增加马恩列斯毛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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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 和谐历史档案馆 Banned Historical Archiv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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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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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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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193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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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签:关键人物文稿 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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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来源:毛泽东选集1-7(静火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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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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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对于时局的估量和伴随而来的我们的行动问题上,我们党内有一部分同志还缺少正确的认识。他们虽然相信革命高潮不可避免地要到来,却不相信革命高潮有迅速到来的可能。因此他们不赞成争取江西的计划,而只赞成在福建、广东、江西之间的三个边界区域的流动游击,同时也没有在游击区域建立红色政权的深刻的观念,因此也就没有用这种红色政权的巩固和扩大去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深刻的观念。他们似乎认为在距离革命高潮尚远的时期做这种建立政权的艰苦工作为徒劳,而希望用比较轻便的流动游击方式去扩大政治影响,等到全国各地争取群众的工作做好了,或做到某个地步了,然后再来一个全国武装起义,那时把红军的力量加上去,就成为全国范围的大革命。他们这种全国范围的、包括一切地方的、先争取群众后建立政权的理论,是于中国革命的实情不适合的。他们的这种理论的来源,主要是没有把中国是一个许多帝国主义国家互相争夺的半殖民地这件事认清楚。如果认清了中国是一个许多帝国主义国家互相争夺的半殖民地,则一,就会明白全世界何以只有中国有这种统治阶级内部互相长期溷战的怪事,而且何以溷战一天激烈一天,一天扩大一天,何以始终不能有一个统一的政权。二,就会明白农民问题的严重性,因之,也就会明白农村起义何以有现在这样的全国规模的发展。三,就会明白工农民主政权这个口号的正确。四,就会明白相应于全世界只有中国有统治阶级内部长期溷战的一件怪事而产生出来的另一件怪事,即红军和游击队的存在和发展,以及伴随着红军和游击队而来的,成长于四围白色政权中的小块红色区域的存在和发展(中国以外无此怪事)。五,也就会明白红军、游击队和红色区域的建立和发展,是半殖民地中国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农民斗争的最高形式,和半殖民地农民斗争发展的必然结果;并且无疑义地是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最重要因素。六,也就会明白单纯的流动游击政策,不能完成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任务,而朱德毛泽东式、方志敏 〔 1 〕 式之有根据地的,有计划地建设政权的,深入土地革命的,扩大人民武装的路线是经由乡赤卫队、区赤卫大队、县赤卫总队 〔 2 〕 、地方红军直至正规红军这样一套办法的,政权发展是波浪式地向前扩大的,等等的政策,无疑义地是正确的。必须这样,才能树立全国革命群众的信仰,如苏联之于全世界然。必须这样,才能给反动统治阶级以甚大的困难,动摇其基础而促进其内部的分解。也必须这样,才能真正地创造红军,成为将来大革命的主要工具。总而言之,必须这样,才能促进革命的高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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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着革命急性病的同志们不切当地看大了革命的主观力量 〔 3 〕 ,而看小了反革命力量。这种估量,多半是从主观主义出发。其结果,无疑地是要走上盲动主义的道路。另一方面,如果把革命的主观力量看小了,把反革命力量看大了,这也是一种不切当的估量,又必然要产生另一方面的坏结果。因此,在判断中国政治形势的时候,需要认识下面的这些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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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现在中国革命的主观力量虽然弱,但是立足于中国落后的脆弱的社会经济组织之上的反动统治阶级的一切组织(政权、武装、党派等)也是弱的。这样就可以解释现在西欧各国的革命的主观力量虽然比现在中国的革命的主观力量也许要强些,但因为它们的反动统治阶级的力量比中国的反动统治阶级的力量更要强大许多倍,所以仍然不能即时爆发革命。现时中国革命的主观力量虽然弱,但是因为反革命力量也是相对地弱的,所以中国革命的走向高潮,一定会比西欧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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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一九二七年革命失败以后,革命的主观力量确实大为削弱了。剩下的一点小小的力量,若仅依据某些现象来看,自然要使同志们(作这样看法的同志们)发生悲观的念头。但若从实质上看,便大大不然。这里用得着中国的一句老话:“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这就是说,现在虽只有一点小小的力量,但是它的发展会是很快的。它在中国的环境里不仅是具备了发展的可能性,简直是具备了发展的必然性,这在五卅运动 〔 4 〕 及其以后的大革命运动已经得了充分的证明。我们看事情必须要看它的实质,而把它的现象只看作入门的向导,一进了门就要抓住它的实质,这才是可靠的科学的分析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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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对反革命力量的估量也是这样,决不可只看它的现象,要去看它的实质。当湘赣边界割据的初期,有些同志真正相信了当时湖南省委的不正确的估量,把阶级敌人看得一钱不值;到现在还传为笑谈的所谓“十分动摇”、“恐慌万状”两句话,就是那时(一九二八年五月至六月)湖南省委估量湖南的统治者鲁涤平 〔 5 〕 的形容词。在这种估量之下,就必然要产生政治上的盲动主义。但是到了同年十一月至去年二月(蒋桂战争 〔 6 〕 尚未爆发之前)约四个月期间内,敌人的第三次“会剿” 〔 7 〕 临到了井冈山的时候,一部分同志又有“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的疑问提出来了。其实,那时英、美、日在中国的斗争已到十分露骨的地步,蒋桂冯溷战的形势业已形成,实质上是反革命潮流开始下落,革命潮流开始复兴的时候。但是在那个时候,不但红军和地方党内有一种悲观的思想,就是中央那时也不免为那种表面上的情况所迷惑,而发生了悲观的论调。中央二月来信 〔 8 〕 就是代表那时候党内悲观分析的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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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现时的客观情况,还是容易给只观察当前表面现象不观察实质的同志们以迷惑。特别是我们在红军中工作的人,一遇到败仗,或四面被围,或强敌跟追的时候,往往不自觉地把这种一时的特殊的小的环境,一般化扩大化起来,彷佛全国全世界的形势概属未可乐观,革命胜利的前途未免淼茫得很。所以有这种抓住表面抛弃实质的观察,是因为他们对于一般情况的实质并没有科学地加以分析。如问中国革命高潮是否快要到来,只有详细地去察看引起革命高潮的各种矛盾是否真正向前发展了,才能作决定。既然国际上帝国主义相互之间、帝国主义和殖民地之间、帝国主义和它们本国的无产阶级之间的矛盾是发展了,帝国主义争夺中国的需要就更迫切了。帝国主义争夺中国一迫切,帝国主义和整个中国的矛盾,帝国主义者相互间的矛盾,就同时在中国境内发展起来,因此就造成中国各派反动统治者之间的一天天扩大、一天天激烈的溷战,中国各派反动统治者之间的矛盾,就日益发展起来。伴随各派反动统治者之间的矛盾——军阀溷战而来的,是赋税的加重,这样就会促令广大的负担赋税者和反动统治者之间的矛盾日益发展。伴随着帝国主义和中国民族工业的矛盾而来的,是中国民族工业得不到帝国主义的让步的事实,这就发展了中国资产阶级和中国工人阶级之间的矛盾,中国资本家从拚命压榨工人找出路,中国工人则给以抵抗。伴随着帝国主义的商品侵略、中国商业资本的剥蚀和政府的赋税加重等项情况,便使地主阶级和农民的矛盾更加深刻化,即地租和高利贷的剥削更加重了,农民则更加仇恨地主。因为外货的压迫、广大工农群众购买力的枯竭和政府赋税的加重,使得国货商人和独立生产者日益走上破产的道路。因为反动政府在粮饷不足的条件之下无限制地增加军队,并因此而使战争一天多于一天,使得士兵群众经常处在困苦的环境之中。因为国家的赋税加重,地主的租息加重和战祸的日广一日,造成了普遍于全国的灾荒和匪祸,使得广大的农民和城市贫民走上求生不得的道路。因为无钱开学,许多在学学生有失学之忧;因为生产落后,许多毕业学生无就业之望。如果我们认识了以上这些矛盾,就知道中国是处在怎样一种皇皇不可终日的局面之下,处在怎样一种溷乱状态之下。就知道反帝反军阀反地主的革命高潮,是怎样不可避免,而且是很快会要到来。中国是全国都布满了干柴,很快就会燃成烈火。“星火燎原”的话,正是时局发展的适当的描写。只要看一看许多地方工人罢工、农民暴动、士兵哗变、学生罢课的发展,就知道这个“星星之火”,距“燎原”的时期,毫无疑义地是不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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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的话的大意,在去年四月五日前委给中央的信中,就已经有了。那封信上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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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此信(去年二月七日)对客观形势和主观力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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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量,都太悲观了。国民党三次‘进剿’井冈山 〔 9 〕 ,表示了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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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的最高潮。然至此为止,往后便是反革命潮流逐渐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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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革命潮流逐渐升涨。党的战斗力组织力虽然弱到如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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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云,但在反革命潮流逐渐低落的形势之下,恢复一定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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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党内干部分子的消极态度也会迅速消灭。群众是一定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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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我们的。屠杀主义 〔 10 〕 固然是为渊驱鱼,改良主义也再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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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号召群众了。群众对国民党的幻想一定很快地消灭。在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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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的形势之下,什么党派都是不能和共产党争群众的。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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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次大会 〔 11 〕 所指示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是对的:革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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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时阶段是民权主义而不是社会主义,党(按:应加‘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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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中’五个字)的目前任务是争取群众而不是马上举行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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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但是革命的发展将是很快的,武装暴动的宣传和准备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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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采取积极的态度。在大溷乱的现局之下,只有积极的口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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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的态度才能领导群众。党的战斗力的恢复也一定要在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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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积极态度之下才有可能。......无产阶级领导是革命胜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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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一关键。党的无产阶级基础的建立,中心区域产业支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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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造,是目前党在组织方面的重要任务;但是在同时,农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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斗争的发展,小区域红色政权的建立,红军的创造和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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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是帮助城市斗争、促进革命潮流高涨的主要条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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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抛弃城市斗争,是错误的;但是畏惧农民势力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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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为将超过工人的势力而不利于革命,如果党员中有这种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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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我们以为也是错误的。因为半殖民地中国的革命,只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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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斗争得不到工人的领导而失败,没有农民斗争的发展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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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工人的势力而不利于革命本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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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封信对红军的行动策略问题有如下的答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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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要我们将队伍分得很小,散向农村中,朱、毛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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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队伍,隐匿大的目标,目的在于保存红军和发动群众。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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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种不切实际的想法。以连或营为单位,单独行动,分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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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农村中,用游击的战术发动群众,避免目标,我们从一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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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七年冬天就计划过,而且多次实行过,但是都失败了。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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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一)主力红军多不是本地人,和地方赤卫队来历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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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二)分小则领导不健全,恶劣环境应付不来,容易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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败。(三)容易被敌人各个击破。(四)愈是恶劣环境,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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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愈须集中,领导者愈须坚决奋斗,方能团结内部,应付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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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只有在好的环境里才好分兵游击,领导者也不如在恶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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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时的刻不能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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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段话的缺点是:所举不能分兵的理由,都是消极的,这是很不够的。兵力集中的积极的理由是:集中了才能消灭大一点的敌人,才能占领城镇。消灭了大一点的敌人,占领了城镇,才能发动大范围的群众,建立几个县联在一块的政权。这样才能耸动远近的视听(所谓扩大政治影响),才能于促进革命高潮发生实际的效力。例如我们前年干的湘赣边界政权,去年干的闽西政权 〔 12 〕 ,都是这种兵力集中政策的结果。这是一般的原则。至于说到也有分兵的时候没有呢?也是有的。前委给中央的信上说了红军的游击战术,那里面包括了近距离的分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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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三年来从斗争中所得的战术,真是和古今中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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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术都不同。用我们的战术,群众斗争的发动是一天比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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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大的,任何强大的敌人是奈何我们不得的。我们的战术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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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游击的战术。大要说来是:‘分兵以发动群众,集中以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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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固定区域的割据 〔 13 〕 ,用波浪式的推进政策。强敌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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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用盘旋式的打圈子政策。’‘很短的时间,很好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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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动很大的群众。’这种战术正如打网,要随时打开,又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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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时收拢。打开以争取群众,收拢以应付敌人。三年以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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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是用的这种战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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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所谓“打开”,就是指近距离的分兵。例如湘赣边界第一次打下永新时,二十九团和三十一团在永新境内的分兵。又如第三次打下永新时,二十八团往安福边境,二十九团往莲花,三十一团往吉安边界的分兵。又如去年四月至五月在赣南各县的分兵,七月在闽西各县的分兵。至于远距离的分兵,则要在好一点的环境和在比较健全的领导机关两个条件之下才有可能。因为分兵的目的,是为了更能争取群众,更能深入土地革命和建立政权,更能扩大红军和地方武装。若不能达到这些目的,或者反因分兵而遭受失败,削弱了红军的力量,例如前年八月湘赣边界分兵打郴州那样,则不如不分为好。如果具备了上述两个条件,那就无疑地应该分兵,因为在这两个条件下,分散比集中更有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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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二月来信的精神是不好的,这封信给了四军党内一部分同志以不良影响。中央那时还有一个通告,谓蒋桂战争不一定会爆发。但从此以后,中央的估量和指示,大体上说来就都是对的了。对于那个估量不适当的通告,中央已发了一个通告去更正。对于红军的这一封信,虽然没有更正,但是后来的指示,就没有那些悲观的论调了,对于红军行动的主张也和我们的主张一致了。但是中央那个信给一部分同志的不良影响是仍然存在的。因此,我觉得就在现时仍有对此问题加以解释的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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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一年争取江西的计划,也是去年四月前委向中央提出的,后来又在于都有一次决定。当时指出的理由,见之于给中央信上的,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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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桂部队在九江一带彼此逼近,大战爆发即在眼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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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众斗争的恢复,加上反动统治内部矛盾的扩大,使革命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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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可能快要到来。在这种局面之下来布置工作,我们觉得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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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数省中广东湖南两省买办地主的军力太大,湖南则更因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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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盲动主义的错误,党内党外群众几乎尽失。闽赣浙三省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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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成一种形势。第一,三省敌人军力最弱。浙江只有蒋伯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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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 的少数省防军。福建五部虽有十四团,但郭 〔 15 〕 旅已被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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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陈卢 〔 16 〕 两部均土匪军,战斗力甚低;陆战队两旅在沿 海从前并未打过仗,战斗力必不大;只有张贞 〔 17 〕 比较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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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但据福建省委分析,张亦只有两个团战力较强。且福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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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完全是溷乱状态,不统一。江西朱培德 〔 18 〕 、熊式辉 〔 1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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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部共有十六团,比闽浙军力为强,然比起湖南来就差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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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第二,三省的盲动主义错误比较少。除浙江情况我们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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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明了外,江西福建两省党和群众的基础,都比湖南好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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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江西论,赣北之德安、修水、铜鼓尚有相当基础;赣西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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冈、永新、莲花、遂川,党和赤卫队的势力是依然存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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赣南的希望更大,吉安、永丰、兴国等县的红军第二第四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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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日益发展之势;方志敏的红军并未消灭。这样就造成了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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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昌包围的形势。我们建议中央,在国民党军阀长期战争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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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我们要和蒋桂两派争取江西,同时兼及闽西、浙西。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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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省扩大红军的数量,造成群众的割据,以一年为期完成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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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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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争取江西的话,不对的是规定一年为期。至于争取江西,除开江西的本身条件之外,还包含有全国革命高潮快要到来的条件。因为如果不相信革命高潮快要到来,便决不能得到一年争取江西的结论。那个建议的缺点就是不该规定为一年,因此,影响到革命高潮快要到来的所谓“快要”,也不免伴上了一些急躁性。至于江西的主观客观条件是很值得注意的。除主观条件如给中央信上所说外,客观条件现在可以明白指出的有三点:一是江西的经济主要是封建的经济,商业资产阶级势力较小,而地主的武装在南方各省中又比哪一省都弱。二是江西没有本省的军队,向来都是外省军队来此驻防。外来军队“剿共”“剿匪”,情形不熟,又远非本省军队那样关系切身,往往不很热心。三是距离帝国主义的影响比较远一点,不比广东接近香港,差不多什么都受英国的支配。我们懂得了这三点,就可以解释为什么江西的农村起义比哪一省都要普遍,红军游击队比哪一省都要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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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革命高潮快要到来的“快要”二字作何解释,这点是许多同志的共同的问题。马克思主义者不是算命先生,未来的发展和变化,只应该也只能说出个大的方向,不应该也不可能机械地规定时日。但我所说的中国革命高潮快要到来,决不是如有些人所谓“有到来之可能”那样完全没有行动意义的、可望而不可即的一种空的东西。它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它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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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毛泽东给林彪的一封信,是为答复林彪散发的一封对红军前途究竟应该如何估计的征求意见的信。毛泽东在这封信中批评了当时林彪以及党内一些同志对时局估量的一种悲观思想。一九四八年林彪向中央提出,希望公开刊行这封信时不要提他的姓名。毛泽东同意了这个意见。在收入本书第一版的时候,这封信改题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指名批评林彪的地方作了删改。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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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 方志敏(一八九九——一九三五),江西弋阳人,赣东北革命根据地和红军第十军的主要创建人。一九二二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一九二四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被增补为中国共产党第六届中央委员会委员。一九二八年一月,在江西的弋阳、横峰一带发动农民举行武装起义。一九二八年至一九三三年,领导起义的农民坚持游击战争,实行土地革命,建立红色政权,逐步地将农村革命根据地扩大到江西东北部和福建北部、安徽南部、浙江西部,将地方游击队发展为正规红军。一九三四年十一月,带领红军第十军团向皖南进军,继续执行抗日先遣队北上的任务。一九三五年一月,在同国民党军队作战中被捕。同年八月,在南昌英勇牺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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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 见本卷《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注〔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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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 这里所说的“革命的主观力量”,是指有组织的革命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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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 见本卷《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注〔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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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 鲁涤平(一八八七——一九三五),湖南宁乡人。一九二八年时任国民党湖南省政府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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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 指一九二九年三四月间蒋介石和广西军阀李宗仁、白崇禧之间的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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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 一九二八年七月至十一月,江西、湖南两省的国民党军队两次“会剿”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失败后,又于同年底至一九二九年初调集湖南、江西两省共六个旅的兵力,对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发动第三次“会剿”。毛泽东等周密地研究了粉碎敌人“会剿”的计划,决定红军第四军主力转入外线打击敌人,以红四军的一部配合红五军留守井冈山。经过内外线的艰苦转战,红军开辟了赣南、闽西革命根据地,曾经被敌人一度侵占的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也得到了恢复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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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 指中共中央一九二九年二月七日给红军第四军前敌委员会的信。本文中引录的一九二九年四月五日红军第四军前敌委员会给中央的信上,曾大略地摘出该信的内容,主要是关于当时形势的估计和红军的行动策略问题。中央的这封信所提出的意见是不适当的,所以前委在给中央的信中提出了不同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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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 这里是指湖南、江西两省国民党军队对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第三次“会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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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 指反革命势力对付人民的革命力量采用血腥屠杀的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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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 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于一九二八年六月十八日至七月十一日在莫斯科举行。会上,瞿秋白作了《中国革命与共产党》的报告,周恩来作了组织问题和军事问题的报告,刘伯承作了军事问题的补充报告。会议通过了政治、苏维埃政权组织、土地、农民等问题决议桉和军事工作草桉。这次大会肯定了中国社会仍旧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当时的革命依然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指出了当时的政治形势是在两个高潮之间和革命发展是不平衡的,党在当时的总任务不是进攻,而是争取群众。会议在批判右倾机会主义的同时,特别指出了当时党内最主要的危险倾向是脱离群众的盲动主义、军事冒险主义和命令主义。这次大会的主要方面是正确的,但也有缺点和错误。它对于中间阶级的两面性和反动势力的内部矛盾缺乏正确的估计和适当的政策;对于大革命失败后党所需要的策略上的有秩序的退却,对于农村根据地的重要性和民主革命的长期性,也缺乏必要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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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 指福建西部长汀、龙岩、永定、上杭等县的工农民主政权,它是红军第四军主力一九二九年离开井冈山进入福建时新开辟的革命根据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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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 “固定区域的割据”指工农红军建立比较巩固的革命根据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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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 蒋伯诚,当时任国民党浙江省防军司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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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 郭,报国民党福建省防军暂编第二溷成旅旅长郭凤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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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 陈卢,指福建的着匪陈国辉和卢兴邦,他们的部队在一九二六年被国民党政府收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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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 张贞,当时任国民党军暂编第一师师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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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 朱培德(一八八九——一九三七),云南盐兴(今禄丰县)人。当时任国民党江西省政府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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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 熊式辉(一八九三——一九七四),江西安义人。当时任国民党江西省政府委员、第五师师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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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塘等处调查》前言 - 和谐历史档案馆 Banned Historical Archiv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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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东塘等处调查》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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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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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193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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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签:关键人物文稿 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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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来源:毛泽东文集第一卷(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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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塘等处调查》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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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三○年十月三十日,红军前敌委员会在罗坊决定了诱敌深入方针。十一月六日红军从峡江渡赣江往永丰、南城,我从峡江到吉安布置撤退。十一月七日宿东塘,第二天到吉安,沿途做了一点简略调查。在李家坊调查中,使我明白了这些地方的村乡两级苏维埃在土地斗争中的组织和活动情形。在这次调查前,我对于那些情形的观念是模煳的。在这次调查中,使我发现以村为单位分配土地的严重性。赣西南分配了土地的有几十县。高级政府颁布的土地法是以乡为单位去分配,一般高级机关的工作人员大家也以为是照着乡为单位去分配的,哪晓得实际情形完全两样,普遍的是以村为单位去分配,乡为单位分配的很少。以村为单位,这种利于富农不利贫农的分配法,是应该改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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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二年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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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刊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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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青和出租问题 - 和谐历史档案馆 Banned Historical Archiv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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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分青和出租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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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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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1930.1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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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签:关键人物文稿 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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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来源:毛泽东文集第一卷(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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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青和出租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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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三○年十一月十五日,江西省行动委员会在吉安开了一次扩大会。到会的人除省委 〔 1 〕 常委外,有永新、吉安、泰和、万安、吉水、安福、分宜、峡江各县苏维埃的主席及二十二军陈毅 〔 2 〕 同志。我代表总前委参加这次会。这次会的特点,就是讨论了分青和租田两个问题。对于分青问题,我提出了拥护分青的群众基础。对于租田问题,推翻了向来“苏维埃区域不应收租”的“左”倾的但实际是富农的理论。此外,反对江汉波式的劳力分配法 〔 3 〕 ,指出了他的错误仍在于帮助富农妨碍贫农的利益。这个会没有开完就散了,因为敌军已到峡江,各县负责人须回去布置应敌,所以打算要讨论的山林、池塘、房屋、荒田、失业、债务等问题便都没有讨论了。会议过后,发生了严重的敌人进攻和富田事变 〔 4 〕 ,因此省委至今没有发表这次会议的决议桉。下面那一些,是我在那天会议中自己做的一点简略的记录。因为有些要紧的材料,所以把它留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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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人口与生产量,看每人得田若干,然后以乡为范围去分配,“移得田动的移田,移田不动的移民”。现在纯化全区三万多人,每人所得田数相等(每人得十一石谷田,每石四十四斤)。 二 村为单位分田的弊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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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村为单位分田的弊病:(一)大村不肯拨田于小村。(二)单位太多,区乡政府不易督促,暗中生出许多弊病。(三)一村之内,容易被地主富农以姓氏主义蒙蔽群众,不去彻底平田,彻底打土豪。这个意见可以注意。 三 土地斗争不是一下子能深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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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田无论如何要分几次。头一次总是富农瞒好田,不能将田分别上中下三等调查好。头一次总是富农中农领导,贫农没有权。“暴动久得一点,无产阶级便起来了。”这个意见是对的。 四杨成芙的“农业社会化”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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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安县政府主席杨成芙(原纯化区委书记,又是主席),主张将纯化区的田共耕共费 〔 5 〕 ,作三步达到:第一步区为单位分田,第二步组织合作社,第三步共耕共费。这是完全错误的。 五 江汉波式的劳力分配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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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田以劳力为单位的弊病,就是凡孤、寡、老、幼、小脚妇女及一切不能耕田的人,均不够食。贫农劳力多的也抵不住富农,因为贫农不及富农的牛力、农具、资本,并且富农可以租耕孤、寡、老、幼、小脚妇女等人的田。因此,以劳力为单位只于富农有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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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福与吉安、分宜交界的“边界区”及吉安之延福乡,都实行了以劳力为单位分田的“江汉波办法”,并且是绝对的,有劳力的有分,无劳力的无分,不论年龄。流氓有分。无劳力的,由有劳力的耕了给他们食。三军团一个政治委员来吉安,对王怀 〔 6 〕 说:湘鄂赣边界的分田法,是以劳力为单位,无劳力的分一半,不是由政府供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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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劳力为单位分配,富农田多,牛力、犁耙需自己用,贫农要借不可能。只有平分,贫农才能借富农的剩余农具,所以贫农要求平分。 六 分青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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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金、于都两处农民,一部分拥护汀州会议“无条件分青”的口号,一部分则拥护陂头会议“青苗不分”的口号,他们的口实是:“不得破坏土地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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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路各县,今年五月分田,补偿本钱与原耕,每石谷补六百文。阜田,富农的田不补,贫农的田每石谷补一串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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纯化三月分田,当时还未莳田,只犁了一道,有些下了少数肥料,分田后不补还本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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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路,每石谷补偿本钱六百或一串,五月以前县议定谷价每石四串,补偿率为六分之一或四分之一。那时尚未分田,又值荒时,规定谷价四串,有帮助贫农抑平谷价的意义。但收获后还是规定每石四串,“这就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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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新去年旧历五月,西北特区的第五区政府规定,早禾田谷快要熟了那时候分田的,进田人每两石谷(二百斤,即一石田)补回大洋一元与出田人;大禾田每年收一道的,五月时正当插秧之后禾还没有长成,每石田(谷二石)补回一串钱与出田人。县委的决定是无偿得田,但第五区因交通阻塞,没有得到县委指示,便照自己的决定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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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都东乡与赣县西北部的富农,要求每石谷田(实只八斗)补还小洋二元(值四串),党不准,进田人无偿得了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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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当的政策应该是“无偿得田,分亩分青”。地主家属照分,以归一律。地主钱多,另行派款。流氓照分,因为他们是劳苦的。富农反对流氓分青,是不对的。中农没有多的田分出去,不受影响。“上层贫农”耕田多的,虽受影响,但有他种利益满足他们。广大的下层贫农、手工工人、雇农,是十分拥护这个办法的。分青之后无力耕种的,准许照出租办法办理。 七 原耕总合平分过去以村以家为单位照原耕为标准去平分,结果有利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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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不利贫农。正当的办法应该是:以乡为单位,按全乡人口总数,除全乡人口原来所耕田地的总数(全乡人口原来在本乡耕的和原来在外乡耕的合计起来),抽多补少,抽肥补瘦,移得田动的移田(田多的村,把田推一部分给田少的村),移田不动的移民(隔远了,无法移田,只好移民)。这个办法,叫做“原耕总合分配”。 八 非劳动人口与新租田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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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劳力的人把田租与有劳力的人耕,佃户交租谷与田主。纯化、万安、新余交十分之四,分宜、宁都交十分之五,永新交三分之一。富田(吉安之一个区)分上中下三等田,上田交十分之四,中田交十分之三,下田交十分之二,似较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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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劳力要把田出租的人,纯化、安福、泰和、新余、分宜、峡江,均占人口百分之二十。宁都占百分之二十多,因为这些地方的女子小脚多。永新只有百分之五,因为女子都是大脚。出租的人多是孤寡残废老小,及做革命工作的人。以上所说,都是说的一家全无劳力而要把田出租的人口。至于无劳力而自己家中有人耕种不需出租的那种人口,就更多。全般说来,无劳力的占人口全数百分之七十五,即四个人中只有一个壮丁有充分力量耕田,这是中国的大问题。不过,这所谓无劳力,是指不能正式耕田,他们中间的半数有部分的劳力,如做看牛、砍柴、煮饭、洗衣服、作菜等事。统计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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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分之二十五——全有劳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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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分之三十七点五——半有劳力或稍有劳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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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分之三十七点五——全无劳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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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所述各地“租田交谷”,都是所谓“分谷制”,只有纯化是“收租制”。分谷制的坏处是:租户耕田,以己田为主,对于田户的田,不下力施肥,随随便便,禾熟时候,按收获谷数,对分,四六分,或他种比例分,这个制度于田户不利。收租制,是讲定租额,不论收成多少,因此租户注意下力施肥,于生产量及田户均有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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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租制的坏处是:(一)铁租,遇灾患年成,于租户不利。(二)赤卫队出发次数多,耕田日子减少,亦于租户不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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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括起来,分谷制利于富农,收租制利于贫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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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当的政策应该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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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贫农、雇农及失业者分了田,缺乏牛力、农具、本钱的,由政府没收富农地主的多余牛力、农具等项,分给雇农、贫农、失业人等私人使用。同时,奖励集体使用这些工具,把没收富农地主的东西交些给合作社。再有一种办法,就是私人向富农临时借用牛力、农具,以资补助。政府裁制那些故意不借东西的富农,以赞助贫农、雇农及失业者。(二)至于那些完全不能耕田的人,应准许他们在下列条件之下,把田租与富农中农耕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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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废除分谷制,规定固定租额,凶荒无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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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规定最低租额(百分之五十),务使富农对贫农雇农的“剥削”不得过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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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不准富农借口只耕己田,不耕人田。如富农不愿租田时,乡政府应将本乡必须出租的田,分配租与本乡富农中农,强制他们耕种。 九 城市失业工人要求分田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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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和城内泥水木匠二百多人失业,要求分田,没有分。他们是外县人,城区农民不准他们分田。又南门城外作甘蔗的,也要求分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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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国也闹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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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问题值得从长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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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二年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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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刊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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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 这里和下文中的“省委”,应为省行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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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 陈毅(一九○一——一九七二),四川乐至人。当时任红军第二十二军军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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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 指江西省委巡视员江汉波一九二九年冬至一九三○年春在赣西工作中推行的反对按人口平均分配土地,而以劳动力为标准分配土地的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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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 富田事变,指一九三○年十二月十二日在江西省行委驻地富田发生的由肃反扩大化引发的一起有严重错误的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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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 共耕共费,即共同生产、共同消费。当时革命根据地内有这样一种错误主张,即全部土地归苏维埃经营,农民在苏维埃指挥下耕种,生产品由苏维埃按人口需要分配,剩余部分归苏维埃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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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 王怀(一九○六——一九三二),江西永新人。一九三○年三月至十月任中共赣西南特委常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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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前委代表毛泽东给江西省行委的一封信 - 和谐历史档案馆 Banned Historical Archiv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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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总前委代表毛泽东给江西省行委的一封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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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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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1930.1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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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签:关键人物文稿 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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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来源:毛泽东思想万岁(1913-1943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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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前委代表毛泽东给江西省行委的一封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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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行委转左路行委,赣西行委、湘东特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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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我到水南知道这方面应敌工作,已有相当的准备,各乡开了群众大会,全区开了活动分子会,坚壁清野亦有准备,特别是对白军士兵的宣传工作做得好,水南街上房内房外都写满了标语、宣言和歌谣,又组织白军士兵运动委员会,这样看来,水南的应敌工作,比儒彷区之一点也没有做,吉安洋油大部未搬,盐没有搬完,宣传工作不力,要好得多。以儒彷区及吉安的情框之,西区、儒林区、纯化区、太和、永新、莲花、安福、永丰、兴国,尤其是东路的云都,各地的应敌工作准备工作恐怕也相差不远,此时值得省委推动赣西、赣东两行委及湘东特委重新严格的指示一次,去指示时要指出吉安打下后大家以为天下太平了的错误观念,要举出分宜县委、县政府之全部都覆灭,新喻县委、县政府曾受重大损失,峡江紧急会议被敌人冲散,吉安无盐并以洋油和万多斤盐资送敌人等等严重的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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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报载六十师三团从鄂南开动五日完毕.六十一师继续开拔,从遂莲花方面进攻赣西、永新、安福两县委、县苏要飞速准备敌外,湘东群众和独立师要担负很大的责任,一进到永新、安福、太和、吉安等地,赣西行委就要指导各地群众实行牵制误敌,同时已进到吉安之敌,要想尽方法去牵制他,务使蒋、蔡、罗、李四师不能渡过河东,在这个任务下,红军第三军负了很大的责任,上述许多工作,左路行委和左路指挥部都要指导。左路行委和左路指挥部,截至现在正好象没有行使他的职务,既没有发一个通告指示工作,又没有发一个通报各地报告敌情,实在是非常之大的缺点,以后非改变不可。湘东方面左委左部要指挥就是(原稿缺字)行委对于湘东行委、赣西行委对于湘东行委、赣东行委、赣南行委属境,亦不能在此紧急时候,断然划分区域不加指导,最近召开的赣四行委扩大公议,赣西各县委员会联席会,雇农代表大会,均不邀莲花,萍乡、兴国、宁都、永丰的代表到会(至少应该邀他们列席旁听),真是非常之不应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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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水南区还不知道只发柴、菜钱,不发油,盐、米的事,别处还是相同,对于供给红军油、盐、米一事,当没有接到通告,我要财政部派两人,一往永丰、牛都,一经纯化、水南、波头、白沙,办理红军给养问题,财政部负责人员号应接应了,实际上并没有做,等两天红军到了这些地方了,油、盐、米问题全然仍不能解决,特别是盐须予从省政府的盐中批一部分到这些地方,方能供给红军,不用钱买。筹款一事,一百二十万元还只有十三万元到手(此十三万元无论何人非得总前委命令不能发用分支,务望注意)非努力进行提款不可,红军一到红色区域,一切供给都要向省政府领取,此外没有第二条出路,务望省委对于此事重新计划一番,随时严厉督促不稍疏忽是为重要!省委应该每天开一次合召集负责人参加集中指导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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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我们今日可到白沙,明日可到荇田,望省委左委赣东行委赣西行委二十二军军委每天各有一个情报报总前委,务使消息灵通为要,湘东行委最近报告(内述独立师缴枪五百余等事的)在安收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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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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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对本本主义 - 和谐历史档案馆 Banned Historical Archiv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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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反对本本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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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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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193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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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签:关键人物文稿 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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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来源:毛泽东选集1-7(静火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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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对本本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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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对于某个问题没有调查,就停止你对于某个问题的发言权。这不太野蛮了吗?一点也不野蛮。你对那个问题的现实情况和历史情况既然没有调查,不知底里,对于那个问题的发言便一定是瞎说一顿。瞎说一顿之不能解决问题是大家明了的,那末,停止你的发言权有什么不公道呢?许多的同志都成天地闭着眼睛在那里瞎说,这是共产党员的耻辱,岂有共产党员而可以闭着眼睛瞎说一顿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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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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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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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重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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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对瞎说! 二 调查就是解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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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对于那个问题不能解决吗?那末,你就去调查那个问题的现状和它的历史吧!你完完全全调查明白了,你对那个问题就有解决的办法了。一切结论产生于调查情况的末尾,而不是在它的先头。只有蠢人,才是他一个人,或者邀集一堆人,不作调查,而只是冥思苦索地“想办法”,“打主意”。须知这是一定不能想出什么好办法,打出什么好主意的。换一句话说,他一定要产生错办法和错主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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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巡视员,许多游击队的领导者,许多新接任的工作干部,喜欢一到就宣布政见,看到一点表面,一个枝节,就指手画脚地说这也不对,那也错误。这种纯主观地“瞎说一顿”,实在是最可恶没有的。他一定要弄坏事情,一定要失掉群众,一定不能解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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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做领导工作的人,遇到困难问题,只是叹气,不能解决。他恼火,请求调动工作,理由是“才力小,干不下”。这是懦夫讲的话。迈开你的两脚,到你的工作范围的各部分各地方去走走,学个孔夫子的“每事问” 〔 2 〕 ,任凭什么才力小也能解决问题,因为你未出门时脑子是空的,归来时脑子已经不是空的了,已经载来了解决问题的各种必要材料,问题就是这样子解决了。一定要出门吗?也不一定,可以召集那些明了情况的人来开个调查会,把你所谓困难问题的“来源”找到手,“现状”弄明白,你的这个困难问题也就容易解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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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就像“十月怀胎”,解决问题就像“一朝分娩”。调查就是解决问题。 三 反对本本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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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为上了书的就是对的,文化落后的中国农民至今还存着这种心理。不谓共产党内讨论问题,也还有人开口闭口“拿本本来”。我们说上级领导机关的指示是正确的,决不单是因为它出于“上级领导机关”,而是因为它的内容是适合于斗争中客观和主观情势的,是斗争所需要的。不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讨论和审察,一味盲目执行,这种单纯建立在“上级”观念上的形式主义的态度是很不对的。为什么党的策略路线总是不能深入群众,就是这种形式主义在那里作怪。盲目地表面上完全无异议地执行上级的指示,这不是真正在执行上级的指示,这是反对上级指示或者对上级指示怠工的最妙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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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本主义的社会科学研究法也同样是最危险的,甚至可能走上反革命的道路,中国有许多专门从书本上讨生活的从事社会科学研究的共产党员,不是一批一批地成了反革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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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明显的证据。我们说马克思主义是对的,决不是因为马克思这个人是什么“先哲”,而是因为他的理论,在我们的实践中,在我们的斗争中,证明了是对的。我们的斗争需要马克思主义。我们欢迎这个理论,丝毫不存什么“先哲”一类的形式的甚至神秘的念头在里面。读过马克思主义“本本”的许多人,成了革命叛徒,那些不识字的工人常常能够很好地掌握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我们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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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样纠正这种本本主义?只有向实际情况作调查。 四 离开实际调查就要产生唯心的阶级估量和唯心的工作指导,那末,它的结果,不是机会主义,便是盲动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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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不相信这个结论吗?事实要强迫你信。你试试离开实际调查去估量政治形势,去指导斗争工作,是不是空洞的唯心的呢?这种空洞的唯心的政治估量和工作指导,是不是要产生机会主义错误,或者盲动主义错误呢?一定要弄出错误。这并不是他在行动之前不留心计划,而是他于计划之前不留心了解社会实际情况,这是红军游击队里时常遇见的。那些李逵 〔 3 〕 式的官长,看见弟兄们犯事,就懵懵懂懂地乱处置一顿。结果,犯事人不服,闹出许多纠纷,领导者的威信也丧失干净,这不是红军里常见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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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洗刷唯心精神,防止一切机会主义盲动主义错误出现,才能完成争取群众战胜敌人的任务。必须努力作实际调查,才能洗刷唯心精神。 五 社会经济调查,是为了得到正确的阶级估量,接着定出正确的斗争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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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要作社会经济调查?我们就是这样回答。因此,作为我们社会经济调查的对象的是社会的各阶级,而不是各种片断的社会现象。近来红军第四军的同志们一般的都注意调查工作了 〔 4 〕 ,但是很多人的调查方法是错误的。调查的结果就像挂了一篇狗肉账,像乡下人上街听了许多新奇故事,又像站在高山顶上观察人民城郭。这种调查用处不大,不能达到我们的主要目的。我们的主要目的,是要明了社会各阶级的政治经济情况。我们调查所要得到的结论,是各阶级现在的以及历史的盛衰荣辱的情况。举例来说,我们调查农民成分时,不但要知道自耕农 〔 5 〕 ,半自耕农 〔 6 〕 ,佃农,这些以租佃关系区别的各种农民的数目有多少,我们尤其要知道富农,中农,贫农,这些以阶级区别阶层区别的各种农民的数目有多少。我们调查商人成分,不但要知道粮食业、衣服业、药材业等行业的人数各有多少,尤其要调查小商人、中等商人、大商人各有多少。我们不仅要调查各业的情况,尤其要调查各业内部的阶级情况。我们不仅要调查各业之间的相互关系,尤其要调查各阶级之间的相互关系。我们调查工作的主要方法是解剖各种社会阶级,我们的终极目的是要明了各种阶级的相互关系,得到正确的阶级估量,然后定出我们正确的斗争策略,确定哪些阶级是革命斗争的主力,哪些阶级是我们应当争取的同盟者,哪些阶级是要打倒的。我们的目的完全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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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调查时要注意的社会阶级?下面那些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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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无产阶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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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工业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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雇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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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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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贫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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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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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工业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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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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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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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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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主阶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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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资产阶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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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资产阶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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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阶级(有的是阶层)的状况,都是我们调查时要注意的。在我们暂时的工作区域中所没有的,只是工业无产阶级和工业资产阶级,其余都是经常碰见的。我们的斗争策略就是对这许多阶级阶层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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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从前的调查还有一个极大的缺点,就是偏于农村而不注意城市,以致许多同志对城市贫民和商业资产阶级这二者的策略始终模煳。斗争的发展使我们离开山头跑向平地了 〔 7 〕 ,我们的身子早已下山了,但是我们的思想依然还在山上。我们要了解农村,也要了解城市,否则将不能适应革命斗争的需要。 六 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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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斗争目的是要从民权主义转变到社会主义。我们的任务第一步是,争取工人阶级的大多数,发动农民群众和城市贫民,打倒地主阶级,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国民党政权,完成民权主义革命。由这种斗争的发展,跟着就要执行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这些伟大的革命任务的完成不是简单容易的,它全靠无产阶级政党的斗争策略的正确和坚决。倘若无产阶级政党的斗争策略是错误的,或者是动摇犹豫的,那末,革命就非走向暂时的失败不可。须知资产阶级政党也是天天在那里讨论斗争策略的,他们的问题是怎样在工人阶级中传播改良主义影响,使工人阶级受他们的欺骗,而脱离共产党的领导,怎样争取富农去消灭贫农的暴动,怎样组织流氓去镇压革命等等。在这样日益走向尖锐的短兵相接的阶级斗争的形势之下,无产阶级要取得胜利,就完全要靠他的政党——共产党的斗争策略的正确和坚决。共产党的正确而不动摇的斗争策略,决不是少数人坐在房子里能够产生的,它是要在群众的斗争过程中才能产生的,这就是说要在实际经验中才能产生。因此,我们需要时时了解社会情况,时时进行实际调查。那些具有一成不变的保守的形式的空洞乐观的头脑的同志们,以为现在的斗争策略已经是再好没有了,党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本本” 〔 8 〕 保障了永久的胜利,只要遵守既定办法就无往而不胜利。这些想法是完全错误的,完全不是共产党人从斗争中创造新局面的思想路线,完全是一种保守路线。这种保守路线如不根本丢掉,将会给革命造成很大损失,也会害了这些同志自己。红军中显然有一部分同志是安于现状,不求甚解,空洞乐观,提倡所谓“无产阶级就是这样”的错误思想,饱食终日,坐在机关里面打瞌睡,从不肯伸只脚到社会群众中去调查调查。对人讲话一向是那几句老生常谈,使人厌听。我们要大声疾呼,唤醒这些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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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速改变保守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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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取共产党人的进步的斗争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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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斗争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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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群众中作实际调查去! 七 调查的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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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要开调查会作讨论式的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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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这样才能近于正确,才能抽出结论。那种不开调查会,不作讨论式的调查,只凭一个人讲他的经验的方法,是容易犯错误的。那种只随便问一下子,不提出中心问题在会议席上经过辩论的方法,是不能抽出近于正确的结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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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调查会到些什么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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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是能深切明了社会经济情况的人。以年龄说,老年人最好,因为他们有丰富的经验,不但懂得现状,而且明白因果。有斗争经验的青年人也要,因为他们有进步的思想,有锐利的观察。以职业说,工人也要,农民也要,商人也要,知识分子也要,有时兵士也要,流氓也要。自然,调查某个问题时,和那个问题无关的人不必在座,如调查商业时,工农学各业不必在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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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开调查会人多好还是人少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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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调查人的指挥能力。那种善于指挥的,可以多到十几个人或者二十几个人。人多有人多的好处,就是在做统计时(如征询贫农占农民总数的百分之几),在做结论时(如征询土地分配平均分好还是差别分好),能得到比较正确的回答。自然人多也有人多的坏处,指挥能力欠缺的人会无法使会场得到安静。究竟人多人少,要依调查人的情况决定。但是至少需要三人,不然会囿于见闻,不符合真实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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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要定调查纲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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纲目要事先准备,调查人按照纲目发问,会众口说。不明了的,有疑义的,提起辩论。所谓“调查纲目”,要有大纲,还要有细目,如“商业”是个大纲,“布匹”,“粮食”,“杂货”,“药材”都是细目,布匹下再分“洋布”,“土布”,“绸缎”各项细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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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要亲身出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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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担负指导工作的人,从乡政府主席到全国中央政府主席,从大队长到总司令,从支部书记到总书记,一定都要亲身从事社会经济的实际调查,不能单靠书面报告,因为二者是两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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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要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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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次从事调查工作的人,要作一两回深入的调查工作,就是要了解一处地方(例如一个农村、一个城市),或者一个问题(例如粮食问题、货币问题)的底里。