面为了争取大地主的支持,又部分地满足和保护了大地主的利益。如对来敏这样一个代表名门豪族利益的儒生,就一再对他采取了宽容态度。究其原因,是由于刘备在少年时曾求学于名儒卢植,受孔孟之道的影响较深,多年来的颠沛流离,使他逐步抛弃了儒家的影响,但毕竟不彻底,没有最后洗刷千净身上的儒气。至于孙权,就又不如刘备了。他对江南大族来、张、顾、陆基本上采取了包容庇护的妥协政策,在打击豪强的程度上远不如曹、刘两人。而这又反过来影响了他在政治上思想上满足于偏安江南。三人湘比,曹操无疑是其中的佼佼者。曹操所处的是中央朝廷统治地区,东汉末代旧统治集团的人物比较集中,豪族大地主的势力也很强大,反动儒生的活动自然也比较猖獗。曹操处在矛盾斗争的旋涡中,首当其冲,比较敏锐地感觉到儒法斗争的尖锐性,因此不仅在推行法家路线和措施方面比较坚决,而且也特别重视上层建筑的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他不仅懂得打仗,而且懂得文学,重视意识形态。他在改造乐府歌辞方面,就很有一番成就,而且对于诗文都能创作、批评,加以提倡鼓励。“彬彬之盛,大备于时”,在当时具有很大影响。曹操在文学史上享有较高的名望和地位,鲁迅曾给予他高度的评价:“曹操本人,就是一位改造文章的祖师。”由此看来,曹操的作为和影响,显然要比其他两人更大一些。后来西晋的全国统一政权就是在魏国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
曹、刘、孙三人尽管各有其不同的特点,但他们对农民起义力量都同样地抱着敌视的态度。曹操一手镇压了十万余众的黑山农民义军和青州三十万黄巾军;刘备参与了大豪族皇甫嵩之流对以张角为首的二十余万黄巾军的血腥镇压;孙权呢,从其父亲孙坚到其兄孙策和他自己,父子两代三人都是镇压江南一带农民起义军的老手。在镇压黄巾农民起义过程中,曹、刘、孙三方结成了反动的同盟军。从他们这些共同的特点来看,打击豪族大地主集团,属于其共同的进步的一面;镇压黄巾农民起义军则属于其共同的反动的一面。这种特点,归根到底,是由当时中小地主阶级所处的阶级地位所决定的。
从分析三国时期的法家人物可以看出,要对历史人物作出正确的评价,必须具体分析,恰如其分地指出他们所起的历史作用。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无产阶级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阶级,为了完成本阶级的历史使命,就要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认真总结历史上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经验,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服务。这就是我们对待历史人物应有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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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历史上儒家对妇女的迫害
孙乐英陆丽芬
在我国历史上,孔学一向是迫害广大人民,特别是广大妇女的凶手。在批林批孔继续深入发展的今天,进一步批判儒家迫害妇女的罪行,对于肃清孔孟之道在妇女问题上的余毒,同旧的传统观念彻底决裂,具有很大意义。
知女受迫害,男女不平等,这是自人类社会出现私有制和阶级分化后出现的社会现象。在原始社会,妇女同男子一样参加生产劳动,一样分享劳动的果实,男女的地位是平等的。在以妇女为氏族中心的母系社会,“民知有母而不知有父”,妇女的社会地位很高,中国古代女娲氏炼石补天的神话,就反映了当时人们对妇女的尊崇。可是,随着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出现了私有制,出现了一夫一妻制的家庭,进入了奴隶制社会。在奴隶制社会中,奴隶必须绝对地服从奴隶主的统治。这种阶级之间的不平等反映在两性关系上,就是男女不平等。正如马克思指出的:“现代家庭在萌芽时,不仅包含着奴隶制,而且也包含着农奴制”。丈夫在家庭中占据比妻子更重要的地位,而妻子则被贬低,被奴役。“妻子除生育子女以外,不过是一个婢女的头领而已”。
孔学是我国奴隶制向封建制转变时期出现的奴隶主阶级意识形态。它为了维护崩溃中的奴隶制度,提出了一整套镇压和迫害妇女的伦理道德准则,并
十乙
在封建社会中经过历代儒家之徒的加工改造而益形完善,成为广大妇女的精神枷锁。历史证明:当孔学的地位被越抬越高的时侯,中国妇女的地位也就越来越低,两者形成了一个鲜明的反比。
儒家的祖师爷孔丘是迫害妇女的元凶。他为了复辟西周奴隶制,推行“克己复礼”的反动政治路线,极力宣扬男尊女卑,鼓吹什么“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妇人,伏于人也”等谬论。到了战国时期,孟轲又提出什么“男女授受不亲”、“夫妇有别”,“以顺为正者,妾妇之道也”。他们这些谬论,是历代儒家迫害妇女的反动理论基础。但是,由于当时正处于新兴地主阶级逐步战胜没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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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奴隶主阶级的社会大变革时期,孔丘这套迫害妇女的反动理论得不到多少人的理睬,在社会上的影响极其有限。《周礼》记载:“以仲春之月会男女,是月也,奔者不禁”。可见,当时男女谈恋爱还是自由的。
在封建社会中,孔学的那套迫害妇女的伦理道德准则,随着儒家地位的不断升高,逐步形成为封建旧礼教。毛主席指出:“政权、族权、神权、夫权,代表了全部封建宗法的思想和制度,是束缚中国人民特别是农民的四条极大的绳索。”历代儒家之徒根据封建宗法制度的需要,对孔孟所提出的那些歧视妇女的观点不断加以改造和发展,使之成为地主阶级政权的重要支柱。在汉代,董仲舒就根据孔孟之道,系统地提出了“三纲”(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五常”(仁、义、礼、智、信)的反动理论。“夫为妻纲”被列为三纲之一,这就正式把夫权与族权、政权、神权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成为四根束缚中国广大农民的粗大绳索。
汉代的儒家虽然提出了系统的封建礼法制度,但儒家在当时是并不很行时的。汉高祖、吕后、文帝、景帝、武帝推行的都是法家路线,男尊女卑的界限还不那么严格,妇女再嫁和自由恋爱在社会上也是被允许的。西汉时四川的卓文君是个寡妇,就曾违背父命和司马相如一起私奔出走,最后夫妇两人还一起公然回到成都街上卖酒。这不正是同孔老二开了一个不大不小的玩笑吗?后汉有个班昭,她是《汉书》编纂者班固的妹妹,此人甘心做妇女中执行封建礼法的带头羊,应汉和帝之召,编了一部《女诫》,这是最早的一部《女儿经》。但尽管如此,汉末三国时期大文学家蔡邕的女儿蔡文姬,在当了寡妇后被匈奴掳去,又养了两个儿子。后来曹操想到蔡邕年老无嗣,就以重金把文姬赎了回来,并把她嫁给一个叫董祀的人作妻,当时也没有人提出什么非议,史官还替地在正史里立传,可见当时是不讲什么“从一而终”的。就从当时的皇室来看,也不讲什么“门当户对”。汉武帝娶了个歌舞奴隶卫子夫作皇后,后来还把自己的姐姐平阳公主嫁给了奴隶出身的大将军卫青。后汉的第一代皇帝刘秀也曾经为他的新寡的姐姐阳湖公主筹划再嫁。阳湖公主看上了宋弘,刘秀便急急忙忙引见宋弘,并叫他姐姐坐在屏后听消息。刘秀满脸推笑地对宋弘说:“贵易交,富易妻,人情乎?”一心想启发宋弘与原来的妻子离婚。不料宋弘回答:“贫贱之交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皇帝碰了一鼻子灰,只得对屏后的公主说:“这桩婚事吹了!”孔学在后汉是地位开始逐步被抬高的时侯,但从公主可以改嫁这件事来看,当时孔学对妇女的统治还不那么严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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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以来,孔子被戴上了“文宣王”之类的头衔,越来越被拾高到了吓人的高度。随着封建统治者的尊孔崇儒,对妇女的迫害也就越来越严重。什么溺婴、妓女、宫女、多妻、纳妾等越来越盛行,严重地从肉体和精神两个方面摧残着妇女。儒家之徒为了鼓吹“男尊女卑”,宣扬“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反动理论。妇女生育时,养个儿子叫“弄璋之喜”,养个女儿就只能称做“弄瓦之喜”,把妇女看成象瓦片一样地可以丢来丢去。儒家之徒还鼓吹什么“生女如鼠”,“生女三日,卧之床下”,总之,妇女一出娘肚子起,就该低人一等。在这种社会风气的支配下,溺死女婴的现象也就普遍出现了。
孔学所提倡的封建伦理道德是压迫者的道德。儒家之徒是一批极端虚伪无耻的两面派,他们一方面鼓吹什么“男女授受不亲”,妇女要“从一而终”,守贞节;另一方面却玩妓娶妾,荒淫无耻,做尽了坏事。唐朝的韩愈是个有名的道学家,到处替那些官僚写奉承死人的文章,骗了钱来却在家里养歌妓。至于作为地主阶级总头子的皇帝那就更不用说了。据说隋炀帝时有宫女三千,以后历代的皇帝中甚至有多到四五千的。皇宫是整个地主阶级腐朽糜烂生活的
一个缩影。唐朝诗人白居易在《上阳人》中写道:“玄宗末岁初选入,入时十六今六十”。对于官女来说,皇宫是牢狱,是活地狱。其实,在封建社会中,大大小小的地主庄院,无一不是皇官的雏型,其中摆设着形形色色的人肉筵席,而农民的女儿则被那些脑满肠肥的地主们慢条斯理地咀嚼着,享用着。四川大地主刘文彩的庄院,就是一个活生生的证据。然而,同宋代相比,唐朝的妇女还算是有着一定程度的自由的。武则天当皇帝,就是对儒家男尊女卑的一个有力批判。鲁迅就说过:“武则天做皇帝,谁敢说‘男尊女卑’?”据《新唐书》记载,仅公主改嫁的就有三十三人之多。武则天的女儿太平公主曾经再嫁。儒家卫道者韩愈的女儿也曾经改嫁,而韩愈也并没因此而提出要求与女儿断绝父女关系。这些都说明了,当时社会上还是允许女子再嫁的。
宋朝是我国封建社会进入下坡路而日益衰落的转折时期。反动统治阶级为了维护摇摇欲坠的统治,竭力加强和提高孔学的地位,把程朱理学奉为官方思想。在妇女问题上,更是狂热地鼓吹节烈观。然而,其间有一个发展的过程。在宋朝前期,宋仁宗时的范仲淹就允许寡妇再嫁,他自己曾因母亲改嫁而改为朱姓;儿子死去了,也不强迫媳妇守募,而把她嫁给了自己的门生。法家王安石也不理睬儒家“从一而终”的说教,曾经为自己的媳妇择婿改嫁。可是,随着理学家们的逐步得势,孔老二的地位越抬越高,鼓吹节烈之声也就愈喊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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烈。宋朝理学家程颐、朱熹所竭力鼓吹的“俄死事小,失节事大”,就是反动统治者用来迫害妇女的一把“割头不觉死”的软刀子。正如鲁迅指出的:“由汉至唐也并没有鼓吹节烈。直到宋朝,那一班‘业儒'才说出‘俄死事小,失节事大’的话”,而那时“正是‘人心日下,国将不国'的时候”。反动统治阶级愈是走向没落,便愈要宣扬孔孟之道。在今天,莫斯科的苏修叛徒集团,台湾的蒋介石匪帮,无一不是如此。宋、明以来,反动统治阶级在全国各地为所谓节女、烈妇树立了大批贞节牌坊,规定过牌坊时“文官下轿,武官下马”,看起来对妇女煞是尊敬。其实,抬高的目的正是为了“捧杀”,贞节牌坊越树越多,妇女脖子上的绳索也就越勒越紧。丈夫活着,妻子要守节,一切服从丈夫。丈夫死了,妻子不能再嫁人,甚至还要跟着丈夫一起死。正如恩格斯指出的:“妻子便落在丈夫的绝对权力之下了;即使打死了她,那也不过是行使他的权利罢了”。清初小说《儒林外史》中,就记载了一个烈妇殉夫的故事。儒生王玉辉的女儿出嫁不久,丈夫暴病死去。王玉辉依照“三从四德”的儒家教义,极力怂恿女儿绝食殉夫。女儿活活饿死后,他竟仰天大笑,连声赞曰:“死得好!死得好!”那些知县、儒生也纷纷到灵前拜莫,请旌烈妇,称赞王玉辉“生这样好女儿,为伦纪生色”。
无形的枷锁比有形的枷锁更坚固。孔学在精神上对妇女的摧残要比在肉体上的摧残更残酷。在封建社会中,不少妇女在思想上受了孔孟之道的毒害,往往心甘情愿充当旧礼教的牺牲品。五代时有一个寡妇,在送丈夫灵柩返家的路上,在旅馆里同人口角,手臂被推了一下,她就拿起刀来把这只手臂给砍掉了。别人问她为什么作出这样的傻事,她竟回答说:“若不砍了这手,就被男人污了”。难怪清代的戴震气愤地指出:“以法杀人,人犹怜之;以理杀人,其谁怜之?”因此,贞节牌坊是建立在历代妇女的累累白骨之上的。它凝聚着中国妇女世世代代诉说不尽的血泪冤仇,是历史上儒家迫害妇女的有力见证。哪里有压迫,那里就有反抗。儒家对妇女迫害的过程,也就是广大劳动妇女反对儒家迫害的激烈斗争的过程。劳动妇女从来就是一支极大的革命力量。在人类历史上,被压迫者的任何一次伟大的运动都少不了劳动妇女的参加。在封建社会里,广大劳动妇女反对儒家迫害的斗争是同农民起义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是农民起义斗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历史上大小数百次农民起义,无不有受剥削压迫最深的劳动妇女的参加。西汉的赤眉起义,就是由妇女吕母领导的农民起义开始的。隋末农民起义军中有一支队伍,是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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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文相同他母亲霍氏领导的。他们到处焚毁儒家经书,对孔学进行了一次大扫荡。唐初妇女陈硕真在浙江发动农民起义,自称文佳皇帝。这是对男尊女卑、“君权神授”的有力批判。北宋末年方腊领导农民起义,他的妹妹方百花在起义军中是个重要将领,后来还做了元帅。南宋末年从山东爆发的杨安儿、杨抄真兄妹领导的红袄军起义,直捣曲阜,火烧孔庙,吓得孔老二后裔“衍圣公”仓皇逃命。明朝永乐年间有妇女唐赛儿领导的山东农民起义,清初有部叫《女仙外史》的小说,就不得不承认唐赛儿所领导的起义军所向披靡,打得明朝统治者狼狈不堪。中国近代的太平天国革命,妇女参加的就更多了。太平军中有女军、女将,一直站在斗争的最前线,英勇杀敌,屡败清军。太平军提倡男女平等,禁娼妓,禁缠足,禁止买卖婚烟,狠狠打击了孔学这具精神枷锁。男女在封建社会中不平等,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依然不平等。资本主义社会的一切事物都带有商品的烙印。资产阶级撕破了封建社会家庭关系上所笼罩的温情脉脉的纱幕,把这种关系化成了赤裸裸的金钱关系。在中国,由于资产阶级在政治上、经济上同封建势力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资产阶级没有也不可能彻底地反对封建文化。中国资产阶级的文化思想,从来就夹着许多封建余毒在内,也不可能真正解决男女不平等的问题。真正的男女平等,只有通过无产阶级革命才能实现。经过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使我国社会制度发生了根本变化,广大劳动妇女得到了真正解放。她们的聪明才智,她们的革命积极性,都得到了充分的发挥。正如毛主席指出的:“时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样。男同志能办到的事情,女同志也能办到。”今天,女同志和男同志同样地参加三大革命斗争的实践,从天上到地下,从高原到海洋,从领导到群众,妇女在各种不同的岗位上都发挥了半边天的作用。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了伟大胜利的今天,我国妇女虽然在政治、经济上都得到了解放,但是,阶级斗争仍然存在,在意识形态领域内同孔孟之道以及旧的传统观念的斗争也仍然没有结束。聘礼、婚宴之类的陋习在一些人中颇为盛行,即是一例。因此,在妇女问题上批判孔孟之道,批判旧的传统观念,这是一个长期的战斗任务。无论是男同志或女同志,都要肃清自己头脑中孔孟之道的反动影响。毛主席早在三十六年前就发出号召:“须要与轻视妇女运动的观念作斗争,因为他们看不出妇女的作用,忽视妇女在革命中的伟大力量。”我们必领把妇女问题同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把它作为继续深入批林批孔的一项重要内容来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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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皇帝武具y天
《儒法斗争史话》选载之一
胡申生冯丹枫黄龙珍
“武则天做皇帝,谁敢说男尊女卑'?”这是伟大的革命家鲁迅对中国历史上女皇帝武则天的高度评价。
武则天(公元六二四一七○五年),名盟,出身寒门庶族。十四岁被唐太宗李世民召为才人。唐太宗死后,出家为尼。六五四年,唐高宗李治把她复召进宫,册封为昭仪。第
二年,被立为皇后。六九○年,亲自登基做了皇帝。武则天是唐初庶族地主集团拥立的法家当权派。在她当权的将近半个世纪的岁月中,坚持推行法家路线,一直遭到大地主顽固势力的拚死反抗。武则天是在儒法两条路线的激烈斗争中成长起来的一位杰出的尊法反儒女政治家。
公元六四九年,推行法家路线的唐太宗李世民去世。唐太宗在位的时候,曾经采取了
一些措施,对士族大地主势力进行打击,但是他在这方面还做得不够彻底,特别是对那些随李渊起兵的关陇贵族,不但没有给予打击,相反还依靠了其中一批力量。因此,等到年轻的高宗李治继位,这批大地主顽固势力就蠢蠢欲动,妄图改变唐太宗的法家路线,复辟士族大地主垄断政治的局面。这样,在围绕着要不要继续建立和巩固庶族地主统治的问题上,庶族地主同以关陇贵族为代表的大地主集团展开了极为尖锐的斗争。
唐高宗李治,史称“薄于儒术,尤重文史”,是一个具有尊法反儒倾向的皇帝。在他执政的头儿年,大权基本上掌握在士族贵戚长孙无忌和顾命老臣褚遂良等人的手中。这些人同出身于豪门贵族的王皇后串通一气,在朝内形成了一股很大的保守力量。为了摆脱豪门土族左右朝政的不利局面,继续唐太宗的法家路线,唐高宗很希望找到一个好的帮手。这样,他就很自然地看中了“素多智计,兼涉文史”的武则天。在庶族地主代表李勣、许敬宗、李义府等人的支持下,高宗决心废去王皇后,改立武则天做皇后。高宗的这一决定,在朝内引起了轩然大波。士族大地主保守集团意识到废去王皇后是一个不祥的征兆;而让出身低微的武则天当上皇后,对他们更是个严重的威胁。于是,他们蝇营狗苟地聚在
一起“私议其事”,哀叹大祸“必由此始”;经过密谋策划,他们决心不顾一切,倾巢而出,在高宗面前“以死争之”,反对把武则天立为皇后。
这一天,在朝廷的内殿里气氛非同往常,大有剑拔弩张之势。以长孙无忌和褚遂良为。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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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的一群大地主顽固派,在高宗面前,搬出陈腐的门阀观念,七嘴八舌地叫嚷:什么王皇后出身“名家”,“岂可轻废”;什么“陛下必欲易后,请择令族,何必武氏?”这些家伙开口“名家”,闭口“令族”,就是死死抱着一个宗旨:不许“地实寒微”的武则天做皇后!为了达到这个目的,顽固集团的骨干分子韩暖公然在朝廷上借古讽今,把武则天比作殷商的姐已和西周的褒姒,恶毒诅咒武则天是亡国的祸水,并要挟说:如果让武则天做皇后,唐王朝很快就要灭亡了。顽固集团的头月褚遂良眼看费尽口舌仍不管用,就干脆“执笏于殿阶,叩头流血”不止,在殿上大耍无赖,以辞职不干来威胁,冲着高宗大叫:“还陛下笏,乞放归田里”。面对保守势力这股嚣张气焰,庶族地主代表李勣、许敬宗等立即给予有力的回击,厉声向这些家伙喝道:天子改立皇后,“何预诸人事,而妄生异议?”在李勣等支持下,高宗不顾大地主顽固派的百般阻挠,毅然下诏,废王皇后为庶人,正式立武则天为皇后。武则天就是在这样激烈的儒法斗争中大步登上了政治舞台。
恩格斯指出,对于封建社会的王公贵族,“结婚是一种政治行为,是一种借新的联姻来扩大自己势力的机会”。武则天所以能立为皇后,决不是象反动儒生所胡说的什么“入门见嫉,蛾眉不肯让人”,而是一个政治事件,是一场严重的儒法斗争,是庶族地主革新派战胜士族大地主保守势力的一个标志。正因为如此,所以武则天当上皇后以后,没有贪图后宫浮华安逸的生活,而是积极协助高宗处理政事,成为高宗政治上的得力助手。特别是在高宗对武则天“委以政事”后,她更是夙兴夜寐,励精图治,推行了一条坚持革新、反对倒退的法家路线,继续同以长孙无忌、褚遂良为首的大地主顽固派进行了不调和的斗争。她先后罢贬了褚遂良等二十几个大官僚,逼令骄奢跋扈的长孙无忌自杀,有力地打击了士族大地主集团,成为庶族地主集团的最高政治代表,获得了“圣后”的称誉。
但是,一切“衰亡着的东西不愿意轻易地死去,它们要为自己的生存而挣扎,坚持自己腐朽的事业”。在武则天当政时期,大地主顽固势力对武则天的法家路线恨得咬牙切齿。他们或密谋策划于暗室,或散布流言于闾巷,时刻窥测时机,以求一逞。公元六八三年,唐高宗病逝。这些顽固分子自以为天赐良机,不可坐失,组成了以英公徐敬业、中书令裴炎为首的反动联盟,公开举起了反叛的旗号,妄图里应外合,一举推翻以武则天为代表的庶族地主政权。这时,儒法斗争又进入了一个更加尖锐的阶段。
徐敬业是一个野心家。他曾因违法受到武则天的严厉处分。但他不思悔改,怀着“失职怨望,乃谋作乱”,收罗了一批残渣余孽、反动儒生作为党羽。一方面驱使囚徒、工匠从军,拼凑反动武装,另一方面联络中央政权内部执掌要职的阴谋家裴炎为内应,在扬州悍然发动了大规模的武装叛乱。他还雇用文人精心炮制了一篇《讨武曌檄》,对武则天竭尽了诬陷、造谣之能事,发出了“试看今日之域中,竟是谁家之天下”的狂妄叫嚣,气焰嚣张,
不可一世。
九重城外,烟尘飞扬。在朝廷内部,儒法两家对徐敬业武装叛乱的态度壁垒分明。那些代表庶族地主利益的革新派们,坚决站在维护统一的立场上。他们义愤填膺,群情激昂,要求武则天立即派出大军前去镇压叛乱。而以裴炎为首的大地主顽固派,却在朝廷内部造谣生事,推波助澜,充当徐敬业的内应。裴炎这个阴谋家,表面上对武则天唯命是听,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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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里心怀叵测。这次徐敬业起兵叛乱于外,他错误地估计了形势,以为武则天一定会吓得惊惶失措,便赤膊上阵,公开逼迫武则天“返政”下台,真是利令智昏到了极点。武则天面对朝廷内外反动势力的夹攻,昂然挺立,镇定自若。武则天在庶族地主集团强有力的支持下,迅速查清了这次叛乱的真相,揪出了裴炎反革命阴谋集团,审讯以后,立即将裴炎这个士族大地主的代理人斩首示众。然后亲自部署反击叛军的战略战术,派出大将李孝逸率军
三十万“兼程南下”,以摧枯拉朽之势直捣徐敬业的叛乱据点。结果,由徐敬业、裴炎精心策划的这次武装叛乱,前后只支撑了五十几天,便被武则天派出的大军打得人仰马翻,溃不成军。叛军头目徐敬业也同裴炎一样,桌首身死,落得个身败名裂的可耻下场。徐敬业、裴炎一伙的叛乱,虽然嚣张一时,但因为他们推行的是一条分裂倒退的儒家路线,是逆历史潮流而动的,因此,必然是虚弱而短命的。而执行法家路线的武则天政权,则依然是“海内晏然,纤尘不动”,中央政权得到了进一步巩固。
徐敬业、裴炎的武装叛乱虽然被平定了,但斗争并没有停止。武则天为了发展庶族地主掌政的大好形势,进一步在全国范围内进行改革,毅然冲破封建礼教的罗网,罢黜了庸碌无能的唐睿宗李旦,于公元六九○年亲自登位称帝,改唐为周,立称号为“神圣皇帝”。武则天的称帝,是庶族地主战胜士族地主、革新集团战胜保守顽固势力的一个重大标志。
一个妇女敢于坐上皇帝宝座,本身就是对孔孟之道的有力批判。
武周政权的建立,受到了庶族地主的热烈支持,曾有六万余人上表一致表示拥立武则天做皇帝,具有广泛的社会基础。而那些孔孟儒家之徒和大地主顽固派对此是十分仇视的。尽管他们一次一次地遭到庶族地主革新派的沉重打击,但仍一次又一次地死碰乱撞。他们不惜用最恶毒的语言咒骂武则天,说她做皇帝是“尤为非古”,攻击武则天“专恣”,是什么“淫刑之主”。并到处“阴结朝士”,网罗党羽,妄图扼杀新生的武周政权。武则天称帝以后,依然不向大地主集团退让半步,大力推行法治,“挟刑赏之柄以驾御天下”,运用中央集权的国家权力,严厉地慎压了宰相李元素、孙元亨等三十六家“海内名士”,使“亲党连坐流窜者千余人”,再一次挫败了守旧派的阴谋。在庶族地主革新派对士族大地主集团的斗争取得一系列胜利的基础上,武则天继续大刀阔斧地在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各个领域全面推行法家路线。
组织路线是执行政治路线的保证。为了使法家路线得以在全国范围内贯彻落实,武则天首先通过各种渠道,大力扶植中小地主势力,扩大庶族地主的统治势力。她下令修改当时确定人们社会地位的主要依据一《姓氏录》,规定大量的庶族地主可以通过军功或作官等途径,获得很高的社会地位。另外,武则天还采用开科取士的办法,尽力提拔庶族地主人士做官。她诏令内外九品以上的官员甚至百姓都可以自已推荐请求升官或做官,并首创了殿试、武举等,大胆地从社会下层提拔了大批庶族地主出身的官员担任要职。士族大地主集团对武则天不计门第、选拔官吏的做法极度不满,上表攻击武则天的用人路线,胡说什么“今之取人,未试而遽迁”、“故文者治官,则四邪赃汙;武者治军,则庸懦怯弱”,公开要武则天恢复汉魏以来的“九品中正”之法。但武则天对大地主集团的这些攻击根本不去理睬,照旧坚定地推行法家用人路线。一时之间,在武则天周围很快聚集了一批象狄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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杰、张柬之、姚崇、宋璟等有法家倾向的杰出人物,为巩固中央集权和保证国家统一作出了重要贡献。
为了进一步限制、监督顽固保守势力,严防他们颠覆中央集权,武则天又采取了广开言路的革新措施,在朝廷设置“铜匦”作为检举、意见箱,“以受天下密奏”。又设“登闻鼓”,若有紧急情况,无论是谁都可直接前往击鼓,途中费用一律由官方负担,有功的还可得到奖励。武则天采取这些措施,对防止大官僚大地主反动势力的叛乱和篡权活动起了一定作用。
“均露均霜标胜壤,交风交雨列皇畿”,武则天的这两句诗,写出了她对均田制的歌颂和赞美。在经济上,武则天认为“务农则田垦,田垦则粟多,粟多则人富”,和历史上其他法家一样重视农垦。她坚决维护唐初推行的均田制,限制大地主大规模兼并土地,保障一般地主的利益。在她统治时期,社会经济较之以前有了较大发展,全国人口由三百八十万户,增加到六百一十五万户。在对外问题上,武则天坚决抵抗吐蕃、契丹、突厥等贵族武装的侵扰,并收复了碎叶(中亚伊塞克湖西北)等安西四镇,在龟兹设置了安西都护府,巩固了西北边防,打通了曾经一度中断的通向中亚细亚的商路。
武则天在推行法家革新措施中尤为突出的一项,便是提高妇女的社会地位。她创开女科,并让经过女科考核的妇女,三五成群地进入殿内,参加国宴。虽然这并不能改变封建制度的实质,而普通劳动妇女也根本享受不到这样的权利,但妇女赴国宴的创举,毕竟是对“男女有别、国之大节”的一个有力否定。在武则天当政的时候,妇女有在朝中当四品或五品官的,尽管这不可能有什么实权,但客观上却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妇女的社会地位。
在思想政治战线上,武则天十分蔑视代表大地主集团利益的反动儒家。她坚持政事“不问诸儒”,“博士助教,亦多非儒士”,使当时出现了“先王之道,弛废不讲”的局面。崇儒大臣韦嗣立曾上疏武则天,哀叹“国家自永淳以来,二十余载,国家废散,胄子衰缺,时轻儒学之官,莫存章句之选”。他还污蔑以武则天为代表的尊法派是“徒以猛暴相夸,罕能清惠自勗(旭)”,要武则天放弃法家路线,“尊尚师儒,发扬劝奖”。但武则天根本不予理睬,继续对孔孟之徒进行了沉重的打击,坚定地执行了法家路线。
武则天采取的各项革新措施,反映了庶族地主革新集团的利益,沉重地打击了士族地主守旧势力。武则天的反儒色彩远远胜过唐太宗,她推行法家路线也要比唐太宗更加坚决、彻底,这都是她“地实寒微”的阶级地位所决定的。明代法家李贽曾热情称赞武则天“胜高宗十倍,中宗万倍”,高度评价了她的历史功绩。但武则天毕竟是地主阶级的政治家,她在晚年尊崇佛教,追求奢侈享受,并且在打击旧的大地主贵族的同时,又扶植了一批新的大地主贵族。然而,就其一生来看,武则天代表了庶族地主革新集团,顺应历史潮流,勇于革新,敢于战斗,这都是值得肯定的。武则天不愧为我国历史上一位杰出的女政治家。
(本文作者系上海工具厂、永胜金属治炼厂、新海农场的青年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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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家是法家的同盟军
试论公孙龙的“白马非马”说
上海焦化厂劳初
战国末期赵国人公孙龙(约公元前320一前250年),是名家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之
一。名家,又称“辩者”,是以辩论名实问题为中心的一个学派。名实问题是讲概念与事实的关系的。公孙龙著有《白马论》(即“白马非马”说),现存的《公孙龙子》一书(除《迹府》篇外)就是他的著作。过去,他被人说成是诡辩家,尤其是《白马论》这一著作,竟被说成是“臭名昭著”的诡辩论。现在就让我们看看,这篇著作究竟是不是诡辩论?
“白马非马”是讲“一般”与“个别”的关系的
名家,战国时人称“辩者”,如庄子《天下篇》云:“桓团,公孙龙辩者之徒。”什么是“辩者”?顾名思义,就是善于论辩的人。在古希腊,所谓辩证法就是进行谈话和论战的意思。在公孙龙的《白马论》中,研究的是共性和个性的关系。它告诉我们“一般”是和“个别”不同的。什么叫“马”?这个“马”就是一般。有谁见过“一般的马”吗?没有见过。我们只见过具体的马,如大马,小马,公马,母马等各种具体的马。因为“一般的马”是从大马、小马等等各种具体的马身上抽象得来的,是一个概念。关于概念,毛主席教导说:“概念这种东西已经不是事物的现象,不是事物的各个片面,不是它们的外部联系,而是抓着了事物的本质,事物的全体,事物的内部联系了。”毛主席的这个教导,告诉我们概念是在客观事物基础上形成的,但是它和客观具体事物又不是一个东西。因此,“一般的马”并非是具体的马。就这个意义上说,公孙龙的所谓“白马非马”就不是什么诡辩的东西了。请看公孙龙是怎么说的,《白马论》日:
“马者,所以命形也;白者,所以命色也。命色者非命形也。故日:白马非马。”
这里的马是指一切马的特性(白也是指一切白的特性),即是“马者,所以命形也”的形,这个“形”我以为是指马的抽象的特性,就是说指“一般的马”,而不是指马的具体形状。既是“一般的马”,那就不是具体的马了,两者是不同的,所以说“白马非马”。这样就清楚的表明了公孙龙在这里说的是“一般”和“个别”的关系问题,也即是共性和个性的关系,他看到了“一般”和“个别”是有区别的,不能等同。他在另一篇《指物论》的文章中也说到,如“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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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非指,而指非指”,意思是说:“物”无不都有共性,而共性不同于个性。又说:“指也者,天下之所无也;物也者,天下之所有也。”这里的意思就更清楚了:共性不是具体的事物,是感觉不到的,所以是“天下之所无也”,而“物”才是具体的事物。有人问公孙龙说,你既然认为马有了颜色就不是马,但天下又没有不带颜色的马,那么说天下没有马可以吗?(“以马之有色为非马,天下非有无色之马也。天下无马,可乎?”)公孙龙答道:“马固有色,故有白马。使马无色,有马如已耳,安取白马?”这句话的意思是,马是有颜色的,所以有白马。倘使马没有颜色,就取“马”好了,何必还要取“白马”?这里就是承认有具体的白马的。接着他又说道:“故白者非马也。白马者,马与白也,白与马也。故日白马非马也。”这个意思是说,“白”与“马”是两个概念,两个不同概念相结合,就不能说是马。这里清楚地表明了,他是在论证具体的白马并非就是概念的马。虽然他的论据和论证的方法颇特别,但意思还是清楚的。这样,我们就可以弄懂《白马论》是研究概念和事实的关系问题的,也就是研究共性与个性的关系的,其中含有辩证法思想。古今讲辩证法的,确实容易被人误为诡辩或有意被歪曲为诡辩。比如“万物存在又不存在”,“乱子是坏事又是好事”,最初就有人觉得是怪论,认为是诡辩。古代具有辩证法思想的学者,如中国春秋战国时大法家邓析,就被历代反动统治阶级说成是“操两可之说”的诡辩家。究其原因,固然是由于辩证法最早起源于诡辩以及人们对辩证法知识的缺乏;然而最主要的还是由于历来的反动统治阶级,害怕辩证法(那怕是唯心的辩证法),排斥辩证法,因而歪曲和污蔑辩证法为诡辩!
辩证法是辩证法,诡辩是诡辩,两者不能混同。但是古代的辩证法,由于历史人物的阶级局限性,不可能是彻底的,而且往往带有唯心论的成分。战国末期的公孙龙当然也不能例外。他的《白马论》虽然强调了“一般”与“个别”的区别,但没有论述“一般”与“个别”的联系。毛主席教导说:“这种共性,即包含于一切个性之中,无个性即无共性。假如除去
一切个性,还有什么共性呢?”列宁也说:“个别一定与一般相联而存在。一般只能在个别中存在,只能通过个别而存在。”“一般”和“个别”既有区别又有联系,但公孙龙却只强调区别而看不到联系,带有很大程度的片面性。名家是新兴地主阶级的代表,归根到底,他们要受到他们那个阶级的局限性的束缚。
名家是法家的同盟军
公孙龙写《白马论》等著作,目的是为了明确概念与事实的关系。《公孙龙子·迹府》篇中说他:“疾名实之散乱…为守白’之论。”,又说他:“欲推是辩,以正名实,而化天下焉。”这就说明了,他写《白马论》等著作是为了正名实,以达到致治天下的政治目的的。
名家的正名实,主张名称要随着事物的变化而变化,这也就是“知此之非此也,知此之不在此也,则不谓也;知彼之非彼也,知彼之不在彼也,则不谓也。”(《公孙龙子·名实论》)这句意谓:已经知道这个名不是指的这个东西,或知道这个名现在已不指这个东西了,就不要再称这个名了…等等。公孙龙认为,如果“名”的实质已经改变了,而还死抱住旧的“名”不放,这就叫做乱(“不当而当,乱也”);如果“名”的实质处在它所在的位置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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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那就叫做正(“位其所位焉,正也”)。这就是公孙龙一类名家名辩思想的实质。这样,我们就可知道,名家的讲“正名实”是批判儒家的。当时社会在变革的过程中,奴隶社会原有的统治秩序已被打乱,出现了“臣弑君”,“子弑父”,“陪臣执国命”,“庶人议政”等局面。这本来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不容抗拒,然而儒家站在没落奴隶主阶级的立场上,认为这是“犯上作乱”,叫嚷什么:“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妄图用“名”来“正”已经变革了的“实”或正在改变过程中的“实”。法家则针对儒家提出的反动“正名”说,要求打破奴隶制度的传统观念,主张重新正名,以适应当时已经普遍存在的“名”存“实”亡或“名”存“实”已变的状祝。换句话说,即要根据已经变革了的“实”来定“名”,以建立和巩固新的封建制度。当时法家中提出正名问题的如管子:“按实而定名…名实当则治,不当则乱”。商鞅:“故夫名分定,势治之道也,名分不定,势乱之道也”。韩非:“审合形名”,“形名参同,上下和调也”。他们都主张名当实则赏,名不当实则罚。这就是法家和儒家在名实问题上展开的斗争!名家在这个问题上是以法家同盟军的姿态出现的。对于儒家在概念与事实关系间的种种混乱,法家着重从政治上来批判儒家的弄虚作伪,倒行逆施。而名家则着重从概念与事实关系上的混乱来揭露儒家的混乱虚伪,不可为政。名家和法家在名实问题上是一致的:法家讲正名实,是“使是名也,必有是实也”;名家讲正名实,是“使是实也,必有是名也”。两者说法不同,但意思一样。统观公孙龙的“名实”篇的宗旨,他是要“名”随着客观实际的变化而变化。这种思想观点完全适合于变革中的社会,和法家的“世异则事异”的观点相吻合。
综上所述,儒家讲“正名”是为了维护奴隶制度。法家讲正名实,是针对儒家的“正名”,反对复辟倒退。名家讲正名实,是破除奴隶制的传统理论,站在法家一边,同样也是为确立地主阶级的统治而辩护的。这样,名家便成了法家的同盟军。但是法家是当时社会先进思想的代表,面对没落奴隶主阶级,从政治、经济与意识形态各个领域内直接展开了斗争,在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都积累了极其丰富的经验。名家则偏重在名实问题上进行斗争,在实践问题上有所欠缺,同时往往不能提高到政治路线上来认识。所以名家在理论和实践上都远不如法家,影响也远不及法家。虽然如此,关于名实问题毕竟是当时斗争的一个重要方面。因此,把辩论名实问题仅仅看作为诡辩和观念游戏,这是不从当时的阶级关系进行分析而得出的错误论断。
今天,对于进一步弄清概念与事实的关系这个问题,仍然有其现实意义。野心家、阴谋家林彪一伙常常接过革命的口号,颠倒事实以迷惑和欺骗群众,企图达到他们不可告人的目的。因此,我们必须“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借助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这个“显微镜”、“望远镜”,普及、深入、持久地把批林批孔运动开展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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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鼓作气与连续作战
周立安
春秋时名将曹刿曾说过:“夫战,勇气也。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击鼓是当时向敌阵发起进攻的号令。第一次击鼓时,战士士气正盛,必须抓住这个有利时机一下子结束战斗。这就是“一鼓作气”的出典。
战争是流血的政治。革命的人们在战场上应当具有那种一往无前、血战到底的气概。但是,千里之行,始于足下。饭要一口一口地吃,仗要一仗一仗地打,敌人总是一部分一部分地被消灭。因此,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看,从事苹命战争,既要有一鼓作气的猛劲,又要有连续作战的韧劲。这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不可偏废。
流血的政治斗争是如此,不流血的政治斗争也是如此。过去的一年,亿万工农兵群众积极投身于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批林批孔运动,以势如破竹、风扫残云的气势,对林彪的修正主义路线及孔孟之道展开了批判。这作为一个战斗来说,确实取得了很大的胜利。但是,批林批孔运动既然是过去的阶级斗争的继续,就不可能毕全功于一役。批孔比批林更困难些。要把孔孟之道从角角落落、特别是人们的头脑中全部清除出去,确实是一桩极其艰巨的任务。只有普及、深入、持久地进行批判,方能帮助亿万群众增强分清香花和毒草、正确和错误的本领,提高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觉悟。因此,光凭猛劲是决计不够的,还必须要有韧劲。孔孟之道这种腐朽的意识形态,形成既非一朝一夕,要彻底铲除也不是一两次革命浪潮的涤荡所能完成。意识形态领域中阶级斗争的这种特,点,决定了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批判的长期性。列宁曾说:在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过程中,“每个阶段都有其根本不同的斗争情势和特殊的直接攻击目标,每个阶段都可以说是一个总的战役中的个别战斗。”过去的一年中,我们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从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总战役来看,它不过是一次个别战斗,即一出长剧中短短的一幕。要取得总战役的胜利,我们还必须在新的一年里,继续发扬连续作战、猛志常在的韧劲,马不停蹄地进行新的战斗,切切实实抓紧抓好批林批孔。
气可鼓而不可泄。忆去岁,我们通过批林批孔运动,斗出了一派欣欣向荣的大好形势;看今朝,任重而道远,我们必须继续普及、深入、持久地把这场斗争进行下去。批林批孔的革命战鼓,将一鼓、二鼓、三鼓、四鼓地擂下去,一鼓更比一鼓响,革命的气势也将一鼓更比一鼓激昂。这里,摘引一段列宁的语录,作为这篇短文的结束:
“这就是我的命运。连续不断的战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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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毛主席军事著作批判林彪资产阶级军事路线
红军四渡赤水之战
史锋
四渡赤水,是在遵义会议之后,毛主席亲自指挥中央红军进行的一场异乎寻常的机动
灵活的运动战。
遵义会议前,长征途中的工农红军,在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统治下,摆脱不了数
十万敌军的围追堵截,面临着全军覆没的危险。遵义会议确立了毛主席在全党的领导地位,把党的路线转到了马克思主义的正确轨道上。红军又有了毛主席的英明领导,气象顿时一新,迂回穿插于敌人重兵之间,巧妙地调动敌军,使它们处处扑空,处处挨打。四渡赤水之战,为完成伟大的长征奠定了胜利的基础,是我军作战史上的一个光辉典范。
大战娄山关,二进遵义城
一九三五年一月,春天随着红军的脚步来到贵州。十九日,毛主席亲自指挥的中央红军,从遵义出发北上。遵义会议的光芒照得战士们心里亮堂堂,他们沿着大娄山脉的崎岖小路,向川黔边境的赤水疾进。
隔着一座山头,就是公路,蒋介石的反动军队,正在同我们赛跑。蒋介石的嫡系薛岳纵队五个师、周浑元纵队四个师、吴奇伟纵队三个师,从江西跟到了贵州;川、黔、湘、滇四省军阀部队,也在从四面八方向我合围,企图将我军拦截和消灭在长江以南、乌江以北的
黔北山地。
毛主席全局在胸,多谋善断,决定乘敌人尚未实现合围时,指挥红军在泸州与宜宾之间北渡长江,与四方面军会合,建立新的革命根据地。为了实现这个目的,毛主席命令川陕根据地的四方面军以部分兵力积极南下,拖住川军主力,使敌在长江一带兵力空虚,以利于一方面军渡江;命令湘鄂川黔根据地的二、六军团向东出击,箝制敌人于长江下游,策应一、四方面军作战。
从遵义北上的中央红军,以凌厉的攻势,连续击破敌人的拦截,离赤水河越来越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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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水河蜿蜒七百里,是川、黔两省边界的重要水道,也是红军向长江进军途中的一道障碍。渡过赤水河,就迫近了长江南岸。
贵州军阀侯之担,在赤水河畔的土城,以三个团拦截我军。这支反动军队的下级军官和士兵,早在乌江战斗中就被我军打怕了,这时一见我先头部队两个营一声呐喊冲到了他们的山脚下,他们心慌腿软,掉头就跑,整营整团象水泻一样溃败下去,逃过赤水河,在对岸山坡上象一堆粪蛆一样蠕动着。我们一阵机枪扫过去,敌人就成片地翻滚下来。后来,这个在红军手下连吃败仗的反动军阀侯之担,因“剿匪不力,迭失名城”等罪名受到蒋介石的处分。二十六日,我军另一部在土城附近激战一昼夜,击退了川军的所谓“模范师”。二
十八日,我军又打败了另一股增援的川军,胜利渡过了赤水河,进抵离长江仅儿十里的四川叙永,积极准备渡江。
这时,敌情发生了变化。由于在四方面军工作的张国焘抗拒中央命令,不仅不向南进攻以吸引川军主力,反而放下川军不打而率师北上陕南,以致四川军阀刘湘能集中三十六个团封锁长江,全力堵击我中央红军入川。吴奇伟纵队和湘、黔、滇军各三个师分别从东、南、西南方向向我压来,再一次形成大包围。
毛主席分析了敌情,认为继续北上硬攻,就正适合敌人的战略要求。于是改变原定的渡江计划,命令部队西进敌人设防空虚的云南省扎西(今威信)一带,把敌人甩在后面。我军在扎西地区再一次进行短期休整,大力开展群众工作,扩大红军三千多人,声威大振。蒋介石急调各路部队拚命来包围扎西地区,又造成后方空虚。特别是在桐梓、遵义间的贵州军阀王家烈的部队,都是既背钢枪又背鸦片烟枪的“双枪兵”,是最薄弱的一环。二月十
一日,毛主席决定“避实击虚”,暂时放弃北渡长江的计划,毅然指挥红军回过头来经古蔺东指桐梓、遵义。等到敌人弄清我全军东进时,已被我远远地抛在长江沿岸了。
我军分左、右两路回师赤水河。左路先头部队从二郎滩抢渡过河,背水迎敌,把沿河筑垒阻击我军的敌两个团打得落花流水。右路大军也胜利地从太平渡架浮桥二渡赤水河。两支劲旅分进合击,直指桐梓、娄山关。
二十四日,我军占领桐梓。王家烈慌忙赶到遵义“督剿”,把两个师布置在遵义与桐梓之间,凭险固守娄山关。娄山关雄踞娄山山脉的最高峰,周围山峰如剑,直插云霄,中间是
十步一弯、八步一拐的公路,真所谓“-一夫当关,万夫莫开”,是兵家必争之地。夺取了娄山关,遵义就无险可守,成为囊中之物。二十六日,中央军委命令一部主力正面猛攻,一部主力迂回两翼包围,集中全力夺取娄山关。我军乘先占山头的敌人立足未稳,飞速向娄山关左侧的制高点一点金山冲击。轻机枪射向敌人工事,手榴弹在敌人头顶上开了花,霎时间,敌军阵地烟雾弥天,我红色战士端起光亮耀眼的刺刀杀退敌军,占领了点金山。敌军死守娄山关并在各要点加修工事,连续向我军射击。将近黄昏,我军在密集的炮火掩护下,拿下儿座山头,敌人败退了。接着,增援的敌军又反攻上来,经过四次反复冲杀,并击毙一个敌军督战旅长,使敌阵一片混乱。我军随即猛攻,占领了娄山关。
攻克娄山关之后,我军乘胜追击,二十七日傍晚,兵临遵义城下。这时,从桐梓、娄山关败退的王家烈以一部分残余部队在遵义新旧两城,用大石堵塞新城城门,凭借湘江拒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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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农红军四渡赤水战役经过要图
1935年1月一1935年5月
红军长征路线
湖
北
红军佯攻路线
国民党军队
国民党军队移动方向
四
湖
叙永
水
鸭
风坝
真军
岳部
0芷江
南
贵
州
1935,5.
车渡
清贵阳
龙里
驿江
安顺0+一岳部
定港
龙街
元谋
紫云
军
武是
明
南
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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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城。我军锐不可当,很快爬上新城城楼打垮了守军,在城内群众的支授下,迅速歼灭城内守兵,完全占领新城。入夜,我军又涉水过河,爬上旧城城墙,抢占敌人的三个碉堡和八挺机枪组成的阵地,控制了整个遵义老城。王家烈把两个师丢得一千二净,只带着少数随从和残卒仓皇出逃,极为狼狈。
当我军再攻遵义时,蒋介石急令周浑元、吴奇伟两纵队远途驰援。毛主席决定乘我娄山关大捷的军威,打掉敌人的援兵。二十八日拂晓,军委命令一、三军团各派一团兵力分两路向懒板凳、鸭溪方向迎敌。规定:中途遇敌后,采取宽正面的运动防御战术,节节抵抗,将敌人引至遵义城外,构筑工事,依山固守,坚决把敌人揪住,以利我主力从两侧突击歼敌。中午,我军即与吴奇伟的两个师激战于遵义城南的红花岗一带,反复争夺老鸦山制高点。黄昏时,我军全线反击,霎时军号声四起,山鸣谷应,敌人陷入我军包围。敌司令部所在地忠庄铺被我攻占,吴奇伟向懒板凳方向逃跑,敌军慌乱动摇。我军从红花岗居高临下,猛冲下去。敌人象茅坑内的蛆虫一样,蒙头转向,到处乱撞,漫山遍野都是溃兵,连我军后勤人员和伤病员都抓到很多俘虏。就这样,我军一直追到乌江北岸。吴奇伟逃过乌江之后,眼看红军快要追到,保命要紧,也就顾不得余部,立即砍断浮桥索链,使尚未渡江的一千八百多人以及大批辎重武器,完全被我俘获。
从二渡赤水河到再占遵义城,共歼敌二十个团,缴获很多。这是中央红军长征以来第
一个大胜仗。它提高了红军在川、湘、云、贵四省的威望,也减轻了二、六军团的困难,鼓舞了各根据地广大军民的斗志。各军团分别举行了隆重的大会,庆祝我军大捷,颂扬毛主席战略方针的胜利。广大指战员回顾长征初期,在王明路线统治下,只走不打,处处受制于敌,每天都被狗咬着的被动局面,再对照遵义会议以来,在毛主席军事路线指引下,走得利索,打得漂亮,节节胜利的情景,衷心感到“这是毛主席运动战的灵验啊”!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红军指战员们满怀着胜利的信心,又继续战斗了。
迂回甩敌,再破乌江天险
我军突破敌人的围追之后,要转移到新的地区建立革命根据地,摆脱被动局面,恢复主动地位,斗争还是极为艰巨的。被敌逼迫到被动地位的事是常有的,重要的是要迅速地恢复主动地位。
大战娄山关,再占遵义城,吓破了敌军的狗胆,也使蒋介石更加坐立不安。这个志大才疏的大独裁者,认为走狗们不行,必须“御驾亲征”,于是怒气冲冲地在三月二日飞到重庆,亲自“督剿”。他搬出第五次“围剿”的老法宝一碉堡主义,调兵遣将,采取碉堡推进、步步为营的故伎,妄图围歼我军。毛主席洞察其奸,将计就计,故意在遵义地区徘徊寻敌,诱使敌人更多的围集,以利我军摆脱强敌尾追。按照毛主席的指示,我军一部在遵义、桐梓间挡住北面之敌;主力则在遵义以西的鸭溪、枫香坝、白腊坎一带寻敌作战。蒋介石摸不清我军的战略意图,错误地估计我军“大的方针未定”,认为此地多横断山脉,大部队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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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集中,我军只能“化整为零,去打游击”,围歼我军的时机已到,于是进一步命令敌军向遵义地区逼进。这正适合了毛主席的战略意图。十一日,毛主席率领红军甩开敌人西进,十
五日占领了仁怀(今中枢)。十六日,由茅台三渡赤水河,再入川南。这时,蒋介石堡垒主义的美梦落空,以为我军又要北渡长江,慌忙重新部署,急调薛岳部到川南堵击,严令川军在叙永一带固守,并组织川、黔、湘及吴奇伟、周浑元等部组成五路纵队,从桐梓以北齐头向仁怀一带压过来,又调滇军从毕节尾追。同时,在遵义以西、赤水河以东地区大筑碉堡群,布成大包围圈,妄图使我军“自投罗网”,“一网打尽”。
当敌人的部署将成未成之际,我军以一个团伪装主力,继续向川南古蔺、叙永方向前进,迷惑敌人。我主力则乘敌人后方空虚,回师东进。二十一日,在茅台西北的太平渡第
四次渡过赤水河,于数十万敌军的空隙间穿插急进,再经枫香坝到达乌江北岸,把尾追的敌人全部甩在后边。
天险乌江又一次拦在红军面前,江面水流湍急,对岸是百尺悬崖,敌人就扼守在悬崖上。二十九日午夜,狂风大作,雷雨交加,江水咆哮。我先遣团一个排在风雨掩护下乘坐竹筏悄然到达对岸,攀着野藤飞身上崖,消灭了敌守军,控制了渡口。天亮后,迅速渡完了
一个师。三十一日,除红九军团奉命留在鸟江北岸以迷惑和牵制敌人外,我大军主力在多处架设浮桥过了乌江,浩浩荡荡向贵阳方向长驱直进。
毛主席的灵活机动的运动战术,弄得蒋介石晕头转向,处处被动,连连挨打。儿十万人马被我丢在乌江以北地区,宣告了蒋介石坐镇重庆“督剿”的失败。二十四日,蒋介石又急忙飞到贵阳,去“亲自部署”,“统一指挥”。当然,其结果,仍然只能是把主力“集中”起来,听从毛主席的调遣。
徉攻贵阳、昆明,巧渡金沙江
由于乌江以南的敌军主力被我引诱北上,我军渡过乌江以后,所向披靡,如入无人之境,马不停蹄,直逼贵阳城下。
我们可以人工地造成敌军的过失,例如孙子所谓“示形”之类(示形于东而击于西,即所谓声东击西)。毛主席为了西经云南实现北上的战略目标,再一次运用了声东击西的妙计,迫使蒋介石按照我们的意图调遣兵力。毛主席部署我军一部出击瓮安、黄平方向,佯作东进湖南,同时摆开阵势,做出要进攻贵阳的样子。毛主席指出,只要能将滇军调出来,就是胜利!
这时,坐镇在贵阳的蒋介石,因守敌仅有一个师和一个宪兵团,急得象热锅上的蚂蚁,既要力保贵阳,又怕我军东出湘西与二、六军团会师,手忙脚乱,把部队乱调一气。他急令湖南军阀何键督师围攻我二、六军团,调主力薛岳部会同湘、黔、川军在黔北、黔东、湘西布防,以拦阻我军东进;同时急令湘军两个师到息峰,电令云南军阀龙云部队日夜兼程赶赴贵阳“保驾”。敌人象捅了窝的马蜂一样,慌慌张张,乱作一团。可是色厉内荏的蒋介石还故作镇静,替部下打气,狂妄叫嚣:“共军已陷于我天罗地网之中,我们就是要穷追猛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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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使其有喘息机会。”正当贵阳守敌空虚,蒋介石要战无兵、要逃丢脸之际,我军“飞将军自重霄入”,突然包围龙里,进抵离贵阳只三十里的谷脚,把奉命刚刚调来的滇军打得抱头鼠窜,并一度打到贵阳机场和距贵阳仅十余里的黄泥哨等地。吓得宋美龄慌慌张张在厕所里销毁军用地图,急得蒋介石丧魂落魄,惊呼“真犯关,柴急煞”,向各路敌军发出十万火急电报,指令不分昼夜,驰援贵阳,以保狗命。
“敌军调动忙乱,举措失当,两军优劣之势,也就不同于前了。”蒋介石在贵阳慌作一团,云南军队抽调一空,实现了毛主席调出滇军的目的。四月九日,我军主力绕过贵阳,越过湘黔公路,急进云南。当我军甩开敌人之后,象插上了翅膀,一天就走一百二十余里。
十二、十三两日连克三个县城。这时,蒋介石如梦初醒,发现我军西进云南,急调薛岳和滇、黔、湘、柱各军,到贵阳西南的安顺、长寨、紫云、罗甸、册亨等地,妄图阻拦我军西进。但是,由于我军行动神速,十五日安渡北盘江。接着又占贞丰、安龙、兴仁、兴义等县。等敌军赶到,我军已远走高飞,敌人只好眼巴巴望着我军开进云南。蒋介石为了掩盖指挥无能,还打肿脸充胖子,说什么由于他的“坐镇和调动神速,红军才不敢攻贵阳”,真是无耻之尤。我军进入云南之后,如果直趋金沙江岸,敌人会很快赶上。于是分两路西进,迭克沾益、马龙、寻甸、嵩明等县,威逼昆明。由于滇军奉命倾巢东调,后方空虚,龙云心惊胆颤,除向蒋介石呼救外,急令各地民团驰援,使各地兵力抽调一空。中央政治局及时分析了形势,认为我军经三个多月的机动作战,转入川西创立新的革命根据地的方针已有实现的可能,决定乘“追敌在我后侧”,“金沙江两岸空虚”的有利时机,迅速渡江。二十九日,中央军委发出了《关于我军速渡金沙江在川西建立苏区的指示》。
金沙江穿行在高插云霄的深山狭谷之间,两岸都是悬崖绝壁。江面宽阔,渡口两岸也有三百至六百公尺距离,水流湍急,波涛汹涌如万马奔腾,声闻数里,形势十分险要。两岸敌军虽然空虚,但敌人已急调驰防,命令破坏船只,封锁交通,防止我军渡江。我军如不能迅速抢渡,就有被敌人压在深谷中歼灭的危险。敌我双方都在抢占渡口。我军遵照毛主席的部署,五军团在昆明城外摆开阵势,制造攻城云梯,做成进攻昆明的姿态。蒋介石慌忙赶到昆明督战,从贵州空运兵马增援昆明,并派飞机侦察我军行动。我一军团奉命继续向西急进,经武定、元谋,直趋金沙江上游的龙街渡口。此处江宽,敌机可以低空骚扰,不便渡江,乃伪装架桥。敌人以为我军在此渡江,蒋介石又急调薛岳等部追击,妄图围攻我军于元谋地区。按照毛主席的调遣当敌军集中在昆明、元谋地区之时,我军分两路直趋金沙江下游,三军团奔洪门渡(今驿江),军委干部团抢占绞车渡,五军团转为殿后掩护。
五月一日,军委干部团在绞车渡抢渡金沙江成功。二日晨,除留一个连队维持渡口外,其余攀越险恶山峰,进攻通安,歼川敌两个团,巩固了渡口,于是一、三、五军团集中在绞车渡过江。第四天,敌军约五个团尾追而来,被我后卫部队打个措手不及,退至团街固守待援。我军在渡江司令部的极其严密的组织下,利用七只小船,镇静面有秩序地,不失一人
一马,全部胜利渡过了艰险的金沙江。第二天,敌人大队人马赶到,渡船已被我烧毁,红军已无影无踪,只好望江兴叹,徒唤奈何!我留在乌江北岸阻击敌人的九军团,胜利地完成了牵制敌人的任务后,也在巧家附近安然渡过金沙江。渡江后,我军沿川康边境继续向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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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军。
金沙水拍云崖暖。我军在毛主席的英明指挥下,全部巧渡金沙江,跳出数十万敌人的包围圈,取得了战略转移中的主动权,这是完成震惊中外的长征的关键。
毛主席亲自指挥的四渡赤水河战役,充分体现了毛主席运动战的伟大战略思想。在数十万敌军围追堵截的情况下,我军大踏步地前进,大范围地迂回,高度机动灵活,争取有利时机,集中优势兵力,在运动中大量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从被动转化为主动,取得了战略转移中的决定性的胜利。但是,“正确的政治的和军事的路线,不是自然地平安地产生和发展起来的,而是从斗争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红军四渡赤水河战役中,毛主席的革命军事路线同王明、林彪机会主义军事路线展开了激烈斗争。就在遵义会议以后,资产阶级阴谋家林彪还多次抗拒毛主席的命令,坚持逃跑主义路线。一月底,红军一渡赤水河后,由于敌情变化,毛主席、中央军委决定改变原定在泸州与宜宾之间北渡长江的计划,采取在川、滇、黔边区机动作战的战略方针,命令林彪率一军团向扎西集中。可是林彪却违抗命令,带了部队越走越远。军委在二月初多次向林彪重申向扎西集中的必要,林彪仍然表示抗拒,却相反要军委和主力向北集中去靠近他。直到军委第六次严厉批评林彪,令他率部返回,他才不得不向指定地点集中,但已在敌人向我合围的严重时刻拖延了整整四天时间。
在我军二渡赤水河,造成有利战机后,毛主席作了再次解放遵义的正确部署。但林彪对形势作了右倾分析,夸大困难,向军委讨价还价。最后,在毛主席、中央军委的坚持下,林彪才被迫执行命令,按规定时间向娄山关之敌发起进攻。此后,我军继续在高度机动的情况下,连续作战,四次渡过赤水河,林彪又散布流言蜚语,污蔑这样打法是兜来兜去兜圈子,会“拖垮部队”,竭力攻击毛主席和军委。他伙同彭德怀刮起一股反对毛主席在中央军委的领导的妖风;叫嚣“现在的领导不成了”,阴谋策划篡夺党权、军权,直到五月中,党中央召开会议,毛主席对他们这种活动进行严肃批判,林彪才被迫收敛。这一系列的情况表明,在贯彻毛主席的无产阶级军事路线的过程中,斗争从来都是十分激烈的。四渡赤水战役的胜利,正是毛主席的无产阶级军事路线战胜王明、林彪资产阶级军事路线的伟大胜利!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在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英明统率下,我军渡过金沙江之后,以新的更加高昂的战斗姿态,高唱“金沙江的流水哗哗响,红军胜利地渡过江,蒋介石吓得大惊慌,帝国主义没主张”的渡江歌,又踏上了胜利的征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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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胸有全局
学习毛主席军事思想的一点体会
李关良王耀坤孔幼贞
战争的胜负,工作的成败,关键在于指挥员是否着眼于战争的全局。毛主席告诉我们:“战争的胜败的主要和首先的问题,是对于全局和各阶段的关照得好或关照得不好。”学习战争全局的指导规律,用心去捉住全局性的东西,就能处理好有关全局的重要关节,赢得革命战争的胜利。
战争的全局是一个战略性的东西,它不是各个战役、战斗各个局部的简单总和,而是从整体上反映了成争的本质和规律。局部服从全局,这是进行革命战争必须遵循的一个原则。为什么呢?因为“局部性的东西是隶属于全局性的东西的”。一次战役、一次战斗,对于整个战争来说,都是一个局部,它是实现战略目标的一个环节。指挥作战的行动,都必须从战争的全局出发,把局部的计划、行动和全局联系起来,坚持在局部服从全局的原则下,使整个战役取得统一的步调和行动。“一切行动听指挥”,就是局部服从全局这一原则的高度概括。抗日战争时期,我军各个作战部队的指挥员,坚决执行了毛主席制定的战略上的内线的防御的持久战和战役上的外线的进攻的速决战,及与此相适合的一整套的具体方针,才打败了日本侵略者。如果各个局部不服从各个时期的战略,擅自行动,必然损害全局。坚持局部服从全局,就能从战略的高度,看到战争中各方面的联系,认识和处理战争中遇到的各种问题,使师、团、营、连、排的动作,在战略目标下统一行动,步调一致,去夺取胜利。打仗要局部服从全局,做一切工作,不管是工业、农业、商业等各个部门,也都必须局部服从全局。只有这样,我们每个地区、每个局部才能有共同的出发点,行动才能统一,步调才能一致。
战争的全局不是抽象的,它是由战争中的各个局部所组成的。战争全局目标的实现,有赖于战争各个阶段、战役、战斗以及各个部门去完成。局部的胜利转化为全局的胜利,是有条件的,这个条件就是要发挥局部的积极性。中国革命战争开始时,刚诞生的红军是处在劣势和被动地位。这种全局的劣势和被动是怎样改变的呢?就是我军在毛主席的领导下,通过发挥许多局部的积极性,才由全局上的劣势变为全局上的优势,由全局上的被动变为全局上的主动,最后打败了蒋介石八百万军队,夺取了全中国的胜利。辩证唯物论认为,全局高于局部,而局部又作用于全局,影响全局,全局的胜利要通过发挥局部的积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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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实现。因此,充分发挥局部的积极性是指挥员能动地争取战争胜利的行动。
局部的积极性必须在全局统帅下去发挥。指挥员发挥局部的积极性应表现在能够“熟识敌我双方各方面的情况,找出其行动的规律,并且应用这些规律于自己的行动”。这种积极性有利于战争的发展和胜利,是符合战争发展规律的,你发挥得越大越多,战争主动权也就越大,胜利的到来也就越早。与此相反,那些机会主义者在军事上搞冒险主义,提倡“全线出击”,“两个拳头打人”,鼓吹“不要怕情况不清楚”,“不管三七二十一”地“猛打猛冲”,推行打“硬拚仗”、“莽撞仗”,看来似乎很有点“积极性”,然而,这种违背战争发展规律的所谓“积极性”,实质上是对革命战争的一种破坏性。你发挥得越大越多,损失就越大,失败就越惨。我们一定要吸取我军战争史上的经验教训,各个部门,每一局部,都要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指引下发挥积极性,反对和防止不从全局出发的“积极性”。
要关照好全局,就是要抓决定全局的关键性的“一着”。战争中的各个局部,它们所起的作用不是并列的,而是有重点和一般之分。因此,指挥员“应当把自己注意的重心,放在那些对于他所指挥的全局说来最重要最有决定意义的问题或动作上”,战争史上往往有在连战皆捷之后吃了一个大败仗以致前功尽弃,也有在吃了许多败仗之后打了一个大胜仗因而开创了新局面的。这里所说的“一个胜仗”和“一个败仗”,都是战争中的重点。要抓住重点,指挥员就要运用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在错综复杂的许多矛盾中,用全力找出对战争起决定作用的主要矛盾。只有捉住了这个主要矛盾,才能掌握整个战争的主动权,为赢得战争的胜利创造条件。解放战争进入第三年以后,毛主席从战争的全局出发,首先发起了辽沈战役,先打锦州,这就是抓住了重点。攻占了锦州,就切断了敌人三点之联系,使敌人处在孤立无援的境地,并关上东北大门,将东北蒋军就地歼灭,使全国战局进入了一个新阶段。把注意力的中心放在打锦州上,这对整个战役的全局来说,正是抓住了主要矛盾,是毛主席全局在胸而投下的最重要最有决定意义的一着好棋子。在战争中如果平均使用兵力于各个局部,不抓关键,就会陷入被动,只有抓住关键,才能牵一发动全身。同样,干任何工作也都要抓住重点,农业的发展要抓住以粮为纲,工业的发展要确保重点工程,基本建设的进行,要保证重点项目投产。“总之,一个原则,就是注意于那些有关全局的重要的关节”。
抓重点,不能丢掉一般。重点和一般是有机的组成部分。战争中的各个局部是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为了保证重点战役的胜利,就需要有其它一些部队的配合,没有“配角”的有力配合,重点也就没有保证。辽沈战役中配合锦州重点战役的塔山阻击战,虽然对于锦州战役来说,它是次要的,配合的,但如果没有这次阻击战,截击敌人从葫芦岛向锦州增援的九个师,就不可能迅速攻克锦州。打仗是这样,做其它各项工作也都是这样。你只想抓机器设备,不兼顾零件修配;只重视抓粮食生产,不考虑农林牧副渔的全面发展;只顾发展重工业,不照顾轻工业,等等,都是不行的。只抓重点,丢掉一般,结果因重点没有一般的配合,重点也就抓不住,抓不好,影响全局。我们只有在抓重点的同时,兼顾一般,才是对照顾全局的全面理解。
局部服从全局,就要正确处理好局部与全局之间的矛盾。局部和全局的矛盾,表现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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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部利益和整体利益,暂时利益和长远利益之间的矛盾。在战争中则表现为牺牲和保存、进攻和退却,以及一城一地的得失和歼灭敌人有生力量等等的矛盾。这些就是局部的得和全局的失,或局部的失和全局的得的矛盾。当局部利益与全局利益发生矛盾时怎么办?毛主席教导我们:“如果某项意见在局部的情形看来是可行的,而在全局的情形看来是不可行的,就应以局部服从全局。反之也是一样,在局部的情形看来是不可行的,而在全局的情形看来是可行的,也应以局部服从全局。”这就是顾全大局的行动准则。局部与全局既是矛盾的,又是统一的,全局的利益总是通过正确处理局部与全局的关系得到实现。如果只看局部,看不见全体,只看见一个部队、一次战斗的局部利益,看不到战争的全体的根本利益,看不到整个战场的全局,就不可能完成革命战争的伟大任务。
在革命战争中,遇到局部可行而全局不可行的情形,应坚决不干,按照全局的战略部署行事。平津战役初期,我军集中优势兵力,分别包围了保定之敌和华东敌军杜聿明兵团余部,从局部来看,立即歼灭该二处之敌是完全可行的,但从全局战场来看,为了不惊动平津之敌使其从海上撤走,则以暂时“围而不打”为有利。这样,从局部看来,延误了歼敌时间,然而却换来了全歼平津之敌的战机,加快了战争发展的速度。局部的暂时的放弃某些“得”,正是为了全局的更大的“得”。在另一种情况下,局部不可行而全局可行的事情,就要坚决地去干。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后期,红军撤离了江西红色根据地,实行战略上的大转移,这从江西根据地的局部来看是不可行的,会给人民带来种种损失,但从全局看,却使红军摆脱了被动局面,保存了人民武装的革命种子。如果没有江西根据地暂时丧失的代价,就不能换来红军的发展壮大,以致最后取得抗日战争和全国解放战争的胜利。一句话,遵循局部服从全局的原则,不仅顾全了全局的利益,最终也是符合局部的根本利益的。而拚命主义者,没有通观全局,仅从一局部出发,不愿把今天的利益和明天的利益,部分的利益和全体的利益联系起来看,这是“军事上的近视眼”,曾使革命战争受到损失。我们做工作要防治这种“近视眼”,要站得高,看得远,顾大局,识大体,不被“巴掌山”遮住视线,不为局部的狭隘眼界所限制,不为局部的小天地所左右。
切为革命战争的全局利益着想,就既要看到各种有利条件,又要充分估计到前进道路上的严重斗争和可能遇到的各种困难。我国的革命战争是在敌强我弱的极端困难条件下,用小米加步枪对付蒋介石的飞机加大炮的,但是战争中的现存的一些困难条件,是可以通过指挥员的主观能动性,创造条件,促使困难向顺利转化,推进战争形势的发展。“又发展又困难,这就是矛盾。任何矛盾不但应当解决,也是完全可以解决的。”尽管右倾机会主义者惊呼敌军“战斗力强”,“很难打”,“条件不成熟”,但胜利的事实早驳倒了这种畏敌如虎、无所作为的谬论。由于我军胸怀全局,就能以排除万难,不怕牺牲,一往无前,勇敢战斗的革命精神,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胜利。今天,我们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也要经过严重的斗争,也会遇到这样那样的困难。如工业生产要上去,就会碰到原材料的缺口,劳动力、设备、场地不足等困难。但只要我们立足于七亿人民这个全局,一切为革命利益着想,发扬革命战争中指挥员勇敢指挥作战的战斗作风,那么就能调动广大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战胜前进道路上的一切困难,推动革命和生产向前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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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战争的全局观点,必须同闹独立性的错误倾向作斗争。闹独立性,是对革命全局利益的一种极大破坏。指挥员应无条件地服从命令,听指挥。局部擅自行动,不顾全局命令,必然是破坏局部与全局的统一。张国焘从争个人兵权开始,发展到另立伪“中央”,自称“主席”,最后闹到叛党,做特务去了。林彪鼓吹“你有千条计,我有老主义”,就是对抗我军的统一战略方针,搞他的那一套独立王国,死抱“老主义”破坏全局利益,分裂党,分裂军队。机会主义者闹独立性,争个人兵权,目的是要把军队“统一”到敌人的“司令部”里去,为地主资产阶级的“全局”利益效劳。闹独立性的人,他们的眼睛只看得见他自己那个小山头、小集团的利益,看不见党和人民的全局的利益,而且把局部的利益看得高于一切,总希望全局的利益去服从他们局部利益。闹独立王国的“这种状态,给予革命利益的损害,极为巨大”。我军就是在同闹独立性的机会主义者的斗争中,使毛主席制定的战略方针得到贯彻。我们要维护全局利益,必须继续同种种闹独立性的现象开展斗争。
能不能坚持全局观点,使自己的行动服从于战争的全局,归根到底是一个立场问题,世界观问题。听毛主席、党中央的命令,服从党对军队的统一指挥,顾全战争的大局,这是我们的指挥员无产阶级的本质所决定的。无产阶级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最先进的一个阶级,代表这个阶级的军队的指挥员,把解放全人类作为最大的全局观念。在这个世界观的指导下,我们的军队在战争中,就表现出那种不畏强敌,不怕任何困难、曲折,甚至不惜牺牲自已的大无畏的战斗精神。相反,那些机会主义者在战争中向党闹独立性,搞分裂,这是因为他们是站在资产阶级的立场上,用资产阶级的世界观看待一切,处理一切。资产阶级也有他们阶级的“公”字观,也强调他们的整体利益。但他们的“公”字,实质上是最大的私字。国民党反动派军队的指挥员,在同我军作战中,虽然顽固地为维护他们本阶级的统治向我拚命顽抗,调兵遣将,增援主力,但当将被消灭时,为了保存自己的实力,都各自叫城“向我靠拢”,这正是资产阶级本质的反映。我们无产阶级要坚持全局观点,就要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不断改造主观世界,同传统的私有观念实行彻底的决裂,这样,无产阶级的全局观点才能牢固树立。
照顾全局,服从全局,必须要团结。革命事业中的部分和整体的关系,是通过这个部分和其它部分的关系表现出来,这就决定了各个部分之间的关系是团结、互助的关系。所以,团结是局部服从全局的基础,是保证战略任务完成的前提。革命战争的胜利,是全体指战员在党的领导下,团结一致所取得的。没有局部与局部之间的团结,就没有革命战争的胜利,就没有一切工作的胜利。各个部门,每一局部工作,必须从革命大局出发,互相尊重,互相帮助,互相支援,把团结问题提高到革命全局的高度来考虑,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这个全局作出更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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溪济问题研究
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对话
当前,一场新的经济危机的风暴,正在猛烈地冲击着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它已经引起并且将进一步引起帝国主义国家的政治危机、社会危机,震撼着百孔千疮的帝国主义制度。正如列宁说的,“帝国主义是无产阶级社会革命的前夜。”(《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研究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揭露帝国主义,批判修正主义,对于进
一步认清资本主义制度的反动、腐朽本质,进一步热爱我们无比优越的社会主义制度,都是重要的。这本“对话”,是根据许多工农兵理论小组在研究中所提出的问题,组织大家讨论后写成的。它可以说是一份关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问题的讨论记'录。
一、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是生产过剩的危机
甲:当前资本主义世界出现生产下降、市场萎缩、银行倒闭等现象,有人说这是经济危机,有人说不是,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乙:我认为现在美国、英国、西德、日本等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都在爆发经济危机。这些国家的大资本家、政府首脑,以及他们的经济学家,都害怕“经济危机”这个字眼。有的说这是“异常萧条的、不景气的经济状况”。有的说,不是经济危机,是“经济衰退”。也有的不得不承认“当前世界的危机是一一场持久的危机”。不管他们承认还是否认,事实就是一场经济危机,因为它们都具有经济危机所特有的共同点,这就是“生产过剩”。危机一来,首先是市场萧条,营业清淡,仓库里的商品堆积如山,卖不出去。从最近透露的材料来看:美国一九七四年十月销售的小汽车比前一年同期减少了百分之二十八。商品库存总额到
一九七四年七月份达到二千四百多亿美元,比前一年同期增加百分之十五。英国,在一九
七三年底的工业库存就比前一年同期增加了六点八亿傍。小汽车、洗衣机、电视机等商品销路大减。单是伦敦一地,就有十万套新建住房空关在那里卖不出去。日本自一九七四年二月以来,工矿业产品库存率指数连月大幅度上升,八月达到百分之一百三十一(以一
九七○年为一百),创战后最高纪录。其中,汽车库存量已超过正常库存量的一倍,达一百万辆以上。电视机库存量已超过正常库存量的两倍。铝锭库存量从一九七四年一月到九月已翻了一番。略举数例,可见一斑。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危机爆发的现象尽管很多,但它们都是从危机的基本特征“生产过剩”中派生出来的。所以说,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是生产过剩的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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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有人说,生产过剩,就是说生产出来的东西多了。生产出来的东西多,怎么会出现危机呢?这个问题怎么在道理上说清楚呢?
乙:在资本主义社会里,生产出来的东西多了,到一定时候就会出现生产过剩。生产过剩就好象一串鞭炮上点着了火药线,必然要引起一连串的连锁爆炸。由于生产过剩,各个资本家之间争着把自己仓库里的商品抛售出去。这就要迫使那些实力较弱的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纷纷破产倒闭。美国一九七四年上半年企业破产数已达五千一百八十家,比前一年下半年增加百分之十五点八。英国一九七四年上半年宣告破产或清理的企业达四千二百多家,比前一年同期增加九百多家。日本一九七四年头十个月企业倒闭数达九千三百五十家,比前一年同期增加百分之四十五点六,超过上次危机时期即一九七
一年全年的倒闭数。西德一九七四年头九个月破产企业数为五千五百多家,比前一年同期增加百分之四十二,达到战后最严重的程度。有的企业虽然勉强开门,但是严重开工不足。如美国一九七四年以来,开工率连续下降,到同年第二季度下降到百分之八十点
六,那就是说,有将近五分之一的生产设备被闲置着没有投入生产。企业倒闭,开工不足,资本家必然首先从工人头上开刀,大批解雇工人,造成大批工人失业,流浪街头。美国失业工人逐月增加,一九七四年九月为五百三十万人,十月增加到五百五十万人,十一月已冲破了六百万人的大关,失业率已高达百分之六点五。英国失业工人一九七四年十月已达六十二万六千,达到了战后历次危机中的最高峰。日本一九七四年十月份失业工人急剧增加到七十五万人,同前一年同期相比,增加了二十一万人,失业增长率上升了百分之
四十二。西德失业工人一九七四年十月底达到六十七万人,比同年九月增加了百分之二
十一。
销售困难,企业倒闭,开工不足,又必然促使生产大幅度地下降。一九七三年十一月份以来,美国工业生产到一九七四年十一月份下降了百分之四点三,其中汽车生产十月份比前一年同期下降百分之三十二,住房建筑一九七四年第三季度比前一年同期下降百分之三十。日本工业生产到一九七四年八月份比一九七三年十月份下降了百分之九点六,其中汽车生产已下降百分之二十,机械工业已下降百分之二十五以上,纺织工业则下降百分之四十以上。英国工业生产一九七四年一月比一九七三年十月下降了百分之十点二。西德工业生产一九七四年七月份比一九七三年十一月份下降了百分之十七点三。企业倒闭,开工不足,还必然要促使银行破产,股票价格下跌。美国第二十家大银行一纽约富兰克林国民银行已于一九七四年九月份被迫宣告破产,西德最大的私人银行之一赫尔施塔特银行在一九七四年六月被迫宣告破产,在欧美引起了巨大的震动。英国出现了许多所谓“边缘”银行,如苏格兰的英国商业银行由于存户纷纷提取存款,正处在破产边缘,只得被英国国民格林德莱银行收购;英国最大的金融组织之一杰塞尔证券公司,
一九七四年十月承认资金周转失灵,发生困难,要求伦敦股票市场停止买卖它的股票,也处于破产边缘。一九七四年十一月,美国道琼斯三十种工业股票价格指数比前一年一月最高点下跌了百分之四十四,这是一九二九一一一九三三年危机以来最厉害的一次股票价格大暴跌。同年十二月十一日,英国伦敦三十种主要工业股票价格同年初相比,降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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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分之五十六,达到了二十年来的最低点。
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不论在哪一个国家爆发,在经济生活的各个领域里,大体上都要出现这样一些现象:企业大批倒闭,失业人数增加,工业生产下降,市场萎缩,股票价格下跌等等。这些现象,都是由生产过剩直接或间接引起的,是生产过剩在社会经济生活其他领域里的表现。当前,在美、英、西德、日本等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中,这些现象都已出现,而且在逐步加深。这些事实,充分证明了“帝国主义者业已陷入不可解脱的危机之中”(毛主席:《在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上的讲话》)。有些帝国主义分子为了自欺欺人,闭眼不看事实,拚命否认已经陷入严重的经济危机之中,这完全是痴人说梦,白费心机:
甲: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既然是生产过剩的危机,那末,他们生产出来的东西是否真的太多了呢?是否真的是粮食多得吃不了、衣服多得穿不了、房屋多得无人住呢?乙:决不是这样!关于资本主义生产过剩的真实情况,早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就已有过生动的描写:
一个煤矿工人的儿子问妈妈道:
“现在天气这样冷,你为什么不生火炉呢?”妈妈答道:
“因为我们没有煤。你爸爸现在失业,我们没有钱买煤。”“妈妈!爸爸为什么失业呢?”“因为煤炭生产太多了。”
美国煤矿工人家庭中的这一段对话告诉我们,资本主义国家中的生产过剩,只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现在的情况,仍然是这样。一九七四年七月十五日和十六日两天,在美国洛杉矶、加利福尼亚州的阿特西亚牛奶公司,把三万八千多加仑的优质新鲜牛奶倒入了臭水沟。为什么要把牛奶倒掉呢?因为“找不到出售这些牛奶的市场”。但是另一方面,市场上鲜牛奶的价格从一九六七年以来却上涨了百分之八十四点六,很多穷人由于牛奶价格上涨而买不起牛奶。有些人曾通过所谓慈善组织,恳求垄断资本家把这些牛奶用来救济挨俄的人,特别是救济刚出生的婴儿。可是垄断资本家滴水不漏,这些人只能望奶兴叹。这件事说明,资本主义的生产过剩,并不是什么商品真的多得吃不了,穿不了,用不了,绝对过剩了,而只是一种相对过剩。这些过剩商品相对于广大劳动人民的购买力来说,才显得是“过剩”了。
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是资本家穷凶极恶地剥削工人的关系。工人群众的购买力是很低的。经济危机一旦爆发,企业大量倒闭,工人大批失业,购买力就更低了。所以在危机期间,必然要出现各种荒唐现象:一方面是资本家把大量的食物销毁,另一方面却是广大劳动人民在挨饿。一方面资本家把大量布匹烧掉,另一方面却是广大劳动人民在受冻。在这次危机期间,美国资本家把牛奶倒入臭水沟,而栖身于贫民窟里的人,却挣扎在饥饿线上。英国伦敦有十万套新建住房租不出去,而另一面却有成千成万工人露宿街头。这种情况,在资本主义世界到处都可以看见。这最有力不过地证明了马克思早在百年前的论述:“不是所生产的生活资料,与现有的人口相比而言太多了。正好相反。为了要使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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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众有适当的、适合于人的享受,它还是生产得太少。”(《资本论》)
甲:资本主义国家的生产过剩既然不是绝对过剩,而是相对过剩,生活资料不是生产得太多,而是生产得太少,那末,资本家为什么宁愿把牛奶倒掉,把粮食烧掉,将房屋空关在那里呢?便宜一点卖出去,租出去,总比倒掉、烧掉、空关着要好啊!
乙:是的,这些问题在我们看来是多么荒唐!好象不可理解。但是,只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武器来分析,就能理解资本主义制度下出现的这种荒唐现象。马克思说过:“生产剩余价值或赚钱,是这个生产方式的绝对规律。”(《资本论》)资本家的生产目的是为了赚钱。特别是当资本主义进入到垄断阶段以后,垄断资本家赚钱的胃口更大了,他们追求的是最大限度的高额垄断利润。资本家对于过剩商品是卖掉还是毁掉,要以能不能保证他实现高额垄断利润为标准。假定,他有一百万双袜子,每双原售价一元。在市场上只能卖掉七十万双,收入七十万元。如果减价为每双九角,就能全部销售出去,共收入九十万元,比原来还可多收入二十万元。在这种情况下,资本家就会玩弄“不顾血本大拍卖”的噱头,把全部袜子卖出去,决不会烧掉一双袜子。但是,有的商品却不是这样,虽然减价,也不能增加多少销路。仍用上面的例子来说明,如果每双一元减为按九角出售,销售量由
七十万双增加到七十五万双,销路比过去扩大了,但增加不多,这时收入只有六十七万五千元,反而比原来收入七十万元减少了。在这种情况下,资本家从赚钱的观点出发,就会情愿维持原价,让卖不掉的袜子付之一炬。可能有人要说:卖不掉的那部分袜子堆放在仓库里好了,也不必烧掉嘛!问题是:有些商品容易变质腐烂,不能较长久地保存起来。有些商品虽然没有变质腐烂的问题,但长久堆放在仓库里,要付出一笔栈租,多存放一天就多增加一分栈租,资本家权衡得失,就认为还是加以烧掉或倒掉对他较为有利。所以在危机期间,资本家大量销毁商品,这是资产阶级唯利是图的阶级本性所决定的。正如斯大林所指出:“如果资本主义能够把生产不用于获取最大限度的利润,而用于不断改善人民群众的物质生活状况,如果它能够把利润不用于满足寄生阶级的奢望,不用于改进剥削方法,不用于输出资本,而用于不断提高工农的物质生活,那就不会有危机了。但这样资本主义也就不成其为资本主义了。”(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向第十六次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甲:你所说的生产过剩,只说是生活资料的过剩,那末,最近日本钢材库存达六、七百万吨,创了“历史高纪录”,这种生产资料过剩的现象又是怎么回事呢?
乙:这个问题提得好。资本主义国家的生产过剩,除了上面谈的生活资料以外,还有生产资料的过剩。生产资料怎么会过剩呢?这同生活资料的过剩是密切相关的。如果汽车、自行车卖不掉,资本家就没有钱去买钢材。即使有钱,也不会去做这种蚀本生意,更不可能再去开办一引汽车厂或自行车厂。既然许多工厂倒闭,不倒闭的工厂也严重开工不足,那末,还有哪一个资本家愿意添置新的生产资料,扩大生产呢?这样一来,就不可避免地要造成生产资料的过剩。这种生产资料的过剩属于什么性质的呢?仍然是一种相对的过剩。不过,这不是因为资本家缺少购买力,而是因为如果购买生产资料用来投入生产或扩大生产,对他无利可图,或若可能获得的利润太少,不值得他去经营这种生产。在这种情况下,它们不仅不再添置生产资料,有时甚至为了保证高额利润,还会紧缩生产,毁掉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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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生产资料。在三十年代爆发的经济危机时期,许多资本主义国家就曾经大量地毁掉炼铁的高炉,美国毁掉九十二座,英国毁掉二十八座,法国毁掉十座。但与此同时,却有三千万到四千万的工人失业。如果生产的目的不是为了剩余价值,而是为了保证全体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那末,就不会有生产资料的过剩。这就是说,在资本主义国家,生产资料经常出现过剩的现象,似乎是生产资料太多了,但是如果以充分发展生产、满足需要来说,都不是太多了,而是会感到不足。
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这种表现,集中说明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相对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所能容纳的限量来说,是“过剩了”。在经济危机期间,资产阶级不得不用破环性的暴力,不仅毁灭过剩商品,而且直接毁灭生产力,用强制的手段来求得暂时度过危机。斯大林曾经说过:“如果一种经济制度竟不知道怎样来处置自己生产出来的‘多余’产品,而在群众普遍遭到贫困、失业、饥饿和破产的时候却不得不把它们焚毁掉,那未这种经济制度本身就给自己宣判了死刑。”(《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向第十六次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现在,美国、英国、日本等国的大资本家,为了摆脱经济危机,又在采取倒掉牛奶、烧毁布匹的办法了,这就是给资本主义制度宣判死刑。资本主义制度死亡的丧钟已经敲得一阵比一阵紧了。
甲:在《共产党宣言》中,有这样一段话:“在危机期间,发生一种在过去一切时代看来都好象是荒唐现象的社会瘟疫,即生产过剩的瘟疫。”这是不是说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只是资本主义社会所特有的现象?
乙:是的,只有资本主义社会才可能发生这种生产过剩危机的荒唐现象。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这段话,不仅无情地揭露了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对社会带来的无穷祸害,而且也向我们说明了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是过去一切社会中所没有的,是资本主义社会所特有的现象。
马克思在分析商品流通的时候,谈到由于货币的出现,使买和卖脱离,存在着发生危机的可能性,但这也只是一种可能性而已。因为在奴隶社会中,商品生产是不很发达的。到了封建社会,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有了相当的发展,但仍然是小商品生产。小商品生产者进行生产的目的,主要的是为了满足自已的需要,他们出卖商品是为了买进自己所需要的商品,也就是为买而卖。同时,在简单商品生产的条件下,生产力的水平很低,生产的规模不大,产品也并不多。小商品生产者即使有时不能把商品卖出去,甚至于因此发生破产的现象,但这毕竟是局部比例失调引起的,不能形成整个社会的生产过剩危机。
在资本主义社会以前,社会经济生活的震动虽然也常会发生,然而这种震动,往往是由于某些非常的天灾人祸,使生产受到破坏,引起生产不足所造成的。例如在封建社会,由于各种严重的自然灾害,由于地主阶级对农民的残酷剥削和压迫,或者由于长年的战争,也会使一个国家的经济生活陷于严重的瘫疾和混乱,赤地千里,一片荒芜,劳动人民饥寒交迫,离乡背井,妻离子散,家破人亡。但这同资本主义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
也许有人会说,既然资本主义以前的社会里,没有生产过剩的危机,那末怎样理解“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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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这两句诗呢?其实,这种情况只是证明富人的消费过度和疯狂的浪费。“朱门酒肉臭”,这决不是生产过剩,这只是因为一小撮剥削阶级把当时极有限的社会产品,极大部分攫取到自己手中,才有无耻挥霍的可能。
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社会特有的一种危机。在受到帝国主义奴役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主要的是封建经济或半封建经济,资本主义经济虽然有所发展,但是由于外国帝国主义和本国封建买办势力的压迫,民族资本主义工业的发展受到严重阻碍,生产力的发展十分缓慢,所以一般说不会由于这些国家本身的原因引起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那末,我们应该怎样看待旧中国经常出现的企业倒闭、工人失业、商品积压等现象呢?这种现象在旧中国的确是经常出现的。我们许多老工人在旧社会里都曾经饱受过失业的痛苦。但是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出现的这种现象,是在帝国主义的统治和影响下,由于帝国主义国家倾销商品,输出资本,转嫁危机所造成的。
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社会特有的一种社会瘟疫。它的根源在于万恶的资本主义制度。
二、资本主义制度是经济危机的根源
甲:你刚才说,经济危机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制度。可是,一个时期以来,美苏两霸却在那里大叫大嚷,说这次经济危机是阿拉伯国家石油提价造成的。对于这种说法,有人认为这是个骗局;也有人说,石油提价引起危机的说法有一定的理由。究竟哪一种看法对呢?
乙:美苏两霸把当前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危机的根源,说成是由于阿拉伯国家的石油提价,这是一种似是而非的说法,目的是为转嫁危机制造奥论。
我们先从历史上来看。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历史,如果从英国第一次爆发全面的生产过剩危机的一八二五年算起,至今已有整整一个半世纪了。在这一个半世纪里,各资本主义国家已爆发过许多次经济危机。我们且不说第一次、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各资本主义国家爆发的经济危机。单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美国和英国就已爆发过六次经济危机,日本已爆发过七次经济危机。大家都知道,阿拉伯国家是高石油价格,只是
一九七三年十月第四次中东战争爆发以后才发生的事情。在石油提价以前,资本主义社会早就一而再、再而三地爆发过经济危机了。把石油提价说成是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产生的原因,这就是想用近年来才出现的事情,解释一百多年来一再重复出现的现象,这怎么骗得了人呢?
我们再看现实。如果这次经济危机是由石油提价造成的,那末,生产过剩和生产下降,就应当首先在那些同石油关系密切的生产部门发生。但是,事情却正好相反。拿美国的情况来看。美国在这次危机中生产下降最剧烈的部门是建筑业。一九七四年九月同一
九七.三年一月相比,生产下降了百分之五十六,而建筑业恰恰是同石油关系不大的生产部门。而且美国建筑业生产的下降,早在一九七三年八月,即阿拉伯石油提价的前两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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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开始了。怎么能把它挂到石油提价的头上去呢?就资本主义经济的全局来看,石油提价虽然会使各生产部门不同程度地增加生产成本,从而不同程度地影响各种产品的价格,但总的说来,石油费用在整个工业的成本中只占百分之一多一点,把导致这场全面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的原因,归罪于石油提价,岂不是很荒唐的吗!
甲:听下来你是不同意后一种意见的。那末请问,邓小平同志在一九七四年联大特别会议的发言中,说石油提价这件事“做得好,做得对”,这应该怎么理解呢?
乙:我认为当前这场危机的原因不是石油提价。但是阿拉伯国家掀起的石油提价、石油减产、石油禁运、石油国有化等为内容的石油斗争,这确实是对帝国主义经济的一个严重打击,是做得好,做得对。帝国主义是依靠掠夺亚、非、拉的廉价原料过活的。今天,亚、非、拉广大第三世界国家已经觉醒并且团结起来,他们为了维护国家主权,把民族资源掌握在自己手里,是完全正义的,也是帝国主义逼出来的。说起来真令人气愤:长期以来,帝国主义国家廉价掠夺阿拉伯国家的石油。从一九一三年以来的六十年间,帝国主义国家的工业产品价格上涨了很多倍,而中东的石油价格却始终被压制在每桶两美元左右,基本上没有什么变动。廉价的石油给帝国主义国家的垄断资本带来了成百成千亿美元的巨额利润,而给阿拉伯国家和人民留下的却是无穷的灾难。一九七三年十月开始的石油斗争,给以色列犹太复国主义及其支持者一帝国主义霸权主义者以严厉的惩罚,这难道是不应该吗?石油提价在一定程度上使许多帝国主义国家在国际收支方面出现了巨额的逆差,这只能说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脆弱:当它不能象以前那样为所欲为地对亚、非、拉国家进行掠夺和剥削的时候,日子就很不好过了。石油提价是阿拉伯国家在反帝、反殖、反霸斗争中的一个创举,它大长了第三世界国家和人民的志气,大灭了帝国主义的威风。真是好得很!
但是,石油提价并不是当前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的根源。帝国主义者和现代修正主义者把石油提价说成是当前经济危机的根源,这是一个阴谋。他们妄图把广大人民对万恶的资本主义制度的愤怒转移到阿拉伯国家头上去,好象资本主义制度并不会产生经济危机,今天所以发生危机完全是阿拉伯国家和人民的责任。这种“指鹿为马”的手法,是
十分恶劣的,也是绝对办不到的。
甲:石油斗争好得很,这一点比较清楚了,但是对于资本主义制度为什么必然产生经济危机,以及怎样产生经济危机,还不大清楚。你最好讲一讲。
乙: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归根到底,是由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即社会化生产和资本主义私有制之间的矛盾产生的。
社会化生产,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发展起来的。在封建社会里,不管是工业还是农业,都是个体生产,一家一户就是一个生产单位,生产过程基本上是一系列个人的活动,社会化生产和个体生产有很大的区别。首先,生产资料已经不能由单个人使用了。在封建社会手工业者的小作坊里,手摇纺车、脚踏织布机等简陋的工具,只需一个人就能使用,而在资本主义的社会化大生产中,各种各样的清花机、细纱机、织布机、以及带动这些机器的大小马达,组成一个庞大的机器体系,必须成百、成千甚至上万人在一起劳动,才能把它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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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起来。第二,生产过程的社会联系更加紧密了。在资本主义的社会化大生产中,不仅一个工厂内部有极其细致的分工,而且整个社会各个生产部门都相互密切联系,生产不再是个人的行为,而是整个社会的劳动者互相分工协作的社会行动。比如:纺织厂内部分为清花、钢丝、并条、粗纺、细纺、织布、打包、机修等各个车间,各个车间的工人分工协作,共同劳动,才能生产出棉布来。同时,纺织厂需要农村供应棉花,需要发电厂供应动力,需要纺织机械厂供应纺织机械和器材。而发电厂、纺织机械厂的生产又同采煤、炼钢等等生产部门紧密关联。实际上,在社会化的大生产中,整个社会的生产已联成为一个整体,其中任何一环脱节都会给其他部门带来相当大的影响。第三,生产出来的产品也是一系列工厂企业、车间、工序共同劳动的成果,不再是单个人的劳动成果了。正如恩格斯所说的,“现在工厂所出产的纱、布、金属制品,都是许多工人的共同产品,都必须顺次经过他们的手,然后才变为成品。他们当中没有一个人能够说:‘这是我做的,这是我的产品'。”(《反杜林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生产是社会化的,但是生产资料和生产成果,却不属于社会公有,而属于资本家私有。这种资本主义私有制同社会化生产是有矛盾的。社会化生产表明了资本主义条件下社会生产力的特点,资本家私有制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基础,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最基本的东西。所以,社会化生产和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矛盾,就成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矛盾的集中表现,是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正是由这一基本矛盾引起的。
甲:那末,社会化生产和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矛盾表现在哪里呢?它又是怎样导致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的呢?请你具体谈一谈。
乙:社会化大生产在资本主义工业由工场手工业进入大机器生产以后,得到了充分的发展,它使生产具有迅速扩大的可能性。在个体生产的条件下,即使原料来源和市场条件都具备,但由于生产依靠手工劳动零打碎敲地进行,生产不可能迅速扩大。在社会化大生产的条件下,由于分工细密,运用机器操作,只要原料有保障,市场有需要,生产就可以迅速扩大。在资本主义上升时期的英国,钢产量一八六八年为十万吨,一八七八年猛增到
一百万吨,一八八八年又激增到三百三十五万吨。恩格斯在阐述资本主义大工业的巨大扩张力时,曾形象地指出,“气体的膨张力和它相比简直是儿戏”(《反杜林论)。
资本主义私有制使生产服从于资本家追逐最大利润的贪欲。资本家为了取得更多的利润,尽可能地拚命去扩大生产,只要东西卖得出去,就千方百计去增加生产,多赚钞票。同时,资本家为了追逐最大限度的利润,又拚命剥削工人,他们千方百计去延长劳动时间,增加劳动强度和压低工人的工资。所以,资本家对最大利润的追逐,必然一方面促使生产的东西一天一天多起来,另一方面又使工人没有钱去买这些东西,购买力被压缩在很低的水平上。这样,社会化生产和资本主义私有制这一对矛盾,就要表现为生产巨大增长的趋势和劳动人民购买力相对缩小的矛盾,使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成为不可避免。马克思说:“一切现实的危机的最后原因,总是人民大众的贫困和他们的受着限制的消费,但与此相反,资本主义生产的冲动,却是不顾一切地发展生产力,好象只有社会的绝对的消费能力才是生产力的限制。”(《资本论)以美国为例,美国前一次危机发生在一九六九年到一九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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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七二年起,固定资本投资大量增加,一九七二年较一九七一年增加七十二亿美元,一
九七三年又较一九七二年增加一百十三亿美元,是战后固定资本增长幅度最大的一年。固定资本的猛增表明生产能力在迅速膨胀。但是自从一九七三年以来的二十个月中,美国工人的实际工资却下降了百分之六点五。你想想看,劳动群众占资本主义社会人口的绝大多数,资本家一方面扩大生产,一方面又使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劳动群众处于贫困的境地。这样,大量生产出来的商品怎么会不出现相对的过剩呢?
甲:资本家的目的是追逐利润。但是,当生产出现过剩、追求不到必要的利润的时候,他只要压缩生产,就可以使生产不致过剩呀!
乙:是的,资本家在一定的条件下也只能这么干。可是,这里有一个问题,就是在社会化生产和资本主义占有之间的矛盾,要表现为个别工厂中的生产的组织性和整个社会的生产的无政府状态之间的矛盾。
资本主义的社会化生产,一方面,就个别企业来看,管理生产这一套是很严密的。这是因为,在资本主义私有制条件下,每一个工厂都是资本家或资本家集团的私有财产,资本家是企业的主人,工人尽管成千上万,但他们都是资本家的雇佣奴隶,受到资本家及其代理人的支配,谁挡车,谁修车,谁烧锅炉,各人做各人的生活,因而企业内部的生产是有组织的。另一方面,就整个社会来看,由于成千成万的工厂分别属于不同的资本家或资本家集团所有,大小资本家“各人头上一爿天”,所以整个社会生产不可能是有组织、有计划的,而是无政府状态的。
资本主义的整个社会生产虽然是无政府状态的,但是,各个企业、各个生产部门又是相互依赖、紧密联系的。那末,各个企业之间是怎样建立它们之间的联系的呢?它们是通过市场买卖建立它们之间的联系的。资本家组织生产的时候,带有很大的盲目性,他无法事先确切知道社会对他的产品究竟有多大的需要;而且由于相互“保密”,他也难以掌握同行业中的其他资本家生产了多少同类产品。资本家生产什么,生产多少,完全是以市场上价格的涨落为转移的。价格上涨,利润大,资本家就扩大生产,价格下落,利润小,资本家就缩减生产。因此,从整个社会来看,资本家的生产就象“盲人骑瞎马”一样,不可能事先估计到他的产品能不能卖得出去。对于唯利是图的资本家来说,只有价格的涨落、利润的增减,才是支配他的活动的指挥棒。
当着市场价格看涨的时候,产业资本家拚命扩大生产,商业资本家拚命进货,银行资本家就给产业资本家和商业资本家发放大量贷款,促进了工商企业的扩张活动,市场上呈现出一派表面繁荣的景象。其实,这时生产过剩的因素已在逐渐积累起来了,只是在竞争和生产无政府状态中暂时被商业、信贷、投机活动所造成的虚假购买力掩盖着罢了。竞争和生产无政府状态越发展,整个社会生产就越是盲目地发展。虚假的社会购买力终究掩盖不住真实的相对萎缩的劳动人民的购买力。当仓库里商品堆积如山,再也找不到畅通的市场渠道的时候,矛盾就表面化了。这时,商业资本家和银行资本家就来个紧急刹车。商业资本家不仅不再大量进货,反而要把他们过去囤积起来的存货大量抛售出来。银行资本家不仅不肯再大量发放贷款,而且要向产业资本家和商业资本家讨回从前的贷款,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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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产业资本家和商业资本家或者紧缩他们的生产和经营活动,或者宣告倒闭。于是,生产猛烈下降,失业急刷增加,市场销路呆滞,股票价格惨跌,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便象急风暴雨般地袭击过来了。这就是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根本原因。可是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家,由于阶级本能所决定,他们无法认识也不愿意正视资本主义制度的基本矛盾,而是挖空心思地制造一些“理论”,欺世惑众。把当前经济危机的原因说成是由于石油提价,这就是其中的一种。
甲:你这么一说,我明白了。我们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研究经济危机,就是要批判资产阶级、批判修正主义。你能不能告诉我,我们应该对哪些资产阶级、修正主义关于经济危机的谬论着重进行批判?
乙:资产阶级、修正主义为资本主义经济危机辩护的谬论很多,有十分荒诞的,也有似是而非的。我们应该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加以识别,深入批判。
过去,资产阶级曾经炮制过一种所谓“太阳黑斑”说,认为经济危机是由太附上出现大量黑斑造成的。太阳黑斑十年左右大量出现一次,所以经济危机也十年左右出现一次。太阳上的黑斑大量出现,怎么会造成人世间的经济危机呢?据说,太阳一出现黑斑,地球上农业就要减产;农业减产,就会影响工业减产,造成经济危机。这种把天体的某种自然现象同地球上的社会现象拉扯在一起的“理论”,完全是董仲舒的“天人感应说”的翻版。资产阶级居然炮制出这种荒诞“理论”,说明这个阶级确实已经“日薄西山,气息奄奄”的了。在资产阶级关于经济危机的理论中,还有一种曾经相当流行的“消费不足论”。这是种似是而非的理论。所谓“消费不足论”,就是用消费品需求的不足来解释生产过剩危机的根源。生产过剩不是由于很多商品没有人买吗?商品没有人买,不是由于群众购买力低吗?这样看来,“消费不足论”不是很有道理吗?其实,在资本主义社会固然存在着消费不足的事实,但是,为什么会出现消费不足呢?这种论点并没有加以说明。马克思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说“危机是由于缺少有支付能力的消费或缺少有支付能力的消费者引起的,这纯粹是同义反复”(《资本论>)。用缺少有支付能力的消费来解释资本主义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就好比用“胃里缺少食物”来解释资本主义社会广大工人群众肚子饿一样,丝毫也没有帮助我们明了经济危机的根源在哪里。消费不足是资本主义社会以前各个阶级社会都存在的现象,但是在资本主义以前却没有出现过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可见,“消费不足论”不能从根本上说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原因。
资产阶级的危机理论尽管有千条万条,但是共同的一条,都是妄图掩盖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把危机说成似乎是由某种同资本主义制度无关的外部因素所造成的。毛主席指出:“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不是在事物的外部而是在事物的内部,在于事物内部的矛盾性”(《矛盾论>)。经济危机的根源只能从资本主义制度中去寻找,从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中去寻找。资本主义制度存在一天,经济危机的根源也就存在一天。要消灭经济危机,就必须消灭资本主义制度。(未完待续)
(这个对话第一节的作者是余惕君、仇肖群,第二节的作者是郑树清、宣玲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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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公社连续九年实现了“一亩一猪”
—上海市嘉定县朱桥公社发展养猪事业的调查
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嘉定县朱桥公社养猪事业正在蓬勃发展。一九六六年实现了“一亩一猪”以后,九年来,生猪饲养量稳步提高,一九七四年达到五万三千头,平均每亩一点五八头,全公社一百五十七个生产队,队队实现了“一亩一猪”。这一年,向国家交售肉猪二万四千头,为农业提供有机质肥料二百十三万担,同时也为集体和社员增加收入
四十四万元。贫下中农高兴地说:“大寨精神放光芒,猪满圈,粮满仓,集体事业越办越兴旺,社会主义道路越走越宽广。”
粮食不充裕能不能多养猪?
在发展养猪中,首先遇到的问题是:粮食不充裕能不能多养猪?有些同志认为:“不能”。为什么呢?猪是吃粮食的,养猪多先得粮食多。他们认为,猪和粮不能同时发展,主张先抓粮食后抓养猪。后来,公社党委在总结工作、讨论进一步发展农业生产计划的时候,一面认真学习毛主席“以粮为纲,全面发展”等有关教导,一面深入基层进行调查研究,才对毛主席关于农业和畜牧业互相依存、互相促进、同时并举的方针有了更加深刻的理解。
这个公社的灯塔大队第八生产队,有四十四亩早稻田,因为离村子远,挑担送肥不方便,长期来基肥、追肥都靠化肥,成了“吃素田”,因而土质板结,早稻亩产较低。有一年,这个队的贫下中农在一片三十二亩的田块上每亩施猪塮三十五担作基肥,追肥施化肥三十斤,当年早稻亩产迅即提高到八百五十三斤。而毗邻的田块,继续靠化肥,每亩施六十斤,结果亩产仍旧停留在五百五十二斤。第二年,这个生产队狠抓养猪、积肥,在全队七十五亩早稻田里普遍施上猪塮三十五担,结果,当年实现了一季早稻超千斤。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有了灯塔八队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进一步调动了贫下中农和干部养猪、积肥的积极性,全公社养猪事业得到有力推动。许多同志在生产实践中深刻地体会到:“猪是农家宝,种田不能少,猪多肥料多,粮食产量高。”
根据这个公社的计算:一头毛重一百四十斤的肉猪,实际耗费的饲料粮,包括公猪、母猪和苗猪的饲料在内,共二百三十斤。一头肉猪(包括公猪、母猪和苗猪)可积六千斤粪肥,含氮量相当于一百二十斤化肥。按正常情况,每斤化肥一般可增产粮食三斤,合计三百六
十斤。这就是说,一头猪的粪肥所能增产的粮食,比给它吃掉的还多一百三十斤。何况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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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的饲料粮多半是清糠、麸皮,增产的都是原粮。而施猪塮,又可以降低农本,改良土壤,这更是化肥所不及的。朱桥公社粮食连年丰收,猪多肥多是个重要因素。一九六四年实现了“一人一猪”,同年粮食亩产达到一千一百九十二斤;一九六六年实现了“一亩一猪”,同年粮食亩产达到一千三百四十七斤;一九七四年养猪进一步达到一亩田一头半猪,粮食亩产又上升到一千六百六十斤。农业和畜牧业同时并举的方针,深刻地反映了这种“猪多肥多,肥多粮多,粮多猪多”的辩证关系。贫下中农说得好:“不能光看猪多吃掉粮食多,更要看到猪多肥多、增产粮食多。”
能不能少用精料多养猪?
要多养猪,就要增加饲料粮,这对一些余粮还不很多的生产队来说,固然是一个矛盾,即便是余粮较多的地方,从全局利益出发,也不能用很多的粮食去喂猪。怎样解决这个问题呢?朱桥公社的做法是,在制订生产计划的时候,把发展养猪列为主要指标之一。在粮食安排上,做到国家征购粮、社员口粮、种子粮、储备粮和饲料粮统筹兼顾;同时,千方百计大搞青粗饲料,做到少用粮,多养猪,在国家规定的饲料粮供应水平条件下,尽可能多地用青饲料代。这个“代”解决得好不好,对发展养猪事业关系极大。
但是,有人不相信青饲料能够代精料。他们说:“只见羊吃青,哪有猪吃草?”“吃草不长膘。”要用青饲料喂猪,是要经过反复的斗争和实践的。朱桥公社养猪,开始是实行“以料定猪”,供应多少饲料,就养多少猪。结果生猪下降了三千多头。后来又改为“以猪定料”,养多少猪,就喂多少料,结果生猪饲养量是增加了,但饲料粮大大超过了计划。后来,许多生产队试验用青料喂猪。潘戴大队第七生产队选择养了七个月还不到一百斤的猪,搭配大量青料喂养,加上精心管理,试验推广中曲发酵等先进经验,提高生猪对饲料的吸收能力,两个月后,三头猪分别达到一百七十七斤、一百八十四斤和一百九十一斤。谁说“吃草不长膘”?有些原来认为青料不能喂猪的人,在事实面前,也开始信服了。
猪吃草,能长膘,从此饲料有了新来源。但是,养猪事业迅速发展了,青料的需要大大增加,大量的青料又从哪里来呢?“猪吃百样草,全靠人去找”。广大群众找了许多窍门,不断扩大青饲料的来源。他们先是岸上割青草、河里捞水草,又利用沟边、田岸等零星土地种植杂粮、大头菜、南瓜和黄瓜等攀藤作物;又利用大田插种青料,利用水面种植水生作物,使百分之六十的水面(约一千二百多亩)都得到了利用,做到“小岸小河条条绿,大岸大河两边青”。为了保证种好青料,做到一年四季不断青,全公社各生产队还设有负责这项工作的种青员三百多人。这些种青员,不仅在春、夏、秋季安排落实好青料种植计划,而且创造了青料贮藏越冬的经验,做到一年四季天天都有青饲料。此外,他们还把麦壳、菜籽壳、麦芒等收集起来加工成粗饲料,把社、队企业的有机质下脚作水渣饲料。一九六六年以前,这个公社的集体养猪场,每头猪每天要吃精饲料一斤,现在降为七两,每头猪平均饲料粮从一百三十斤降至一百零五斤半。全公社生猪饲养总量增加百分之十九,而饲料粮总量减少了百分之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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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不要积极发展集体养猪?