深切地了解一处地方或者一个问题了,往后调查别处地方、别个问题,便容易找到门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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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要自己做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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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不但要自己当主席,适当地指挥调查会的到会人,而且要自己做记录,把调查的结果记下来。假手于人是不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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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的这篇文章是为了反对当时红军中的教条主义思想而写的。那时没有用“教条主义”这个名称,而叫它做“本本主义”。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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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 一九三一年四月二日毛泽东在《总政治部关于调查人口和土地状况的通知》中,对“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的论断作了补充和发展,提出“我们的口号是:一,不做调查没有发言权。二,不做正确的调查同样没有发言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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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 见《论语·八佾》。原文是:“子入太庙,每事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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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 李逵是《水浒传》中的一个英雄人物。他朴直豪爽,对农民革命事业很忠诚,但是处事鲁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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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 毛泽东历来重视调查工作,把进行社会调查作为领导工作的首要任务和决定政策的基础。在毛泽东的倡导下,红军第四军的调查工作逐渐地开展起来。毛泽东还把进行社会调查规定为工作制度,红军政治部制订了详细的调查表,包括群众斗争状况、反动派状况、经济生活情况和农村各阶级占有土地的情况等项目。红军每到一个地方,都首先要弄清当地的阶级关系状况,然后再提出切合群众需要的口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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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 这里是指中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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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 见本卷《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注〔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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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 这里所说的山头指江西、湖南边界的井冈山地区,平地指江西南部、福建西部地区。一九二九年一月,毛泽东、朱德率领红军第四军的主力,自井冈山出发,向江西南部、福建西部进军,开辟赣南、闽西两大革命根据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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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 指一九二八年六月至七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各项决议桉。一九二九年初,红军第四军前敌委员会曾经把这些决议桉汇集印成单行本,发给红军和地方的党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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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国调查》前言 - 和谐历史档案馆 Banned Historical Archiv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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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兴国调查》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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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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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1931.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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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签:关键人物文稿 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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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来源:毛泽东文集第一卷(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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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国调查》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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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三○年九月,红军第一方面军从打长沙回到江西,十月初打开吉安,进到袁水流域,兴国送了许多农民来当红军,我趁此机会做了一个兴国第十区即永丰区的调查。找了傅济庭、李昌英、温奉章、陈侦山、钟得五、黄大春、陈北平、雷汉香八个人开调查会。调查的时间是一九三○年十月底,开会的地点是新余县之罗坊,开了一个星期的调查会。永丰区位于兴国、赣县、万安三县的交界,分为四个乡,旧凌源区为第一乡,洞江区为第二乡,三坑区为第三乡,江团区为第四乡,以第二乡之永丰圩为本区政治经济中心。人口分布:第一乡三千,第二乡八百,第三乡三千,第四乡二千,总共八千八百。这一区介在兴、赣、万之交,明白了这一区,赣、万二县也就相差不远,整个赣南土地斗争的情况也都相差不远。实际政策的决定,一定要根据具体情况,坐在房子里面想像的东西,和看到的粗枝大叶的书面报告上写着的东西,决不是具体的情况。倘若根据“想当然”或不合实际的报告来决定政策,那是危险的。过去红色区域弄出了许多错误,都是党的指导与实际情况不符合的原故。所以详细的科学的实际调查,乃非常之必需。这次调查,一般说来仍不是很深入的,但较之我历次调查要深入些。第一,做了八个家庭的调查,这是我从来没有做过的,其实没有这种调查,就没有农村的基础概念。第二,调查了各阶级在土地斗争中的表现,这是我在寻乌调查中做了而没有做得完全的。这个调查的缺点,是没有调查儿童和妇女状况,没有调查交易状况和物价比较,没有调查土地分配后农业生产的状况,也没有调查文化状况。这些本来是要调查的,因为敌人对罗坊进攻了,红军决定诱敌深入的方针,我们的调查会只得结束。下面的材料是这样得来的:由我提出调查的纲目,逐一发问并加讨论,一切结论,都是由我提出得到他们八个同志的同意,然后写下来的,有些并未做出结论,仅叙述了他们的答话。我们的调查会是活泼有趣的,每天开两次甚至三次,有时开至很夜深,他们也并不觉得疲倦。应该深深感谢这些同志。他们有几个是共产党员,但多数不是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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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三一年一月二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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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宁都小布圩,整理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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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二年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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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刊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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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暂行婚姻条例的决议 - 和谐历史档案馆 Banned Historical Archiv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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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关于暂行婚姻条例的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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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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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1931.1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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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签:关键人物文稿 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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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来源:毛泽东思想万岁(1943-1949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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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暂行婚姻条例的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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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次会议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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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封建统治之下,男女婚姻,野蛮到无人性,女子所受的压迫与痛苦,比男子更甚。只有工农革命胜利,男女从经济上得到第一步解放,男女婚姻关系才随着变更而得到自由,目前在苏区男女婚姻,已取得自由的基础,应确定婚姻以自由为原则,而废除一切封建的包办、强迫与买卖的婚姻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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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女子刚从封建压迫之下解放出来,她们的身体许多受了很大的损害(如缠足)尚未恢复,她们的经济尚未能完全独立,所以关于离婚问题,应偏于保护女子,而把因离婚而引起的义务和责任。多交给男子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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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孩是新社会的主人,尤其在过去社会习惯上,不注意看护小孩,因此关于小孩的看护有特别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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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条例在一九三一年十二月一日公布实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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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执行委会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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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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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主席:项× 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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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姻条例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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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在原稿中凡原稿涉及“苏维埃共和国”或“苏维埃政府”的地方,均改为“红色政权”易不提“苏维埃”,相应的“苏维埃代表”则改为“工农代表”。其原因见《毛选》一卷《中国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一文中注释(6),请同志们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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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加强春耕工作的意见 - 和谐历史档案馆 Banned Historical Archiv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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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关于加强春耕工作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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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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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1931.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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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签:关键人物文稿 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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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来源:毛泽东文集第一卷(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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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加强春耕工作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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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春天到了,各地农民动手耕田的还很少,这件事值得我们注意。为什么农民动手耕的很少呢?有些固然是习惯上的原因,耕田时季素来推迟,但除了这个原因之外,据我们调查还有(一)田没有分定,(二)耕牛缺乏,(三)红白交界靖匪 〔 1 〕 威胁不好耕田几种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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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田没有分定一层,在现在红色区域是个大问题。过去田归苏维埃所有,农民只有使用权的空气十分浓厚,并且四次五次分了又分使得农民感觉田不是他自己的,自己没有权来支配,因此不安心耕田。这种情形是很不好的。省苏 〔 2 〕 应该通令各地各级政府,要各地政府录令布告,推促农民耕种,在令上要说明过去分好了的田(实行抽多补少、抽肥补瘦了的)即算分定,得田的人,即由他管所分得的田,这田由他私有,别人不得侵犯。以后一家的田,一家定业,生的不补,死的不退,租借买卖,由他自主。田中出产,除交土地税于政府外,均归农民所有。吃不完的,任凭自由出卖,得了钱来供给零用,用不完的由他储蓄起来,或改田地,或经营商业,政府不得借词罚款,民众团体也不得勒捐。那些说农民余钱剩米归苏维埃公用的话完全是谣言。农民一家缺少劳力耕田不完,或全无劳力一点不能自耕的,准许出租。租完多少,以两不吃亏为原则,由各处议定。还有红色区域准许自由做生意,赚得钱来,均归本人。以上这些规定,是民权革命时代应该有的过程,共产主义不是一天做得起来的,苏联革命也经过许多阶段,然后才达到现在社会主义的胜利。这是希望各级苏维埃及民众团体负责同志大家明了的。实行上述办法,AB团 〔 3 〕 等反动派别或者要乘机造谣,说共产主义不成功了又要恢复地主制度。各级政府负责同志,便应根据民权革命的意义加以驳斥,说明只有实行现在民权革命时代所必要的政策,才是真正走向共产主义的良好办法,决不是什么恢复地主制度,那些反动派别的话,完全是错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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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牛一层,第一,要提倡耕种互助,邻近乡村牛多的帮助牛少的耕田。但这种帮助,不是完全白送,除牛多人家自愿送耕不要租钱之外,应该准许租牛,只有正式准许租牛,才能相当解决缺牛问题。第二,全乡或全区缺牛太多简直不能下耕的,县区乡等级政府,应为设法调剂,鼓动牛多区乡把牛出借或出卖。在这里县区两级政府,应有全县全区牛数的调查,有了这个调查,才能实行调剂。第三,禁止杀牛。现在一边缺牛,一边各圩市尚有杀牛的,违反贫农利益,应加禁止。第四,红白两区域一般农产品与工业品流通交易,应许完全自由,没有特殊情形(如米荒时)不加禁止并不限价(红色区域内部更不限价)。但目前贩牛出口,因为红色区域缺牛太甚,影响很大,应暂时禁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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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红白交界,农民受靖匪威吓不敢耕田,以致荒了许多田地,解决这个问题,只有领导工农武装向地主武装勐力进攻,使红色区域向前发展,过去不能耕种的地方,便可以耕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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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意见望讨论施行并复信给我们为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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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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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政治部主任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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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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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中革军委《总政治部通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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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号刊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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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 靖匪,指靖卫团,是一种反动的地方武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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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 省苏,参见本卷第244页注〔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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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 AB团是一九二六年底在江西南昌成立的以反共为目的的国民党右派组织,存在时间不长。一九三○年五月起,赣西南根据地内开展了所谓肃清AB团的斗争。斗争不断扩大,严重溷淆了敌我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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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遍地举办《时事简报》 - 和谐历史档案馆 Banned Historical Archiv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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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普遍地举办《时事简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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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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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19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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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签:关键人物文稿 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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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来源:毛泽东文集第一卷(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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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遍地举办《时事简报》 〔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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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军各级政治部、政治委员,地方各级苏维埃、各界民众团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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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事简报》是苏维埃区域中提高群众斗争情绪、打破群众保守观念的重要武器,在新争取的区域对于推动群众斗争更有伟大的作用。因此,本部决定要红军和当地政府普遍地举办起来。为了这个需要,把举办《时事简报》的意义、《时事简报》的内容和它的编写方法,写成一个小册子附在下面,发往各地。红军各级政治部、地方各级苏维埃的文化部接到这个通令和小册子之后,应即速计划举办起来。本部出的《红军报》可以供给《时事简报》的一部分材料,除发给红军之外,从近日起每期(三天一期)发二百二十份给江西省苏维埃文化部,再由省苏文化部转发各县苏、区苏 〔 2 〕 。大约每一个区苏有一份,各县苏、区苏如未接到,望向省苏函索为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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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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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 政 治 部 主 任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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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三一年三月十四日于黄陂 二怎样办《时事简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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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红色区域举办《时事简报》,提高群众的斗争情绪,打破群众的保守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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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里头,小市镇里头,小城市里头,都是没有报纸看的。斗争的群众,革命以前和革命以后,在消息不灵通、见闻狭隘这一点上讲,是差不得很远的。井里虾蟆井里跳的现象,依然在群众中保持着。同志们,这种现象是不好的。这种现象引导群众把斗争的热情降低下去,引导群众走向保守局面上去。这是和扩大斗争、争取全国胜利的任务相冲突的。努力地扫除这种现象,是苏维埃和民众团体的责任。扫除的方法,代表大会、群众大会、巡行演说、团体参观等项固然都是好的,举办《时事简报》更是一种好的方法。(二)新争取的区域用《时事简报》去推动群众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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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新争取的地方,《时事简报》更有伟大的作用。当着红军占领新的地方,引导群众起来斗争,打土豪呀,分田地呀,分谷物呀,废债务呀,起游击队呀,立苏维埃呀,当着这个地方的群众起来做这些斗争的时候,他们一面在那里斗争,一面却时时有一种疑虑:我们不是孤立的吗?我们的斗争不会失败吗?当着革命群众有这种疑虑的时候,正是潜藏的反动分子造谣恐吓的时候。这时革命群众所热望的,是近地及远地革命红军的援助。这时候,《时事简报》跑了出来答复他们这问题。记得去年(一九三○年)三月红军占领大余时,出了一张《时事简报》,贴在一座大木桥的亭子上,引起成群的人川流不息地去看。好些人眼睛望着报,口里照着念,一座桥上充满了欢跃的空气。大余是一个例子。过去红军用这个方法作为发动群众的工具,收了很大效果的还做了一些,可惜没有普遍地做,更没有经常地做,是一个大的缺点。(三)《时事简报》的内容和编写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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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时事简报》不是印的是写的,不是小字是大字,不是小张是大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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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时事简报》不做文章,只登消息。登的消息是:(1)群众斗争消息(打土豪,分田地,捉AB团 〔 3 〕 ,起贫农会,消灭地主武装,发展红色区域,甲乡瘟死十头牛,乙乡无盐吃、没菜等等)(2); 苏维埃的活动(开了代表大会,出了重要布告等等);(3)红军的活动(作战胜利、帮助群众分田等等,但军事秘密如红军的人数、枪支、编制、行动、番号等不可登载,以防泄漏);(4)统治阶级情形(军阀溷战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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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也不是完全不发议论,要在消息中插句把两句议论进去,使看的人明白这件事的意义。但不可发得太多,一条新闻中插上三句议论就觉得太多了。插议论要插得有劲,疲沓疲沓的不插还好些。不要条条都插议论。许多新闻意义已明显,一看就明白,如插议论,就像画蛇添足。只有那些意义不明显的新闻,要插句把两句议论进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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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登消息的次序,本乡的,本区的,本县的,本省的,本国的,外国的,由近及远,看得很有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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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地方的《时事简报》要完全用本地的土话。从别处报纸抄下来的那些文字不通俗的新闻,要把原文完全改变。红军的《时事简报》,不会写本地的土话,也要用十分浅白的普通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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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时事简报》的材料,关于本地的和近地的,那就很容易采取;关于远地和全国的、国际的,从总政治部所出《红军报》采取或从别的报上采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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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文字和材料都要是有鼓动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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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但严禁扯谎,例如,红军缴枪一千说有一万,白军本有一万说只一千。这种离事实太远的说法,是有害的。《时事简报》不靠扯谎吃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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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时事简报》三天出一张,一个月出十张,斗争紧张的地方可以一天出一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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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编辑办法。地方县苏文化部设一专人,每三天编一张稿。稿子上的消息是本县的、邻县的、全国的、国际的,但不是每期要有各种新闻,几期本县新闻多些,几期邻县新闻多些,要紧的是本县、邻县这两部分新闻,因为它是群众欢迎的。全省的、全国的每期条把就够,国际新闻几期之内登他条把,这些新闻不可没有,没有就不能引导群众参加大范围的斗争,因此一定要有,但决不可多。多了,一来占去篇幅,把本地近地的重要消息篇幅缩小;二来这些消息缺乏兴味,群众不易了解。县苏文化部的《时事简报》编辑员把这一期稿子编好了,按照区苏的数目,每个区苏抄发一张,寄与区苏文化委员。区苏文化委员接到县苏文化部的稿子,在上面加上本区的新闻。这一部分新闻在《时事简报》里头占着第一等重要地位,因为没有这部分新闻,便缺乏《时事简报》的中心内容,因而也决不能引起群众注意,决不能达到《时事简报》所要取得的效果了。区苏文化委员把本区新闻加上去了之后,把这整篇稿子,按照全区乡苏的数目,每个乡苏抄寄一份。乡苏文化委员接到区苏的稿子,再在上面加上本乡的新闻。这一部分新闻也是要紧的,它的主要意义是引动看报的兴趣。要到这个时候,全篇稿子才算编成。按照本乡村的数目,每村一张,用大字写在大纸上面,加上红色圈点记号,写上出报日子,派人张贴到各个村子的显扬地方,给群众看。要到这个时候,才叫做报。县、区两级文化部写的都不是报,只是报的稿子。这种做法,功效是很大的,假如全县有一百乡一千村,每隔三天全县百乡千村的群众就都看到了《时事简报》。这种报同时又可做识字运动的材料,村中识字小组的组长给那些不识字人指点一番,既看了报又识了字,真是好得很的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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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新闻条数的大概分配。比如一期《时事简报》有八条新闻,那末县苏的稿子四条(其中本县两条、邻县一条、国内国际一条),区苏加上三条,乡苏加上一条,共八条。字数每条不得超过四十字,每期不得超过四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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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红军在散开做群众工作时,编《时事简报》的目的主要是给群众看。这是发动群众的一个有力的武器。决不可像过去一样,有些完全忽视这个方法,全不注意编《时事简报》;有些编一张不编一张,断断续续地在那里做一点。这些都是不对的。红军散开在做群众工作时,一定要有计划地编《时事简报》给群众看,但把编好的《时事简报》同时多挂几张在各个伙食单位的宿营地内给士兵看,也是要紧的。红军在集团驻扎时,编《时事简报》的目的主要是给士兵看,但同时多挂几张给当地群众看,也是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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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红军编《时事简报》,在散开做群众工作时,由军政治部编成初稿,发往各师;各师政治部或政治委员加上当地新闻及本部活动消息,发往各团;各团政治委员又加上当地新闻及本团活动消息,发往各连。(以上者都是稿子。)由连政治委员指定文书、上士及其他能写字的,按照当地村庄数目,用大字大纸写好,加红色圈点记号、出报日子,每个村庄一张,派宣传员前去张贴,贴到显要之处给群众看。同时留一张贴在宿营地,由连上识字运动委员会指挥识字小组,引导各组士兵去看。红军在集团驻扎训练时,《时事简报》的作用既主要是给士兵看,那末军政治部宣传科编稿时,除了编上地方斗争消息、国内国际政治消息(一条至二条)、友军消息(一条至二条)外,最要紧的是要编上本军消息(一条至三条)。编好了,发往各师。各师又加上本师消息(一条至二条),发往各团。各团又加上本团消息(一条至二条),由团政治委员指挥宣传队及团部司书按照连的数目,用大纸大字写好,每连一张,发往各连,引导士兵去看。每期《时事简报》条数至多十条,字数至多四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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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红军编的《时事简报》,它的内容国内国际消息要少,只占十分之三,本军、本地、近地消息要多,要占十分之七。只有这样,才能引动士兵和群众看报的兴趣,取得我们所要取得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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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时事简报》的新闻,特别是本地的和近地的新闻,一定要是与群众生活紧密地关联着的。如牛瘟、禾死、米荒、盐缺、靖卫团 〔 4 〕 、赤卫队 〔 5 〕 、AB团造谣、共产党开会等等,都是与群众生活密切关联的,群众一定喜欢看。凡属不关紧急的事不登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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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时事简报》一定是要大张纸、大个字写的,油印的要不得。现在总政治部出的《红军报》,省苏、县苏以至区苏出的报纸,各军各师出的报纸,凡属印刷成功的小字出品,不论它的用意是怎样安顿给群众看、给士兵看的,实际都是只有干事才能看得懂(有许多下层工农干事依然看不懂)。所以,决不能拿了这些报去代替《时事简报》。《时事简报》是极大黑墨字,稀松七八条,看上去明明朗朗,看完了爽爽快快,是真正群众的读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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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三一年三月十二日中央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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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于黄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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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新华出版社一九八三年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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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刊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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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 这是毛泽东为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写的关于在红色区域普遍地举办《时事简报》的通令和怎样办《时事简报》的小册子。文内用黑体字排印的标题是编者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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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 县苏、区苏,参见本卷第244页注〔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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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 AB团,见本卷第258页注〔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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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 靖卫团,是一种反动的地方武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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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 赤卫队,是革命根据地中群众的武装组织,不脱离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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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革命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第四号通令 - 和谐历史档案馆 Banned Historical Archiv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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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中国革命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第四号通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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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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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1931.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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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签:关键人物文稿 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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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来源:毛泽东思想万岁(1913-1943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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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革命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第四号通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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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次战争的意义目前敌我的形势和争取二次胜利的准备工作(一九三一年三月二十日)红军各级政治委员、政治部主任、地方各级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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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争取二次胜利的中心意义在于转变敌我形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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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军阀战争暂时停顿敌人向革命进攻以来,敌人是一种攻势,我们在大体上说始终是一种守势,龙冈战争,虽然取得大的胜利,但仍未能转变这种攻守形势。因此,转变敌我攻守的形势,成为二次战争的中心任务。我们要转变敌我攻守的形势,就要给第二次进攻的敌人以严重的打击,取得比龙冈战争更大的胜利。必须这样,才能使敌人溃败下去,退守中心城市,把敌人的形势,强迫着他变成一种守势。必须使敌人退守到中心城市去了,我们才能彻底解决苏维埃区域的巩固问题。必须使敌人退守到中心城市去了,我们才能使现有苏维埃区域广大的发展一步。必须在敌人溃退下去,苏维埃区域有了切实的巩固,尤其在有了广大的发展了,才能使红军得到进一步的扩大与精练。必须在苏维埃区域切实巩固与广大发展,红军进一步扩大与进一步精练的形势下,才能给全国政治局面一个大的影响。一方面促进统治阶级内部各派争夺领导权冲突的迅速的爆发,使各派的力量更加削弱,使各派之间的无政府状态更加发展,造成革命的客观形势的有利条件,一方面促进反动统治区域工农兵士贫民斗争情绪的高涨,斗争少质的加深,斗争范围的推广,扩大旧有的红色区域与红军,创造新的红色区域与红军,使革命发展在全国内更加扩大起来,由此去争取一省几省首先胜利直至于发展到全国的胜利。假如我们不能争取这次战争的更大胜利,便不能转变敌我攻守形势。那与我们上述的任务是违背的。所以我们必须努力去争取第二次战争的伟大的胜利,哪一个对于争取这一次胜利不努力,哪一个就是革命的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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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目前敌我形势和我们二次战争的胜利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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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冈东韶战争以后的政治形势:在反动统治方面,军阀战争的危机一天一天继续发展。如最近山西编制问题的就绪,张学良对于××旧部的拉拢,北方七省财政会议的召集,蒋介石极力拉拢黄绍纯解决两广问题,召集军官讲话团结干部,派人到各省拉拢小军阀,四川云南等省小军阀的冲突不得解决等等,都是蒋张冲突不可避免的要到来的证据。另一方面蒋介石对苏区和红军第一次的进攻在全国范围内部是失败。第一军在鄂豫皖边界有胜无败,最近打下黄梅等处,蒋介石派七师兵力去打,无可奈何。贺龙等领导的第四军团在湘西鄂边活动蒋介石也曾派四师兵力打过,也奈何他不得。赣东北的第十军湘鄂边的第十八军很活动,十六军曾在通城解决敌人整个一团,缴枪千枝。闽西龙岩虽失,红军现又向汀州发展,打了胜仗。广西第七军驰突于桂湘粤三省之交,最近到上犹、崇义,不日既可和我们汇合。至于我第一方面军第一次战争的伟大胜利,更是影响全国,给反动阶级一大威吓,给各地工农以一大兴奋。据近日上海来人说,上海工人曾起来热烈庆祝这次胜利。至于江西红色区域,除一些城池被敌人占领,接近这些城池的地方有一部分群众反水之外,有些地方还有发展。特别是广昌、石城、宁都、三都、七保以至永丰、乐安、南丰等地,新争取了几十万群众,都在不怕疲劳的与敌人不断斗争。所以上面这些,一方面证明军阀的冲突策略,一方面又证明革命势力的顽强。这样使得蒋介石对于南方各省革命势力的镇压,尤其对于第一方面军二次进攻的企图不得不更为积极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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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在江西的兵力,除原有的公、罗、蒋、蔡、毛、许等部外,虽然增加了王金珏,孙连仲两部,数目较前加多,但后方交通须要许多兵力维持;红军第七军来赣,又要抽兵对付,因此实际用上来的兵力得不能超过九师,仍较上次兵力,差不很多。加以张谭惨败兵必较前更加动摇,赤区进兵较前更加困难。敌人方面的弱点,原来是很多的,我们方而虽然在数量上比不上敌军,但我们有一个最大的优胜条件,就是军心团结,大家磨拳擦掌只想打仗。第二、龙冈战争之后,我军加强了实力(枪弹政治军事训练等)。第三、增加了地方武装,武装了广大群众,统一了地方武装的指挥。第四、富田事变的解决,争回了被欺骗的群众。第五、争取了三都、七保这个最反动的区域,扩大了宁都、石城、广昌、南丰、永丰等地的群众斗争,肃清了部分的地主武装,巩固了战争的后方。第六、红军第七军来到江西,给群众一个兴奋,给二次战争一个帮助。所以第二决战争的胜利,是必然归于我们的,只要我们大家下决心,努力的去争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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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逼在目前的第二次战争与我们的准备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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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敌人已开始移动,南丰增加四团敌人,王金珏已到南昌,设督办署,王部有到南城说,郝梦龄部到达吉水,吉安有部队增加,并极力拉夫。二次战争的爆发,已一天一天逼近了。加强准备二次战争的一切工作,是争取二次胜利的必要条件,除关于军事训练工作已有参谋部指示外,本部特将政治方面的准备工作分为红军与地方两个方面指示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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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红军的准备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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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以军为单位召集政治工作人员会议,除政治委员、政治部科长以上人员到会外,宣传队长、士兵会主席均应到会。会的主要内容是报告政治形势、二次战争的意义和军中宣传鼓动计划。报告之后,须充分讨论注意纠正各种不正确的见解与实际宣传鼓动的执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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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以师为单位,召集士兵大会,主要是报告政治形势与二次战争的意义,对争取二次胜利作一大鼓动。讲话的人除师长、师政治委员之外,军长、军政治委员、军政治部主任要分别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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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指导士兵会开士兵会,主要是提出争取二次胜利的各种问题来讨论,使士兵对于政治方面的问题,能进一步的了解,对于准备的实际工作促使士兵自觉的做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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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以军为单位,在大部队集中后开誓师大会。部队之外要发动当地群众参加,主要意义是鼓动士兵群众,提高士兵群众的作战勇气。在大会中讲话的内容和技术,要简短有鼓动性,讲话中要插入少数口号,鼓起全场的热气;并须有准备的推动士兵提出一些关于作战方面的问题如连坐法等,重复在大会上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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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在群众会、士兵会、誓师会中都要讲到军事方面的问题(如作战注意,作战经验,报告各部队的特殊优点与缺点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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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组织并鼓励作战附近地区的群众,作各种参战及鼓动红军的工作。如举行赤色戒严,派代表团对红军慰劳,组织担架队,欢送红军作战,送茶水、粥饭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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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政治部应即进行对俘虏的宣传工作及宣传品的准备,办到每个俘虏有一种好的宣传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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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地方政府与工农群众的准备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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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以县为单位召集各级政府主席、游击队长、民众团体负责人的联席会,报告政治形势与二次战争的意义,计划白军前进时坚壁清野及参战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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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以区为单位开群众大会,主要是起群众热烈参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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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选举有说话技能、观念比较正确的同志组织地方慰劳红军代表团,到红军中鼓励红红军作战。来时最好有布置:红旗上面用文字写鼓励红军的口号,写明送给某军,某某地方工农群众或某团体赠送;同时有宣传单告红军战士,能带些慰劳品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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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准备敌人经过地方的宣传工作,各村各乡应满写着宣传敌人士兵的标语,散布许多简单明了(如几句口号凑拢去)的传单。但口号条数,不要多,到处多写相同的几个主要口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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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各乡村组织士兵运动委员会,做白军士兵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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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动员群众准备欢送白军俘虏的欢送工作。如俘虏经过的地方政府应招待饭餐,杀猪他们吃沿途送茶水饭粥,高呼欢送新同志的口号,由群众送食物给俘虏,同时,对他们宣传鼓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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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地方武装部队参照红军政治鼓动工作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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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次作战中红军及地方游突队早晚点名口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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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勇敢冲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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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拚命杀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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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拥护共产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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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拥护苏维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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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活捉何应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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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打倒蒋介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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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二次战争胜利万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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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工农解放万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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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白军宣传鼓动口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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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白军弟兄是工农出身不要拿枪打工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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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白军士兵要发清欠饷只有暴动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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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白军弟兄杀死反革命的官长自己选出官长成立红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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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白军士兵不上前线打仗不替军阀当炮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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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白军士兵出身不替军阀屠杀工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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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欢迎白军士兵下级官长打土豪分田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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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优待白军俘虏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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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医治白军伤病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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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欢迎白军弟兄下级官长来当红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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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穷人不打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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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士兵不打士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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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白军是军阀的军队,红军是工农的军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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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任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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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自中国革命军事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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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政治部关于调查人口和土地状况的通知 - 和谐历史档案馆 Banned Historical Archiv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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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总政治部关于调查人口和土地状况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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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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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193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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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签:指示 关键人物文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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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来源:毛泽东文集第一卷(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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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政治部关于调查人口和土地状况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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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军各政治部、地方各级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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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现规定了人口和土地两种调查表格。这两种表格主要地是要统计各阶级土地和人口比例,更具体地以铁的事实来解答我们现在许多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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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许多地方往往忽视实际事实的调查,只凭自己空想去决定工作计划,去指导下级工作,结果计划是行不通的,指导是错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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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这两种表格,我们如能照深刻注意实际的正确的统计填写起来,是能解决我们许多问题的,特别是现在分配土地中的许多实际问题。深望红军政治部每到一处注意填写,地方政权机关逐乡去填写,尤望红军中和政府中每个负责人随时随地做此种调查和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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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底如何才能使调查所得的材料真实正确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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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必须建立对这一工作的深刻认识,看清楚这一工作的重要,才会以大力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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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调查的人要不怕麻烦。调查这一乡,必须找到他们的分田的人口和土地调查本子,找到这一乡的经手分田的土地委员和熟悉这一乡情形的人,先把每一家人的阶级成分和每一亩田为哪个阶级占有(属于地主、富农、中农、贫农⋯⋯)分别清楚,再用硬算的办法统计清楚,按照实际数目填写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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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上级政府派出去指导的同志和政治部负责任的同志,须将两张表格的内容及调查时要注意之点,详细向执行这一工作的同志说清楚。特别是要说清楚:富农标准要是以剥削为他收入的相当部分。那些少量放账或借账的人还是列在中农。那些原是雇农,中间(未革命前)已经租得土地耕种的人还是列入贫农。那些全家不耕田,专靠独立劳动(做裁缝、木匠等)谋生活的才叫独立劳动者。半耕半做手艺的还是按照他的经济地位列入贫农、中农或富农里面去。自由职业者与流氓的分别,是在自由职业者谋相当正业(如医生、教员等),流氓无一定职业,生活行为亦不一定,而且都是做坏的事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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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各项,如果调查时不弄清楚,则自己茫无把握,必致把阶级成分弄错了,失了统计的正确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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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张表格——土地表格和人口表格有密切联系,填写时必须同时进行。无论个人或团体,填写好了可封好直接邮寄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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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口号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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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不做调查没有发言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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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不做正确的调查同样没有发言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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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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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政治部主任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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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二年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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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刊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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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反对国联调查团报告书通电 - 和谐历史档案馆 Banned Historical Archiv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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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反对国联调查团报告书通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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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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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1932.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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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签:关键人物文稿 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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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来源:毛泽东思想万岁(1943-1949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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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反对国联调查团报告书通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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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中国工农兵及一切被压迫的群众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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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早已向全国的民众宣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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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联盟是各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强盗联盟,它派遣李顿调查团来华的主要任务,便是计划瓜分中国与镇压中国苏维埃旗帜之下的一切革命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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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帝国主义强盗联盟的调查团一李顿调查团,瓜分中国的报告书已经发表了,这是帝国主义向中国民众提出的瓜分中国的哀的美敦书,而卖国辱国的国民党及其政府却完全同意接受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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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顿报告书公开的最无耻地宣布了瓜分中国的新计划;它公开宣布日本及其他帝国主义占领满洲、华北、上海是正当的不得已的行动。号召各帝国主义都来瓜分中国,消灭中国的革命运动,首先就是要更残酷地进攻中国苏维埃政府所领导的反帝革命和土地革命,后来消灭满洲义勇军的反日战争,全国的反日帝运动与抵货运动。无耻地主张满洲应作为“自治国”,设立国际宪兵,成为国际帝国主义进攻苏联的根据地,去积极向苏维进攻。同时用一些“宗主权属于中国”等名词来企图解除中国民众反帝的武装和欺骗中国民众。最后,再三命令国民党更要积极地去进攻红军,要忠实地去投降帝国主义、出卖民族利益,更努力镇压反帝运动,抵货运动,凶残地二镇压民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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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顿报告书是帝国主义奴役中国民族的卖身契,苏维埃政府号召全国的民众武装起来在苏维埃政府领导之下,以革命的民族战争,来撕碎李顿的报告书,反对一切帝国主义瓜分中国、压迫中国革命、进攻苏区、进攻苏联的新企图!驱逐日本及一切帝国主义出中国,以求得中华民族完全的解放和独立!武装保护苏联,建立中国劳苦群众与苏联亲密的联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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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维埃政府向全国工农兵及一切被压迫的民众宣言,要真正的进行民族战争,反对帝国主义瓜分中国,必须首先推翻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清道夫,压迫民族战争的国民党反动统治!国民党及其政府是完全忠实地拥护接受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报告书,承认作为谈判根据,国民党各派政府一切讨论研究及口头上对报告书某几点之不满意无非是掩饰它出卖中国的面具,欺骗中国民众的把戏。国民党宁肯将东三省上海及整个中国还给帝国主义,而对于领导全国革命民众实行革命民族战争的工农红军,却在帝国主义的指挥和协助之下,动员百万的兵力来进攻,企图消灭真正反帝民众的苏维埃政府,阻止红军及反帝英勇士兵和义勇军。站在一起直接与帝国主义作战。同时帮助帝国主义屠杀满洲的义勇军,压迫全国反帝运动,制止抵货运动和工人的罢工,屠杀中国工农劳苦群众以效忠帝国主义。只有推翻出卖民族利益的国民党统治,我们才能顺利地进行民族革命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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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维埃政府正在领导全国的工坆红军和苏区的广大劳苦群众,艰苦地与帝国主义国民党作战,胜利地去粉碎国民党的进攻,以革命战争来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拥护红军的苏维埃政权,只有苏维埃政府才能真正的领导全国的民族革命战争,直接对日作战,反对帝国主义瓜分中国!只有工农红军才是真正的实行民族战争的民众武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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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的工农红军战士、苏区广大的工农劳苦群众们!积极地进行革命战争,向帝国主义国民党坚决进攻来粉碎第五次“围攻”!白区各地的工人农民士兵及劳苦群众!自动武装起来组织义勇军,举行罢工进行抵货运动,积极向帝国主义国民党作斗争,一切的革命民众们!在苏维埃的红旗之下,一致起来实行革命民族战争,反对帝国主义瓜分中国,推翻国民党的统治,驱逐日本帝国主义与一切帝国主义出中国,建立全中国民族的苏维埃政权,完成中国民族的独立解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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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 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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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主席 项× 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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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优待红军条例实施办法(节录) - 和谐历史档案馆 Banned Historical Archiv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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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执行优待红军条例实施办法(节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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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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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193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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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签:关键人物文稿 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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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来源:毛泽东思想万岁(1943-1949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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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优待红军条例实施办法(节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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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训令第九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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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苏维埃工农兵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红军优待条例,这个优待条例,对于红军规定了许多优越的权利。为什么对于红军定出这许多的优待条例呢?因为红军在几年来的斗争中,是坚定实行土地革命,坚决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国民党军阀的主要力量,是苏维埃政府的有力保卫者。他在过去中国的革命斗争历史上,做了英勇斗争的光荣事业。目前中国革命是一种残酷的革命战争环境,是积极进行革命战争的时候,是要与帝国主义国民党军阀作更残酷的大规模的战争,必须要有广大的红军,才能争取一省或数省首先胜利以及苏维埃在全中国的胜利。红军是为了解放工农民一切被压迫民众而作战,为苏维埃政权而作战的战士,是以最大牺牲精神来为工农民一切劳苦民众利益和解放而奋斗。因此,苏维埃政府和工农群众,就应当对于红军加以特别的优待,使这些红军战士心中得着安慰,对于家庭没有什么挂念,可以一心一意地去勇敢作战,因此,第一次全苏大会特别定出这个优待红军条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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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各地方苏维埃政府对于红军及其家属的优待,确已有些规定,但在实际上的执行是缺乏注意的,有的地方简直是忽视不执行;有的地方对待红军家属,简直是破坏红军;这与扩大红军、加强红军战斗力是有很大的妨碍的,这是很大的错误。以后各级苏维埃政府应严格地纠正过去的这些错误,绝对执行全苏大会通过的优待红军条例,以后若再忽视优待红军或对执行优待红军条例懈怠,须当作反革命一样的来处罚。兹特规定下列优待红军条例实施的具体办法,以便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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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条例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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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春耕问题的训令(节录) - 和谐历史档案馆 Banned Historical Archiv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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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关于春耕问题的训令(节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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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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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193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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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签:关键人物文稿 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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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来源:毛泽东思想万岁(1943-1949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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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春耕问题的训令(节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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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人民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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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天到了,春耕在即,这一问题是苏区国民经济的主要部分,不但关系苏区工农群众日常生活的需要和改善,同时关系经济的发展与巩固。因为生产增加,是巩固与加强苏区和红军向外发展的力量。目前正当着帝国主义积极瓜分中国的时候,而国民党反革命政府正无耻的出卖中国,使中国无数万的群众牺牲于帝国主义宰割之下;同时全国民日反帝反国民党的运动,工人大罢工勐烈的发展着,各地群众自动组织义勇军,有些白军士兵已自动起来与日本帝国主义作战,各地苏区与红军得到新的伟大的胜利和发展,这些事实完全证明目前中国的形势又到了革命最紧张的时候。我们主要大大地向外发展,配合和领导全国工农民一切革命群众的反日反帝国主义反国民党的运动,以组织广大民众的民族革命战争,来争取中国的民族解放和国家独立。因此发展和提高苏区生产,强固苏区向外发展的经济力量,在目前便有极伟大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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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发动和加强春耕运动中,特别要注意对于去年被白匪摧残区域,应当用多种方法去帮助群众去解决春耕中各种问题,这是苏维埃政府一个实际任务。对于广大工农群众,苏维埃政府要努力领导他们来解决春耕中各种困难问题,使今年粮食收获大大的增加,来改善群众生活,来加强向外发展的力量,来充分供给红军的给养,以开展和帮助目前积极进行的革命战争。临时中央政府委员会现在决定如下办法,希各级政府切实地更具体立即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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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办法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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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苏维埃怎样工作 - 和谐历史档案馆 Banned Historical Archiv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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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乡苏维埃怎样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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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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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19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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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签:关键人物文稿 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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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来源:毛泽东思想万岁(1913-1943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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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苏维埃怎样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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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乡苏维埃代表会议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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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乡苏维埃(与城市苏维埃)是苏维埃政权的基本组织,是最接近民众及与民众关系最密切的一级,是直接领导群众执行苏维埃各种设施与法令的机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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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乡苏维埃(代表会议)是全乡最高的政权机关,上级苏维埃的各种重要的法令、设施,本乡的各种政治的、动员的、经济建设的以及其他的问题,都要经过代表会议讨论、决定与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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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因此,乡代表会议应该经常的按期的开会,有些地方代表会议不经常开会是不对的。代表会议最好二十天一次(半个月或一个月一次也可以,应该照实际情况来决定)。有特殊紧急的事情,可以临时的由主席团召集代表会议,会议的时间不应该很长,通常每次两三点钟为好。在农忙的时候,代表会议应该在晚上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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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每次代表会议应该有个议事日程,就是这次会议要讨论的问题,这个议事日程应该由主席团先准备好,并早几天就通知代表们,好让代表们事先准备并征求群众的意见。每次的议事日程上只应有一个主要的问题。此外,可以有一两个次要的问题。假使每次会议,同时提出三四个大问题来讨论,会使会议得不到很好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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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每个讨论的问题,应该有一个同志做报告(乡苏维埃主席或者专门管理这种工作的同志,如各个委员会主任,赤卫军大队长,贫农团主任等等)。报告要切实具体,有内容。报告的时间至多十分钟。其余的时间应拿来讨论。讨论之后,应该由报告人或主席把讨论中代表们发表的意见,扼要的做一个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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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每次讨论的问题,应得实际化,并且做出具体的决议或决定,并且指定某一个同志或某几个同志去实行,比较大的问题,可以分开几个项目来讨论,譬如,讨论春耕问题,就可以分开,“怎样解决劳动力的困难?”“怎样解决耕牛、种子、农具的缺乏?”“怎样防止夏荒,多种那些早粮,种多少?”“多种棉花”,“多锄多犁”等等.每项讨论后,应该做出具体决定与分工。譬如“怎样解决劳动力的困堆”决定:(一)组织耕田互助社,两星期内成立,甲村由张同志负责,至少要有三十社员;乙村李同志负责,至少五十人。丙村工同志负责,至少三十五个社员。(二)发动妇女参加。第一,发动各代表的妻子首先参加,各代表负责,张秀英女同志负责督促。第二.要在下头妇女代表会议讨论这个问题,张秀英同志去和妇女代表会主任商量和负责召集,并代表乡苏维埃去做报告。第三,组织生产学习组,由白同志负责。(三)发动儿童参加劳动:第一,由某同志头告诉儿童团,发动他们参加拾粪、种瓜、种菜。第二,由吴同志负责和列宁小学交涉农忙时只上半天学,半天学生回家帮助作庄稼等等。讨论时一项一项的讨论.讨论了一项得了结果,把它写在记录簿上,主席团及下次代表会议,可以根据来督促检查每一个决定。主席团应该经常去督促指定的同志去完成任务,下一次或相隔不久的代表会议上,应该检查这些决定实现了没有,某同志没有实行,应该给他相当的批评。某同志实行时做错了,要好好的告诉他怎样去改正。这样,代表会议总会具体、切实、活泼、有生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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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代表会议要做到个个代表都能到会,就要在这次会议上决定下次开会日子(或者一般的决定比如逢五逢二十开等)。开会前三五天,主席应该经过村主任,再通知代表们开会的日子、时间、地点,讨论的问题,开会时每次都要点名,没有到的要在他名字上打个记号,主席团或村主任散会后,应该去告诉没有到的代表,问他的理由,并告诉他代表会议的讨论和决定。如果没有理由而不到的,应该批评和督促他下头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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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代表会议开会时的主席,应该由乡苏维埃主席充当,因为他熟悉全乡的情形,了解前后工作的经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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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要代表会开得好,就要主席团在事先准备得好,主席在代表会议开会前三五天,应该先开一次讨论代表会议的议题,指定做报告的人.帮助他准备报告,乡主席要特别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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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主席团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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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主席团是代表会议闭幕后,全乡最高政权机关,它应该执行代表会议的决议,上级苏维埃的命令和指示,积极领导全乡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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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主席团由代表会议选举出来的,大乡五人,小乡三人,应该选举最积极最有工作能力的人,主席团中应选出一个主席一一就是乡苏维埃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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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主席团应有一种分工,如果是三个人的主席团,则应该分工为主席、付主席、支书(要识字的,如代表或主席团里没有识字的,则以应该另外找一个文书,他就不参加主席团);如果是五人的主席团,就可以分做主席、付主席、支书及春耕委员会主任、优红委员会主任(或别的重要的委员会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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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主席主持全乡工作,出席上级召开的会议,处理日常事务,他应该抓紧每个时期的几件中心工作(如扩红、查田、选举、修路、春耕运动、发展合作社等等),应该注意经常工作的领导(如赤少队训练、赤色戒严、粮食、教育、卫生、优红等等),还要注意本乡发生的临时问题(如饥荒、瘟疫、反革命活动等等)。主席应该把全乡各方面的工作经常的想一想,看那些进行得怎样,那几项工作做得薄弱或者不好,应该怎样去加强,那几个村子工作落后,应该怎样去帮助。他要担任出席一两个行政村的会议,收集各村每一项的工作上的好的经验和坏的现象,提到主席团或代表会议上去报告,供给会议在讨论这个问题时的材料,主席同样要担任出席一两个委员会及群众团体的会议。付主席帮助处理日常事务,对于全乡的工作要有一般的了解,以便主席不在时能代理主席的工作。付主席也要担任领导一两个村的工作,出席几个委员会和群众团体的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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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书要办理人口册,土地登记,婚姻生死登记,选民登记,各种调查表,写对区苏的报告,打路条,发通知,帮助居民及红属写信,主席与付主席不识字的,要把上级的文件读给他们听。重要文件应该在代表会议上宣读,会议时写记录。文书是代表时,应该参加主席团,就可以分配他担任出席几个委员会及群众团体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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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团其余的委员,亦应该分别担负领导一两个村及委员会、群众团体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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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主席团会议要经常的开,最好五天或七天一次。主席团开会时,有重要问题可请村代表主任及委员会主任来参加,普通的问题可以不必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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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主席团会议要经常的讨论各委员会的工作报告(譬如春耕委员会,优红委员会等等),各群众团体的报告(如赤卫军,耕田合作社。妇女代表会等),并且检查上一次代表会议的决定,各村代表主任及代表执行了没有,执行得怎样。或者决定下一次代表会议的议事日程,报告人,准备下一次代表会议,在全乡工作中比较小的问题及急切需要解决的问题,都要在主席团会议上解决,不要把每一个小问题,都提到代表会议上去。不要把急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拖延等待到下一次代表会议才能讨论。主席团解决的问题在代表会议上报告,通知代表们取得他们的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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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主席团会议应该有一个一个月或二个月的日程表。日程表的格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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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人报告人议事日程会议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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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村王任,春耕王春山耕田合作社工作三月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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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员会委员李振国扩红工作,检查下次三月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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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村主任乡主席代表会议准备。三月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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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村主任乡主席春耕进行状况的检查三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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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团照日程表工作,并发给各委员会主任、村主任,先让他们也知道什么日子讨论什么问题,日程表上每次会议不要到(列)出太多的问题,一两个问题尽够了,因为一定会有一些零碎或紧急的问题要临时加上去的。主席团会议亦不要超过二、三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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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主席团要领导全乡的工作,就必须抓紧每一个时期中心工作,不要忙于零碎的事务,去掉了中心工作。主席团要明白各村的情形,要了解各村的特点,要注意各村群众中间的困难问题,主席团要注意领导和推动各村代表主任的工作,使得各村的代表会议群众会议都能经常开,开得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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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主席团要团结全体代表,各个委员、各群众团体在自己的周围,推动他们去动员全乡群众执行各种工作,而不应该离开代表、委员会与群众团体,而少数人去忙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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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主席团应该注意教育与训练代表。代表中积极努力的应该在会议上给予鼓励表扬,消极怠工的应该给以批评斗争。初次当选代表的,不知道工作怎样做的,就要好好的告诉他怎样去做工作。那些经过多次批评教育斗争不改变不进步的,或者接连四、五次会议都不到会的,应该提到代表会议上去讨论,把他开除出去,把后补代表补上来。代表在当红军或调动工作或别的原因离开本乡的,亦应该立刻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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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村的组织和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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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乡的工作的重心应该放在村,在地广人稀的区域里,尤其应该这样。新乡苏维埃应该特别注意村的领导和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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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每个乡应该按照村庄的分布,人口的多少,划分成为行政村,普通每乡划成三至五个村为好,再多了就不大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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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每个行政村设村代表主任一人,由该村乡苏维埃代表中推选出来,要推选代表中最积极最有工作能力的人充当。在该村代表在十五人以上时,可以另外推选一个副代表主任。代表主任负责领导督促全村工作,副代表主任帮助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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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村主任应该按时(十天或者半个月一次)召集全村的乡代表开会,检查各代表的工作。按照各庄子各家的情形,讨论怎样完成乡代表会议给予本村的任务,解决本村居民中间的小的争执问题,及困难的互相帮助和救济。这种村代表会议最好是在两次乡苏代表会议之间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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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为使全体代表能够都负起责任来,领导居民群众完成苏维埃的一切决定和工作,就要实行每个代表分工领导居民的办法。譬如某行政村共有居民五百人,代表二十人则将这五百居民分成二十个单位,每一个代表管理一个单位。但是不应平均分配,而应该按庄屋的位置,代表的能力来分配。有些代表多管一些,有些少管一些,每个代表应该负责去领导督促我管理的居民群众去实现苏维埃的各项工作和决定(如督促所管理的几十个人努力春耕,宣传这几十个人中间的积极分子去当红军,宣传加入合作社,督促儿童入学,督促大人进夜校,督促各家打扫房屋讲究卫生,注意地主反动分子活动,等等)并且吸收群众的意见,提到村和乡代表会议上去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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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每个代表要召集自己所管理的几十人开会,这种会议以半个月一次为好。会议釆取谈话的方式,在晚上或有空闲的时间举行之。在这种会议上,检查各家执行苏维埃工作的情形,讨论现在要做的工作,报告乡苏决议,征集群众的意见,两村或乡代表会议报告,会议并可以开展相互间的批评,如某家当红军的回来未归队,某家春耕不努力,某人帮助红军家属不上紧,某家孤老应该帮助,大家不注意等等。这种会议可以最迅速普遍的传达苏维埃的决定,使苏维埃的工作很快很顺利的进行,使群众生活很快的得到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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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每个代表对于自己管理的几个人的领导,除了召集会议外,应该经常的到各家去访问访问,看看各家的生活状况有什么困难没有,实行苏维埃工作到底怎样,有什么要解决的问题。首先应该常到红军家属里去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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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代表分工管理居民的制度实行之后,村和乡的群众大会除了大的纪念节及特别重大的问题外,不应常常召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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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乡的委员会及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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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为吸收更多的群众参加国家政权的工作,在乡苏之下要设立各种委员会,分别管理、领导各项工作,这种委员会由乡代表及群众由的积极分子为委员,每个代表都应该参加一两个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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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这种委员会应该分成两种,一种是经常存在的;一种是为了某个特别的问题临时组织起来的经常的委员会,如扩大红军、优待红军家属、文化教育、卫生、粮食等委员会。临时的如查田、选举、水利修筑等委员会,这种委员会在进行这项工作时,要把它组织起来,工作做完了就不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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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委员会的人数应按工作的性质,少则五人多则七人至九人。委员会中间必须每村都要有人参加,因为这样委员会的讨论和决定,就很快的可以传达到每一个村去。委员会的名单及主任,应该由主席团提出名单,在代表会议通过。在名单中除了代表外,必须吸收非代表的群众的积极分子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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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各委员会的主任要选最积极的同志担任(最好是代表)主席团要经常去检查各委员会的工作,听他的报告,要教育督促各主任去工作,去召集委员会的会议。乡主席团应该分工去参加各委员会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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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各委员会应该经常的开会,但开会的期限应该看工作的轻重缓急来定。譬如在农忙前和农忙时,春耕委员么应该多开会。秋收以后,农闲的时候,那末道路委员会、水利委员会等,都要加紧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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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主任对自己的委员会初开会事先应该有准备,才能使每次会议都能得到结果。会后要分配每一个委员以一部分工作,告诉他们怎样去做,下次会议要报告他们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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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乡苏维埃与群众团体的联系和对他们的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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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乡苏对于本乡的各种群众团体(如工会、贫农田、妇女代表会、儿童团、劳动互助社、各种合作社、识字运动委员会等),要加紧对于他们的帮助和领导,要依靠他{门去努力动员广大的群众完成各种革命工作.特别是贫农团、妇女代表公、劳动互助组等团体,乡苏更应负责检查和领导,因为他们没有直属的上级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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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当代表会议或主席团讨论和某个群众团体有关的问题时,应该请那个团体的负责人参加,各团体开会时,乡苏也应该派人去参加。主席团亦可以听各个群众团体的工作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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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乡苏维埃注意对赤卫军、少先队的领导,要使全体男女都加入。注意他们的训练,要使赤卫军、少先队完全担任放哨查路条的赤色戒严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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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注:上面的工作条文大部分是适用于中心区域的,乡苏、边区的苏虽一般亦可以使用,但应特别注意:(一)领导游击小组向外游击;(二)做白军团匪中间的工作。(三)加强赤色戒严及粮食储藏;(四)向白区开辟新苏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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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查田运动的初步总结 - 和谐历史档案馆 Banned Historical Archiv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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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关于查田运动的初步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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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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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19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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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签:关键人物文稿 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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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来源:毛泽东思想万岁(1913-1943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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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查田运动的初步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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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伟大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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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田运动在党与中央政府的号召之下,已经广泛地开展起来了。如果说,查田运动过去还仅仅在开始的阶段上,那末在六月的八县查田大会后,七月一个月的工作,便已超过了去冬以来大半年中所做的成绩。一般说,在开会的八个县中,查田运动已经进入了一个新形势。查田运动已经成了一个广大的群众运动。瑞金与博生成绩最大,两县共查出了二千八百家地主、富农;胜利、零都、会昌、汀乐、长汀、五城、宁化各县,亦都有了初步成绩,在一切查田有成绩的区乡,广大的群众斗争发动了,苏维埃工作中,党的工作中许多过去停顿着的状态现在都活跃起来了。苏维埃中的坏分子许多被洗刷出去了.暗藏在农村中的反革命分子,遭到严厉的镇压。一句话,封建残余势力.在广大群众面前遭受了惨败。在这个基础上,各种工作更加开展了。在查田有成绩的区域,扩大红军与扩大地方武装,推销经济建设公债与发展合作社,秋收秋耕与发展劳动互助社。以及俱乐部夜校小学文化建设事业,都得到了极大的成绩。一切工作进行更加顺利了。在群众活跃的基础上,大批积极分子自己创造成为各种工作干部,许多工农积极分子加入了党,被吸收到苏维埃工作中来,最好的例子是瑞金的壬田区,壬田区的查田运动在中央政府工作团帮助之下,五十五天中发动了全区的群众,彻底消灭了封建残余,查出了地主富农三百家,枪决了群众所谓“大老虎”的十二个反革命分子,镇压了反革命活动。在群众面前检举了苏维埃工作人员中犯了严重错误的一些分子,清洗了一些溷进苏维埃里来的阶级异己分子出去。全区查出了土地二万七千担,全区二万余劳苦群众差不多平均每人重新得了一担二斗咎土地,分配了豪绅地主的无数财物给予群众。依靠于群众积极性的空前提高,五十五天中扩大红军七百余人进瑞金模范师去,没有一个开小差,节省咎予卖给红军,达到一千九百余担,全县没有任何区比得上它,在各乡的要求下,全区担任推销经济建设公债四万元,地主罚款富农捐款已收得七千五百元,承认继续去筹备一万元。合作社迅速地发展了,文化教育建设如俱乐部,识字班,夜学也增加了,党员数量扩大,党的领导加强了,工会工作也进步了。全区另换了一种新气象,由瑞金的一个落后区在五十五天中换了地位,成了与武阳区相等的一等区了。我们现在要问:“壬田区为什么得到这样大的成绩呢?那我们应该指出,由于他们认识了查田任务的重要,由于他们的动员方式,阶级路线与群众工作,都是坚决执行了中央局与中央政府的正确指示,他们做了真正布尔什维克的工作,在任务的认识上,他们懂得查田运动与革命战争有密切联系,因此他们认真的做这工作,抓紧了查田运动的领导,有计划的去布置当地的工作,在动员方式上,他们在全区十一个乡中,抓紧了最落后和比较落后的七个乡的工作,在这些乡中动员了党,动员了团,动员了乡苏,动员了工会与贫农团及其他群众团体,经过他们去动员广大的群众。在阶级路线上,坚决执行了依靠雇农贫农与联合中农的策略,广大的发展了几个中农他们说了查田不是分田,查阶级不是查中农贫农雇农阶级,他们“讲阶级”的工作做得很充分。当着鹅凤乡的地主,恐吓中农,使部分中农发生恐慌的时候,我们的同志找了几个中农来作个别谈话,经过他们去传达其它中农,鹅凤乡的中农立即稳定起来,接着积极拥护苏维埃的查田政策,从受地主、富农的欺骗转到与贫农工人一致进攻地主富农,壬田乡的同志亦曾错误地处置了几家成分,但他们迅速地改正了错误,关于领导群众斗争的工作,首先他们做了广泛的宣传,不是开的全区全乡会,他们开的是村子屋子会。这样去接近更广大群众,向他们做了多少次的宣传鼓动,所以全区群众都明了查田查阶级是自己的责任,自己的利益,其次调查阶级的成分,发动了多数人去查,详细搜查了各个成分的材料证明给群众看,所以没有发生群众不满意的事,其次通过阶级成分,是首先通过了查田委员会的分析决定,提交贫农团讨论通过,送达苏区批准再到被没收人的村子里召集本村群众大会,解释明白,举手赞成,然后举行没收,在分配财物与土地上,工作人员都能了解自己应做模范,不拿东西,而把东西完全分给群众,没收的村子多分,其它的村子少分。得到Line trunca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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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这些光荣模范的例子(这种例子别的地方还有不少),给了党与中央政府的号召以布尔什维克的回答,证明中央局与中央政府的指示的绝对正确性,那一处完全执行了这些指示,那里就立即取得伟大胜利,但是谁违背了这些指示,忽视了这些指示,那里的工作就犯了错误,没有成绩。或者成绩很微弱,让我再拿事实来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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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有些地方放弃查田运动的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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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田运动的斗争任务,在中央局查田决议发出之后,在中央政府训令及召集八县查田大会之后,查田运动在各县的开展,并没有普及到一切地方。这如福建全省查田的成绩,还只当得博生一县的成绩;胜利、雩都、会昌、石城每县的成绩,还只当得瑞金最好一个区至两个区的成绩;各地有许多区的查田委员会没有开过一次会,甚至县查田委员会,亦还有几个县没有去抓紧全县的查田工作(会昌、雩都、石城,宁化);许多区与乡的查田委员会,区乡主席不做主任,借口别的事忙,放弃查田不管。党对查田的领导,在一切查田有成绩的地方都明显地表示出党的坚强领导作用,党员群众的大多数,在支部与区委的领导下做了很多勇敢战斗的工作。但在一切查田没有成绩及成绩微弱的地方,就表示出党部忽视查田运动,这与会昌县委在中央局查田决议发出后,差不多两个月没有讨论过一次查田工作,直到七月底才开了一次会讨论查田;瑞金的下属区委一个时期中,对查田运动完全不管;瑞金市委里在查田开过一次会,却没有推动四郊支部去注意查田的领导,各个支部没有为了查田运动开过会的。在别的地方)如雩都、胜利、石城、宁化县委与许多区委,同样没有用大力去注意查田工作。党与中央政府说:“查田运动成为发动群众深入农村中的阶级斗争,彻底解决土地问题与肃清封建半封建的有力方法!(中央局决议)。查田运动是各地苏维埃一刻不容再缓的任务(中央政府训令)。查田运动是目前工作中心最重要的一环(八县大会总结)”。我们的许多同志却在说:“忙得很,没有工夫照顾查田运动。”党的决议说:“一切以官僚主义与形式主义的敷衍态度来对付查田运动,是最有害的。”这些同志却还是以官僚主义,形式主义来对待查田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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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有些地方竟对地主富农投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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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查田运动开展了的地方,也还表现许多个别的仍是严重的错误,那就是这些地方党部中苏维埃中还常常有个别的同志,在查田运动这个激烈的阶级斗争面前,表现了他们机会主义的动摇,这主要在当着查田运动激烈发展的时候,他们丢弃不了姓旗与地方的关系,包庇同姓同村的地主富农成分。或者错误的分析阶级成分,把地主当富农,把富农当中农,有些裁判部的工作同志,在他们的极端疏忽接受了地主富农假冒群众名义对于查田积极分子的诬告,另一方面我们有些保卫与裁判部的同志。又没有跟着群众查阶级斗争的开始,去积极镇压反革命,甚至当着群众请求捉拿与枪决抵抗查田运动的地主富农分子时,还有不接受群众请求的。瑞金的裁判部就是做了许多这样错误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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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侵犯中农的倾向是最严重的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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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的机会主义倾向,在七月查田运动中又在很多地方发生了。这里应该着重指出的就是侵犯中农的倾向,虽然在中央局的决议上早已明白的写着:“必须特别注意与中农群众的联盟,中农是革命后苏维埃农村中最广大的基本群众,一切我们的处置与策略,必须获得他们的赞助与拥护。每一个贫农团与苏维埃的决定,必须是在一村或一屋的群众会议上得到中农群众的拥护,一切中农群众呼声,必须注意听,并须严厉的打击任何侵犯中农利益的企图。”在八县大会的决议上指出:“查田的目标是查阶级而不是再分田。”“联合中农应从不侵犯中农的利益做起。”“在查田的开始,应普遍宣传苏维埃联合中农不侵犯中农的政策。”在查田过程中,应审慎决定。介在中农与富农之间的疑似成分,不使弄错。但是这样的指示,并没有为许多地方的同志所注意。瑞金城区查田,一起始即按亩去查,查得中波恐慌。竟有中农跑到苏维埃来请求改变自己成份,他们请求改变为贫农。他们说:“中农危险得很,推上就是富农,改为贫农咧,隔富农就远一点。”这样沉痛的呼声,还不值得我们倾听吗?黄柏区浑古乡的同志向群众说:“查阶级不查别的,只查中农富农地主阶级。”踏逞区的同志,插起牌子遍查,查得一部分中农恐慌逃躲到山上。博生县的某些乡中,同样是有插牌子的意见,是不对的。但全未为这些同志所注意。这种插牌子遍查的方法,每县都有发生,这是异常严重的情形。他们把查田与分田溷合了。不错,分田是应该插牌子的,是要一丘一丘查清数目,然后拿去分了;但若把这个办法应用到查田运动上来,那就溷乱了农村中的斗争目标。过去我们曾经指出:“查田与分田必须严格分别,这种分别,不但为了巩固农民的土地所有权,使他们不起分田不定的恐慌,而且是为了查阶级斗争的胜利,必须集中全力、特别是联合中农,去对付地主富农的反抗,这种时候,决不应在农民自己的队伍内发生任何纷扰。”(八县大会结论)这样的策略,是我们领导查田斗争中整个策略最重要的一部份,可是还为许多同志忽视了。这种忽视,一刻也不能再忍耐下去。那些经过指导还故意在做这些错误的。当地的上级苏维埃须给他以严厉的处罚。要在党内团内开展思想斗争,反对任何党员团员侵犯中农利益,违反联合中农策略的思想与行为。已经做了错事,如已经没收了中农的土地财产的地方,苏维埃人员要向当地中农群众公开承认自己的错误,把土地财产赔还他。去年兴国曾赔还许多中农的土地,取得了中农群众的满意,是一个宝贵的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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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贫农团的关门主义与忽视雇农的领导作用是错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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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农群众是党和无产阶级在农村的支柱,彻底地进行土地革命的坚决拥护者。”“依靠贫农”是我们查田运动及一切土地斗争的重要策略之一,而贫农团则是查田运动中有极大作用的团体。八县贫农团代表大会已经指出过去贫农团的关门主义倾向是错误的,应该废除介绍制,向贫农工人打开大门,一切男女老少的贫农工人均可报名加入。但是许多地力仍然沿着旧办法不改,仍然非有介绍不能进贫农团,甚至在瑞金踏径区当着尚未入会的贫农群众跑来参加贫农团的会议的时候,贫农团的负责人居然拒绝他们参加。博生的竹柞芨区,七月一个月中贫农团没有发展一个人。在一切查田有成绩的区乡,贫农团是广大发展了,而在没有成绩或成绩微弱的区乡,那里的一个表征,就是贫农团的关门主义状态。雇农在查田运动中的伟大领导作用,同样为许多同志所不认识。党的决议说:“雇农群众是城市无产阶级在农村中的兄弟,是土地革命中的先锋队。因此苏维埃的工作人员必须与工会取得密切联系,经过工会发展与组织工人群众的积极性,使他们成为查田运动先锋队。”我们的同志,依照这个指示去做的,仍然不是多数。这里主要方法,是使农村工人加入贫农团,而在其中成立车独工人小组;经过这些工人小组,去团结贫农积极分子,发展贫农团,推动查田运动前进。黄柏区山河乡的经验是可宝贵的,当我们的同志两次召集贫农团,开会不成的时候,就去开了一个农业工会与手艺工会的会员群众联合会,发动了几十个工人积极起来,每人带领一个贫农分子加入贫农团,山河乡的这个经验应该把它运用到一切农村中去。这里工会的上级领导机关,应该给下级工会以积极的指导,要把查田运动看成为工会的重要任务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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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关于富农问题的不正确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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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斗争中整个我们的策略,是依靠贫农,坚决的联合中农,并使雇农起先锋队作用,团结所有一切力量,去消灭地主阶级与反对富农。关于富农问题,党已经正确说了:“必须把地主富农分别清楚,在无情的消灭封建残余斗争中,决不容许任何消灭富农的企图。七月查田中,虽然还没有公开主张消灭富农好理论,但是把富农分子当做地主全部没收了他的家产的,就已经在许多地方发现了。这一错误的来源,是由于抹煞富农的劳动力,当着我们说:“没有劳动或只有附带劳动而有地租等等剥削的是地主。”的时候,有些地方就把在生产中用了相当多的劳动分子,认为是“附带劳动”一类,把他当地主看待;有些地方则把富农兼有高利贷剥削的认为是“高利贷者”而照着“消灭高利贷者”的办法去对付这种富农;有些算陈账,算到革命前若干年上去,一人在革命前五六年甚至十几年前请过长工的,也把他当做富农,或者仅仅只请过一年两年长工的而前后没有请过的富裕中农分子,也放在富农一类。更严重的是过去兴国某地方的例子,那里的办法,拿剥削的种数去分别地主与富农的成分,三种剥削的叫地主,两种剥削的叫富农,比如请了长工,收了租,又放了债,则不管他家里有几个人劳动,总之他家里就是地主了。还有“反动富农”这个问题,在许多地方弄得颇煳涂。武阳区一家富农兼商人,七个人吃饭;因过去他家有一人参加 AB 团,在两年前被杀了,两年之后那里同志一定要全家没收他。在别的许多地方,同样发生许多这样的事,把富农在暴动前不十分严重的反革命行为如参加“收三成租谷”之类(瑞金),暴动后几年他也没有做过反革命的活动,群众的多数对他不要惩办,而我们有些则一定要没收他。正确的说,我们对待这类分子的办法,在巩固了的区域与尚未巩固的边区,应该有策略上的不同。在边区,无疑要釆用严厉办法,镇压一切包括富农在内的反革命分子,在中心区,则要分别情形决定,暴动前有过严重的反革命行为,或暴动后还在做反革命活动的,自然坚决的没收他,否则不应该没收。有些一家中只没收他本人以及同他反革命行为直接关系的分子,其他则不没收。这样处置才是正确处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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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工农检察部没有负起自己应有的责任有些并且做出了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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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工农检察部的同志,许多不认识查田运动开展中正是开展思想斗争,反对官僚主义,反对贪污腐化消极怠工,驱逐阶级异己分子出苏维埃去的最好时机,因此,对于这些工作做得异常不够。许多我们工农检察部的同志,在这个剧烈的阶级斗争面前,表现了自己的消极动摇。自己的官僚主义与形式主义。甚至如瑞金市苏工农检察科长,包庇市苏裁判科长的极大贪污行为(私用公款千余元),工农检察科长对于区苏主席放弃查田不管,也不去批评他与检举他。工农检察部的渡头区的检举运动,有的地方又走到了别的错误方向。把恋爱问题当作腐化,把拿了地主的东西当作贪污,对于这样的分子进行检举甚至公审,有些地方把犯了轻微错误的开除职务。不去有系统的发动自我批评、开展思想斗争,把这种艰苦的工作省去,而代之以简单的惩办主义。不消说,苏维埃工作人员中那些犯了长期与严重错误的分子是应该坚决洗刷出去的;但是错误不到这种程度的也给予撤职处分,则是过分了。关于阶级异己分子的问题,普遍的只讲成分,不讲工作,只要是出身坏,不管他有怎样长久的斗争历史,过去与现在怎样正确执行党与苏维埃的路线政策,一律叫做阶级异己分子,开除出去了事。完全不错,我们要坚决洗刷那些阶级异己分子,那些成分坏又加工作坏的(包括地主富农,消极怠工、贪污腐化等等),他无疑应该洗刷干净;但如果不是这样也把他洗刷出去,那就过分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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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关于查田斗争的领导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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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了任务与路线,但没有群众斗争的布尔什维克的艺术,查田运动是仍然不能开展的。.本文的开头已经说了壬田区等处许多很好领导斗争的例子,但在另外许多地方却在这个问题上犯了不少的错误。有些地方对于地主富农集中的落后大村子,不知道用各种方法去发动斗争,即如有种大村子只有首先捉拿着名凶恶即群众所谓“大老虎”的那些豪绅地主分子,才能开展当地的斗争,我们的同志却没有这样去做。关于用分配没收来的财物去发动斗争这个最好的方法,还有许多不知道采用。在瑞金踏径区的瓦子乡,甚至把东西只发给查田干部与贫农田会员,其他不发,理由是自己不积极的不应分东西。有些地方没收的东西分配得很慢,甚至没收了一个多月还未发给群众。没收的土地分配得更慢,不少地方的同志不知道动员苏维埃的各部,动员各个群众团结,不知道动员所有的党员团员,在各个群众团体中,各个村屋中,去起核心领导作用;工作推不动,就说这里本来没有办法的。有些地方当着群众查阶级的斗争已经发动起来了,许多群众都来报告地主富农,请求去查田没收时,我们的同志不能立即抓紧群众这个热潮去领导群众开展斗争,把查阶级工作开展到各个村子里去。有些地方,则在查了一番之后,群众的斗争热情不能继续向上高涨,表现了停顿状态的时候,我们的同志不能用各种方法鼓励群众,使斗争继续高涨,一直领导到消灭封建残余的地步。许多地方当着经过了查田运动,群众斗争热情蓬勃发展起来了的时候,不知道把这种热情组织到别的战线上去,比如当着群众得了东西,得了土地的时候,即不在那时的群众大会上,或在其它一切有利的时机,鼓动群众去当红军,去买公债票,去进合作社;鼓动群众去加紧秋收,秋耕的工作,去建立俱乐部,识字班,发展夜学与小学。把这种好的时机放过去,另等上级对于这些工作督促来了,才又重新开头去做宣传鼓动。这种落在群众斗争热情之后的尾巴主义的领导,乃是最有害于革命工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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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在许多别的地方,又发生了少数人蛮干的恶劣现象。我们曾经着重的指出:要反对对于争取大多数群众的忽视与命令主义的工作方式。只有耐心的艰苦的去作发动群众争取群众的工作,才能取得大多数群众的拥护,达到消灭封建残余的目的。这样的群众工作,是执行阶级路线的唯一保障。查田运动的开始,必须在一切村屋中做广大的宣传,向群众说明查田这动的必要,说明查田不是分田,查阶级不是查中农贫农雇农的阶级,特别重要的是把什么叫做地主富农中农,向群众分析清楚。村屋的群众大会应该不只开一次,特别是那些落后的村屋应该多去开几次,应该不让一个劳动分子不听到我们的宣传。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应该首先在乡代表会、工会、贫农团、女工农妇代表会,及其它群众团体中,向一切积极分子解释明白,通过他们去向广大群众作宣传。查阶级应该不是少数人去查,要发动多人数去查。通过阶级成分不但在贫农团、乡苏、区苏通过,而且要征被没收人的村屋中开群众大会,取得群众的同意,才能进行没收,分发财物,要发给本村本屋群众,取得本村本屋群众的满意。所以要这样,都是为了争取群众的大多数。党与苏维埃工作人员每个时候,每件工作,都不要忘记群众大多数。我们的工作要深入群众,要深入一切大的、小的村庄,一切大的小的市镇里的群众。要严厉反对少数人干的关门主义,命令主义的错误办法。可是我们的许多地方并不是这样去做的,在瑞金,许多区乡中没有向群众讲过一次阶级(没有分析过什么是地主富农中农)。在瑞金及别的县的许多地方,都发现不经过宣传就动手去查,以致地主跑出来造谣,欺骗中农,说什么本乡地主富农多得很,或者说本乡有几百家地主富农要查(瑞金);而我们的同志,还不知用明白的“讲阶级”办法,去识破这种造谣。广昌的地主说:“查田运动是中央政府要过去欠债的人把债还给中央。”我们同志没有立即去揭穿这种鬼话。在踏径区的几个乡中,除了不做宣传之外,查阶级只是查用委员会的几个查,通过阶级不但不经过群众大会,连贫农团也不经过,他们说:“群众靠不住,群众不会分析阶级,阶级成分提到群众大会去通过是要发生纠纷的,还是只由委员会通过是靠得住的。”这个踏径区同志的理论,真算得是天下奇闻,好几个地方没收地主时不在白天而在晚上,唯一的理由是怕地主跑掉了。有一处地方开群众大会,用了“全区大会”的办法,可是到的不上两百人,三个人轮流从上午演说到下午,不让群众休息,也不让群众喝水吃饭,说是怕群众跑掉了。这样蠢干的办法,又算奇闻的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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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开展两条战线斗争克服自己错误争取查田运动的彻底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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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疑的,查田运动是在广大地区的内开展了。但当这个运动前进的时候,当我们正确估计了已得成绩,并奠定了运动发展的基础的时候,我们还要警觉地注视运动中途的障碍物。只有发动两条战线斗争的火力去清除这些障碍,才能推进查田运动更加迅速的前进。开展反右倾的思想斗争,反对对查田运动严重意义的估计不足,及对地主富农的妥协投降,反对对群众斗争的尾巴主义,是每个共产党员的责任。同时要把侵犯中农的危险唤起全体党员的注意,要严厉打击任何侵犯中农利益的企图,因为这是目前查田工作中已经明显表现出来了的十分严重的危险。对富农不正确观念,也无疑要影响到中农上去。一切命令主义的蛮干,对于联合中农是最大的危害。用两条战线斗争的火力,来扫荡查田运动道路上的一切障碍物,查田运动就可以大踏步前进,他的彻底胜利就有了充分保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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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田运动是广大区域内的中心重大任务 - 和谐历史档案馆 Banned Historical Archiv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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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查田运动是广大区域内的中心重大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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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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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19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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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签:关键人物文稿 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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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来源:毛泽东思想万岁(1913-1943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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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田运动是广大区域内的中心重大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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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过去的经验都证明:只有土地问题的正确解决,只有在坚决的阶级口号之下,把农村中阶级斗争的火焰掀起到最高的程度,才能发动广大的农民群众起来,在无产阶级领导下,参加苏维埃各方面的建设,建立巩固的革命根据地,使苏维埃运动得着更大的力量,争取更大的发展与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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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着土地革命发展的经验,农村中阶级斗争的发展,是有它的大致的阶段的,就是(一)按收分配土地的阶段,(二)检查土地的阶段,(三)土地建设的阶段。依照土地斗争的三个发展阶段,在任何苏区之内,大致都有三种区域的存在,就是(一)新发展区域,(二)斗争比较落后区域,(三)斗争深入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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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发展区域,土地斗争的发展,还在没收与分配土地的阶段,这里的中心问题,是以武力推翻地主阶级的政权,建立革命的群众团体,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财产和富农的土地,分配土地给雇农、贫农、中农......废除债物,焚毁田契与借约。这个阶段中的斗争,是包括这些区域革命与反革命开始接战以至革命打败反革命而实行处理他们的土地财产的这一整个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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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斗争深入区域,这里已经建立了巩固的苏维埃政权、地方武装与革命群众团体是广大的发展了,地主富农的封建半封建的势力已经完全克服下去,土地已经彻底分配好了,农民群众在土地问题上的斗争已经进到了改良土地发展土地生产的阶段。所以这里的中心问题是土地建设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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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斗争比较落后的区域,其发展阶段介在上说两种阶段之间,即是从临时政府时期进到了正式政权的时期,但还没有到政权的完全巩固时期。这里地主富农公开的反革命斗争,已经在第一时期被革命群众打败了,他们中间许多分子,就从那时候起,摇身一变,把自己的反革命面具取下来,带上革命的面具,也赞成分田,自算贫苦的农民,照例应分土地。他们积极地活动,凭借他们历史的优点,“说也是他们会说,写也是他们会写,”所以他们就在第一时期中乘机偷取土地革命的果实。无数地方的事实证明他们在把持临时政权,钻进地方武装,操纵革命团体,有时候比贫苦农民分得更多更好的土地。及至进到第二时期,因为上级政府的督促与群众斗争的发展,改造了革命委员会为苏维埃,群众团体与地力.武装已经过了第一步的改造与发展,那些假装革命的分子,部分的被洗刷出去。许多地方的土地实行了第二次分配,甚至第三第四次的分配,地主富农偷取的土地也清除一部分来。但是苏维埃群众团体与地方武装中间,还依然躲藏着许多阶级异己分子,在那里“称红带子算同志”,在那里造谣言,开私会,在那里骂群众为“左倾机会主义”“乱打土豪”、‘公报私仇”,或者他们“开会说得有劲,闭会一事不行”,当着斗争剧烈的时候,他们组织反革命的秘密团体,如国民党、社会民主党、AB 团、新“共产党”以及各种各色的东西来破坏革命、谋害革命的积极分子。总之地主富农阶级用各种方法来压制群众的斗争,企图保持他们政权上的与土地财产上的权力,保持他们的残余的封建势力。在这些区域里、革命群众与地主富农之间是严重的斗争着,但这里的斗争,不是象第一时期里红旗子同白旗子的公开的斗争了,而是革命的农民群众同戴假面具的地主富农分子的斗争。这种斗争有他的一种特别的困难,就是暗藏的反革命不比公开的反革命,农民群众能够一眼看清楚。加上农村中各种根深蒂固的封建关系如民族关系等。要使农民群众阶级觉悟程度,一般都认识到应该最后消灭封建残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这就共产党与苏维埃政权一定要耐心的去向农民解释,一定做许多艰苦的工作,要有正确的阶级路线与群众工作方法。这里的中心问题,就是查田查阶级的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农民群众的革命性就不能最大限度的发展起来,封建残余势力不能完全打倒下去,苏维埃不能得到最大限度的巩固,扩大红军,筹备经费供给红军,扩大地方武装,进行土地建设与经济建设,发展文化教育等等重大任务,都没有法子得到最大的成功。所以查田运动是这些区域里的最中心最重大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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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中中央苏区来说,这种斗争比较落后的区域,占了全苏区的大部分,会昌、寻邬、安远、信丰、乐安、宣黄、广昌、石城、建宁、黎川、宁化、长汀、武平十三个县,瑞金、雩都、博生、胜利、永丰的大部分,公略、万泰、赣县、上杭、永定、新泉的部分,就是兴国也还有均村、黄塘两区,所有这些都是土地问题没有彻底解决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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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地方的农民群众,还没有最广大的发动起来,封建势力还没有最后的克服下去,苏维埃政权中,群众团体中,地方武装中,还有不少的阶级异己务子在暗藏着在活动着,还有不少的反革命秘密组织,在各地暗中活动破坏革命。为了这些原故,这些地方的战争动员与经济建设都远落在先进区域(兴国差不多全县,胜利、赣县、万泰、公略、永丰、上杭的一部分,博生的黄坂区,瑞金的武阳区,零都的新陂区,永定的溪南区等)之后,这种地方竟占了中央区差不多百分之八十的面积,群众在二百万以上。在这个广大区域内进行普遍的深入的查田运动,在二百万以上的群众中燃烧起最高度的阶级斗争火焰,向封建势力作最后一次的战争,而把他们完全打倒下去,是共产党与苏维埃政府一刻不容再缓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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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政府及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宣言(注) - 和谐历史档案馆 Banned Historical Archiv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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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政府及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宣言(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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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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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1933.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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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签:宣言 关键人物文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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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来源:毛泽东思想万岁(1943-1949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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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政府及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宣言(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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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中国的民众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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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帝国主义在法美帝国主义及国际联盟的公开援助之下,已经开始侵入华北。这是更进一步地完全瓜分中国及奴役整个中国。帝国主义强盗的更进一步的侵略,造成了和平居民的整批惨杀,城市与乡村的毁灭,痛苦与饥荒的增加。上海与满洲的惨状,在大部的中国土地上要更残酷地重复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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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中国士兵整千整万的被惨杀,在蒋介石命令之下,国民党的军阀们步步撤退,这样帮助日本及其他帝国主义者的更进一步的侵略。同时国民党用一切力量镇压反帝国主义抵货运动的斗争,反对组织反日义勇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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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政府及其军阀政客们解释他们的罪恶行为与卖国勾当的理由之一,就是说中华苏维埃的存在,使他们不能动员一切力量来进行国防。蒋介石就不愿意与日本军阀作战,而用八十万大军去进攻已经创立了自己的苏维埃政府的中国工农,但是中国民众愿意自己保卫自己。许多部队与几十万国民党军队的士兵反对屠杀自己的兄弟姊妹,赞成武装抵抗日本帝国主义。他们开始了解:只有武装民众的民族革命战争,能够胜利地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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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苏维埃政府与革命军事委员会唾骂国民党的解释是蠢笨的谎话,他们想用这种蠢笨的谎话,在全国民众的面前掩盖自己的卖国行为,中华苏维埃政府再一次提醒中国民众,在去年四月我们已经是号召全中国民众与我们一起共同的进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民族战争。而蒋介石对于这个号召的回答,却是动员一切军队进攻中国工农而不去反抗日本帝国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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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苏维埃政府与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在全中国民众面前宣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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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下列几个最简单的,但是为真正组织和进行民族革命战争所必要的条件之下,中国红军准备与任何武装队伍订立战斗的协定,以便共同用武装斗争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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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立即停止进攻苏维埃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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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立即保证民众的民主权利(集会、结社、出版言论之自由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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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立即武装民众,创立武装的义勇军队伍以保卫中国及争取中国的独立、统一与领土的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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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要求中国民众及士兵拥护这个号召,进行联合一致的民族革命战争,争取中国的独立,统一与领土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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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反对日本及一切帝国主义的斗争与反对帝国主义走狗一一国民党的卖国与投降的斗争联结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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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武装民众的民族革命战争反对日本及一切帝国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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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临时政府主席 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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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主席 项× 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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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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兼工农红军总司令 朱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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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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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选》三卷《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历史决议》中提到过这个宣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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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样分析农村阶级 - 和谐历史档案馆 Banned Historical Archiv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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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怎样分析农村阶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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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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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193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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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签:关键人物文稿 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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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来源:毛泽东选集1-7(静火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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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样分析农村阶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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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有土地,自己不劳动,或只有附带的劳动,而靠剥削农民为生的,叫做地主。地主剥削的方式,主要地是收取地租,此外或兼放债,或兼雇工,或兼营工商业。但对农民剥削地租是地主剥削的主要的方式。管公堂和收学租 〔 1 〕 也是地租剥削的一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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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地主虽然已破产了,但破产之后仍不劳动,依靠欺骗、掠夺或亲友接济等方法为生,而其生活状况超过普通中农者,仍然算是地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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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阀、官僚、土豪、劣绅是地主阶级的政治代表,是地主中特别凶恶者。富农中亦常有较小的土豪、劣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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帮助地主收租管家,依靠地主剥削农民为主要的生活来源,其生活状况超过普通中农的一些人,应和地主一例看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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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靠高利贷剥削为主要生活来源,其生活状况超过普通中农的人,称为高利贷者,应和地主一例看待。 二 富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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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农一般占有土地。但也有自己占有一部分土地,另租入一部分土地的。也有自己全无土地,全部土地都是租入的。富农一般都占有比较优裕的生产工具和活动资本,自己参加劳动,但经常地依靠剥削为其生活来源的一部或大部。富农的剥削方式,主要是剥削雇佣劳动(请长工)。此外,或兼以一部土地出租剥削地租,或兼放债,或兼营工商业。富农多半还管公堂。有的占有相当多的优良土地,除自己劳动之外并不雇工,而另以地租债利等方式剥削农民,此种情况也应以富农看待。富农的剥削是经常的,许多富农的剥削收入在其全部收入中并且是主要的。 三 中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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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农许多都占有土地。有些中农只占有一部分土地,另租入一部分土地。有些中农并无土地,全部土地都是租入的。中农自己都有相当的工具。中农的生活来源全靠自己劳动,或主要靠自己劳动。中农一般不剥削别人,许多中农还要受别人小部分地租债利等剥削。但中农一般不出卖劳动力。另一部分中农(富裕中农)则对别人有轻微的剥削,但非经常的和主要的。 四 贫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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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农有些占有一部分土地和不完全的工具;有些全无土地,只有一些不完全的工具。一般都须租入土地来耕,受人地租、债利和小部分雇佣劳动的剥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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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农一般不要出卖劳动力,贫农一般要出卖小部分的劳动力,这是区别中农和贫农的主要标准。 五 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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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人(雇农在内)一般全无土地和工具,有些工人有极小部分的土地和工具。工人完全地或主要地以出卖劳动力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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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文件,是毛泽东一九三三年十月为纠正在土地改革工作中发生的偏向、正确地解决土地问题而写的,曾由当时中央工农民主政府通过,作为划分农村阶级成分的标准。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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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 旧中国农村中有许多的公共土地。有些是政治性的,例如一些区乡政府所有的土地。有些是宗族性的,例如各姓祠堂所有的土地。有些是宗教性的,例如佛教、道教、天主教、伊斯兰教的寺、观、教堂、清真寺所有的土地。有些是社会救济或者社会公益性的,例如义仓的土地和为修桥补路而设置的土地。有些是教育性的,例如学田。所有这些土地,大部分都掌握在地主富农手里,只有一小部分,农民有权干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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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及革命军事委员会为 “中日直接交涉”告全国民众 - 和谐历史档案馆 Banned Historical Archiv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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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及革命军事委员会为 “中日直接交涉”告全国民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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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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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1933.1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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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签:关键人物文稿 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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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来源:毛泽东思想万岁(1943-1949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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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及革命军事委员会为 “中日直接交涉”告全国民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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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中国的民众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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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国民党南京政府同日本帝国主义订立了出卖满蒙的停战协定之后,更经过了大连会议上中、日、“满”三国的“联欢”,国民党南京政府不但出卖满蒙与栎平的所谓“中立区域”,而且直接动员他的武装力量,协同日本帝国主义与、“满洲国”的军队,压迫东北抗日的士兵退出内蒙古,并在“剿匪”名义之下,成千成万地屠杀东北抗日、义勇军与革命的士兵群众。中国国民党罪魁蒋介石公开发表“侈言抗日者,立斩无赦”,“为了剿乓必须停止抗日”的最无耻的宣言,以最残酷的白色恐怖镇压一切反日的革命运动,有计划的撤退他的华北驻军而集中他所有武装力量向反日反帝的主力军一中华苏维埃政府与中国工农红军进行新的六次“围剿”以表示他对于帝国主义的忠诚,来表现他的“中日直接交涉”的预定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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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直接交涉,自九月间国民党要人第三次庐山会议之后,已经加强速度地进行了。这一次会议的内容,显然不限于国民党政府实际上承认满蒙为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地而且必然是南京政府进一步的投降卖国,以中国承认华北为日本势力范围,日本帮助南京政府,以金钱武器,伸张他的反动势力,进行他的六次“围剿”,为直接交涉的交换条件。什么日本愿意放弃“在华北的治外法权”,当然不过是一种欺骗民众的把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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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中国的民众们,国民党南京政府以及其他各派国民党政府,同时又将西藏与西康的大部分,出卖给帝国主义,将南海九岛与云贵等首,出卖给法帝国主义,将许许多多政治经济的特权出卖给美帝国主义,最近他从欧美各帝国主义国家得到数万万元的大借款与杀人的武器,都是国民党政府出卖中国土地与人民的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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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卖整个的中国,投降帝国主义,为帝国主义瓜分中国充当清道夫,这就是国民党政府的一贯外交方针!正因为这样,所以他反对一切反日反帝的革命运动,所以他对于中国唯一反日反帝的民众自己的苏维埃政府与工农红军进行他疯狂的与绝望的六次“围剿”,正因为这样,所以他帮助帝国主义来加紧对手中国民众的剥削,造成全中国国民经济的总崩溃,使水旱灾荒普遍全中国,使工人失业,农民失地,学生失学,使中国最大多数的民众生活在悲惨的地狱中而冻死饿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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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中国的民众们!国民党所要我们走的就是使中国变为殖民地的道路,使中华民族完全灭亡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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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致的团结起来,武装起来,开展民族革命战争,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与一切帝国主义的侵略,打倒卖国辱国的国民党军阀,首先是帝国主义的主要工具,以蒋介石为首的南京国民党政府,为中国民族与中国民众的最后解放而血战,这是全国革命民众前面的唯一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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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再一次向全中国民众宣言,为了打倒日本与一切帝国主义,为了打倒卖国的国民党军阀,为了中国的独立统一与领土完整,时刻准备着流尽他的最后一滴血,为了中国的独立统一与领土完整,苏维埃中央政府正在集中一切力量,准备一切牺牲,粉碎帝国主义与国民党的六次“围剿”。粉碎六次“围剿”的斗争,即是阻止中国走向殖民地道路一即是争取独立自由的苏维埃新中国斗争中最重要的一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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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集中全国一切民众的力量,同全中国最凶恶的敌人决战,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与革命军事委员会在这里再一次向全国进攻苏区的武装队伍提议在下例三个条件之下,订立目前反日反蒋的战斗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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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立即停止进攻苏维埃区域;(二)立即保证民众的民主权利;(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罢工的自由);(三)立即武装民众,创立武装的义勇军,以保卫中国及争取中国的独立统一与领土的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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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坚信我们这一提议,定能得到全中国劳苦民众及一切稍有爱国热血的人民的同情与积极的拥护。这种同情与拥护,将保证殖民地道路与苏维埃道路的决战中,苏维埃道路的完全胜利,将使中国的民族与中国民众从帝国主义铁蹄之下得到最后的解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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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倒日本与一切帝国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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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倒出卖中国的国民党南京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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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独立自由的苏维埃新中国而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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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 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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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 朱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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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溪乡调查 - 和谐历史档案馆 Banned Historical Archiv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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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才溪乡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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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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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193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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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签:关键人物文稿 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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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来源:毛泽东文集第一卷(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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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溪乡调查 〔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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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苏区有名的上下才溪,属于福建上杭县的才溪区。才溪区自新划行政区后分为下列八个乡:上才溪、下才溪、岭保、同康、曾坑、文才、大地、下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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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才溪:五百二十三家,二千三百一十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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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为四村:雷屋(人口约六百)、洋下(五百)、中兴(五百)、上屋(六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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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苏 〔 2 〕 常驻人:主席、文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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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是大乡,文书常驻,帮助乡苏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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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才溪:五百零三家,二千六百一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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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为四村:樟坑(人口约六百)、下坑(五百)、发坑(八百)、孙屋(七百)。 代 表 会 议一 代表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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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才溪:前五十三个代表。此次选举,工人家属算入工人成分,增至七十五个代表(新增二十二,本乡泥水工人多)。原五十三个代表中,工人十三人,加新增二十二人,共有工人代表三十五人,余四十是农民代表。全乡工人一百八十三人,属于一百六十三家,连家属平均每家以三人计,共四百八十九人,每十三人举一代表,故举代表如上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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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才溪:前七十三个代表,现在九十一个代表,新增了十八个代表,也是因为工人家属的选举比例提高了。 二 代表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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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在各村,每村有十多个的,有二十多个的,四村每村代表各自开会选举一人成为乡苏的“代表团”,故代表团是四人。比较小的工作即由主席召集代表团开会解决。每次代表会开会之先,召集代表团开会,预先准备(或在上午,或在先天),代表会约五天开会一次。此办法,一九三一年开始的。(代表团应改称代表主任。) 三 代表与居民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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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代表管辖的居民,有十多人的,二十多人的,三十多人的,四十多人的,以五十多人的为最多。工人代表管辖少些,农民代表管辖多些。此办法,一九三二年开始的。 四 代表的政治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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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才溪五十三个代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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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积极的,二十多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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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等的,二十多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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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差的,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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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最差的代表,十次会只到三次,忙于找自己的生活,分配工作不上紧做,批评了多回,被代表会开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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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才溪七十三个代表中,没有最差的。 五 代表的调动与补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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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才溪五十三个代表,去年十一月选举的。到今年十月十四日再选举时,当红军的二十七人(去年十一月一回去的),调动工作的十一人,共去了三十八人,剩下十五人。以村开选民大会补选,去的是工人补选工人,农民补选农民。有候补代表,则以候补代表充任。此补选会是去年十一月开的,后未开过。至今年十月再选举时,剩下四十二人,因陆续又调动了十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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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才溪七十三个代表,今年红五月,当红军的十一人,村为单位开了一次补选大会。七月又有当红军的十五人,又开了一次补选大会。前后调动工作的十八人,以候补代表充任。 六 女 代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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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十月选举时,上才溪五十三个代表中,女的十六个,占百分之三十。下才溪七十三个代表中,女的二十一个,也是百分之三十。补选以后,至今年十月选举时,上才溪五十三个代表中,女的三十三个,差不多占了百分之六十。下才溪七十三个代表中,女的四十三个,也是百分之六十。此次选举,上才溪七十五个代表中,女的四十三个,仍然是百分之六十。下才溪九十一个代表中,女的五十九个,则占了百分之六十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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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的代表主任制度及代表与居民发生固定关系的办法,是苏维埃组织与领导方面的一大进步。才溪乡,是同长冈、石水等乡一样,收得了很大效果的。乡的中心在村,故村的组织与领导成为极应注意的问题。将乡的全境划分为若干村,依靠于民众自己的乡苏代表及村的委员会与民众团体在村的坚强的领导,使全村民众像网一样组织于苏维埃之下,去执行苏维埃的一切工作任务,这是苏维埃制度优胜于历史上一切政治制度的最明显的一个地方。长冈、才溪、石水等乡的办法,应该推行到全苏区去。 此 次 选 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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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选举委员会领导选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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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居民选民登记,发榜三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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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候选名单,下才溪一百六十多人(内应选九十一人),一村贴一张,每张均写一百六十多个名字。群众在各人名下注意见的很多,注两个字的,五六个字的,十多个字的,儿童们也在注。注“好”、“不好”等字的多,注“同意”或“消极”的也有。有一人名下注着“官僚”二字。受墙报批评的有二十多人,被批评的都是只知找自己生活、不顾群众利益、工作表现消极的。有诗歌。内有三张批评乡苏对纸业问题解决得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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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乡为单位开选民大会,乡苏报告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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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工人全乡为一单位,农民村为单位(四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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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选举大会,选民到百分之八十。病的,放哨的,在合作社工作出外办货的,女子坐月的,共约百分之二十没有到。老人撑着棍子到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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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为着选举开的会很多:工会、贫农团、妇女会、互济会与反帝同盟合开会员大会,儿童团、少队都开了会,党团员会先开。有标语,有小册子。所以今年的选举宣传,比去年普及得多,大多数人都了解选举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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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十六岁以下的吵选举权,以为他们当红军的不少,工作也做得多,为什么没有选举权?今年,他们了解是年龄的理由,不吵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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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传队到各村宣传,白天讲演,夜间演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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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选举大会上鼓动买公债,下才溪在会场中一天买了一千五百多元,上才溪六百三十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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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地乡选民大会中,动员了十三个人当红军,全乡赤卫军模范营两班中去了一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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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新干部的当选:上才溪七十五个代表中,前任代表五十三个,有二十一个再当选了,落选的三十二个,新当选的占五十四个。下才溪九十一个代表中,前任代表七十三个,有五十个再当选,落选的二十三个,新当选的占四十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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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下才溪的选举是一般成功了的。他们的选举宣传,他们的组织候选名单与发动群众对候选名单的批评,他们的联系选举于别项工作,他们的组织工人与女子当选,都充分执行了中央政府的选举训令,成为苏区选举运动的模范。在选举大会上发动选民提桉交新选代表讨论,这一方面则没有什么表现。这一方面的模范,应该让给兴国的长冈乡。 乡苏下的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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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苏下有许多的委员会。举数例于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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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拥护红军”。委员上下才溪均五人。四村各一个委员会,委员也是各五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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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待红军家属”。上下才溪均五人,村亦五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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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田”。两乡均十一人,村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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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举”。两乡均七人,村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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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上才溪十一人,下才溪七人,村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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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即劳动合作社委员会,两乡均五人。村无委员会,有小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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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林”。上才溪七人,下才溪十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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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逃兵归队”。两乡均十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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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春耕”、“夏耕”等委员会。只组织耕田队,五人为一小组,十人为一班,三十人为一中队,百人为一大队,上下才溪各有一个大队。耕田队主要为了优待红军家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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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苏维埃下许多委员会的组织及其领导,成为乡苏工作的重要一部分,在才溪乡再一次证明了。中央政府已经采纳各地的经验,规定到地方苏维埃组织法里面。那里规定乡的委员会可以组织经常的与临时的共二十余个,依照各地工作情况,可以适当地给以增减。市区苏维埃,则须适应城市的特点,组织若干不同于乡的委员会。这一制度的明确的统一的建立,将使苏维埃与民众的关系更加密切,将使一切苏维埃工作的执行得着雄厚的力量。一个问题,就是村亦应建立某些重要工作的委员会(各种有广大会员的民众团体,同样应建立他们的村的领导机关)。因为如果只有乡的委员会,在有一千人上下的广大居民的乡,是无法周密地进行工作的。许多村的委员会的建立,即可保证这一点。 扩 大 红 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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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九、十三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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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才溪:六十人,动员了两排模范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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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归队的十一人。还有两三个因病没有归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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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才溪:六十五人,模范营一次动员了五十二个人。