发展养猪事业,要不要集体公养和社员私养同时并举?要不要积极发展集体养猪?在这个问题上,经历了反复的激烈的斗争。
在一九五八年的大跃进中,正当这个公社的养猪事业得到蓬勃发展的时候,刘少奇一伙从“左”的方面进行干扰和破坏,鼓吹什么要“割资本主义尾巴”,要把社员私养的猪通通收归集体,大办什么“千头猪场”、“万头猪场”,严重地挫伤了广大贫下中农的积极性。后来,广大干部和贫下中农遵照毛主席“除了合作社公养以外,每个农家都要劝他们养一口至几口猪”的指示,在积极发展集体养猪的同时,增加社员养猪。为了鼓励和支持社员多养猪,市、县有关部门和公社规定了一些措施和奖励办法。例如:社员需要苗猪由生产队供给,暂时付不出钱的,等猪养大了出售后再归还。社员缺饲料,除生产队分配一部分(包括饲料粮和青饲料)以外,肉猪出售时奖励适当的饲料粮,超重部分再奖。对社员家肥,采取合理的交售办法。通过这些措施,目前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农户都养了猪,每户圈存量平均一点八头,占全公社生猪圈存量的百分之三十。社员私养的猪多了,每年为生产队提供了将近一百万担的有机质肥料,又增加了市场的猪肉供应,社员家庭每养一头猪还可增加副业收入二十元左右。这样,对国家、集体和个人都有好处。但是,社员单家独户养猪,毕竟要受猪舍、饲料、劳动力等的限制,要实现“一亩-一猪”,不积极发展集体养猪是不行的。在三年自然灾害期间,在刘少奇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的影响下,有人又借口集体养猪亏本,大砍养猪场。在这股“单于风”的影响下,一九六一、一九六二两年,这个公社集体饲养场的生猪圈存量比一九六○年减少了一半。后来,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广大贫下中农和干部狠批了这股修正主义妖风,才把集体饲养场恢复和发展起来,特别是经过文化大革命,集体养猪得到迅速发展。目前,公社有种畜场,大队、生产队有饲养场。同一九
六五年相比,一九七四年公养猪的圈存头数增加了百分之五十一,占公养、私养猪圈存总头数的百分之七十二。
集体养猪,公社种畜场和大队饲养场以养种猪为主,兼养肉猪。生产队饲养场兼养肉猪和母猪。公猪、母猪均由集体饲养。目前全公社已有母猪二千八百头(包括生产母猪和后备母猪),平均每十五亩地有一头生产母猪,做到苗猪本社、本队自给。
集体养猪的好处,是使养猪在国家计划的轨道上合理发展。过去,母猪、公猪由社员私养,往往受供求规律的影响,国家计划难以控制。现在,母猪、公猪掌握在集体手里,可以根据集体养猪和社员私养的需要,有计划地繁育母猪、公猪和苗猪。集体养猪还可以在统一规划下,充分利用土地和水面种植青饲料,依靠集体力量解决棚舍,推选有政治觉悟和有经验的饲养员专职养猪,提高饲养技术。所有这些,都是社员私养所办不到的。发展集体养猪,还可以运用集体经济的力量,在推广青粗饲料,传授饲养经验,以及防治猪病方面,给社员养猪以有力的支持。事实证明,充分发挥集体经济的优越性,大力发展集体养猪,是执行什么路线、走什么道路和能不能多快好省地发展养猪的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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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养猪场在初办的时候出现亏损。对于亏损要作具体分析。养猪首先是为了肥田增产粮食。“养猪不赚钱,回头看看田。”养猪使粮食增产,这个账在账面上是看不出来的。当然,为了多快好省地发展养猪事业,也应当重视经济核算,加强管理,逐步做到转亏为盈。朱桥公社许多生产队的经验证明,只要认真加强领导,建设一支红、勤、巧、俭的饲养员队伍,集体饲养场可以做到既肥田又赚钱。现在,全公社集体饲养场,有盈余的占百分之七十五,少数尚有亏损的单位,亏损额也在逐渐减少。
猪养多了以后的新课题
随着养猪事业的迅速发展,有些人以为“养猪无技巧,一天三顿料”,开始自满起来了。是不是只要有棚有料就会“猪满圈,肥满田,粮满仓”了呢?不一定。猪多了,带来了许多新的问题。比如:成千上万头生猪都是活口,怎样防治猪病,需要采取有效的措施。猪不仅要养得多,而且要养得大,长得快,这就对培育优良种猪和加强饲养管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必须不断开展群众性的科学实验活动,采用先进的养猪技术。
防治猪病是发展集体养猪迫切需要獬决的问题。过去,由于猪多兽医少,猪病时有发生。后来,经过不断培训兽医,现在全公社已有了一支人数为五十名的兽医队伍,建立了群众性的防疫网。公社有兽医站,大队有“赤脚兽医”,许多生产队还有防疫员。他们一般都能防治常见疫病,有些还会阉割猪仔。饲养员一般也懂得防疫基本知识。他们根据“防重于治,防治结合”的方针,向社员广泛宣传防疫知识,每年春、秋普遍为生猪打防疫针,使猪的传染病得到有效控制。同时,还推广了土方草药和针灸防治猪病,以降低养猪成本。培育优良种猪对多养猪、养好猪的关系极大。过去,有些人总认为“洋的比土的好,白的比黑的好”。其实,洋种猪和土种猪都各有长处和短处。如有些洋种猪,体形大,长肉率高,是它的优点;但吃得娇,性子暴,产仔少,适应性差,又是它的缺点。而这个公社的“梅山”土种猪,虽有体形小、长肉率低、抗病力弱的缺点,但却有吃口粗、母性好、产仔多的优点。笼统地一概肯定或者一概否定,都是不对的。公社饲养场将本地“梅山”土种母猪同洋种猪杂交,所产“黑落白”仔猪,兼备土、洋两者的长处。他们还对种猪不断提纯、复壮,平均每五年更新一次,为发展养猪创造了良好条件。
喂猪的“一天三顿料”,也并非“无技巧”,特别是青饲料比重增加后,用精料喂养的老办法不管用了。现在,许多饲养场总结推广了仔猪产后“七天引食、十天吃食、二十天旺食”和养好母猪、带好小猪、促进肉猪等一整套喂养方法,取得了省时、省料、长肉快的效果。朱桥公社养猪事业的发展还是不平衡的,生产队之间,先进和落后的差距还比较大:同时,上市肉猪的平均头重还不够高。广大干部和贫下中农决心深入开展批林批孔,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在继续巩固“一亩一猪”的基础上,努力多养猪,养好猪,养大猪,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做出更大的贡献。
中共上海市嘉定县委员会调查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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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是怎样调动群众积极性的
奋战四季度夺回十四万车小时的体会
中共上海铁路分局南翔编组站委员会
我们站的任务,是将进出上海地区的货物列车,按照不同的去向,进行解体,重新编成各次出发列车。为了加速车辆周转,上级要求我们尽量压缩车辆留站时间。可是,去年一至九月,我们为了保铁路运输全局,损失了十四万车小时,也就是说,车辆在我们站停留的时间超过了规定指标总共达十四万小时。在讨论第四季度计划的时候,广大工人群众为了适应工农业生产发展的需要,提出要在完成第四季度任务的同时,把这损失的十四万
车小时夺回来。
问题一提出,就引起了一场争论。一种意见认为,只要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一定能夺回十四万。另一种意见认为,完成第四季度的任务困难已经不少,再要夺回十四万没有客观基础。正在这时候,群众给我们送来了大字报,促我们说:“你们在上面争十四万,不如下来同我们一起夺十四万!”我们走到群众中去,有个班的工人立即向我们建议:只要动员关键工种早接班,司机早动车,把每天交班下来的二十多节去何家湾方向的车子及早编组开出,一趟车就可夺回五、六十车小时。这对我们启发很大,使我们从这一趟车看到了其他车可挖掘的潜力,从这一班工人的积极性看到了整个站工人群众的积极性。群众干社会主义的热情这么高涨,这对我们是一个极大的教育。
毛主席说:“群众中蕴藏了一种极大的社会主义的积极性。”但为什么有的同志看得见,有的同志看不见呢?根本原因在于路线对头不对头,作风深入不深入。过去,有的同志虽然也下去了,但往往人下去了,心还留在上面,没有真正投入到群众的斗争中去,同群众缺乏共同的语言和思想感情,这样必然同群众想不到一处去,看不到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因此,对夺回十四万就没有信心。
夺十四万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只有干部坚持到群众中去,不断用党的基本路线教育群众,热情地支持群众的创造,才能充分调动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战斗开始的头儿天,车辆中转时间不断压缩,但没过几天又上升了。党委对这个问题进行了分析。原来有些干部下去,一心想“狠抓十四万”,却放松了抓批林批孔这件大事。为此,我们组织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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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学习党的基本路线,批判刘少奇、林彪宣扬的唯生产力论,使大家看到了不抓学习和批判,埋头生产的危险性,提高了继续抓紧批林批孔的自觉性。上行场有个班组,长期以来存在着一些不团结现象,工作时“一只螺蛳一只壳,各人工作各管各”,影响了全站任务的完成。党委书记沉到这个班组里去,首先跟班劳动,摸清情况,然后在这个班里办了学习班,同他们一起学习毛主席、党中央关于加强团结的指示,批判林彪破坏团结的罪行,向他们讲路线、讲党性、讲全局、讲团结,使这个班组的工人提高了政治觉悟,很快地消除了同志之间的隔阂,增强了团结。过去五十辆车皮的拉风工作,两个人要二十分钟,现在为了夺十四万,全组出动,紧密配合,只要三、四分钟就完成了。事实教育了我们,干部下去抓好学习和批判,提高群众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觉悟,是调动群众积极性的根本保
证。
夺回十四万车小时的一条重要经验,就是必须深入实际,进行调查研究,才能更好地指挥生产,把群众的积极性组织起来。我们编组站成天要和数千辆车皮打交道,排计划时,如果对这些矛盾不作具体分析,就必然会脱离客观实际,造成计划上的右倾保守,结果不仅对运输生产不能实行正确的指挥,还会挫伤群众的积极性。我们在和群众一起大干中,发现有些本来可以正点开出的列车却不能按时开出,向工人一请教,才知道是因计划不周,造成重复作业。于是,我们就举办了计划人员学习班,和他们一起找薄弱环节,在工作中还同他们一起编制作业计划,从而加强了计划工作。同时,我们制订计划时注意倾听群众的意见,布置计划时既充分估计群众的积极性,又注意留有余地,完成计划时不光是看指标完成的好坏,还要看是否充分地反映了群众的要求和能力。由于做到计划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使过去计划晚点的车,现在能准时开出,过去计划开不出的车,现在有的也能开出。调度计划工作组织得好,指挥得好,群众就觉得有奔头了。
要实现计划,正确组织群众夺回十四万的积极性,就要在尖锐复杂的矛盾出现时,善于集中群众的智慧和力量,来突破生产关键。有一天夜里,抢编的第一趟列车,离开车时间只有半个多小时,但计划命令还要挂上十二节车皮。这一天到站的列车密度超过往常,如果十二节车皮不及时挂上,正点开出,就会造成全站列车循环晚点。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到现场向群众交底。工人们立刻行动起来,决心让列车正点开出。当调车员调动机车去拉十二节车皮时,突然发现在以前编好的这趟列车上挂上了一节车长乘坐的守车。按规定,守车必须放在列车的最后一节。但这时,等机车来拉,时间来不及了,怎么办?工人们说:“没有机车头,我们用手推!”就这样,干部与工人群众一起,把这辆守车推了出来,前后只花了十八分钟,保证了列车的正点开出,一个夜班就夺回了九百多个车小时。解体编组作业,往往受气候等自然条件的影响。过去按常规,遇到大雾,就要减慢作业速度,或停止作业。在夺回十四万车小时的时候,有几天连续大雾,三米以外什么都看不见了。但群众在这种情况下,不怕冰封三千丈,不怕迷雾万里长,决心夺下十四万。雾迷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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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就采用广播、哨子、电话加强联系,加强责任感和加强检查,终于照常完成了任务。在夺十四万车小时的战斗中,群众不仅有革命干劲,而且有无限的创造力。就拿编组作业来说,工序复杂,分工细,制度严格,调车的只能调车,扳道岔的只能扳道岔。这样,在作业过程中,常常因为有的工种工作量大而拖延整个编组作业的进行。第四季度中,这种矛盾更突出了。为了克服这种矛盾,下行场扳道组的工人,首先打破工种界限,他们除了做好本职工作外,还根据编组作业进展情况,什么工种急,就抽出力量去支援。他们说,夺回十四万,就得不分你、我、他。我们及时支持了群众的这个创造,并总结他们的经验在全站推广,这样就大大加快了编组作业的速度。工人们在夺十四万的紧张战斗中,为了迅速改变人工控制车辆溜放的落后状况,和兄弟单位一起试验一种自动减速器。为了支持群众的创造精神,一个党委成员始终同工人一起搞试验。试验时要封锁线路,这与夺十四万的战斗发生了矛盾。但由于大家千方百计地挖掘其他线路的潜力,并配合搞试验的同志努力加快试验步骤,一再压短封线的时间,终于保证了编组作业的正常完成。干部和群众
一起克服困难,是对群众首创精神的有力支持,群众搞试验的信心更大了,在短短的时间里,自动减速器终于搞成了,在夺十四万战斗中发挥了作用。我们深切体会到,群众创造新生事物,是对发展生产的一种远见,热情支持新生事物,就是支持和爱护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这也就为发展生产创造了条件。
要调动群众的积极性,还要把指导全局的战略目标告诉群众。我们在深入群众的过程中,发现不少群众由于本位工作的局限性,往往看不到全局性的东西,限制了他们积极性的发挥。因此,我们经常讲形势,讲全局,把计划交给群众,使群众胸有全局,心中有数,做到分工不分家。十二月下旬,上级要求我们站编组一批空专列车直达煤矿运煤。编组空车,车皮回路时间长,占用线路多,作业量大,这就给夺回十四万车小时带来了新的困难。但当这一任务在群众中讨论后,工人们说:“保全局,千斤重担我们挑!”全站各场、各个工种拧成一股绳,终于在十天内正点开出了四十三列空专车。群众的胸中有了全局,眼界扩大了,就能处处把本职工作和革命的全局联系起来,自觉地为建设社会主义流大汗,出大力。就这样,我们终于在第四季度中,把在三个季度中损失的十四万个车小时,在十
二月二十六日之前夺了回来,完成了国家交给我们的年度任务。
十四万车小时的胜利夺回,在不增加车皮的情祝下,等于为国家多开了五千多辆车皮,这是我们充分调动群众社会主义积极性的结果,也是各兄弟单位社会主义大协作的产物。这次战斗使我们深切地感到,干部只有坚持下去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同群众保持最广泛的经常的密切联系,在群众斗争中不断改造自己的世界观,才能使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不断发展、巩固、持久。我们决心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指引下,不断地深入群众,相信和依靠群众,不断地调动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为加快社会主义的建设步伐作出更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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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平论
读《朝霞》一年
任犊
桌上放着十二本《朝霞》月刊一这个新生的文艺刊物已出满一年了。
一般说来,象这样的文艺月刊,是只有时间上的连续性而不大有内容上的连续性的。但也不尽然。任何一个刊物,尽管每期的内容都海阔天空,各色各样,但总有它一以贯之的编辑方针、工作重点。过去有不少资产阶级报刊上登过“来稿照登,无所偏爱”的广告,但它们从来没有、也绝不可能这样做。连续读它几期,“偏爱”即可了然。正因为这样,鲁迅是喜欢对报刊杂志进行“通读”的,有时甚至将几年前的也翻出来再读一遍,从中辨倾向,找规律,看趋势。学鲁迅的办法,在新的一年开始的时侯,我们也将过去一年的《朝霞》粗粗通读了一遍。《朝霞》第一期并没有发表“创刊词”,但却有一篇从侧面起到了“创刊词”作用的文字,那就是《<努力反映文化大革命斗争生活>征文启事》。它清楚地体现了编辑部鲜明的政治观点,为刊物定下了一个歌领、宣传党的基本路线的基调。通观十二期刊物中选发的十余篇征文,以小说为主,也有诗歌、散文和剧本。这些作品在政治上艺术上的成就各有高下,参差不一;但读着它们,总会在心底产生一种特殊的亲切感。它们所反映的是千百万工农兵读者几年前亲身经历过、或者现在还在参加着的伟大斗争。请看“征文选刊”中,有的写了红卫兵战士高举革命战笔奋起战斗的经历,有的写了革命造反派粉碎经济主义妖风、夺一小撮死不悔改的走资派的权的光辉历程,有的写了革命委员会成立的波澜壮阔场面,有的写了工宣风进驻后的日日夜夜,有的写了坚持前进、反对倒退的艰巨斗争…总之,轰鸣在纸页上的,是熟悉而激动人心的革命浪潮,是促使人们投进新的战斗的隆隆战鼓,这怎么能不使我们引起深深的革命共鸣呢?读着这些作品,不禁想起了那种文艺创作与现实斗争应该“保持一定的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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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的说法。这种论调在认识论上是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不错,人们对事物的认识是处在不断深化之中的,但这丝毫不妨碍我们及时地在一定深度上反映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斗争生活。来自三大革命第一线的工农兵作者,在毛主席关于文化大革命的一系列光辉论述的指导下,根据本人和战友们的斗争实践,用艺术形象写下了对这场革命中一次次阶级较量的切身体会和认识,并尽力使这种认识在艺术表现中体现得比较正确和深刻。例如,小说《浦江潮》、《序曲》,叙事诗《列车飞向北京》,都是以一九六六年冬天阶级敌人制造的“三停事件”为斗争对立面的。阴险的敌人一无例外地借口“革命”破坏生产,以达到扼杀革命的目的;但作品的主人公们不仅针锋相对地为革命发车、为革命修船,而且更深刻地认识到革命群众进一步团结的必要,认识到夺一小撮死不悔改的走资派的权已成为自己义不容辞的职责。这种在斗争实践中所获得的一系列认识,以及基于这种认识所采取的革命行动,被以后的战斗历程所证明是非常正确的。这些作品表现了这样的主题思想,无疑也是正确的。它们在今天仍然具有现实的教育意义。这桩事实,说明了只有置身于现实斗争中心,而不是保持距离,才有可能对现实斗争获得正确的认识。
当然,这种认识还有待于扩展和深化。但这又是如何实现的呢?请看“征文选刊”中那些以“二月革命”后几个斗争回合为题材的作品:小说《追图》写了无产阶级革命派不要以为从走资派手里夺来几颗大印就算完事,还必须在上层建筑的各个领域里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包括“把技术部门的领导权真正夺过来”;小说《挂红花那天》写革命委员会成立后,革命战士不能“光放放爆竹,敲敲锣鼓,挂挂红花”,还有更严重的斗争在后头;小说《试航》则写了经过文化大革命以后的今天,依然存在着一场是被人“强按着头走路”,还是昂首阔步前进的斗争。…随着背景时间的步步推移,作品所反映的对文化大革命的认识也在步步深化。而能做到这一点,就决不可能是站在岸边衣履一点不沾湿的观潮派,而只能是积极投身于斗争风浪之中的革命弄潮儿。
“征文选刊”的作品证明,在目前用文艺作品正确地反映文化大革命,不仅是必需的,而且是可以做到的。是的,就每个作品而言,它们只是写了某个领域的一个短时期内的斗争,时间短至一、两天,范围小到仅有儿个人的小单位;但合起来,却可以使我们对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有一个开阔的认识。鲁迅说过:“太伟大的变动,我们会无力表现的,不过这也无领悲观,我们即使不能表现它的全盘,我们可以表现它的一角,巨大的建筑,总是一木一石叠起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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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何妨做这一木一石呢?”要表现文化大革命这样声势浩大的斗争,同样必须如鲁迅指出的从“一木一石”着手,这也就是从特殊反映一般的规律。“征文选刊”的作品已经开始在这样做了,我们盼望看到有更多的工农兵业余作者参加进来,共同为建成“巨大的建筑”而努力战斗。
提倡写文化大革命,扩而大之,也就是提倡写现实斗争的重大题材,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我们欣喜地看到:《朝霞》中除了“征文选刊”外,其他作品的绝大多数也都能做到及时地反映现实政治生活中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一篇揭矛盾的报告》写试制显像管,《典型发言》写风格,《长江后浪推前浪》写知识青年,《心中的炉火》写改制耐火砖,《远航书简》写国产万吨轮远航…这些作品的题材丰富多采,反映的时间、背景各不相同,但每一篇的字里行间,都洋益着文化大革命的战斗气息。这不仅在于它们所反映的内容与这场大革命有关,而且首先在于它们的主人公们无一不是从思想品质到性格特征都与文化大革命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的典型人物。任树英、闻松华、卢玉英、杨海春,他们的身份、形象、脾性千差万别,但却有一个共通的地方:有着相当高的路线斗争觉悟,在与错误路线作斗争的时候,敢于反潮流。《典型发言》中的胡政民被任树英“顶撞”后,曾在心底对这位年轻的女支书发出过这样的感叹:“生活为你安排的道路太顺利了:初中毕业进厂当工人,文化大革命中举着红旗造反,入了党,三十岁当了支部书记,抓起一个厂的工作…一帆风顺啊!”胡政民的认识是错误的,他不懂得这场革命风暴给了任树英们以何等严峻的考验和锤炼,难怪他要在这个“一帆风顺”的年轻人面前掀起一场不大不小的风浪来了。但是当这篇小说接近结尾的时侯,也即任、胡之间的斗争告一段落的时侯,任树英“很随便地拉了老胡一把”,而胡政民则“感到一种无法抗拒的力量推动他随人群冲进风雨”。胡政民在矛盾斗争中感到了任树英的力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成长起来的新的一代的力量。在《朝霞》一年发表的作品中,这种体现文化大革命精神的艺术形象,我们能够举出一长串名字。他们是那么敏锐,以致常常能在微风乍起之时辨别出路线上的是和非;他们又是那么坚定,以致在狂风巨浪面前也能稳如磐石不动摇。这样一批在以往的文艺作品中未曾见过的艺术典型,来自于文化大革命以后的现实生活,同时反过来又在今天现实生活中起着积极的动员与教育作用。
列宁说过:“文学应当成为党的文学”。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精神体现了我们党的基本路线。《朝霞》一年的实践证明:不同题材的作品,凡是用这个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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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去提炼主题的,一经发表,就有力地参加了现实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行列。《朝霞》中的作品,除了小说以外,其他如散文《上海啊,你的未来》,诗歌《千年红》、《广阔的天地》组诗以及配合批林批孔发表的“故事新编”等等,也都能起到这样的作用。所以能够这样,是由于这些作品的作者和他们所塑造的主人公一样,大多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成长起来的一代新人。
于是,我们就联想到了《朝霞》的作者队伍。从某种意义上说,一个刊物的作者队伍甚至比它所发表的作品要显得更重要。
粗粗统计了一下,一年来在《朝霞》(包括“丛刊”)中发表创作的工农兵业余作者有一百多人。这中间,第一次发表作品的占大多数,约八十余人,其中较有成绩的是段瑞夏、史汉富、刘征泰等同志。在《朝霞》创刊前发表过一定数量的作品,而主要是文化革命中成长起来的作者也占有一定的比例,如姚克明、朱敏慎等同志。也有一些在文化革命前写过较多作品并已有一定影响的作者,如胡万春、陆俊超等同志。
在这支目前还不能称之为宏大但却是生气勃勃的队伍中间,特别令人注目的是一批新作者。文化大革命以来激荡的战斗生活为他们的创作提供了极为丰富的素材,激励着他们拿起笔来战斗。他们方向正确,成长很快。就拿段瑞夏同志来说吧,自从他在《朝霞》丛刊上发表了第一篇小说《特别观众》以来,写下的作品并不多,但他前进的脚步却是比较坚实有力的。我们不妨对他不长的创作道路作一个回顾。正如不少评论文章所已指出的,《特别观众》确实很有点“特别”之处。它既写了文化革命以来革命样板戏是如何有力地推动了工业战线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又写了工农兵是革命文艺的主人,是革命文艺的宣传员。一个初次写作的青年工人写出了这样一篇思想深刻、构思新颖的作品,值得祝贺。但是,这个作品也还存在着一些缺点,特别是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上不够鲜明和丰满,缺少血肉感,情节或事件胜过、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掩盖了人物。这个缺点到了作者后一篇作品《电视塔下》中就表现得更清楚了。由于作者当时对主人公楼云这样人物的内心缺乏深刻的理解,又缺少《特别观众》这样的情节和事件,因此这篇主题写风格的小说给人留下的印象是较为淡漠的。实践告诉段瑞夏同志:如果不着重于英雄形象的塑造,不进一步从我们时代的英雄人物的内心世界进行挖掘,那么,作品的质量就很难提高。这期间,听说他几次到上海的先进单位电珠五厂去深入生活。他在那里接触到了什么,在思想上和对创作的考虑上有什么收获,我们可以从作为他深入生活成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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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篇小说《一篇揭矛盾的报告》(署名崔洪瑞,集体讨论,由段执笔)和《典型发言》中看到一个大概。这两个作品成功地塑造了任树英这个年轻、朴实、充满朝气蓬勃的斗争精神的女干部形象,就典型化的深度而论,超过作者以前的作品,读来令人高兴。看得出来,在任树英的身上,不仅反映了作者在电珠五厂所获得的感受,而且熔铸了过去他在三大革命第一线的生活积累。这是广大工农兵作者特有的长处。一个作者能以新的作品反衬出以往作品的缺点,这反映了他在不断成长,是一件大好事。我们相信不久后作者一定能迈出超越现在这两篇小说的更新的步伐。
《一篇揭矛盾的报告》和《典型发言》给了我们一个启发:文艺作品主题的及时性和战斗性,总是与典型形象的塑造紧密相关的。因此,工农兵业余作者如果能进一步认真学习革命样板戏的创作经验,通过活生生的艺术形象来说明自觉地执行党的路线、政策的要求如何必然地产生于每一个无产阶级英雄人物的心底,使作品中主人公的革命行动充分具有内在的根据,就一定能够使创作水平大大提高一步。
说到这里,我们想到了《朝霞》的另一名作者姚克明同志。就作品数量论,他超过段瑞夏同志。他有一个很突出的优点,即在政治上比较敏感,能及时地根据当前的政治任务提炼主题。因此,他的作品读起来有一种新鲜感,涉及的题材也较为广阔。但在人物形象塑造的扎实程度上,总觉得还很有进一步提高的必要。这方面,他早几年写的《区委副书记》取得了较好的成绩。几年来,他的进步是明显的,但我们用读者的眼光来看,总觉得他跨的步子还应更大些。小说《朝霞》和《布告》的作者史汉富同志,他的作品能及时、迅速地反映文化大革命以来的重大主题,结构紧凑,表现方法也较细致;但在人物塑造上也同样存在着类似的缺点。要解决这个问题,关键还在于作者必须进一步深入
三大革命运动,以提高自己的思想水平和创作水平。
在《朝霞》上,还有更多有成绩的新作者。如《红卫兵战旗》、《青春颂》(与林正义同志合作)的作者姚真同志,就在她的作品中塑造了令人难忘的革命小将的形象,使我们看到了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成长起来的红卫兵一代在革命大道上的阔步前进。这里限于篇幅,不能一一提及了。他们的作品大多是初作,但读来十分清新,他们把自己战斗岗位上热气腾腾的革命气氛带给了刊物,带给了读者。在艺术表现上,他们根据题材的要求也有很多创新。每当我们在一本新到的刊物上看到一批陌生的名字,总会感到一种由哀的喜悦。在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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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革命文艺路线的指引下,在文化大革命以后的今天,工农兵业余文艺队伍的成长和扩大是多么迅速!当然,他们的作品中还有这样那样的缺点,例如还没有重视反映矛盾的特殊性,表现方法上还不丰富,某些作品有从概念出发的倾向,等等。但是,只要他们坚持不懈地在革命实践和艺术实践中进一步刻苦磨炼,这些缺点是完全能够逐步克服的。
新作者们在不断涌现出来,老作者中有不少人也都有较大的进步。例如胡万春同志,经过文化大革命后的“回炉”,在下厂劳动锻炼后写出了《新人小传》这样力图反映新的人物、新的斗争的作品。这应当说是一个值得鼓励的新的起点。但从另一方面来看,尽管这篇作品的基本倾向是好的,艺术表现上也还算细致,但若与同期《朝霞》发表的《典型发言》相比,可以看出他在反映今天的斗争生活的时候显得相当吃力,甚至就同一个艺术形象来说,往往写今天不如写回顾过去时生动。这说明了超时代的艺术技巧或艺术经验是并不存在的。老作者要写新的斗争、新的人物,需要重新进行学习,从思想到艺术都是如此。
工农兵业余文学创作队伍的形成和成长,需要报纸和刊物做艰苦的组织和培养工作。一年来,《朝霞》在党的领导下做了这方面的工作。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的发展需要我们继续把这项工作扎扎实实地做下去。《朝霞》作为一个培养工农兵业余作者的重要阵地,应当努力加强评论工作,不仅要具体地关心他们在艺术表现能力上的提高,更重要的是抓作者们的思想改造和深入生活。毛主席说:“整个过渡时期存在着阶级矛盾、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两条道路斗争。忘记十几年来我党的这
一条基本理论和基本实践,就会要走到斜路上去。”在社会主义社会,反修防修是一个长期的艰巨的斗争。资产阶级思想往往很快地侵蚀了工农兵文艺队伍中刚出土的新苗,这在过去或现在都并不是鲜见的。文艺刊物应当是一座思想革命化的红色熔炉,我们希望《朝霞》能起到这样的作用。
在结束这篇漫谈式的文字的时侯,我们不禁又想起了鲁迅。在那黑暗的年代,鲁迅为了宣传革命思想,为了响亮地呐喊,曾办过许多刊物,但大多数办不了几期就遭到了停刊的命运。那是一场多么困难和艰险的战斗啊!对比一下,我们今天在毛主席革命文艺路线的指引下办起了工农兵业余作者自己的文艺刊物,并得到了党和广大工农兵的热情关怀和帮助,这该是多么幸福啊!一年,只是它的开端。我们完全有理由要求《朝霞》办得好些,更好些!
《朝霞》走完了一年的路程,祝它在新的一年里取得新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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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事物的成长不是一帆风顺的
读小说《典型发言》
上海染料化工二厂青年工人楼乘震
任树英发扬反潮流精神揭了矛盾,胡政民坐在楼梯口引起强烈的震动。…这是我们在短篇小说《一篇揭矛盾的报告》的结尾所看到的。胡政民的思想就这样扭转过来了吗?长江厂的显像管生产就这样顺利上马了吗?不!段瑞夏同志继《一篇揭矛盾的报告》后写了《典型发言》(载《朝霞》二九七四年第9期),使我们看到新生事物的成长不是一帆风顺的。胡政民灵魏深处那个资产阶级王国里的脏东西以另一种形式表现出来,任树英及长江厂、光明厂广大的工人同志们与新生事物一起,在斗争的大风大浪中经受了新的考验,任树英同志不愧是一位不惜以自己的一切来支持新生事物的典型。
革命的新生事物代表了历史发展的方向,她的诞生和成长必定会招来反动阶级的仇视和旧习惯势力的阻挠。“任何新生事物的成长都是要经过艰难曲折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和批林批孔运动的深入开展,给社会主义新生事物的茁壮成长创造了有利的条件。但是,她的成长也并不因此就没有挫折,没有斗争了。“要想不经过艰难曲折,不付出极大努力,总是一帆风顺,容易得到成功,这种想法,只是幻想。”不过,这种斗争在新的形势下又有其新规律和新特点。《典型发言》正是敏锐地抓住了这个新规律和新特点,从一个侧面生动形象地展现了这场斗争,刻划了经过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锻炼的工人阶级崭新的精神世界。工业战线这样,其他战线何尝不是如此!这就是《典型发言》所描写的主题的深刻现实意义,也就是为什么这篇小说对我们有强烈的感染,读了感到分外亲切、振奋,而又发人深思的原因所在。
对在文化大革命中涌现的新生事物的态度,实质上就是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态度。反对还是支持新生事物的斗争,实质上是复辟与反复辟的斗争。这是一条真理。通过八年来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条真理被亿万革命人民所掌握,革命的新生事物如烂漫的山花开遍在伟大祖国辽阔的大地上。但是,也总有那么些在旧轨道上生活惯了的人,嘴上也说要支持新生事物,可是心里总还对旧的那套恋恋不舍,在行动上就会自觉或不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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觉地流露出来。这些人虽与敌对阶级对新生事物的仇视不同,但正如列宁所尖锐指出的:“实际上是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手段,是保护资本主义而反对社会主义。”《典型发言》中的胡政民就是起到了这样作用的同志。
应该说,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对胡政民是有所教育的。但是,只因为长江厂确实是全公司抓革命、促生产的先进典型,他“心里不服也得服”,但没有挖出头脑里崇洋迷外、瞧不起群众的思想老根。他并不懂得革命的辩证法,并不懂得什么是社会主义新生事物。他对任树英,对长江厂,也仅仅是感到“歉疚”而已,这种“歉疚”又怎么能代替得了路线斗争觉悟的提高呢?正因为这样,他看到光明厂青工的大字报,就满腹牢骚,“心想:如今样样都是新生事物了”;正因为这样,他听到长江厂的成本上升,就幸灾乐祸:“任树英啊,任树英,你这爱出头的椽子,总有挨斧头的时候”;正因为这样,他会假借影响长江厂的“典型发言”而下令“青锋一号”炉下马,又一次压制了新生事物。任树英一针见血地指出:“他过去压制长江厂,错了,因为他压制了社会主义新生事物,今天抬举长江厂,又错了,因为他又压制了光明厂的新生事物。他错在路线上阿!”
小说中有这么一段争论是耐人寻味的:长江厂到市里去发言的提名者胡政民左劝右说,可是任树英坚决不同意停炉,“胡政民大感意外,他茫然不解地看着任树英,充满感情地说:‘树英,这回我可是有一意一栽一花一’‘你是想把我们栽到花盆里呢。’任树英激动地站在窗前”回答得多好!这简直是提出了在新形势下如何对待新生事物的问题。在胡政民看来,他是吸取了上次的教训,“这回”是支持新生事物,“有意栽花”了。言外之意是你任树英不识抬举“花不发”。而任树英却“根本没把典型发言的事儿挂在心上”,“她想的是为整个阶级,为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争气啊!”新生事物、先进典型的这朵花离不开三大革命斗争实践的土壤。“离开了兄弟厂,离开了整个阶级,长江厂还有什么前途,有什么希望?任树英还有什么出息,有什么力量?”
如今,在我们的现实斗争中,不是也有类似胡政民那种搞“移栽”的人吗?他们俨然以新生事物的发现者自居,要把新生事物这朵花掘离群众斗争的土壤,当作盆景供起来,迫使“这朵花”按自己的愿望生长。如果不合他的意愿,则对不起,他会立即拿起大剪刀“咔嚓”一下剪下这朵花的。这难道是支持吗?也有的人看见新生事物的缺点也不热情指正,帮助克服,反而眼睛一白,唱唱高调:“难免的嘛!”他会把你吹得天花乱坠,捧得比天还高,而肚里却梦想你有朝一日从天上掉下来,他来看白戏。这难道也是支持吗?不!~不管“胡政民”的动机如何,实质上这是更隐蔽的压制,更巧妙的扼杀。
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在新的斗争面前,怎么办?任树英已为我们作出了榜样,用一个字来概括,就是:斗。新生事物是两个阶级、两条路线激烈斗争的产物,也只有在两条路线的激烈斗争中才能得到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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斗争的信心,来自对新生事物成长的规律有正确的认识。列宁说得好:“最先发明的那架蒸汽机也是不好的,甚至不知道它是否开动过。但是问题不在这里,问题在于已经有了这种发明。纵然头一架蒸汽机从外形来看是不适用的,可是现在却有了火车头。”“青锋
一号”失败了三次,但任树英说:“失败了三次有啥关系?我女儿学走路,不知跌了多少跤呢?”因此,她能透过“青降一号”看到“这不是一只炉子,这是批林批孔的成果,是我们工人阶级的志气。”
斗争的勇气,来自胸中的革命大目标。任树英憧憬着电视工业发展的美好前景,因此,当光明厂的老赵抱歉“青锋一号”拖了长江厂的后腿时,任树英会激情满怀地说:“青锋
一号”“是一个即将完工的发电站,一旦完工,就要放出很大的能量!那时候,就不是你们
一个厂,而是整个电视工业战线都被促进,都得象插了翅膀一样,飞起来啦!”
斗争的力量,来自整个阶级、广大的群众。这里有阿宽、武云,也有老韩、老赵,有长江厂,光明厂的工人同志,也有郊区贫下中农。“普普通通的工人,都自觉地刻苦学习马列、毛主席的著作,研究儒法斗争的历史经验,自觉地以主人自居,主宰工厂的大事,国家的大事。”贫下中农热切地希望:“小小电视机,伲越看越欢喜!工农联盟情谊深啊!你们要加油干,做得又多又快又好又省1”因此,任树英还怕什么风险呢?
一句话,斗争的动力来源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来源于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批林批孔运动,对社会主义新生事物有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青锋一号’,这才是按照我们工人的心意栽的花,决不容风雨把她摧残,即使拿了我的脊梁骨也要把炉子撑住!”只有这祥,才能始终保持清醒头脑,不为胡政民的“命令”所吓,也不为胡政民的捧场所骗;只有这样,才能坚定地呼出“支持新生事物,决不能手软”的时代强音;只有这样,才能以无产阶级的宽阔胸怀,毅然拆掉“砌进了长江广千部群众多少心血,多少意志,多少力量”的隧道烘箱,顶着暴风雨把工字钢送给“青锋一号”炉;也只有这样,才会不把与胡政民之争,看作是个人之争,而是看作路线之争,在原则问题上不让步,而当胡政民有点滴进步的表现时,又表示满腔热情的欢迎。任树英同志这种崭新的精神风貌,不正是通过文化大革命战斗洗礼、又在批林批孔运动中阔步前进的无产阶级先进分子的典型吗?
胜利永远是属于无产阶级的。“青锋一号”炉终于上马了,任树英满怀激情的作了典型发言,围绕着“典型发言”的一场斗争到此结束了。但是,现实生活中的这场斗争远没有止息。对新生事物态度的斗争还会以新的形式出现。我们要象任树英那样,“支持新生事物,决不手软”。至于胡政民,他可能会转过来,我们表示欢迎,可是我们要警惕李政民、王政民还会出现。如果胡政民还没转过来,也没关系,社会主义总是要大踏步向前
迈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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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红与黑》
刘大杰
《红与黑》是法国作家斯丹达尔的代表作,是一部具有深刻社会内容的长篇政治小说。它完成于一八三○年,早于巴尔扎克的《欧也妮·葛兰台》和《高老头》,它的产生,标志着在法国文学领域中批判现实主义的胜利。
一、时代和作者
斯丹达尔(1783一1842)生长于路易十六后期,经历了资产阶级革命、拿破仑雾月政变、拿破仑帝国、波旁王朝复辟、七月革命,终于七月王朝。这段历史时期,是法国国内外阶级斗争非常尖锐复杂的时代,是复辟反复辟、帝制与共和反复斗争的大动荡的时代。在这时期的激烈政治斗争中,法国资本主义工商业得到迅速发展,阶级关系发生了很大变化。这一切,斯丹达尔有亲身的体验,对于他的小说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社会内容。他自己说过:在《红与黑》里,我“要认真地描写十九世纪最初三十年间压迫在法国人民头上的历届政府所带来的社会风气。”(《关于红与黑>)所谓“十九世纪最初的三十年”,正是拿破仑统治、王政复辟、到七月革命的三十年。
一七九四年七月,在巴黎,代表大资产阶级的热月党人发动了反革命政变,推翻了罗伯斯比尔领导的革命政权,组成了督政府,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告了终结。由于督政府的反动统治,激起了法国人民的强烈反抗。同时,暗藏的保皇党徒,乘机煽动,企图搞武装复辟。当时的政治危机,替拿破仑政变铺平了道路。拿破仑任第一执政官时,已经掌握了军政大权,到了一八○四年,他做了法国皇帝;名义上由共和到了帝国,其政治实质同样是以资产阶级为基础的军事专政。他实行阶级镇压和民族侵略,为资产阶级开辟国外市场,扩大政治地盘,得到资产阶级各阶层的拥护。一八一二年他率领几十万大军侵俄,遭到惨败。一八一四年被囚于厄尔巴岛。后来又逃回巴黎,终于大败于滑铁卢,被流放到圣爱伦岛。所谓“百日王朝”,也不过是昙花一现而已。
拿被仑崩溃以后,波旁王朝在外国军队的保护下进行了复辟。路易十八一登上王座,从前在大革命时期逃亡国外的高级僧侣和封建贵族以及暗藏的保皇党徒都卷土重来,企图把倒塌的封建天堂重新修建,带着反革命的仇恨,对人民实行了残暴的反攻倒算。在这黑地昏天的时期内,那些在拿破仑帝国时期发财致富的金融政客,为了保全他们的财产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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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位,厚颜无耻地举手向波旁王朝宣誓效忠,有的用金钱换来一个贵族头衔,保护自己。那些投机取巧的金融政客,为了否定自己昨天或是前天所发表过的政见,讨取复辟王朝的欢心,都具有一套自私自利和生存竞争所必需的防身本领,那就是见风使舵的哲学。当时的国际反动封建势力,非常顽强,政治斗争也很激烈。拿破仑战败以后,以俄、普、奥、英反动君主为首,召开了维也纳会议,企图建立一种封建秩序,阻止新的革命发生。维也纳会议以后,欧洲各国反动派掌握了政权,从伦敦到那不勒斯,从里斯本到圣彼得堡,各国的内阁,都由封建贵族统治。后来,俄、普、奥三国君主,签订了反动的“神圣同盟”条约,其目的是巩固君主封建统治,镇压各国的民主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成为“国际宪兵”。在当时,沙皇俄国扮演了主要角色,它是当时国际反动势力的主要支柱。
波旁王朝复辟以后,教会和贵族在国王的保护下,又重新拾起头来。查理第十颁布“宗教治罪法”,恢复天主教会的特权,颁布“赔偿法”,从国库中拨出十亿法郎,补偿贵族在革命时期的损失。恩格斯指出:“这一贵族社会在1815年以后又重整旗鼓,尽力重新恢复旧日法国生活方式的标准。”(《致玛·哈克奈斯>)《红与黑》所揭露的,主要是这一时期的贵族社会。
查理第十妄想完全恢复路易十六式的君主封建制度,但由于历史的发展,这已经是不可能了。十九世纪二三十年代,法国正在进行工业革命,资本主义工商业得到迅速发展。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封建的所有制关系,已经不能适应发展的生产力了。因此,复辟的波旁王朝,虽说戴上昔日的王冠,而资产阶级已成为幕后的掌柜。同时,当日那么多的新旧贵族,不管胸前挂着多少枚勋章,实际他们大都已经资产阶级化了。有的是世袭几代的贵族,变成了金融资本家;有的先是资产阶级,后来骗取一个贵族头衔。这样的情况,在《红与黑》里,反映得非常生动。
有复辟就有反复辟的斗争,波旁王朝的黑暗统治,激起了法国人民的强烈反抗。一八
三○年七月,革命爆发了,在三天激烈的街垒战斗中,推翻了查理第十的政权,取得了七月革命的胜利。马克思说:“结果,不是社会本身获得了新的内容,而只是国家回到了最古的形态,回到了宝剑和袈裟的极端原始的统治。”(《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王政复辟时期的社会,也正是这样的社会。《红与黑》这部小说,就产生在这样的历史环境里。
斯丹达尔原名亨利·贝尔,出生于小资产阶级家庭。七岁丧母,父亲是一个性情暴戾的律师。他从小就受到顽固家长的专横压制和耶稣会奴化教育的摧残。在他幼小的心灵里,已孕育着对于教会和封建的不满。法王路易十六被处死刑的消息传到他的家庭时,他父亲感到惊慌万状,他自己“体验到我一生中最大的一次喜悦”。十三岁,他进了中学,爱好拉丁文、数学和文学作品。他很喜欢数学教师格罗,格罗是一位雅各宾党人。中学毕业后,他到了巴黎,投考工业学院,没有考取。一八○○年,他进了拿破仑远征意大利的部队。不久,又回到巴黎,去过马赛,在杂货店里做过职员。他在回忆录中写道:“来到巴黎之后,我在昂纪维里大街的六层楼上度过了两年”,阅读启蒙学派的著作。孟德斯鸠、卢梭、爱尔维修诸人的思想,给他很大影响。一八○六年,他又回到拿破仑部队,在德国占领区,做过皇室领地的总管,后来又在巴黎做过法制局的审计官,得到上级的赏识。这是他的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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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得意时期,眼看就要更高地爬上去了。一八一二年,他随拿破仑侵俄。他亲自看见莫斯科的大火,亲自看见法国军队的溃退和惨败。他在俄国斯模林斯克撤退时写道:“有时我无缘无故地就流下泪来,雄心已经一去不复返了。”(1812年8月24日日记>)斯丹达尔一向把自已的政治出路,放在拿破仑身上,现在看见拿破仑的覆灭,伤心得流下泪来。他对拿破仑,始终怀抱着崇拜的感情。他在遗嘱中说:“我只尊敬一个人,就是拿破仑。”王政复辟时期,外国军队一度占领法国,使法国人民感到民族的屈辱,同时,由于波旁王朝的封建统治,中小资产阶级失去了出路,因而有不少人怀念拿破仑。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法国人“总不能摆脱对拿破仑的追念”,“他们曾经退回去追求埃及的肉锅”。(《路易·波拿巴的雾月
十八日)《红与黑》里,有那样多的地方写到拿破仑,原因就在这里。斯丹达尔由于其阶级性的局限,当然不能理解:法国当时所遭受的民族屈辱与复辟王朝的黑暗统治,正是拿破仑对内压迫、对外侵略所造成的恶果,为波旁王朝复辟铺平道路的人正是拿破仑自己。由于这种局限性,不但使作者自己成为一个拿破仑主义者,并且把这种信仰,传给了他的于连。
拿破仑崩溃以后,斯丹达尔准备走作家的道路。他离开巴黎,在意大利住了多年,同那里的革命组织烧炭党发生了联系,因此,被奥地利的警察驱逐出境。他访问过伦敦,结识了一些英国朋友,并在英国的杂志上,发表了很多的通信。一八二一到一八三○年,他主要住在巴黎,写了两部重要作品,一部是文学评论《拉辛与莎士比亚》,表达了他的反古典主义的文学主张;一部是长篇小说《红与黑》,称为法国批判现实主义的先驱。七月王朝,自由派比较得势,斯丹达尔做了意大利小城特里斯特和罗马教皇区的领事。一八四二
年,他病死于巴黎
在宗教方面,斯丹达尔是一个无神论者。他说:“我们原谅上帝,就是因为他根本不存在。”(勃兰德斯:斯丹达尔>)梅里美说他“从来不能相信世界上有真正的信徒。一个教士和
一个保皇党,在他看来,永远是伪君子”。(斯丹达尔)他在这方面比起伏尔泰、卢梭来,更前进了一步。因为他有这样的思想基础,在《红与黑》里,才能写出那些揭露教会黑幕的精采篇章。
斯丹达尔在政治方面,反对波旁王朝的复辟,以共和派自居。不过他所谓的共和派,“是这样一些人,他们在大革命的影响下形成他们的心灵,但是由于它的恐怖和种种教训的影响,又变成了立宪王党。”(1815年5月通信>)可见他对于罗伯斯庇尔专政时期的恐怖政策是表示不满的,他所谓的共和派,不过是一个立宪派而已。他也看到贫富不均是造成社会不安的根源,他反对大地主贵族和金融资本家占有过多的财富,但他认为私有制是不可能也是不应该推翻的。他主张依靠“贤明的统治者和完善的法律”,来建立合理的社会。因此,他把阶级斗争看作是“暴政”。“我们不要暴动,让我们增加我们的财富。”(《一个旅行者的札记>)所以他轻视工农,轻视人民群众。他也说过:“革命力量来自下层阶级”,“下层阶级的青年人,觉悟最高”,表面看来,好象是对劳动人民的歌颂,其实不然,他所讲的“下层阶级”,是指于连所属的小资产阶级;所讲的“觉悟最高”的青年人,也是指于连这类小资产阶级的青年人。在《红与黑》里,作者是以于连作为劳动穷苦人民的代表来描写的。真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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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工农,在作者的笔下并没有地位,偶尔写到,也总是加以丑化。这些观点都是出于作若的阶级偏见。简而言之,斯丹达尔的政治观以及他所鼓吹的“自由、平等”一类的人性论思想,仍然属于启蒙学派的范畴。
二、《红与,黑》的政治意义
《红与黑》的政治意义,在于作者通过鲜明生动的艺术形象,反映出王政复辟时期的政治面貌和所谓“上流社会”的腐朽生活,以及当时尖锐复杂的社会矛盾和政治斗争。修正主义者别有用心地抽去《红与黑》的政治内容,宣传三角恋爱是《红与黑》的主题,当然是错误的。
斯丹达尔宣称:贵族“是一个最缺乏生命力的阶级”,“又是一个最装腔作势的阶级”。(《阿尔芒斯>)在小说里,作者以嬉笑怒骂的画笔,把贵族社会的黑暗腐烂的生活,一幕一幕地揭示在读者的眼前。
木尔侯爵是“法国世袭儿代的大贵族,是本省最大的地主,是国王的亲信”,是保皇党的头目。他的客厅“简直成为一个总长的衙门”。一群大大小小的贵族,在这里川流不息地走进走出。他们大都是侯爵在大革命流亡国外时期所结识的朋友。他们每人每年都有儿千、几万金镑的收入,胸前挂着三枚或是五枚的十字勋章。从人民那里剥削来大量财富,过着极其荒淫无耻的生活。会客厅里布置得金碧辉煌,其中“有几十个穿着华美制服的仆人,整个晚上,每隔一刻钟,就要送上一次冰制的点心。到了夜半,还有一种佐以香槟酒的晚餐”。这一群贵族男女,都是懒怠的寄生虫,是“失去生命力”的幽灵鬼影。白天躺在床上睡觉,晚上就通宵达旦地吃喝玩乐,开舞会,看歌刷,打扑克,谈爱情,搞得头昏脑胀的时候,“就用大量的冰水来清醒自己的头脑”。这些装腔作势的“漂亮的坏蛋”和“戴勋章的恶棍”,有的勾结教会,卖官鬻爵;有的结党营私,包办选举;有的探听政治消息,投机发财;有的进行政治密谋,搞反革命活动,等等,什么坏事和丑事都干得出来。复辟王朝在这些坏人的统治下,阶级矛盾日益尖锐,人民的革命是一定要起来的。作者说:“1829年的圣日曼城厢(巴黎贵族住宅区),确实万分害怕再来一次革命,害怕雅各宾党人和再度建立1793年代的共和国。”(《关于红与黑》)在《红与黑》里,从多方面反映出七月革命前夕的阶级斗争的紧张气氛,那种“山雨欲来风满楼”的革命形势,在那些男女贵族的日常生活中也很明显地表现出来。在他们的周围经常出现罗伯斯庇尔、丹东一类人物的影子,把那群胆小鬼吓得只是出冷汗。木尔侯爵害怕革命党人来逮捕他,把“侯爵爵府”几个字故意刻在门旁的石头上,免得引人注目。从不关心时事的市长夫人,也时常感到“一旦革命起来,会造成恐怖的世界”。侯爵的儿子罗伯尔伯爵,担心革命发生,自己会上断头台。侯爵的女儿玛特尔,想起她心中的于连,将来是不是革命中的丹东,她说:“他不是狼,只是狼的影子而已。”《红与黑》在这方面的描写,艺术技巧是很高明的,他从许多日常生活的细节描绘,反映出阶级矛盾的尖锐以及贵族社会对于革命即将来临的预感和恐惧。
木尔侯爵并不甘心于失败,他纠集那些狐群狗党,召开高级黑会,参加的有红衣主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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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阁首相以及退伍将军,密谋组织教会武装,勾结国外反动派,妄图扑灭革命的火焰,并特别指出,要痛击当时的小资产阶级,因为他们当时还不认识和重视工农的革命力量。关于他们的阴谋诡计,在小说里有详细的记录。但是,七月革命终于爆发了,只有三天,波旁复
辟王朝就垮了台。
其次,我们还要注意到维立叶尔城的两个统治人物:一个是德·瑞那市长,一个是哇列诺所长。他们后来都成为贵族,原先都是资产阶级。作者提醒我们:“这两个人物足以代表法国1825年之际富裕者中间半数人的肖象。”(关于红与黑>)小说对于这两个人物的刻划,始终表现着饱满酣畅的笔力,从他们的形象上,揭示他们唯利是图的资产阶级性格和损人利己的卑鄙行为。
哇列诺是耶稣会的教士,又是修道会的红人。他是靠贪污起家的,花了一万两千法郎,弄到一个贫民寄养所所长。他钻营作歹,无恶不为。写告密信和匿名信是他的拿手好戏。他从一个小城的所长,爬到省长,封为男爵,正准备做国会议员。他看见市长夫人“美貌富有”,用尽心机对她进行诱骗,他遭到拒绝,于是怀恨在心,时刻想打倒市长。后来他知道市长夫人和家庭教师于连有关系,他对于连怀着强烈仇恨,最后于连犯了刑事案件,他代表法院宣判了于连的死刑。
德·瑞那市长爱钱如命,对于金钱的贪欲特别敏感,对于其他一切,都是麻木不仁。在大革命时期,他杀死过农民。拿破仑时期,他开了一家铁钉厂,成为资本家,是拿破仑党。王政复辟,又成为保皇党,做了市长,正准备竞选国会议员。娶一个有贵族身份的漂亮老婆。他善于分析形势,富有政治斗争经验。他对他的助理说:“在这个城市,只有工业家才走红运。这些自由党人都变成了百万财主。他们如饥似渴地想夺取政权,他们晓得运用他们所有的斗争武器。让我们考虑到皇帝的利益,尤其是不要忘记了我们神圣的宗教利益。”这确实说明了当时法国资产阶级在经济上的雄厚力量和夺取政权的急迫心情,以及保皇党所奉行的保护君权和教权的反动政治路线。这位市长有“善于处理事变的才能”,当他知道自己的老婆和家庭教师有爱情关系时,他开始气得发抖,但一想到她就会从她的姑母那里继承一笔庞大财产的时候,心就软下来了。在这方面,索黑尔老头也可与市长比美。当他听到他儿子于连被判死刑,他连忙到牢监里去探望,一见面便破口大骂。于连告诉父亲,说手中还存有很多的钱,送给哥哥每人一千法郎,其余的都送给父亲。老头
一听有钱,立刻和颜悦色,称赞儿子是一个好教徒。老头走了以后,于连说:“这就是父爱”,“只有一个欲望,那就是金钱。”《共产党宣言》指出:“资产阶级撕下了罩在家庭关系上的温情脉脉的面纱,把这种关系变成了纯粹的金钱关系”,“他们还以互相诱奸妻子为最大的享乐。”在《红与黑》里所反映出来的父子、夫妇、爱人以及朋友各种关系的矛盾斗争中,都证明了上述的论断。
关于教会特别是耶稣会和修道会在当时所进行的政治活动和毒害青年心灵的罪行,《红与黑》中作了很多的揭露。天主教会是法国封建制度的重要支柱,“它给封建制度绕上
一圈神圣的灵光”。(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英文版导言)大革命时期,天主教会遭受到打击;王政复辟,它又卷土重来,气焰非常嚣张。当时地方官吏的任免,都要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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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会的同意。如哇列诺所长,本是一个神通广大的人,他只有服从修道会的命令,才能升官发财。马西农神甫,“是由省里派来的,他的使命是做教会的密探,是要他来监视市长的。”福力列代理主教一手遮天,贝尚松全省县长的任命都要得到他的许可。加斯答列神学副院长,专横阴险,从各方面迫害青年学生,实际是一个教会特务。年青的安地主教,在政治黑会中,当面斥责首相德·列哇尔庸懦无能,逼他辞职。他们开口“天国”,闭口“圣灵”,其灵豌的丑恶和道德的堕落到了极点。无不贪财爱色,结党营私。作者告诉我们:“修道会到处布满了密告和暗探”,它的首脑们能够知道法国每个城市中每个人家所阅读的报刊名字。教会的黑暗势力,到了如此可怕的地步。
书中描写神学院的那些章节,是《红与黑》的精采部分。在作者笔下出现的神学院,真是“人间地狱”。在那个没有阳光的腐烂的墓穴中,一些幽灵正在游荡。院长、副院长和神甫们,都把青年看作是囚犯,不许他们在思想、行动上有任何自由。不许谈论政治,不许随便阅读报刊,不许参加社团组织,通信和行李经常受到秘密检查。神学院招来的学生,大都是农村的穷苦子弟。院方总是用伙食和衣服去引诱,用地狱的痛苦去恐吓,用天堂的幸福去诱骗,用腐朽的思想去毒害,千方百计地要把这些子弟培养成为罗马教皇和法国国王的忠实奴仆。作者在这方面的描写,给读者以深刻的印象。
在《红与黑》里,对于贵族、教会的腐朽黑暗,对于资产阶级的唯利是图,以及他们的内部矛盾和斗争,作了很多的暴露和批判。从这些地方,使人们认识到法国当时的社会面貌和政治形势,加深对那个社会的不满和仇恨,这就是《红与黑》给我们的认识作用和政治意义,这就是批判现实主义在《红与黑》中所取得的重要成就。但是,作者批判的态度是不彻底的。由于他的阶级局限,不能认识到私有制度这一罪恶的根源,所以没有接触到社会矛盾的本质。而归根结底,他是维护资产阶级利益,是维护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其次,作者对于人物的分析和评价,往往是从资产阶级的人性论出发,强调抽象的道德标准,抹煞人的阶级性。书中对于木尔侯爵心灵道德上的美化,表现尤为突出。至于市长夫人、玛特尔和于连的爱情关系,作者宣扬了超阶级的“爱情平等”说,宣扬了“爱与死”是文艺主题的资产阶级腐朽思想。
三、于连的道路
于连有时自称为工人或农民,其实他是一个小资产阶级。他没有进过学校,他遇着两个义务老师,把他培养成为一个知识分子。一个是退伍的军医,教他拉丁语言和政治思想,使他成为卢梭和拿破仑的崇拜者。他把卢梭和拿破仑的著作,看作是“唯一无二的书”,可以为它“赴汤蹈火”,死而无怨。另一个是西朗神甫,教给他“培养圣灵、进入天国”的神学。于连原想从军,他想到拿破仑初年,同样是贫困,后来靠了他个人的奋斗,做了法国的皇帝,所以“我要从军去”。但在于连长成以后,拿破仑已经垮台了。“如今眼看四十左右的神甫,能拿到十万法郎的薪俸,我应该做神甫了。”在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支配下,两种矛盾的思想在于连的身上统一起来。不管是军服,还是袈裟,反正一样,“在他灵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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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处,藏着不可动摇的决心,这决心是宁愿冒着九死一生的危险,也得发财。”
于连的阶级地位,是被当时的法国“上流社会”看作是“仆人”的,他所属的小资产阶级,完全被排斥在政权之外。但于连自命不凡,认为自已“有教养,有能力”,具有“创造丰功伟绩的崇高毅力”。他痛恨一生下来就有金钱、权势的贵族,痛恨特权等级制度,他决心要打破现状,争取政治地位,实现他自己所说的“英雄梦”。在起初,于连身上确实具有小资产阶级“反抗封建贵族”的阶级意识,具有“精力充沛、野心勃勃”的气概。他被介绍到德·瑞那市长那里去当家庭教师时,他对市长夫妇及其周围的权势人物,感到痛恨,看作是自己的敌人,“我要反抗”,并且骂他们是“笨蛋”、“恶棍”和“社会的蟊贼”。但不久,于连和市长夫人发生了爱情关系,据于连自己解释,原因是:“如果我以后发了财,有人耻笑我家庭教师的低贱,我就让大家了解,这是爱情使我去接受这个位置的。”后来事情暴露了,于连被送到与人世隔绝的神学院,在那里修练了一年多。后由彼拉院长介绍到巴黎,进入了大贵族木尔侯爵的爵府,当了他的私人秘书,每年工资八千法郎。巴黎“上流社会”的生活,对于连是一种引诱,也是一种考验。正如介绍人所说:“你的前途就在眼前,看你如何对付。”是卖身投靠到他自己所常说的“敌人阵营”里去,还是跟着人民走革命的道路,这是于连当时在政治道路上的关键问题。结果,于连所走的不是后者而是前者。他认为他正面临一个向上爬的机会,他决心“要在伟大事业的舞台上一显身手,碰碰运气”。要达到目的,可以“不择手段”。他用忠诚和勤劳,争取侯爵对他的欢心和信任。他替侯爵管理机密文书和银钱地产等重要事务,拚命卖力,几乎得了肺病。侯爵很赏识他,想替他改变平民身份,使他变为一个新贵族一说他是萧伦公爵的私生子,寄养在索黑尔家里的。为了培植他的政治地位,侯爵派他到英国去搞外交活动,替他弄到一枚十字勋章。于连得到勋章,兴高采烈,表示要为波旁王朝服务。木尔侯爵召开秘密的反革命政治会议时,于连是会议的记录;会后冒着生命危险,把情报送到国外的反动派那里去。侯爵认为他具有“见危授命”的高贵品质,是“忠于他们的神圣事业的”。所谓“神圣事业”,就是搞复辟的反革命事业。于连一面忠心耿耿地为保皇党服务,一面以各种诈骗手段,去引诱侯爵的女儿玛特尔。玛特尔只有十九岁,还没有结婚。于连知道,如果真能占有玛特尔,就是侯爵的女婿,就可以飞黄腾达。他是把恋爱作为政治手段的。结果玛特尔怀孕了。他认为这是他在情场上运用拿破仑战术所取得的胜利的一个保证。候爵知道以后,开始是愤怒,后来为了要顾全面子,决心先把于连变为贵族,再把女儿嫁给他。他送给于连每年一万镑进款的存折,每年有二万零六百法郎收入的地产和二万法郎的现款,并且替他弄到一张骑兵中尉的委任状和贵族的头衔。于是一向自称为“平民子弟”的于连,一变而成为德·拉伟业称号的贵族公子了。他不是锯术厂索黑尔的儿子,而是萧伦公爵的私生子了。他正淮备以新贵身份同玛特尔结婚时,木尔侯爵接到市长夫人的来信,揭发于连专门诱惑妇女,来替自己取得地位,改变自己的身份,从而支配那个家庭的财产。侯爵大怒之下,决计不许他们结婚了。玛特尔把信交给了于连,于连看了以后,立刻回到维立叶尔城,跑进教堂,向正在做弥撒的市长夫人开了两枪。于连被捕了,最后被判处了死刑。
于连死前向审判官的发言,他自认为是“出身微贱的乡下人敢作反抗的举动”。于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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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你们“借我来惩罚一般青年一出身微贱,为贫穷所困厄,可是碰上运气、稍受教育,而敢混迹于富贵人所谓的上流社会的青年。先生们!这便是我的犯罪行为…我在陪审官的席上,没有看见一个富有的农民,而只是些令人气愤的资产阶级的人。”这一段话,修正主义的批评家们如获至宝,在这里大做文章,说是表现了于连的阶级斗争观点。其实完全不是如此。于连的发言,一点也没有揭露贵族资产阶级压迫和剥削劳动人民的罪恶,对贵族资产阶级的黑暗统治,没有触动一根毫毛。而其主要内容,只是表现对反动统治阶级的“所谓上流社会”,对一个“碰上运气、稍受教育”的平民子弟往上爬的阻挠和压制的怨恨和反抗而已。他没有代表人民的利益,更没有代表无产者的利益;所表现的矛盾,只是小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者和贵族资产阶级统治者的矛盾。至于他被判死刑以后,不肯上诉,并不能说明他的坚强,实际是表现他的虚弱和悲观。这时候,他完全知道,往上爬的机会都没有了,在那个“上流社会”是再也活不下去了。所以他自己说:“我的天呀!一切都完了,”他在完全绝望的幻灭中,为自己的虚荣心所驱使,他用死来表现他的个人英雄主义的光彩。实际他的精神方面,已经软弱到了极点。“我是一个懦夫,可是无人知道”;“我离死亡不过两步之远,我还是伪善的”,这是于连死前的真实心情的自白。
在斯丹达尔的笔下塑造出来的于连的艺术形象一一个野心勃勃、精力充沛、有教养而又有才能的小资产阶级形象,在当时是有历史现实的基础的,是拿破仑帝国崩溃以后波旁王朝复辟时期社会的产物,是在斯丹达尔世界观的指导下,创造出来的更有集中性更有普遍意义的小资产阶级个人主义、个人英雄主义的典型。作者自己说过:“在法国有二
十万个于连·索黑尔,他们眼见不少吹鼓手、下级军官和见习生平步青云而成为拿破仑帝国的元老和公侯之先列,你怎么能期望他们不去反对那些昏庸无能的高官显爵呢?”(埃·罗德:《斯丹达尔>)这表明了于连反对“昏庸无能的高官显爵”、想争取政权的强烈愿望,这种愿望不仅仅是于连个人的,在当时,具有代表小资产阶级的广泛基础。但由于于连脱离了人民群众,没有革命目标,只是为个人的私利而孤军奋斗,就成了个人反抗的形式,这就必然由阶级斗争蜕化为小资产阶级的个人斗争。
作者在描写里,也强调了小资产阶级的“翻身感”,强调了“平民阶级的叛逆心”。如果小资产阶级离开了工农大众,背离了革命方向,走上右倾的道路,必然要身败名裂。于连悲剧的根本原因,就在这里。
王政复辟时期,以查理第十为首、以“神圣同盟”为国际后台、以极端保皇党为骨干的反动集团为一方;以反复辟、反贵族资产阶级、反“神圣同盟”的人民大众为一方,这是当时社会的主要矛盾。在七月革命中,工人阶级站在前列,农民作了有力支援,小资产阶级发挥了很大力量。一向以小资产阶级“英雄人物”自称的于连,在这样的政治斗争和阶级斗争的形势面前,他不是站在人民大众一方,而是站在复辟王朝一方。可见,在他的内心,虽抱有反对“高官显爵”的强烈感情,但他不是要去打倒他们,要去革他们的命,而是想打进到那个阶级里面去,使自已能成为所谓“上流社会”的一分子。他的“翻身感”就是从小资产阶级爬到贵族阶级,从平民子弟变为贵族子弟,这就是他反抗斗争的道路。有谁阻挠他,他就反抗。当他一旦得到反动统治者的赏识时,就感恩戴德,奉敌人为恩主了。修正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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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者把于连这种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道路和个人英雄主义的行为,看作是伸张正义和革命斗争,这是一种歪曲。甚至把于连射击市长夫人的枪声,同七月革命的人民枪声等同起来,那真是太可笑了。
《共产党宣言》指出:“在现代文明已经发展的国家里,形成了一个新的小资产阶级,它摇摆于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并且作为资产阶级社会的补充部分不断地重新组成。”于连正是这样的小资产阶级。他身上的两面性和摇摆性,特别显著。他在激烈的阶级斗争和政治斗争中,由其自私自利个人主义的发展,使他成为小资产阶级的右翼。由于作者的阶级限制,看不到人民大众的力量,看不到当时小资产阶级应走的革命道路,结果,于连堕落成为反动派的工具。这一点,就是在今天的社会主义社会,也还是有其教育意义的。象我们这些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如果不努力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不认真改造自己的世界观,不决心把自己的立足点移到无产阶级这方面来,也会成为资产阶级右派的。《红与黑》是一部批判现实主义的作品,表现了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是资产阶级文化的一部分。因此,我们要从思想文化上进一步巩固和加强无产阶级专政,就必须坚决遵循毛主席对于文化遗产的指示,力图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对资产阶级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品进行认真的分析和批判。
新书
介绍
《历代法家著作选注》第一册
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1月初版
由上海市总工会、复旦大学、上海师大主编的
海市工交、财贸、农场等各条战线的一千多个基层
《历代法家著作选注》第一册,最近由上海人民出
单位、一万多人直接参加了注释工作,还有数十万
版社出版。
工农兵参加了注释稿的讨论评议。广大工农兵用
本书共收先秦法家代表人物商鞅、荀况、韩
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注释法家著作,做到
非、李斯的十九篇重要文幸,比较集中地反映了先
注中有评,注中有批,力求革命性与科学性相统
秦时代法家的法治思想和要求建立统一的封建国
一。为了便于工农兵阅读,注文力求浅显通俗,并
家的政治主张,表达了新兴地主阶级上升时期朝
适当增加了串讲。
气蓬勃的进取精神。
本书的第二、三、四分册也将在今年上半年陆
《历代法家著作选注》是群众运动的产物,上续出版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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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会周查
他们在摸索城市供水的规律
上海自来水公司访问记
章智明
住在上海这个大城市里,一拧开水龙头,水就哗晔地流出来了。可是,当你用白花花的水洗涤着衣物的时候,有没有想过上海供水战线上的同志为解决几百万人口的用水问题,是怎样进行大量工作的?
我们从一份资料上看到,国民党时期的旧上海,全市只有五个破烂水厂,许多劳动人民喝的是井水、浜水和江水,用水之难,不知带来了多少苦难辛酸!解放后,随着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突飞猛进,全市自来水的日供应量迅速提高了五、六倍,不断满足了千家万户的用水要求。这种变化是怎样来的?为此,我们走访了上海自来水公司和战斗在供水战线上的其他一些同志。
“多大的鸡生多大的蛋”?
水是从水厂流出来的。按照一般的常识,要增加供水量,只要新建一批水厂就是了。然而,自来水公司的同志却告诉我们,新建一个水厂,并不象人们想象的那么简单:既要添设备,又要排管道,建成一个厂并开始供水,起码得花上三、四年。而用户呢,却迫切希望我们立刻把水送到他们手里。所以,解放后虽然也建造了几个水厂,但如果光想等添造水厂来增加供水量,那真是名副其实的“远水解不了近渴”!怎么办?大家心里就象有把火在烧。还是水厂的工人同志群策群力,为改变供水量不足的局面闯出了一条
新路。于是,我们来到了南市水厂。奔流不息的黄浦江从它身边蜿蜒而过,机泵隆隆,江水
哗晔地被汲进一个个水池。接待我们的一位工人干部笑着说:“这些池子叫沉淀池和滤水池,仗就是在它们身上打响的。因为混浊的江水进厂后,首先要到这些池子里经过混凝、沉淀、消毒、过滤等一番功夫,才能成为合格的净水出厂。开始,有些人以为,我们厂只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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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个池子,每天出二十万吨水,早就是‘猴子爬树梢一到顶啦’!常言道,‘多大的鸡生多大的蛋’,供水量要提高,池子就得增加。可是工人群众却没这样想。他们讲,‘不造池子也能增产,小鸡可以生大蛋!’”
“小鸡可以生大蛋”!这话讲得多有志气。我们急着想问个究竟,那位工人干部又绘声绘色地讲了起来:原来,沉淀池的主要作用是把江水中的污泥浊垢在涤荡中沉到池底。按照水厂的老规矩,江水进入沉淀池后,要在池中放入定量的混凝剂,再用搅拌机搅拌,使水中的垃圾垢脚渐渐地结成一朵朵矾花,沉到池底。工人们经过调查和分析,发现出水量所以不能增加,和沉淀周期的时间长有很大关系。能不能缩短沉淀周期呢?他们破例地作了一些试验。比如,稍许多加一点混凝剂,矾花就结得大了,一会儿就下沉了;把搅拌速度加快一些,矾花也比往常结得快了,没多久,一池混浊的水就变得碧蓝明净起来。可见,出水量的多少虽然和沉淀池的大小、多少有关,但往往还取决于沉淀周期的长短。明白了这个道理,工人们就在保证水浊度正常的前提下,大胆地改革了旧的操作规范。为了让矾花沉得更快些,工人们还在沉淀池的进口处搞了个水槽,用竹篱笆隔成一条九曲桥式的弄堂,水流在里面七顶八撞,矾花也就加快沉淀下来。这样,流速比原来加快四倍,出水量也跟着翻了四番。
我们全神贯注地听着,心里想:“缩短滤水周期是不是也用这个办法”?那位工人干部好象看透了我们的心思,就把话头转到滤水池上:
从沉淀池出来的水还需进一步剔除杂质,这个任务是由用黄砂、卵石等滤料垒成的滤水池来完成的。缩短滤水周期就是提高滤速。于是,工人们把滤水池的控制闸放大,把滤料中的黄砂换粗。结果,水是流得快了,水质却受到了影响。这一关不过,不就前功尽弃了吗?正当大家发急的时候,在一次群众性的献计献策会上,有人提出:“问题出在滤水池的水浊度上,根子会不会在沉淀池的水浊度上?”这一问,开了大家的窍。原来,我们要求在沉淀池中保持的水浊度,只是相对原来滤水池滤速较慢的情况而言。很明显,后天失调在于先天不足。要提高滤速,还要进一步降低沉淀池的水浊度。找到了问题的症结,工人们又给沉淀池动了一次“手术”。果然,前一关卡紧了,滤水池的滤速尽管加快四倍,出来的水却照样清晰透明,池池够格。
这真发人深思。今天,上海全市在解放后增加的供水量中,就有百分之七十是靠缩短生产流程等办法挖掘潜力的。这说明,生产也是一个运动过程,“而运动着的物质只有在空间和时间之内才能运动”。时间是和空间互相联系着的,空间上得不到的东西,可以创造条件从时间上获取。从这里,我们看到了“小鸡可以生大蛋”这句工人群众的豪言壮语中,蕴含着多么深刻的哲理啊!
他们怎么还不能舒畅地用水?
“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有了‘米”,那总该万事大吉了吧!”我们这样想。可是,事实却不是这样。公司的同志还告诉我们:供水量提高后,从总体上看,这和全市的用水量是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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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的。但有些用户还是经常来信来访,反映他们那儿缺水、断水的情况…
“水厂有水,用户没水”,这确实是一个费解的现象。为了解开这个谜,我们来到了公司调度室,参加了他们的一个小会。
会议是在毗邻调度室的一间屋里开的。调度室的负责人告诉我们:这里的工作主要是依据全市用水状况,合理分配各个水厂的出水量。“水厂有水,用户没水”,显然是由于我们调度不当的缘故。那么,怎样才能调度得当呢?我们多次走出调度室,进行实地调查。有的用户告诉我们,他们那儿在平时,水龙头一拧,水就哗哗直冲。偏偏到了烧饭、洗澡时,水反而“滴滴嗒嗒”了。有的用户反映,他们那里的水,一直象涓涓细流。有些住在高层建筑的居民则对我们说:“这里的用水可真苦恼!龙头一开,经常是干巴巴的!”这才使我们心中更有了底。原来,光知道一部分用户的用水困难,这还只是看到矛盾的普遍性
一面;矛盾的特殊性一面是:这些困难有的产生在用水比较集中的时候,有的产生在离水厂较远的地区和高层建筑。懂得了这些不同之处,我们也就针对不同情况采取不同措施,逐步求得解决。
到底想了哪些办法呢?坐在我们身边的一位老工人比划着讲了起来:“用水比较集中的时候,我们称它是高峰期间。‘高峰’一来,用水量直线上升;‘高峰’一过,用水量又很快下降。一高一低,就造成了有时用户用不到水,有时水有水用不掉。我们就常常被这“高高低低'搞得手忙脚乱。其实,这‘高高低低'不是反复无常,也是有规律可循的。一般来讲,在白天,工厂要生产,居民要烧饭洗菜洗衣服,用水就多,午饭后和晚上,工人和居民大都在休息,用水量就明显降低。上海这个城市,用水量的变化往往表现为上午和下午两个‘高峰’及午后和晚上两个‘低谷’。后来,我们就来个调低济高,有的放水。譬如,在一些中枢地区建造水库唧站,每逢‘低谷’,就把水厂多余的水贮到里面,一临‘高峰’,再把它调剂出去。现在,全市水库唧站的贮水量有二十万吨左右,为解决高峰期间用水紧张可出了一把力!”
话音未落,另一位中年师傅插上来为我们讲了解决离水厂较远的用户用水困难的情况:水从水厂出来,挨家挨户地流着。水管的水流量是有一定限度的。“近水楼台先得水”,近处住户用水的胃口一大,远处住户的用水就困难了。怎样使水流得远呢?我们在途中建造了水库唧站,把周围用户在“低谷”时用不完的水贮藏起来,用来支援远处,结果,还是不能彻底改变“远水楼台不得水”的局面。怎么办?原来有些唧站的贮藏量并没有“吃足”,水厂也笃定可以再多给它一些水贮藏起来,问题是从水厂到唧站的沿途管网,腾不出机会来“喂饱”唧站。后来,我们从公交公司放直达快车的办法上受到启发,就专门排设一根专线管道到唧站在管网上还有潜力可挖的地方,则抽调一根负担较轻的管道做专线,使水厂的水由这些专线管道日夜为唧站送水。经过试验,效果可好啦!譬如,从南市水厂到复兴公园附近唧站的一根专线管道,每小时能送四千吨水,一天就能把近十万吨水通过卿站送往远处。一些远处的住户看到“远水楼台不得水”的局面改变了,高兴得从老远跑来找我们道谢。其实,这还不是我们应该做的本份事吗!
“那为什么有些高层建筑上的用水又会不舒畅呢?”这时,有位同志又作了回答:这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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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水压不够的缘故。水厂为了叫水远流,又能爬上高层建筑,是用高压水泵把它“强行压送”进管网的。因此,刚出厂的水其势方张,压力甚高;流了一段路后,就象强弩之末,压力渐渐减退了。象长桥水厂,出厂时的水压有五十公尺高,流到离它约二十公里远的天山新村时,却只有七、八公尺了。这样,五楼上的水龙头就难免有时滴滴答答了。起先,我们让长桥水厂把水压再打高些,结果还是不顶事,鞭长莫及嘛!解决问题还得再作深入的调查。后来,我们索性对从长桥水厂到天山新村的沿途用户进行了一次访问。发现从水厂到中山西路一带,平房为多,工厂用水量也不太大,水压低些关系并不大;从中山西路到天山新村这一带,却几乎大部分是化工厂和高层工房,他们都希望水压越高越好。而实际状况却是:前一带虽然处于水压的兴盛时期,却是白费劲;后一带急着要水压高的水,却又碰上了水压的衰微时期。于是,我们把全程分为两段,在中山西路造了个增压唧站。针对前一带用户的特点,让长桥水厂减低出厂水压;当水流经中山西路的增压唧站,再给它助一把力,变低水压为高水压。这样,天山新村的高层楼房中,龙头一拧,水就哗哗流了。
座谈会开得热气腾腾。我们被大家所谈的一些事例深深感动。在用水和供水的矛盾面前,供水部门的同志通过调查研究,对一部分用户“用不到水”的共同现象进行具体分析,看到了“共同”之中存在的各种“不同”,然后分别采取措施,使有限的水在合理调度中得到有效的使用,这里面不就充满着活生生的辩证法吗?
千千万万个水龙头从何抓起?
在参观访问中,给予我们的教育是很大的。由此不禁想到:做好城市供水工作不仅仅是供水部门的事情,也是一切用水单位、用水的人的共同义务。供水部门不断“开源”,提高供水量;用水单位不断“节流”,减低用水量。如此相辅相成,才能把社会主义的公用服务事业越办越好。我们把这个想法告诉给自来水公司的同志,他们很赞成。下面所记录的,就是服务所的同志介绍抓“节约用水”的情况。
千千万万个水龙头从何抓起呢?起初,好些人党得茫无头绪。后来,大家学习了毛主席关于“研究任何过程,如果是存在着两个以上矛盾的复杂过程的话,就要用全力找出它的主要矛盾”的教导,就豁然开朗了。他们作了具体分析:全市有工业用水、生活用水等等,其中以工业用水量为最大;在工业用水中,又有锅炉用水、冷却用水、原料用水、冲刷用水等,其中又以冷却用水量首屈一指。要抓,就得抓主要的。否则,不分主次先后,轻重缓急,眉毛胡子一把抓,到头来样样抓不到。于是,他们又到冷却用水量较大的工厂进行调查。原来,冷却水主要用于降温,水温一升高,工厂就只好把它白白流入阴沟。其实,只要设法把水温再降低下来,它还是可以重新作冷却水的。因此,这些同志又找有关部门研究,设计制造了一种叫点波冷却塔的回冷设备。高温水进入这种塔后,如同走进了冰箱,水温迅速降低。这样,冷却水就可循环往复,多次利用,每天就能节约十万吨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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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瓜”要捧,“芝麻”也要捡。抓了工业用水的节约工作,也要抓好生活用水的节约工作。这里,还得采取“牵牛要牵牛鼻子”的方法,集中力量解决主要的、关键的问题。唯有如此,方能事半功倍。工人师傅依据历年来的工作经验,把工作重点放在平时把龙头的“老”和“少”两种人的思想教育上。他们经常穿巷走弄,组织苦大仇深的老工人回忆旧社会拎着水桶排队候水的生活,使用户们自觉实行“用多少放多少”,“一水多用”,“为成备用活土井”等节水措施。他们还有步骤地组织孩子们到水厂参观,讲述自来水的生产过程,让孩子们懂得点点滴滴的水都凝结着工人的辛勤劳动,教育他们从小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这一抓,全市每天的生活用水又节约了三、四万吨!
当着工业用水、生活用水的节水措施尚未落实之前,矛盾的主要方面在用户;而当这些问题基本解决之后,矛盾的主要方面又回到了供水部门。这是工人们从每月水厂的出水量和用户的用水量往往相差一大截的对比中得出的结论。这一大截怎么会不翼而飞呢?原来,管道铺设在马路下面,年久月深,上面车来人往,土层受震松动,管道受到各种挤轧和压力,有的接口处就会发生裂缝,使自来水大量流失。于是,他们就专门成立了一支“听漏”队,专治管道漏水。一临万籁俱寂的深夜,这些管道“医生”就出门巡诊。单是去年
一个年头,他们就查出了一万多个漏眼。有一次,他们到一家制药厂征求意见,发现那儿的生产规模并没有大的变化,用水量却从每月的五万吨一下跳到七万吨。会不会是厂内的水管有“病”呢?他们利用药厂的厂休日上门“会诊”,果然找到了厂内有两根管道严重漏水。经过抢修,药厂的用水量又恢复到原来的水平。就这样,他们遵照毛主席关于“着重于捉住主要的矛盾”的指示,打开了节约用水的门路。现在,全市节约的水量已相当于一个中型水厂的生产能力。可见,在我们社会主义制度下,“开源”和“节流”是统一的。“开源”不忘“节流”,“节流”促进“开源”。
人们每天都要用水,供水战线上的同志也每天都在为人们能够舒畅地用水而进行大量默默无闻的工作。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每个同志在用水时注意节约,就不仅仅是珍惜
一滴水的问题,而是珍惜工人们的辛勤劳动。
当我们整理完这篇访问记,觉得尽管这里所反映的,仅仅是供水工作中的零星片断,然而,正是通过这一个断面,我们可以欣喜地看到,和其他各行各业的劳动群众一样,供水部门的工人和千部,在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下,革命的主动性和创造性得到了何等充分的发挥。这种革命实践活动是自觉地以毛主席哲学思想为指导的。他们不仅注意把工作中大量零碎的初级的感性认识上升到深刻的系统的理性认识,而且对唯心主义的先验论和形而上学方法展开了深入的批判。这对专业理论工作者也是一个很好的借鉴。实践出哲学。我们应当坚定不移地深入到沸腾的斗争生活中去,和工农兵群众一道,把实践中的哲学总结出来,使它在我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斗争中,发挥更能动的革命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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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双版纳来侯)
吴文虎姚纪梅
在橄榄坝农场(第二封信)
××同志:
来信已收到了。我们是在十一日出发去橄榄坝农场的。从允景洪乘小火轮在澜沧江里顺流而下,两岸岗峦重叠,伸向江边的斜坡上遍盖着郁郁葱葱的阔叶树林,中间夹杂着大片青翠欲滴的大叶竹,褐色粗细不等的荆藤在林间竹丛中蜿蜒而出,一直蔓延到江边,大片树桠藤叶斜伸向江心形成了一个天然的凉棚。偶尔也有三五成群的小猴子审到江边喝水,一见轮船驶近,一转眼就连蹦带地逃得无影无踪了。澜沧江与国内大多数河流不同,流向由北往南,下游在老挝国境内,称做湄公河。它的水流又急又深,河流拐弯处,江面辽阔,波涛汹涌,轮船驶过处掀起阵阵激浪,凶猛地拍打着船舷。但是,渡江去劳动的傣族妇女,穿着淡黄或粉红色的紧身长袖上衣,深绿或鲜红的简裙,头上缠着艳丽的汗巾,三
三两两地乘着一叶扁舟,身边带着铁铲、砍刀,轻快地驶过波涛汹涌的江面,英姿飒爽,神态自若,根本不把风浪当一回事。
轮船行驶约一个小时,便到达了橄榄坝农场。这是一个宽阔的坝子,地势低平,海拔不到五百公尺。路旁寨边,到处是一排排高大而挺直的椰子树、槟榔树。
橄榄坝农场的景色十分动人,就是在富饶而美丽的西双版纳也数得上首屈一指。但是,更能激动人心的是战斗在橄榄坝农场的青年英雄们。陈荣贤、张幼南等十六位在一九
六八年第一批来到这里的上海青年,他们在批林批孔运动的教育下,觉察到农场里有一股埋怨边疆苦、务农累的思潮,就向党委发了一封公开信,联系来边疆五年多的深刻变化和亲身实践,热情歌颂了下乡务农的光辉道路,愤怒地批判了林彪、孔老二倒退复辟的行径,表示了把毕生精力献给边疆永不倒退的决心。在函授大学开办后,他们带头办起了马列著作学习班,小陈和小张担任了学习班的负责人。他们在学习了《哥达纲领批判》后,联系实际说:“怎样才算扎根农村,光是安心在边疆还不够,一定要立志与边疆人民一起改变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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噩面貌,才能算是真正的扎根派。”
从这些豪迈的誓言中,可以看到,经过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烈火锻炼的青年们的胸襟是何等宽广呵!农场有这么多可爱的青年,只要我们各级党组织充分重视发挥他们的积极作用,把其中的优秀分子挑选到各级领导岗位上来,让他们挑担子,压肩膀,就一定能比目前发挥出更大的作用。
我们在这个农场的五分场访问时,马列著作学习班学员向我们介绍了他们在农场管理工作的两条路线斗争中学习马列的经验。前一个时期,农场曾经片面地强调推行“劳动定额”的制度,谁只要完成了定额,打牌、睡觉听你便。这样一来,资产阶级思想开始在农场露头、泛滥起来了。五队后勤组搞的一块菜地,原来有二十多个品种,达到了园地化、水利化、多样化,可是一搞定额后,为了追求数量,多样化变为单一化,只得顿顿茄子、南瓜,收获多时经常烂掉;而且大家抢水源、抢肥料,影响了革命团结。面对着这股歪风邪气,五队副指导员赵建华带领大家认真学习了《哥达纲领批判》。革命导师在批判“劳动是一切财富和一切文化的源泉”这句话时指出:“劳动不是一切财富的源泉。…这句话只是在它包含着劳动具备了相应的对象和资料这层意思的时候才是正确的”。这不就是说生产资料私有制是劳动人民受剥削受压迫的根源吗?今天生产资料掌握在劳动人民手里,难道劳动还是为了定额吗?我们的劳动怎么能完全受“定额”的支配呢?他们得出了这样的结论:“不能当定额的奴隶,要做农场的主人。”那么,今后还要不要定额呢?他们又一次认真学习了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关于社会主义的论述:社会主义社会是“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中产生出来的,因此它在各方面,在经济、道德和精神方面都还带着它脱胎出来的那个旧社会的痕迹。”这使他们进一步认识到社会主义社会中还有资产阶级法权的残余,合理的劳动定额在现阶段还是需要的。但是,如果忽视思想政治工作,一味地靠定额刺激,那就必然会引向修正主义办场路线的错误轨道上去。界线一划清,面貌就完全不同。这个队的一班和三班,在批判了“定额万能论”后,开展了农业学大寨运动,他们在管理苗圃地时,一个人完成了三个人的劳动定额。
这个分场的马列著作学习班学员知识青年李海玲,她以马列为武器和旧传统观念彻底决裂的行动,使我们受到了一次很深刻的教育。小李在战斗生活中深深地爱上了边疆的一草一木,加上工作的需要,儿年的大学招生都没有报名。今年回上海探亲时,社会和家庭的习惯势力对她施加压力:“你是党员,群众关系也不错,争取上大学,离开边疆,不要再戆了。”何去何从?小李思想上展开了激烈的斗争。这时,她和马列著作函授小组的学员们一起重温了革命导师在写作和发表《哥达纲领批判》时顶风破浪的反潮流精神,思想便豁然开朗了。她想:走毛主席指引的知识青年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这是做前人从未做过的伟大事业。革命青年应该以革命导师为榜样,与旧的传统观念作彻底决裂,当一个革命的“戆大”。因此,当组织上希望她留在农村时,小李愉快地服从了组织上的安排,她把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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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的体会向远在上海的父母作了汇报,得到了家庭的热情支持。现在,小李更加热爱边疆的山山水水,也更自觉地刻苦学习革命理论。在西双版纳,在祖国边疆的各个农场和农村,象小李这样和旧传统观念彻底决裂的胜利者何止于百个。
斗争需要学习,学习为了更好地战斗。学革命理论是如此,学其他文化科学知识又何尝不是这祥!这个农场的二分场割胶工郑敏莉,当组织上批准她学习农村常见病防治这个函授科目后,因为生产忙,时间紧,她就抓紧利用白天割胶与收胶的间隙时间进行学习,并坚持在晚上十点到十二点这段时间进行自学。她学针灸,在自己身上找穴位扎;学中草药,就翻山越岭采集草药;在传染病易发季节时,发动大家搞好爱国卫生运动,动员大家喝预防汤药。连队每天中午或晚饭后的休息时间,她主动协助卫生员拿药,打针,处理病号。儿个月来,她在辅导教师的指导下,已基本上掌握了对常见病的鉴别、诊断和治疗。她那种坚韧不拔的性格,满腔热情地为边疆人民服务的精神,使我们看到了正在茁壮成长中的
一代新人。在边疆,无数从城市中移植过来的幼弱新苗,在毛泽东思想阳光雨露的培育下,适应了当地的土壤和气候,正在成长为一片郁郁葱葱的茂林。比如我们在访问勐捧农场十分场时遇到的那个女青年汤素蓉,经常登越深壑峭壁,跋涉密林深处,不畏险阻地采集治疮疖的黄连藤、医疗感冒的九节茶等各种草药。她为了鉴别大麻药的性能,亲自用口去尝,舌头整整麻了两天。我国古代传说中曾经有过尝百草的神农氏,但我们在今天却看到了成批的革命女神农氏在祖国各地战斗着。
此外,还有一批少数民族的医防学员,他们大多是边远山区俸族、爱尼族、瑶族、本族等贫下中农的子弟,克服了听课、记笔记等无数因难,在面授班中顽强地刻苦学习。傣族学员赤脚医生波温尖,只能勉勉强强地听懂汉语,对汉文既不会写也不会读。打退堂鼓吗?不,小波在学习期间,请教师用汉语一遍又一遍耐心地讲,自己用俸文一字一句细心地记,然后翻译成汉语念给教师听,直到全部记住为止。天下无难事,只怕有心人。他终于较快地基本上掌握了本地区的常见病和多发病的防治方法。在面授学习班结束时,小波激动地谈了自己的体会:“感谢党感谢毛主席使金色的阳光照进了边疆的山寨,派来了大学教师,为少数民族培养摩雅(傣语即医生),我一定要立志做一个毛主席的好摩雅。”自从来到边疆之后,面对着无数革命青年战天斗地的光辉事迹,我们一直处在十分激动的境地之中。短短的书简,实在无法形容我们此刻的心情。我们要求你们呼吁各条战线上的同志,从各个侧面来关心和支持战斗在边疆和农村的年青一代,使他们能更快地进
一步茁壮成长!
此致
敬礼!
吴文虎姚纪梅
一九七四年×月×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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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鬼被抓住了!”(第三封信)
××同志:
在这封信里,想先告诉你们这样一桩事情。
从允景洪往南,有个山头叫南联山,山上有座爱尼族的山寨,他们长期过着刀耕火种的生活。解放后,在毛泽东思想阳光的照耀下,村村寨寨用上了电,山谷里响着电动机的轰鸣,入夜灯光通明,照亮了竹楼的里里外外。今年四月的雨季中,在一个雷雨交加的傍晚,爱尼族几个小阿波(小姑娘)聚集在电灯光下玩耍。突然天空中一声巨响,一个霹雳打下来,其中的一个小女孩遭到了电击,当场死亡。这下子可不得了啦!满寨闹嚷嚷的,都说是竹寨给鬼缠住了,不仅拆掉了那座遭到雷击的竹楼,甚至想毁掉整座山寨,迁徙到别处去安家。
整个山寨搬家,那得花费多少人力物力呀!生产队长心里十分焦急,但又苦于无法说服群众,急得团团转。大队、公社一时也拿不出什么办法来。恰好这件事被上海在这里办函授大学的交通大学电工班教师和工人讲师知道了,都说得函授教育应当为边疆的贫下中农服务,决定上山宣传唯物主义,破除迷信鬼神的旧思想、旧风俗。他们的积极请战,得到了州领导的支持和鼓励。
一九七四年七月六日,函授电工班教师在爱尼山寨里当众对广大贫下中农作了一个雷击青蛙的模似实验。全山寨的男女老幼都来观看,四周围得水泄不通,活象是在赶街。教师们从容不迫地将四个充有1000伏电的电容器串联起来,得到了4000伏的高压,一端夹住青蛙的腿,当另一端靠近青蛙头部时,火花一闪,一声巨响,青蛙一个翻身,四脚朝天躺在地上,一动也不动了。那些年老的爱尼族社员都惊讶地说:“乖乖,鬼被抓住了!”函授电工班的教师抓紧时机进行唯物主义的宣传,指出雷电击人是一种自然现象,只要懂得电的安全知识就完全可以避免。接着教师们对那只青蛙进行了抢救,使那只击晕过去的青蛙重新恢复呼吸,一蹦一蹦地跳走了。这个实验深深地教育了爱尼寨的贫下中农,他们当场批判了迷信鬼神的旧思想、旧风俗和孔老二的天命论,一致决定不再搬移山寨。他们十分攒扬函授大学办到山沟里来,激动地说:毛主席共产党处处关心我们少数民族,汉族和爱尼族是亲兄弟。你们是毛主席派来的亲人,使我们掌握了安全用电的知识。
这个故事紧紧地吸引住了我们。我们怀着迫切学习的心情去景洪农场第三分场,参观那里电工函授班的教学活动。
从允景洪顺着新铺设的柏油公路往西前进,愈往山里面走,河水的流速也就愈急。河上新建了好几处水力发电站,允景洪以及附近农场的用电,都是从这儿架设的高压线输送过来的。景洪农场的电工面授学习班的学员,在教师和辅导教师的指导下,结合施工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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践,组织了一项架设配电线路的教学活动。这里的天气是孩儿脸,说变就变,一时风雨交加,一时又烈日当空,加上到处山坡陡峭,杂草丛生,竖杆放线的困难是可想而知的。但这些困难在学习班的师生眼里都算不了一回事。他们一赶到远离农场三十多公里的施工现场,就立即挥刀砍掉山间的杂草杂树,汗流浃背地把重约七百公斤的水泥杆从公路边用双肩扛上山,轰掉了蚂蚁包,踏平了蚂蝗窝,挖坑、立杆、拉板线。学员和教师中有许多人磨破了肩,晒脱了皮,咬肿了脚,但他们干劲冲天,发扬了与天斗、与地斗、与虫子斗的革命精神,把一档一档的杆架竖立了起来,胜利地完成了预定的任务。这是一次难忘的学习,也是一次难忘的战斗。
下午,我们到达目的地后,电工辅导教师冯森陪同我们参观了电工班的学习活动。这个分场电工科目的函授名额虽然只有三名,但实际上电工班的十名青年全都参加了电工学习小组。发的书本不够,他们就采取轮流阅读的办法;有的自己买书,也有的是迢迢万里的远方城市中家长寄来的。没有操作实验的场所,他们就上山砍竹伐术,自己动手因陋就简地盖起了一个四十平方米的学习室。青年们称它为“电工之家”。一走进这个“电工之家”,地上到处是收集来的各种需要修理的马达、电话机、日光灯等。室内还安装了一些电工仪表作为直观教具。我们几个人边看边议,都觉得这个分场的领导很关心青年们的学习,如果西双版纳的每个函授电工学习小组都能这样,函授学习一定能取得更好的效果。接着,我们又来到了这个分场的制胶车间。只见制胶工人忙碌地把刚从橡胶树上割采来的一桶桶白花花的胶乳倒进过滤反应池,经过快速凝固后,在另一头压成为一长块一长块有花纹的橡胶片,然后进烘箱烤干,变成紫褐色的可供工业用的橡胶。制胶车间的负责人向我们介绍:原先烘胶要烧整根的原木,现在已经改用电烤的新技术了,这个新的电屏装置,就是这些电工学员和车间里的工人一起动手改装的。在柴油发电机的机房里,自动调节电压器一直不正常,只得由一个人用手调节,造成电灯一时亮一时暗。也是这些电工学员在教师的指导下,掌握了排除故障的技术,使自动调节电压器运行正常,节省了劳动力,还保证了正常供电。前几年,由于电线线路安装不标准,曾经发生过触电死亡人畜的事故。今年八九月里,全体电工组学员自己动手,对分场的动力加工场的马达安装以及照明线路等,进行了全面的检修和改装。到我们这次参观的时候,全部线路整整齐齐的,全已达到了标准要求。知识青年喻中微、李中意等对我们说:我们在边疆战斗了儿年后,越来越感到学习的迫切和重要,自己在自学中往往有许多地方看不懂,现在办起了函授大学就好了,可以比较有系统地学到一点东西。
知识青年的这些合理要求,我们想是完全应该、也可以满足的。这样做,也是巩固和发展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有力措施。允景洪公社曼听生产队在发展了电动加工副业后,把碾米、管电的工作交给了插队的知识青年叶智,老眯涛(傣语即老大娘)语重心长地对小叶说:“毛主席送来的明晃晃银电灯照亮了我们的竹楼。你是毛主席送来的知识青年,可要把电管好呀!”小叶心想,无论如何不能辜负贫下中农的期望,但自己对电的知识实在懂得太少,中学里农村电工是个缺门,这副担子可怎么挑呢?今年函授大学办到村寨来后,小叶高兴得都蹦起来啦!他去参加面授班的时候,全村寨的社员千叮咛万嘱咐,希望他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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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农村电工这门技术。他从学习班一回来,大家就翻开他的笔记本,问这问那。有的老波涛(傣语即老大爷)当场批判了孔老二、林彪“学而优则仕”的反动谬论,说:“这样的为农村服务的函授教育,不仅你们知识青年欢迎,我们也非常欢迎!”在今年雨季的抗洪斗争中,电线杆冲倒了,小叶就跳进齐腰深的洪水中去,把电杆重新竖起来;社员的竹楼被水淹了,他就划船到各个竹楼去检查,切断危险电路,保证社员的安全用电。写到这里,我不禁想到上海的不少中学在讨论“缺门”的时候,总不免有点在概念里面兜圈子的气味。“缺门”究竞指什么?只要到这里来看一看就明白了。我们教给学生的知识,不是多了,而是少了。特别是与农村生产实践有关的机械、电器修理等知识,完全是个缺门。中学的学工,应当为学生的上山下乡创造条件,加强这方面的技能训练。我们很同意上海淮海中学的做法,他们的校办工厂把重点放在电机修理上,这条路子是对头的。在农村,各种机械、电器的维护和修理可是桩大事情哩!
半年来,电工面授班结合实战任务所进行的教学活动,已经达到了四十多项。黎明农场六分场有一台五十千瓦发电机,已经坏了有半年了。如果要运到昆明去修理,单是车费就要花一千多元。他们那里的三个电工函授学员在参加了面授班后,在电工班的教师陈育才和工人师傅王永生的指导下,边检修,边教学,不到半个月就把这部发电机修理好了。函授还有利于推动边疆技术文化水平的提高。动腊县的冷藏仓库,为了提高发电功率以增加冷藏能力,想使几台发电机并车发电。但由于技术过不了关,做不到频率、电压、相位的同步,去年儿乎出事故烧了起来。这次函授电工面授班开办后,这个仓库虽然没有函授学员的名额,但却派出了旁听学员来学习理论和技术。他们在电工面授班的工人师傅姚林根、郭荣祖等帮助下,终于攻克了这个难关,大大地提高了冷藏库的储藏能力。电工班工人还与教师黄镜明一起,修复了动腊发电站的一台八十四千瓦的发电机。
当我们快要写完这封信的时候,又接到了东风农场电工学员石英杰送来的一份“学习收获”。他在这份材料里介绍了他们那里的七、八个学员,在交通大学教师严智渊的带领下,去农场橡胶加工厂修复了一台柴油机发电机控制屏。边疆的广大知识青年,包括有关部门的各级领导,都很欢迎这样的办学方式。它结合发展生产的需要,组织青年边学习,边实践,学得快,用得上。因此,他们都要求能把函授大学坚持办下去,把它办好。我们上海各条战线的领导部门很值得认真思考一下:对这个社会主义的新生事物已经尽了自己的责任没有?还能不能更多地贡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
此致
敬礼!
吴文虎姚纪梅
一九七四年×月×日
更正:本刊上期登载的《西双版纳来信》一文中,第九十页第三行上的“州委副书记刁国栋和刁琼英”系“刀国栋和刀琼英”之误,谨此更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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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七五年
第
期
总第十七期
><U三><1yU⊙IPA
上海学习与批判杂志编辑部编
上海人大版礼出版
(上海复且大学)
(上海绍兴路5号)
上海市报刊发行处发行
上海新华印刷厂印刷
代号:4一192
定价:0.25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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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帝洛录
列宁为什么说对资产阶级专政,这个问题要
搞清楚。这个问题不搞清楚,就会变修正主义。
要使全国知道。
身台纯学
一九七五年第三期目
录
马克惡恩格斯列宁论无产阶级专政…(3)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疆…姚文元(16)
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发扬无产阶级革命精神
批判资产阶级生活作风
一学习《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
的报告》的一,点体会…方海(25)伟大的道路光辉的真理
学习列宁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和实践…雍
昌(28)
关于资产阶级法权的通信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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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旧报有感
青(38)
有这样一张便条
章智明(42)
在斗争中加强工人队伍的建设
一上海沪东造船厂的调查
……任
菁(44)
小评论:三分钱盐还得好!
…树
清(48)
文
学·评
论
他们在“交换”什么?
读苏修中篇小说《交换》
。。…杜华章(50)
附:交换(苏修中篇小说。节译和摘要)由“结合部”想到的
一看电影《渡江侦察记》的一点感想…上海味精工人杜恂诚(63)
经济问题研究
“两泵”对比以后。
一上海水泵厂访问记
…本刊记者(65)
从找差距中明确了学大寨的方向
·上海市金山县金卫公社八二大队党支部(71》
教育革命经验总缩
中学开门办学的一个新经验
一南市区中学结合学农活动举办短训班的调查…何欣(7)
社会调
查
扫马路见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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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在长治路清道班的半个月里上、海斯范大学凰水全《77)
上海公交公司汽车一场陆晓禾
日三月十六日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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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论无产阶级专政
《人民日报》《红旗》杂志编者按:伟大领袖毛主席最近作了关于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
毛主席说:列宁为什么说对资产阶级专政,这个问题要搞清楚。这个问题不搞清楚,就会变修正主义。要使全国知道。
毛主席在谈到社会主义制度时说:总而言之,中国属于社会主义国家。解微前跟资本主义差不多。现在还实行八级工资制,按劳分配,货币交换,这些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所不同的是所有制变更了。毛主席指出:我国现在实行的是商品制度,工资制度也不平等,有八级工资制,等等。这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所以,林彪一类如上台,搞资本主义制度很容易。因此,要多看点马列主义的书。
毛主席还指出:列宁说,“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工人阶级一部分,党员一部分,也有这种情况。无产阶级中,机关工作人员中,都有发生资产阶级生活作风的。
毛主席的指示,对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作了深刻的阐述,指出了当前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极端重要性,应当引起全党同志和全国人民的高度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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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照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选辑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部分论述,供大家学习。首先是领导干部要带头学好这些语录,并且要认真学习马列和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主要著作。同时,要组织党员、干部和广大群众学好。要充分理解毛主席指示的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全国亿万人民学习和掌握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是反修防修的大事,是巩固和加强无产阶级专政的大事。各级党委一定要把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学习抓紧抓好,更加自觉地贯彻执行党的基本路线和各项政策,进一步搞好批林批孔运动,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进行到底。
无论是发现现代社会中有阶级存在或发现各阶级间的斗争,都不是我的功劳。在我以前很久,资产阶级的历史学家就已叙述过阶级斗争的历史发展,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家也已对各个阶级作过经济上的分析。我的新贡献就是证明了下列几点:(1)阶级的存在仅仅同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2)阶级斗争必然要导致无产阶级专政;(3)这个专政不过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和进入无阶级社会的过渡。
《马克思致约。魏德迈》(一八五二年三月五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32一333页。
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从前者变为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同这个时期相适应的也有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
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一八七五年四月一五月初),《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21页。
这种社会主义就是宣布不断革命,就是无产阶级的阶级专政,这种专政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差别,达到消灭这些差别所由产生的一切生产关系,达到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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灭和这些生产关系相适应的一切社会关系,达到改变由这些社会关系产生出来的一切观念的必然的过渡阶段。
马克思:《一八四八年至一八五○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八五○年一月一十一月一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479一480页。
通过把一切劳动资料转交给生产者的办法消灭现存的压迫条件,从而迫使每一个体力适合于工作的人为保证自已的生存而工作,这样,我们就会消灭阶级统治和阶级压迫的唯一的基础。但是,必须先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才可能实现这种变革,而无产阶级专政的首要条件就是无产阶级的军队。
马克思:《纪念国际成立七周年》(一八七一年九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443页。
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
马克思和恩格斯:《共产党宣言》(一八四八年二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71一272页。
谁要是仅仅承认阶级斗争,那他还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他可能还没有走出资产阶级思想和资产阶级政治的圈子。用阶级斗争学说来限制马克思主义就是割裂和歪曲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变为资产阶级可以接受的东西。只有承认阶级斗争、同时也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的人,才是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同庸俗小资产者(以及大资产者)之间的最大区别就在这里。必须用这块试金石来测验是否真正了解和承认马克思主义。
列宁:《国家与革命》(一九一七年八一九月),《列宁选集》第3卷第199页。
无产阶级专政是新阶级对更强天的敌人,对资产阶级进行的最奋勇和最无情的战争,资产阶级的反抗,因为自己被推翻(哪怕是在一个国家内)而凶猛
十倍。它的强大不仅在于国际资本的力量,不仅在于它的各种国际联系牢固有力,而且还在于习惯的力量,小生产的力量。因为,可惜现在世界上还有很多很多小生产,而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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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和资产阶级的。由于这一切原因,无产阶级专政是必要的,不进行长期的、顽强的、拚命的、殊死的战争,不进行需要坚持不解、纪律严明、坚韧不拔和意志统一的战争,便不能战胜资产阶级。
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一九二○年
四一五月),《列宁选集》第4卷第181页。
在由资本主义进到社会主义的任何过渡中,由于两个主要原因,或者说在两个主要方向上,必须有专政。第一,不无情地镇压剥削者的反抗,便不能战胜和铲除资本主义,因为不能一下子就把这些剥削者的财产,把他们在组织上和知识上的优势完全剥夺掉,所以在一个相当长的期间,他们必然企图推翻他们所仇视的贫民政权。第二,任何大革命,尤其是社会主义革命,即令不发生对外战争,也决不会不经过国内战争,而国内战争造成的经济破坏比对外战争造成的更大,国内战争中会发生千百万起动摇和倒戈事件,会造成方向极不明确、力量极不平衡的混乱状态。旧社会中的各种坏分子,数量当然非常之多,大半都是与小资产阶级有联系的(因为一切战争和一切危机,首先使小资产阶级破产,首先摧残他们),这些人,在这种大转变的时候,自然不能不“露头角”。面这些坏分子“露头角”就不能不使犯罪行为、流氓行为、贿赂、投机及各种坏事增多。要消除这种现象,就必须花费时间,必须有铁的手腕。
在历史上任何一次大革命中,人民没有不本能地感觉到这一点,没有不表现其除恶灭害决心,把盗贼就地枪决的。从前各次革命中的不幸,就在于群众努力地无情地镇压坏分子的那种革命热忱,未能长久坚持下去。当时群众革命热忱之所以这样不能持久,其社会原因,即阶级原因,就是无产阶级本身还不强大,而又唯有它(如果它已经有充分的数量,充分的觉悟和充分的纪律)才能把大多数被剥削劳动者(如果更简单更通俗些说,就是大多数贫民)吸引过来,才能掌握政权在一个足够长的时期内来彻底镇压一切剥削者和一切坏分子。
历次革命中这个有历史意义的经验,这个有全世界历史意义的一经济的和政治的一教训,马克思把它总结了,给了一个简单、严格、准确、明显的公式:无产阶级专政。
列宁:《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一九一八年三一四月),《列宁选集》第3卷第516一51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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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剥削者阶级,即地主和资本家阶级,还没有消失,也不可能一下子消失。剥削者已被击溃,可是还没有被消灭。他们还有国际的基础,即国际资本,他们是国际资本的一个分部。他们还部分地保留着某些生产资料,还有金钱,.还有广泛的社会联系。他们反抗的劲头正由于他们的失败而增长了千百倍。管理国家、军事和经济的“艺术”,使他们具有很大很大的优势,所以他们的作用与他们在人口总数里所占的人数相比,要大得不可计量。被推翻了的剥削者反对胜利了的被剥削者的先锋队,即反对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变得无比残酷了。既然是革命,既然不是用改良主义的幻想去代替革命这个概念(象第二国际中的一切英雄所干的那样),那末情形也就只能这样。
列宁:《无产阶级专政时代的经济和政治》(一九一九年十月),《列宁选集》第4卷第92页。
我们在俄国(推翻资产阶级后的第三年)还是在采取最初步骤从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即过渡到共产主义的低级阶段。阶级还存在,而且在任何地方,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之后都还要存在好多年。在没有农民(但仍然有小业主!)的英国,也许这个时期会短一些。消灭阶级不仅意味着要驱逐地主和资本家,一这个我们已经比较容易地做到了,一而且意味着要消灭小商品生产者,可是对于这种人不能驱逐,不能镇压,必须同他们和睦相处;可以(而且必须)改造他们,重新教育他们,这只有通过很长期、很缓慢、很谨慎的组织工作才能做到。他们用小资产阶级的自发势力从各方面来包围无产阶级,浸染无产阶级,腐蚀无产阶级,经常使小资产阶级的懦弱性、涣散性、个人主义以及由狂热转为灰心等旧病在无产阶级内部复发起来。无产阶级政党的内部需要实行极严格的集中制和极严格的纪律,才能抵制这种恶劣影响,才能使无产阶级正确地、有效地、胜利地发挥自己的组织作用(这是它的主要作用)。无产阶级专政是对旧社会的势力和传统进行的顽强斗争,流血的和不流血的,暴力的和和平的,军事的和经济的,教育的和行政的斗争。千百万人的习惯势力是最可怕的势力。没有铁一般的和在斗争中锻炼出来的党,没有为本阶级全体忠实的人所信赖的党,没有善于考察群众情绪和影响群众情绪的党,要顺利地进行这种斗争是不可能的。战胜集中的大资产阶级,要比“战胜”千百万小业主容易千百倍;而这些小业主用他们日常的、琐碎的、看不见摸不着的腐化活动制造着为资产阶级所需要的,使资产阶级得以复辟的恶果。谁要是把无产阶级政党的铁的纪律哪怕是稍微削弱一点(特别是在无产阶级专政时期),那他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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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上就是帮助资产阶级来反对无产阶级。
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推病》(一九二○年
四—五月),《列宁选集》第4卷第200一201页。
是的,在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旧社会之间并没有一道万里长城。革命爆发的时候,情形并不象一个人死的时候那样,只要把死尸抬出去就完事了。旧社会灭亡的时候,它的死尸是不能装进棺材、埋入坟墓的。它在我们中间腐烂发臭并且毒害我们。
列宁:《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莫斯科工、农和红军代表苏维埃,工会联席会议》(一九一八年六月),《列宁全集》第27卷第407页。
我们这里所说的是这样的共产主义社会,它不是在它自身基础上已经发展了的,恰好相反,是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中产生出来的,因此它在各方面,在经济、道德和精神方面都还带着它脱胎出来的那个旧社会的痕迹。所以,每一个生产者,在作了各项扣除之后,从社会方面正好领回他所给予社会的一切。他所给予社会的,就是他个人的劳动量。例如,社会劳动日是由所有的个人劳动小时构成的;每一个生产者的个人劳动时间就是社会劳动日中他所提供的部分,就是他在社会劳动日里的一分。他从社会方面领得一张证书,证明他提供了多少劳动(扣除他为社会基金而进行的劳动),而他凭这张证书从社会储存中领得和他所提供的劳动量相当的一分消费资料。他以一种形式给予社会的劳动量,又以另一种形式全部领回来。
显然,这里通行的就是调节商品交换(就它是等价的交换而言)的同一原则。内容和形式都改变了,因为在改变了的环境下,除了自己的劳动,谁都不能提供其他任何东西,另一方面,除了个人的消费资料,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成为个人的财产。至于消费资料在各个生产者中间的分配,那末这里通行的是商品等价物的交换中也通行的同一原则,即一种形式的一定量的劳动可以和另一种形式的同量劳动相交换。
所以,在这里平等的权利按照原则仍然是资产阶级的法权,虽然原则和实践在这里已不再互相矛盾,而在商品交换中,等价物的交换只存在于平均数中,并不是存在于每个个别场合。
虽然有这种进步,但这个平等的权利还仍然被限制在一个资产阶级的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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框里。生产者的权利是和他们提供的劳动成比例的;平等就在于以同一的尺度
劳动一来计量。
但是,一个人在体力或智力上胜过另一个人,因此在同一时间内提供较多的劳动,或者能够劳动较长的时间;而劳动,为了要使它能够成为一种尺度,就必须按照它的时间或强度来确定,不然它就不成其为尺度了。这种平等的权利,对不同等的劳动来说是不平等的权利。它不承认任何阶级差别,因为每个人都象其他人一样只是劳动者,但是它默认不同等的个人天赋,因而也就默认不同等的工作能力是天然特权。所以就它的内容来讲,它象一切权利一祥是
一种不平等的权利。权利,就它的本性来讲,只在于使用同一的尺度;但是不同等的个人(而如果他们不是不同等的,他们就不成其为不同的个人)要用同
一的尺度去计量,就只有从同一个角度去看待他们,从一个特定的方面去对待他们,例如在现在所讲的这个场合,把他们只当做劳动者;再不把他们看做别的什么,把其他一切都撇开了。其次,一个劳动者已经结婚,另一个则没有;一个劳动者的子女较多,另一个的子女较少,如此等等。·在劳动成果相同、从而由社会消费品中分得的份额相同的条件下,某一个人事实上所得到的比另一个人多些,也就比另一个人富些,如此等等。要避免所有这些弊病,权利就不应当是平等的,而应当是不平等的。
但是这些弊病,在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在它经过长久的阵痛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里产生出来的形态中,是不可避免的。,权利永远不能超出社会的经济结构以及由经济结构所制约的社会的文化发展。
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一八七五年四月一五月初),《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0一12页。
在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通常称为社会主义),“资产阶级法权”没有完全取消,而只是部分地取消,只是在已经实现的经济变革的范围内,也就是在对生产资料的关系上取消。“资产阶级法权”承认生产资料是个人的私有财产。而社会主义则把生产资料变为公有财产。在这个范围内,也只有在这个范围内,“资产阶级法权”才不存在了。
但是它在另一方面却依然存在,依然是社会各个成员间分配产品和分配劳动的调节者(决定者)。“不劳动者不得食”这个社会主义原则已经实现了;“按等量劳动领取等量产品”这个社会主义原则也已经实现了。但是,这还不是共产主义,还没有消除对不同等的人按不等量的(事实上是不等量的)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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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予等量产品的“资产阶级法权”。
列宁:《国家与革命》(一九一七年八一九月),《列宁选集》第3卷第251一252页。
马克思不仅极其准确地估计到人们不可避免的不平等,而且还估计到,仅仅把生产资料转归全社会公有(通常所说的“社会主义”)还不能消除分配方面的缺点和“资产阶级法权”的不平等,就产品“按劳动”分配这一点说,“资产阶级法权”仍然占着统治地位。
列宁:《国家与革命》(一九一七年八一九月),《列宁选集》第3卷第251页。
既然在消费品的分配方面存在着资产阶级的法权,那当然一定要有资产阶级的国家,因为如果没有一个能够迫使人们遵守法权规范的机构,法权也就等于零。
可见,在共产主义下,在一定的时期内,不仅会保留资产阶级法权,甚至还会保留没有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国家!
列宁:《国家与革命》(一九一七年八一九月),《列宁选集》第3卷第256页。
虽然杜林先生给每个人以“等量消费”的权剥,但是他不能强迫任何人这样做。相反地,他感到骄傲的是,在他的世界中,每个人都可以任意处置自己的金钱。因此,他无法阻止下面这样的事情发生:一些人积蓄起一小部分钱财,而另一些人靠所得的工资不够维持生活。他甚至使这种事情成为不可避免的,因为他明确地承认家庭的共同财产的继承权,从而就进一步产生父母养育儿女的义务。但是这样一来。等量消费就有了一个巨大的裂缝。独身者用他每天八马克或十二马克的工资可以过得舒适而愉快,可是家有八个未成年小孩的鳏夫用这么多工资却只能勉强度日。但是另一方面,公社不加任何考虑地接受金钱的支付,于是就提供一种可能,不通过自己的劳动而通过其他途径去获得这些金钱。没有臭味。公社不知道它是从哪里来的。但是,这样就造成了
一切的条件,使以前只起劳动券作用的金属货币开始执行真正的货币职能了。■现在,出现了一方面贮藏货币而另一方面产生债务的机会和动机。货币需要者向货币贮藏者借债。借得的货币被公社用来支付生活资料,从而又成为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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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社会中那样的货币,即人的劳动的社会体现、劳动的真实尺度、一般的流通手段。世界上的一切“法律和行政规范”对它都无能为力,就象对乘法表或水的化学组成无能为力一样。因为货币贮藏者能够迫使货币需要者支付利息,所以高利贷也和这种执行货币职能的金属货币一起恢复起来了。
恩格斯:《反杜林论》(一八七六年九月一一八七八年六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42一343页。
如果生产商品的社会把商品本身所固有的价值形式进一步发展为货币形式,那末还隐藏在价值中的各种萌芽就显露出来了。最先的和最重要的结果是商品形式的普遍化。甚至以前直接为自己消费而生产出来的物品,也被货币强加上商品的形式而卷入交换之中。于是商品形式和货币就侵入那些为生产面直接结合起来的社会组织的内部经济生活中,它们逐一破环这个社会组织的各种纽带,而把它分解为一群群私有生产者。
恩格斯:《反杜林论》(一八七六年九月
八七八年六
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49一350页。
什么是周转自由呢?周转自由就是贸易自由,而贸易自由就是说倒退到资本主义去。周转自由和贸易自由,这就是指各个小业主之间进行商品交换。我们所有的人,凡是学过马克思主义初步原理的,都知道这种周转和贸易自由不可避免地要使商品生产者分化为资本所有者和劳动力所有者,分化为资本家和雇佣工人,这就是说,重新恢复资本主义雇佣奴隶制,这种制度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它在全世界都正是从商品农业经济中生长起来的。我们在理论上很了解这一点,而在俄国,凡留心观察小农的生活和经营条件的人,都不会看不到这一点。
列宁:《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一九二一年三月),《列宁全集》第32卷第206页。
资产阶级是产生于商品生产的;在商品生产的条件下,一个农民家里有几百普特的余粮,不肯贷给工人国家救济挨饿的工人,而要拿去做投机生意,一这是什么呢?这不是资产阶级吗?资产阶级不正是从这里产生的吗?
列宁:《全俄苏维埃第七次代表大会》(一九一九年十二月),《列宁全集》第30卷第20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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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的,我们推翻了地主和资产阶级,扫清了道路,但是我们还没有建成社会主义大厦。旧的一代被清除了,而在这块土壤上还会不断产生新的一代,因为这块土壤过去产生过、现在还在产生许许多多资产者。有些人象小私有者一样看待对资本家的胜利,他们说:“资本家已经捞了一把,现在该轮到我了。”可见他们每一个人都是产生新的一代资产者的根源。
列宁:《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一九一八年四月),《列宁全集》第27卷第275页。
非常熟悉经济情况的李可夫同志对我们说,我国现在存在着新的资产阶级。这是真的。它不仅从我们苏维埃的职员中间(从这里也能产生极少的一部分)产生出来,而且更多地从那些摆脱了资本主义银行的桎梏、目前因铁路不通而处于隔绝状态的农民和手工业者中间产生出来。这是事实。你们想用什么方法来回避这一事实呢?你们只能沉溺在自己的幻想中,或是把不周密的书本知识当做复杂得多的现实。现实向我们证明,甚至在俄国,也同任何资本主义社会一样,资本主义商品经济还活着,起着作用,发展着,产生着资产阶级。
列宁:《伐共(布)第八次代表大会》(一九一九年三月),《列宁全集》第29卷第162页。
在苏维埃的工程师当中,在苏维埃的教员当中,在苏维埃工厂内享受特权的,即最熟练、待遇最好的工人当中,我们可以看到,资产阶级议会制度所固有的一切坏处都在不断地复活着,我们只有用无产阶级的组织性和纪律性,作再接再厉的、坚持不懈的、长期的、顽强的斗争,才能逐渐地战胜这种祸害。
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一九二○年
四一五月),《列宁选集》第4卷第267页。
工人和旧社会之间从来没有一道万里长城。工人还保存着许多资本主义社会的传统心理。工人在建设新社会,但他还没有变成清除掉旧世界的污泥的新人,他还站在旧世界的污泥里面。只能幻想把这种污泥清除掉。如果以为这可以马上办到,那就是愚蠢透顶的空想,就是在实践上把社会主义世界移到半空中去的空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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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我们不是这样建设社会主义的。·我们是站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土壤上建设的,我们要同劳动者身上也有的、经常拖无产阶级后腿的一切弱点和缺陷进行斗争。
列宁:《在金俄工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一九一九年一月),《列宁全集》第28卷第403页。
现在有一种使苏维埃代表变为“议会议员”,或变为官僚的小资产阶级趋势。必须吸引全钵苏维埃代表实际参加管理工作来防止这种趋势。在许多地方,苏维埃的各部逐渐与各人民委员部合并成了一个机关。我们的目的是要吸收全体贫民实际参加管理工作,而实现这个任务的一切步骤,一其形式愈多愈好一应该详细地记载下来,加以研究,使之系统化,用更多的经验来检查它,并且定为法规。我门的目的,是要使每个劳动者,除做八小时“份内的”生产工作外,还要无报酬地履行对国家的义务。过渡到这个制度,是特别因难的,可是只有实现这种过渡才能保证社会主义彻底巩固起来。
列宁:《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一九一八年三一四月),《列宁选集》第3卷第525页。
徒有其名的党员,就是白给,我们也不要。世界上只有我]这样的执政党,即革命工人阶级的党,才不追求党员数量,而注意提高党员质量和清洗“混进党里来的人”。我们曾多次重新登记党员?以便把这种“混进党里来的人”驱除出去,只让有觉悟的真正忠于共产主义的人留在党内。我们也用动员人们上前线和参加星期六义务劳动的办法,来清洗党内那些只想从执政党党员的地位“捞到”好处而不愿肩负为共产主义忘我工作的重担的人。
列宁:《工人国家和征收党员周》(一九一九年十月),《列宁选集》第4卷第76页。
机会主义是我们的主要敌人。工人运动中的上层分子的机会主义,不是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而是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事实证明:由工人运动内部的机会主义派别活动家来维护资产阶级,比资产者亲自出马还好。
列宁:《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一九二○年七一八月),《列宁全集》第31卷第203页。
资产阶级在我国已被击败,可是还没有根除,没有消灭,甚至还没有彻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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摧毁。因此,同资产阶级斗争的新的更高形式便提到日程上来了,由继续剥夺资本家的极简单的任务,转到一个更复杂和更困难得多的任务,就是要造成使资产阶级既不能存在,也不能再产生的条件。很明显,这个任务是重大无比的,如果不解决这个任务,那也就是说,还没有社会主义。
列宁:《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一九一八年三—四月),《列宁选集》第3卷第498页。
显然,为了完全消灭阶级,不仅要推翻剥削者即地主和资本家,不仅要废除他们的所有制,而且要废除任何生产资料私有制,要消灭城乡之间、体力劳动者和脑力劳动者之间的差别。这是很长时期才能实现的事业。
列宁:《伟大的创举》(一九一九年六月),《列宁选集》第4卷第11页。
“共产主义的东西”只是在出现星期六义务劳动的时候才开始产生的,这种劳动是个人为社会进行的、规模巨大的、无报酬的、没有任何当局即任何国家规定定额的劳动。这不是农村中常见的邻舍间的帮忙,而是为了全国需要进行的、大规模组织起来的、无报酬的劳动。因此,不仅把“共产主义”这个词用做党的名称,而且把它专门用来指我们生活中真正实现着共产主义的那些经济现象,是会更正确一些的。要说在俄国现在的制度中也有某种共产主义的东西,那就是星期六义务劳动,其他都不过是为反对资本主义和巩固社会主义而进行的斗争。社会主义只有完全取得胜利以后,才会生长出共产主义,生长出我们从星期六义务劳动中看到的那种不是书本上的而是活生生的现实当中的共产主义。
列宁:《关于星期六义务劳动》(一九一九年十二月),《列宁选集》第4卷第143页。
我们一定要坚决地把我们已经开始的进行了两年的革命进行到底。(鼓掌这个革命是一定可以实现的,只要我们使政权转到新阶级的手里,只要我们在整个国家管理方面、整个国家建设方面、整个新生活的领导方面,从上到下完全由新阶级来代替资产阶级、资本主义奴隶主、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一切有产者。
列宁:《在全俄工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一九一九年一月),《列宁全集》第28卷第39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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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上,在迫使人们奴隶般地服从分工的情形已经消失,从而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也随之消失之后;在劳动已经不仅仅是谋生的手段,而且本身成了生活的第一需要之后;在随着个人的全面发展生产力也增长起来,而集体财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之后,一只有在那个时候,才能完全超出资产阶级法权的狭隘眼界,社会才能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各尽所能,按需分配!