另一次个别动员,去了十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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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归队的十一人。还有十四人未归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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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区十二个乡(未划分前),八月十五日那一次,动员模范营二百七十三人。新划区八个乡,共尚有未归队的五十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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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区以上下才溪两乡扩大红军成绩最好。主要原因是优待红军家属、慰劳红军工作历来不错。红五月以前,八乡平均每乡每月可集中布草鞋五百双,近因封锁无布,稍减少了。但上下才溪还有如下成绩:上才溪,八月五百多双,九月一百多双,十月九十多双。下才溪,八月三百多双,九月二百八十双,十月三百双,十一月六百三十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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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成绩,主要是由于党团支部动员党团员领导女工农妇代表会得来的:(一)党团员先开会,(二)妇女代表会开会,(三)妇女群众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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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女代表会十天开一次,乡有主席团五人,内推一指导员,另四人分在四村,每村一人,即为村的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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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女代表会讨论的问题,凡乡苏讨论的她们都讨论,除对慰劳红军、推销公债、发展生产极其努力外,本身利益如婚姻问题,也常讨论,解释婚姻条例给妇女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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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数量地动员群众去当红军,依靠于:(一)政治上的充分的宣传鼓动,废弃一切强迫办法;(二)充分地优待红军家属;(三)健全的编制与训练地方武装。而优待红军家属,是使群众欢喜去并且安心留在红军部队的一个根本工作,长冈乡、才溪乡的经验,给我们完全证明了。长冈乡全部青年壮年男子(十六岁至四十五岁)四百零七人,其中出外当红军、做工作的三百二十人,占百分之七十九。上才溪全部青年壮年男子(十六岁至五十五岁)五百五十四人,出外当红军、做工作的四百八十五人,占百分之八十八。下才溪全部青年壮年男子七百六十五人,出外当红军、做工作的五百三十三人,也占了百分之七十。这样大数量地扩大红军,如果不从经济上、生产上去彻底解决问题,是决然办不到的。只有拿经济上的动员配合着政治上的动员,才能造成扩大红军的热潮,达到如像长冈乡、才溪乡一样的成绩。 经 济 生 活一 劳动力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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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才溪:全人口二千三百一十八人(暴动时)中,男劳力五百五十四(十六岁至五十五岁,下同),女劳力五百八十一,内当红军的四百一十九,调外工作的八十八(男六十六,女二十二)。五百五十四个十六岁至五十五岁有劳动力的男子中,共去了当红军、做工作的四百八十五(四百一十九加六十六),留在乡村的只六十九人,与女劳力五百五十九人(五百八十一减二十二)比较,男子仅占劳动力总数的百分之十一。全乡有红军家属三百五十八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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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才溪:全人口二千六百一十人中,男女合计有劳动力的一千二百零七人(男七百六十五,女四百四十二),当红军的四百四十二,调外工作的九十八(男九十一,女七)。男子有劳动力的七百六十五人中,共去了五百三十三人当红军及做工作,留在乡村的只二百三十二人,与女劳力四百三十五(四百四十二减七)比较,男子也只占劳动力总数的百分之三十五。全乡红军家属三百五十五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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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耕种主要依靠于女子。上才溪今年女子能用牛的约三百人,能莳田的六十多人。暴动前这三百人中,只有十分之一即约三十个人能用牛。数年来的努力,得此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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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老同志”精神很好,开山开岭多是他们,一部分还可莳田割禾。儿童又参加生产。因此,生产是在发展中。除了女子、老人、儿童参加生产之外,生产的发展还依靠于劳动力的互相调剂。一村中,劳动力有余之家,帮助不足之家。一乡中,有余的村,帮助不足的村。一区中,有余的乡,帮助不足的乡。这样,以区为单位调剂劳力,做劳动工。党团员又做“礼拜六” 〔 3 〕 。因此,生产得着更大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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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剂劳动力的主要方法,是劳动合作社与耕田队。其任务是帮助红属与群众互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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帮助红属:带饭包(不带菜),带农具,莳田割禾也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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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众互助:议定每天工钱二毛,男女一样,紧时平时一样,一九三○年起就这样做。工钱,红属帮助红属,每天一毛半;红属帮助群众,每天二毛;群众帮助红属,不要工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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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合作社统筹全局,乡的劳动合作社委员会五人,主任筹划一乡。四村每村一个委员,筹划一村。要请工的,必经村委员,不能私请,否则溷乱了劳动力的调剂。工钱,“雇”“佣”双方自理,不经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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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乡劳动合作社,一九三一年开始创设的。现在全苏区实行的“劳动互助社”,就是发源于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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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员手里有一个簿子,登记有劳动力的,无劳动力的,或缺劳动力的。有人请工,即刻可以分配。间有不知者,问耕田队的中队长(每村一个中队,五人为一小组,两组十人为一班,三班或四班为一中队),中队长手里也有个簿子。“赞成将耕田队与劳动合作社统一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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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情形:暴动后(一九二九至一九三一年),生产低落约百分之二十。一九三二年恢复了百分之十,今年(一九三三)比去年增加二成(杂粮如番薯、豆子、芋子、大薯等,则比去年增加了百分之五十),超过了暴动前百分之十。暴动后全区荒了许多田,去年开发了一小部分。今年大开,开了一千三百多担。开山比开田更多,山占四分之三,田占四分之一,因田开尽,故进到开山。没有一片田塍没有种杂粮,能种番薯的田一概种下番薯了。开山开得女同志“争”起来,我要开,你也要开。竞赛的效力很大。全区粮食,暴动前不够甚远(加以那时做粉干的多),去年已够食,今年则已有余了。现在全区没有做粉干及“板子”的,没有蒸酒的。 二 消费合作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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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区八乡有十四个消费合作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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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才溪两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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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油盐肉合作社。原股本七十四元,后增至一百八十五元,每股五角。一九三○年十月起的。一九三三年七月分红一次,每股分五角。办事常驻一人,圩日有两人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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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布匹合作社。原股本一百四十四元,后增至二百五十五元,每股一元。与前者同时起的。一九三三年九月分红一次,每股分一元。常驻二人,圩日帮助者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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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才溪三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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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布匹合作社。原股本一百二十元,后增至二百四十元,每股一元。一九三○年一月起的。一九三二年二月分红一次,每股分一元。常驻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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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油盐肉合作社。原股本三十五元,后增至一百五十七元,每股五角。一九二九年十月起的。一九三三年三月分红一次,每股分五角。常驻两人,圩日帮助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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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豆腐、糖果、猪子合作社。原股本一百二十五元,后增至一百八十元,每股五角。一九三一年一月起的。一九三三年二月分红,每股分五角。办事常驻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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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社每月查账两次(查毕回家吃饭),开社员大会一次(不吃饭)。办事人,每三个月于开社员大会时改选一次。调动到县社、区社去工作的,年壮当红军去了的(以较老的代),不胜任的,均即改换。但实际连任的多,换动的少。只红军家属困难的可赊账,赊一圩的,两圩的,最多三圩(五日一圩)。还时,米、豆等等均可。圩期未收清的,每年七月、十月两期收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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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消费合作社的人家,上才溪百分之六十,下才溪百分之九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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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缺时,红属先买,社员后买,非社员再后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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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价,红属(有证章)照市价减百分之五,社员不减。别乡甚至别区的红属来买亦然,旧县、南阳、官庄等区的红属,均有来买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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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社第一好。”——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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卖“外货”的私人商店,除一家江西人开的药店外,全区绝迹(逐渐削弱至此),只圩日有个把子私人卖盐的,但土产如豆腐等,私人卖的还有。 三 粮食合作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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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名粮食调剂局,一九三○年开始创设,由群众募集股金。此种募集不是普遍募集,而是向生活较好的人家募集,每股大洋一元。每乡组织一个调剂局,全区八个局,共有股金一千八百一十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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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剂办法:每年向群众买进谷米,比私人买的少收二升,如私人每元一斗七升,调剂局只收一斗五升。卖出时先卖给红军家属,后卖给困难群众。但群众是否困难,要经过乡代表会调查通过。卖出时,也不照当时市价,仅照买进价格略除耗失。例如买进每元一斗五升,卖出则为一斗四升五合,除去耗失五合。红军家属无钱的,群众特别困难的,可以借给,割禾后照数归还,不取利息。每年收谷出谷工作完了,由乡苏通知群众,举出代表,向调剂局负责人算账,并发公告。每年秋后收谷子量入谷仓,用乡苏长条标封。春夏出谷一次二次不定,由群众决定,群众需要了,即开仓出卖。大概每年三月莳田时与五月青黄不接时,均是出谷时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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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二月,改名粮食合作社,但组织如旧。自今年经济建设运动发起以来,各乡粮社都扩大了。例如上才溪粮社,原股二百一十五元,现增加二百零三元,共四百一十八元。下才溪,原股一百三十七元,现增加二百元,共三百三十七元。调剂局委员五人,主任一人常驻,支领伙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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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五月,上村、障云两乡(现划入通贤区)发生饥荒(两乡尽是竹山,每人仅分田一担,纸业又失败了),全区各乡粮食调剂局合力救济。当时谷价每元八升,而调剂局借给此两乡的仍照去秋谷价每元一斗八升,秋后照数归还,全区共借给三十六担。另又募集杂粮(番薯干等)及钱去救济。结果无饿饭的。才溪区其余各乡,今年均未患荒,是调剂局调剂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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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才溪另有一个“贩米合作社”,股本一百三十元,每股五角。专为红军路过、行人来往、机关人员及被难群众买米而设。委员五人均不常驻,圩日有一人办事半天,平时托付消费合作社办理。除开支办米工人的工资、伙食外,不分红利。普通群众来此买米的极少,百人中仅一二人。米价照市。自从群众集股办了这个合作社,红军、难民等就不要向群众挨家办米了。 四 犁牛合作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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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区只上下才溪两乡组织了,各有三头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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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乡约百分之二十的人家无牛,还没有想出解决的办法来。 五 日常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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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暴动前,贫农雇农平均每年只有三个月吃米饭,其余九个月均是吃杂粮,青黄不接时要吃“羊蹄子” 〔 4 〕 ,更有吃糠的。现在,有了六个月的米饭吃,配合六个月的杂粮,一年就够了。本地产米本来很少,故还需一半依靠杂粮,现在杂粮的生产也比前多了。以每餐说,暴动前不能吃饱,现在能吃饱了。并且自己吃外,还可卖给红军,完土地税,买公债票与兑换油盐。总之,吃饭改善了百分之一百(三个月米饭与六个月米饭之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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肉:暴动前贫农雇农平均每人每年吃肉约一元(大洋),现在为二元,增加百分之一百。暴动前百家只有六十家养猪,现在百家有九十五家养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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衣:暴动前平均每人每两年才能做一套衫裤,暴动后平均每人每年能做一套半,增加了百分之二百。今年情形又改变,因为封锁,布贵,平均每人只能做半套,恢复到暴动前。暴动前一套单衣服值十八毛(十五毛布,三毛工),去年每套二十一毛(十七毛布,四毛工),合大洋一元半,今年每套三十四毛(三十毛布,四毛工),合大洋二元四角。反革命使我们的衣服贵到如此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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盐:暴动前每人平均每月吃盐一斤,今年十一月每人每月只吃三两二钱,即暴动前五个人的家庭月吃盐五斤者,今年十一月只吃一斤。不打倒国民党无盐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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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暴动前平均每人每月吃油(从江西来的木油 〔 5 〕 ,本地的猪油)六两,现在未减少也未加多。但因江西的木油来得少了,群众吃的多是猪油。 六 物 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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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暴动前每担(一百斤)十元,一九二九年二元五角,一九三○年五元,一九三二年六元二角,一九三三年五月十元,十月五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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猪肉——暴动前有骨每元两斤半,现在无骨每元亦两斤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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鱼——暴动后因封锁,九江(从武平县转)没有鱼苗来,塘是空的,无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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鸡——前后价同,每斤八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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鸭——前后略同,每斤四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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鸡蛋——前后略同,每毛买三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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鸭蛋——前后略同,每毛买三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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猪油——与猪肉价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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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灰——田里不用,用了做纸,前后略同,每元买一担(八十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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豆子——暴动前每担(八斗)十元,一九三二年二十元,今年八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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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暴动前每毛买二两,现在每毛一两六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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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叶——前后略同,每元买三斤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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菜油——暴动前每元三斤半,今春两斤半,今冬一斤十三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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纸——暴动前每球(四十斤)草纸四元五角,一九三一年六元,一九三二年五元,一九三三年一元五角,因此无人造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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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不能出口,无市。纸、木是本地最大出口,今均失败。可恶的国民党的封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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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油——暴动前木油每元买三斤半,现在无甚货来,只得吃猪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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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比暴动前贵一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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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棉布暴动前一元买一匹(二丈三尺),一九三二年一元又四毛买一匹,今年二元又两毛买一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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盐——暴动前每元十斤,一九三○年至一九三二年春仍是十斤,此年夏贵至七斤。一九三三年每元买一斤,十一月每元仅买十四两。极大的问题是要打破封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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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油——暴动前百分之五十人家点洋油,每元买七斤十四两,一九三三年每元仅买一斤五两,因此除机关办公外,无人点它了,均点“松光” 〔 6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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柴火——暴动前每斤两个铜片,去年三个铜片,今年五个铜片到九个铜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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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洋——前后同,每毛十六个铜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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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洋——杂洋十三毛半;光洋十四毛,苏纸 〔 7 〕 同。现只有苏纸,现洋完全看不见了。又是国民党捣乱! 七 经济公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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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划的才溪区,八个乡,二千一百八十八家,八千七百八十二人,共承销公债一万三千六百元,现尚余约一千元没有销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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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才溪五百二十三家,二千三百一十八人,销四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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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才溪五百零三家,二千六百一十人,销四千一百四十六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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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一)党团员大会动员。(二)各团体各自开会动员。(三)乡苏代表会议动员。(四)村为单位开群众大会一次,专门宣传,不销。(五)乡为单位开群众大会一次,销债,两乡各销了一千五百多元,未完。(六)乡代表、推销委员会(每村三人)、宣传队(乡组织的,每村五人),挨户宣传。(七)选民大会上,上才溪销六百多元,下才溪销一千六百多元。至此,上才溪销了二千多元,尚余一千多元,下才溪销了三千多元,尚余约九百元。(八)嗣后由代表、推销委员、宣传队按户鼓动,概销完了,承认了数目。但公债还没有完全领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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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全自动买,没有强迫。没有一次会不讲经济建设。因为县贸易局建立,有了盐布买,群众更加认识经济公债的重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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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重复地说,只有经济建设配合了政治动员,才能造成扩大红军的更高的热潮,推动广大群众上前线去。才溪乡在青年壮年男子成群地出去当红军、做工作之后,生产超过了暴动前百分之十。荒田开尽,进到开山,没有一片可耕的土地没有种植,群众生活有很大的改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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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合作社(别地称劳动互助社)、消费合作社、粮食合作社,组织了全乡群众的经济生活,经济上的组织性进到了很高的程度,成为全苏区第一个光荣的模范。这种经济战线上的成绩,兴奋了整个群众,使广大群众为了保卫苏区发展苏区而手执武器上前线去,全无家庭后顾之忧。在两乡全人口四千九百二十八人中,男子出去当红军、做工作的一千零一十八人(上才溪四百八十五,下才溪五百三十三),女子出去做工作的有二十九人。这一铁的事实,给了我们一个有力的武器,去粉碎一切机会主义者的瞎说,如像说国内战争中经济建设是不可能的,如像说苏区群众生活没有改良,如像说群众不愿意当红军,或者说扩大红军便没有人生产了。我们郑重介绍长冈乡、才溪乡、石水乡的光荣成绩于全体工农群众之前,我们号召全苏区几千个乡一齐学习这几个乡,使几千个乡都如同长冈、才溪、石水一样,成为争取全中国胜利的坚强的前进阵地。 文 化 教 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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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才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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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学。四个,共一校长,各一教员。教员伙食,群众募集款子,每人一角三分计算。学生共一百四十一人,多是六岁至十岁的。十一至十四岁的多进区苏义务教育性的劳动学校(由儿童工作干部训练所改)。全乡一至十五岁儿童六百多人,内六岁至十五岁的三百二十三人,此数内入日校的一百四十一人,入区苏劳动学校的三十七人,尚有一百四十五人失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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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学。四个,无校长,教员由日学教员兼。学生共一百二十多人,多是女子。每月每校办公费五角,群众募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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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字班。二十四组,每组十人,共二百四十人,每五天由夜学教员发五个新字去认。每组一个组长,男女均有。因老,因工作,因小孩牵累,不能入夜学的,便入识字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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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报团。设于俱乐部内,有一主任,逢圩日(五日一圩)读《斗争》、《红中》及“通知”“阶级分析”、 〔 8 〕 等。每次最少五六十人听,多的八九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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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字牌。六块,设置于通路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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俱乐部。一个,任俱乐部工作的五十多人,内新剧团占三十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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墙报。四处,每村一处,在日校门外。文章,学生教员做得多,群众做的不过十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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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才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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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学。五个,共一校长,各一教员。教员伙食办法同上才溪。学生共一百五十多人,入区校的六十多人,共二百一十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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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学。八个,无校长,教员五个由日校教员兼,三个是另找来的。平均每校学生约三十,共二百四十人。办公费每月五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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俱乐部。一个,工作人员五十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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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字班。二十六组,共二百六十人,识字办法同上才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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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字牌。五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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墙报。五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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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报团。一处,也是每五天逢圩日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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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二年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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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刊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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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 一九三四年一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曾将这个调查报告的油印单行本发给参加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的代表。单行本的题目是《乡苏工作的模范(二)——才溪乡》。在正文前面毛泽东注有:“才溪乡(一九三三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卓兴华上才溪主席,任职半年。阙绍光上才溪文书,任职半年。王得清下才溪代表,任职半年。下面的材料是从三个同志的口头报告收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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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 乡苏,参见本卷第244页注〔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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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 “礼拜六”,指当时革命根据地内实行的帮助红军家属、贫农、雇农耕种土地和帮助耕种红军公田的义务劳动,来源于苏联十月革命后开展的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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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 “羊蹄子”,山野里一种草的根茎,形状似羊蹄,可以用来充饥度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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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 木油,参见本卷第244页注〔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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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 “松光”,即松明,点燃用来照明的油脂多的松木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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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 苏纸,这里指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和闽西工农银行发行的纸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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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 《斗争》,即《斗争》报,当时是中国共产党苏区中央局机关报。《红中》,即《红色中华》,当时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机关报。“通知”,指当时上级机关发的关于各项工作的文件。“阶级分析”,指查田运动中印发的关于怎样分析农村阶级问题的文件和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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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冈乡调查 - 和谐历史档案馆 Banned Historical Archiv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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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长冈乡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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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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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193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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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签:关键人物文稿 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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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来源:毛泽东文集第一卷(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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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冈乡调查 〔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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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苏维埃工作的实际执行都在乡苏与市苏 〔 2 〕 ,这是人人了解的,但乡苏、市苏应该怎么样进行他们的工作,却有很多人不了解。而不了解乡苏与市苏的工作,简直就不能真正领导苏维埃工作,就不能真正去解决“一切苏维埃工作服从革命战争的要求”这个问题。现在上级苏维埃工作人员中我们遇得到这样的情形:发得出很多的命令与决议,却不知道任何一个乡苏、市苏工作的实际内容。同志们!这是不行的,这是官僚主义,这是苏维埃工作的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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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任务是提出了,从扩大红军到修桥筑路的许多计划也发布了,问题是怎样动员群众去完全地实际地实行这些任务与计划。异常紧张的革命战争,要求我们迅速地普遍地解决这个问题。而这个问题的解决,不是脑子里头想得出来的,这依靠于从动员群众执行各种任务的过程中去收集各种新鲜的具体的经验,去发扬这些经验,去扩大我们动员群众的领域,使之适合于更高的任务与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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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许多地方的苏维埃机关中,发生了敷衍塞责或者强迫命令的严重错误,这些苏维埃同群众的关系十分不好,大大障碍了苏维埃任务与计划的执行。另一方面,无数的下级苏维埃工作同志,又在许多地方创造了许多动员群众的很好的方法,他们与群众打成一片,他们的工作收到了很大的成效。上级苏维埃人员的一种责任,就在把这些好的经验收集整理起来,传播到广大区域中去。这样的工作,现在应该立即在各省各县实行起来。反对官僚主义的最有效方法,就是拿活的榜样给他们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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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收集的长冈乡的经验,限于时间与报告人的材料,仅是他们若干项主要工作的概略的总结。但这种总结已足引起我们的极大注意,已足使我们郑重称赞他们的工作为“苏维埃工作的模范”,因为他们与群众的关系十分密切,他们的工作收得了很大的成效。发扬这些经验,收集更多的经验,供给一切落后的乡苏、市苏以具体的榜样,使他们的工作提高到先进乡苏、市苏的地位,团结千百万群众于苏维埃的周围,争取一切苏维埃工作适合于粉碎敌人“围剿”的要求,这就是我们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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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三三年十二月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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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冈乡属于江西省兴国县之上社区,是从本区榔木乡划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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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社区工作的等第:长冈、榔木第一,杨澄第二,合富、秀水、塘石第三,仁田、上社第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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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冈乡分为长冈、塘背、新溪、泗网四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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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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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全乡四百三十七家,一千七百八十五人,出外当红军、做工作的三百二十,在乡一千四百六十五(短夫及区乡工作人员在内)。在乡人口中,中农贫农一千二百八十六,工人、雇农、苦力一百零二,地主富农七十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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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出外当红军、做工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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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二八至一九三二年当红军,八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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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三三年当红军,一百三十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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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游击营,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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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县以上工作,三十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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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后方医院工作,二十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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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当长期夫子,三十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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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三百二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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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地主富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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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有地主二家,五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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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有富农十一家,七十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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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月查田查出地主之妻女与工农结婚的,六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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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六人收回土地三十六担六斗,没有查出别的富农地主。 代 表 会 议一 会议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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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事日程经常是:(1)开会,(2)报告,(3)讨论,(4)其他,(5)散会。拿纸写好贴起来。每次讨论的具体问题,则只主席自己开在纸上,不贴起。“报告”,首先主席报告开会理由,讲二三十句。接着区苏的“参加同志”报告(差不多每次都有区苏的人参加:部员来的多,十次有五六次;部长来的少,十次有二三次;主席、副主席不常来,十次只有一次),内容是政治形势与工作情形。“参加同志”没有说到的,主席与支书补充。“讨论”,均是具体问题,例如十一月八日开的一次会议,讨论了下列各项:(一)军事动员。又分为:1、扩大红军。长冈村代表答应扩大五人,塘背村代表答应四人,新溪村代表答应三人,泗网村代表答应三人,共十五人,限十一月三十日做到。2、优待红属。决定要模范耕田队与劳动互助社一齐动员。3、归队运动。本乡有七个开小差的,决定要宣传队(乡的,村的)、突击队(红军老婆组织的)进行工作。4、慰劳红军。每村答应毛巾四条;黄麻草鞋与布草鞋,长冈答应一百一十双,塘背一百双,新溪九十双,泗网一百双。(二)经济动员。又分为:1、经济公债。本乡承认销五千四百五十六元,收到了谷子八百二十二担,值四千一百一十元,又收到现洋一百二十七元,共收了四千二百三十七元,尚差一千二百一十九元没有收齐,决定要各代表“拿出精神来”做宣传,限十一月二十五日收齐。2、合作社。消费合作社过去只区有,现在乡组织支社,还只集股一百零几元,但群众已承认了三百五十元,决定要各代表进行收集的宣传,宣传队也要出发。3、节省运动。决定多种蔬菜以备春荒,把谷米节省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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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修整河堤道路。决定限十一月二十日至三十日十天内,修好通江背洞之六里长的大路,修六尺宽。修好后再修他路,四尺宽。选举筹备员五人,于路修好后修那个一丈宽被水冲坏了的河堤。至于那座大木桥,则与榔木乡合修。(四)“拥护区苏”。为了对第三次全区苏维埃代表大会十一月十二日的开会表示全乡群众的拥护,决定赠送红匾一幅,一尺四寸红布,写四个字。十二日复动员全乡群众十分之九整队去区苏,要打爆竹。(结果群众去了十分之八,打了五六千爆竹,都是群众自己买了去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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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二项是放在“其他”一项议程内讨论的。此次讨论的各问题,都是选举大会中选民的提桉交乡苏讨论者。 二 检查制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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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次代表会议之中,一次是讨论问题的,另一次是检查工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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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次检查工作的会议之前,各村值日代表召集所属代表开检查会,由值日代表以其结果在代表会议上作报告。报告后,讨论未曾做到的及做得不好的如何做到及改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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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办法开始于榔木乡,长冈从榔木划出之后采用这个办法,后来杨澄乡也采用了。最近区苏召集了一个全区工作检查会议,要各乡都采用。 三 值 日 代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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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村代表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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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冈村,五百多人(分田时人数),十四个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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塘背村,四百九十多人,十四个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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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溪村,三百多人,十三个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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泗网村,四百多人,十四个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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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村工作等第:长冈第一,塘背第二,新溪第三,泗网第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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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村一个“值日代表”,轮流充当,每人每次值十天,九月起实行的。九月前是“代表主任”制,指定一人专任。行了两年后,以主任制有缺点,责归一人,余人不便练习工作,轮流则免此弊。但值日制(实是值旬)也有缺点,代表弱的不能领导一村。 四 常 委 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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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维埃成立以来即有常委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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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副主席、文书、中共支书、少共支书,共五人。必要时,值日代表参加。 五 代表领导居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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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代表管居民二十几人至五十几人不等,如长冈村的代表李求应,他就是管五十多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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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代表手中有一个居民册,册上分为男成年、女成年,男少队(可当长夫)、女少队(可当短夫),男儿童、女儿童。男成年中又分为在赤卫军的(可当长夫)与不在赤卫军的(可当短夫),女成年中也分为在赤卫军的(可当短夫)与不在赤卫军的(可优待红属)。 六 代表的变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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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新划行政区时的榔木乡(七村,三千人),去年十一月选举代表七十多人,候补代表十一人,共八十多人。其中女代表十六个,男代表六十多个。到今年十一月一日改选时,原选男代表只剩下五个,多数当红军去了,少数调动了工作,红五月一次就去了二十九个。每一代表去时,先天召集所管群众选举一人,名曰“代理代表”。 七 代表的政治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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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好的百分之六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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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等的百分之三十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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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差的百分之五(四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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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四个最差的是两男两女,很笨,又不积极,十次会只到四次,到了也不听事,更不发言。对群众态度“粗”,群众不喜欢这四人。七月把他们改选了。 八 女 代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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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个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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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好的八个,寻工作做,又做得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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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等的六个,不知寻工作做,交给工作就做,做不很好,要人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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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差的两个,交给工作也不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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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冈乡代表会议有许多好的创造,如常委会、值日代表、代表领导居民、检查制度等,都是别地可学习的。但常委会应改为主席团(大乡七人,小乡五人);值日代表应改为代表主任,择最好的代表一个月或两个月一任,十天一换太频繁了。会议讨论的问题也很实际,但那个空洞的五条议事日程应取消,为什么不把那张开列了具体问题的单子贴出来呢?长冈乡的检查制度是很好的,工作的完全执行与争取速度,依靠这种办法。最坏的代表应早些撤换,八个月后才改选,太迟了。代表调动了工作,即刻补选是对的,但不应称为“代理代表”。 此 次 选 举一 选举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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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人:中共支书,中共妇女干事,雇农支部长 〔 3 〕 ,手工支部长 〔 4 〕 ,贫农团主任及另一人,大队长,乡代表二人。支书为主任。九月组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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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苏原定九月底选举,两次改期,第二次决定十一月初。 二 选举宣传讲过去阶级未分清楚,现分清了,故要选举。还讲了为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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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围剿”,为检阅工作使之更进步,故要选举。 三 选民登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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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村各造册,由代表负责登记所管居民,交于选举委员会发榜公布:有选举权的一张,十六岁以下无选举权的一张,地主富农等无选举权的一张,前二张红,后一张白。四村及乡苏门外各贴这样的三张。选民册九月本已造好,但把工人家属不算作工人成分,上月改正过来,重新公布。对于工、农选举代表标准的分别,群众中有生疑问者。正确了解“工人领导”这个问题 〔 5 〕 的,全乡不足十分之一。 四 选举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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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村每村一选举单位,另一工人单位。 五 工作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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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两天开选民会(十月十九、二十两天),第一天两个村,第二天两个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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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到长冈、塘背两村报告,分两天出席。副主席(支书兼)到新溪、泗网两村报告,也分两天。报告分军事动员、经济建设、其他工作,共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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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后,选举候选名单。也曾提出要到会群众批评乡苏工作,但无批评者。 六 候选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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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十九日支部干事会开会,各村都有人到(共到十一人)。按照各村工农人数比例,拟定一张五十五人的名单,恰如应选代表之数。然后提交各村党的小组会、工会、贫农团去讨论,由各小组党员在作工作报告的选民大会上起来提议,经大会通过,省去了选委准备名单的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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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单公布,四村及乡苏门外各贴一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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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布后三天即选举。 七 选举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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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十一月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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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人在乡苏开会,到了百分之九十,余是病的,未到。农民分四村开会,到了百分之九十三。上午开会,选民进门签一“到”字于写好了自己名字的一张表上(表二十四格,县苏印发,写二十四个选民的名字)。一人守门,门外有小孩子看,也有进来的。地主富农知道没有份,无来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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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选举委员报告,乡苏主席报告,区苏参加同志报告,问选民有意见没有(没有),依候选名单逐名介绍、表决(无否决者),讨论提桉(有人提议全乡十六岁到四十五岁无疾病者全体上前线,多数通过。此外,如十一月八日代表会议所讨论的“军事”、“经济”、“堤路”各桉,都是此次选举大会提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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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午十时到齐开会,下午四时散会,“精神很好”。 八 代表的政治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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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五个代表中,最积极的三十六个,中等的十九个,最差的尚未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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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代表中,老代表连选连任占十分之六(三十多个),新当选的十分之四。 九 选举后的代表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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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举后第二天(十一月五日)上午,开第一次代表会议,选举主席、副主席、文书,选举出席区大会的代表(十人)。区苏有三个同志参加这次会。第四天(十一月八日),开第二次会议,讨论选举大会的提桉(见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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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冈乡此次选举的缺点:(1)宣传没有指出,苏维埃是群众自己管理自己生活的政权,选举苏维埃代表是群众最重要的权利。(2)候选名单人数恰如应选人数,没有比应选人数增加一倍,因此群众对于候选名单没有批评。选举委员会在组织候选名单问题上没有起什么作用,只有党的活动。(3)工作报告会议上没有尽力发动群众对乡苏工作的批评。除了这些缺点之外,其余都是成功的。 乡苏下的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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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群众团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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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村、乡两级。村五人,主任即为乡之委员。乡五人的多,因村有委员会,但七人、九人、十一人的也有。 一 扩大红军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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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人,内三人是代表。讨论“扩大”、“优待”、“慰劳”、“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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慰劳队(七人,有队长,内四人是代表,一男三女,其他三人一男二女)挑着花生、豆子、蔬菜、草鞋去医院,去县城,有一次去黄陂小布,慰劳红军。 二 土地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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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人。九月查田运动 〔 6 〕 时还开了几次会,对前月查出的三十六担田加以处理。后来没有开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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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改为农事试验场管理委员会,场内附设农产品展览所。 三 土地登记委员会五人,每村一人,主任常驻。七月组织的,做了两个月,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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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完毕,取消主任的伙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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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法:到各村问各代表,登记起来。代表不晓得的,便到那家去问。八月不明表格内容,登记不完备,延长一个月,登记好了。 四 山林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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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人,主任外,每村一人。管种植、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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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了些树,山坏,不发达,应种在河旁、路近、屋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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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山如砍树多,要问过山林委员,少则不问,没有规定尺寸。 五 建设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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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人。指挥“水利”、“桥梁”两委员会。 六 水利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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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人,主任外,每村一人。 七 桥梁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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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人。管桥路之修理。应称桥路委员会。 八 国有财产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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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人。虽有,不了解做什么工作。 九 仓库保管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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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人。管公债谷及红军公田谷之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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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荒仓亦归它管,将没收的三十六担田的谷拿来备荒,共十多担。 十 没收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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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人。管罚款、捐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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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月起罚地主九元,捐富农二百二十五元(十一家,多的捐四十余元,少的十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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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把富农田地、山林、房屋、耕牛、农具一概没收了,只分了些坏田、破屋给他们,没有分山。现富农耕牛、农具需向人租。富农的现款过去“罚”的也有,现在“罚”的也有,无所谓捐。现在富农家况比雇农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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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指出:长冈乡对富农的政策是错误的。) 十一 查田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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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人。现没有了。 十二 教育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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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人。 十三 卫生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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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人。四月组织的。 十四防空防毒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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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人。十月组织的。开了四五次会。 十五 筹备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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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开纪念会而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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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冈乡的村委员会(许多的委员会在村都有),使苏维埃联结了更广大的群众,这是苏维埃工作发展到高度时的很好的创造。因为村有了五人的委员会,乡的委员会许多也只要五个人就行了,而乡的每个委员会的五个人,其中四个就是四个村委员会的主任,这样把工作组成了网,对于乡代表会议的工作的帮助是极大的。但长冈乡同志把这些委员会看做如同工会、贫农团等一样的群众团体,而不知其是苏维埃组织的一部分,这是不妥当的。其中建设委员会可取消。土地委员会在兴国这种土地斗争深入了的地方,应改为农事试验场委员会。此外应增加“粮食”、“户口”、“工农检察”、“赤色戒严”等几个委员会。这些,在中央政府颁布的地方苏维埃组织法上面,已经规定了。 地 方 部 队一 编 制(一)男赤卫军一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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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四岁至四十五岁。此年龄内的男子,全乡共六十六人,除主席、文书两人及重病残废等未编入的二十人外,全部编入,计四十六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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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长、副排长各一,班长、副班长各六。旗一面。(二)女赤卫军一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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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龄同前。此年龄内女子,全乡共二百四十六人(超过男子二倍多),除病残的二十六人外,一律编入,共二百二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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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长、副连长、政治指导员各一,排长、副排长各三,班长、副班长各九,均女子。旗一面。(三)少队一大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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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女合编。十六至二十三岁的,全乡男二十一名,女八十名(四倍于男),共一百零一名,除病残(风脚等)十五名未编入外,一律编入,共八十六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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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队长、副大队长各一。下分男的一排,女的两排,各有排长、副排长。 二 训 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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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排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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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为单位,每月两次,赤、少分开,男女合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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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练人:长冈女副连长,塘背女连长,少队的是一个女子、三个男子。操目:立正,稍息,左右转,插当子,正步,跑步(女子少),散兵,野外(三四里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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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器:多数梭镖,少数木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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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课:先操后讲,讲者政治指导员。讲革命形势、帝国主义、赤军任务等,无一定教材,“随便讲一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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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下午,大约二时至六时,操二点半,讲一点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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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操:平均能到十分之七。(二)连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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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为单位,每月十五日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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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目:各排操法,看哪排好,检阅排操的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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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课:操完,指导员讲政治形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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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下午四个钟头。现冬天天冷,又较闲,改上午。 三 勤 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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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运输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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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子当长夫(四十五岁以上未编入赤卫军的则当短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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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子当短夫(挑出一部分去城内、高兴、茶岭等处),还有救护(挑出一部分组织救护排,准备着,无工作)及洗衣(组织洗衣队,每村挑出十多名,无小孩累赘的,去筲箕窝的补充师及教导队洗了好几次,去茶岭洗了两三次)的勤务。(二)晚上放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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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冈、塘背、泗网共三个哨所,每夜一班,五人或六人一班,赤、少各派几人,轮流担任,班长或副班长负责。一人站哨,余人睡觉。问口令(答“老百姓”,讲出自己的名字,去何地,做何事,其实群众并不知口令),查路条(别乡过路的),未曾捉到什么坏人。(三)白天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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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个人负一天责任,一个赤军,一个少队,一个童团。有人过,一个看路条(童团),一个盘问他(赤军或少队)。必要时送信。塘背哨所曾捉到四五个逃兵,送区。“老百姓”捉到一个无路条的(当他走山上小路过时),别县人,凶得很,疑是侦探,送县。(四)防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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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乡防空防毒委员会指导群众防空,注意下列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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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机来了不要乱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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挖防空洞,可以几家合挖一个,在做,尚未做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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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毒瓦斯用手巾封鼻。演习野营的回来说,用木炭屑装巾封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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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村一个号炮所,都设好了。每所两个专人负责,一人外出必一人在家,司放号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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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青年壮年的劳动群众都应组织到赤卫军或少先队中去,并且加以好的军事训练与政治训练,一方面保卫地方,一方面准备上前线,这是苏维埃在国内战争中的重要任务。长冈乡在这一个方面也是成功的。 群 众 生 活一 今年碰着饥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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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春莳田前,竟有百分之八十的群众缺粮,要向东固、沙村、富田、水南等很远地方办米。这百分之八十的人平均整差一个月粮,每人每年需谷五担,月计四斗。全乡一千五百人的百分之八十为一千二百人,一个月粮计四百八十担,都从远地办来解决了,无饿饭的。 二 明年则不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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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春耕虽好,因虫害秋收不好,只等于去年的收成。但 (一)秋耕好,番薯、豆子均比去年增加四成;(二)冬耕又加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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蔬菜、胡豆、雪豆与油菜;(三)去年秋收后群众曾把谷子大批卖给商人,每担价仅二千八百文,不足一元,固然需要钱用,抓紧些少粜出点是可以的,但没有注意到,今年开了全县的会,议定非四元不卖给商人,并应少卖;(四)去年秋收后供猪供鸡鸭浪费许多,今年供的少了;(五)去年一、二两期公债,买两元需费去二担半谷,今年经济建设公债,买十元还只需交谷二担,——因此可保证明春不荒。 三 油 有 多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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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生比去年好,可打油。家家多少分了一点木梓岭 〔 7 〕 ,又有些木油 〔 8 〕 。油不少,还有多余。 四 豆子可以换盐,但食盐量大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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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豆子收成好(水匀,去年则几全受水害),豆价也好(去年每担九元,今年十二元),可交换全乡食盐百分之六十。其余百分之四十的盐,可以多余的油(油多百分之三十)去交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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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少平均每人每天需盐四钱(月十二两),今年七月减少一半只二钱(月六两),十一月三钱多一点(月约十两)。群众食酸菜水,说与放盐差不多。(这是国民党的罪恶,冲破封锁才有盐吃。) 五 吃肉,贫农增一倍,工人增二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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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猪的人家约百分之八十五,不能供的约百分之十五。平均每家每年猪卖出约值二十元,买进猪肉约十二元,余八元。但在暴动前平均每年每家只能买进猪肉约十元。以阶级分:暴动前中农买进猪肉约十二元,贫农约六元,工人约四元,现在差不多都有十二元(其中一部分人无此数)。过去不说逢圩,即过年过节也吃不到多少肉。现在不说过年过节,每次逢圩大家都要买点肉吃了。 六 鸡鸭多数自己吃,过去则多数卖出七 生活好起来,柴火少出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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柴火本地不缺。过去挑柴火去城里卖的多,现少了百分之三十,因有许多人不需卖它了。 八 衣增一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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衣服一切算在内,平均每人每年需新制一套单衣裤。中农过去、现在无甚改变。贫农、工人则现在较过去改良了一倍,比如现在制二元衣服,过去则只能制一元。 九 雇农的生活改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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雇农全乡约二十二家,十分之六比最贫的贫农要好些了,因为分了东西。本乡地主只二家,没收了富农的(十二家)不少,从城市又分了好些来。十分之四则同于贫农。 十 中农尚留在原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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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说来,中农生活与过去差不多。(苏维埃应该注意中农生活的改良。) 十一 市 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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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农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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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暴动前秋收后每担(九十斤)三元,暴动后一元,去年秋后一元,今春九元,今秋后三元,十一月四元七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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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生——暴动前秋后每担(一百斤)三元,暴动后三元,去秋后三元,今秋后三元五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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番薯——暴动前秋后每担(一百斤)一千文,去秋后一千三百文,今秋后一千二百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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豆子——暴动前秋后每担(一百斤)七元,去秋后十元五角,今秋后十二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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猪——暴动前每斤六百五十文,去秋后九百文,今春七百五十文,今秋后八百六十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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鸡——暴动前每斤七百五十文,去年九百文,今年一千二百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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鸭——暴动前每斤五百文,去年七百文,今年七百五十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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鸡蛋——暴动前每个二十五文,去年及今年均四十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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鸭蛋——暴动前每个三十文,去年及今年均五十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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柴——暴动前片柴每斤八文,去年十文,今年十二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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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油——暴动前每斤六百文(每元五斤半),去年九百二十文(每元三斤半),今春至秋每三斤一元,十一月二斤十二两一元,因能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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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生油——暴动前每七斤一元,去年三斤半一元,今年十一月三斤一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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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柑子——暴动前每二十八斤一元,去年十九斤一元,今年十五斤一元。(乙)外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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盐——暴动前每七斤一元,一九三一年三月每一斤一元,去年每三斤半一元,今夏每一斤大洋一元,纸洋二元,十一月每一斤十二两大洋一元,每一斤四两纸洋一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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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暴动前中等蓝布每尺一百五十文,去年二百五十文,今春三百文,十一月三百八十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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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火——暴动前每盒四十文,去年七十文,今夏一百八十文,十一月九十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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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油——暴动前每斤五百三十文,去年一千一百二十文,今年一千六百文。 十二群众的休息与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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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人每月平均约有五个整天(许多次会合计起来)的开会生活,即是他们很好的休息时间。因出外的多,乡间劳动力减少,群众的劳动强度还是同于暴动前,但劳动的意义不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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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维埃是群众生活的组织者,只有苏维埃用尽它的一切努力解决了群众的问题,切切实实改良了群众的生活,取得了群众对于苏维埃的信仰,才能动员广大群众加入红军,帮助战争,为粉碎敌人的“围剿”而斗争。应该明白:长冈乡在战争动员上的伟大成绩,是与他们改良群众生活的成绩不可分离的。 劳动力的调剂与耕牛问题一 模范耕田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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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村各一队,共约七十人,红军家属有劳动力者组织之,每队一个队长。队下分小队,比如长冈村模范队二十多人,分三小队,按住所接近,有三人的,有七人的。每小队管其附近几家或十几家,经常注意使这些人家的生产弄好。今年八月割禾时组织的,作用是调剂劳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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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法:劳动互助社帮红军家属耕田(不要工钱),模范队则帮群众耕田(要工钱)。比如某个互助社社员正要帮红属耕田,而他自己家里的田又正待耕,模范队便派人帮他耕,或者代替他帮红属耕田,由他出工钱与模范队员,这样来调剂劳动力。因此模范队须与互助社取得密切的联系。 二 劳动互助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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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村每村一个,除红属外,凡有劳力的,十分之八都加入了。全乡社员三百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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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乡人口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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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劳动的百分之十(在全乡总人口中约占一百五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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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劳动的百分之二十(约三百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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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带劳动的百分之三十五(约五百二十五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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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劳动的百分之三十(约四百五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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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二项共约四百五十人,大部分加入互助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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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乡出外的三百二十人(内二百二十六人当红军,九十四人做工作)中,除十几个人属于半劳动外,全部都是全劳动的,此数对于现留的全劳动一百五十人,为百分之六十八对三十二之比。劳动力的有组织的调剂,成为生产上的中心问题,因此群众热烈地欢迎劳动互助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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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助社的工作是优待红属、社员互助与帮助孤老,均完全达到目的,红属的田一般耕得好。其办法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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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待红属:本乡红军家属,紧时平均每家每月须帮助约二十五个工,平时平均每家每月须帮助约十个工。群众劳力多的多帮助,少的少帮助,无的不帮,女人带了小孩子的也少帮。大概紧时全家有两个劳动力的须帮出十三四个工,一个劳动力的须帮出六七个工,半个劳动力的帮一工两工做轻便工作。应该帮这多而少帮了,则须算给工钱于多帮了的。比如紧时甲家每月本应帮红属七工但只帮了五工,乙家应帮七工而帮了九工,则甲家应算两个工的工钱给乙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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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员互助:工数对除,少做了的,按工找算工钱于多做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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帮助孤老:只要吃饭,不要工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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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村为单位全盘计划生产,调剂人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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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月底清算一次,找出工钱(拿钱的多,物品抵的少,都能找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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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价:今年割禾分三等,最高八百文(如打禾),其次六百四十文(如割禾、挑秆),最低三百二十文(如拿禾、点豆),七月间全乡社员大会议定的(此次到了上百人)。去年割禾工价,开头八百文,紧张时一千四百文为最高工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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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低工资:雇农工会是赞成的,他们因为分了田更欠人工。劳动力多的也不反对,他们因为优待红属须帮工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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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助社,委员五人,内主任、组织、宣传各一,受乡的秋收秋耕委员会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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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互助社在农业生产上伟大的作用,长冈乡明显地表现出来了。根据群众的意愿,以村为单位统筹生产,一切地方都可实行,特别在扩大红军数多的地方。必要时还可以乡为单位,甚至以区为单位统筹,上杭才溪区就是这样做的。耕田队可以合并到劳动互助社,使组织上统一起来。这里有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动员女子参加生产。长冈乡十六岁至四十五岁的全部青年壮年七百三十三人,出外当红军做工作去了三百二十人,在乡四百一十三人,其中男子只八十七人,女子竟占三百二十六人(一与四之比),因此长冈乡的生产绝大部分是依靠女子。长冈乡提出了“妇女学习犁耙”的口号,女子已是成群地进入生产战线中,这证明有组织地调剂人工与推动女子参加生产,是不可分离的任务。长冈乡扩大红军如此之多,生产不减少,反增加了,即因为他们把这个问题很好地解决了。 三 犁牛合作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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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月间开始组织的,每村一个,刚在进行,尚未弄好,入社的不多。五个人的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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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百家中有牛二十五头,全乡共有牛百一十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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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家二牛的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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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有牛人家中,一家一牛的占百分之五十(小牛多,十几元一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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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家一牛的,百分之十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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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家一牛及四家一牛的,百分之三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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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家以上共一牛的,百分之五(有七家共一牛的,大水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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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牛的百分之二十五,全乡四百三十七家,无牛的约一百零九家。犁牛合作社尚未讨论如何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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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到了禁止杀牛,牛老牛病应杀的,报告乡苏派人去看,准杀才杀,无敢故意弄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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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时的农业技术条件下,耕牛的作用仅仅次于人工。根据瑞金石水乡(无牛的百分之三十)、兴国长冈乡(无牛的百分之二十五)、上杭才溪乡(无牛的百分之二十)三处的材料,可以知道农民中完全无牛的,平均要占百分之二十五,这是一个绝大的问题。解决方法,莫妙于领导群众组织犁牛合作社,共同集股买牛。办法是在自愿原则下(经过社员大会同意),每家照分田数每担谷田出谷二升至三升。例如,长冈乡每人分田六担二斗,无牛的一百零九家,平均每家四人,共四百三十六人,分田共二千七百零三担,每担三升得谷八十一担,每担五元得钱四百零五元,以二十元买一牛计,得二十头。每牛耕田八十担,共可耕田一千六百担,对于二千七百零三担,已解决了一大半,明年再出两升,即可完全解决。而租牛每年每担谷田即须出牛租五升。这一办法是石水乡群众提出来的,他们已在实行。我们希望各地都能实行。这不但解决贫苦农民一大困难,对于增加农业生产更有大的意义。 公债的推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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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债发行委员会五人,每村另有一个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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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主席到县到区开会认销五千元,后又加认四百五十六元,共五千四百五十六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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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主席回来召集代表会议,由各村代表承认本村的销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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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村值日代表召集本村群众开大会。事先各代表及宣传队向群众做个别的宣传,届时领导群众来开会,讲明购买公债的意义。当场各代表及各团体的负责人首先认购,群众跟着认购,席上登记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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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销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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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代表及宣传队,对那些未买的及买得太少的,按家按户作宣传。“今年这样多”,有些群众不了解,便把去年谷价(买两元公债要拿出谷子两担半)、今年公债(买十元公债还只要拿出两担)比给他们听,把合作社利益(集了股的分两次红就过了股金的头,不曾集股的无份)讲给他们听,把敌人封锁与经济建设的意义讲给他们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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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开全村大会,加销一部,尚未销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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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做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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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第三次全村大会,又加销一部,仍未销完,但所余不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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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做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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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第四次全村大会,全部销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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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销五千四百五十六元,全乡一千四百六十五人,平均每人买了三元七角多。最多的买了四十五元(一家)。买三十元的五十六家,二十元的很多。一二元的极少,只十家左右。五角的无。孤老等不买的也有十几家。“群众完全满意。”从开始至销完为时十五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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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冈乡工作的特点,在于能用全力去动员群众,用极大的耐心去说服群众,结果能完全实现他们的任务,并且争取了最快的速度,推销公债不过一例。长冈乡五千余元公债的推销,全是在会场认购,全不按家去销,全是宣传鼓动,全不强迫摊派,经过四次个别宣传,四次全村大会,从开始至销完共只有十五天。别乡则有销数比长冈乡少至五倍六倍、反而在强迫摊派、销了两三个月还不能结束者,拿了同长冈乡对照,真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 合作社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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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始于一九三一年三次战争 〔 9 〕 结束后榔木乡(长冈乡那时属于榔木)的顾岭村。本村群众以每股五角为单位,集了八十多元,开始做生意,有成绩。一九三二年一月,改为榔木乡合作社,没有增股,货比市上便宜,得到群众欢迎。到九月,做了三百块钱生意,赚了钱。去年九月,区社成立,全区集了八百股(每股五角),把榔木乡社归并于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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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员:村社时代,社长(李奎应,后历任乡社、区社、县社的社长)、采办(李其尚,后历任乡社、区社、县社的采办)、会计兼营业(王仁森,后任乡社、区社的会计)各一人,吃社内饭,无工钱。改乡社时,决定每人月给工钱三元,但三人不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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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从茅店、直下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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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社、乡社时,社员及红属买货,每千文减五十,即百分之五。非社员不减,但照市价实际上便宜些,一串钱货便宜二十文上下,即百分之二。区社今年十一月改为盐布每串钱减二十(因盐布贵,赚钱少),他货仍减五十,非社员照市价,此时一百元生意约赚二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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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社去年九月至今年三月(半年),四百多元本钱赚了六百多元,以百分之五十为公积金,百分之十为营业者及管理委员、审查委员的奖励金,百分之十为文化教育费(为俱乐部、学校及红属儿童买纸笔),百分之三十分红。为了增发红利,鼓励社员,临时将教育费取消(以后应该恢复),共分红百分之四十,每人分了一串钱。分红时,清算账目,悬榜公告。分红后,增加了许多股本,今年七月时,共有二千股一千元了。十一月,第二次分红,每股分五角,实发三角,二角作为增股。决定改股金单位为一元,每人不得超过十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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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委员会十一人,审查委员会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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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定乡设支社。长冈支社集了二百六十多股(每股一元),在开始营业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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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总社八月成立,也在开始营业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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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岭村合作社为全县合作社首创,又办得最好,有模范合作社之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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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乡粮食合作社集了二百二十多股(每股一元),谷子抵交的多(每担五元),集中在长冈村一个仓里。还未开始营业,组织了管理委员会。 每个乡每个区都要学习长冈乡与上社区的消费合作社!文 化 运 动一 小 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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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小学,四个,每村一个,各有校长、教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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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长冈五十五,塘背五十三,新溪三十三,泗网四十六,共一百八十七,占全乡学龄儿童总数百分之六十五。余百分之三十五,不是父母不要他们去,他们自己好玩不肯去,学生去“捉”,捉来有罚扫地的,有罚禁闭的,罚饿饭的也有个把——那是“又大又蛮”的。学生之间自己发动斗争,“精神很好”。那些顽皮小孩来读的时间少,不来读的时间多,父母送他们出门,“他们熘到山上打仗去了”(惩罚的方法有些是不适。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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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分甲乙丙三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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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年龄,七岁至十三岁。也有十四岁十五岁的,则因生产忙,只读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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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的带中饭,近的回家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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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纸笔墨,学生自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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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员尽义务,但劳动互助社帮他耕田,等于一个脱离生产的工作人员。教员自己不肯说,代表会议决定优待。(乡苏常驻人有优待,代表及群众团体负责人不脱离生产的无优待。)合富、秀水两乡,则由学生斗米(斗,集合之意)给老师吃,月斗两斗米。杨澄乡又是一个办法:比如某村有一小学,乡苏准许群众中推出两个人(要是五十以上不能当长夫的),去开长担(开担即挑担,开长担即经常挑担)做小生意,赚了钱供给老师伙食,其数照乡苏办事人例(乡苏每日九分,老师也九分)。乡苏则对此两人不派一切勤务,由这两人自愿承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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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员多是“文墨不深”的。 二 夜 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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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乡九个:长冈三,塘背二,新溪一,泗网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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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平均每校约三十二人,九校共约三百。男约百分之三十,女约百分之七十。全乡十六岁至四十五岁的青年壮年共四百一十三人,大多数进了夜学,四十五岁以上的“老同志”也有少数来读的。群众非常欢迎,说“夜学顶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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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校均分甲乙丙三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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灯火,少数是自己带去,四人五人共一盏灯。多数就夜学设备的一盏木油灯,十多二十人共在这盏灯下读,每月每人出二个或三个铜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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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纸笔墨自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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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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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班,读报,算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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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班,成年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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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班,儿童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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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校一校长,一教员。校长可不识字,只要热心,学生没有来时,“请校长来指示”。校长也来读书。校长“老同志”多。九个夜学校长,女的占五个。教员无女子。九个夜学教员,七个是乡苏代表。都是尽义务的。 三 识 字 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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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孩子累赘的,“更多年纪的”,家里人太少离夜学又远的,这些人编入识字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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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制:依住所接近,少的三人、多的十人为一组,举一组长——稍识几个字的。组长多属夜学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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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法:随时,随地,随人数,乘凉时,喝茶时,一个人,三个人,五个人。起初,画地为字,随后各立一簿,学写起来,字从“桌椅板凳猪牛鸡鸭”写起。各人簿子,大约十天由组长收齐,送夜学老师看改,“写得多写得好”的给以口头夸奖。字,组长有不晓得写的,问夜学老师,夜学老师有不晓得的,问日学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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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此办法,过去不识字的,现在都识得四五十个字了,少数能识七八十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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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办法今夏开始实行,识字班的组织则去年就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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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字牌:每村一块,钉在路旁屋壁。牌上绘图写字,两天三天一换,一天一换或四天五天一换间或也有的。每次,少的两个字,多的三个字,没有不绘图的。日学老师负责。此法效大。 四 俱 乐 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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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乡俱乐部四个,每村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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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俱乐部下,有“体育”、“墙报”、“晚会”等很多的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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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村一个墙报,放在列宁小学。十篇文章中列小学生约占八篇,群众占两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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俱乐部都有新戏。 每个乡苏维埃都要学习长冈乡的文化教育工作!卫 生 运 动一 办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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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居民编为卫生班,按住所接近,四五家,七八家,十一二家为一班,七八家一班的多。有班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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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规定五天大扫除一次,实际七天一次的多,十天的也有。要督促,“不督促记不到,工夫又多”。 二 工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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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扫除:厅堂、睡房不要放灰粪,前后水沟去掉污泥,坪场打扫光洁,公共的水沟、坪场则轮流疏扫。(二)饮食:还只说到禁吃死东西。(三)衣服:要洗洁。以上各项,不做的,发动童团耻笑他,特别那些衣服不洁的。文明戏中也唱了卫生运动。 三 成 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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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月起,头一次“蛮好”。随即松懈下去,五六两月全没做。乡苏发现了,批评了卫生委员会主任,重新召集卫生委员会(乡卫生委员会外,还有各村的卫生委员会,乡、村均五人)开会,号召各村竞赛,“看哪村做得较好”。七月督促实行,四个月来大有成绩,比前清洁多了。 四 舆 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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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军共产党什么都想到了!”“政府工作人员真正顾乐(爱惜的意思)我们!”但也有少数人说:“开窗户,没有病死要吹死!”还需要做深入的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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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病是苏区中一大仇敌,因为它减弱我们的革命力量。如长冈乡一样,发动广大群众的卫生运动,减少疾病以至消灭疾病,是每个乡苏维埃的责任。 社 会 救 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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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济会乡委员会五人(内主任、宣传、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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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无委员会,有一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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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分小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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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员六百一十一。全乡只有约二十家没有加入互济会,这些多属孤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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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费一铜片,无不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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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一)慰劳红军。(二)募捐救济难民,援助反帝。今年有过二次。一次是七十多个信丰难民到兴国城(榔木乡时),共捐了二十多串。一次是援助东北义勇军(也是榔木乡时,那时人口二千九百,会员约八百),捐了四十多串。捐数五个铜片起,一百的、二百的、一串的都有。一百的多数,约占会员百分之六十。五个铜片的,一串的,各只几人。(三)乡里火烧了房子的,失业工人生病无药的,募捐救济。今春一家失火,烧了一间半屋,捐了六串多钱给他。(四)救济饥荒。今夏榔木乡有三四个人饿饭(过去乞丐,现还很穷),请求区互济会发钱发米救济,每人每次多的三升,少的一升,今夏发了三四次。(五)救济红军家属。红军家属中生病困难的(无饿饭的),今夏一次募了十一串多钱。又四月间,由合作社借出本钱,给群众中自愿的几个人,拿去办米,挑往桥头、江背洞发卖,赚了百多串钱,接济红属中病困者。经手的群众,除赚食外,一点多的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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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许多地方的苏维埃不注意社会救济工作、许多地方的互济会只知收月费不知救济群众困难的情形下,长冈乡苏维埃与互济会的社会救济工作,是值得赞扬的。长冈乡是在最具体最实际地解决群众中的每一个困难问题。 妇 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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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工农妇代表会每村一个主任。由各个村的主任及一个妇女指导员组成乡的女工农妇代表会的主席团。全乡代表四十三人,长冈十二,塘背十一,新溪九,泗网十一。去年十一月开始组织的,今年三月改选一次,九月第三次选举。各村七天一次会,都按期开,每次仅个把人缺席(小孩累赘等原因)。代表分开负责,每个管五家至十家,六七家的最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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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成立时的选举,是由乡苏代表负责,村为单位,召集所有十六岁以上的劳动妇女开会。此次到会者各村平均十分之六。按住所接近,几家(不等)选一代表。这次各村选的代表数,较现时略少。这时,妇女们还不了解妇女代表会的作用,不十分踊跃,代表选出后,少数亦不大积极。代表会无主席团,只一主任,村则主任亦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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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三月,第二次选举。办法同前,但由妇女主任主持,各村的乡苏代表只参加帮助。规定了各妇女代表负责管辖的家数。规定乡组织主席团,村设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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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月,第三次选举。改变办法,不开全村妇女大会,由各妇女代表召集所属各家妇女开会选举,全村的乡苏代表仍然参加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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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第二两次选举会,仅选举代表,未讨论问题。第三次讨论了“扩大红军”、“慰劳红军”、“优待红属”、“妇女学习犁耙”、“妇女拿银器买公债”等问题。七天一次的代表会上讨论的问题,曾讨论到婚姻问题,说“要正确的自由,不要流氓的自由,不要一讲口就离婚”。在今年选举运动时,讨论了妇女的候选名单。但其他妇女切身问题,如“妇女病问题”、“小孩子问题”、“妇女教育问题”等,没有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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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乡离婚无不自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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丈夫骂老婆的少,老婆骂丈夫的反倒多起来了。(应该彼此都不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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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全不打小孩子的,现在还没有,但打的时候少了。(应该完全不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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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孩子现在也聪明得多了,如父母打骂,过去反口的少,现在多起来了。(父母不打骂,小孩子也不会反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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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百分之一的妇女,暴动后四年半中结过三次婚。秘密恋爱的,暴动前约占百分之五十,暴动后减少至百分之十,今年更减少了。这是因为,一分了田,二离婚结婚自由,三则革命工作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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衣服改短了,去掉了“花边”。发,除“老婆太”外,一律剪掉了,老婆太也有剪发的。老妇未剪的约占女子百分之二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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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众中,过去(暴动前)互相打骂的事,时有发生,讲口的更不少。现在,相打绝迹,讲口也减少了。过去,讲口无人解释,即使有人劝解,“心里总不易散”。现在一讲口,便有代表出来解释,“心里即刻散了”。现在讲口,多是那些年纪较老的同志们,他们开会较少,对革命工作不大明了,要他们去优待红军家属,间或讲起口来,但明了的积极的占多数(百分之七十),少数不明了的,老婆太为多,“她们总是不肯去开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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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以来,老婆太敬神(装香供饭、求神拜佛)的完全没有了,但“叫魂”的每村还有个把两个。迷信扫除得这样快的原因:打了土豪,分了田地,第一。儿童团、少队的反迷信宣传,苏维埃的节省香烛钱运动,第二。儿童团(特多)、少队的直接干涉(抹掉她们的香烛),第三。(应该拿说服代替干涉。)但有些老婆太,虽不敢公开敬神,心里还是信神,这些人多属没有儿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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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女在革命战争中的伟大力量,在苏区是明显地表现出来了。在查田运动等各种群众斗争上,在经济战线上(长冈乡是主要依靠她们),在文化战线上(许多女子主持乡村教育),在军事动员上(她们的扩大红军与慰劳红军运动,她们的当短夫),在苏维埃的组织上(乡苏中女代表的作用),都表现她们的英雄姿态与伟大成绩。这里女工农妇代表会的领导与推动,是紧要的关节。女工农妇代表会,首先应该抓紧妇女群众的切身利益问题,跟着这些问题的动员,联系到一切政治的动员。在这一点上,许多地方的注意是非常不够的,就是长冈乡也还缺乏充分注意。每个乡苏维埃,都应该把领导女工农妇代表会的工作,放在自己的日程上。 儿 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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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团委员会,乡五人,一个书记。村的,一个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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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岁至十五岁的入儿童团,百分之八十加入了,未加入的多是七岁(因小)及十五岁的(因入了少队,本应十六岁才入少队,但有些“肯长”的加入得早),未加入的,女孩较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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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一)做扩大红军与归队运动的宣传(宣传三四次不去才笑他,本乡历来无耻笑队)(二)。 竞赛捡狗粪入“肥料所”,铲草皮入“肥料屋”(三)。 交月费一铜片,慰劳红军。(四)节省运动——少吃果子,多买公债,五角、一元、二元、三元的都有,买五角的多,百分之六十的儿童买了公债。(五)做游戏,下操,到操场上练习打仗,逢星期日一次,订立了课目。(六)最大多数入了列宁学校。儿童团的纪律严得很,有些顽皮孩子不服父母,也不服老师,只服儿童团的纪律,罚扫地,罚禁闭,总是“服理服输”(应该多用说服,。 少用惩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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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九岁十岁的小孩,为地主富农看牛,现在没有了。过去,儿童不论在家、帮人,每天劳动时间总在十小时以上,同于一个大人,可说全无休息与受教育的时间。现在,每日大部分时间受教育,做游戏,只早晨约一点半钟看牛或做别事。农忙时,则劳动时间较多些——向老师请假,助父母作工。过去受父母打骂,现在受打骂的很少了。 反 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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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帝拥苏同盟,乡的委员会三人(主任、宣传、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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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无委员会,有一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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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分小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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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乡盟员五百五十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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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费一铜片,完全收齐,无不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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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常地做宣传,晓得“反帝”“拥苏”大意的百分之三十(七岁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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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慰劳品送给红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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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地方的群众甚至工作人员以为,反帝即是反国民党、反土豪,拥苏即是拥护苏维埃中央政府。反帝拥苏同盟的领导机关并没有去做深入的切实的宣传解释工作。长冈乡在这方面有了成绩,但也还要更进一步。 工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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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匠:失业的十分之三。十工只有七工做。工资每日五百五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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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缝:大部失业,工资每日四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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泥匠:失业十分之三,工资每日五百五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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篾匠:失业十分之一,工资每日四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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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发:增加十分之一。剃头的,每人一年出谷八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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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工:工资平时每天四百(二毛),紧时八百(四毛)。 贫 农 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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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的委员会,三人(主任、宣传、组织)。村的委员会,五人。今年七月,会员二百七十一,十一月,增至三百八十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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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有事就唤贫农团”,但没有注意健全其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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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查田运动中(七月),把组织整理了,村设了委员会,发展了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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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月前,甚至两个月不开一次会,七月后,村贫农团五天、十天或半月开一次会,看工作需要。乡的每月一次。讨论的问题:“查阶级”,“会员每人节省一毛二”,“发展会员”,“健全组织”,“发展生产”,“罚款捐款”。关于扩大红军、优待红属、经济建设、文化教育等,则只向会员作报告,乡代表会对这些工作有决议时,提到贫农团会上来“发表”,没有什么特别讨论。(应该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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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收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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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下分小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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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切查田运动没有深入的地方,贫农团特别重要,乡苏维埃要负领导之责。贫农团,村应有委员会,应以村为单位开会,乡为单位的会可减少。长冈乡的办法是对的。 宣 传 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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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一宣传中队,七人,一个队长。每村一宣传小队,大村(长冈、塘背)五人,小村(新溪、泗网)三人,有小队长。为扩大红军、经济建设、纪念节等做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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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传的方式:(一)个别宣传,此项最多。(二)值日代表召集全村群众讨论工作时去做宣传。(三)区县开纪念节大会时向群众宣传,也向别乡别区的“队伍”做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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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苏七天召集队长、小队长共五人开“宣传会”一次。区苏召集全区宣传队长开会,每月至少两次,有三次的。每次时间至少四点钟,会毕回家吃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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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乡队长、队员二十三人,女的占十分之六。均“较会讲的”,不一定要识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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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更换,调动工作时才补人。专门研究宣传材料与宣传方法,“乌吗(怎样)能使群众更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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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二月起组织的。 突 击 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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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苏下五人,一队长。村则长冈、塘背、新溪有突击队,泗网没有。红军老婆组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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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一村工作做不动,别一村的突击队就去检查帮助,把别村如何做动的方法告诉他们。乡的也一样,看哪一村做不动,就去检查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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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宣传队工作少,不显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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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苏召集他们开了三四次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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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月起组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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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传队与突击队的办法是好的,各乡都可以组织。 革 命 竞 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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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赛的办法,从今年春耕运动做起的,比赛“较早”、“较好”、“无荒田”三项。这次是全区各乡竞赛,各乡主席在区苏开会决定的。本乡则各村竞赛,召集各村值日代表开会订定。每村由各个代表竞赛,值日代表召集各代表开会订定。没有要各家订立竞赛(也可订立)。条约上写明如下各项:竞赛项目的最高标准,某村与某村竞赛,奖品的种类及数目(分为第一等,红旗;第二等,信纸百张;第三等,信纸五十张),竞赛的时间,负责人与公证人。竞赛期内,乡代表会开了检阅会议,由值日代表报告情形,知道各村做到了什么程度。会后主席等(即公证人)到各村去巡视,看值日代表的报告是否“打花”(扯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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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月间,另外还有一次竞赛,目标是“军事动员”,分“扩大红军”、“慰劳工作”、“优待红属”三项。(无“归队运动”,因其时无开小差的,五月间加入此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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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月二十日,乡代表会开“春耕”、“军事”两项竞赛的总结会,新溪夺得红旗,长冈得信纸百张,塘背得五十,泗网无所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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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月订立“军事”、“经济”两项竞赛,现还未做总结,但已知长冈村最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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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争取工作的速度,革命竞赛的办法应该在每个乡里实行起来。乡苏是竞赛的领导者,但乡苏也只是“领导者”,因为每一竞赛,主要是群众的竞赛,不只是各村代表之间的竞赛。因此每一竞赛条约的订立,应召集村为单位的群众大会作报告,得到群众的承认,并把竞赛条约张贴出来。在生产问题等项的竞赛上,还应召集每个代表领导下的几十个居民开会作报告,得到他们的承认。一时期内检查成绩的结果,也应该召集这样的会作报告,来推动工作的前进。一切竞赛没有成绩的,都是由于只把竞赛条约放在少数人的袋子里,没有推动广大的群众。每一次竞赛,都要作出总结,并且给奖。长冈乡的两次竞赛,对于这些都大体上做到了,所以他们得到了实际的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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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二年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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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刊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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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 一九三四年一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曾将这个调查报告的油印单行本发给参加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的代表,单行本的题目是《乡苏工作的模范(一)——长冈乡》。在正文前面毛泽东注有:“长冈乡(一九三三年十一月十八日)谢昌宝主席(塘背村)李求应代表(长冈村)王先怀贫农团主任(新溪村)下面的材料是从这三个同志收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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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 乡苏、市苏及本篇中的区苏、县苏,均参见本卷第244页注〔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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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 雇农支部,是当时中央革命根据地内赤色工会的一种基层组织,其负责人称支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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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 手工支部,即手工业各业支部,是当时中央革命根据地内赤色工会的一种基层组织,其负责人称支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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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 一九六五年毛泽东对这里的“工人领导”问题写了一个批注,注文是:“乡村的工人是手工业工人,如建筑(泥水匠)、打铁、造纸、裁缝、木匠、篾匠、剃头师父等,人数很少,叫他们单独组织工会,领导广大农民,农民是不服气的。他们因为不能不为农业服务,出外当红军、脱产做政府工作的也较少。除造纸业有几人至十几人的工场手工业外,其余都是个体工人,自有工具,有些还是半农半工的人;土地改革中,工人怕失业,分了一些的土地,他们大体相当于贫农,所以农民不认为他们是自己的领导者。工人方面,也不认为自己有资格可以领导广大的农民。反而觉得怕农民不请工,或者少请工,自己有失业、半失业的危险,所以他们在土地革命中坚决要求分田。只是因为当时‘左’倾路线的中国共产党中央一定要在乡村中及在落后的小城镇中(那里只有手工业,没有机器工业),命令工人领导农民。而工农双方都不理解这个大道理,因而始终没有真正实行过。这件事闹了多少年,直到一九三七年抗日战争以后,才没有再闹这种笑话了,因为那时的领导路线改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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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 查田运动,参见本卷第275页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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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 木梓岭,指种植油茶树的山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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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 木油,参见本卷第244页注〔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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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 指红军第一方面军于一九三一年七月至九月进行的第三次反“围剿”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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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一次号召全国民众武装起来反对帝国主义 - 和谐历史档案馆 Banned Historical Archiv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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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再一次号召全国民众武装起来反对帝国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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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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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1933.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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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签:关键人物文稿 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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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来源:毛泽东思想万岁(1943-1949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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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一次号召全国民众武装起来反对帝国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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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三月四日宣言)全中国的民众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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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帝国主义者的七十五生的大炮,巨大的战斗飞机和炸弹,在热河境内施行非人道的轰炸屠杀。日本帝国主义的八个师团,在几百架飞机掩护之下,正在三路进攻承德。国民党的将军们,依然采取无耻的不抵抗主义,步步撤退,放弃了开鲁,朝阳等,将千百万的和平居民与积极抵抗日帝的士兵,让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践踏、摧残和屠杀。全中国的民众们!热河全省已经落入了日本帝国主义者手中,整个华北,是在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殖民地民众悲惨的命运,是直接威胁着全中国的劳苦民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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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中国民众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奴役中国的强盗战争,还在猖狂地进行着。在我们的面前,只有一条生路,就是武装起来进行革命的民族解放战争!只有广大的千百万民众的武装力量,能够战胜日本及其一切帝国主义者的侵略与瓜分中国的强盗战争,能够取得中国民族的独立解放与领土的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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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曾经屡次号召中国民众起来,与工农红军及苏区劳苦群众们一起,进行胜利的民族革命战争,并且在最近一次宣言中,在全国民众面前,明白的告示中国工农红军愿意在最简单和最必要的条件之下,与一切真正抗日军队订立作战的战斗协定,而国民党军阀政客们最无耻地的屈膝在帝国主义面前,出卖中国,实行不抵抗主义与投降。(中略)正因为苏维埃政府号召与组织全国反帝抗日运动,所以卖国的国民党政府,更加凶残地,更加紧用一切烧杀掳掠、军事冒险与经济封锁,企图阻碍苏维埃的发展,以便消灭反帝抗日的主力。国民党军阀政客们企图把苏维埃政府愿意与抗日部队订立作战的战斗协定的宣言,解释成苏维埃和工农红军懦弱的表示,可是正表示了他们的蠢笨与无智。最近两月的战争,已经给这些卖国的军阀们以严重的教训。国民党的五十二、五十九两师全部缴械,两师长及师部人员全部被俘虏,第五军已经溃不成军。苏维埃运动是得到了千百万群众拥护的,国民党军阀的军事冒险与经济封锁,只有更加激起全国劳苦群众的反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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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苏维埃政府与工农红军准备着与日本帝国主义军队直接作战并驱逐他们出中国。因此,必须解除一切阻碍我们与日本作战的反动军队政府武装。苏维埃政府与工农红军再一次宣言:愿意与一切真正抗日的军队,订立战斗协定。对于一切侵略苏区的军队与武装,我们号召白军的士兵兄弟们起来反对你们卖国的长官,挥转枪头来和红军联合一起,去抵抗日本帝国主义强盗侵略,驱逐他们滚出中国去。全国的民众们!白军士兵们!苏维埃中央临时政府号召你们起来,进行武装的民族革命战争,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反对卖国的国民党统治,反对进攻中国工农红军与苏区!拥护我们的共同进行民族革命战争的号召,反对你们卖国的长官,来联合工农红军,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强盗侵略,反对以一兵一卒一枪一弹进攻苏区。要求他将全国兵力开赴华北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进攻,开展民族革命战争,反对日本及一切帝国主义,打倒帝国主义的走狗国民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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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 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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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主席 项× 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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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月四日于江西瑞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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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田运动的第一步一一组织上的大规模动员 - 和谐历史档案馆 Banned Historical Archiv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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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查田运动的第一步一一组织上的大规模动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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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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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193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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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签:关键人物文稿 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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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来源:毛泽东思想万岁(1943-1949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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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田运动的第一步一一组织上的大规模动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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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样进行查田运动呢?首先是组织上的动员。苏区内一切领导群众斗争的经验告诉我们,只有共产党苏维埃与革命群众团体三者,在党的领导之下,协同一致的行动起来,才能达到每个斗争任务的完满完成。查田运动是一个残酷激烈的阶级斗争,是一个群众的伟大革命运动,是党和苏维埃群众团体工作改善的根本,是目前工作中最主要的一环,只有整个党控个苏维埃工会都动员他们的全力,加入这个运动中去,才能发动开展与完成这个运动。关于党的动员中央局已有正确的指示,关于苏维埃的动员首先要反对过去把查田运动看做只是土地部的工作,不但财政部、军事部、国民经济部与教育部认为是与查田运动毫无关系的,就是工农检察部、裁判部,政治保卫局,也认为没有多大关系,甚至主席团也不去管理查田运动,这是完全不对的,须知整个苏维埃,没有那一部分可以脱离查田运动不管的。第一,是各级政府主席团要用最大的注意去领导整个的查田起动。第二,各级土地部,工农检察部,裁判部,国家政治保卫局及其特派员,是各级政府在查田运动中主要领导与工作的部门,要在查田运动中彻底解决土地问题,改造乡区县三级苏维埃,肃清农村中的反革命,这些政府部门,必须拿出他们最大的力量,财政部要注意从地主罚款富农捐款去进攻封建残余势力,同时增加国家的收入,军事部要注意在查田运动中整顿与扩大地方武装动员群众积极分子参加红军,国民经济部要注意从查田运动的发展中,去进行农业手工业生产的恢复与发展,合作社的发展,与生产品消费品的调剂,教育部不是没有工作的,他应为着开展查田运动供给一些简明通俗的课本与小册子,给予一切查田的干部与群众,他应跟着查田运动的发展,去发展群众的文化教育,因此现在苏区,工会会员,最大多数是在农村中,并与土地有密切的关系,因为查田运动这个伟大激烈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必须是最坚决的领导者,所以不论农业工业,手艺工会及其他工会,必须在全总执行局的领导之下,动员他们的最好干部与一切农村中的会员,加入查田运动,最主要的是在贫农团中起推动鼓励的作用,与对于查田查阶级改造政府提出积极坚决的主张。总之,查田连动不是一件寻常小工作,不是一日甚至不是半年所能彻底完成的,所以必须有党团政府工会各方面配合的大规模的动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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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论到教育干部的问题:第一,须召集下级负责人开会,给他们以关于查田运动中几个主要问题的充分的说明,过去各级苏维埃人员,多不了解查田运动,是一个紧急任务,不懂得实际去分阶级成份,不懂得争取群众发动斗争的路线与方法,所以没有法子去开展这个运动。第二,这样的教育还应施之于从当地的下级调来从一切先进的区域调来的干部,要为他们办短期查田运动训练班,省县两级政府要为了查田运动多次的开办这种训练班,一星期至两星期毕业:专门讲授查田运动几个主要的问题,省县区三级政府土地部工农检察部政治保卫局,每部应有他们一组工作员(区一级的不脱离生产)各部对于自己的这一组人,应给予充分的,关于查田工作的教育。第三,一种教育是应该施之于行动中的,这就是省县两级的派人出去巡视,与区一级的每五天至七天召集自己派出的工作员及乡苏主席贫农团主任开会,检阅他们的工作经过,有前两种方法,而没有后一种方法,是不能争取工作的最大成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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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一九三三年六月《红色中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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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田运动的群众工作 - 和谐历史档案馆 Banned Historical Archiv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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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查田运动的群众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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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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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193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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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签:关键人物文稿 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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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来源:毛泽东文集第一卷(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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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田运动 〔 1 〕 的群众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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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田运动是一个剧烈的残酷的阶级斗争,必须发动最广大群众热烈起来参加斗争,形成群众运动,才能保障阶级路线的正确执行,才能达到消灭封建残余势力的目的。一切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工作方式,是查田运动最大的敌人。查田运动的群众工作,主要是讲阶级,通过阶级,没收分配,及对工会、贫农团的正确领导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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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讲阶级(做宣传)(一)查田运动的策略,是以工人为领导者,依靠贫农,联合中农,去削弱富农,消灭地主。宣传的内容,就是要向群众很清楚地说明这个策略。(二)为了说明这个策略起见,要将什么是地主,什么是富农,什么是中农,什么是贫农,什么是工人说清楚。在这个说明中证明地主是封建剥削者,富农是半封建剥削者,因此只有采取消灭地主、削弱富农的政策,才能使土地革命的利益完全落到中农、贫农、工人身上。(三)但是富农与地主有分别,富农自己劳动,地主自己不劳动,所以对地主取消灭的政策,对富农则取削弱的政策。因此消灭富农的倾向是错误的,同时不应该把富农成分当做地主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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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对中农的策略——联合中农,是土地革命中最中心的策略,中农的向背,关系土地革命的成败。所以要反复向群众说明这个策略,说明侵犯中农利益的绝对不许可的。为了联合中农不侵犯中农利益起见,要提出“富裕中农”来说明它,要着重说明富农与中农交界地方,使富裕中农稳定起来。要揭破地主富农对于中农的欺骗,使中农脱离地主富农的影响,团结在贫农周围,一致向地主作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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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要揭破地主富农的每一欺骗口号,向群众作广泛的解释。要注意地主富农利用氏族的地方的落后观念,来对中农贫农进行欺骗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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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要说明查田运动是粉碎敌人“围剿”的武器。因为把封建残余势力肃清了,去掉了敌人藏在苏区的捣乱者,广大群众革命热忱提高了,扩大红军、经济建设等项工作就更加好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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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要按照当地环境提出具体口号。如在落后的村子,要找出落后的原因,提出发动群众的具体口号。比如该地有反动地主威胁群众,因此群众不敢积极起来斗争,必须提出捉起这个地主的口号。又如当地政府人员犯了脱离群众的严重错误,使得群众不满意,就要从揭发这些人员的错误着手宣传,以发动群众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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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以上均是宣传的内容,以下再说宣传的方式。查田宣传的对象,第一要向乡一级干部分子(乡苏 〔 2 〕 代表、各群众团体负责人)讲话,使他们首先明了,经过他们去宣传群众。第二要在工会与贫农团会议上讲话,使会员群众明了。第三要在村子群众大会上讲话,使每一个群众都明了。(九)宣传员。主要由乡一级积极干部分子担当,有布置地出席群众会议去讲话。其次是组织宣传队,经过训练后派往群众中去讲话。(十)宣传的方法,第一口头讲话,第二贴布告,第三写标语,第四出传单,第五演新剧,第六墙报上做文章,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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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查阶级(一)查田运动是查阶级,不是按亩查田。按亩查田,要引起群众恐慌,是绝对错误的。(二)查阶级是查地主富农阶级,查剥削者,查他们隐藏在农民中间而实在不是农民的人,查这些少数人,决不是查中农、贫农、工人的阶级。因此不得挨家挨户去查,挨家挨户去查要引起群众恐慌,是绝对错误的。(三)查阶级之前,一定要经过宣传的阶段,即讲阶级的阶段,不经过公开地普遍地讲阶级就动手去查,要引起群众恐慌,是绝对错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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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查阶级要发动工会、贫农团的会员及其他群众多数人去查,要群众查了随时报告贫农团与查田委员会。不应该只是少数人去查,少数人去查要引起群众恐慌,是绝对错误的。(五)查阶级要查得明白。不论是一个地主,一个富农,要把他们过去的剥削情形和生活情形查得明明白白,才能使本人服罪,使群众满意,如只查了大概就下断语,那就容易弄错,本人不服,群众不满意,就阻碍了查田运动。对那些中农的成分,更要仔细查清了,不使中农弄成富农,富农弄成地主。(六)一家阶级查出来的材料,要填在一张“阶级成分调查表”上,使大家好评论,日后好根究。如只讲在口里记在心上,或只是在簿上写两三行,易得遗失,是不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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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通过阶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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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通过阶级就是决定阶级成分,是对这个人决定“生死”的时候,故要十分谨慎。一定要是查清楚了的才能提出去通过。(二)通过的次序:首先是贫农团,要开贫农团大会。经过大家讨论,大多数人举手赞成,才算在贫农团通过了。如有疑问的,移到下次讨论,此次不要通过。(三)第二是乡查田委员会。对于贫农团的意见加以审查,对的通过,不对的改正,怀疑的再调查。(四)第三是区土地部。区土地部决定不下的,提出于区查田委员会。区查田委员会决定不下的,提出交县土地部。(五)第四是村子群众会。一定要在本人村子里召集群众大会,向群众报告本人的剥削情形与生活情形,看群众赞成不赞成,赞成的通过,不赞成的再去调查,决不可硬要通过。如果硬要通过,就会引起群众不满,这就是命令主义,要坚决反对的。(六)以上通过阶级的四个步骤必不可少。特别是群众会通过,更加重要。许多地方,不经过群众通过就去没收,是错误的。(七)如果过去有通过错了的,如把中农当富农,富农当地主,地主当富农,应该推翻原桉。要在群众大会上说明过去错误了,现在改正的理由,取得群众的满意。(八)过去弄错了现在翻过来的,如是中农一定要赔他的土地财产,即使田已分了,也要抽出赔他。如是富农,现在有赔则赔,如果实在没有赔,只好将来替他想别种方法。这种赔还,最能争取群众。如果将错就错,不肯改正,那是完全不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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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没收分配(一)没收地主土地财产,没收富农土地及多余的耕牛、农具、房屋,只有经过村子群众大会得到群众的同意后,才能实行。决不可不得群众同意就去没收,决不可黑夜去没收。(二)没收了地主的财产,除开现款及宝贵物件交政府财政部外,其他一切东西,都应分发群众,这是提高群众斗争热情的好方法。(三)趁着开村子群众会通过阶级的时候,举出临时的没收分配委员会,即刻没收,当场分配,不得迟延没收,不得迟延分配,不得把东西挑到政府里去再讲分配。(四)要分配给本村子,不可全乡平摊(大地主不在此例)。(五)首先要分配给红军家属、雇农、工人,及其他群众的贫苦者,不可不分阶层同等分配。(六)猪鸡等物,煮起来在群众大会上使大家吃,不可工作人员少数人吃。(七)政府工作人员最好不要求分东西,以作模范。如果十分缺少用物,要取得群众的同意,在群众大会上通过。要防止工作人员自由拿东西。(八)没收的耕牛及重要农具,在群众同意下,由分得的人组织犁牛合作社,共同使用。(九)没收来的土地,迟延不分是不对的,除开留出红军公田及公共事业田外,要迅速分配。首先分给过去那些未分田及少分田的人。再有多时,以村为单位大家平分。山林、鱼塘、房屋、茅厕,同样要迅速分配给群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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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在每次分配东西群众斗争热忱最高涨时,要适时地提出扩大红军、发展合作社等口号,领导群众热烈参加革命战争,热烈参加苏维埃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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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工会、贫农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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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所有讲阶级,查阶级,通过阶级,没收分配等许多工作,都只有动员工会动员贫农团才能收得最大的效果,工会应成为农村阶级斗争的领导者,贫农团是农村阶级斗争的柱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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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正确地开展查田运动,依靠于工会指导自己的会员加入贫农团,在贫农团内部起积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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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要发展贫农团,使贫农团成为广大贫农群众自由加入的团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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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要洗刷贫农团中暗藏的坏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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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贫农团在查田运动中要勤快开会,要抓紧查田运动为自己的中心工作。(六)要团结中农在贫农团的周围,贫农团的会议,应该吸引中农来旁听。(七)工会、贫农团领导查田斗争工作,不能违背前面各段所述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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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依照上面所述的策略与方法,来动员广大群众,才能使查田运动得到完满的成功。一切不做宣传或宣传不正确、不认真、不普遍,查阶级、通过阶级与没收分配不按阶级路线与群众路线,不得群众赞助与同意,都不能使查田运动收到成绩,反会使群众不满,阻碍查田运动的进行。因此,反对查田运动中的侵犯中农消灭富农的“左”倾机会主义,反对包庇地主富农的右倾机会主义,反对官僚主义的领导方式与工作方法,是正确开展查田运动的必要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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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一九三三年十月二十八日出版的中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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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区中央局机关报《斗争》第三十二期刊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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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 查田运动,是当时革命根据地内在分配土地后进行的一种群众运动,目的是清查漏划的地主、富农,按照当时的土地法没收和分配他们的土地、财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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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 乡苏,参见本卷第244页注〔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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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政府关于查田运动的训令 - 和谐历史档案馆 Banned Historical Archiv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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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中央政府关于查田运动的训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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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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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1933.