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一八七五年四月—一五月初),《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2页。
共产党人不屑于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他们公开宣布:他们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让统治阶级在共产主义革命面前发抖吧。无产者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
马克思和恩格斯:《共产党宣言》(一八四八年二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85一286页。
我也希望除听讲以外,你们还花些时间,把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主要著作至少阅读几本。毫无疑问,你们在参考书目中以及你们图书馆里供苏维埃学校和党校学员用的参考书中,一定能找到这些主要著作。不过起初也许有人会因为难懂而感到害怕,所以要再次提醒你们不要因此懊丧,第一次阅读时不明白的地方,下次再读的时候,或者后来从另一方面来研究这个问题的时候,就会明白的,因为,我再说一遍,这是一个极其复杂而又被资产阶级的学者和作家弄得混乱不堪的问题,每个想认真思考和独立领会这个问题的人,都必须再
三研究,反复探讨,从各方面思考,才能获得明白透彻的了解。你们反复探讨这个问题的机会很多,因为这是关系全部政治的主要的和根本的问题,不仅在我们现时所处的这样一个革命风暴时期,就是在最平静的时期,你们也会每天在任何一份报纸上涉及任何一个经济问题或政治问题的材料中碰到这个问题:什么是国家,国家的实质怎样,国家的意义怎样,我们]这个为推翻资本主义而斗争的党即共产党对国家的态度怎样。
列宁:《论国家》(一九一九年七月),《列宁选集》第4卷第41一42页。
(原载《红旗》杂志一九七五年第三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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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林彪反党藥团的社会基髓
姚文元
毛主席在讲到必须搞清楚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专政的问题时明确地指出:“林彪一类如上台,搞资本主义制度很容易。因此,要多看点马列主义的书。”这就提出了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即“林彪一类”的阶级本质是什么?林彪反党集团产生的社会基础是什么?把这个问题弄清楚,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对于坚定地执行党在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一步一步地造成资产阶级既不能存在也不能再产生的条件,无疑是十分必要的。
同一切修正主义者和修正主义思潮一样,林彪及其修正主义路线不是-一种偶然的现象。林彪及其死党在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中是极其孤立的,但产生出这一伙极端孤立的“天马行空”、“独往独来”的人物,却有它深刻的社会阶级基础。
林彪反党集团代表了被打倒的地主资产阶级的利益,代表了被打倒的反动派推翻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产阶级专政的愿望,这一点,是比较清楚的。林彪反党集团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我国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制度怀着刻骨的仇恨,诬蔑为“封建专制”,咒骂为“当代的秦始皇”。他们要使地、富、反、坏、右“政治上、经济上得到真正解放”,即在政治上经济上变无产阶级专政为地主买办资产阶级专政,变社会主义制度为资本主义制度。作为力图复辟的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理人,林彪反党集团向党和无产阶级专政进攻达到了很疯狂的程度,直到搞特务组织和策划反革命武装政变。这种疯狂性,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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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丧失政权和生产资料的反动派,为了夺回他们失去的剥削阶级的阵地,必然要用尽一切他们所能采取的手段。我们看到了林彪在政治上、思想上破产以后,怎样象一个亡命的赌徒一样想把无产阶级“吃掉”,孤注一掷,直到叛国投敌,毛主席、党中央非常耐心的教育、等待、挽救也丝毫不能改变他的反革命本性。这都反映了无产阶级专政下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两大对抗阶级的生死斗争,这种斗争会继续一个很长的时期。只要还存在被打倒的反动阶级,党内(以及社会上)就有可能出现把复辟愿望变为复辟行动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因此,要提高警惕,要警觉和粉碎国内外反动派的种种阴谋,切不可麻痹大意。但是,这样认识还不是事物的全部。林彪反党集团不但代表了被打倒的地主资产阶级复辟的愿望,而且代表了社会主义社会中新产生的资产阶级分子篡权的愿望,他们身上具有新产生的资产阶级分子的某些特点,他们当中若干人本身就是新产生的资产阶级分子,他们的某些口号适应和反映了资产阶级分子和想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发展资本主义的需要。正是这后一个方面,需要我们进
一步加以分析。
毛主席指出:“列宁说,‘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工人阶级一部分,党员一部分,也有这种情况。元产阶级中,机关工作人员中,都有发生资产阶级生活作风的。”林彪反党集团中的某些人物就是这种新产生出来的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的代表。其中如林立果及其小“舰队”,就完全是在社会主义社会中产生出来的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分子、反革命分子。
资产阶级影响的存在,国际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影响的存在,是产生新的资产阶级分子的政治思想根源。而资产阶级法权的存在,则是产生新的资产阶级分子的重要的经济基础。
列宁指出:“在共产三义社会的第一阶段(通常称为社会主义),‘资产阶级法权’没有完全取消,而只是部分地取消,只是在已经实现的经济变草的范围内,也就是在对生产资料的关系上取消。”“但是它在另一方面却依然存在,依然是社会各个成员间分配产品和分配劳动的调节者(决定者)。‘不劳动者不得食”这个社会主义原则已经实现了;‘按等量劳动领取等量产品'这个社会主义原则也己经实现了。但是,这还不是共产主义,还没有消除对不同等的人按不等量的(事实上是不等量的)劳动给予等量产品的‘资产阶级法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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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指出:“中国属于社会主义国家。解放前跟资本主义差不多。现在还实行八级工资制,按劳分配,货币交换,这些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所不同
的是所有制变更了。”“我国现在实行的是商品制度,工资制度他不平等,有八·级工资制,等等。这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
社会主义社会中,还存在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这两种社会主义所有制,这就决定了我国现在实行的是商品制度。列宁和毛主席的分析都告诉我们,对于社会主义制度下在分配和交换方面不可避免还存在的资产阶级法权,应当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以便在长期的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逐步缩小三大差别,缩小等级差别,逐步创造消灭这种差别的物质的和精神的条件。如果不是这样,相反地,要求巩固、扩大、强化资产阶级法权及其所带来的那一部分不平等,那就必然会产生两极分化的现象,即少数人在分配方面通过某种合法及大量非法的途径占有越来越多的商品和货币,被这种“物质刺激”刺激起来的资本主义发财致富、争名夺利的思想就会泛滥起来,化公为私、投机倒把、贪污腐化、盗窃行贿等现象也会发展起来,资本主义的商品交换原则就会侵入到政治生活以至党内生活,瓦解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就会产生把商品和货币转化为资本和把劳动力当作商品的资本主义剥削行为,就会在某些执行修正主义路线的部门和单位改变所有制的性质,压迫和剥削劳动人民的情况就会重新发生。其结果,在党员、工人、富裕农民、机关工作人员中都会产生少数完全背叛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新的资产阶级分子、暴发户。工人同志说得好。“你不限制资产阶级法权,资产阶级法权就要限制社会主义的发展,助长资本主义的发展。”而当资产阶级在经济上的力量发展到一定程度时,它的代理人就会要求政治上的统治,要求推翻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要求全盘改变社会主义所有制,公开地复辟和发展资本主义制度。新的资产阶级一上合,首先要血腥地镇压人民,并在上层建筑包括各个思想文化领域中复辟资本主义,接着,他们就会按资本和权力的大小进行分配。“按劳分配”只剩下一个外壳,一小撮垄断了生产资料的新资产阶级分子同时垄断了消费品和其他产品的分配大权。一这就是今天在苏联已经发生的复辟过程。
林彪反党集团如何不择手段地聚敛财富,如何穷奢极欲地追求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如何利用资产阶级法权为自己干种种见不得人的阴险丑恶的勾当,人们已揭发批判了很多。但更能说明问题的是反革命政变计划《“571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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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纪要》这个计划中,林彪反党集团用以煽动或挑拨各个阶级中某些人反对无产阶级专政的,不是别的,正是资产阶级法权思想。或者说,这个计划中所代表的阶级利益,除了老的资产阶级之外,正是一部分新的资产阶级分子,以及少数想利用资产阶级法权发展资本主义的人。因而它攻击的矛头便对准了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因而它特别仇恨我国无产阶级专政下通过社会主义革命对资产阶级法权进行的某些限制。
对于机关干部参加五。七干校,林彪反党集团诬蔑为“变相失业”;精简机构,接近群众,被他们攻击为打击干部。他们认为干部应当是骑在人民头上的老爷,所以一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就变成“失业”。这是挑动机关工作人员中一部分想扩大资产阶级法权、做官当老爷、有严重资产阶级生活作风的人,反对党的路线,反对社会主义制度。
对于知识分子同工农相结合,上山下乡,林彪反党集团诬蔑为“等于变相劳改”。一批又一批有共产主义觉悟的青年生气勃勃地奔赴农村,这是对缩小
三大差别、限制资产阶级法权有深远意义的伟大事业,一切革命的人们都热清赞扬它,而受了资产阶级思想侵蚀特别是受资产阶级法权思想束缚的人则反对它。能不能坚持知识青年同工农结合,直接联系到大学教育革命能不能坚持走上海机床厂道路,学生不但从工农中来,而且回到工农中去。林彪反党集团对此特别仇根,不但表现了他们同劳动人民的对立,而且也暴露了他们利用资产阶级法权向党进攻,妄图煽动一部分受资产阶级法权思想影响较深的人,反对社会主义革命。他们的纲领是扩大城市同农村之间、脑力劳动同体力劳动之间的差别,把知识青年变成新的贵族阶层,想以此来争取某些受资产阶级法权思想影响较深的人对他们反革命政变的支持。
对于工人阶级发扬共产主义精神,批判修正主义的“物质刺激”,林彪反党集团诬蔑为“变相受剥削”。林彪是“物质刺激”狂热的鼓吹者,他在黑笔记中就亲笔写下了“物质刺激还是必要的”、“唯物主义物质刺激”、“诱:以官,禄,德”之类的修正主义黑话。林彪反党集团的一个主要成员也在黑笔记中写道:“按劳分配和物质利益原侧”是发展生产的“决定动力”。他们表面上是主张用钞票去“刺激”工人,实际上是想无限止地扩大工人的等级差别,在工人阶级中培养和收买一小部分背叛无产阶级专政、也背叛无产阶级利益的特殊阶层,分裂工人阶级的团结。他们用资产阶级世界观腐蚀工人又妄图把工人阶级中一小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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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受资产阶级法权思想影响较深的人,作为支持他们反对无产阶级专政的力量之一。林彪一伙“特别”注意用“工资”来引诱“青年工人”,所谓“诱:以官,禄,德”就是他们的阴谋诡计,这从反面告诉我们:青年工人特别是当了干部的青年工人,必须自觉地抵制资产阶级的物质引诱和各种资产阶级法权思想的捧场,要保持和发扬共产主义的为无产阶级和全人类彻底解放而英勇奋斗的革命精神,要努力用马列主义世界观武装自已,切不可被商品、货币交换、庸俗的捧场、阿谀奉承、宗派主义之类的花花世界弄昏了头脑,以致上了林彪一类政治骗子或社会上地主资产阶级分子的当。他们以“关心”为名,实则“刺激”青年工人走资本主义道路,可以说是一种政治上的“教唆犯”。缺少经验的新产生的资产阶级分子在前面违法乱纪,老奸巨猾的老资产阶级分子躲在后面出谋划策,这是今天社会阶级斗争中经常见到的一种现象。我们在处理被腐蚀的青少年罪犯时特别着重打击幕后教唆犯,这个方针要坚持下去。在现实斗争中已经涌现出了一批同资产阶级腐蚀进行旗帜鲜明斗争的青年工人,应当支持他们,总结他们的斗争经验。
林彪反党集团还诬蔑农民“缺吃少穿”,诬蔑部队干部“生活水平下降”,诬蔑红卫兵在文化大革命中批判资产阶级那种敢想、敢说、敢闯、敢做、敢革命的精神是“被利用”…这一切,无不是想从根本上否定社会主义制度和党的群众路线,否定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专政,扩大资产阶级法权,复辟资本主义。他们诬蔑农民“缺吃少穿”,其目的是煽动农民搞“吃光分光”,瓦解和取消社会主义集体经济。如果照这条路线去做,其结果,是少数人上升为新资产阶级,绝大多数人受资本主义剥削,这是地主、富农和农村中一部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富裕中农所盼望的那样一种局面。
现在我们可以看到林彪所谓“建设真正的社会主义”是什么东西了。这就是在社会主义招牌下扩大资产阶级法权,使新的资产阶级分子和某些想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派别和集团,同被打倒的地主资产阶级相勾结,“指挥一切、调动
一切”,推翻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林彪一类人物则是他们的政治代表。林彪反党集团在《571工程”纪要》中提出的这些纲领,既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他们自封为“超天才”的头脑中所固有的,而是社会存在的反映。确切地说,从他们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出发,他们反映了只占人口百分之几的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的要求,反映了少数新的资产阶级分子和想利用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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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阶级法权上升为新资产阶级分子的人的要求,而反对占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革命人民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要求。他们用唯心论的先验论反对唯物论的反映论,然而他们本身反革命思想的形成却必须用唯物论的反映论来说明。为什么林彪一类上合搞资本主义制度很容易呢?就因为我们社会主义社会中还存在阶级和阶级斗争,还存在产生资本主义的土壤和条件。为了逐步减少这种土壤和条件,直到最后消灭它,就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这是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的无产阶级先锋队,经过好几代人坚韧不拔的努力才能完成的任务。这就必须坚持党的基本路线,提高工人阶级的政治觉悟,巩固工农联盟,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并团结和领导广大革命群众在同阶级敌人的斗争和三大革命运动的实践中自觉地改造自己的世界观。这就必须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防止在所有制方面已被取消的资产阶级法权复辟,继续在较长时间内逐步完成所有制改造方面尚未完成的那一部分任务;并在生产关系的其他两个方面,即人与人的相互关系和分配关系方面,限制资产阶级法权,批判资产阶级法权思想,不断削弱产生资本主义的基础。这就必须坚持上层建筑领域中的革命,深入批判修正主义,批判资产阶级,实现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
毛主席在一九七一年八月至九月巡视各地的谈话中说过:“我们唱了五十年国际歌了,我们党有人搞了十次分裂。我看还可能搞十次、二十次、三十次,你们信不信?你们不信,反正我信。到了共产主义就没有斗争了?我就不信。到了共产主义也还是有斗争的,只是新与旧,正确与错误的斗争就是了。几万年以后,错误的也不行,也是站不住的。”列宁说过:“是的,我们推翻了地主和资产阶级,扫清了道路,但是我们还没有建成社会主义大厦。旧的一代被清除了,而在这块土壤上还会不断产生新的一代,因为这块土壤过去产生过、现在还在产生许许多多资产者。有些人象小私有者一祥看待对资本家的胫刹,他们说:‘资本家已经捞了一把,现在该轮到我了。’可见他们每一个人都是产生新的一代资产者的根源。”列宁说的是社会阶级斗争的长期性,毛主席说的是这种斗争反映在党内而形成两条路线斗争的长期性。我们必须经过这种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不断战胜资产阶级及其代表人物搞修正主义、搞分裂、搞阴谋诡计的行动,才能逐步造成资产阶级既不能存在也不能再产生的条件,最后消灭阶级,而这正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整个历史时代要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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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的伟大事业。
由于资产阶级思想腐蚀和资产阶级法权存在而产生出来的新资产阶级分子,一般都具有两面派和暴发户的政治特点。为了在无产阶级专政下进行资本主义活动,他们总是要打着某种社会主义的招牌;由于他们的复辟活动不是夺回自己丧失的生产资料而是要夺取他们未曾占有过的生产资料,因而表现特别贪婪,恨不得一下子把属于全国人民所有或集体所有的财富吞下肚子里去,化为私有制。林彪反党集团即具有这种政治特点。“子系中山狼,得志便猖狂”,这是《红楼梦》刻画“应酬权变”而又野蛮毒辣的孙绍祖的两句诗,用来移赠林彪反党集团,是颇为适合的。当林彪在“得志”即掌握一部分政治经济大权之前,他用反革命两面派的手段欺骗党、欺骗群众,并利用群众运动的力量为自己的目的服务,为此他可以打出革命的招牌或喊出革命的口号,同时又加以歪曲。毛主席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写的一封信中分析林彪一伙的内心世界时指出:“我猜他们的本意,为了打鬼,借助钟道。”是很能说明这种现象的。“借助”,就是敲门砖,等到他们的目的达到之后,便不要这个“借助”,而要反过头来恶狠狠地搞掉这个“借助”了。反革命两面派也好,打着红旗反红旗也好,“当面说好话,背后下毒手”也好,或者用林彪反党集团自己招供的话,“打着毛主席的旗号打击毛主席的力量”也好,都是同一类做法的不同说法。等到林彪反党集团如他们自己刻画的那样,自以为“经过几年准备,在思想上、组织上、军事上的水平都有相当提高。具有一定的思想和物质基础”时,他们就要猖狂起来了。他们在自己把持、控制的单位、部门,变社会主义公有制为林彪反党集团私有制,他们暴露出越来越露骨的政治野心,这种野心会随着他们“得志”的程度而膨胀,正同资产阶级的贪欲会随着资本积累的增长而发展一样,永不会有止境。马克思分析资产阶级时说过:“当作资本家,他只是人格化的资本。他的灵魂,使是资本的灵魂。”林彪作为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理人,他的灵魂也只是已被打倒而梦想复辟以及正在产生而妄想统治的老的和新的资产阶级的灵魂。从阶级分析出发,林彪一伙那些倒行逆施的反革命政治活动的根源便很清楚了:他们鼓吹孔孟之道,他们背叛党、背叛中国人民而投靠社会帝国主义,正是尊孔卖国的中国买办资产阶级干过的勾当,而他们狂热地策划反革命政变,也不过重复世界上许多国家的资产阶级使用过无数次并至今还在使用的手段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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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任务,就是一方面要逐步削弱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产生的土壤;另一方面,当林彪一类新的资产阶级产生出来或正在产生的时候能及时地识别他们。学习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重要性就在这里。离开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我们不可能完成上述两个方面的任务:而且当修正主义思潮出来时还会由于自已有资产阶级法权思想或分辨不清而上当受骗,甚至糊里糊涂地上了贼船。不然,为什么一条修正主义路线出来会有人跟着走呢?为什么林彪一伙在九届二中全会上可以用唯心论加起哄来骗人呢?为什么林彪反党集团那些赤裸裸的分裂党、推翻无产阶级专政的活会在少数干部中找到市场呢?为什么大、小“舰队”可以明目张胆地把请客送礼、封官许愿之类作为拉山头、搞宗派、耍阴谋的手段呢?为什么他们在黑笔记中要把“用技术掩盖政治”之类作为自已反革命活动的策略呢?这当中有深刻的教训。一九五九年反对彭德怀反党集团时,毛主席曾经指出,“现在,主要危险是经验空义”,因此要认真读书,这十几年来,毛主席多次重复了这个意见,毛主席强调党的高中级干部首先是中央委员,“都应程霞不同地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并强调“这几年应当特别注意宣後马、列”,林彪反党集团垮台以后又再次说“我正式劝同志们读一点书”,最近讲无产阶级专政时又再一次强调了这一条。这些语重心长的谆谆教导,我们感到多么亲切啊!全党同志特别是高级于部,一定要把这件事当作关系到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大事来抓,对马、列和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有关论述和主要著作,首先要自己学好,搞清楚,力求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说明问题,力求从思想和行动上打掉那些脱离群众的资产阶级思想作风,和群众打成一片,真正做社会主义新生事物的促进派,善于分辨和敢于抵制资本主义的侵蚀。我们党几十年来形成的艰苦奋斗的光荣传统,一定要发扬和继承下去。要了解情况,研究政策,包括经济政策。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行之有效,必须坚持。要注意区别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准确而有力地打击极少数坏人,对群众中的资本主义影响,要根据“团缩一批评一团结”的公式,主要采取学习和提高觉悟的方法,支持坚决抵制资本主义的先进事物的方法,回忆对比的方法,说服教育、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去解决,做到团结两个百分之九十五。批判资本主义倾向要形成舆论,争取多数,启发自觉,积极引导。对个别陷在资本主义泥坑里很深的人,要向他猛喝一声:“同志,赶快回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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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文章开头时曾指出:彪反党集团在全国人民中是很孤立的。为了分析它产生的阶级根源,我们指出了林彪反党集团得以产生的土壤和条件。在讲了这一面之后,我们还必须指出:林彪反党集团在本质上是很虚弱的,同一切反动派一样,不过是纸老虎。林彪反党集团的一切反革命活动,只不过记录了它的失败和困境,而不是记录它的胜利。社会主义制度一定要代替资本主义制度,共产主义一定会在全世界取得胜利,这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社会主义社会是从旧社会脱胎而来的,“因此它在各方面,在经济、道德和精神方面都还带着它脱胎出来的那个阳社会的痕迹”。这并没有什么奇怪。
十五年以来的历史告诉我们:只要我们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坚持毛主席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学说,坚持毛主席给我们规定的社会主义革命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我们就能够粉碎阶级敌人的反抗,一步一步地减少这些痕迹,不断夺取新的胜利。我们今天社会主义事业蒸蒸日上、欣欣向荣的大好形势,同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内部四分五裂、内外交因,形成鲜明的对照。这一次毛主席提出的理论问题,必将从理论和实践上使我们进一步认识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任务和完成这些任务的方法,大大促进无产阶级专政的巩固,促进社会主义革命的深入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促进全国的安定团结。中国的共产党人是有信心的,中国的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是有信心的,他们正在党的领导下团结一致意气风发地投入反修防修的斗争。中国革命的历史是革命人民经过曲折斗争走向胜利的历史,也是反动派经过反复较量走向灭亡的历史。正如毛主席总结的那样:“中国自从一九一一年皇帝被打倒以后,反动派当衩总是不能长久的。最长的不过二十年(蒋介石),人民一造反,他也倒了。落介石利用了孙中山对他的信任,又开了个黄埔学校,收罗了一大批反动派,由此起家他反共,几乎整个地主资产阶级都拥护他,那时共产党又没有经验,所以倦高兴地暂时地得勢了。但这二十年中,他从来没有统一过,国共两党的战争,国民党和各派军阀之间的战争,中日战争,最后是四年大内战,他就滚到一群海岛上去了。中国如发生反共的右派政变,我断定他们跑是不得安宁的,很可能是短命的,因为代表百分之九十以上人民利益的一切革命者是不会容忍的。”“缩论: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还是这两句老话。”让我们沿着毛主席指引的方向和道路奋勇前进吧!
(原载《红旗》杂志一九七五年第三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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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无产阶专玖的理论发扬无产阶须華命清油
布苏旅福品荷荷益养恭蒜蒜蒂荔蒜蒜蒜精养蒜蒜高精养蒜慕惠黑素慕惠
批判资产阶级生活作风
学习《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的一点体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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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四九年三月,正是中国人民革命战争即将夺取全国胜利的前夜。毛主席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高瞻远瞩地指出:“剧是必须从序幕开始的,序幕还不是高潮。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草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这一点现在就必须向党内讲明白,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特艰苦奋斗的作风。”毛主席还提醒全党同志,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新形势下,要特别警惕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攻击,预防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的情况发生。
建国以来,我们的广大党员和干部牢牢记取毛主席的教导,保持过去革命战争时期的那么一股劲,那么一股革命热情,那么一种拚命精神,那么一种艰苦奋斗的作风,朝气勃勃地前进在社会主义革命的征途上,为党为人民为社会主义享业作出了新的贡献。但是,也有少数人忘记了毛主席的教导,忘记了继续革命的伟大任务,骄微自满,以功臣自居,停顿起来不求进步,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经不起资产阶级的捧场和糖衣炮弹的袭击。毛主席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运用马列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深刻地总结了历史的和现实的经验,指出:“列宁说,‘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工人阶级一部分,党员一部分,也有这种惰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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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产阶级中,机关工作人员中,都有发生资产阶级生活作风的。”
无产阶级中,机关工作人员中,发生的资产阶级生活作风是多种多样的。诸如:
不读书,不看报,不调查研究,高高在上,养尊处优,脱离群众,当官做老爷。这是第一种。
革命意志衰退,饱食终日,无所用心,无病求医,小病大养,游山玩水。这是第二种。
害怕艰苦,贪图享受,到处伸手,搞特殊化。这是第三种。以功臣自居,闹名誉地位,个人利益第一。这是第四种。肩俗作风,低级趣味,拉拉扯扯,吹吹拍拍。这是第五种。
亲托亲,友托友,与人方便,自己方便,不顾党的原则,违反政策。这是第
六种。
多吃多占,损公肥私,非法占取。这是第七种。以协作为名,搞私人交易,从中渔利。这是第八种。
比“大方”,讲“排场”,铺张浪费,大吃大喝,慷国家之慨。这是第九种。说假话,文过饰非,传播小道新闻,闹资产阶级派性。这是第十种。凡此种种,不一而足。具有这种资产阶级生活作风的人,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崇拜“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资产阶级人生哲学。
我们革命队伍中的一些人,所以会发生资产阶级生活作风,是由于受了资产阶级世界观的毒害。如果越陷越深,不能自拔,很有可能堕落成为新的资产阶级分子。这里,拟着重对几种糊涂思想作一些分析。
“革命有功,多享受一点也是应该的嘛!”这是资产阶级的雇佣观点。他们把自己当作商品,功劳看做资本,一本万利地觅取享受。这是列宁所严厉批评过的那种“冷酷地斤斤计较,不愿比别人多做¥小时工作,不愿比别人少得一点报酬的狭隘眼界”。其实,马克思主义者从来不计较个人功劳大小。在资本主义的黑暗年代里,马克思的一生是艰难困苦生活的一生,又是紧张工作、顽强战斗的一生。马克思说过:“我们在为争取八小时工作制而斗争,可是我们自己的工作时间却往往两倍于此”。这是多么崇高的精神啊!最后,马克思是坐在书桌前,在他的战斗岗位上与世长辞的。成千成万的革命先烈,在战火纷飞的战争年代里,把生命献给了人类最壮丽的亭业一共产主义事业,什么时侯计较过功劳大小,什么时侯又想到过要用革命来换取个人享受呢?想一想马克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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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教导和成千成万的革命先烈,能不觉得脸红吗?
“地位变了,生活上特殊一点,也是工作上的需要嘛!”马克思主义历来反对绝对平均主义。但如果地位起了变化之后,就不愿再当普通劳动者,欣赏或迷恋资产阶级法权,借口情况特殊而处处搞特殊化,那就错了。这样的同志不懂得一个起码的道理:“我们一切工作干部,不论职位高低,都是人民的勤务员”。共产党员是无产阶级中的先进分子,而不是群众之外、群众之上的特殊人物。因此,共产党员、特别是当了干部的党员,必须严格要求自己,密切联系群众,多做工作,少取报酬,吃苦在前,享受在后。这才是应有的态度。
“生活作风,小节问题,何必大惊小怪。”这话不对。毛主席说:“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是与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不能脱离的,没有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就不能激发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没有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也就不能找行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是执行正确路线的重要保证。我们工人阶级一部分和党员一部分中出了新的资产阶级分子,往往都是被资产阶级从生活上打开缺口的。生活上不干净的人,在政治上最终也不可能是诚实的。从“三反”“五反”、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以及文化大革命中揭露的那些蜕化变质分子来看,无不都是这样。我们必须坚决肃清林彪一类骗子所鼓吹的“小节无害”论的流毒,永远保持艰苦奋斗的无产阶级本色。
资产阶级腐蚀和无产阶级反腐蚀的斗争,贯穿于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因此,我们的同志一定要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高度出发,自觉地抵制资产阶级的物质引诱和各种资产阶级法权思想的捧场。敢于同资产阶级生活作风作坚决的斗争。资产阶级的邪气不压下去,无产阶级的正气就不能抬头。事关大局,要出以公心,不能计较个人得失和恩怨。广大群众是坚决要批判资产阶级生活作风的。而一典程度不等地沾有资产阶级生活作风的同志,也是可以通过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通过学习和提高觉悟的方法,来改正错误和缺点的。我们坚定地相信,绝大多数人是要革命的,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在斗争中进
一步改造自己,荡涤自已身上从旧社会带来的污泥浊水,就一定能在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
今天,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了伟大胜利,批林批孔运动取得了很大的成绩。我们的社会主义享业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大好景象。在这样的时刻,重温毛主席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的教导,特别感到亲切。“拒腐蚀,永不沾”。让我们牢记毛主席的教导,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进行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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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大的道路光辉的真理
学习列宁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和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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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大领袖毛主席最近指出:“列宁为什么说对资产阶级专政,这个问题要搞清楚。”十月革命前后,列宁在俄国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和巩固政权的斗争中写下许多光辉著作,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认真学习这些著作,了解列宁是怎样在斗争中捍卫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这对于我们今天巩固和加强无产阶级专政,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列宁在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前夕写的《国家与革命》,是一部系统阐述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光辉著作。在这部著作里,列宁批判了第二国际修正主义者在国家问题上的谬论,恢复和捍卫了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为俄国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建立和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打下了思想理论基础。十月革命前,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引起了革命危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特别尖锐地提出了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问题。当时的俄国,在布尔什维克党领导下,利用帝国主义战争所造成的革命形势,举行了二月革命,推翻了沙皇政府,建立了工兵苏维埃。但是,由于钻进工兵苏维埃中的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背叛了革命,使政权落到了资产阶级的手里。在这种形势下,武装夺取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已经成为摆在俄国工人阶级面前的迫切任务。正如列宁所说:“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对国家的态度问题不仅具有政治实践上的意义,而且具有最迫切的意义”。
可是恰恰在这样的时候,第二国际的修正主义者把国家问题弄得极其混乱。他们迷信议会制度,反对暴力革命,反对无产阶级彻底打碎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反对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俄国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大力贩卖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的货色,反对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主张和资产阶级真诚合作。因此,批判修正主义,用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武装工人阶级和劳动群众,领导他们夺取政权,就成了布尔什维克党迫不及待的课题。列宁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写了《国家与革命》,从理论上阐明了无产阶级
专政的历史必然性。列宁指出: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是阶级斗争的工具,无量产阶级必须运用暴力革命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并且指出:“只有承认阶级斗争、同时也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的人,才是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同庸俗小资产者(以及大资产者)之间的最大区别就在这里。必须用这块试金石来测验是否真正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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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承认马克思主义。”
在《国家与革命》中,列宁论述了关于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过渡时期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性、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实质和任务,以及无产阶级专政国家自行消亡的经济基础等问题。列宁指出:“向前发展,即向共产主义发展,必须经过无产阶级专政,决不能走别的道路。”列宁还科学地分析了社会主义时期不可避免地存在着资产阶级法权,“社会主义社会“还不能完全摆脱资本主义的传统或痕迹”。“既然在消费品的分配方面存在着资产阶级的法权,那当然一定要有资产阶级的国家,因为如果没有一个能够追使人们遵守法权规范的机构,法权也就等于零”。在社会主义历史时期,只有运用无产阶级专政,限制和逐步消除资产阶级法权,战胜衰亡着的资本主义因素,发展共产主义因素,才能防止资本主义复辟,逐步向共产主义过渡。
由于十月革命迅速爆发,使得列宁没有来得及写完《国家与革命》。列宁兴奋地说:“对于这种‘妨碍”,只有高兴”。“因为做出‘革命的经验”总比论述草命的经验'更愉快,更有益。”十月革命推翻了俄国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列宁为了建立和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而进行了紧张的工作。他号召劳动群众剥夺剥夺者,废除土地私有制,在全俄国普遍建立工农政权。但是,十月革命的胜利引起了一切被推翻的剥削阶级的疯狂反抗。他们一次又一次地发动反革命叛乱,向新生的苏维埃政权进攻。党内一小撮机会主义者被残酷的阶级斗争吓破了胆,竞然同意成立“清一色的社会党人政府”,要布尔什维克党人退出政治舞台。经济战线上的斗争也很激烈。苏维埃政权在接管银行、对工厂企业实行工人监督的过程中,遇到了资产阶级的拚死反抗。无产阶级由于刚取得政权不久,缺乏经济管理的经验,又缺少管理经济的机关和干部,因此在经济战线上出现了一些薄弱环节和混乱现象。资产阶级到处刮阴风:“布尔什维克执政已经两个月了,但我们所看到的却不是社会主义的天堂,而是由混乱、内战和更大的破坏所造成的地狱”。党员、千部和群众中也有一部分人在革命转折关头被这些现象所迷惑。这样,究竟是肯定还是否定十月革命,肯定还是否定无产阶级专政,就成了当时的斗争焦点。一九一七年十二月,列宁在《被旧事物的破灭吓坏了的和为新事物而斗争的》一文中,分析了当时的政治形势,指出:不经过破坏旧的国家机器,“便没有也不可能有其他通向社会主义的道路”。“工人监督和银行国有化已经开始实行,而这正是走向社会主义的最初步骤”,是革命的新生事物。新事物和旧事物的斗争,实际上就是“使劳动者从一切压迫下解放出来的神圣战争”。列宁认为,肯定还是否定无产阶级专政,反映了各个阶级不同的阶级立场和世界观。“剥削者愈是千方百计地拚命维护旧事物,无产阶级也就愈要更快地学会把自己的阶级敌人从最后的角落里赶走,挖掉他们统治的老根,铲除能够产生(必定产生)雇佣奴隶制、群众贫困和富人大发横财的肥壤沃土”。列宁提出铲除资本主义的肥沃土壤的新任务,是在深入考察了俄国的历史和现状的情况下得出的。列宁在1918年1月11日作的《关于人民委员会工作的报告》中说:“不言而喻,在爱斯兰这祥一个人人识字和翘全国都是大农业的小国家里,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情形,和俄国这样一个小资产阶级占优势的国家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情形,不可能是相同的”。由于俄国资本主义发展较迟,农村人口众多,封建残余相当顽固,小生产者大量存在,“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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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因而俄国产生资本主义自发势力的土壤要比典型的资本主义国家来得广泛。十月革命后,苏维埃俄国还存在着五种不同的社会经济成分。当苏维埃政权正忙于同资产阶级反革命叛乱势力作斗争的时候,资本主义自发势力趁机拾头。有些人用小私有者的眼光看待对资产阶级的胜利,他们说:“资本家已经捞了一把,现在该轮到我了。”城市和农村中千百万小业主和小商人从事投机活动,富裕农民利用国家和人民的暂时困难大发其财。在革命大转变的时候,有些社会渣滓也自然不能不“露头角”。社会上的犯罪行为、流氓行为、贿赂、投机及各种坏事增多。“要消除这种现象,就必须花费时间,必须有铁的手腕。”
列宁在一九一八年四月发表的《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就进一步阐明了革命胜利后必须加强无产阶级专政,必须铲除资本主义土壤,指出:“资产阶级在我国已被击败,可是还没有根除,没有消灭,甚至还没有彻底摧毁。因此,同资产阶级斗争的新的更高形式便提到日程上来了,由继续剥夺资本家的极简单的任务,转到一个更复杂和更困难得多的任务,就是要造成使资产阶级既不能存在,也不能再产生的条件。很明显,这个任务是重大无比的,如果不解决这个任务,那也就是说,还没有社会主义。”列宁认为要从根本上铲除资本主义的土壤,必须有严整的组织纪律,加强民主集中制,把过去由剥削者压迫人民遵守纪律,转到人民自觉和自愿地遵守苏维埃社会主义性质的纪律;在农村中,依靠贫苦农民,争取中农,镇压富农的反抗,加强农村的社会主义改造,用无产阶级专政管理好每个地方和单位。列宁总结历史经验说:“从前各次革命中的不幸,就在于群众努力地无情地镇压坏分子的那种革命热忱,未能长久坚持下去。”号召俄国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保持过去镇压坏分子的那种革命热忱,把革命进行到底。
列宁的《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一发表,立即得到了党和工人阶级的热烈拥护,成了无产阶级向资产阶级展开新进攻的进军号。布尔什维克党加强了对政府机构和其他革命团体的领导,把全部大工业和部分中型工业收归国有;农村中,工人帮助贫农成立了贫农委员会,镇压富农的反抗,在这过程中产生了许多农业公社和其他生产联合组织。同时,苏维埃政权加紧内部整顿,要求党员、干部严格遵守党的纪律,不允许搞任何特殊化。列宁自已是遵守纪律的模范,他始终把自已看成是一名无产阶级革命战士。1918年5月,人民委员会总务处长布鲁也维奇由于擅自给列宁增加工资,就遭到了列宁给他的严重警告的处分。由于各条战线都对资产阶级展开了进攻,从而在根本上保证了苏维埃政权的巩固和加强。
无产阶级专政的道路从来就不是一帆风顺的。苏维埃政权在社会主义道路上胜利前进,吓坏了外国帝国主义。1918年夏季,英、美、法、日、德等帝国主义联合发动对苏维埃俄国的武装干涉。国内的敌人也蠢蠢欲动,在帝国主义支持下拚命想恢复旧制度。残酷的战争,进一步锻炼了苏维埃的无产阶级专政,使它变得更加坚强了。工人阶级和劳动群众怀着对无产阶级专政的深厚感情,紧密地团结在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党周围。中农也经历了反革命势力造成的祸害,转到革命一边。根据战争需要和考虑到这些有利因素,苏维埃政权决定对全部工业实行国有,对农民实行余粮收集制,实行普遍义务劳动制,迫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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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阶级参加义务体力劳动,这在历史上就被称为“战时共产主义”政策。毫无疑问,在一个刚从资本主义社会脱胎而来的社会主义国家实行“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必定会遇到很大的阻力。在十月革命后的俄国,资本主义商品经济还存在,还在不断地产生着新的资产阶级,它不仅从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中产生出来,而且还从那些虽然摆脱了旧制度的桎梏,但仍处于小生产状态的农民和手工业者中产生出来。即使有些工人,他们在建设新社会,但还没变成清除掉旧世界的污泥的新人。还有一些所谓“共产党人”,在人民赶走地主资本家后,他们来了,赶紧爬进一个安乐窝去捞一把。这些资本主义传统势力和由此产生的新的资产阶级分子,都严重地对抗着“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的实施。不进行斗争,苏维埃政权就休想前进一步。在苏维埃政权积极开展这种斗争时,资产阶级疯狂地攻击无产阶级专政,咒骂苏维埃政府破坏了人民的自由和平等。一九一九年五月,列宁写了《关于用自由平等口号欺骗人民》一文,痛斥了资产阶级的虚伪说教,指出所谓“自由、平等”历来就有其具体的阶级内容。“‘平等’…如果同劳动摆脱资本的压迫相抵触,那就是骗人的东西。”这是因为“生产资料、货币和资本的所有制妨碍着人们享受这种平等。可以立刻废除富人的房屋所有制,可以比较快地剥夺资本和生产工具,但是货币所有制却要保留下来”。货币是资本主义的残余,它通过等价交换的形式平等掩盖着事实上的不平等。在货币没消灭之前,没有真正平等。“我们要争取的平等就是消灭阶级。”因此就必须破除资本主义的虚伪平等形式。列宁的这些论述在理论上驳倒了资产阶级,为实行“战时共产主义”政策铺平了道路。列宁在组织反对武装干涉者和白卫分子的斗争的时候,不断地加深研究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问题。一九一九年六月,列宁写了《伟大的创举》这篇光辉著作。在这篇著作中,列宁高度评价了莫斯科的铁路工人自动组织的“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并根据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学说的基本理论和十月革命后无产阶级专政的实践,深刻阐述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任务。列宁指出:“为了取得胜利,为了建立和巩固社会主义,无产阶级应当解决双重的或二位一体的任务:第一、用反对资本的革命斗争的无限英勇精神吸引全体被剥削劳动群众,吸引他们,组织他们,领导他们去推翻资产阶级和完全粉碎资产阶级的一切反抗;第二、把全体被剥削劳动群众以及所有小资产者阶层引上新的经济建设的道路,引上建立新的社会联系、新的劳动纪律、新的劳动组织的道路,这种劳动组织把科学和资本主义技术的最新成果同创造社会主义大生产的自觉工作者大规模的联合结合起来。”这就是说,无产阶级在夺得政权后,必须运用无产阶级专政坚决镇压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反抗,彻底改造小生产者,清除旧社会遗留下来的痕迹,建设新的社会主义制度。列宁把这种“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誉为“伟大的创举”。列宁说:“‘共产主义的东西只是在出现星期六义务劳动的时候才开始产生的,这种劳动是个人为社会进行的、规模巨大的、无报酬的、没有任何当局即任何国家规定定额的劳动”。为了发挥党组织的无产阶级先锋队作用,列宁还提出要利用这个创举继续开展清党运动,以勇敢地捍卫无产阶级专政、积极地用革命精神投入革命实践作为党员重要的条件。把那些抗拒到前线去作战,而想钻进安乐窝享受的所谓“共产党员”清除出去。
在《伟大的创举》发表不久,列宁又在一九一九年十月写了《无产阶级专政时代的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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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政治》,指出:社会主义时期是衰亡着的资本主义同生长着的共产主义彼此斗争的时期。在这个时期,剥削者阶级,即地主和资本家阶级,还没有消失。“他们反抗的劲头正由于他们的失败而增长了千百倍。管理国家、军事和经济的‘艺术’,使他们具有很大很大的优势,所以他们的作用与他们在人口总数里所占的人数相比,要大得不可计量。”列宁还强调指出,农民象一般小资产阶级一样,在无产阶级专政下也是在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动摇不定,为了消灭阶级就要消灭工农间的差别,而这是无产阶级专政的长期而困难的任务。新事物战胜旧事物,共产主义因素战胜资本主义势力,单靠组织上的措施还不够,对于人民群众主要地还是要采取思想教育的方法。列宁非常重视对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进行共产主义的教育问题。在《青年团的任务》中,列宁指出:开展共产主义教育,“就是为了把劳动者团结起来反对一切剥削和一切小私有制服务的道德”。这是因为在旧社会中,不是别人剥削你,就是你剥削别人。这种观念在人们的头脑中根深蒂固。而共产主义教育就是要和一切私有制和私有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使每一个工人和农民对自已都有这样的认识:我是自由劳动大军的一分子,不要资本家和地主,我自己就会建设自己的生活,建立共产主义的秩序。”列宁认为,要保证共产主义的胜利,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看共产主义教育的工作做得如何。
由于列宁领导的苏维埃政权采取了一系列加强无产阶级专政的措施,使苏维埃人民自觉地为保卫无产阶级专政而斗争,从而保证了反帝国主义武装干涉和国内战争的胜利。列宁在领导着俄国共产党和苏维埃国家的同时,还非常注意当时的国际工人运动,把国内斗争和国际斗争联系起来。列宁于一九二○年四月写了《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总结了俄国和国际工人运动的历史经验。列宁说:右倾机会主义“是工人运动内部布尔什维主义的主要敌人。现在这个敌人在国际范围内也仍然是主要敌人。对于这个敌人,布尔什维主义过去和现在都给予极大的注意。”在工人运动内部,布尔什维主义的另一个敌人,是“左”倾思潮,小资产阶级的革命狂热,“它在任何重大问题上,都离开无产阶级进行坚韧的阶级斗争的条件和要求。”列宁在这部著作中进一步发展了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特别强调了无产阶级政党在无产阶级专政中的领导作用,强调要用无产阶级政党的铁的纪律去战胜资产阶级的反抗,克服小资产阶级的懦弱性、涣散性。列宁说:在与资产阶级作斗争中,“没有铁一般的和在斗争中锻炼出来的党,没有为本阶级全体忠实的人所信赖的党,没有善于考察群众情绪和影响群众情绪的党,要顺利地进行这种斗争是不可能的。战胜集中的大资产阶级,要比‘战胜’千百万小业主容易千百倍;而这些小业主用他们日常的、琐碎的、看不见摸不着的腐化活动制造着为资产阶级所需要的,使资产阶级得以复辟的恶果。谁要是把无产阶级政党的铁的纪律那怕是稍微削弱一点(特别是在无产阶级专政时期),那他事实上就是帮助资产阶级来反对无产阶级。”
列宁在十月革命前后写出的论述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是指导我们巩固和加强无产阶级专政的强大思想武器。今天,中国人民在伟大领袖毛主席的领导下,正阔步前进在无产阶级专政的伟大道路上,列宁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正激励着我们从胜利走向更大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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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子资产阶级法权的通信
一、伍农给龚庆的信
小龚:
自从春节在上海聚首后,分别已将近十天了。我一回到生产队,就同贫下中农一起投入了热气腾腾的学习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热潮。一到晚上,我们生产队的政治夜校可热闹了。许多贫下中农和知识青年聚在一堂,认真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论无产阶级专政的语录,学习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今天,我跟一部分社员到生产队养猪场出粪,在休息的时候,很自然地谈到了怎样正确地对待按劳分配的问题。有位社员提出:“按劳分配,既然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为啥我们现在还要用它?既然要用它,为什么又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当时,我们就请养猪场的贫农饲养员谈谈他对这个问题的体会。这位饲养员同志是一个象小说《艳阳天》里的贫农饲养员马老
四那样的人物。他在养猪场里,猪越养越多,工作越来越忙,社员几次提出要给他加工分,他都坚决不要。每年遇上大忙季节,他总是挤出时间到大田参加义务劳动,从来不要队里记一个工分。老母猪落小猪后,他还从自己家里拿来小米,烧小米粥给老母猪吃。象这样
一个热爱集体的老贫农,他对按劳分配是怎样看的呢?
这位老贫农先给我们讲了这样一件事:有一年,队里抓阶级斗争不狠,一度刮起了资本主义歪风,影响了社员的社会主义积极性。有的干部就认为,社员积极性不高,是因为贯彻按劳分配政策不硬,不彻底。要“硬碰硬”,那年夏熟就样样农活都搞了定额。“割麦按垅头,挑粪数担头,拔秧算把头,插秧讲行头”。后果怎么样呢?很成问题。有一天割麦,按垅头记工,有的社员就抢割麦子长得挺刮的垅头,不肯割麦子倒伏的垅头,你争我吵,闹得不团结。第二天天刚蒙蒙亮,有的社员竟派小孩子抢在前面,守在麦子挺刮的垅头上等大人出工。过去不搞定额,社员们谁完不成,就接垅头,大家一起相帮,发扬互助精神,说说笑笑,越干越有劲;现在是定额挂帅,“黄牛角,水牛角,各归各”,也不讲共产主义风格了。有的社员劳力强,一天的生活,四小时就做完了,回去种自留地;有的社员劳力弱,从早干到晚,还完不成任务,没有办法,只好把老人小孩全部拉出来干。搞了定额挂帅,有的社员为了抢工分,割麦丢三拉四的,质量也不顾了。有了这个教训,队里就对定额挂帅开展了革命大批判,大讲“各尽所能”,加强思想教育;评工分,既按社员的劳动来评,也评思想,评团结,评风格。越评,社员的社会主义积极性越高。这几年,小孩子也起变化了。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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跑到田头,是为集体拾麦穗,不是帮家长抢垅头了。
我听了老贫农的这一番话,深感讲按劳分配,不能丢掉“各尽所能”,不能搞物质刺激。再说,就是按劳分配本身,体现的也是资产阶级法权,决不能是“按劳分配万岁”,也不能是“按劳分配万能”。按劳分配,我们在现阶段要承认它,允许它存在;但不等于去扩大它,发展它;相反,应该按照毛主席的教导,对按劳分配体现的资产阶级法权,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不加限制,很容易出修正主义。前几年,我们队里搞定额挂帅,弄得社员个人主义、利己主义拾头,社会主义思想少了,共产主义风格差了,这样搞下去,不出修正主
义才怪呢!
我还有这样的感觉:在个别地方或单位中,往往有对按劳分配体现的资产阶级法权认识不足的情况。不知你有没有这种感觉?群众积极性高了,有人就全部归功于按劳分配,群众积极性低了,这些人又不加分析地归罪于没有搞好按劳分配。于是,什么分成拆账,什么“小包工”,什么面盆奖、毛巾奖,统统都搞起来了。你记得小牛吗?他在林场伐木,过去曾经给我寄过一封信,要送给我面盆、毛巾,说他们那里尽是发这种奖,他自己领了许多用不了。不领吧,还要批评他缺乏路线觉悟。他很有意见。我支持他。这种动不动就依靠发奖的搞法,既腐蚀人的思想,又是社会物质财富的浪费,发奖的人为什么不深入地想
一想呢?广大群众社会主义积极性的高涨,“各尽所能”地为国家和集体创造财富,难道不是党的教育,反而是物质刺激出来的吗?
最近,在勤奋农场的刘大个子,前天到县里参加学习班,路过我们这里住了一宿。我们谈到深夜,他对我们谈了他们农场的一些情况,我想在这里转告给你。刘大个子说:“我们农场有七百多人,上海去的知识青年五百多个。由于路线正确,无产阶级政治挂帅,大家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很高,充分发扬了社会主义互助精神,根本不象有些地方那样,给多少钱,出多少力。我们想的是为社会主义建设出力!有一个鲜明的对比:有一次,邻近一个农场的青年和我们干同样的活,他们有二十个人,我们只有四个。他们实行的定额包工,稍为干了一阵,就坐下来休息了。我们四个人拚命地干,谁也不想休息。他们就笑我们:‘你们这样憨,有力气不会省省。’我们不管他们怎么说,还是继续干,一天不到,四个人干的活超过了他们二十个人的工作量。他们自觉脸上不光彩,说:‘不许你们再这样干了!’为什么相差这样大呢?不是这些青年不好,根本问题在于路线。这可真是两条路线,两种结果呀!”刘大个子的这一席话,很能发人深思。当我在写这封信的时候,那四个包括刘大个子在内的为社会主义建设拚命干的知识青年,还有我们生产队那位一心为集体、不计劳动报酬的贫农饲养员,这些闪闪发光的人物形象,一下子都涌现到眼前来了。在我们伟大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祖国,这样的人物真是成千成万、成千成万呵!正是他们,最懂得无产阶级专政,也懂得什么叫按劳分配。那些热衷于物质刺激、奖金挂帅的同志,在这些英雄人物面前,难道不觉得脸红吗?。3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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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写得长了,夜也深了。就写到这里吧!等着你的来信。致以
战斗的敬礼
伍农
一九七五年二月二十四日
二、龚庆给伍农的信
小伍:
巧得很?收到你的来信的时候,我们码头工人也在对按劳分配问题展开热烈的争论。有人说,按劳分配本身是好的,只是有人在贯彻执行的时候把它搞歪了。也有人说既然按劳分配是个“弊病”,干脆取消算了。到底怎样认识按劳分配?你来信中谈到贫下中农的体会,对我很有启发。我在这里也想谈谈我们码头上讨论的情况。
前两天,我们几个青年工人去访问了我们码头的退休工人黄师傅。黄师傅在我们码头上是很有名的。他出身很苦,解放后翻身感特别强烈,哪里工作需要,他就奔向那里,装卸工、辅助工样祥都干,大家都叫他为“老黄牛”。他社会活动多,工作调动频繁,在一九六
三年评级的时候,他刚当炊事员不久,领导上照顾他的情况,给他评了四级。但是,他带出来的青年,因为一直在技术岗位上工作,不少人被评为五级,有的甚至评为六级。这次我们去访问他的时候,他说了这样一席话:
“我的工资已经不少了。儿十块钱一个月的退休金,同老伴完全可以欢度幸福的晚年。子女都工作了,他们都可以自食其力。没有毛主席的领导,没有无产阶级专政,没有社会主义公有制,我们码头工人怎么能过上今天这样幸福的生活!最近,我学习了毛主席的重要指示,学习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语录,总感到过去有些人对按劳分配的解释有问题。他们把八级工资制、按劳分配吹上了天,说什么劳什么,得什么,劳多少,得多少,这最公平合理。真的公平合理吗?我要间一句:第一、急党所急、服从调配的人,同那种满脑子私心杂念、不肯服从调配的人,我们要的是哪种人?第二、在社会主义社会,一个人有了文化,掌握了熟练技术,是谁培养他的?”
黄师傅提出的这两个问题是很有道理的。我们带着这两个问题回到了码头,同广大码头工人一起讨论开了。大家再学习毛主席关于“工资制度也不平等,有八级工资制”,“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等指示,联系到我们码头上,有的人不肯当炊事员、辅助工,有的人不服从调动等情况,认识到这确实是同按劳分配、八级工资制体现的资产阶级法权分不开的,因为八级工资制把工种分了等级,在同一工种内又分了许多级别。有些人为了多拿钱,只肯干这种工,不愿干那种工,不肯服从调配,同这种资产阶级法权难道没有一点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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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吗?对于这种仍然体现着资产阶级法权的分配制度,我们在目前虽然还得承认它,允许它存在,但对资产阶级法权必须逐步加以限制,决不容许去扩大和巩固它。
其实,把工种分成高低,把技术分成等级,这确实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在资本主义社会,人们学习和掌握技术,是要自己花本钱的,是属于私有的。反映到工资上,那就是“熟练的奴隶卖得贵些,熟练的雇佣工人得到较高的工资”。(《反杜林论》)在社会主义社会,学习和掌握技术的费用是社会担负的,技术就不应该私有。恩格斯说:“在按社会主义原则组织起来的社会里,这种费用是由社会来负担的,所以复杂劳动所创造的成果,即比较大的价值也归社会所有。工人本身没有任何额外的要求。”(<反杜林论>)那种区分熟练劳动和简单劳动的八级工资制,规定什么工种拿什么工资,哪一个级别拿那一级工资,这不是同资本主义社会没有多少差别吗?!
一学一议,许多“老码头”的劲道来了。在他们的议论中,有一件事对我的教育特别深刻。一九六四年,刘少奇、林彪一类骗子曾刮起一股要“彻底贯彻”按劳分配的歪风。我们有一个码头领导干部就曾经搞过试点,他规定码头的活能按件算的工种一律实行计件工资,实在无法计件的工种才实行计时工资。计时工资平均每小时三角二分,做一小时算一小时。计件工资做一件算一件,折合计时工资,大约每小时四角八分。装卸工计件,司机计时。结果怎样呢?有的说,现在工作时间是我自己的,我愿意多做一小时就多做一小时,我不愿意干就不干,谁也管不着。有的说:稍为多做一些够了,再提高上去,以后要修改定额的。定额一修改,岂不是自讨苦吃。还有的人为了多挣儿个钱,蛮拚蛮干,最后把身体也拚坏了。结果这个码头试点没有试完,就被工人一炮轰垮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我们码头上的广大干部和工人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汗往一处淌,大干苦千,年年夺得革命、生产双丰收。
我们码头工人对这个问题反复议论的结果,最后集中到一个问题上:在社会主义社会里靠什么调动人们的积极性?是靠政治挂帅,还是靠八级工资制?社会主义积极性决不是靠金钱来调动。如果是钱多积极性就高,钱少积极性就低,那只能是资本主义积极性我把你的来信在工人中宣读了,当读到小牛不要奖给他的面盆、毛巾而受到批评、说他路线觉悟不高的时侯,大家哈哈大笑。“红小兵”(记得吗?他就是当年我们班上个子最小的红卫兵小高)说,照这个批评小牛的人看来,“赵公元帅”的路线觉悟要算是最高的了。可是,这条路线列宁早就批判过了。列宁说:“做事就是为了拿钱,一这是资本主义世界的道德。”(《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联席会议上的报告)在资本主义社会,“做多少事,给多少钱”,或者“给多少钱,做多少事”,这已成了天经地义的了。资产阶级“使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署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了。”(《共产党宣言》)我们码头工人在学习讨论中,懂得了现在我们国家还存在两种公有制,还有商品制度,个人消费品还得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但是,对按劳分配所体现的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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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级法权,在无产阶级专政下要加以限制。怎样限制呢?我认为,最重要的是把这个问题在思想上搞清楚,特别是要强调“各尽所能”,要提倡自愿的、无定额的、不计报酬的共产主义劳动。早在一九一八年初,列宁在《怎样组织竞赛?》一文中,就提出要同用旧眼光来看待劳动量、看待生产资料的“旧习惯”作斗争。一九一九年,列宁满腔热情地支持和倡导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把它称为“伟大的创举”,并说:“要说在俄国现在的制度中也有某种共产主义的东西,那就是星期六义务劳动,其他都不过是为反对资本主义和巩固社会主义而进行的斗争。”毛主席也一贯教导我们,要学习白求恩同志那种毫无自私自利之心的精神,学习张思德同志那种完全、彻底为人民利益而工作的精神。星期六义务劳动所以具有这样伟大的意义,是因为它标志着千百万群众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了最彻底的决裂,同传统的观念实行了最彻底的决裂,打破了资产阶级的那种冷酷地斤斤计较,不愿比别人多做半小时工作,不愿比别人少得一点报酬的狭隘眼界。
我们码头上,有位严于解剖自己的老干部,他在文化大革命前,没有搞清楚为什么要对资产阶级专政,对刘少奇搞的那套物质刺激、奖金挂帅的修正主义路线,贯彻执行得很起劲。他在学习毛主席关于“林彪一类如上台,搞资本主义制度很容易”这段指示的时候,由于有了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体会比较深刻。这位老干部说:当时他并没有感到刘少奇所鼓吹的物质刺激有什么不对,因为工资有相对稳定性,不可能每月调整。在调整工资以前,又怎么去刺激人们的积极性呢?这样就很自然地想到了奖金。奖金可以根据每人每月每天的劳动表现,随时变动,能够充分调动积极性。但事实呢,恰正相反。实行奖金以后,结果是“月评月奖”变成了“越评越僵”。他当时由于缺乏辨别是非的能力,不仅没有转过来,反而进一步推行了管、卡、压这一套,所以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了群众的批判。现在,他通过文化大革命的锻炼和教育,认识到过去这一套是“胡萝卜加大棒”的变种。他说:“我正是没有把为什么要对资产阶级专政这个大问题搞清楚,结果执行了修正主义路线,走上了反对无产阶级专政的邪路。这是多么危险呀!幸亏毛主席发动了文化大革命,把我从修正主义的边缘上拉了回来。现在我体会到,如果我们分不清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资本主义;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什么是修正主义:什么是无产阶级专政,什么是资产阶级专政,如果林彪一类上台,还是会跟着走的。”我看,这位老干部的谈话,倒确实是一番经验之谈哩!好吧,今天就写到这里。哟!我又想起一个问题,在讨论中有人要我谈谈马克思讲的在按劳分配中通行的还是那个商品等价交换的原则。这商品等价交换原则,我说不大清楚。我想,战斗在商业战线上的小桑,她在学政治经济学,一定可以把这个问题讲清楚吧!我准备写信问问他。这个问题,你有什么体会,也盼来信。紧紧地握手!
龚庆
一九七五年二月二十八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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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旧报有感
翟
青
这里抄录了两则关于“三反”“五反”运动的新闻报道,当时都公开地刊登在《解放日报》上。
华东、上海人民广播电台发现一件严重的贪污腐化案件。该台工务室主任兼广播器材科科长路星元,今年三十一岁,山东临沂人,学生出身,一九三八年在延安入伍,同年八月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在革命胜利进入大城市后,经不起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蚀和奢侈生活的影响,滋长了个人主义的享乐思想,终于发展到蜕化变质,而有严重的贪污腐化行为。在任职九个月间,利用自已职务,先后贪污人民财产共达二亿四千七百余万元((注:相当于现人民币二万四千七百多元)之巨。生活日益腐化,竞至以三千万元(注:相当于现人民币三千元)巨款,分租房屋,先后与两个不正当女人姘居。
《解放日报》一九五一年十一月十九日
上海市民政局等单位党内外同志,揭发曹××蜕化变质的可耻行为。曹×义(注:当时是上海市人民政府党组干事、上海市人民政府副秘书长兼民政局长)在一九三二年参加中国共产党,入党以来,依然保持与发展着个人英雄主义思想,并感染了浓厚的封建地主阶级的特权思想。因而在历史上一贯犯有严重错误,违犯党的政策,闹宗派,以极恶劣的家长式作风对待工作。…在地主、资产阶级腐朽的思想支配下,他的生活一直存在着严重的铺张浪费。例如在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就是通常说的解放战争时期),在最艰苦的环境下,他个人仍独自保有马一匹、汽车两辆,十里、八里路也要坐汽车。一九四七年“三查三整”的整风运动中,胶东行署揭发出的材料证明曹×义一个人一年的生活费用,就得由二三百个中农来负担。他为了冬天要吃菠菜,逼着群众扫雪为他挖菠菜;要吃鸡,就逼着群众把正下蛋的鸡卖给他杀了吃;要吃鱼买不到时,就逼着警卫员下河去捉。他这类不能容忍的错误,在一九四七年的整风运动中曾被一一揭发,并进行了严肃的斗争,领导上给予他撤销行署主任职务的处分。几年来,。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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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曾一再对他进行教育,加以挽救,但他对于自已的错误仍阳奉阴违,以至来上海后更变本加厉,完全蜕化变质。
他在生活上一蜀滥用职权,目无制度,穷奢极欲,登峰造极。他住着原来战犯汤恩伯的“公馆”,犹嫌不足,竞花了巨量汽油洗掉原有油漆,并另花二干五百万元(注:相当于现人民币二千五百元)重加粉饰,大事修理;为了使房子“美化”,窗怖全部用粉红色泡泡纱另制。公家原拨给他一辆很好的汽车,他还不满足,为了充排场,图享受,又用公家一部吉普车换了一辆有暖气、冷气和收音机设备的汽车。为了买一把剪刀,他亲自带着采购员坐汽车跑遍四大公司。他宴客时,总务科怕挨他的骂,往往四处奔跑采购,…他吃饭顿顿要自己,点菜,民政局群众说:“曹局长的生活比地主、资产阶级还好。”他就是这样无微不至地追求享乐腐化的生活而恬不知耻。
《解放日报》一九五二年三月十四日
这两则报道,在当时都是震惊全市的头版新闻。其实,从“三反”“五反”运动揭发的材料看,类似路星元、曹××这样的新的资产阶级分子、暴发户,并不是极个别的现象。它从
一个侧面反映了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进行腐蚀的状况。二十多年前的新闻,在今天固然早已成了旧闻,但它作为触目惊心的阶级斗争教材,是不应当被人们遗忘的。
路星元、曹××这类事件的出现,不是一两桩偶然的孤立的事件。一九四九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标志着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的结束和社会主义革命阶段的开始。随着这一历史性的转变,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上升为国内的主要矛盾。正如毛主席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所预见的那样:“对于私人资本主义采取限制政策,是必然要受到资产阶级在各种程度和各种方式上的反抗的”。建国以后的事实证明,资产阶级为了反抗社会主义改造,从经济到政治向无产阶级展开了有计划、有组织的猖狂进攻。他们在经济上用种种非法手段把大量的国家财富盗为私有,任意挥霍;在政治上对一些党员和干部进行腐蚀收买,让这些挂着共产党员招牌、披着国家干部服装的资产阶级“坐探”、“奸细”出面来危害社会主义事业。路星元、曹××一类人,就是资产阶级腐蚀的产物。
为了击退资产阶级的猖狂进攻,毛主席庄严号召全国人民和一切工作人员一致起来,“大张旗鼓地、雷厉风行地开展一个大规模的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将这些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污毒洗干净!”根据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首先在中国共产党内部、在人民政府内部、在人民解放军以及人民团体内部,展开了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其后又在工商业界中展开了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窃国家资财、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五反”运动。这场斗争,清算了危害社会主义的“三害”“五毒”行为,有力地巩固了无产阶级专政,取得了伟大的胜利。
为什么一些革命多年、入党多年的干部和党员被资产阶级甜滋滋的嘴巴吃掉了呢?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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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毛主席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提醒全党同志应当预防“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的事情发生了呢?还是让历史事实来回答吧。据一九五一年十一月十九日《解放日报》的记载:“路星元早已结婚,其妻现为山东家乡妇女识字班教师,已育子女二人。但自去年九月和奸商李德维(上海电通拍卖行经理,曾当过伪上海警察局包打听)接近后,李为了想利用路星元关系,从国家财产中窃取非法利益,即千方百计勾引路星元,除阿谀逢迎、贿赠礼物(如大衣毛衣等)外,并经常带路出入舞厅,邀路赴宴,并由私娼、舞女等作陪,至此,路星元完全坠入腐化堕落的泥坑中。”资产阶级为了改造路星元,宴请,捧场,行贿,“美人计”,哪
一样没有用上呢?都用上了。再看一看该报一九五一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刊登的路星元本人的供词吧:“自和李德维(奸商)接近后,他经常带我去这种酒肉花绿的地方,象国际饭店、跳舞厅、交际花家中,羯开了腐化社会的窗帘。我了解了:上海除了终日在大街上跑来跑去,忙忙碌碌,为生活而奔跑的以外,尚有另外的一套,那就是这种酒肉世界。经过他们请客吃饭,了解了花天酒地的一面后,使自己对革命工作不感兴趣,美慕商人的自由散漫生活,这时立场上起了质的变化。”把上面两段材料合起来看,这是一个多么完整的资产阶级腐蚀和革命意志薄弱者被腐蚀的过程啊!路星元这类人,平时既不认真学习,又不重视自己世界观的改造,一进了城,什么宴请啊,礼物啊,捧场啊,在他眼前展开了一个从来没有见过的花花世界,不由得目眩神迷,魂飞魄荡,很快就堕落成了新的资产阶级分子、暴发户。当年上海大康药房的老板王康年曾大言不惭地声称。“大康就是干部思想改造所”。这种充分表现资产阶级要按照自己面貌改造无产阶级的狂妄语言,参加过“三反”“五反”运动的同志至今可还记得?没有参加过“三反”“五反”运动的青年同志又可曾听说过?须知资产阶级手上虽然没有真枪实弹,却有着糖衣裹着的炮弹,这种糖弹可比真枪实弹更厉害得多哩!
在贪图享乐这一点上,曹××同路星元并没有多少差别。但是,在曹××的身上更多了一股当官做老爷、搞特权、摆架子的臭气。他有二十年的党龄,这也成了他骄傲的资本。他一贯自封“功臣”,向党闹独立,根本不把党的纪律和党的政策放在眼里。他把自己管辖的那个部门,.搞成了一个资产阶级的独立王国。他经常对民政局的同志们说:“在民政局我不允许有相反的意见”。多么十足的霸气啊!他对警卫员、炊事员,象封建领主对待家奴
一样;对干部则是拉拢那些逢迎拍马的人,打击那些坚持正确原则的人。至于坐特种车、吃特种菜、住特种房子,在曹××看来更是理所当然的了。这种人,把革命的经历当作交换享受的“商品”,表现得特别贪婪,而且这种贪婪随着他们“得志”的程度而膨胀。他们信奉的是列宁批判过的那种逻辑:“只要我能多捞一把,哪管他寸草不生。”联系到曹××在历史上犯有的官僚主义、特权思想等严重错误,我们就可以更进一步看清楚他的为人了。正如毛主席早就指出的那样:“在组织上入了党,思想上并没有完全入党,甚至完全没有入党。这种思想上没有入党的人,头脑里还装着许多剥削阶级的脏东西,根本不知道什么是无产阶级思想,什么是共产主义,什么是党。他们想:什么无产阶级思想,还不是那一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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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邪里知道要得到这一套并不容易,有些人就是一辈子也没有共产党员的气味,只有离开党完享。”这种头脑里装着许多剥削阶级的脏东西而又不肯改造的人,一遇到适当的气候,就会恶性膨胀和发作起来。曹××在当时被开除了党籍。象他那样的人,只能有两种前途:一是汲取教训,改邪归正,重新做人;一是继续沿着错误的道路滑下去,直到彻底垮台为止。
毛主席指出:列宁说,“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工人阶级一部分,党员一部分,也有这种情况。无产阶级中,机关工作人员中,都有发生资产阶级生活作风的。毛主席的这一指示,包含了对历史经验和现实经验的深刻总结。为什么在工人阶级一部分和党员一部分中会产生新的资产阶级分子呢?为什么在无产阶级和机关工作人员中都有发生资产阶级生活作风的呢?·这是因为:“被打死的资本主义会在我们中间腐烂发臭,败坏空气,毒化我们的生活,从各个方面用陈腐的死亡的东西包围新鲜的、年轻的、生气勃勃的东西。”(列宁:《给美国工人的信)我们在旧社会的基础上建设着社会主义,那个旧基地不是一下子就打扫得那么干净的。在社会主义社会里,还在各方面带着它脱胎出来的那个旧社会的痕迹。反映旧制度的旧思想的残余,总是长期地留在人们的头脑里,不愿意轻易地退走的。即使是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任务基本完成以后,也还存在着产生资本主义的土壤。今天依然存在着的资产阶级法权,就是产生新的资产阶级分子的重要的经济基础。
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三反”“五反”运动中羯露出来的事实,一开始就证明了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的一个显著特点,即资产阶级进攻的重要手段就是搞和平演变。他们妄图巩固和不断扩大资产阶级法权及其所带来的那一部分不平等,用资产阶级思想作风腐蚀我们的某些党员和干部,从革命队伍中分化出一批新的资产阶级分子,成为他们搞资本主义复辟的社会基础。这种情况,建国二十多年来屡有发生。从“三反”“五反”到一九
六四年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以及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都揭露了一批新的资产阶级分子、暴发户。这是很值得深思和引以为戒的。
建国以来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斗争的历史经验,集中到一点,就是要不断强化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当前,全国人民正在遵照毛主席的教导,努力学习和掌握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这是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的一件大事。在这次学习运动中,我们要注意联系我国社会主义革命时期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要注意联系现实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多看点马列主义的书。这样,我们就一定能加深对无产阶级专政的认识,自觉地坚持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进行到底。
让我们为一步一步地造成资产阶级既不能存在也不能再产生的条件而坚韧不拔地奋斗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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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这样一张便条
章智明
在《列宁全集》里,有这样一张便条
“人民委员会总务处处长弗拉基米尔。德米特利也维奇。邦契一布鲁也维奇:
鉴于您不执行我的坚决要求,即向我说明为什么从1918年3月1日起把我的薪金由每月500卢布提高到800卢布,鉴于您擅自根据委员会秘书尼古拉。彼得罗维奇。哥尔布诺关的同意就提高我的薪金的公然违法行为,直接破坏人民季员会1917年11月23日的法令,我宣布给您以严重警告的处分。
人民委员会主席弗。乌里杨诺夫(列宁)”
读着这张便条,不禁深深地为这种崇高的革命精神所感动。
列宁,他是地球上第一个红色政权的人民委员会主席,日日夜夜为俄国革命和世界革命的事业面辛勤操劳。可他的薪金却只同当时技术工人的工资相仿,吃的也同普通工人农民一样,是黑面包干,甚至连牛油都用不上。布鲁也维奇身为总务处处长,怎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领袖当革命胜利后还过着如此艰难困苦的生活?他为了列宁的身体健康,为了革命事业的需要,违反了人民委员会规定人民委员每月薪金最高标准为五百卢布的决定,擅自把列宁的薪金提高了三百卢布,这种心情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但是,列宁想的和布鲁也维奇不一样。他想到的是如何彻底破除资产阶级的腐朽习气,向全党提倡与人民同甘共苦的社会主义新风尚。几千年来,官吏历来是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老爷。“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便是这些人的绝妙写照。薪金高一点又算得了什么!但是,十月革命改变了旧时代的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使这被颠倒的一切重新颠倒了过来。在列宁看来,无论是人民委员会主席,还是普通的工人和农民,只有革命分工的不同,并无身份上的差别。地位高了,官做大了,只意味着肩上的担子更重了,必须为党和国家更多地贡献出自己的力量,而并不意味着可以背离人民委员会的规定去搞什么特权。这就是列宁决定要处分对党忠心耿耿的布鲁也维奇同志的原因。
当然,社会主义的政策与共产主义的思想教育是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当苏维埃政权刚呱呱堕地时,列宁由于考虑到当时经济落后、生产破坏以及种种历史条件,提出了付给资产阶级专家高薪的赎买政策,把他们的薪金提高到每月一千二百卢布,以后又提高为每月三千卢布。但是,列宁在《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一文中指出,这是一种妥协,是一种临时性措施,“是离开巴黎公社和任何无产阶级政权的原则的”;而且,这种“高额薪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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腐化作用”会“影响到苏维埃政权”“影响到工人群众”。列宁谆谆告诫苏维埃政权必须对“高金”等一类资产阶级法权加以限制,并且以身作则地为大家作出了表率。请看,克鲁普斯卡娅是这样叙述的:“当有人想给伊里奇置办一些华丽的摆设,给他支大量的薪金等等的时候,他是非常生气的。我记得,他为了当时的克里姆林宫警卫队长马立柯夫同志给他送来一桶什么花生酥,曾经怎样大发脾气”。这是一种什么精神?这是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共产主义精神!用这种精神来对待资产阶级法权的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当然决不允许布鲁也维奇同志擅自为他提高三百卢布薪金。
在年轻的苏维埃政权内部,与列宁这种崇高精神相对立的,是被列宁严厉痛斥过的那种认为“资本家已经捞了一把,现在该轮到我了”的人。这些人把参加革命看作是“投资”或“入股”。现在革命胜利了,他该凭着这笔资本一本万利地坐享“红利”了。他们脑中所想的,正如鲁迅所形容的那样:“劳动阶级一定从丰报酬,特别优待,请他坐特等车,吃特等饭,或者劳动者捧出牛油面包来献他”。对于这种革命的投机分子,列宁在当时曾尖锐地指出。“我们把旧官僚赶走了,但是他们又来了,他们自称是‘共产党人’,如果不能称为共产党人,则戴上红领章,爬到一个安乐窝里去。怎么办呢?要再三同这种坏家伙作斗争,如果这种坏家伙钻了进来,就要清除他们,赶走他们,通过党员工人和经过长期了解的农民来进行监督”。(列宁全集》第29卷第14页)
但遗憾的是,苏联从列宁逝世以后,逐步放弃了巴黎公社的工资原则。斯大林是一位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他在领导苏联党和国家的时期,坚持了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方向,保证了苏联沿着社会主义道路胜利前进。但在工资分配方面,由于形而上学思想的束缚和缺乏经验,强调技术而忽视政治,强调专家而忽视群众,强调物质鼓励而忽视政治思想工作,强调反对平均主义而不反对高低悬殊,结果把按劳分配绝对化、凝固化,不断扩大了党政负责人和知识分子与人民群众个人收入方面的差距。正如《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一文中所指出的那样:“不可否认,斯大林逝世以前,在苏联,已经对一部分人实行高薪制度,已经有一些干部蜕化为资产阶级分子”。到了赫鲁晓夫叛徒集团篡夺了苏联党和国家的领导权以后,全面地推行了一条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在工资分配方面,他用“物质刺激”来偷换“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扶植那些盘踞各级领导岗位的蜕化变质分子,形成苏联社会上的新的官僚垄断资产阶级。这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上一个严重的教训。
列宁写给布鲁也维奇的这张便条距今已有五十多年了,列宁的故乡在勃列日涅夫一伙的把持下也早已变了颜色,但它给予我们这一代人的启示却还是那样的深刻。在今天的苏联社会中,那些修正主义的精神贵族和官僚们,早已把列宁的遗圳完全丢到脑后去了。他们开的是另外一些便条,托人情,下指令,千方百计地为个人牟取私利,为搞特殊化大开方便之门。同样是一张便条,反映的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思想境界,它使我们从一个侧面清楚地看到了今天的苏修社会是怎样一步一步地和平演变过去的。
读一读列宁的这张便条吧!它对我们学习毛主席最近关于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将有很大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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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单争中加强工人队伍的建设
—上海沪东造船厂的调查
在一个社会主义企业中,要不要加强工人队伍的建设,包括注意对这支队伍的自身改造?上海沪东造船厂近几年来的实践,对这个问题作出了很好的回答。
沪东造船厂是在一九五八年大跃进时期发展起来的,解放前的留用人员不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在党的领导下,胜利地进行了清队、一打三反运动,厂里的阶级队伍比较纯洁。这种情况曾经使厂党委的有些同志一度产生了太平观念,认为可以集中精力抓生产了。但事实恰正相反,就象有的同志事后回顾的那样:“那一阵子,资产阶级是打上门来了。”由于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蚀,短短几年功夫,厂里一部分工人和千部中间,相继出现了贪污盗窃、投机倒把、腐化堕落等现象。人数虽少,却也够触目惊心。甚至一些比较先进的班组和个人,由于放松了政治思想工作,也同样地出现了曲折和反复。斗争就是这么尖锐,无产阶级不抓紧自己队伍的建设,资产阶级就会乘虚而入。拿这个厂的柴油机车间起重工段来看,这个工段共有七十多名工人,专为全车间各个工段吊装大件,在生产上担负着“开路先锋”的重要角色。有一段时间,由于有些领导对他们偏重于抓生产,放松了思想工作,工段里不仅劳动纪律松驰,而且出现了小偷小摸乃至赌博的现象,结果大小事故不断。后来车间党总支用全力抓了意识形态领域里的斗争,发动群众批判资产阶级歪风邪气,无产阶级正气一拾头,工人群众树立起了为革命做工的主人翁思想,面貌就完全起了变化。在造船工亚大干快上的一九七四年,这个工段基本上消灭了生产事故,有力地保证了全车间的生产顺利进行。
事实打破了人们头脑里的太平观念。厂党委通过研究工人队伍中出现的这种状况,认识到把工人队伍看作铁板一块,不承认分化,不承认斗争,这是违反“一分为二”的辩证法的。社会主义企业不可能游离于社会之外,工人队伍也不是生活于真空之中。只要社会上还存在资产阶级和产生资产阶级的条件,资产阶级的阴风就必定要向我们队伍袭来。社会主义企业要依靠广大工人来办,企业领导者要接受工人群众的监督,但如果不同资产阶级向工人队伍进攻的这股阴风作斗争,要带领这支队伍胜利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是不可能的。“工人阶级要在阶级斗争中和向自然界的斗争中改造整个社会,同时也就改造自己。”社会主义企业的基层党组织,必须极端重视用共产主义思想加强对工人队伍的教育和改造,在斗争中锻炼出一支非常革命化非常战斗化的宏大部队。
工人队伍中有各种各样的情况。他们的年龄、出身、经历各不相同,长处和短处也不。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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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样。资产阶级对工人队伍的腐蚀,往往是从工人身上的短处打开缺口的。沪东造船厂党委在抓工人队伍的建设中,注意做到使他们相互敢长补短,以便增强他们抵制资产阶级腐蚀的能力。
老年工人和中年工人是沪东造船厂的骨干力量。他们都经历过旧社会的磨炼和熬煎,“新旧社会两重天”在他们的脑海中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就象船体车间有个老工人唱的:“提起旧社会,睡的茅竹棚,吃的薄粥汤,日子比黄连还难尝。看看新社会,住的新工房,生活安定有保障,幸福全靠共产党。”他们热爱党,热爱社会主义,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但是这些同志在旧社会生活的时间较长,所谓“多干活,少出头,讲实惠”的思想在他们一部分人中闻颇有点市场;同时,在文化大革命以前的
一段时间里,程度不等地受到过“物质刺激”“奖金挂帅”等修正主义路线的毒害。这些东西虽然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了批判,但并不等于全部解决了,一遇到适当机会,往往又会出现反复。厂党委通过抓典型的方法,把坚持党的基本路线教育和工人队伍中存在的这些问题结合起来,使这支队伍能够担当起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重担。一九七三年,这个厂有位著名的“三老”(老工人、老党员、老先进)人物,由于长期放松了对他的思想教育,结果竟受到了资产阶级思想的腐蚀,走上了盗窃公物的犯罪道路。厂党委当即抓住这桩触目惊心的事实,发动全厂干部和群众来讨论,使大家认识到:老工人身上有长处,也有短处,如果不抓紧思想建设和自身改造,照样会“好了伤疤忘掉痛”,背离社会主义。只有坚诗学习马克思主义,不断改造世界观,才能真正做到自觉地一辈子干社会主义。随着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蓬勃发展,工厂企业新进了一大批青年工人。沪东造船)现有的青年工人,就占了全厂职工总数一半以上。他们大都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最肯学习,最少保守思想”,对坏人坏事敢斗敢冲,对生产难关敢上敢拚,是社会主义企业的
一支生力军。但他们的身上也有短处,这就是缺乏新旧社会对比的认识,缺少阶级斗争经验,比起老工人来,更容易受好逸恶劳、贪图享受的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和侵蚀。厂里就有这样一个青年工人,出身好,表现也不错,就是从欣羡一双新式皮鞋开始,社会上的资产阶级渣滓乘虚而入,“慷概”相助,最后终于跟流氓阿飞搞到一块,在短短的一年内,堕落成为
一个犯罪分子。诸如此类的情况,使厂党委认识到,在抓工人队伍的建设中必须着重抓好青年工人的思想教育。近年来,他们除了引导青年投入阶级斗争、接受现实教育外,在厂党委领导下,共青团和工会组织还向全厂青年反复进行了党的基本路线教育,革命传统教育和回忆对比教育,引导青年研究阶级和个人的关系,研究解放后资产阶级腐蚀和无产阶级反腐蚀斗争的规律,批判“年纪轻轻,趁早白相”之类的资产阶级人生观,使青年学会自觉抵制资产阶级腐蚀,树立起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的革命人生观。船体车间电焊工段六名女青年的转变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她们是在一九七二年进厂的,刚进厂时看到高大的厂房、雄伟的船台,心中很是得意。但一知道被分配到工作比较艰苦的电焊工段,心中就顿时发凉,说什么“造船厂的大门走对了,小门走错了”。人虽在电焊工段留下来了,但脑子里却老在想着什么“幸福的车工,没出息的电焊工”,干活不起劲,学习不吭声。车间党总支及时分析了这种情况,就有的放矢地做她们的思想工作,引导她们批判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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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阶级,用无产阶级观点弄懂艰苦与安逸、高尚与低贱的关系。思想上分清了是非,她们就再也不抱怨电焊工作“低贱”“艰苦”了,而是坚决表示:“一杆焊枪握到底,把火红的青春献给火红的年代”。一九七四年八月,为了奋战“徐州”号万吨轮,她们和另外五名电焊青年女工组成了“猛虎班”,把铺盖搬进厂里,白天在船台大干,晚上坚持学习马列和毛主席著作,成为抓革命、促生产的一支突击队。厂党委抓住这个典型,向全厂推广她们的经验。顿时,一个“大学马克思主义,大批修正主义,大干社会主义”的热潮在全厂青年中形成了,青年突击队如雨后春笋般地出现在全厂各个岗位上。
在抓紧青年工人自身改造的过程中,厂党委特别注意引导青年工人正确处理师徒关系。这是他们在分析了轮机车间一名女艺徒走下坡路的教训中加深认识的。这个女青年刚进厂时,政治上要求上进,生产也很积极,大家称她是“重活脏活抢在先,哪里困难那里干”的小老虎。但由于她片面地把接受工人阶级再教育理解为“听师傅的话”,对师傅宣扬的资产阶级生活方式也不加辨别地全盘接受,久而久之,最后在生活上犯了错误。其实,师徒关系也是一种阶级关系。师傅有一个按照什么样的世界观来培养下一代的问题,青年艺徒也有一个怎样接受工人阶级再教育的问题。那种把师傅的话当作金科玉律的做法,是封建行会的师徒关系的余毒,不利于青年一代的成长。厂党委针对这种情况,在中老年工人中进行了“怎样为无产阶级带好下一代”的教育,在青年工人中开展了一场“怎样接受工人阶级再教育”的讨论。大家开始认识到:带徒弟首先是要把无产阶级的思想、品质传给下一代;接受工人阶级再教育则应当是接受无产阶级思想的再教育。电器车间有个青年艺徒,在学习后提高了认识,贴大字报揭露自已师傅散布的错误言论。当遭到报复时,他不仅顶住了,而且继续揭发、斗争。厂党委及时支持了这位青年艺徒敢于斗争的革命精神,批判了这个师傅的错误言行,帮助许多工人进一步认清了接受工人阶级再教育和抵制工人队伍中一部分人的资产阶级思想的关系,全厂出现了师徒之间互帮互学,共同在斗争中改造自己的朝气蓬勃的局面。为了更好地在斗争中加强工人队伍的建设,厂党委还注意不断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教育工人群众。特别是批林批孔运动以来,党委抓了工人理论队伍的建设工作,并努力帮助这支理论队伍在斗争中学习,在斗争中成长,提高识别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能力。近年来,俦钢车间曾经三次出现“包产到人”、“物质刺激”等资本主义倾向。但每当这种倾向一露头,车间工人理论小组就和广大工人一起写大批判文章和小评论,从路线斗争的高度来说明加强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性,批判“包产到人”、“物质刺激”的危害性,煞住了歪风,教育了群众,推动了车间革命和生产的发展。沪东造船厂的实践还表明:要抓好工人队伍的思想建设,前提是抓好干部队伍的思想建设。在这个厂,工人队伍中有发生资产阶级生活作风的,干部队伍中也有。并且,工人队伍中一部分人的资本主义倾向,往往同干部队伍中的一些人牵连在一起。如实行“包产到人”和“物质刺激”,没有少数干部的支持,是搞不起来的。个别车间、部门在一段时期内资产阶级歪风邪气抬头,也往往同干部中的一些人有关。
近年来,沪东造船厂党委在总结经验、接受教训的基础上,把整顿领导班子、教育干部的问题放在重要的位置上。起初,有些人对此不以为然,认为现在的领导班子中,老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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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文化大革命的锻炼,新干部根红苗壮,用不着这样花大力气抓了。对此,厂党委组织
一部分干部和老工人回忆了“三反”、“五反”运动的历史使大家认识到,资产阶级的腐蚀和侵袭是不可忽视的。当时,解放才刚一、二年,资产阶级就用糖衣炮弹把一批经过枪林弹雨考验的千部拉下了水。这种资产阶级的腐蚀和无产阶级的反腐蚀的斗争,在今天仍然存在。事实也正是如此。厂里有一个工人出身的新干部,担任部门的领导工作后,不到三年,就利用职权非法购买国家计划内的物资,替自己盖房屋,在厂内外造成很坏影响。许多群众看到这个新干部这样做,痛心地说:“房屋盖了,干部垮了。”通过对这件事的獬剖,使广大干部受到很大教育。大家分析了目前干部队伍中存在的少数人搞特殊化,向党要名要利,说什么“我早就该入党”啦,“我应该担任某某职务”啦,以及发生某些资产阶级生活作风等情况,进一步体会到文化大革命已经八年,干部队伍随着斗争的发展也发生了很大变化,不看到这一点,就会犯形而上学的错误。只有在干部队伍中开展社会主义教育,拒腐蚀,永不沾,才能使各级领导班子真正建设成为带领群众前进的战斗堡垒。
批评、处理有些犯了错误的千部,往往会牵涉到很多关系。怎么办?究竟是坚持原则,还是照顾关系,这对领导者是个严峻的考验。特别是当党组织对某些犯错误的千部进行挽救帮助时,往往会有些人出来替他们抱不平。还有人有这样的顾虑:新干部是文化大革命的成果和新生事物,处理不好会被说成是否定文化大革命。怎样对待这种奥论?怎祥正确看待社会主义新生事物?厂党委从党的利益出发,遵循“团结一批评—一团结”的公式,发动干部和群众学习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论述,讨论怎样保卫和发展文化大革命的成果的问题,帮助大家认识到,坚持无产阶级原则,和一切危害社会主义的思想和行为作斗争,这不是否定文化大革命,而正是保卫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成果。如果对一部分干部的资产阶级生活作风不闻不问,或者姑息放纵,那实际上是在纵容资本主义,只会使这些干部在错误的泥坑中越陷越深,不能自拔,这才是对党的事业的犯罪。在厂党委支持下,不少车间党组织发动群众,对犯错误干部的资产阶级世界观展开了尖锐的批判,帮助他们认识和改正错误。这样一抓,有力地推动了全厂的干部思想教育工作。同时,厂党委在对干部队伍进行整顿和教育的过程中,既注意坚持无产阶级原则,又注意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执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他们坚持这样做,就把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和群众紧密地团结了起来,使老干部受到教育,焕发青春,振奋革命精神;新干部抓紧学习,加强自我改造,更健康地成长。
沪东造船厂抓了工人队伍的建设,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进一步落实到了基层单位。在这个厂,社会主义到处都在胜利前进,资产阶级歪风邪气的市场越来越小,工人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和创造性进一步得到发挥,全厂出现一派蒸蒸日上的景象。在当前的大好形势下,这个厂的干部、工人和技术人员,正在认真学习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他们豪迈地说:“万吨轮,我们要一条一条造出来;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我们也要一个一个落实下来!”
(任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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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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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分钱盐还得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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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浦区第一饮食公司中南合作食堂流传着一个三分钱盐的故事:有一次,店里有个青年上早班时喉咙痛,想喝杯盐开水,有人说:“店里有的是盐,喝一杯没关系。”旁边另一位青年听见了说:“店里的盐是很多,但它是集体的财产,现在喝一杯,等卖盐的店门一开,应该买了就来还。”那个青年等盐店的门一开,果然立即买了三分钱盐送回了食堂。这三分钱盐还得好!好就好在它与传统的私有观念实行了彻底的决裂!“店里的盐很多,吃一杯没关系”,这是公私不分的资产阶级私有观念在作怪。我们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消灭了生产资料的私有制,可是由于还存在着资产阶级法权,存在着资产阶级、国际帝国主义、修正主义的影响,因此,刘少奇宣扬的“公私溶化论”的流毒还远远没有肃清,还在继续春害着人们。还掉三分钱盐虽是件小事,但它表明了人民的财产、集体的财富是神圣不可侵犯的,那怕是侵占一分一厘、一丝一毫也不行。那个青年还掉的不仅仅是三分钱盐,而是在向私有观念开火,向资产阶级法权观念开火。在这桩不显眼的行动中,闪烁着的是共产主义思想的火花。
三分钱盐还得好,好就好在它打败了资产阶级思想的包围、侵染和腐蚀。毛主席曾经指出:“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对无产阶级的包围、侵染和腐蚀,集中到一点就是用“私”字来向无产阶级进攻。无产阶级的反腐蚀斗争,实质上也就是对资产阶级的“私”字作斗争。三分钱的盐是“一眼眼”,可是在这“一眼眼”上就有一场公与私的斗争,就有一个谁战胜谁的问题。“千里之堤,溃于蚁穴”,反腐蚀就要从“一眼眼”抓起。记得南京路上的好八连战士在拾到一分钱交公时说过:“一分钱虽然是微不足道的,可是不是你的,你却放进了自已的口袋,就会在你身上留下永远也抹不掉的污点。”同样,如果吃了集体的一杯盐开水不还,也就是在资产阶级的糖弹面前打败仗的开始,就会在自己身上留下永远也抹不掉的污点。三分钱盐的故事体现了中南合作食堂的青年们在反腐蚀斗争中,防微杜渐,在“一眼眼”上“寸步不让”。有了这种“寸步不让”的反腐蚀斗争精神,资产阶级的任何糖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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炮弹就部打不败我们,而我们却能打败任何资产阶级的包围、侵染和腐蚀!
三分钱盐还得好,好就好在它体现了无产阶级的政治本色,继承了我党我军的光荣传统。早在民主草命时期,毛主席就曾经在“锦州的苹果”的语录中高度赞扬了这种无产阶级的政治本色。毛主席说:“锦州那个地方出苹果,辽西战役的时候,正是秋天,老百姓家里很多苹果,我们战上一个都不去拿。我看了那个消息很感动。在这个问题上,战士们自觉地认为:不吃是很高尚的,而吃了是很卑鄙的,因为这是人民的苹果。”中南合作食堂的青年也自觉地认为,不吃食堂的盐是很高尚的,而吃了食堂的盐是很早鄙的,因为这是人民的盐。从锦州的苹果到中南合作食堂三分钱的盐,其间有整整二十多年了。但是,从中南合作食堂的青年们身上,可以看到在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锻炼后,这种无产阶级的政治本色不仅在青年一代中被继承下来了,而且得到了进一步的发扬。帝国主义的预言家们曾经把中国和平演变的希望寄托在中国的第三代第四代身上,看来他们的希望是注定要落空的了。中南合作食堂三分钱盐的故事就宣告了这些预言的破产。中国的青年
一代必将继承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光荣传统,沿着社会主义的道路奋勇前进,把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进行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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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了两天,克赛尼亚。费多罗芙娜给正在上班的杰米德里耶夫打电话说,她同意搬到一起,只是要求快一点。于是这件拖了很久的事就开始进行起来,最后,终于在四月中旬和一个自行车运动健将换好了房子。当时克赛尼亚。费多罗芙娜的病情并不怎么坏。迁入新居那天还庆祝了一下,亲戚们都来了,只有洛拉和费里克斯没有回来,他们还在古涅,在大热天以前,他们通常是不回来的。房子换好了,但还有很多手续没有办完:两本房票簿都要换上杰米德里耶夫的名字。这件事并不比换房子容易。开始是区执行委员会不同意,因为申请报告写得不好,同时也缺少一些证件。掮客斯皮利顿·萨莫伊洛维奇这个老头子总是自吹,说什么区房管局的法学家是他的老相识,原来这都是撒谎。其实,他们迎面碰见的时候,甚至连招呼都不打。而法学家又是这件事情的关键人物,因为申请人不必出席会议,决定只是根据法学家的结论和交上去的证件作出的。七月底,克赛泥亚·费多罗芙娜的病情严重地恶化了,她被送进了一年前她住过的医院。莲娜第二次提出了申请。这一次,法学家的态度很好,证件也都备齐了:(一)杰米德里耶夫是克赛尼亚,费多罗芙娜的儿子的证明;(二)租赁权票据的副本;(三)户口登记簿的摘录;(四)房管处发的付房租的房票簿副本;(五)公用房屋管理委员会记录的摘录,内容是请求执行委员会同意把房票簿合并。这一次,一切问题都得到了圆满的解决。
克赛尼亚。费多罗芙娜死后,杰米德里耶夫患了高血压症,在家里卧床休息了三个星期。他好象一下子老了许多,精神萎靡不振。虽然还不是老头儿,但已经是两颊松垂的上了年纪的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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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论
他们在“交换”什么?
读苏修中篇小说《交换》
杜华章
杰米德里耶夫的妻子莲娜,同婆婆克赛尼亚·费多罗芙娜是如此势不两立,以至她向丈夫宣称:“永远也不会和你母亲住在一起”。可是,当婆婆生了不治之症的时候,莲娜眼看婆婆不久于人世了,马上抛弃了她的誓言,决定立即和婆婆住到一块去,并准备立即把自己的一间住房和婆婆住的一间二十平方米的住房去同别人交换成两间一套的住房。她这样做的理由很堂皇:要照顾病人哪!不过,真正的原因虽然说不出口,其实大家心里都很明白。婆婆一死,她就可以把自己的住房由一间扩大为-一个套间了。
一场从房屋开始的“交换”的丑剧就这样地开场了。其中起决定性作用的人物,是莲娜和她的父亲。
在杰米德里耶夫看来,莲娜是一个“挺好的女人”。他的人生哲学是:“在世界上,除了生活和死亡之外,再也没有任何别的东西了。一切受前若支配的,都是幸福的”,“而一切属于后者的则是幸福的毁灭”。“生活”对于杰米德里耶夫来说,当然不是指任何别的人的生活,面只是指他自己加上他那个小家庭的“生活”。为了他的这种“生活”和“幸福”,那就得让别人毁灭,即使是自己的母亲也不例外。对于这种赤裸裸的资产阶级利己主义的哲学,莲娜是最理想的实行者。她属于那种“会过日子的人”,极善于安排自己的“生活”,为自己的小家庭营造“安乐窝”。她有一个“非常强烈的特点”一一“不达目的不罢休”,就象一条猎犬,嗅觉灵敏,时时搜索着可以猎取的月标,一经发现,就立即扑上去咬住不放。她总是成功的,因为到处有人为她开绿灯。她看中了“国际合作情报研究所”的工作,不管它“象珠穆朗玛蜂一样,耸入云霄,高不可攀”,她一钻营,终于实现了她的愿望,研究所“变成一块炸透的鸡翅膀”那样地“被她放在嘴里咯吱咯吱地嚼着”,“在这里工作,又方便,又是按件取酬,地点又好”,“午休时可以跑到商店里,看看摆出什么新式样的女短上衣没有”。“国立石油天然气设备研究所”有一个地位高、待遇好的职位,这本来是杰米德里耶夫的远亲好不容易才打听到的,并且托杰米德里耶夫求他的岳父去帮助说人情。可这是个诱人的职位哪,那就抢吧。从别人手里抢夺职位,虽然不光彩,可这样的事难道只有莲娜才千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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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类包着脏东西的胶丸,“大家都在吞服着”。再说,她的丈夫杰米德里耶夫原来在煤气厂实验室工作,每月只能拿到一百三十卢布,每天上下班路上得花三个小时。既然碰上了这样的好机会,那又为什么不应当去抢来呢?女儿要进“乌丁胡同英语专门学校”,这所学校提供了进入外交部门的道路,充满了出国、接受赠品以及享受到外贸商店购物等特权的种种机会,是人们梦寐以求的,莲娜岂能放过!而且除了她的子女,又该让谁进这种学校去呢?够了,够了。这个“猎犬式的女人”具有一副“对生活有决定影响的性格”,这种性格可以归结为两个字:占有。凡是一切能够占有的东西都据为己有,凡是一切能捞到好处的地方都伸过手去,从金钱、地位、房子直到婆婆的碗橱中较好的碗碟。
这种资产阶级的强烈的占有欲支配着莲娜的一切思想和行动。她骂别人是“投机家”、“门槛精”。其实,她之善于投机和“门褴”之精,是谁也比不过的。她头子活,门路广,上上下下到处兜得转,吃得开。就说交朋友吧,可不是为了什么友谊,而是为了拉关系,将来可以“用得着”。她总能结识一些用得着的人,诸如民警局长啦,码头看守啦,疗养院的院长啦,等等,一有什么事,“开后门”可方便了。例如要买收音机,她只要先付给商店售货员五十卢布就行了。她又有“惊人的观察力”,善于鉴貌辨色,捉摸别人的心理,利用别人的弱点。她还有一项本领:撒谎。为了达到她所追求的目标,什么样的鬼话都能编造出来,说得头头是道,象煞有介事。她把“一切可恨的东西”都归结为“伪善”,其实伪善就象她的影子一一样同她自已连在一起。
对这样的一个人,人们是决不会感到陌生的。资产阶级所固有的习性,自私、贪婪、冷酷、虚伪、诡计多端,在她身上应有尽有。这些新资产者同老资产者一样,把一切的一切,包括家庭关系、夫妻关系,都浸入了利己主义的冰水之中,说他们是“新”资产者,是因为他们是在苏修复辟资本主义的过程中新冒出来的,而且仍然披着国家干部、技术人员、“出色的翻译”以至于工人等等的外衣。他们为了夺取他们未曾占有过的生产资料而表现得特别贪婪和疯狂。我们在莲娜身上,可以明显地感觉到这种疯狂劲儿。
对于莲娜的所作所为,他的丈夫杰米德里耶夫总是归结为“缺乏感情”、“不知分寸、不懂人情”。其实,莲娜的感情强烈得很。你看当邻居杜霞侵犯到她的利益的时候,她“多么厉害地把她痛骂了一顿”!骂得杜霞飞快地溜走,“就象被风刮走了一祥”。她为自己的卑鄙行为辩护时,又是多么振振有辞:“莫非你们要我们过那一百三十卢布的日子,还叫维加在路上花三个小时吗?”在莲娜的眼睛里头,一百三十卢布,太少了!要把它无限地扩大才行!这不就是资产阶级的“人情”和“分寸”吗?杰米德里耶夫似乎还不懂得:莲娜的存在,不是作为单个的个人,而是代表着一个阶级。而他自己,也早已在“不知不觉”之间开始成为其中的一员了,虽然有时羞羞答答,遮遮掩掩,竭力要把自己装扮得“高尚”一点,不象莲娜那样赤裸裸地当着大家的面宣称:“对,当然我什么都干得出来的。”但他实际上是在同样坚决地干着莲娜所干的勾当。当莲娜要乘他母亲病危把手伸向母亲的房子时,他不但“丝毫不感到愤慨和痛心”,反而认为这一切都是正常的,理所当然的。“他想的仅仅是生活的冷酷、无情”,而莲娜“只是这种生活的一部分”。莲娜当然是今日苏修社会现实的一部分,而且是这个社会里的宠儿。可是,为什么“生活”会是那么冷酷无情呢?这当然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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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人们“缺乏感情”,而是因为这种生活是由一种阶级关系、社会制度所决定的。尽管杰米德里耶夫不肯承认,今天的苏联社会,资本主义已经全面复辟了,一个新的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统治着这个国家。但是他却也感觉到,在这个国家里,“人们不受爱戴并不是因为他们有什么过错,而受爱戴也不是因为他们有什么美德”。“高尚”意味着“无能”,“美德”不过是一种毫无用处的奢侈品。权势和金钱,这才是万能的上帝。路道粗、办法多的莲娜固然值得尊敬,而她的父亲伊凡。瓦西里耶维奇。鲁柯扬诺夫则是更应该受到“爱戴”的。其实,莲娜不过是鲁柯扬诺夫家族的一个普普通通的成员,同她的父亲相比,就不免有点小巫见大巫了。伊凡。瓦西里耶维奇才真正称得上是神通广大的人。这并不是因为他的才能比莲娜高,而是因为他是个当权派,手里有权,关系多,“老相识”也多。当他利用权力来为自己或自己的家族谋私利的时候,办法自然比莲娜要多得多,胃口大得多,手段也要“高级”得多。这种给营业员五十卢布之类的“低级”的事,他是不屑于做的。他要房子,难道还要找什么掮客,给他一百卢布吗?不,他可以不动声色地侵占别人的房子,如果被觉察了,那就“高傲”地离开,直到人家不得不再次发出邀请,才神气活现地回来。要知道,连他的老婆也是“一辈子从来不依靠别人”的。什么研究所的职位,没有他伊凡一个电话,谁也别想搞到手。女婿要,一句话就行了。他一到巴夫林诺沃别墅区,就有办法在这里装上电话。这里的阴沟坏了,多少年也修不好,他一来,工人有了,水泥有了,砖也有了,
一个星期就修好了。女儿女婿的老屋子,一经过他的手里,立刻就奇迹似地变了样:地板发亮,门窗油漆一新,所有的房间都粉刷拷花,红的、绿的、蓝的,令人目眩。他干这些根本不费吹灰之力,就象手里拿着一根魔棒似的,一挥舞就什么都从平地上出现了。至于这么多的钱、人工、材料从哪里来的,鬼才知道。
研究一下鲁柯扬诺夫一家的历史,是很有意思的。伊凡·瓦西里耶维奇的岳家是小生产者。这种小生产正是产生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温床。伊凡本人原是个皮革工人,后来当上了厂长,被撤过职,受过党内处分,显然是工人队伍中的蜕化变质分子。但是在苏修叛徒集团统治下,他却官运亨通,步步高升,成了统治这个国家的官僚垄断资产阶级中的一员。这在苏修统治集团里是很有典型性的。正因为他手里有特权,就可以很容易地把他所能控制的一切部门都变成他的私有财产。这些部门形式上还是全民所有制,实际上却已经变成资本主义所有制了。你看那个“国立石油天然气设备研究所”的普鲁沙柯夫,就可以任意地把职位给予他想给的任何一个人,他就是这个研究所的主宰。他同研究所的工作人员的关系就是资本家同雇佣工人的关系。而这个凭一个电话就能指挥普鲁沙柯夫的伊凡。瓦西里耶维奇,就不仅是一个工厂、一个研究所的资本家了。他代表的也不只是一个家族,而是整个苏修官僚垄断资产阶级。
早在苏联建国的初期,伟大的列宁就英明地指出:“是的,我们推翻了地主和资产阶级,扫清了道路,但是我们还没有建成社会主义大厦。旧的一代被清除了,而在这块土壤上还会不断产生新的一代,因为这块土壤过去产生过、现在还在产生许许多多资产者。有些人象小私有者一祥看待对资本家的胜利,他们说:‘资本家已经捞了一把,现在该轮到我了。’可见他们每一个人都是产生新的一代资产者的根源。”鲁柯扬诺夫一家,就是这新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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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的资产者的典型。苏修统治集团,上上下下不全是一些“鲁柯扬诺夫”吗?他们上了台,是恨不得把整个世界都装进口袋里去的。他们的魔爪和触须伸向社会的每一个角落,“鲁柯扬诺夫习气”象瘟疫一样在整个苏联恶性蔓延。
伊凡和莲娜这父女二代,体现的不是家族的血统关系,而是阶级的血缘关系。他们俩,一个是官僚垄断资产阶级,一个则是在前者的卵翼下孳生繁殖、为数众多的新资产者。他们上下勾结,互相依靠和互相利用,实行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的反革命专政,剥削、奴役和压迫苏联人民。这就是今日苏修社会的残酷的现实。在这样的社会里,那些新产生的资产若到处都在进行着莲娜式的“交换”的丑剧。
这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交换”呢?
从表面看来,这出丑剧只不过是一些不道德的行为,作者似乎也企图把它归结为道德问题。其实,资产阶级从来也不会把这种“交换”看作是不道德的。“人不为己,天诛地灭”,这就是资产阶级的道德信条。这种交换不但是莲娜这类新资产者的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而且也是他们生存的基础。交换的前提,是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私人占有,在物物交换的背后,掩盖着的正是资本主义的私有制。莲娜这号人,就是要通过这种交换把自己发展成资产者,并且通过交换来扩大自己的资产。对于莲娜来说,房屋是资产,也是商品。房屋的交换也就是商品的交换。这种交换正是产生新的资产者的土壤。我们从小说里看到,在房屋交换过程中,除了交换双方,还有第三者一掮客。·这类掮客在苏修社会中到处都有,他们“真象个干秘密工作的人”,“从不把自己的地址和电话号码告诉别人。当有点什么事的时侯,他自己会突然跑来的。”这些掮客,就是通过各种合法的、非法的交换和投机买卖变成新的资产阶级的暴发户。
其实,在苏修社会中,莲娜式的“交换”,在政治、经济、文化各个领域中都在进行着。“开后门”,不就是一种“交换”吗?当伊凡。瓦西里耶维奇为巴夫林诺沃别墅区领来工人、水泥、砖瓦,为女婿谋来研究所的职位的时候,他总是要通过某种东西去交换的。这正如杰米德里耶夫的母亲克赛尼亚。费多罗芙娜在病危时对儿子说的:“这种交换经常地、几乎每天都在发生”。她还认为正是这种“交换”,把她的儿子杰米德里耶夫也“换过”了,“换定”了,换成了一个鲁柯扬诺夫了。其实,这个女人直到死也还没有觉悟到,被“换过”的并不只是她儿子一个人,而是整个苏联。在苏联,社会主义所有制已经被“交换”成资本主义所有制,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已经被“交换”成官僚垄断资产阶级专政的社会帝国主义国家了。一切都“换过”了,一切都“鲁柯扬诺夫”化了。就以巴夫林诺沃别墅区来说,在老沙皇时代,这里是“老板娘、官太太、戴着圆顶礼帽的老爷”们的“休养圣地”。革命后,“红游击队员”们在这儿建立起“红游击村”。现在,到了勃列日涅夫新沙皇的时代,统治着这块地方的“换”成了“鲁柯扬诺夫”们了。所以,莲娜式的“交换”,只不过是资本主义复辟狂澜中泛起的一个小小的泡沫而已。
挂羊头卖狗肉,是一切新老修正主义者的共同特点。正如苏修社会帝国主义表面上还挂着社会主义的招牌一样,莲娜的这种“非法”交换也必须要有“合法”手续的掩护,特别是为了保障这种“交换”继续不断地进行下去,还需要用法律形式固定下来。小说的结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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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带有讽刺意味的:莲娜的房屋交换如愿以偿,一切都符合法律手续。“法学家”作了结论,证件都齐备,区房管局予以批准,“一切都得到了圆满的解决”。
还有没有不那么圆满的地方呢?有。虽然所有的“鲁柯扬诺夫”都爬进了他们的“安乐窝”,但可悲的是,这个“安乐窝”似乎并不那么“安乐”。就是那个神通广大的伊凡,直到死去都不得不“时刻戒备”着。他除了自己之外,对一切人都不信任,就连自己的老婆也唯恐她什么时候把他自己害了。资产阶级的内部关系,就象一群乌眼鸡似的,恨不得你吃了我,我吃了你。而这个人类社会的最后一个剥削阶级,虽然在苏联如愿以偿地实行了反革命复辟,却坐到了一个火山口上。他们的“安乐窝”终究要被一旦喷发出来的人民革命的烈火所烧毁,这就是历史的结论。
附
交
换
(苏修中篇小说。节译和摘要)
工程师维克多。杰米德里耶夫的母亲克赛尼亚·费多罗芙娜患了不治之症,但她本人不知道,还自以为是溃疡病正在痊愈。她和儿子不住在一起,自己单独住在莫斯科工会大街上,有一间二十平方米的房间。杰米德里耶夫和妻子莲娜、女儿娜塔莎住在莫斯科的另一个地方,也只有一个房间。维克多以前曾想和母亲搬到一起住,可是莲娜坚决反对,只好作罢。随着莲娜和婆婆的关系日益恶化,这件事也早已多年不提了。只有在夫妻双方发生争吵的时侯,才会旧话重提,使这个问题成了他们家里发生纠纷时一种随时可以动用的绝招。当杰米德里耶夫为点什么事想要刺激一下莲娜,想指责她自私自利、冷酷无情的时侯,就说:“正因为如此,你才不愿意和我母亲住在一起。”而当莲娜想要挖苦或触触他的痛处的时候,她就说:“正因为如此,我才不要和你母亲住在一起,而且永远也不会和你母亲住在一起,因为你跟你母亲一模一样,你一个人就够我受的了。”
可是,这次莲娜一听说婆婆生了绝症,忽然决定立即同婆婆搬到一起住,而要这样做,首先要搞“交换”一用婆婆的一个房间和他们自己的一个房间去换一套两个房间的独门独户的住宅。这种做法,在莫斯科不是什么秘密;老人身体好的时侯,子女们不愿意同老人一起住,而到老人快死时,就连忙交换房屋,搬到一起等老人死,用这个办法来扩大自己的住房。因此,当这天晚上莲娜提出和一家姓马尔古舍维奇的换房子时,杰米德里耶夫立即明白了莲娜内心的那个一眼就可以看透的打算。莲娜还冷酷地说,这件事得抓紧,每天都得张罗。最好是找个掮客。她的朋友柳霞认识一个掮客,那是个挺不错的老头儿。当然喽,这个老头儿从不把自己的地址和电话号码告诉别人。当有点什么事的时候,他自己会突然跑来的。真象个干秘密工作的人。他很快就该到柳霞那儿来的,因为柳霞欠他的钱。
莲娜一面说,一面铺着床。当莲娜转过身来的时候,杰米德里耶夫瞧了一下她的眼晴。从眼神里看得出,她的决心已下定了。看来她已经酝酿很久了。也许是当她刚知道母亲病情的第一天起,就打了这个主意。那时杰米德里耶夫优心仲忡,跑来跑去找医生,给医院打电话,安排他母亲,那时他真是伤透了脑筋。就在这当口,莲娜却在那里想点子,打主意。就这样她找到一家姓什么马尔古舍维奇的。奇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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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杰米德里耶夫此时丝毫不感到愤慨和痛心。他想的仅仅是“生活的冷酷、无情”。莲娜是没有过错的,她只是这种生活的一部分,这种冷酷、无情的生活的一部分。莲娜总是有这么个特点,她的内心有些麻木不仁。当莲娜的另一个非常强烈的特点一不达目的不罢休一起作用的时侯,前面一个特点就显得更加突出了。
杰米德里耶夫对莲娜说,她本当等一等,让他自己来提这件事。如果他自己不提这件事,就是说不需要提,不能提,现在不该考虑这种事。
“维加,我懂,请你原谅。”莲娜鼓起劲说,“但是…(他看到,莲娜有些什么亭难以说出口,但她还是会全部说出来的)第一,你自己提过这事的,对吧?提了好多次了。再说,调换房子这件事对我们大家来说,都是需要的,首先是你的母亲。维加,我亲爱的,没有谁能象我这样了解你,疼爱你。所以我说,这是需要的,请相信我…。”
这天晚上,杰米德里耶夫发了一顿脾气,而莲娜对他一味忍让,还再三解释说她要这样做是为了大家好,为了女儿娜塔莎的将来。这种反常的态度说明她决心要和解,并且决心把交换房屋的事情做到底。尽管她也装出一种委屈的祥子,但杰米德里耶夫知道,莲娜内心深处是满意的,最难办的事她已经办了一一她已经说出来了。现在应该把伤口舔舔。不过这也不是伤口,只是抓伤了一点皮,而且是完全非抓不可的。就象打静脉针一样,拿起一小块棉花揉一揉,稍微有点儿痛,但以后就舒服了。而要紧的也就是以后舒服。
次日早晨,杰米德里耶夫和莲娜还是互相不理睬。杰米德里耶夫打了一个电话给母亲,母亲告诉他,她精神很好,血压正常。杰米德里耶夫情绪好了些,就去同莲娜说话。莲娜说,她情绪不好,因为她自己的母亲也病了。杰米德里耶夫明知岳母不会有什么大病,但他想,莲娜既然强调这个,大概是因为不愿再提换房子的亭了。但莲娜在去上班以前,就象事情早已讲定的一样,叫杰米德里耶夫今天就去跟他的母亲克赛尼亚·费多罗芙娜谈一谈,也就是预先通知她一声,这一、二天内就可能有人去看房子。而由于母亲目前住在杰米德里耶夫的姐姐洛拉处,所以杰米德里耶夫今天就应去向母亲把工会大街上的房间钥匙拿来。杰米德里耶夫听了这话只是呆了一下,没有提出异议。他在前去上班时,途中自骗自地想道,既然母亲精神好些了,可能一切都会平安过去的。他们要换一套单独的好房子,住在一起,换得愈快愈好,这是为了母亲的健康。这祥妈妈的愿望就会实现,这不正是一种心理疗法吗?可以治妈妈的心病。其实,这种想法只不过是他自己欺骗自己的一种办法而已。这一点,杰米德里耶夫的心中是很明白的。杰米德里耶夫的工作单位是国立石油天然气设备研究所。他面临着一次到秋明油田去的出差。由于在十月份这种潮湿寒冷的天气里没有人愿意到西伯利亚去,所以杰米德里耶夫想借口母亲有病推托掉而又推不掉。这一天,杰米德里耶夫又请求同事帕沙。新尼特金代他去出差,帕沙拒绝了。平时,帕沙总是一直关注地询问克赛尼亚。费多罗芙娜的健康情况,告诉他许多医生的电话号码。总之,他是很同情杰米德里耶夫的。不知道为什么,杰米德里耶夫完全相信斯尼特金会同意代替他去出差的。但是他为什么会相信呢?究竟凭什么呢?现在明白了。他这样相信斯尼特金,是太愚蠢了。自然喽,人家表示同情,满怀热情而小心地问:哎,你们家的事情怎么样啦?这并不是人家虚伪一但不过这种同情和关心是有分寸的,就象鞋子和帽子一样,是不能够把它们过分拉长的。帕沙。斯尼特金在准备把女儿转到音乐学校去,这件麻烦事情只有他一个人能干。如果十月份他出差走了,那么音乐学校就落了空,这对他女儿来说是一个沉重的打击,而且也使斯尼特金全家人失面子。我的天哪,一个是人快死了,一个是女孩进音乐学校,这两件事怎么能相提并论呢?是的,是的,可以的,如果快死的是别家的入,进音乐学校的是自己亲生女儿,那么这两顶帽子的尺寸就大致是相同的。
上午十点半,所长叫杰米德里耶夫去谈出差的事,杰米德里耶夫坚持母亲病危不能去,终于把这事推辞掉了。他如释重负地松了一口气,立即又想起需要借点钱给母亲送去,因为他母亲请私入医生出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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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出诊费就要十五个卢布(译者注:苏联名义上实行公费医疗,但由于服务质量太差,老百姓往往不得不自己花昂贵的费用请私人医生治病)。他在想着自己同事中有谁能够借得出这笔钱的时候,突然想到:怎样跟母亲谈换房子的事呢?因为母亲非常了解莲娜以前对这件事所抱的态度,而为什么现在莲娜自己倒提出来要住在一块。为什么呢?
当杰米德里耶夫想到这一点时,甚至出了一身汗。他走到走廊,那儿有一张小桌子,上面放着电话。他就往莲娜办公的地方给她打了一个电话,急急忙忙前言不搭后语地把自己的难处讲了一通。莲娜沉默了一会儿,然后问道:
“这么说,你是不想提喽!”
“我不知道怎么开口才好,我实在不能跟她提这件事,你明白吗?”
莲娜又沉默了一会儿,然后告诉他,叫他过五分钟拨另外一个号码再给她打个电话,在那儿讲话比较方便。他打去了。这时莲娜大声而又果断地说:
“你这样讲,就说你很想换,而我反对,但你坚持要换,就是说你不听我的,明白吗?这样一来就会很自然了,你妈妈也不会多心了,一切都推在我身上好了,不过说的不要太过分了一话里面稍微暗示一下…。”一忽然她换了声调,讨好地说…“对不起,请稍等一下,我马上就好了!那你都明白了吗?好吧,再见:喂,维加,维加!你们那里有没有人顺顺当当地换过房子,跟他谈谈,听见了吗?再见!”莲娜的话当然是很对的,也是很妙的,但是一种苦闷的感觉揪着杰米德里耶夫的心,使他不能马上就回到屋子里,就在走廊里徘徊了几分钟。
午饭后,杰米德里耶夫按照莲娜的嘱咐,在研究所里打听换房子的经验。有一个叫日烈霍夫的老头告诉他,第三设计室的涅维亚多姆斯基有这方面的经验。日烈霍夫说:“当时他岳母病得很重,是没有希望的了。她有一间很好的房间,差不多有二十五平方,在市中心。阿历克赛。基里洛维奇住在乌萨乔夫大街。事情不能拖,说换就要换。结果是办成了。你知道吗?非常成功!他会告诉你的,当然喽,他在区房管处有关系。一句话,是这么做的:他很快地办好了换房子手续,修理好了要搬进去的那套套房。一这是房管处责成他修的。一就和岳母一起搬了进去,房票簿也拿到了,过了三天老太太就死了。你明白吗?他呀,可怜的人哪,在那年冬天,可是够他受的。我记得他差点没病倒。可是现在他那套房子可是好极了,简直是将军住的房子,高级得很。有敞廊,两个凉台,还有其它各种辅助小间。他甚至还在一个阳台上种上了西红柿。您到他那里去,他会把一切都告诉您的。祝您成功!”
但是当杰米德里耶夫去找到涅维亚多姆斯基时,却碰了一鼻子灰。涅维亚多姆斯基装聋作哑,什么也不肯说,反而还把杰米德里耶夫奚落了一通。杰米德里耶夫忍住气不敢发作,只是在心里暗暗骂他“在岳母的坟上种西红柿”。
但接下去事情又顺利了。所里的一个女职员塔妮娅过去曾经和杰米德里耶夫非法同居过,至今不忘旧情,所以主动借给他二百卢布。他提前下班,到塔妮娅家里拿了钱,就乘车到母亲和姐姐住的巴夫林诺沃村去。
杰米德里耶夫家在巴夫林诺沃村的别墅,是他的父亲在大约四十年前造的。那时侯,这个村里的主人们都是“红游击队员”,包括杰米德里耶夫的两个叔父在内。只有杰米德里耶夫的父亲不是红游击队员,而是个知识分子。他早就死了。在战前,这一带地方算是别墅区,如今莫斯科市区已在向这边伸展过来,周围变化很大。杰米德里耶夫提前一站下了电车,沿着一条河向前走去,同时越来越不安地并且突然胆怯地想:跟母亲讲换房子的事是多么难开口呵,简直是不可想象的难。和姐姐洛拉讲也是一样,可能跟她讲比跟母亲讲还要难。怎么办呢?自然他们将会猜到一切。不过,如果把事情说得象莲娜建议的那样,母亲也可能会猜不到,因为母亲是非常老实的。可是洛拉立刻就会明白的。洛拉反应灵活,眼光敏锐,她又很不喜欢莲娜。虽说母亲很不喜欢莲娜,但她仍然还是和莲娜和好了,并且学会了对莲娜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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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寧采取视而不见和宽宏大量的态度。洛拉呢,她却因莲娜对母亲的态度而年复一年地越来越不高兴。洛拉认为杰米德里耶夫已经暗中背叛了母亲和姐姐。有一回,姐姐说:“维加,你已经多么鲁柯扬诺夫化了啊!”鲁柯扬诺夫是莲娜父母的姓。
杰米德里耶夫在快要踏进老家门口的时候,忽然想到要仔细考虑一下最近的那件重要事。他没有勇气走进房子,就故意拖延时间,在河岸边坐了下来,望着对岸。
对岸的一切都是水泥一般的暗灰的颜色。游泳场后面是十年前新植的一片茂密的白桦丛。白桦丛后面白茫茫地象山丘似地耸立着一片楼房,其中有两座特别高。对岸的一切都变了,一切都好象“鲁柯扬诺夫”化了。每年都有一些细节的变化,然而,过了十四年后才发觉一切都彻底地不可挽回地“鲁柯扬诺夫”化了。不过,这也许并不坏吧?如果所有的东西都这样变了,甚至河岸、河流、草地都变了,那也许是很自然的,而且也是应该的吧?
杰米德里耶夫和莲娜婚后第一年住在巴夫林诺沃。他的姐姐洛拉那时还没有和费里克斯结婚。她和克赛尼亚·费多罗芙娜一起住在莫斯科。别墅空着,杰米德里耶夫和莲娜想单独住一阵。但巴夫林诺沃别墅的住宅早就荒芜了。屋顶漏了,台阶也烂了。最糟糕的是阴沟洞里的脏水总是漫出来,特别是在下雨天。难以忍受的臭气弥漫了整个住宅区,混杂着丁香、菩提和福禄考树的芬芳。居民们对这种混杂的气味早就习以为常了,这已成了他们的别墅生活的必然的点缀品。同时,他们心安理得地想:修阴沟是没有希塑的,要花很多很多的钱,谁也出不起。巴夫林诺沃村变穷了,住的也不是过去那些人了。以前的房主死的死了,跑的跑了。他们的继承人一寡妇和子女,家境相当困苦,过的根本不是什么别墅的生活。'他们纷纷卖掉了自己那一份产权。这样,在住宅区就出现了一些素不相识的、和红游击队员毫无关系的人。就在这时,莲娜的父亲伊凡。瓦西里耶维奇·鲁柯扬诺夫来探望新婚夫妇,作一天客。他说,在这个村子里修了三十年水管的技工卡鲁金是一个骗子、恶棍,他勾结定期来清理阴沟的清洁工人一起敲诈红游击队员们,他还说阴沟洞可以很快就修好,也花不了多少钱。人们都大吃一惊。大家凑了钱。伊凡·瓦西里耶维奇领来了一批工人,一个星期就都修理好了。红游击队员的后代们都很担心,生怕这个卡鲁金一怒之下离开村子,不再管他们了。可是,伊凡·瓦西里耶维奇不知使了个什么法儿使那个老酒鬼对谁也没有生气,而对伊凡·瓦西里耶维奇甚至满怀敬意,称起他“瓦西里奇”来了。
当时,一贯直言不讳的洛拉说,这大概是因为卡鲁金感到伊凡·瓦西里耶维奇是自己人。他从哪儿扈来的工人?从哪儿弄来的砖?水泥?显然是“开后门”来的。母亲听了很生气:“你怎么知道的?你有什么权利这祥粗暴地毫无根据地诬蔑人家?”洛拉神秘地笑了笑,说:“嗯,不知道,不知道,妈妈。可能我错了。这只不过是猜猜而已。以后看吧…。”
伊凡·瓦西里耶维奇的确是一个神通广大的人。他的主要能耐就在于关系多,老相识多。半年后,他在巴夫沐诺沃的别墅里装上了电话。伊凡·瓦西里耶维奇的职业原是皮革工人。原先他在基尔圣诺夫城的一个老板那里干活。.但从一九二六年被提为厂长一这是从新经济政策时期的厂主那儿征用过来在玛丽娜。罗霞地方的小厂一以后,他在行政职务上,就步步高升了。杰米德里耶夫认识他的时候,他已经是老态龙钟了,患着气喘病,还生过血管梗塞症。他饱经风霜和打击,被撤过职,受过党内处分,后来又复职,提升。他对任何事情都是怀疑的,睡觉时异常警觉。这都已经习以为常,成了他的本能。以至于这在任何场合,在最微不足道的小事上都表现出来。譬如,每晚入睡前,他总要问杰米德里耶夫:“维加,你把门钩搭上了吗?”“搭上了。”杰米德里耶夫回答着,听到岳父啪达啪达地从走廊走到门口那里去
能
检查。(这已经是在以后,他们住在城里鲁柯扬诺夫家的时候。)有时,杰米德里耶夫实在厌烦极了,就大
梦
声说:“伊凡·瓦西里耶维奇,说实在的,你到底为什么要问?”伊凡回答:“别见怪,亲爱的,我这是无意识
光
的,没有什么坏心。”有趣的是,他对所有的人,首先是对朝夕相处的亲人的那种不信任也传染给了薇拉·拉扎列芙娜。有时,她从外面打电话来找莲娜,杰米德里耶夫回答说莲娜不在。过了一会儿,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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钤又响了,薇拉故意变了嗓子又来找莲娜。有时,岳父和岳母在晚上互相给药,又象在演什么样的喜啊
“伊凡,你给我的是什么药?”“给了你要的那种药。”
“嗯,什么?究竟是什么?说呀!”“我认为你要的是‘地巴唑’,”“你给我的是地巴唑?吗?”“对啊。”
“是吗?”
“你怎么提这种问题?”
“那末把你取药的那个纸袋给我。不知为什么我觉得,这好象不是‘地巴唑”。…”
这种偶而昕到的对话曾使杰米德里耶夫觉得可笑。岳父说起话来也是这种腔调:“克赛尼亚·费多罗关娜,我要告诉你在这方面我自己体会到的一条公理。”或者是:“我自己从来都不机械地执行父亲的话,所以我要求莲娜也这样做。”大家都暗暗好笑。母亲称这位新亲家是“有学问的邻居”,这当然是在背地里。妈妈还认为他是一个聪明人,某些地方甚至讨人喜欢,虽然遗憾的是他根本不是个知识分子。他和薇拉。拉扎列芙娜是另一种人,是属于“会过日子的人”。可是,与另一种人攀亲也并不坏啊!好比注入了新鲜血液。可以利用别人的长处。不会过日子的人在一起时间长了就会彼此感到苦恼,因自已“高尚的”无能而苦恼,然而他们在心底里却又以此而自豪。
难道杰米德里耶夫,或是克赛尼亚。费多罗芙娜,或者是杰米德里耶夫亲戚中的任何人能象伊凡·瓦西里耶维奇那样大胆利索地搞好别墅的修理吗?为了这件事,他还借给了钱。杰米德里耶夫和莲娜婚后第一个夏天到南方去了。当他们八月份回来时,老屋子已经认不出了。地板发亮,门窗上白漆闪闪发光,所有的房间都花了很多钱粉刷拷花。一间是绿的,一间是蓝的,还有一间是红砖图案拷花。莲娜从他们新婚夫妇住的绿色大房间里搬出了破烂东西,买了几样最普通的但是新的家具:有撑脚的沙发床、学生用的小写字台、两把椅子、灯、窗帘,还有从其它房间拿来的两张虽旧但质量很好的布哈拉地毯。莲舞把一张毯子挂在墙上,另一张铺在地上。中间的那间蓝色房间里临时住着薇拉·拉扎列芙娜和伊凡·西里耶维奇,他们来照料快要生孩子的莲娜,要住八、九两个月。在红砖拷花的小房间里住的是克赛尼亚·费多罗芙娜,有时洛拉也在这儿过夜。那时,洛拉和费里克斯已经开始了那漫长的恋爱,她顾不得到别墅来。外祖父,克赛尼亚。费多罗芙娜的父亲还活着,有时候也来作容。来时就睡在穿堂屋的藤榻上
杰米德里耶夫很欣赏莲娜那种善于交际并且和人们很快就合得来的本领,而这一点正是他的不思■之处。特别难得的是她总能结识一些用得着的人。刚在巴夫林诺沃住下,她已经认识了所有的邻居、属警局长、小船码头的看守。她已经和年轻的疗养院女院长用“你”互相称呼。女院长同意她到疗养院的食堂搭伙。这在巴夫林诺沃认为是最高的享受,是一般人可望而不可及的亭。当住在半地下室的尼具■■涅娅·杜霞,以通常的蛮横无礼态度跑来要他们出清属于他们杰米德里耶夫家,但已被她强行占用十俘的棚子时,莲娜是多么厉害地把她痛骂了一顿!杜霞飞快地从台阶上跳下来溜走,就象被风刮走了一样杰米德里耶夫赞叹地对妈妈低声说:“嗯,怎么样?莲娜可不象我们那样软弱。”莲娜还善于觉察别人的弱点和值得取笑的地方,在当时的杰米德里耶夫眼中,再也不可能有比莲娜更漂亮、更聪明、更有毅力的女人了。
但是在夏末的一天晚上,洛拉说:“维加,我有两句话跟你说我和你谈谈莲娜,可以吗?别怕,没有什么大不了的,都是一些小事。有些事使我惊奇。妈妈自已是绝不会说的,可是我看见了…。维加,
你不会生气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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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会,不会。哪里的话!说吧!”
“嗯,这确实是一些荒唐而微不足道的小事。比如,莲娜把我们比较好的碗碟都拿去了。还有她把桶放在妈妈房门边。…”(“天啊!洛尔卡竞说这些!”一杰米德里耶夫暗想。)他大声地说:“我没有注意。但我会对她说的。用不着,用不着。你没有必要去注意也不可能去注意每一件小事。”洛拉又有些难为情地笑起来。“我责怪妈妈,为什么不直截了当地说:‘莲诺奇卡,我们需要碗碟,还有,请别把桶放在这儿,放到那边去。’今天,我说了。我觉得莲娜一点也没生我的气。说这些小事,真的,是非常不愉快的。但是,使我反感的是另一件事:不知为什么她把爸爸的照片从中间房间里摘下来挂到了穿堂屋里。妈妈觉得很奇怪。这点你是应该知道的。因为,这并不是什么生活琐事。我认为这简直是不懂人情。”洛拉沉默了。有一段时间他们一句话也不说地走着。最后,杰米德里耶夫说:.“嗯,好吧。关于照片的事我跟她说一下。只不过,洛拉,如果你住到别人家里会怎么样呢?你就不会不自觉地做一些不合分寸的事情吗?”“可能。但不是这一类。总之,不要一声不响,而要告诉对方。我想这是正确的。而以后一切都会好的。”
关于照片的事他当晚没有告诉莲娜,到第二天早上才对她说。莲娜很惊讶。她把照片拿下来不过是因为需要钉子挂钟,这里面没有-一点儿别的意思。她觉得很怪,象这样微不足道的小事,克赛尼亚·费多罗芙娜自己不对她说,而要通过维加来说。这样就扩大了这些小事的意义。杰米德里耶夫说,关于这件事克赛尼亚。费多罗芙娜根本没对他提起过。那是谁说的呢?“是洛拉。”他鲁莽地脱口而出。(后来,还有多少事被他鲁莽地脱口而出啊!)莲娜涨红了脸说,看来,他的姐姐充当了给她提意见的角色,有时自己出面,有时通过第三者。
那天,当杰米德里耶夫从城里回来时,别墅里异常地寂静。莲娜没有马上出来迎接,而是过了两分钟才出来,并提了不必要的问题:“要不要给你热饭?”洛拉到莫斯科去了。妈妈没有从房间里出来。后来,薇拉·拉扎列芙娜出来了。一副城里人打扮,扑了粉,高高挺起的胸部上戴着项链。她微笑着说:她和伊凡·瓦西里耶维奇很感激主人的热情招待。他们一直在等杰米德里耶夫,和他告别。伊凡·瓦西里耶维奇马上就要雇着汽车来了。在房门打开的一刹那间,杰米德里耶夫看见父亲的照片已经挂在原来的地方。他问为什么他们突然要走?他们原来打算住过九月份的。一点不错,可现在他们有亭要走了。伊凡·瓦西里耶维奇是有关工作上的,薇拉。拉扎列芙娜是家务事,该熬果酱了,而且总的说来,我们这些贵客也太讨主人厌了吧!…克赛尼亚·费多罗芙娜无精打采地出来和亲家们告别,邀请他们再来作客。薇拉·拉扎列芙娜没有答应,她说:“我怕这不成,亲爱的克赛尼亚。费多罗芙娜,杂七杂八的罗嗦事太多了。有那么多的朋友想见见我们,也请我们到别墅去…。”
他们走了,但当天夜里莲娜就软硬兼施地迫使杰米德里耶夫次日一早去打电话邀请他们再来。莲娜还说,他们当然是不会来的,因为他们是很高傲的人。可是电话一定要打,这是为了洗刷良心。谁知杰米德里耶夫打了电话后,第二天他们就来了。他甚至还记得薇拉。拉扎列芙娜第二天来的时候穿的什么大衣,一副神圣不可侵犯的样子,右手提着大蛋糕,眼睛直视前方,高傲地走上台阶。
杰米德里耶夫大学毕业后,最初几年留在莫斯科一个煤气厂工作,每月工资只有一百三十卢布。有人多次介绍他到中亚细亚的地质勘探队去,母亲也希望他去,因为姐姐洛拉和姐夫费里克斯也在中亚细亚做勘深工作。但那时女儿娜塔莎已经生下,莲娜坚决不让杰米德里耶夫到任何别的地方去,事情就拖了下来。
从他学校毕业那时起已经过去四年了,然后,五年、七年、九年都过去了。娜塔莎已经上学了,是在乌丁胡同英语专门学校读书。这个学校是人们梦寐以求的对象,也是检验父母亲是否热爱孩子们并为此甘愿牺牲一切的尺度。这是另一个小天地,要进去几乎是不可想象的。所以除了莲娜谁也不能办到。因为她象一条猎犬,紧紧咬住自己的愿望不放。是这样一个外表可爱的,干草色头发剪得短短的,脸色稍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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黝黑令人愉快的猎犬式的女人。在愿望(她用牙齿把它紧紧咬住)还没有变成现实之前,她是决不松口的。真是一种伟大的性格,一一种优美的、了不起的、对生活有决定性影响的性格,真正的男子汉的性格!
多少年来莲娜孜孜以求的一个愿望,就是在“国际合作情报研究所”找到一个工作。啊,“国际合作情报研究所”,象珠穆朗玛峰一样,耸入云霄,高不可攀。与人谈论的是关于“国际合作情报研究所”,打电话也是关于“国际合作情报研究所”,有时流下绝望的泪水,有时却闪烁着希望的火花。
“爸爸,你和格利高利。格利高利也维奇谈过关于‘国际合作情报研究所’的事情吗?”“莲娜其卡,‘国际合作情报研究所’给你来电话啦!”从哪儿?”“从‘国际合作情报研究所’。”“哎呀,我的天,是从干部科来的,还是只不过是卓娅那儿来的?”她有两个生活安排得最理想的女朋友就在“国际合作情报研究所”工作。终于,进“国际合作情报研究所”的愿望实现了。“国际合作情报研究所”变成一块有血有肉的东西,被她放在嘴里咯吱咯吱地嚼着,就象嚼一块炸透了的鸡翅膀那样津津有味。在这里工作,又方便,又是按件取酬,地点又好一离国营百货商店只有一分钟的路程,顶头上司又是和自己在一个学校念书的
好朋友,向她要求翻译多少,她就给多少。虽然后来她们吵架了,但三年里面一切都“0K”。午休时可
以跑到商店里,看看摆出什么新式样的女短上衣没有;每星期四还放外国电影。但,遗憾的是她不能代替杰米德里耶夫写学位论文。那时杰米德里耶夫在煤气广实验室工作,每月只能拿到一百三十卢布,而他的大学时代的一个熟人,同年级同学米特里(一个不怎么出色,但工作很卖力而且狡猾的年轻人,他拒绝任何个人享受,甚至在达到目的以前连婚也不结),收入却比杰米德里耶夫多一倍多,因为靠他那出众的“坐功”写出了那篇学位论文。莲娜非常希望杰米德里耶夫成为一个副博士。大家都有同样的希望。莲娜帮他学习英语,母亲对此也赞许;晚上,娜塔莎说话也是悄悄地;岳母做事也是轻手轻脚的。但是过了半年他就吃不消了。他感到精力不足,每天晚上头痛,唯一的希望就是快点躺下睡觉。这时,他仇视学位论文这套东西。他对人说,还是老老实实拿一百三十卢布,这比受罪、损害健康、低声下气地求教别人好得多。莲娜现在也有同样的看法,并且轻蔑地把那些自己熟悉的副博士称作投机家、门槛精。就在这时,再凑巧不过了(也许是并不凑巧),冒出个杰米德里耶夫的远亲廖夫卡。布勃利克来,想进国立石油天然气设备研究所,简称为“吉涅加”工作。
廖夫卡从巴什基尼亚回来后,好久找不到合适的工作。后来终于打听到国立石油天然气设备研究所有个位置。但要进去还得想办法。如果不是伊凡·瓦西里耶维奇给普鲁沙柯夫打电话,不管廖夫卡,还是其他什么人都进不了国立石油天然气设备研究所。后来伊凡。瓦西里耶维奇甚至坐着公家的汽车亲自到普鲁沙柯夫那里去。本来普鲁沙柯夫是给另一个人留着这个位子的,但经伊凡。瓦西里耶维奇
一施压力也就同意了。最后,进了这个研究所的不是廖夫卡而是杰米德里耶夫。这是个工作轻松、待遇优厚的职位嘛!归根结底,终究去普鲁沙柯夫那儿的不是廖夫卡的岳父,而是杰米德里耶夫的岳父啊!后来,廖夫卡的老婆伊诺其卡当着朋友们的面给莲娜来了一通。她喊叫:“你这个人真可恶!”但莲娜对此很理智,表现得克制、冷静。朋友们都说莲娜的气量大。她-一切都自己承担下来。她说杰米德里耶夫并不想进国立石油天然气设备研究所,是她坚持让他去的。“是我的过错,是我一个人的过错,不能怪维加!莫非你们要我们过那一百三十卢布的日子,还叫维加在路上花三个小时吗?”
事情的确是这样的。当伊凡·瓦西里耶维奇来告诉他们国立石油天然气设备研究所的这个位子是怎样的一个位置的时候,首先起意让杰米德里耶夫到那里去的是莲娜。杰米德里耶夫本人确实是不想去。他三夜没睡好觉,拿不定主意,心里很苦恼·。但是,那件想都不应当想,别说去做的事却慢慢地变成一个小小的包扎得很好的东西,就象是一颗胶丸,不管它含有什么脏东西,应当(这对健康来说是必要的)一口把它吞下去。好在谁也不会发现包在里面的脏东西,而大家都在吞服着。“我尊敬廖夫卡”,莲娜说,“甚至爱他,但不知为什么我更爱我的丈夫。既然我的爸爸,一个最不愿意欠下人家情面的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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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了决心去说情…”
本来应当马上告诉廖夫卡夫妇,但没有足够的勇气一就这样拖着,回避着不答复人家。后来廖夫卡从侧面打听到了。于是他们之间的关系就破裂了,断绝了往来,也不通电活。过了四、五年以后,有一年冬天,二月底,克赛尼亚·费多罗芙娜生日的时侯,这件事又重被提了起来。母亲和外祖父早就埋怨过杰米德里耶夫,但并不太厉害,因为他们也认为一切都是莲娜的过错。那么向莲娜问罪吗?不行,对于莲娜他们只能容忍,就象对坏天气一祥,这是毫无办法的。但是,就在母亲生日那一天…
这一切是那么清楚,历历如在眼前,那一天杰米德里耶夫、莲娜、娜塔莎登上楼梯,在门旁站住了。娜塔莎手里拿着礼物—一一盒糖果,一本英文版的萨克雷的<名利场》。莲娜肩靠着门,闭着眼,好象是自言自语地,但当然是说给杰米德里耶夫听的,轻轻低语:“哎呀,我的天,我的天,我的天…。”好象在说:为了你,我要去经受什么样的考验啊!杰米德里耶夫习惯地有些紧张起来。莲娜不喜欢到婆婆家去,一年-年变得越来越勉强了。有啥办法呢?唉,她不喜欢去,不能去,她受不了,一切都会使她恼火。不管给她吃喝的多好,也不管用怎样亲密的语言和她讲话,就象在马路上装暖气一样徒劳无用。杰米德里耶夫泡着女儿,故意温和地对她说:“怎么样?小宝贝,来奶奶这儿满意吗?”“嗯!”“你喜欢来这儿吗?“喜欢。”而莲娜笑着补充道:“喜欢,可是要对奶奶说:我应当早些睡觉。你要说,不要让爸爸坐的太久了,免得把他从桌子边硬拉出来。你说,九点半我们就要动身回家!”
如果不是那个傻瓜表妹玛丽娜,一切都会平安无事。当他一看到玛丽娜涨红着脸坐在放着馅饼和华夫饼干的桌边时,马上就知道,一定要出事了。莲娜比玛丽娜要聪明得多,但某些地方她们又很相象。于是当家庭聚会而见面的时候,他们常常会碰起来。有时明争,有时暗斗,很巧妙地互相挖苦着,旁人是发现不了的,就象水球运动员在水下互相踢脚一样,观众是觉察不了的。往往要到了夜里,莲娜才突然提出使杰米德里耶夫莫名其妙的问题:“为什么你表妹整个晚上都在挖苦我?”怎么挖苦啦?“你没听见?究竟是怎么回事?“好吧,譬如:她讲到东方女人,讲到她们的臀部和腿。这点你也没听见吗?”“对不起,可你好象并不是东方女人呀!”“哎呀,和你说什么好呢?”
那还是发生在二月份的事情,不知为什么每句话都记得很清楚。也是从完全看不出恶意的、水下踢脚开始的。他记得这样清楚是因为这是莲娜最后一次到母亲那儿去作客。从那次以后从未再去。五年里一次也没有去过。克赛尼亚。费多罗芙娜有时还顺便来看看自己的孙女,而莲娜是不到她家里去的。“你生活得怎么样啊?玛丽娜,还是象以前一样吗?”“当然,还是那样,你现在怎么样啊?还是在那儿服务吗?”这些话是笑着讲的,而且符合礼节。但实际上的意思是:“怎么样,玛丽娜,还是象以前一样没有人上你的钩吧?我相信,永远也不会有人上你的钩的。我亲爱的老姑娘。”“我对这个是不在乎的,因为我过的是创作生活,不象你那样,你只不过是为别人服务,而我是搞创作的。”玛丽娜当时在出版社当编辑,现在她在电视台工作。“最近你们有些什么好作品出来吗?”“出了一些。哎,你的衣服是什么料子的?是在国营百货商店买的吗?”这一些话都是婉转地互相挖苦:“你在胡扯些什么创作啊?你难道亲自编过或者出版过一本好书吗?”“是的,当然是。但是和你谈这些事没有什么意思,你对这些是不会感兴趣的,你所感兴趣的是那些吃喝穿戴。”她们还争论过有关“诗”和“世界性的市侩哲学”问题。玛丽娜很喜欢谈论类似这种题目,从不放过挖苦和讽刺市侩的机会。吓!这些市侩们!当她听到有些人不承认毕加素和雕刻家艾利秋的成就时,她就会气势汹汹、唾沫四溅地说个没完。
对玛丽娜来说,一切可恨的东西都可以归结到“市侩”这个字眼里,而对莲鄒来说却是“伪善”。“这
必
一切都是伪善的”。玛丽娜惊奇地说:“伪善?”“是的,是伪善”。热爱毕加索是伪善?”“当然罗,因为有些人表面上热爱毕加索,而他们常常是根本不懂毕加索。这就是‘伪善’。”“我的天哪!快扶住我吧!”玛丽娜哈哈大笑地说,“热爱毕加索是伪善。啊哟!哟!哟1”她们两个脸红耳赤,两眼冒火,可以看出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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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开玩笑了。什么毕加索啰!什么梵高啰!升华啰!加速啰!保尔·杰克逊啰!至于那一个是保尔·杰克逊,他是个什么样的人物?这并不重要,因为都是伪善!伪善?伪善,伪善。那么你解释一下:你所认为的伪善究竟是什么呢?我认为一切不是出自内心,而是别有用意,为了达到显示自己的目的,都是伪善。“噢,照那么说,克赛尼亚。费多罗芙娜姨妈过生日,你带着糖果来看望她,你也是在搞‘伪善罗?”
莲娜含着微笑看了杰米德里耶夫一眼,这种笑包含着胜利者的姿态(好象在说,我早已料到,而你偏要来,那么你就去领教,去受用吧)!她说,她和克赛尼亚·费多罗芙娜的关系确实不太好,但她不是出于“伪善”来向克赛尼亚。费多罗芙娜祝贺,而是因为维加求她来的。以及类似这样的话,以后的就记不清楚了。客人们都散了,妈妈跑出跑进送他们。然妮娅姨妈讲起了有关廖夫卡的事。为什么要讲这件事一不明白。然妮娅经常想把事情做得好一些,但得到的效果却是相反。妈妈说,这件事真令人气愤,她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不相信维加会这样做。“哟,照您说,这一切都是我的过错咽?和你的维加毫无关系吗?”“我并没有为维加说话啊”“但说来说去总是我的过错罗?!”莲娜的两颊突然绯红了,而克赛尼亚。费多罗芙娜的脸色阴沉了下来。
“对,当然我什么都干得出来的。您的维加是个好孩子。是我把他教坏了。”然妮娅姨妈摇了摇她那苍白的头,善意地说:“亲爱的莲娜,是你自己向廖夫卡这样解释的,我记得很清楚。”“我解释又怎么样呢!我是为了关心自己的丈夫,而你们没有,没有…。”“不要大喊大叫!”“你真是吃里扒外!我不和你讲。”莲娜一把抓住娜塔莎,从桌子后面冲了出去。“为什么他们欺侮我的时侯,你总是不吭声?”接着她就下了楼梯,跑到了外面,再也不来了。
杰米德里耶夫追了下来,在结冰的水洼上追赶着,直打滑。莲娜和娜塔莎推开了他,跳上了无轨电车。车门关上了。杰米德里耶夫不知道上哪儿去,以后又怎样。现在家里搞得四分五裂,他什么地方也不能去,哪儿也不能去。但是,在二月的事情发生后,莲娜还曾到克赛尼亚。费多罗芙娜这里来过一次。因为没有办法了。当时伊凡·瓦西里耶维奇得了脑溢血,丈母娘整天整夜地服侍着他。而杰米德里耶夫和莲娜到“金沙滩”的休养证马上要过期了,娜塔莎没有人照顾。
在保加利亚,每天傍晚杰米德里耶夫和莲娜都穿着贴身的高领衫出来散步,两人相亲相爱。虽然放下窗帘,旅馆的房间在白天还是被晒得很热,淋浴龙头里的水也是热的。他们之间从来也没有这样相爱过。
杰米德里耶夫坐在河边想完了往事,终于硬着头皮走进了家门。姐姐洛拉和姐夫费里克斯正在厨房里忙着用布条糊窗缝,因为冬天就要来了。他们对杰米德里耶夫说,四点半的时候,母亲的病情恶化了。另外,地质队里一再来电报叫他们俩一定要在十一月底赶到中亚去。洛拉不愿去,因为她要照顾母亲。
费里克斯坚持要她去,因为这儿有杰米德里耶夫在,他是亲儿子。杰米德里耶夫乘机就把换房子的想法告诉了姐姐,并且说这样一来就可以由他照顾母亲了。洛拉一下子就明白了他的用意,脸上露出了痛苦和愤怒的神色。
这时,克赛尼亚。费多罗芙娜在房间里听到了儿子的声音,就叫他进去。母子俩在谈着家常时,杰米德里耶夫被叫出去听电话。来电话的是莲娜,她催问丈夫,房间钥匙拿到没有。杰米德里耶夫只好又对母亲谈起了换房子的事。克赛尼亚·费多罗芙娜沉默了一会,说,她过去曾经很想跟儿子和孙女儿住在
一起,但现在不想了。她平静地看着儿子,又说:“维加,你已经换过了,换定了”又开始沉默了。她闭着眼睛低声地讲些莫名其妙的话:“很久以前就换过啦。这种交换经常地、几乎每天都在发生,因此你不
要感到奇怪,也不要恼火。维加,这是不知不觉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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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结合部”想到的
看电影《渡江侦察记》的一点感想
上海味精厂工人杜恂诚
《渡江侦察记》有一个情节:侦察小分队由于发报机被敌人的炮火炸毁,跟江北我军指挥部的联系中断了。为了确保我百万雄师胜利渡江,必须及时把一份重要情报送到对岸。而敌人疯狂地包围了这支侦察小分队,并且加强了江边哨卡。从哪个地点突破封锁线泅渡过江呢?连长李春林英明而果断地选择了敌军两个师驻地的交界处一“结合部”。这个“结合部”以“灯标为界”。用敌军长的话来说,“灯标以东是六十六师管的,灯标以西是
六十八师管的。”这两个师的防地虽然靠在一块,却各自为政,界限分明。在这种情况下,双方对“结合部”阵地的防守,必然互相扯皮,推诿责任,造成了空隙和破绽。我们的侦察英雄就是利用了敌军内部的这种矛盾,抓住了他们的致命弱点,声东击西,乘虚而入,让吴老贵和小马突破敌人的封锁,回到江北。
这一生动的情节,倒使我们联想起我们今天现实生活中的许许多多动人事迹。前些时,我们参观金山石油化工总厂的宏伟建设工地,也看到一种“结合部”。一种同《渡江》中描写的刚好相反的“结合部”。金山工程要造一条几十公里长的铁路。铁路的地基由近二十个公社的五万民工分段包干。这样在公社与公社之间,大队与大队之间就产生了一个几米长的“结合部”。在检查施工质量的时候,发现凡是“结合部”,地基夯得特别结实。什么道理?原来各个分段的民工们都想把困难留给自己,把方便让给别人,都把儿米长的“结合部”看作是自己的责任。这个队夯实了,兄弟队又来夯一遍,结果“结合部”的地基就显得特别结实。民工们在社会主义大协作精神鼓舞下,自豪地称“结合部”的夯土为“团结夯”、“风格夯”。这才是名符其实的“结合部”呢!
这两种不同的“结合部”的鲜明对比,给予我们的启示是极其深刻的。
住在
《渡江》中的情节,乍看起来带有偶然性。细细一想,却包含着深刻的必然性。它真实
她闭
地反映了敌军的内部关系的客观规律性。国民党反动军队,代表着一个最反动最腐朽的
你不
阶级。这个阶级正处在“无可奈何花落去”的土崩瓦解的境地之中。它们的内部关系,必然是四分五裂,勾心斗角,尔虞我诈,各怀鬼胎。什么六十六师、六十八师也好,还有什么精报处也好,都是大大小小的独立王国。上上下下的大小头目,也都是一些上皇帝。有功可争时,他们就拥上来“抢篮球”;无功可报时,就彼此“踢足球”。你看影片《南征北战》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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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敌军李军长和张军长,一个声嘶力竭地叫喊:“向我靠拢”,一个色厉内荏地回答:“向我突围”,他们各自都以“我”为中心,结果尽管机关算尽,都逃脱不了覆灭的下场。
量
我们回顾中国革命战争的历史,在一国之内,在四围白色政权的包围中,为什么有红
色政权的发生和存在?原因之一就是“帝国主义划分势力范围的分裂剥削政策”,造成自色政权间的长期的分裂和战争。当时各派军阀封建割据和长期混战,使他们的“结合部成为地主买办阶级反动统治的最薄弱的地区,使得红色政权能够在这些地区建立起来养长期坚持下去,发展壮大。一切的反动没落阶级,包括今天的美帝国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他们之间的勾结总是相对的、暂时的;而他们的争夺总是绝对的、一贯的。一切反动翡削阶级又都植根于私有制。他们的世界观归根到底都只有《红灯记》里的鸠山所说的两个字:“为我”。因此,他们内部的各个集团,必然“象乌眼鸡似的”,“恨不得你吃了我,我吃了你。”这是他们的阶级本性,也是一切以私有制为基础的社会制度所造成的必然结果。
与反动剥削阶级及其腐朽的社会制度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我们无产阶级、人民群众社会主义制度。金山工地上发生的动人事迹,在经过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的战斗洗礼的新中国,可说是比比皆是,屡见不鲜。它反映出社会主义制度下工人阶级、贫下中农和广大人民群众内部的一种崭新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就是一种新的生产关系。人人传颂、处处开花的“龙江风格”,就是这种新的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所结下的思想之果。在我们的时代,哪里有“结合部”,那里就有“龙江风格”。正如革命样板戏《龙江颂》所描绘的:“手心手背都是贫下中农的肉,山前山后都是人民公社的田”。无论是山前山后、上游下游,联结成一个阶级的整体。为了革命的全局的利流,保住社会主义的“其帅”,每一个局部都可以承担最大的牺牲。有人把这种风格称之口“憨大”。上海焊接厂的工人豪迈地说,我们就是乐于做革命的“憨大”。让“各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这类剥削阶级的旧观念见鬼去吧。“一根杠棒前后肩”,“我的工种就是干革命”,这就是我
量
们时代的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的精神境界。今天,不是到处都出现“不务正业”的人吗?当医生的去研究医疗器械,做灯泡的工厂却去造一点电视机,工人师傅做了业余教师,甚
■量
到医院就医的病人,也会主动替自已的劳保医院承担试制和修理医疗设备的任务,病人量单位成了劳保医院的“医院劳保”了。有人说他们是“百有份”。他们说,“百有份”不够我们要做“千有份”,“万有份”。好!这是多么崇高、多么自觉的主人翁的态度啊!“这个睾
量
实标志着我国社会主义的经济革命(生产关系方面尚未完成改造的部分)、政治革命、思革命、技术革命、文化革命正在向前奋进。”
伟大的批林批孔运动,正在扫除一切植根于私有制的剥削阶级的观念。当然,清除这■些垃圾,仍然需要时间。一切反动阶级及其腐朽观念都不会轻易退出历史舞台,孔老二幽灵,还随时企图借尸还魂,污染我们的革命空气。在我们的革命队伍中,被巴掌山指蛋双眼的李志田式的本位主义、小团体主义等等,也仍会不时冒出头来。但是,社会主义蓟新的生产关系,毕竟如旭日东升,光焰万丈。正如没落的蒋家王朝阻挡不住我百万雄师横量量渡长江一样,一切旧的上层建筑及其腐朽的意识形态,终究是要被消灭的。谁要是还怀这一点,那就让社会主义革命的前进的步伐来回答他们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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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泵”附比以后…
·一上海水泵厂访问记
四年前,报上发表了《第一水泵厂和上海水泵厂的对比调查报告》。说的是,第一水泵厂,厂小,条件差,群众充分发动了,生产超过了历史最高水平;上海水泵厂,厂大,条件好,群众没有发动起来,生产连年徘徊不前。
现在,上海水泵厂的面貌怎样了?我们带着这个间题,走访了这个工厂。从厂里提供的统计报表中,我们看到了几个令人兴奋的数字:四年来,这个厂生产连续跃进,每年递增百分之二十左右。如今一年的产量,就等于四年前的两个半厂。产品也从一般的清水泵,发展到国家急需的电站、石油化工、采煤和造船工业上用的泵,品种扩大一倍半。过去不能生产的压力高、流量大、扬程远的新产品,现在已经成批投产。
工厂还是原来的工厂,工人还是原来的工人,是什么原因使他们能够从踏步不前到大步跃进呢?通过调查访问,我们从上层建筑领域的革命促进生产关系特别是干群关系的改善中,找到了这个厂为什么面貌发生变化的答案。
“油门”在哪里?
让我们首先回顾一下这个厂四年来走过的路程吧。党委副书记黄成宰对此是很有感触的,他说:“我们广在批林批孔运动中,打了一场改变工厂落后面貌的翻身仗,首先是我
想
们干部打了一场向资产阶级世界观的进攻仗。”情况确实是这样,《两泵对比调查》一发表全厂上下震动很大。当时,广大千部和群众都有迅速改变落后面貌的强烈愿望,但是,对于厂里为什么会造成落后,又应该从哪里着手改变面貌,认识并不一致。有些干部认为:
当住
“要是我们厂的生产搞得好,也就不会有这个《对比调查》了。”有的认为:“只要我们把生产
义的
搞上去了,路线也就对头了。”由于存在这种错误思想,他们一个劲儿埋头抓生产,在大会
师横
小会上发号召、敲指标,一心想的只是水泵台套、产值数字。为了想把生产搞上去,曾经有一个时期,有些干部又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已经批判过的“管”“卡”“压”的一套重新捡了回来,有的到浴室门口站岗放哨,到厂门口检查出入证,看谁迟到早退。有的跑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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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播室叫喊:“加强劳动纪律”,“不要搞无政府主义”…。这样,一九七○年最后一个月生产虽然拚上去了,但是,到了第二年年初,生产又落下来了。这时,干部象泄了气的皮球,有的说:“我们厂的工人,要是有先进厂工人那样的干劲,早就摘掉落后的帽子了。”有的说:“我已经用足了力气,把脚踏在发动机的‘油门’上,可就是群众发而不动啊!”广大工人群众也在那里着急。他们又是怎么想、怎么做的呢?许多工人学先进,揭矛盾,找差距,批评千部遇事不同群众商量,千错万错,错在“只抓钱、不抓线”,只抓泵、不抓纲,忘记了党的基本路线,工人们还积极地向领导上提出了三百多条改进意见。许多工人说:“我们同先进单位一样,都是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都经受过文化大革命的锻炼,为什么先进厂工人能够做到的,我们就不能做到?”有的工人还说:“你们干部的脚不是踩在‘油门’上,而是踩在‘煞车’上,把我们工人的积极性给‘煞”住了。”
踩“油门”还是踩“煞车”,它反映了干群关系上的矛盾。毛主席说:“马克恩主义者从来就认为无产阶级的事业只能依靠人民群众”。有些干部所以满眼看到的都是一些不团结、劳动纪律松懈的现象,就是因为他们不能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分析形势,看不清群众中的主流和支流,本质和现象,因而就不能自觉地信任群众,依靠群众,把工厂的草命和生产搞好。这个厂的革委会生产组徐元达同志的体会,说得很正确:“要从本质上发现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对我们干部来说,有一个从思想感情到工作作风的转变过程。”他举了一件发生在一九七○年的事情。当时,随着国家建设事业的发展,要求这个厂尽快试制十二万五千瓩的电站泵。这种新产品的技术工艺要求很高,一台泵的工作量等于五十台农用泵。因为任务重要,上海又没有第二个厂生产大型泵,老徐只得把合同签订下来。但是,他把工时、设备账左排右算以后,认为无法啃下这块硬骨头。再加上别的重点产品任务也很重,结果,一拖就拖了三年。到了一九七二年八月,闵行电厂一台新建的十二万
五千瓩汽轮发电机组计划年底发电,要求他们再突击生产一台同样大型的电站泵,并且说,别的设备都已落实了,就是急等着这台泵安装。离年底只有三个月了。三年没有试制出来的新产品,怎么能够在三个月里完成呢?老徐在办公室里冥思苦想,急得团团转。干部认为“没有办法”的事,广大群众是不是也不能解决呢?那时,厂党委组织干部正在学习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批判林彪宣扬的唯心史观。老徐的思想有了提高,就下车间试着去找工人商量商量看。他先到第一道工序的木模间,吞吞吐吐地说:“我讲儿句外行话,你们不要笑,‘一二五’电站泵要提前在十一月份交货,做木模的时间要”他讲不下去,生怕工人批评他去压指标,把他顶回来。却不料工人一听说有突击任务,纷纷围拢在一起,催促他把底交出来。老徐只得壮着胆,继续说下去:“一二五”工程早上去一天,它发的电可以多炼四千五百吨钢,或者灌溉三十万亩农田。工人马上议论开了:“这么重要的泵,你怎么不早告诉我们?”“你说这块骨头硬,可你有没有看到我们工人的革命志气比它更硬?国家建设急需的产品,我们就是用手抠也要把它抠出来。”当场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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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一商量,保证三个星期里造出木模。
走到群众中去,果然找到了办法。但是,从脱离群众到相信群众、依靠群众,还需要经历激烈的甚至是痛苦的思想斗争过程。老徐回来以后,又想:以往做一套木模至少得两个月,这次工人要缩短到二十天,果真能行吗?越想越放心不下。他一连儿天到木模组去,第一天,发现木模工人已经按照各人的技术特长进行分工,把任务一一落实了;第二天,走到磨锯条的老师傅面前,看到他们早已把淮备工作做好了;第三天再去时,工人正紧张地在下料了。结果,工人提出二十天保证完成的任务,只用了十八天时间就把全套木模送到了造型组。以后,老徐逢人便说:“我自以为是熟悉生产情况的,可是,怎么也计算不出工人群众有这么大的积极性啊。”
要问群众中这股子劲从哪里来?工人们说得好:“这是我们对林彪污蔑‘我国国民经济停滞不前’谬论的坚决回击。”老徐也说:“工人同志给我上了一堂生动的群众路线课,我最大的收获就是懂得了依靠群众不能半心半意,而要真心实意。”认识提高以后,他和别的千部一起,深入生产第一线,遇事同群众商量,经过四十天奋战,提前完成了原来认为不能完成的两台大型电站泵。
群众中蕴藏着极大的社会主义积极性,作为一个企业的领导干部,就要经常想一想:护大群众的愿望和要求是什么,他们的集体智慧和经验又是什么,并且把它正确地集中起来,组织大家同心协力地去做。做到了这一点,才能洗刷掉林彪、孔老二鼓吹的“领导高明”的唯心精神,才能提高贯彻执行毛主席革俞路线的自觉性,充分发动群众,依靠群众,使群众的积极性象‘油门'发火一样,源源不断地迸发出来。
究竟“难弄”的是什么?
广大工人群众发动起来了,许多艰巨的生产任务一个接着一个完成了。但是干部依靠群众的思想并没有完全解决,特别是遇到一些所谓“难弄”的群众和“难弄”的问题时,有些干部中那种认为有些群众就是发而不动的思想又重新回潮了。
铸工车间党支部书记朱道盛同志向我们介绍了他体会很深的一件事情
那是一九七○年寒冬腊月的一个深夜,更衣室的玻璃窗不知被谁打破了。老朱知道后气呼呼地说:“谁搞的无政府主义,要查一查,批一批,不服的话,还要斗一斗。”他怎么想到要“查、批、斗”呢?说来也事出有因。车间里曾经有两个坏家伙,煽动无政府主义,破坏生产,后来,发动群众一查,把他们揪出来一批,正气拾了头,群众很高兴,生产很快上去了。从此,他把“查、批、斗”作为抓革命、促生产的一条经验。可是,这一次,一查却查到一个姓朱的青年身上。这个青年在千部眼里是既调皮又难弄。当时,干部正急于要改变厂里的落后面貌,又没有找到正确的亦法,碰到这件事,老朱就认为这下可有了个“典型”,要好好批一批、斗一斗了。可是,实际情况恰恰不是象老朱所想的那样。原来,那天车间正在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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击一批重要水泵的翻砂任务。下班后,几个青年继续突击,夜深了,别的青年都走了,只剩下小朱一个人,他想:“在完成任务的关键时刻,我就是要上得去,拚得出。”他一个人敢打敢拚,直到做完最后一只泵体砂模才歇手。当他走出车间回宿舍时,更衣室的门却被“铁将军”把牢,进不去,他满身汗水被冷风吹得打颤,迫不得已,敲破了玻璃窗爬进去,才换了衣服出来。小朱一想到自己一心为了社会主义建设,反而遭到领导的一顿批评,真是又委屈又泄气,一股热情象泡在冰水里。从此,他遇到领导就绕开走,整整四年不和老
朱讲话。
对于阶级敌人散布的歪风邪气,对于资产阶级破坏无产阶级专政的猖狂进攻,我们共产党员和工人群众就应该敢于批,敢于斗。可是,小朱的错误,却根本不是这种情况。由于老朱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而且还用老眼光看人,事先又不经过调查,看不到小朱下班后继续突击完成任务的先进事迹,反而把敲碎玻璃窗当做“歪风邪气”,用“查、批、斗”的办法来对待,结果,把群众的积极性都查掉了,批掉了,斗掉了,这样几次一“查”、一“批”,群众和他的距离越来越远。
毛主席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帮助老朱提高了认识。毛主席说:“共产党人在劳动人民中间进行工作的时候必须采取民主的说服教育的方法,决不允许采取命令主义态度和强制手段”。这一伟大教导,使老朱认识到,只有采取民主的、说服教育的方法,才有利于促进工人阶级队伍内部的团结,加强对阶级敌人的专政,抵制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蚀。他说:“我嘴上也讲要依靠群众自觉,可是,在思想深处,却有一个例外:以为有些小青年调皮捣蛋,不整一整改不了,不管得紧些,他们就不听话,这样,不仅忘记了领导的责任,也把自己放到这一部分工人的对立面去了。”通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我们把有形的“管”“卡”“压”修正主义管理制度冲掉了,但无形的“管”“卡”“压”的旧思想,还会残留在人们的头脑里,往往又会把修正主义的一套重新搬了出来,压抑群众的积极性。我们在俦工车间进行调查访问时,高兴地听到群众说:老朱在批林批孔运动中,同工人一起学习毛主席著作,一起批判“上智下愚”的孔孟之道,领导作风有了可喜的变化。他主动地排出曾经被他查过、批过的三十多位工人的名单,一个一个地我他们谈心,解开思想上的疙瘩。当老朱向小朱作检查时,小朱很感动,也对自己打破玻璃窗,损坏公物的行为作了自我批评,几年没有打开的锈锁打开了。从此,小朱心情舒畅,千劲更足,现在还被推选为青年突击队队长。领导思想作风的转变带动了大家,全车间工人积极性焕发出来,生产超过了历史上最高纪录。
对待群众搞“查、批、斗”,会造成干群关系紧张,当然不对,但是,如果遇到难以解决的矛盾,绕开矛盾走,不去碰它,是不是就能够发挥或者不会挫伤群众的积极性呢?三车间党支部书记吴明达同志向我们介绍了他在这个问题上的体会。
这个车间长轴组的二十六个工人,有六对闹不团结。团结搞不好,革命大批判搞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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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生产也上不了坡。作为党支部书记的老吴,懂得搞好团结是个关键,但是又想,这个问题难弄,如果抓上了手,好比湿手捏面粉,抓了放不掉。在批林批孔运动中,工人尖锐地批评老吴只抓生产,不抓政治思想工作,说他“看见高产咪咪笑,碰到矛盾绕绕道,大事挂在口,生产落在手”。这样一来,矛盾再也不能绕开了。党支部经过讨论,决定办起学习班,组织大家学习毛主席关于批林批孔和增强革命团结的指示,深入批判林彪分裂党分裂革命队伍的罪行,并对小组内受资产阶级思想侵蚀的人,开展积极的思想斗争。真是“阶级斗争,一抓就灵”。四年来一直没有解决的矛盾解决了。从此,全组团结协作的风格发扬了,
一连四次刷新生产纪录,从“疙瘩小组”一跃而成为全厂的先进小组。事后,老吴深有体会弛说:“一只只水泵是看得见的,人们头脑里的资产阶级思想影响,却是摸不着、看不到的。不抓意识形态领域里的阶级斗争,矛盾解决不了,生产也就搞不好。”
怎样看待群众的革命监骨?
革命和生产形势在不断向前发展,千部和群众的关系也不断得到改善。在这种情况下,干部如何正确对待群众的问题是否已经完全解决了呢?上海水泵厂的干部根据自己的体会,回答说:工人群众的觉悟在不断提高,对领导工作的要求也在不断提高,如果干部放松了思想革命化,不努力学习提高,干群之间又会不断出现新的矛盾。在这个厂里,随着工人群众觉悟的提高,出现了工人自觉地要求对干部进行革命监督的社会主义新事物。许多干部说:“我们克服了群众‘难弄’的思想,又出现了如何接受群众监督的新问题。”现在让我们看看这个厂的干部是如何接受群众提出的这个新课题吧:去年春天,四车间工人理论小组派出几个青年工人来找干部谈话,要干部谈谈参加生产劳动的体会和存在的问题。有个干部看了来找他的青年工人一眼,随口说:“你代表谁来的?”青年工人回答说:“我们代表小组的全体工人。”工人群众能不能检查和监督干部参加劳动的情况,这个问题不但许多干部没有想到过,而且也没有这样的思想准备。.在派出代表检查干部参加劳动情况的四车间工人理论小组中,也曾经展开一场热烈的讨论。当时,他们正在学习列宁的《国家与革命》。革命导师在总结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时,提出要注意防止国家机关人员“由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人”的问题。后来,他们又学习毛主席关于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是“社会主义制度下一件带根本性的大事”的教导,大家说:对于这样一件反修防修的大事,我们工人就应该管。大家联系实际,讨论了一个提纲,分头去调查厂里干部参加生产劳动的情况:了解千部在劳动中是怎样抓革命促生产的,又是怎样帮助班组解决间题的。儿天以后,一张关于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的调查报告就公布出来了。在调查报告中,工人们既肯定了《两泵对比》以后干部参加劳动有所进步的基本的一面,同时也指础,有些千部劳动了三个月,却一次也没有在工人学习和批判会上发过言,工人批评说,这是“身在群众中,心在群众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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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件事引起了全厂的争论。大多数同志认为“好得很”,说这是工人帮助干部抓路线警路线。但也有的同志认为,这些工人“管得太宽了”。有些干部则认为:“过去只想过干管工人,却从来没有想到工人也来管干部。”对于工人群众这种可贵的首创精神,要不要支揩章为了统一干部的认识,厂党委专门开会讨论。大家首先学习毛主席的有关指示,回想到文化大革命前,干部不坚持参加劳动,有的甚至连生产什么水泵的名字也叫不出来。于没有群众自下而上的革命监督,因而也就失去了联系群众的有力依靠。现在,工人群众主动调查干部参加劳动的情况,不正说明广大群众对干部的爱护和对企业是否坚定地其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关心吗?工人群众和干部一起抓路线、管路线,这种“管得宽”,不正反映了群众高度的自觉性吗?群众这种革命的自觉性越高,越是要求干部提高执行毛主鷹革命路线的自觉性,也就进一步加强了党的领导。干部通过讨论,统一了认识,就向全厂群众公开检查了干部对参加劳动的认识,并进一步订出了具体措施,受到了群众的欢迎。厂党委副书记李文华说:“干部能不能自觉地接受群众的监督,同干部的世界观改造是紧紧联系的。当我们能够严于解剖自己时,这种革命自觉性就高些;否则,自觉性就差了。”
一九七四年年初,公司在厂里召开抓革命、促生产的现场会,表扬这个厂打破了历更上年初不出成品的常规。不料,会议未散,工人们却在会场门口刷出了一批揭矛盾、找差距的大字报。工人们通过事先调查,在大字报上揭露说:一九七三年的产值产量计划虽然超额完成了,但是,还有一批重点产品的任务完成得不够好。大字报督促领导既要抓产值,又要保重点,要摆正全局和局部的关系,全面贯彻多快好省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当时,厂里一些干部感到突然:为什么早不揭、迟不揭,偏偏要在许多兄弟厂同志在厂里开会的时候揭?党委针对这个思想又进行了讨论,认为:工人群众这些大字报,对干部头脑里的骄字敲起了响亮的警钟,好得很。后来,党委就向全厂提出“表扬声中揭矛盾,前进路上找差距”的口号。由于干部打掉了骄气,保持了旺盛的斗志,象煤水泵、涡轮机组、电站塞等等技术要求较高的产品,一九七四年比上一年增长了百分之六十六。
当我们离开这个厂的时候,全厂正不断出现新的气象:干部注意抓大事,工人群众鸛帮助干部抓大事;干部到班组来调查研究,解决问题,工人也主动找干部提建议,想办法,
遇到资产阶级歪风,工人敢于顶;出现先进思想和事例,大家自觉开展比学赶帮;干部中蕾■误思想一露头,工人随时随地进行批评、监督。毛主席说:“我们的目标,是想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祥一种政治局面”。总结上海水泵厂四年来发生变化的经验,那就是:路线端正了,干群关系善了,生动活泼的局面才能形成,生产也才能蓬蓬勃勃地发展。上海水泵厂改变落后面幕的生动事例,对于其他一些目前还处于后进状态的单位来说,不是也可以得到一些启发么?
(本利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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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找差距中明确了学大寨的方向
上海市金山县金卫公社八二大队党支部
我们八二大队,在批林批孔运动的胜利推动下,一九七四年的粮食常年亩产量达到二千四百零八斤。这是我们连续十七年夺得农业生产丰收,也是第三个年头粮食亩产超过两千斤。最近,我们组织社员和千部讨论总结农业学大寨运动的时候,深深地体会到,我们取得的每一个成绩,都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胜利,同时也是由于大寨大队贫下中农为我们作出了榜样,鼓舞我们奋勇前进。今天,我们应该怎样正确看待成绩,向自己提出什么样的先进目标,又应该怎样坚定地在社会主义大道上迈步前进,为社会主义作出更大贡献呢?我们一面认真学习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教导,一面从各个方面寻找同大寨大队之间存在的差距。真是不找不知道,一找差距吓一跳。这一找,大破了我们有些同志头脑里那种“办法想尽,措施用尽,潜力挖尽”的自满情绪,使全大队广大社员和干部打开眼界,进一步鼓起了大干快上学大寨的热潮。
差距先是从改造自然条件上找起的。原来,我们总以为经过几年的治水改土,先后疏通了八十二条断头浜,给一千多亩土地盖上了一尺多厚的河泥和草塘肥,把“盐碱地”和“铁板砂”改造成了稳产高产地,工作能做的都做了,成绩已经很大了。组是,用大寨的自然条件和造地的成就进行对比,差距立即就明明白白摆在我们面前:大寨是在海拔
一千米的高山上,我们是在平原上;大寨在北方,全年无霜期只有一百五、六十天,一年只能种两熟,我们在南方,全年无霜期二百二、三十天,一年能种三熟;大寨乎均每个劳动力种五亩地,我们才种一点六二亩。可是,大寨贫下中农在那样不利的条件下,实现了“十年造地”规划,在“七梁八沟一面坡”中,把四千七百多块跑水、跑肥、跑土的“三跑田”,改造成了每块四、五十亩的人造平原和高产稳产的“海绵田”,贡献一年更比一年大。回头看看我们自己,农田基本建设留下的尾巴还是不小,有些河流还是弯弯扭扭,需要拉正开直…毛主席说过:即使我们的工作得到了极其伟大的成绩,也没有任何值得骄傲自大的理由。何况我们的工作还做得很不好,我们凭什么理由可以自满,可以停步不前呢?
再同大寨大队比产量,比贡献,在许多方面我们都远远落在大寨大队后头。如果用每个劳动力生产的粮食来进行比较,以一九七三年为例:大寨每个劳动力生产粮食五千一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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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三斤,我们只有二千三百三十五斤,大寨超过我们一倍以上。如果用一九七一年到一
九七三年三年中卖给国家的商品粮来进行比较,在绝对数上,我们虽然比大寨多,但是接商品粮占粮食总产量的比重计算,大寨占百分之四十五点七,我们只有百分之二十九点
八。按每亩粮田提供的商品粮计算,大寨四百二十五斤,我们四百二十三斤。按每个劳霸力提供的商品粮计算,大寨六千八百斤,我们只有二千零六十四斤。这些差距难道还算小吗?
再从一些对巩固社会主义集体经济有直接关系的公共积累和社员分配收入以及文髦教育来看,我们同大寨大队的差距也很显著。到一九七三年为止的大队公积金,大寨达八
十余万元,平均每户一万元,每个社员一千八百二十六元,每亩耕田一千零三十八元,我前只有六十三万一千元,平均每户一千五百零三元,每个社员三百五十二元,每亩耕田一干零三十八元。社员分配,大寨大队的全年劳动日值,七年来都是一元五角,而我们在搞得好的时候为一元三角七分,一九七三年则只有一元零六分。大寨大队每个劳动力每年平均收入四百一十元,我们则只有二百六十一元。文化教育工作方面,大寨大队实行了十年
一贯制,普及了中学,我们只普及了小学教育,能上中学的只占小学华业生的百分之五十。此外,我们群众性的文娱、体育也不如大寨大队开展得普及、经常、活泼、多样。
我们同大寨大队相比,摆出了那么多的差距,那末,造成这些差距的根本原因是什么?千差距,万差距,根本的差距是我们阶级斗争、两条路线斗争的觉悟不如大寨贫下中农高,贯彻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不如大寨贫下中农自觉。“农业生产要大上,先要打胜两个箭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仗。”这就是我们在学大寨中的一条根本经验。最近,囊们通过学习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的指示,进一步看到了我们支部工作抓大事抓得不够紧,学习和批判抓抓放放,时紧时松,首先是我们领导班子的思想革命化,包括学习马列毛主席著作,坚持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制度,联系群众等方面,都还不如大寨。由于坚持产阶级专政,坚持经常深入的以农业为基础的思想教育做得不够,因此,在我们少数社员、干部中,一有机会就会有“重工轻农”思想冒出来。现在,我们经过全大队社员和干部的广泛讨论,特别是讨论了毛主席最近关于理论问题的指示以后,一致表示要进一步提高坚攀党的基本路线、巩固和加强无产阶级专政的自觉性。在农业学大寨运动中,更好地学习大寨贫下中农爱国家、爱集体的共产主义风格,修订一九七五年至一九八○年的发展农业产规划,并且立即行动起来,从今年三秋以后开始,奋战六年,进一步搞好农田基本建设争取在一九八○年以前,实现农田园地化,排灌沟渠系统化,建成桥梁适应机械化,四旁植树搞绿化。为把八二大队建设成为大寨式的社会主义新农村,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而黌力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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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革命
验总缙
编者按:教育战线掀起了学习朝阳农学院先进经验的热潮。学朝农学什么?最根本的一条,就是要学习他们使“学校应当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为农业服务,为社会主义经济基础服务,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我们搞开门办学,目的也正在于此。要进-一步搞好开门办学,必须加强领导,反对放任自流。文化大革命以来,我们已经在这方面创造了一些好的经验。现在的问题是要肯定成绩,总结经验,注重实效,继续前进。
中学开门办学的一个新经验
南市区中学结合学农活动举办短训班的调查
何
欣
学校实行开门办学,学生参加学农劳动,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的新生事物。为了巩固和发展这个新生事物,南市区各中学结合学农活动,普遍举办了各种类型的短圳班,使学生在学农期间,受到了具体生动的思想路线教育,学到了许多课堂上学不到的知识和本领,为深入开展中学教育革命,改变城市中学生不熟悉农村,不了解农民的状况,创造了一个新的经验。
据不完全统计,在去年“三秋”学农活动中,南市区二十七所中学,先后举办了拖拉机、汽油机、脱粒机、收割机、水泵、农村电工、四大作物栽培、土记者、测量、饲养、会计、赤脚医生、针灸、中草药、兽医等近二十个科目,一千零十四期短训班,参加的师生共有二万六千
四百多人次,平均每人参加二至三期。通过短训班,学生把在学校里学到的理论知识带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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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中运用、验证,把农村三大革命实践中遇到的问题,提高到理论上来分析,大大提高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以拖拉机短训班为例,二十七所中学办了二百二十九期拖拉机短训班,有五千八百多人学会了开手扶拖拉机。塘严中学有一个班的女同学,原来认为开拖拉机女同学总归不行,这次通过短训班大胆实践,不仅全班二十多个女同学都学会了开手扶拖拉机,而且有的还学会了开丰收35型大拖拉机,下田顶班战“三秋”,用实际行动批判了林彪、孔老二的“男尊女卑”、“生而知之”的反动谬论。市十中学中四(1)班的学生,通过短训班,全部学会了“四机”(拖拉机、汽油机、收割机、脱粒机)的拆装和使用。许多学生在“三秋”中顶拖拉机手耕田、运输,深受贫下中农欢迎。
从南市区各中学的实践来看,结合学农活动开办短训班之所以能够取得明显的效果,主要是由于坚持了以下几点:
第一,坚持把转变学生的思想放在首位。毛主席说:“学校一切工作都是为了转变学生的思想。”农村是锻炼青年学生的好课堂,广大贫下中农是教育学生的好老师,南市区各中学在结合学农活动举办短训班时,都注意充分利用这些有利条件,对学生进行具体的思想政治路线教育。有些学生在学农活动中存在重技术轻政治、重工轻农的思想,他们就普遍开展了“学《方向》,批变相,树理想”(学习《青年运动的方向》,批判林彪的“变相劳改论”,树立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的教育活动,帮助学生树立走与工农相结合道路的思想。蓬莱中学有个学生,开始只想学开拖拉机,不愿参加土记者短训班,认为学会开拖拉机可以有一技之长,将来“吃香”。还说:“我连作文也写不来,还学什么土记者?”贫下中农却对他说:“正因为你没学好,所以要补上这一课。”还教育他,学习是为革命,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面不是为个人,“有了技术就吃香”是修正主义思想的反映。大队土记若也联系本地实际,给他上了“为贫下中农掌好笔杆子”这一课,使这个学生受到了深刻的教育。他在日记中写道:“贫下中农土记者帮助我明确了学习目的性,我要为革命学好社会主义文化课,认真学当土记者,用这枝来之不易的笔歌颂社会主义新农村,赞扬贫下中农好思想。”参加土记者短训班以后,他认真学习,刻苦钻研,思想和写作水平都有了提高,不仅天天记红色日记,还写出了一篇有质量的调查报告。塘严中学为了联系实际,把饲养员短训班办到了饲养场,但有的学生却怕脏怕累,甚至在劳动时还捂着鼻子。针对这种情况,贫下中农和教师就一方面组织大家学习毛主席著作,一方面组织跟班培训,使学生通过劳动实践,树立以农为荣的思想。在贫下中农的教育下,许多同学不仅不嫌猪棚臭,而且脏活累活争着干。通过短短几十天的学习,就学会了配料、拌料、挑水、担粪,还会给猪打针喂药,既练了思想,又学了本领,成了称职的新饲养员。由于把转变学生的思想放在首位,许多学校的学生通过短训班学习,从实践中体会到农业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重要地位,体会到知识青年到农村锻炼的必要性,纷纷表示毕业后要按毛主席指引的方向到农村干一辈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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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
第二,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结合学农活动举办短训班,对于小课堂教学是一个很好的延伸和补充,有许多问题小课堂由于受条件的限制解决不了的,到农村办短训班就解决了。比如,中学二年级教材中拖拉机这一章,过去在教室里上,同学对拖拉机上的机件都没有感性认识,所以老师讲得吃力,学生听后也印象不深,在短训班上课,学生对机件都看得见、摸得着,听后就容易理解。但是,南市区许多中学教师体会到,到农村办短训班还只是为理论联系实际提供一个条件,要真正做到这一点,还必须按照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组织教学。因此,他们在教学活动中,一般先让学生参加有关农业机械的操作实践,获得感性认识,再由贫下中农讲师讲解机械构造和安装使用的基本原理,然后指导学生动手拆装修理,并进一步联系工基课已学过的有关原理,由教师、学生和贫下中农讲师共同归纳总结,提高到理论上来分祈验证。这样,实践一认识一再实践—再认识,由浅入深,从感性到理性,符合认识规律,教学效果就较好。比如,市十中学在“四机”短训班学习
165F型汽油喷雾机时,先安排学生参加两个半天的喷洒农药劳动,然后集中拆机讲獬构
造原理。在讲解过程中,又联系喷药劳动中遇到的各种实际问题,引导学生看清汽油机中汽、油、火三者的辩证关系。然后指导学生分组拆装,人人动手动脑,充分消化理解。讲师又设置故障,让学生自己想办法排除,引导他们总结出排除故障的方法和规律。这样,通过学习讲解与劳动实践,全班四十四个同学全部掌握了汽油机的使用和拆装技术,并能排除简单的故障。此后生产队就放手让学生独立进行喷洒农药劳动,他们在反复实践中又进-一步掌握了汽油机的性能和操作技术。这种边上课边实践的教学方法,大大活跃了教学气氛,调动了学习积极性。同学们反映说:“黑板上学机器,从原理到原理,纸上谈兵不会用;现场学习汽油机,既懂原理又能开。”贫下中农也说,这样办班好,时间短,收效大,忙前办,忙中用,短训班成了支农战斗班。
第三,坚持突出重点,注重实效,从战争学习战争。结合学农活动举办短训班,时间比较短,学生还要参加劳动,因此短训班的学习内容一定要突出重点,不能贪多求全,面面俱到。所谓重点,南市区中学教师的体会,就是根据目前农村三大革命所急需的内容。这样,每个学生通过一次学农活动,就能学到一、二项实际本领,几年坚持下来,学生就比较能适应三大革命的需要了。比如,文建中学这次办赤脚医生短训班,就以针灸疗法为重点。他们着重学习了人体主要穴位,进针技术和农村常见病的针灸疗法。许多学生大胆地在自己身上试验进针,同学之间也相互扎针,然后跟赤脚医生门诊、出诊,为贫下中农扎针治病。由于突出重点,学生都比较熟练地掌握了简易的针灸疗法,还建立了五十多份病史记录,经过整理提高,已经编为学习班的讲义。为了突出重点,使学生能从实践中学到本领,短训班在时间安排上,南市区各中学一般都采取农忙之前以教学班为单位,集中培训五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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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天,使学生初步掌握某一项本领的基本知识;生产大忙开始后,学生就分到各生产队韩合劳动实践,边学边提高。这样,从战争中学习战争,重点突出,效果明显。
第四,坚持以贫下中农兼职老师和学校教师、学生的三结合。从南市区中学的情况来看,绝大多数教师都长期生活在城市里,又是从旧学校出来的,因此既缺乏农村生活的監验,更缺少理论联系实际的本领。为了解决这个矛盾,南市区除了组织一批教师提前几天下乡,先办教师的短训班,补上必要的“缺门”而外,主要采取了和贫下中衣兼职教师相黯合的办法。他们组织专业教师(如拖拉机由工基教师,测量、会计由数学教师,赤脚医生由卫生教师,土记者由语文教师等等)与贫下中农讲师对口,共同备课,共同辅导。还挑选霾训班的学生骨干担任辅导工作,他们是第一期的学员,又是第二期的辅导员。实践证勇,这样三结合的师资队伍,是办好短训班的重要保证。贫下中农讲师具有丰富的实践经验,对当地情况熟悉,讲课能深入浅出,重点突出,很容易被学生接受;中学专职教师可以根锯实践中提出的问题,帮助学生从理论上加以分析和提高,和贫下中农讲师起着取长补短的作用;学生当辅导员,既能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又可以发扬学生之间互相帮助的风气,而且学生自己学了再教人,体会深,教得也快。
第五,坚持领导上第一线。任何工作“如果只有广大群众的积极性,而无有力的领导骨干去恰当地组织群众的积极性,则群众积极性既不可能持久,也不可能走向正确的方向和提到高级的程度。”这次南市区各中学结合学农活动举办短训班之所以能取得成效,关键也在于领导能够上第一线组织群众的积极性。许多学校领导体会到,要领导学农,不到农村去,坐在办公室里指挥是不行的。因此,从区教卫组到学校各级领导,都主动和教师学生一起深入农村。这次“三秋”学农由党支部领导成员带队的学校占百分之八十以上:由正副支部书记带队的占一半以上。全区还配备了儿十名工宣队员、校革会成员参加学农,从组织上加强领导。由于领导上第一线,思想工作也上了第一线,许多好的经验影时得到了总结,短训班中出现的问题也及时得到了解决。有些教师原来担心,学农劳时间短,农活多,季节性强,要办好短训班有困难,后来看到领导也深入农村,信心戴足了。
目前,南市区各中学的领导和教师,正在认真总结这次结合学农活动举办短训班的繁验,并打算在这个基础上,考虑整个中学阶段应有一个通盘计划,每个学生至少有两次学农的机会,每次时间在一个半月左右,每期有重点地解决语文、数学、工基、农基等学科的
一些主要内容。他们还打算与学农所在地中学互相挂钩,对口交流,取长补短,共同提高,促进城市中学的教育革命,沿着毛主席“五。七指示”的光辉大道阔步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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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马路见闻
在长治路清道班的半个月里
上海师范大学阎水金上海公交公司汽车一场陆晓禾
我们俩,一个是上海师大刚毕业的工农兵学员,一个是公交汽车一场的售票员。最近我们都参加了有关部门举办的一个哲学学习班,班里提出虹口区长治路清道班哲学学得不错,我们就跑到这里边扫马路边调查学习来啦!
说老实话,开始我们心里还真有点纳闷呢!清洁工人扫马路,一把扫帚,一只畚箕,这里能有什么大学问?但是,俗话说得好:“看人挑担不吃力”。扫马路的头一天,我们俩就出了“洋相”。一把大扫帚在清道班工人师傅手里轻巧得很,可在我们手里偏偏就是不听话。工人师傅已经扫了一大段马路,我们却还在原来的那段路上忙得团团转。马路两边的垃圾,一边多,一边少,我们为了图快,就专拣多的一边先扫。可是,我们前脚刚扫过,后脚就刮来一阵风,吹得满地又都是垃圾,只好重新再扫。一位老师傅见我们累得满头大汗还是扫不快,就走过来微笑着对我们说:“二位同志,你们扫马路还得注意风向,上风头垃圾少,下风头垃圾多,下风头的垃圾都是上风头刮来的。扫马路要先扫上风头,再扫下风头,这就叫垃圾跟风走,人要顺风扫。”短短儿句话,顿时使我们心里开了窍。照着她的话去做,果然扫得又千净又省力。
扫马路确实有学问呢!“垃圾跟风走,人要顺风扫”,这句话就给了我们一个深刻的哲学启示。它说明世界上的任何事情都不是孤立的,而是和其它事物相互联系着的。扫马路由于是“露天操作”,和许多自然条件有着密切关系。“垃圾跟风走”,正是反映了垃圾和风的关系。因此,要扫好马路,首先就要找出垃圾和周围事物的联系,从中引出其固有的客观规律。“人要顺风扫”,就反映了对这一客观规律的认识和掌握。如果是盲目地乱扫,结果就只能是吃力不讨好。
要真正掌握扫马路的规律,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必须对客观事物进行认真的调查研究。就拿扫马路中经常遇到的旋风来说吧,过去清道班的工人师傅见到这种风最头痛,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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叫它“鬼头风”。有时两三个人,畚箕对畚箕,扫帚挟扫帚,好不容易扫拢了一堆垃圾,可是
一阵“鬼头风”,就把垃圾又卷走了,气得工人师傅只好扔扫帚。后来,学习了毛主席的《实
践论》,他们就注意在实践中观察“鬼头风”的踪迹,留心各种现象。有一次,他们发现许多被“鬼头风”吹得团团转的垃圾,突然在一处停住了。这是怎么回事呢?上前一看,原来是
一滩水把垃圾沾住了,这下可解决了问题。再仔细一观察,发现了在房屋高低交错、转弯
抹角的地方最容易发生这种“鬼头风”。于是,他们扫到这种地段的时候就先泼上一点水这样“鬼头风”再“鬼”,也不能把垃圾卷走了。这件事说起来简单,却告诉我们这样一个道理:客观事物尽管是相互联系着的,但光凭老经验办事是掌握不了规律的。只有在实践申积极主动地进行调查研究,才能自觉地发现事物间的这种联系,找到解决矛盾的办法,覆好各项工作。
实践出真知。几年来,长治路清道班的工人师傅,正是在向自然环境的调查中,掌翠了许多在不同的气侯、季节情况下工作的特点。比如,秋冬之交,树叶经过一夜的霜冻,早晨太阳一晒,都变得很脆,加上无轨电车“小辫子”的拍打,到上午九点多钟树叶掉得最多他们就在这时注意勤扫多扫。他们还发现,每年十一、十二月份,总有几次树叶大落,而每次大落的前几天,天气总是突然闷热,接着就是刮一场大风,下一场大雨。掌握了这个气候变化的规律,他们就提前做好突击的准备,使路面做到及时扫清。又比如,过去下大雨把马路冲得又光又亮,有的同志就说,清道工作是“大雨大礼拜”,“小雨小礼拜”。但是雨过天晴,阴沟盖附近以及马路低洼的地方,都积满了泥沙和垃圾,扫帚扫不掉,还得用铲子铲。后来他们就反其道而行之,来个“大雨大干”,“小雨小干”,一下雨就用扫把勤刷路面、沟底,这样,天一晴马路就干干净净了。
掌握自然规律的特点,这还仅仅是做好清道工作的一个方面。马路上车来人往,络鐸不绝,许多垃圾都是车辆行人丢下的。因此,在清道工作中历来有一个“一人扫”和“百扔”的矛盾。这个矛盾长治路清道班的同志又是怎样解决的呢?
我们带着这个问题,又请教了清道班的工人师傅。在长治路上扫了十几年马路的朱雪珍师傅对我们说:“过去碰到这个矛盾可伤脑筋啦,往往你刚扫清爽一会儿,果皮杂物戛
扔了一地。有些行人吃甘蔗,一路吃,一路扔,跟着他们拾还来不及。特别是夏天食品害
门口,满地都是棒冰纸,风一吹,到处乱飞,路面简直没有干净的时候。”
“那这个矛盾怎样解决的呢?”我们急切地问。
朱师傅说:“开始我们也是干着急。后来我们就对这个矛盾进行了具体分析,感到鐾个矛盾并不是不能解决的。‘百人扔'对我们清道工来说是多数,但在整个社会上还是事数,再说这些人扔垃圾往往是不自觉的,只要我们把工作做在前面,就可以尽可能地缩这个范围。根据我们的分析,人为制造的垃圾主要有三种类型:一类是商店门口。比如套果店,一年四季瓜果不断,各种瓜皮果壳扔得很多,我们就与商店取得联系,在店门口多藏几只废物箱,还同商店一起建立了开门扫、中年扫、关门扫的三扫'制度,保持店门口的整洁。另一类就是马路附近的居民造成的,主要是炉灰、菜皮等垃圾。我们就掌握他们出驴灰、拣小菜的时间,做到及时扫清。再就是行人。这一类人虽然比较复杂,但也不是没有耦。78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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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比如,马路冬天有太阳的一边,夏天阴凉的一边,行人多,垃圾也多。电影院、车站等热闹的地方,行人停留多,垃圾也比较多。根据这些特点,我们就采取‘适时扫'、‘巡迴往返扫'等办法。而且,我们还利用废报纸做了许多纸袋,看到行人吃东西,就主动送上去,好让他们集中起来丢进废物箱。这样,不同的情况用不同的方法处理,清洁工作就好做多了。这时,旁边的一位老师傅插进来向我们讲了这样一个情况:在她清扫的地段中,有一段人行道上总是零零星星地散落着垃圾,看来也不是有意扔的,并且天天如此,月月如此。他们抱着寻根究源的态度,顺着垃圾一路追踪下去,发现垃圾在一家门口停住了。敲门进去一问,原来这里住着一位八十多岁的老太太,由于子女都不在家,只得自已一颠一拐地到三十米外的地方去倒垃圾,年纪大了,手发抖拿不稳畚箕,倒垃圾时经常走一路撒一路:碰到下雨天,就干脆把垃圾倒在马路上,影响了环境卫生。这件事说明,某些垃圾的产生是由各种特殊的原因造成的,这就需要用特殊的办法处理。后来他们就主动轮流到这位老太太的家中帮助倒垃圾,终于保持了路面的清洁,受到了群众的好评。
“用毛主席的哲学思想看这件事,我们又得到了一个启发。”朱师傅接着说:“这位老太太可以说是一个特殊情况,但是,矛盾的特殊性中包含着矛盾的普遍性。我们清道班工人到有困难的居民家中帮助倒垃圾,这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下人与人之间的新型关系。反过来,这种新型关系也反映在社会各个方面对清道班工人的支持上。如果就事论事地看待百人扔”和一人扫的矛盾,这个问题是永远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的。在这种情况下,清道工作总是处于被动的地位。但是,毛主席提倡的爱国卫生运动在广大群众中有深厚的影响,如果我们充分利用这个有利条件,使‘百人’扔垃圾,变成‘人人讲卫生’,不就可以转被动为主动,化清道工作中的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了吗?毛主席说。‘动员起来,讲究卫生’。这就是说清道工人不仅要扫垃圾,还应当依靠社会各方面的力量,做到大家不随手丢垃圾,一起来搞好环境卫生,这在我们社会主义国家是完全能够做得到的。于是,我们除了自已经常到影院、车站等人多的地方做好宣传工作外,还和学校、街道取得联系,组织退休工人和学生上街宣传爱国卫生。结果矛盾很快发生了转化。过去有些行人吃完水果,就随便把果皮往地上一扔,现在却主动协助我们搞好卫生工作;有些小学生过去在马路上玩打仗游戏,把黄沙石子扔了一地,现在不仅不扔,而且主动操着土喇叭在路边帮我们搞好卫生宣传。这样,扔垃圾的人少了,讲卫生的人多了,百人扔’和‘一人扫的矛盾就较好地得到了解决。”
听到这里,我们的脸不禁红起来了,联想起自己经常在车上售完票后,就随手把票根往窗外一扔,吃完东西时也往往把废物随便乱丢,自己是方便了,清道工人却增添了许多麻烦。亲爱的读者,当你随手往路上扔糖纸、果皮的时候,你有没有想过,清洁工人为了保持我们的城市环境卫生,他们是付出了多么辛勤的劳动啊!
我们的调查越深入,感受也就越来越深。长治路清道班的工人同志为什么能够这样自觉地进行调查研究,掌握扫马路的规律?原因正如工人老师傅说的:“要扫清马路上的垃圾,首先要扫除思想上的垃圾,树立为人民服务的思想。”
是啊,同样是一把扫帚,一只畚箕,有没有为人民服务的思想,清道工作的效果就是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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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一样。过去,有些同志由于思想上看不起清道工作,扫路时敷衍了事。附近的饮食店、居民对他们很有意见,批评他们是“只顾自己扫,不顾灰尘飘”。有些青年受了社会上旧习惯势力的影响,扫马路时,帽子拉得低低的,口罩戴得大大的,看见熟人就扔下扫帚躲起来。后来,他们认真学习了毛主席著作,才懂得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道理。许多老工人还回忆解放前的清扫工,身穿“红马夹”,政治上无地位,经济上受剥削,只有在新社会,清洁工才翻身当了国家的主人。清道工作和其他革命工作一样,都是社会主义事业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只是分工的不同,没有高低贵贱之分。阶级觉悟提高了,头脑里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也就牢固了。在班长赵雪云同志的带动下,全班同志忘我劳动,做到了“人不离马路,手不离扫帚”。每天天还没亮,他们就已把马路清扫干净。往往有时晚上十点多钟,当人们已经熟睡时,他们才离开自己的工作岗位。许多同志几年来连星期天也不休息,经常上义务班。班长赵雪云,有一次由于工伤事故跌断了臂骨,但她放弃了两个多月的工伤假,坚持用一只手握扫把扫马路。这样干不觉得苦和累吗?这个问题可提得既聪明又愚蠢。须知不同的阶级有不同的苦乐观。在资产阶级或受资产阶级思想侵蚀的那些人眼中,这样做确实又苦又累。但长治清道班的老师傅却自有其革命的苦乐观。他们常常笑着说:“为人民服务嘛,这可是最幸福最光荣的事呀!”
在这种思想指导下,长治路清道班的同志做了许多看起来是“份外”的工作。清运工人来不及运走垃圾,他们去帮助推车;阴沟阻塞住了,工务所忙不过来,他们就帮着疏通阴沟。有时,他们还主动地帮助工厂整理马路仓库,把废纸、纱头、金属块等一点一点拾起来,集中售给国家。几年来,他们回收了废钢铁三十八吨,杂铜一千多斤,废纸、纱头近十吨,价值一千二百多元。他们还主动和水果店、陶器店挂钩联系,上门清理收集甘蔗皮、稻草头,运回站里烧窑砖,节省柴草三万多斤。这些“份外”事,看起来多么细小平凡,但只要能为国家社会主义建设作出贡献,长治路清道班的同志都笑呵呵地乐意去干。批林批孔运动开展以来,他们结合批判林彪、孔老二“克己复礼”的反动纲领,开展回忆对比活动,进一步激发了为人民服务的责任感,决心精益求精地做好各项工作,为搞好城市环境卫生更多地贡献出自己的力量。
短短的半个月调查结束了,我们依依不舍地离开了长治路清道班。只是从现在开始,我们才真正懂得了什么是哲学,怎样去做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工作者。
编者附记:哲学在哪里?它并不产生于书斋之中,而是来自千百万群众的斗争实践。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以来,哲学正在进一步从课堂上和书本里解放出来,成为工农兵群众手里改造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的锐利武器。
我们今天的社会主义国家,无产阶级专政空前巩固。但由于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存在,资产阶级法权的存在,在社会的各个阴暗角落里,还存在着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思想垃圾,需要用无产阶级的铁扫帚去扫除。我们将欣喜地看到:广大的工农兵理论小组的同志们,在毛泽东思想的引导下,积极地运用哲学的武器,奋身投进当前这场改造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的伟大战斗中去!
980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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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老五年
第三
期
总第十九期
上海学习与批判杂志编辑部编
上海人所比:法出散
(上海复旦大学)
(上海绍兴路号
上海市报刊发行处发行
上海新华印刷厂印
代号:4-—192
定价:0.25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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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19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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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麻语录
列宁为什么说对资产阶级专政,这个问题要搞清楚。这个问题不搞清楚,就会变修正主义。要使全国知道。
《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
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
一九七五年第十期
录
学习理论总结经验沿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前进
用大寨精神办好农业机械化…
…沅(3)
他们怎样加强大队一级集体经济
嘉定县方泰公社向阳大队的调查…中共嘉定县委调查组《7)社队工业必须贯彻以农业为基础的方针…亭子大队党支部(11)
一个技术落后的行业实现了自动化
丙
一上海玻璃瓶行业技术改造的调查…本刊记者(13改造老设备创出新水平…上海第十二棉纺织厂革命委员会(17)
影评:自力更生的精神是传家宝
一影片《第二个春天》、《战船台》观后感…高义龙(20)
i点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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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水浒》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
三百年来的一桩公案
一评金圣叹腰新《水浒》及其引起的争论…罗思鼎(24)论宋江同高俅的斗争…翟青(32)评胡适的《水浒》考证…余秋雨(38)·歌颂什么,反对什么?
评《水浒》的投降主义本质.aoecoeaee'qaaeeeeon
…徐缉熙(44)
试论吴用
章智明完绍元(48)
评宋江“上山”
…石
川(52)
赶着革命的浪头走农
一《水浒》杂淡
…中国人民解放军某部方群(55)
兵
我们是怎样评《水浒》的?…中共崇明县海桥公社委员会(56)谈
宋江的“借”和“买”汆
…五七农场杨建文(58)
“胡敲”与“葫芦”…
…上海柴油机厂黄来纪(59)
权谋和宋江…
…上海电机厂工人周勇闯(60)
方腊传
…齐矛(63)
杂文:灵牌小议
风(71)
教育革命经验总结
搞好大学的科学研究工作……复旦大学救有革命组(73)
社会
调
查
翻砂工人话革新
…任青(76)
人物传.记
叠迅传(续五)
…石一歌(81)
求
之
日土月六日付印
十月十四日出版P
内
德兰脸必兰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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ー+、
学习理论总结经验沿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前进
用大寨精神办好农业机械化
焦
沅
毛主席指出: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毛主席这一指示,为我国农村在农业集体化的基础上办好农业机械化、实现农业现代化指明了方向,这也是全国亿万贫下中农的共同愿望。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随着“农业学大寨”群众运动的深入开展,上海郊区农业机械化的步伐逐步加快了。全郊区国营和集体耕地五百多万亩;现在排灌已经机电化,机耕面积达到百分之八十八,植保、脱粒、农副产品加工都实现了机械化或半机械化,水田作业“四弯腰”(找秧、插秧、耘耥、收割)的问题也正在积极解决。虽然目前上海郊区农业机械化还是初步的,但是它对提高农业生产力,促进农村经济的全面发展,巩固和发展人民公社集体经济,起了重要作用,对逐步缩小三大差别,限制资产阶级法权,改造小生产的旧传统和旧习惯,丸固农村社会主义阵地,加强无产阶级专政,显示了巨大威力。回顾上海郊区农业机械化的进程,我们深刻地体会到,要办好农业机械化,必须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大搞群众运动。
上海虽然是一个大工业城市,但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告诉我们,农业机械的制造和修理任务,面广量大,决不是城市大工厂所能全部包得了的。过去,在修正主义路线毒害下,流传着一个说法,叫做“大城市,小郊区,只要工业加加油,郊区样样都会有”。依赖等待的思想多了,自己动手的精神就少了,严重束缚了农业机械化的发展。文化大革命以来,上海郊区广大贫下中农、社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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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众深入批判了刘少奇一伙“国家出钱,农民种田”的谬论,大大激发了自力更生办农业机械化的社会主义积极性,步子越来越快,路子越走越宽广。办农业机械化,要有机器,要有资金,要有技术力量。怎么解决?是“张开嘴巴叫,伸出双手要”,还是立足于自力更生,艰苦奋斗?这是农业机械化问题上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分歧。我们坚持的基本方针是,发动群众,自己动手,解决造得出、买得起、用得好的问题。
积极发展社、队工业,建立和健全县、社、大队三级农机修造网,这是实现
农业机械化的重要基础。早在一九七O年,市区工业部门发动工厂清仓查库挖
潜力,为郊区一百九十八个公社各提供“四床一机”(车床两台,创床、钻床各一台,电焊机一架),为二千八百多个生产大队各提供“三大件”(砂轮机、台虎钳、手摇钻),由社、队自筹资金购买,创办起了县、社、大队三级农机修造网。这就不仅基本上解央了农村过去“没有农机想农机,有了农机愁修理”的问题,而且使农机具的制造从当地实标需要出发,因地制宜,灵活多样。现在,上海郊区需要的农业机械,除了拖拉机、机动喷雾机等几个品种外,其余的基本上都能自己制造。对工艺要求较高的农机,在有关市属工厂的指导下,采取全郊区协作,统一布点生产关键部件,由县、社分别装配的办法,上得也比较快。在办好
三级农机修造网的同时,我们还按照因地制宜、就地取材的原则,指导社、队发展了一批为农副业生产需要的和为人民生活、大工业和出口服务的工厂(场),既帮助解决了农村生产、生活的需要,又支援了大工业和出口生产的发展,还为社、队积累了资金。一九七四年农村人民公社的总收入中,有百分之三十六是社、队工业提供的。正因为这样,现在郊区购买农业机械所需的资金,基本上都是公社、大队的集体积累。广大社员高兴地说:“社、以办工于,给农业机械化长了翅膀。”
大力开展农机科研的群众运动,这是提高农业机械化水平的重要途径。在农村的广大贫下中农中间,蕴藏着办农业机械化的巨大积极性,又由于他们有丰富的农业生产经验,对农机具的改革很有发言权。因此,要不断提高农业机械化水平,关键就在于依靠群众,集中群众智慧,大力开展农机科研的群众运动。上海郊区在办农业机械化的过程中,一定时期明确一个主攻方向,交给群众讨论并付诸实现,这就保证了群众性的农机具科研运动能经常持久地开展°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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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去。以上海县为例,这个县已经形成一支县、社、大队三级农机科研队伍。这支队伍从一九六五年前的十人,发展到现在的九百二十一人,其中县有五十五人,社有一百五十二人,大队有七百十四人。农机研究的项目也从原来的小改小革发展到三十多个重大项目的七十四个品种,.其中已经成批生产的有小底盘割晒机、小底盘盖麦机、电动泥浆泵、链齿式开沟犁、黑光灭虫器、链型脱粒机、电动吸泥船、小苗带土移栽机等八个品种。其他科研项目,也大多是群众出题目,群众动手搞,专业人员协助研究提高。群众发动起来了,许多过去未能解决的问题也就有了解决的办法。过去专业单位关门研究了十多年还没有解决问题的机动插秧机,群众运动一兴起,就接连创制出了多种机型。对于耘耥机械,本来有些科技人员认为“稻行只有三寸三,机器进去没法站”,无法解决,群众一起来,不到一年时间就开始突破了。
,·在群众创造发明的基础上,组织好科研、制造、使用部门三结合和工人、干部、科研人员三结合,对主要的农机项目进行会战攻关,是加快农机科学研究步伐的一项重要措施。会战攻关的主要任务,一是对群众创制的同类机型,进行试验比较,取长补短,综合设计,选型定型,二是对已推广的农机在使用中暴露出来的缺陷,研究改进,逐步完善。:从近几年的实践看,这种会战玫关,既是巩固发展农机科研群众运动成果的有效方法,又是工业支援农业、玉农合作欢机械化的。种好形式。i,
随着农业机械化的发展,怎样充分发挥农机的作用,保证农业增产,这也是一个必须十分注意的重要问题。上海郊区在这方面主要抓了两条:宁是加强对农机操作和维修人员的培训,使之用好农机。近儿年,通过三级农机修造网培训的农机操作和维修人员达二十万人。培训方法,除了经常举办各种噬训班以外,主要是:农闲时,把农机人员抽到县,社工厂参加农机的装配、修理,学习和提高技术&农忙时,县、社工厂的工人和技术人员到生产队跟斑萝动,传授技术,使一大批农机技术人员在战斗中成长起来,水乎也逐步提高。一是根据机械操作的特点,不断总结推广相应的栽培管理措施。比如机器插秧,对育秩、整地和管理工作的要求,就与手工操作有所不同,.它要求秧苗健壮根短,商度适中多整地要平,不宜过烂催理要早,朴酋要及时。只有这样,才能充分发挥机械效能,实现增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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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年来,上海郊区农业机械化在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激烈争中发展,取得了一定成绩,对农业生产的发展起到了应有的作用。上海郊应三百三十万亩粮田,一九六五年三熟制粮食面积只有五万多亩,去年除了还有二十四万亩一麦一稻和三十一万亩绿肥双季稻外,其余的基本上都种三熟粮。一九七四年粮食亩产一千四百四十多斤,有一个公社、七十四个大队、八百十一个生产队亩产超过二千斤。所以能够做到这一点,正如群众所说:“是大寨精神开的花,农业机械出的力。”但是,对照大寨,对照昔阳,我们上海郊区还有很大的差距,农业生产的潜力还很大,农业机械化还要继续革命,还有大量的工作要机紧做好。
首先,农业机械要随着农业技术的发展不断革新。我们蒿兴地看到;在大寨精神的鼓舞下,郊区广大社员对农业大干快上的积极性日益高涨,郊区农业生产从品种到农艺都在日新月异地发展着,变化着,因而要求农业机械相应地发展变化,以适应新情况的需要。其次,农业机械要逐步朝一机多用的方向发展。随着集体经济的发展,上海郊区的农业机械日益增多;一个生产大队大大小小的农机有几十种,走起来一长串,摆起来一大片,一机多用的问题就突出,了。一机多用,能节约钢村、资金、库房,减少专职操作人员,使用、管理和维修都方便。再次,还要注意节约成本,提高农业技术队伍的水平,加强农机管理。这些问题的进一步解央,就要求我们在实现农业机械化的道路上不松劲,不停步,坚持继续革命。?·
最近,我们学习了伟大领袖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对农村情况作了一些调查,进一步认识到无产阶级专政在改造小生产方面还是一个长期艰巨的任务,也更深刻地体会到以党的基本路线为纲加速农业机械化的步代,是一项重大的政治任务,从面提高了进一步办好农业机械化的自觉性。我们决心努为贯彻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的精神,用大寨精神做好农村的各项工作,"犬力促进农业的发展,为提前实现我们社会主义建设的宏伟目标作出贡献。
(本文作者是上海市革命委员会郊区组工作人员)
金圆坠城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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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怎样加强大队一级集体经济
嘉定县方泰公社向阳大队的调查
嘉定县方泰公社向阳大队,原来生产条件较差,粮食产量较低。随着“农业学大赛”运动的发展,特别是在二九七一年以来,他们积极发展大队二级的集体经济,加强大队在农业生产中的作用和影响,使全大队农业生产条件有了显著政善,粮食连年增产。大队经济的发展,使集体经济不断壮大。一九七四年大队一毁的收入比一九七○年增长十三倍,达
三十九方三千多元,生产队一级收入比一九七○年增长百分之十四,达五十三万一千多元。在同期内,大队一级的收入和固定资产,在大队和生产队两级中的比重;前者从百分之六上升为百分之四十三,后者从百分之二十上升为百分之五十三。社员高兴地说:“大队经济实在好,领导各队改面貌,生产条件大改善,连年丰收有依靠。”一九七三年粮食常年亩产比一九七二年增加百分之三牛一点一,一九七四年在遭受@灾、虫灾的俯况下,粮食亩产比上年增加十一斤,达到一千四有九十九斤,今年夏熟和卓稻两熟产盘又比去年增如了十七万多斤。
发展大队一毁巢体经济的比重,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迅速发展的客观要求。特别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随着生产有了很大发展,同时也出现了许多新的问题:.一是农田水利不适应,许多河道浅曲,而要兴修水利,常常牵涉到几个生产队,“一丈不通,万丈无功”,单靠一个生产队不行。'二是发展浓业机械化,要有道路、桥染,但这又不是一个生产队可以办到的。三是随着农业机械的增加:需要加强维修保养,但生产队的物质技术条件差,很难担负起来。正如贫下中农所说:“土地高低有大小,农田水利不配套:要研农机缺路桥,要买拖轮河浅小,两熟改为三熟脚,劳力紧张肥料少,'水田操作竺弯腰”;影响产靠大提高。”这些情说说明,要进一步发展生产,必须发展大队的集体经济,进一步发挥大队一级集体经济在农业生产上的作用。而且从长远来说,发村天民公社现阶段实行的“三级所有,队为基甜”的制度;总是要逐步由小集体到大集体,再尚全民所有制过渡的。发展大队集体经济,就是为这种逐步发展过渡创造条件的一个重要措施。
开始,有的同志认为,土地是生产队的,劳力在生产队里,大队是个“空槊子,没法办。有的认为,大队办了企业,会影响农业生产,不应办。后来,党支部组织干部和社员学习毛主席有关论述和“六十条”,引导大家回顾辩放以来从土地改革、三助组、初级社、高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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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到人民公社的历史,认识到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变革生户关系,而每次生产关系的变革又大大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因此,当前要进一步发展生产,必须不断调整和完善生产关系。只要我们不搞“一平二调”,不削弱农业生产和生产队一级的集体经济,大队一级的集体经济可以发展,也应该发展。而且,只有大队一级的集体经济发展了,才有可能兴办生产队难以办到的事情,反过来又会促进生产队经济的发展,更加有利于整个人民公社集体经济的壮大。
认识提高后,大家决心从本地的具体条件出发,自力更生,积极发展大队经济。他们组织农村“五匠”分别建立了大队缝纫组、木工组,又根据城市大工业的需要,因陋就简地办起了一个弹簧加工厂。·到一九七四年,大队企业已有养猪、粮食加工、理发、缝纫、竹木、弹管加工、农机修理七个项目,当年积累达到十三万一仟多元。为了不影响农业生产,大队金业的劳动力控制在一百四十人左右,占劳动力总数的百分之十三,而且坚持亦工亦农,农忙季节全部回到农业第一线劳动,每年至少在四十天以上。还规定大队企业人员的劳动报酬、劳动时间大体和务农社员相同,除烧护工等个别的人以外,不发劳动保护用品,不搞任何重大同务农社员差别的福利措施和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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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队一级的集体经济发展后,积累增加了,物质条件比过去好了,应该怎样帮助生产队发展生产呢?有人曾经主张拨给每个生产队儿干元钱分给社员:也有主张帮助穷队还请欠偾。但是,这样做不能从根本上改变农业生产条件,不符合贫下中农的长远利益。大队党支部决定根据生产发展的儒要,把积累用来兴办生产队无力兴办的事业。:三年来,他“们把大队积累的近百分之八十用于支授农业生产,在进行农田基本建设、购置农业机械等方面先后投资支出了二十五万八千多元。:主要办了以下八件事:
一、了一批园田化的土地。三年来,由大队统规划筹集资金,组织劳力,建成可以水旱轮作、旱黄保收的园田化农田,占全大队三千零六十八亩耕地的三分之一。其中的王程量:包括大明沟三十三条,地下渠道二于米,四条拖拉机路一千一百多米,桥梁三座,平整高元地三百多亩。同时还调整了插花田一百多亩。:在三分之一的耕地上做到了,“小鞠通明海,明沟通河道,地下理渠道,路上农机跑,土地实现园田化”6
二、建主了一支专业运肥队。过去,由各生产队用农船运城市垃圾、大粪,一次只能运八九吨,要派强劳动力花击,六天时间。:一到农忙,劳动力紧张,只好停运。现在,大队有一支拥有三镀拖轮、八十吨致船的专业运肥队不仅往返时间短,运量大,每吨肥料的运输费用和劳力,比过去节约一半以上:而且农花不受影响,生产队还可以腾曲农船和劳力就近镯泥、翻草,使生产队每亩耕地的施肥斑比过去增加草、四十担。
三、:摘了一些水利工程。.由大队统一规划拨曲资金x经过罩个冬春的大干苦干,共开挖河道千四百五十米,四方一干士方。,特别是一九比二年招一条“蛇长滨改造成“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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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河”以后,有四个生产队三百多亩农田改善了水利条件,第二年早稻每亩产量即从原来的三、四百斤一跃而超过八百斤。
四、办了一个种子仓库。,大队投资建造了种子仓库二百多平方米、水泥晒场三百多平方米,还配备三名老农负费保管全大队的粮食种子,建立了专业育种队伍。每到收获季节,这支专业育种队伍就到各生产队去帮助穗选、片选种子,种子田实行单打单收。种子收获后统一由大队种子库代为保管,做到不同品种专仓储存,插上标签,定期翻晒。播种以前,由种子库负费进行药物处理和发芽试验。这样,‘不仪种子发芽率达到百分之九十
五,而且推动了良种培育工作,使品种不断提纯复壮。
五、·组织了一支植物保护队伍。从一九七二年开始,大队先后购置机动喷雾机十一台,一机配备一人,建立了大队植傑组。植保人员专机专用,会开会修,平时在生产队一面参帅劳动;一面巡回观察病虫情,做到防治及时。而且机动喷雾机由大队统一经营,统一调度,有利于集中力量打歼灭战。一九七三年,青石桥生产队早稻纵卷叶虫突发,犬队立即脚动了四合机动喷雾机;对六十多亩早稻打了三个小时的歼灭战,很快扑灭了虫普。
六、成立了一个农机修配站。这几年由大队投资购置和管理的农业机械,有中型箍拉机二台,插秧机十一台,清扬机、中耕机、收割机各五台,这些农机由大队农机站统一经营调度。农机站还助生产队修理农机,培训机修人材。现在已经做到小病小修不出队,中修保养在大队。他们在近两年还新建农机保养仓库十八间,平莳帮助生产队做好手扶拖拉机等主要农业机械的保养维修,使用时由各队取回。这样就改变了过去那种“用时想到机器,不用乱丢一气”的现象,既提高了使用效率,文节约了修理费三分之一以上。、氵七、建造了一批猎糊。过去这个大队养猪不多。一九七三年起,大队补助生产队新建猪糊宝十四间。建脚时,由大队统一规划,将儿个队的猪椰连接一起,以便于交流经验,相耳促进。一九七西年全大队实现了广每亩地一头猪。
八扩犬了一个卫生室。现在,大队不仅为合作医疗盖起了新的卫生室,亦起子有玉张病抹的简易病房,充实了化验设备和药物,而且犬队卫生室和生产队过生员相结合,积极并展除害灭病活动,深受杜员欢迎。:
::“向阳大队根据篇要和可能,因时因地制宜地办了以上八件事,宋仗壮犬了关队一级的集体经济,而且增避了大队对生产队特别是穷队发展集体经济的支持。由于大队建立予植保、育秤等专业队伍,并和生产机的有关专业人员相结合,使生产大队对生产队的领导更具体、更有效了,间时也帮助社员进一步增强了集体姚念。这就为以队为基甜的集体经济遂步尚高级阶段过菠一步一步地去创造必要的思想和物质条件。
过去,这个大队的各生严队之间,先进与后进的差距很大。以一九七一年为例,粮食常年亩产最高和锻低相差三首八十六斤,社员集体分配收入相差四牛七元。夫队党支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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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照毛主席提出的要“使全体农村人民共同富裕起来”的教导,认真帮助后进队改变面貌,逐步赶上先进。他们首先帮助后进队端正路线,`批判资本主义倾向,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如青石桥生产队一度资本主义邪气上升,不少人热衷于搞自留地和家庭副业,集体生产搞得不好,是有名的后进队。后来,大队党支部深入这个队进行党的基本路线教育,发动社员群众开展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并且帮助他们调整了领导班子。从此,社员群众社会主义积极性大大高涨,一九七四年粮食产量比上一年增加三万多斤,今年夏熟又增产八千斤,开始进入了先进行列。对于生产条件确实很差的后进队,大队党支部一面教育这些队发扬自力更生改变面貌的革命精神,同时给以必要的物质支授。如马家生产队高元地多,土质贫瘠,生产比较落后,大队一面补助一千六百元帮助他们建造猪棚,支持他们多养猪,多积肥,一面帮助他们发动群众,作出规划,改造高亢地。去年三秋一结束,就大卡苦千,平整土地六十亩,使全队三百亩耕地蒌本上建成可以水旱轮作、旱涉保收的园田化农田。今年夏熟,这个队比去年增产一万多斤,开始出现了新的面貌。贫下中农高兴地说:“大集体有了力量,生产队更能快上”,“现在不但个人离不开集体,就是小集体也离不并犬集体了。”
在大队统一规划下进行农田基本建设等工作中,有的生产队往往由于受益少,甚牵要暂时遵受损失,思想阻力较大。大队党支部认识到,要处理好生产队之间的相互关系,除了认真落实现阶段农村各项政策以外,.更加重要的是,要用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武装群焱,要象犬寨大队那样用马列主义毛浑东思想教育农民发扬爱国家、爱集体的共产主义风格,不断改造小农思想。今年二月,大队规划要改造“九曲十八弯,行船排涉难”的姚家浜,这项工程完成后,有三个生产队可以受益。:但新河道要穿过龙里生产队,而对这个队来说,·不仅受益少,而且还要影响十六亩耕地。为了说服教育这个生产队的干部和社员自觉支持这一工程,大队党支部深入下去,组织大家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宜传大队远段规划,宜传社会主义集体主义思想。使大家认识到,“一队红,红一点,队队,红一片中,其有在大队以至更大范围内根本改善生产条件,才能缩小贫富之间的差距,走共同富裕的道降。社员社会主义觉循一提高,充分发扬了龙江风格,积极投入了开河战斗。与此同时,大队世根据互助互利的精神,对这个队因开河造成的损失,给以必要的补助,并优先分配肥料,帮助他们及时平整土地,改良土壤!
感云,现在,向阳大队党支部正在前一阶段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基础上,:检查总结工行6:他们决心进一步以理论学习为纲,坚持无产阶级专改下的继续革命,认真学习大赛的
根本经验,把大队一级的集体经济办得更好,使人民公社集体经济更州巩面发展:
中共嘉定县委调查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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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队工业必须贯彻以农业为基础的方针
亭子大队党支部
·队办工业应该面向城市还是面向农村?我们大队从办起工业的那一天起,在这个问题上,始终存在着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
一九七⊙年的一天,我们大队有几个社员焦急地对大队党支部书记说,“现在兄弟大队都在办工厂,我伲大队这样穷,为啥不多花点精力也去钻钻门路赚点钱晚?”我们亭子大队,当时确实是上海县社行公社申比较穷的大队之一。为了打好农业翻身仗,我们正在研究采取措施,其中重要的一条,就是努力发展队办企业。但是,这儿个社员的话,却引起了我们党支部的思索:“钻门路嫌钱,这是队办企业的目的么?”通过反复讨论,我们认识到:队亦企业应当发展,但办企业的目的性必须端正。于是,我们组织全体社员学习毛主席光辉的《五·七指示》,明确了一个思想:人民公社要以农业为主,有条件的时候可以办些小工仁,在队办企业中始终要贯彻以农业为基础的方针,坚持以工支农、以工养衣,:决不能重工轻农转了向。·
正是在这样的思想指导下,我们亭子大队的队办企业近儿年来有了较快的发展。一九
七○年,大队企业只有农副产品加工组、缝纫组和畜牧场三项,现在,已有了农机其修配组
(包括竹、木、白铁修理)、抛光F以及房屋修建组。队办企业的人数从一九七○年的十五
人增至九十八人,占全大队总劳力的百分之十四点七。企业提供的积累,一九七◎年为一干零五十八元,一九七四年为十万零一千元,增长了近百倍。与此同时,我们大队的农业生产也得到了显著的发展,产置年年上升。一九七四年,粮食常年亩产达到三手零十一斤,棉花亩产一百四十五斤,油菜籽亩产三百五十斤,养猪每亩地平均一点一五头,出现了工农业生产齐飞跃的局面。
我们大队在大办工业过程中,是怎样坚持以农业为基础的方针的呢?
第一,在劳动力安排上,保证以农业为基础。大队党支部始懿把主要精力放在抓好衣业生产第一线。平时,除一个支委分管企业外,其他六个卖委金部扑在农业上到了农忙季节,分工抓企业的支委就负责全大队农机的调度和机耕质墩的检查,确保农业第一线。,”为了发展大队工业,人员就要相应增地。安排哪些人进队办工业呢?有人曾提出,工业要办好,就要保证足够数量的骨于力量,应该多安排儿个党员。也有人提出,犬队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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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应多照顾一点干部家属,使干部能安心于农业生产。大队党支部经过讨论研究,有力地抵制了这种议论。我们认为,办好工业是要有骨干力量,但更寤要保证农业第一线有足够的骨干力量。因此我们始终把好人员关。到宜前为止,全大队三十五名党员中,只有五名年龄较大、体力较差的安排在大队工业,其余三十名党员都扑在第一线大办农业。干部家属要不要照顾?我们认为,千部的权力是贫下中浓给的,绝对不应该有什么特权,更不应该把企业搞成“家属工广”。干部家属可以进企业,但一定要同社员群众一样,按照条件,由贫下中农推荐,经党支部审批,不得有半点特殊化。为了防止干部犒特殊化,党支部成员以身作则,首先动员自己的家属安心战斗在农业第一线。如支部书记计永芳,副书记注信礼,分工负贲企业工作的支委李国正,每家都有三个小孩,经济有些困难,家属本来就有条件进企业,但他们都反复做好家属工作,至今都没有一个家属进队办厂的。全大队每两户贫下中农中,有一人进队办企业,而全大队四十八名干部,自当上干部以来,只有十一名家属由贫下中农推荐进了企业,仅占干部人数的四分之二。社员群众反映说:“我伲大队于部这个头就是带得好!”