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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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签:关键人物文稿 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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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来源:毛泽东思想万岁(1943-1949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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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政府关于查田运动的训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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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各苏区,尤其是中央苏区尚有广大区域没有彻底解决土地问题,这种区域在中央区差不多占百分之八十的面积,群众在二百万以上,为瑞金(除武阳区)、会昌、寻邬、安运、信丰、云都(除新陂区)、乐安、宜黄、广昌、石城、建宁、黎川、宁化、长汀、武平十五个全县,博生、胜利、永丰的大部分,公路、万大、上杭、永定、新泉的一部分,兴国也还有均材,黄塘两区,所有这些,都是没有彻底解决土地问题的地方,这些地方的农民群众还没有最广泛地发动起来。封建残余势力还没有最后的克服下去,苏维埃政府中,群众团体中,地方武装中还有不少阶级异己分子在暗藏活动着,还有不少的反革命秘密组织在各地活动破坏革命。为了这个原故,这些地方的战争动员与文化经济建设都落在先进区域(兴国差不多全县、胜利、赣县、万大、公略、永丰、上杭的一部分,博生的黄坡、安枢区,瑞金的武阳区,永定的溪南区等等)之后。在这个广大区域内进行普遍的深入的查田运动,在二百万以上群众中发展最高度的阶级斗争,向着封建势力作最后一次的进攻而把他们完全消灭,是各地苏维埃一刻不能再缓的任务。关于查田运动的具体进行事项,人民委员会特决定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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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责成各级政府主席用最大注意去领导整个查田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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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责成各级土地部,检察部、裁判部、国家政治保卫局及特派员用他们的全力于查田运动中,彻底解决土地问题,改造地方苏维埃,肃清农村中的反革命,中央土地人民委员部、工农检察人民委员会部,司法人民委员部、国家政治保卫局,应用全力指导各下级机关,切实完成这些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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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责成中央财政人民委员部指导各级财政部,从地主罚款富农捐款去进攻封建半封建势力,同时增加国家的收入。责成中央军事人民委员部指导各级军事部在查田运动中整顿与扩大地方武装,动员群众参加红军,责成中央国民经济人民委员部指导各级国民经济部从查田运动的发展中去进行农业手工业生产的恢复与发展,合作社的发展与生产品消费品的调济,责成中央教育人民委员部指导各级教育部为着开展查田运动供给各种简明通俗的课本与小册子给一切查田干部与群众,应跟着查田运动的发展去发展群众的文化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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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省县两级政府应该从查田区域及一切先进的较先进的区域征调干部开办短期的查田运动训练班。县苏区应每月召集区苏负责人开会,区苏应每十天召集乡苏主席贫农团主任开会,检阅查田运动的经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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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应首先召集瑞金、会昌、博生、云都、胜利、石城、宁化、长汀八县以上苏维埃主要负责人会议及八县贫农团代表大会在中央政府开会,发动八县的查田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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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查田运动要坚决执行阶级路线,以农村中工人阶级为领导,依靠贫农,坚决联合中农,向着封建半封建势力作坚决的进攻,把一切冒称“中农”“贫农”的地主富农完全清查出来,没收地主阶级的一切土地财产,没收富农的土地及多余的耕牛、农具、房屋,分配给过去分田不够及尚未分到田的工人、贫农、中农,富农则分与较坏的劳动分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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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查田运动中要充分注意发动群众的大多数起来向着封建残余作斗争,首先要经过广泛的宣传与鼓动一切调查地主富农成分,通过这些成分,没收这些成分的土地财产,均要经过尽可能多数群众的同意与参加。没收来的财物除现款外,应全部发给极贫苦的群众,特别注意发给贫苦的红军家属,并要多发给于财物所出的村庄的群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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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贫农团是查田运动中极重要的群众团体。乡苏维埃要极力指导贫农团,洗刷其中的坏分子,吸收多数积极分子加入,贫农团中的工人小组应是贫农团的积极领导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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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查田运动中要集中大力注意于一切落后的尤其是最落后的区乡及村子。要注意在落后的区多,尤其在大村子中开展查田远动,必须发动本村贫农群众自己起来与本村地主富农斗争,要极力避免可能引起民族地方斗争的一切错误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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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要在查田运动中肃清一切反革命的组织与活动,要防止揭破地主富农的造谣与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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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要在查田运动中改造地方苏维埃,洗刷地方苏维埃中一切阶级异己分子及其他坏分子出来,引进大批革命积极分子进苏维埃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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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各级苏维埃中一切直接间接阻碍查田运动的人,都应该受到严厉的惩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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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坚决执行上述的决定,才能广泛而深入的开展农村中的阶级斗争,激发最广大群众的积极性,彻底消灭农村中一切封建半封建势力,完成查田运动的任务。此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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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 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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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主席 项× 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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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反对国民党出卖平津华北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宣言 - 和谐历史档案馆 Banned Historical Archiv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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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为反对国民党出卖平津华北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宣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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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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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1933.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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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签:宣言 关键人物文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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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来源:毛泽东思想万岁(1943-1949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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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反对国民党出卖平津华北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宣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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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中国的民众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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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蒋介石为罪魁的国民党南京政府,自从断送了满洲和出卖了上海抗日防卫战之后,现在又与日本强盗订立“华北停战协定”,把平津华北出卖给日本帝国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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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华北停战协定”的内容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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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华军撤退至平津以南,划长城以南为缓冲地带(即所谓中立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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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洲国力量的发展,解除义勇军及一切抗日军队的武装,(四)华方保证停止一切反日运动。“华北停战协定”由国民党卖国贼的庐山会议最后决定了,于五月三十一日在塘沽和日本帝国主义的代表们和中国的卖国能手军阀刽子手们共同签字。在他们的欢宴中,庆祝他们的胜利。在北京城外,在满洲、热河、在察哈尔、平津一带,日本帝国主义者正在继续者用他们的大炮飞机轰炸与屠杀抗日的义勇军,革命的士兵与千千万万和平的居民,来造成日本帝国主义统治下殖民地奴隶们的“和平与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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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中国的民众们!平津华北已为反动的国民党最后出卖了!这就是国民党的“长期抵抗”的内幕,这就是国民党“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实质,这就是国民党中央的“已定方针”!万恶的国民党以蒋介石为罪魁的国民党,这样无耻的,这样大胆的把数千万方里及数千万人的整个满洲、热河与平津奉送给了日本帝国主义,而且正在想把西藏、新疆、川边、四川等广大的区域送给英国帝国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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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中国的民众们!我们是中国民族的主人翁,我们绝对不容许日本帝国主义及一切帝国主义侵略我们一寸土地,不容许帝国主义的走狗国民党这样无耻的大胆的出卖中国!必须一致团结起来,武装起来,发展民族革命战争,以四万万民众的力量来打倒帝国主义与帝国主义的走狗国民党军阀,首先是以蒋介石为罪魁的南京政府,只有全中国民众的血的战斗,才能收回我们已失的土地,取得中国民族的独立、解放和领土的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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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与革命军事委员会,曾经一再地向进攻中国苏维埃区城的武装部队提议,在下列三个条件之下,订立作战的战斗协定,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一)立即停止进攻苏维埃区域;(二)立即保证民众的民主权利;(三)立即武装民众成立民众的义勇军,来保卫中国及争取中国的独立、统一与领土完整。但是国民党对于苏维埃的这种号召的回答是:对于日本帝国主义的新的投降与出卖,尽力量向我们苏维埃区域进攻,并且增派大批的飞机来轰炸苏维埃区域内的劳苦民众与和平居民。同时,极无耻地造谣说国民党不能出兵抗日是由于苏维埃政权的存在,是由于中国工农红军“障碍抗日战争”。又说“中国没有力量抗日”故“不得不忍痛停战”。现每一个工人,每一个农民,每一个兵士,每一个学生以及每一个革命者,都会亲眼看到:到底谁障碍抗日战争?谁是卖国贼?谁是帝国主义的走狗?现在谁都懂得和相信:不打倒国民党,中国将归灭亡,中国民众永远沦为帝国主义的奴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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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号召全中国的民众,组成义勇军,东北抗日的士兵,全中国的革命的学生,知识分子,自由职业家以及一切革命者,一致团结起来,武装起来,进行革命民族战争。不顾帝国主义的逮捕与国民党军警的一切压迫与屠杀,违反国民党的停战退却的命令,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为反对国民党出卖中国,为争取中国民族的独立与解放而斗争!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正在完全粉碎帝国主义与国民党对于苏维埃区域的五次“围剿”的血战中建立广大的中国革命根据地,创造一百刀铁的工农红军,准备会师长江与日本帝国主义及一切帝国主义直接作战。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与他的工农红军在长期的反帝国主义与反国民党的斗争中,已经证明给全中国的民众看:“只有苏维埃政权是反帝国主义反国民党的民众自己的政权,只有苏维埃政府能够领导全中国民众头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与一切帝国主义,打倒出卖中国的蒋介石的国民党的南京政府以及一切国民党卖国军阀。全中国的民众们!团结起来,武装起来,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在一起,扩大民族战争与恢复东北失地,为保卫中国,为争取中国民族的独立解放而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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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 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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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主席 项× 张×× 一九三三年六月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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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八县查田运动大会上的报告 - 和谐历史档案馆 Banned Historical Archiv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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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在八县查田运动大会上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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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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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1933.6.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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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签:关键人物文稿 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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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来源:毛泽东思想万岁(1913-1943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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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八县查田运动大会上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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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过去的经验都证明:......(见“查田运动是广大区域内的中心重大任务”一文所述的这一段的开头至建立革命临时政权相同。故略)......建立临时的革命政权(革命委员会)建立地方的工农武装及群众团体,才能保障阶级路线的正确执行,才能达到消灭封建残余势力的目的;一切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工作方式,是查田运动最大的敌人。查田运动的群众工作,主要是讲阶级,通过阶级,没收分配及对工会、贫农团的正确领导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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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讲阶级(做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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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查田运动的策略,是以工人为领导,依靠贫农,联合中农,削弱富农,消灭地主,宣传内容,就是要向群众很清楚地说明这个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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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为了说明这个策略起见,要将什么是地主,什么是富农,什么是中农,什么是贫农,什么是工人说清楚。在这个说明中证明地主是封建剥削者,富农是封建剥削者,因此只有采取消灭地主削弱富农的政策,才能便土地革命的利益,完全落到中农、贫农、工人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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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但是富农与地主有分别,富农自己劳动,地主自己不劳动,所以对地主取消灭的政策,对富农则取削弱的政策,因此消灭富农的倾向是错误的,同时不应该把富农成分当作地主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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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对中农的策略――联合中农.是土地革命的中心策略。中农的向背,关系土地革命的成败。所以要反复向群众说明这个策略,说明侵犯中农利益是绝对不许可的。为了联合中农不侵犯中农利益起见,要提出“富裕中农”来说他,要着重说明富农与中农交界地方,使富裕中农稳定起来。要揭破地主富农对中农的欺骗,使中农脱离地主富农的影响,团结在贫农周围,一致向地生作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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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要揭破地主富农的每一欺骗口号,向群众作广泛的解释。要注意地主富农利用民族的、地方的落后观念,来对中农贫农进行欺骗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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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要说明查田运动是粉碎敌人围剿的武器。因为把封建残余势力肃清了,去掉了敌人藏在苏区的捣乱者;广大群众革命热忱提高了,扩大红军、经济建设等项就更加好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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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要按照当地环境提出具体口号,如在落后的村子,要找出落后的原因,提出发动群众的具体口号。比如该地有反动地主威胁群众,因此群众不敢起来斗争,必须提出提起这个地主的口号;又如当地政府人员犯了脱离群众的严重错误,使得群众不满意,就要从揭发这些人员的错误着手宣传,燃发动群众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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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以上是宣传的内容,以下再说宣传的方式。查田运动的对象,第一要向乡一级干部分子(乡苏代表、各群众团体负责人)讲话,使他们首先明了,经过他们宣传群众。第二要在工会与贫农团会议上讲话,使会员群众明了。第三,要在村子群众大会上讲话,使每个群众都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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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宣传员,主要由乡一级积极干部分子担当,有布置的出席群众会议上去讲话。其次是组织宣传队,经过训练后派往群众中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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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宣传的方法:第一,口头讲话。第二,贴布告。第三,写标语。第四,出传单。第五、演新剧。第六,墙报上做文章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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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查阶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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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查田运动是查阶级,不是按亩查田。按亩田要引起群众恐慌,是绝对错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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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查阶级是查地主富农阶级,查剥削者,查他们隐藏在农民中间而实在不是农民的人,查这些少数人。决不是查中农、贫农、工人阶级,因此不得挨家挨户去查。挨家挨户去查要引起群众恐慌是绝对错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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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查阶级前,一定要经过宣传的阶段,且以讲阶级的阶段。不经过公开的普遍的讲阶级阶段就动手去查,要引起群众恐慌是绝对错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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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查阶级要发动工会、贫农团的会员及其他群众多数去查,要群众查了随时报告贫农团与查田委员会。不应该只是少数人去查。少数人去查要引起群众恐慌,是绝对错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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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查阶级要查明白,不论是一个地主,一个富农,要把他们过去的剥削情形和生活情形查得明明白白,才能使本人服罪,使群众满意;如只查了大概就下断语,那就容易弄错,本人不服,群众不满意,就阻碍了查田运动。对那些中农的成分,更要仔细查清,不使中农弄成富农,富农弄成地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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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一家阶级查出来的材料,要填在一张“阶级成分调查表”上,使大家好评论,日后好根究。如只讲口里记在心上,或只在簿上写两三行,易于遗失,是不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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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通过阶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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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通过阶级就是决定阶级成分,是对这个人决定问题的时候,故要十分慎重。一定要查清楚了的,才能提出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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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通过的次序,首先是贫农团,要开贫农团大会。经过大家讨论,大多数人举手赞成,才算在贫农团通过了。如有疑问的移到下次讨论,此次不要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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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第二是乡查田委员会,对于贫农团的意见加以审查,对的通过,不对的改正。怀疑的再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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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第三是区土地部,区土地部决定不下的,提出于区查田委员会。区查田委员会决定不下的,提出县土地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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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第四是村子群众会。一定要在本人村子里召集群众大会,向群众报告本人的剥削情形与生活情形,看群众赞成不赞成,赞成的通过,不赞成的再去调查,决不可硬要通过。如果硬要通过,就会引起群众不满,这就是命令主义,要坚决反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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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以上通过阶级的四个步骤必不可少,特别是群众会通过更加重要。许多地方,不经过群众会通过就去没收,是错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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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如果过去错误了的,加把中农当富农,富农当地主,地主当富农,应该推翻原桉。要在群众大会上说明过去错了,现在改正的理由取得群众的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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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过去弄错了现在翻过来的,如是中农一定要赔他的土地财产,即使田分了也要抽出赔他。如是富农,现在有则赔,如果实在没有赔的,只好将来替他想别种办法。这种赔还,最能争取群众,如果将错就错,不肯改正,那是完全不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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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没收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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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没收地主土地财产,没收富农土地及多余的耕牛农具房屋,只有经过村子群众大会得到群众的同意,才能实行,决不可能不得群众同意就去没收,决不可黑夜去没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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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没收了地主的财产,除开现款及宝贵文件交政府财政部外,其他一切东西,都应分发群众,这是提高群众斗争热情的好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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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趁着开村子群众会通过阶级的时候,举出临时的没收分配委员会,即刻没收,当场分配,不得迟延没收,不得迟延分配,不得把东西挑到政府里去再讲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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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要分配给本村子,不可全乡平推(大地主不在此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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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首先要分配给红军家族、雇农、工人及其他群众的贫苦者,不可不分阶层同等分配。(六)猪鸡等物,煮起来在群众大会上使大家吃,不可工作人员少数人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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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政府工作人员最好不要求东西,以作模范。如果十分缺乏用物,要取得群众的同意,在群众大会上通过,要防止工作人员自由的拿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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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没收的耕牛及重要农具,在群众同意下,由分得的人组织犁牛合作社,共同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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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没收来的土地,迟延不分是不对的,除开留出红军公田及公义事业田外要迅速分配。首先,分给过去那些未分田及少分田的人。再有多时,以村为单位大家平分。山林、渔塘、房屋、茅厕,同样要迅速分配给群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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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在每次分配东西,群众斗争热情最高涨时,要适时的提出扩大红军、发展合作社等口号,领导群众热烈参加革命战争,热烈参加苏维埃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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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工会贫农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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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所有讲阶级、查阶级、通过阶级、没收分配等许多工作,都只有动员工会、动员贫农团才能收得最大的效果,工会应成为农村阶级斗争的领导者,贫农团是农村阶级斗争的柱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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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正确地开展查田运动,依靠于工会指导自己的会员加入贫农团,在贫农团内部起积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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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要发展贫农团,使贫农团成为广大贫农群众自由愿入的团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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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要洗刷贫农团中暗藏的坏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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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贫农团在查田运动中要勤快开会,要抓紧查田运动为自己的中心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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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要团结中农在贫农团的周围,贫农团的会议应该吸收中农来旁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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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工会贫农团领导查田斗争工作,不能违背前面各段所述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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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依照上面所述的策略与方法,来动员广大的群众,才能使查田运动得到完满的成功。一切不宣传或宣传不正确,不认真、不普遍,查阶级,通过阶级与没收分配,不按阶级路线与群众路线,不得群众赞助与同意,都不能使查田运动收到成绩,反会使群众不满,阻碍查田运动的进行,因此,反对查田运动中的侵犯中农,消灭富农的左倾机会主义,反对包庇地主富农的右倾机会主义,反对官僚主义的领导方法与工作方法,是正确开展查田运动的必要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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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查田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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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农团组织与工作大纲 - 和谐历史档案馆 Banned Historical Archiv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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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贫农团组织与工作大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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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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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1933.7.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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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签:关键人物文稿 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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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来源:毛泽东思想万岁(1943-1949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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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农团组织与工作大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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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农团在土地革命中一般说来是起了伟大的作用,他不但团结了广大雇农贫农群众,联合着中农在其周围,在共产党与苏维埃领导之下,以绝大的革命力量,推翻了农村中的封建半封建势力,从地主阶级手中夺取了土地积极的推进了土地上面的生产。即对于战争动员,经济动员和文化建设等项重大的工作,也起了极大的作用。贫农团的这种伟大的革命成绩,是十分值得称赞的。但是依据看来,贫农团不是都在一切地方都有这样的成绩的,也不是有了这些成绩就可以不注意其组织上和工作的进行上还有缺点与错误。却正相反,只有看到了贫农团过去的成绩,同时还看到了贫农团的缺点与错误,还看到了有些地方的成绩不够,因此努力去改正贫农团组织与工作上的一些缺点与错误,才能争取以后更加伟大的成绩,完成贫农团在苏维埃运动中应有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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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许多地方的材料,贫农团在组织上与工作上,还有许多不健全的地方,有些地方甚至还只有一一个空名,没有实际的工作,总括这些材料看来,可以分成两种睛形:(一)有别地方还没有乡贫农团,只有村贫农团、村贫农团之下设小组。有些地方没有村贫农团,只有贫农团,乡贫农团之下设小组。在乡贫农团和村贫农团内部都没有干事会,内分主任、组织宣传三个工作部门,由干事会指挥各小组,定期开会,有的十天一次全体会,五天一次小组会,有的一星期一次全体会,五天一次小组会。加入贫农团的不论层农苦力贫农,要有三人介绍,否则不能加入,把许多雇农苦力贫农关在贫农团的门外,以致会员数量不甚发展,减少了贫农团的作用。(二)另外一种更加不好的情形,就是有些地方只简单地宣布除掉地主富农中农以外,其余一切都是贫农团会员,由中共支部或乡苏指定一个贫农团主任,这样该乡就算有了贫农团的组织了。贫农团主任不晓得有几多会员,也不晓得要做些什么工作,三四个月甚至半年不开会,只挂一个空名,这实际上等于没有贫农团。这样的贫农团的任务和他在农村中应起的作用,是更加不够完成了。第一种情形的贫农团,其中有些代替了政府的职务,如瑞金武阳区的龙冈乡,黄柏区的新庄、北村两乡,就有这种情形。而第二种情形的贫农团,则没有经常工作,散漫不起作用。这两种现象都是不好的。但是苏区之中有不少地方的贫农团在组织上工作上都是很健全地发展的,大数量的会员,紧张的斗争情绪,能够积极地讨论各种革命斗争问题,又并不侵犯乡苏的职权,他们不但和上述第二种情形的贫农团(挂空名的)大不相同,比起第一种情形的贫农团(还有错误的)来也更加进步,他们真算得苏区中贫农团的模范,值得各地贫农团的学习。为了总结过去贫农团斗争的经验,统一贫农团的组织,普遍建立贫农团的经常工作,完成贫农团在目前革命阶段中的重大任务,中央政府特根据土地斗争发展的经验,及瑞金、会昌、雩都、胜利、博生、石城、宁化、长汀八县贫农团代表大会的建议,印发这一贫农团组织与工作大纲。希望全国农村中广大的贫农群众都在这一大纲之下,一致的团结与行动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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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贫农团不是纯粹一个阶级的组织,而是在苏维埃管辖区域内的广大贫农群众的组织,同时农村工人必须参加贫农团,组成工人小组在里面起积极领导作用,同时团结广大贫农群众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成为苏维埃政权最可依靠的柱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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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贫农团的作用是赞助政府实现政府的一切法令,而不是代替政府的工作。关系于工人贫农的利益与权利的各种问题,应该提出自己的意见向政府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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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贫农团要特别注意中农的利益和权利,使中农环绕在贫农团的周围,建立贫农团与中农的坚固联盟,成为无产阶级联合中农的坚固的一环,以便利于进行消灭地主阶级与反对富农的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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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贫农团只有共产党与苏维埃的领导之下,才能正确的实现他的一切任务,不致受富农的影响,不致受一落后区的农民意识,如绝对平均观念和地方观念等所支配。在还没有组织贫农团的地方,可由农业工会或贫农中的积极分子来发起,农业工人及手艺工人工会要能够做到在自己的全体大会上通过整个加入贫农团,以实现无产阶级在贫农团内的经常的领导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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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贫农团在初成立的时候,是吸收贫农中积极分子参加,以后便逐渐成为全体贫农群众的组织,为了吸收全体贫农群众加入贫农团,(当然破坏土地斗争包庇地主富农的那种坏分子,即使是贫农也不能加入)贫农团的老会员应该经常负责去做扩大贫农团的宣传,积极找贫农民农村工人以加入贫农团,但不须用介绍形式,而是向工人贫农开大门,告诉并指引他们加入贫农团。加入贫农团是以自愿为原则,一切男女老少的工人贫农,均可报名加入,那种按户派人的作法是错误的,为了严厉地防止地主富农的溷入,须从老会员找来的及自动报名的一切新会员中,按照分析阶级的标准加以考查,遇到有成分不对的,立即开除出去,以保障贫农团不被地主富农溷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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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当着开展斗争,或当着进行查田运动的时候,如果因为过去贫农团散漫无作用,或者贫农团操纵在少数地主分子与富农分子里,起了相反的作用,因此就用命令主义的办法,解散贫农团重新组织,这是脱离了群众,十分不对的。这种时候的正当办法,应该团结贫农中的积极分子加紧教育他们,在贫农团内发动激烈的斗争,揭破地主富农的欺骗,争取会员群众脱离地主富农分子的影响,而坚决把地主富农分子及个别无法再教育的极坏的分子洗刷出贫农团去,这样来坚强贫农团的战斗力量,争取土地斗争与查田运动的彻底胜利。如果贫农团中有中农加入,而便不能像对付地主富农分子一样,把他们一下洗刷就完事,一定要经过一番清楚的解释,对他们说明不必加入贫农团的理由,在他们出贫农团之后,贫农团开会时他们仍可来旁听,并且欢迎一切中农都来旁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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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贫农团既不是纯粹一个阶级的组织,因此他并不须要如工会一样的严密的组织形式,不需一定的章程,也不需要缴纳会费,(需要用费时,在全体大会的同意下,可向会员举行临时的募捐),更不需要省县区的系统的组织,只是以乡为单位来组织贫农团。乡贫农团之下分小组,小组可以一个屋子(即小村子)为单位,每个屋子的会员为一小组,如果一个屋子里只有极少数人家,因之会员人数不多,可以两三个接近的屋子成立一个小组。如果一个屋子有几十家甚至更多的人家,因之贫农人数甚多,可以在一个村子内成立几个小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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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为着贫农团工作进行的便利,应由大会选举三个人(最积极的分子)组织委员会,较大的乡或会员很多的贫农团,可推举五个人组织委员会,由委员会推定主任一人,主持全盘工作,此外不在设别的工作部门。贫农团应当实行很广泛的革命民主制度,凡遇到重要问题,必须召集全体会员开会讨论。只有平常的问题,才单由革委会讨论,或由委员会召集小组组长参加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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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贫农团大会,委员会,及小组开会,不必机械的固定时间,以防止形式主义的开会,减少会员群众的兴趣。凡遇重要问题,即行召集会议。在农村阶级斗争特别激烈的时候,如像分田与查田的时候,就是三四天,五六天开一次会员大会,两三天开一次委员会及小组长会,都是应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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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贫农团的工作,在于随时能注意到工人贫农以及中农的利益,为了苏维埃政权的巩固与发展而斗争,今将贫农团的重要工作列举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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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讨论豪绅地主的土地房屋、农具财产和富农的土地及多余的耕牛农具房屋等的没收与分配的问题。讨论这个问题时,中心是如何对待地支富农的反抗,如何使土地革命的利益完全落在工人贫农中农的身上。这里要特别注意不妨碍中农利益,并且要亲密的联合中农要注意彻底消灭农村中的封建势力,并不使地主富农冒称中农贫农偷取土地利益,要做到不使一个地主留一寸土地,不使一个富农偷取一丘好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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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讨论农业生产上的问题,如怎样进行春耕、夏耕、秋收、秋耕的运动。在各季的生产运动中,怎样增加人工,增加肥料,改良种子,开发水利,调剂耕牛,添置农具,消灭害虫,开垦荒田,种植树木与保护山林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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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讨论经济动员上的问题,除上述发展农业生产外,主要是讨论合作社的发展;如发展粮食合作社,消费合作社、信用合作社、生产合作社、犁牛合作社,使国民经济大规模的发展起来,以抵制商人残酷剥削,打破敌人的经济封锁,使群众生活得到进一步改良,革命战争得到极充实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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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讨论救济灾荒的问题,如灾荒时粮食、种子、耕牛、农具等的互相帮助,被敌人骚扰区域被难群众的设法救济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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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戊)讨论群众卫生的问题,如发起普遍的卫生运动,讲究清洁扫除,以抵制疾病疫疠,保障群众生活的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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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讨论优待红军的问题,如红军公田的耕种收获与保存,及帮助红军家属耕田,实行优待红军条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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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庚)讨论战争动员上的问题,这里第一是扩大红军,第二是筹借经费接济红军,第三是慰劳红军,第四是扩大赤卫队与少先队,这些都是关于战争动员上极重要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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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讨论参加苏维埃选举运动与检举运动的问题,如当着选举时保障工人贫农中的积极分子使他们当选进去,并吸引最好的中农分子参加苏维埃工作。当着苏维埃中溷入有阶级异己分子,及发现有贪污腐化,消极怠工等分子时,参加工农检察部所号召的检举运动,发动对苏维埃工作人员的自我批评,使苏维埃的工作绝对健全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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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壬)讨论苏维埃一切法令决议命令使之在本乡完全实现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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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癸)讨论一切临时发生的重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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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农团必须经常注意上列种种问题的讨论,并且积极的向政府建议,在政府领导下坚决的参加各种革命战线上的斗争,使各种革命任务完全实现,他才能不断的有自己的经常工作,而真正替工人贫农中农谋得利益,不致成为有名无实的团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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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为着更能巩固农村无产阶级对于广大农民群众的领导,贫农团委员会(并可选几个积极的贫农分子同去)可以建议与农业工会手艺工会的领导机关开联席会议,这种会议由工会召集,如组织拥护红军委员会,组织反帝拥苏同盟,组织革命互济会及某种庆祝纪念与示威大会等,都可举行联席会议来讨论,在一致的同意下共同努力使实现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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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政府主席 毛泽东 项× 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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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注意经济工作 - 和谐历史档案馆 Banned Historical Archiv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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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必须注意经济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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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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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1933.8.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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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签:关键人物文稿 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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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来源:毛泽东选集1-7(静火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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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注意经济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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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战争的激烈发展,要求我们动员群众,立即开展经济战线上的运动,进行各项必要和可能的经济建设事业。为什么?现在我们的一切工作,都应当为着革命战争的胜利,首先是粉碎敌人第五次“围剿” 〔 1 〕 的战争的彻底胜利;为着争取物质上的条件去保障红军的给养和供给;为着改善人民群众的生活,由此更加激发人民群众参加革命战争的积极性;为着在经济战线上把广大人民群众组织起来,并且教育他们,使战争得着新的群众力量;为着从经济建设去巩固工人和农民的联盟,去巩固工农民主专政,去加强无产阶级的领导。为着这一切,就需要进行经济方面的建设工作。这是每个革命工作人员必须认识清楚的。过去有些同志认为革命战争已经忙不了,哪里还有闲工夫去做经济建设工作,因此见到谁谈经济建设,就要骂为“右倾”。他们认为在革命战争环境中没有进行经济建设的可能,要等战争最后胜利了,有了和平的安静的环境,才能进行经济建设。同志们,这些意见是不对的。抱着这些意见的同志,他们不了解如果不进行经济建设,革命战争的物质条件就不能有保障,人民在长期的战争中就会感觉疲惫。你们看,敌人在进行经济封锁,奸商和反动派在破坏我们的金融和商业,我们红色区域的对外贸易,受到极大的妨碍。我们如果不把这些困难克服,革命战争不是要受到很大的影响吗?盐很贵,有时买不到。谷子秋冬便宜,春夏又贵得厉害。这些情形,立即影响到工农的生活,使工农生活不能改良。这不是要影响到工农联盟这一个基本路线吗?工农群众如果对于他们的生活发生不满意,这不是要影响到我们的扩大红军、动员群众参加革命战争的工作吗?所以,这种以为革命战争的环境不应该进行经济建设的意见,是极端错误的。有这种意见的人,也常说一切应服从战争,他们不知道如果取消了经济建设,这就不是服从战争,而是削弱战争。只有开展经济战线方面的工作,发展红色区域的经济,才能使革命战争得到相当的物质基础,才能顺利地开展我们军事上的进攻,给敌人的“围剿”以有力的打击;才能使我们有力量去扩大红军,把我们的战线开展到几千里路的地方去,使我们的红军毫无顾虑地在将来顺利的条件下去打南昌,打九江,使我们的红军减少自己找给养的这一部分工作,专心一意去打敌人;也才能使我们的广大群众都得到生活上的相当的满足,而更加高兴地去当红军,去做各项革命工作。必须这样干才叫做服从战争。现在各地革命工作人员中,还有许多人不明了经济建设工作在革命战争中的重要性,还有许多地方政府没有着重讨论经济建设的问题。各地政府的国民经济部的组织还不健全,有些连部长还没有找到,或者也只拿工作能力较差的人去凑数。合作社的发展还只在开始的阶段,调剂粮食的工作也还只在一部分地方做起来。各地还没有把经济建设这个任务宣传到广大群众中去(这是十分紧要的),还没有在群众中造成为着经济建设而斗争的热烈的空气。这些情形,都是由于忽视经济建设的重要性而来的。我们一定要经过同志们在这次会议上的讨论和会后回去的传达,在全体政府工作人员中,在广大工农群众中,造成一种热烈的经济建设的空气。要大家懂得经济建设在革命战争中的重要性,努力推销经济建设公债,发展合作社运动,普遍建设谷仓,建设备荒仓。每个县要设立一个粮食调剂分局,重要的区,重要的圩场 〔 2 〕 ,要设粮食调剂支局。一方面要使我们的粮食,在红色区域内由有余的地方流通到不足的地方,不使有的地方成了堆,有的地方买不到,有的地方价格过低,有的地方价格又过高;一方面要把我区多余的粮食,有计划地(不是无限制地)运输出口,不受奸商的中间剥削,从白区购买必需品进来。大家要努力去发展农业和手工业的生产,多造农具,多产石灰,使明年的收获增多,恢复钨砂、木头、樟脑、纸张、烟叶、夏布、香菰、薄荷油等特产过去的产量,并把它们大批地输出到白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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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出入口贸易的数量来看,我们第一个大宗出口是粮食。每年大约有三百万担谷子出口,三百万群众中每人平均输出一担谷交换必需品进来,不会是更少的吧。这笔生意是什么人做的?全是商人在做,商人在这中间进行了残酷的剥削。去年万安、泰和两县的农民五角钱一担谷卖给商人,而商人运到赣州卖四块钱一担,赚去了七倍。又看三百万群众每年要吃差不多九百万块钱的盐,要穿差不多六百万块钱的布。这一千五百万元盐、布的进口,过去不消说都是商人在那里做的,我们没有去管过。商人在这中间的剥削真是大得很。比如商人到梅县买盐,一块钱七斤,运到我区,一块钱卖十二两。这不是吓死人的剥削吗?像这样的事情,我们再不能不管了,以后是一定要管起来。我们的对外贸易局在这方面要尽很大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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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百万元经济建设公债的发行怎样使用呢?我们打算这样使用:一百万供给红军作战费,两百万借给合作社、粮食调剂局、对外贸易局做本钱。其中又以小部分用去发展生产,大部分用去发展出入口贸易。我们的目的不但要发展生产,并且要使生产品出口卖得适当的价钱,又从白区用低价买得盐布进来,分配给人民群众,这样去打破敌人的封锁,抵制商人的剥削。我们要使人民经济一天一天发展起来,大大改良群众生活,大大增加我们的财政收入,把革命战争和经济建设的物质基础确切地建立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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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伟大的任务,一个伟大的阶级斗争。但是我们问一问,这个任务在激烈的战争环境内,是不是能完成呢?我想是能完成的。我们并不是说要修一条铁路通龙岩,暂时也不是说要修一条汽车道通赣州。我们不是说粮食完全专卖,也不是说一千五百万元盐布生意都由政府经管不准商人插手。我们不是这样说,也不是这样做的。我们说的做的,是发展农业和手工业生产,输出粮食和钨砂,输入食盐和布匹,暂时从两百万资金再加上群众的股本做起。这些是不应做、不能做、做不到的事吗?这些工作我们已经开始做了,并且已经做出了成绩。今年秋收比去年秋收增加了百分之二十至二十五,超过了增加两成秋收的预计。手工业方面,农具和石灰的生产在恢复过程中,钨砂的生产开始恢复。烟、纸和木头的生产也开始有了点生气。粮食调剂今年有了不少的成绩。食盐入口也开始有部分的工作了。这些成绩,就是我们坚信将来能够发展的基础。人们说要到战争完结了才能进行经济建设,而在现在则是不可能的,这不是明显的错误观点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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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也就明白,在现在的阶段上,经济建设必须是环绕着革命战争这个中心任务的。革命战争是当前的中心任务,经济建设事业是为着它的,是环绕着它的,是服从于它的。那种以为经济建设已经是当前一切任务的中心,而忽视革命战争,离开革命战争去进行经济建设,同样是错误的观点。只有在国内战争完结之后,才说得上也才应该说以经济建设为一切任务的中心。在国内战争中企图进行和平的,为将来所应有而现在所不应有的,为将来的环境所许可而现在的环境不许可的那些经济建设工作,只是一种瞎想。当前的工作是战争所迫切地要求的一些工作。这些工作每件都是为着战争,而不是离开战争的和平事业。如果同志们中间有离开战争进行经济建设的想法,那就应立刻改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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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正确的领导方式和工作方法,要迅速地开展经济战线上的运动,是不可能的。这也是一个重要的问题,也要在这次会议得到解决。因为同志们回去,不但要立即动手去做许多工作,并且要指导许多工作人员一道去做。尤其是乡和市这一级的同志,以及合作社、粮食局、贸易局、采办处这些机关里的同志,他们是亲手动员群众组织合作社、调剂和运输粮食、管理出入口贸易的实际工作人员,如果他们的领导方式不对,不能采取各种正确的有效的工作方法,那就会立刻影响到工作的成效,使我们各项工作不能得到广大群众的拥护,不能在今年秋冬和明年春夏完成中央政府在经济建设上的整个计划。因此,我要向同志们指出下面的几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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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从组织上动员群众。首先是各级政府的主席团、国民经济部和财政部的同志,要把发行公债,发展合作社,调剂粮食,发展生产,发展贸易这些工作,经常地放在议事日程上面去讨论,去督促,去检查。其次,要推动群众团体,主要的是工会和贫农团。要使工会动员它的会员群众都加入经济战线上来。贫农团是动员群众发展合作社、购买公债的一个有力的基础,区政府和乡政府要用大力去领导它。其次,要经过以村子、屋子为单位的群众大会去做经济建设的宣传,在宣传中要把革命战争和经济建设的关系讲得十分明白,要把改良群众的生活,增加斗争的力量,讲得十分实际。号召群众购买公债,发展合作社,调剂粮食,巩固金融,发展贸易,号召他们为着这些口号而斗争,把群众的热情提高起来。假如不这样地从组织上去动员群众和宣传群众,即是说,各级政府的主席团、国民经济部和财政部不着力抓着经济建设的工作去讨论、检查,不注意推动群众团体,不注意开群众大会做宣传,那末,要达到目的是不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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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动员群众的方式,不应该是官僚主义的。官僚主义的领导方式,是任何革命工作所不应有的,经济建设工作同样来不得官僚主义。要把官僚主义方式这个极坏的家伙抛到粪缸里去,因为没有一个同志喜欢它。每一个同志喜欢的应该是群众化的方式,即是每一个工人、农民所喜欢接受的方式。官僚主义的表现,一种是不理不睬或敷衍塞责的怠工现象。我们要同这种现象作严厉的斗争。另一种是命令主义。命令主义者表面上不怠工,好像在那里努力干。实际上,命令主义地发展合作社,是不能成功的;暂时在形式上发展了,也是不能巩固的。结果是失去信用,妨碍了合作社的发展。命令主义地推销公债,不管群众了解不了解,买不买得这样多,只是蛮横地要照自己的数目字去派,结果是群众不喜欢,公债不能好好地推销。我们一定不能要命令主义,我们要的是努力宣传,说服群众,按照具体的环境、具体地表现出来的群众情绪,去发展合作社,去推销公债,去做一切经济动员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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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经济建设运动的开展,需要有很大数量的工作干部。这不是几十几百人的事,而是要有几千人几万人,要把他们组织起来,训练起来,送到经济建设的阵地上去。他们是经济战线上的指挥员,而广大群众则是战斗员。人们常常叹气没有干部。同志们,真的没有干部吗?从土地斗争、经济斗争、革命战争中锻炼出来的群众,涌出来了无数的干部,怎么好说没有干部呢?丢掉错误的观点,干部就站在面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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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经济建设在今天不但和战争的总任务不能分离,和其他的任务也是不能分离的。只有深入查田运动 〔 3 〕 ,才能彻底地消灭封建半封建的土地所有制,发展农民的生产的积极性,使广大农民迅速地走入经济建设的战线上来。只有坚决地实行劳动法,才能改善工人群众的生活,使工人群众积极地迅速地参加经济建设事业,而加强他们对于农民的领导作用。只有正确地领导选举运动和跟着查田运动的开展而开展的检举运动 〔 4 〕 ,才能健全我们的政府机关,使我们的政府更有力地领导革命战争,领导各方面的工作,领导经济工作。用文化教育工作提高群众的政治和文化的水平,这对于发展国民经济同样有极大的重要性。至于一天也不要忽略扩大红军的工作,那更不待说了。大家都明白,没有红军的胜利,经济封锁就要更加厉害。另一方面,发展了国民经济,改良了群众生活,无疑地就会极大地帮助扩大红军的工作,使广大群众踊跃地开向前线上去。总起来说,假如我们争取了上述的一切条件,包括经济建设这个新的极重要的条件,并且使这一切的条件都服务于革命战争,那末,革命战争的胜利,无疑是属于我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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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毛泽东在一九三三年八月十二日至十五日召开的中央革命根据地南部十七县经济建设大会上所作的报告的一部分。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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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 从一九三○年至一九三四年,国民党军队对以江西瑞金为中心的中央革命根据地共发动了五次大规模的军事进攻,叫做五次“围剿”。第五次“围剿”的正式开始是在一九三三年九月间,但从一九三三年夏季,蒋介石就在积极部署这次进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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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 圩场,江西、福建等省农村中定期进行交易的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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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 中央革命根据地在分配土地后于一九三三年至一九三四年开展了一次查田运动。查田是为了查漏划的地主富农,彻底消灭封建势力,巩固和纯洁苏维埃政权。一九三三年六月一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发出《关于查田运动的训令》,要求“把一切冒称‘中农’、‘贫农’的地主富农,完全清查出来”。同时按照一九三一年十二月一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土地法》的规定,《训令》还提出“没收地主阶级的一切土地财产,没收富农的土地及多余的耕牛、农具、房屋,分配给过去分田不够的及尚未分到田的工人、贫农、中农,富农则分与较坏的劳动份地”。在这次查田运动中,存在着“左”的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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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 检举运动是中央革命根据地在一九三二年底至一九三四年间开展的一次群众运动。它的目的是检举工农民主政府工作人员的某些不良行为,并且通过检举,清洗溷入革命队伍中的反革命分子、阶级异己分子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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粉碎敌人五次“围剿”与苏维埃经济建设任务的报告 - 和谐历史档案馆 Banned Historical Archiv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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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粉碎敌人五次“围剿”与苏维埃经济建设任务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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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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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1933.8.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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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签:关键人物文稿 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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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来源:毛泽东思想万岁(1943-1949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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粉碎敌人五次“围剿”与苏维埃经济建设任务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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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志们:我们这次开两个经济建设大会,一一南部十七个县的与北部十一个县的。这种为着经济建设而开的大会以前是没有开过的,今天是第一次,目前的形势是敌人的四次“围剿”已经被我们完全粉碎,而五次“罚剿”接着就要到来,全世界革命与战争的大风暴是逼近着我们了。帝国主义大战与反苏联的战争是在疯狂般的准备着,帝国主义是在疯狂的压迫中国,日本占领了中国四个半省正在向内蒙古一带发展他们的强盗战争,国民党四次“围剿”惨败后,正在布置新的第五次“围剿”。全中国的革命斗争与革命战争是面监一种新的形势,而大踏步的开展着。这时候我们在这里开经济建设大会,这就指明了我们要讨论的是什么,我们的经济建设是为着什么,我今天报告就在解释这一点,我的报告分作下面两部分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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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四次“围剿”的粉碎与新的五次“围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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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我首先来说粉碎四次“围剿”中我们所得到的胜利,我们要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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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是敌人部队的大数量的消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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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次“围剿”是彻底粉碎了。总括一年来中央局、鄂豫皖、四川、湘鄂西,以及湘赣、湘鄂赣、闽浙赣各苏区红军消灭敌人部队总数在十五师以上。比过去粉碎敌人三次“围剿”时的胜利更大了,敌人的武装力量,受了一个最严重的打击,敌军全部中下级官长,都十分畏惧红军,怕与红军作战,而白军士兵的动摇及对革命的同情,则在日益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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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是红军的坚强与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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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军已经成为无敌的铁军了,红军编制的改变,军事技术提高,政治上的坚定都比过去有了极大的进步,红军的扩大比较过去是增加了一倍,我们已经建立了大规模的作战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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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苏区是更加巩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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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四次“围剿”中工农群众的阶级觉悟,与拥护革命战争的热忱是更加提高了。查田运动的深入,工人斗争的发展,使得苏区内部封建残余势力,受到严重的打击,群众的文化教育运动,有了进一步的发展。经济建设运动开始了发展的新形势,苏维埃的工作更加改善了,他在群众中的威信更加提高,苏维埃的旗帜映入了全国劳苦群众的心目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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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是扩大了苏维埃的领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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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区闽赣省的建立,四川几百里新苏区的开辟,湘鄂川××同志那方面又发展了一个大苏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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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国民党统治区域的革命运动也是极大的发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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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日本帝国主义强占去中国四个半省,国民党投降帝国主义订立中国与日本的卖国协定,使得广大群众反对帝国主义国民党的运动大规模的开展了,因为国民党的压迫屠杀,工商业的破产,资本家与地主要加残酷地剥削工人、农民,使得工人的罢工斗争,农民灾民的反抗情绪斗争,农民暴动与游击战争大大的发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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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同志们:我们已得到了极大的胜利,但是这些胜利是依靠着什么得来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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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大家都明白是依靠于:(1)红军的英勇善战,(2)苏区与白区扩大一般群众的革命积极性,(8)共产党正确路线的领导。这三个重要条件:方粉碎敌人的四次“围剿,取得了上面所说这些伟大的胜利。这些胜利给予了帝国主义国民党以极大的打击,一方面使革命力量增大了,有着铁的强流的形势,向前勐进着,另一方面使得反革命力量更加削弱,更加感觉他的危亡迫在眼前,使他们不得不重新布置一个更大规模的进攻,企图挽救他们将死的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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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因此敌人疯狂的在布置他们的第五次“围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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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布置这一次“围剿”使国民党不得不更加投降于帝国主义,蒋介石在出卖了东三省热河;华北之后,更以许多卖国条件同美、英、法、意、德各个帝国主义国家订立了密约,借得大批金钱和军火,重新调动部队调统新兵,拉拢各级军阀(但军阀间的冲突与战争是无法避免的),正在积极的布置对于苏维埃和红军的第五次“围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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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粉碎五次“围剿”与苏维埃经济建设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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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取一切有利条件去粉碎敌人的五次“围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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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革命现在是处在这样的紧急关头,即是说,帝国主义把中国灭亡呢?还是革命战争消灭国民党,驱逐帝国主义把中国变成苏维埃中国呢?帝国主义国民党决定了灭亡中国的道路,他们已经采取了五次“围剿”,这种办法在五次“围剿”中把中国完全瓜分或者共管,使中国几万万民众变成帝国主义的牛马奴隶,变成印度人和高丽人,使中国变成完全的帝国主义殖民地,这是一个绝大的危险,这种危险在我们的头上威胁着。同志们,我们能听任他们这样做吗?不能,我们要争取革命的出路,我们的出路是战胜帝国主义国民党,使中国脱离帝国主义国民党的统治,成为新的自由独立的工农兵苏维埃共和国,这里重要的关头,是彻底粉碎他们时五次“围剿”。争取粉碎五次“围巢”的胜利,仍然是依靠于红军,依靠于群众,依靠于坚决执行共产党的进攻路线,但我们必定要用我们的一切势力去争取一切比较过去更加充足的条件,方能粉碎五次“围剿”,方能取得比较过去更加伟大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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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争取这次胜利,我们要做许多的工作。我们要勐烈扩大红军,要在中央区及临近几个苏区六个月至十个月内办到扩大二十万个新战士上前线去,使各个战线上红军集团更加壮大起来,能够担负着打击蒋介石几十万白军的任务,要开展广泛的深入的查田运动,激烈发展农村中的阶级斗争,去彻底解决土地问题,去最后的消灭封建残余势力,使广大农民群众更加热烈的欢喜参加革命战争,要普遍实行劳动法,启发工人斗争,更加提高工人群众的对于革命战争的积极性,要经过今年的选举运动,改造各级苏维埃。从乡苏区到中央一律实行新的改选,使整个苏维埃政权铁一样的强固起来,更能担负组织与指挥革命战争的伟大事业,要注意边区和新发展区域的工作,使革命战争得到便利条件迅速向着中心城市发展,要发展群众的文化运动,提高群众的文化水平与政治水平,使革命战争得到一个精神上的有力的工具。除此以外,还有极其重要的一项工作,而为我们此次所要着力讨论的,这就是经济建设方面的工作,我们要勐力开展经济建设这动要把经济建设这个任务看成为粉碎五次“瞳剿”的最基本的条件之一一一供给革命战争一个必不可缺少的物质上的条件,这次经济建投大会的召集就是为着这个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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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江西省博物馆复制品排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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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未完,其余部分以《必须注意经济工作》为题,收入《毛泽东选集》第一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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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令 - 和谐历史档案馆 Banned Historical Archiv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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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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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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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1933.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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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签:指示 关键人物文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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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来源:毛泽东思想万岁(1913-1943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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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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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约溪总司令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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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团五十四师两团(昨日未与我军作战的),加上昨天与我军作战的四十七师五十四师败兵约两团,共尚有敌八团。崇贤方太之蒋蔡部,兴国江背洞之赵欢涛部,青塘古龙冈之孙建仲部均在向我军前进,但明日(九号)不能到达龙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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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我军决心以全力消灭龙冈之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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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攻击龙冈布署如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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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军及七军任左翼,今夜宿营于兰石,担任攻击龙冈之西北端。三军任右翼,今夜宿营于小别,担任攻击龙冈之东北端。四军任正面,今夜宿营于表湖,担任攻击龙冈之南端。十二军位置于四军之后作总预备队,今夜应宿营于表湖附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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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军明晨(九号)四时一律总攻,务于上午十二时以前解决战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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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解决战斗后,各军宿营地区分于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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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军团及七军在上固、下固、缺家坪一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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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军在小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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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军在水西、高车、大蕉坑、下车、中塘陂一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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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冈圩、表湖、张家车、樊铺一带不驻兵。 (五)明日上午作战时总部在表湖。作战后至夜间,在龙冈圩区政府(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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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的南端),后晨移石路坑。 (六)明日下午七时,各军军长、政治委员、军团总指挥、政治委员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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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区政府总部开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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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司令政治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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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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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自中国革命军事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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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革命斗争都是为着夺取政权 - 和谐历史档案馆 Banned Historical Archiv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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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一切革命斗争都是为着夺取政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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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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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1933.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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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签:关键人物文稿 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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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来源:毛泽东思想万岁(1943-1949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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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革命斗争都是为着夺取政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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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上一切革命斗争都是为着夺取政权,巩固政权。而反革命的拚死和革命势力斗争,也完全是为着维持他们的政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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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的阶级一工农劳苦群众,用苏维埃这个武器去对付国内外一切反革命,这就是苏维埃第一个作用。因为必须战胜了这些反革命,阶级才能成为统治的阶级,政权才能成为统治的政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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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的选举”,《红色中华》第一○八期,一九三三年九月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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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告全世界工农劳苦民众宣言 - 和谐历史档案馆 Banned Historical Archiv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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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告全世界工农劳苦民众宣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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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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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1933.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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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签:宣言 关键人物文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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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来源:毛泽东思想万岁(1943-1949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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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告全世界工农劳苦民众宣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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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爱的兄弟们,姊妹们,朋友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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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是中国的工人,农民和城市里的、里的穷人以及革命的士兵和知识分子,我们不愿永远作帝国主义和本国地主资本家的牛马奴隶,我们已经开始创造自己的新的自由生活了。