第二,在积累的使用上,有利于农业为基础。我们大队从一九七○年到一九七四年,共积裹资金二十八万五千元。尽管如此,我们在发展企业时仍始终坚持土法上马,因陋就简,从不轻易购置设备。五年来,在用去的二牛万三千元中,有干四万五千元用手发展农业生产;甘使用资金的百分之七十二。凭惜这笔资金,筑成地下渠道三点五公里,改装低重电线二点五公里,·建造拖拉机桥两座、畜牧场二十七间、养鸡房五间、饲料加工房五间、德配组和拖拉机房四间,还购买中型箍拉机一台、小拖拉机九台、箱秧机七合、收割机满合、机动喷雾机十一台、泥浆菉十治、锥式脱粒机六台。这些农业机械,有力地促进
了农业生产的发展。全大队的粮食三熟制一九七O年占百分之六十,到一九七四年,除
秧田面积外,全部实行三熟制。社员群众高兴地说,没有这么多的农业机械,要全面种
三熟制就不可能。`因为有了七合插秧机,今年后季稻机器插秧的面积达到了百分之九
十玉。
第三,在服务方向上,着眼于以农业为基础。我们的队办企业,首先抓的是为农业服务的项目,大摘支农产品。自一九七○年办起修配组以来,不断扩大修配项百,除了修理袋机具以外,还修理竹木农具,不断充实修配力盘,加强对农机的维修、保养和推广使用。我们努力提高农机修理水平。现准,大拖拉机中修、小拖拉机大修基本上都前自已解夹。我行还为每个生产以培莽宁一名农机修理人员。今年“三夏期间,犬小据拉机修理费比去年降低一半多,而效率提高了百分之二十六。大队修建组坚持为社员服等,从去车开始实行为杜喷难房不吃酒肉饭。农副产品加工广在农忙时将加工成喆送到社员家里,…。
此外,为了防止企业人员特殊化,大队党支部不断坩强以农业为基随的毂育。企业人员在农忙季节画生产以劳动,分配水平基本上和务农社贵一样。我们亭芋大队由宁在队办工业间题上把准了方向,坚持贯御以农业为基融的方针,使得队办企业成为促进农业生产发展的得力咽素为建设社会圭义新农村作出了重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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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技术落的行业实现了窗动化
一上海玻璃瓶行业技术改造的调查
上海的玻璃瓶行业,现有十个小厂,二千个职缸。以前,这个符业从料场、司炉脚瓶,到检验、包装,整个坐严过程郡塘手上槳恨费动嵹度蔺,生产数率低制瓶工人成天围着炉辛,冒着蒿狼,一个班要不;地重食做九手次劲作,其是“头点手劲洋身摇,十个措头烫满泡,送瓶全靠两腿跑,劳动强度实在高”。无产阶蛾芰化头華命以来,.他付坚持依靠群众;自为筻生,大搞技术革新和技米政造,做到筚年有華新,儿年一夫羹”。到现在,全行业的主要生严过程已经美现了鱼严自贵化,劳动条件显著改普,生严效苹成倍提高。=
九比四年与一九六宝年相出,全行业的制瓶操作正人从一于宝百人减为四四十人,而瓶字产蠻峡二方八予吨增加到五方九干吨,全员劳动坐产率提高了满倍,罅制瓶定人的華均劳剥垡严拳提衙了六点=一僧。:
玻璃瓶府业生产的瓶芋,拱应着医费、食品艾教、目用化按晶等方面的籍要。随着这些部生产的发展,瓶芋的生兴越莱越跟不止密要的增艳6,一北六五年,郎这个行业着手进行全面技米逖造的那一年,,食品罐头瓶为例,坐产能力其及裙要盛的百分之四卡,正人经常加斑樊曲,.仍然摆揽术了粳动局面。怎群变被动为主劫呢款·根本出路在手快技术改造的步伐,改变手工操作的落后状态。有人认为,技术改造是“远水救不了近火”,“生“产棰务重,没有时间搞接眔方继差,没有杀件廿6其興,趣符裁米政造,眷时来着,要抽调一些人并首用一些加玉提备,对完眼当前丝产在务有一是影响但是末下决心搞
。绿找术做氆;术舍得这暂时的色类*,就設有长运的更光的得”。:毪并展技宋政指的过
中,这木狩业的职工回顾子一九茁八年尖铁迸电开展楼术革新运封的经晦。=一九菲八年前因为崔产装米水驴蒋肩,芳动缭件辈,生洪不能满恳陪要,整窄符亚进一直没有接脱稷剥武。尖豌递以崩玻璃孤式人褂发图藏陆续就制成湖事拌料机、送瓶机菲牌桃和枭机懒佬的制瓶机,使坐产效摔“簸提燕了首分之五中取得了可喜的成锻世跳崔如果不进
一从根苯北敢鸡落岸镋:光龌班加煮,生产上的腿封局画政术了,群获的积椴桎逡套受矬伤当毓争些同群众想到了一块广犬辩获的热殺性就分拥澍超来了。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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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群众一起,制订了全行业的技术改造规划,决定先集中力量抵自动化的制瓶机,以解决整个瓶子生产的关健问题。'为了克服技术改造和完成生产任务的矛盾;他们采取了这样几种做法,群众性的小改小革,在业余时间搞;重大技术改造项目,同工人群众商蛩,从生产岗位上抽调人来搞,实行“三人生产二人挑,抽出一人搞改造”,新设备要安装、试用时,尽量做到不停产、少停产,坚持边生产、边改造。群众一经发动,许多问题也好办了。如刚试制成功的自动制瓶机试车时,寤要拆除手工操作机,如果一次试车不成功,就会彪响生产。机修工人和制瓶工人紧密配合,尽量把试车时间放在夜班生产任务较空时进行。·遇到自动机试车影响这一班产量的时候,下一班工人就加把劲把脱下的任务补上去。:这样,在整个新设备试车过程中,生产任务也保证完成,做到了“生产、改造两不误”。到一九七
二年,全行业都用上了自行设计制造的自动制瓶机,初步实现了生产自动化,生产效率又提高一、二倍,整个行业的生产就主动得多了。
玻璃瓶行业在技术改造中,陆续采用了不少具有先进水平的新技术、新设备。他们的经验告诉我们,要使新技术、新设备很快能够在生产上用得上,并且在整个行业推得开,一定要依靠群众走自已发展技术的道路。
,·这个行业原来有两个厂装有五十年代进口的自动制瓶机。在进行全行业技术改造的时候,有人主张照现成的洋机器仿造。一批给各厂就行了。可是,当一台仿造的机器拿到一家瓶子厂去试用时,由于厂房小,机器大,不仅要掘地、拆屋顶,而且这种机器要配备较多的辅助设备,经常的机修工作量很繁重,小厂峡少这种条件,群众都说用这种机器真是“小庙请进大菩萨”,服侍不起。这件事情给了大家深刻的教育,认识到:任何事物都离不开一定的具体条件。由于上海的玻璃瓶厂大多是从弄堂小厂裁并改合后建立起来的,原有的广房小、设备差,机修力量不足,搞技术改造不能不从这个实际情况出发。对外国的机器,先迸的技术,要认真学习,作为借鉴但对其落后的、不合理的方面,则应该扬弃。一定要洋为中用,从本行业的具体条件出发,走自已发展生产技术的路子,而决不能脱离实际,服搬照抄。
通过总结经验,他们就发动群众,组织工人、技术人员和干部的“三结合”调查组,深入全行业各制瓶厂,对现有的机器设备,土的、洋的,以及机械化、自动化程度较离和较低的,都一一进行了调查、对比,听取操作工人对这些机器的反映和改进意见,加以综合分析诹长补短,分别设计出了采用气压和液压两种不同的自动制瓶机,然后造出样机;拿到工人群众中去评议。这两种机器体积小,通用性强,可用于生产多种品种,适宜于小型瓶子广使用而组造价低辅助设备少。如气压自动机连同辅助设备在内,造价不到三方元,仪为进国洋机价格的十六分之÷。玉人看了这两种自己设计的机器都很高兴,说,“这才问当户对了。经过一段时期的试用后,又组织工人总结经验,取长补短,在这两种机器的基础上,进一步制造了一种2心型液压自动制瓶机。由手这种新型机器是经过群众反复总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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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用之后定型的,·有比较广泛的群众基础,因此,在全行业普遍推广也就比较顺利。:在实现电子化的过程中,他们也同样坚持从本行业现有的物质条件和工人实际技术水平出发,简易入手,土法上马,先搞单机程控;当工人比较熟悉了技术性能,操作比较熟练以后,再搞联动群控。而且每采用一种新技术,都是先在一个或少数几个工厂中试验,成熟一个,推广一批。
,在依靠群众大搞技术改造中,领导者的贲任是要善于组织群众的积极性,使之发挥更~大的作用,以收更大的效果。
首先,正确处理生产前方和技术后方的关系,切实加强技术后方的工作。·过去,玻璃瓶工厂大多是“烂泥地上破竹棚”,设备简陋,机修要求不高。随着技术革新和技术改造的开展,越来越感到没有一支相适应的技术后方力昼,不能保证生产前方设备的维修和进步改造,也会影响前方的生产。技术后方孺要的力量哪里来呢?他们除了坚持不用后方力量搞日常生产外,相反,采取了“抽前补后”的办法,加强后方建设。当技术改造上马的时候,后方力童不足,就尽可能从生产前方挤。从跟前看,生产前方的力蛩削弱了一些,但到技术改造项目实现后,生产技术水平提高了,就是对生产前方最有效的支持。他们在实践中体会到,技术后方和生产前方也是对立的统一。前方支授后方,后方搞出新技术就支援了前方,前方因此而可以节省更多的力盘进一步充实后方,两者之闻是相互支援、相互促进的。这个行业用这种办法,儿个循环下来,后方力量加强了,前方生产上去了。·目前,这个行业除了有专门负贲本行业设备维修和新设备制造的“大后方”一一玻璃机模厂等以外,十个瓶子厂都有一个为本广设备维修和技术革新、技术改造服务的“小后方”。十个技术后方的人员,现在比文化大革命前增加了一点二倍,后方人员占全部职工的比例,从百分之六点二提高到百分之十五点八。这支队伍在金行业实现自动化和电子化过程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至于技术后方所需要的设备,除了少数是公司分配的以外,绝大多数是各工人自已动手造,自已武装自已。这些设备一般都是在技术改造过程中,根据实际需要搞的土设备。如机模广现有八十多台设备中,约有百分之九十是自己造的。其次,处理好新技术的背及和提高的关系,搁好群众性的科学技术研究远作。玻璃瓶行业在一九七二年实现自动化以后一九七四年开始,经过不到一年的时间,又进一步实现了主要工序的电子化。.但是,在他们搞电子化的过程中,又面临了一介新问题,即大多数工人的技术水平与采用的新技术、新设备不相适应,特别是当设备发生故障、需要调整修理时,矛盾就更突出。这个问趣不解决,新设备不能充分发挥其优越性,生产不能很快上去,群众的积极性会受影响,新技术的成果也不能巩固、发展。为了进一步推动群众性技术革新不断向前,就有一个大力普及群众性的技术教育问题,这也是技术革新和技术改造卫作走群众路线的一个重要内容。因此,他们就发动群众大破电子神秘论,夫摘电子技术普及工作。制瓶九一党支部积极支持工人要求掌摇电子技术的强烈遮垫,一面寿计划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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铲光电学按备试制小组成员,一面采用能者为师的协钱,销学挝电宇基本知识的人当救师,亦起了电学我术业余圳绨斑。公司也专门办了电手技米圳蟒班,为各广培圳技米骨辛。这样遗苹边学,许多工人从不懂到懂,较快地学到了一定的电子技术。一年多来,十个瓶子厂陆续投产使用的六十多合电子控制设备,都是工人群众在有关部门热情帮助下试制安装的。有的厂已经在技术革新的实践中,逐步形成一支群众性的科学技米研究队住。瓶字中广三个士人和个技术人员,从一九七三年下半年开始,先是负贵试制第一台电子自动控制箱,又继续从事自动检验、·自动控制热工仪表的研制和原有革新或的究面、提藏上作。满年多莱,他行的技米水平不断提高,成了尸里不脱产的技术研究人员。现的词题是,如何有意识地培养提商邃支群众性的技米研究队伍,使他们既不脱离劳动,不聪离坐产实际,不脱离群众,义能够有一定的时间和条仲坚持搞技术研究工作。通过学钧毛主席关宇選论间题、反修防修的指示,鈹璃瓶行业广大竿部和亡人群众进
一步认识到,普及技术,趋王人阶线甘领技术阵地,是缩小三大差别,巩固羌严阶绒专域的钱路任秀。脖别是崔推广电子技术申曾发生这样一些情悦,更加引起宁犬家的警惕。由宇负费试制和应崩新技米新设备的人,并始时总是少数,·他们在本争实践申技术水平提蒿较快,·一三正尸申用新技米、新设备代潜原来的手工操作时,过去的操作熟鳞工人《他们原来是生严上的骨干),夜而变得对生产技术不熟练了。在这种情祝卞,一定要中分注意寒想或治载育。如果兵抓技米,不抓投术领域的思想斗争,一些不度俄尚就会糍长起来有些人攀堪了新技术,就商头一等,甚至向党伸手,争地位;争得遇。要清地认“谟到,无产阶敏文化夫举箭中,我们批判了技术第一、专家治广的修菲主义降线,但两水阶级、两条潞线的斗争怅然春在,·资产阶线述会继续散希“技未私有等瘸栲崽想来腐蚀大预,似此莱扩夫三犬差别,护犬赞产价毁法校,杭解社会主义经饶叁础。因此,我付要券限制资严阶峨法权吏摊台觉地普及找术知识,·为王火冲酸旧的杜会分于的粜缚积极创避笨伴。在这个思想指导下,我璃瓶行业土人业余技米教衔有了新的发展。自前,许多工厂已先后举苏了各种形式的电学牧术抓鲽班。割瓶半广还举办宁“七·二工人电学夫弹,划在三年肉对全广户定人进行技术轮圳,使每个士人遂步地做到“四会”一一会德、会用会造、会装。
玻璃瓶柠业的技米革新、技术设造工作;筋最然述术够完眷:宋够执面,特圳是校验包钱宝岸述没有撫脱羊卫操作的落肩状税,但是,貝要他们坚持在毛圭席革命略线的轨道韭前灘,垡券全心全意地依靠正人阶级,傑特那么一胺蓟;那么心种革御精神,他府就是能酸不断攀登新的我未商峰,怆一定龍够为奕豌造就工人阶峨裘夫搜术猷住瘗个佛铁战路耳标养取得新的成绒。
(本判花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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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造老设备·侧出新水
上海第牛二棉纺织广革命委员会
我们厂是个有五中多年历史的老厂,从前纺到织布,火都是声十年代的老爷”。设备旧,型号杂,驼程快,激率低;捞动强度也高。人民带要的增长,要求我们术断提商鲂织品的产继,护大品种。可是,落后的设备却拖住了后腮。广犬工人对技术改造有烈韵愿望,他侧说:“犬庆能荒滩上钟出大油阳,大案能在山坡上种出好庄稼,递道我们就不能叫三十年代的老设备达到七十年代的新水平个”
老设备能尔能在进行战术嗖造后获得新生?这个问题并始是有争论的。有些同志艳老波备当作状,基“老设备旧机器,潜力挖得差不多了,胡桃莞里榨不出油”。也有的同志满是于总有的成饿,只想修修补补,得过且过。:因此,在老按备数指的问题上,荐在着不断革新还是因循守旧两种思想的斗争。针对这种梢祝我们卑尖家坚持一分为三的辩正期点,批判形而上学的带误思想6鸟克思说:“所宥发达的机器都由罗个举藏上不同的部纤组成:发动机,:传动机构,工具机或工作机”。.以我们纺纱机器来说,也是曲传动部分举伸部分和成形部分构成的。这三个部分是相宜关联文相互区别的。所谓老投备,钟不等于设备的所有部分都不管用了,.有些老设备的某些部分要淘然,但其他部分述可以用,如果把海汰掉拊部分来个革新,說可以使老设备达到新水平。我们发动群众树老设备进行解削,发现除少数鞭各要金部更新外,犬林上有兰种情虎一种是失部分骏聲已不适应髙速、高效的要,但机身等铸件苤可继缕使用一种是花传對、牮伸和成彩部分中有一些盖要部件需要跋造,但其他诈多部件仍可利用,:还有一种基原有被备盛过群众多次改革后,产麾已不亚于新漤备,但不能适应提商产晶质童、降低劳动强度或带约用电的要求,需要适当增添若干自动装置,才能够使它提高效率。这辯一分析,使犬家琪体地看到了旧设备有向商效碎转松的巨大可能性。只要我们抱着积极的态度,狠抓技术改造正作,就句以“由尽可能少的价值,创造出尽可能多的使用,价值按”,取得花俄少、收效快的戚果。一·一
要政老企业,就要尽量采用新牧术,新工艺新战备。这些新的东西从哪里来实化大革命前,我们哦峭己韺艺技术为镫,能巅火来帮锄我村改道,等符国家分廊新设备来武装掏爸或智只箍少数技术人贵失超门莱“出点子,换花样”生搬碑莓外国的东闺曲手不运合本生产发展的实际要,藏锴没有发动广大辩众“起媒瓶五以致有缅薪找
术,新E若新设备快期过不了关有的即使接米上斑了关地不能菇速箍广。我们总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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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的经验教训,放手发动群众,组织工人、干部和技术人员三结合,机修、保全保养和操作工人三结合,使用单位、制造单位和科研单位三纬合,使技术改造取得了较好的效果。广大群众有改变落后面貌的愿望,又熟悉每·一道工序、每一台设备上的薄弱环节,因而摘起小改小革来,针对性强,见效快。许多新技术、新工艺、新设备,在群众性小改小革的基础上配套成龙,既切合本厂的实际,搞起来也快。精梳机的改造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为了适应化纤织物的发展,原有的精梳机不论在产量和质量上都不能满足需要,怎么办?是搞扩建、增加精梳机,还是向原有设备挖潜力?.光依赖搞扩建,厂内既无场地,国家一下子也供应不了那么多设备。于是,工人们从老设备上挖潜力,在工艺、设备上搞小改小革,产盘一下子增加了百分之十五到二十。但是,再提商上去就有困难,籍要改变精杭机设计,从结构上开刀。'我们和第一纺织机械一等单位的技术人员和工人组织了攻关小组,经过一百多次试验,终于使精梳机的生产效率又猛增百分之三十以上。.精梳机生产效率提高了,又带来新的矛盾:操作工人的劳动强度大大增加,女工剥棉次数从原来三次增加到五次。·保全保养工人在操作工人的配合下,又进一步搞了空气吸棉代替人工剥棉等革新;使得精梳机不断完善,受到工人的欢迎。原有的四十二台设备全面改造后,等于新增加了十六台精梳机,为国家节约投资二十五万元,每年增产的精梳涤棉纱,可以做的确良卡其服装五
十五万套。最近,又在这个基础上,·由第一纺织机械厂自行设计、自行制造了一台赶超世界先进水平的高产精梳机,产量可以再提高百分之四十。这些新技术、新工艺、新设备,都是在发动广大群众小改小革的基础上逐步提高取得的。
在总结群众性小改小革经验时,.我们也批判地学习和吸取了外国的先进技术。,我的广的主要设备是老式细纱机,经过多年的改造,车速不断加快,每分钟达到了一万八千转。但是,纱管的容量没有变,都是“小成形”,转速快,断头多,生产工人不能看太多的锭子;所以,产量虽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却不高。对照一些资本主义国家的机器,虽然车速低产量低,但是纱管容量大,劳动生产率比较高。广大工人和技术人员避服毛主席关于“吸收那些用得卷的东西,拒绝那些用不着的东西,增加那些自己所特有的东西”的教导,破除迷信解旅思想,对国外采用“低速度,大成形”的技术作了具体分析,吸收了它“大成形?的合理的部分,保持我们自己高速度的特长,来个两全其美。:工人们坚持了几年,反复试验,不断改进从一个工序到近十个工序,全面推开。仅仅这一项,全厂就节约了三百七十多个劳动力,做到了增产不增人,增产又减人。
张靠自已的力量搞技术做造,往往会遇到生产任务紧:人手不定的困难。这也要具体分桥。技术改造要抽调一老的人为,有可能影响当前的生产。但技术改造工作抓上去后,又能促进生产的飞联发展。问题是在领导工作上要全面安排,充分发挥广大工火群众的积极性,做到两手抓,相互促进。:我们根据当前生产的箭要和可能,分期分批地进行改道。这部芬设备进行政造,原来的生产任务就由其他设备上的工人大家来承担。工火同志说得好:“在技术改造上多花力气、多流汗,才能使生产结犬果。”他们采取加快车速、·多看桃省等各种办法,努力挖掘潜为,尽=一切可能增加生产。有些技术改造项目工程量犬、牵涉面房,我的在一段时间里,集中全车间以至全一的人力、物力摘会战,为求全所、速决。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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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要改造一批十五台梳棉机,器要八个月时间,现在只需四个月就完成了。对于一些工程量办的项泪,则结合日常的设备维修工作一道进行,以减少停合时间。这样敏了,不仅技术改造工作一批批上马了,而且各个季度和全年的生产计划也按时完成了。
·我们纺织厂的特点是多工序多机台的大流程生产。过去我们搞技术改造,是“烂泥萝卜揩一段吃一段”,搞“天女散花”,缺少一个通盘打算,往往一个单项设备的效率很高,但由于没有配套成龙,仍然形成不了综合生产能力,实效不大。文化大革命以来,我们总结群众中有成效的技术革新项目,确定以“发展品种,提高质量,提高劳动生产率,降低劳动强度,降低消耗”作为目标,以“高效能,短流程,大成形,自动化,新材料”作为技术发展方向,狠抓配套成龙,把群众提出来的“挡车不用走,落纱不用手,搬运不用肩,上浆不用粮”等两百多个革新项目,分别轻重缓急,制订出了技术改造规划。一九七二年,规划了布机的改造,一九七三年,规划了精梳机的改造;一九七四年,又规划了布机和细纱坐车以及运输流水线的改造。有了规划同没有规划大不一样,它使我们明确了奋斗目标,树立了长期作战的思想,看准了一个改造项目后,就发动群众,坚持抓下去,一年、二年、三年,一步不放,一抓到底,直到规划实现为止,直到在生产上推广运用为止。象梳棉机,是一个象坦克那样大的家伙,速度慢;效率低,飞花多,工人提出一定要革这个“乌龟壳”的命,口号是:“改造梳棉夺离产,移走车间云雾山,奋战三年改面貌,定叫老机换新颜”。我们组织全厂力暹,分了十四期工程,花了三年多时间,改造了梳棉机,产盘提高了一倍。原来需要四百翠四台,现在只要一百七十二台就够了,车间的含尘量也降低到五毫克以下,大大政普了劳动条件。.,
生产要年年有增长,技术改造要年年出成果,没有一定的技术后方力量,是叫不应、打不上的。'过去,我们的机动车闻只有几部老爷机床,只能修修补补,不能适应目前的状况。文化大革命以来:我们打破了纺织厂只能修理机器、不能制造机器的框框,自已动手来武装自己。·同时,我们还通过技术革新挖潜力,把生产第一线上节约下的劳动力,充实到后方去发展机修力量。目前,我广机动车间的机修力量,比一九六五年增长了百分之三十
四,专用机床也增长了百分之三十六。技术后方力量加强了,技术改造的工作量也此一九
六五年增长了一倍多,维修设备的自给率从百分之三十提高到百分之七十以上。
:,现在,我们厂全部老设备都经过了程度不同的改造,高速化、连续化、夫成形等新技术忌广泛应用,使老企业的面貌发生了新的变化。一九七四年与一九六五年相化,生产玉人减少有分之十二点五,设备台数减少近百分之二十,而生产总产植增长面分之四十二,棉纱增长百分之卡三,劳动生产率增长百分之四十,上缴利润增长一倍多。·近三年来,棉布灭库户等品率达到百分之九十七点四以上。我们决心继续以党的基本路线为纲,再接再厉,在老厂技术改造上进一步向“四化”(即手工操作机械化、高速高效连续化、电子控制自动化卷装大容量化)和“四新”《即新技术、新工艺、新设备新材料)的方向进军,努为全面超额完成今年的国家计划而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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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评
自力更生的精神是传家宝
影片《第二个春天》、《战船台》观屙感
高义龙
我们祖国有着漫安的海岸线和辽阔的海域,但多少年来,却只见帝国主义的军舰和船奥我竹的海祥上横行。新中国成立肩,中国人民做了国家的主人。然而,由乎刘少奇林彪倦金生义路线的竿扰和破环,要造出我们自已的军舰、自已的道轮,仍要经过艰三的
斗争。在影片《第个春夫》和K战船台》中,我们可以看到:·圃绕要不要坚持袖立自主、
自力更生道路的问题,两个阶级、两条路线、两种思想的斗争是何等激烈,壁垒艾是何等
务明靴
《第二个春夫》一开始,我阃自行设计的新型舰艇“海屡”试脸失败了。一声爆炸,使原先隐藏的茅盾一下子激化炮来。“出路在娜里?不同的阶毁陆此作出了不同的过答。'金人阶缀的态度是僻明的。他们不怕挫折和失数,坚定地矩自为更生的道路。打卡
四岁就给北弹水师修机器的老梁,从半个世纪的生活经历中深切感受到我们,画家必须自这造出好军舰的重要性。他人鼠岂退休了,但整个心还是扑在“海邂”上管理主机的夏长发,受了伤仍然一心儒记着“海鹰,为了让“海鹰”飞超来;他情意“多吃苦”,废寝忘管地寻我起火隙因,研究解茯方法。图为他懂得这不仗佼是一条船的问题,而是类系着走什么道路的问题。`党狼来的工委书斌冯涛,.一来到船广使深入到士人群众中去。他集中了全广正人群众的智搬和感望,把造不迨“海鹰”的问题同国际和国内的阶级斗争联系超来,进逸步提高了户大群众对独立白主、自力更生的认拱,坡舞大家“总结经险再干”。犸涛作为兰个领导羊都棹别莲意“地好方询”,抓好路线,带领工人和技术人员克服了重重困摊,夺得了庭利。
海鹰中超火凝娘,对蜘拱分学更是严垓的考验。独立自生、自力更生的道路究凳述要不要走下去晚?有会种不同的态度:
香年技术人员刘之茵代表卷革命知识分子的态度。她设有因为暂时的挫拆而丧失信心,在冯铸的启发教育下,努力走与工人群众相结合的道路为摆脱依赖外国、迅落发展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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弓舰艇体系而作了贡献。
老专家刘闫强代表着另一种知识分予。他爱国,想“自强”,不概限鹿外国人的尾股后面团团转。然而,他埋头书本,脱离实际,脱离群众,坞就看不到海避飞起来的道路。从鸦片俄争以来,许多有爱国心的知识分子曾绵寻找越、试验过这样的“自强”的道路。但都失败了,历史宜告了此路不通。怎么办?办法只有一条,就是按照冯海说的:离开现成的道路”,到群众中去,“你会在他们身上吸取到无穷乖尽的力量。”
总工程师潘文代表着知识分子中的右翼。他颀圃地坚持资产阶级立扬,奴颜婢藤地拜倒在外国人脚下。从一开始,他就反对自力更生道“海鹰”,认为中国人自已是无腾粪出自已的舰艇来的因而听到4海魔”起火的消息,便不禁眉飞色舞、幸灾乐祸地叫嚷:年海鹰完了,就在飞鱼上找出路。”他要找的“出路:实际上是实现个人野心的出路使中国沦为殖民地的出路。他不仪把自已的命运拴在外国人的身上,并且蒺图招中国的审运也铨在外国人的身上,这就难兔处处感到与党,与社会主义格格不入。由尝祥端外进一步堕落到叛逆卖画,其间原来就没有什么湾沟之隔。他在最后龙上叛厨的道路是不奇怪的。严长齐大同与上述这些人不同。,培个曾经经过革命越火锻懒的老干部,热爱祖国地热爱觉。.俱是,由手他在担任领导职后效凇了学夏,政治不抽帅,祭月埋头在事务推县,看起来辛辛苦苦,忙忙碌碌,实际上却根本分不清路线上的大是大非。他在王作中雕钉予后,没有能正确地吸取教训,而是被前进中的困雅吓倒了,越资产阶级的所拥“技术”吓唬住了,.被外国人的“水平”吓唬住了。4海鹰?起火,他连起火的原困都添准找,便下令“丢下”。附和着潘文的调子,要在外国的4飞鱼”上找“出降”。齐大闻“丢下的仅仅悬,条“海鹰”吗?不,他丢掉的是中国共产常人的革命精神。他找的出路”:是条修事义的道路。因此,从一开始他就不能不同冯誨产生尖锐的矛盾。
冯涛守帘大同的矛盾,不在要不要外趣,警不要引进国外的先进楼术。:冯海的漆度很朋确:“我们不区对挾术引港,但不能把出路建立在外国人的身上,我纳要蜂持自力更生。”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就是要相信自画的力露,依指自旦的贤力,把命运操龚自旦的手里。人民群众中蕴藏着无穷的创造力,只要在一条正确路线的指引下团结起来,就熊逐拉
克服种种国雅,创造典人闻奇恋。引薄国外的某些先漤技术,也只有在坚持国宗电视的前提下批判地进行猎鉴,.才能基到一作用。帝屑主义现代修正主义是换不会寒@实藏地来帮助我们建设社会圭义的。外国资杰家同我们做集意,是为了赚钱:構以解墩自国的危机,现代修正主义卖锥我们东西,·是妾图从政治上控脚我们,迫使我们跟春他例的指挥稀团团钱。你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噶则吗?他就撕食闻、擀专家,什名串郦无耻的勾当都示得出来。浦看那个潘文,总觉得月毫是外国的圆,东酒是外国的好,项礼膜拜,率普神明。当技术员告拆他图纸上有三个数据对不上号时,他窘也不看就咄昢趯人地训斥道“国外图纸会有闻题?您这是什台思想?人家赫实斯蒌参家的水平设有你高?”,“对厨外技术,我们婴端正态度在潘文在流的身上,險了奴颜御娜骨产外,什么都洪有了连海码的受闻心簧族自尊心全都绮抛掉了。:齐犬间呢手眼里头月有潘实而婆有正人群:拜倒海外国技术这祧及其级本的面前:叁上了极其疸脸的道降:再然,蕹关间累国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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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文卖国,齐大同爱党而潘文反党,这是有原则区别的。但由于齐大同分不清路线,辨别不示是非,在思想上完全成了潘文的俘虏,纬果尽管主观上想爱国而客观上却同潘文混到
一起去了,这是个悲剧。革命的人们应当认真地记取这个教训。
潘文在攻击独立自主、自力更生道路的时候,口口声声“尊重科学”,不能“狂热蛮干”。齐大同也跟着随声附和。对这个问题,我们必须进行分析。
无产阶级是最尊重科学的。科学的态度就是实事求是,·就是尊重事物所固有的客观规律。·刘之茵、夏长发为了寻找“海鹰”起火的原因,认真调查研究,一个一个零部件进行仔细检查,严肃认真,一丝不苟。这才是真正的尊重科学的态度。潘文则不同。他用“科学”来吓唬群众;压制群众。这是种什么科学呢?这是资产阶级的伪科学。齐大同上了科学骗子潘文的当,也跟在后面叫嚷什么要讲究“科学”。其实,这些讲科学的人是最不讲科学的。在讨论查“海鹰”起火原因时,潘文振振有词地算了一笔账,结论是起码三年,表面上是够科学的了。但刘之茵驳得好:.“机舱起火难道连船头的锚链也要翻一遍吗?”:夏长发驳得更有力,“光靠二十儿个工程师,三年是不够。可工人呢?造过“海鹰:的工人有成百上千,我们能用两只手造出‘海鹰,就不能用两只手给‘海鹰'找出毛病?这一驳驳得好,剥掉了科学骗子潘文的画皮,证明了他所攻击的“狂热蛮干”,正是无产阶级雄心壮志和不怕困难、百折不挠的斗争精神。
说来也巧,《第二个春天》的故事发生在六十年代的第一和第二个春天,.《战船台》的故事则发生在七十年代的第一个春天。两部影片的背景整整相隔十年。十年,:在历史的长河中只是短暂的一瞬,然而,这个十年又是多么波澜壮阔,经历了多少风暴、瀹流和激浪啊!在这不平常的十年中,我们依爺自力更生的道路,粉碎了帝、修、反的反华大合唱,夺得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新胜利。特别是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战斗洗礼,各条战线都起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战船台》中,我们看到了红旗招展、彩霞满关的大好形势,看到了经过对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的批判,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革命精神更加深入人心,无产阶级的革命力量更加声势浩大,而怀疑和反对自力更生道路的人则越来越孤立了a
但是,斗争并没有纬束。·种错误的思想在经过批判后,还会在适当的气候下重新泛起。要不要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道路的斗争,继续在进行者。这场斗争还是长期的,曲拆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战船合》中的斗争,是《第三个春天》中的那场斗争在新形势下的继续。在赵平的身上,我们不是清楚地着到了齐大同的影手吗?·
对工人群众大打造船工业翻身仗的积极性,赵平是看不见的。他张口就散训人:“眷犬船靠冲神杀杀是不行的,这关系到科学”,这和齐大同说“造军舰靠科学,不是靠磁气”如出一辙。冯涛回答得好,“我这回就是艦了气才来造车舰的。”醇海生、王犬船的心中,都感了这么一股气。面对着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对我们的包围、封锁、挑衅,我们飴没有气吗.刘少奇伙鼓吹“洋奴哲学”、“爬待主义”,跪倒在洋人面前,我们能没有气吗源这股气不是别的,正是中国无产阶级和劳动火民的志气,着困难阔步向前的勇气,这是
一种极可宝费的革命精神。有了这股气,我们进去在百殷困雉的条件下,:推翻了三座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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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迎来子祖国的黎明;有了这股气,我们就能改天换地,在不远的将来,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多'有了这股气,我们就立于不败之地。我们要保持过去革命战争时期的那么一股劲,那么一股革命热情,那么一种拚命精神,把革命工作做到底。在雷海生、王大船身上,生动地体现了这种勇往直前的革命精神。
赵平恰恰就缺少这股气,他的精神状态与工人群众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他从文化大革命的烈火中“烧出来”、重新担任领导职务后,并没有正确吸取教训,如同齐大同有了个“危险的进步”一样,他的领导艺术也“越来越高明”了。他不理解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意义,怕危险,求保险,不敢为革命担风险,胸无大志,见到困难就吓得趴在地上。他考虑的不是革命的利益,而是个人“不能再犯错误”。这是种什么世界观?是橘夫懒汉的世界观。作为一个共产党员、领导于部,在这种世界观的支配下,怎么会自觉地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怎么可能在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斗争中不迷失方向!怎么能带领群众大于社会主义!
现在,·我们的国家正处在一个重要的历史发展时期。为了实现在本世纪内把我国建设成社会主义强国的宏伟目标,坚持独立自主、自办更生的道路有着格外重要的意义。自力更生的精神是我们的传家宝。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怕的不只是一条“海鹰”、一条“东风导”,而是我们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革命精神。这种革命箱神,过去要发扬,现在要发扬,将来仍然要发扬。有了这种精神,革命的航船就一定会沿着毛主席指引的航向,乘风破浪驶向共产主义的光辉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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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腊等五十二人。”辛兴宗一见眼红,就摆出上司架子说,“俘虏由我解往大营,·你继续搜山。”韩世忠大叫:“老将军怎能掠俘冒功。”辛兴宗的部下依仗权势,动手来抢,同韩世忠部下冲突起来,双方混斗了一场,小小的偏将韩世忠,哪里斗得过前军主将辛兴宗,终于让辛兴宗夺了功去。辛兴宗查点俘唐,发现只剩下三十九人。目将、方七佛等十三人趁敌人互相撕咬时,机替地溜走了。
八月二十四日,北宋首都汴京风雨如晦。百万义军领袖方腊在疯雨诗中不屈就义。·赵宋王朝以为方腊既已死去,也就解除了他们心头的祸结,于是下令重并“花吞纲“,恢复“应奉局,朱励也官复原职。然而,方腊果真死了吗?不,他没有死,他在继续战。看:
·:在义军根据地,脱险后的目将,不折不挠;率领余下的七万义军,高贼着“圣公在头顶护佑我们”,冲向敌阵多、
在浙东,方七佛举着方腊的杏黄色战旗,战斗在丛山峻岭上:在黄岩,自师玻与宋军恶俄断崖,山水为之变色
在上苑洞,义军面对无耻叛徒宋江的野蛮屠杀,战斗到洞破功断,宁死不屈!
.当时,谁也不信方腊已经去世。.直到几年以后,还有人热销地传说,方腊又出现荏安微铁州的一个各叫山角里的小山村,而那个在汴京就义的方腊,却是为救方腊而冒死潜名的一个义军弟兄。·这传说是真是假,设人征明,但方腊爵下的武器、战袍和靴子,却绛了后人以不屈的英雄形象和永远的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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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水济》做反面数树“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
翼
三百年来的糠公案
评金圣叹腰新《水浒》及其引起的争论
罗思鼎
《水浒》通行的本子原有一百回本、一百二十回本多种。明朝末年有个叫金圣叉的,把一百回本《水浒》拦腰欧了一刀,搞了个七十回本。此事一出,攻之者有其人,辩之者有其人,成了三百余年来的二桩公案。腰斩后的《水浒》有没有真实地反映丁原作的面貌?为什么那么多人对此发生了强烈的兴趣?这就是本文要讨论的肉容。
马克思主义认为:金圣叹把《水浒》砍掉了二十多回。秋掉了,不真实。但金圣叹身己对腰新《水浒》的事业是颜为得意的。他自我奖嘘说年一部书名十回,可调大铺排,此一回可谓大结束。读之正知千里群龙,一齐入海,更无丝磨未了之阏。笑杀罗贯中横添狗尾,徒其丑弛。@至手一再闾本《水浒》、亡有二十回本然浒》金圣风洗这些是假货,不真实是“俗本妄肆改窜,真所谓愚而好自用也”®;只有他的七十回本《水浒》,才是真亚的*中本《水游》@,是真实的。.·。·
事实恰正相反,不真实的是金圣风自琶。他截去了《水海》韵后小半唐杜撰了卢俊义4惊梦”一回,以嵇热夜杀悬梁山心百零八将作为尾声。鲁锶对此很不满意,专弱了一篇秋救金圣只》,批评七十回本是$断尾巴蟾蜓”,类去了“原
①心影印金姿议批改斑华肇痕本水浒传第:十玉卷第一或。
②间“影金多坚批改贯华堂原本水游传第七卡五卷第三审三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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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的诚实之处”,尖锐地指出:“他大概并没有什么卢本,只是凭了自意的意见删去的,古本云云,无非是一种托古”的手段要了,(《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
《水浒》的第四十二回是全书的纲。作者通过九天玄女的法旨,点出了全书宣扬投降主义的主题,规定了七十一回后情节发展的基本线索。九关玄女对宋江说得明白:“汝可替天行道为主,全忠使义为臣,辅国安民,去邪归正。他日功成果满,作为上卿。”,还留给他四句“天言”:“遇宿重重喜,逄高不是凶。北幽南至睦,两处见奇功。”七十回本《水浒》期去了四句“天盲”,保留了“去邪归正”之前的内容。但蔬然欧掉了《水浒》的后小半,宋年失去了向宋主朝投降效忠的机会,前面大半部的思想发展线索也就蓉了空。这类漏洞在七
十回本《水浒》中可说是大量的。金圣叹为了弥补漏洞,对《水浒》作了许乡删欧:但欧来删去,毕竞无法欧掉《水浒》所食扬的投降主题,结果只落得个“全书皲绽百出。金圣叹居然还自吹“更无丝毫未了之憾”,岂非自欺欺人之谈?
金圣叉声称他的这部断尾思《水浒》忠实地反映了作者的本意,这话也宋真实。《水浒》的成书固然在元末明初,但其故事情节脚渊喇源自南宋以来流行的传说,经过各种说话人历年来的添改,又经过杂剧的敷演,才逐步丰富和完整起来。无论是宋代的话本或者是元代的杂剧,都已经有了宋江受招安、打方腊的情节。到了小说《水浒》成书后,作者更是全力地歌颂和美化了宋江这个投降派。金圣叹派定《水浒》的作者“只是把宋汪深恶痛绝”①,不过是证明他自已在发昏罢了。即使是崔七十回本《水浒》中,尽管经拉金圣哎的苦心删改,·宋江与其说是个“倡众蓉苹的“盗魁”@,还不如说是个忠心耿歌的封建奴才。宋江推行投降主义路线的结果,必然是受招安,打方腊。金圣叹让宋江在“韁梦”中被新首,完全违背了原作者通过宋江来鼓吹梭降圭义的真实用意。
金圣叹本名人瑞,取导圣叹。叉是4人中之“瑞”,义受塞”人哎”,可见他是以转建卫道士自居的。但是,他自以为对《水游》的腰蕲是代萎人立言,真实商全面地度映子整个封建统治阶级的观点和意图,这却是灵一个不真实。封建统治阶级肉部由手经济和政治利益的不同丽分成了养间韵集围和派别。
金圣本A由手得罪了装幽官绅,在清代初年被牵澎进年哭庙案”而杀了头,就
说明了他尽属手地圭阶级中的个别集国、个别派别。他的腰斩《来游》,也不可能代表整作封楚统治阶级的观点和意图,:貝能是代表了地圭阶级中某个旅别
①:《印金圣叹批改贯华堂原本水浒传第三卷第一资。
®“能印金岳叹批改庆华噬晾本水浒传常等卡九卷第五贡蒂二卡二卷第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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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利益。
:·,历史是欢喜嘲弄人的。金圣叹认为只有自己才是真正的圣人之徒,而不承认《水浒》中的宋江有充当封建卫道士的资格,封建阶级中却有人认为金圣叹是该死的异端分子,不承认金圣叹有充当封建卫道士的资格。金圣叹只是在卢俊义的恶梦中将忠于封建朝廷的宋江问斩,而金圣叹自己却活生生地遭到了他效忠的封建朝廷的问斩。·金圣叹容不得宋江曾经投奔过梁山的投机举动,封建官府则同样容不得金圣叹“哭庙”的越轨行为。这种复杂而奇妙的情况,完全可以从阶级根源上得到解释。地主阶级内部的不同政治派别,反映了它们之间在经济地位上的差异以及出身和教养的不同。·只要这种差异和不同还存在着,各种不同派别的存在就是不可避免的。·地主阶级贪得无厌的本性,决定了它内部各派之间在财产和权力再分配的问题上,.必然地要进行着你死我活的争夺。金圣叹在明末从征剿派的立场出发,把为招抚派所欣赏的投降派宋江看作“异端”,非得让他在梦中杀头不可,清初的江南地方官吏从在朝派的立场出发,把在“哭庙案”中闹了一点小乱子的在野派金圣叹看作“异端”,也非得把他在刑场上杀头不可。金圣叹的“杀”宋江和他自己的被杀,归根到底,是地主阶级内部狗咬狗争吵的结果。
金圣叹批改的七十回本《水浒》,在当时及以后引起了一场不大不小的风波,这实际上是一桩政治公案。它是反动统治阶级内部两派斗争的继续,:即《水浒》中宋江与高俅斗争在现实生活中的继续。·
高俅此人顽固而又昏庸。他反对“剿”和“抚”的交替使用,强调征剿而屏弃招安。金圣叹也是一个高俅。他只懂得杀戮而不幢得诱降,只要嵇叔夜而不要宋江。鲁迅深刻地指出:“单是截去《水浒》的后小半,梦想有一‘嵇叔夜:来杀尽宋江们,也就昏庸得可以。”(《谈金圣叹)嵇叔夜们的屠刀只能杀戮革命农民的肉体,宋江一类投降派的欺骗却能瓦解革命农民的斗志,它的作用是一暂个、一千个嵇怒夜所代替不了的。.列宁曾经指出:“所有一切压迫阶级,为了维持自已的统治,都需要有两种社会职能:一种是刽子手的职能,另种是牧师的职能。”《第二国际的破产》)在镇压和瓦解梁山义军这一点上,嵇叔夜执行的是剑子手的职能,而宋江则扮演了妆师的角色。如果把宋江们都杀尽了,让谁来充当抚慰和欺骗革命农民的反动牧师呢?何况,宋江在打方腊的过程中,证明了他在执行反革命刽子手的职能上,不仅不比嵇叔夜们差,而且有过之而无不及。
在清代,凡是站在金圣叹一边的,大多是→批犬太小小的高傀。他们都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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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镇压,反对招安。请袄的封建小官僚王望如,就特别欣赏金圣叹用卢俊义的恶梦来做七十回本《水浒》的结尾,认为“有功于圣人不小”,使“盗贼不寒而栗”@。清朝道光年间的俞万春,也是口口声声“圣叹先生”,痛骂一百回本、一百二十回本是“伪书”,而将七十回本《水浒》吹捧成真正的“(施)耐庵之前水浒传”@。:他强调“既是忠义,必不做强盗,既是强盗,必不算忠义”®,为此,还专门写了一部《荡寇志》与七十回本《水浒》相衔接,让祝家庄的后人把梁山的÷百零八将杀得干干净净,用以证明“当年宋江并没有受招安平方腊的话”©。王、俞等人不能理解《水浒》通过宋江来宣扬投降主义思潮的真实用心,看不到也不愿意看到宋江这类混在农民军中的投降派与自己是同类人物。他们认为只有对起义农芪斩尽杀绝,才能使革命人民“不寒而栗”,再也不敢造反。然而,这类人其实很昏庸。革命农民是斩不尽、杀不绝的。反动统治者的疯狂杀戮,只会激起革命农民更猛烈的反抗。正如鲁迅所说的:“石在,火种是不会绝的。”(《且介亭杂文二集·“题未定”草》
·:·但也还有更昏庸的,清初的归庄就是一个。他直截地认为《水浒》是“倡乱之书”®;金圣叹叉是腰新,又是批注,反而抬高了《水浒》的地位,“惑人心,坏风俗,乱学术,其罪不可胜诛矣。”@在归庄的冬烘头脑中,除了封建经书之外,就是写八股文,什么《水浒》不《水浒》,于脆一把火烧掉就是了。金圣叹否定宋江但肯定《水浒》,归庄则既否定宋江也否定《水浒》,而且连金圣叹也一起给否定掉了。:这种历史现象很值得分析。在农民阶级与地主阶级的两军对垒中,革命农民÷方打的是红旗,封建统治阶级一方打的是白旗,壁垒分明,不容混淆。然而,宋江这类投降派打出的却是一面颜色杂乱的灰色旗子。说它是红旗,底里是白的,.说它是白旗,表面上又是红的。《水浒》中的李逵、吴用等人没有春到红色底下的白色,误认了这面旗子,结果被宋江在梁山上用“替天行道”的假红旗、真白旗取代了晁盖的革命红旗,送了梁山的革命事业。金圣叹和他的拥护者只看到了它在白色上面涂着的红色,也误认了这面旗子,因此就欧去了《水浒》的后小半,用杀戮的结局来洞吓人们不再举起红旗。归庄这类人物则头为洗是与红色沾上了边的,不管这种红色是真是假,都应一律烧雙灭绝,以兔人们引起对红旗的回忆。他认为金圣叹对《水浒》的瓣改是多此一举,最好的发革命法子是根本不承认世界上有过红旗,完全是一种鸵鸟式的态度。从水浒》作者到金圣叹再到归庄,每然同属于地主阶级的立场,但一个比一余哀动露骨,也÷个比=个更为昏庸。
@评注全图增像五于字书卷首王望如先生评注图象水浒传总论第一武。
②⑧④前仲华:荡蔻志》,商务印书馆版第一卷第一贡。
⑥©·归庄归元恭文续钞*附录《诛邪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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赞扬金圣叹腰斩《水浒》的那些人物,并不全都昏庸,有人就看出了《水浒》原作的奥妙。目本资产阶级学者盘谷温赞扬金圣叹的腰新《水浒》,“取了豪快的前半,“为《水浒》吐其万丈的气焰”①,称得上是金圣叹的海外知音。但侍细一迫究,不对了,金圣叹反对宋江而盐谷温肯定宋江;这可是个很大的分歧。盐谷温肯定的是金圣叹砍过的《水浒》而并不赞成金圣风砍《水浒》的本意。他与金圣叹不同,完全能够领略《水浒》通过宋江来宣扬投降主义思潮的苦心,但是他嫌一百回本、一百二十回本写出了宋汇投降的全过程,未免太露骨了。而经过金圣风这么一砍,使宋江在“梁山泊英雠惊恶梦”这一回中成了壮烈暂鞋的农民英雄,不由得使盐谷温认为“是非常神韵缥缈而留着有无量的感慨的,确使一读不禁拍案叫快”③。是的,金圣叹这一刀欧下去的客观社会效果,是他本人准主观动机上所从来没有想到进的。他主观上想贬低宋汇而客观上却指高了宋江他主魏上误解了《水浒》的本意而客观上却发扬了《水浒》的本意。他不让宋江受招安,是为了使假红色、真白色的你水浒》剥落掉它的保护色,但结果在客观上却进一步掩护了《水浒》的投降主义本质和宋江的投降派真面目,使它们其有了更大的欺骑性。就这样,昏庸的金圣叹对反动统治做了并不昏庸的事。盐谷温清楚地看到了这一点,当然要“不禁拍案叫快”了。至子$拍策叫快的原因还有点什么别的,盐谷温没有说。但后来当蒋介石在抗目战争单大肆进行反共投降活动的时候,有个日本帝国主义分手说出了盏容温所没有说出的话。他竭力吹捧《水浒》“对中国民族的研究是无可比拟的好材料”®@。什么好村料呢?疑就好在鼓吹投降。这个日本帝国主义分子扬官,“今天在重
庆的蒋介E的情况,趣和梁山泊末期宋江的处境和心情很有相同之处”④。看
《水游》就是憨祥地被目本帝国主义者当作对中华民族的败类进行诱降的《好材料”的。
:在《水游》申,宋海佬高佛要狡猾。魏实生活伴的宋江们也此高依仰更雅识破。清传地主阶级申那些反对金圣叹腰斩《水浒》的人,就都支特和拥游宋汇。旱在乾隆年间,就有人重薪拉拾起了金圣叹砍掉的那条尾巴,把它改名为《每國鹿》而单独刊印,并说:“属始行不端,而能翻然梅悟,陈眩易辙以善卖修斯其意固可嘉,而其功诚可不泯”®。用今天的话来税也就是造反该杀授降可@②盐谷温:《中国文学概论讲话,并明书店一九云九年中泽本第四二七页。
⑧:井袋缔诬:'水裤>与申民族多,“九四感年日艾服第一页:
④井坂锦江:《<水浒>与中华民族作者序。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莎头民文学出版社一九击高年版第“鸥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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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清初还有介叫陈忱的封建文人,底对七十回本而赞成一百回本,同情投降派宋江。但是,他对一百回本《水浒》也有不满意的地方,这就是叛徒宋江最后被高俅毒死的结局,太令投降派气短了。为此,他写了《后水游传》作为一百回杰《水浒》的续篇,让燕青、杨林冒死混进金营去见宋徽宗,感动得皇帝当面变奖“宋江忠义之士,多建功劳”@,还让李俊等人受新皇帝宋高亲的册封,在海外称玉,享尽荣华富费,给《水浒》添和了一条光明的尾巴。但无论是拾取尾图或者是添加尾巴,目的都是为了通过不同的方式去鼓励人们向投降派宋江学习,当顺民。软刀子割头不觉死,这是他们比昏庸的金圣叹要狡猾的地方。在那些哀对金圣叹腰斩《水浒》的人中,也有人属于受骗上当的性质。在辛玄革命时期,就有人站在民族资产阶级立场上,否定《水浒》的七十回本而肯定宁百回杰,赞扬《水浒》“纯重民权,发扬公理”,②,批评金圣叹的腰新是《水浒》的“厉劫®。所以如此,这不仅是由于受了《水浒》假象的蒙蔽,把“只反贪官,不反关子”当作是反对“数千年之专制政府”④,而且有着极其深刻的阶级根源。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与帝国主义和封建阶级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从娘肚子里带来了软弱性、妥协性和动摇性。:原谅别火是海了原谅自己。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原谅宋江的妥协和动摇,就正是为了原谅自自身上的妥协和动摇。中国民族资产阶级那种参加革命的可能性和对蕖命敌人的妥协性的两面性格,类定了他们反对高俅而同情宋江,能够识别金圣只这类反革命死硬派而不能洪别宋江这类隐藏在革命阵营中的投降派。这种特点,反映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不可能将中国革命彻底进行下去,即使作为革命的同盟者,也是一个极不可靠的同盟者,常易发生妥协和动摇。·
在这扬关于金圣叹腰新《水浒》的历史争论中,买办文人胡适是各类水物中最狡猾的÷个。这种狡猾,在于他看到予宋江和金圣叹对反动统治都同样有用爱前者也爱后者。他爱金圣叹,是由于他钦佩金圣叹的反革命立扬坚决但他要爱宋江,因为他需要宋注俯和他一起来潮助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征搌中国民族的心”⑤。因此他既永赏金圣叹在《水浒》批注申所表现的死硬派态度,称赞他是“何等眼光何等胆气上®但是,又瓦对金奎以的对宋江汉友为敌。处处把施耐庵恭维宋江之处都解作痛宋江”@,责戥他“護腐”、“可厌”@。湖适对金圣嗅责骂,申来杂着称赞、怨恨中搀和着拎惜的这种复杂心理,既有着他企火政治生莲中的,难言之隐,地疯映了投降漾所特有的共同苦恼。当@·陈枕水浒后传,上海击典文学出版赶一九盂六年版第一四页。@⑧,燕南尚生新评水浒传,查隶官韦局发行。…
⑩蛮:小说小话,地申国小说实料吉典变学出版进九五七年版第三卡老÷三十八贡。
⑤越:且介亭杂文·关手申国的两三件。:,®⑦@蝴适文存卷三《<水浒传考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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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胡适作为新月派首领为国民党反动派忠心奔走的时候,由于在对付革命者的策略上存在着分歧,曾经遭到了国民党反动派的误解,虽说幸免于金圣叹式的杀头,越也着实受了一阵惊慌,吓得赶紧在《新月》杂志上引据三民主义以自辩,总算保住了教授的职位。因此,胡适怨恨金圣叹“误解了《水浒传》的用意”@,竟将属于同一营垒中的宋江问斩。但胡适又怜惜金圣叹的遭到清朝政府的误解,以致忠于封建朝廷的金圣叹竟死于封建朝廷之手。胡适当然也同精自已,为自己遭到反动主子的误解而感到伤心。凡属投降派,身上必定涂有保护色,这固然对于革命人民增加了欺骗性,但也每每容易引起同一反动营垒中伙伴们的误解,甚至误遭杀戮,岂不冤哉枉也!忠于反革命的宋江遭到了反革命金圣叹的误解,忠于封建朝廷的金圣叹遭到了封建朝廷的误解,忠于国民党反动派的胡适及新月派遭到了国民党反动派的误解,这种团团转的走马灯式的历史现象,反映了反革命营垒中一点特别有趣的争斗,一个不大不小的缺可,一种又痒叉痛的矛盾。(《论反对月本帝国主义的策略》)
四
茬这场延续三百余年的争论中,各个不同阶级各个不同集团的代表人物相继登场,分别对金圣叹腰斩《水浒》的这桩公案发表了很不相同的意见。争论的焦点,则始终在手究竟应当如有看待宋江这个投降派,如何看待《水浒》拼宣扬的投降主义思潮。长期以来,这场争论基本上停留在反革命营垒内部。尽管有的肯定金圣叹而否定宋江,有的否定宋江而肯定金圣叹,·有的既否定来远叉否定金圣叹,有的厩肯定宋江而又肯定金圣叹,说法五花孔门,但其共同目的,都是为了镇庄革命人民,只是在定革命策略上荐在着某些分歧而已。、直到三十世纪三十年代末,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一鲁迅参加了这场讨论以后,才使这场净论具有了革命和反革命两旅对垒的性质。鲁迅茬一九二九年发表了《流氓的变迁》,在一九三三年发表了《谈金圣叹》,不仅深刻地谴贵了金圣曳颜国的反动立场,而且剥掉了宋江这类投降派身上披着的華命画皮,与胡适既爱金圣叹又罗宋江的反动立场形成了鲜明的对照。鲁迅尖锐地指出,府一部《水游》,说得很分明:因为不反对天子,所以夫军一到,便受招安。替国家打别的强姿一不‘替美行道的强盗去了。终手是效光。”飞《流氓的变迁》:
:鲁迅批判击代反动派,正是为了批判现代反动派一胡适及朗延式人物。在唳革命营垒中,宋江与高俅、《水游》作者与金圣叹,分别代表着两种不同类型的反动人物。,在这两类人中,鲁迅着重批判的是前者而不是后者,是革命营
①《胡适文存》卷三《<水浒传>考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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垒中的投降派而不是反革命营垒中的死硬派。金圣叉这类反动的死硬分子,其反革命言论和行动是公开的,赤裸裸的,较易被革命人民所识破。而对革命最危险的,是以革命派面目出现的投降派,冒充着马克思主义的修正主义。这种隐裁在革命阵营内部的反革命,比公并的反革命要更隐蔽、更虚伪、更狡猾,同时也更富有欺骗性。正因如此,鲁迅一再提醒革命人民要对这类人物提高警惕。
新中国建立以后,在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的影响下,《水浒》及宋江之流仍被继续得到吹捧。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前,关于《水浒》的大量评论,儿乎都违背鲁迅的论述,美化和歌颂《水浒》所肯定的宋江的投降主义路线。·六于年代初期,当国内外修正主义思潮泛滥时,学术界还曾经刮起过为金圣叹翻案的歪风。修正主义者欢迎在《水浒》问题上的认识混乱,因为这种状况有利于他们推行修正主义路线,搞投降、倒退。当古代的投降派在书籍、舞合、银幕上耀武扬威的时候,人们是不容易识破现代的投降派的。但是,这种状况再也不能允许它继续存在下去了。
毛主席最近指出:“《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
知道投降派。卫毛主席灵说:$《冰浒》项痘贪官,乔反皇帝。屏晁盖手一百Q八
人之外。宋江投降,搞修正主义,艳晁的聚义厅改为忠义堂,让人招安了。宋江同高俅的斗争,是地主阶级内部这一派反对那一派的斗争。.宋江投降了,就去打方腊。”毛主席的指示,深刻地揭露了《水浒》宣扬投降主义路线的本质,指出了宋江搞修正主义、投降主义的真面目,并使鲁迅对《水浒》的论述得以重新阐明并被提高到了反修防修的高度。
毛主席用靓其精辟的马克思主义论述断定了《水浒》这桩公策。·但只要有阶级头争在,有投降派和投降主义思潮在,有修正主义在,《水浒》就仍然述会有都案的可能。历史上,定了案又翻案的,中国有,外国也有。列宁、斯大林定了苏联走于月革命道路的荣,但赫鲁晓夫一上仓,就立即翻了这个案,并为此而重新修改了苏联党的历史,为其篡党、篡政和全面地复群姿本击义劁造奥论。这种定案和辙案的斗争将贯穿在社会主义历史阶度的全进程中。然而,只要華命天民以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武器,深入持久地弈展革命的犬批判,深刻地认识了投降派及投降主义思潮岗危塞稚及其各种表现,修正圭义要翻荣出就难了。因此我们必须认真学习和领会毛主席的指示,开展对《水浒》的评论和讨论,这对手我们党和我国人民,在巍在和将来,在本世笔和下世纪坚特马克思主义、反对修正主义,把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坚持下,都有重犬的、深刘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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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宋江同高俅的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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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最並指出:“宋江同高俅的斗争,是地主阶级内部这,派反对那一派的斗争。”这,一马克思主义的论断,深刻而尖锐地揭露了《水浒》中的宋汇是地主阶级在梁山农民军中的代理人。
从表面上看,宋江和高俅的遭遇的确很不相同。高徠本是个破落户的浮浪子弟,被人告了一状而发配充军成了人人厌恶的社会渣滓。他碰上了一介偶然的机会,依仗一脚“鸳鸯拐”把自己踢上了殷典府太尉的宝座成了暴发户。宋江则相反。他自幼攻读经史,悉孝守法有名声,是个正统的官缘地击分子。·谁知曲手杀死阉婆惜吃了官司,落得个刺配充军散结果;:不仅高无门而且性命难保被逍上粱山当了“宠”。::·
宋注和高俅都不是燕立的个人,而是分别代表了地主陈级内部的两派6宋江这一旅在地主阶级申与高俅这类大狗、饱狗不同,属于小狗、俄狗二类,很不甘心手这种无权的地位。加上他们屡遭高像这一派的打击排挤,受尽些气,就越扼增强了对官职和权萝的垂涎。《水浒》中所描写的宋注同高俅的斗争,就正是地主阶级伪部这种大狗小狗饱狗饿狗之间的一点特别有趣的争斗。宋江从封捷统治集团内部的角逐中败下阵来;在地主桥级失大小小的山美中我不到一埃要身立食之地,为了保存自已以使其后东山再挺,只得“暂借
水泊里随时避难,这就是他上梁山的粮本动机。宋江然环才不遇:零骚满腹,但他一不怪皇帝,二不惩朝廷,限只根“纤度当道助诲佞专权届辔患良”。他此舜臣为淫云,皇廉为白间,跳什么“皇上至圣室明,尽枚好宦闲塞,莉时昏味”。国后必定“云开见且”,并以效忠皇帝,羧相浮云为邑任。正是从这样的思想基础出发:共定了果江必然要在梁山起义架肉部推行一条暴反衡拿、本反皇帝接受整安物投降美义略线。所谓“借得山东烟水寨,:来买风城春色”就生动地表明了来注选择的是一条“曲线求宫”或官“曲线尽忠孕的護路。他散反贪官,反高绿,说到底,不过是海了排除云求管”路上的悸得要了。
来证同高的半争,直接与梁山农民起义的斗争交织在一起。藥山起义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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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改打州府、横扫贪官的一系列斗争,引起了封建朝廷的惊恐。高俅这条在封建朝廷中十分得宠的恶狗,为了报皇帝的青睐,第一个跳将出来,叫嚷着要用武力镇压梁山的农民革命。当他自己的兄弟高廉知府被杀之后,更是在皇帝面前大驾“梁山泊贼首晁盖、宋江,屡造大恶”,称之为朝廷的“心腹大患”,说什么“若不早行诛蜘剿,他日养成贼势,难以制代”。一经皇帝准奏,高俅立即大兴三路兵,恶狠狠地扑向梁山;恨不得将梁山顷刻推向血泊之中。在这种背蒹下,宋江和高像的斗争也由原先的迂回曲折走向了短兵相接。这时,我们第
一次听到宋江在指名道姓地叫骂“高太尉那厮是个心地蓝窄之徒,忘人大恩,记人小过。”·为何宋江如此痛恨高使?这是由于高俅血洗梁山的行动,严重威胁着他“曲线尽忠”的如意算盘,打破了他“专等招安”的美梦。
高绿的征剿梁山遵到了可耻的失败,这是梁山好汉们坚持晃盖的正确路线浴血奋战的结果。但宋江却不权借此打击了自己的对手高佛,还百般笼络抚慰救梁山农民军俘虏的蒿俅走莽彭弗、韩滔、呼延灼等,把他们从高俅一派中分化出来,壮大了自色派的为量,使自己增强了同封建朝廷讨价还价的豉治资本6宋江这个叛徒内年把粱曲发民莘所取得的胜利和功绩,作为他询封建朝廷投降的蔽门砖和垫脚石,这是朴实的梁曲发民英雄们在梦中都没有想到过的。…
来江所处的梁油米泊齐是清一色,高俅所在的封建朝廷内部也不是铁板
一块,双方都在阶级斗争的大动荡中发生不断的分化和组合,形成为五花八问的各种党派。在梁山,圃绕着对封建王朝的不同态度,有革命派和投降旅之分在朝廷,围绕着对梁面农民牢采哦什么策略的争论,有征剿派和招安派之划。各咣各派个接÷个登场裘演,炔而皇现出一幅由种种联系和相互作用交织起来的复杂画面。其中,宋江同高俄的平争是组成这幅画面的一条重要线索,它对各党各派都发生着严重的影响。·,:,,
:先看粱ǘ内部的華命派和投降派。他们之间存在着两条路线的根本分歧。前者反贪官又反皇帝;后者则只反贪官,不反皇帝。他仰终桃的政治目的虽然茶间,但是,在哀资官打高俅这产点上数可以勉强地果得暂时的致。混进榮卧革命队伍的宋江,ˉ以他同高俅的斗争掩盖了他们之间的矛盾不进是地韭阶级内部这一派反对另一派的实赉。:送祥他就把梁仙革命派的视线转移到高棣的身生,而不丢注意同减棘一塔孔出气的迫意,掩盖不他纂权搞修正圭义的反动素质。”就凭着这←招宋江逐步转移李婆、吴用←空阮警華命派反皇帝的先劳询,同时也就逐步改变前这支农民起义秋伍锅革命性质,使它戚了宋江搞地生阶级伪部派系头争的工其。在梁山起义案制将额牌,农林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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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志、柴进等人与高俅有血海深仇,史进和鲁智深等人也都分别从王进和林冲的不幸遭遇中看到了高俅的横暴狠毒。仅管这些人上山以后分别走着很不相同的道路,但在宋江同高俅的斗争中,都很自然地站到了宋江一边。
再看朝廷内部的征剿派和招安派。,他们之间在维护封建王朝统治的根本利益方面完全一致,“而在对用什么途径和方法扼杀农民革命方面却存在着分歧。前者以高俅、蔡京、童贯、杨戬为代表,主张对梁山杀个痛快多后者以宿元景、赵鼎、崔靖、张叔夜为代表,主张以好言抚慰笼络宋江。他们“两派反革命竞赛,一派说我们的法子最好,另一派说我们的法子最好”。双方争宠于殿前,加罪手对方,争来吵去,闹得不可开交。为什么要争吵?这是因为两派分别代表着地主阶级中不同集团的利益。哪一派的法子显了灵,哪一派就可以进一步增强自己这一派的地位和实力,从而使本集团压倒地主阶级卡别的集团,在朝廷上声势炬赫地独揽大权。征剿派和招安派分别从自己一派的利益出发,各执一端,而皇帝则是主张两手并用,一半用花言巧语,一半用大军威胁。先是征剿,后是招安:招安不成,继续征剿,征剿之中,又搞招安。宋徽宗之所以一会儿支持征剿派,一会儿又支持招安派,反映他作为地主阶级的总头目;是征鍘派和招安派共同的后台。,
既然每剿派和招安派对宋江的态度不同,宋江也必然对他们区别对待。宋江是个“夷道纯熟”的地主阶级分子,深知牧师和刽子手的两种职能是块一不可的。但由手他走的是曲线尽忠”的道路,自然也就不可避免地投靠了地主阶级中主张招安的这一派。早在梁山好汉闹西岳华山的时候,宋江就向缩元景私下吐露过,“宋江原是郓城县小吏,为被官司所逼,不得巴啸聚山林权借梁山水泊避难,专等朝廷招安,与国家出力。”因此,征剿派不懂宋江的真实心意,招安派却深知宋江的用心良苦。以后,在征剿派和招安派的争吵过程中,宋江对自己的命运始终捉摸不定,墙惴不安。在剿派得势了,他提心吊胆,忧中夹愤招安派得势了他便喜从天降,笑逐颜开。其实,宋江的烦闷完全是多余的,九天玄女不是早就赠咐进两同“天言”吗?“遇宿重重喜,逢高不是凶。”这就是说,你宋江遇见忠臣”宿元景是喜上她喜,即使碰见“奸臣”高俅弛算不韭是什么凶险。
螺为湖什么“遇指重重喜”呢?如果说宿元景之流是在朝的招安派,那么宋江就是准野的招安派。一个在朝廷里策划招安,反对高俅为肯的征剿派,÷个划在莱业内接受壢安,压制以李逵为代表的反招安派。梁山革命派和朝廷征剿派都发招安,但前者是坚持用革命暴方续压反革命,后者是坚特用反藁命暴为镇压革命。这是两种姓质截然不同的反招安。宋证面临着梁山内外这两种性质e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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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的反招安力量,最好的出路就是巴结和笼络朝廷内的招安派,来它个里应外合,以实现受招安的阴谋。这样做,既瓦解了菜山的农民革命陕伍,文压倒了高徕,岂不是一箭双雕。然后,带着这样一支改变了性质的农民武装去朝拜天手,为封建朝廷镇压别的农民起义军,用广犬农民军的鲜血去换取自己的升馆发财。你看,这简直可以说是一举三得的了。
又为什么“逄高不是凶”呢?那就是宋江和高俅同属于地主阶级,都是农民革命的对象。”他们之间所代表的派别利益虽然不同,但在维护封建地主阶级统治的根本利益上却是完全一致的。'宋江从征剿派对梁山的多次武力镇压中,看出了高俅是个在朝的实力派铁朧人物,便他动了结之心。我们从他不准追杀童贯、乞求酆美回朝善言解救、放走韩存保、党世雄到济州城向蒿俅转达“并无异心”等÷系列活动中,可以十分清楚地看出宋江的地主阶级本性。李逵、吴用、三阮等梁山英雄们浴血苦战,三败高俅,沉重地打击了北宋封建王朝;而宋江这个叛徒、内奸却在对付农民起义军、镇压革命派这一点上和高俅纬成了联盟。就在梁山农民军带节胜利的头异形势下,宋江发布了一项命令,“如若今后杀人者,定依军冷,处以重刑”象高棣这样的粱山元敌,血债累累,不杀不足以平民愤。可是,宋江见张顺水深渌地将商佛提上山来,慌批下堂,给他换上鲜衣美服,请上正座,纳头便拜,口称死罪。不仅如此,宋注述杀华马,大摆筵席,执杯鏊盏,殷勤款待,摇尾乞怜地说:“万望太農慈悯;我拔深陷之尖,得瞻天目y刻铭心,普图死报”。老奸巨猾的高俅为了保命,伴装愿意回朝奏请降诏招安。这一下宋江感动极了,赶忙师首拜谢。丑死了,丑死了。动不动就膝盖发软,完全是=副奴才相。请读者注意,宋江在这里所说的“救找深胳之人”,倒确是一语泄露了天机。源来只要高俅能同宋江一起合作搞垮梁由的农民革命事业,他们之间就可以把宿怨÷笔销。:、然而,宋江和高豫毕竞分别代表着地主阶级内部的不词派别割削拚级的本性类定了他们之间争夺权力的半争不可能有片刻的停韭。‘宋蘧为了实现投降的反动目的,把抓到手中的高佛数了回去。但高俅间朝郑不履行诺言,不仪不奏请皇帝招安,还把萧让、乐和软禁在后花园里。这种情远表明了发动统治阶缓肉部不同集团之间的争斗,同样是不可调和的你苑我活半争。后来,由手朝中以宿元最为首的招安派暂时得势,使宋莲奥现宁投降的宿愿,同高俅童贯合伙去扩不“替夫行道”的强盗,去乎臣虎、诛主疾、讨芳腊。但他们之间绝茶可能国此就相安无事,而是以另一种形武继续着狗啖狗的争吵。宋江为皇堂卖知残酷地杀啦民起义军,崔朝廷上奉该论琐行赏。'但每次都遭到高秫这一派的胆挠和被系,深慈宋江有功高井,灭了官己这一派的藏风。最后宋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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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叛徒被天子封官授职,高俅÷伙更是嫉炉万分。高俅对杨锻说:“这宋江、卢俊义营是我等仇大,今甘倒吃他做了有功之臣,朝廷这等恩赐,却救他上鸟管案,下马管民。我等省院官僚,如付不惹人耻笑?”你看,地主阶级内部就是这个样子,一派得势,另一派就不高兴,一个个都象乌眼鸡似的。根不得你吃了我,我吃了你。最终,宋江还是给高俅的一杯毒酒毒死了,这就是叛徒的下场。
:跳观宋江同高保的争,实质上是地主阶级内部进行财产和权为再分酪的一场闹剧。而宋江只不过是这场闹剧中的一个“三丑”(俗称小花脸。这种角色,正如鲁迅所指出的,“他所扮演的是保护公予的拳师,或是趋奉公子的清客。”《水浒》把宋证静写成清官”和“忠臣”季用意也就在于此。.宋江宾的不“贪”吗取他所谓游人贫苦,頭人之急,扶人之困”的犬量钱财是哪里来的?他用以收买並湖义士的无数金银又是哪里来的?说到底,他之所以反贪官抗高俅,还不是曲于高俅这=派的“贪”妨得了自己这一派的“贪”1在封建祥会里,:无官不贪,这是由地主阶级的贪得无厌的本性所决定:了的。地主阶级内部的不同派别、集国,由于分赃不身有饱俄之差;并因此而发生了争吵。但准保护封建国家机器这一点上,这一群大狗小狗饱狗俄狗琳主子的忠心稚度并没有什么差别,兰宴皇帝主亲受到威脉,它们就一齐扑向:前圭手的敌米。:水游》中的征派招安派和投降派为了侏卫持建主朝,聚集在产起共同对付梁山的革命派,不就是这样一排情景璃?,这运如毛主席所指出的,春种反动派“虽然不能够现国地团结一致,宝然会发生无穷的互相争吵,互相恶骂,互相埋怨,互相抛芽,但毫在有一点上却会互相合作,“这就是用各种方法力图破坏革命势力而保存反动势力”。.,,的
封建社会的圭要矛盾是农民阶纸和地主阶级的矛盾。但是,曲手地主胁级内郁存在着各种代表不榈集团利益的歪同派塑或者是由手对价级斗争的形势其有着不同的估计,他们之向地有利害冲类,池会发生矛盾。从粮杰上说;地主阶级这一旅同另÷派的斗年类不可能超越维护地圭阶级专政的范围。等清官”也好,4贪官也好,都是地主阶级专政的主具。宋莲和商傩的区知不过是笑面虎和青面虎的区剥。笑面和青面之别,是现集凡是卷虎都要吃人才是本质。人们不容易受张牙舞弧扑来的青面虎的欺骑却容嘉授项上挂着数珠的笑面虎所蒙薛,在这宁点上笑面琥往往此青面虎要危腔更毒茅。华高秫的屠刀。杀挎梁砂的农民起义军而米延的欺骑却很快地(解才这支久经沙场能征搬战的农民吼伍。宋江类到了高稼所起不到的张用。正如鲁迅所说的,年敌大是不足與的>最可怕的是己营垒里的蛙出兼多事趣赎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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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手里。”
《水浒》极力渲柒宋江同高俅的斗争,最终目的是为了肯定宋江对皇帝的效忠。小说的一开头就对赵宋主朝歌功领德,接着又莲篇暴牍地吹捧“皇上至圣至明”。在第八十二回和第一百二十回中,《水浒》安排了两处天子骂贪官的情节。一处是当皇帝知道了童贯、高俅破坏招安又打败仗的真相以后,竟然大骂:“都是汝等不才贪佞之臣,枉受朝廷爵禄,坏了国家大事!”吓得童贯、高俅
一度“不敢入朝”,这大概就是宋江所盼望的“云开见日”之时吧!另一处是皇帝知道宋江死于高俅毒手的真相以后,也是怒不可遏地责骂高佛、杨職:“败国奸臣,坏宴人天下”吓得“二人俯伏在地,忡头谢罪”。其实,高俅一派之所以能如此猖狂得势,正是因为有皇帝作他们的总后台。:因此,怎么能够用天手骂贪官来把皇帝和贪官分割开来呢?毛主席说。“在封建国家中,皇帝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在各地方分设官职以掌兵、刑、钱、谷等事,并依靠地主绅士作为全部封建统治的基础”。封建官吏是皇帝的爪牙,他们沆瀣一气地共同组成了封建的国家机器。《水浒》不反皇帝,实质上就是不准反地主阶级的总头子,不准触动封建国象机器。湘反,“却用好皇帝云清宜一类的地主阶级的政治偶像来欺骗人民,麻痹头民的革冷斗志。,既然如此,这部小说所起的作用究竟是对地主阶级有利还是对农民革命有利,难道还不够明显吗?
从宋江同高俅的斗争中,还可以看出一切反动阶级的肉部矛盾都是系可调和的。·他们之间的这种争斗、峡口或矛盾,对于革命的人民是十分有用的。毛主痕早在《论底种甘本帝国主义的策路》一交中就指出“我们要艳敌人营垒中闻的一切争斗、缺回、矛盾,统统收集起来,作头反对当前主要毯人艺用。”今天,我们在同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一切反动派作斗争中,同样应当如此。但是在何时候,我们都不能按敌人营垒中阆的争斗、缺中矛盾所迷惑。修正圭义者中的某些人,出于本集团的=党+派的私利,往往会声嘶力蝎地返对手同4营垒中的芳二党一旅,借以掩盖他竹同掌命犬芪的粮术矛盾,从而运用荪行者钻进皮去的术,在革命仄街内部平着浮多善良的人们筛意想不到的垂猎。磐刘少奇,林彪就都是这样一类人物,他付鞋着共产党员的超牌而干着修非主义的勾当,同古代的宋江一祥,是一伙现代的投漋派。我们应当从《本浒》这都反面教材中吸取散训,总结验,增强在复泰的降线斗争中识别革命派种载警派、马克思主义稚修正主义的能为。这样去做,对手我们在现在和将来,在苯芈皂和下世纪,坚持马克思主义<疾对修三主义g坚革命,反对设降,都有着重失的深刻的毫礼。·1四影条华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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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胡适的《水浒》考证
余秋·雨
胡适是中国现代史上一个臭名昭著的投降派。他叛离五四新文化运动,投降过北洋军阀,接降过国民党反动派和美帝国主义。胡适一生普陆续写了七万字左右的《水浒》考证和评论交章。,投降派论投降主义,很值得一读。
胡适评《水浒》,屡屡提起金圣叹。但他对金圣叹的态度非常特别,一方面,好象对他意见大得很,说“他的迁腐气比三家村学究的更可厌!”①他“无中生有的主观见解,真正冤枉煞者人1”®甚至公开声明自己“不赞成金圣叹的《水浒》评“®,另一方面,他文盛赞金圣叹对《水浒》的评论“何等眼光!何等胆气!④说什么“圣叹的辩才是无敢的,他的笔锋是壤能动人的°,“在小说批评界,他的权威直推翻了主世贞、李贽、钟捏等等有名的批,家。⑤讲的是同一个人对同一本书的评论,为何态度悬养若此?
贬一袭各有源因。乳金圣叹,是因为“他误解了《水浒传》的用意。他不知道七十回本删去招按以后事正是格外反抗或府。”®请注意湖适用的“误獬”这个词。如果《水浒》是一部饭抗政府的书,副改后“格外反抗政府”,就谈不上误解”,如集金圣叹是一个反抗政府的人,主张删掉招安的内容,也不能算“误解”。拾恰是一个忠手封建政府的人在一部忠手封建政府的书上做了这名一件蠢事才使胡适恼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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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貸曾经指出,“所有一切压迫阶级,为了维持自已的统治,都需要有病种杜会职能:
一种是剖子手的职能,另一种是做师的职能。刽子手镇压越压迫者的反抗和暴动。牧师安慰被匪道者,…从而使他们忍受这种统治便他们放弃革命行动,打消他们的革命热情,破杯他们的革命决心⑦但是,并非反动统治阶级里的任何人在任何时候对这两种社会职能的认眼和运用全都一致。金圣叹与《水浒》的作者就有分歧。一部《水浒》,着重描寄了封建朝廷的满种“敢师”一一捧着“丹诏的宿元联张叔夜,举着“杏黄旗“的宋江和片俊义,如何通过不同的途径来“安慰”那些被“道上梁西“的浓民起义军;“使他们旅年革命行动,打消他们的革命热猜,破坏他徇的革命决心”的。金哎生活手农民越义的展夫雷霆和反动统治者“招安”失贩的消息不绝于耳的明未清衬,捍卫封建朝廷的迫切心情使他特别调剑子手的职能,而对帐师的明能方面取了桥乘的态度。弛的主张,知鲁迅指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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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是“梦想有一个嵇叔夜”来杀尽宋江们”®。他手是删掉了《水浒》中“招安”的情带,把这个“杀尽”的“梦想”加了进去,作为结局。
两介结局,:哪一个更符合反动统治阶级的利益?胡适赞赏未经金圣叹删改过的那
一个语
“最末的部分,一平方腊班师之后一还有几段很感动人的文字多如写鲁智深之死,燕骨之去,宋江之死,微宗之梦,都还有点交学意味。”@
方腊被“平”,梁山泊起义军死的死,走的走,一即两支起义军在拚耗中同归手尽,当然要此金圣叹仅仅扫荡一个梁山泊的设计更为毒辣,更为彻底,这是一,更重要的是,金圣叹的设计,虽然露骨地表达了反动统治者绞杀人民革命的无耻欲望,但正如鲁迅指出,“革命被头挂退的事是很少有的”@,要使这个欲望得以实现,并非容易,因此连金圣叹也只熊把它效在“梦”里来发泄,而梦想的力量总是虚弱的,不真实的。胡适欣赏的这个结局,则是用先“抚”后“剿”、“抚”此“剿*彼的阴险手法达到的,不仅反动的艺术效果远比一个梦想来得实在,而且还向反动统治者提供了两种社会职能交替使用的反革命策略。难怪胡适会从中获得“感动”,寻得意味”。日:::
投降派是反动统治者运用两种社会职熊的重要正具。金圣叹“梦想有一个‘嵇叔液来杀尽宋江们”,表明他的怀舞“招安”,与不重视宋江一类投降派有关。胡适责怪他不仪自己根宋江,而且以为《水浒》也在骂宋江:“他看错了,以为七十回本既不避城招安,便是深恶宋江等一班人。…处处把施耐庵恭维宋江之处都解作痛骂宋江。这是他的根本大错。”①胡适认为,金圣叹的这个“错”,与写《荡寇志》的俞仲华“是很相同的”。俞仲华也不同意朝廷去“招安”“强盗”,甚至不许宋江们投降,所以索性用他的笔把他们杀藏干净,使“天下后世深明盗贼忠义之辩,丝意不容假借!”事情是那样耐人寻味:投障派宋江“限借革命以尽忠皇帝,本来是用以欺骗起义军的,结果凳连反动营垒中头脑癃化的死硬派也给骗了。他的不认识自己访面派出的内奸,打了一场“误会仗”。为此胡适要友驽他前“迂瘸”,并蝎力把他们从宋江头上摘下来的那顶“义”帽子,重新越到宋江头上去。他郑重引述衣水浒》最后写宋江临死还“不愿环了我忠义之名”,为怕李逵再反而世他毒死的情节,说这“可算是《忠义水浒传》后三十回中最精彩的部分,是“一节最好的“衰艳的文章”@。而耳对陈批写的《米浒后传》中见延续《水浒》投降主义的部分,无其是皇帝称赞来江为“忠义之击的部分,地极鑽“精彩@。总之,胡适躲躲闪闪地向自已巷垒里的人钢暗示,要透过宋江假借”的伪装看到他的:“思义”本质,别把他“冤枉?了。胡适的这个暗赤应引起我们的瞀觉。金前之辈只着到宋江的伪装而攻他,我们有的同志只看到宋江的街装而挚弛。.因此胡适批判金、俞的“武友为敌”,容观上也从反面批判了某些同志的认散为友。斯胡造把金圣叹和命伸华归为一类,同时又把自己为水水浒》作者的知音,=拜宜扬唯我发掘出了作者的“本意”。着来,儿百年莱反动统治阶级的代表人物在文艺创作和文艺评淹领域,对莱山洎浓民起义的态度也无非是这么两派。金圣叹的删,俞仲华的续,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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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与施耐腌、罗贯中派进行着一种不象争少的争吵。.胡适的考证,则是在二十世纪延续了了这场争吵。但不能忘记:作为反动营垒内部讨论如何对付农民起义的一场论争,他们之闻不芝共同语言。此中情形,很象《水浒》中宿元景、张淑夜与童贯、高豫两派在皇帝面前的争论。因此,胡适不仅不从根本上杏定金圣叹和俞仲华,而且一想到他们的“迁腐”出之于对农民起义的刻骨仇很,就十分能体谅了。他在《<水浒传>考证》的末尾说:
“不懂得明味流赋的大乱,便不懂得金圣叹的《水浒》见解何以这祥迁腐”。“不懂得嘉庆道光间的遍地匪乱,便不楂得俞仲华的《荡寇志》”。@
,:·刚才芬明还在嘲弄他们:一下子又翻成笑脸,用所谓“历史上的关系”来为他们辩解了®,好象在分析历史原因,实际上完全是根据反动的政治标准和唯心更观玩弄着实用主义的避术。金圣叹反招安,胡适说他是因为“亲见明未流贼伪降膏兵,后复叛去,遂不可收拾”®,完全熊理解;金批本虽然有点“迂腐”,但迁得妙,腐得奇,是“永不会磨灭的嵛书”@腰蕲《水浒》转服之间也成了一件“大胆”的美事:“他大胆地把光十回以下的文奎脚了,叉珈上卢俊义的一个梦,很明显地教火知道强盗灭绝之后天下方得太评。”⑩实际上,金圣叹“教人知道”的这个反动逻辑,也是《水浒的主旨,胡适的信条。‘他俯分哎再大头争事烈,也木会改变“灭绝革命以求地主阶级专政的关丽”“太平”这个共同理想。基并此,招安”派与“征剿”派,投降主义的宣传和新尽杀绝的丰张,完全熊、而洱必然会统超来。请春胡适的耳目一触及燃烧手历澳长途和现实击讓上的灾民革稀烈火是马业就担《水浒》的著删、续、专诸家拉减一家,好÷个珷辩的金革暝”国也变戒“柔买的辩动是无敌的了吗平161,…
胡适把金、食画绕着《水浒的一系列反剥作为儿平都说成是一种时代斋要人们不禁要问你胡适的那么多篇《水浒》考证,产生的时桃原因叉是狱么?他肯画尊这祥教训读者等莫把这些小说考证看作我歡你们读小说的文茅”画。好那我桐就滑着这些考证筋历尖背茶和现实政治作用吧。··净片在5i漫胡适评《水浒》主要集中手两个时期:五四运数以后和第茯国的革希酸争失吸以后6拍天的三潮开始低落,获重的乌云压英而来这朴时候,总“有人退伍有人落荒,有头颓唐,有头叛变。胡适就是从五四新文桃运动中叛变出来的代表天物而第一逖国内革命战争失败后彻底投靠国民党反动派;是他叛变的继续他送中这糕的时期写《迷群》评论,无非是两个目的为反动派镇压革命献嫌,己投靠区动派辨护。,心6,胡适水浒传)孝延》和扇考的九台⊙片六兆马年宝四奇文化运动内部在经历过问题与主义的论争和《新青年》发展去海的等夺战之后,经明显地手赖分化6两达斗争,都牵涉到如何看待现存制接和现存攻府的问题6旮迅增明确地表示要坚持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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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物彻底崩波、让“官场总是头痛”@的战斗方针。胡适从资产阶级右翼的立场出发,对自已曾投机参帅过的运动竟发展成了如火如紫的人民革命,感到十分懊丧和害怕。因此一再想方设法地消蚀“五四”的斗争锋芒,告白自已对人芪革命的仇视,一再向反动当局透露杆悔之心,投降之意。最后甚至公开以宋江自比,·连绮混迹五四运动这段经历的回忆录,也于脆名之为“逼上梁山”。.既然如此,他在两篇《水浒》考证中若隐若现地强调了同情镇压、主张招安这两层意思,亦非偶然。有趣的是,他在文中还特地引了忠于朝廷的来江反被朝廷所鲁的情节,论证《水浒》作者是把自称“不幸失身手罪人”而后“归顺”的宋江当作“功臣”来写的,并说这中间有“二种真的感慨”@。其实有这种“感概的,与其说是作者,.不如说是胡适自已。他是多么希望政府当局不要因自已的一度“失身”而误了现代的“助臣”;
很巧,胡适写完此文的第三年,不仅北洋军阀政府没有误了他,莲那个阜被中国人民唾弃了的末代皇帝溥仪,也向他招手了。胡适一口一声“皇上”地在紫禁城里接受了多次召见,进行了不少次“非外人所能知也”的密谈。.被“皇上”召见的次年,一儿二三年,胡适:又写了《水浒续集两种>序》。人付发现,文中最长、最注目的一段引文,竟然就是《水浒后传》冲燕、杨林见道君皇帝的罐节:皇帝当面發扬“宋证忠义之土,多建大功”,要“重加袋封立庙,子孙世袭显爵”而被皇帝称作“草野忠臣”的兼背则不断“伏地谢恩”,杨林出来后还深深地枰梅道,“我的平日在山寨,长践他(里帝》无道,今甘见这般景象,连我也要落下眼泪来。”®紧接着这段引文,胡适评论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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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犬瘦文章真当得“衮艳”之字的评语1古来多少历更小说,无此好文弃…古来写皇帝末路的,无此好文章⑧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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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文出奇的燕烈,感褙出奇的激动,使人不能不怀疑:他在“草野忠臣见皇帝的情书中或许又发现了自母的影子,寻得了自已的足迹,找到,子自已某种感情的寄托?此后,胡适一直以“草垂忠臣”自居,聊谈“自由”、“人权”宇殿外,通交献娟取宠手朝廷。一九二九年六月,正当蒋介有在共产党人和革命人民的血泊中建立的诚革命藏权站住脚跟没多失,胡适又要评《水浒》了。这次写出的《百三十向本思义水浒传序》,对金圣叹的评价越加升级,特别是对他“强盗灭绝之后天下方得太平”的反动思想更是头吹特吹。此外,重新强调《冰浒》末尾崎米江戏患皇帝的部分“很愈动天@。要予獬这篇《永浒》评论的现实意义,可以注意一下此后不久发生的两件事情一是落介若询我红色革命根据地发新了天规模的军事“围蜘”二是蒋介石电召胡适音京遗见,“对夫局有所垂询”。从此,人
所周知胡造遂新从“苹質您”空为蒋家毛朝的4朝廷命官。。
总之镇乐人民革命跑建议一灰次由《水浒》评论中发出,投靠技动剪廷的愿望一次次由《来浒》评论中表达。这→系列事件的巧合也许有偶然性。但正洳想格斯指出,在表面:上是偶然性在起作用的地方;这种偶然推始终是受内部的隐蔽碧的频律支配的⑤。此中:规律就是现代的反动浪必然要从古代反动派那里吸取据杀革命的统治经验,期代的我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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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必然要从古代投降派那里继承卖身求荣的精神传统。
是规律就不会仅仪适用于,一时一事。作为一个帝国主义一手培养出来的买办文人,胡适一生所作的各种投降主义宣传都要归结到投降帝国主义。因此,《水浒》评论也是他宜扬民族降主义的一项间接工具。既然他鼓吹“尽忠天子已不是真对“大宋皇帝而言,那末,这介天子”的身份也就可以不断更替:可以是北祥军阀,可以是溥孜,可似是蒋介石,当然,也可以是帝国主义头子。他在美国留学期间曾写过一首以“主君寿百岁”为结句的歌词,“主君”正是指美帝国主义。抗弭战争前夕胡适曾向日本帝国主义献出过“招安”整个中华民族的策路:“征服中国民族的心”@,更是完全在尽忠日本天皇了。
换言之,《水浒》给了胡适多方面的受用:在阶级斗争中,:他以宋江自比,在民族斗争中,他又希望自已和自己的主子蒋介石之流一起做个宋江,跪帅于外国主子的台阶之下。帝国圭义若对此是很能心领神会的。一九四二年,正是抗日战争的关键时刻,一个日本帝国主义的“学着”在看了《水浒传》后自称“几度拍膝叫绝”。:为什么?因为他从中看
出g
今日居于重庆之蒋介石的立场等,也颜似莱泊末期宋运的境遥”@。说得再明白不过了。蒋介石与日本帝国主义的关系,也即是宋江与皇帝的关系。《水浒》不正按着胡适的心恩,很自然地引向民族投降主义上去了吗?难径这个日本学者要特地交待,“水浒传正如胡适氏所言,是感樽的思想的产物。至于是什么感褙”,何种“思想”,不言自明。胡适曾想用“民族主义”的烟幕蒙住读者的眼晴,说宋江们期行的投降主“义至少有“勤王散国”的价值。可惜他自己及其主子蒋介石以无可掩饰的卖国生涯作了最好的回答。帝国主义者也从侧面提供了有力的证据。“民族斗争,说到底,是一个阶级斗争问题。”只有人民才是民族利益的真正捍卫者。“勤玉救国”与“锄主卖国”之涧;则无深沟高垒。凡投降派,大军一到,使受招安”一反动期延的“大军”到了是如此,异邦别族的“大军”到了也必然是如此。
g浅
中三
懂得了胡适考证和评论《水浒》的这一系列政治目的,我们就能进一步理解他在《<水浒传>后考》一交的末尾锐的这么一段话。:,
·净阳
掌数
等我为了这醉《米浒传》,做了两五方宇的考证4我知递女定有人笑我表不缓蜡”精神与时问了。但我自己党将,我在《水浒待》上面花数了送流桥力当间为是很链得的@。
品泉护
这是在故弄玄虚,自我卖弄。值却又清楚地表明了个投降派对一部宜扬技降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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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小说是何等的重视。阶级斗争的经验告诉我们:凡敌人重视的东西,我们决不能掉以轻心,而应该针锋相对,从中引出必要的教训。毛主席最近指出,“《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为了更好地识别、批判和战胜投降派,我们也不妨学一学敌人,在评论《水浒》上舍得花费点“精力与日力”。
胡适早在儿卡年前就预感到了马列主义是投降主义的头敌。因此,在那马列主义开始传播的年代,他诱骗人们“自已虚心去看《水浒传》,不必怀着一些主观成见@。这里所谓“主观成见”者,显然是指他所厌恶的“主义”一正确的思想武器,革命的世界观。后来,他索性一语道破,声称他摘小说考证都是为怕读者“被马克思列宁斯大林牵着鼻子走而提供一些“防身的本领”@。在《水浒》考证上他“防”来“防”去,就是“防”马列主义对投降主义的批判。敌人的言行从反面显示了马列主义和投降主义的原则区别,大概也可以使那些总喜欢把投降主义解释成“历史唯物主义”的人们头脑清醒一些吧。真理和馨误水火不相容的客观事实说明,我们只有牢牢举握马列主义的思想武器,才能在《水浒》的评论中,彻底批判修正击义和投降主义,把湖适之流憎拚命阻挡过的无产阶级革命进行到底。:.·
胡适的一大堆《水浒》考证和评论能起到这祥的作用,那末,无产阶级将永远象感谢《水浒》这部饭画教材一样感谢它侧。、
g胡适文存710过。
胡适文存》760页。
@.胡适文存岁710贡。
⑦《胡适文存三集656贡。
③·胡适文存711货。
国《胡适文存766贡。
④·胡适文存704贡。
@《介绍我自己的思想,胡适文选24錠。
⑤:胡适文存三巢666页。
迅:1921年1き日胡适
⑥胡适文荐沙764黄。·
@.胡适文荐>789项
·@.第国际的破产,列宁选集第二卷
@《湖适文祥三集215二217页。
今八638页a、:
⑧《胡适这存三集>27页。,:一
@,《南腔北调巢:谈金圣叹,《倍迅全集
@胡适文存三巢664页。
第垂卷121一122页u
®:路德维希:费东巴喻和德国古典哲学
回:胡适文存三集.654武。
的终结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
⑩一意闲集·铲共大观,.符迅舍集第纳
243煎9
卷118=17:贡。
自本人应该醒醒了,独立评论42典。
国葫通文存64武。
@并坂锦延水浒传新考证,满洲书籍配
@胡适文存788=789贡。
,给株式会社。
©胡适文存三染217页。。年
,胡适文存800页。
观c瑚适文存76467演。,·:国胡适文存762页。
@胡适文春75碳群警·:画介绍我自已的思想,湖适文选24页。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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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颂什么,反对什么?
评《冰浒》的投降主义本质
徐缉熙
《水浒》究竟是一部歌颂农民起义的史诗,还是部反对农民起义,宜扬投降主义的反面教材?最近通过对毛主席指示的学习,受到了一次深刻的思想和政治路线的教育,想柱这里讲=点自总的认识。·
毛主席指出:“《水浒》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屏晃盖于一百⑥八火之外。一针见血地指出了《水浒》宜扬投降主义的阶毁本质。只反贪官,不反皇帝,这正是一条反对农民革、酸吹投降主义的反动政治路线。反对所谓的“贪官”或“烁臣,示正是为了忠于皇希,患手朝廷吗:《水浒》之反贪宜,如同宋徽宗骂高律等“败国奸追,拆彝天夫下一祥,主定点就在手要维护地圭阶發的国家和一统天下。在《水浒》中,皇蒂、天、朝廷(国家是三位一茠的稀念。皇希并不是什么超阶级的单个天,而是地主阶级和封建制度的总代表。朝廷就是国家器,是一个阶纹压迫男一个阶级的机关。皇帝与朝廷又都是以“天”的名义来实行统治的。不反皇帝,就意味着不反对地主阶级,不反对地主阶级的反动专或和封建制度。宋江在受“招安前是“替天行道”:也就是帮助封建统治者以“天的兹必实何琪反动您治之“道。“招安”以后则打越了“顺天、“护国”两面反革命大旗,打方腊去了。从华替夫行道”到顺天护国”,这也:正是《水浒》沙所鼓吹的技降主义的政治纲领。不反皇帝,那就必然要倒过来反对云切敢宁“背,”皇帝和明廷、造地主阶级反动统治的反的农民革命。有伞封建文人州夫涤余人的,说《水浒》能“化血气为德性女超到“盗弭的作用言盔弭者,制止和消夹农民起叉也。这倒是一箱道破了《水浒这部小说的爽妙所在。7了封建社会的基本矛盾是地主阶级和浓民阶级的矛盾。以农民起义为题材的《水浒》有设有反映这一基本茅唇呢款没有。它写的是似米江为代表的“思臣义士”同以痛使为我裘的“金食°、年巨的矛盾也就是地主阶级内部这一浪同那一派的矛盾。《水浒证寒用谜样的矛盾抹煞和掩盖广阶级矛盾。《水浒》竭为骏吹这释÷种观点地主同农民在皇帝、朝廷天以至清官忠臣的何题上,是没有年荷矛盾前,是完金宁要的。皇箭是满个阶级共同拥戴的。换何话透农民前地主一样,拥护封建制度拥护封建统治拥护地主蚧绥的反动专改而地生包插皇帝在内,同农民一样,也是反对贪宜和年感的那末还有没有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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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阶毁和农民阶级的对立和斗争呢?没有了。,农民还要不要再进行反对地主阶级的反动统治的革命头争呢?不腑要了。所以“聚义”必须代之以“忠义”,而晁盖的坚持农民起义
的路线也必须用宋江的投降主义路线去加以修正”。
,正是从只反贪官、不反皇帝这条投降主义的反动政治路线进发,《水浒》对革命派剂我释派对地主官旗和农民阶级采取了截然相反的态度。请看书里的三种鲜明的对比:
一种对比是:《水浒》对待方腊和对待宋江的不同态度。《水浒》写了四支农民起义军:方腊王庆、田虎这三支农民义军,都是不“替天行道”的,不受“招安”的,他们敢于造关米皇帝的反,同大宋王朝唱对台戏。,如果《水浒》真是歌颂农民起义的话,那首先应该敢颂他们才对1尤其是方腊这支义军,其规模和影响都远远超过宋江那支队伍。可是《水浒》对他们采取的恰恰是彻底否定和深恶痛绝的态度。谁给抓住了,都是千刀万刚。对方腊本人,更是竭力加以丑化。可对宋江这个投降派,则是干方百计加以美化:又是“呼保义,文是攻时雨上应天星,下合童谣天上有九天玄女傑驾,人间有儒释道三教护法。朝延老雪有天子卷顾,“忠真保举,四海之内,刘英雄豪杰,闻名即拜。:方腊在书中受尽唾醫,死则受刚三日示众,惨毒己极而宋江生前鼎食,死后封神,受尽柴耀。《水浒》“有诗为钲宋注重赞并官日,列腊当剂受刚时。善恶到头终有报,只争来早与来迟。”对比是间等强烈爱增是何等分明出《水浒》把宋江树立为“眷”的典型,把方腊树立为“恶”的典型,分明是要人人都学米江,不学疗腊,萼人何都象宋江那祥生就一副坟颜媚骨,向封建统治者屈膝投降,并为之效患葉而不要象方腊那样做反抗地主阶级的反动统治的造反着革命者。:如果真熊这样岂不是就可以使农民起义消弭于无形之中了吗?
另一种对幽是+《水浒》对待晁盖和对待宋江的不同态度。《水浒》对待梁山泊这支头军世并不一律歌领而是有龚有贬。.粱山义军中有革命派,有投降派。而《水浒》则是香定前者而歌领后煮。晁盖实际上就是梁山义军中的方腊。晁盖七基聚义,智取生宸纲,长了華命大保的志气,灭了地主、宜低的威风,最后反上梁山,清除了玉伦的关门生义路线扩大起义武装,见固藥山泊根据地:对这些行动,革命派认为好得很,而米注咖认为是逆天大罪,法度雅容,要买兆族:来江的春法,就基《水浒》作眷的看港。香定晁盖正是为革肯定米江。《水浒担晁盖同来河作了个此较“在泉盖悉托胆称主:岿关及拿推宋江肯瓣群保义,把寨为头。晁盖敢于托胆称毛,死自要和大宋皇帝做个对头学这在作者養来当然是可雅得很所以一定要祉他及早死在地主武装的写箭老下。而来注不狙格守·“忠义,帝意盼望“拥裳”,而且眷手用义的似链,把灰民义军送进投降主义的死湖饲所以推有宋江在粱山泊“把暴为头”,才能使作者称心,封建统治者放迹是
。有人或许会问,米江养是私效子晁盖妈?不是把晁盖看作心腹究弟吗?其奕,私放晁盖不速是《水浒》为了美化宋江而珈上的一笔油彩。这一特节把宋江打扮城梁山好汉的救褕恩水”,从前给来江上俄下一笔政治获本,为他将来寒在梁迪义军的领导杖铺采道路《水浒》处处痈鬼盖为宋汪做铺垫即使这样猴着还唯港人们把米江同晁盖等拉齐规,所以排来江再申言他对盖的道反行为是友对的他根本不恩同晁盖柜们沾边,生逆天理,示逮父教做家志不孝的人”,竭为与艺辩界限。如果不是杀了阎婆借文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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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黄蜂刺,他是宁死不肯上梁山的。所谓“心腹兄弟”,原来是两股道上跑的车,走的根本忝是条道。
第三种对比是,《水浒》对待李逵同对待卢梭义的不同态度。我们之所以要把《水浒》
这两个人的态度作个对比,是因为一个是出身雇农的真正的劳动人民,而÷个是豪绅地主和夫富商。李逵无疑是梁山义军中最富于革命性的农民代表,《水浒》却把他丑化成凶神恶煞,以杀人为乐。见了百姓也是不分青红皂白地“排头儿砍将去”,甚至连来投梁山入伙的韩伯龙也被他杀了。又因为李逵是个贫苦农民,《水浒》就把他丑化成一个鑫汉,谊染他的粗茵和莽撞。甚至写他杀了人还吃人肉(杀了李鬼,吃李鬼的肉)。《水浒》写宋江、卢俊义等人,笔墨是何等庄重,而写李逵,用的完全是躏弄的笔墨;故意引人发噱,连李逵下山接老母地嘲弄了一番,让老母给老虎吃了,事后来江等人听了还“大笑”我们透过《冰浒》的丑化,分析李逵这个形象,不难看出李逵是当时真正的革命农民的代表,应该充分肯定他的饭投降的革命立场,但是这位农民英雄在《水浒》中显然是被歪曲了的。请看《水浒》给李逵的一首诗是,“家住沂州翠岭东,杀人放火恣行凶,不搽煤墨浑身黑似着朱砂两眼红。从外貌到他的反抗牲格,全都加以丑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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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之相反,《水浒》对卢俊义这个意绅地主的描写,却使用了种种美丽动听的语官来加以美佬。卢俊义对浓民起义怀着刻骨的仇根,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是“一心只要捉强人;那时方表男北志”6他的“平生之照”就是要把“贼首”“解上京师,请功受赏”。这样一个反动家桃却菠称颂为河北蕊绝,“北京犬名府第一等长者,连维号也特别雅玉麒麟飞麒麟在封建社会是高贵的象征,是剥削阶级所谓的祥瑞”)。《水浒》海芦的外表是“威风瘭浪,仪表刘关神”,写卢的性格是“忠肝贯▣,性气凌云“。《水浒》还特意通过宋江之日,摆了卢的三条好处什公“有贵人之相”啦,什么生于富贵之家,长有豪杰之誉”啦什么“力敌方人博古通今,天下谁不墓风而服”啦,真正到了十全十美,无以复加的地步。宋江这么说,以及他那“让位”的一番做作,‘一方面是要抬高卢的地位,一方面也是要当着众人的面立下谁有资格当梁治的头儿的标推。如果你不是“生于富贵之家”,长有“费人之相”等等,那就靠边站吧。合乎这个标准的,除了他宋江和卢俊义,还能是雅?
“歌领什么,反对什么这是文艺创作的根本问题。在这个问题上,表现着一部文艺作品的阶级本质和政治倾向。从以上三个方面的对比中,就足以表明《水浒骸颈的是地主森绅是混进农民革命队在搞修正主义的找降派、反革命派,而反对的是袋民革命和一切坚持起义、反对投降的革命派。这就说明它术是一部歌领农民起义的小说,而恰恰是一部反对农民起义的小说。
有种说法;认为《水浒》虽然写了宋远受招安”,但却让宋江被#死了;这说明K水
浒》是批判和否定了宋江的按降的。这种说法其实是没有道理的。《求浒》之歌颈来证,恰拾就是要歌颈他的患必”和投降,所以连关涤余夹地说,“《米浒》惟以招实为心而名始传,其大忠义地。“推以招安为心,所以才有九夫玄女的法旨“和天带,才要把晃盖的聚义厅改为忠义堂,打起替关行道”的旗号:才有七十一间“尖聚义”时来江领头的宜春,以及宋江和燕清等人的东京之行对这一切;《水浒》都是予以背定和赞领的。八牛云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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宿元景奉诏招安,《水浒》马上用一首诗来欢呼封建统治者“怀柔”政策的胜利,“一封恩诏出明光,伫看梁山尽束装。知道怀柔胜征伐,悔教赤子受痍伤。”待到宋江投降以后,《水浒》更是大肆谊染宋江受“招安”的场面、过程和“朝京面圣”的“盛况”。宋江军马进京,宋徽宗率领百官亲临检阅,“喜动龙颜,心中大悦”,赞道:“真英雄也作者还硬拉上“东京百姓军民,扶老鄞幼,追路观看,如睹天神。”这能说是在批判“招安”吗?
至于宋江之死,书中写得很清楚,是因为高俅等看到天子4重礼厚盟宋江,教他上马管军,下马管民”,推恐被宋江夺去恩宠和权力,所以才设计毒死他。这本来只是狗咬狗的斗争的延续。《水浒》对高俅等的计策,用诗评论道:“自古权奸害善良,不容忠义立家邦。“批评的是“权奸”,歌颂的仍然是宋江的“忠义”。《水浒》写宋江吃了毒酒后,对天子、朝廷依然毫无怨言,一心想的依然是“忠心不负朝廷”,“临死前还设计毒死李递,为封建统治者除了这股危险的“黑旋风”,“尽忠报国”,可渭至矣!·这样谊染显然是作者为歌颐来江为主全忠仗义”而最后添上的浓浓的一笔胭脂,至此,作者心目中的理想人物,才算是最后塑道完成了.。这又怎么熊淡得上是对宋江投降的否定呢?
《水浒》作者,经历了元末农民大起义,恐惧农民起义的巨大威力企图通过《水浒》来传播地主阶级分子混进农民革命队伍搞修正主义、极降主义的反革命经验。他之希望有宋江这样的学及时雨”,正如金圣叹之希望有个“嵇叔夜”《荡寇志》的作者俞命伸华之希望有个“陈希真.本质上是一回事。不同的只是《水浒》认为“杯柔避征伐”,而金、俞却认为征伐”胜“怀柔”而日。“怀柔”和“征伐,本来是反动统治阶级交替使用的反革命两手政策什么时候鼓吹“怀柔”,什么时候跋吹“征伐”,则是由具体的阶级斗争的条件所获定的《水浒》作者生活于元末明初当时明王朝刚刚建立,所以重在“杯柔”,希望有宋江这类投降混来帮助明朝统治者消弭农民起义。金圣叹生活于明代末年当时,以李自成为代表的浓民起义军席卷全国,明朝统治者“招安”、“征剿”的反革两手都已失败,明王朝的覆灭已势不可免。在这种背最下,站在地主阶级反动立扬上的金圣叹只能梦想有一个“神人”嵇叔夜出来担农民起义渐尽杀绝。俞仲华生活于清代后期,农民起义也色遍地掀起,他死时离太平天国革命只有两年,所以他也希望关上降下一个陈希真和陈霸卿来帮助清朝统治着扑灭灰民起义的烈火。但是不论他们在“桥柔”还是“征伐”的问题上主张有何不同,在维护封建统治、消灭农民起义这介目标上,却是完全一致的。实际上,《水浒》里征剿”券腊时的米江也就是一个陈希真或者说陈希真,也就是另一个米江。不过,个是公并的安动派,
一个则在一段时闻里曾经是不公开的、隐藏在浓民起义军内部的反动派而已。片《水浒》这部反面散材,有其一定的欺骗性,只有坚持马克思主兴峋阶级观点,才能遥过很象认滑本质。有比较才能鉴别。看看《水浒》歌颐什么,反对什么,就是一种此较。对我衍文学评论玉作者来说,同样有一个歌领付么、应对什么的间题。我付一定要努力通过这次《水浒》的评论和讨论,认清《水浒》宜扬投降主义的反动本质,认识什么是找降派,在斗争中蓬步提高祺别马克思圭义和修正主义、正确路线和带误路线的能力,提高阶绥头争和路线头争的觉悟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水来丛而能更好地为执行毛主的无产阶级革餐命路线、为现固无清阶薇专政而战斗。,·莲米:、浅等球
年47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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贤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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斌论·吴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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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智明
完绍元
“臭用的一生,经历了染山消浓民起义及兴起、发展到失败的全过程,并且由于他一直担任梁军师的要职而始终被卷入了斗年的镟涡。因此,吴用在《水浒》中成了引人注目的人物6,、:.
吴用出身于知识分子。但从他:“藏一顶桶子祥抹眉梁头巾,穿一领皂沿边麻布宽衫,腰系一条苯褐銮带”的打扮,以及与贫苦渔民三阮兄弟的亲密关系来看,他的经济地位和政治地位都是比较低示的。在农民革命风起云涌的年代,每一个人都要根搭自言的阶级立场表明=定的蒸度。“吴用就以华智取生辰纲的革命行动,表示子他反对封建统治阶毁、赞同农芪造反的鲜明应场。当刘唐提供了梁中书搜刮屮方贯财花要送到东京为文人宰相蔡京庆贺生辰的精报以编,吴用当即表示支持晁盖夺取这“一套不夹之财评,并主新申莲了阮小院小玉噬小七积极参加,制订了“力则取,智如智取的战染方案终宇在潢泥网打响了这漂薨的一仗6这县臭用早期革命活动申最光彩的篇章。上,:1,紧接着,冥用生了梁山。他来这里既然是搂奔农民革命,就必然要与不别火革命的自衣秀生王轮发生尖锐的矛循。吴用根本看不起满脑子儒家思想的王伦,他支持朴冲的火并行动,为农民革命的发展搬了一块绊脚石,庆而确立了是盖在柔山闹领导地位。以后,吴用忠实地贯狗执待晁盖坚持表民起义的革命路线,协同晁盖在梁山电粒、造離、扩军器、禁练军马杀败进铡宜或面了衣民革命根据地。在宽盖璐线指下臭用蒂心策划和真接参摊的一系列战斗,如反征州,政高唐,破青圳,闹华山都沉重莉击了封建统治阶篆及其爪牙,取得了漭煌的胜利,为实现“要和求皂帝做小对头的伟且标奠定了良珲的基础。:
晁盖套梁面事业逐步兴任的时候不幸箭硒鞋,是个沉痛的损失。在这个类链时刻吴用能不能继续坚持晁盏的正确降线影并且同舞改晁盖路线的我降派宋花进行有为的半争就成了他面隘的一扬严竣考验快沙·r,+宁:吴角对宋江的认识也是有半个进痒的。他们本是郓城县同乡,但由手一介是社会越位低亦的乡村鞍缠,产个是封建衢的官僚鱼是佳居咫尺,无缭难得观面。吴用同来江的第衣会面是在晁盖庄上。当时,吴用被米江官着风险到东溪栉通风报篇骏晁盖的义气行为嶄迷惑,秋为若非此人报,都打在网里,儿乎把宋江当作首激命嗯天,兵是云味地感激6宋江在被刺配江州的路上用一大推忠幸的说教拒绝莱曲好汉刘唐等夹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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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上山,甚至唯恐“擅动了国家法度”而不让花荣为他解除脖子上的枷锁。这时,吴用凭着自已的政治敏感,看出了宋江无心上山,就断然采取了与刘唐、花荣等人相反的态度,将计就计地对米江说,“我知兄长的意了,这个容易,只不留兄长在山寨便了”,轻描淡写儿句话,抛地把这个封建王朝的忠臣孝子打发出了苹命根据地。后来,宋注为了权偝水泊里随时避难”混进了梁山,企图窜掇浓民起义军一起投降的面目逐步露了破绽,吴用对他的防范也就步步加紧。`凡米江独自带兵外出,他总是紧紫跟随而至,一定要亲自参与作战计划的制定和战斗的指挥,使宋江受到了一定的约束。晁盖脸死之前,并没有明确自已地位的继承人,这反映了他对宋江已存有一定的戒心。对于这一点,吴用是心领神会的。所以在晁盖一死而梁山又不河三日无主的情况下,他并没有忘记晁盖的遗嘱,只是劝宋江暂"充梁山第一把手。他当着大家的面说,哥哥权且尊临此位坐一坐,待日后别有计较。”当时来江继位已是大局既定,吴用能讲这一番话,不能不说是十分河贽的。说的虽然委婉,用意却是很深:末江二一旦不称职,‘就可加以撤换。吴用为宋江坐第一把交椅留了二个余地,这无疑是对宋江搞按降主义的一个聱告,同时也提醒了藥山好汉们对此要存所普楊。自从宋江在菊花会上公并抛出了望天玉降诏;早招安的投降纲领以后,梁山内蕃招安返招安的斗争达到了高潮。吴用不肯按降,同李逵、阮小三、阮小宝、阮小七等人站到一边与宋江进行了必要的平年。·宋远急急乎要巴结李师师走后门,猎口进东京去观灯,此事首先起吴的林蜒,·他明确指出不可”,:坚诀进行劝阻。宋微宗派陈太尉前来招安水浒军,宋江大喜,推备放下武器接降。吳用挺身而出批驳子宋江“要了招安,得为国家臣子的接降主义理论,主张丢掉幻想,武力回击。他说:“等这厮引将犬军来到,载他着些毒手,杀得他人亡马倒,梦里也怕”,这是何等的气概啊】待到阮办七输换御酒,季递悉扯招非,挫败招送阴谋以后,宋江为此而脑羞成怒,吴用就再一次警告宋江,“休执迷招安”紫接着吴用亲自部馨斗团结藥山好汉一连打了好多次胜仗,粉碎了童盘、髙棣
亲领L十穷疲动军队的画剿”。当朝廷派人第三次招安时,吴用依靠季递、三玩等革命派
猴好了战乳谁备,到时向花荣使了个眼色。一箭射中了宣读诏书的天横的面门,冥次挫败了招安阴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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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江重通朝延受招安以后;吴用的革命热褙受到了严重的窒息。他虽然满杯着对晁盏路线的深厚感情,同宋远继续在一定程度上作子斗争,但这已是兰浪低手号浪了宋江
一接较招安硬珀不及待地要“起送备家老小还乡,拆殷油寨。吴用不同意,要求宜留众莹眷在寨”,想借此保存梁事业复兴的一线希望,流露甜了他对这块自己亲手参加创建的埔命根据地的恋慕感稍。在征讨玉庆班师回京筵中,三阮兄弟等水军头领找英用商量重上梁山犬计的时候,他又为这些渔民兄弟的革命热情所感染和哎动;向宋江暗示了再举起义大旗上莱的思遮趣。可根的是;这一定以挽回衣民革命事业的圭张却被宋远的套义*理论压了下去。送件兼,在《永浒》中就成了笑用反相案、反投降的尾声,从此便再池不酸多首了名磨的长小藏:、片·话影蒙双圭动串连兰阮見弟参加智秘型辰纲的平争到在受招安后不能坚洪支持三院見弟重非梁山举义燕吴用走完了一段曲拆的革命道路以后,吴用迫不得已粮箱宋江去折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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腊但恤的邀训并没有使他清醒过来,.他摆脱不了宋江的反动的“义”的羁绊。宋江要怎样他也只好怎样。·征方腊回来后,梁山好汉们死的死,散的散,这一切对吴用的刺激是很大的。他流满了弧独和抑郁的情绪,“只带了随行安童,去武胜军到任”。在那里,他再也看不到李趣般猛烈的革命旋风,再也听不到三阮兄弟般激昂的反抗呼声,因此“自到任之后常常心申不乐”。.出路在何方?吴用茫茫然然,徬徨着,苦闷着,终于想到了绝路,为宋江的死而死了。吴用缢死在米还莲前的悲剧,为这位出身于知识分子的梁山革命家作了结论:其要知识分子所特有的软弱性,、动摇性没有在革命实践中得到彻底的克服,最终免不了要走向妥协。
·:在最初以酸产农民、渔民和手工业者为主力军的梁山革命队伍中,知识分子并不只吴用一个,象美伦,萧让、敬等人都是。由于各大所依附的阶级不同,参加革命的动机不同,因而最终所走的道路世是很不相同的。正如列宁所说的那样,“革命将第一次给各个阶级以真正的政治洗礼。这些阶毁将以一定的政治面貌在革命中出现,它们不仅会在自总的思想家的纲领和策略口号中,而且会在群众的公开的政治行动中显示出自己。”梁出韭备自代表不同阶级利益的知识分子在革命运动中的表现和归宿,就深刻地说明了这
一点。那个最早开辟寨的王伦,本是个落第举子,因为在地主阶级内部的角逐中受了“鸟气”才走上染出。但他上山讲不是为了革命,仅仅是为了通过打家数舍捞到他在“考场”申没有捞到的功名富贵。他这个人,参加了革命怕革命,心地狭窄,容不得人把许浒多爹要革和的人的拒之于梁山大门之外,严重阻碍了农民革命根据地的瑰固和发展。王轮这样的投机革命、反对革命的没落阶级的文人,最终遭到林冲火并,落得个身首分离的可耻下扬是罪有应得。同是落第举子的蒋敬,与玉伦就很不一样。他“科举不第,套文就武,桥着对封建社会现实的不满走上了叛逆的道路。在从黄门山落草揭竿到上梁山泊入伙聚义的长期斗争中,他逐步得到了改造,革命觉悟还步有了提高,即使宋江路线在梁山完全了统治地位,他也决不肯同流合污。级后,在宋江踏着农民的血泊接受了宋毛朝封官授职的情祝下菴橄却裁然辞去朝廷的授封,“回理州为民”,不愿意追随宋江为封建统治阶级卖。这种斗争方式虽不足为训,却也表现了他对宋江投降的不满和抗议。与蒋敬不同,萧让是热裹于银着米江投降主义路线跑的。萧让本是“济洲城里一个秀才”,因写得一手好字被吴用瘦计赚上山来。但萧社山并不意味着给梁山农民革命辩添兰份力童,反而成了投降派朱江的个忠实走卒。这个不背转变地主阶级立场的返数知识分子,曲手得到了宋江的赏识和重用,孩据了“举管行文走傲调兵遣将“的要职。.在来江瓶的兰系列找降活动中,萧让一直是跑在头里,花得不亦乐乎充当了极可耻的角色。排安后他在蔡太师腑中受职”,继缕为封建统治阶级作鹰犬,终究是个斑才。:气在梁山的知识分手中间,吴用是比较杰曲的一个。由他接近下层劳动人民,華布质史悠久,威望较高,地位也较高,在革命中所发挥出来的作用世此较头。列守说知识分子“兰旦接近了人良,就会在这个头争中成为一支旦犬的力叠。它自已虽然软弱无,但是能够给小资产者和农民的极广大阶层提供他们拾拾缺少的东酋:知识纲领、领降、组纸”吴用投身手农民革稀以后就起到了这种作用。从某种意义上说,吴用称得上是农民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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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智多星”。他的革命性虽然远远比不上苦大仇深的李逵,但他比较地注重斗争策略,比较地善于做敌人营垒的分化瓦解工作,这却是为李逵所不及的。三打祝家庄就是极好的
一个例证。宋江为了捞取政治资本,”自己带兵攻打祝家庄,“两次都因榜况不明,方法不对,打了败仗。”后来晁盖派了吴用下山,纠正了宋江的错误作法,才扭转局势。正如毛主席所指出的,在二打祝家庄以后改变了方法,“从调查情形入手,于是熟悉宁盘陀路,拆撒了李家庄、扈家庄和祝家庄的联盟,并且布置了藏在敌人营盘里的伏兵,用了和外国做事中所说木马计相象的方法,第三次就打了胜仗”。三打祝家庄的前两次失败,是由于宋江的指导思想不对,方法也不对,第三次成功则是吴用出色地策划指挥的结果。吴用忠实于晁盖的坚持斗争的政治路线,在军事指挥上表现了出色的才能,赢得了一系列的胜利。这个功绒是不可磨灭的。:
历更的现象是复杂的,·在相同事件的背后蕴藏着极不相同的动机。吴用曾经使用计谋甚至亲自出马把李应、朱仝、卢俊义等人赚上莱山,这一点就与宋江的投降行为犬茶相同。吴用为的是分化花解敌人营垒,为革命队伍团结各种不同的幼置,巩固和扩失革命阵营。而宋江收降关胜、呼延灼、秦明,勾结卢俊义,为的是招降纳叛,扩犬投降班底,为武解革命阵营、技降朝廷作组织上的准备。以后,来江要尊推卢俊义必坐藥山第一把交椅,就完全违背子吴用的当初照望因而遭到子吴用一再巧妙而坚获的抵脚。再如对关胜,吴用和宋江的卷度也截然相反。米江称关胜“义气滚然,始终如一”,对派他出击大名府是一有个散心吴用则平分杯蜒,有所瞀锡决定4再差良将,随后监督。对片俊义、关胜的不同态度,说明吴用和宋江老间在依靠谁的问题上是有过斗争的。因此,不应当把吴用的分化死解敌人筒宋江的招降纳叛混为一淡。当然,吴用对宋江组织投降班子的认识有一个过,在并始时缺乏足感的警惕,而一且大势所趋,术已成:,他没有也不可能力挽狂澜。比求江通过类雄排座次,一再贬低、压制粱山革命派将领,一再提拔重用梁投降派将领在当附的情况下,灰威垫和地位来说;唯一有可能起来抵制的应当是吴用,但吴用并港有这样做,反前÷再迸就子宋江。这藏是吴用的软弱性的又一种表现了。魏吴用兰生的经所和纬局,生动地证明了“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香是决定一切的”这个伟大真理。在晁盖些持农民起义的正确路线卞,吴用运筹推醒布阵排兵在革命斗争申充分发挥杰出的或治、军事、组织才能。相皮,在宋江技降主义路线统治下这个曾经充满匪盛革命热褙的优秀人物,最终竟自缢身死,成了反动路线的牺鞋品。、吴用在正确路线指引下是一步二步前进的,而在反动路线统洽下如是不油自主地步一步后退的。他的结局从发面待诉了人们一个道理:知识分子只有和革命共同着生命才能有所作为,这个教训是深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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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宋江“上山
历史上在何一次伟大的革命运动,犹如汹涌澎湃的潮流,难免鱼龙混杂、泥沙俱市。《水浒》申的宋江就是农民革奋潮流挟带而来的泥沙。他“身居水浒之中,心在朝廷之上“,在舞春了梁业起义军的领导权后,推行了一条投降主义路线以“上山”图“官爵升迁”。宋汇的这条设降主¢略线,阜在他“上山”以前,就埋下了深刻的阶级根源和思想根源。头清宋江生山“的来龙去脉,对手认滨宋江推符投降主义路线的必然誰及其本质,是很有意义的。其然水浒的作者写宋江“上山的来龙去脉,目的是为了美化来江为他4生当庙食死侯,男子平生去甚翻”:的英雄结局作伏笔。但如果我们运用阶级分析的方法,完全河以拨开重重迷雾揭示出米汇“上山面的真实本质。:产:·毛主席指甜:“地主阶级对宇芋农民的残爵的经济剥脚和政治压迫,迫使衣兵多沃她举行起义,:以底抗地主阶级的统治。迹是农良起义的根本原国和普遍规律。“智釀生晨纲就是生动的-一例培阮氏三兄弟所以要主梁山,“不梢天,不怕地不怕宜地大于兰扬就是因为受了残酷的经济剥削和皎治压迫“如今那官前,一处处动掸便害再姓。但÷真下乡来,倒先把好有姓家养的猪;羊、鸡、鹅尽都吃了,文要我缠打发他。”经济剥削总是以政治压道为后盾的。“官司”下乡,敢手恣意妄为,搜刮一空,就是因为有地主阶毁的国家机器在支持着他们。正因如此当阮氏兄弟听说莱申书把民脂民森十方赛金殊宝贝与他来人庆生辰,就不由得搔着我痒处,抉心土梁山聚义去。而宽盖正是顺应衣民阶级的这种革命要求抛寒了地主阶级的私意”,亦即阶毁偏观,厨而能联得赛苦浓民的拥护并在起义中执行了条正确的路线劫了生辰纳,杀疗做公的,伤了荷测察文损審了许多
官粱人马又艳黄安活提#如此大弄”趄来使得梁山泪“好生兴E。二:,。
宋江是什么人?他为纸公要“上业?宋江地主家庭出身,原是郓城县的押司。重无“堂上一呼阶下有诺的域风格无4富坶玉室”的万贯家财,但都着他“刀笔精通,道纯熟的手段也争得一个好家业,“端的是挥弦;视金如士”。姑耳不论“公人见锇如蝴辛见血”,他的“金是从哪里来的,世不论他仗着这样来的“金”怎样地买得“仗必疏財”、东普好施的美名,至少说明他在经济上决无阮芪兄弟的苦恼。他身为吏员,是国家统治机器中的一枚丝每,即使杀子天,公人都是和他好的;“不背做冤家”,“知县又是要脱宋江的”,照样能逃之天关。总之,宋江“上山”,不是因为荽了残酷的经济喇削和政治压迫。米江“2”的真接起因,是杀了阁婆惜。间婆情原是“风尘姐装”因阎婆撼搬宋江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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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女儿送给了他。此婆娘却与宋江的同房押司张文远打得火热。宋江撞上门,去受到婆惜一液冷遇“心里气闷”,加上婆惜抓住梁山好汉给宋江的书信大肆要挟,“一肚皮气正没出处”,就一刀结果了她的性命。有人以为宋江杀人是因为“仗义“私放晁天王”的缘故。其实这只是作者为了美化宋江而在他脸上涂抹的一层油彩。如果宋江真是那么英雄,不惹烟花,纵然私放了十个晁天玉,也不会闹出这样的风流案子来。还是李逵看得分明:“你原正是酒色之徒。东了阁婆惜使是小样。去东京养李师师便是大样,”一语道破了宋江的
本相。
·宋江既是梁山泊的恩主,而梁山泊又是“和大宋皇帝做个对头”的,按理说,.他为了逃避官应当主动生粱山。然而宋江并没有因此“上山”。·他给自已安排的安身之处有三个“一是沧州洲横海那小旋风柴进驻上。三乃是背州清风寨小李广花荣处。,三者是自虎山孔太公庄上。”柴大官人乃是“大周皇帝嫡派子孙”,家鞍“先朝太祖在书铁券,是个谁也碰不得的“帝子神孙”,小李广花荣是个武知寨,“朝廷命宜”,孔太公是独霸一京的地主藏强,均属“富豪将吏”。他们都是农民阶级的死对头。宋江不投奔农民起义军而投奔这些人这叫件间声相应同气相求”,反映地走阶级的阶级本性:而投奔柴进等人避雅的最终月的买是等待宽恩大赦,那时回来父子相见,安居乐业°。等待“大赦与“上山以后等待“招安”,字脉相承,前后呼应只有程瘦上的差别并无原则上的差异。,水有源,树有根,宋江投降主头路线的思想根源就荏浅里醒出了它的端院。,
对地主阶级的信赖和对农民南义军的度视,这原基一种立场的两个侧面。他对“晁盖倒去落了草,直如此大蒹很不以为然,认为是“灭九族的勾当”,.远之雕惑不及:怎么还会去“入秋”呢?所以当他昨说武松要二龙山入伙,就谆谆告誡武格,“如得朝廷招安,你便可撺掇鲁智深杨志投降了月后低是去边土,一刀一枪,博得个封妻荫子,矢后青史上个好名也不框了为人=曲。这塞塞教语言简意赅,说得很透御:第÷,他反对的是晁盖那样“大弄的落草败宜兵杀将吏“于法度上却饶不得”第系,独不反对武松入伙是因为不仪要武松等待“朝菇招安秘,而且要武松撺掇”别人投降朝廷。在他看来若要宜杀火放火受招安”,这条路手武松是相宜的,因为“称如此英雄,决定做得夫宜。这几句话可以说是日后宋江行动的“猫钢,是他“上山以后带心孤诣進求的目标,也是他推徐按降主义路线的反革布自供。你看他巢上了梁山燕义事的第一把交椅以后,不是参表了愿天玉降招,早招安;心方是的技降童言一而再、再而式地期待着朝延招安”么?他是不农商己提降,而目耍尽阴謀诡计,软硬兼施、恩戚并用“辩翔整个栗的衣民起义队在投降朝进了?他不塘“*羽一枪”,慎压方腊起头军并间接杀事矿樂比的众弟克。“博移个封妻荫子?,在发民阶级的骨埔上筑海了他的楚州安无央兼兵马都总管的宜署么那未,当时求莲自己为代么不象武松样去落草呢?不主梁山就上二龙博嘛1他.食白道我自润无能。鱼有港心不能得进步。这是无前泰何的自供状。百无能“虑心售手谁家观哦然蒂了輂目后也做不得犬宜消然不必艇而走险担惊受怕。这倒把封韩统治酰毁的患实蚁才的那种想敝大官而不得、想响上爬而不能的卑劣、矛盾的心理维蛇维肖地刻划宝来子,:…“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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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间宋江也不是没有上山”的机会。在清风寨花荣处闹出事来以后,曾“一时乘兴”,想接奔梁山泊。所谓“乘兴”,绝非自觉地深感有“业山”的必要,只不过是“随大流”而已。它是经不起任何风浪考验的。果然,一封家书,宋江就撒下众兄弟,急不及待地回到他的地主庄院去了。宋江文名“孝义黑三郎”,“于家大孝”,“忠孝”二字时刻不敢有忘。他父亲的一蕃“不忠不孝”的说教,顿使他大彻犬悟,连“乘兴”的念头也都一笔勾销。坚定了他的做地主阶级的忠实织才的信念。在地主阶级的道德观念里,“忠”于皇帝与“孝”于父亲是完全一致的。“忠”以“孝”为基础,“孝”以“忠”为前提。“于家大孝”,就必定“于国大忠”影国著,大宋芙手、赵家社稷之谓也。·“守国大忠”,文怎么可以“上山”落草,象晁盖他们那样和光宋皇帝做个对头”呢?这种根深蒂固的孔孟之道,·正是宋江日后投降的阶级根源和思想根源。自此以后,他竟把“上山”看作“上逆天理,下违父教”,“陷我于不忠不孝之地,劫沉理”的“迷关之罪”,宁可硬吃官司,发配江州,也不愿“躲在江湖上,撞了一班儿杀人放火的弟兄们打在网里”宁可拔刀自刎,也不遮“上山”,甚至“教去了枷,也不肯除”,因为“此是国家法度,如何敢擅动”,活画出一副封建统治阶级标准奴才的丑恶嘴脸。
然而宋江毕竟还是“上山”了。那是在浔阳楼诊“反诗”之后。他真的要学黄巢、造封建统治者的反了么?娑有那么回事。这是“醉后狂言:是作不得推的而且这“狂言”也不过是郁结手心的二股牢骚:“俏幼曾攻经典,长成亦有税谋”完全基÷副自命不凡的样子。不幸“目今三旬之上,名又不成,功又不就,倒被文了双频”,怎能不4临风触目,感很伤杯”?因而题咏手壁,为“他日身粜”,“以港岁月。如果黄交两是个有见识的,夫可布必夫惊小怪,只要统治者分翁一点残羹剩汤,宋江自然会感激涕零、知恩图报。而潢炳艺所以抓佳不放;无非是要争宠手蔡京、膏隙之辈,这完全基“地主阶级丙部这÷派反对那二派的斗争”,是饱狗与饿狗之间的一点特别有趣的争斗。正是这种地主阶级内部的派别斗争,把求江逼”上了梁讪。宋逛在杀了黄文病以后说,“今日不由得宋江不上滦泊”。“术曲得
三字道出了宋连的苦衷。杀矿命宜,闹了州城,有家归不得,有国报不得,于是只能硬蓉头丧,走象他嘱附武松那祥的一样的路,“上由去,暂占水泊衩时避难”,以待时机,投降潮延真所“恰如猛虎卧荒正,潜伏爪牙忍受”。就这一点说,宋江应该犬大地感谢高俅们,要不是他们一道”,宋汪何时才能功成名就“宜爵升迁”?·
这就是宋江“上山”的来我去脉也就是米江投降的来龙去脉。宋江的地主家庭、封建教养、孔孟之道以及“上山“的曲折过程,说明了宋远的按降路线缺不是晁盖死后突然曲现的偶然现象,而是有其深刻的阶级根源和鬼想根源。我们一定要注意前半部《水浒坤的这些描写,不要辜负旷《水浒作者的片苦心。当然,《水浒沙作者如此写,是为子美化和歌领来远,但这恰好风反面为我们提供了绝妙的批羚投降圭义的材料。“::管都气等《水浒》里的来江是一个不可多得的反面教喷。宋江的上山告拆我狗,看章企人色集路线,必须作阶级的所史的分标。对宋注是如此,对林彪反党集烟也同样应当如此。我们必须德手辨别那些伪装拥护革命而实际发对革命的分字,把他们欢我们的色个战线上消洗出去这样来保卫我们己经取得的和将要取得的伟夫的腿利”,把上层建筑领域无产阶级越胜资产阶级马克思主义战胜修正圭义的斗争进行到底鼠管容新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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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农兵淡《水浒》
赶着革命的浪头走
《水浒》杂淡
中国人民解放军某部方
群
这是观海时所看到的:茫茫无边的大海;千重浪万质涛,一浪高过一浪,恰似千军方马呼啸眷奔腾而来。犬海是深沉有力的,它不停地汹涌着,咆哮着,…
生活也象大海,每一个腾跃而起的前进浪头,总是社会深沉的革命激流所掀起的。一个革命浪头出现了,万万千于个浪头紧随濬奔腾而来。人类社会就是这样地被亿万人民
所组成的历史潮流推动着前进。
浪无风不起,革命风掀起革命浪。.然而,每当一个新生事物出现在地平线上,革命人民争先恐后地认真学习时,往往被某些人讥之为“赶浪头”,一个学习或批判运动掀起时,某些人也挑之为“赶浪头“,甚至向某一个英雄人物学习,也会被某些人讥之为“赶浪头”。
革命的浪头就是要赶!这就是我们革命者的态度。庆腾在时代前列的一个一个的浪头固然伟犬,但要形戒波澜壮阔的革命运动,还必须靠无数个浪头的汇合才能掀起高潮。有波有涛才能有高潮,高潮是由无数个浪头聚成的。没有这千重浪、万顷涛,冲在前列的浪头就会失去支援,甚至有可能孤菰单单地消失在肮脏的浊流之中。革命者当新的前进的浪头涌来时,总是毫不犹豫地投身于革命的漩涡之中,推波锄澜,使革命的浪涛一浪此
一浪高。这就是避浪者的可贵之处。如果整天呆在岸上,背剪着双手在岸边徘徊,麦面上似乎蘼爱大海面兰遇浪花沾及衣襟,便回避唯恐不及,基至对波涛汹涌的群众运动横珈指费,动辄讥之为“裢浪头“,这其实是一无可取的。
赶春革命的浪头走,这张不是说可茸自地随大流。随犬流的有形形色色的人物,有技机華命的,有道求个人出降的,世有试探着走上革命道路的。但即使是真心实意随着革命潮流走吧,如果不分潤路线,不辨别是非,就只能是消极地、桉动地卷入革命的潮流,因而离華御潮流地快《水浒》申的宋注,原先是反对革命的,其是由于在地主阶级的内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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斗争中遭到了失敢,革命风暴把他卷进了汹涌澎湃的农民革命激流。这种渣滓当泛在水面上的时侯,倒也显得挺神气的影然而,一旦当他们认为叛变革命的时机已到时;便露出了渣滓的本相,离开了革命的激流,心安理得地接受招安,攻打方腊,成为阻碍激流前进的礁石。因此,宋江后来离开革命的潮流而被招安,完全不是偶然的。而李逵则不同,他是真心实意地投入革命潮流的,连梦里也恨不得“杀去东麻,夺了鸟位”,表现出革命农民“何等的方史主动性”。然而,李逵由于时代和阶级的局限尽管在招安和反招安的问题上与宋江存在着两条路线的分歧,但这种斗争毕是自发的而不是自觉的。李逵没有能从本质上认清宋江招安思想的实质,最后终于不免成为宋江这条投降路线的牺牲品。
历史的教训是深刻的。永远前进的革命搏浪者,不仅要合着时代前进的步伐积极战身手汹涌澎湃的革命洪流,而且应当随时随刻辨别政治方向,一旦面临暗流或逆流出现时,就得挺身而出,成为反潮流的革命战士。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我们永远沿着正确路线在犬风大浪中奋勇前进。
前进吧,们!让我们一起赶眷革命的浪头走1
我们是怎样评《水浒》的?
申共崇明县海桥公社委员会
:毛圭席指出:《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林,使人民都知道授降派。”为了充分发挥《水浒》这部反面教材的作用;我们组织户大社贵:联系本地农民革确斗争哽,狠排了宋远的投降主义路线使广大群众进一步试清了宋江投降主义的真面国。.…:对夜动派遣反究竞是有理还是无理?对这个问题,革渝派和我降派的回詹历来是不荷的。華命者从来认为造反有弹。黛疗圆干耳的崇明岛来说面卡多年前就在今天海新桥公柱所在地的协平乡爆发了腰撼全县的西沙田瑾命”,协平乡数万浓民打迸公堂仓,将锻营察洞,直冲县御门,举有了声势浩大的夺田抗短染争,在崇明的革命斗争更业等下了光辉的一页。曾经亲身套加过“西沙田革命的老赉农、共产凳员刘生怀,在回顾普年这扬斗争时说,二九三兰年秋关禁明西沙接连发尘水灾,田都毙,狠心的地妻还变本加,催租逼伎。我的被孤得实在祇不下去疗就起来造反。因此,农民阶级和地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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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级之间的斗争是你死我活的斗争。但是,儿千年来一切剥削阶级总是说:压进剥削有理,·革命造反有罪。《水浒》中的宋江,从他按降主义的立场出发,.从头至尾也都是唱的同一个调子。晁盖、吴用、阮氏三兄弟等“聚义”起事,“智取生宸纲”,把地主阶發从劳动人民身上榨取的血汗夺回来,宋江却把这种革命行动说成是“犯了迷天老菲”,泉盖等天抗击封建王朝的武装镇压,把官军打得落花流水,宋江文认为是干下了“灭九族的勾当”,“于法度上却饶不得”,晁盖要宋江上山澄反,但在他看来这是“上逆天理下违交敢,做了不忠不孝的人”。·总之,农民阶级的一切革命行动;在宋江眼单都是无法无关,简直是糟透了。因此;宋江一旦夺得了农民起义军的倾导权,就大搞修正主义、投降主义,葚至流当反动统治阶级的走狗,镇压方腊起义,恶咒骂起义农民是“贼寇”,把他们“剖腹刻心”,残酷屠杀革命人民。这样地联系崇明西沙革命斗争的历史,批判《水浒》所鼓吹的投降主义使广大干部、群众深刻认识到了宋江之流是地主阶级在衣民起义军内部的代理大。而搞修正主义、投降主义,最后必定公开堕落成为镇压人民革命的刽子手,这是一切投降派的共同规律。
在评论中;我们还引导干部、群众对招安、投降究竞是不是“农民的局限性”这个问题
进行了深入的讨论。
西沙农民革命斗争的事实告诉我们,把梁山农民起义的失败归纬为“农民的局限性”,把投降招安说成是农民起义的必然结局,这是对农民革命斗争的污蔑。按搬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看,农民,特别是贫农,乃是“打倒封建势力的先锋”。崇明西沙浓民革命斗争完全证明了这一点。当时,协平乡方圆数十里内儿方农民敲着铜移手持术棍、铁狱冲击县城,把伪县长吓得魂飞魄散。敌入为了收买人心,瓦解农民并争,撒下关把夫把银元,值是,他们理直气壮地把银元踩在脚下,不为敢人所收买。第÷次头争后,伪县政府抓走了许多失九浓民叉重新袍围县城,迸符示威、抗议,并措伪其长抓到高合止很狠地批斗了云顿。联系这些斗争事实,使大家着到了宋江识不过是个混进农民革命队在的跑主阶级贷子,他上梁山只是“权借水泊里暂时避难,只等朝廷救罪精安,以便“傑国安民薮忠皇帝,维护地主阶级的反动统治。宋江是假造反真投降,根本不是什么龙民起义的领抽。因此怎么能把求江的技降圭必同“农民的局限鞋混为÷谈呢?许多同击,在评轮中还列举了西抄田革命斗争中广犬农民学死不园、英勇斗争的薄实驳斥了担按降将安锐成发民局限性的谬论。当时,由主反动派的残镇压,许芗参加暴动的衣民被抓去坐华,家里的房子被烧毁。但是,革命的烈火是扑不灭的。广失发民群众转移到附近的三光镇继续坚持斗争。一九三二年夏类,九手农民文神进伪谮纂局发动行抗暴头争。:不久¥燕共产党的领阜下,丈成立罪浓良协会,建立了自萨率,并坚持转战芦荡直到全興解放。这种茶头拼纯风吹辅的类勇气概,和宋江耳回并声旱抽铁心方足”抽奴赤心理,是多么雠期的对鞭即流优污以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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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的“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亚确与香是决定一切的。”通过联系评论《水浒%,大家还深深感
到,农民起义要取得胜利,亡定要有先进政党的领导,要有正确的思想政治路线。梁山农氓起义之所以会失败,归根到底是这支农民起义队伍的领袖不好,搞修正主义,搞投降。而有些火象李逵等,虽然有“杀去东京东了鸟位”的想法,但由于路线斗争觉悟不高,识别不了宋江摘修正主义的真面目,因而在关键时刻总是和错误路线作了妥协。因此,大家感到,我们冷天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中,一定要学会在斗争中善于识别形形色色的修正主义,坚持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才能在党的领导下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抵制资本主义倾向把革命进行到底。
(常明县革命委员会写作组协助,整理)
宋江的“错”和“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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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江在钻上梁山之后,.遇见朝廷文武官员,总要倾诉一番“心腹衷曲”:我宋江只是“权蓓水泊暂时避难”。其实,“心腹”还只吐露了一半:说“借”是真,说“避难”就并非全是实活。真到莱山泊大聚义,宋江眼看自邑实力已经不小,便跑到皇帝姘头李师师家里,写了一首《念奴娇》,说道是“借得东烟水寨,来买凤城春色。”÷个“借”字,一个“买”字,方才将宋江的“心腹裘曲之事和盘托出:“借”是为了“买,也就是要借用梁山起义军作为资本,同封建朝廷做一笔政治买卖。游·
年风城”,即禁城、基城是封建皇帝及最高封建统治集团寻欢作乐的天堂。宋江“自幼曾攻经史,长成亦有权谋”渴望钻到最高封建统治巢团中参与财产和校力的再分配,分享兰点“风城春色”。可是在地主阶级反动派纳部的倾轧中,宋江不但“名又不成,功又不就甚至差点丢了脑袋。寺是他看中了水泊梁山的“烟水寨”。在他看来烟水寨”添过是件能趣同嘲廷交换高官摩禄的商品。他替朝廷把这支衣民起义军招安了,朝廷就理所当然地要让他升宜发财这不是示件“一本万利”的买卖鸣?:、·:亭”这种生意经,来江历来是十分精通的。所潮“仗义疏财”,无非就是丛别削厮得的财物中拿曲一可点来,小恩小惠,收买人心,“吃小亏背大便宜”。不过:在眼前这笔政治买卖中,“烟水寨”这徘商并非属手他自邑的,宋江说是猎”来的,这是为了向廷表自自回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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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非真的要造发,其实是骗来的。水泊梁山前期的巨大发展,是晁盖的坚持起必路线的胜利,是起义农民浴血战斗的成果,他宋江又有什么“鸟”功劳!宋江所干的,只是干方百计篡夺晁盖的领导权,用一条投降路线来代替坚持起义的路线,才把“烟水寨”撄到了自己手里。与其说这是做买卖,还不如说是一扬买空卖空的政治赌博。
宋江要出售“借”来的一不,骗来的“烟水寨”,朝廷就要“卖”给他一点“凤城春色”,公平交易嘛。但“买”方与“卖”方总是要进行一番讨价还价的。《水浒》写朝廷对梁山的三次招安,实际上是宋江同地主阶级当权派之间的买卖磋商。第一次皇帝的招书,要宋江“拆毁巢穴,率领赴京,原免本罪”,否则“天兵一至,龆批不留”,“风城春色”只字不提,出的价钱显然是太低了。《水浒》当然不能让宋江接受。第二次语书,被高俅玩了个花招,搞成“只恕群盗,不恕宋江”,当然更不行。直到第三次诏书,明确表示“阜早归顺,必当重用”也就是允许宋江分享“风城眷色”了,这笔买卖才算拍板成交。就这样,宋江“借得”农民起义军俄光韵鲜血,作为自已“面君”“朝贺”的酒浆,“借得”农民起义军我士的尸骨,作为自已并官发财的阶石,洋祥洋得意地走进了“凤城”。这还不算,宋江临走前还索性对“烟水寨申
一应器材货物来了个分金犬买市”,也就是减价犬拍卖。曾经轰轰烈烈的“山东烟水寨”终于被宋江的投降路线莽得轻烟流水地无踪无影了。
朝廷让米江“实”一点“凤城春色”,这笔生意合算不合算呢?很合算。《水浒》八十三回以后的叙述很清楚:梁山浓民起义队伍变成了封建主朝屠杀农民的御用工具,田虎、主庆被凌迟处死”,方腊被“脚”了三日示众。遍地衣民起义的烈火被扑灭了,封建皇帝摇摇欲坠的江山保住了。这就是宋江给封建统治阶级增添的一片“风城春色”」
但理,'北米生朝卓包是流水落花眷去也”,《水浒》末尾播写的“天下犬平”那种“春色”,其是给死人脸上抹了一点胭脂。宋江费尽心就“买”了一顶鸟纱帽,没儿天就可耻地身蓼儿淮了如果他还有什么用处的话,那就是作为反面教员教育人民,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
“胡敲”与“葫声”
上海柴油机厂黄来绍
宋注这个孔孟的患实信徒见到什么都要发一通忠孝节义”的议论。卷从皇帝那儿领得打苏腊圣自回营途中,他春到有人在玩“葫敲?飞耶现在的拉铃,就立刻海了两首垄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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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声低了=声高,晓亮声音逻碧霄。空有许多雄气力,无人提处漫徒劳。?“玲现心地最虚鸣,此是良工巧制成。若是无人提挈处,到头终久没声名”
宋逛生拍走在旁边的卢俊义不懂,还作了一番解释:“这胡敲正比着你和我。空有冲关本事,无人提挈,何能作音?”就是说,他和卢俊义如果不被皇帝赏识“提挈”,又怎么能升官发财呢?:一副忠心耿耿的奴本相,维妙维肖。
·:·来江把自忌此作“胡敲”,不禁使人联想起孔老二不愿作葫芦的故事。当时晋国奴隶主代表人物佛除,想拉孔老二一起去对付新兴地主阶级代表赵简子,孔老二欣然同意了。子路胭为佛滁名声不好,裴示异议。孔老三说:“我难道是个葫芦吗?怎么能够挂起来呢?”,来江得意祥洋地把自已比作“胡敲?,孔老二唉真叹气地不愿做“葫芦”,看上去好象截然相反其实反动思想是完全+致的。
孔老三是没落奴隶主阶级的代表。他何尝不想做一个“嘹亮声音透碧常之的“胡敲”,为挽救奴隶主阶级的灭亡发挥一阵“雄气力”呢?可惜,奴隶主阶级已是山务水尽,他就是把“克高复礼”的声音贼得再响,也没有人顾得上“提鄞”他,于是只好做一个闷“葫芦”挂将燕来。:来江所处的时代,地主阶级也画走上了下坡路。一肚皮“忠肝义胆”的宋江,也很久“四海无人识”,做了半辈子阀“葫芦”。但是他的“心地”似平比祖师爷孔老三还要“玲珑
一些。他采取钻到革命为量内部来瓦解革力武的办法,替封建皇帝消灭了莱山这支农良起必军,暂时地解除了超摇欲坠的北宋主朝的一大威脚,果真得到了皇帝的“提粱”。葫芦”就这样变成了“胡融”。对皇帝的“提挈”感激涕零的宋江,洪心要为巩鼠封建兔治竭尽“雄气力”,就去打方腊÷不“替天行道”的强盗去了。
@是,北宋主朝既巅悔灭声,被这个玉朝提率”的宋江又能有什么美妙的命运?.宋江的“胡感”诗捨拾从反面说明,当一企反动的剥削阶级病入膏育之时,任何“心地玲珑”的“忠臣义击”都是不能趄死回生的,。米江在地主阶级倾轧中送了命,临死时还不忘尽忠手提”他的皇帝,害死了“反心未除的李递。但是,成羊上万的李港:终究会象对付罗真人那样,抡起板余把地主阶级劈最一推被“葫芦的。
权谋和宋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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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浒》中的宋江自认,自幼曾攻经尖,长感亦有权谋”根谋者,即搞阴煤诡计以篡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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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力之谓也。·宋江一生,就是为了叛卖农民起义军以换取自已的升官发财而大搞反动权谋的一生。
笨江原来是不想上梁山的。后来虽然在地主阶级的内部斗争中失败而无可奈何地上了子梁山,目的也泉是为了要“得朝廷招安”,“博得个封妻荫子,久后青史上留一个好名”。为此,他选择上梁山的时机是下了一番苦心的。宋江在刺配江州的途中,当剂唐邀请他上山时,竞以自杀来威胁,执意不允。后来,花紫建议给宋江开枷,宋江一听就急得双脚直跳:“此是国家法度,如何敢控动1”在这里,宋江诚如作者所歌颂的:“有罪当官不肯逃,逢人劝解愈坚牢”。但时隔不久,宋江在江州因作子所損“反诗”被缚上法场待渐而按封出时:他就决定州入梁山农扇起义军。
宋江的这个符动完全违背了自日原先的南言。所以如此,这不仅是因为这个叛徒历来是个言行不一的两面派,而且由于他在这时选择了所谓“曲线尽忠”的道驿。就以他所选捅上的时机来看,也足以见这个叛徒老谋深算,善于玩弄权术。当宋江第一次在刺配途申被刘哺等人所截获时,藥山裥共有头领三十一名,其中由寒江直接排荐上山的只有九名:,方量很单藩,再说宋江此时又没有什么捞,上山想必也带不到什名地位和实力,国此恃感刺配江州。宋江在法场被莱山衣民起必军澍出时,·宋江原先推荐上山的九位头國地位已比较巩固,而耳宋江手下又有子张颜,张横等九人,再如上戴宗、李超并连同唐耳,一共是三十六人:与跟晁盖龙山的十三人退好倒了个头。接人中有不尘是寒实惑鸯如农民起义的,然而在宋江眼里,他们都是自已获得领导地位的实力资本,于是就很一笔赌注,加入了藥山农民起义军。
正是由手这个原因,作者在宋江被数出法场后,立刻忙地案排了一场自龙庙英雄小聚义的情节,为宋江参加农民起义军大肆渲染,成了七中一回申粱山箱英龈排座炎的序曲。宋江从江州上山以后排座位时,提进了体分功劳,新老头领两边坐。手是,具鬼左边稀稀拉拉只有九位头领,这是跟着晁盖上山的老头领们有边即能箫拥拥坠着新上山的一
中七A,其申二十耳人悬象宋汇推荐或拉找上山的。来江提议对列而华实上是非晁盖
等人“检P下宋汇的办量。宋江而眉叉埠不及待地讲超戴文炳辑造的摊言,什么“耜国
爾家术“刀兵点水工”,拼超来正好悬求江一学还有排纵横氨十六,播乱垂山东,合主宋江造反在山东。总之,连上天地都认为宋江为起兴军艺幸衔直客得不得了。寨江闭口不言其反映忠君思想的“反诗”,而侈谈这些蛊惑人心的谣言,联系宋江上山时机的选择,不都是有目的、有计划的阴谋吗?
象宋江这样投机参加革命的人,实际上只不过是将革命当作一项买卖,一项赌注。他们象赌棍“样,只要赢脾的机会-一到,就不顾一切地扑将上去。这是宋江开始他的反革命
权谋活动的第一时期。
:学宋诬上梁以后,开始了他权谋活的第二时期。他向口声声称晁盖为“山寨之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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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谦“小可不才”,其实心里可根本看不起晁盖。当晁盖谦让宋江坐第一位时,宋江只是说:“仁兄,论年龄,兄长也大十岁,宋江若坐了,岂不自羞。”在宋江看来,晁盖做山寨之主,只不过岁数大点罢了。这句似乎恭维的话包含着多么恶毒的机讽!宋江表面吹捧晁盖,是为了骗取晁盖的信任,暗中却逐步篡夺农民起义军的领导权。·多次作战,晁盖要亲自指挥,宋江总是劝道:“耶哥是山寨之主,不可轻动。这个是兄弟的事。”久而久之,梁山泊农民起义军的兵权已实际操纵在宋江手里,晁盖已被架空。.而宋江借助指挥作战的机会,把宋朝将领桊明、呼延灼、徐宁、韩滔、彭圯、樊瑞、朱仝、雷横,地主分子李应、柴进等拉上山来,作为搞投降的骨千力量,安插在各个重要岗位上。
晁盖死后,宋江立即把“聚义厅”改为“忠义堂”,公开打出“替天行道”的旗子,:从根本飞改变了梁山农民起义军的路线。为了坚持走投降主义道路,·宋江又在这第三个时期中进行了一系列不可告人的阴谋活动。拉卢俊义上山,便是其中一个重要步骤。卢俊义原是北京大地主,宋江硬拉卢俊义上山;还口口声声让卢俊义坐第一把交椅,这实质上是在用行动说明农民起义军必须要有卢俊义这样的地主分子来领导,是向地主阶级投降的丑恶行为。其实,宋江请卢俊义坐第一把交椅,只不过是做戏而已,他心里完全明白,梁山寨主稳是他自己坐定了的。卢俊义既无功劳,又无帮手,孤身寡人能当什么头。·卢俊义也自认,“芦某是何等之人,敢为山寨之主?”宋江经过这样一拉一让,:既起到了向地主阶级投降的宣传作用,又安安稳稳地坐上了第一把交椅,其权谋阴险毒辣,于此可见一斑。
然而,“机关算尽太聪明,反误了卿卿性命。”权谋家的结果从来是和愿望相反的。宋江坐了梁山泊的第一把交椅后,诱骗农民起义军投降朝延,最终被皇帝的御酒毒死。·这是功狗的共同下场,也是功狗的共同悲哀。
摘权谋是一切混进革命队伍内部的投降派的特征。鲁迅曾经把企图带领革命队伍走向歧路的投降派讥讽为“带头羊”,这是很精当的。投降派总是首先要篡夺革命队伍中的权力,然后才有可能利用既得的权力引诱革命队伍走向投降的道路。蒋介右是如此;林彪是如此。·他们的阴谋活动表明,反革命分子不是那样笨拙的,他们的这些策略。,是很按滑很審辣的。一切革命党人决不能轻视他们,决不能麻痹大意,必须大大提高人民的政治警惕性,才能对付和肃清他们6”这是历史的敢训,我们必领认真记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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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腊传
齐.矛
「北宋未年的一天,浙西群山的重重雾鸾,罩住了青溪县(今淳安县)的一块山顶平地,
一个青年姑娘在雾中练剑,只见她翻腾回转,矫捷多姿。练了一会,她并腿、收剑,抹一把汗,叫道:“耶哥!”
从磨刀石上站起一个中年男子,手上举着两把钢刀,稳稳实实走来,笑着问:“啥事?”·“哥哥,唐朝的陈硕真,当年就在这里练剑吗?”
“是的。陈预真领导我们家乡农民,起来反抗唐朝皇帝的统治,大长了农民的志气。她英勇颜强,百折不回,直到最后被官军杀死,始终没有屈服。”
姑娘被故事激动了,她跟眉飞动地说道:“哥哥,她真是一位了不起的妇女1”哥哥放低声音,决断地说:“我们也要这样干,把人间的不平事都铲光1”
这兄妹两人,就是著名的农民起义领袖方腊和女将方百花。他们在北宋宣和二年(公
元,一二O年),领导了东南百万农民大起义。这次起义虽然受了阶级和历史条件的限
制,不可能成功,被封建王朝残酷俄压了下去,但方腊和广大起义农民那种敢于向反动统治者挑成,提出“平等”的革命口号,在斗争中不畏强暴,不受招诱,大义瀛然,宁死不屈的崇高气节,在农民战争史上放射出夺目的光彩!
漆园·誓师
方腊出生在浙江睦州(今建德)膏溪县蝎村一个经营漆园的中产之家。背溪位手新安江岸。从黄山南灌发源的新安江,蜿樊曲折地穿行在浙西丛山竣岭之闻,把这里的地势穿凿得山陡谷深,险蟙万状。
在北宋将要灭亡的宜和年间,国内连年灾祸,老百姓饿得连树皮草根也吃光了。残忍的地主、官僚,把俄得奄奄一息的穷人,薇开头盖骨,取出脑髓炼油熬烛。宋微宗赵佶,是个极端荒淫腑朽的家伙,他为了满足自己饮宴玩乐的需要,加重了对人民的压榨,对两浙(浙东、浙西)这一片富饶地区,剥削更重,光是“身丁俄”一种,就逼得无数百姓妻离子散,家被人亡。当时在睦州一带,流传这样一首民谣。“拖欠了身钱,手脚上镣大继牵,不付身了钱,砍了头颇那个怜?”远洒在酒色狗马中的赵倩,还要各地奉献名花异吞,用来装饰园亭。赵佶的宠臣朱动(音“勉”),专门成立了一个“苏杭应奉局”:在江南民间搜甜花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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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家有了一块较别致的石头,或一株少见的花木,“应奉局”的恶棍就阁进门来,用黄纸往上一贴,这花石就属于赵宋“皇”家的了。启运时,如果花石高大,他们就拆墙倒屋,并趁机翻箱倒箧地掳掠一空,然后扬长而去,这就是江南老百姓切齿痛根的“花石纲”。民间怨声载道,阶级矛盾十分尖锐。
方腊是一个正直、仗义的人,他看到村里一些穷苦百姓交不出身丁钱,被官府吊打,十分气愤,有时就从自已家用中挤出点钱来代交。贪暴的官府以为方腊有钱,存心敲诈他,要他拿出家里一块花宝石。方腊拒绝广,官府不眷甘休,几次派了衙役来恫吓他,还把一间房子捣毁了。
方腊气愤极了,同妻邵氏、妹妹百花商议。百花说:“岂有此理,这个皇帝小子,不让我们百姓过日子了。”疗腊锐:$现在过不下日子去的;何止我们一家。村里因为交不曲苛捐杂税有上的,有跳崖的,今天又是一个老汉,出去躲官粮,俄得走不动,被鸟鸦把眼珠啄走了。要过好日子,除非起来造反。”百花一挥拳说:“对!先杀死狗县官,再把应奉局的恶棍抓起来!”邵氏说,“拼轻些,当心让隔壁听了去。”
隔壁住的是当“里正”的方庚。这个方庚虽说是疔腊的见弟,思想品德却和方腊完全相反。方庚为人食财,巴结官府。这一关,方腊家说的话,都进了他的耳朵,这个混蛋就连夜进县城告密去了。等到方腊发觉,已经追不上。·方腊看到形势迫切,决定利用拥有大批农民群众的“食浆事度教”的组织;提前起义。·
“食菜事藏救:,是当时在两浙秘瘤流行的一种宗教,主张素食,提倡节财瓦助,救徒不论到哪里,碰到不相识的教徒都留镀图宿。他们不拜神佛,不祭祖先,主张是法平等,无有高下”。这反映了街苦农民要求改变封建制度,建立:种自苍不受剥削的杜会的淳朴愿望。教肉设有“曦头“教徒接受魔头“的约束。方腊就是当地的一个“魔头”,因此他在教徒申有很大的号召力。
宜和二年十月的一天夜里,方腊没有把方庚追到,就立即梅村中青年教徒召集到他的漆园里,宰了牛,抬来了一坛坛好酒。方腊举杯在手,高声说道:“今晚谐了大家来,要商量
一件大事。天下的国和家,本是同一个道理。穆如有一家,子弟耕织,终岁劳苦父兄不劳动,却吃好穿好,还对子弟鞭答酷虐。做这样的子弟,你们甘心吗?”教徒付齐声间答:不甘秘1”。·
方腊文说.“父晃不但挥章用,还年去敬仇敢,让仇敢更加窨感再来欺侮我们我们做子弟的,拚死上前打仗,父兄却继续用财帛贡奉仇敌。你们榄这事有理吗?”教徒们愤然举起了拳头真是岂有此避·:
方腊自己也因激横而涌出了眼泪,他顿子顿,锐得更快了,“现龚赋役繁重,官夷餐型。我们种的粮、狐的丝、砍的衡、割的浓,统统被他们搜甜户法。朝廷里的那些带毛路相,统歌舞,养狗马造园摩散道主这些年染跑‘花有纲',可担我们害曾了。我村篓岁逝劳,而费子东馁,求一自饱面不可得。这样的母手我的还能恐耐吗?
鲁这些话丝到了农民心里,他们的雄绪完金被激发起来了,声喊道,“我们忍术下表”我使为徜么在达里等死:我们要动手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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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腊跳上一块大石头,更响亮地说道:“只要我们一条心起来造反,四面八方的穷人都会响应我们。我们先把东南地区占据下来,划江而守,轻徭薄赋,让人民过好日子。朝廷失法了东南这个财库,一定要在申原地区加紧剥削,那时,中原地区的百姓也会起来反抗:这样不到中年,我们一定能够统一天下。说到这里,方腊高举双臂,仰天高叫,“我们的其号是:‘是法平等,无有高下”1”
、这一番话,是一篇十分糟彩的造反宣言,包舍了很有远见的革俞纲鲡。农民们抹去因激动而涌出的泪水,端超齐心酒,一饮而尽,喊道,“我们生死同心,永不背叛!”手是大家涌上南山,削竹剑,砍木棍,在高大的漆树上扯起了杏黄旗,并尊称方腊为“圣公”,年号“永乐”,和北宋王朝公开对立。他们选择了地形特别险要的帮源洞为义军的根据地。受尽苦难的百姓,纷纷赶来参珈义军,数天之闻就达到几万人,练兵习武,热气腾腾。
十一月十九月,义军消灭了官兵五干人,打下了脊溪县城。
连下·三州
打下臂溪后,方腊挥师真指睦州。
睦州知府张微膏,在任拚渝搜刮民脂民濟,名声很臭,最近率彌到山东替州去。不斜还没有来得及水移交,睦州已被义军围起来了。张徽言一心只想旱点脱身,哪敢赔上命在这里打仗。建德县尉童淑,长着蛇一样的膏眼腑和老鼠胡领,为人贪残阎狠。他见张徽言不敢打仗,就捋着袖子吹牛:“我领五百名刀斧手,可立砍方腊之首。”
方腊来到城下,看到城高河深,义军手中又大部分是竹枪柴刀,决定智取睦州。他把青年将领方七佛和妹妹方百花找来商议。方七佛说。“不怕。我们‘拳脚队'一顿拳脚,就能把睦州踢翻。”方百花说:“老百姓传说我们义军有神兵助战。我们索性扮作天兵天将,叫我们娘予军都穿上红衣装、绿裤手,吓唬他们一下,怎名样?”方腊厕呵趣笑着锐,“婚】官军杀人放火尽干坏事,所以最怕鬼神报应,我们就粉一贽鬼神。当然,光吓嘘不解决问题;还是要靠很狠地打。:古佛,你们拳脚队就指招敌人放过来然后断寸他的后路,把敢人
统统报销。”两人奉命分头去布置了。
童淑领了五百人出城,看到两边都是高山,不见义军,心里疑撼不寇。个小季梢梢对童淑说:“晾说义军是神兵,一阵威就到了你面前,乱一阵风叉不觅了套淑心遮,硬着头度朝前走。走到一不山承,忽然一阵山风刮来,直沙走有从山上滚滚而下。透过沙尘和山中云器,隐隐看见大批穿得红红绿绿曲“女仙”手里举着刀,飞爵下山而来。官军一阵惊叫:神兵来了扭头競往回跑。薤游一见只剩了自凤孤袋蓉+人,赶紧喝叫主兵们回来,低瑯里喝得转,具得自总电假着跑。一眨眼夫。“神兵·到子面前,刀光闪闪,软死了
一大批官军。方七佛故拳脚队也从地底下突然骨了出来,布速武器,有敢阵中夫欧关杀。官单的玉有名为券手夫部分成了刃鬼:蚕撇滋有面帝逃进睡州,自落谎禪表了。·,·打下睦州,方腊分兵两路,一路由资百花率领,向杭州,间封去。方腊一直卷她到富春江边,用鞭稍指着遍处的杭洲说,4等我打下就州,就痕来同玫杭州,容蒲先进杭州城
章65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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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方百花自豪地说:“我在杭州城里等着你。”
方腊率另一路起义军回师溯新安江西上,·穿过千里岗山和天目山之间的空隙,进入歙州地界。守歙州的“东南将”郭师中带一万人出城迎战,正遇上方腊部下勇将八大王。两犬交手,打了半个时辰,八大王二刀将郭师中砍成两半,义军趁势冲进歙州城。'八大王
文趁势向北发展,威通宣州。
·“方百花率领义军所向披靡,直抵杭州凤山门,在馒头山上设了点将台,淮备攻城。杭州知府赵霆,一见义军来到,就卷起搜刮来的金银财宝,逃之天天,留下一文心武两个官员,武的是制置使陈建,文的是廉访使赵约。他们两人也各有自已的算盘,“陈建恋美妾,赵约惜货财”,因而没有跟着逃走。两人走上城头,看到义军已经架起云梯,一个女将领头,迅速爬上城来。城上的石头和箭矢,雨点般落下去,女将挥舞长剑,把石头和能失全都格开,脚下爬得更快。陈建慌忙贼道。“用火,快用火。”火烧着了云梯,看看快要烧断了,女将奋不顾身继续往上爬,正当云梯轰然一声倒下去时,她翻身一跃,上了城头,挥创把逼上来的官军一个个砍下城去。就在这时,大批义军也跟着爬上了城,官军被压下城垛。陈建回头要跑,方百花飞身一跃,伸出创去挑,但这时冷不防一支暗箭射来,正中方百花的面门,她支持不住,倒了下去…。
西南喊杀声大作,方腊的犬军也攻进了城。方腊教把陈建、赵约两个捆起来,听候杭州百姓发落,同时寻找方百花,布置守城。可是,当方腊把她找到时,这位杰出的女将已经停上了呼吸。只见她面容严肃,剑眉竖起,紧握双拳,象是在说,“打到金陵去!:打到汴京去1”
宋兵南来
东南形势的急转直下,大大震动了封建王朝的京都汴京。北方虽然也有宋江等三十
六人造反,但在赵米统治者看来,这一伙人只是流来窜去,不占州县,并不构成很大威胁,且在宜和元年十三月,已经下诏”招安,正等着看结果,而方腊乱起两浙,占地称王,却不能不使赵佶急得大汗淋漓。这个地区是全国财物集中之地,北宋在这个地区搜刮的赋税钱粮越来越沉重。以茶税做例子,公元一○一九年(宋真宗天禧三年),东南“茶息钱”是三万贯(一丰文为一贯),而一百年后的徽宗政和年间,就增加到了四百余万贯,增加了÷百三
十三倍。两浙起义无异断绝了封建王朝的主要财源,这怎么不叫赵佶宁伙焦急方状呢!·赵債匆匆下令,命童贯率领军队前去镇压。这支军队共由三部分组成:一、保卫球畿的禁军:三、州飞湖南常德)、澄州(湖南遵县)枪排手;三、山西和陕西的六路精。,总数共卡五方天。以西北系老军官刘延庆为都统制,玉哀为统制。赵佶倾北宋全国精兵来对付方腊起义,述不放心,在军队出发时,他又穿了使服赶来,心事重重地拉着童贯的手说:“这东南犬局,寒犬完全托付给太尉了。蔺有紧急事,不必奏报,直接代寒火以御书处理。童赞就带了十玉军队,顺汴河星夜南下。
赵宋主朝最窖怕义军占领金陵(今南京,凭据长江天险苛北宋抗衡,国此命令童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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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陵乃咽喉要害,先占据江宁府,守住镇江。于是童贯亲自驻扎镇江,命王磔守住扬子江口,刘延庆镇守金陵,封锁了长江,这在战略上,宋军已比义军先走了一着。在杭州,方腊召集军事会议,确定下一步战略行动。
方腊兴奋地说道:“漆园哲师以来,战斗连连胜利,各地纷纷响应,义旗四举,仙居昌师囊起兵十万,永嘉俞道安威展浙南,东阳富求道人转战在金华江沿岸四县,他的师兄仇道人出击剡县(今浙江嵊县)和新昌,还有苏州的石生、归安(今浙江吴兴)的陆行儿,声势都越闹越大。·我们的队伍已迅速发展到近一百万人。我的计划是,固守杭州,先图浙东,派出大军回头打去,配合各路义军打下浙东各县,然后再部署北取金膝;大家的意见怎样?”∵太学生目将,是新近才加入义军的一个背年知识分子,他拥护农民革命,反对赵宋反动统治。.听了:方腊的意见后,吕将站起来说道
::“圣公对浙东形势的分析,很鼓舞人心。在这种情况下,我以为应当挥胜利之师,直取金陵,以扼守长江天险,断绝敌人的南北通道,确保整个江南在我手中。如果我们回头在浙东徘徊,敌人必定长驱直入,那将是很被动的。”
:方腊看这个年轻的读书人敢于发表不同意见,侃侃而谈,心里很喜爱他,但不赞同他的方案,于是说道:“我本出身于中产之家,只因见到统治者欺压农民太甚,我才起来造反。现在浙东受欺压的百姓还很多,不把他们先行解数出来,我心不安。”
目将说道:“听说圣公在香师之夜,就曾经计划过:江南列那,一鼓而下,我军据有江表,划江而守,十年之内,可图全国统一。.这个正确计划,圣公可不要改变呀1”方七佛看到两人都说得有理,谁也说服不了谁,就建议道:“圣公,北进的事,交给我好了。现在苏州的石生,已经起来,确实很需要支授。给我三万人马,我先打下秀州(今浙江嘉兴),然后直插苏州,夺取金陵。”
方腊说:“好1给你六万,去打秀州。目将守杭州。郑魔王南下攻婺州(今浙江金华),我随后也去。”
…当召开这次军事会议时,童贯还在江北。义军没有认识到先取金酸的意义,而老好巨猾的童贯却看到了,这是义军的一个失着。义军虽然英勇作战,东拚西杀,甚至文打下了浙南重镇婺州和处州(今浙江丽水),但放松了对整个战局具有决定意义的北线,终于不能顶住自北而南压来的官军,在军事上逐渐被动起来。
杭州军事会议后,方七佛率领义军在秀州城下苦攻四日,没有得手。童贯的军队却已经菠过长江,扑灭了苏州的农民义军,迅速顺运河南下,绕到方七佛的背后,占领海宁和崇德,把六万义军包围在秀州、海宁、崇德之间一个狭小的声角地区。形势对义军十分不利,打下秀州已不可能,退回杭州的降又被切惭。方七佛和全体必军浴血奋战,从北边神出包围,到了离太湖不远的一个小镇一桐乡县乌镇,部队已损失了四万人。
:镇百姓象接待亲人一样接待义军的到来,立即烧水煮饭,给伤员换药喂水。,高经一整天没屹一点东西的义军,流着热泪大口地吃着热菜热饭。乌镇百姓要义军在镇上住下。方七佛负了重伤,他挣扎着从船里岸,对乌镇百姓说:“感谢父老兄弟姐妹:我们不能疟这里兵停,马上就要冲过官军的封撳线闻杭州去。将来我们还要打回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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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长角船只向南摇去。,无正下着簪密的雨,儿毛乌镇百姓依恋不舍地站在岸边流泪送别。后来,就在这岸热,乌镇百姓筑了一座章,叫做“哭送亭”,亭边柳枝飘拂,好似粗唤
着远方的义军重来。
城楼·序降
垂衰领着京雠蔡军和辛兴宗、杨帷忠的照河兵尾追方七佛,到子杭州外围。这时,方腊已从南线成场赶到杭州,立即部署加强城防,推备歼灭来犯的官军。方腊在城头上巡查,春到义军同杭城老百姓诓在一起加固工事。方腊从一个手臂负伤的义军小战士肩上抢过一块大石头,放在城垛上,然后回过身来关切地间:“小兄弟,你在哪里兔的街?”
秀州城下。圣公,我砍死了六个官军。突圃时被恶狗咬了口,现在已快好了。”方腊很高兴地称赞他,并指者城外说,“恶狗跟上来了,作好推备,狠狠打它们。”“圣公,今天早上从城外射进来一支带信的箭,说是姓赵的皇帝要我们放下武器。”序腊故意逗他,4你看怎么样?”
“打”小成士毫不犹豫地回答“我们不是软骨头,娘老予给我生下的膝盖骨,是从不向敌火下跪的1
正说奢,方七佛抓来了一个穿宋朝官眼的家伙,掷在疗腊脚下。:这家伙爬越来,哇哩哇啦叫着,“我是皇朝偷官,我要面究你们首领。方腊喝佳他,华你来干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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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家伙被方腊的威严镇住了,嗫嗫嚅地说,“我,我是牵俞而来,不手我。皇上发出了诏书”,说眷从口袋里彝曲一张纸来,“皇上姑念你们出于生活所迫,昕信奸邪”
方七佛在一边大喝一声:“住口!你敢胡说八道,我就把你撕碎!”
方腊向方七佛撰撰手,对吓得瘫在地上的宋官说,“说下去,霜你那张嘴里还能效出些什么好东西来。”
宋官壮壮胆,继续说:阜上体恤民间疾苦,画经下了罪已诏',撤销花春纲,并武撤了朱動的职。东南百摊沐浴皇恩,从此前以何季要心耕织了。”
有腊羚笑一声,“这基被我们衣民义年打拍了,不得不装棋作样,实际金是欺验。我问饰,髋然粹业了花石钢”,为针么汴底还在劳师动众,大造什么方岁山?为秆名申原炎视蒲帝王将相照旧过灘花天酒越的集洒?为什么姓赵的皇帝至今还用百姓汛血供养着两羽个逢圭给他桥寿延年?这叫做体恤民间疾苦?·这便是沐裕皇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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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宜说,“大主不要用这样的张气对待皇上。皇上对你们究大为桥,只要受招安,就不答既往还可以馆骋爵,到那时类主对苏岁山的鹅遮就会不间手冷母了。”礼完,斜着眼霜方腊的脸色。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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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腊手扶剑把夫武笑了起来阿啊共要投降了,就绮宜做,还前以到皇帝的疔岁山上去逛逛,是这介意思妙极了!可是我这创”,他煞往笑,担剑秋獺里拉出半截,“是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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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一个老铁脱亲手扩就,交给我的,要我为穷苦百姓出力。我可没邦个心慰逛什么万岁山1迟卓有一日,我会把它一脚踏平,把你们那赵家皇帝一钠端,为
宋官见势不妙,起身想溜,但还没有死心,义说:“大王,坯有个消息奉告,山东大盗宋江三十六人,去年十二月已在海州接受了招安,皇上封宋江做了节度使。宋江这个人真不愧为识时务的俊杰。大主对这件事,有何感想?”
方腊怒火万丈,两道浓眉陡地竖起,圆睁大眼,右手猛地鲤出佩剑。方七佛飞起一脚,把宋官踢翻在地,一只脚踩住,正要伸手去抓刀,那个负伤的小战士手快,举力就要砍。方腊一搜手:“慢!留个活口,让他回去报信。告诉阉臣童贯,我们是顶天立地的农民义军,同赵家皇帝、贪官污吏都是死对头。想要我方腊出卖穷人利益,领管百万弟兄投降,休想!谁用穷人的命运给自已换一顶乌纱帽戴,谁就婆受平年骂,方代恨,落不下心个好收场。
回去就这样向你们主子说。滚吧!
方七佛象抓小鸡一样,抓起宋官,飞步走下城楼,穿过吊桥,将架宜摔出十几艾远去。
哈哈I”城楼上的义草都痛快地犬笑起来。
血战·帮源
锈降不成,童贯来用帐前小校韩世忠献的诡计,在北关堰伏击义军,占领了钱塘。义军便坚守杭城,不再出战。童为了等待后军主涣来到,世暂时按兵术动,只担杭州密密围了起来,切断了它的切外援。城中粮食很快就发生恐慌。等了十夫左右;王涣赶到了,宋江这个无耻叛徒背叛了农民革命的事业,也率领军队到了杭城前线,童度才下令攻城。方腊率成八分义军苦俄六日,终因城中断粮,具得下令分批突围。二月十八日,方比佛率领最后一批义军方人突围,擅到官车重重避击。义军前赴后继,大部壮烈脑性,只痢午余人眼着方七佛杀出重函,追上方腊率领的部队,经过尷阳、榈庐、州,节节向根地帮源
祠撤遐。三月十七母,主实攻下丁膛州。
皖南三月,春水涨了。班守在歙州的八大主,举挂着新安江上游的成排消捣。他很术得让江水把他送间东去,狠粮间敢人拚茶一阵。·实际上在这时,心场恶斗世已向他逼近。
・:童贯早在进攻杭州时,就御令守金酸的刘延庚,旅他的部下浏俄、杨前世,从江东进父
安微,占领皖南,摸向义军根据地的背后。三月初,刘镇、杨可世铅害代江河容突爱泾县。接着,杨可世从泾县进攻旌德县,刘镇从宜州进改宁国县,瞒股散军形城了对欹的钳形攻势。八犬主与敢军大战乎歙州城下,术幸城被。八光主艾在城外的潘村设下埋代与截人塵战到华夜给了丧人官犬杀份,但八大玉自已也贷了重伤,其得退拘精源涧。刘馔、梅可
世紧紫推来。
·:蜜庚就这样从避州和狱州的东茵两线,间时扑向头军根地猙眼洞。各地义率急急赶米变接,但受到了官军的拦截牵制。四月中无间,主爽领資溪。一中三,刘熊、杨可世首先到达帮源洞南口,按照预先约定的信母,燕越了烟火。这一殿黑色的摊火,象一面招}鬼跳的照幡把各路宋军都到帮源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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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口的黑幡,引来了王涣和他的禅将宋江等一路人马。王涣一直是作为王菜的后军,跟在人家屁股后面拾破烂,运死尸,赛壅得很。叛徒宋江,也急于想在“讨”方腊战斗中卖点力气,以报效主子。南日的烟火一举,意味着升官迁爵的最后机会到了。于是王涣率领着马公直和裨将赵明、赵许、宋江,急急赶来抢功。
南口的黑幡,引来另一路三万官兵,带兵的是黄迪和刘光弼,他们是童贯特地派来参
加围攻帮源洞的。
南口的黑幡一举,急死了王渊部下的韩世忠。这个小校在杭州献了一条诡计,升为偏将,官瘾越来越大。一见烟火升起,就带了自已挑选的五十名亡命之徒,抢先向南口奔去。见到了南口的黑幡,王察倒抽了一口凉气。老而贪功的辛兴宗更大为光火。他是王塞部下的前军,满以为这次稳得头功,不想被西路军占了先,于是死命地催部下往前赶路。
四月二十四日黎明前,五路官军三十万人马,把帮源洞重重叠叠包围起来。二十万义军,集中在帮源洞,在方腊亲自指挥下,展开了一场惊心动魄的根据地保卫战。
方腊扼守着帮源洞南口的箭门岭。官军把炮车推到皊下,朝着山岭放炮。浓烟烈火笼罩山头,成群宋军就开始爬山。当他们爬近山口,义军突然从烟火中冲出来。方腊舞着他著名的“火刀”,浑身象一团烈火,成批敌人倒在山坡下。箭门岭激战一日一夜,岭下枕藉着三万多具官军尸体,义军自己也牺牲了一万多名。由于箭门岭内陡外缓,利于攻而不利于守,方腊下令翻过松毛岭,向严家溪滩撤退在那里同另一路优势的宋军相遇,大战
一场,方腊的坐马战死,刀也丢失,最后退往洞里。宋军大发兽性,又烧又杀,使根据地“流血丹地”,义军十多厅火壮烈牺性。黑夜,各山头上依然听到刀剑格斗声和义军度惊山谷的喊杀声。直到天明,声音才渐渐沉寂。王察下令搜山。官军见屋就烧,见人就杀,百姓被害的何止成千上万。据地主阶级文人的记载,汤、榴树岭一带八十五里,九村山谷相望,吊死和杀死的人不知其数。尽管敌人这样残杀,他们还是找不到方腊潜居的秘密洞口。韩世忠带了五十个敢死队满山搜索,不知道涧口在哪里。但是,那个在方腊起义时向官军告密的方庚,在青溪隐匿了很久,这时文冒出头来,充当封建王朝的避犬。韩世忠这才找到了洞口,摸进洞窟,和守在洞口的义军格斗起来。激烈的刀剑声惊动了正在洞里养伤的八大王,他提了一把刀赶出来,迎面通上韩世忠,奋力欣去。韩世忠带来的敢死队,杀死了守门义军,向八大玉一拥而上,把他裹在中间。八天主箭伤还没有好同几十名敌人格斗很坎,终于力尽扑地,被敌人擒住。·
祸里黑森森地,深不可测。韩世忠已经被八大王砍了一刀,污血满脸。他不敢再往深处走了,鹅在洞口,把自己带来的死牛个亡命之徒往里赶。只听得洞底传来“乒乒乓定”的刃剑声,夹杂着撕裂人心的叫声。,一会,声音消失了,·从洞里丢出来儿具尸体,韩世忠一看,全是自己的部下,就又把第二批人赶下去,接着又激烈地传来砍杀的声音。宋军后续部队大推涌来,一批批地跳进洞去,整整打了儿个时辰,方腊虽然英勇,怎禁得敢人这样轮蕃进攻,最后终于被宋军缚住,妻邵氏、予方華,和部将方七佛、昌将,也陷落在敌人手中。韩世忠钻出洞外,嬖面酒到辛兴宗。韩世忠打了一躬,吹牛道:“末将单身入洞,生擒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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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牌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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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浒》第六十回中有一段描写,·晁盖死后,宋江在忠义堂上设了个晁盖的灵牌,上写道:“菜山始祖天王晁公神主”。这虽是件不起服的小事,但其中的奥妙是颜位得议论一番的。.·:
灵牌,又称神主牌位,这个东西对于现在的年轻人是很陌生的。人死了,弄块木板写上死人的名字,让活人对着这块木板烧香叩头,这不是很好芙么?但对反动统治者来说,却是桩神圣而又庄严的事情。:灵牌的发明人相传是周武王,这个西周奴隶主头子曾栽著他老子的灵牌去攻打殷針王。孔丘及其弟子更是一群灵牌迷,他们把灵牌的祭供作为一种专门的学间,不厌其烦地规定了天子、诸侯、大夫等各级奴隶主灵牌的各种尺寸规格。在封建社会中,灵牌更是风行一时。《红楼梦》的“宁国府除夕祭宗祠”,就描写了贾府老餐、少爷、太太、小姐们在香烟歙绕中向着一长串灵牌下跪叩头的情景。反动统治者对灵牌如此虔减,与其说是为了悼念死者,倒不如说是为了吓哦活人。死去了的统治者既然统治着天国,那末,对人间的统治自然就理应由他的子孙们所继承。父死子袭,兄终弟及,这用孔孟的语言来说,就叫作“正统”。谁有资格供率灵牌,谁藏是正统的继承人。因此,休小看了这块小小的灵牌,它上面集中地体现了封定的君权、族权和神权,是封建统治者加在中
国人民身上的沉重的精神都饿。
·:农民要造反,就必须劈碎这些大大小小的灵牌。历史上的起义农民,将什么“先帝”、“先师”的灵牌摔到了地上,的砸,烧的烧,好不痛快。但是,这种作为封建制度象征的民牌,居然被宋江搬上了起义农民的粱山:而作为农民起义领袖的晁盖,在死后居然被人们象对待封建统治者那样地进行顶礼膜拜。这是对晁盖的纪念吗?不,这是对晁盖的襄渎。晁盖临终遗言:“若那个长得射死我的,便教他做梁山泊主!”直我地否定了那种“父死子袋,兄终弟及”的“正统”观念,肯定了只有带领弟兄们竖持向封建统治者作斗争的人才有黄格充当梁山的领神。宋许设立了晁盖的灵牌,则是对是盖否定“正统”观念的再否定。这是一种复辟行为。宋江制追晁盖对于莱山的“神权”,旧的是为了实现咱己对于梁山的“君权”。宋江每旧“领头”向着晁盖的灵牌“举哀”,也就意味着他在采山的一切乎务上成了“当热的,“头朝”。在梁山上,恳蓝是老大,宋江是老二。老大死了,兄终弟及,采山的总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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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舍宋江其谁?
自然,宋江对于设灵牌这一封建制度是作了一,点“改良”的。.在这块泉牌上,写的不是“先帝”、“先师”,而是梁山的“始祖”即创始人“天王晁盖”。宋江要继承晁盖的“头领”地位,根本不是为了继承晁盖的苹命李业,而是为了背叛和瓦解晁盖的革命事业。但是,梁山的起义农民是拥护晁盖的,他们是要用坚持起义的实际行勋果纪念晁盖的。宋江不能公开打出反对晁盖的旗号,于是就供起了晁盖的灵牌,打出跪盖的旗号来反对晁盖。从表面上看,宋江对晁盖之死比任何人都要伤心,“如丧考姚”,“哭得发昏”;实际上,他恶毒地将群众对于晁盏的纪念转移到向着晁盖牌位作祭祀祷告等形式主义的封建仪式上面,使之从中得到某种安慰和满足而晁盖要求大家竖持斗争的逝言,则根本绝口不提,以便让人们在记忆中逐淅淡忘。归根到底,他将晁盖车若神明,目的是为了借用晁盖的名义病背叛是盖的勾当,使自己的修正主义活动合法化。
列宁指出,反动阶级在革命家逝世以后,“便企图把他们变为羌害的神像,即所博把他们偶像化赋年他们的名学柴神荣誉,以便‘安藏'和愚弄被压逍阶级,同时却阉潮革命学说的内容,磨灭它的革命锋芒,把它庸俗化。”宋江正是依靠是盖的灵牌这个“无害的神像”的辩助,轻轻巧巧地篡夺了苹命的领导校,把聚义斤改成忠义堂,葬逆了是盖所创建的意数烈烈的築出农民草命苹业。
然而,晁益的灵牌也有使宋江胆战心惊的一面。灵牌固然守以挚蔽梁山的英雄们,使他们关奥地以为米江是晁盖華命乎业的忠实继承者但是,当宋江公飛暴露了他的叛徒面耳以后,灵牌也狼有可能会引起大们对苹命锁袖和正确路线的超忆和怀念,遵步地从米逆的急弄中醒悟过来,重断举起革命造反的失旗,与他所推行的投降主义路残实行彻辰浃裂。送是宋江送投降浪研最害怕的。因此,一当招学成为事奕,宋江就迫不及待地一把火将跪盤的炙牌烧鲠寸。
凡是幸命阵营内部的投降主义者,当他的阴谋尚未能完全实现时,为了欺踢群众,总是晓曼当娘于,文要立脾玢,既要做投降派,又要鼠尤苹命派。但他公开叛变革命、投降敌人以后,就养仅燕狂地镇屈和屠杀苹命旅(包括原来崔一超而后来扔继续坚搏斗争的同伴),而且大多惑有严重的神经衮弱症,见了与革命有关联的东西就越到曹惝。“正是从这种心理出发,死去的是盘米会射起活着的宋狂冠此惊慌,连觅字自己设的绝簋是脾也会心惊肉魂,雕得一把火烧抨子牙救心。《水浒》的作者以为一把火烧掉了是盖的是脾,就前以烧掉了槳农民军树薨盖啡正痛路线的追倪,烧掉了人们头脑中的苹命总越而代之以粮降哲学。选只能是作者的痴心要想。有压迫,就有度挽。序更的笨江在粳摩后溲消年梁山农民军的余哪机在变热的领手市重史举起了苹冷的天。王如春迅所说的,“石在,灭种是术会轮的。”(且介亭染戈兰集*啦米定草y
宋注害怕绝基而义利用聪盘,供奉爽脾烯文烧毁爽牌这种弹劣的度草命湖爵浪行为是很战得革命的队俯扣以研宽的。宋在如此,赫争晓夫触地,古今中外的一坊修正主义者也标英宋如此。我们啦当龙分蜜视剩《水擀》这邮疫卧教特,从对发商教资的粘判中
出着盘的正面经验来。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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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有单命攀
는로그验总
搞好大学的料学研究工参
复旦大学教育革命组
摘好大学的科学研究工作,是卖现“教育必频为免严阶皱政治服务、必须同生严身动相结怜的一个董要方面。无产阶级文花大奋拟来,我付养议坚持弃门赤學,橘年答忖学科的敢育革命;同时对大学的科学研究领域也进行了较大的改革。
摘好头学的科学研究兰作,最根本的是要解快一个为什么人的问题,地就是科学研究的方向问题。文化关革命前,旧复旦犬学科研颈目世摘了宋少,但由予方向路线术对,艴离兰大革命实践,对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益处术犬。羌产阶级艾化大革命批判了修正主义的科研路线,使我竹认识到:料学研党王士作必须为无严阶戟或治腹务,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犬能其有广阔的前选。
要无产阶毁豉治服券,首光就有一个种研域闫瑯里来的间题。文化失革命前,夫学的科学研究工作往往术立定乎我国登夫華命运劲露要。傘我校垒物素来说:文花关革前,在修正主义路线统治卡,种学研究主作只摘名、舌、洋,不搐袖,棉、雅”。因此,贫卡中农批评说:“你竹这个专亚、那个专业,就术服务予正表业这不系、那个系,就是和工人农民没关系。”文化大革命以来,广大革命师生在开门办学的推数卡根据被业坐产销需要,到上海县北桥公社釉贫卡申农一起乎展关于虫髻叛测蓣报的研究立作6·乳年来对远首神虫的形渗生酒讨惯进符了观察和记录,总结子上海郊区鱼害发坐的规律和防语楚验,及时向各人电公杜提供琪情预镀,述筒苏、浙、皖等邻省八十多个科研和农业生产单位建立了经常的联系。义如数孿萦,在建尖用来皂“一张纸,一支笔”,“论文几斗簫,與际术治边,现崔,他们并竹搁种学研麂,帮助有关有油井采部门进行着藏壁和选定井拉的颈据处理,榫出宁製为精确的鲭论,为并发我国有鈾赞源作出子贡哉。垄想格斯明稳:“柱会一旦峟接米上韵需要,则这神需要就会论十并尖学单能艳科蝉推向前进。”儿年来,我校遵科暮系粪承担了和工发业生产(包括静兴士业和类端填目有密联系韵兰膏多不所究目,粪中半包经基奉完成。东奕能萌,綜合性关学的科学研霓作,虑必须些特从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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践中来,到实践中去,才能具有旺盛的生命力,真正做到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
·:强调科学研究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还必须重视开展基本理论的研究。毛主席指出“真正的理论在世界上只有一种,就是从客观实际抽出来又在客观实际中得到了证明的理论”。理论从实践中来,反过来又对实践起着重要的指导作用。因此,必须立足于三大革命实践,兼顾眼前儒要和长远需要,积极开展基本理论的研究工作。随着工农业生产的发展,不断地对基础理论的研究提出了新的要求。:例如,为了提高各种光源的质量,开辟发展新光源的途径,我校光学系开展了对惰性气体和金属蒸汽放电的研究,其中包括化学、动力学、光谱学等方面的基本理论问题。同时,对于国内外有影响的重大课题,如生命起源,天体演化,时空理论,等等,我们也都组织了适当的人力进行研究。任何一门自然科学理论,都有一个以什么世界观为指导的问题。·在这个领域里,两种世界观的斗争历来是
十分激烈的。几年来,理科师生认真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持续不断地对自然科学领域的唯心论和形而上学开展了革命的大批判,有力地推动了自然科学学科的改
造。
科学研究的开展,对于专业的改造、教材的革新、实验室和校办工厂的建设、多种形式办学以及教师队伍的培养等,都起着积极有益的作用。·比如,化学系物理化学教学小组和高分子七二级学员到上海溶剂厂开门办学,当他们了解到这个厂甲醛生产催化剂工艺副反应多、转化率低、原料消耗高时,他们就决定把这个课题作为自己的科学研究的项目。把科研和载学纬合起来,不仅为我国甲醛生产实现高效低耗创造了有利条件,而且,教师结合这项典型产品进行教学,学员从实践中提出问题,师生共同研究讨论,打破了过去“满堂灌”的现象。又如信息论教研组在参加勘探石油的会战过程中,编出了理论与实际统一的新数材光学系在电光源和激光的科学研究的基础上,根据国家需要,从无到有,较快地建设起电光源、激光两个新专业。由此可见,搞好大学的科学研究工作,对于推动数育革命的深入开展是十分有利的。
为了正确处理科学研究和教学的关系,我们还根据需要建立了教学、科研、生产三结合的体制。科学研究队伍在编制人数上占教师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左右。他们以科学研究为圭,也参加一些教学工作。搞散学的教师,也要承担一部分科学研究的任务,这两部分人进行定期的轮换。此外,还要轮流参加杜会调查、短训班和函授班教学,到工厂、农村、“玉·七”干校进行学习锻炼。‘科研与生产也是相辅相成的两个侧面。,在羌产阶级文化夫革命中,我校先后建起了“四·一”综合电子仪器厂、石油化工广、光学工广等校办工厂,还加强了电光源、计算机等实验室的建设,这些校办工厂和实验室不仅为师生提供了理论联系实际的教学基地,也成了重要的学研究的基地。“四·”工厂先后承担了大小见卡项科研项耳,试制成一批性能好、用途广的线性集成电路、申规模集成电路以及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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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多功能电子计算机。
:犒好大学的科学研究工作;还必须大撼群众运动;坚持开门搞科学研究。:毛主席早就说过:“什么工作都要搞群众运动”。科学研究是关门还是开门,是发动群众来搞还是由少数人包办垄断,这是区别毛主席革命路线和修正主义科研路线的一个标志。科学研究不仅要充分调动教师的社会主义积极性,而且要充分发挥校办工广工人、工农兵学员的作用,大搞群众运动,才能搞得生气勃勃,进展显著。例如研制中、大面积集成电路,是难度较高的一个科研项目。开始时,承担这个项目的有关教研组与车间没有拧成一股绳,力量分散,进展缓慢。在批林批孔运动推动下,改变了过去各管各的现象,成立了由工人、工农兵学员和教师组成的战斗队,以校办工厂为战场,连续作战,终于在较短的时间内试制成具有六十四种功能的“四位算术逻辑单元电路”,在中大规模集成电路试制上迈出可喜的一步。:几年来,.我们还与社会上的工厂和科研单位对十多项国家重点科研项目进行会战,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今后,我们要充分利用综合犬学多科性的特点,组织好校内外的协作,共同完成国家交给的重大科研项目。
开门搞科学研究,还必须把科学研究的成果及时应用到工农业生产中去。这里就有
一个在提高指导下的普及和在普及基础上的提高问题。把科研成果普及推广到生产中去,实际上是发动群众检验科研成果的过程,也是吸取群众经验进一步丰富发展科研成果的过程,这样的普及本身就包含着提高。实践证明,举办各种类型的短训班,是普及推广科研成果的一种好形式。化学系分析组为了解决工业部门测定汞污含量问题,试制
成功一种有自己特点的宜T32汞测仪,.灵敏度与原来的汞测装置一样,而价格却从原来
的上万元缩减到几百元。为了推广这项成果,他们在市治理三废小组的支持下,与分析仪器厂等单位协作,举办了微量汞测分析短训斑。来自自来水公司的学员带来各种水
.:
源,.来自医疗单位的学员带来血、尿、头发等样品,要求分析各自的汞含量。短训斑虽然只办了十天,却解决了实际部门不少急船解决的问题,汞测仪也得到迅速推广。电光源实验室推广新产品镝灯的短训班,信息论组关于地展勘探方面的短训班,也都收到了显
著的效果。
.·“思想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为了使学校的科学研究工作适应社会主义建设的新高潮,需要进一步加强党对科学研究工作的领导。我们决心在党委领导下,坚持党的基本路线,狠抓科研工作中两东路线两种世界观的斗争,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勤俭建国的方针,坚持有家争鸭、言花齐放的方针,同时对学校的科研工作制定一个长远规划,使学校的科学研究工作不断沿着毛主寤的革命路线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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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砂工人话革新
任
一提超起翻秒,人们自然就会联想起悄社会流传的一首歌谣,“要说苦中苦,翻秘打铁磨豆腐”。今天呢,翻秘行业的面貌与过尝犬不相同了。翻砂工人用这样儿何话来概括:“学理论做主,人技术改造抓得紫,生产面貌日日新。”
开路‘先锋
翻砂,也称热宁,是机械土业的头道工序。‘所以,翻砂工人总爱把自岂的宁作形象地此作“并路先锋”。
在机械工业申,金属切削和机械娑螋称作冷加立热珈社和羚加述是心前一后的两失上序,肴时就末兔丽些矛看。机电“局倦造行业维的间志给我们㐩了这样兰件事:有“年,这个冷加工实际需要的倦件是四十八东莛千吨,而生产能力却只有四十一万吨多;缺自这么大势必道成俦件供不应求,结果是红形形的铸件刚刚成型,冷水卜卜一浇,就被运去冷加工这就影响了产品的质量。有一次,一槊注塑机的底座就因为这个缘故而造成内壁有了裂纹,冷加工时没有发现,当注塑机出厂后,一经运输途中的巅簸,底部竞裂开了。为什么会产生这种矛盾?.翻秘工人告诉我付,从现象上看,是由宇翻砂盥术上冷加士引起的;其奕,根字运茬技术改遣的脱带上。前个拊使,冷抑工接米改造的步子上得快,箭作为“并踏先锋“的翻莎行亚的找术改造却装有能够跟上。“并弊的波有把4路并芽,层面的当然就顶着你屁股上来了,这怎么会不闹矛盾呢!
.这件華售诉人们+“并路先绛”要真正手拼路,当舞跪俸,抓斑行业的酸求改道是何等
重要上海数拟方计的翻秒主人从这样件件具体事例中,秋识到自邑在整企正业生产中的地位和作用,看到加快技术改造步伐的迫切性和重要佳,下决心主要依自高的力量来改变项来的落后面貌,当好名翻其实的“开路先懈”。
商釋‘与宋同样
翻砂行业的技术改造,称得生是一场斑传统韵翻砂生产技术的革命。工人同志在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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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他们走过的路程时说:这个行业里面可真是五花八门呢!,比如:全市三百多家翻砂广和翻砂车间,就遍布各行各业;它们生产的产品,小的只有几两重,大的要有九十吨乃至上百吨多的一年生产几百万件,少的只几件。,因此,氅个行业的技术改造如果企图搁一个统
一的“标准”、“系列”,结果就非碰壁不可。
那末,翻砂行业技术政造的门路究竞在哪里呢?上海科技交流站负赉全市铸造技术交流工作的薛文饮师傅说得好:尽管整个翻砂行业里面包含着各种“不同样”,但它们仍然是有头绪可抓的。二一般来讲,天批量的小件产品属一类,小批量多品种的中小件产品属一类,鉴星的大件产品又属一类。正确认识这些“同样中的不同样”,一把钥匙开一把俄,对于翻砂行业的技术政造是很重要的。就拿缝纫机厂来说,`它所生产的就属于大批量的小件产品这一类。这类厂的技术改造,主要采取搞自动流水线的办法。过去,大多数缝纫机厂只有单台的造型机,这比之于手工操作当然大大进了一步。可是,这种机器只解决了整个翻砂中一道工序的手工操作;一道工序上去了,前后道工序的压力很大,往往要耗费更多的人力去做辅助性劳动。后来,这类广进一步对前后道工序作了改造,把从混砂到浇俦、开箱等工序连成一条“龙”,试制成了一种四立柱度压式造型机的流水线。当我们来到上海缝纫机二广的这条流水线旁时,只见运输带缨绥驰行,机械手灵巧工作,一道道工序配合得井然有序。正在操作的工人告诉我们:,过去,翻缝纫机上的车莞,一组造型机一天只能生产三有五十只,现在搁出了这条流水线,一天就可生产三千六百只。
在上海机床俦造厂,我们看到的却又是另外一副情景:这里没有一条流水线,却有两种机器特别吸引人:一种是每分钟转速一千四百转的抛砂机,从它嘴里喷出来的砂直冒火童,就是它,可以代替人工一锹一傲地铲砂和捣固机把砂在砂箱里捣结实的工作。另一种是有二、兰中个犬气压力的水力清砂机,它靠高压水的冲力,把粘结在铸件上的砂冲刷得干手净净。原来,这个广主要是生产机床成套设备的俦件,批量小,品种多,大的有几吨重。如果搞流水线,模具杂七杂八,换上换下很不方便。何说铸件犬,流水线也歌不动。于是,他们就遵照毛主席关于“奢重于捉住主要的矛眉”的教导,针对耳前广内劳动强度较头文是生产上海弱环节的造型、滑砂这两道工序,开展技术改道。俗语说:“一吨铁水三吨砂”。抛砂机搞成功了,就甩掉了铲砂和捣固砂的繁重体方劳动。清砂采用水力后,用不到象原来那样用凿子凿、榔头敲了,改普了劳动环境和劳动条件,又提高了清砂的产量和质瑾。这就给翻秘行业的技术改造开拓了一条新路。
当然,抛砂机也好,水力清砂机也好,都不是万能机。拿抛砂机来说,碰到特大的铸件,砂箱就有五六米高,抛砂机连头都够不上:即使够上了,要把砂抛到五六米深的箱底,也早有气无方了,如果遇上凹凸木平和弯弯曲曲的铸件,燕砂转不了弯,就更是英雄无用武之地了。怎么办香专门和犬型铸件打交道的上海造纸机械厂的翻砂工人,就在改革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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砂上动脑筋。他们试验戒功的自硬砂造型,只要将一种特制的砂装满砂箱,经过短时间的停菠和微度,型砂就会自已变得坚实而成型。你看!流水线和抛砂机行不通,却从型砂政革上义阅出了一条新路。酵砂工人的创造性可其是无穷无尽的呵1
在翻砂行业的技术改造中,你有你的打法,我有我的打法;真称得上是“八仙过海,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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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神通”。这不禁使我们想起:每个行业都有自己的特殊性,即使同一个行业中也不可能卡篇一律。这些“同样中的不同样”,必然会给技术改造带来困难。但只要具体分析,抓住了矛盾的特殊性,总能找到切实的解决问题的方法。翻砂行业的工人群众,学习和运用毛主席哲学思想,正是从实际出发,战胜了各种“不同样”的困难,才使技术改造搞得千姿百态、气象万千1.
其实,矛盾的特殊性中也寓有矛盾的普遍性,“不同样”中也有“同样”。翻砂,不管有怎样的特殊性,总是前后十一道工序,这就有可能使我们在运用特殊方法对付“同样中的不同样”的同时,运用一般方法去解决“不同样中的同样”。确实,过去翻砂厂的混砂、熔炼、落砂和清理等工序,都靠手工操作,·现在制造成功了辗转式混砂机、风力运输设备、电磁吸铁盘、水力清砂机和水趣清砂等,这对“不同样”的翻砂厂的技术改造就都带有普遍的意义。正是从这一点来说,各行各业开展技术改造,不也都能从中得到启发吗?
不怕.底子薄
1·
我们在上海科技交流站参加了一次小型座谈会。座谈的主题是:翻砂行业技术改造的力量从哪里来?
翻砂行业技术力量的底子很薄,在某些人眼里,要摘流水线,造这样那样的机器,就非得先有一支掌握电子技术、机械技术的队伍不可。否则,让翻砂工人自已来唱主角,只能是“竹篮打水一场空”。真的是这样吗?不。上海马铁厂党支部书记陈彩明同志就在座谈会上这样地谈了自己的看法:底子的摩和薄是相对的。在一定条件下,底子厚的不一定就上得去,底子薄的也未必不能办大事情。文化大革命前,我们厂曾请了一位所谓技术专家和一位苏修铸造专家来作指导,“底子”总算不错吧!但这些人到广里兜了儿圈,便大泼冷水:“这里场地小,没有条件搞机械化”,“你们广这样生产就行了,用不着搞什么流水线。”要说有这样的“底子”,那么它再厚也等于零。后来,工人群众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怀着对摆脱笨重体力劳动和改变落后生产面貌的强烈恩望,边学边千,大胆实碳终于使底子海逐渐向底子厚转化。现在我们广里,由工人们自行设计、制造的自动造型流水线犹如百舸竞发,代潜了昔日繁重的手工操作,在生产上越来越发挥“宣大的砟用。接着补充发言的是马铁厂的工人技术员戴景贤。他说:在技术改造中决不能轻视操车工人的实践经验。翻砂工人固然对机械、电子等技术不熟悉,但在翻砂技术方面却是内衍。如果我们注意创造条件让这批“土生土长”的技术力盘发挥自己的特长,并通过学可逐步克服原来的缺陷,便能使技术改造搞得更符合生产的实际需要。譬如:我们厂在设计
一条挤运自动造型流水线时,碰到了制造一百只加工难度高、结构复杂的凸轮传动部分的难题,广夫正大、技术员和领导三结合,从生产实际出发,根据实践经验,太胆提出了用一台旁磁制电动机和十八只继电器代替凸轮的设想,对流水线的机械结构和传动方式进有·了改革,终于获得了成功。改革后的自动造型流水线与同类型的进口设备相比,造价降低了百分之六十,效率提藏了百分之士六。o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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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翻砂工人出身的上海机床铸造厂党支部书记陆关元同志也谈了自己的体会。·他说:
翻砂行业由于生产比较紧张,许多工人都是“一个萝卜一个坑”,在这种情况下,要从生产前方抽调一部分力量来加强技术后方,确实是一个矛盾,也是对我们的一种考验。·拿我们广来说,总共五百多人,现在已初步形成了一支六十多人的技术改造的骨干队伍。把这么多人从生产前方抽下来,当初不少同志是有顾虑的。我们支部开会商量,觉得如果技术方量薄弱的局面不改变,给生产带来的影响就会更大。·一时有所失,长远有所得;一时有所得长远可能有所失。事实也正如此。后方的技术力量由“底子薄”变成“底子厚”,前访生产就出现了大幅度增长。.比如:过去由手没有能力搞技术改造,设备得不到经常的维修和保养,一出故曄,生产就只好停下来,现在这种情况儿乎没有了。过去生产中劳动强度高的弱环节经常要拖后腿,现在搞了技术革新,革掉了手工操作的命,提高了机械化自动化程度就进一步挖掘了生产潜力。我们作了一个对比:全厂每个工人一年的翻砂总量
一九六五年是七十三点六吨,今年七月份已提高到一百二十三点七吨。在厂里,大家就把这种适当抽调生产工人来如强技术后方的做法,叫作“磨刀不误砍柴工”。
上海许多翻砂厂的厂房面积狭小,条件很差。·工人们风趣地说这类厂搞技术改造蚜象“螺蛳壳里动刀枪”。在这方面,中华治金厂的王财根同志作了动人的介绍。他说我们厅场地寒张,拥挤得“水泄不通”。好儿次,用于技术改造的造型机和射芯机已经到户,了,但由于没有地方安装,只好“打回票”。我们曾采用水爆清砂的新工艺,可是铸你一到水里,“蓬”的一声巨响,四周象发生地度一样,居民可真吃不消。这也不行,那也不行,就逼得我们上“染山”,:外出取经学习,回厂自己动手试验了翻砂不用砂的磁丸造型新工艺。现在这种新工艺基本试制成功。:它省去了混砂、翻砂、清砂三道工序,把三只最大的帖地“老虎”给赶跑了由于磁丸造型是用泡沫塑料作模型的,它很轻;也就可以把一向只能在底层加工的木模工序搬上楼,这就打破了历来翻砂行业“不能利用高度空闻”的陋习,使生产面积得到了较充分的应用。工人们讲:原来认为场地小搞不了技术改造,:谁知这样一通,:倒遥得我们搞出了生产效率高、占地面积小,劳动强度低、工作环境好的新工艺,使翻砂行业的技术改造又出现了一片新天地,真是“草衡里能飞出金凤凰”。
·,座淡会上的发言,用事实批致了“底子薄就只能永远是底子海”的形而上学观。广大翻砂工人正是运用辩证唯物论,承认事物的对立统一,促使矛盾着的双方在一定条袢术向它的反面转化,使底子薄转化成为底子厚,不断取得了技术改造的成就。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马克思主义哲学一旦为,广大群众所举握,能产生多么官大的威力啊1
路线的正确与否决定一切
::我们的调查访问越深入,感受也就越深。翻砂行业的玉人群众为什么能够克服种种因雅把技术政造摘上去?·回答是,有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指引。
··让我徇从上海缝纫机二广三条不间的流水线说起吧。·这三条流水线,蒗晰地记载着主人群众资榭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并展技术改茸的前进脚印。第一条展压式造型机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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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线,是在头跃进的椤鼓声中诞生的;第二条四立柱腰压式造型机流水线,是在文化大革命的高潮中建成的;第三条无箱挤压造型机流水线,又是批林批孔运动的产物。
厂党委书记徐汉清同志告诉我们:“这三条流水线,一条比一条先进。怎样使它们更上一层楼,这里就有一个路线问题。”他带着我们来到四立柱屣压式造型机流水线旁,继续锐:“拿这条流水线来讲,刚建成时有不少缺陷,运转起来时流时停。于是有人就埋怨起来了,主张拆了它。是拆还是改?我们的思想经历了剧烈的斗争。任何一件新生事物刚出现时总还不很完善,作用还不能得到充分的发挥,在这种情说下,人们往往会对它不理解。因此,对四立柱腰压式造型机是拆还是改,其中也有二个站在那一条路线上来认识新生事物的问题。后来,我们党委统一了思想,并在群众中开展了路线教育,同时切实抓紧了技米改造措施,终于使四立柱压式造型机变成了现在这条畅行无阻的流水线。”
,·参观完这三条流水线,徐汉清同志又给我们讲述了他们厂抓翻砂技术改造的深切体会:“从认识论上来看,怎样对待技术改造的成果,还有一个不断端正思想路线的问题。辔如,是提倡积极巩面,还是摘消极巩固,这里就有斗争。拿麗压式造型机诞生后的情况来说,它代潜了手工操作,生产效率大大提高,但由于它和流水线之间还隔着二条‘沟',展实后的砂箱要靠人二箱箱往流水线上抬,一天要抬儿十吨!产登问题解决了,劳动强度问题却突出了,这就要求进一步发展。四立柱震压式造型机流水线就是在克服宁这种不足之处才诞生的。但它仍不够完善,噪音和灰尘比较大。这就又为我们提出了新的课题。现在的无箱挤压遵型机,吸收了前两条流水线的长处,医治了它们身上的弊病,就变得比较完善起来,但它还要发展。如果搞消校巩固,把取得的技术改造成果视作极限,最后必然束缚自己的宇脚,不可能创造新的成就,甚至连已经取得的东西也会给抛了。任何事物总是在发展中求死固的。只有这样,才能使技术改造的步子沿着正确路线不断向前迈进。”
·是啊,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一切发展,不管其内容如何,都可以霜做一系列不同的发展阶段,它们似一个香定另二个的方式彼此联系着。”从整个翻砂行业技术政造的历史长河来看,现在所取得的成就,只不过是一滴水珠而已。'翻砂行业技术改造的前途是广滴无限的,生产潜力可以说是很大很大。比如,缝纫机二广这三条不同类型的流水线,现在还同时荏在着(原因之二,是坐产的需要一时还不可能把较落后的全部抛掉),但能不能尽快创造条件,用较先进的去代替较落后的呢?文如,整个行业的技术改道,爱展述很不平衡,恁样创造条件使落后的艇上先进的呢?还有,翻砂行业目前的生产体制和住务安排,有好些是可以研究改进的:如果采取相应措施,那末,技术改造的成果就能在现有基础上进=步得到发展。所有这些问题,都孺要我们在毛主蓆革命路线指引下,逐个去求得
解决。我柄的调查访间,是在七、八月的失伏天进行豳。堂外的气温商,翻他产的高温可想
而知。然而,翻砂正人那股决心把技术改造摘上去的劲头比高温还要,到处是一片热气腾腾的景象。他何在制订远籴规划时發迈地提出了“未模不用未,泥芯不用骨,翻砂不用砂”。我们相信在不远的将来,整个翻砂行业一定能够逐步实现这个世丽的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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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在·厦门
座落在闽南海滨的门大学,有着一番与古城北琼迥然不同的风光:几座花岗石的楼房斑立在海边,校园里到处丛生眷生命力强盛的亚热带植物一高大挺拔的龙舌兰。鲁迅在上海同许广平分手后,:于九月四日来到这里,担任文科国文系救授和国学研究院教
授。
当时,厦门大学才开办了五年多,救员宿舍还没有完全造好。鲁迅来到后,暂住在生物学院二楼靠海的一个房间里。这座楼房,筑在海滨的小山岗上,四无遮拦。屋外,茫茫
的海水连眷蓝天,海风卷着涛声日夜轰鸣。鲁迅有时在L个同事的陪同下,来到海滨漫
步;他踏着玉屑一般的细沙,远跳南太武山那边天上的红霞;近看嬉戏于波涛之间的白鸥,顺便抢儿枚奇丽精巧的贝壳。:离此不远,耸立着明末郑成功建筑的城墙,婚龙似地雄踞在海边:附近是当年的演武场,还有几尊郑成功军队遗留下来的野钢炮,在秋草夔聾的荒地上受着风吹日晒。这柴进迹,比海边的山光水色更使鲁迅不能忘怀。他不时前来凭吊,将思绪引到三百年前那段悲壮的时期,到三百公里外被帝国主义强盗霸去的祖国神圣
领生台湾心·
·.·鲁迅初到度门,离开了北京那种沉闷的环境,有种耳月一新的感觉。特别是看到报上刊登的北伐军节节胜利的消息,更是振奋异常。九月光日,北伐军攻下了汉口,包围了武昌,鲁迅从报上获悉这消息,不胜欢欣鼓舞,不久北伐军攻入福建,鲁迅于九月十西日写信给已到广州的许广平,“此地北伐消息也甚多,极快人意。”以后每进几天他都把北伐渭息向许广平报告一次。迅速发展的革命形势,使鲁迅受到豉舞。他在给朋友的信中增说。“我来度门,具是为了暂避军阀官僚正人君子'们的迫害,然面小米也在体息北时,及有些准备。”所滑“休息”和“准备”,乃是回顾自己走过的革命路程,避和解剖館己的思想,总结头争经验,以瘦泄接新的、更大的械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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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月二十日,开学了。开学前,群贤楼下右边的布侮牌上,贴蓉一张文科办公率的布告,
“周树人先生,已到校多日,其所担任之《中国文学史》,《中国小说史》,及《声
;韵文字训话研究》三门功课,定于下星期起,开始上课讲投,希各注意,此布。”同学们看到这布告后,欢欣鼓舞,奔走相告。有些学生,是听说鲁迅要来度大任教,特地从河南、青岛、南京、上海等地转学过来的,他们更是兴高采烈,觉得果然不虚此行。鲁迅担任的三门课,原定每周各二小时影后来“训沽研究”没有开,小说史改为三小时。每当鲁迅讲课之前,热情的学生们常先到他的住处,替他拿了粉笔匣,簇拥着他走向课堂。鲁迅的生动讲授,象磁石一样吸引着青年们的心。当时厦门大学学生总数不多,四科十二系共四百三十二人,报名选读鲁迅课的有国文系全部学生,还有一部分英语系、救育系的学生。等到正式开课以后,人数越来越多,不仅商科、理科和法科的学生都纷纷赶来听课,连校内的助教和校外的记者、编辑也闻风而至。·教室满座了,许多人便倚墙站着听。鲁迅进课前,先把认真编好的讲义发给学生。讲课时,并不限于讲义的内容,而是围绕一个作家或作品,联系时代背景详加分析,旁征博引。大家屏息静气地听着鲁迅娣娓而谈,不时被他幽歌的语句引得哄堂大笑。
:':鲁迅的讲课能吸引这么多的人,除了他态度亲切从容,言词简东生动之外,更董要的
是思想新颖,分析鞭辟入里。当时,五四运动已经过去七年多了,但在度门,H思想、伯文
化的浓云毒雾依然到处弥漫。市里的报纸,大学的刊物,甚至中小学生的作文,二律都用文言。孔家店的幽灵在校内外游荡。厦门大学校长兼国学院院长林文庆,就是个孔老立的患实信徒,他曾专门写过《孔教大纲》鼓吹孔孟之道。,在这祥的情况下,青年们多么希望有人带领他们冲破这沉闷的空气呵1如今,他们把这番希寄托在鲁迅身上。·:::【鲁迅在进授文学史的时候,同封建文人、资产阶级学者尊儒反法的论调针锋相对,他对手历史上坚持革新、坚持前进并屡遵儒家中伤咒骂的法家代表人物及其作高,给予高渡评价。他称屈原的《离骚》“逸响伟辞,卓绝一世”,赞李斯的奏议“尚有华辞”,“秦之文章,李斯一人而己”誉贾谊和晁错的政论文“皆为西汉鸿文沾溉后人,其泽甚远…有些在过去文学史著作中儿乎被抹煞的法家代表人物,鲁迅甚至用专章加以论述。每迅府手编写行部中国文学史是存志已久的。尽管度门大学的图书资料十分峡艺,但他还是着手编了干章这就是以后整理出版的《汉文学史纲要》。由于鲁迅能纵现实斗争的需要出骏,以严肃的科学态度对待祖国文化遗产;力图找出它的内在规律性,探求文化发展与社会发展的类系,因此,他这部著作中所体现的文学更观,是非常接近历史谁物主义的。:他的讲谦受到青年何的热烈欢迎,也是不奇怪的。
膏年们把鲁迅看成引路的导师,他们不满足于光听食迅讲课,述希垫在每迅的雯舞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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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导下开辟新文艺的园地。有一次,几个背年来到鲁迅的卧室,表明了自已的心愿,每迅边听边频频点头:“好的,好的!我一定来帮助你们1”
在鲁迅的帮助下,厦大的学生组织了两个文艺团体,一个取名“泱泱社”,出版《波艇》月刊影一个叫做“鼓浪社”,出版《鼓浪》周刊,附在鼓浪屿的《民钟日报》副刊上发行。鲁迅尽管感到这些学生们的作品由于受到资产阶级文艺的影响,或“过于颓唐”,或“大言无实”,“恐怕也不见得有什么好结果”,但仍象在北京时一样,怀着培养新的一代的可费热情,帮助青年们审稿、改稿,接洽出版事务。他曾经同一个向他约稿的书店联系,希望能出版青年的文学刊物,可是书店大概觉得无利可图,拒绝了。鲁迅非常气愤,对青年们说:“这种市侩,只要有利可图,他们会若无其事地厚着脸皮,又来请我写文章,那我只好不客气地说:没有什么空闲”!”后来,鲁迅又向上海的北新书店联系,托他们代为付印发行。十一月间,一本草绿色封面、装帧颠为精美的《波艇》月刊,送到了读者手中。为了表示对青年的支持,鲁迅特意把自已写的历史小说《眉间尺》(以后收入《故事新编》时改名为《铸剑》)发表在该刊的创刊号上。
与青年们在一起,鲁迅感到心情舒畅,但一接触到周围陈腐的空气,却文使辔迅感到
厌恶。
度门,是帝国主义强迫开辟的“五口通商”之一。这儿,除了番客买办的洋房别壁之外,市区的街道又脏又狭,房屋又矮又破,四郊则到处是丛丛野草,累累荒塚,野狗在其间自由出没。鲁迅在谈起对度门的感想时,引用了曾在清末来过这里的荷兰人享利·包立尔的一句话:“中国全国就是大墓场”。
鲁迅更为厌恶的,是这座城市里流行的金钱至上的哲学。:他说:“大概因为和南祥相距太近之故罢,此地实在太斤斤于银钱,‘某人多少钱一月’等等的话,谈话中常听见。爵迅虽然月薪较高,生活却很朴素,正象当时一位记者所说的:“没有二点架子,没有一点派头,也没有一点客气,衣服也随便,说话也不装腔作势。”但也正因为如此,他不时遇到一些人的白眼。
有一天,鲁迅拿了厦门大学总务处会计室发给的支票,到市区“集通银行”去支取薪
水,他向着柜台里边说:“支款,先生1”
“好的,支票拿来!”柜台里边的人一边说,一边接过支票,不禁狐疑起来。他上上下下打量着鲁迅,心想,一个拿教授工资的人,怎么穿戴是这个样子?莫非是人家丢了支票他捡来冒领?于是就提高了嗓门问道:“你是哪一系的?”“国文系。“鲁迅回答,又朴充说。“或者是,国学研究院吧。”
·请等一下,到会客室坐坐地!”那人装成彬彬有礼的样子,把香迅带到后面一间房手
里,并章了一张当天的《厦声日报》给他看。
每迅在会客室拿着报纸看了又霜,香烟一支接一支,还是不见人影,正在莫名其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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忽听得远处断断续续传来了打电话的声音,“喂,喂!你是度大会计室吗?一你们有没有
一位教授名叫周树人的?一婚!是新来的。一唔!就是这样的身材」一晤!穿得太过朴素了1。一唔!.唔!就给他!马上给,马上给!”那人这才笑容可掬地领鲁迅去办领款手续。社会上是这样,在号称高等学府的度门大学里也不例外。校长林文庆,对教员悭吝刻
薄,日月希望大家从速做许多工作,发表许多成绩,象养牛为的是每日挤牛乳一般。鲁迅刚到校,他就问著作,问年底有什么东西发表,可是当鲁迅把稿子送去后,却没有下文。后来林文庆在,一次会上提出连教学科研用的经费和预算也要打个对折。鲁迅在会上据理力鱼,林文庆却神气活现地说:“关于这事,是有钱的人,才有发言权。”鲁迅听后非常气愤,当场掏出两个角子拍在桌上,既犀利又幽默地说,“我也有钱,我有发言权。”弄得林文庆啼笑眷非,狼狈不堪。
十月十四日上午,度大举行纪念周会。对于这种每星期一次的例行集会,学生们历来不感兴趣。然而这夫大家听说鲁迅要来演讲,便争先恐后地拥到群贤楼上的大礼堂里。九时正式开会,照例是林文庆担任主席,照例是大家起立先唱校歌:“自强自强,学海何泱泱!藏江深且长,…嗟乎,南方之强!”明毕,林文庆简单说了几向开场白,便向坐在台上的鲁迅一揖,顿时,礼堂里响起了一阵热烈的掌声。鲁迅走到讲台边,看了看底下的听众,说:“今夫,我的讲题是。《少读中国书,做好事之徒》。”听到这个题目,会场里立刻活氏起来。
:>每迅说:尊孔,崇偏,读经,复古,可以救中国,这种调子,近来越唱越高了。其实呢,过去塘是主张读经的人,多是别有用心的。你们青年学生,多是爱国,想救国的。但今日要数中国,并不在多读中国古书,相反地,我以为暂时还是少读为好。中国古书越多读,越使人思想糊涂,分不清是非。
:鲁迅又说其讼我要劝你们做“好事之徒”。.世人对于好事之徒,往往感到不满,认为“好事”二字,好象有“週事生风”的藏思,其实不然。我以为今甲的中国,这种“好事之徒”却不妨多,因为社会一切事物,就是要有好事的人,然后才可以推陈出新,发生变革。…
·:·鲁迅在又一阵热烈的鉴甫中结束了演拼。·
过了不久,鲁迅演讲的纪录稿在《厦大周刊》发表了,但是不见了前半部分,原来林文庆认为前半部分同自己的尊礼主张相倖,干脆把它删掉了。'从此,学校当扁每次来约鲁地演讲,他都=一概谢绝。他说“一演说,则与当局者的意见一定相反,真是无聊。”在痘门大学,除了林文庆之外,“教授”中还有许多无聊的人物。他们不学无术开日闭白“马掰可、“古貌林”,平时除了玩玩留声机,唱唱昆腔之外:就拯得吃吃喝喝,同银行家吹吹拍拍,一颖都推校长之喜惩是伺。·卡+月十七日在犬礼堂开恳亲会,学生指导长林玉寐起而演讲,竞犀着脸皮说道:“悬亲'二字,是恳切亲镏的意思,我们的老校长好比家长父亲”鲁迅听后气得真要立刻跳起来。一位薜学教授越来反驳了指导长几何,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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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又有个留学西洋的教授为他辩护道,“在西祥,父子和朋友没有什么两样,所以倘说谁和谁如父子,也就是谁和谁如朋友的意思。”鲁迅后来说,“这人是西祥留学生,你看他到了西洋一番,竟学得了这大识见。”
其中,魯迅最讨厌的是那些“现代评论派”的门徒。他们自称只佩服胡适、陈西滢两个人,整天围着权势者打转,到处安插亲信,散布流言,兴风作浪。鲁迅鄱视地称他们为“学者皮而奴才骨”,甚至“连皮也太奴才”了。眼看这类人在厦大飞扬跋扈,鲁迅感到气愤、失望。他在给友人的信中说,“我以北京为污浊,乃至厦门,现在想来,可谓妄想,大沟不干
净,小沟就干净么?”
是的,如果不荡涤整个旧世界的污泥浊水,厦门当然不可能独独“干净”起来。社会和学校既然如此腐败,周围的一些人又这样可憎,鲁迅除教学和辅导青年外,别的事就不愿多管了。很久以来,他一直褐望能认真、系统地清理一下自己的思想,以便适应斗争的需要和形势的发展。现在相对安静些,“琐事”也比较少,这正是一个学习和思索
的好机会。
从九月二十五日起,鲁迅搬到集美楼居住。这座楼很大,楼的前面就是演武场;楼下是阅览室和书库,楼上是装订书刊的场所,有几个房间空着。鲁迅就住在楼上靠西边第二间房子里。房间的北面有两个大窗门,可以遥望南普陀寺;南面有两个大房门,门外走廊
·上有一排石栏杆。到了夜晚,人去楼空,整座大楼常常只剩下鲁迅一人,周围一片寂静,除了风声、涛声,只有偶而传来的几声犬吠。鲁迅的心情怎么也平静不下来。他靠着石栏远望,只见海天微茫,黑絮一般的夜色笼罩着一切。记忆的闸门打开了,一幅幅早已随着时光逝去的生活图景在眼前出现了,于是他又继续了《朝花夕拾》的写作,接连写了《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父亲的病》、《琐记》、《藤野先生》和《范爱农》等五篇散文。这些散文首尾衔接前后呼应,相当完整地回顾了自已从童年到青年时代的生活历程;童年时期对私塾封建教育的不满,少年时期在沉滞、黑暗的故乡和骗钱害命的庸医周旋,青年时期对改良主义运动的失望,留学日本期间对日本友人的深厚情谊以及对军国主义的反抗,归国初期亲眼看到资产阶级领导的辛亥革命的失败以及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悲惨遭遇…鲁迅从自己艰苦而曲折的生活道路中,从近代中国历史的急剧演变里,深深感到必须寻找新的革命力量,必须掀起一场彻底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才能开创一个崭新的时代。这儿篇回忆性散文,是鲁迅自我解剖的生动纪录,其间留下了他不断寻找革命真理的足迹。在一个深秋的夜晚,魯迅编完了一九○七年至一九二五年的论文和杂文。望后窗外骨立的乱山中的许多白点,是丛塚,一粒深黄色火,是南普陀寺的琉璃灯,寺里正在庆祝佛陀诞辰,诵经拜佛,超度亡魏,演傀儡戏的锣鼓声断断续续,间隔中更显得寂静。看着这些旧稿,回顾一次次的斗争,鲁迅思绪万千。这些杂文,字里行间充满着战斗的呐喊,完全是针对着不合理的社会制度而发的,因此,很遭到一些“正人君子”的憎恶。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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迅深深地知道这一点。他提笔写道,
天下不舒服的人们多着,而有些人们却一心一意在造专给自己舒服的世界。这是不能如此便宜的,也给他们放一些可恶的东西在眼前,使他有时小不舒服,知道原来自己的世界也不容易十分美满。…即如我的戒酒,吃鱼肝油,以望延长我的生命,倒不尽是为了我的爱人,大大半乃是为了我的敌人,一给他们说得体面一点,就是敌人罢一要在他的好世界上多留一些缺陷。
这番话,生动地体现了一个革命者的人生观,洋溢着一股不可遏制的战斗激情。鲁迅说,他现在要印行这些杂文,是为了使喜欢他的作品的读者得到一点鼓舞,同时也是为了使那些憎恶他的文章的人得到一点呕吐,他毫不犹豫地写道:“那些东西因我的文字而呕吐,我也很高兴的”。不过这些以往的战斗,已经“和光阴一同早逝去,在逝去,要逝去了”。鲁迅决定把这本集子定名为《坟》一“一面是埋葬,一面也是留恋”。·“埋葬”,是批判地认识到自已走过的道路,否定思想上夹杂着的那些错误的东西;“留恋”,是珍惜斗争的历史和经验,准备迎向新的战斗。
哪一些可“留恋”,哪一些该“埋葬”,这须通过自我解剖才能明白。因此,在《写在〈坟〉后面》中,鲁迅深沉地说:
我的确时时解剖别人,然而更多的是更无情面地解剖我自己
鲁迅具有可贵的自知之明精神,他通过自我解剖告诉读者,自己虽然从旧营垒中来,情况看得较为分明,反戈一击,易制强敌的死命但唯其从旧营垒中来,所以“觉得古人写在书上的可恶的思想,我的心里也常有”,“自己却正苦于背了这些古老的鬼魂,摆脱不开,时常感到一种使人气闷的沉重”,特别怕因此而毒害了热情地寻找真理的青年。鲁迅决心摆脱旧文化、旧思想的影响,褐望找到一条正确的道路,但他又说,“我可正不知那一条好,虽然至今有时也还在寻求”。
但是,革命在发展,时代在前进,它有力地推动着魯迅在寻求革命真理的道路上不断迈进。北伐战争接连取得胜利的消息,促使鲁迅对谁是革命的主力军这个老问题有了进、
一步的认识。鲁迅过去一直把希望寄托在青年知识分子身上。这时他越来越强烈地感受到工农群众的力量,更请楚地看到了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劣根性,对他们深感失望。他在一次通讯中说:“我现在对于做文章的背年,实在有些失望;我看有希望的青年,恐怕大抵打仗去了,至于弄弄笔墨的,却还未遇着真有儿分为社会的,他们多是挂新招牌的利已主义者。”反动派一直咒骂劳动人民是“愚人”、“傻子”,自以为是天生的“聪明人”,鲁迅却从大量的亲身体验中得出了结论:“世界却正由愚人造成,聪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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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不能支持世界。”
十一月二十七日,鲁迅就以“愚人”和“聪明人”为题,到集美学校作了一次演讲。集美与厦门隔海相望,是著名的侨乡。十一月二十六日晚,集美学校的校长派秘书请鲁迅去演讲。演讲的题目事先并没有规定,但那位秘书带来了校长的一个口信。“校长的意思,是以为学生应该专门埋头读书。”鲁迅当即回答:“那么,我却以为也应该留心世事,和校长的意见正相反,不如不去好罢。”秘书面有难色,急忙改口说道:“不妨,也可以说
魔
说。”于是,第二天早晨,鲁迅便乘小汽船到了集美学校。集美学校的大礼堂里,已坐满全校各部学生三千人。
鲁迅在雷鸭般的掌声中说:现今世上,聪明人不是很多吗,可是他们不能做事。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想来想去,终于什么也做不成。他们过于思虑个人的利害,过于计较个人的得失。他们想着,想着,有利于自己者才肯做,有利于社会别人者,即使肯做,也常不彻底,不真诚,不负责,以至于败事而无成就。在这世界上,还有一种人,他们甘愿为群众利益,而放弃了自己的利益;他们甘恩为国家的独立自由,而献出自己的生命。这一种人在所谓“聪明人”的眼里看来,却是傻子。但是,你们要知道:世界是傻子的世界,由傻子去支持,由傻子去推动,由傻子去创造,最后是属于傻子的。这些傻子,就是工农群众,就是孙中山先生“三大政策”中所要扶助的农民和工人。他们是世界的主人,世界是属于他们所
有的。
鲁迅的演讲引起了截然不同的反响,坐在讲台后面的校长摇头不止,鲁迅演讲刚结束,他就赶忙过来要了鲁迅的演讲稿,淮备会后束之高阁,秘不示人。但是,青年学生们却报以一片热烈的掌声,他们决心学习“傻子”,鄱弃“聪明人”。
对工农群众认识的深化,又促使鲁迅对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认识比以往进了一步。十一月十四日,一个风雨之夜,鲁迅为一本别人翻译的俄国小说集《争自由的波浪》写了《小引》,在这篇《小引》中,他反驳了反动派对工农政权的诬蔑,指出:在十月革命后的俄国,“贵人自然总要较为苦恼,平民也自然比先前抬了头”。他还认为革命工农大众对敌人的暴力镇压是从敌人那里学来的:“俄皇的皮鞭和绞架,拷问和西伯利亚,是不能造出对于怨敌也极仁爱的人民的。”这种对革命敌人的慎压势在必行,极为重要,鲁迅进而联系实际,希望中国人民从十月革命中吸取经验,“推见将来”,争取祖国的解放。
·正当鲁迅越来越瞩目于工农群众的时候,他接到一个通知:度大学生会创办了一所“平民学校”,邀请他出席开学典礼。这个学校,学生主要是厦大工友的子女、厦大中年轻的工友以及厦大附近一些贫苦失学的青年。教员则是义务的,由厦大的一些学生担任。十
二月十二日,学校开学,为了出席这个会议,这一天鲁迅起得特别早,提前到了会。面对着这么多历来被剥夺受数育权利的贫苦工人的孩子,魯迅觉得有许多话要对他们说,因此,他这次破了在厦门大学不再作潢说的例,作了一次热情洋溢的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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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都是工人、农民的子女,你们因为穷苦,所以失学,所以须到这样的学校来读书。但是你们穷的是金钱,`而不是聪明与智慧。你们贫民的子弟一样是聪明的,你们贷民的子女一样是有智慧的。你们能够下决心,你们能够奋斗,一定会成功,一定有前途。没有什么人有这样大的权力:能够叫你们永远被奴役,也没有什么命运会这样注定:要你们一辈子做穷人。
这些感情深沉的话,使二百多个工农学生深为感动。…
会上有个留洋的教授,大放厥词,说什么这个学校于贫民有益,就是你们“底下人认识了字,送信不会送错,主人就喜欢他,要用他,有饭吃”等等,鲁迅听了大为生气,便愤然
离席。
北伐的消息,也使鲁迅对厦门大学死气沉沉的局面更无法忍受。原先他想在这里工作两年,后来减为一年,最后缩短为一个学期。
鲁迅褐望“到热闹的地方”去,到革命的旋涡中去,积极投入激烈的战斗。一九二六年秋,广州中山大学向鲁迅发来邀请的电报。鲁迅接受了聘请。他在给许广平的信中说:“我也还有一点野心,也想到广州去后,对于‘绅士’们仍然加以打击,…第二是与创造社联合起来,造一条战线,更向旧杜会进攻,我再勉力写些文字。”十二月三十一日,鲁迅正式向学校提出辞职书,辞去一切职务。
鲁迅辞职的消息传出后,学生们立即掀起挽留运动。一月二日,学生自治会派代表会见鲁迅,表示了大家的心愿:后见鲁迅决心已下,就在一月四日下午召开了“厦门大学全体学生送别鲁迅先生大会”。同学们知道鲁迅所以提前离开是由于学校的腐败,他们对此格外感到愤怒。群众中积压着的不满汇为滚滚巨浪,终于掀起了一次大规模的改革学校的风潮。一月七日,群贤楼的布告牌上,走廊的石壁上,学校四周的围墙上,到处张贴了要求改革的标语,全体学生罢课,学期考试除每迅所讲两门提前考完外,其他各系各门功课一律停止举行。许多学生表示要追随鲁迅而去。称文庆着到风潮趣闹越大,就恼羞成怒,表面上一再为鲁迅钱行,背后却攻击鲁迅是“放火者”,到厦门来是为了“捣乱”。林文庆以为这样一来就可以攻倒鲁迅,没想到鲁迅坚定地回答道:“放火者就放火者吧。”
离开厦门前,鲁迅特意坐在一个水泥坟墓的祭桌上拍了一张照片,四周是丛生的龙舌兰,坚韧挺拔。这张照片和杂文集《坟》的名学一样,表示向过去告别。
一九二七年一月十五日上午,鲁迅在许多师生的陪伴下离开厦大。·次日下午,他与送行者一一握别,带着迎向新的战斗的革命豪情,也带着正在逐步激化,但尚未彻底解决的
一系列深刻的思想矛盾,乘“苏州”号海轮前往广州。
(续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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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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ー九七五年
第十期
总第二十六期
上海学习与批判杂志编辑部编
上海人A女:法出版
(上海复日大学)
(上海貂兴路5号)
上海市报刊发行处发行
上海商务印刷厂印刷
代号.4-192
定价:0.25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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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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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麻语录
农业学大寨
《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
营95她判
一九七五年第十一期目录
学根本抓路线普及大寨县
苦战一年建设大寨县—上海县一九七六年规划
中共上海县委员会(3)
堵住资本主义道路迈开社会主义大步
…青浦县商榻公社党委书记丁巧生(8)农业学大寨,穷队赶富队……上海县塘湾公社党委书记徐连生(10)要想山河变就得艰苦于…金山县枫围公社党委副书记金照根(12)为实现农业机械化出大力……中共上海丰收拖拉机厂委员会(14)前进路上又一年
…上海市前进农场工人写作组(16)
用《水浒》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
《水浒》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4…
…罗思鼎(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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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水浒》在明末农民战争中的反动作用…康立(28)宋江与武训
洪延青杜恂诚(31)
帮闲·帮忙·帮凶
—从燕青的一“扑”说开去
徐震(33)
“呼保义”新芳
陕西省工农兵艺术馆费秉勋(35)
“风宪衙门”及其他
…石岩(37)
文学评论
读鲁迅的诗论…
…石一歌(38)
李白的阶级地位与诗歌艺术
…刘大杰(42)
略论《文心雕龙》
…志培松笔(53)
影评:努力做到内容和形式的统一
看影片《春苗》礼记
…石川(57)
学哲学用哲学
要学会全面地看问题…
…方海(62)
这个队的工房建筑是怎样上去的……胡润松完绍元(66)辩证法开出技术革新之花…上海电器电镀厂党支部书记王连庆(69)
社会调查
“电子迷”的故事
李海生陆晓禾(71)
人物传记
鲁迅传(续六)
…石一歌(76)
9牛二+德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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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根本抓路线=善及太寨县
编者按:在当前农业学大寨、普及大寨县的伟大革命运动中,上海县委制订了苦战一年的规划。这个规划,是在全县二千二百八十二个生产队的贫下中农和各级干部认真讨论的基础上制订出来的。它既是上海县五十二万人民的决心书,也是向本市郊区各县的挑战书。现将这份规划发表于下,供有关方面参考。
苦战一年建设大寨县
—上海县一九七六年规划
中共上海县委员会
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的强劲东风,吹遍了上海县的社社队队。全县人民群情振奋,斗志昂扬,迅速掀起了农业学大寨运动的新高潮。我们决心带领全县共产党员、革命干部和广大群众,大批修正主义,大批资本主义,大干社会主义,横下一条心,拿出拚命劲,真学大寨,苦战一年,高标准,严要求,为全面实、现建设大察县的六条标准而奋斗。
(一)深入开展党的基本路线教育,狠抓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堵住资本主义的邪路,迈开社会主义的大步。把斗争锋芒对准一小撮有破坏活动的阶级敌人,将功夫下在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教育农民上,把着重点放在加强领导班子建设上。为此,决定从县级机关、县直单位以及各公社机关和企事业单位中抽调一批干部,组成一支农业学大寨小分队,立即奔赴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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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学大寨第一线,帮助社、队开展党的基本路线教育。全县十八个公社、二百三
十八个大队分期分批进行,三分之一、三分之一地搞好。通过党的基本路线教育,整顿好各级领导班子,进一步树立贫下中农的阶级优势,发挥贫协组织的监督作用,有效地改造阶级敌人,认真贯彻党在农村的各项政策,积极办好生产队政治夜校,巩固和发展贫下中农理论队伍,把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落实到每一个基层。
(二)建设好县委领导班子。普及大寨县,县委是关键。今年“三秋”以后,县委要集中搞一次开门整风,发动群众帮助县委揭矛盾,找差距;以后,除了每年搞一次整风以外,还要采取走出去,请进来的办法,经常听取群众的批评,接受群众的监督,使县委真正成为坚决执行党的路线和政策、团结战斗的领导核心,成为全县农业学大寨运动的火车头。县委一班人要带头认真看书学习,刻苦攻读马列和毛主席著作,联系本县的斗争实际和自己的思想实际,努力改造世界观。对县委内修正主义的影响,资产阶级思想的腐蚀侵袭,小生产习惯势力的反映,要坚决开展斗争,不做老好人,不搞特殊化,不向资本主义发放“通行证”。坚决转变领导作风,老老实实深入基层蹲点,带头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县委、县革委会十四名常委,除四名留在机关抓面上的工作而外,其余十名全部沉下去,没有要事不回机关,蹲好一个点,带好一个片,力争劳动一百天。要搞好机关革命化。坚决精简会议,县里除了每年开一次四级干部会、两三次三级干部会以外,白天一般不召开社、队千部会议。要在党的一元化领导下,充分发挥工、贫、青、妇等组织的作用。
(三)下硬功夫做好后进队的转化工作,一年内改变全县现有三十二个后进大队的面貌。这些队的面貌不改变,将拖住全县农业学大寨的后腿。但要看到,后进队的群众并不落后,广大贫下中农是迫切要求改变面貌的,大多数党员、干部是要革命的,增产的潜力也是很大的。关键在于整顿好领导班子,解决好方向道路问题。并要发动群众,坚持自力更生方针,逐步改变生产条件,大力发展集体经济。县委常委要亲自下去,分片包干,依靠群众,调查研究,确定改造方案。县委要逐个讨论改造方案,定期检查。'
(四)充分发挥下乡、回乡知识青年的作用,以极大的革命热情全面关心他们的成长。要发动他们积极地投身到农业学大寨运动中去,更好地接受贫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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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农的再教育,在三大革命运动和农业现代化的伟大事业中发挥突击队作用。县、公社、大队各级党组织,都要有专人抓知识青年的工作,定期召开座谈会,听取他们的批评建议。对于他们在学习、思想、劳动和生活方面存在的问题,要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及时加以解决。对于下乡知识青年的住房、农具、口粮、柴草以及同工同酬等问题,要经常检查落实。要鼓励和支持知识青年扎根农村干革命。有条件的公社,还可以为他们开办业余大学。特别要关心女青年的身体健康。要坚决同违反党的政策的行为作斗争。
(五)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大搞农田基本建设。要把广大干部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引导到大干社会主义农业上来,把农田基本建设当作一项伟大的社会主义事业来办,以“愚公移山,改造中国”的雄心壮志,
重新安排全县的土地。按照一九八O年粮食亩产二千斤的要求,全县目前还
有二万三千亩高亢地,二万四千亩低洼地,以及占耕地总面积百分之十左右的插花地,必须加紧进行改造和调整。今冬明春首先打好三场硬仗:(1)大修水利。全县开河总长七十五公里,挖小排河、大明沟总长四百三十三公里。(2)平整高亢地一万零七百亩,改造低洼地一万六千三百亩,调整好插花地,使全县旱涝保丰收、高产稳产的农田面积增加到占耕地总面积的百分之九十;再苦干
一个冬春,把全部耕地建设成为旱涝保丰收的高产稳产田。(3)新建园田化耕地五万亩,使土地平整、水系合理、排灌分开、三沟齐全、河闸路桥配套的园田化农田面积增加到占耕地总面积的百分之六十五。以上三项,总土方比去年翻一番。
(六)大搞农业技术改革,把农业机械化推进到一个新水平。按照本县具体条件,三麦、水稻、棉花、油菜、蔬菜和养猪共有七十个工种应该实行机械化。目前已经解决或基本解决的有三十六种,半解决的五种,没有解决的二十九种。一九七六年主攻“两深”“四弯腰”,要求做到插秧、深耕、开沟和后季稻收割基本实现机械化;并充分发动群众,积极组织大会战,力争攻下拔秧机。健全和武装三级农机科研网,大力发展一机多用,对已有的农机要随着农业技术的发展不断革新。对现有二万一千多人的农机技术队伍,要采取积极有效的措施,进一步提高他们的政治素质和技术水平。
(七)大搞科学种田,努力提高单位面积产量。一九七六年,全县粮食平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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亩产争取从一九七四年的一千六百三十二斤提高到一千七百五十斤左右,棉花亩产从一九七四年的一百十九斤提高到一百五十斤左右,油菜籽亩产从一
九七五年的一百八十五斤提高到二百八十斤左右。为此,要大力提倡科学种田,广泛开展群众性的科学实验活动,进一步健全四级农业科学实验网,充分发挥已有一万人的科技队伍的作用,并兴办一所农民“五·七”大学。把试验田、样板田、种子田的面积扩大到占粮棉面积的百分之三十。加强植保工作,控制病虫害。大搞种子革命,切实做好基地、队伍、任务、政策、制度五个落实,下决心选育出适合本县三熟制的早熟、抗病、抗倒、高产、优质的优良品种。努力做到一年三熟,熟熟增产。要大搞有机质肥料,大搞养猪积肥,专业队伍和群众运动相结合,“四季养、种、造,潭潭沤制好,熟熟吃得饱”,坚决做到三亩一个潭,每熟每亩一百担。努力把农本降到百分之二十八以下。
(八)大力发展副食品生产,更好地为城市服务。我县地处近郊,肩负着城市人民在蔬菜、猪肉、禽蛋、瓜果等副食品供应方面的重任。搞好副食品生产,是直接关系到城市人民的生活、关系到巩固工农联盟的大事,是郊县社员和干部义不容辞的光荣任务。为此,全县的蔬菜生产要坚决执行国家计划,增强抗灾能力,一九七六年达到亩产一百二十担,总产六百五十五万担左右,并做到品种多,质量好,上市均衡,确保上海市区三分之一人口的蔬菜供应。大力发展以养猪为主的多种经营。大搞青粗饲料,饲养好母猪,搞好防疫工作,争取使生猪饲养量达到六十万头,平均每亩地一点四二头;上市量三十万头,超国家计划百分之三十,平均每人为城市提供七十斤白肉。家禽的上市量力争从一九
七五年的十二万只增加到二十五万只(集体十八万只,社员七万只);蛋的上市量从一九七五年九十万斤增加到一百六十二万五千斤;水产完成五千担左右调市任务,瓜果完成二十八万担左右调市任务。
(九)积极发展社、队工业,进一步壮大公社、大队的集体经济。全县已有社、队工厂四百三十三个,年产值一亿一千万元,加上其它企业,年产值总计一亿二千二百万元。现在,公社一级的收入在三级经济总收入中占百分之三十一点九,大队一级占百分之十七点二。但是,全县全年积累不到六十万元的公社还有六个,不到一万元的穷大队还有三十一个。一九七六年,要重点帮助穷大队发展队办工业,安排好产品,落实好供、产、销渠道。对已经办起的社、队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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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要普遍进行一次整顿,端正为农服务的方向,改进经营管理。确保社、队两级积累主要用于农业。到一九七六年底,公社、大队两级经济在三级经济中的比重要求达到百分之五十二左右,为生产队基本所有制向大队基本所有制过渡创造更加有利的条件。
(十)全县各行各业都要牢固树立以农业为基础的思想,为建设大寨县作出新的贡献。工业部门要把主要精力用来抓好社、队工业和基础工业,管好农业机械,加快农业机械的生产和试制工作。交通建设部门要切实搞好运输工作和道路桥梁的建造、维修工作。财政部门要在一九七六年的地方财政中拿出百分之七十至八十支援农业,特别要帮助经济上有困难的社、队发展农业机械化,改变生产条件,使他们的集体生产和社员收入尽快地达到或超过全县现在的平均水平。物资和商业部门要积极组织货源,保障各种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供应。文教、卫生、公安、民兵等部门以及五大镇,都要为建设大寨县作出新的贡献。要做好计划生育工作,使全县出生率控制在千分之十以下。
(十一)县、社、队都要作出全面实现大寨县六条标准的规划和切实的部署,全力以赴,去夺取胜利。各级党组织要在“三秋”前后,充分发动群众,用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相结合的方法,订出一九七六年规划和五年奋斗目标,每月
一次汇报,每季一次交流,年中检查,年底评比。全县农业学大寨的先进社和先进队,要继续巩固,不断前进。一九七六年要求再有七个公社和百分之五十的大队跨入先进行列。这样,全县农业学大寨先进社、队将达到百分之七十左右。每建成一个农业学大寨先进社、队,要由县委认真考核验收。各行各业、各部门也都要围绕建设大寨县订出自己的一年和五年的工作规划,并切实贯彻执行。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当前,一个农业学大寨、普及大寨县的伟大革命运动已在全国兴起,形势大好,形势逼人。我们一定要认真贯彻毛主席关于学习理论反修防修、安定团结和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三项重要指示;戒骄戒躁,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奋战一年,把上海县真正建设成为大寨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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堵住资本主义道路迈开社会主义大步
青浦县商榻公社党委书记丁巧生
我们公社地处淀山湖畔,地势平坦,土质肥美,河港纵横,是一片“角米之乡”。然而,这几年来,就在这一片土地上,两个阶级展开了反复的、激烈的争夺战。我们学习大寨的根本经验,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大批资本主义,大批修正主义,终于一次又一次地击退了资本主义势力的进攻,抵制了小生产的资本主义自发倾向,教育了广大干部和群众,推动了农业生产和各项工作的发展。
一九七一年,我们这里的一小撮阶级敌人,躲在阴暗的角落里,煽动社员放弃集体经济去搞资本主义,说什么“单靠六棵头(指水稻),社员吃苦头”,“干错万错,捞钞票勿错”,刮起了一股私人烧砖窑的歪风。烧砖窑,需要相当数量的土地、燃料和劳动力,只适宜由集体经营。无计划地烧窑,会严重影响农业生产。阶级敌人煽动一些资本主义思想严重的人烧黑窑以后,在公社范围内出现了三十多只黑窑。当时正是春耕大忙季节,有些生产队却有不少劳动力去挑窑墩。大田里冷冷清清,窑墩上“热气腾腾”。这一年,全公社十
七个大队有十三个大队粮食减了产。
严重的阶级斗争事实使我们懂得了:社会上的资本主义势力,一有机会就要向我们进政。烧黑窑的人绝大多数是被“私”字蒙住了眼晴的社员,他们受了阶级敌人的蒙骗和毒害。要刹住这股歪风,就要狠狠打击阶级敌人。一九七二年,我们结合狠批林彪效法孔老二“克己复礼”妄图复辟资本主义的罪行,把遍动烧黑窑的阶级敌人揪出来斗,擦亮了群众的眼晴。许多生产队当天就铲平了黑窑墩,把社员的心思引到集体生产上来。这一年,粮食总产量比上一年增长了一百三十三万斤,十七个大队普遍增了产。
阶级斗争是长期的、曲折的。批判过了的坏东西,一遇到适宜的气候和土壤又会冒出来。烧黑窑的歪风刹住了,阶级敌人又借别的题目作文章。一九七三年,在公社范围内冒出了一股做砖坯的风,把做好的砖坯偷运到外地去卖。为了做砖坯,大片良田被掘得七坑
八洼,贫下中农痛心地说:“这样搞法,老子种高田,儿子种低田,孙子种荡田。再挖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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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能捕鱼捉蟹摇网船。”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开始了一场短兵相接的搏斗。我们再一次发动广大贫下中农,大批资本主义,并针对所谓“商榻田少人多,多余劳动力无出路”的论调,进行了大讨论。贫下中农说:“我们如果认真象大寨那样改天换地办农业,劳动力还不够用呐!”对“劳力多余”要作具体分析,有时它往往成为一些人弃农从副的借口。祥坞大队平均每人只有七分地。他们在纠正了“劳动力多余”论后,把劳动力用在农业上,拆掉了五只窑墩,把因做砖坯而掘坏了的土地平整好,同时大积自然肥,实行精耕细作。这样一来,劳动力显得很紧张了,每个月经常要开夜工。这说明“劳力多余无出路”论是完全站不住脚的。经过这样的大讨论,大批劳动力回到了农业第一线。这一年,虽然连续阴雨,淹没良田一千多亩,但广大贫下中农冒雨筑坝修圩,战胜了灾害,夺得了丰收,全公社粮食总产比上一年增加近二百万斤,十七个大队又一次普遍增产。
粮食生产上去了,对国家的贡献大了,但斗争并没有结束。在一九七四年,一些拜倒在“赵公元帅”脚下的人又在说什么“粮食增加,钞票减少”,鼓吹“出去弄现钞”。于是,部分劳动力盲目外流。贫下中农贴出了革命的大字报,严正指出:“大批劳力外流,党委要把群众引向何处去?”这一下,对我们震动很大。为什么资本主义势力能一再在我们公社里兴风作浪?为什么我们不能够在一种错误倾向露头时就及时发觉并加以制止?这主要是由于我们没有象大寨那样始终抓住党的基本路线这个纲。我们认识到,要使公社党委真正成为带领群众前进的坚强堡垒,就一定要用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武装起来,把大寨的根本经验学到手。
今年上半年以来,我们党委着重抓了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学习,同生产队千部和群众
一起总结农村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经验。结合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学习,我们调查了坚持党的基本路线教育、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农业生产连年上升的陈东大队。这个大队有一个鲜明的特点,一发现资本主义的苗子就立即卡住。因此,资本主义的货色在这里就没有多大市场。有人到这个大队去,以高价向社员收购砖坯,结果碰了一鼻子灰,只好摇着空船回去;柴草有了多余,有人又跑上门去,愿意出几千元钱买走,但陈东大队的贫下中农情愿自己摇了船,以几百元的价格卖给国家。他们自豪地说:“我们不是见钱眼开的旧商人,我们是毛主席教导下的人民公社社员。”我们公社党委成员从陈东大队的经验中受到深刻教育,在全公社宣传他们的经验,推动了农业学大寨运动的深入开展。
回顾这几年来的经历,我们深深体会到,堵不住资本主义的路,就迈不开社会主义的步。坚持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教育农民,抓住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不放,从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各个方面巩固农村的社会主义阵地,社会主义的集体经济就发展。什么时候放松了这一条,斗得不力,发展就慢,干扰就多。只有堵住资本主义的路,社会主义才能迈大步,这是千真万确的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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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学大寨穷队赶富队
上海县塘湾公社党委书记徐连生
毛主席号召的农业学大寨运动,从建设大寨式的社、队到建设大寨县,标志着我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不断深入发展。我感到,建设大寨式的社、队,一定要以党的基本路线为纲,努力壮大公社、大队集体经济,有效地帮助穷队赶上富队,使全体农村人民共同富裕起来。
为了有效地帮助穷队赶上富队,首先要解决对待穷队的认识问题。过去,我们在农村工作的同志往往有这样一种情况,愿意抓先进队,不愿意抓后进队。总以为抓了先进队,容易出成绩,面上有光彩,上下好交待。后进队往往是穷队,问题复杂,短时期不容易抓出名堂来,于是就绕开穷队走。我们在实践中体会到,穷队之所以穷,除了自然条件等原因外,主要是那里的资本主义势力比较强,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得不到充分发挥。这些地方,恰恰最需要我们从政治上给以有力的支援。
帮助穷队要有深厚的阶级感情。我自己就有过这样的实际感触。有-一天夜里,我到一个生产队去参加政治夜校的活动,看到桌上点着几盏油灯,我就问:“你们生产队怎么不装电灯?”回答是:“我们是个穷队,装不起。”我看到远处的一些村庄,家家户户亮着雪白的电灯,再看看屋内这些油灯,心中很不安,感到自己的工作没有做好。我们为什么不能帮助他们发展集体经济,摘掉“穷”的帽子呢?后来深入一了解,进一步发现有些队很富裕,他们的社员分配水平比穷队高出几成甚至一倍之多;而另一些生产队则经常要向银行借款,有的就连把电引到打谷场上的低压电线也买不起。我回想在土地改革、互助合作运动中,我同贫下中农吃一口锅,睡一个铺,决心为了彻底改变自己阶级兄弟姐妹的政治地位和经济地位而斗争,而现在,穷队的状况没有完全改变,是多么地需要我们加紧工作啊!