我们正在领导我国的四万万五千万人民作解放的斗争,我们用自己的力量在六分之一的领土内(在江西、福建、湖北、湖南、四川、安徽、河南、陕西等省的许多地方,开始创建唯一的真正的民众政权一“苏维埃政权”,唯一的真正民众军队一一工农红军了。中华苏维埃政府和红军为根本改善中国工农劳苦民众的政治经济状况而奋斗。中华苏维埃政府和红军开始就要做到这一点,就是使工人,农民、穷人、革命的兵士和知识分子们能够自己自由地干自己要干的事情,自己决定自己的命运,要使他们从受饿,受冻、没房子住、没有工做,一字不识的牛马生活一样底人,变成有吃有穿、有房子住,有工做,能读书识字的真正人一样生活底人。为要做到这一点,苏维埃政府就给了他们土地、房屋和工作,就为大人和小孩们开办了许多不要钱的学校、识字班、图书馆、俱乐部等,并且为病人和老年人办了许多不要钱的医院和疗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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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统治中国的一群寄生虫们一一就是外国帝国主义,中国军阀、官僚、地主、资本家和放高利贷的人,始终总是不愿意我们能够过一点像人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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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正因为我们开始创造了自己新的自由生活,因为我们一天只作八点钟的工,并且增加了工钱,因为我们原来完全没有土地或者有很少一点土地的人得到了土地,因为我们这里的妇女得到了解放,于是蒋介石汪精卫和一切国民党野兽们,便骂我们是“赤匪”,是“共匪”,便不止一次、两次地,而是简直不断地大举“围剿”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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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日本帝国主义大杀特杀我们同胞,并且把我国东北和北方领土一省又一省地占去了的时候,当美、英、法各国帝国主义者积极实行瓜分中国的时候,我们再三地向全国人民和军队宣言说:各帝国主义要完全瓜分我们中国了,我们一切中国民众应该像一个人一样起来保卫我们的祖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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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再三公开地向一切军队提议说:不论什么军队,只要赞助我们的最简单的三个条件,为真正组织和进行武装人民反对日本及其他帝国主义的神圣的民族自卫战争底必要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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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立即停止进攻苏维埃区域;(二)给人民以最低限度的民主权利一一就是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示威、罢工等自由权利;(三)允许人民有广大组织和发展反日义勇军的自由。就可以和我们签订战斗协约,以便共同去武装反对日本及其他帝国主义,来保护我们的民族生存和争取我们的民族解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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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汪精卫和国民党一切卖国贼们对我们这些提议的回答,始终都是一样,加强与扩大对苏区底残酷进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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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现在又开始了对我们的自由的苏维埃中国实行第六次“围剿”!在这次“围剿”中,仅仅在我们中央苏区周围(江西、福建、湖南、广东等)便集中了四十四万二千入以上的南京军队和广东军队,同时,这些军队还有大炮、坦克、飞机、毒气等很新式的很好的武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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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军阀政客们从什么地方得到这许多新式武器和大批养兵款项呢?他们是从美、英,日、法,德等各帝国主义者方面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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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帝国主义者利用你们制造的武器和从你们身上压榨出来的血汗钱,去消灭我们这些自己民族解放和社会解放而奋斗的中国民众,我们和你们大家都还清楚地记得:在不久以前,美、英、日各国军队曾炮轰我们的广州公社和长沙苏维埃。法国飞机会轰炸我们的广西龙州苏维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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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民党这个六次“围剿”中,帝国主义者起这个“围剿”的组织者底作用,再明显没有的暴露出来了。美国帝国主义除借五千万美金所跟“棉麦借款”及四千万美金所谓“航空借款”给南京政府外,并且还给南京政府军队一百五十架军用飞机,几十条轮船装来的大炮、坦克,机关炮,化学毒品和子弹,外加几百个飞机师和各种军事技术专门家。美国驻华公使兰浦生曾亲到四川视察,并给刘湘两千万英磅和大批军火,使其进攻我们那里的红军第四军。虽然英,美、日等帝国主义者为瓜分中国互相间明争暗斗得极厉害,但是他们反对苏维埃中国是一致行动的,他们指使各自的走狗一一南京派、广东派、北方派等军阀,共同“围剿”我们苏区已经得到解放的人民。德国法西斯蒂政府派送了七十个军事专家(连前国防总长赛克特在内)到南京去,蒋介石把这一批人在南昌总司令部内组织一个特别部,以便指挥对红军作战行动。国际联盟恰在这时派送所谓“技术委员会”到南京去,实际上就是去帮助蒋介石计划和实行进攻中国苏维埃和红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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兄弟们、姊妹们、同志们、朋友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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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呵!所谓“民主”的美国和其他国家的飞机师、各种军事技术专门家,正在德国法西斯将军和中国国民党军阀底指导之下,用美、英、法、德各国的飞机、毒气、坦克、大炮等,在苏维埃中国领土内实行最残酷的航空战和化学战,屠杀大批的工、农、兵,贫民、知识分子等,以便消灭自由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和工农红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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兄弟们、姊妹们、同志们、朋友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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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保卫自己的苏维埃共和国,成千累万男女老少劳动者,不惜用自己的血肉、头颅、生命等,英勇地打退了那人数比他们多、军器此他们好的国民党的一连五次的“围剿”。现在这个年轻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正处在一个严重的危险关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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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紧急关头,我们向你们请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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帮助我们反对那些要使我们再过黑暗的非人生活、并要屠杀我们的刽子手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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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要使我们再去过以前那样黑暗的牛马奴隶生活,国际帝国主义者决心要把中国苏维埃革命淹没在血海里。英、美、日、法等帝国主义强盗们,现在把军舰,飞机、陆战队等等,集中在苏维埃中国周围和一切中国的通都大邑和江海口岸上,他们决定先屠杀我们一场,然后再来进行互相火拚的新的世界帝国主义大战,使全世界人类都要遭受绝大的牺牲和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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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最高机关一一中央执行委员会,特郑重号召你们与我们一起共同进行英勇的群众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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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对帝国主义者干涉苏维埃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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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对帝国主义者瓜分中国!反对帝国主义者在屠杀中国人民中准备新的帝国主义大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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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对美、英、日、法、德等帝国主义用毒气、飞机、坦克、大炮等屠杀苏维埃中国的劳苦民众!反对运输一切军火来华,要求立即召回美国飞机师,军事技术专门家和德国将军及参谋,要求立即撤退美、英、日、法、意各国驻华海陆空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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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世界无产者和被压迫民众的国际同情万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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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 毛泽东 付主席 项×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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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兼工农红军总司令 朱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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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宣言 - 和谐历史档案馆 Banned Historical Archiv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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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宣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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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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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19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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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签:宣言 关键人物文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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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来源:毛泽东思想万岁(1913-1943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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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宣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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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中国的工人、农民、兵士,以及一切革命的民众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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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恶的日本帝国主义.并吞了我们的东三省,侵占了我们的热河、内蒙古,现在又夺占我们整个的华北;在中国南方,日本帝国主义的军舰大炮与海陆空军,正在计划福建省的直接占领;日本帝国主义是想把全中国变成它的殖民地,把全中国的民众变为亡国奴,永远受日本盗匪们的屠杀、奸淫、剥削和蹂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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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军阀一一蒋介石、张学良等,对于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是一贯的投降与出卖;他们出卖了东三省,出卖了热河、内蒙,现在又与“满洲国”直接通邮、通车,承认“满洲国”,出卖了整个华北和福建省;他们帮助日本帝国主义镇压中国民众的反日运动,镇压抵制日货运动与反日义勇军的游击战争;他们在“无力抗日”的名义之下,集中了全国一百万以上的军队,耗费了十万万的银圆,使用了一切他们所有的飞机大炮,向着全中国唯一的反日反帝的苏维埃政府与工农红军进行不断的“围剿”。一切这些证明,国民党军阀是日本帝国主义最忠实的走狗,国民党军阀是中国历史以来最大的汉奸卖国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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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苏维埃政府与工农红军,对于日本帝国主义不断侵略,曾经一再号召全中国民众武装起来,以民族革命战争,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公开对日宣战,并下了对日宣战的紧急动员令,动员全体苏区的民众,准备直接同日本帝国主义作战,苏维埃政府与工农红军更曾经向全国民众一再宣言:(一)立即停止进攻苏区与红军;(二)立即给民众以初步的民主权利――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罢工,示威的自由;(三)立即武装民众与创立群众的反日义勇军,在保卫中国的三个条件下,愿意同全中国任何武装队伍订立共同对日作战的战斗协定。苏维埃政府与工农红军曾经一再反对承认傀儡“满洲国”,反对国民党出卖华北;公开援助东北抗日义勇军以及全中国一切反日反帝的革命运动,反对帝国主义国民党对于反日反帝运动的一切镇压与屠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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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中国广大的工人,农民,兵士,以及一切革命的民众,都反对国民党出卖东三省,出卖热河、内蒙古.出卖华北,出卖福建与全中国,而拥护苏维埃政府与工农红军的反日主张与反日运动,这不能不使国民党更疯狂的封锁我们,向我们进攻,使我苏维埃政府与工农红军不能同全中国民众直接联合起来,不能同东北抗日义勇军一致去同日本帝国主义进行民族的革命战争,把日本帝国主义强盗驱逐出中国,国民党军阀们对于苏维埃政府与工农红军一致联合起来共同反日的提议,完全置之不理,而且更无耻的出卖中国,加紧他们对于苏维埃政府与工农红军的六次“围剿”,帮助日本帝国主义吞并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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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苏维埃政府与工农红军,为了要动员全部力量向日本帝国主义直接作战,不能不首先同进攻我们的百万的国民党匪军血战,保持已经脱离了帝国主义羁绊的自由的苏维埃领土,不再受到帝国主义的走狗国民党匪徒的蹂躏与出卖。同无数国民党匪军血战中创造起来的反对帝国主义的中国革命根据地,我们是不轻易放弃的;但是苏维埃政府与红军,决不能坐视中华民族的沦亡于日本帝国主义,决不能让全中国为国民党汉奸卖国贼所拍卖干净,决不能坐视全中国广大劳苦民众为日本帝国主义整批地屠杀与躁躏,以及东北义勇军的孤军奋斗;故即在同国民党匪军的优势兵力残酷决斗的紧急关头,苏维埃政府与工农红军,不辞一切艰苦,以最大的决心,派遣抗日先遣队北上抗日,只要遇到任何武装队伍接受我们提出的三条件的,我们工农红军的主力即可在先遣队之后全部出动,同全中国一切武装队伍联合起来共同抗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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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中国的民众们:我们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愿意同全中国的民众与一切武装力量联合起来,共同抗日,开展民众的民族革命战争,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一切反日的民众,都应该帮助我们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团结在我们北上抗日先遣队的周围,加入我们的抗日先遣队,武装起来,直接同压迫中国的日本帝国主义的盗匪们作战!一切抗日的民众,都是我们的同伴,我们要联合起来!一切禁止与压迫我们抗日的个人、团体与武装队伍,都是汉奸卖国贼,我们应一致起来消灭他们!我们认为,只有全中国民众的武装的民族革命战争,才能打倒日本与一切帝国主义,取得中国民族的独立解放与保持中国领土的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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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取得民族革命战争的胜利,苏维埃政府与工农红军更具体主张:(一)坚决反对国民党政府出卖东三省、热河、内蒙古、华北,福建省以及全中国,反对国民党政府卖国辱国的中日直接交涉,反对承认满洲伪国,抛弃对国际联盟及美帝国主义帮助的幻想;(二)宣布对日绝交,宣布塘沽协定与一切中日秘密条约的无效,立即动员全中国海陆空军对日宣战;(三)号召全中国民众,将国民党军库中与兵工厂中所有武装,以及一切入口武器,用来武装自己组织民众的反日义勇军与游击队,直接参加反日战争及游击战争,积极援助东北义勇军与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四)没收日本帝国主义者及卖国贼汉奸的一切企业与财产,停止支付一切中国债款本息,设施累进税,并将国民党全部军费拿来作抗日战费;(五)普遍的组织民众的反日团体,如反日会,抵制日货委员会,募捐援助义勇军与红军委员会,以及各种反日的纠察队,破坏交通队、宣传队,运输队等,吸收广大群众一一一切男女,老幼、宗教、信仰、政治派别,到反日团体中来,来利用罢工、罢课、罢市与示威,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与国民党政府的卖国投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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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维埃政府与工农红军,是不顾一切牺牲,要为这一纲领奋斗!苏维埃政府与工农红军,要求全中国民众拥护这一纲领的全部实现而奋斗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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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日本帝国主义的走狗国民党、让国民党的汉奸卖国贼去叫喊“中国无力抗日”罢,全中国民众的反日总动员,全中国民众的反日武装,全中国民众反日大团结,有全部的力量打倒日本及一切帝国主义,打倒卖国贼汉奸的集团的国民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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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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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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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日本声明书谈话 - 和谐历史档案馆 Banned Historical Archiv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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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关于日本声明书谈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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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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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19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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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签:对话 宣言 关键人物文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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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来源:毛泽东思想万岁(1913-1943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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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日本声明书谈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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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日本帝国主义外务省于四月十七日发出为对华政策致列强的通谍后,各帝国主义都从他们自己在华势力范围的利害关系上宣布一些不满的意见,而国民党南京政府也马上发表了最无耻的卖国言论,红色中华社记者为征求中华苏维埃政府对于此事的表示,特往访我主席毛泽东同志,据谈:日本外务省的最近通谍是日本帝国主义明白的确定了中国为日本的保护国,并且直接的提出了日本将以武力保持日本对于中国的一切军事政治和经济的垄断。日本帝国主义这一企图,就是要在日本单独把中国完全殖民地化的过程中,用日本帝国主义的力量直接镇压中国的革命,并且造成更巩固的后方,来进行反苏维埃的战争。日本这一企图,虽然遭受了国际帝国主义的反对,但是他们的真实意义,只是限于不愿意日本把中国独占,要使中国由国际帝国主义来瓜分,成为“门户开放的公共殖民地”。至于直接镇压中国革命和增强反苏维埃战争的后方,各个帝国主义与日本显然是赞同的,在这里,表示最无耻最可怜的就是出卖中国的国民党,国民党南京政府的代言人,于十九日表示了卖淫归邪样的可丑的声明书,认为国民党政府“在于提倡国际合作,促成国际和平与安全”,就是说:“提倡国际帝国主义共管瓜分中国,与保障国际帝国主义在华利益的安全,是国民党应有的义务”。当然国民党“从无欲中伤他们之意,更无扰乱东亚和平之心!”而且国民党慎重的向日本声明:“购买军用品如军用飞机等,及雇用外国军事教官或专家,亦仅是为国防上之必要,大都为维持本国之秩序与安宁”.然而事实上也确是如此。国民党从英、美、日、法、意各国所借债款,和买来的军用品,并没有用过半个铜板或一个子弹,去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东北和华北,以及英法帝国主义强占仓库的暴行。国民党对于帝国主义的侵略,是一贯的投降与妥协的,根本谈不上有什么国防,但是,国民党所谓“维持本国秩序与安宁”实际上就是镇压中国人民的革命运动,尤其是对于苏区与工农红军的进攻。卖国罪魁蒋介石把全国正式军队百分之六、七十调到江西来,进行第六次“围剿”,正是国民党表明对于帝国主义的忠诚,为帝国主义瓜分中国尽清道夫的作用,关于这一点,国民党向日本声明时,已经特别着重的提出来了。并且国民党更进一步的声明了,国民党对于日本,倘有不平的事态,可予纠正,中日之关系,可令具改善而顾及两国共同愿望。”这是充分表明国民党走狗之奴隶性,国民党深恐不能完善的尽其狗职,不能博得每个主人的欢心,所以,才向日本帝国主义这样的摇尾乞怜,苏维埃中央政府代表全国人民与工农红军,坚决地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独占中国的企图,并且指出......(此地缺少两句,因无线电播音听不清一一原编者)为争取中国民族独立自由与解放只有一致的起来,在苏维埃政府领导下,粉碎帝国主义国民党对于苏维挨红军的六次“围剿”,才能阻止中国完全殖民地化的道路并争取苏维埃新中国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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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中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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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上的讲话 - 和谐历史档案馆 Banned Historical Archiv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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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上的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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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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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193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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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签:关键人物文稿 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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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来源:毛泽东思想万岁(1943-1949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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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上的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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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幕词 (一月二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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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志们,现在我代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宣布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的开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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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志们,今天是第二次全国工农兵苏维埃代表大会开幕的日子,我代表中央执行委员会向全体代表们致革命的敬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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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志们: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以来,已经有两年又两个月了。两年以来,全国事变的发展,完全显示了反革命统治阶级是更进一步动摇崩溃,而苏维埃运动与全国革命斗争则是大大的发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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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是一个被帝国主义压迫侵略的国家,是一个受地主资产阶级国民党政府屠杀、压迫、奴役的国家,全国广大的领土是很多被国民党送给帝国主义者了,使全中国受着帝国主义瓜分共管的威胁,使中国快到了完全灭亡的地位。在这种情形之下,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自己团结起来,武装起来,创立了自己的政府与军队。我们在第一次全苏大会宣告了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从此全国就是两个政权的极端尖锐的对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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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年来革命的发展,使全国革命形势更加开展了。广大民众团结在苏维埃旗帜之下,向我们的敌人帝国主义国民党进攻,两年来我们得到了极大的胜利。帝国主义国民党在我们胜利的面前发抖起来了,他们继续四次“围剿”之后,组织了五次至六次的“围剿”。但是我们打破了敌人五次的“围剿”,在粉碎第六次“围剿”中间,我们已经取得了第一步胜利。现在我们是处在对六次“围剿”的决战中,是处在最紧急的关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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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年来,全国红军在浴血的战斗中,取得了伟大的胜利,在这中间,我们许多同志为着苏维埃流尽最后一滴血,而光荣地牺牲了。许多在国民党区域在白色区域领导革命斗争被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屠杀了。这些同志中间如黄公略,赵博生,韦拔群,恽代英,蔡和森,罗登贤,邓中夏,陈原道,何子述,鲁易,王良,关阿林,张锡龙,吴高群,彭鳌,孙小宝,傅作玉,童长荣,伯阳等等,他们是在前线上,在各方面的战线上,在敌人的枪弹下屠刀下光荣地牺牲了。我建议我们静默三分钟向这些同志表示我们的哀悼和敬仰(全体代表起立静默三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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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的庄务是要彻底粉碎敌人的六次“围剿”,是要把苏维埃运运推到全国去,是要反对帝国主义国民党灭亡中国的阴谋毒计。我们的大会是担负着很大的责任,我们的大会应该号召全中国民众为着扩大一百万铁的红军而斗争,号召全苏区全中国民众武装起来,集中一切力量,粉碎六次“围剿”,争取革命战争的最大的彻底胜利,实行抗日讨蒋,争取革命在全中国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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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大会是全国最高的政治机关,他有着极大的力量来解决这些问题,我们的大会将使六次“围剿”得到彻底粉碎。把革命发展到全中国去,把苏维埃版图扩大到一切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统治的地方去,把红旗插到全国去,让我们高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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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万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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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维埃新中国万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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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倒一切的鼓掌声中全体起立欢呼!)报告(一月二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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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目前形势与苏维埃运动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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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帝国主义的进攻与苏维埃政府对于反帝运动的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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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帝国主义国民党的“围剿”与苏维埃政权反对“围剿”的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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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中国苏维埃区域是全中国反帝国主义的革命根据地,中国工农红军是全中国反帝国主义的主力军,因为苏维埃运动与革命战争均勐烈向前发展,所以国民党一次、二次、三次、四次、五次,以五、六次在帝国主义的直接帮助之下,集中一切力量,向着苏维埃与红军进行绝望的进攻,企图消灭中国革命势力,为帝国主义们瓜分中国担负肃清道路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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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帝国主义国民党的每一次进攻,都遭到了严重的失败,中华苏维埃与工农红军在全中国万众的拥护之下,由于中国共产党的正确的领导,已经成了不可战胜的力量,同时苏维埃与红军的胜利,更加兴奋了全中国的劳苦大众,使他们认识只有苏维埃与红军才是真正为了民族的独立自由而战!只有苏维埃与红军才能救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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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敌人四次“围剿”开始的时候,正是国民党出卖了东三省,签订了上海停战协定之后,卖国的国民党不但不以一兵一卒去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不仅不管苏维埃中央政府与红军的屡次宣言愿意与真正抗日军队订立抗日的战斗协定的提议,相反的国民党卖国罪魁蒋介石,在四次“围剿”失败后,立刻接着举行五次“围剿”,集中了数十万军队进攻鄂豫皖与湘鄂苏区,压迫红军离开围绕武汉的区域。在我们方面,虽然因为要避免与过于强大均敌人力量作战,因为我们主观上某些策略的错误,红四方面军不能不退出鄂豫皖苏区,作了有名的远征,但红四军在四川南江、宣汉、绥定一带创造了的均广大的苏维埃根据地。由于红四方面军的远征,在辽远的中国西北部开展了广泛的群众革命斗争,把苏维埃的种子广播到革命形势比较落后的区域中去了,红四方面军的英勇善战,在不足一年之内,已经在二十余县建立了苏维埃政权,已经发展了十倍以上的红军队伍,号召了整个四川的工农劳动群众与白军兵士倾向于苏维埃革命,在中国西北部建立下苏维埃革命新的强有力的根据地。川陕苏区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第二个大区域,川陕苏区有地理上、富源上、战略上和社会条件上的许多优势,川陕苏区是扬子江南北两岸和中国南北两部间的苏维埃革命发展的桥梁,川陕苏区在争取苏维埃新中国伟大战斗中具有非常巨大的作用和意义。这使蒋介石与四川军阀都不得不在红四方面军伟大的胜利面前前发抖起来。同时从洪湖根据地退出的红军第二军团,不但主力没有遭到遭大的损失,而且在川鄂湘边,配合着红四方面军积极行动,取得了新的胜利。即洪湖一带,亦尚有游击队的存在。鄂豫皖苏区方面,我们的根据地虽然受了部分的损失,但留守的红军部队和游击队,英勇地向四周发展了游击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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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的第一、二部分见《毛泽东思想万岁》第一集,144 一一 24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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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中央苏区,这里是苏维埃中央政府所在地,是全国苏维埃运动的大本营,因此,当然也就是帝国主义和蒋介石主要进攻的目标,国民党集中了全国大部分的兵力和我们作了顽抗的战斗,他调动了所谓“中央军”、蒋蔡军阀、两广军阀与湖南军阀从四面包围中央苏区及其临近各苏区,然而经过一年的艰苦奋斗,我们获得了空前的胜利,最大的胜利是在一九三三年的上半年,单只这半个年头,中央苏区红军消灭了白军二十四个团,六个营,二个连,击溃白军三个师、十二个团、五个营、二个连,缴获步枪二万枝左右,机关枪、短枪一千枝左右。尤其是在东黄坡战役,消灭了敌人最顽强的基本纵队,使敌人的五次“围剿”遭受了最后的惨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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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粉碎五次“围剿”的伟大胜利中,红军不但数量上扩大了,而且质量上增强了,红军指挥员、战斗员政治上的坚定,军事技术上的提高,比五次战役以前是有了长足的进步。苏维埃领土扩大了,除四川广大苏区外,在福建的西北部,江西的东部,扩大了广大的苏区,增加了近百万的人口,建立了新的闽赣省,旧的苏区更加巩固了,这表现在苏维埃工作的改善,工农群众革命积极性的提高,农村中阶级斗争的发展,以及苏区中残杀的反革命势力遭受到严厉的镇压。同时,这一胜利影响国民党区域非常之大,广大白区工农群众,在这一胜利影响之下,更加提高了他们斗争的勇气。一切参加围剿的国民党军队,不但兵士中发生了普遍的动摇,甚至干部中亦发生了决大的恐怖情绪,甚至使蒋介石不得不公开宣布:“不剿匪抗日者杀勿赦"的绝望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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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这些胜利的取得,决不是偶然的。他依靠了中国共产党政治路线的正确,依靠了苏维埃政府的领导集中,与他政策设施的适当,依靠了红军的英勇善战,依靠了广大工农群众的热烈的拥护并且还依靠了白区的工农群众的日常斗争和反帝反国民党运动的开展,依靠了全世界无产阶级与殖民地被压迫民众的同情与援助。这些都是战胜敌人的基本条件,没有这些条件,是决不能够取得胜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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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军阀在五次“围剿”惨败之后,唯一的出路上更加无耻的投降帝国主义,从帝国主义取的大批的借款与军械,聘请大批外国顾问,收集一切旧有力量,组织新的力量(训练新兵,训练新的航空队,训练兰衣社军官团等)总之,集中一切反革命的势力,在帝国主义指挥之下,对于苏维埃与红军进行第六次“围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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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维埃对于六次“围剿”的斗争,是决定中国或者被帝国主义瓜分而成为完全的殖民地或者独立自由领土完整的苏维埃中国这个伟大斗争的主要环节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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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维埃应该号召一切苏区中白区中参加斗争的群众,明白认识这一斗争的严重性,只有团结一切革命力量用百倍积极百倍坚毅的精神统一于苏维埃指挥之下,才能争取这一斗争的完全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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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维埃应该指给一切参加斗争的群众:在粉碎五次“围剿”之后我们有着战胜敌人六次“围剿”的一切基本条件。党与苏维埃的正确的领导,红军的坚强与扩大,苏区与白区广大工农群众的斗争积极性,这一切都是我们战胜敌人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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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我们的努力与统治阶级内部矛盾的发展,已经使帝国主义及国民党的新的大举进攻受到了我们的严重打击,敌人的原定定计划已经失败了,不得不在新的阵地与新的计划之下,向着我们作绝望的进攻,我们是处在六次“围剿”的最后决战面前。国民党军阀的堡垒政策与经济封锁政策虽然极其残酷,但并不是不可战胜的铜墙铁壁。提高我们的军事技术,加强我们的群众工作和士兵工作,改进我们的军事策略,集中我们一切力量去克服这些困难,胜利是属于我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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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应该指出,敌人的困难是大大超过了我们,白军士兵的动摇,敌人统治下工人农民以及广大的小资产阶级的愤恨与不满,统治阶级各派军阀之间的斗争与分裂,援助国民党的各个帝国主义者间的矛盾与冲突,以及国民党财政经济的破产,所有这些,都是革命取得胜利的客观方面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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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应该指出:当着帝国主义国民党进行六次“围剿”之际,福建出现了一个“人民革命政府”,这个“人民革命政府”的出现,表现国民党系统的进一步的破裂,由于苏维埃运动的伟大胜利与国民党在全国民众面前破产,使得中国反动统治阶级的一部分不得不釆取新的方式,企图于国民党道路与苏维埃道路之外寻找第三条道路,以保持反动统治阶级垂死的命运。然而这一企图只是徒劳,因为如果“人民革命政府”这一类的组织不从真正中国人民利益出发,而坚决承认苏维埃政府还在去年四月间即已宣布了的三个条件,而与苏维埃政府订立并真正执行反帝反国民党的协定,而且是止于欺骗与讲空话,那么,广大的革命民众,不会于“人民革命政府”与国民党政府采取任何不同的态度,它必然要遭受悲惨的失败也是可以预言的。而苏维埃在全国民众对它的信仰日益增加中,在国民党及一切反革命派别欺骗的日益破产中,将坚决的粉碎六次“围剿”,以便努力阻止帝国主义殖民化化中国的道路,努力争取在全国范围内苏维埃革命的胜利,在事实上证实这一句名言:“只有苏维埃才能够救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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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着我们来说苏维埃各种基本政策时候,首先要问什么是这些政策的出发点呢?答复这个问题,应该明白苏维埃过去与现在所处的环境和从这种环境所产生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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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维埃的过去时期,他是生长于游击战争中,他是从许多极小的地方生长起来。这些地是各自独立没有联合,每一个苏区的四周都是敌人的世界,敌人对于苏区是每时每刻的摧残与压迫。然而,他能够战胜这些敌人,他是从战胜这些敌人无数次压迫中间生长和发展起来的。这就是苏维埃的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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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维埃现在所处的环境,同过去有许多的不同;他有广大的领土,有了广大的群众,有了坚强的红军,他已将许多散漫的力量集中起来(虽然还没确完全集中起来),他已经组织成为一个国家,这就是我们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这个国家已经有了他的地方与中央的组织,已经建立临时中央政府,这个政府是一个集中的权利机关,他依靠着广大的民众,依靠民众武装的力量一红军。这个政府是工农的政府,他实行了工人与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他对于工农和广大民众是广大的民主。同时他是一个专政,是对占人民中极少数的军阀、官僚、地主、豪绅和资产阶级的专政,而且已经是一个具有极大权力的专政,这个专政已经向着全国范围扩大他的影响,他在广大民众中间有了很大的信仰,他与过去游击战争时代情形大不相同了。然而战争仍旧是经常的生活,并且更加广大与激烈,原因是这个专政与国民党地主资产阶级专政之间的对立一天一天尖锐起来,现在已经进到两方面快要决定胜负的时期,帝国主义国民党大规模的“围剿”是摆在他的面前。则就是苏维埃现在的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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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环境决定了他的任务,就是他必须用全部力量去动员民众,组织民众与武装民众,必须一时不停地去进攻他的敌人去粉碎敌人对于他的“围剿”。他的任务是革命战争,是集中一切力量去开展革命战争,用革命战争么打倒敌人,并且还要打倒强大的帝国主义的统治,因为帝国主义是敌人那一个专政的拥护者与指挥者。打倒帝国主义与国民党的目的,为的是要解放中国人民,为的要把中国四万万人民从日本帝国主义和其他帝国主义的奴役和蹂躏之下解放出来,为的要使几万万中国劳苦同胞从军阀、官僚、豪绅、地主资产阶级压迫之下翻过身来,为的使中国民众能够学习苏联工农一样将来地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建立光明的,幸福幸的人类新生活的社会主义社会。这就是苏维埃的根本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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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此,我们明白苏维埃在这种环境与任务之下,施行各联基本政策,是为了什么呢?为了巩固已经胜利了的工农民主专政,为了发展这种专政到全国范围内去,为了动员组织武装全苏区全中国的工农劳苦群众以坚决的革命战争推翻帝国主义与国民党的统治,来巩固与发展这个专政,并且为了从现时工农民主专政,准备将来变到社会主义的无产阶级专政去,这就是苏维埃一切政策的出发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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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执行委员会与人民委员会秉承第一次全苏大会的指示,两年以来坚持这种政策的总方向,取得了伟大的成绩。已经从经验上证明给中国全体民众看:只有苏维埃政府的政策,才是为了民众政权与民众利益的政策,才是与帝国主义国民党的反革命政策坚决对抗,推翻帝国主义国民党在全国的统治,挽救全体民众出于危亡,解放全体民众出于水火的唯一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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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待说,在两政权尖锐对立的中国,苏维埃每一具体的施政,要立即取得广大民众的拥护。在帝国主义国民党的反革命政策之下,受尽压迫剥削的民众对于苏维埃每一具体政策的施政,简直如同铁屑之追随于滋石。这种情形成了反动统治的极大恐慌,反动统治阶级因此不惜以一切最无耻的造谣来污蔑苏维埃的施政。然而铁的事实,是给无耻造谣的有力回答,每一个有眼睛的中国人,只要不是丧心病狂的帝国主义者和国民党地主资本家,便不能不承认苏维埃政府的政策与国民党政府的政策有何等天渊之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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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苏维埃的武装民众与建设红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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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首先来说苏维埃的武装民众与建设红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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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着反对敌人的“围剿”,为着进行革命战争,为着保卫中国民族和国家,苏维埃的第一个任务就是武装民众与组织坚强铁的红军,组织地方部队和游击队,组织关于进行战争的给养与运输。两年来在与敌人四次五次以及六次“围剿”坚决斗争中,苏维埃在这一方面的努力大大取得了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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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是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建立,统一了全国红军的领导,使各个苏区各个战线的红军部队,开始在统一的战略意志之下,互相呼应与互相配合行起来,这是在散漫的游击队的行动进到正规的大规模的红军部队的行动的主要关键。两年来革命军事委员会领导着全中国红军,首先是中央苏区红军,进行了光荣的胜利战争,粉碎了敌人的五次“围剿”,并且取得了反对六次“围剿”的第一步胜利。而四川红军在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领导之下,已经取得了光荣伟大的新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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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军在两年内是迅速扩大了。是比两年前扩大了几倍。这一方面之所以得到了成功,是依靠于广大工农群众参加革命战争的积极性,并且还依靠于动员方法的进步与为苏维埃优待红军法令的执行。在一九三三年五月一个月中间,中央苏区的若干个县中扩大了近两万的新战士。很多的地方,工农群众潮水一般地涌进红军中去。一切以为群众不愿意当红军,或者以为在新苏区边区等处不能扩大红军的机会主义的说法,事实已经证明是错误的。然而动员方法之正确,苏维埃优待红军法令之彻底执行,是迅速完成动员计划的关键。废弃一切强迫命令,实行充分的宣传说服,制裁破坏扩大红军以及领导开小差的阶级异己分子,是动员方法的重要节目。提高红军战士的社会地位到最光荣的标准,给予红军战士一切可能与必需的精神上与物质上的待遇,分配外籍红军战士以土地,而发动群众代替他们耕种。为每一红军战士的家属很好的耕种土地,实行消费合作社对于红军家属百分之五的廉价,实行红军家属开办供给日用必需品的专门商店,实行在国家企业与合作社的盈利中抽百分之十供给红军家属,号召群众为红军家属的疾病困难募捐接济,号召群众对于红军战士及其家属给予精神上物质上的慰劳,所有一切关于优待红军战士及其家属的法令与办法,实际与彻底的执行,是保障红军踊跃的上前线去及巩固其在前线上的战斗决心的必要与重要的步骤。这些工作,在苏区各地存在着很多的模范,在这些地方的广大工农群众,以手执武器保卫苏区与发展苏区为自己的神圣职责,而大批的不断的涌向前线去。其中,如江西的长闹乡十六岁至四十五岁的全部青年成年男子四○七人中,出外当红军做工作的去了三百二十人,留在乡间的八十七人,去的与留的成为百分之八十与二十之比。福建的上才溪乡,全部青年成年男子五百五十四人中,出外当红军做工作的四百八十五入,留在乡间只有六十七人,去与留的比例为百分之八十八与十二。这些乡中的壮丁这样大数量的英勇的上前线去,然而乡中的生产,家庭的生活怎么样呢?不但不发生不好的影响,而且更加扩大了改良了。什么原因?因为劳动互助社,耕田队,及其他一切的办法,有组织有计划的调济乡村的劳动力,解决了红军家属每一个困难的问题。我想这种光荣的教训是值得全苏区学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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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军铁一样的巩固,应使之与红军的扩大密切连接起来,两年以来这一个方面的工作,同样的得到了好的成绩。现在的红军,已经走上了铁的正规的革命武装队伍的道路,这表现在于:(一)成分提高了,实现工农劳苦群众才有手执武器的光荣权利,而坚决驱逐那些溷进来的阶级异己分子。(二)工人干部增加了,政治委员制度普遍建立了,红军掌握在可能的指挥者手中。(三)政治教育进步了,坚定了红军战士为苏维埃斗争到底的决心。提高了阶级自觉的纪律,密切了红军与广大民众之间的联系。(四)军事技术提高了,现在的红军虽然还缺乏最新式武器的釆用及其使用方法的练习,然而一般的军事技术,是比过去时期大大进步了。(五)编制改变了,使红军在组织上增加了力量。所有这些,大大提高了红军的战斗力,成为不可战胜的苏维埃武装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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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泛的扩大赤卫队与游击队,是苏维埃武装民众进行革命战争的极端重要的事业。赤卫军少先队是前线红军的现成后备军,是保卫苏区的地方部队,并且是从现在的自愿兵役制转变到将来实行义务兵役的桥梁。而游击队则是新苏区的创造者,是主力红军不可缺少的支队。两年来每个苏区中是发展了这些部队。他们的军事政治训练也相当的加强了。他们加入红军,他们之保卫地方,他们之袭敌扰敌,在历次粉碎“围剿”的战斗中,显示了他们极其伟大的成绩,致使敌人惊为奇迹,成为敌人侵入苏区的绝大困难。这在中央苏区与闽浙赣苏区,是特别表现了他的作用。把这个制度广布到一切新开辟的苏区去,极大的扩大他们的组织,加强他们的训练,使这些部队成为红军在革命战争中最可靠的兄弟,这是苏维埃的重要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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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实红军的给养与供给,组织联络前线与后方的军事运输,组织军事的卫生治疗,同时于革命战争有决定意义的事业。在我们还没有取得若干中心城市与敌人经济封锁的情况之下,这一任务的进行是极其艰难的,然而两年以来,凭借了苏区与白区广大工农的积极性,使我们对这事业亦已建立了相当的基础。我们已经在这一方面保证了红军在过去长期中的给养供给与运输,这不能不说是一个极大的成绩。但是当前粉碎六次“围剿”的决战,及以后更加扩大的战争,需要我们用更大努力增加这一方面的力量,保证这一方面更加充分的供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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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大规模的革命战争是在我们的面前,苏维埃武装民众政策更加显示了他的绝对重要性。一刻不放松去武装民众,去从切实的工作中以最快速度,实现一百万铁的红军的创造,是苏维埃基本的战斗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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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维埃的基本任务是革命战争,是动员一切民众力量去进行战争。环绕着这个基本任务,苏维埃就有着许多迫切的任务。他应该对广大民众施行广泛的民主。他应该坚决镇压内部的反革命。他应该启发工人的阶级斗争,发展农民的土地革命,在工农联盟以工人阶级领导的原则下,提高工农的积极性。他应该执行正确的财政经济政策,保证革命战争的物质需要。他应该实行文化革命,武装工农群众的头脑,以及其他的许多基本政策。所有这一切,都是为着一个目的,以革命战争去推翻帝国主义国民党的统治,巩固与发展工农民主专政,并准备转变到无产阶级专政的阶段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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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苏维埃的民主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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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们来说苏维埃的民主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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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农民主专政的苏维埃,他是民众自己的政权,他直接依靠于民众。他与民众的关系必须保持最高程度的密切,然后才能发挥他的作用。苏维埃具有绝大的力量,他已经成为革命战争的组织者与领导者,而且也是群众生活的组织者与领导者,他的力量的伟大。是历史上任何资产阶级国家形式所不能比拟的。但他的力量完全依靠于民众,他不能够一刻离开民众。苏维埃政权需要使强力去对付一切阶级敌人,但对于自己的阶级一一工农、贫民、职员、革命知识分子等大多数民众,则不能使用强力,而他表现出来的只是最宽泛的民主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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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维埃最宽泛的民主,首先表现于自己的选举。苏维埃给予一切过去被剥削被压迫的民众以完全的选举权与被选举权,使女子的权利与男子同等。工农劳动群众对这种权利的取得,只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总结两年来各地苏维埃的选举经验,一般来说是有很大的成绩。第一,关于选民登记。用红榜白榜的办法、将有选举权的居民与无选举权的居民实行严格的划分。以不准任何剥削分子参加的选民大会的选举,代替了过去开群众大全选举的办法。第二,关于成份比例。为了保证无产阶级在苏维埃政权中的领导干部,采用了工人及其家属十三名选举代表一人,农民及贫民五十人选举代表一人的办法,拿了这样的成份去组织市乡代表会议。从区到中央,各级的代表大会与执行委员会,工人与农民的代表都有适当的比例。这样便在苏维埃政权的组织上保证了工人与农民的联盟,并使工人站在领导的地位。第三,关于选举单位,为了保证多数的选民参加选举,并使工人能够选举他们的适当的代表进苏维埃,一九三三年九月中央执行委员会颁布的新的选举法,规定每个乡苏和市苏,分戍几个选举单位进行选举。即是农民以村为单位进行选举,工人则单独为一单位进行选举。这样就便民众参加选举十分便利了。第四,关于参加选举的人数。苏维埃选举运动的发展,使选举群众极大的认识了选举与自己生活的关系,过去不积极参加选举的民众,现在许多都积极起来了。一九三二年两次选举与一九三三年下半年的选举,许多地方达到了百分之八十以上的选民,有些地方仅只害病的生育的以及担任警戒的入不会参加选举会。第五,关于选举名单。一九三三年下半年进行的选举,实行了候选名单制度,使选民在选举之;先就有应否选举其人的准备。第六,关于妇女的当选。现在多数的城乡苏维埃,妇女当选为代表的占百分之二十五以上。部分地方如上杭的上才溪乡,七十五个代中妇女四十三个,占了百分之六十。下才溪乡九十一个代表中妇女五十九个,占百分之六十六。广大的劳动妇女是参加国家的管理了。第七,关于工作报告。即是由乡苏市苏在选举以前,召集选民开会,报告苏维埃的干作,并引导选民批评这种报告。这一办法,一九三三年下半年进行的选举,也比较上一年实行得更加普遍了。所有这些,都使民众对于行使管理国家机关的权利的基本步骤一一苏维埃的选举,有了完整的办法,保证了苏维埃政权巩固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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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苏维埃的民主,见立于市与乡的代表会议。市乡代表会议制度是苏维埃组成的基础,是使苏维埃密切接近于广大民众的机关,两年来的进步,使我们的这一制度更加完满了。其最显着的特点在于,(一)为着使乡苏市苏的代表与当地居民密切联系,便于吸收居民的意见,并便于领导工作起见,依照代表与居民住所接近,将全体居民适当分配于各个代表的领导之下,(通常以居民三十八至七十人置于一个代表的领导之下),使各个代表对于其领导下的居民发生固定的关系。这样便使民众与苏维埃在组织上连成一片了。(二),乡苏市苏的代表,按其住所接近,在三个至七个代表之中选举一人为代表主任,其任务是在乡苏及市苏主席团领导之下,分配和指导其领导下各代表的工作,传达主席团的遍知于各个代表,召集其领导下的居民开会,解决其领导下居民中的较小的问题。一村之内,并须有二个总的代表主任,负领导全村工作之责。这样便使市乡主席团与代表之间密切的联系起来,并使村的工作得到了有力的领导。(三)在乡苏维埃与市苏维埃之下,组织各种经常的及临时的委员会,如优待红军委员会、水利委员会、教育委员会、粮食委员会、卫生委员会等,其数可以多至数十,吸收群众中大批的积极分子参加这些委员会的工作。不但乡有委员会,村亦应该有某些必要的委员会。这样便把苏维埃工作组成了网,使广大民众直接参加了苏维埃的工作。(四)乡苏及市苏的选举,规定每半年举行一次(区苏亦半年一次,县苏省苏则每年一次),这样便使民众的新的意见容易涌现到苏维埃来。(五)在两次选举之间,代表有犯重大错误的,得由选民十人以上的提议,经选民半数以上之同意撤回之,或由代表会议通过开除之。这样便使不良分子不能长期驻足于苏维埃机关了。所有这些,都是苏区中许多地方正在实行着的市乡苏维埃的特点。大家都可以看见苏维埃政权的民主发展到了这样的程度,实在是历史上任何政治制度所不曾有的。而苏维埃依靠这一制度,同广大民众结合起来,他能使苏维埃成为最能发扬民众创造力的机关,使苏维埃成为最能动员民众以适应国内战争,适应革命建设的机关,这也是历史上除苏联外无论什么政府所做不到的。区以上各级苏维埃政权机关完全建筑于市乡苏维埃的基础之上,由各级的工农兵代表大会与执行委员会而组成,政府工作人员,由选举而任职,不胜任的由公意而撤换,一切问题的讨论解决根据于民意,所以苏维埃政权是真正广大民众的政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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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苏维埃的民主,还见之于给予一切革命民众以完全的集会结社言论出版与罢工的自由。当着国民党统治区域剥夺一切革命民众的自由权利,执行疯狂的法西斯蒂恐怖的时候,苏维埃政府下每个革命的人民,都有发表自己意见的权利,苏维埃并且给予一切可能的物质条件上的便利(会场、纸张、印刷机关等等),一切为了反对帝国主义国民党的集会结社与言论出版,苏维埃总是极力的领导者,苏维埃所不允许的,只是那些压迫剥削分子的反革命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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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但如此,为了巩固工农专政,苏维埃必须吸引广大民众对于自己工作的监督与批评。每个革命的民众都有揭发苏维埃工作人员的错误和缺点之权。当着国民党贪官污吏布满全国,人民敢怒而不敢言的时候,苏维埃制度之下则绝对不容许此种现象。苏维埃工作人员中,如果发现了贪污腐化消极怠工以及官僚主义的分子,民众可以立即揭发这种人员的错误,而苏维埃立即惩办他们,决不姑息,这种充分民主的精神,也只有苏维埃制度之下方能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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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苏维埃的民主精神,还见之于其行政区域的划分。苏维埃取消了旧的官僚主义的大而无当的行政区域,把从省至乡各级苏维埃的管辖境界都改小了。这有什么意义?这是使苏维埃密切接近于民众,使苏维埃因管辖地方不大,得以周知民众的要求,使民众的意见迅速反映到苏维埃来,迅速得到讨论与解决,使动员民众为了战争为了苏维埃建设成为十分便利。国民党军阀利用封建时代的大省大县大庄乡制度,这仅仅便利于隔绝民众,苏维埃政府是用不着的。这里应该指出:关于村的划分是重要的一节,因为乡苏维埃之下,执行苏维埃工作的最便利的方法,是以村为单位去动员民众,依靠了村的适当的划分,村的民众组织的建立,村的代表与代表主任对于全村的有力的领导,乡村的工作才能收到最大的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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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苏维埃对于地主资产阶级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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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说到苏维埃对于地主资产阶级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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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维埃实现了最完满的民主制度,他是为广大民众直接参加的,他给予广大民众一切民主的权利,他对于民众绝对不使用也绝不需要使用任何的强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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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地主资产阶级,即一切被革命民众所推翻的剥削分子,苏维埃对之则是另一种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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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主资产阶级,因为他们是剥削者,因为他们是过去的统治者,所以他们对于苏维埃是怀着极端的仇恨的。因为他们虽被推翻但并未消灭,他们还有根深蒂固的社会基础,他们还有优越的智识与技术,所以他们虽被推翻,却时时企图复辟,企图推翻苏维埃政权,恢复原来的剥削制度。特别是在国内战争时代,敌人对于苏区不断举行军事的进攻,更使这些被推翻的剥削者时刻企图以反革命行动响应进攻的敌人。因此苏维埃政权不能不从各方面对于这些分子施行严厉的制裁与镇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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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维埃制裁剥削分子的政策,第一件是拒绝他们于政权之外。苏维埃的宪法规定,对于地主资产阶级及其他一切与革命为敌的人,完全取消他们的选举权,取消他们在红军中在地方部队中服兵役的权利。但这些分子却总是千方百计企图溷进苏维埃机关中红军中与地方部队中来,特别在新开辟的苏区,群众斗争的发展还不充分,这些分子更容易利用机会溷了进来。过去的经验完全证明,同这些阶级异己分子溷入革命政权的活动作残酷无情的斗争,是苏维埃的一个十分重要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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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件,是剥夺一切地主资产阶级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的自由。这种自由苏维埃仅只给予革命的民众,而不给予任何地主资产阶级分子。因为地主资产阶级分子必然的要利用这种自由作为他们反革命的工具,剥夺这些分子的自由是绝对必要的,苏维埃之所以日益巩固,剥夺了这些阶级敌人的自由,减少了他们借以活动的机会,也是重要的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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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件,利用革命武力与革命法庭镇压一切反革命活动。苏维埃基于武装民众的任务,建立了坚强的红军与广泛的地方部队,这是苏维埃直接依靠的铁的力量,苏维埃依靠了他,才能战胜帝国主义国民党的武力,才能镇压苏区内部的反革命活动。但是苏维埃还有一个与此相连的镇压反革命的重要的武器,这就是苏维埃法庭。苏维埃法庭直接依靠于武装力量,依靠于国家政治保卫局的活动,依靠于人民的阶级斗争,使苏区中一切反革命企图受到严厉的镇压。数年来各个苏区中都发生了反革命的严重的活动,如中央苏区与湘赣苏区等处的 AB 团,福建的社会民主党,湘鄂西,鄂豫皖,闽浙赣,闽浙与闽赣等地的改组派,湘鄂赣的托陈取消派等,都曾经企图甚至已经实行他们的反革命暴动。但结果都受到苏维埃法庭的严厉的镇压,克服了他们的暴动阴谋,巩固了苏维埃政权。在这一方面政治保卫局与苏维埃法庭已经聚集了丰富的经验,纠正了过去许多地方没有执行明确阶级路线的错误。苏维埃法庭的群众化,即苏维埃法庭的制裁反革命应该同广大群众的肃反斗争联系起来,现在也更加进步了,巡回法庭的普遍使用就是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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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起来看,苏维埃具备着对于广大民众的十分宽泛的革命的民主主义,但同时就在这种民主主义中间构成了他绝大的权力一一建筑于千百万工农民众坚固的信仰与自觉的需要之上的权力。苏维埃运用这种权力,形成了自己的专政,组织了革命战争,组织了苏维埃法庭。向着阶级敌人开展各方面的激烈的进攻,、而苏维埃法庭则在苏维埃领土之内起了他镇压反革命活动的伟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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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拿工农专政的苏维埃法庭与地主资产阶级专政的国民党法庭相比较,那又是一幅绝妙的图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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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维埃法庭以镇压地主资产阶级为目的,对于工农分子的犯罪则一般处置从轻,国民党法庭以镇压工农阶级为目的,对于地主资产阶级的犯罪则一般处置从轻,法庭的作用完全给政权的阶级性决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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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维埃法庭一方面严厉镇压反革命分子的活动,苏维埃对于这些分子绝不应该有丝毫的姑息。但是另一方面。对于已经就逮的犯人,却是禁止一切不人道的待遇,苏维埃中央政府已经明令宣布废止肉刑。这亦是历史上的绝大的改革,而国民党法庭则至今充满着中世纪惨无人道的酷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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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维埃的监狱对于死刑以外的罪犯是采取感化主义,即是用共产主义的精神与劳动纪律去教育犯人,改变犯人犯罪的本质。而国民党监狱则是纯粹的封建野蛮的虐杀,法西斯蒂的酷刑,劳苦群众与革命者的人间地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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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灭敌对阶级的反革命阴谋,建立苏维埃领土内的革命秩序,而废除司法范围内一切野蛮封建的遗迹,这是苏维埃法庭的目的,苏维埃这一方面的所有的改革,同样是有他的历史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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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苏维埃的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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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说到苏维埃的劳动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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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维埃在于他的政权的阶级性,基于武装劳动民众以革命战争打倒帝国主义国民党的伟大任务,必须坚决的发展工人阶级斗争,保证工人的日常利益,发展工人的革命积极性,组织工人的这种阶积极性到伟大的革命战争中来,并且使工人成为革命战争的积极领导者,成为巩固与发展苏维埃政权的柱石,这就是苏维埃劳动政策的出发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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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苏维埃劳动政策之下,工人的利益得到了完全的保护,他与过去的国民党统治时代及现在的国民党区域比较起来,具有天堂地狱之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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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着苏区还是国民党统治的时代,工人是在做雇主的奴隶,工作时间之长,工钱之少,待遇之残酷,工人地位之没有任何法律保障,这是每个工人所永远不能忘记的。所有这些,在现在的国民党区域,不但是一样的存在着,而且变本加厉了。最近的情形,白区工人的实际工资减少了百分之五十以上,而减工、裁工、关厂,则成为资本家进攻工人的普通方法。因此造成了广大的失业,单以产业工人说,失业人数达百分之六十以上。一切国民党统治区域,罢工是犯罪的行为,一九三三年三月国民党在汉口公开宣布罢工者处死刑。一切工人与资本家的争议,国民党无不是站在资本家方面向着工人压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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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这些罪恶,在苏区中便一扫而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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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维埃政权之下,工人是主人翁,工人领导着广大的农民担负了巩固苏维埃的伟大的责任。因此苏维埃的劳动政策的原则是保护工人阶级的利益,巩固与发展苏维埃的政权。根据这种原则,一九三一年十二月颁布了劳动法,一九三三年加以修改,重新颁布。此次修改的劳动法,对于城市与乡村,对于大企业与小企业都能使之应用适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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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苏区是一般的实行了八小时工作制,订立了劳动合同与集体合同。在城市内与许多的乡村内已经普遍建立了劳动检查所与检查员,目的是检查雇主是否有违背苏维埃劳动法的行为。对于雇主犯法行为的制裁,则属于专门设立的法庭。为了防止资本家对于劳动者的操纵,为了保护帝国主义国民党长期“围剿”所造成的一部分失业工人,苏维埃垄断了劳动介绍权,一切资本家请工,必须到苏维埃设立的劳动介绍所去。失业救济机关的设立,现在也日益推广了,失业工人一般得到了具体的救济,农村工人又都分配了土地。社会保险制度是确立了,社会保险局已建立在苏区各个城市中。所有这些都是工人们在国民党政权下所丝毫不能得到的。然而苏维埃政权则以为这些政策的实行乃是自己最大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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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苏维埃坚决执行自己的政策,苏区工人生活得到了很大的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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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是关于工资。苏区各地的实际工资,比较革命前,是一般的增加了。下面是汀洲的一个例子:(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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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个表看来,汀洲市工人的工资比战前最少的增加了百分之三十二(木匠),最多的竟增加了百分之一千四百五十,即增加十四倍半(布业工人),这种惊人的增加,完全是反映了国民党时代的惊人的低落。当然汀洲工人的工资是比较其他苏区城市的工资要特别高一些(并且工人吃的伙食是在算内的),但是其他城市的工资也是增加了的,如瑞金城市的泥水木匠工人,在最近一时期,从革命前每日两角五分,增加至每日四角五分,增加了百分之八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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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但城市、农村中工资也增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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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资的交付,一般都办到了按期付清,因为苏维埃的监督,雇主拖欠工资的事情是很少了,少数顽固的资本家,经过劳动法庭的裁判,也不敢与工人为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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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法定工作时间――八小时制的实施,两年来在苏区的一切城市是普遍实现了。农村中的雇佣劳动者,每日的实在工作时间也少有超过八小时。十六岁至十八岁的雇佣劳动者的时间,是一般比较成年为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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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妇女及未成年人的保护,如同工同酬,产前产后休息,十四岁以下童工的禁止,也是一般的实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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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学徒的保护,则一般的缩短了学徒的年限,改良了学徒的待遇,扫除了对学徒的封建压迫。学徒的生活是相当的改善,学徒的工资是增加了(如江西方面,学徒每年至少有十五元的津贴,多的则有每月二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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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一般待遇,在城市中,特别在国家企业里,工人的卫生与伙食有了很大的改善,各个城市工人的伙食普遍是每月六元以上。农村工人的伙食,与雇主同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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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区工人是组织了坚强的阶级工会。这种工会是苏维埃政权的柱石,是保护工人利益的堡垒,同时它又成为广大工人群众学习共产主义的学校。苏维埃对于工会,在法律上保障了它的权利,因此工会会员极大的发展起来。据中华全国总工会的统计,现在苏区工会会员数,仅以中央苏区及其附近几个苏区计算,共有二十二万九千人,其分布:中央苏区十一万人,湘赣二万三千人,湘鄂赣四万人,闽浙赣二万五千人,闽赣六千人,闽北五千八,根据中央苏区的材料,没有加入工会的工人,仅只有三千六百七十六人,不足全体工人的百分之五,即是说百分之九十五的工人是加入工会了。一部分地方如兴国,加入工会的竟达百分之九十八。请问这是国民党区域能够梦见的事情吗?不但中国,全世界除苏联外,那一个帝国主义国家是有这种情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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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两年以来苏维埃的劳动法,已在苏区所有城市中实行了,乡村中也实现了他的主要条文。在两年当中,虽然遇到了不少的资本家富农对于劳动法的抵抗,但因工人群众的积极斗争与苏维埃的严厉监督,使这种抵抗归于无效。同时对于独立生产者与中农贫农雇用工人,有时发生违犯劳动法的事情,则应该经过恳切的劝告使之明了而自动的拥护劳动法。因此工人的生活得到了极大的改善,工人的革命积极性大大发扬起来,工人在革命战争中在苏维埃建设中,是起了他的伟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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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中央苏区公略、万太、龙岗、兴国、胜利、西江、雩都、寻邬、上杭、宁化、长汀新泉十二县的统计,工会会员七万零五百八十人中,现在红军及游击队服务的一万九千九百六十人,等于会员的百分之二十八。参加苏维埃等革命机关工作的六千七百五十二人,等于会员的百分之十;他们大部分是公苏维埃机关负责。以上两项共计二万六干七百一十二人,占会员总数百分之三十八。现在还在家的会员则为四万三千八百六十八人。这十二县在家的工会会员,退还第二期公债四万三千八百五十五元,最近购买经济建设公债十九万七千八百另三元,在家会员平均每人买了四元五角。在家会员现在是党团员的一万二千四百三十五人,占在家会员总数百分之二十八。从这些统计,证明了工人群众积极的加入红军,参加与拥护革命战争,拥护中国共产党。然而这些都是苏维埃保护了工人的利益,发扬了工人的积极性得来的,那些说工人在革命后没有得到什么东西,说工人的积极性没有发扬起来,只可算作完全的胡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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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苏维埃的土地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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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们来说苏区的土地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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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苏维埃与红军,是从土地革命中生长与发展起来的。广大的农民群众在地主阶级与国民党军阀的残酷压迫剥削之下,只有土地革命才能解放他们。苏维埃的土地政策的原则,就在于完全推翻地主阶级与国民党军阀一切封建与半封建的剥削与压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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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过去及现在的国民党区域,农村中是吓人的地租(百分之六十到百分之八十),吓人的高利贷(百分之三十到百分之百),与吓人的苛捐杂税(全国计一千七百余种之多),结果土地集中于地主阶级与富农的手里,绝大多数农民失去土地,陷于求生不得求死不能的惨境。因为土地上面的无情掠夺,农民失掉防御灾荒的能力,结果使水旱灾荒遍于全国,一九三一年被灾区域达八百另九县,被灾人口达四千四百余万人。因为层层的被掠夺,农民缺乏再生产能力,许多耕地变得很瘠,许多简直变成荒地,同时农民仅有的一点出产,又被帝国主义的农产物品倾销所压倒,田此中国农村经济陷于完全的破产状态。农村中土地革命的火焰,就在这种基础上强有力的爆发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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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区土地革命的威力,扫荡了一切封建的残迹,千百万农民群众从长期的黑暗中惊醒起来,夺取地主阶级的全部土地财产,没收了富农的好田,废除了高利贷,取消了苛捐杂税,打倒了一切与革命为敌的人,而建立了自己的政权,农民第一次从地狱中出来,取得了主人翁的资格,这就是苏维埃政权下与国民党政权下农村状态的根本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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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全苏大会颁布了土地法,使得全国土地问题的解决有了正确的依据。因为农村中阶级斗争的尖锐化,在分析阶级问题上发生了许多的争论,人民委员会根据过去土地斗争的经验,作出了“关于土地斗争中一些问题的决定”,将地主富农游民等许多问题给予了正确的解决,农村斗争将更有力的发展起来。关于分配土地方法上面的许多问题,如像距离、肥瘠、青苗、山林、池塘等等,还急待收集各地经验作成必要的决定,这在新区分配土地的领导上是非常的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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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着彻底消灭封建残余势力,使土地革命的果实完全落在雇农贫农的手里,中央政府发动了广泛而深入的查田这动。根据一九三三年七、八、九三个月的统计,中央苏区江西福建粤赣三省共计查出地主六千九百八十八家,查出富农六千六百三十八家,从这些被查出的地主富农等手中收回土地三十一万七千五百三十九亩,没收地主现款与富农捐款共计六万另六千九百十六元。农民群众的革命积极性更加发扬起来了,雇农工会与贫农团成为苏维埃在农村中的柱石。三个月中期得到了如此伟大的成绩,证明农村阶级斗争还需要苏维埃予以充分地注意,而查田运动是继续发展农村斗争彻底消灭封建残余的有力的方法,也是完全证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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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斗争的阶级路线,是依靠雇农贫农,联合中农,限制富农与消灭地主。这一路线的正确应用,是保证土地斗争胜利发展的关键,是苏维埃每一对于农村的具体政策的基础。因此苏维埃政府对于那些侵犯中农(主要是侵犯富裕中农)及消灭富农的错误倾向,是应该严厉的给予制裁,同时决不应该放松对于那些同地主富农图谋妥协的错误,土地斗争才能走上正确的轨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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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革命斗争的群众工作,两年以来得到了不少的经验。总结其要点则为:(一)分配土地的运动与查田运动,均必须以全力去动员广大贫农中农以及农村工人群众,自己动手向着地主富农作斗争。分田与查田的工作,都必须经过群众的同意。每一阶级成分的处理,必须通过于群众的会议中。苏维埃人员单独的少数人的进行分配土地与清查阶级,那便是有降低群众斗争热情的危险。(二)没收地主阶级土地以外的财产与富农多余的耕牛农具房屋必须以大部分分配于贫苦的群众,如果不是这样做而归之于少数人员使用,那么也就要降低群众的情绪而有利于剥削分子的反抗。(三)土地的分配不宜在长期不定的状态之中,应当在相当短促的期间内分配妥当,使之固定在农民的手中。以后非有当地多数群众的要求,不应轻易再行分配。如果不这样做,那么违反农民的意见,不但影响农民于土地生产的积极性,而且同样将为剥削份子利用了去阻碍土地斗争的发展。(四)查田运动的目的是为了清查剥削成分,而不是为了清查被剥削成分,因此不应该按家按亩去查,而应该动员最广大群众清查那些暗藏着的地主富农分子。(五)必须打击那些阻碍分田与查田的反革命分子,在群众的同意之下用最严厉的办法处治他们,从逮捕监禁,群众公审直至枪决,这是完全必要的。如果不是这样做,那么土地斗争就要受到极大的障碍。(六)应该极力发展阶级斗争,而避免地方斗争与姓族斗争,地主阶级与富农,却是极力想拿地方斗争与姓族斗争来代替阶级斗争以便阻碍土地革命的前进,苏维埃人士不应该去上地主富农的当。(七)土地革命的发展,依靠于农村基本群众的阶级觉悟与组织程度的提高,因此,苏维埃人员必须在农村中进行广泛而深入的宣传,必须健全贫农团与雇农工会的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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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革命不但使农民得到土地,而且要使农民发展土地上面的生产力。由于苏维埃的领导与农民劳动热忱的提高,苏区的农业生产在广大的地方是恢复了,有些并且更加发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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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基础之上,农民的生活是有了很大的改良。农民推翻了地主与国民党的剥削,生产结果落在自己的手里,因此现在农民的生活比较国民党时代是至少改良了一倍。农民的大多数,过去一年中有许多时候吃不饱饭,困难的时候有些竟要吃树皮,吃糠秕,现在则一般不但没有饥饿的事,而且生活一年此一年丰足了。过去大多数农民每年很少吃肉的时候,现在吃肉的时候多起来了。过去大多数农民衣服穿得很烂,现在一般改良,有些好了一倍,有些竟好了两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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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一种生活那一种政权是农民群众愿意的呢?让一切国民党区域的农民群众自己答复这个问题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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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苏维埃的财政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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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说苏维埃的财政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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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维埃财政的目的,在于保证革命战争的给养与供给,保证苏维埃一切革命费用的支出。但是有着广大的革命战费与革命工作费用的支出的苏维埃共和国,当他还是处在全国范围内的较小部分,又是一些经济比较落后的地方,并且实行着便利于广大民众的税收政策,许多外边人们竟不知道苏维埃财政的出路在什么地方。而国民党占据着广大的区域,大数量的搜刮民脂民膏,为什么反弄到财政破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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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什么奇怪,苏维埃的财政政策与财政的使用,同国民党是根本的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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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维埃的财政政策,建筑于阶级的与革命的原则之上。因此,苏维埃的财政来源乃是:(一)向一切封建剥削者进行没收或征发。(二)税收。(三)国民经济事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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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向封建剥削者没收征发,即是向苏区与白区地主富农筹款,根据过去的经验恰好相反:苏维埃把主要财政负担放在剥削者身上,国民党则把主要财政负担放在工农劳苦群众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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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维埃的税收,是统一的累进税,现在简单的两方面实行,这就是商业税与农业税,税收的基本原则,同样是重担归于剥削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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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税的征收,分为关税与营业税。关税是以按照苏区的需要程度统制货物的进出口为目的,因此税率有完全免征的,有高至百分之百的。在中国境内,只有苏维埃实行了完全自主的关税制,不受任何外国政府的干涉,一切货物在边境税关纳税之后通行全苏区,无第二次之征税,一扫国民党厘金关卡层层抽剥的虐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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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业税即是商业所得税(工业税现在没有收)按照商店资本大小盈余多少,征收统一的累进税,资本小盈余少的税轻,资本大盈余多的税重。资本在百元以下,群众的合作社以及农民直接卖出其剩余生产品,这些都实行免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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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税依靠于农民的革命热忱,使之自愿的纳税,同样是累进原则的征收法。家中人口少分田少的税轻,家中人口多分田多的税重,贫农中农税轻,富农税重。雇农民红军家属免税,被灾区域按灾情轻重减税或免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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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维埃采取统一的累进税法,乃是世界上最优良的税法,而一切资本主义国家所不敢釆用或者不敢彻底采用的。至于国民党的税收,则是一篇绝大的煳涂账。其税收原则是主要取之农民及其他小有产阶级。正税之外,有无数的附加税。据天津大公报一九三三年三月二十一日的统计,国民党区域内捐税名目共有一千七百五十六种之多,而四川的田赋预征到了一九八七年,陕西的田赋比国民党未到时增加了二十五倍,这是国民党对于劳苦民众的“恩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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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发展国民经济来增加苏维埃财政的收入,是苏维埃财政政策的重要部分,明显的效验已在闽浙赣苏区表现出来,在中央苏区也表现出来了。这一方面的着重的进行,是苏维埃财政机关与经济机关的责任。这里应该指出;国家银行发行纸币的原则,应该根据于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财政的需要只能放在次要的地方,这一方面的充分注意是绝对必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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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财政的使用,应该根据节省的方法,应该使一切苏维埃人民明白,贪污和浪费是极大的犯罪。向着贪污浪费作坚决的斗争,过去虽有了些成绩,以后还应加倍的用力,节省每个铜板为着战争与革命事业,是苏维埃会计制度的原则。苏维埃对于财政的使用,应该与国民党的使用有绝对的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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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维埃的财政不是没有困难的,红军的扩大,战争的发展,使苏维埃面前有着它财政上面的困难。