帮助穷队也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缩小三大差别的需要。生产队之间的穷富悬殊,有深刻的社会原因。现阶段人民公社是三级所有制,由于资产阶级法权的存在,队与队之间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差别。对于资产阶级法权,必须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穷队的状况如果长期继续下去,会影响到人民公社的生产关系,影响到集体经济的巩固发展。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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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引导群众发展集体经济,一步一步地提高生产资料的公有化程度,以便将来把集体所有制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这方面,我们肩上的担子是很重的。
几年来,我们对于帮助穷队从不够自觉到比较自觉,认识有了一些提高,也逐步摸索了一点经验。
帮穷队要帮在根本上,用党的基本路线教育穷队的干部和群众,把农业学大寨的思想种到他们心里去。穷队要改变面貌,关键在领导。只要领导执行的路线是正确的,穷队的落后面貌就会有一个大的改变。我们公社的这些穷队,大都地处偏远,交通不便,干部去得少,有了问题不能及时得到帮助解决。为了切实改变这种状况,我们向十一个后进队派去了“农业学大寨小分队”,同当地群众和干部一起,大批资本主义,揭开了一些生产队的阶级斗争盖子,和生产上存在的问题,找到了症结,提高了干部群众的觉悟,掀起了大干社会主义的热潮。现在,这十一个穷队都开始赶上来了。
帮助穷队要帮他们长志气,而决不能采取“喂”的办法。过去由于修正主义路线的影响,我们在帮穷队时,常常让他们“吃小灶”。这样做只是增加了他们的依赖心理,不利于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根本改变不了穷队的面貌。后来,我们纠正了这种做法,穷队的干部同群众一起分析有利条件和不利因素,找出办法,树立雄心,制订长远规划,明确在三、五年内的主攻目标,鼓励他们以“穷棒子精神”努力实现规划。在这个基础上,公社和大队也从资金、技术、材料等方面给予应有的支援。
在编制全公社的生产计划时,也要注意到如何有利于缩小穷队富队的差别。我们有意识地把新增加的蘑菇、药材、出口鸡等副业生产任务分配给一些穷队。县分配给我们公社养鸡场一万四千只出口鸡的任务,我们分出六千只给穷队养,使他们能增加收入,还派出专人进行具体帮助,直到这些队在技术上过关了,经济收入稳定地增加了才放手。
帮助穷大队发展队办工业,这也是很重要的一个方面。星火大队原来很穷,他们白手起家,利用河边杞柳编制工业上包装用的箱子,获得了一笔收入。公社帮助他们用这笔钱买了两台锯床,把社办厂的一项加工任务交给了他们,逐渐发展成为一个年产值七、八万元的五金厂。它为大队所提供的积累,购买了一台大拖拉机,四台插秧机,建成了五百公尺的地下渠道。大队的经济收入已由穷队一跃而达到全公社的中等水平。
现在,我们公社的许多干部都抢着到穷队去蹲点。穷队的干部和社员也进一步振奋了革命精神。农业学大寨运动的进一步发展,使我们望见了农村全体人口共同富裕的金光大道,望见了人民公社不断增强的一大二公的优越性,望见了人民公社制度进一步发展的光辉灿烂的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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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想山河变就得艰苦干
金山县枫围公社党委副书记金照根
我们枫围公社地处金山县的西北角。全公社五万五千亩农田中,有一万一千亩低注地,四千多亩低荡田,还有八千多亩地脚硬、土质瘦的“洋铅皮”地。加上河浜杂乱无章,圩头弯弯曲曲,土地零零碎碎,严重地影响了农业生产的发展。近几年来,我们深入开展农业学大寨运动,改土治水,大搞农田基本建设,改造了一万八千多亩地,新开了十三条大河道,修筑了一百八十多公里的新圩堤,开挖了四百四十公里的大沟渠。使过去“九年三熟
六年荒”的穷乡村,变成了一年三熟,年年丰收的米粮仓。我们取得这些初步成绩,靠的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靠的是发扬大寨的革命精神。
怎样改变落后的自然条件?这里面就有两种思想、两条路线的斗争。在文化大革命前,由于修正主义路线的干扰和影响,我们不是大胆革旧山河的命,而是靠修修补补过日子。比如,把低荡田的围堤加加高,把歪七扭八的土地拉拉平,把淤塞的河道疏疏通。群众把这种做法称作“刮刮胡子修修面”,不能从根本上改变落后面貌,粮食亩产长期徘徊在六、七百斤之间。文化大革命以来,深入开展了农业学大寨运动,全国出现了群众性的改土治水热潮,许多地方的面貌一年一个样。这种形势使我们认识到,只搞修修补补的精神状态,是懦夫懒汉的世界观在作怪。
要使枫围的河山改,力量的源泉在群众。为了发动群众大搞农田基本建设,我们着重抓了两项工作,一是大破旧传统、旧习惯;二是进行党的艰苦奋斗的传统教育。枫围农田的落后面貌,是几千年来小生产的产物,大多数贫下中农是不满意的,迫切地要求改变。但也有些人对此习以为常,不以为怪,甚至还有“铲坟墩,动庙基,要闯大祸”的封建迷信思想。如今,要把枫围河山兜底翻个身,不从小生产的狭隘眼界和落后思想中解放出来,是办不成的。因此,我们针对这些旧传统、旧习惯,大讲重新安排河山在政治上、经济上的重大意义,使大家看到,这是增强抗灾能力,实现农业高产稳产的重要保证,也是实现农业机械化、现代化,缩小三大差别的重要条件。广大群众一旦认清了改土治水的重大意义,积极性就非常高。他们出主意,想办法,订措施,破除旧传统、旧习惯。如新华大队在建造沟渠的过程中,只花了七天时间,就搬走了一座四万多斤重的大庙基。同时,我们组织群众大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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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大庆工人、大寨贫下中农为了社会主义建设艰苦创业的革命精神,树立起“要想山河变,就得艰苦干”的坚强信念。社员群众说:“怕风吹雨打,怕天寒地冻,就干不成社会主义”。新农大队为了改造白牛荡的洼地,三十多个青年社员跑到六十里外的大河里,苦战了二十五昼夜,捞上石块一千多吨,筑起了五百多米长的石坡堤岸。广大群众一年到头几乎没有闲,从一九七○年到现在,全公社农田基本建设的总投工量已达到四百多万工。
大规模改土治水,还有一个全面规划、加强领导的问题。以前,我们在建造排灌站时,由于缺乏从长远考虑,把它建在河边,但在整治河道时又不得不搬掉重建,造成人力和物力的浪费。这个教训使我们懂得了,改土治水要有一个长远规划,要做到搞一处,成一处,受益一处。后来,我们对全公社水系以及一千多个圩、荡作了全面调查,发动群众制定了改土治水的五年规划。有了规划,方向明,决心大,劲就能使在刀口上。这样就越干越想干,越干越敢于,越干越会干。一九七三年,公社水利大军转战到公社南部地区,正遇上阴雨连绵。但广大干部利群众想到这项工程是实施规划的关键一着,就冒雨奋战,挖土十一万多方,提前完成了新开一条长三千米、宽十五米的河的任务,大家还自豪地把它取名叫“大寨河”。有了全面规划,也有利于我们统筹安排各条战线上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让各行各业都为重新安排河山贡献力量。仅去年一年,我们全公社的农田基本建设投工量就达到了二十四万九于工,完成土方三十一万一千多,无论是数量或质量都超过了往年。
面貌变不变,领导是关键。改造枫围河山,我们公社的干部能不能带头大干就是关键陈永贵同志在山西省农业学大赛会议上,曾向千部尖锐地提出了一个问题:“请你们算一算,你们一年里有多少时间和群众劳动在一起?你们是不是为改变那里的生产条件吃了大苦,耐了大劳,出了大力气,流了大汗水?”干部带头参加改土治水的劳动,把心和农民贴在一起,不但有助于打掉身上的官气和暮气,更能使我们经常直接地听到群众的呼声,掌握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的第一手资料,把农田基本建设搞到点子上。我们公社曾决定在中部地区开两条河,但任务下达后,线路却定不下来。我们党委几个同志带着这个问题沉下去,一边劳动一边调查,发现原来是少数大队有本位主义思想,我们就发动群众大讲“龙江风格”,终于使工程迅速开了工。群众讲:“干部劳动带了头,我们越于越有劲头。”这是对我们干部的鼓舞,也是对我们干部的鞭策。
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精神传达以后,我们公社的干部和群众更加信心百倍地投入了新的战斗。我们决心用大寨精神抓紧改土治水的工作,争取在一、二年内实现:“河网永系格子化,灌概渠道地下化,机桥路渠系统化,块决农田园艺化。”
西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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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实现农业机械化出大力
中共上海丰收拖拉机厂委员会
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胜利闭幕的喜讯,象一股强劲的东风,吹遍了全国城乡。我们农机工人的心情特别激动,为一九八○年基本上实现农业机械化这一伟大目标感到欢欣鼓舞。形势大好,形势逼人。我们厂的工人群众说得好:“我们不能穿着木拖鞋过河,拖泥带水;也不能拖着鞋跟走路,疲疲塌塌。一定要学习大寨革命精神,为实现农业机械化出大力,快马加鞭跃向前!”
随着社会主义农业大发展对农机工业提出的需要,我厂明年拖拉机的生产任务,将从今年的六千五百台增加到一万台。年产万台拖拉机,这本来是我们三年以后的月标,现在要提前两年达到,真是要“三步并一步”走啊!从我厂现有生产条件来说,年产万台的能力还没有形成。从部分干部和群众的思想来看,一时也不容易跟得上。通过学习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的精神,我们揭矛眉,我差距,深切体会到,虽然客规困难是明摆着的,但关键在于我们是否真正树立起以农业为基础的思想,是否真正确立了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
我们拖拉机厂虽然是直接为农业服务的,但是我们以前对于以农业为基础的方针的理解并不深。“重工轻农”的思想在我们一部分千部的头脑里依然存在,我们还没有真正地把心贴在农业上。通过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和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的精神,使我们进一步加深了对实豌农业机械化的认识。农业集体化,把我国小农经济改变为社会主义集体经济;而实瑰农业机械化,就能大幅度地提高劳动生产率,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特别是对于改造小生产的私有观念,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缩小三大差别,有着非常重大的意义。
学大寨有一个真学、假学的问题,支农也有一个真支、假支的问题。以前有些同志认为,“支农支农,铁牛出门,大功告威”,往往产生只顾产量、忽视认真抓质量的片面性。后来,我们在下乡访问过程中,看到由于拖拉机质量不够稳定,配件供应不足,给农业生产带来很大影响。贫下中农说:“我们卖了黄牛换铁牛,见到铁牛喜心头,就怕铁牛变死牛”。这对我们的触动是很大的。如果只抓产量,不顾质量;只抓主机,不顾配件,那末铁牛造得再多,也是“死牛”。这实际上是把工业支援农业看成是“工厂造机,农民买机”的买卖关系,用商品经济的金钱关系来代替工农联盟的关系。这种倾向反映了“产值第一”“利润挂帅”的修正主义办企业路线的流毒还没有肃清。工人同志深刻指出:“工业支援农业,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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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制定的方针,一定要真心实意去做,决不能参半点假。”思想路线端正了,心就会往支农上想,劲就会往支农上使,那就会不管产值大小,利润高低,农业需要什么,我们就干什么,为农业服务的路子也就越走越宽了。我们不仅多造机,造好机,还要千方百计帮助贫下中农用好机。:儿年来,我们一直坚持组织支农服务小组深入农村。今年已先后到了全国七个省、八个地区,了解拖拉机使用情况,进行巡回修理,并举办农机培训班,为农村培训亦工亦农、掌握现代技术的农业机械化队伍。此外,为了适应不同耕作条件的需要,我们正在试制旱田、水田、烂田三用的四轮驱动拖拉机。
现在,要在短短几个月内形成年产万台的生产能力,任务是很艰巨的。以前,一提到增产,我们往往对设备、场地、劳动力的困难想得多,对依靠群众,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想得少。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精神的传达,使我们受到了很深刻的教育。许多同志说,一定的物质条件是需要的,但决定的因素还是人。大寨人搬山填沟造平原,靠的是吃大苦、出大力、流大汗的革命加拚命的精神。今天我们上“万台”的条件,比起大寨当年战穷山、斗恶水不知要胜过多少倍。我们农机工人就应该用大寨精神战胜困难。我们又回顾了本厂的发展史。我们厂本来是“敲敲打打白铁皮,修修补补小农具”的县办农机厂,场地小,设备旧,条件差。但在大跃进年代里,全厂职工白手起家,造出了两台拖拉机。以后,又依靠群众,自己动手造出了二百四十多台专用设备,建成了十一条生产流水线,发展成为一个中型拖拉机厂。这一切有力地说明了,只要依靠群众,坚持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方针,任何困难都不在工人阶级的话下。工人群众看得更远,他们说:“革命无止境,支农没有顶”,要在一九八○年实现农业机械化,不仅是打一个“万台”仗,还有更多硬仗在后头。工人们的雄心壮志教育了我们干部,只有不断批判因循守旧、懦夫懒汉思想,积极创造条件,克服困难,才能推动拖拉机生产突飞猛进。
有了很大的决心,才能鼓足干劲。但是,要上“万台”,还得有扎扎实实的措施。目前我们正在为明年拿下万台拖拉机发动群众大打三仗:一、展开技术练兵,进一步暴露生产上的薄弱环节,并且制订相应措施。我们着重抓了油泵小组和俦工、总装两个车间。油泵是拖拉机的主要部件之一,过去月产只有五百多台。这次我们以生产万台的要求开展练兵活动,从中摸索形成生产万台的条件。俦工和总装是厂里一头一尾两个车涧,由于质量不稳定,经常影响全厂产量。最近,我们发动群众攻克这个难关,找到了原因和改进办法,已使部分铸件合格率从过去的百分之六十提高到百分之九十。这就为年产万台创造了条件。二、针对形成万台生产能力的需要,大搞技术革新。目前正在建造三条生产自动线、
十七台专用机床,使一些关键零部件的加工能力达到万台水平。各车间也正在抓紧落实上“万台”的技改指施。三、奋战最后两个月,力争提前完成今年生产任务,腾出时间为明年“万台”作准备。
在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精神的鼓舞下,我们全厂职工满怀着必胜的信念,决心为支援全国农业机械化作出新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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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进路上又一年
上海市前进农场工人写作组
又是一个金谷飘香、银棉吐絮的季节。去年今日,我们前进农场全场职工共同制订了农场学大寨的规划一一《前进农场宣言》。这一年来,我们在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指引下,以大寨为榜样,大批资本主义,大批修正主义,大干社会主义,以实标行动实践自己的誓言,取得了初步的战果。今年,全场夏粮总产超过了历史最高水平,早稻总产量比去年增加了百分之二十点八,农本下降了百分之十,一至九月份的生猪饲养量和上市量,此去年同期分别增长百分之十五点七和百分之十九,一至九月份的工业总产值,比去年同期增长了百分之三十三点六。税熟作物经过多次抗灾斗争,估计将有一个好的收成。
根深叶茂
在去年通过《前进农场宣言》的日子里,广大千部和青年热血沸腾,立誓要“把火红的青春献给火红的年代”,决心扎根农场,为缩小以至最终消灭三大差别而奋斗终身。一年来,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进一步武装了农场干部剂青年,“扎根派”越来越多,根子越扎越深。
四连党支部书记钱福明,一家三代都在农场落户,是个“扎根户”。他说得好:“务农不钻农,不算思想红。”全连每块土地,他都了如指掌。群众说他是“早上一身露水,中午一身汗水,晚上一身泥水。”四连过去在打农场翻身仗的斗争中,做到了“三年三大步”,今年,老钱又代表全连豪迈地提出:力争粮食双《纲要》,全连再跨一大步!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大寨精神武装了头脑,什么事情都是办得到的。
象老钱这样的“扎根派”,在我们农场可以说是“天上星,数不清”。五·七连队的副连长小顾,是七○届中学毕业生,一九七一年来到农场,就被浓场的火热斗争生活吸引住了。她四年如一日,在平凡的生产岗位上干着不平凡的工作。全连养了九百多头褚,一万多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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鸡,摊子大,条件差。连队交通非常不便,一碰到下雨天,饲料的运输很困难,猪棚用水全靠肩挑手提。但是,困雅算什么,小顾总是冲锋在前,重活、累活、脏活抢着干。连里养了
三十多头老母猪,一年两胎,一胎在严寒的一月,一胎在醋暑的八月。每到这两个季节,她经常是彻夜不眠,守候在猪棚中,替母猪接生,帮母猪哺育。逢年过节,正是母猪生崽、职工体假的时候,而小顾总是在猪棚度过的。尽管全连饲养员只有八个人,而且大部分是今年来的新手,但是在小顾和全班战士的奋斗下,这个全场条件最差的副业班,现在已成了全场养猪和其他副业搞得较好的一个先进班。
根深才能叶茂。我们农场老战士中的“扎根派”一批一批涌现出来,不但为办好农场壮大了骨千力量,而且带动了更多的新战士成为“扎根派”。
今年年初,为适应社会主义建设飞跃发展的需要,我们农场向各条战线输送了大批经过农场锻炼的知识青年,现在七四届的新职工已占了全场职工总数的三分之一。有人担心,今年大进大出,学会农业生产的老职工走了那么多,靠大批不懂农业生产的“娃娃”,实践农场《宣言》行吗?事实作了最好的回答。
有了一颗扎根农场,大办农业的红心,不懂农业就可以转化为懂农业、精通农业。十
五连的七四届青年小姜学习农业生产的过程很说明问题。她来农场不久,就遇上了“三夏”战斗,但她没掌握插秧技术,看到老战士插得又快又好,心里很急。心里越急,动作越乱,越乱越慢,质量越差。收工的路上,她心里想:插下的秧达不到质量要求,就要影响产量。怎么办?她想来想去,发现主要原因是自己分秧动作不熟练。于是,她就放弃休息和看电影,不顾夏夜闷热,蚊虫叮咬,在房间里拿着秧把一个劲儿地练习分秧动作。不久,小姜插秧就相当在行了。
毛泽东时代的青年,最肯学习,最少保守思想。我们农场的造林二连,是一个多次夺得皮棉亩产双百斤的连队。今年,这个连队的科研班,除了三名班长是七○届、七二屈的“老战士”外,其余二十一人都是七四届的青年,对棉花可以说是一点也不懂。但是,他们在老战士的帮助下,勤学苦练,没有多久就“青出于蓝胜于蓝”了。棉花河泥育苗是个新技术,河泥配制得如何,是棉苗出土好坏的关键。连里有些老班长以为自己已经掌握了这门技术,只要凭经验就可以把河泥配好。但是到科研班一看,却发现自已的想法不对头。科研班的“小老虎”既有冲天干劲,又有科学态度,始终-一丝不苟,按一定的比例配制河泥。结果,全连要数科研班的河泥育苗最好。一年不到,这些刚出校门不久的“娃娃”,已经基本上掌握了棉花生产技术。今年,科研班的皮棉亩产超过双《纲要》的目标已经在望
“新老战士一条心,扎根农场干革命。红心向着党跳动,热血为着党沸腾。根深叶茂靠太阳,太阳就是毛泽东。青春谱写新篇章,章章高奏《东方红》!”这就是我们农场青年唱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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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豪迈诗篇。依靠这样的认真学大寨的“扎根派”,我们国营农场的学大寨运动,一定能深入下去,结出丰硕的果实。
激流勇进
实践农场《宣言的一年,是激流勇进、战天斗地的一年。我们农场广大战士说:《宣言》通过了,决不能仅仅是登在报上,贴在墙上,最重要的是落实在行动上。
去年八月的大台风,使我场十八里长的江堤受到了严重破坏。修复和加固江堤,抵御大台风、大潮汛的侵袭,是保障农场建设的首要任务。这次修复、加固江堤的工程,要求做到八米高、五米宽,一共要挖七万土方;这些土方都要到离江堤二十米外的江滩上去挖运。时间不等人,一定要在一个星期中完成,否则春潮来到,就难以修复加固;大量劳动力投在堤上,也要影响春耕。这时,又正是大批老战士已经离场、大批新战士尚未进场的当口,而且全场大、中、小型农田水利建设正在进行,同修固江堤的任务加在一起,一共要挖二十万土方,全场职工平均一人要承担二十土方的任务。任务重,难度大,要求高,时间紧,怎么办?广大职工响亮地提出,困难再大,没有农场战士的决心大,一定要抢时间拿下江是修复加固工程。初春,春寒料峭,细雨绵绵。但是,绵延十八里的长堤上,到处都是热气腾腾的战斗景象。经过日夜奋战,十八里长堤比过去更加坚固地屹立在江边。今年在台风、潮汛的袭击面前,江堤始终“风雨不动安如山”,全场的农业生产没有遭受半点损失。
一年来在我们农场,这样的硬仗一个接着一个。广大战士始终保持“快马加鞭未下鞍”的旺盛斗志,在夺取早稻丰收、广积肥料、实现擂秧机械化的各次战斗中,都是一往无前,敢于冲锋陷阵。九月下旬,正是晚稻灌浆时节,却出现了稻飞虱虫灾。灾情之严重,来势之凶猛,为农场过去所未见。有的田块一亩地竟有二千多万只稻飞虱,如不及时扑灭,势将颗粒无收,实现农场《宣言》第一炮就将打空。我们全场动员,全力以赴,广大干部、职工立即投入灭虫的战斗。许多干部抱着喷雾器的枪头,冲在抗灾的前头。四连副指导员小陈和战士小朱等同志,由于连续几天的战斗,不幸药物中毒,被送进了医院。副连长小张等几位同志又立即顶了上去。小张身体不支了,其他同志又顶了上去。经过几天的激成,终于战胜了稻飞虱的危害,保证了晚稻茁壮成长。现在,农场大地一片金黄,银星点点,粮棉丰收在望。但是,农场广大战士毫不松懈,正在继续同连绵阴雨作最后的斗争。
按照《宣言》的要求建设农场,不仅是一场同自然界的斗争,而首先是一场思想革命。没有激流勇进、大打硬仗的顽强斗志,一切都是空话。“群众是英雄,干部是关键”。只有抓住干部队伍的建设,才能把激流勇进、大打硬仗的斗志在全场牢固地确立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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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农场的大多数干部,都保持着当年艰苦创业的旺盛斗志。但是,新形势下也出现了新问题。在骨千队伍中,有一些人一度滋长了“细水长流”办农场的思想,认为自己反正要在农场干一辈子,年龄也在增大,因而当年的那股创业劲头逐渐低落了。在群众中,有
一些人也认为这些同志立志一辈子扎根农场干革命已经不容易了,应该让他们“细水长流”,慢慢来。
究竟是细水慢流,还是激流勇进,大干快上?这是关系到我们农场千部队伍建设、实践农场《宣言》的重要问题。当农场出现这种思想苗子的时候,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发表了。我们广大干部按照毛主席的指示,认真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谈理想,长志气,比干劲,越学热气越高,越学劲头越足。许多同志自觉地批判了安营扎寨、“到站下车”的思想,进一步提高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觉悟。大家说,我们扎根农场,是为了把农场办成毛泽东思想大学校,是为了缩小以至最后消灭三大差别,实现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决不能有半点松劲。毛主席早就指出:“不是说中国的事情只能慢吞吞地去干,中国的享惰要勇猛地去干”。只有勇猛地去干,才能把农场的事情办好。有一位青年支部书记,学习了毛主席的教导,严格地解剖自己。他说,过去认为自己已经扎根农场,便放松了对自己的要求,结果身上出现了“三少三多”:连队工作考虑少了,个人生活考虑多了;参加劳动少了,坐办公室多了;密切联系群众、以身作则少了,怪下怨上多了。他查到了原因,振奋了精神,认识到扎根农场只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今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一定要在长征路上坚定不移地走下去。农场的许多老千部,虽然年龄大一些,身体差一些,但经过学习,好比磨了一次快刀,更显得宝刀不老。他们为了实践农场《宣言》,提出了“四比,四坚持”,作为改造世界观的个人规划。“四比”是:同三反五反时比立场,同大跃进时比干劲,同围垦时比艰苦奋斗,同入党时比革命理想。“四坚持”是:坚持学习革命理论,抵制资产阶级思想腐蚀;坚持参加集体生产劳动,防止懒、馋、占、贪、变;坚持艰苦奋斗精神,反对铺张浪费作风;坚持继续草命,警惕半途而废。许多干部都订出了这样的自觉改造世界观的规划。千部带了头,群众争上游,各项工作都出现了新局面。
雨露阳光
我们农场基本上是由青年组成的,平均年龄不满二十一岁。我们曾在《宣言》中提出:要“把国营农场逐步建设成为城乡结合、工农结合、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结合以及劳武结合的社会主义国营企业,办成亦农、亦工、亦学、亦兵的毛泽东思想大学校。”这也就是说,农场不仅要生产更多的物质财富,更重要的,是要培养出大批大批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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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人。
我们实践农场《宣言》的一年,也是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教育青年的一年。我们许多连队千部都是青年,他们也知道只有依靠广大青年才能办好农场。但是,在怎样依靠青年的问题上,一些干部原先的认识是模糊不清的。我场有一个干部,认为对青年就是要来个“下马威”,树立了“威信”才好管。但是,青年给他的回答却是“回马枪”,不服管。后来还是事实教育了他。有一次挑粪,有个他一直认为落后的青年却抢在前头。由于天黑路滑,跌了一跤,一担粪全部浇在这位青年身上,但他爬起来还是继续挑。这件事给那位干部教育很深,他想:这位青年的觉悟、干劲,难道靠的是“下马威”吗?他进一步学习了毛主席的有关教导,从那位后进青年身上看到了先进的因素。打这以后,他就特别注意调动和发扬青年身上的积极因素,使连里的后进青年都有了不同程度的转变。正如一些干部所说的:“路线不对头,越走越落后,路线对了头,一步一层楼。”许多连队的经验证明,娜里的千部丢掉“管、卡、压”的错误观点,大兴无产阶级的政治思想工作之风,閇毛泽东思想的阳光雨露哺育青年,那里就会出现一个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
“雨露滋润禾苗壮”,在二十八连,一代青年在毛泽东思想筛育下茁壮成长的图景特别振奋人心。这是一个今年五月中旬刚建立的新连队,全连百分之九十以上是十八九岁的新职工。这一百几十个青年,虽然来到农场的时间不长,却深深爱上了农场。这里的作风,行动迅速,步调一致;这里的工余生活,读书写作,蔚然成风,歌声不断,球赛频繁;这里的同志关系,相互关心,相互爱护;这里的生产劳动,紧张热烈,勇猛异常。因此,尽管这些青年只来了几个月,由于他们热爱农场,勤于钻研,已学会了许多农活,有的农活技术已达到了当地农民的水平。有些原来在学校时沾染了不良习气的青年,已较快地变成朝气蓬勃的战士,有的并且担任了连里的骨干。在“三秋”战斗即将来到之前,二十八连的青年们,开展了一场“当担子压在肩上的时候…”的讨论,决心挑起重担,打胜“三秋”这一仗。现在,他们正在为夺取丰收而战斗着,党的政治思想工作的威力在这场“三秋”战斗中将进
一步显示出来。
正当我们回顾这一年所走过的道路的时候,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胜利闭幕了。这次重要的会议,吹起了在农村中锨起又一次伟大革命群众运动的进军号。我们全场战士人人士气高昂,个个摩拳擦掌,决心以大寨红旗为榜样,进一步办好国营农场。
“奔腾急,万马战犹酣。”当结束本文的时候,我们农场深入学大寨的群众运动已经展开,“三秋”战斗已经打响。全场上下,龙腾虎砾,热火朝天。大家只有一个信念:三步并作
一步走,脱皮掉肉赶大寨,坚决实现《前进农场宣言》,为把我们农场建成大寨式的国营农场,把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落实到基层而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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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水浒》微反面数材使氕民都知道投降派
《水浒》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
罗思鼎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冒出了一殷不大不小的《水浒》热。一九三四年四月出版的一期《人言》周刊宣称:《水浒》“近来流年大利,布克夫人把它泽成了英文,美国报界的批评,竟把它称为东方荷马的著作。这件寧又不是我们夸嘴,人家倒把我们抬得高高在上。”翻翻三十年代出版的书刊,就可发现《水浒》的走运,倒不仅在于洋人的抬举,中国人自己夸嘴的也实在不少:既有各色各样的评论,又有稀奇古怪的续作,煞是热闹。
《水浒》为什么在当时会有红得发紫的命运?这决不是一桩偶然的事情。
三十年代的第一个冬天,即一九三O年十二月,蒋介石亲自在南昌召开了“剿
匪”会议,从此开始,对红色革命根据地连续发动了五次大围攻。这一时期,是
一方面反茧命的“围剿”,又一方面革命深入的时期。这时有两种反草命的“围剿”:军察“围剿”和文化“图剿”。
反动派“围剿”草命力量,总是代代袭用“老谱”。明初施耐庵总结了宋代以来反动统治者的“围剿”经验,写出了《水浒》,供封建统治者袭用。但袭用者也在被人袭用。过了几百年,蒋介石的爪牙们怀着与当年《水浒》作者颇相类似的心境来向《水浒》伸手了。
最早发现《水浒》可以为国民党反动派的反草命“围剿”所用的,是新月派的祖师爷胡适。一九二九年,胡适和他的“新月派”伙计梁实秋、罗隆基、徐志摩等人已公开投靠独夫民贼蒋介石。这年他写了《百二十回本忠义水浒传序》,强调《水浒》的主旨在于:“强盗灭绝之后天下方得太平”。这分明是为蒋介石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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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一条通过镇压革命来维护蒋家“天下”“得太平”的道路。到了年底,蒋介石通令全国,招募鹰犬,说什么“凡属嘉言,咸当拜纳”。胡适急急忙忙地写了一封信给蒋介石的幕僚陈布雷,奉送《新月》杂志,托他“转赠介石先生”,盼望“能腾出
一部分时间,稍稍流览这几期的言论”。其实,这些“言论”无非是:“强盗灭绝之后天下方得太平。”如此“嘉言”,自然属于“舞纳”之列,这就难怪后来蒋介石亲自召见胡适,“对大局有所垂询”了。
蒋介石“拜纳”新月派“嘉言”的一个重要标志,是蒋帮嫡系的CC派特务
闯入了文学领域,直接参与文化“围剿”。这些对文学一窍不通的特务、军警也
一眼看中了《水浒》。CC系“反动十教授”之一的萨孟武,在一九三三年初抛出
了题为《K水浒传>与中国社会》的长篇论文,并在国民党中央直接控制的《中央
时事周报》上连载了十七期,被该刊的“卷头语”吹嘘为可以“醒心豁目”的“好文章”。“好”在哪里?好在它污蔑中国历史上起义的农民都是“流氓”,梁山义军是“流氓所组织的团体”;好在它鼓吹农民起义的灭亡“可以使社会秩序愈见安定”。萨孟武还大谈祝家庄、曾头市地主武装的“反抗精神和反抗实力,实胜过官军百倍”,借此强调要重视发挥地主乡团武装的作用。这与其说是在讲《水浒》,不如说是在直接讲法西斯主义的军亭和政治。
声名狼藉的鸳鸯蝴蝶派也挤了进来。一九三三年的《新江苏报》,连载了鸳鸯蝴蝶派喽罗程善之的《残水浒》。这个十分拙劣的续写本,虚构了梁山将领互相残杀的情节,咒骂梁山群盗“末日将至”,借以发泄对第二次国内草命战争时期农民革命的仇恨。《残水浒》从卢俊义恶梦惊醒开始,到梁山陷落后宋江等
三十六人逃到海州被张叔夜擒获告终,淋漓尽致地渲染了反革命武装镇压的成功。《残水浒》的作者,和其他许多鸳鸯蝴蝶派分子一样,与反动当局的关系不如胡适、萨孟武之流密切,因此一再标榜“超脱”政治,宣称“于世事一切淡泊”,其实对世事是未能忘情的。他苦心炮制的这部书,不就是赤裸裸地在为国民党反动派的反革命“围剿”张目吗?
以上三种人的评、续《水浒》,“围剿”的杀机溢于言表。但在当时我们还能听到另外一种腔调。例如那个“徙倚华洋之间,往来主奴之界”的林语堂,就是装着一副“滑稽”、“幽默”的笑脸来参加“围剿”、谈论《水浒》的。以林语堂为代表的论语派,专门张罗消遣、闲适的笑料用以冲淡凶恶“主子”的血腥气,磨灭人民的革命意识,称得上是一批机灵乖巧的文化走狗。他们谈《水浒》,谈金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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叹,往往也是说说笑笑地来宣扬超阶级的“情义”。其中有一篇《孔家店与梁山泊》的文章就说:“孔子之待子路,与宋江之待李逵,也同样的有情义有见识。”
一个“情义”,把投降派宋江和反投降派李逵拉在一起;一个“见识”,又流露出对宋江笼络人心的阴谋的赏识和赞扬。自命潇洒的论语派不屑谈论刀兵,但却殷勤地向反动派献上了用孔孟之道拉扰和腐蚀革命者的阴险计策。
与林语堂关系极深的,还有一个美国女传教士。她本叫布克夫人,又取了个中国名字叫赛珍珠。这个外国资产阶级作家也看中了《水浒》。她把金圣叹腰斩的七十回本《水浒》译成了英文,并且把书名也改为《人皆兄弟》。这个新书名,提炼了她要想从《水浒》中获取的东西。“人皆兄弟”,是论语派“情义”说的发挥,其源盖出于阶级调和论。赛珍珠还在论语派的刊物上发表文章,鼓吹《水浒》“这部小说的伟大就在于不受时间的限制。无论古今,此书仍旧是不可磨灭的真理”。什么“不受时间的限制”?什么“不可磨灭的真理”?大概就是指《水浒》宣扬的阶级调和与投降主义理论,古今中外的反动派都用得着吧!鲁迅一看到译书出版,就尖锐地指出:“其书名,取‘皆兄弟也'之意,便不确。因为山泊中人,是并不将一切人们都作兄弟看的。”鲁迅的话,戳穿了古今中外反动派借《水浒》宣扬阶级调和、取消革命斗争的诡计。
论语派谈情说义,赛珍珠称兄道弟,其精神又被一个叫姜鸿飞的体现到《水浒》续作中去了。此人写了一本二十万字的《水浒中传》。他称《水浒》一书“直可宝为国粹”,但又惋惜金圣叹腰斩的七十回本是个“上半身”,陈忱的后传
四十回是“下部两只脚”,缺少了“中间一段肚子和小腹”。于是,他自己动手写了三十回使其上下衔接。这部《中传》自卢俊义惊噩梦起,至阮小七还石碣村止,着力渲染张叔夜“不重杀戮”,“能化干戈为玉帛”,是“仁者之师”;又深情赞扬宋江“受了招安,为国家服务”的赤诚之心。一百二十回本《水浒》用一杯毒酒把宋江推进坟墓的情节,在《水浒中传》的末尾基本保留下来了。但姜鸿飞别具心裁地在宋江死了之后,又装添了阮小七母子的一场对话。阮小七听到朝廷用毒酒药死宋江、李逵等人,怒气勃勃,拍案而起,要带兵杀去东京。这时,作者通过小七妈的嘴说了一通“忠心报国”的道理,又讲了一番“孝道”,吓得阮小七“双膝跪地”,再也不敢造反了。
我们只要把三十年代的这股《水浒》热作一鸟瞰,就会发现,这中间大体也是两派:胡适、萨孟武等借《水浒》发泄“灭绝强盗”的血腥欲望,林语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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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珍珠等则借以宣扬“不重杀戮”的苦萨心肠。看似针锋相对,其实相辅相成。
“不重杀戮”,这只是说给单方面听的。请看在《水浒中传》里,“不重杀戮”这句话让张叔夜去说,却要阮小七去做,这实质上是让阮小七去投降封建统治阶级。姜鸿飞“杀戮”阮小七,用的不是刀枪,而是孔孟的“孝道”。依此类推,论语派说的“情义”,赛珍珠说的“人皆兄弟”,也都具有同祥的功用。试想,与人人讲情义,视人人皆兄弟,还革什么命?参加了草命的,也只有忏悔、投降一途。姜鸿飞一心想要使阮小七这样的草命者向封瘥朝廷、反动军队下跪,但这又谈何容易,于是他来了一个过渡,先让他向“孝道”下跪。其实,哪一个草命者向所谓“情义”、“人皆兄弟”之类的说教下跪了,那他的革命生涯也就终结了。阶级调和必然引导到阶级投降。所以,这帮子声气柔和的“调解者”,实际上是以诱降派的身份参加了反革命“围剿”。
诱降派并不排斥用刀枪杀戮革命者。或者说,诱正是为了杀。当诱过来的苹命者身首异处时,他们往往就不提那些甜蜜的口号了,因为这些口号的使命早就完成。所以,诱降派就是荫薇的杀戮派,有时还可能转化成公开的杀戮派。胡适就经历了这个转化过程。此人在很长时问内和林语堂之流一样,一直以贩卖外国资产阶级的“民主”、“博爱”、“人权”为己任。这一切活动,说到底,是在对反帝反封建的人民革命队伍进行诱降。与此相适应,他在二十年代评论《水浒》时,着重强调了宋江投降朝廷、效忠皇帝的可贵。但这些宣传,一方面未能阻挡革命队伍的前进,很不解恨;另一方面又未被反动当局所理解,颇感委屈。因此,当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武装斗争风暴蓬勃兴起的时侯,他终于忍不住借《水浒》考证,一语道破了多年来惨淡经营的目的一“灭绝强盗”。此言
一出,便和刽子手蒋介石、CC派特务抱成了一团,成了反革命文化“围劓”的
骨干。事实上,胡适所一语道破的,也就是林语堂、赛珍珠之流隐藏在心底的目的。
杀戮派也并不完全拒绝使用诱降的办法。在这一点上,二寸世纪三十年代的反动派要比三百年前的金圣叹高明得多。即便是那个《残水浒》作者程善之,尽管用他的笔让整个梁山起义军淹没在血泊中,却也津津乐道地描写过宋江的投降和反动当局的诱降、纳降。在他写到宋江托人向蔡京递交“悔罪呈子”的地方,该书的一个批注者批道:“宋江悔罪的呈子较诸某君永不革命的甘结如。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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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这里说的“某君”,显然是指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后出卖革命的叛徒。在革命形势迅猛发展的情况下,连嗜血的刽子手也会耍弄一点小诡计,甚至鼓吹起什么“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以诱降作为主要职责。恶霸论善,罕阀参禅,这是屡见不鲜的。
姜鸿飞与程善之同属于鸳鸯湖蝶派这批封建余孽,续写《水浒》也仅迟程
二年,为什么会一改程善之的凶相毕露而变为娓娓动听的道德说教呢?这正反映了反动派在不同形势下对反革命“围剿”策略的不同选择。程善之写《残水浒》是一九三三年,蒋介石在屡遭失败后正在策划第五次反革命军享“围剿”,因此特别强调了反革命武装镇压;而姜鸿飞写《水浒中传》的一九三五年夏,毛主席亲自率领的中国工农红军早已开始了举世闻名的长征。同时,国民党统治区域内的工人斗争在发展,农民斗争在深入,学生运动掀起了高潮,各支革命力量汇合成为强大的草命洪流。蒋介石阻藏失败,用兵无功,转而加强政治攻势,指望着中国共产党内出宋江一类没降派。所以,《水游中传》拚命赞扬宋江“但知服从政府命令”,妄图诱使中国共产党的广大党员和广大革命人民,都来服从蒋介石的“政府命令”,抛弃革命,甘作“顺民”。这说明在紧密配合反动派的政治需要方面,他们是完全一致的。
场镇压人民草命的“围剿”,一部宣扬投降主义的《水浒》,就这样地把各种反动派的利益和命运连结了起来。尽管其间交替泛动着屠杀的血腥和诱骗的谎言,但由于这两种东西在“围剿”和反“园剿”的激烈斗争中越来越显示出它们的一致性,两派之间也几乎没有引起过什么争执。浩大的革命风涛使社会上的各种人按照各自的阶级利益重新分化和组合,既使革命队伍更加精粹而坚强,也使反革命营垒发生巨大的变化。“五四”以来思想文化界派别纷纭,但在新的革命形势下,“高等华人”、学者教授竟和他们历来瞧不起的文化渣滓—一鸳鸯湖蝶派合流了。这中间最引人注目的,是洋奴文化与封建文化两股浊流的汇合。其时,胡适“全盘西化”的主张和萨孟武等人封建“本位文化”的主张正在展开论争,但在吹捧《水浒》、参加反革命“围剿”这一点上,他们的观点却十分吻合。“全盘西化”的提倡者竟一头拜倒在《水浒》这本典型的封建文学作品面前,有力地证明了帝国主义的奴化思想和中国封建主义的复古思想必然要结成反动同盟。
胡适等人向封建文化投降,目的是为了迫使革命人民和革命文化向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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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反动阶级投降。这一点很符合蒋介石本人的心愿。当时他亲自策划的所谓“新生活运动”,也就是一个破烂武器的收集运动。蒋介石为了进行反革命文化“围剿”,以孔孟之道为核心,东抓一点,西捞一把,煮成了一锅反动思想文化的大杂烩。派什么用?蒋介石自己供认是“以道德的复兴,来求民族复兴”,“主要目的在革心”。所谓“道德复兴”,就是要重建被五四运动打倒了的孔家店,兜售“忠孝仁爱”一类儒家货色。所谓“革心”,就是要把十月革命给中国送来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从人们的头脑中挤出去,把法西斯主义对着人们的头脑灌进去,以巩固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在民众中精神的堡垒”。
“新生活运动”从目的到手法,同《水浒》的基本精神很相类似。所以,当时有不少人公开鼓吹《水浒》“端的是一部提倡新生活的宝书”。《水浒中传》的作者还直言不讳地说:宋江“这种服从政府的忠诚和不畏死的人格,实就是现行新生活的精义”。不错,蒋介石正是希望中国大地上多长出一批宋江来,希望大家都象宋江“服从政府”那样去服从国民党的法西斯统治,象宋江“尽忠”“不畏死”那样去为国民党蒋家王朝卖命。于是,三十年代的《水浒》热和“新生活运动”就紧紧地胶合在一起了。
有反动就有进步。有投降派就有反投降派。反动派的屠刀既阻挡不住人民革命的步伐,诱降阴谋也决不会完全得逞。高俅、童贯、张叔夜的“圆剿”没有扑灭宋代农民革命的烈火,《水浒》同样地也没有能挽敖明王朝的覆亡。尽管胡适等人捧着一本《水浒》一再咒念中国共产党和人民革命的“灭绝”,“但缩果却相反,两种‘围剿?都惨败了”。“作为这两种‘围剿?之共同结果的东西,则是全国人民的觉悟”。“而共产主义者的鲁迅,却正在这一‘圆剿?中成了中国文化革命的伟人”。鲁迅在三十年代的思想文化战线上击退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文化“围剿”,也揭穿了形形色色的诱降阴谍,他在敌人软硬兼施的包围中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表现了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
不屈服是可贵的,更可贵的是他深刻地批判了敌人“围剿”时使用的各种各样的思想武器。正当国民党反动派及其走狗文人掀起《水浒》热的时侯,鲁迅顶住了这股反动潮流,对《水浒》作了一系列的批判。他在三十年代初期就明确指出:“一部《水浒》,说得很分明:因为不反对天子,所以大军一到,便受招安,替国家打别的强盗一不‘替天行道?的强盗去了。终于是奴才。”一针见血地揭露了《水浒》宣扬投降主义的本质,剥掉了炽才宋江的画皮。这也是三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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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代对《水浒》的最有力的批判。
然而,并不是一切人都能经得住敌人的“围剿”。与鲁迅形成鲜明对比,革命营垒中也“有人退伍,有人落荒,有人颓唐,有人叛变”。瞿秋白就是一个典型。他屈服于国民党反动派的压力,终于在血雨腥风的白色恐怖潮流中沉了下去,成了一个可耻的投降派。反动派培植一个投降派,总是从思想上的诱降入手。瞿秋白在政治上的堕落,也自有他的思想根源。早在一九三二年七月,瞿秋白就同国民党反动派掀起的《水浒》热相呼应,赞扬《水浒》“是一部名贵的文学典籍”。他还提出过这么一个口号:“要勉励个个作家努力去做施耐庵”。可见他与施耐庵宣扬的投降主义颇有共同语言。例如,他曾说过农民“没有皇帝不能过日子”,又说过农民的“政治要求,就是‘青天白日’(清官和好皇帝)”。这种谬论,同《水浒》的“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如出一辙。既然不反皇帝,不触动反动阶级统治的国家机器,那还要革命干什么?不解决这个重大的原则问题,就难免一攻就破,一诱便降,在敌人的“围剿”面前迟早要露出马脚。所以,瞿秋白在一九三五年被捕以后,战战兢兢地在监狱中写下了“多余的话”,声称他参加革命是“一场历史的误会”,象宋江一样,上了梁山便只想下梁山了。
三十年代的《水浒》热,从反面提供了一块试金石。它在整个阶级斗争中区分着革命和反革命、进步和反动,又在革命营垒中检验真革命和假革命、硬骨头和软骨头。鲁迅在同竞相吹捧《水浒》的反动文人的斗争中百炼成钢,越战越强,瞿秋白从妥协走向了叛卖,被滚滚前进的长江大河抛弃掉了。
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辩论不可怕,围攻不可怕,有人被淘汰掉了也不可怕。淘汰了沙子,金子会更加闪光。在三十年代是这样,在今天以及将来也还是这样。只要反动的思想文化存在一天,只要修正主义思潮存在
一天,我们就必须坚持思想文化战线上的斗争,与一切投降主义思潮作不调和的斗争。马克思主义必将在斗争中获得发展,这就是我们的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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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水浒》在明宋农民战争中
的脱动作用
康立
在奔腾不息的历史长河中,泡沫浮动在上面,深流潜伏在下面。泡沫是假象,深流才是本质。但即使是作为历史本质的深流,其中也还存在着旋涡和逆流,充满着种种矛盾而复杂的现象。
要正确认识《水浒》在农民战争中所起的作用,就必须注意不被泡沫之类的现象所迷惑。《水浒》原是一部“官书”,曾经由明代的最高监察机关一一都察院大量刊印,但这部“官书”又在明末农民战争中发生了不小的影响。在明末农民起义的领导人中,有不少人袭用了“黑旋风”、“活阎罗”一类《水浒》人潮的绰号,或者是千脆袭用宋江、柴进等《水浒》人物的姓名。甚至当各路起义部队会合之时,也模仿了“三十六营”、“七十二营”这一类梁山式的组织形式。他们这样热衷地袭用《水浒》入物的“服装”,反过来又给《水浒》披上了“农民革命”的“服装”,引起了对《水浒》的各种不同评价:有的说它“酿成”了“盗贼蜂起”的“参祸”,有的说它鼓舞了后代伟大的农民革命战争。这两种看法看似截然相反,实质上却有其湘通之处。从认识论上来看,它们都是只见泡沫,不见深流,引导人们在现象上兜圈子。
泡沫是非本质的东西,假象的东西,它不象深流那样地扎实和稳固。《水浒》对明末农民战争的影响,这是泡沫;明末农民战争本身才是历史长河中的深流。然而,泡沫又是本质的反映,因为它是历史潮流和反动逆流冲突的结果。《水浒》之所以会在明末农民战争中发生影响,就反映了在明末农民战争的革命洪流中,潜伏着种种旋涡和逆流。在明末农民起义队伍中,有农民和手工业若,也有从封建统治阶级中分化出来的地主、官吏及其知识分子。他们之中有的接受《水浒》的影响,有的不受影响。即使从受《水浒》影响的人中来看,有人喜爱反对招安的李逵,有人则崇拜屈膝投降的宋江,这说明了《水浒》对各种人物的思想影响是很不相同的。
明末农民战争的发展是一个曲折的波浪形前进的运动过程。在革命刚开始的时候,起义队伍的阶级阵线还不甚分明,从表面上看来,似乎大家都是把反贪官作为具体的斗争目标。地主阶级中的这一派为了反对另一派,打出的是“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的旗号。革命农民由于对封建朝廷的认识有一个逐步深入的过程,往往也是从惩亦个别贪官污吏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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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豪劣绅出发而开始走上了革命的道路的。明末农民起义的发难者王二,最初就是为了反对澄城知县张耀采的横征暴敛,发出了“谁敢杀张知县?”的号召。虽说看起来同祥是“反贪官”,但是,革命的起义农民和《水浒》中的宋江们却具有着截然不同的两种态度。对于前若来说,反贪官是革命的开始,最终必然要从反贪官走向反皇帝,用革命手段达到推翻和改造封建统治的目的;而对于后者来说,反贪官是“革命”的终点,他们时刻准备着向封建统治者投降,安图通过对起义农民队伍的改造和利用,以达到自己的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从表面上来看,这两种人似乎具有共同的出发点,但两者不仅造反的动机不同,终极目标不同,发展的道路也完全不同。前者是明末农民革命洪流中的主流,而后者则是革命洪流中一股暗藏着的反动逆流。当革命初起时,双方由表面上的一致掩盖了实质上的不
一致。但随着明末农民革命洪流的向前推进,特别是当整个封建统治受到威胁的时候,双方的分歧便很快地公开化表面化了。前者必然要坚决冲破《水浒》的束缚,后者则要把起义纳入《水浒》规定的模式。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明末农民军中出现了不少叛徒,而明王朝的不少人如杨嗣昌等,也都以招安作为征剿的重要辅助手段。
“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汹涌前进的革命洪流决不是任何反动逆流所能阻挡得了的。历史的发展表明:不是《水浒》把明末农民战争引向梁山泊的结局,而是明末农民战争用气势磅薄的力量冲破了《水浒》规定的投降主义模式。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军,在其起义的初期,由于没有能够彻底摆脱“只反贪官,不反皇帝”之类反动思想的束缚,长期停留在劫富济贫的阶段,表现为流寇主义的政治思想。但是,革命实践的发展推动着李自成起义军进一步纯洁自己的队伍,战胜和克服了投降主义思潮的影响。崇祯十三年前后,李自成开始“据有城邑”,确定“名号”,建立农民革命政权,并明确地提出了“均田”“免赋”的政治纲领,制定了向明王朝的统治中心北京进军的战略方针。这标志着明末农民战争从低级阶段向高级阶段的飞跃。李自成起义军用大顺农民革命政权取代了崇祯皇帝为头子的封建政权,用革命的实践否定和批判了《水浒》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的投降主义路线。这个事实证明:农民革命的发展是同《水浒》影响的大小成反比例的。革命农民只有战胜了《水浒》宣扬的投降主义路线,才能把革命不断推向深入。
大浪淘沙。明末农民战争如同大海的怒涛,不仅冲垮了一个明王朝,而且把革命队伍中各种人物的嘴脸区别得清清楚楚。李自成和“飞山虎”刘国能、“翻天鹞”高杰,他们出身于同一个阶级,又一起参加了农民起义,最后却走上了两条完全不同的道路。李自成最初在王左挂部下。王左挂投降了,李自成却拒绝投降,参加了张存孟领导的起义军。张存孟投降了,李自成又投奔了坚特起义的高迎祥。他始终坚决反对投降,抵制了《水浒》宣扬的投降主义路线,显示出农民革命领袖的英雄本色。刘国能、高杰原来都是李自成的部下,后来,这两人先后都投降了明王朝,成了衣民革命的可耻叛徒。原来属于同一个革命派别的人们,就是这样地随着革命的深入而一分为二了。刘国能、高杰本来属于农民阶级,在投降主义思潮的影响下竟和敌对阶级同流合污,变成农民起义军的死敌。刘国能其人,“性频孝,就抚,乃奉其母命也”,俨然又是一个“孝义黑三郎”。他降敌后死命攻打农民起义军,甚至在被李自成活捉后还顽固地说:“朝廷既赦我死,又加爵命,万死何辞!”活现出一副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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徒的丑恶嘴脸。高杰在叛变后也专门同农民起义军作对。清初封建文人顾苓说:高杰之流在《水浒》成书三百年后,“闻风而起,始于盗城,归于忠义,未必非贯中之教也”。他把《水浒》作者看作是农民革命叛徒的教唆犯,倒是颇有一点眼力的。
明末农民战争中英雄和叛徒的尖锐对立,反映了对于《水浒》宣扬的投降主义思潮的不同态度,直接可以导致究竞是坚持斗争到底还是中途妥协投降的两种不同结局。不仅如此,即使同样是农民革命领袖,由于对投降主义思潮抵制和批判程度的不同,也会影响到他们在革命事业中的表现和作用。在这里,我们可以拿出张献忠来作为例子。据历史上的记载,“张献忠之狡也,使人说《三国》、《水浒》诸书,凡埋伏攻袭皆效之。”本来,《水浒》对某些战斗如“三打祝家庄”的描写,其中包含着辩证法的因素,农民起义军从中吸取若千作战经验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由于张献忠没有把“埋伏攻袭”的战术同《水浒》的投降主义主题严格区别开来,因而在某种程度上又接受了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的思想影响。他曾经称赞所谓“清官”方贡岳说:“使人人不爱钱如公,献忠何自作赋!”这里显露了《水浒》在他思想深处的深刻烙印。就象河流的行进常会出现回折或弯曲那样,张献忠所走的革命道路是弯弯曲曲的。他对明王朝抱过幻想,接受过“招抚”,并企图劝说李自成也接受“招抚”。张献忠的这一步走错,不仅使自己掉进了旋涡之中,并使整个明末农民战争一度转入了低潮。这不能不说是一个严重的路线错误。当时,明王朝采取了“招抚”一派、镇压另一派的策略。宋江投降了,宋王朝要他去打方腊。明王朝也企图迫使张献忠“杀贼自效”,用“袭杀”李自成的行动来表明他投降的诚意。但是,张献忠毕竟不是宋江,他拒绝解除武装,拒绝攻打李自成等其他起义军。在敌人这个反面教员的教育下,张献忠终于在草命实践中识破了明王朝“先抚后剿”的诡计,克服了投降主义思潮的影响,在走过了一个“之”字形的道路之后,重新举起了革命造反的大旗,汇合进革命洪流而又一起前进了。这个事实又一次生动地证明:只有战胜《水浒》所宣扬的投降主义路线,才能真正坚持革命斗争到底而使革命不致半途而废。
毛主席说:“革命的道路,同世界上一切事物活动的道路一样,总是曲折的,不是笔直的。”弯弯曲曲的革命道路上出现的种种复杂现象,不仅要求我们掌握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而且需要我们不断提高和改造自己的认识能力。要学会透过现象看本质,就必须掌握唯物辩证法的武器,从相似的东西中找到区别点,又从某些貌似两极的东西中找到其共同点。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从泡沫在水面上的浮泛,看出水底深流中所出现的旋涡或逆流。《水浒》确实是一部很好的反面教材,它在明末农民战争中的反动作用,从反面教膏了革命的人们:不管经历多少高山险峡,不管出现多少江曲河湾,革命潮流终将一泻千里地奔向光明的前途,这是谁也无法遏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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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江与武训
洪延青杜恂诚
提起宋江,人们往往会想起武训。
宋江与武训,这两个人都是投降派。但是,正如黑格尔所指出的:“一个人能比较两个近似的东西,如橡树与槐树,或寺院与教堂,而知其相似,我们也不能说他有很高的比较能力”。因此,光了解他们都是投降派还不行,还应当从他们的相似中看出其不同的特点,并从这些不同中概括出共同的本质。
武训是这样的一个投降派:他出身于劳动者,但这个劳动者已经沦落成为乞讨者。生活方式的变化,必然会引起思想上的变化,在武训的身上,已经没有一丝一毫劳动者的气味了。当然,即使对于乞讨者来说,并不是没有参加革命的可能,但武训却完全不是这样的人。他不同于一般的乞讨者,而是一个“千古奇丐”。为了糊口而从事乞讨是不足为奇的,奇就奇在武训的乞讨是为了从事“办义学”这样的“义举”,对宣传封建文化的地主阶级教育事业发生了狂热。归根到底,这是一种向封建统治者卖身投靠的叛卖行为。封建统治者对于那些得力的奴才们是从来不吝惜赐予残羹余汁的。于是,武训以乞讨始,以施舍终,最后终于堂而皇之地挂起了皇帝恩赐的“乐善好施”的金字招牌。乞讨者成了施舍者,奴才成了主子,武训就这样地彻底背叛了自己的阶级,成了一个大剥削者。
知道了武训一生的丑恶行状,有助于我们对投降派的认识。但是,这种认识还必须继续不断地深化。如果仅只停留在感性认识的阶段上,就很难认识投降派的本质。武训“办义学”,这是个别的现象;通过“办义学”鼓吹农民阶级向地主阶级投降,这才是投降派的共同本质。个性总是比共性更丰富。同样是搞阶级投降,宋江与武训就大不一样。宋江不是乞讨者,而是施舍者。但是,这个施舍者很不走运,在地主阶级的内部倾轧下,“名又不成,功又不就”,甚至为了阎婆惜的案子而“飘蓬江海”,使这个昔日的施舍者面临着比乞讨者还不如的境地。但是,宋江毕竟不是武训。武训自始至终不敢也不愿沾一点造反的边;而宋江就远不如武训来得安分。浔阳楼上题“反诗”,很有一肚子怨气,最后还居然一头钻进了梁山。虽说都是投降派,但两个人的投降方式很不相同。武训是打着投降的白旗从农民阶级爬进了地主阶级的行列,宋江则是从地主阶级钻到农民阶级里头来,打起了“造反”的红旗。武训是从被统治阶级中间爬出来的,他既是整个封建统治阶级的奴才,又是统洽阶级中间每一个分子的奴才。宋江则是封建统治阶级中间一个派别的代表,他虽同样是整个封建统治阶级的奴才,但同封建统治阶级中的别一派别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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吵。宋江把这种地主阶级内部的争吵带到了农民起义队伍之中,把梁山的农民起义军作为向敌对派别争权夺利的“借用”力量,从而为自己所代表的这一派涂上了“革命”的红色,使农民反对地主的斗争从属于地主阶级的派别斗争。
投降派是阶级斗争的产物,不同形式的投降派是在阶级斗争特定阶段的特定条件下的产物。武训是一个公开的投降派。在革命刚开始的阶段,农民要革命,武训说不必。就这样,武训向人们提出了一个带有根本性质的问题:被压迫、被剥削的人民要不要站起来?建国初期出笼的《武训传》,正是反映了资产阶级反动势力对于刚刚站起来了的中国人民的仇视和对于刚刚开始的社会主义革命的恐惧。
宋江则不同。他从要求地主阶级内部重新进行权力与财产的再分配的动机出发,可以作为农民革命的同路人而卷进了革命队伍。但一旦当革命威胁到整个封建统治存在的时候,他就对革命从利用转为敌视,公开地暴露出了他的反革命真面目。宋江从另一个角度向人们提出了一个带有根本性质的问题:已经站起来了的人民是坚持斗争到底呢,还是中途妥协投降,重新向封建统治者跪下去?
对于反动统治者来说,这两种投降派无疑都是十分需要的。鲁迅曾在《学界的三魂》中说过:“社会各色人等爱看《双官诰》,也爱看《四杰村》”。《双官诰》即《三娘教子》,戏中有个名叫薛保的老家人,跪在小东人脚下,苦苦地哀求他发愤学儒,以便“读书做官”,俨然也是一个武训。《四杰村》说的是封建爪牙黄天霸,为了维护所谓“君臣大义”,下毒手杀害了当年绿林中的结拜兄弟,这又是一个宋江。鲁迅在那篇文章中深刻地进行了概括:“中国的国魂里大概有这样两种魂,官魂和匪魂”。每当阶级矛盾激化而反抗烈火尚未燃烧或尚未延烧过来的时候,反动统治者需要提倡的是“官魂”,鼓吹人们学武训那样地做一个任人推搡践踏的“不倒翁”。当反抗之势已成,群众已经拿起武器之时,反动统治若又需要提倡“匪魂”,号召人们向宋江学习,重新放下已经拿起的武器,接受招安,并为统治者去攻打自己昔日的同伙。武训和宋江正是这两种“魂”的具体化身。但在反动统治者的眼中,又自然是沿门乞讨为“丐”,要比铤而走险为“盗”好得多。反动军阀韩复渠就曾经这样说过:“鲁西一带民性强悍,‘土匪如毛,历代都没有肃清。若是穷人个个都象武训,治鲁西就不难了。”但是,如果革命的烈火已经燃烧起来了,则统治者就很需要宋江一类人物来帮忙了。从清朝统治者到蒋介石,反动统治者对武训是历来都说好活的;而对宋江,几百年来毁誉参半,各不相同。这就增加了事情的复杂性,使人民不容易认清宋江的真面目。
凡属投降派,不管怎样善于伪装,终究要被人识破。武训曾经颇为风行了一阵子,革命起来了,他也就垮台了。宋江的气运在历史上比武训要长些,但既然人们要将革命继续进行下去,这类鼓吹中途妥协的投降派人物也就失去了存在的条件。如果还有什么存在价值的话,那就是做反面教员,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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帮闲・帮忙・帮凶
从燕青的一“扑”说开去
徐震
梁山起义军三败高俅,并把这个冤家对头生俘上山之后,按理应是发下死牢,以待来日祭旗。然而,高俅这个阶下囚一踏进忠义堂后,竟立刻摇身一变成了个座上客。宋江又是纳头便拜,又是口称死罪,又是大张筵宴,又是殷勤劝酒。这对宋江来说是很自然的,高俅是他投降赵宋皇朝的阶梯,“逢高不是凶”嘛!但是,一旁明明站着被高俅弄得家败人亡的林冲等人,仇人相见分外眼红,宋江这出认贼作父的丑剧如果照直演下去,岂不要砸锅了吗?
这当口,就用得着帮闲人物出场了。
梁山上的帮闲,除了要会琴棋书画、猜谜行令之外,还得要会弄枪使棒,擒拿踢打。这次出场的是燕青。这个奴才的奴才,有一身相扑本事,就在他旧主卢俊义和新主宋江的鼓动之下,在忠义堂上铺下的大幅剪绒毯上,以“且看相扑”为名,把高俅摔了一个跟斗。
燕青这一扑,帮主子真是帮到点子上了。这一扑,为宋江遮了羞,为众人平了平气,也为《水浒》凑了个颇为生动的情节,使作者能自圆其说,《水浒》也得以继续写下去了。奴才的职能是对主子尽忠。不过,要做一个好奴才却也不容易。首先,他得有点小本事。主子出行,他会鸣锣喝道;主子行猎,他能赶鹰呼犬;主子要附庸风雅,他就来吟诗作赋。当然,主子有时不免要面临困境,他就得会插科打诨,把严重的事端化为一笑,或者干脆“函关月落听鸡度”,护定主子溜之大吉。比如燕青,当宋江要跟李师师牵线时,他就凭着吹拉弹唱,竞然打通了这个“枕头上的关节”。然而,仅有这点还不行,还必须能善于看准时机,投其所好,即所谓的“及时雨”也者。上面所说的燕青这一扑,对宋江就大有“及时雨”的味道。把一个“朝廷命官”在这个关节眼上攧个跟斗,投降派宋江也就有台阶可下,得以大唱其投降的调子了。如果燕青在金盔殿上还想要麵翻高俅,那就一定象那个陈桥驿抗官的小卒那样,落得个身首异处的下场。可见这后一条是很重要的,不然帮闲就可能帮了倒忙。
燕青可算是帮闲中的佼佼若,然此之宋江,却如小巫之见大巫。燕青是个奴才,而对封建统治的头子宋微宗来说,宋江又不过是个燕青,惟其作用远为重要罢了。鲁迅先生对这类角色有过精辟的评论:“帮闲,在忙的时候就是帮忙,倘若主子忙于行凶作恶,那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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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帮凶。但他的帮法,是在血案中而没有血迹,也没有血腥气的。”信然!赵宋皇朝到了徽宗年代,那“鸟位”已是“岌岌乎殆哉”了。既有“威雄惊万里,风雨喷长空”的梁山好汉,又有虎踞八州二十五县的方腊义军,此外,少华山、桃花山、二龙山、对影山,一片价的都是“农夫背上添心号,渔父舟中插认旗”的起义队伍。面临着这种形势,那批只懂得屠戮的饭桶如蔡京、童贯之流,败得丢盔弃甲,屁滚尿流,就在这时,宋江在梁山上施行灵魂的屠戮,却已是大功告成。他终于从篡夺领导权开始,进一步修正和篡改了晁盖的坚持斗争的路线,把这支队伍逼下了梁山,投降了宋朝。这可真是为赵宋皇朝帮了大忙,可说是下了一场“及时雨”。
宋江的帮忙并不就此为止。他在投降后,掉转枪口为主子平定了方腊,从而为反动封建统治头子再度下了一场“及时雨”。赵佶的“备忘录”一一写在“睿思殿”素白屏风上火焰般烧灼的“四大寇”姓名,就在宋江的这一场“及时雨”下,终于全然扑灭了。当然,宋江后来的这一手是充满了血腥气的,“当日帮源洞中,杀得尸横遍野,流血成渠”,这血迹是难以擦拭掉的。帮凶和刽子手之间,本来就没有一纸之隔呵!
宋江这帮闲、帮忙和帮凶法的博大和精妙,是必然会被一切阴谋家、野心家奉为至宝的。这记录就是《水浒》。《水浒》既是一部奴才帮主的形象实录,同时又是一帖烈性的麻醉剂。它的反动功能就在于向革命人民不屈的灵魂开刀。《水浒》也无非是燕青玩的“相扑术”和宋江那类的“及时雨”在两大阶级生死对抗的紧要关头,它跑出来骂几声“贪官”,打几下奸臣,看起来好象是给被压迫阶级出了一口恶气,其实不仅不能触动反动统治阶级
一根毫毛;相反,“怀柔胜于征伐”,它正好是替统治阶级下了一场场浇灭革命火种的“及时雨”。《水浒》的帮闲法,就是对封建统治阶级的“小骂大帮忙”,确“是在血案中而没有血迹,也没有血腥气的”。鲁迅先生在一九三五年说:“其实,中国民族的心,有些是早给我们的圣君贤相武将帮闲之辈征服了的。”又说:“心的征服,先要中国人自己代办。宋曾以道学替金元治心,明曾以党狱替满清箝口。”《水浒》正好就是这样一把剜心的软刀子。并且,值得一说的是:由于《水浒》是打着农民起义的幌子来兜售投降主义路线的,它在“化敌为奴”的效用上讲,比之于赤裸裸宣扬正心室欲、忠君报国的道学来,就更加阴险毒辣。六百多年来,《水浒》正是以“治心”有术而得到反动统治者的欢迎。朱明皇朝的最高监察机关首先倡刻,以文化统制的酷烈而闻名的清代统治者却把它翻成满文并继而刊行,由此,也可以看出此书对谁有利了。它之被“世人视若官书”,原不是偶然的。
燕青以一扑而解了宋江的一时之困;宋江则以“撺掇”一支农民起义军投降而为宋徽宗延长了几年赵宋的统治,但他们在维持反动统治所起的作用上,最主要的还是宣扬了投降主义思潮。“效水浒宋江故事”而把武装力量交出来换官做的,清代的笔记小说中就有不少记载,而且这类事不仅中国有,外国也有。但是,这类人物最后却大都象宋江一样,得不到什么好下场。投降派出卖了革命,但最后却又为人所卖,这是他们始料所不及的。呜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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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保义”新芳
陕西省工农兵艺术馆费秉勋
宋江有个诨号叫“呼保义”,《水浒》中未作说明。过去有的考证文章说“呼保义”就是“有眼不识真天子”,是广大人民群众对有帝王之器的宋江的崇高称号。这是个荒谬的结论,它掩盖了宋江作为宋朝封建统治者的忠实奴才的丑恶面目。
考察“呼保义”原意,有两条最基本的材料,一条是宋周密《癸辛杂识续集》一书所录龚圣与的《宋江三十六人赞》中直接对“呼保义”的阐释;一条是一些《水浒》刻本七十一回排座次之后的四六诗赞中的几句话。这是迄今发现的仅有的两条直接解释宋江“呼保义”诨号的材料。《宋江三十六人赞》说:“不假称王,而呼保义,岂若狂卓,专犯忌讳。”这段话称颂宋江不狂妄地称帝称王,不象董卓那样“拥强兵,有异志”(《三国志·董卓传>)。董卓在历史上也是个坏家伙;但这里将宋江与董卓对比,目的却在于突出宋江的安分守己。由此可见,宋江从一开始就不反皇帝,而要当统治者的奴才。
《水浒》七十一回诗赞中说:“在晁盖恐托胆称王,归天及早;惟宋江肯呼群保义,把寨为头。休言啸聚山林,早已瞻依廊庙。”“呼群保义”,这儿多出来的这个“群”字,是“普通”、“一般”的意思,说宋江以平凡的“保义”自称,不象晁盖那样目无王法,胆大妄为,竟敢与宋王朝唱对台戏。正因为这个原因,《水浒》安排晁盖趁早归天,把他屏于一百○八人之外,以便让宋江“把寨为头”。
上述两条材料,都强调了“呼保义”就是“瞻依廊庙”、服从朝廷、安守本分、当好奴才的意思。
那末,为什么甘当奴才叫“呼保义”呢?“保义”是“保义郎”的简称。“呼保义”就是“呼为保义郎”。按《宋史·职官志》,保义郎属光禄寺,是皇廷的侍卫武职,原来叫“右班殿直”,宋徽宗政和二年(公元一一一二年)改称保义郎,简称“保义”。
后来,宋朝统治者用封官笼络人心,常常把保义郎授给地方上忠于他们的奴才。靖康元年(公元一一二六年)五月十八日尚书省文件记载,沂水县“忠义户”地主程渥向统治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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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捐献了五千石粮食“以助国用”,朝廷补给他一个保义郎的职名。同年六月,朝廷下文,号召各地自动建立地主武装“忠义社”,“各使推择为首领,自相团结,若及于人以上,与借授保义郎”。这种地主武装“忠义社”,目的在于维持地方秩序,镇压人民的反抗,保卫封建政权,因而也就间接地起到了皇廷侍卫的那种作用,所以大“忠义社”的头目便授给保义郎。《水浒》第三十五回写宋江从梁山逃回家乡,“奔到本乡村口张社长酒店里暂歇一歇。那张社长却和宋江家来往得好”。这个张社长可能就是“忠义社”的社长。在刘豫“叛逆”的绍兴年间,河南州郡的一些官吏和土豪表现了对统治阶级的忠诚,监察御史三京淮北宣渝方庭实在一一三九年二月九日给宋高宗上书,建议下诏授给他们保义郎等“空名”(上引三条材料见<宋会要辑稿>)。这都说明,保义郎是朝廷授给忠心的奴才的职名。宋江正是这样的奴才,所以虽然朝廷还未来得及宣布授给他保义郎,他已经自呼为保义郎了。
在“保义郎”名称的演变过程中,后来人们把权豪世要之家的奴仆也尊称为“保义”。据宋代曾造的《高斋漫录》记载:“近年贵人仆隶以仆射、司徒为卑小,则称保义,又或称大夫也”。一时,社会上“张保义”、“王保义”地滥称起来,这种情况在南宋的笔记中常常可以看到。正因如此,宋江虽未被人正式授给“保义郎”,人们却这样称呼他也不足为怪,甚至有时干脆直称之为“保义”。如《水浒》第六十回:“林冲为首,与众清出保义宋公明在聚义厅上坐定。”
元杂剧中每每又在“呼保义”之前冠以“顺天”二字,这正说明“呼保义”就是听顺天命,安分守己,能做天子的忠实奴才的人。宋江一生盼着能当上高级奴才。《水浒》第九十回在征辽之后,由朝廷正式“加宋江为保义郎”,这就不仅仅是“呼”而已,而是从名义上用官方的正式命令固定下来,实现了宋江多年的宿愿。
《水浒》为了宣扬投降主义路线,对宋江竭力美化,即使在他的诨号上也大作文章。一个不够,两个;两个不够,三个。“孝义黑三郎”是作为在乡里叫出的诨名,主要说明宋江的“孝”;“及时雨”是江湖上对他的称颂,主要说明他的“义”;“呼保义”则是宋江的自我表白,主要说明他的“忠”。三个浑号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侧面,体现了宋江的封建道德,把他塑造为一个“仁义礼智信皆备”(《水浒>第二十一回)的孔孟之徒。三个诨号中,“呼保义”打头,说明了这个诨号最重要最能体现宋江的本质。在《水浒》中,凡是在-一些郑重的场合或在书面上,总是用的这个诨号。而这个挥号一“呼保义”,其实只不过是奴才的代称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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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宪衙门”及其他
石
岩
明代嘉靖、隆庆、万历这三朝,《水浒》很出过一番风头。当时,《水浒》由明王朝官坊刊刻,官僚士绅们也以读《水浒》为时髦。据明代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卷四十一记载:嘉靖、隆庆年间,“一钜公案头无他书,仅左置《南华经》,右置《水浒传》各一部。”又有一个“名士”曾为《水浒》作歌,谓“奄有丘明、太史之长”。明代李开先在《一笑散时调》中记载:当时士大夫们盛赞“《水浒传》委曲详尽,血脉贯通,《史记》而下,便是此书”。
不仅如此,就连皇帝本人也很爱读《水浒》。刘銮《五石瓠》卷六记载:“神宗好览《水浒传》。”他在位的四十多年,是《水浒》最盛行的年代。今天所见到的《水浒》最早刻本,如天都外臣序一百回本《忠义水浒传》,刊刻于万历十七年;杨定见序一百二十回本《忠义水浒传》,刊刻于万历四十二年。在清代,据昭琏《啸亭续录》卷一记载:清高宗弘历便曾命令庄格亲王将《水浒》故事编词作曲,题作《忠义璇图》,在宫廷中演出。陈其元《庸闲斋笔记》卷
五、徐珂《清稗类钞》卷三十五记述,乾隆时,朝中许多大臣都以《水浒》中人物的绰号互相戏谑,比如,纪昀上朝时走得最快,便被称作“神行太保”。当时编成的《续文献通考》,并将《水浒》正式列入“经籍考”中。
封建统治者为什么这样重视《水浒》?清末反动封建文人叶德辉在《点将录附考》中说:“至《水浒传》,明时与《三国演义》都察院同有刻本,载明周弘祖《古今书刻》。乾隆初元,海内昇平,大戏节戏,进呈院本,《三国志》为《鼎峙春秋》,《水浒》梁山诸盗及宋金交兵诸事为《英雄璇图》,载礼亲王《啸亭杂录续编》。可见,此二书前明刻之,风宪衙门;我朝则列为承平乐部。”明代都察院用《水浒》来“风宪衙门”,就是由于《水浒》刮的是投降之风,垂的是封建之宪,可以用来作为明王朝各级官吏镇压和破坏农民起义的反革命教科书。诚然,明清两代,确实曾经下过那么几道禁毁《水浒》的命令。比如,一六四二年,李自成农民起义军推翻明王朝的前夕,崇祯皇帝曾经下令禁过《水浒》;一八五一年太平天国革命爆发后,咸丰皇帝也曾下令禁过《水浒》。这与其说是他们仇视《水浒》,倒不如说他们担心人们并不按照他们所希望的那样去读《水浒》。清代刘廷玑在《在园杂志》卷二中指出:《水浒》“以言文字,诚哉奇观。然亦在乎人之善读与不善读耳。不善读《水浒》者,狠戾悖逆之心生矣。”他的所谓“善读”,指的学宋江的当投降派;他的所谓“不善读”,指的是学习李逵、吴用、三阮的革命造反精神。刘廷玑认为,为了防止人们的“不善读”,倒不如忍痛禁止《水浒》的流传。这就是崇祯、咸丰之下令禁毁《水浒》的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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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甲论
读鲁迅的诗论
石一歌
新诗自从在“五四”时期的风涛激浪中诞生以后,它的发展究竟应当走一条什么样的道路?各个阶级、各种思潮曾经对此作出了各种不同的回答。鲁迅曾一再说:“我对于诗一向未曾研究过”,“要我论诗,真如要我讲天文
一样”。但事实上,鲁迅作为新文化运动的英勇旗手,对中国新诗的建立和发展有着不可磨灭的贡献。他自始至终关注着新诗的命运,不仅写过诗,译过诗,而且在杂文、书信中对新诗问题作了精辟的论述。他的诗论,指出了中国新诗的发展方向。
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一场极其深刻的革命运动。新诗作为这场新文化运动的产儿,“新”在哪里呢?就“新”在它“是在观念形态上反映新政治和新经济的东西,是替新政治新经济服务的”。清朝末年,随着封建经济基础的崩溃,作为它的上层建筑一部分的封建文化也随之分崩离析。旧诗正象八股文一样,已经处于日暮途穷的境地。虽然有黄遵宪、夏曾佑等人的“诗界革命”和谭嗣同、梁启超等“新派诗”的出现,但他们只不过提出“我手写我口”,把所谓“流俗语”塞进诗篇,并不敢冲破旧形式的束缚。后来,就连这么一点可怜的形式上的改良,也随着他们政治上的改良主义的破产而烟消云散了。当中国革命进入了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新阶段后,如果照搬旧体诗的形式而不从根本上加以改造,更是难以表现新时代波澜壮阔的斗争生活,这是个尖锐的矛盾。新的时代在召唤着新诗的诞生。诗歌只有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相结合,才能焕发出新的生命。
鲁迅正是从中国革命斗争的需要出发来提倡新诗的。早在一九O七年,他
就在《摩罗诗力说》这篇长达数万字的论文中,热情介绍了拜伦、雪莱、海涅、普希金、莱蒙托夫、密茨凯维支、裴多菲等欧洲民主主义革命诗人的作品,盛赞他们“举全力以抗社会,宣众生平等之音,不惧权威”的革命精神。鲁迅面对着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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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如警的祖国,万马齐瘠的诗坛,不禁大声疾呼:“今索诸中国,为精神界之战士者安在?”他渴望用洋溢着战斗热情的诗篇,唤起中国人民的觉悟,冲决旧社会的罗网。
革命的道路不可能是笔直的,新诗的发展也走着一条曲折的路。当胡适之流高唱“诗体大解放”的时候,鲁迅在一九二五年写的《诗歌之敌》一文中指出:“说文学革命之后而文学已有转机,我至今还未明白这话是否真实。但戏曲尚未萌芽,诗歌却已奄奄一息了,即有几个人偶然呻吟,也如冬花在严风中颤抖。”到一九三四年,他又说:“新诗直到现在,还是在交倒楣运。”新诗还处在幼芽时期,为什么就已经“交倒楣运”、“奄奄一息”了呢?这里面有着发人深思的历史教训。
新诗在“五四”时期的出现,对于打破束缚思想的旧诗的陈套,是起了积极作用的。一些受到社会主义影响的革命民主主义诗人,曾经用新诗为武器,进行了反帝反封建的战斗。但是,那时的很多人“没有历史唯物主义的批判精神,所谓坏就是绝对的坏,一切皆坏;所谓好就是绝对的好,一切皆好”。在反对封建旧文化时,没有做到批判地有分析地继承中国古典诗歌的优良传统;在吸收外国东西时,没有注意剔除其中的糟粕和不适于我国具体情况的因素。以胡适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右翼,从新文化运动一开始,就与反帝反封建的“五四”精神相抵触,是一批拜倒在西方文化面前的洋奴。胡适曾自诩为“诗国革命”的领袖,其实,他提出来的不过是一套全盘欧化的、形式主义的纲领。他说:“一部中国文学史只是一部文字形式(工具)新陈代谢的历史”,“有什么题目,做什么诗;诗该怎样做,就怎样做”。至于表达什么内容,采用什么形式,统统可以不管,对于自己的祖宗,民族的传统,则对不起,全扔掉了。胡适曾直言不讳地说:“我的白话诗的实地试验,不过是我的实验主义的一种应用。”他写的“白话诗”究竞是一种什么“实地试验”?不妨先看看他在五四运动后两个多月写的一首名作《我的儿子》:
我实在不要儿子儿子自己来了。“无后主义”的招牌,于今挂不起来了!
这与其说是“白话”,不如说是胡话。胡适的这种“尝试”,后来由他的同伙、新月派的乏走狗梁实秘点明了本意:“用中文来创造外国诗的格律,装进外国式的诗意。”
马克思曾经说过:“陈旧的东西总是力图在新生的形式中得到恢复和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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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胡适的《尝试集》,就表现了反动的大地主阶级、买办资产阶级企图在新生的“白话诗”的形式中,恢复陈旧的东西的“尝试”。要说其中有什么“新”的内容,那就是为了适应帝国主义的侵略需要,使封建主义的旧文化和帝国主义的所谓新文化合流,以对抗无产阶级的新文化。
鲁迅为了保卫新诗沿着健康的道路发展,同糟蹋新诗的胡适之流展开了坚决的斗争。他说:“诗歌虽有眼看的和嘴唱的两种,也究以后一种为好;可惜中国的新诗大概是前一种。没有节调,没有韵,它唱不来;唱不来,就记不住,记不住,就不能在人们的脑子里将旧诗挤出,占了它的地位。”又指出:“我以为内容且不说,新诗先要有节调,押大致相近的韵,给大家容易记,又顺口,唱得出来。但白话要押韵而又自然,是颇不容易的,我自己实在不会做,只好发议论。”鲁迅的议论是很深刻的。他这样认真地提出新诗的形式问题,目的是为了同旧思想旧文化明确地划清界限。形式决定于内容,同时又对内容具有反作用。列宁说:“形式是具有内容的形式,是活生生的实在的内容的形式,是和内容不可分离地联系着的形式。”诗的形式和内容的关系,就是如此。从形式主义出发,根本解决不了新诗的形式问题。形式上的缺陷,需要从内容上去找根源。当时,新诗的主要读者局限于知识分子的小圈子里面,新诗的作者也基本上是
一批受过资产阶级文化熏陶的、脱离群众的知识分子。他们的作品在内容上不去表达革命群众的思想感情,在形式上也不符合中国老百姓的欣赏习惯。为了用进步的、革命的诗歌占领思想文化阵地,就要考虑到把诗歌写得易记,易懂,易唱,动听,要做到为广大群众所喜闻乐见。
鲁迅对新诗提出的要求,是应该做而且完全可以做到的。中国的古典诗歌有与音乐相结合的传统。诗歌,诗歌,诗与歌本来就不可分离。鲁迅在《门外文谈》中谈到文化起源时,称“杭育杭育派”为最早的作家。“杭育杭育”,既是诗的节奏,也是音乐的节奏。从文学史上来看,不论是四言、五言、七言诗也好,不论是唐诗、宋词、元曲也好,不论是在民间流传的乐府、竹枝词、山歌、民谣也好,基本上都是配有曲子,或者是能够配上曲子唱的。琅琅上口,就便于流传。鲁迅对新诗提出的要求,完全符合中国诗歌的传统和发展规律。同时,鲁迅主张“格式不要太严”,“不必依旧诗韵”。这就不仅阐明了形式和内容的辩证关系,也阐明了继承和创造的辩证关系,从而为新诗开辟了正确的发展道路。新诗要达到这个要求,的确也很不容易。从二十年代到三十年代,曾经有过不少人想创造出一种新的格律诗。但他们关在书斋里绞尽脑汁,制作出来的东西犹如千枯的纸花,一点生气也没有。鲁迅针对诗歌发展道路上出现的这种错误倾向,特别强调向民歌学习的重要性,指出在旧文学衰颓时,从民歌中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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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新的养料”,常能促使诗歌“起一个新的转变”。但是,对于民歌也必须进行分析,民歌中有革命的健康的,也有不少是落后的黄色的。因此,就有一个如何学习民歌的问题,不能仅仅强调从形式上模仿。鲁迅说:“歌,诗,词,曲,我以为原是民间物,文人取为己有,越做越难懂,弄得变成僵石,他们就又去取一样,又来慢慢的绞死它。”“五四”以后,文化界有些人也曾经鼓吹过一阵民歌,甚至还专门成立了这方面的研究会。但是,他们基本上是从形式上着眼的,抱的是猎奇的态度,甚至去追求其中落后的东西。于是“民歌体”到了他们手里,也就由“刚健,清新”而变得毫无生气,最后只剩下一个躯壳。鲁迅批评有些白话诗作者“掇用‘选'字”,“写成一长方块”,就是针对那种脱离群众、闭门杜撰新格律的错误倾向而发的。
鲁迅非常重视诗的形式,但坚决反对形式主义、唯美主义。他一直把诗歌的阶级性、战斗性放在首位。当时,新月派鼓吹“诗人要做诗,就如植物要开花,因为他非开不可的缘故”。鲁迅便指出:这比喻虽然很美,但很错误,“错的是诗人究竞不是一株草,还是社会里的一个人”。鲁迅戳破了这类“超阶级”的鬼话,以鲜明的阶级观点,热情地赞扬了革命烈士殷夫的诗集“属于别一世界”,有力地驳斥了把静穆幽远、浑圆超脱作为诗的极境的理论。无产阶级的诗歌,不是田园式的牧歌,而是鼓舞人民前进的高昂战歌;无产阶级的诗人,也决不是无病呻吟的文人雅士,而是站在斗争第一线冲锋陷阵的无畏战士。
鲁迅重视的是政治和艺术的统一,内容和形式的统一,反对诗歌创作上的形而上学观点。当革命营垒中某些诗歌作者出现“标语口号化”的倾向时,鲁迅便指出:“口号是口号,诗是诗,如果用进去还是好诗,用亦可,倘是坏诗,即和用不用都无关。”当时造成这种倾问的主要原因,是由于作者对群众的斗争生活不熟悉,思想上缺少辩证法。毛主席指出:“我们既反对政治观点错误的艺术品,也反对只有正确的政治观点而没有艺术力量的所谓‘标语口号式’的倾向。我们应该进行文艺问题上的两条战线斗争。”鲁迅在这两条战线的斗争中,突出地强调了诗歌创作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并对内容和形式的统一作出了精辟的论述,为我们树立了光辉的榜样。
鲁迅写于几十年前的诗论,在今天读起来,仍然是那么地引人深思。我们现在正处在伟大的时代,应当在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线指引下,努力写出更多的无愧于伟大时代的战斗诗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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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白的阶级地位与诗歌艺术
(《中国文学发展史》第二册第五章)
刘大杰
李白是唐代的大诗人,也是我国封建社会历史时期的大诗人。他主要生活于开元、天宝时期,正是前人所说的“盛唐”时代。
玄宗当政了四十多年。他取得帝位,经过了宫廷内部两次激烈的斗争。在其当政初期,为了要巩固他的统治地位,不得不争取更多人的帮助,不得不任用一些在武后时期享有声望的旧臣。因此,在开元年间,玄宗虽已开始复辟儒家路线,由于在武后建立和积累起来的强大国力和繁荣的经济基础上,武后旧臣姚崇、宋璟诸人,仍在坚持推行符合法家精神的政策和措施,并发挥了一定作用,使当时的政治、经济,还能保持相当的稳定和繁荣。杜甫所说的“忆昔开元全盛日。…公私仓廪俱丰实”(忆昔>),就是这方面的反映。但必须说明的是,他所讲的“公私仓廪”,应当是指的官府和地主阶级的仓虞,农民不会有藏谷的仓和藏米的廪。在地主阶级的剥削下,即在开元时期,农民仍是过着穷困的生活。玄宗政权逐步得到巩固,儒家路线也进一步复辟,新起的豪族地主如李林甫、杨国忠之流,垄断政权,为非作歹,阶级矛盾和统治阶级内部矛盾非常尖锐,孕育着严重的政治危机。杜佑说:“虽有此制(均田法),开元之季,天宝以来,法令弛坏,兼并之弊有逾于汉成、哀之间。”(《通典·食货》)在大地主的剧烈兼并和残酷剥削下,统治阶级是“财物山积,陈腐不可较量”(郑棨·开元传信记);而穷苦农民则是“农桑之际,多缺粮种”(《册府元龟>),陷入了“纳官以外,半年无粮”的悲惨生活。这是天宝时期的实际情况。由于政治的极端腐败和统治阶级内部矛盾的激化,天宝十四年,安禄山叛变了。这次大叛乱前后八年,中国人民尤其是北方人民,遭受着深重的苦难。唐王朝从此一蹶不振,逐步形成藩镇割据、宦官专权的衰颓局面。回想起在贞观、武后时期,“国容何赫然”!(李白·《古风>)而今在玄宗的儒家路线统治下,成为:
日惨惨兮云冥冥,程程啼烟兮鬼啸雨。…君失臣兮龙为鱼,权归臣兮鼠变虎。(李白·远别离》)
李白就处于这样的时代。他并没有为“盛唐”的假象所蒙蔽,他能通过假象,看到内部的腐烂。他的作品,从尊法非儒的立场出发,反映了这一时期的社会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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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白(七Oーー一七六二)出生于中亚的碎叶。碎叶当时属于安西都护府。解放后在
新疆地区发现了不少唐代的历史文物。在吐鲁番出土的告身(任命状)、过所(路证)和高昌县的文书中,都有碎叶的记载,这是唐朝政府在碎叶一带进行有效管辖的证明。李白五岁时,他父亲从碎叶迁居四川,他就是在四川长大的。他后来一直把四川看作是自己的故乡。李白自己称他是李广之后,是李暠之后,其实都不可信;他自己强调这一点,这是庸俗门第观念对他的影响。
李白的父亲迁居四川以后,川人称呼他为李客。“高卧云林,不求禄仕。”可见他既非土著地主,也非官僚,他一定很富裕,才能享受这种生活。由此推断,李白的父祖辈,必然是碎叶一带经商致富,到了李客,才带着家室儿女迁到四川的。此后李客是否仍继续经商,现已无从查考,但可以肯定,他不是一个正统儒家思想的官僚地主。李白从小所受的,并不是传统的儒家教育。他自己说:“五岁诵六甲,十岁观百家”(《上安州裴长史书》);又说:“十五观奇书,作赋凌相如。”(《赠张相镐>)可见李白从少年时期起,就没有把儒家经典作为学习的重点,而是诵读诸子百家和一般儒生所轻视的“奇书”的。因而他在青年时期,就已成为一个“申管晏之谈,谋帝王之术”(代寿山答孟少府移文书》)的尊法轻儒的人物。李白这种思想的形成,从社会条件说,因为他出生在武后时期,法家思想在意识形态领域中有着强大的力量;从个人条件说,这是和他这种家庭关系和家庭教育分不开的。与此相应,他自已的生活方式,和一般儒生也大有不同。“十五好剑术,徧干诸侯”(《与韩荆州书》);“十
五游神仙,游仙未曾歇”(≤感兴>)。这表明他在青年时期努力学习文化的同时,又学习武艺,并且很早就染上了游仙风气。
李白二十五岁,抱着“四方之志”,离川远游。先到江陵,南入洞庭,登庐山,东下金陵、扬州,游览吴越。再又沿江而上,漫游云梦,寓居安陆。再北上洛阳、太原,结识了不少当时的知名人士。后又移家山东,寄居任城。“顾余不及仕,学剑来山东。举鞭访前涂,获笑汶上翁。”(五月东鲁行答汶上翁>)这时李白已经三十六岁,还没有得到一官半职,所以受到东鲁儒生的喇笑。此后又漫游河南、淮楚,北上泰山,南至会稽,与吴筠相识。这时李白已经
四十二岁了。他在漫游中,接触到较为广阔的社会面貌,结识了各方面的人物,游赏了祖国的名山胜水,写了许多诗篇。政治上虽是一无成就,诗名却是越来越高了。天宝元年,由于吴筠诸人的推荐,玄宗召他入京。他到长安以后,受到玄宗的优遇,命他供奉翰林。他在长安三年,仍然度着狂放不羁的生活。相传有“龙巾拭吐”、“御手调羹”、“力士脱靴”等故事。“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饮中八仙歌》)杜甫的这些诗句,刻划出李白当时对于封建帝王傲岸的鲜明形象。玄宗当时对李白的优遇,并不是赏识他的才能,真的要他参加朝政,不过是爱其诗名,把他作为御用文人和清客,需要他为宫廷帮闲而已。司马迁说过:“文史星历,近乎卜祝之间,固主上所戏弄,倡优所蓄,流俗之所轻也”(报任少卿书》)。其实汉武帝却是很重视封建文化的建设的,而唐玄宗之于李白,倒真不过是靶他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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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封建帝王所戏弄的倡优。在玄宗看来,李白只能写作《清平调》一类的乐章,作为宫廷享乐之用,参加政治是不行的,说他不是“廊庙之器”(见孟棨《本事诗》)。因此,李白在长安,表面搞得很热闹,实际上是一无所得。李阳冰说是“丑正同列,害能成谤”(《草堂集序》);李白自己也说:“白玉栖青蝇,君臣忽行路。”(赠溧阳宋少府陟》)高力士、张垍一类人对他的诽谤当然也是有的,这只能是次要原因,主要还在玄宗自己。
李白在长安三年,接触到不少政治现实,特别对豪族权贵的荒淫腐朽,得到较多的认识,这对于他的政治思想以及作品内容的提高有很大作用。天宝三年,他离开长安。“大道如青天,我独不得出”(《行路难),显示他对当时腐败政治感到失望的悲愤心情。他此后“遂浪迹天下,以诗酒自适”(刘全白·《李君碣记》)。先后在梁、宋、齐、鲁一带,与杜甫交游,结下了深厚的友情。杜甫诗云:“醉眼秋共被,携手日同行”(《与李十二白寻范十隐居>)李白诗云:“思君若汶水,浩荡寄南征。”(《沙丘城下寄社甫)彼此没有半点文人相轻的恶习,成为中国文学史上的佳话。天宝四载,李白南下吴越,杜甫西游长安,他俩在山东曲阜石门一别,以后就再没有见过面了。
李白与杜甫分手以后,仍然度其南北流浪的生活。安禄山叛乱,李白南奔江南,后避居庐山。第二年,永王李璘(玄宗之子,肃宗之弟)率水师从江陵东下,拟由水路北上讨贼。路过九江,李璘邀请李白参加了他的军队。李白当时写了《在水军宴赠幕府诸待御》及《永王东巡歌》诸诗,表示他的从驎是自愿的,志在“清中原”,“扫胡尘”,也就是平安、史之乱。但是当时的肃宗,怀疑他的弟弟要同他争夺帝位,于是派兵在广陵一带把李璘打败了。李被杀。李白蒙冤受罪,被捕入狱,终于流放夜郎。李白写了《万愤词投魏郎中》、《上崔相百忧章》、《赠张相镐》、《经乱离后天恩流夜郎忆旧游书怀赠江夏韦太守良宰》诸篇,寄寓他的孤愤。李白一生旷达不羁,这时也流下愤慨之泪。“恋高堂而掩泣,泪血地而成泥。狱户春而不草,独幽怨而沉迷”(《万愤词投魏郎中>),表现出他在狱中万感交集的苦痛心情。在这里,我们的诗人成为封建统治阶级内部争权夺利的牺性者。李白在流放夜郎途中,行至巫山被赦。他于是乘船东下,“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早发白帝城》)显示他当时的愉悦心境。这时李白快六十岁了。以后游洞庭、寻阳、金陵、宣城一带。病卒于当涂,年六十二岁。
二
上面说过,李白不是出身于官僚家庭。他父亲和他自已都没有做过官。其《寄东鲁二稚子》诗云:“吴地桑叶绿,吴蚕已三眠。我家寄东鲁,谁种龟阴田?春事已不及,江行复茫然。”可见他在山东是有点土地的,由于他长期在外流浪,他估计这点土地无人耕种而荒芜了。可以肯定,他不是大地主;否则,家里-一定有专人给他管理经营,无论是出租或是雇工,都不会因他不在家而致无人耕作,也用不到担心“谁种龟阴田”;而且,后来连这点土地也失去了。所以他说:“顾余乏尺土”(<赠从弟洌>),“归来无产业”。(《赠从兄襄阳少府皓》)可是尽管如此,他的生活还是过得相当富裕。他在青年时期,“囊昔东游维扬,不逾一年,散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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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余万。”(上安州裴长史书》)以后在他的诗句中,经常反映出他的生活情况。“金樽清酒斗十千,玉盘珍羞值万钱”(《行路难》);“烹羊宰牛且为乐,会须一饮三百杯。”(《将进酒》)这类的句子,多不胜举。其中当然有很大的夸张,但应当承认,他的生活是相当富裕的。李白活了六十二年,他能长期过这种生活,何以有这样多的钱?他既非官僚,又不是大地主,他究竟是否别有经济来源?前人有的说是来自妻财,也有的说是出于玄宗的赏赐,这都是说不通的。这是关于李白的阶级地位问题,是研究李白的思想和艺术的重要前提。
李白的父亲是在西域经商致富的财主。他迁回四川以后,“高卧云林,不求禄仕。”李白早年在四川时,“养奇禽千计”,到处游山玩水,他们父子能够过这种生活,显然是以李客经商所获得的财富为基础的。李白离开四川以后不久,就在“维扬散金三十余万”,这无疑是他家庭供给的。在这里反映出李白青少年时期的生活条件和商业经济的联系。
正因为基于这样的家庭出身,在其长期漫游的过程中,李白和商业进一步发生联系的事,不仅是可能的,而且也是必然的。在他的作品里,有不少这方面的例证。他有诗云:“穷与鲍生贾,饥从漂母飡。”(《秋日炼药院镊白发赠元六兄林宗>)这不能看作是一般地用古人穷困的典故来和自己相比,而是有一定的实际生活经历的。“令人惭漂母,三谢不能飡。”(《宿
五松山下荀媪家》)从这里可以证明李白确有过“饥从漂母飡”的生活感受。他又说:“白不树矫抗之迹,耻振玄邈之风。混游渔商,隐不绝俗。”(《与贾少公书》)所谓“混游渔商”,在这里与一般用典不同,完全可以和“穷与鲍生贾”相互印证。相传管仲、鲍叔一起经过商,李白引用这一典故,不能看作是虚语,而在这里,正说明他和商业经济确有着联系。再如《自代内赠》云:“估客发大楼,知君在秋浦”,更说明他和商人(估客)的密切关系。他还说:“所以青云豪士,散在商钓;四座明哲,皆清朝旅人。”(《金陵与诸贤送权十一序》)唐压制商贾,明文规定商人不能作官,并且称商业为“贱业”。然丽,李白不但不轻视商贾,并且尽力抬高他们的地位,把商业作为是“青云豪士”的托足之所,跟他自己“混游渔商”的生活经历,可以说是分不开的。
初唐由于农业生产的发展,促进了手工业的发达和商业的繁荣。看崔融写的《请不税关市疏》,就可以知道武后时期工商业繁盛的情况。到了开元、天宝,工商业得到进一步发展。在这样的环境下,大城市的兴起,工商业力量的增长,以及封建市民阶层的发展,乃是必然的历史事实。当时长安的市郊居民,已经有三十万户。再如洛阳、汴梁、宋州、扬州、襄阳、江夏、寻阳和金陵各处,都是商业繁华之地。李白在这些地区来往频繁,除了他自己所说的游山访道以外,可能都与商业有关。
在兴起的大小商业城市中,居民主要是商人、手工业者和他们的家属以及其他劳动者,当然也有少数的官僚地主,等等。富商巨贾和官僚地主相互勾结,成为城市中的剥削者和压迫者。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封建市民阶层日益成长和扩大。从李白的生活面貌来看,他也染有某些市民的习气。“细雨春风花落时,挥鞭直就胡姬饮”(《白鼻䯄>);“胡姬招素手,延客醉金樽”(<送裴十八图南归嵩山》);“青莲居士谪仙人,酒肆藏名三十春”(答湖州迦叶司马问白是何人>);“落花踏尽游何处?笑入胡姬酒肆中”(少年行》);“风吹柳花满店香,吴姬压酒劝客尝。”(《金陵酒肆留别>)在这些诗句里,反映出李白不同于一般的封建士大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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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生活形象。王维也喝酒,他是躲在辋川别墅,同道友们浅斟低酌,欣赏园林胜景。杜甫也喝酒,他是坐在广文先生的书房里,“清夜沉沉动春酌”,一面喝,一面高歌。独有李白,专与胡姬、酒肆打交道。杜甫说他“长安市上酒家眠”(《饮中八仙歌>),很耐人寻味。
再如李白的《叙旧赠江阳宰陆调》诗云:“我昔斗鸡徒,连延五陵豪。邀遮相组织,呵吓来煎熬。”可见他在长安街上,曾同斗鸡之徒打过群架,幸亏他的朋友陆调把他救了出来。他那时已是中年,并不是小孩。不管其打架的原因如何,他这种行为,绝不能出于一般宫僚士大夫,只有染上市民习气的人才是可能的。关于这些,不能完全归之于李白的浪漫性格,而实有其阶级地位的根源。
李白不仅与商业有联系,而且与手工业也有联系。他很重视工业的经济作用。安、史乱后,李白写了一篇《为宋中丞请都金陵表》,一面是说南京龙盘虎踞,地形可守。更重要的是,“况齿革羽毛之所生,楩楠豫章之所出,元龟大贝,充韧其中,银坑铁冶,连绵相属,割铜陵为金穴,煮海水为盐山。以征则兵强,以守则国富。”(《为宋中丞请都金陵表》)这表明,李白重视工商业经济作为富国强兵之道的思想。再如他赞美韩仲卿在武昌令的政绩说:“其初,铜铁曾青,未择地而出,太冶鼓铸,如天降神,既烹且铄,数盈万亿,公私其赖之。”(《武昌宰韩君去思颂碑》)他这里也强调了工商业在经济生活中的作用。更值得重视的,是下面这首诗。
炉火照天地,红星乱紫烟。赧郎明月夜,歌曲动寒川。
《秋浦歌十七首》之十四
秋浦在安徽贵池,是当时银和铜的产地。李白在这里住过不少时候,写过十七首《秋浦歌》。诗中有的抒写其客地乡愁,有的描写秋浦劳动人民的生活情景。上面的五绝,是歌颂冶矿工人之作。虽只短短四句,刊矿工彻夜辛勤劳动的形象,表现得非常鲜明。在古典作品中,早就出现过描写农业劳动的诗,但歌颂刊矿工的作品,李白这一首,还是第一次。新主题在作品中出现,必然反映出作者思想中的某种新倾向。手工业和商业是联系在一起的,李白一再强调工商业可以富国强兵,这是封建市民思想的反映。当然,这时期的封建市民思想,同资本主义萌芽时期的市民民主思想是有不同的。
再从文学作品来看,李白写过《长干行》、《江夏行》一类作品,其中描写商人商妇的生活、感情和旅程地点,细致生动,前所未有。如果作者没有一定的这种生活体验,很难写出这样的诗来。前人也有《估客乐》、《西曲歌》之作,不过寥寥数语,只是一种概念而已。
总之,从李白的家庭出身和他的“穷与鲍生贾”、“混游渔商”自述来看,他在经济上跟工商业有一定联系。他的生活作风、政治思想和诗歌中的一些描写,也带有相当鲜明的市民的某些习气和特征。这样说并不意味着李白就是一个工商业者或商贾市民。只是说,李白是一个跟工商业经济有联系的中小地主,而在其思想领域中,反映出与工商业经济相联系的某些形态。
当时的中小地主,同站在儒家路线一边的豪族地主,无论就经济利益或是政治利益来说,都存在着不可忽视的矛盾。中小地主中那些土地被豪族地主所兼并的人,这种矛盾当然更加突出。同时富商巨贾虽也靠剥削起家,而当时的商业还不能形成一种突破封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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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的独立力量,还只能是封建土地制度的附属物。但是由于一方面工商业有了较大的发展,商人的力量日益增强;另一方面,工商业又受到大地主官僚的严重控制,影响了工商业的利益,从而使当时的商贾市民跟豪族统治集团的矛盾也相当尖锐。所以从李白的这一特定阶级地位出发,他必然要对豪族统治集团和维护豪族地主利益的儒家路线,进行激烈的批判和斗争。他的家庭出身,他从小所受的教育,由于李世民、武则天长期推行法家路线而在思想界所形成的法家思想的强大影响,又使他在青少年时期就具有法家观点。由此可见,李白作品之所以表现出尊法非儒的强烈倾向,表现出鄙视丑恶现实憧憬理想的强烈感情,是有其阶级基础和思想根源的。
三
李白的作品,具有强烈的批判精神、爱国思想和浪漫主义的特色。
一,首先,李白的诗歌,表现了尊法非儒的鲜明倾向。他说:“余为楚壮士,不是鲁诸
生”(<淮阴书怀寄王宋城>);“谁能书阁下,白首《太玄经》”(侠客行》);“羞作济南生,九十诵古文”(《赠何七判官昌浩>);“下愚忽壮士,未足论穷通。”(<五月东鲁行答汶上翁》)他对儒学和儒生,采取了如此鄙视和轻蔑的态度。《嘲鲁儒》诗,集中地表现李白的非儒思想。
鲁叟谈五经,白发死章句。问以经济策,茫如坠烟雾。足著远游履,首戴方山巾。缓步从直道,未行先起尘。秦家丞相府,不重寝衣人。…(《嘲鲁儒》)诗的前四句,谴责儒生只知道读死书,死读书,对于国家大事,则一无所知。接下来,形象地描绘了儒生们方巾阔步、道貌岸然的丑态。“秦家丞相府”是指李斯,“褒衣人”是指那些“以古非今”、坚持反动立场的儒生。李白在这里,以赞赏李斯的笔调,来暗叙焚书坑儒这一事件。他在《行路难》中,把李斯和屈原一样,作为“贤达人”来歌颂。屈原、李斯都是被复辟反动势力害死的。李白在这里所表现的非儒倾向,非常鲜明。
李白不仅批判那些不通时事的儒生,还进一步把矛头针对儒家的老祖宗。“尧、舜之事不足惊,自余嚣嚣直可轻”(《怀仙歌>);“我本楚狂人,凤歌笑孔丘。”(<庐山谣寄卢侍御虚舟)李白运用游仙诗的手法,表现了“轻尧、舜,笑孔丘”的叛逆精神。在李白的作品里,也有一些自称儒生或称赞“孔圣”的诗句。那是因为,随着历史的发展,地主阶级在春秋、战国时期的革命性阜已丧失,同时儒学已改扮成为封建政权的统治思想,当时具有法家思想倾向的人,都不得不披掩着儒家的外衣,借用某些称赞孔丘的辞句,来表达自己的思想,这是他们共同的阶级局限和时代局限。
李白对于过去的法家代表人物,总是出以赞叹之笔。如写秦始皇:“秦王扫六合,虎视何雄哉!挥剑决浮云,诸侯尽西来。”(《古风>)这不但歌颂了秦皇统一中国的功业,还塑造出他的英雄形象。写刘邦:“按剑清八极,归酣歌《大风》,…拨乱属豪圣,俗儒安可通。”(登广武古战场怀古>)一面赞刘邦,一面批俗儒。诗中在对于管仲、张良、郦食其、诸葛亮这些人的赞叹中,都表明李白尊法非儒的倾向。这种倾向不仅仅表现在于评价历史人物,而且渗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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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各个方面,在他一系列反映政治现实、表现自己政治态度的诗篇中,都打着这样的烙印。
二,李白的诗富于爱国思想。他说:“中夜四五叹,常为大国忧”(《经乱离后天恩流夜郎忆旧游书怀赠江夏韦太守良宰》);“报国有长策,成功羞执珪。”(<赠从弟洌>)他这种思想,主要表现在于既反对外来的侵扰和破坏,又坚决反对地方军阀的分裂割据。这跟李世民以来的法家路线所推行的民族政策,同法家所一贯坚持的维护统一、反对分裂的政治主张是一致的。·
李白对于战争的态度是有原则的。他说过:“乃知兵者是凶器,圣人不得已而用之”(战城南>);“如何舞干戚,一使有苗平。”(《古风)他强调不能随便发动战争,他渴望汉族和各族人民之间的友好相处。但如果少数民族统治者进行侵扰和破坏,为了维护国家的统
一,那就必须进行抗击。“塞虏乘秋下,天兵出汉家。”(<塞下曲>)塞虏先来,天兵后出,这就说明了保卫国土,抗击侵扰的战争性质。再如他的《塞上曲》,是歌颂李世民抗击东突厥的武功的。“转战渡黄河,休兵乐事多。萧条清万里,瀚海寂无波。”只有彻底击败侵扰者的破坏,才能使人享受“瀚海寂无波”的和平生活。
五月天山雪,无花只有寒。笛中闻折柳,春色未曾看。晓战随金鼓,宵眠抱玉鞍。愿将腰下剑,直为斩楼兰。(塞下曲》之一)
语言工炼,风格高昂,体现了当时边塞诗歌艺术的高度水平。但是在唐玄宗时期,由于儒家路线的统治,在军队中已经出现了种种腐败现象,并且发动了一些非正义战争。李白对此,感到愤怒。他在“羽檄如流星”(<古风》)中,谴责了杨国忠征讨南诏的穷兵黩武的横暴。对于安、史叛乱破坏国家统一的严重罪行,进行了严厉的谴责。“俯视洛阳川,茫茫走胡兵,流血涂野草,豺狼尽冠缨”(《古风》);“苍生疑落叶,白骨空相吊”(《经乱后将避地剡中留赠崔宣城》);“白骨成丘山,苍生竟何罪?”(《经乱离后天恩流夜郎忆旧游书怀赠江夏韦太守良宰>)在这些诗句中,表现出诗人的爱国思想和对待人民的鲜明态度。
维护统一还是支持分裂,从来就是儒法路线斗争的一个重要方面。所以李白反映安、史叛乱的诗篇,同他的边塞诗一样,都表现了尊法非儒的倾向。当然,李白是一个王权主义者,他是忠于唐王朝的,他的反分裂、求统一,也是为了要巩固唐王朝的封建政权。恩格斯指出:“在这种普遍的混乱状态中,王权是进步的因素。”(《论封建制度的瓦解和民族国家的产生>)当时李白正处于普遍的混乱状态中,他尽管站在王权主义的立场上,拥护统一,反对分裂,在当时仍有其进步意义。
三,李白在针砭时政、轻蔑权豪方面,是锋芒毕露的。玄宗推行儒家政治路线,到天宝年间,愈益显示其黑暗腐朽的本质。李林甫做了多年的宰相,以“口蜜腹剑”著称,干尽了坏事。王供“务为割剥以求媚”,他不但剥削活人,而且还剥削死人,所以得到玄宗的宠信。杨国忠本是一个无赖,以“椒房之亲,总揽大权”,“势倾朝野”。自贞观至武后期间,豪族地主受到了压制和打击,一批豪族地主的代表被镇压,不少人破产和没落。到了玄宗时期,却又培养出一批新的豪族地主,李林甫、杨国忠之流,就是他们的代表。这些政治上的暴发户,在经济上表现了极大的贪婪性。如杨国忠在短短儿年,便“积帛至三千万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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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其贪婪性的集中体现。这样,政治大权就重新被豪族地主所把持,在封建统治者对人民进行残酷的阶级压迫和阶级剥削的同时,地主阶级的内部矛盾也日益尖锐。庶族地主无论在政治、经济上都受到新老豪族地主的严重压制,如杜甫、高适、王昌龄等许多中小地主的诗人,在玄宗时期写了不少悲叹自己在政治上受压制和经济上遭受困顿的诗篇,就是这种情况的反映。李白对于当时的这种腐败政治,感到极大的愤慨。“猛犬吠九关,杀人愤精魂”(《书情赠蔡舍人雄>);“珠玉买歌笑,糟糠养贤才”(《古风》);“梧桐巢燕雀,枳棘栖鸳鸯”(《古风》);“堰蜓嘲龙,鱼目混珍;嫫母衣锦,西施负薪。”(《鸣皋歌送岑征君)这些诗句表明,作者把当时豪族地主的政治局面,归结为黑白不分、贤愚不辨,表示了强烈的不满和批判。
君不能裡膏金距学斗鸡,坐令鼻息吹虹霓。君不能学哥舒,横行青海夜带刀,西屠石堡取紫袍。吟诗作赋北窗里,万言不值一杯水。世人闻此皆掉头,有如东风射马耳。…与君论心握君手,荣辱于余亦何有?孔圣犹闻伤凤麟,董龙更是何鸡狗。一生傲岸苦不谐,恩疏媒劳志多乖。严陵高揖汉天子,何必长剑柱颐事玉阶。…君不见李北海,英风豪气今何在?君不见裴尚书,上坟三尺蒿棘居。少年早欲五湖去,见此弥将钟鼎疏。(《答王十二寒夜独的有怀》)
李白在这里,表现了抨击当时腐败政治的战斗精神。当时的统治集团为了要维护豪族的政治特权,对统治阶级内部那些持有不同意见的人,进行了残酷的迫害。李邕、裴敦复皆被杖死,皇甫惟明、韦坚皆被赐死,王琚逼得自缢,李适之服药自杀。这些人在当时封建士大夫中,都是比较有影响的。另外,那些站在豪族地主一边的皇亲国戚和高级宦官,则以各种卑鄙下流的手段(如斗鸡),争取玄宗的宠幸,得到富贵利禄。李白痛骂他们是春风中的“骞驴”,是董龙式的鸡狗。他进一步说:“殷后乱天纪,楚怀亦已昏”(古风>);“徒希客星隐,弱植不足援。”(《书情赠蔡舍人雄>)他批判玄宗有如“乱天纪”的殷后,有如昏庸的怀王,有如扶不起来的阿斗。因此,他不愿为功名富贵向那些豪族权贵奴颜媚骨,摇尾乞怜。“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梦游天姥吟留别》)这不能理解为仅仅是表现李白个人的性格或得失之情,实际上反映出站在法家思想一边的李白,同站在儒家思想一边的“权贵”在政治路线上不可调和的矛盾。可见李白的非儒倾向,不仅仅表现在对历史上法家人物的肯定和讽刺儒生、嘲笑周孔的诗篇中,而且渗透在他的反分裂、求统一的爱国思想里,并且深入到当时政治斗争的领域,具体化为对儒家路线的批判,这也就使他的诗歌艺术形象,格外显得鲜明。
四,善于描绘自然,通过生动的艺术形象,再现祖国的壮丽山河,是李白诗歌内容之又一表现。他一生流浪,游踪几遍全国。他自己说:“一生好入名山游”。他游览多,体会深,而且他是以自己的爱国思想,蔑视权豪,批判儒学的豪迈不羁的性格来感受,并加以描绘的。所以在他的诗篇中,为人们提供了许多动人的富有性格特征的壮丽图画。黄河是伟大中华民族的象征和骄傲,它哺育着中华民族的成长。“西岳峥嵘何壮哉!黄河如丝天际来。黄河万里触山动,盘涡毂转秦地雷”(《西岳云台歌送丹丘子);“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将进酒);“黄河西来决昆仑,咆哮万里触龙门。”(《公无渡河》)李白以赞叹的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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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和雄奇奔放的笔调,再现了黄河咆哮奔腾的雄伟形象。“黄河落天走东海,万里写入胸怀间”(赠裴十四》),把万里黄河,收入笔底,写入胸怀之间,使自然性格化,达到情景交融的美境,这是李白描写自然的艺术特征。如他写长江,“孤帆远影碧空尽,惟见长江天际流”(<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写庐山,“庐山秀出南斗傍,屏风九叠云锦张,影落明湖青黛光。…登高壮观天地间,大江茫茫去不还,黄云万里动风色,白波九道流雪山”(庐山谣寄卢待御虚舟》);写瀑布,“海风吹不断,江月照还空”(《望庐山瀑布》);写泰山,“日观东北倾,两岸夹双石。海水落眼前,天光遥空碧。”(游泰山>)在这里,作者运用浓墨和大笔,不但涂写出自然界的外部形象,还传达了自然界飞动的灵魂。但有时他又用淡墨和秀笔,刻画出明山丽水的精神境界,如他的《秋下荆门》、《独坐敬亭山》、《望天门山》一类作品,显示出另一种画面。李白在这方面,具有丰富多采的色泽和风格。有的雄奇,有的秀媚,有的飞动,有的清丽,有的出于梦游,有的加以想象,但无不渗透作者的思想个性。峨眉山的月色,白帝城的采云,三峡的高峰,荆门的平野,龙盘虎踞的金陵,千峰攒聚的泰山,烈火张天的赤壁,旧苑荒台的姑苏,水尽南天的洞庭,江城如画的宣城,横天的渭水,青冥的终南,青天削出的五老峰,清波荡漾的镜湖水,雄奇的天姥,惊险的剑门,四万八千丈的天台,三十二莲峰的黄山,天际奔流的扬子江,天上飞来的黄河水,一一出现在李白的笔下,以壮丽瑰奇的艺术形象,激发读者热爱祖国江山的感情。
上面的叙述表明:李白诗歌具有丰富的社会内容,而前人往往断章取义,对他进行各种指责。有的攻击他的从璘,责其“失节”,如苏辙与朱熹。有的批判他的诗“多在风月草木之间”,“无补于教化”,如赵次公与罗大经。这都是从儒学立场出发,对李白的人品和作品,进行诬蔑和歪曲。
四
李白作品的思想与艺术表现了强烈的浪漫主义色彩。他那种“不屈己,不干人”和“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的豪迈傲岸的思想性格,以及他在艺术中所表现的爱国思想、批判儒学、蔑视权贵和揭露现实的精神,同他的浪漫主义创作方法是统一的。屈原的赋,李白的诗,是中国古代浪漫主义文学的两大代表。李白的《梁甫吟》、《远别离》、《蜀道难》、《鸣皋歌送岑征君》、《答王十二寒夜独酌有怀》、《北风行》、《日出入行》一类作品,无论在思想和语言风格上,都显示出李白与屈原在精神上的契合。
我欲攀龙见明主,雷公砰訇震天鼓,帝旁投壶多玉女。三时大笑开电光,倏烁晦冥起风雨。闾阖九门不可通,以额扣关阁者怒。白日不照吾精诚,杞国无事忧天倾。猰猃磨牙竞人肉,驺虞不折生草茎。(梁甫吟》)
诗中对豪族地主的垄断政治,表示强烈的不满,对国事的败坏显示深切的关怀。感情激昂,笔力雄健,体现了《离骚》的风神和情采。李白的诗富于想象,善于表现艺术上的夸张,使他的诗歌语言,富于个性化的特征,富于鲜明的艺术形象。如“白发三千丈,缘愁似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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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秋浦歌>);“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望庐山瀑布>);“一风三日吹倒山,白浪高于瓦官阁”(《横江词>);“燕山雪花大如席,片片吹落轩辕台”(《北风行》),等等,都是传诵的名句。由于他的想象和夸张,都具有现实基础,才能给人们以艺术真实的感受。他的《蜀道难》、《梦游天姥吟留别》一类作品,尤具有这方面的特色。
上有六龙回日之高标,下有冲波逆折之回川。黄鹤之飞尚不得过,猿猱欲度愁攀援。青泥何盘盘,百步九折荣岩峦。扪参历井仰胁息,以手抚膺坐长叹。但见悲鸟号古木,雄飞雌从绕林间。叉闻子规啼夜月,愁空山。…连峰去天不盈尺,枯松倒挂倚绝壁。飞湍瀑流争喧逐,砯崖转石万壑雷。(《蜀道雅》)
天姥连天向天横,势拔五岳掩赤城。天台一万八千丈,对此欲倒东南倾。我欲因之梦吴越,一夜飞度镜湖月。…半壁见海日,空中闻天鸡。千岩万转路不定,迷花倚石忽已瞑。熊咆龙吟殷岩前,栗深林兮惊层颠。云青青兮欲雨,水淡淡兮生烟。(<梦游天姥吟留别》)
在这些诗句里,想象和夸张,结合得多么完美,构思多么奇警,不但体现出祖国奇险壮丽山水的精神面貌,而且显示出李白诗歌语言艺术的独创风格。
游仙的形式,是李白浪漫主义艺术手法的又一种表现。屈原的作品,善于运用神话传说,驱使雷电风云,翱翔天外,作了许多超越现实的描写,以此来表达自己憎恶黑暗、追求理想的思想感情。六朝时期,产生了不少游仙诗,但一般是违背屈原的道路,代表了没落地主阶级的思想倾向,所以是消极的,是逃避现实的。李白的游仙诗篇,其精神和屈原一样,是由于对黑暗现实的不满,又无力改变现实,因而在艺术精神上作超越现实的飞跃,借游仙的形式,表现对理想世界的追求。他的头脑中充满着幻想,也充满着矛盾。任何幻想都不能使他满足,因为各种矛盾,都无法解决。他所追求的一切,在当时的现实世界都是得不到的。由于“今日之日多烦忧”,所以“欲上青天览明月”(宣州谢跳楼饯别校书叔云>)。在这里反映出诗人在政治地位上的微弱和无法改变现实,找不到正确道路的精神面貌。他说:“仆书室坐愁,亦已久矣。每思欲遐登蓬莱,极目四海,手弄白日,顶摩青穹,挥斥幽愤,不可得也。”(<暮春江夏送张祖监丞之东都序》)由此可见,李白作品中的仙界梦境,主要是作者“挥斥幽愤”的艺术表现。李白做过道士,炼丹服药,这都是真实的,也是应该批判的。但另
一面,他并不是一个江湖道士,而是一个有清醒头脑的诗人。他知道神仙是没有的,长生是不可能的。“贤圣既已饮,何必求神仙”(月下独的>);“仙人殊恍惚,未若醉中真。”(《拟古>)他推尊秦始皇的政治功业,但对他的神仙迷信,一再加以非难。(见《古风>)
其次,李白又批判地吸收了庄周的艺术手法。庄周的思想本来是消极的,但李白把他的艺术手法同游仙形式结合在一起的时候,再加以改造,作为批判孔、孟之道和黑暗现实的艺术工具。他把庄周用来鼓吹其道家虚无思想的艺术形象一大鹏,改造为表现诗人自己蔑视权豪、摆脱儒家束缚的性格特征。于是化庄周的消极浪漫主义,成为李白的积极浪漫主义。龚自珍说:“庄、屈实二,不可以并,并之以为心,自白始。”(《最录李白集》)这是说得很深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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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白善于运用诗歌的各种体裁,但他轻视格律的束缚,反对片面追求形式。古体、绝诗在他的笔下表现出高度的成就。他是一个狂放不羁的人,作起诗来,不屑于雕琢,用着大刀阔斧、变化莫测的笔法,去表现他心中的感情和印象,显示出丰富多采的风格。范传正说他为人“不拘常调”,他作诗同样是不拘常调。他写出来的一些优秀作品,如行云流水一般,具有浑然天成的美感。看起来“来之容易”,实际“出于艰难”。其特征是:于锻炼之中不露痕迹,于工力之中显其自然。王安石赞赏他说:“诗人各有所得。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此李白所得也。”(见<苕溪渔隐丛话》)这说明了李白诗歌艺术的独创风格。
李白善于运用民间语言,能在乐府歌辞中吸取营养。在他的一百四十多篇的乐府诗中,有不少作品,显示出他在这方面的推陈出新、富于创造性的成就。另外,李白热爱民俗音乐,在词体文学方面作出了贡献。他的《菩萨蛮》,称为“百代词曲之祖”。(宋黄升语)关于这个问题,在论唐词时再谈。
李白继承了陈子昂诗歌革新运动的精神,大力反对六朝以来的华艳轻靡的诗风。“自从建安来,绮丽不足珍”(《古风),批判的态度非常鲜明。“丑女来效颦,还家惊四邻。…
一曲斐然子,雕虫丧天真。”(《古风)李白对于那些形式摹拟、雕章绘句的作品,表示极大的不满。至于他在《古风》中说过推重《周颂》和《大雅》的话,那不过是用来作为一种批判梁、陈诗风的武器而已。李阳冰说:“至今朝诗体,尚有梁、陈宫掖之风,至公大变,扫地并尽。”(《草堂集序>)这说明李白诗歌在唐诗发展中所起的重要作用。
但必须指出:在李白作品中,也存在不少消极思想。
一,传播道教迷信。前面说过,李白利用游仙的形式,作为批判封建传统道德的手段。但在他的作品里,以求仙学道为题材的占有不少。如《古风》中的一些篇章以及《游泰山》、《草创大还赠柳官迪》等作,更是明显的例子。并且往往在他的一些优秀作品里,也夹杂这类的消极因素,因而使他的某些作品,在客观上起着传播道教迷信的作用。至于游侠在他的思想中所起的消极作用,也是必须批判的。
二,散布人生如梦的思想。李白具有朴素的唯物观念。“草不谢荣于春风,木不怨落于秋天。谁挥鞭策驱四运?万物兴歇皆自然。”(《日出入行>)但他认为人类对于自然是无能为力的,只能听任自然的摆布,提出了“逆道违天,矫诬实多”的错误论点。他觉得在大自然的威力下,人生的过程,有如梦境。“处世若大梦,胡为劳其生?”(<春日醉起言志>)“生者为过客,死者为归人。天地一逆旅,同悲万古尘。”(《拟古》)这就宣扬了人生如梦的虚无思想,陷入了悲观主义的宿命论。
三,宣扬颓废享乐的思想。李白追求理想,僮憬仙界,都是不能实现的。于是回到现实,追求官能上的享乐。“而人生若梦,为欢几何?古人秉烛夜游,良有以也。”(《春夜宴从弟桃花园序)他用这样的理论和生活,来解决思想上的苦闷和矛盾。“三百六十日,日日醉如泥”(《赠内>);“美酒樽中置千斛,载妓随波任去留”(江上吟),等等,反映出“及时行乐”的腐朽思想。在这种颓废生活的基础上,他也写出了一些艳体诗篇,这对于后代起了不良影响,因而引起后人对他的责难。这些缺点,都是他的阶级所决定的,从而使得在他以积极浪漫主义为主流的作品中,也存在消极浪漫主义的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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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论《文心雕龙》
志培松笔
南北朝时期梁代刘勰(公元465一520年)的《文心雕龙》,是我国最早的一部系统的文艺批评专著。它对后来的文艺批评和文艺创作都有很大影响,在文学批评史上占有一定的历史地位。解放以后,一些古典文学工作者,曾试图用马克思主义规点给以历史的评价,但在修正主义文艺黑线的一派颂古声中,《文心雕龙》往往受到不适当的称颂,被捧为“我国现实主义文艺理论的先河”,说什么刘勰“继承了孔子以来的儒家文学思想中的崇实精神”。这说明古典文艺研究领域中尊儒崇孔的思想泛滥到何等严重的地步!今天,用马列主义观点对《文心雕龙》作出科学评价,还是一个有待努力的课题。
评论一部著作,首先要看它的总纲。《文心雕龙》一书共五十章。刘勰在作为全书序言的《序志》中说:“盖《文心》之作也,本乎道,师乎圣,体乎经,酌乎纬,变乎骚,文之枢纽。”这就明确宣布,《原道《征圣》《宗经正纬》《辨骚》五章是全书的总纲。其实,《正纬》是《宗经》的续篇,《辨骚》是前三章的例证,基本观点集中在《原道》《征圣《宗经》。至于其他的篇章,有的讲述文体流别,有的谈论创作方法,可以说是全书的“目”。刘勰“拾叶以寻根,观澜以索源”,的确有不少精辟的见解。然而,就全书的总纲来看,则鲜明地反映了儒家的反动文艺观点。
刘勰其人,既是一个孔门卫士,又是一个佛教信徒。他的一生是尊孔拜佛的一生。他编造自己七岁梦见彩云若锦,而攀采之,大有异乎常人之兆;到三十岁,“尝夜梦执丹漆之礼器,随仲尼而南行”,步孔老二后尘,到南方布道。因而,学孔老二复辟的顽固态度,拯救文运,就成了刘勰给自己规定的奋斗目标。他自称作《文心雕龙》是“代圣贤立言”,目的就是根据“尼父(孔丘)陈训,恶乎异端”,要树立儒家学派在文艺上的绝对统治地位。尊儒必反法,政治上如此,文艺上亦如此。刘勰在大吹孔老二的同时,对法家人物便
一一给以攻击和贬斥。他攻击秦始皇“灭典”(明诗》),“政暴而文泽”(《铭箴》),“势炎昆岗”(<诸子》);污蔑“法家少文”(<奏启>),“法家辞气,体乏弘润”(《封禅>);诋毁商鞅、韩非“弃孝废仁,辕药之祸,非虚至也”(《诸子),指责曹操“术兼名法”,其诗是“郑曲”…简直摆出孔老二“放‘郑声’”的凶恶嘴脸,必欲将法家作品逐出文苑而后快。
由上可见,刘勰是站在尊儒反法的立场上,来讨论文学理论和文艺批评问题的。他的文艺观,是儒家文艺观点的一个标本。
关于文艺源泉问题,历来是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两种文艺观斗争的焦点。唯物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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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作为观念形态的文艺作品,都是一定的社会生活在人类头脑中反映的产物。刘勰虽然看到“时运交移,质文代变”,不同的历史时代和社会环境有不同的文体流派,甚至提出了“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时序)的见解。但是,《文心雕龙》开宗明义第一章《源道》对文艺源泉的回答,完全是唯心主义的。
刘勰认为“道”是文艺的源泉,文学作品来源于道。先有道,然后有文艺。他列举了自然界各种事物所具有的美:天上有日月的光华、云霞的雕色,地面有山川的锦绣、林泉的声响,动物龙、凤、虎、豹的奇姿,植物花草的艳丽…这些都是“道之文也”。至于人更是“天地之心,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自然之道也”。把心理的东西作为出发点,这恰恰是唯心主义的特点。而且他认为“言立”、“文明”这种本领并非人人都具有的,只有“圣人”才有:“爱自风姓,暨于孔氏,玄圣创典,素王述训,莫不原道心以敷章,研神理而设教…故知道沿圣以垂文,圣因文而明道”。风姓,指上古帝王;素王,指孔丘。就是说,道是通过圣人之手而变成文章的,圣人用文章来表现道。
显然,刘勰的道,指的不是自然界的物质本身,而是超乎物质之上的某种精神的东西。这种东西无所不在,无所不包,不可捉摸。他所谓“道心惟微,神理设教”,“神道难墓,精言不能近其极”,必须用占卜打卦、观星望斗的迷信方法才能掌握它。
刘勰在《灭惑论》中,对道的涵义说得更清楚:“幽数潜会,莫见其极,冥功日用,靡识其然,但言万象既生,假名遂立,梵语菩提,汉语曰道。”这就点明了,道就是佛教所说的“菩提”,是一种先于万物而存在的“绝对精神”。他所说的“道”,总是和“神理”、“神明”、“道心”、“神教”、“天道”、“天命”和“菩提”这一类字眼联系起来的,说穿了,就是“天”和“神”。这是儒家“天命论”的反应,是西汉以来董仲舒鼓吹的“天人感应”论的直接贩卖。而他宣称存在着“恒久之至道”,更是秉承了董仲舒“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形而上学观点。列宁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中说:“唯心主义的实质在于:把心理的东西作为最初的出发点;从心理的东西引出自然界,然后再从自然界引出普通的人的意识。因此,这种最初的‘心理的东西’始终是把冲淡了的神学掩盖起来的僵死的抽象概念。”刘勰完全遵循着这个唯心主义的思维规律。
刘勰在《原道》中以抽象晦涩的语言所宣扬的道,实质上就是孔孟之道。“经也者,恒久之至道,不刊之鸿教也。”儒家的经典,就是“至道”,就是永恒真理。所以他从《原道》引出《征圣》,从《征圣》又必然要引出《宗经》,这在刘勰的思想中,是三位一体的东西。如果说《原道》讲的是文艺的“源”,那么《宗经》讲的就是“流”了。刘勰认为:“文章之用,实经典枝条…详其本源,莫非经典。”文章的“本源”不是社会生活,而是儒家经典。经典以外的一切文章,都只是“枝条”。所以文艺只能以“六经”为祥本。论说文,按《易》去套(“论说辞序,则《易》统其首”);诏策章奏,顺《书》去编(“《书》发其源”);赋颂歌赞,照《诗》去写(“<诗》立其本”);铭、谏、箴、祝以《礼记》为准(“《礼》总其端”);纪传铭檄,以《春秋》为标本(“<春秋>》为根”)。这样,就把文艺的各种体裁、风格、流派互竞长短的“百家腾跃”的生动景象,统统纳入儒家“六经”的“环内”了,使文艺创作成了腐朽、僵死的儒家“六经”的翻版,成为代古人、死人立言的传声筒。可见,刘勰作为一个儒家的信徒,他的文艺观本质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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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因循守旧的。
刘勰还提出了文艺批评问题。他认为衡量文章要根据六条标准:“一则情深而不诡,
二则风清而不杂,三则事信而不诞,四则义直而不回,五则体约而不芜,六则文丽而不淫。”前四条就内容而言,即“正言”;后二条就艺术手法而言,即“体要”。六条既是政治标淮,又是艺术标准。我们知道,任何时代的文艺标准,都是为一定阶级的利益服务的,决没有抽象的政治标淮,也没有抽象的艺术标准。刘勰要求的“不诡”、“不杂”、“不诞”、“不回”、“不芜”、“不淫”是指的什么呢?实际上,就是孔老二鼓吹的“思无邪”,即“乐而不淫、哀而不伤”,“怨而不怒”。要求文艺从内容到形式,都必须符合儒家的思想、道德规范,符合儒家“温柔敦厚”的审美标准。这样才能发挥文艺“政化”的作用,对人民进行思想上的统治,起到巩固剥削阶级统治的社会秩序的作用。这一点,在《辨骚》一章中,表现得尤为突出。什么叫“辨骚”呢?就是要区分《离骚》(包括屈原的其他作品)和“六经”(这里指《诗经》)的异同。说明哪些是合于《诗经》的,应当继承;哪些是异于《诗经》的,应当扬弃。这是刘勰政治标准和艺术标准的具体运用。照他看来,当时文风每况愈下,正是由于“去圣久远”、“离本弥甚”,离开儒家经典所造成,因此有“辨”之必要,通过“辨骚”以矫文风。
作为儒家思想的卫道者,刘勰自然不能真正理解和评价《楚辞》这样的作品。屈原是成国时代的法家代表人物。他作品中那种热爱祖国的炽热感情,那种对苟且偷安、因循守旧的反动贵族集团的愤懑和鞭挞,那种褐望政治改革的强烈要求和百折不回的英勇气概,那种对儒家“天命观”的有力挑战,以及诗歌中的积极浪漫主义艺术特点等等,都是刘勰所不能理解的。他用儒家“诗教”的僵死教条对屈原作品加以歪曲;用“诡异”、“谲怪”、“荒淫”、“狷狹”之类恶言,对屈原作品突破儒家“温柔敦厚”的“诗教”的创新加以攻击。
对《楚辞》的评价是这样,对其他作品的评价也是这样。比如以曹氏父子为首的建安文学,刘勰在《乐府》一章里说:“至于魏之三祖,气爽才丽,宰割辞调,音靡节平。观其北上众引,秋风列篇,或述酣宴,或伤羁戍,志不出于淫荡,辞不离于哀思,虽三调之正声,实韶夏之郑曲也。”“北上众引”指曹操的《苦寒行》,“秋风列篇”指曹丕的《燕歌行》,都写的是征人之苦、思妇之哀,表现了曹操父子反对内战统一祖国的远大抱负。而刘勰大加贬抑,攻击其“淫荡”,是郑曲。对于司马迁的《史记》,刘勰也因为它歌颂了农民起义领袖,写了一般平民人物,而指摘其“爱奇反经”。对于民歌民谚,刘勰更十分鄙视,称它们是“淫辞”、“怨声”,说“文辞鄙俚,莫过于谚”(《书记>);“淫辞在曲,正响焉生。”(《乐府》)
总之,刘勰规定的文艺标准,是为了确立儒家思想在文化艺术上的绝对统治,要求一切文艺遵循虚伪透顶的儒家教义,合于“温柔敦厚”的“诗教”标准。稍有违悖,便成异端,于是大张挞伐。这就说明,刘勰是站在反动的儒家立场上批评文艺作品的。
有人认为《文心雕龙》是针对六朝浮艳文风而作,因此是一部有强烈战斗性的文艺论文,至少在当时是进步的。这种看法对吗?
的确,它是针对六朝文风而作的。《序志》中有清楚的表述。他批评“辞人爱奇,言贵浮诡,饰羽尚画,文绣鞶悦”。哀叹“竞今疏古,风味气衰也”(通变》)。刘勰认为这种文风之所以不好,就在于“去圣久远”、“离本弥甚”。就是说,离开了圣人的经典,不合乎儒家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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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怎样解决这个问题呢?刘勰公然提出回到“六经”去,拜圣人为师,即所谓“矫讹翻浅,还宗经诰”(《通变》)。这完全是一种复古倒退的主张。
对于六朝文艺,笼统地斥为形式主义而加以否定,也是不恰当的。
首先,从思想内容看,随着东汉帝国崩溃,从三国鼎立到魏晋南北朝,前后几百年间,
一些进步的法家代表人物如曹操等,就曾在政治上作出了重大的建树。在意识形态领域,玄学、道家、佛教等相继盛行,出现了所谓“百家腾跃”的局面。南朝宋文帝时还专门开设了儒、玄、文、史四馆。各种学派的勃兴,动摇了儒家思想的统治地位,有利于解放人们的思想。在文艺创作上,尽管出现了一些逃避现实故弄玄虚的玄言诗,出现过专门描写君王色情的齐梁宫体诗,但毕竞不是主流。在魏晋南北朝,影响很大的正是刘勰十分鄙弃的民歌。据后人丁福保所辑《全汉三国晋南北朝诗》,共六百余首,东晋民歌占四百一十八首,宋代民歌占一百五十八首。民歌的空前发达,是和当时阶级矛盾、民族矛盾及社会经济发展分不开的,同时和儒家思想统治的危机也是分不开的。这些诗歌重视抒发个人感情和幻想,不以封建教化为己任,也少受封建礼教的束缚,很大一部分把矛头对准了封建统治阶级,对准了儒家鼓吹的封建伦理道德,完全不是孔老二“温柔敦厚”的“诗教”所能包容的。民歌的大量产生,自然也给文人的创作以一定的影响。晋朝谢石就曾在朝士宴集时“为委巷之歌”(见晋书·王恭传》),宋汤惠休作了大量的“委巷中歌谣”体诗(见<南史·颜延之传)。陶渊明(365一427年)、庾信(513一581年)和鲍照(410一466年)等诗人的作品,也都明显地受着民歌的滋养。
从艺术形式上说,中国文学到南北朝时已经由简到繁,由单一到多样。这是符合文艺发展的客观规律的。当然,难免会出现过分讲求形式、华而不实的情况,但这不能成为我们否定六朝文艺形式革新、变化的理由。总的看来,六朝一些作家在当时文艺形式上的探求,说明人们对文艺的特点有了更深入的认识,是进步的。如果硬要照刘勰的要求,按孔老二“辞达而已矣”办事,或者回到“六经”去,岂不抹煞了文艺的特征,给文艺发展套上沉重枷锁吗?以诗来说,以四言为主的《诗》三百篇,发展到以五言为主的汉魏乐府,到南北朝又有了专门的杂言诗。着重声律的近体诗,是在这种发展过程中逐步建立的。南北朝
一些作家对诗歌格律化的探求是符合汉语规律的,没有六朝诗人的这种探求,就没有以后唐诗的繁荣局面。再如赋,这种比较贵族化的文艺形式,到六朝也有所发展,它抛弃了汉赋那种呆板的铺叙堆砌,注意抒发作家的感情,强调声色渲染,句式对称,风格清丽通脱,对于唐代诗赋合流和长篇抒情诗的出现,也有极大影响。
总之,刘勰以“去圣久远,文体解散”,“离本弥甚,将遂讹滥”等滥调去否定六朝文艺的革新,实质上不是从文艺的发展上去看问题,而是一种复古倒退的文艺主张,是他尊儒崇孔观点的反映。
以上是我们对《文心雕龙》总纲的初步批判。《文心雕龙》是一部很复杂的书。我们认为,它的总纲是错误的,体系是错误的,然而其中对一些创作技巧的探索,对某些具体作家和作品创作风格的评价,也有一些很有见地之处,不能一概否定。这方面本文就不一一赘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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努力做到内容和形式的统一
看影片《春苗》札记
石川
彩色影片《春苗》上映以后,得到了广大工农兵群众的好评。这不仅由于赤脚医生春苗的命运及其经历的斗争引起了观众的强烈关注,它的某些艺术形式的运用也引起了观众的广泛兴趣。它较好地做到了内容和形式的统一。
电影是视觉形象的艺术。它在艺术描写上没有小说那么自由,不能由作者从旁发表议论,但比起戏脚来却又具有较大的空间自由,更接近于生活。这就决定了电影艺术形式的特殊性。如何使电影的艺术形式更好地为革命的政治内容服务,这是摆在电影工作者面前的一个重要课题。
一
经过一夜的紧张抢救,小龙退热了。阿婆把一碗姜汤递给方明,欣喜地问:“医生呢?”方明一楞。水昌伯恍然大悟:“是在找咱们自己的土医生啊。”于是大家不约而同地笑着,转身向门外张望。接着银幕上出现这样一组耐人寻味的画面:
朝霞绚丽,红日初升,照耀着暴雨后一平似镜的湖面。画面的一角,漾出层层涟漪;镜头循着波纹摇出春苗在洗一篮新鲜的草药;然后她又自然地洗了洗脚,转身拾级上岸。春苗拎着草药篮穿过竹林,平静地走来,脸上现出了凝思的神态。阿强对大家兴奋地说:“这才是我们贫下中农自己的医生一赤脚医生。”
这一组镜头没有什么特殊之处,导演处理也没有什么“神来之笔”。但它为什么能那样拨动观众的心弦呢?我以为,其原因正在于运用了电影的特殊艺术形式,从平凡中见不平凡,恰到好处地刻划了春苗这个既平凡又不平凡的英雄形象。
这一组镜头,很有节奏感。从整个影片的节奏来说,前面是抢救小龙,又是战胜卫生院不给药、百般刁难的紧张战斗,恰如“电闪雷鸣”,现在则是“风平浪静”,一张一弛,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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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奏。如果影片自始至终保持着紧张状态,那就达不到预期的艺术效果。从观众的心理来说,在那样一个风雨之夜,春苗治病有无把握,小龙病危可否脱险,都无不为之捏着一把汗。现在小龙脱险,观众不由得舒一口气。这样舒缓的节奏,正好跟观众的情绪合拍。更主要的,这样的节奏正是揭示人物内心世界的最好契机,与英雄人物思想上的节奏相统
一。春苗在抢救小龙的时候,不允许她作深入的思考。现在小龙已经退热,她可以从容地想想这一夜的经历究竟说明了什么:为什么卫生院不给药?为什么为贫下中农治病那么难?杜文杰、钱济仁究竟是什么样的人?这样体现着人物在沉思的平稳节奏,加深了春苗这个形象的思想深度。
这一组镜头,很有层次。电影的镜头运动,本来是带有强迫性的,观众不能不听它的指挥,看它所给你看的东西。镜头层次分明,就能跟观众的愿望相统一,成为观众满意的“向导”,把人们带进规定的情境中去。当阿婆寻找“医生”的时候,观众很自然地跟着镜头“移”向门外,镜头代表了观众的眼睛。但是春苗并没有一下子出现在画面上。人们看到的是旭日朝霞,碧水涟漪,然后再看到春苗。先给人物入画布置那么一个环境,就具有艺术的意境,起到了烘托形象的作用。接着春苗上岸,穿过竹林,镜头时而代表春苗的眼睛,时而代表水昌伯等人的眼晴。对于观众来说,这一切都是那么合理,那么自然,看到了自己想看的东西,一点也没有受“强迫”的局促感,进入了“自由”的境界。
这样的镜头处理,归根到底是为了刻划春苗的英雄形象。阿婆、水昌伯寻找“医生”,是春苗出场的铺垫。人们看到她那双沾满泥的脚,那篮新鲜草药,马上联想起她这一夜所受的辛苦与考验,因而被深深感动。春苗呢?既不是彻夜不眠后的疲乏不堪,也不是因救了小龙而洋洋自得,表现得很深沉。两腿泥,洗一洗,撂摆发,显得极其平常。虽然秀竹朝晖把她衬托得光彩照人,但春苗并不意识到自己是一个英雄。甚至大家那么异样地看着她,她竟有点感到“羞涩”,因而不由得停住脚步,打量一下。阿强深情地说:“这才是我们贫下中农自己的医生一赤脚医生。”这是画龙点睛之笔。有了这一笔,影片在前面所作的渲染就都有了着落。我们还可以补充一句:“这才是我们无产阶级的英雄。”无产阶级的英雄人物永远是一个普通劳动者。革命的需要推动着他们去克服重重困难,但他们决不会对自己所创造的英雄业迹感到有什么特殊之处。春苗越显得平凡,她的精神品质就越显得高尚,形象也就越真实感人。
电影艺术形式的一个特点,是富于生活的真实感。在生活里,如果一个英雄人物在群众中摆出了鹤立鸡群的姿态,说话、走路,看书,都有一股“英雄腔”,是决计成不了无产阶级英雄的。因此,电影中的英雄人物不应当使观众觉得是在“演戏”。《春苗》发挥了电影艺术形式的长处,塑造了从平凡中见出不平凡的英雄形象,才使英雄形象既是那样高大,又是那样真切动人。
二
《春苗》从一个侧面直接反映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怎样从这个特定的题材出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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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映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本质?怎样充分发挥电影艺术形式的特长,来为深化影片的主题服务?在这方面,影片的作者是花了不少心血的。
作者在原来的构思中,单纯着眼于勾划文化大革命的过程,一般地描写春苗怎样被打成反革命,又是怎样搞批斗会,让走资派“靠边站”等等,缺少朝阳公社卫生院的斗争特点。在电影艺术形式的运用上,也缺少动人的艺术处理,满足于拍摄贴大字报、开辩论会之类的群众场面,而群众场面又拍得凌乱、冷落。后来,影片的作若努力在典型化上下功夫,才选取了为水昌伯治病这一中心事件,提炼出吃药的典型情节,并通过这一典型情节反映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及时性、必要性。
文化大革命以前,朝阳公社卫生院不给水昌伯治病,“病人腰疼,医生头疼”。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水昌伯住进了卫生院。但由于水昌伯病情一时“恶化”,卫生院长杜文杰抓往大做文章,妄图把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俞运动压下去,反革命分子钱济仁则妄图乘机杀人,嫁祸于人;而春苗则要顶住压力,治好水昌伯的病,因而要加大剂量,尝药。药可以用,却被杜文杰打翻在地,展开了一场惊心动魄的斗争,终于把一碗药从走资派手里夺了回来。这样,既反映了医疗战线上斗争的特殊性,又反映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共同本质,形象鲜明,思想深刻,发人深思。
内容要通过一定的形式来表现。《春苗》的后半部,在围绕着为水昌伯治病,春苗尝药、送药,杜文杰夺药,水昌伯服药这些情节的处理上,较好地做到了内容与形式的统一,具有很大的艺术感染力。
春苗尝药,影片作了充分的铺垫。先是拜访老石爷爷,证明病情是“好转”而不是“恶化”。然后一面熬药,一面学习“十六条”,读到“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时,春苗陷入了沉思。在炉上药罐冒出来的热气里,迭印出杜文杰文化大革命前后四个不同的脸部特写,同时响起杜文杰沙沙的画外音。这组迭印镜头用得好,好在与学习“十六条”相呼应,形象地再现了杜文杰的走资派面目,因而也深化了春苗尝药的意义。尝药,不仅是为了治病,而且关系着与走资派的一场严重斗争。接着,春苗娘来看望春苗,对春苗“冒这么大的风险”尝药表示不放心,这又是一层铺垫。于是,银幕画面又把观众拉回到解放以前,跟小春苗一起去“仁德堂”赎药,为她们一家的悲惨遭遇而对旧社会痛心疾首。这一组形象化的回忆镜头,在影片结构上是一气呵成的,没有突兀之感。更值得注意的是,这一组镜头反映了深刻的思想内容:从“解放前我爹临死的时候连一口汤药也没喝上”到“孩子…娘懂了”,连结着新旧社会两种制度的鲜明对比,从一碗汤药上反映了“争个治病看病的权利”,包含着共产党与国民党两党斗争的继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与修正主义路线激烈搏斗这样的深刻内容。春苗娘“懂了”的就是这个深刻内容,同时也把观众的思想引入新境界,大大增加了尝药的份量。因此,虽然迭印、倒叙之类是电影常用的表现形式,但一旦反映了深刻的内容,就有了新的用武之地。这也同样启示我们,电影的表现形式决不是一成不变的,墨守成规、因循守旧,不利于表现新的革命内容。既要充分考虑到电影艺术形式的特点,但又要从内容出发,不断有所突破、有所创造,推陈出新,这样才能推动电影艺术形式的发展,以适应表现新的内容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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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苗送药、水昌伯服药,影片利用电影镜头的长处,做到了细致刻划与场面渲染的有机结合。这是全剧的高潮戏,处理得不好,就会影响影片的艺术效果。如果只有场面的渲染,没有细致的刻划,就会找不到影片的主人公,使轰轰烈烈的群众场面流于形式,不能深刻揭示文化大革命的本质;如果只有细致的刻划,缺少场面的渲染,也难以反映这场伟大的群众运动的磅礴气势。因此,必须把这两者有机地结合起来。《春苗》正是这样做的。当春苗揭露了钱济仁、批判了杜文杰以后,她把这一腕通过斗争夺来的药送给水昌伯,一路走来,影片采用跟摇、移摇的镜头,让观众既看到春苗庄严、激动的神态,又看到群众各种欣喜欢愉的表情,加强了观众与人物、人物与人物之间的感情交流,使人身临其境。如果采用谁有戏镜头就给谁的分切方法,那是一定要顾此失彼,不能给人以完整印
象的。
夺药、送药、喝药,影片把这些细致动人的戏都安排在卫生院的楼梯上,反映了导演在场景选择上的匠心。从戏的内容看,这些戏也可以放在水昌伯住的房间里展开,但那样就很难表现声雄势壮的群众场面,而这个群众场面的刻划对于完成这场戏的主题任务又是
十分必要的。而且这是重场戏,时间长,如果局限在房间里,容易流于单调平板。拉到连着场院的露天楼梯上展开,场面就容易拉得开,而且可以有变化的余地,错落有致,不显呆滞,进一步加强了艺术效果。如杜文杰把药打翻在地,救护车赶来要把水昌伯抢走,杜文杰站在楼梯上,居高临下,不可一世;而随着剧情的发展,抓住了钱济仁的谋害人命的真凭实据,春苗站在楼梯上,胸有成竹,高屋建瓴,向钱济仁、杜文杰步步进逼,使钱、杜陷于愤怒了的群众的汪洋大海,前后变化有序,使阶级力量的较量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从一个侧面深化了新生事物是不可战胜的这一思想。所以选择楼梯这个场景来展开高潮戏,是很有道理的。如果我们提出更高的要求,那么影片还可以更充分利用这一场景,更细致地把思想挖深挖透。观众稍稍留意一下,就会发现这座楼梯重复出现了好多次:文化大革命前,春苗曾在这里向杜文杰提过意见,揭发过钱济仁盗走药物的丑事;还是在这里,春苗和杜文杰展开过拿锄头的手能不能拿针头的争论;文化大革命兴起以后,春苗受到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压制,曾奔走在楼梯上,寻找方明,寻找水昌伯;现在,又在这里进行着夺药、送药、喝药的斗争。当春苗一步步踏上楼梯的时候,此时此地,此情此景,她的心情该是多么激动呵!楼梯,是卫生院这场斗争的见证。作者毋需多花笔墨,只要通过镜头处理稍作点染,就会引起观众的注意,发挥出这个场景的更大作用。
在这里,艺术形式的恰到好处的运用,是基于对内容的深刻理解上的,又反过来深化了内容的表述。因此,这种形式“是具有内容的形式,是活生生的实在的内容的形式,是和内容不可分离地联系着的形式”。这样的形式才有艺术的生命力,跟它的内容一起活在人们的头脑里。
三
如果我们跟影片的作者一起深入创作过程,把全部的样片跟现在的完成片作一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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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会发现作了很多的增删剪辑。追潮一下增删的原因,就可看出作者在艺术上是严肃认真、一丝不苟的。
影片的故事发生在江南水乡,朝阳湖畔。样片原有不少孤立看来很有特点的片断,现在都一概删去了。如卫生院宴请梁局长大吃大喝的场景,水昌伯闯将进去,群丑一副尴尬相的镜头,现在变成了侧面描写,宴请只是一个隐约的背景。又如很有江南风膝的电影音乐基调,也作了一定程度的修改。
这些镜头剪换的原则只有一个:形式是否与内容相统一,是否为刻划形象、深化主题服务。大吃大喝,拍马溜须,囿然有刹于揭示杜文杰之流的资产阶级生活作风,但这华竟不是主要的,主要的应从路线上、阶级感情上揭露杜文杰的本质。因此,正面表现,容易流于庸俗,让观众一笑了之,甚至会产生某些副作用;把它作为背景来处理,可避免上述短处,又可以使观众把他们的老爷作风与春苗一心一意抢救小龙的深厚阶级感情作对比,有助于认识杜文杰的阶级本质。至于江南丝竹小调,要是不加改造,流于纤巧柔弱,用来供托英雄人物的内心世界和激烈尖锐的斗争场面,力量就显得不够。
事物总是在矛盾中前进、发展的。电影创作也是这样。我们强调内容与形式的统一,正因为存在着内容与形式的不统一。有的电影不重视形式对于内容的反作用,结果影响到内容的表达,艺术感染力也很差。电影的各种样式,如纪录片、舞台艺术纪录片、故事片、美术片、科教片,都各有其艺术形式的特殊性。这些岸式之间,可以而且应当互相借鉴,互相取长补短,但不能互相取代。如果把拍摄舞台艺术纪录片的手法生搬硬套,或者把故事片拍得象纪录片一样,都会影响到故事影片这一样式的内容和形式的统一。反之,都要象故事片那样去要求其他片种,也同样不行。在演员的选择上,似乎很少考虑形象是不是好,是不是“上镜头”,错误地认为,“五大三粗”就是工农兵形象的“气质”,这实在是对工农兵形象的歪曲。反之,如果挑选演员仅以脸蛋、身段为标准,而不考虑他是否适合粉演电影中的某个特定的角色,以为脸蛋美、身段好就会增加角色的魅力,其实也是枉然。试想,如果把扮演春苗的演员,化妆成秀眉长目、削肩细腰、皮肤苍白、步态摇曳的古“仕女”,没有赤脚医生浓烈的“上气”,这个形象还会有什么光彩呢?又如在镜头的处理上,如果是谁有戏把镜头对推谁,没有变化,没有节奏,画面不讲构图,不讲意境,在背景的烘托上,没有层次,不讲色调,凌乱芜杂,或者混沌一片,不注意环境描写对于人物刻划的衬托作用,这就正象诗歌创作忽视了节调、韵律、分行等形式上的特点,就写不出深受群众欢迎的好诗一样,这样忽视电影艺术形式,是拍不出有影响的好影片来的。当然,如果不在电影创作的内容上下功夫,仅在形式上玩弄技巧,华而不实,也决不是电影创作的方向。毛主席指出:“我们的要求则是政治和艺术的统一,内容和形式的统一,革命的政治内容和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的统一。”毛主席还强调:“我们既反对政治观点错误的艺术品,也反对只有正确的政治观点而没有艺术力量的所谓‘标语口号式'的倾向。我们应该进行文艺问题上的两条战线斗争。”在毛主席革命文艺路线的指引下,当前我们要大力提倡艺术上的创造精神,努力做到形式和内容的统一,世要防止一种倾向掩盖着另一种倾问。这样,社会主义电影事业才会沿着无产阶级的方向欣欣向荣、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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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学会全面地看问题
方海
毛主席《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教导我们,要“逐步地克服片面性”,“采用比较全面地看问题的方法”。
全面地看问题,就是要用辩证的观点分析事物的矛盾。辩证法的基本观点就是一分为二,认为统一物分为互相排斥又互相联系的两个方面。我们在日常生活和工作中所接触的事物,都是由对立的两个方面组成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政治和业务、团结和斗争、先进和落后、成绩和缺点、唯物论和唯心论、辩证法和形而上学等等,都是相互依存而又相互矛盾的统一体。为此,我们看问题应当从各方面去看,不能从单方面去看。既要看到喜物的正面,又要看到它的反面;既要看到它的过去,又要看到它的现在和将来。在实际工作中,我们的干部作报告,总是要讲两点:一是优点,二是缺点,优点那几项,缺点那几项。在总结工作时,总是既肯定成绩,又看到缺点,既总结成功的经验,又总结失败的教训。这就是在运用辩证法对事物进行分析,是对待事物应有的正确态度。不然,就很容易犯片面性的错误。
是全面地看问题,还是片面地看问题?反映了辩证法同形而上学的根本对立。搞形而上学的人,不从享物各个方面的联系中去把握事物的本质,而是孤立地、片面地去看问题。他们往往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只了解这一方,不了解那一方;只了解现象,不了解本质。用这样的方法认识事物,对工作就会只看见成绩,看不见缺点,或者是只看见缺点,看不到成绩。在讲团结时就只讲团结,不讲斗争,或者是只讲斗争,不讲团结。用这种方法去指导工作,工作就会陷入被动,甚至走向失败。片面性之类的形而上学,给草命和建设带来的危害是很大的。因此,毛主席总是教导我们要重视学习和宣传唯物辩证法,反对和批判形而上学。毛主席指出:“人们总是根据自己的经验来观察问题,处理问题,发表意见,有时候就难免带上一些片面性。但是,可不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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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人们逐步地克服片面性,要求看问题比较全面一些?我看应该这祥要求。”
一切真正愿意把革命和建设工作做好的同志,都应当按照毛主席的教导,逐步克服片面性,锻炼全面地观察和处理问题的能力。
要克服形而上学的片面性,就必领开展对立面的斗争。凡是片面性,往往局限于个人的经验,强调从自己所站的角度出发。这种看法,有时也可能包含部分正确的因素。因此,那些犯有片面性错误的人常常不自觉其为错误。其实,一点正确,误作全部正确,这不就是片面性吗?毛主席指出:“有比较才能鉴别。有鉴别,有斗争,才能发展。”要克服片面性,就应当学会比较,学会唱“对台戏”,学会开展对立面的辩论或斗争。因为要认识一件事情的本质,光从这件事情本身来考察往往是不够的,还必须把它和其它相关联的事情放在
一起加以对照。通过辩论和比较,才能把矛盾的各个方面充分揭露出来,才能使人们分清正确和错误,从而使片面的看法转化为比较全面的看法,用正确的见解克服错误的见解。俗话说:“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就是这个道理。
进行比较和辩论,是逐步地学会全面地看问题的一个好方法,这是我们党历来提倡的。毛主席在领导中国草命的长期斗争中,就经常采取辩论的方法,比较的方法,来同形而上学思想作斗争。抗日战争就是经过不断辩论才取得胜利的。要不要抗日?有一派见物不见人,是唯武器论,说中国枪不够,炮不够,不如向日本帝国主义按降算了。另一派说不怕,还是人为主,武器不如人,只要发动和依靠广大人民群众,还是可以打,可以战胜日本帝国主义。这里就有一个如何看待物的因素与人的因素的问题。只见物,不见人,是一种形而上学。这种观点发展下去,必然导致政治上的投降主义。在社会主义时期,对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问题也是通过不断辩论,才使得我们的同志取得了比较全面的认识,得到了比较全面的经验,从而使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路线不断战胜修正主义的错误路线。比知在一九五七年的整风反右斗争中,对许多重大问题就展开了辩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好不好?有没有成绩?成绩是主要的还是错误是主要的?是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搞社会主义要哪一个党来领导?通过大辩论,搞清了路线上的大是大非问题,证明了资产阶级右派的看法是不符合实际的,错误的。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这种辩论的方法,比较的方法,更是被人们普遍运用和掌握。今天,我们要克服片面性,学会全面地看问题,仍然要继续采用这种方法。
要做到全面地看问题,就必须分析事物的两个侧面。但是,马克思主义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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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事物的两个方面决不能平均地看待,不是平分秋色、半斤八两的对等关系。毛主席指出:“事物的修质宝要地是由取得支配地位的矛盾的主要方面所规定的。”事物的两个方面,总有一方处于主要地位,另一方处于次要地位。比如政治和业务的关系,政治是主要的,是第一位的,一定要反对不问政治的倾向。但是,不懂技术,不懂业务,也不行。所以无产阶级历来强调要政治统帅业务。对待我们的工作,也要分清究竟好的、正确的方面是主要的,还是坏的、错误的、缺点的方面是主要的。所谓对问题要看本质、看主流,就是指要从事物的主要方面去看。如果不去看问题的本质方面、主流方面,而是强调那些非本质方面、非主流方面的东西,就是一种片面性。当然,也不能忽略非本质方面和非主流方面的问题,必须逐一地将它们解决。但是,不应当将这些看成本质和主流,以致迷惑了自己的方向。机会主义的特征就是用二元论冒充马克思主义的两点论,用均衡论来阉割重点论。他们把享物的两个方面平列起来,等同起来,不分第一和第二,不分主要和次要,不分主流和支流,甚至将次要的、非本质的东西说成主要的、本质的东西,结果掩盖了事物的真相,模糊了享物的本质,往往把人们引到错误的道路上去。
学会全面地看问题,还必须反对静止的观点,坚持发展的观点。一切事物都是运动着的,事物内部矛盾着的两个侧面也会在一定条件下发生转化。好事和坏享是互相排斥的,但是好享中包合着坏的因素,坏事中理伏着好的因素。“在一定的条件下,环的东西可以引出好的结果,好的东函也可以引出坏的结果。”比如,旧中国给我们留下的是一穷二白,要在这样的基础上搞社会主义建设,有不利的一面。但是,穷则思变,要干,要革命,能激发广大群众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革命清神。这时不利条件就转化为有利条件,坏享就变成了好事。今天,全国各地出现的一大批工业学火庆、农业学大察的先进单位,他们都是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依靠群众的草命干劲和科学态度,创造了人间奇迹。如果搞形而上学,以为过去落后就永远落后,就会失去民族自信心,迷信外国资产阶级,怀疑和不敢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甚至有可能沦落为可耻的投降派。又如,对草命群众运动中涌现出来的新生事物,我们也应当用发展的观点去看待。任何新生事物都不是一下子就十全十美的,它有一个不断发展和完善的过程。新生事物尽管在发展中有这样那样的缺点和问题,但却代表了草命前进的方向,我们应当积极扶持它,决不能因为新生事物有缺点有问题,就因噎废食,甚至以此为借口,转回到老路子上去。
要克服片面性,还要注意防止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在某一阶段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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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中力量批判某一种错误倾向时,往往会出现“矫枉必须过正”的情况。这种情况是难免的,有时甚至是必要的。但如果不能辩证地看待的话,也很容易出现另一种错误倾向。为此,我们对已经做过的工作中的成绩和问题应当具有正确的分析态度。对过去工作中的主流方面、本质方面的东西要充分加以肯定,不能因为批判一种倾向,就把过去的一切全盘否定,象把小孩同脏水一起倒掉
一样。比如在教育革命中,我们冲破了过去修正主义那一套,实行开门办学,把课堂教学同三大草命运动紧密结合起来,这是符合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但是,在实践的过程中,我们还必须注意防止开门不办学,甚至否定课堂教学的倾向。而当我们注意防止这种倾向的时候,又必须坚持全面贯彻执行党的教育方针。如果片面强调课堂教学,把开了的门又关起来,甚至把理论联系实际这个基本方针也否定了,那就又完全错了。我们解决革命过程中不断出现的新矛盾、新问题,都要注意分清那些是由于错误路线的“左”右干扰,那些是由于我们缺乏经验造成的差错,那些是事物发展过程中的正常现象。我们应当把它作为统一的整个过程来认识。只有有联系地(而不是孤立地)、发展地(而不是静止地)、全面地(而不是片面地)分析事物变化的原因,才能在事物发展中把握矛盾的各个侧面,防止左右摇摆。
是全面地看问题,还是片面地看问题?归根到底是由世界观决定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一致的。要掌握科学的方法论,必须具有正确的世界观。我们要克服片面性,学会全面地看问题,就必须结合三大革命运动的实际,认真学习马列和毛主席著作,改造自己的世界观,改造自己的认识能力。思想方法上的片面性,有其深刻的认识论根源和阶级的、社会的原因。列宁在论述唯心主义的认识论根源时就曾指出,人的认识是螺旋形前进的,在这个曲线上任何一个片断,都会被变成独立的完整的直线,都会把人引向泥坑中去。在阶级社会里,当阶级和阶级斗争还存在,旧的思想影响还存在的时候,人们对事物的认识更是带有深刻的阶级洛印。因此,宣传唯物辩证法,批判形而上学,克服片面性,便是我们思想战线上经常的战斗任务。我们只有在斗争实践中认真学习,深入群众,调查研究,总结经验,把理论和实践紧密地结合起来,把改造客观世界同改造主观世界紧密地结合起来,才能端正思想,提高按照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办辜的能力,真正把各项工作做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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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队的工房建筑是怎样上去的
胡润松完绍元
上海住宅公司第五工程队,是去年上半年建立起来的一支住宅建筑队伍。这个队现有四百十五人,青年占了百分之八十五,全队职工平均年龄只有二十三岁。论技术力量,队里除了十几个泥水木工外,其他都是新手。论设备条件,全队平均每人的动力装备还不到零点四匹马力,而一般的建筑队平均每人达到四到五匹马力。当时有人说,象这样一个技术弱、设备差、底子薄的“娃娃队”,在一个工地上“钉”上三、五年,工房也难上去。但一年来的实践证明,这个队的工房建筑就是上得快:今年一至十月工房竣工面积达一万一千多平方米,其中已交付的面积为七千九百多平方米,完成全年任务的百分之八十二。这个队的工房建筑是怎样上去的呢?开始,五队造一幢五层楼房子,要十个月时间。有人说,人力、物力条件这样差,慢是没有办法改变的。但五队的党支部认为,工房建筑能否快上,主动权掌握在人的手里,运用辩证唯物论的观点,分析矛盾,对待困难,条件是可以改变的。看不到人的主观能动作用,是形而上学的表现。他们为了提高全队对加快工房建筑意义的认识,组织群众进行了“为谁造工房”的讨论,激发了大家为劳动人民快造住房的阶级感情,克服种种消极思想,认识到,只要有一股快上工房建筑的拚命劲头,在施工实践中不断摸索规律,工房建筑的进度就能由慢变快。
五队技术力量弱,人要干,手不巧,这和加快工房建筑的确是个矛盾。然而,在这个队的工人看来,这是一种暂时现象,只要依靠群众,勇于实践,这种局面就可以改变。事实完全证明了这一点。就拿这个队的一些女同志来说,她们看到队里的泥工缺少,就一反过去建筑行业上从来没有女泥工的常例,成立起全市第一个“三八”泥工班,主动承担了
四、五层楼面的建筑工程。她们在登高作业的实践中,经过艰苦锻炼,不久就能在屋顶上迅速地上好屋面板,成为一个顶得起、用得上的泥工班。全队为了更好更快地掌握造房技术,都象“三八”泥工班那样,善于学习,大胆实践,这样,这个队的技术力量也就逐渐强了起来。许多干了还不满一年的青年,很快由生手变为熟手,慢手变为快手。例如泥工一组,过去他们一天只能吊装一百块砌块,随后增加到二百块、三百块,现在已能吊到六百块。又如女子喷浆队,原来她们一天只能喷五间,如今一天就可喷十间。五队随着技术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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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由弱变强的转化,工房施工的进度也就加快了。
当时,五队某些工种工作量大,人力又不足,怎样使工房建筑上得快呢?觉支部调查了队里劳动力的使用情况,看到由于分工过细,经常造成各个阶段、各个工种之间忙闲不均的现象,发现这里的劳动力大有潜力可挖。他们通过同群众一起分析、讨论,认识到一定的分工是需要的,但把分工限得死死的,就会限制群众积极性的发挥,只有打破不合理的分工界限,才能挖掘劳动力的潜力,弥补某些工种劳动力不足的因难。于是他们发动全队各个小组在搞好本职工作的同时,开展“一专多能”活动。这个队的竹工组,除了把自己的竹工生活做好以外,机修、油漆、粉刷、挖基础、拌混凝土等事样祥都千,哪里需要就到那里,大家都称他们为“百管组”。其他各组也是这样,上土建结构时,粉刷队跑来帮忙搬砖运料;土建搞上去了,泥工组又反过来帮助搞粉刷。由于做到分工不分家,密切配合,互相支授,使工房建造的速度又大大加快了。现在这个队建造同过去一样的一幢房子,只要
五个月时间,施工期比开始时诚少了一半。
五队在工房施工过程中,还经常碰到材料有“缺口”的困难。在这种情况下,又有人搬出“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的话来,认为只能停工待料。而队里的广大工人决不是“等米下锅”,迁就“缺口”,拖延工房建造时间。材料的“缺口”当然要用材料来弥补,但是“决定的因素是人不是物”,“缺口”也可以通过发挥人的创造性和积极性发生转化。这个队的干部和群众,根据材料供应的不同情况灵活机动地组织施工:有时先把现有的材料“吃掉”,然后等“缺口”的材料供应上来了,再去突击,这样既争取了时间,又克服了等工现象;有时集中力量突击一瞳工房,以免造成材料问题上“大家吃一点,谁也吃不饱”的现象,使这个“主攻点”的材料能得到保证供应,从而促进了工房尽快竣工和交付使用。另外,他们还千方百计做到物尽其用。例如有一段时期,工房里楼梯间用的二米七的水泥预制板跟不上,工人们就把已损坏的楼面预制板拿来改用,把坏的部分去掉,正好用上。砌块也是经常脱节的材料之一,有的队往往在施工中把断裂的砌块扔在一边作废物处理,五队的工人却不是这样,他们总是把断裂的砌块凿成各种规格备用,一到缺砌块时就将这些“废物”补上。这个队的工人就是不被材料的“缺口”牵着鼻子跑,现在他们基本上能够做到不因少数材料一时供应不上而窝工等待了。
从造工房的第一天开始,五队就碰到了机械设备少的矛盾。去年五月,他们开进天山工地施工时,缺少一部搅拌用的砂浆机。怎么办?工人们先从眼前的实际情祝出发,豪迈地提出:没有设备,我们凭着泥刀、泥桶,也要把工房造!缺少砂浆机,他们就借了拉耙来拉。大家就是用这样的“土法子”浇完了基础钢筋混凝土。五队的工人认为,设备少不够用这是经常碰到的困难,但只要我们对现有的设备灵活地使用它,做到充分利用,并不是不能克服的。全队只有一套钢管脚手架,各小组之间密切配合,不等土建结构全部竣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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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拆除,丽是半边竣工,半边拆下,边拆边装上新的一幢。队里运输车辆极少,各小组之间自觉把方便让给别人,他们早起晚睡装运材料,白天将车子让给人家。这个队是常日班制,但是群众创造了日夜轮作,交叉施工的“新规矩”,使设备一台能顶两台、三台用。同时,他们从长远着眼,认识到眼前的这种做法只能“救急”,而要应付今后更艰巨的任务,就需要有一定数量机械设备的武装。设备从哪里来?他们既不坐等,向上伸手要,也不搞什么歪门邪道,而是依靠全队工人在生产实践中不断总结经验,改革工艺,大搞技术革新,自己武装自己。一年来,这个队自己动手搞了一台绞管机,提高效率二十倍,一台筛黄沙机,提高效率十儿倍:他们还自己制造了一台井架吊遥控装置,搞了一台割砖机,还准备动芋搞风钻、割管机和新的遥控装置。这些项目的实现,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为将来进一步加快工房建筑创造了条件。
工房建筑进入大热天的第三季度,这个队又遇到了要不要攻下有一千多立方米地下挖土工程“硬骨头”任务的问题。有的同志说:上半年我们已经抢出了进度,很主动,还是等过了“秋老虎”后再啃吧!五队党支部及时分析了部分同志在工房建造上得快的情沉下产生的骄傲自满和松口气的情绪,认为上半年虽然打了主动仗,但如果下半年不抓紧,主动就会变被动,三季度攻不攻这个“硬骨头”,是能不能夺取今年工房建筑主动权的关键。从客观条件上看,对于这个没有专门挖土机、运输工具的五队来说,要在短时期内攻下这个硬务任,确实是件困雅的事!这个队的党支部看到这种困难,但他们又认识到,要进一步锻炼这支新的队伍为人民快上工房的本领,就是要使他们在矛盾较为集中、困难更多的条件下,通过他们的顽强战斗意志和无穷智慧,去战胜困难,赢得主动权。为此,他们连续举办了几期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学习班。工人们通过学习,克服了骄傲和松口气的情绪,立下了啃“硬骨头”的决心。他们说:人有干劲,手有办法,土方再多,也能移!挖土,没有“大嘴巴”挖土机,全队男女老少齐动手,一铲一铲挖,一筐一筐拾;雷阵雨冲塌了土方,工人们就排除积水,及时采取抢敷指施,继续再挖;扎钢筋缺少切割机,大家就拿起大铁锤,一根一根把钢筋敲断:屋基下遇上了流沙,他们就同打桩工人一起配合作战,很快就打下了五百多根长七公尺,重六百多公斤的混凝土桩。结果,只花了二十多天时间,就把一千多立方的土挖掉了,攻下了“硬骨头”,夺取了今年建造工房的主动权。
由于五队坚信·人的因素第一,充分发挥了人的主观能动性,因面能于方百计克服施工中的各种困难,使工房建筑周期一幢此一幢短,质量一艟比一幢高,用料一幢比一艟省,人们的精神面貌一天比…天新。最近,这个队通过认真总结经验,决心进一步努力运用唯物辩证法指导施工,为加快工房建造速度作出新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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辩证法开出技术草新之花
上海电器电能厂党支部书记王连庆
这两年来,我们厂的技术革新之花结出了丰顾的果实,长期落后的生产技术面貌有了
一个较大的变化。以前,车间里坛坛罐罐,三酸两碱,烟雾弥漫,水流遍地。工人操作手戴橡皮手套,脚穿长统雨靴,拎着铁篮头,弯腰来回跑。劳动强度高,生产效率低。现在,生产流水线成龙,从酸洗、电镀到钝化、烘干全部实现了自动化。工人同志坐在工业电视机前,按按电钮,从容而轻松地操作…
技术革新之花靠什么培育?我们厂的工人同志说:靠的是毛主席草命路线,靠的是唯物辩证法。
对厂里原先那种落后的生产技术面貌,工人们早就有变革的愿望。可那时候,我们有的干部却怨天尤人,怪厂小条件差,认为变来变去也变不出什么新花样;要变,就索性甩掉坛坛罐罐,等上面用新机器、新设备来武装。对这种“另起炉灶”的主张,大多数同志是不同意的。因为这祥做,一是花钱多,不符合勤俭办企业的原则;二是否定了切,不符合从实际出发闹革新的源则。于是,究竟是“等”出一个生产技术新面貌,还是通过技术革新“革”出一个新面貌,这两种思想就产生了激烈的斗争。
是不是一定要靠买新机器“另起炉灶”呢?大家分析了广里的生产特点和落后工艺、设备的现状,从落后的生产条件中找到了改造的门路。电镀生产工艺,简单地说来,就是从酸洗、电镀、钝化、烘干不断有节奏的位移。这样的工艺过程,有它落后的一面,但也有某些合理的因素。因地制宜地革新技术,主要是革掉不合理的部分,保留和发展合理的因素。肯定一切或否定一切都是不对的。比如,坛坛罐罐,固然十分简陋,占场地他多,但只要改变它的外形,保留适合工艺要求的简易结构,制成一道道能够连续操作的水泥溶槽,就可以扩大作业面积,提高生产效率。源来工人拎着铁篮头来回奔跑,这种操作方法无疑也很落后,但如果吸取盛具上下料的简单原理,改用机械化的装置,就可以把工人从繁重的手工操作中解放出来。用辩证法来分析问题,认识就完全不同了。于是,我们就从酸洗、电镀等手工操作最多、劳动强度最高的工序入手,用机械装置代替了手工操作;再进一步把这些单项操作联动起来,用电子技术进行自动控制,这样就在不花钱、少花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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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提下,彻底改变了原来落后的生产条件。实践证明,形而上学只会给我们带来无所作为的消极思想,而辩证法却给人以聪明和才智。
拉术革新总是要靠人去实现的。如何调动工人搞革新的积极性,也会有唯物辩证法同形而上学的斗争。厂里的职工有百分之七十左右是青年工人。他们刚走出学校大门,满怀着建设社会主义的热情来到厂里。但当他们手拿落后的生产工具,从事笨重的“原始操作”时,就感到老大的不高兴。有的说:“要是把电镀厂的‘镀”字改成‘子”字,变成电子厂就有劲了。”厂里有个没有改造好的资本家,在青年工人中散布好逸恶劳的资产阶级思想,更影响到一部分青年工人不安心工作。肴到这些现象,有些干部的消极思想就油然而生了,认为这些青年工人“太落后”,“靠这号人改变生产面貌,变不了!”这里,不也有一个如何看待消极因素和积极因素的问题吗?把消极面看多了,必然看不到广大青年工人中蕴藏着的极大的社会主义积极性;把支流的东西看多了,必然会忽视主流的东酉。其实,青年工人向往着“电镀厂”变为“电子厂”,这种愿望就是不安于落后现状的积极因素,引导得法,就可以成为闹技术革新的动力。可是,我们一些同志看不到这一点,反面去责怪那些青年工人是“好高骛远”、“怕艰苦”、“不安心工作”。又比如,过去很多青年工人爱好半导体,在家里装收音机、电视机。这种兴趣和爱好,引导得法,也可以成为闹技术革新的一股力量。可是,我们一些同志也看不到这一点,只是责怪那些青年工人“不务正业”“影响工作”。为什么不能把青年工人对生产落后面貌的不满和对电子技术的爱好、特长,引导到搞技术革新、搞电子化上来呢?这就是片面性一类的形而上学在作怪。后来,我们逐步把一部分爱好电子技术的青年工人组织起来,激发他们改变落后面貌的革命精神,在技术革新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用辩证法分析事物,从落后的生产设备中看到了搞技术革新的有利条件,从群众中看到了蕴藏着的社会主义积极性,狭隘的眼界打破了,凝固不变的形而上学思想受到了冲刷,我们干部对改变全厂生产面貌的信心和决心就大大提高了。在积极组织工人闹革新的过程中,不仅爱好电子的青年工人发挥了祚用,而且许多原来不懂电子的工人通过边干边学,提高了技术水平,自行设计和安装了程序控制的电路图。厂里没有机械加工的设备,工人们就揹起铺盖到兄弟厂,利用人家放工后设备不用的间歇时间进行加工,终于把新设备一台台造了出来。在短短半年时间内,因陋就简,自力更生,胜利地打了一场改变生产落后面貌的翻身仗。
两年来,我们广靠唯物辩证法开出了技术革新之花。它生动地表明:哲学一旦为干部和群众所掌握,产生的物质力量是多么巨大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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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迷”的故事
李海生陆晓禾
上海铝制品二厂搞成了十四个电子革新项目,党支部书记老潘在大会上兴奋地说:“这是贯彻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走自力更生道路的胜利!”他在结束讲话的时候,还特别强调不要忘记了三个“电子迷”…。
说起这三个“电子迷”,可有一段曲折的故事哩!
三个“电子迷”-一小陈、小施、小张,都只有二十来岁,可他们爱好电子的历史却并不短。就从小陈装矿石机的那阵子算起,已有了十五个年头。十几年来,电子世界的无穷奥妙是那样地吸引着他们,简直使他们着了迷。不过,在最初的时候,他们的心思都扑在“家庭自动化”上,电子在他们的家里大显神通:晚上,光线一暗,窗帘自动拉上,电灯自动亮了;早上,六点钟一到,电子控制的收音机自动打开,播送天气预报;中午炒菜,自动滴油器会滴下适量的菜油、酱油。从此,这三个“电子迷”便出了名。
“电子迷”之所以出名,还有着另外一些原因。
有一天,车间工人请电工小施修理电器,找遍了金厂也不见踪影。到了下午,他才汗涔涔地跑回来。原来,他在上班的时间跑到虬江路掏电子元件去了。
又有一次,厂里的电视机突然不亮了,拿到外面修理,才发现原来是电视机内的磁铁没有磁性。一查,又是“电子迷”搞的鬼:他们为了“家庭电子化”,用一块形状相似的普通铁块,来了个“移花接木”。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里弄居民也跑来告状了,说他们成天试验落地收音机,吵得四邻不安。去提提意见,落地收音机是不闹了,但各家人家早上打开收音机听天气预报,收音机喇叭里发出的是怪音,仔细一追查,是他们搞了二只干扰器,弄得人家哭笑不得。
对“电子迷”的这类举动,厂里好多工人老师傅实在看不下去了。他们纷纷我厂领导说:这样搞下去还了得,该好好地给他们清醒清醒了。在一次全厂大会上,点名批评了这三个“电子迷”。他们感到压力很大,心里想:这下可成了“典型”啦。虽然如此,他们搞电子的兴趣可一点也没有减弱。有一天,小施因为家里那只电视机显不出像,想得神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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恍惚,把地线和火线接在一起,差点造成人命事故。这一来,日子真的难过了,大会点名不算。团组织开会批评,小评论批判坏思想,也都少不了他们。他们越来越感到抬不起头来。因此早上进厂一窜头,下班铃响一溜头,总想早点回家搞电子。于是,他们大会不来,学习不到,小评论不看,还讲什么“开会老一套,不听也知道,不如屋里搞点小门道”。有的干部泄了气,说他们是“出了窑的砖”一定型了。
他们真是“出了窑的砖”吗?以下的故事就会告诉人们:世界上绝对定型的东西是没有的。所谓“定型”,往往是我们一些同志头脑中的形而上学在作怪!
去年九月,小陈工伤在家,厂里一位千部去看望他。在回来的路上,小陈的哥哥讲,小陈对电子很钻,叫他在厂里搞搞革新多好。那个千部说:“欢迎啊!”这时,小陈的哥哥露出奇怪的神情说:“为什么我每次问起,他总是粗声闷气地说厂里不要他犒革新呢?”这一番话,使这位千部蓦地想起五、六年前的一桩事来。那时,小陈、小施为了改善劳动条件,提高劳动生产效率,提出了一些革新建议。谁知被浇了一盆冷水,个别领导说,搞革新这是技术组的事,不要你们瞎起劲。按照当时的制度规定,要有了图纸,才能动手搞革新。他们没学过制图,还是冢磨着画了几张“土图”,想取得搞革新的资格。结果,他们的革新建议还是没有被采纳。这样-一来,小陈很不服气,想自己搞出点名堂来。他串连了几个同志,下班干起来了。那知有的领导得知后,怕闯祸,千脆下命令不准他们领料。这一下,简直象把他们扔进了冰窖,从头冷到脚。小陈他们又气又准过,从此以后,只要提起这些事,他们就感到“戳神经”。
旧事重提,对那些抱“定型”思想的干部,是一次深刻的教育。在一次学习会上,党支部的同志们回顾了三个“电子迷”进厂后的变化过程。一个严肃的问题提到了大家的面前,“电子迷”关心工厂生产自动化的积极性为什么得不到发挥呢?他们从关心“生产自动化”走向关心“家庭自动化”的过程岂不发入深思吗?大家感到,三个“电子迷”并不是“出了窑的砖”,而是正需要治炼的矿石啊!
世界上的一切事物都是运动着的,人也是可变的。那么能不能使关心“家庭自动化”的“电子迷”再转变成为关心“工厂自动化”的“电子迷”呢?
于是,党支部的同志迈开双腿到群众中去。经过了一段时间的了解,发现三个“电子迷”都很刻苦好学,他们常常放弃星期天的休息时间到图书馆翻阅资料,甚至把外国的电子书籍请人家翻译好再看。他们思想解放,敢于实碳,懂了音频线路的原理,就装各种类型的收音机;懂了扫描线路的原理,就学着装电视机。有一些书上没有讲到的东西,他们想到了也非要尝试一下不可。他们生活俭朴,小陈工作那么多年了,一直穿着进时穿的那儿套旧衣裳,有些朋友称他为“土人”。原来,捣蛋的“电子迷”身上,还有着不少可爱的东西哩!大伙儿觉得只要不断努力去扩大它,“电子迷”一定能赶上去,变过来。
“灯不拨不亮,鼓不打不响”。正当大家满腔热情地想帮助“电子迷”进步的时侯,有个干部在劳动中却听到有人讲起小施最近和师傅闹别扭的事。原因呢?师傅说是“好心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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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驴肝肺”,千方百计去帮助他,就是听不进去。听小施讲,是师傅“管手管脚,祥样都要烦。”这件事又引起了党支部同志的深思。过去这师徒俩,是里出名的亲密的一对,自从小施变了以后,师傅心里急,恨不得三天就帮他变过来,有空就找他谈,看不顺眼的地方就严厉指出;小组里的同志们恨铁不成钢,也向他猛烈开火。小施-一憋气,就和师傅闹反了脸。这件事说明,单是有了都助他们的愿望还不够,还应当重视变化的条件,有了好心,还要得法。党支部又分析了过去对他们大会点名,小会批评,黑板报评论的教训,感到必须具体地分析具体情祝,我出事物的特殊点,并且从这个特殊点出发去创造条件,外因才能通过内因起作用,消极因素才能化为积极因素。
什么是“电子迷”的特殊点呢?党支部和团支部一起进行了研究,迷电子不正是他们区别其他人的某些特殊点吗?找到了针眼,就能穿针引线。于是决定成立青年业余电子技术革新小组,并对他们进行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以便通过这种组织形式,把他们对电子的浓厚兴趣,吸引到社会主义建设中来,因势利导地帮助他们走上正道。
今年二月份,青年电子小组成立了。可是,等啊等,过了好多天,三个“电子迷”竟没有
一人来报名参加。有一天,团文部书记小薄在厂门口碰到小陈,就和他谈起这件事,并鼓励他报名。小陈笑一笑,婉言谢绝了。小薄心里一急,就去找党支部书记。党支部书记告诉她,这几天,“电子迷”对电子小组的革新很关心,还常常向人们打听消息。又说,他们能从关心自己变到关心厂里,这就是进步,也说明了我们的工作是有效果的,因此千万不可泄气。又过了几天,一柱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小陈他们在电工间摆了个摊头,也在搞革新。有人就跑到电子小组里讲,伊拉要跟电子小组“别苗头”了,拆你们的台了。这个消息一传开,厂里又议论纷纷。这究竟是好事还是坏事呢?大伙儿一讨论,觉得看问题必须看它的实质,而把它的现象只看作入门的向导。几天来在“电子迷”身上发生的变化,说明了积极因素正在起作用,现在这种变化表现到搞技术革新的行动上来了,不正是这种进步在发展的表现吗?
三个“电子迷”在想些什么呢?他们为什么要另立“山头”自搞一套呢?原来,他们自从掉队以后,总感到厂里的同志,集体的事情,都好象和自己离得很远很远。青年业余电子技术革新小组一成立,他们心里就象起伏的波涛,的确不平静,四年前想闹革新的热情的火焰又重新燃烧起来了。他们是多么地想报名参加进去啊!可是想到自己名声不好,心又冷了。有一天,小陈听到电子小组在搞一个草新项目,跑去告诉小施。小施忙问:“他们用什么线路呀?”“听说用光电控制”。小施情不自禁地说:“唉呀!如果叫我来搞,就用延时线路,因为”小陈立刻打断小施的话说:“好了,不要异想天开了,侬不是电子小组成员。”两个人一下子都沉默了。可是电子小组革新的事,却每天在他们的脑子里打旋。这时,领导和同志们三番五次地做他们的思想工作,鼓励他们为社会主义建设发挥自己的长处。他们心里一热,感到大伙儿并没有疏远自己;但静下来一想,自己在厂里毕竟牌子太臭,参加电子小组,人家未必愿意。怎么办?还是先搞出点名堂,变变招牌,再去报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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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伙吧。于是,他们就在电工间自己搞起了革新。一听到有人讲他们另立山头,他们又紧张起来了,生怕“鱼没吃着沾一手腥”。他们的思想斗争是多么激烈啊!只有通过细心的了解才能探索到他们内心的秘密。党支部的同志们掌握了这一切,把工作做到了“电子迷”的心坎上。领导上文持他们在电工间搞革新,电子小组的同志也来到电工间问长问短。在大家的支持下,“电子迷”一鼓作气把革新搞成功了。厂领导在大会上表扬了他们,还请他们上台发了言,电子小组的同志也跑来祝贺。此刻,他们的心情就象冲出闸门的涌流,激动万分。他们想,技术要革新,更要在思想上来个“草新”,掉了队的战士,要赶快跟上大队向前冲!他们立即报名参加了青年电子小组。
“电子迷”进步了,大家是多么高兴啊!这时,也有一些人却在那里讲怪话,说他们“假积极”,“免子的尾巴长不了”。有的人还在暗地里对“电子迷”讲,在厂里价卖力,又不会加两钿,还是屋里搞搞吧,自己的东西飞不掉。党支部的同志们清醒地看到,围绕着“电子迷”变化的前前后后,存在着两种思想、两个阶级的激烈斗争。无产阶级要做后进青年的转化工作,资产阶级也不会停止他们的转化工作,我们一定要在这场争夺战中打胜仗。他们分析了三个“电子迷”的生活环境,决定从各方面进一步扩大他们身上的积极因素,去创造更多的有利条件,进一步摧动“电子迷”的思想转化。
“电子迷”在儿年前提出的革新建议,不是被打入了冷宫吗?现在,党支部决定把它重新提出来,作为第一个革新任务交给“电子迷”。小陈他们心情可激动啦!他们坚决表示,上刀山,下火海,也要搞出来。他们经过了多次失败,初步取得了成功。谁知过了儿天,在操作过程中,线路发生千扰,出了事故。他们并没有灰心,准备重新探索新的路子,可是又怕别人说是乱弹琴。党支部针对“电子迷”的思想,又同他们一起学习毛主席的哲学著作,使他们从“失败是成功之母”的道理中受到鼓舞。电子小组的同志也一起来献计献策,使他们看到了失败中孕育着成功的因素。许多老师傅拉着他们的手说:“小伙子,千万不要打退堂鼓,人家搞革新,要经历几千次失败的考验,我们才一次呀,好好干,有什么差错,师傅吃了苦头也不怪你们。”这是多么真挚的阶级感情啊!这是多么巨大的力量啊!小陈他们信心百倍地勇往直前,最后终于把革新搞成了。
不久,全广掀起了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高潮。在一次班组学习会上,大家一起学习列宁论述小生产自发性的一段语录,小施觉得列宁讲的那些小生产者的心理和自己搞“家庭电子化”那阵子的样子象极了,不由得暗暗地哭了。他想,我们是新社会的青年工人,怎么做的事却象小生产者呢?“电子迷”开始懂得,不确立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迷电子就会“迷”到资本主义邪路上去。他们通过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辨清了方向,决心把自己的一切纳入社会主义的轨道。有一次,他们在缟一项革新时,急需几只电子零件,要买,市场上缺货,怎么办?三个人一商量,回到家里,找出了这几只急需的零件。工人老师傅称攒这种与私有观念决裂的行为,并赠送给他们一句意味深长的话:“搞好电子化,全靠思想革命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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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指明了方向,搞起革新更有劲头了。为了解决生产中一直感到头痛的方形铝块计数,他们打算采用数控的先进技术,但是他们从来没学过数控,能不能搞呢?小施把这个想法和支部书记老潘一讲,老潘说:“能搞,在我们这个社会里,到处都会有人伸出手来帮助我们的。”老潘亲自陪着他们来到了数控搞得比较好的灯头二厂取经。小施的师傅,星期天还陪着他们到杨浦区科技站去请教革新能手。最使“电子迷”难忘的是铝制品一厂的老王师傅,他是铝制品行业中最早搞革新的老工人,听说是搞革新的小闯将来了,就热情地把经验传授给他们。临走时还说:“以后碰到什么问题,只管来找我,不过最好是业余时间,这样我跟你淡到深更半夜也不要紧。”回来的路上,小施他们思潮翻滚,心想,老王师傅对待革命工作这么热情,不计时间,不讲报酬,可我为什么没想到业余时间去找他呢?他们决心好好学习王师傅的革命精神,在五个月的时间里,放弃了二百多个小时的休息时间闹革新。在许多同志的热情帮助下,他们初步掌握了数控的一些原理,先后搞成功了方块计数、自动抛光仪等革新项目,最近,又把电子技术运用到熔炉上来,使铝锭加料、开炉门、加油、送风、控温实现了自动化。同志们都说,三个“电子迷”那股“迷”劲使到了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上。
事物的发展总是有起有伏,在前进的道路上不会没有曲折和反复。“电子迷”在草新成果面前碰到了一个怎样对待荣誉的新问题。有些人对他们说,搞革新主要靠你们几个,讲起荣誉来却是整个电子小组的,多不合理呀!在这种思想影响下,他们与电子小组的其他同志一时出现了不团结。不少同志焦急地说,“电子迷”真是反复无常。党支部却认为,出现了反复,并不等于反复无常,“电子迷”反复的根源,是由于资产阶级名利思想的影响。他们和“电子迷”一起回顾了依靠集体智慧搞革新的过程,使“电子迷”认识到,离开了厂里厂外工人老师傅和同志们的支持帮助,是不能搞出什么名堂来的。滴水离开了大海江河,就要干涸,个人脱离了集体,便会一事无成,要千社会主义,就要团结一致。最近,他们和其他同志一起大胆设想了下一个战役的计划,一要实现从熔铝到浇铸全过程电子化,二要实现铝壶生产线电子控制自动化,并努力发展到群控,随后再是电视遥控。如果这一目标实现,一百多个工人操作的生产线,只要几个人掌握电子控制台就行了。这就需要有更多懂得电子技术的人。“电子迷”便尝试开办“电子课”,努力普及电子知识。他们想起过去搞“家庭自动化”的情景,那只是小生产的天地,而今展现在眼前的是社会主义大生产蓬勃发展的光辉图景。一是鼠目寸光,天低云暗;一是高瞻远瞩,前程万里。他们深深感到走“家庭电子化”的道路越走越狭窄,走社会主义电子化的道路越走越宽广。前进的道路没有止境,“电子迷”的故事也没有到此结束。现在,小陈已是厂里技术革新领导小组成员了。他和小施、小张正同厂里的许多同志一起紧张地战斗。时代在前进,革命在发展,我们希望三个“电子迷”和伟大社会主义祖国的广大革命青年一起,继续革命不停步,永远沿着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的航向前进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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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伟大的飞跃
“苏州”轮在辽阔的海面上急急地行驶。
这次与鲁迅同行的,有三个要转学到中山大学去的广东籍学生。开船不久,就发现一个鬼鬼祟祟的人老是钉在后面。鲁迅判断:“此人大概是厦大当局所派,探听消息的,因为那边的风潮未平,他怕我帮助学生,在广州活动。”此人谬托知己,硬来攀附,鲁迅当面加以拒斥,但他总是嘻皮笑脸,一直跟着。于是鲁迅通知三个广东籍学生注意防备,使那人毫无所获。
与鲁迅同房间的,是一个除丝绸之外毫无所知的丝绸商人。鲁迅与他无话可谈,就一个人走到甲板上去看海。
海是美丽的。船的一边是一片汪洋,一边则时时闪过一些岛屿。因为没有风浪,就如同坐在内河的船上一样平静。到了夜间,海上的月色是这样皎洁,波面映出一大片银鳞,闪烁摇动;此外是碧玉一般的海水,看去仿佛很温柔。
鲁迅凭栏远跳,思绪翻卷。在密探的“护送”下离开了纷扰的厦门,广州将是什么样的呢?这,他还需要观察,还需要思索。但有一点可以断定,生活的波浪决不会象眼前的海水那样平静。当夜,他坐在船舱里写道:“陆上的风涛要比这险恶得多。”是的,陆上,一场惊心动魄的阶级斗争风涛在等待着鲁迅。
自从一九二六年下半年浩浩荡荡的北伐队伍从广州出发以后,以湖南为中心的农民运动和各地的工人运动怒潮滚滚,奔泻千里。资产阶级恐慌了,动摇了。伪装革命的蒋介石虽然一时还不敢撕去假面具,但是继“中山舰事件”和“党务整理案”以后,却不断唆使他的爪牙,攻击中国共产党,分裂工农运动,故意制造事端,一步步露出了他的狰狞面目。被称为“革命策源地”的广州,也正在改变颜色。
在鲁迅即将要去任教的中山大学,革命力量和反革命力量的斗争也十分激烈。窃踞着学校大权的戴季陶、朱家骅等国民党右派,妄图按照他们的意志来“改造”这所有着几百名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的学校。但是,广大青年学生都团结在党的周围。迫于当时的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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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戴季陶、朱家骅他们只得唱着“左”的高调,竭力装出一副“革命”的姿态,以欺骗群众。现在鲁迅要到这里来了,他们觉得又有了一个欺骗青年的机会,因此急着要做拉拢工作。正当鲁迅航行在海上的时候,他们又是发表捧场文章,又是筹划“欢迎”骗剧,忙成了一团!
在同一时刻,广大共产党员和进步学生兴奋地等待着鲁迅的到来。中山大学对面有
一座普通的楼房,这是中共粤区区委的秘密机关。区委书记陈延年同志在这里召集了中山大学的共产党员毕磊等同志在研究欢迎鲁迅的工作。陈延年同志对鲁迅自“五四”以来的言论、行动,特别是“三·一八”前后的斗争作了分析和估价。他认为:鲁迅跟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在前进着,并且对帝国主义、反动军阀及其走狗一直在进行着不调和的斗争。陈延年同志要求大家:“鲁迅抵粤后,你们应当迅速帮助他了解这里的情况。当鲁迅对局势有所了解以后,他是能够决定何去何从的!”最后,他还对毕磊说:“你要陪着鲁迅到各处走走看看。他喜欢青年人,你们去的时候要活泼一点。”
一月十八日午后,“苏州”轮在蒙蒙细雨中抵达广州。鲁迅在旅馆住了一夜,第二天就搬进中山大学,住在处于学校中心的一个通称“大钟楼”的楼上。
这时学校还没有正式开学,他可以经常到各处走走。他游览了幽静的北郊,参观了广州一年一度的花市,也在蔓草和荆棘中登临过越秀山。在兴致勃勃地领略南国自然风光的同时,他更是敏锐、深刻地观察了广州的政治气候。
广州,鲁迅曾热切向往过的广州,已不如想象中那样生气勃勃、轰轰烈烈了。虽然街头还贴着不少革命标语,有时还能看见工人纠察队雄赳赳地走过,但是,国共合作的裂痕已经出现,这个“革命后方”的反动势力正在逐渐拾头。诬蔑共产党的谣言时隐时现,破坏工农运动的挑衅事件层出不穷。甚至连广州公安局也颁布了限制工人的反动命令。越秀山头的乌云越压越低,珠江岸边的火药味已经相当浓烈了。
鲁迅所关心的广州文艺界更是沉寂。郭沫若已随师北伐,创造社的其他人也先后离开,原先准备与创造社的革命同志联合起来结成一条战线的愿望就落空了。
到书店一看,景象也很寥落。宣传革命的新书并不多,相反,为北伐战争的对象一北洋军阀服务的《现代评论》,在这里竟很畅销…
看到这一切,鲁迅在到达广州后不几天就得到一个初步的印象:广州是“军人和商人所主宰的国土”,“比起旧的社会,没有什么特别的情形,并不见得有二样”。
住进大钟楼的第六天,一月二十四日,正在郊外别墅度假的朱家骅赶来对鲁迅大献殷勤。朱家骅,“五四”时期曾混迹于当时的一些学生运动,鲁迅在北大任教时早就和他相识。但这时,他已是国民党右派所赏识的人物,日夜奔走于豪门之间。因此,虽然可以说是“故人相见”,鲁迅的态度却相当冷淡。朱家骅提出学校要为鲁迅开欢迎大会,鲁迅拒绝了。
就在朱家骅访问鲁迅的当天下午,三个青年走进了鲁迅的房间。其中的一个短小精悍,朴实沉着,他就是中共中山大学支部派来的共产党员毕磊。鲁迅端出路上带来的点心,热情地接待了他们。谈了一会,毕磊就请鲁迅第二天去参加一个欢迎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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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欢迎了,学校要欢迎也回绝了。”鲁迅说。
毕磊告诉鲁迅,这次欢迎会由学生会出面,是青年学生自己组织的,希望他一定去参加。
出自广大青年学生心底的要求,鲁迅怎么能够拒绝呢?他终于同意了。
第二天,欢迎会在中山大学最大的礼堂里召开。学校还没有开学,平时校园里很少有人,总是一片宁静。但是,今天学生们一得到召开这个欢迎会的消息,早就纷纷赶来了,礼堂的楼上楼下,连过道的窗口上都挤满了人。当时学校中有一个直接受国民党右派操纵的反动学生组织,叫“树的党”,中共中山大学支部为了防止他们捣乱,还派了专人维持会场秩序。
鲁迅由毕磊陪同,在一片热烈的气氛中走进了会场。
朱家骅也来了,原来他自己组织的“欢迎会”被鲁迅回绝以后,就想方设法钻到这里来混水摸鱼。
会议刚开始不久,朱家骅就以中山大学校务委员会负责人的身份乘机上台讲话,一副虚情假意,口口声声说鲁迅是“革命家”,是“战士”…鲁迅对这种捧场十分反感,他立即当众声明说:
“大家很热忱,其实我是没有什么值得欢迎的。朱先生说我是‘革命家',我这个人有什么‘革命’?我不是什么战士’和革命家’。朱先生的那一套我不承认。”
鲁迅十分幽默地叙述了过去儿年的经历,掷还了朱家骅送来的一顶顶纸糊的桂冠,然后话锋一转,顺着“革命”二字发挥下去了:
“我在厦门时听说广东是‘革命策源地’,是很革命的地方,‘赤化了,‘红”得很,既然如此,我很想来看看,看看广州的革命究竟怎么样?‘红’得怎么样?是真革命还是假革命?”
礼堂里一片静寂,大家等待着鲁迅的答案。
“跑来一看,果然是革命’了!满街红标语一红布标语中还有用白粉写的字一‘红中夹白’!”
“红中夹白”!这是对当时广州政治形势的多么形象的比喻,多么清醒的认识!“我对这种革命真有点害怕!”鲁迅补充了一句。礼堂里响起了一阵热烈的掌声。
就这样,鲁迅从一踏上广州的土地,便敏感到革命潜伏着的危机,因而对某些国民党新贵保持着高度的警惕。
鲁迅住的“大钟楼”,据学校当局说,是全校最优待的住所,非“主任”之流是不准住的。可是就在这“最优待的住所”里,每夜有十多只至二十只老鼠纵横驰骋,使鲁迅很难入睡。而到了白天,他还要在这里对付另外一群“狐鼠”:自住进来以后,几乎天天有人提着大包小包、红红绿绿的礼品,来“表示敬意”。鲁迅的回答常常总是这么一句:“立即拿回去!”不在学校露面的戴季陶,也送来了邀请鲁迅赴宴的请帖。戴季陶其人,鲁迅是有所了解的。就是这个人,在一九二五年孙中山先生逝世以后,曾先后发表《孙文主义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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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基础》、《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等小册子,公开宣传孔孟之道是“国家的道德”,并以此为武器,反对马克思主义,反对共产党,反对国共合作,反对孙中山先生的新三民主义,形成了反动透顶的所谓“戴季陶主义”。当时,他虽然挂着中山大学校务委员会主任委员的招牌,实际上却整天在为蒋介石的反革命阴谋四出奔波。鲁迅怎么会到他的官邸去参加宴会!但是,紧接着,陈公博、甘乃光、丁推汾、孔祥熙等国民党老爷的请帖也象雪片一般飘来了。鲁迅同他们素不相识,现在竟如此大献殷勤,从这一张张色彩斑烂的纸片上,他进一步“感到形势是另有缘故”。到后来,这些纸片在桌上实在积得太多了,他干脆把它们一张一张插在收发处的信插内,上面贴着一张纸条,用浓墨写着四个大字:“概不赴宴”!
与国民党反动派的意愿相反,鲁迅与共产党人的关系却日益密切。毕磊多次受党的委托,拿了《向导》、《人民周刊》、《少年先锋》等党团刊物送交鲁迅。鲁迅一见毕磊来到,总是非常愉快,两人经常促膝谈心,有时甚至谈到深夜。要是星期天,他们还会一起到书店里去看看,到花园里坐坐。毕磊向鲁迅介绍了党对目前形势的一系列看法。蒋介石集团背弃孙中山的三大政策,破坏国共合作,破坏工农革命的种种迹象,鲁迅是耳闻目睹的,毕磊的分析,鲁迅觉得明晰而精当。听毕磊说完,鲁迅也乐意谈谈自己的看法,并把国民党反动派妄图拉拢他的种种丑剧和他的态度告诉毕磊。这种真实而生动的故事,常常引得这位平日不太爱说笑的年轻共产党员也禁不住笑出声来。一九二七年三月,通过毕磊,鲁迅还秘密地来到中共粤区区委,和陈延年同志直接见了一次面,作了一次推心置腹的交谈。以后,尽管他教育工作极其繁忙,还是花费很大的精力来关心党支部支持出版的刊物、壁报,甚至每月捐助经费。
鲁迅在中山大学任文学系主任兼教务主任,又是全校唯一的正教授。他在中文系讲授的课程是:“文艺论”、“中国小说史”、“中国文学史”。他博大精深而又生动风趣的讲解,象磁石一样地吸引着青年学生。
一九二七年春天的政治形势真是瞬息万变。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激烈的斗争展开了:盘踞在南昌的蒋介石,天天与帝国主义买办走狗、北洋军阀的官僚政客策划着叛卖革命的阴谋。他先亲自派出戴季陶潜赴日本,与日本帝国主义勾结,接着,英、美帝国主义的代表、上海的大买办虞洽卿也以“反共灭共为条件”来与蒋作交易。南昌的阴风吹遍各地,广州街头,也已隐伏着凛凛杀机。广州国民党报纸上开始用醒目的大字刊登出胡编乱造的所谓“退出共产党声明”,扬言要共产党“气死”。鲁迅的处境也不一样了,不久前还在为他大唱“赞美词”的报刊,如今却开始对他发起了攻击…
广州的政治风向,连北洋军阀的走狗,“现代评论派”的“正人君子”们也嗅出来了。他们纷纷抛弃了厦门大学“山河永固”的饭碗,或者舍弃了北京“公理正义的栈房”的东吉祥胡同,于是乎南下、南下、南下,跑到青天白日旗帜下来“服务”了。
这一切,鲁迅都看在眼里。他总是利用演讲的机会,公开揭露国民党反动派,向那些沉醉在革命口号中的天真青年敲起了一阵阵警钟。他向广州青年指出:广州可以做“革命策源地”,也可以做反革命的策源地。形形色色的投机分子混入革命,并非是革命的“弘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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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是革命的“败坏”。
任何反动派要搞反革命政变,总要制造复辟倒退的舆论。当时,伴随着国民党右派的霍霍磨刀声,孔孟之道的霉腐气息也越来越浓烈。不仅封建遗老遗少的尊孔活动日渐猖獗,而且那些还口唱着“革命”高调的人们也步戴季陶《孙文主义的哲学基础》之后尘,热衷于孔孟之道的宣传,甚至连他们的后台帝国主义分子也对此格外热心起来。鲁迅根据长期的斗争经验,已惯于从孔孟之道的毒雾中来辨别政治气候,惯于从反动派对孔孟之道的热衷程度来分析和揭露他们的反革命祸心。因此,二月间,他应香港青年会之邀到香港去了一次,在那里一连作了两个反孔演说:《无声的中国》、《老调子已经唱完》。他揭穿了在中国“最有权势”的帝国主义者和“接近他们”的一群中国人的尊孔阴谋,认为他们的目的是使中国人民受更多的苦,做“下等奴才”,直至中国灭亡。而他们手上的险恶武器孔孟之道,则是使人“觉不出这致死的毛病来”的“软刀子”。因此,他大声号召青年们抛弃“讲道学,讲理学,尊孔子,千篇一律”的“老调子”,不再说孔孟之流的话,“将中国变成一个有声的中国”。
鲁迅这次在紧张的政治气氛中赴港演说,使人民和敌人都很震动。在去港的船上,有
一位广东船员认出了鲁迅,就很担心他会遭到反动派的迫害。这位船员觉得,鲁迅如在广东遭到不测,会使广东人民很不好过。于是他热情地帮鲁迅筹划:如被禁止上陆时如何脱身,到港时如何避免速捕,住在什么地方为好…无所畏惧的鲁迅感到船员有点过于紧张,但还是深深地感激这位热心人。抵港后,反动派虽然不敢直接迫害鲁迅,但鲁迅得悉,在他来之前,演讲会的主持人就遭到了干涉,后来又有一些坏人来索取入场券,收藏起来,使别人不能去听讲。演讲之后,香港各报又“奉令”不准刊载讲稿。但尽管阻力重重,鲁迅还是对着济济一堂的青年群众胜利地完成了两次演讲,二月二十日回到广州。
返回广州后,三月二十九日黄花节那天,鲁迅又到岭南大学作了一次演讲。鲁迅演讲中提醒广大青年,革命还远未成功,要警惕那些攀折革命之花、摘食革命果实的人们!
就在黄花节这天的下午,鲁迅出于对校内国民党右派和“现代评论派”“正人君子”们的厌恶和憎恨,和老朋友许寿裳、助教许广平一起搬出大钟楼,移居到了广州东堤的白云楼中。
其时,已是蒋介石公开叛变革命的前夕。蒋介石钻到上海以后,一面假惺惺地派了军乐队,吹吹打打地给上海工人阶级赠送写有“共同奋斗”字样的锦旗,一面却在暗中准备篡政夺权,形势已经愈来愈紧张了。
四月八日,鲁迅在共产党人应修人同志的陪同下,又应邀到黄埔军官学校作了题为《革命时代的文学》的著名演讲。在演讲中,他精辟地阐述了革命与文学的关系,热情地歌颂了革命暴力的巨大作用。他说,对于手握屠刀的反动派,如果我们“没有方法对付他们,这文学于人们又有什么益处呢”?“我呢,自然倒愿意听听大炮的声音,仿佛觉得大炮的声音或者比文学的声音要好听得多似的”。这是因为,“一首诗吓不走孙传芳,一炮就把孙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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芳轰走了”。同时,鲁迅还强调了做革命人的重要性:“为革命起见,要有‘革命人’,‘革命文学’倒无须急急,革命人做出东西来,才是革命文学。”这些话,已闪耀着历史唯物论的熠熠光芒,体现了鲁迅对这些问题的崭新认识。
近来,有一个问题一直在鲁迅心中翻腾。这是由沪、宁克复引起的。
上个月二十二日,上海工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举行了第三次武装起义,胜利占领了上海,二十四日,北伐军又攻克了南京。消息传来,广州各阶层群众欢欣鼓舞,集会、游行连续不断。而这时的国民党右派,尽管已经满腹杀机,摆好了随时向革命力量猛扑过来的架势,但他们暂时还没有发作。因此,广州全城笼罩在一片胜利的气氛中。
鲁迅敏锐地觉得这种气氛不怎么对头。对沪、宁的克复,鲁迅内心自然也感到高兴。对于象他这样从青年时期起就投身于革命事业的老战士来说,一旦听到这样的喜讯,怎能不兴奋呢!但也正是由于鲁迅长期战斗在反动势力猖獗的年代,经受过无数的挫折,尝到过胜利果实得而复失的痛苦,看到过敌人不断变换的脸相,因此他又对革命的前途怀着深深的忧虑:革命是在前进,但其中是不是潜伏着危机?敌人是遭到了失败,但他们会不会改变手法破坏革命?庆祝胜利虽属必要,但因此而产生陶醉和骄傲,会不会思想麻痹、肌肉松懈,给敌人以可乘之机?答案很清楚:在黑暗的区域里,反革命工作正在默默地进行,随着革命势力的扩大,连一些最顽固的敌人也都变换手法,正在乘机钻了进来。“革命策源地”存在着深刻的危机!
四月十日,鲁迅决定写一篇杂文:《庆祝沪宁克复的那一边》,把自己的担心和忧虑告诉读者。也许是太激动的缘故吧,当他一拿起笔来,就觉得思绪万千,有许多或远或近或断或续的画面接连掠过脑海,他忽而想起十六年前辛亥革命时曾经光复过南京,还给捐躯沙场的战士立了一块纪念碑,但到民国二年以后,便被北洋军阀张勋毁掉了。忽而又想到共产党人李大钊在北京被捕,不知道现在究竟怎样了…是啊,过去的革命有失败的教训,必须吸取;如今的胜利浸透着烈士的鲜血,必须捍卫。无论如何也不能把目光停留于
一时一地的胜利,必须继续痛打“落水狗”。鲁迅愈来愈感到问题的严重性,他郑重地提笔写道:
“最后的胜利,不在高兴的人们的多少,而在永远进击的人们的多少”。
怎样才能“永远进击”?夺取“最后的胜利”?鲁迅想起了一个人:列宁!
鲁迅结合革命实际学习列宁著作已经有一段时间了,革命每前进一步,他就对列宁的论述有一番新的体会。前些日子鲁迅从毕磊手中得到过许多本《少年先锋》一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广东区委会的机关刊物,曾经认真阅读过,特别是该刊第八期上的一段列宁语录使鲁迅为之沉思良久,如今,在中国革命面临一个新的转折点时,他更觉得这段语录的份量,觉得它犹如一道强烈的光束照亮了自己经过长期探索才体察到的斗争经验,讲出了自己长期蕴积胸中、想讲但又不能透辟地加以论述的话,此刻,鲁迅怀着一种不可遏制的激情引用了这段语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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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要事是,不要因胜利而使脑筋昏乱,自高自满;第二要事是,要巩固我们的胜利,使他长久是属于我们的;第三要事是,准备消灭敌人,因为现在敌人只是被征服了,而距消灭的程度还远得很。(注)
在《庆祝沪宁克复的那一边》中,鲁迅一连四次提到列宁,一连用了三个“进击”。列宁就是领导千百万革命群众向反动势力发起进击的伟大革命导师,“进击”就是鲁迅此时全部注意力的焦点。
果然就在鲁迅写完这篇文章的两天以后,黄浦江畔响起了刺耳的枪声。蒋介石终于在帝国主义、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支持下,公开叛变革命,对共产党人和上海工人阶级举起了屠刀。由于党内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叛卖,革命者的鲜血,在自己用武装起义夺来的城市中遍地流淌!
阶级关系发生了新的变化。中国革命进入到了一个紧急关头。带着血腥味的反革命逆风很快就刮到了广州,也刮到了中山大学。
四月十五日清晨,天刚蒙蒙亮,许广平家里的人跑到白云楼,找到许广平,气喘吁吁地说:“不好了,中山大学贴满了标语,也有牵涉到老周(指鲁迅)的,叫他快逃走吧!”许广平马上跑到楼下,见街道上有许多军队,正在集合,听候调动。河对岸店铺的楼上,是工会办公处,现在透过阴郁的晨雾看过去,人影晃动,一片纷乱,似乎在查抄。
许广平知道事情不好,回来敲开鲁迅的房门,把一切告诉了他。
这天,全市电话不通,交通断绝,商店关闭,枪声不断。广州公安局长还发出了这样的布告:“奉总司令(指蒋介石)训令。迅将共产党分子全行逮捕,并将各工友纠察队勒令解散。”毫不掩饰地道出了他们的反革命阴谋。
于是,令人气愤的消息一个个地传来:黄埔军校的武装被解除!
省港罢工委员会的武装被解除!
中山大学的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进步学生一批批遭到逮捕!整个上午,鲁迅是在极度的愤怒和焦虑中度过的。
下午,他接到了参加各主任紧急会议的通知。屋外哗哗地下起了倾盆大雨,为了到会上去营救被捕的共产党人和进步学生,鲁迅扑进风里、雨里,急急地朝中山大学走去。学校里,原来那些“红底白字”的革命标语一夜之间全被反动标语覆盖住了。会议室里,更是一片沉闷的气氛。朱家骅等人今天完全把自已的假面具撕了下来。不久前,他们还故作激烈地公开宣布要带领着学生“往左走”、“往左走”,现在,却在破口大骂共产党。
注:据人民出版社一九七一年九月版《斯大林论列宁》一书,此处译文为:“第一件事就是不要陶醉于胜利,不要骄傲;第二件事就是要巩固自己的胜利;第三件事就是要彻底消灭敌人,因为敌人只是被打败了,但是还远没有被彻底消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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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非常愤怒,他站起来,厉声责问他们有什么理由要逮捕共产党人和进步学生。但他们竞公然说:中山大学是“党”校(即国民党实行法西斯独裁的学校),凡在这里做事的人,都应该服从国民党的决定,不能再有异言。
面对着这种气势汹汹的反革命淫威,有少数几个教授原先还准备响应鲁迅的活,现在也不吭声了。但是,鲁迅又一次站了起来,义愤填膺地据理力争,坚持营救学生。
早就下了反共决心的反动派,怎么会让步呢?营救学生的行动没有效果。街上,囚车还在飞驰;学校里,还在继续搜捕着共产党人和进步学生!鲁迅逼视着坐在对面的朱家骅一伙,就象一下子终于看透了他们反革命的五脏六肺。满腔的怒火在胸中燃烧,他当即辞掉了自己在中山大学的一切职务,对国民党反动派的反共阴谋表示了最强烈的抗议!
回到白云楼,鲁迅脸色严峻,一语不发,心情非常沉重。等待着消息的许寿裳和许广平急切地向他询问营救学生的情况,他把经过情况和自己辞职的决定一一向他们细说了,许寿裳和许广平立即决定也采取同一行动,从此不再回中山大学上课。这天,鲁迅连晚饭也吃不下去。很快,报上就登出了这样的消息:“是日共捕共产党分子二干余人之多。”在中大“捕获”的名单里,有毕磊的名字。
对于毕磊同志的被捕,鲁迅非常悲痛。一连几个晚上,他都失眠。他在许寿裳面前多次谈起这个瘦小精悍、头脑清晰的湖南青年,并满怀深情地感叹道:“常常来谈天的,而今不来了。”
过了几天,戴季陶和朱家骅这两个反动家伙出现在被捕的中山大学学生面前,阴险地以学校领导的身份诱劝被捕学生“自首”。
突然,一个瘦小精悍的青年从被捕学生的队伍中跳了起来,操着洪亮的湖南口音,慷慨激昂地揭露和斥责国民党反动派卑鄙无耻、叛变革命的罪行。说完,他还英勇地带领大家高呼口号:
“共产党万岁!”
“打倒国民党反动派!”这个青年,就是毕磊。
戴季陶、朱家骅又气又恨,命令把毕磊拉出来,当场用铁链锁住,又用刺刀戳得他体无完肤,推推搡搡地拖走了。
残忍的国民党反动派把这位英勇的共产党员装入麻袋,和其他几百名共产党员、共青团员一起,被活活地丢到了珠江里…
毕磊同志的壮烈牺牲,深深地刺激了鲁迅。很长时间以后,鲁迅还怀着难以隐忍的悲痛对人说起:“毕磊死了,是被铁链锁住了弄死的…”
露出了毒牙的反动派还想笼络人心。他们怕鲁迅的辞职会引起大批学生离校,因此就千方百计地加以“挽留”。先是朱家骅亲自出面,几次跑到白云楼来“探访”,后来又派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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么“文科学生代表”、“学生会代表”来“面致慰留信”,最后,还派学校总务长两次持所谓中山大学委员会的函件,劝鲁迅留任,“早日返校共策进行”云云。随同这些“慰留信”,还送来了鲁迅已经退回的聘书。
对于朱家骅和各种“代表”,鲁迅或是当面回绝,没有商量的余地;或是干脆拒之门外,不愿接见。对于“慰留信”和聘书,第一次送来,鲁迅的回答是“退回”;第二次送来,他的回答又是“退回”;第三次送来,他的回答还是“退回”!
于是,鲁迅与中山大学断绝了来往。他有多少愤怒和仇恨需要倾吐,但在当时,那有说话的地方?他只得强捺着心头的怒火,在白云楼里编编《野草》、《朝花夕拾》那些旧稿。
国民党反动派的暴行几乎天天不断。在中山大学,许许多多曾热烈地欢迎过鲁迅,认真地听过鲁迅讲课的青年学生都遭到了迫害和虐杀!
令人发指的消息象一条毒蛇在隐隐地啮咬着鲁迅的心,猛烈地震撼着他的思想。长期来,他把教育和唤醒青年起来反抗黑暗统治作为自己的使命,今天,他怀疑自己的战斗效果了。一年前,段祺瑞政府在北京枪杀了青年学生,鲁迅曾提出了愤怒的抗议,但在这
一年里,他“又看见了许多血和许多泪”,而“屠伯们”却“逍遥复逍遥”!只号召反抗而不指出革命的前途,仅仅把青年的脑子和感觉弄清了,弄敏了,而又不知道夺取胜利的道路该怎么走,那末,等待着他们的还不是死亡,还不是被送到吃人的筵宴上去!在吃人者的眼里,这些敏感的青年就如鲜活的“醉虾”,吃起来反而尤其畅快。从这个意义上讲,鲁迅甚至悲痛地感到,自己也在帮着排吃人的筵宴。
问题究竟在哪里?极度的悲愤和深沉的苦闷,在鲁迅心中交织起来。几年来,由于在斗争实践中不断解剖自己,他的思想已有一种明显的“变迁”,尤其是离开厦门的时候,这种“变迁”就更大一些。但是根本的思想矛盾没有解决,一遇实际,还常常碰壁。例如对国民党反动派的这次叛变,富有斗争经验的鲁迅虽有一些预料,也作过不少斗争,但当事变真正发生的时候,其惨酷的程度又超过了他最坏的估计,超过了他过去的思想所能接受的范围。他曾说,当时,残醅的现实竟使自己有点“目瞪口呆”,深有被“从梦境放逐”的感觉。
四月二十六日,他在为自已的散文诗集《野草》所写的《题辞》中说,在这“明与暗,生与死,过去与未来之际”,自己“过去的生命已经死亡”。他“对于这死亡有大欢喜”,对于向自己旧的生命告别而感到“坦然,欣然”。但是,“新的生命”该是什么,他心中还很不明确。几天以后,他为自己的回忆散文集《朝花夕拾》作了一篇《小引》,从中透露了当时纷扰的心情:“目前是这么离奇,心里是这么莞杂”;而“心目中的离奇和芜杂,我也还不能使他即刻幻化,转成离奇或芜杂的文章”
“离奇”的社会现象需要得到合理的解释,“芜杂”的心绪必须来一番彻底的整理。鲁迅进一步感到了自我解剖的迫切性和必要性。他觉得应该进一步将自己“诊察”一番,寻出自己的“真症侯”。
刚来广州时,由于忙,鲁迅总叹息自己连想想的工夫也没有,现在,正是细细想一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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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时候。这时,同住在一起的老友许寿裳已于六月初离开广州,白云楼显得更加寂寞、冷清。广州的天气热得很早,逼得人只能勉强穿一件单衣。从西窗望出去,时而是炎热的阳光,时而是如注的暴雨,前面的小港中飘泊着一只只破旧的帆船,渔家的哀歌随风消失在
苍茫的远处…
眼前的景象,自己的境遇,使鲁迅陷入了深深的思索。鲁迅想起了自己走过来的整个战斗历程。为什么自己的努力反而得到这样的效果?他又一次重新审视自己曾多次怀疑过、但还没有根本抛弃的思想武器一进化论。阶级斗争的暴风骤雨已把鲁迅的眼睛冲刷得更加明亮,他终于看出了进化论的症结所在。过去一个长时期内,鲁迅总以为将来必胜于过去,青年必胜于老年,世界就是如此进化着;总是抽象地觉得杀人的大概是老年,这种老年死去了,中国就会有生气,革命的前途也大可乐观。然而,事实撞碎了这种看法。北京、厦门那些恶少,尤其是中山大学的“树的党”分子和其他反动学生从反面教育了鲁迅。他们也是青年,但或则投书告密,或则助官捕人,反动手段丝毫不此反革命的壮年和老年差。事实证明进化论不能正确地解释社会现象!鲁迅说,他的思路因此轰毁,开始确信:在阶级社会里,人是“受本阶级意识的支配”的。离开了阶级斗争,便谈不到革命,谈不到发展,谈不到前进1
正当鲁迅在这样进行自我解剖的时侯,政治形势还在继续发生着急剧的变化。“四·
一二”以后不久,蒋介石反动派在革命者的血泊中成立了反动的南京“国民政府”,从此,全国范围内的屠杀就愈加疯狂了。广州的屠杀也继续在进行着,“四·一五”以后不多时间,被杀害的共产党员和工人积极分子竟达二千一百多人!在武汉,打着“左派”旗号的大资产阶级代表汪精卫,一边装模作祥地“声讨”蒋介石,一边也渐渐露出反革命的原形,于七月十五日公开宣布反共一至此,轰轰烈烈的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终于失
败了。
随着政治气候的突变,围攻鲁迅的黑浪也在广州乘势泛滥起来。许多鹰犬借探访、研究、请教之名,窥伺在鲁迅周围;过去曾请他作序的书,也借故取回,不要他作序了;曾请他题签的刊物,也悄悄换掉了;有的报纸竭力不使“鲁迅”的名字出现;有的报刊还攻击鲁迅“特长即在他的尖锐的笔调,此外别无可称”;有的更是捏造他逃到还未“清党”的汉口去了,意在告发鲁迅是“共产党”。甚至连跟着鲁迅同来广州的几个学生,也因鲁迅而找不到学校读书了。不仅如此,反动当局还别有用心地派人请他去“演讲”,妄图从他言论的“过失”中我到迫害他的“把柄”。
对此,鲁迅不畏惧,不退却,进行了坚决而巧妙的斗争。七月间,他曾应“邀”到广州知用中学作了题为《读书杂谈》的讲演。与中学生谈读书,看来十分普通,但鲁迅却另寓深意。他号召青年不要害怕空前微烈的斗争而躲进书斋,“必须和实社会接触,使所读的书活起来”。他鼓励青年去勇敢地读一读社会斗争“这一部活书”,而不要上反动派的当,做一口听凭摆布的活“书橱”。这些话,说明鲁迅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把与反动派争夺青年的斗争继续了下去。在同一个月,他还曾应“邀”到广州夏期学术演讲会作了题为《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的演讲。在这个初看是专谈文学史的学术演讲中,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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迅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论述了阶级斗争与文学现象的关系,高度评价了魏晋时代的法家人物曹操:“曹操是一个很有本事的人,至少是一个英雄,我虽不是曹操一党,但无论如何,总是非常佩服他。”同时,鲁迅以古例今,用魏晋时代的阶级斗争历史影射和抨击了以“巧取豪夺”的手法篡权杀人的蒋介石反动派。他在酷热的天气中挥汗讲完了这个专题,反动的广州市教育局立即索取了他的讲稿,但找不出什么明显的“把柄”,也就奈何他不得。
然而,一面是坚持战斗,一面他也更进一步感觉到:要彻底战胜这些麇集在“青天白日”旗下,一时显得“浩浩荡荡”的阶级敌人,孤军奋战显然是不行的。鲁迅最终地把信仰和希望倾注到了中国无产阶级及其先锋队中国共产党身上。
几个月来,他经常在心底深深地悼念着毕磊和其他牺牲了的共产党人。在深沉的悲痛中,鲁迅把自已和共产党人作了这么一个严峻的对比:在这次屠杀中,为什么自己虽被围攻而没有生命危险,共产党人却“不免吃苦或杀身之祸”?这是因为,他们是实地的革命者,而自己写的文章,倒如一箭之入大海一样。鲁迅想,他们的主张和行动远比自己的有实效,他们,只有他们,使反动派真正害怕了。
正是怀着对中国共产党的深厚感情,鲁迅以凌厉的笔锋批判了国民党反动派屠杀共产党人的罪行,他冒着生命危险写下了《谈“激烈”》、《扣丝杂感》、《可恶罪》、《小杂感》等直接抨击国民党反动派的战斗文章,揭露了蒋介石一伙刽子手的真面目,唯妙唯肖地画出了他们的反革命两面派嘴脸,提醒人们注意“防被欺”。鲁迅还指出,反动派以“凡为当局所‘诛'者皆有‘罪’”的“莫须有”罪名杀了大批革命者,其实,他们“法律上的许多罪名,都是花言巧语,只消以一语包括之,日:可恶罪。”他们认为“可恶”,便可肆意杀戮。在这里,鲁迅把国民党反动派为屠杀共产党人所制造的种种“理由”,全部戳穿了。对于当年“效忠”于北洋军阀,现在又幡然一变,在“青天白日”旗下起劲反共的“正人君子”们,鲁迅直截了当地喝问他们:“收受了新的战胜者的津贴没有?”
这些战斗檄文,已初步地体现了他新的思想高度,反映了他自我解剖的思想成果,已清楚地表明鲁迅正是在反动派的反共高潮中,自觉地、勇敢地把自己的命运与中国共产党和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紧紧地联在一起了。
当时,鲁迅也很想更多地了解一些全国各地阶级斗争的形势,但很困难。广州反动当局严密地封锁着各种消息。无论杂志书籍,无论中文外文,凡有涉及“火”、“赤”、“烈”等字样的,一律查扣。甚至在杂志里有一篇旧俄时代的翻译小说,也因一个“俄”字而被没收。有
一个邮局因为扣下的刊物太多,无处存放了,一律焚毁。鲁迅订阅的杂志,友人送给他的书籍,也大多在扣留之列,很少能收到。广州几乎成了一个“沙漠”。在鲁迅身边,有的只是几个恶意的批评家还在竭力搜索他的“坏处”,以便攻击,但正如鲁迅所说,“他们都寻不出我的真症候”。
有一次,他好容易收到了上海北新书局出版的一期《北新》周刊。翻开一看,其中有一篇时有恒写的杂感《这时节》,对鲁迅的沉默表示“怅惘”。这篇文章回顾了鲁迅“五四”时期的战斗业绩,接着就说:“我们还是请求于鲁迅先生来亲自出马,对现社会下攻击”,“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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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救救孩子要紧呀”。
这种呼声表明:在政治形势发生了深刻变化的时刻,过去曾从鲁迅这里获取过思想力量的许多青年,正期待着鲁迅继续带领他们前进。
鲁迅一段时期来较少发议论,较少写文章,倒不是因为忙,连写字的工夫都没有,而是在进行着紧张的自我解剖。期待着鲁迅的读者们哪里会知道:平静的表面下正澎湃着汹涌的思想激流!现在,自我解剖已有了初步的成果,他决定把这个结果公开出来,回答朋友们,也回答窥伺在四周的敌人。
因此,一九二七年九月四日,正当腥风血雨笼罩着祖国大地、无产阶级及其先锋队在重新集结力量准备新的战斗的时刻,伟大的革命者鲁迅以通信的形式,写下了《答有恒先生》这一篇重要文章。
鲁迅一开头就写道,在这封信里,要“说一两种我自己已经诊察明白的”思想。他叙述了在国民党叛变革命以后,对自己过去战斗道路和斗争效果的重新认识,对自己的思想武器—进化论的重新认识,对阶级敌人的重新认识,特别是对革命的领导力量一无产阶级及其先锋队中国共产党的重新认识。
“我的一种妄想破灭了”,鲁迅写道。他以异常坦率的胸怀,深切感人的笔触,宣布了自己旧的思想武器已经无效,而共产党人的主张行动才真正“见效”。时有恒不是希望鲁迅针对眼前的现实再象“五四”时期一样发出“救救孩子”的呐喊吗?鲁迅非常诚恳地回答他,在激烈的阶级斗争面前,“现在倘再发那些四平八稳的‘救救孩子’似的议论,连我自己听去,也觉得空空洞洞了”。讲完了这一些,他说:
上面的说话中,我并不含有谦虚,我知道我自己,我解剖自己并不比解剖别人留情面。
不留情面地解剖自己一这正是一切革命者不断前进的内在动力,也是鲁迅能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不断迈出新的步伐的根本原因。“五四”以后,为了探求前进的道路,为了在与形形色色的敌人的搏斗中焕发出更大的战斗力,他曾多少次地整理和解剖过自己的思想!在黄沙蔽天的北京,面对着新文化运动的急剧分化,他曾深感自己的“灵魂里有毒气和鬼气”,“恐怕传染给别人”而急于“想除掉他”;在寂寞的厦门海边,为了使自己跟上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革命的步伐,他也曾以无情面地解剖自己来将过去生活中的“陈迹”埋葬。就这样,不断解剖,不断前进,不断磨砺着手中的武器,不断获取战斗的动力,不断排除着旧思想的杂质,不断积累着新思想的因素。终于,他的思想达到了《答有恒先生》所表述的高度。这篇文章表明: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以后,在空前激烈的阶级斗争现实面前,在“五四”以后思想上新因素不断积累的基础上,鲁迅的思想已开始了一个质的飞跃。这个思想上的质变,在他后来学习马列主义的过程中加快速度,并胜利完成。
《答有恒先生》一文的发表,就象在当时正处于更加剧烈分化中的中国思想文化界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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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了一面标志着坚持革命、继续前进的旗帜。随着大革命的失败,更多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背离了革命,大批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蒋介石滴血的屠刀面前吓得瑟瑟发抖,有的甚至在反动政府中谋取了一个席位。这时,恰恰在这时,鲁迅却公开宣告自己向共产主义者的高度迈出了坚实的步伐!
思想明晰了,鲁迅就更加“坦然,欣然”。他说,如果现在反动派来审问他:“你知道苦了罢?你改悔不改悔?”他可以即刻答复:“一点不苦,一点不悔!”
九月十日,是一九二七年的中秋节,明月下的珠江显得特别凄清、冷寂。这天晚上,鲁迅校完了《唐宋传奇集》。在《序例》之后,他豪迈而含蓄地写道:
时,大夜弥天,璧月澄照,饕蚊遥叹,余在广州。
短短数语,洋溢着独立于险恶环境中的凛然气概,表达了对凶残的敌人极度的蔑视,形象地概括了“四·一五”以后他在广州的生活背景和战斗风貌。
然而,四周难道永远是“大夜弥天”吗?不!“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并没有被吓倒,被征服,被杀绝。他们从地下爬起来,指干净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首,他们又继续战斗了。”
八月一日,党领导了八一南昌起义,向国民党反动派打响了第一枪。
九月初,毛主席亲自领导了秋收起义,在井冈山建立了红色革命根据地。革命的星星之火,给黑暗中的中国人民带来了希望。
一个个动人的消息,终于冲破反动派的重重封锁不断传来,鼓舞着鲁迅参加新的战斗。在广州,他已经生活、战斗了八个多月。现在,他已觉得无可留恋。他向往着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上海,想在那里寻求新的战友,开辟新的战场。
他对许广平说:“走吧!还有什么可留恋的!”
九月二十七日,趁反动派的监视稍稍松懈,鲁迅和许广平登上“山东”轮,离开了广州。这天天气不好,层云欲雨,海面上也卷起了层层波涛。鲁迅乘坐的“山东”轮劈波斩浪,在浩瀚的大海里前进!
(续六)
启事
《鲁迅传》前半部共十二章已连载完毕,读者有何意见,请寄本刊编辑部转作者,以便修改。《鲁迅传》的后半部,以后仍将继续连载。
本刊编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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ー九七五年
第十一
期
总第二十七期
XU三>X1yU=1A可上海学习与批判杂志编辑部编
上海人比欣注出版
(上海复旦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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