但是困难的克服,即包含于困难本身之中,开展我们的革命战争,改善我们的苏维埃工作,向着一切国民党区域去扩大我们的财政收入,向着一切剥削份子的肩上安放着苏维埃财政的担子,向着国民经济的发展去增加苏维埃的收入,这就是克服困难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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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苏维埃的经济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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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毛选》一卷《我们的经济政策》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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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苏维埃的文化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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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要说到苏维埃的文化教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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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着革命战争的胜利,为着苏维埃政权的巩固与发展,为着动员民众一切力量,加入于伟大的革命斗争,为着创造革命的新时代,苏维埃必须实行文化教育的改革,解除反动统治阶级所加在工农群众精神上的桎梏,而创造新的工农的苏维埃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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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都知道,国民党统治下一切文化教育机关,是操在地主资产阶级手里的。他们的教育政策,是一方面实行反动的武断宣传,以消灭被压迫阶级的革命思想,一方面实行愚民政策,将工农群众排除于教育之外。反革命的国民党把教育经费拿了作为进攻革命的军费,学校大部分停办,学生大部分失学。因此在国民党统治之下,造成了人民愚昧无知。全国文盲数目占全国人口百分之八十以上。对于革命文化思想则釆取极端残酷的白色恐怖。任何进步的文学家,社会科学家一切文化教育机关中的革命份子,都要受到国民党法西斯蒂的摧残。使一切文化教育机关变成黑暗的地狱,这就是国民党的教育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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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要是跑到我们苏区来看一看,那就立刻看见是一个自由光明的新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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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一切文化教育机关,是操在工农劳苦群众的手里,工农及其子女有享受教育的优先权。苏维埃政府用一切方法来提高工农的文化水平。为了这个目的,给予群众政治上与物质条件上的一切可能的帮助。因为现在的苏维埃区域,虽然是处在残酷的国内战争环境,并且大都是过去文化很落后的地方,但是已经在加速度的进行着革命文化建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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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江西福建粤赣三省的统计在二千九百三十二个乡中,有列宁小学三千零五十二所,学生八万九干七百一十人,有补习夜校六千四百六十二所,学生九万四千五百一十七人,有识字组(此项只算到江西粤赣两省,福建未计)三万二千三百八十八组,组员十五万五千三百七十一人,有俱乐部一千六百五十六个,工作员四万九千六百六十八人。这是中央苏区一部分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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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区中许多地方,学龄儿童的多数是进入了列宁小学校,例如兴国学龄儿童总数二万零九百六十九人(内男一万二千零七十六,女八千八百九十三),进入列宁小学的一万二千八百零六人(内男八千八百二十五,女生三千九百八十一),失学的八千一六十三人,(内男生三千二百五十一,女生四千九百十二),入学与失学的此例为百分之六十与四十,而在国民党时代,入学儿童不到百分之十。苏区很多地方的儿童们,现在是用了大部分时间受教育,做游艺,只小分时间参加家庭的劳动,这同国民党时代恰好相反了。儿童们同时又组织在红色儿童团之内,这种儿童团,同样是儿童们学习共产主义的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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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女群众要求教育的热烈,实为从来所未见。兴国夜校学生一刀五千七百四十人中,男子四千九百八十八人,占百分之三十一,女子一万另七百五十二人,占百分之六十九。兴国识字组组员二万二千五百十九人中,男子九千人,占百分之四十,一女子一万三于五百一十九人,占百分之六十。在兴国等地妇女从文盲中得到了初步的解放,因此妇女的活动十分积极起来。妇女不但自己受教育,而且已在主持教育,许多妇女是在作小学与夜校的校长,作教育委员会与识字委员会的委员了。女工农妇代表会在苏区是一种普遍的组织,它注意于劳动妇女群众的整个利益,妇女教育当然是他们注意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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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众识字的人数是迅速增加,识字的办法有夜校,识字远动与识字牌,夜校有一定的地点,识字组在群众的家里,识字牌在道路的旁边。领导识字运动的机关则为乡村的识字运动委员会。拿兴国来说,全县有一百三十个乡的识字运动总会,五百六十一个村的识字运动分会,三干三百八十七个分会下面的识字小组,二万二千五百二十九个加入识字小组的组员。这是扫除文盲的极大规模的群众运动,这种运动应该使之向着全苏区一切城市与乡村中间开展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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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区群众文化运动的迅速发展,我们看报纸的发行也可以知道。中央苏区已有大小报纸三十四种,其中如《红色中华》从三千份增加到四、五万份以上,《青年实话》发行二万八千份,《斗争》只在江西苏区每期至少要销二万七千一百份,《红星》一万七千三百份,证明群众文化水平是迅速提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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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区中群众的革命的艺术,亦在开始创造中,工农剧社与工农歌舞团的运动,农村中俱乐部运动,是在广泛的发展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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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众的红色体育运动,也是迅速发展的,现虽偏僻乡村中也有了田径赛,而运动场则在许多地方都设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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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区还缺乏完备的专门教育的建设。但为了革命斗争领导干部的创造,我们已设立了红军大学,苏维埃大学及马克思共产主义大学,及教育部领导下的许多教育干部学校,中等教育与专门教育之应该跟着普通教育的发展而使之发展起来,无疑的应该成为教育计划中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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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造就革命的知识分子,为了发展文化教育,利用地主资产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为苏维埃服务,这是苏维埃文化政策中不能忽视的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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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维埃文化教育的总方针在什么地方呢?在于以共产主义的精神来教育广大的劳苦民众,在于使文化教育为革命战争与阶级斗争服务,在于使教育与劳动联系起来,在于使广大中国民众都成为享受文明幸福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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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维埃文化建设的中心任务是什么?是履行全部的义务教育,是发展广泛的社会教育,是努力扫除文盲,是创造大批领导斗争的高级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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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人都明白,所有这些方针与任务,只有在苏维埃政权之下才有实现的可能,因为这是阶级斗争极端尖锐的表征,这是人类精神解放绝大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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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苏维埃的婚姻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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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说苏维埃的婚姻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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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解放妇女于野蛮封建的婚姻制度之下,为了实行真正男女平等的婚姻制度,还在一九三一年的十一月,中央执行委员会即颁布了苏维埃的婚姻条例,在这里,确定了结婚与离婚的完全自由,废除了包办强迫买卖的婚姻制度,禁止蓄带童养媳。两年来在一切苏维埃管理区域是一般的实行了这一法令,凡非亲族血统在五代以内,非神经病与危险性的传染病,男子年满二十、女子满十八,经双方同意,并在乡苏与市苏举行登记,即可以实行结婚,离婚则只要男女一方提出要求,经过多苏或市苏登记就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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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民主主义的婚姻制度,打碎了中国四千年束缚人类尤其是束缚女子的封建锁链,建立适合人性的新规律,这也是人类历史上伟大的胜利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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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这一胜利,是附属于工农民主专政的胜利之后的,因为工农劳苦群众婚姻制度的解放,必须首先推翻地主资产阶级的专政,实行土地革命,男女劳动群众尤其是妇女第一有政治上的自由,第二也有了经济上的相当的自由,然后婚姻自由才有最后的保障。苏区中劳动妇女同男子一样有了选举权,并且分配了土地和工作,所以新制度是能够完全的实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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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数千年来婚姻关系野蛮得无人性,女人所受压迫此男子更甚,所以现时苏维埃的婚姻法令着重于保护女子,把因离婚而起的义务更多的给了男子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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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小孩子是革命的新后代,过去社会习惯上不甚注意小孩子的保护,所以关于保护小孩,婚姻法法令上有了单独的规定。其中关于私生子地位的承认与私生子的保护,是给了特别的注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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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婚姻制度的实行,使苏维埃取得了广大的群众的拥护,广大群众不但在政治上经济上得到解放,而且在男女关系上也得到解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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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拿婚姻制度一件事来说,苏维埃区域与国民党区域,也是两个绝对相反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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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苏维埃的民族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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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关于民族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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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取一切被压迫的少数民族环绕于苏维埃的周围,增加反帝国主义与反国民党的革命力量,使一切被压迫民族得到自由与解放,是苏维埃民族政策的出发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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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的许多少数民族如蒙古人,西藏入,新疆维回,甘肃回民,高丽人,安南人,苗人,黎人等等都受着帝国主义和中国历来封建皇帝与封建军阀的剥削和统治,国民党所谓“五族共和”只是欺骗人的鬼话,而且冯玉祥的屠杀甘肃回民,白崇禧的屠杀广西苗族,乃是国民党最近的“赏赐”。另方面,少数民族自己内部的统治阶级,如王公活佛喇嘛土司等,与英日帝国主义及国民党军阀相结合,使这些民族的广大劳苦民众遭受更加利害的压迫与剥削,或者他们(王公、活佛、喇嘛土司等)直接投降于帝国主义,引导帝国主义迅速的殖民地化这些区域(如西藏、内蒙)更进一步的掠夺民众,这是少数民族过去与现在生活的实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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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维埃政府坚决反对一切帝国主义与国民党军阀对于少数民族的统治与掠夺,一九三一年十一月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在其颁布的宪法大纲的第十四条宣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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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苏维埃政权,承认中国境内的少数民族自决权,直到各民族脱离中国建立自己的独立自由国家。蒙古回藏苗黎高丽人等,凡属住在中国境内者他们加入中国苏维埃联邦,或者脱离苏维埃联邦,或者建立自己的区域,均由各民族照自己的意志去决定。中国苏维埃政权在现在必须努力,帮助这些弱小民族,使他们脱离帝国主义国民党军阀王公喇嘛土司等压迫统治,而得到完全的解放。苏维埃政权应在这些民族中间发展他们自己的民族文化和民族言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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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对于全世界帝国主义和中国国民党实行民族压迫的响亮的回答,中国广大工农群众及其苏维埃政府,不但自己正在用坚决的民族革命战争以求脱离帝国主义的羁绊,而且号召国内一切弱小民族同时脱离中国统治阶级以及帝国主义的羁绊,直到这些民族的完全独立。不但如此,苏维埃宪法大纲第十五条又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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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苏维埃政权对于凡因革命行动受到反动统治迫害的中国各民族以及世界各国的革命战士,给以托庇苏维埃区域的权利。并且帮助他们重新恢复斗争的力量,直到这些民族与国家的革命运动得到完全胜利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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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区的许多高丽、台湾与安南革命同志的寄居,第一次全苏大会高丽代表的出席,这次大会的几位高丽、台湾、安南与爪哇的代表出席,都证明了苏维埃这一宣言的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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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的革命利益,使中国劳动民众与一切少数民族的劳动民众真诚地结合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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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的压迫基于民族的剥削,推翻这个民族剥削制度,民族的自由联合就代替民族的压迫。然而这只有中国苏维埃政权的彻底胜利才有可能,赞助中国苏维埃政权在全国范围的胜利,同样是各少数民族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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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苏维埃政府所决定的这些政策和实施的这些成绩来看,很明显的苏维埃中国内的民众已经得到了许多中国历史上空前未有过的政治上,经济上、社会生活上的解放和胜利,然而谁晓得,我们苏区目前所作的一切,还只不过是苏维埃革命伟大解施政纲领的部分实现的开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自始即有一贯的明显的施政纲领和前途,苏维埃中央政府早已向全中国和全世界明白宣言过,他要完全消灭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在中国的统治,他要使中国成为一个完全新式的独立自主的国家,使中国人民过着真正的幸福的新生活,在将来向前发展过程中,它将实现国家工业化政策,它将实现国家农业集体化,它将逐步实行完全有计划的国民经济,它将根本消灭失业痛苦,它将根本消除贫穷的现象,它将使人民享受优裕丰富的生活,它将有不可战胜的国防力,它将有豁然独立的国际地位,它将使中国变成永远没有人压迫和人剥削人的幸福光荣的社会主义社会,换句话说,今日社会主义胜利建设的苏联,这是我们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向前发展的活榜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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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苏维埃在彻底粉碎六次“围剿”争取全国革命胜利面前的具体战斗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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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作我们说到了目前新的形势,说到了两年来苏维埃政权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国民党“围剿”的斗争,说到了苏维埃实施的基本政策的时候,就便我们得到一种确定的结论,即是说苏维埃运动是大踏步前进了。两年以来,苏维埃运动的胜利,明显地变动了敌我两方的力量,敌人加强了他们的动摇与崩溃,而苏维埃运动则在勐烈的发展中,革命的力量是更加壮大了,革命的阵地是更加巩固了。民族战争与革命的国内战争已在中国广大范围中开展着,红军已成为不可战胜的力量,工农民主专政的基础已经确立了,苏维埃工作已经在各方面得到伟大的成绩,苏维埃中央政府的集中领导不但在苏区树立了坚固的基础,而且在国民党统治区构成为广大民众的革命旗帜了,所有这些都已经成为现时生活实际,成为不可否认的客现存在的事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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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革命的前进,要求我们估计到另外一些情形,要求我们以深刻的自我批评精神检查革命的战线中存在着的弱点,这是我们不能放弃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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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计我们的弱点,首先必须明白,现在苏维埃已经胜利的区域虽然是很广大了,但在全国说来,则还是处在较为狭小的范围内,还是处在一些经济比较落后的地方。反革命还保存着他们的广大的区域,还占据着各个重要的城市。因此,苏维埃争取全国胜利的任务是最严重地放在我们的肩上。日益加紧两个政权之间决死的斗争,要求我们以极大的努力去解决这个问题,而不容许丝毫的自满自足观念留存在我们革命队伍中间,也不容许表现任何微小的疲倦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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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在过去的两年中间,虽然全国民众的反帝运动是广大的开展了,苏维埃中央政府对于运动的领导也有不少的成绩,然而若拿了与当前民族危机的严重性比较,与阻止帝国主义侵略和国民党投降卖国的严重任务相比较,则现时发展着的反帝斗争力量,显然还是异常不够的。苏维埃还没有采用更多的办法去发展广大群众的民族的与阶级觉悟,去组织民众的反帝斗争,而且就在民众自发的反帝斗争中,苏维埃政府直接的帮助与领导还是非常不充分。广大白色区域的工人民资产阶级的斗争,农民反地主的斗争,苏维埃还没有充分的尽其组织与领导的责任。即在苏区周围的国民党区域,也还未用最大力量去组织群众的斗争,使这些区域造成迅速变为苏区的条件,使红军在这些区域作战得到群众更多的配合,特别是在白军土兵中道成暴动响应红军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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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红军的数量与质量,虽然是迅速扩大和增强了,但对于执行战胜帝国主义国民党整个军事力量,争取革命在全国胜利伟大任务上,倒还是相差很远。后方扩大红军的工作,还能适应前线的要求。赤卫军,少先队的编制与训练,在许多地方还是差得很。游击队的组织与行动,一般还是很不够的,优待红军家属的工作,在有些地方做得非常之不好,所有这些使得革命战争的发展,还只限于过去的成绩,使得我们每一次冲破敌人“围剿”之后,还不能乘胜直进,争取更加伟大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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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在一切为了战争的任务下,我们还不能使一切苏维埃工作完全适合于革命战争的要求。这不论在土地斗争方面,在经济建设方面,在财政方面,在肃反方面,以及在文化教育方面,都有他的弱点的存在,指出其一般的弱点,即是说,革命战争要求这些工作以很快的速度,争取大的成绩;然而在各地执行起来,都是参差不齐的。很多地方真正达到了所谓很快速度和最大成绩的标准,依靠了这些地方的工作,使革命战争得到了很大的帮助,但在另一些地方,则不但工作进行非常之慢,甚至经过很长的时期,还不能得到应有的成绩,特别在有些新区与边区中间,那里的工作更加差些。这种情形的主要原因,在于这些地方的苏维埃机关中存在着一些不了解甚至不愿意执行苏维埃法令政策的份子。这些份子当中,有些是严重的机会主义者与官僚主义者,有些简直是地主资产阶级派遣进来的暗探。他们不是推进苏维埃的工作,而是妨障了苏维埃的工作。他们不使苏维埃工作服从战争,而是使苏维埃工作离开战争,他们不愿意去开展群众的斗争,而使群众斗争停顿起来。他们不会对于广大群众的动员,不曾对于群众的说服教育,去执行苏维埃工作,而是用空谈空喊,甚至强迫命令的官僚主义去执行苏维埃工作。他们不去了解下层的情形,不去教育新进的干部,不去听取群众的意见,而只是机会主义的诬蔑下级干部不好,那里的群众没有革命积极性。在这些地方苏维埃的民主是没有得到充分发展的,没有吸收最广大群众来参加苏维埃的选举,没有吸收群众中大批积极分子来参加苏维埃的工作,这些地方的市乡代表会议制度,还没有很好的建立,还没有使苏维埃成为真正广大群众自己的政权机关。在这些原因之下,就使得许多苏维埃工作,在这些地方缺乏应有的成绩,使他不能适应革命战争的迫切要求。应该明白指出,这是苏维埃工作中间一个很严重的弱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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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这些弱点的存在,给了我们一种深刻的警觉:就是必须克服了这些弱点,苏维埃运动才能适应一切客观的有利条件,而釆取更大规模向着更大范围内发展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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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已经有了一个伟大的力量,这个力量成为我们发展的基础。但是革命形势的需要,超过我们的力量,我们的力量还不够,我们必须增加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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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彻底粉碎帝国主义国民党的“围剿”争取革命在全国的胜利,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麦大会必须号召全苏区全中国的一切革命民众,坚决执行下列各个具体战斗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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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在红军建设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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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对于全国红军的领导,更进一步地强健起来,使全国红军的行动比较过去更加能够在统一战略意志下互相呼应与互相配合,使各地方军事机关更加能够在中央领导之下充分的执行他们自己的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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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扩大一百万铁的红军的口号普遍的深入的传播到全苏区全中国广大工农群众中去,号召群众在很短促的时间之内,为着实现这个最低限度的口号而斗争。要使群众明白,摆在面前的苏维埃政权与国民党政权之间的决定胜负的战斗,苏维埃政权与帝国主义之闻的直接广大的冲突,依靠我们数百万大红军的创立,因此一百万红军的首先创立,是苏维埃与每个工农群众神圣的责任。中央军事委员会与各级地方苏维埃应该负责,收集两年尤其是去年红五月以来,各地扩大红军的丰富经验。着重的指出以充分的政治鼓动,去代替强迫方法。以残酷的阶级斗争与苏维埃在这一方面的法令,去对付破坏扩大红军与领导开小差的阶级异己分子与不良分子,以充分执行苏维埃优待红军战士及某家属的一切法令与办法,去提高红军战战士们的社会地位,去增加红军战士及其家属的精神上的安慰,去解决红军战士及其家属一切物质生活上的困难,是扩大红军的重要方法。还要指出,为红军家属耕种土地以及日用必需品的供给,是优待工作的重要部分。一切对于优待红军战士及其家属怠工消极与阳奉阴违的分子,应该受到苏维埃法律的裁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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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把巩固红军放在红军建设的重要地位,使红军不但能够很快扩大,而且能够很快强健起来。应该更进一步提高红军战士的政治教育,使每个红军战士都自觉的为了苏维埃新中国而奋斗到底,使红军成为苏维埃的宣传者与组织者,成为创造新苏区的执行者,使红军战士与广大苏区白区的工农劳苦群众之间发生更加密切的联系。要从政治教育去提高红军的自觉的纪律,使他们明白这是保证战争胜利的重要武器。政治委员制度,应该建立到一切红军部队、地方部队和游击队里面去。应该提拔更多的工人成为各级军事的与政治的指挥员。红军学校应当使之成为比较过去更能训练大批高级的与初级的军事政治干部的学校。注意红军中战士的考察,对于地主资产阶级分子溷进红军中来破坏红军的企图,应该给予严重的打击。巩固红军使红军成为铁军的工作,与政治工作同等重要而为现时红军所迫切需要的,就是军事技术的提高。这一任务的解决,在战争的规模日益扩大,在帝国主义国民党军队日益采用新的军事技术的前面,对于我们是绝顶重要的。“学会与提高新的军事技术”的口号,应该深入到每个红军战士中去,红军学校应该为了这一目的去尽他最大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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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把赤卫军少先队的新编制方法推广到苏区的一切地方去,把一切劳动的青年成年男女,全部武装起来。红军后备军与地方守卫部队的作用与责任,应该使每个赤少队员清楚的认识。义务兵役制在将来更大规模的国内战争中的需要与作用,现在就应该向一切劳苦群众与赤少队员适当的宣传起来。应当用大力进行一切可能的与必要的军事训练与政治训练,野营演习方法应当尽可能推广到一切地方的赤少队中间去。在敌人进攻与苏区剥削分子企图捣乱的情形之下,赤少队保卫地方的责任应该特别的加重,许多地方赤色戒严的松懈现象,应该给予迅速的纠正。动员模范赤少队整连整队的加入红军中去与动员之后立即重新编制起这些队伍来,是扩大红军最好的方法之一。与红军作战不可分离起而其伟大支队作用的,是新区边区以及白区中间的红色游击队。加强和扩大现有的游击队,最广泛的繁殖新的游击队,收集过去游击战争的丰富经验,极大的加强游击战争的教育与指导,把千百支游击队伸出白区去,伸出到敌人的侧方与后方去,在这些地方袭敌击人,发展群众斗争,创造游击区域,以致发展到创造新苏区,特别在淘未连成一片的各个苏区之间去做这些工作,与主力红军的行动互相配合起来,是苏维埃十分迫切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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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用一切办法去保障红军的给养、供给与运输,苏维埃的财政机关与经济机关,军事系统中的供给运输与卫生机关,应该为着这个共同目标而努力。运输队的动员,应该克服过去的弱点,使红军不致因缺乏运输而妨碍了运动与作战。一切牺牲一切努力给予战争,是每个苏维埃人员每个革命分子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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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在经济建设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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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着冲破敌人封锁,抵制奸商操纵,保证革命战争的需要,改良苏区民众的生活,苏维埃必须有计划的进行各种必要的与可能的经济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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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是发展苏区广大的农业生产。苏维埃应该用一切方法去提高农民群众的生产热忱。应该乘着春耕夏耕秋收各个重要的农事季节,进行提高生产的普遍而广大的运动,动员整个农村民众一齐进入生产的战线中。普遍组织劳动互助社与耕田队,有计划的调剂乡村劳动力,动员广大妇女群众参加生产,是扩大生产的重要方法。应该领导并帮助农民去解决耕牛农具肥料种子水利以及防止害虫等及农业上而的具体重要的问题。耕牛合作社应当普遍组织。根据去年春耕夏耕运动的经验,“完全消灭荒田”,“增加今年二成收获”,应当成为战斗的口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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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当收集种棉经验。发展棉区的棉花生产。应当发起植树运动,号召农村中每人植树十株,牲畜的增殖,苏维埃应给予注意。某些重要农业部门如粮食棉花等,中央国民经济人民委员、部及各省国民经济部,应当作出具体的实施的计划。苏维埃粮食部、粮食调剂局与群众粮食合作社,应当在工作上密切联系起来。为了完全保证红军与民众的粮食供给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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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区广大手工业的恢复,军事必须工业的建立,是苏维埃经济建设的重要任务。苏维埃恢复与发展工业的计划,应当放在战争需要,苏区民众需要,以及白区出口的可能基础之上。钨砂、煤、铁、石灰、农具、黄烟、纸、布匹、糖、药材、硝盐、樟脑、木材等项,应当是主要部门。应该用极大的努力去发展对于这些工业的群众的生产合作社,将失业工人,独立劳动者与农民,尽量组织到生产合作社来。同时应该容许并奖励私人资本家的投资,扩大苏区的这些生产。苏维埃在目前不应当企图垄断所有的生产事业,但创办并发展一些特别需要与特别有利的国有企业,则是可以而且应当的。提高劳动热忱,发展生产竞赛,奖励生产战线上的成绩显着者,是提高生产的重要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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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破敌人的经济封锁,发展苏区的对外贸易,以苏区多余的生产品(谷米、钨砂、木材、烟、纸等)与白区的工业品(食盐、布匹、洋油等)实行交换,是发展国民经济的枢纽。苏维埃对外贸易局与各种商业机关,必须更加健全起来。同时奖励私人商业,使他们为输出与输入各种必要商品而努力。而普遍的发展消费合作社,把广大工农群众组织在这种合作社内,使群众能够廉价的买进白区的必需品,高价的卖出苏区的生产品,则在苏维埃贸易与整个经济建设上都占有特别重要的位置。苏维埃对于消费合作社、中央总社与各省总社的领导,应当极大的加强起来。还没有建立省县总社的地方,应当迅速的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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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建设中资本问题的解决,主要是吸收群众资本,把他们组织在生产的消费的与信用的合作社之内,应该注意信用合作社的发展,使在打倒高利贷资本之后能够成为他的代替物。经过经济建设公债及银行招股存款等方式,把群众资本吸收到建设国家企业,发展对外贸易,与帮助合作社事业等方面来,同样是要紧的办法。应该在苏维埃法律范围以内,尽量鼓励私人资本家的投资,使苏区资本更加活泼。应该尽量发挥苏维埃银行的作用,按照市场需要的原则,发行适当数目的纸币吸收群众的存款,贷款给有利的生产事业,有计划的调剂整个苏区金融,领导群众的合作社与投机商人作斗争,这些都是银行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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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在苏维埃建设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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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维埃中央政府的建立,使全国苏维埃运动得着总的领导机关,对于中国革命有绝大的意义。两年以来,在领导反帝国主义反国民党的斗争中间,得到了光荣伟大的胜利。我们应该指出中央政府在自己的组织上与工作上还存在着许多不健全与不充分的地方。为着加强中央政府对于各苏区与全国革命的总领导,必须使中央执行委员会与人民委员会在工作上划分开来,必须健全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的组织与工作,必须充实各人民委员部的工作人员,并改善他们的工作方法,必须增设必要的人民委员部即如粮食委员部等,使中央政府在革价形势更加开展的面前,能够充分地发挥他总的发动机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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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苏维埃是地方政府最高领导机关,是中央政府与各县区苏维埃之间的连锁,必须极大的加强中央政府对于各个省苏的领导,密切中央政府与各个省苏之间的联系(中央区各省与中央区以外各省),产密检查各个省苏的工作。必须积力改善各个省苏的工作。必须改善各个省苏的工作方法,实行集体讨论,精确分工与个人负责的制度。加紧对于各县苏区工作的检查。极力纠正过去有些省工作上松懈与不集中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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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苏市苏是苏维埃的基本组织,因此用极大努力改善乡苏与市苏的工作。必须在一切尚未建立代表会议制度的地方,把这个制度建立起来。必须进一步加强各地代表会议的工作。应该设立他的主席团。应该设立他的许多委员会,并把委员会制度建立到村里去,吸收大批工农积极分子参加委员会的工作。应该建立每个代表与一定数目的居民发生关系的制度。应该建立主任制。每个村里要有一个主持全村工作的代表主任,应该准许他能够召集一村的代表与居民去开讨论村中工作的会议。乡苏与市苏是动员群众执行苏维埃工作的直接的负责机关,他的工作中心是如何向最健全地最充分地动员全市全乡的民众,为着苏维埃的每一任务每一工作的完满实现面斗争。乡苏与市区苏维埃必须把极大的注意力,放到各村各街道的实际工作上去。必须对于各村与各街道的工作,实行定期检查制度。各村或各街道之间的革命工作竞赛,是争取工作速度的有效方法。乡苏与市区苏维埃切实而迅速的改善,依靠于区苏与市苏正确具体的领导。区苏市苏的注意力应该全部放在各个乡苏各个市区苏维埃的工作改善上面,充分地解释,频繁的巡视,切实的检查,与民众中间的考验,是区苏市苏领导方法的要点。县苏对于区苏工作的考查,也应该以这些为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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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省苏必须把自己的注意力极力地投到新开辟的苏区去,把在新区建立并加强革命委员会的工作,看成自己重要的职务。革命委员会的组织形式与工作内容,都与市乡苏维埃有许多不同,一切白色区域变为苏维埃区域,经过革命委员会的过程。因此,健全革命委员会的组织与工作,使革命委员会能够负担起来武装民众,发动民众斗争,肃清反动势力,迅速转变到建立苏维埃政权,是各省苏区各新边区区县苏应该极大的注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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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维埃的民主虽然发展了,但应该指出许多地方还是异常不够的。必须严厉地开展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把那些遮塞在苏维埃与民众之间的废物拔开去,这些废物就是官僚主义与命令专义。苏维埃人员应该从对于民众的动员对于民众的说服去执行苏维埃工作,而不应该用强迫命令的办法去执行苏维埃工作。苏维族人员应该注意民众的每一要求与每一提议,而不应该忽视这些要求与提议,苏维埃人员特别是工农检查委员会。应吸收广大民众对于存在在苏维埃机关中的不良份子,开展广大的批评斗争,直至用苏维埃法律严厉制裁他们。保证苏维埃与民众中间良好的关系。为了健全苏维埃的成份,必须实行苏维埃选举的群众化。必须向群众解释选举的意义,吸引最广大选民来参加选举。在选举中绝对的屏除那些阶级异己分子,贪污浪费与官僚主义分子。选举大批的工农积极分子,来管理国家工作.在这里,依照选举法的规定,引进大批工人干部,加强工人在苏维埃政权中的领导地位,是健全苏维埃工作的重要关节。为了苏维埃工作的群众化,苏维埃必须与工会、贫农团、女工农妇代表会、合作社及其他一切民众团体发生密切的联系,经过这些团体去动员广大民众,执行苏维埃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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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争取苏维埃工作的速度与质量,使一切苏维埃工作适合于革命战争的要求,必须用极大的力量除掉苏维埃工作人员中间的松懈不紧张的现象。绝大的提高苏维埃人员的工作热忱,使好个工作人员都自觉的为工农民主专政的国家工作而努力,同时必须森严工作纪律。一切对于工作不积极,疏忽与废弛职务,把苏维埃工作放在不要紧的位置等等的分子,应该向之作严厉的斗争,、直至开除他们的工作。必须反对贪污浪费现象,因为这种现象,不但是苏维埃财政经济的损失,并且足以腐化苏维埃工作人员,使他们对于工作失去热忱与振奋精神的元素。必须把“一切工作服从战争”“争取工作的速度与质量”的口号提到全部苏维埃人员的前面去,在这一方面,各级苏维埃的主要负责人,特别是工农检查委员会,应该对于苏维埃工作人员,进行充分说服教育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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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把苏维埃法令政策的彻底与忠实的执行,移在全部苏维埃人员的肩上去,应把违反苏维埃法令政策的行为,首先是苏维埃人员自己的违反放在严厉责罚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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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充分执行劳动法,把劳动法的每一条文解释给广大工人群众听。八小时工作制的实行,最低工资的规定,是保证工人利益的中心与起码的部分。劳动检查所与劳动法庭,必须使之起完全的作用。必须向着那些忽视工人利益而企图与资本家妥协的人员作坚决的斗争。必须对于失业工人实行具体的与及时的救济,失业救济委员会必须在一切有失业工人的地方组织起来,社会保险制度,必须在一切可能实行的地方真实的实行。必须给予社会保险局的工作以应有的注意,必须避免过去有些地方对于保险金支配上的错误。为了这些工作的充分执行,应该把苏维埃劳动部健全起来,劳动部与工会之间应该发生密切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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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分的实行土地法,实行关于土地斗争的一切法令,向着全国范围开展广大的土地革命,这是苏维埃中心任务之一。没收地主阶级和大私有者土地的斗争,应该着重地勐烈的使之在一切新收入的苏维埃版图中开展起来。应该收集过去土地分配方法的许多经验,普遍应用到一切新区去。应该把查田运动开展到一切土地问题尚未彻底解决的地方去,把那些地方封建残余势力给以迅速的肃清。土地斗争中正确的阶级路线与充分的群众工作,是保证土地革命彻底胜利的先决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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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苏维埃的文化教育政策,开展苏维埃领土上的文化革命,用共产主义武装工农群众的头脑,提高群众的文化水平,实施义务教育制度,增加革命战争中动员民众的力量,同样是苏维埃的重要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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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维埃制裁剥削分子及镇压反革命分子的政策,必须坚决执行,国家政治保卫局与苏维埃法庭,必须提高自己的警觉性,对于反苏维埃法令的剥削阶级分子,及一切进行反革命活动的分子,实行严厉的制裁与镇压。在这里政治保卫局工作与苏维埃法庭群众化,动员广大群众参加肃反斗争,是非常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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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取苏维埃工作时速度与质量,使一切苏维埃工作,完全适合子革命战争的要求,这是苏维埃工作的总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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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关于领导反帝斗争与白区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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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坚决的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为了勐烈的发展全国工农斗争,为了使苏维埃区域扩大到全国去,苏维埃政府必须加强对于全国反帝斗争与国民党区域工农革命斗争的领导。对于这一方面的消极,就是放纵了帝国主义的强盗侵略,就是延长了国民党反动统治的寿命,就是限制了苏区发展的速度与范围。苏维埃中央政府及各省苏维埃,必须把自己的眼光放大到广大的国民党区域去,不但要领导每一个群众自发的反帝运动,而且要在广大工农群众以及小资产阶级群众中间,利用帝国主义的侵略国民党投降卖国的每一具体事实,启发群众的民族觉悟与阶级觉悟,号召他们组织与武装起来,为驱逐帝国主义保卫中国领土而斗争,特别在东三省、热河、察哈尔,华北等日本帝国主义进攻地带,组织人民革命军义勇军,领导旧有的义勇军,使之脱离国民党的反动影响,而与日本帝国主义坚决的作战。苏维埃政府对于工人的每一反帝罢工,农民以及小资产阶级每一反帝斗争,必须尽可能的给予精种上与物质上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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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国民党区域工人民资产阶级的斗争,农民反地主的斗争,一切革命民众反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的群众斗争,苏维埃政府必须用一切办法去组织、去援助,去领导。一切苏维埃人员应该明白,要想把苏维埃运动发展到全国去,要想把比较苏区庞大若干倍的国民党区域造成转变为苏区的条件。要想创造新苏区,要想在反对帝国主义国民党大规模的“围剿”中间能够得到白区群众的援助,必须把极大的注意放到白区去。必须从苏区派遣人员,准备一切必须的物质帮助,去组织与领导白区群众斗争。对于这一方面的消极,就是对于扩大苏区与发展革命战争的消极。特别是苏区附近的国民党区域,这些地方的群众受苏维埃的影响最大,受国民党军事奴役食盐公卖等等的压迫最甚。苏维埃尤其是各个省苏及边县苏区政府,必须利用各种时机取得与这些群众的联系,组织他们的日常斗争,发展到游击战争,到群众暴动,到建立苏区与老苏区联结一片。在这里苏区与白区交界地带的工作,应该看得非常之重要。在这些地带苏维埃(或革命委员会)与游击队,必须完全遵守苏维埃的基本政策,禁止一切不分阶级乱打土豪的行为。没收地主阶级及反动派的财物,必须大量的发给当地群众。此外关于赤白对立问题,逃跑群众问题、食盐封锁问题,被难群众问题等,必须根据阶级的与群众路线,很好的给予解决。必须把造成赤白对立与群众逃跑的原因除掉了去。交界地带工作的改善,是争取白区变为苏区的重要关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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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志们!我们苏维埃和红军,正在担负着挽救中国民族危亡的重大责任,我们要完成这个责任,就必须完成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所指出和规定的任务。同时,同志们都知道:中国苏维埃革命的胜利,不仅是四万万中国民众的解放,而且是整个东方被压迫民族脱离帝国主义锁链的先导,是给日本和其他帝国主义在太平洋上爆发世界帝国主义大战的计划一个致命的打击,是使日本和其他帝国主义从东方战线上进攻苏联的计划受到摧毁,是使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胜利的时期大大的缩短逼近,我们的任务是何等的光荣和伟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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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志们!努力,最后的胜利是属于我们的!(演讲完,随着雷鸣一样的掌声,全体代表起立,欢迎毛泽东同志!欢唱国际歌)结论(一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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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志们!关于我代表中央执行委员会及人为委员会向大会所作的报告,同志们已经讨论了两天了。昨天的分组会,今天的大会,在这两天中间同志们发表了很多的意见,从各方面发挥了我们工作中的经验与教训,总括起来对于我的报告可以说是一致承认的。对于目前的形势,对于从这一形势产生的任务,对于两年来苏维埃政策的各方面的实施,以及对于我们工作中存在的弱点,在昨天今天同志们的讨论中一般是同意了我的报告,同志们的发言,一般都是非常正确的,这是应该首先指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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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昨天今天两天的讨论中间,主要是在昨天的分组会中间,有个别同志的发言包含着不正确的观点,我也应该在结论中指出。这里主要是关于“围剿”的意见。关于这个问题大多数同志都承认我在报告中说的:我们是取得了对于六次“围剿”的第一步胜利,但是六次“围剿”的最后决战却还是严重地摆在我们的面前,号召广大群众,团结一切力量,争取对于六次“围剿”最后决战的胜利,是我们当前的最严重任务。因此在讨论中间有同志说:“六次围剿已经完全粉碎了”。这种意见显然是不对的。又有同志说:“六次围剿我们仅在准备粉碎中。”这种意见也是不对的。照前一说法,是过分估计了自己的胜利,把苏维埃最后粉碎“围剿”的严重任务轻轻取消了,而实际上,蒋介石正在集中一切力量最后向我们大举进攻,所以这种估计是不正确的,并且是非常危险的。照后一说赞,是看不到几个月来红军从艰苦战争中已经给了敌人以相当严重的打击,已经取得了第一步胜利,这种胜利,同粉碎五次“围剿”的伟大胜利合起来,就成为我们彻底粉碎六次“围剿”坚固的基础。对于自己成绩估计不足,同样是很危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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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个同志对于所谓的所谓人民革命政府,说他带有多少革命性不是完全的反革命,这种意见也是不对的。我在报告中已经指出;“人民革命政府”的出现,是反动统治阶级的一部分,为着挽救自己将死命运而搞的一个欺骗民众的新花样,他们感觉到苏维埃是他们的仇敌,而国民党这块招牌又太烂了,所以弄个什么“人民革命政府”,以第三条道路为号召,这样来欺骗民众,没有真正革命意义,现在的事实已经证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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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婚姻问题,我在报告中曾经说到男女两方有一方坚决要求离婚,苏维埃政府应该准许离婚。但应该指出红军家属是例外。为了巩固红军战大的战斗决心,中央政府曾经规定,红军战士之妻要求离婚,必须取得其夫同意,只有在两年内还得不到丈夫音信,才可以由妻子一方提出离婚。关于结婚的年龄问题,不少同志主张降低,这种意见,我觉得是不妥当的。为了种族的与阶级的利益,结婚年龄不应该低于男二十,女十八以下。应该明白早婚是极大害处的。同志们!要耐烦一下子啊!(全场轰笑)以前在地主资产阶级统治之下,贫苦工农有到四五十岁还不能结婚的,为什么现在一两年都等不及呢?(全场又大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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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是我的结论的一部分,但是结论主要部分还在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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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部分以“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为题,收入《毛泽东选集》第一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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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苏维埃中国》,一九五七年中国现代史资料编辑委员会翻印第235-30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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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经济政策 - 和谐历史档案馆 Banned Historical Archiv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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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我们的经济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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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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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193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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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签:关键人物文稿 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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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来源:毛泽东选集1-7(静火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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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经济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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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最无耻的国民党军阀,才会在他们自己统治的区域内弄到差不多民穷财尽的地步,还会天天造谣,说红色区域如何破坏不堪。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的目的,在于破坏红色区域,破坏正在前进的红色区域的经济建设工作,破坏已经得到解放的千百万工农民众的福利。因此,他们不但组织了武装力量进行军事上的“围剿”,而且在经济上实行残酷的封锁政策。然而我们领导广大的群众和红军,不但屡次击溃了敌人的“围剿”,而且从事于一切可能的和必须的经济建设,去冲破敌人的经济封锁的毒计。我们的这一个步骤,现在也着着胜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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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经济政策的原则,是进行一切可能的和必须的经济方面的建设,集中经济力量供给战争,同时极力改良民众的生活,巩固工农在经济方面的联合,保证无产阶级对于农民的领导,争取国营经济对私人经济的领导,造成将来发展到社会主义的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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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经济建设的中心是发展农业生产,发展工业生产,发展对外贸易和发展合作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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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区域的农业,现在显然是在向前发展中。一九三三年的农产,在赣南闽西区域,比较一九三二年增加了百分之十五(一成半),而在闽浙赣边区则增加了百分之二十。川陕边区的农业收成良好。红色区域在建立的头一二年,农业生产往往是下降的 〔 1 〕 。但是经过分配土地后确定了地权,加以我们提倡生产,农民群众的劳动热情增长了,生产便有恢复的形势了。现在有些地方不但恢复了而且超过了革命前的生产量。有些地方不但恢复了在革命起义过程中荒废了的土地,而且开发了新的土地。很多的地方组织了劳动互助社和耕田队 〔 2 〕 ,以调剂农村中的劳动力;组织了犁牛合作社,以解决耕牛缺乏的问题。同时,广大的妇女群众参加了生产工作。这种情形,在国民党时代是决然做不到的。在国民党时代,土地是地主的,农民不愿意也不可能用自己的力量去改良土地。只有在我们把土地分配给农民,对农民的生产加以提倡奖励以后,农民群众的劳动热情才爆发了起来,伟大的生产胜利才能得到。这里应当指出:在目前的条件之下,农业生产是我们经济建设工作的第一位,它不但需要解决最重要的粮食问题,而且需要解决衣服、砂糖、纸张等项日常用品的原料即棉、麻、蔗、竹等的供给问题。森林的培养,畜产的增殖,也是农业的重要部分。在小农经济的基础上面,对于某些重要农产作出相当的生产计划,动员农民为着这样的计划而努力,这是容许的,而且是必须的。我们在这一方面,应该有进一步的注意和努力。关于农业生产的必要条件方面的困难问题,如劳动力问题,耕牛问题,肥料问题,种子问题,水利问题等,我们必须用力领导农民求得解决。这里,有组织地调剂劳动力和推动妇女参加生产,是我们农业生产方面的最基本的任务。而劳动互助社和耕田队的组织,在春耕夏耕等重要季节我们对于整个农村民众的动员和督促,则是解决劳动力问题的必要的方法。不少的一部分农民(大约百分之二十五)缺乏耕牛,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组织犁牛合作社,动员一切无牛人家自动地合股买牛共同使用,是我们应该注意的事。水利是农业的命脉,我们也应予以极大的注意。目前自然还不能提出国家农业和集体农业的问题,但是为着促进农业的发展,在各地组织小范围的农事试验场,并设立农业研究学校和农产品展览所,却是迫切地需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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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敌人的封锁,使得我们的货物出口发生困难。红色区域的许多手工业生产是衰落了,烟、纸等项是其最着者。但是这种出口困难,不是完全不可克服的。因为广大群众的需要,我们自己即有广泛的市场。应该首先为着自给,其次也为着出口,有计划地恢复和发展手工业和某些工业。两年以来,特别是一九三三年上半年起,因为我们开始注意,因为群众生产合作社的逐渐发展,许多手工业和个别的工业现在是在开始走向恢复。这里重要的是烟、纸、钨砂、樟脑、农具和肥料(石灰等)。而且自己织布,自己制药和自己制糖,也是目前环境中不可忽视的。在闽浙赣边区方面,有些当地从来就缺乏的工业,例如造纸、织布、制糖等,现在居然发展起来,并且收得了成效。他们为了解决食盐的缺乏,进行了硝盐的制造。工业的进行需要有适当的计划。在散漫的手工业基础上,全部的精密计划当然不可能。但是关于某些主要的事业,首先是国家经营和合作社经营的事业,相当精密的生产计划,却是完全必需的。确切地计算原料的生产,计算到敌区和我区的销场,是我们每一种国营工业和合作社工业从开始进行的时候就必须注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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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有计划地组织人民的对外贸易,并且由国家直接经营若干项必要的商品流通,例如食盐和布匹的输入,食粮和钨砂的输出,以及粮食在内部的调剂等,现在是异常需要的了。这一工作,闽浙赣边区方面实行得较早,中央区则开始于一九三三年的春季。由于对外贸易局等机关的设立,已经得到初步的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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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们的国民经济,是由国营事业、合作社事业和私人事业这三方面组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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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经营的经济事业,在目前,只限于可能的和必要的一部分。国营的工业或商业,都已经开始发展,它们的前途是不可限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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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对于私人经济,只要不出于政府法律范围之外,不但不加阻止,而且加以提倡和奖励。因为目前私人经济的发展,是国家的利益和人民的利益所需要的。私人经济,不待说,现时是占着绝对的优势,并且在相当长的期间内也必然还是优势。目前私人经济在红色区域是取着小规模经营的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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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社事业,是在极迅速的发展中。据一九三三年九月江西福建两省十七个县的统计,共有各种合作社一千四百二十三个,股金三十余万元。发展得最盛的是消费合作社和粮食合作社,其次是生产合作社。信用合作社的活动刚才开始。合作社经济和国营经济配合起来,经过长期的发展,将成为经济方面的巨大力量,将对私人经济逐渐占优势并取得领导的地位。所以,尽可能地发展国营经济和大规模地发展合作社经济,应该是与奖励私人经济发展,同时并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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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着发展国营经济和帮助合作社经济,我们在群众拥护之下,发行了三百万元经济建设公债。这样依靠群众的力量来解决经济建设的资金问题,乃是目前唯一的和可能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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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发展国民经济来增加我们财政的收入,是我们财政政策的基本方针,明显的效验已在闽浙赣边区表现出来,在中央区也已开始表现出来了。这一方针的着重的执行,是我们财政机关和经济机关的责任。这里必须充分注意:国家银行发行纸币,基本上应该根据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单纯财政的需要只能放在次要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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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的支出,应该根据节省的方针。应该使一切政府工作人员明白,贪污和浪费是极大的犯罪。反对贪污和浪费的斗争,过去有了些成绩,以后还应用力。节省每一个铜板为着战争和革命事业,为着我们的经济建设,是我们的会计制度的原则。我们对于国家收入的使用方法,应该和国民党的方法有严格的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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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中国卷入经济浩劫,数万万民众陷入饥寒交迫的困难地位的时候,我们人民的政府却不顾一切困难,为了革命战争,为了民族利益,认真地进行经济建设工作。事情是非常明白的,只有我们战胜了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只有我们实行了有计划的有组织的经济建设工作,才能挽救全国人民出于空前的浩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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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毛泽东在一九三四年一月二十二日至二月一日在江西瑞金召开的第二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上的报告的一部分。这个报告是一月二十四日至二十五日作的。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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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 农业生产在革命根据地建立的头一二年,往往有些下降,主要地是由于在分配土地期间,地权还没有确定,新的经济秩序还没有走上轨道,以致农民的生产情绪还有些波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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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 劳动互助社和耕田队,是当时革命根据地的农民在个体经济的基础上,为调剂劳动力以便进行生产而建立起来的劳动互助组织。这种组织实行自愿互利的原则:大家自愿结合,互相帮助做工;结算时,工数对除,少做的按工算钱给多做的。此外,劳动互助社还优待红军家属,帮助孤老。帮红军家属做工是尽义务,帮孤老做工只吃饭不要工钱。因为这种劳动互助组织对于生产起了很大的作用,采取的办法又很合理,所以得到群众的热烈拥护。毛泽东的《长冈乡调查》和《才溪乡调查》(载《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对此都有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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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瑞金红军烈士纪念碑写的碑文 - 和谐历史档案馆 Banned Historical Archiv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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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为瑞金红军烈士纪念碑写的碑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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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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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1934.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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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签:关键人物文稿 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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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来源:毛泽东思想万岁(1943-1949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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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瑞金红军烈士纪念碑写的碑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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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反帝国主义与土地革命的伟大战斗中,许多同志光荣地牺牲了!这些同志牺牲,表现了无产阶级不可战胜的英勇,奠定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基础,全中国工农劳苦群众,正在踏着这些同志的血迹前进,推翻帝国主义国民党的统治。争取苏维埃在全国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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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一九五九年一月二十一日《解放军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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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与人民委员会对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的报告 - 和谐历史档案馆 Banned Historical Archiv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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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与人民委员会对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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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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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1934.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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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签:关键人物文稿 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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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来源:毛泽东思想万岁(1913-1943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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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与人民委员会对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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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们党所处的时期,正是中国革命形势更进一步尖锐化的时期,也正是全世界紧紧地迫近到革命战争的第一个新同期的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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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世界与资本主义世界的对立,现在是极端尖锐化了。一方面苏联社会主义经济已取得了最后的巩固,它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在四年内就完成了,第二个五年计划在去年的第一年内,又已经取得伟大的成绩。苏联早就消失失业现象,而且全体劳动人民的生活水平和文化水平都是极大的提高了。苏联的国防是极大地巩固了。最强大的美帝国主义也不能不和苏联建立国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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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主义世界是另外一个样子,资本主义暂时地稳定已经终结。资本主义总的危机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各个帝国主义国家正在疯狂的进行战争,日本帝国主义占领满州的结果,使得各个帝国主义间的矛盾,尤其是日英间的矛盾在新的基础上开展起来重新分配世界的帝国主义侵略战争是正在极端地威胁着全世界民众,然而帝国主义却又在各国暂时缓和它们的矛盾。从而牺牲苏联,牺牲中国去寻找出路。反苏联战争的准备并没有一刻停止,而瓜分中国进攻中国的战争则已经在明目张胆的进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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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全世界无产者阶级与被压迫民族革命运动亦在苏联社会主义建设成功的影响之下,在帝国主义经济恐慌与战争威胁之下,生长扩大起来。勐烈的阶级斗争和民主革命,是在一切与资本主义国家与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里面开展斗争,全世界战争与革命的火焰是逼近着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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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由于民族危机的加紧,由于国民党经济总崩溃,由于苏联运动胜利,使中国革命形势更进一步发展起来,使中国革命推进到了世界革命中特别显着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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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中国的局势的重心,是广大的国内战争,是革命与反革命生死存亡的斗争,是工农苏维埃政权与国民党地主资产阶级政权尖锐化的对立,是日本帝国主义积极瓜分中国和中国民族大众为挽救民族存亡而奋斗的斗争,是帝国主义积极准备太平洋大战进攻苏联战争与中国和东方劳苦群众为阻止及消灭帝国主义大战为保护苏联的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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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国民党地主资产阶级,完全投降了帝国主义、引导帝国主义占领中国广大领土,垄断中国政治上经济上一切主要权利(力),引导国民经济全面崩溃,使劳苦工农群众的生活遭受看空前所未有的痛苦,剥夺一切革命民众的自由,压迫一切革命活动,实行疯狂的法西斯蒂恐怖,在帝国主义指挥之下组织一切反革命力量向苏区和红军作拚死的进攻。所有这一切都是为着一个目的,将中国地主阶级资产阶级的利益与帝国主义的利益融成一片,将中国引入完全殖民化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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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苏维埃政权、号召,组织,领导全国革命民众进行坚决的民族革命战争,组织领导红军与民众为保护苏维埃领土发展苏维埃领土而斗争,以坚决地进攻粉碎帝国主义国民屡次进攻围剿。严厉镇压苏维埃领土内一切剥削分子的反革命企图。一切土地给予农民,红军士兵,工人实行八小时制,增加工资,救济失业,实行社会保险制度、给一切革命民众以集会结社言论出版自由罢工的完全自由。引进广大工农群众管理自己国家机构。只不准占人民中极少数的剥削分子参加,组织民众的经济生活,使民众生活从过去地主资产阶级统治时代受尽压迫的地位,进到不但完全免除饥寒并且日益向上改进的地位。组织民众的文化生活,将过去地主资产阶级统治时代完全没有受教育可能的广大民众,引进日益提高文化程度的地位。所有这一切,也都是为着一个目的:推翻地主资产阶级在全国的统治,驱逐帝国主义出中国,将几万万中国民众从帝国主义国民党统治区的压迫剥削下解放出来,阻止灭亡中国的殖民地道路,建立自由独立的领土,完整的苏维埃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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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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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时中央政府成立以来两个年头中间,目前最大的事变就是帝国主义的进攻及反革命对于革命的第四次、第五次、第六次的“围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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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开始的日本帝国主义强盗战争,从残酷的飞机大炮的屠杀中占领了东北三省与热河、控制了平津,还正在向着内蒙及整个华北及准备更大规模的杀人战争。英帝国主义从西藏向四川进攻。法帝国主义准备从云贵,美帝国主义则欲将长江流域及福建置于其直接统治之下。所有这些帝国主义,都在以奴役中国为目的,以消灭中国苏维埃政权为目的,以准备进攻苏联为目的,同时还以准备帝国主义强盗之间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为目的,向着广大的中国领土伸张其毒手与阴谋。而中国地主资产阶级国民党,却在一切奉送帝国主义的方针之下,断送了几百万方里的土地,对日本及一切帝国主义的进攻,采取了可耻的不抵抗主义,以一切中国民众的利益为代价,换得了帝国主义的政治上经济上与军事上的帮助,以便利其集中力量对于中国民族生存唯一可靠的力量苏维埃与红军的进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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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之下,全国革命民众的反帝运动便极端勐烈地发展起来,东三省几十万义勇军的奋斗,上海十九路军兵士和工人群众的血战,普及全国的反帝运动,曾经达到了空前的高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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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候在全中国革命民众面前,摆着两个政权的相反的行动,国民党完全投降帝国主义,尽量压迫反帝的民众,苏维埃则坚决反对帝国主义,尽量援助与领导反帝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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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年来,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曾经屡次通电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强盗战争与国民党的投降卖国。一九三二年四月十四日临时中央政府正式公布对日宣战,同时颁布对日作战的动员令,号召全国民众开展民族革命战争,反对奴役中国的帝国主义与卖国的国民党。临时中央政府与军事革命委员会曾经发布宣言,号召一切进攻苏维埃与红军的国民党军队,在(一)立即停止进攻苏区,(二)保障民众的民主权利(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罢工等自由),(三)武装民众创立抗日义勇军这三个条件下,苏维埃政府愿意与任何武装部队订立反对日本及一切帝国主义的战斗的作战协定,国民党与日本订立塘沽协定及最近进行中日直接交涉的时候,临时中央政府曾一再向全国全世界宣言,表示代表全国民众严厉对这种出卖民族利益的政策与行动。各地民众的反日斗争,苏维埃政府是实行援助的,单是上海沪西纱厂工人的反日罢工运动,苏维埃政府是曾以一万六千元援助他们。此外,苏区群众还有对于东北抗日义勇军的募捐援助,对于其他反帝斗争的精神上与物质上的许多援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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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苏维埃领土之内,则早已取消了帝国主义的特权,肃清了帝国主义的影响,牧师神父是被民众驱逐了,教会侵占了人民的财产是被收回了。教会学校是取消了,并中国境内只有苏区是脱离了帝国主义统治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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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这些事实都在指明,只有苏维埃政府应向全国民众指出:用直接的民族防卫战争战胜帝国主义,是苏维埃与全体民众反对帝国主义斗争的发展,首先是团结一切力量战胜帝国主义走狗国民党,因为它是苏维埃与民众反对帝国主义的障碍物,要使民众明白,只是因为国民党的作梗一一它横直于帝国主义进攻地带与苏维埃领土之间,并且集中一切力量向着苏维埃领土进攻,使红军无法与帝国主义直接作战,使苏维埃与红军不得不以坚决的进攻来肃清道路一一粉碎国民党的“围剿”,为实行对日作战的第一个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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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苏维埃与帝国主义之间的直接的广大的冲突,是一天一天的逼近了。这就要求苏维埃十分的加强对于一切反帝斗争的领导一一苏维埃应当成为全国民众反帝国主义斗争的组织者与领导者,苏维埃政府只有用尽一切力量使民众明白当前的危机与国民党的罪恶,依靠于广大民众反帝国主义反国民党的觉悟程度与组织力量的提高才能胜利的执行自己的神圣的任务一一以民族革命战争与革命的国内战争推翻帝国主义国民党在中国的血腥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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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着革命战争的胜利,为着苏维埃政权的巩固和发展,为着动员民众一切力量,加入于伟大的革命斗争,为了创造革命的新时代,群众精神上的桎梏,而创造新的工农的苏维埃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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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一切文化教育机关,是操在工农劳苦群众的手里,工农及其子女有享受教育的优先权。苏维埃政府用一切方法来提高工农的文化水平。为了这个目的,给于群众政治上与物质条件上的一切可能的帮助,因为现在的苏维埃区域,虽然是处在残酷的国内战争环境,并且大都是过去文化很落后的地方,但是已在加速度的进行着革命文化建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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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区缺乏完备的专门的教育建设,但为了革命斗争领导干部的创造.我们已设立了红军大学,苏维埃大学,马克思共产主义大学及教育部领导下的许多干部学校。中等教育与专门教育之应该跟着普遍教育的发展而使之教育发展起来,无疑也应该成为教育计划中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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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造就革命的知识分子,为了发展文化教育,利用地主资产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为苏维埃服务,这是苏维埃文化政策中不能忽视的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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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维埃文化教育总方针在什么地方呢?在于共产主义的精神来教育广大劳苦民众,在于使文化教育为革命战争与阶级斗争服务,在于使教育与劳动联系起来。在于使广大中国民众都成为享受文明幸福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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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维埃文化建设的中心任务是什么?是厉行全部的义务教育,是发展广泛的社会教育,是努力扫除文盲,是创造大批领导斗争的高级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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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本文系摘自“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与人民委员会对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的报告”的第八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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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 - 和谐历史档案馆 Banned Historical Archiv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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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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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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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1934.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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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签:关键人物文稿 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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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来源:毛泽东选集1-7(静火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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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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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两个问题,同志们在讨论中没有着重注意,我觉得应该提出来说一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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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问题是关于群众生活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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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现在的中心任务是动员广大群众参加革命战争,以革命战争打倒帝国主义和国民党,把革命发展到全国去,把帝国主义赶出中国去。谁要是看轻了这个中心任务,谁就不是一个很好的革命工作人员。我们的同志如果把这个中心任务真正看清楚了,懂得无论如何要把革命发展到全国去,那末,我们对于广大群众的切身利益问题,群众的生活问题,就一点也不能疏忽,一点也不能看轻。因为革命战争是群众的战争,只有动员群众才能进行战争,只有依靠群众才能进行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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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单单动员人民进行战争,一点别的工作也不做,能不能达到战胜敌人的目的呢?当然不能。我们要胜利,一定还要做很多的工作。领导农民的土地斗争,分土地给农民;提高农民的劳动热情,增加农业生产;保障工人的利益;建立合作社;发展对外贸易;解决群众的穿衣问题,吃饭问题,住房问题,柴米油盐问题,疾病卫生问题,婚姻问题。总之,一切群众的实际生活问题,都是我们应当注意的问题。假如我们对这些问题注意了,解决了,满足了群众的需要,我们就真正成了群众生活的组织者,群众就会真正围绕在我们的周围,热烈地拥护我们。同志们,那时候,我们号召群众参加革命战争,能够不能够呢?能够的,完全能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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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的工作人员中,曾经看见这样的情形:他们只讲扩大红军,扩充运输队,收土地税,推销公债,其他事情呢,不讲也不管,甚至一切都不管。比如以前有一个时期,汀州市政府只管扩大红军和动员运输队,对于群众生活问题一点不理。汀州市群众的问题是没有柴烧,资本家把盐藏起来没有盐买,有些群众没有房子住,那里缺米,米价又贵。这些是汀州市人民群众的实际问题,十分盼望我们帮助他们去解决。但是汀州市政府一点也不讨论。所以,那时,汀州市工农代表会议改选了以后,一百多个代表,因为几次会都只讨论扩大红军和动员运输队,完全不理群众生活,后来就不高兴到会了,会议也召集不成了。扩大红军、动员运输队呢,因此也就极少成绩。这是一种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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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志们,送给你们的两个模范乡的小册子,你们大概看到了吧。那里是相反的情形。江西的长冈乡 〔 1 〕 ,福建的才溪乡 〔 2 〕 ,扩大红军多得很呀!长冈乡青年壮年男子百个人中有八十个当红军去了,才溪乡百个人中有八十八个当红军去了 〔 3 〕 。公债也销得很多,长冈乡全乡一千五百人,销了五千四百块钱公债。其他工作也得到了很大的成绩。什么理由呢?举几个例子就明白了。长冈乡有一个贫苦农民被火烧掉了一间半房子,乡政府就发动群众捐钱帮助他。有三个人没有饭吃,乡政府和互济会就马上捐米救济他们。去年夏荒,乡政府从二百多里的公略县 〔 4 〕 办了米来救济群众。才溪乡的这类工作也做得非常之好。这样的乡政府,是真正模范的乡政府。他们和汀州市的官僚主义的领导方法,是绝对的不相同。我们要学习长冈乡、才溪乡,反对汀州市那样的官僚主义的领导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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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郑重地向大会提出,我们应该深刻地注意群众生活的问题,从土地、劳动问题,到柴米油盐问题。妇女群众要学习犁耙,找什么人去教她们呢?小孩子要求读书,小学办起了没有呢?对面的木桥太小会跌倒行人,要不要修理一下呢?许多人生疮害病,想个什么办法呢?一切这些群众生活上的问题,都应该把它提到自己的议事日程上。应该讨论,应该决定,应该实行,应该检查。要使广大群众认识我们是代表他们的利益的,是和他们呼吸相通的。要使他们从这些事情出发,了解我们提出来的更高的任务,革命战争的任务,拥护革命,把革命推到全国去,接受我们的政治号召,为革命的胜利斗争到底。长冈乡的群众说:“共产党真正好,什么事情都替我们想到了。”模范的长冈乡工作人员,可尊敬的长冈乡工作人员!他们得到了广大群众的真心实意的爱戴,他们的战争动员的号召得到广大群众的拥护。要得到群众的拥护吗?要群众拿出他们的全力放到战线上去吗?那末,就得和群众在一起,就得去发动群众的积极性,就得关心群众的痛痒,就得真心实意地为群众谋利益,解决群众的生产和生活的问题,盐的问题,米的问题,房子的问题,衣的问题,生小孩子的问题,解决群众的一切问题。我们是这样做了么,广大群众就必定拥护我们,把革命当作他们的生命,把革命当作他们无上光荣的旗帜。国民党要来进攻红色区域,广大群众就要用生命同国民党决斗。这是无疑的,敌人的第一、二、三、四次“围剿”不是实实在在地被我们粉碎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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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现在实行他们的堡垒政策 〔 5 〕 ,大筑其乌龟壳,以为这是他们的铜墙铁壁。同志们,这果然是铜墙铁壁吗?一点也不是!你们看,几千年来,那些封建皇帝的城池宫殿还不坚固吗?群众一起来,一个个都倒了。俄国皇帝是世界上最凶恶的一个统治者;当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起来的时候,那个皇帝还有没有呢?没有了。铜墙铁壁呢?倒掉了。同志们,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是群众,是千百万真心实意地拥护革命的群众。这是真正的铜墙铁壁,什么力量也打不破的,完全打不破的。反革命打不破我们,我们却要打破反革命。在革命政府的周围团结起千百万群众来,发展我们的革命战争,我们就能消灭一切反革命,我们就能夺取全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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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问题是关于工作方法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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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是革命战争的领导者、组织者,我们又是群众生活的领导者、组织者。组织革命战争,改良群众生活,这是我们的两大任务。在这里,工作方法的问题,就严重地摆在我们的面前。我们不但要提出任务,而且要解决完成任务的方法问题。我们的任务是过河,但是没有桥或没有船就不能过。不解决桥或船的问题,过河就是一句空话。不解决方法问题,任务也只是瞎说一顿。不注意扩大红军的领导,不讲究扩大红军的方法,尽管把扩大红军念一千遍,结果还是不能成功。其他如查田工作 〔 6 〕 、经济建设工作、文化教育工作、新区边区的工作,一切工作,如果仅仅提出任务而不注意实行时候的工作方法,不反对官僚主义的工作方法而采取实际的具体的工作方法,不抛弃命令主义的工作方法而采取耐心说服的工作方法,那末,什么任务也是不能实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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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国的同志们创造了第一等的工作,值得我们称赞他们为模范工作者。同样,赣东北的同志们也有很好的创造,他们同样是模范工作者。像兴国和赣东北的同志们,他们把群众生活和革命战争联系起来了,他们把革命的工作方法问题和革命的工作任务问题同时解决了。他们是认真地在那里进行工作,他们是仔细地在那里解决问题,他们在革命面前是真正负起了责任,他们是革命战争的良好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他们又是群众生活的良好的组织者和领导者。其他,如福建的上杭、长汀、永定等县的一些地方,赣南的西江等处地方,湘赣边区的茶陵、永新、吉安等县的一些地方,湘鄂赣边区阳新县的一些地方,以及江西还有许多县里的区乡,加上瑞金直属县,那里的同志们都有进步的工作,同样值得我们大家称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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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我们领导的地方,无疑有不少的积极干部,群众中涌现出来的很好的工作同志。这些同志负担着一种责任,就是应该帮助那些工作薄弱的地方,帮助那些还不善于工作的同志们作好工作。我们是在伟大的革命的战争面前,我们要冲破敌人的大规模的“围剿”,我们要把革命推广到全国去。全体革命工作人员负担着绝大的责任。大会以后,我们一定要用切实的办法来改善我们的工作,先进的地方应该更加前进,落后的地方应该赶上先进的地方。要造成几千个长冈乡,几十个兴国县。这些就是我们的巩固的阵地。我们占据了这些阵地,我们就能从这些阵地出发去粉碎敌人的“围剿”,去打倒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在全国的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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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毛泽东在一九三四年一月二十二日至二月一日在江西瑞金召开的第二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上所作的结论的一部分。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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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 长冈乡是江西省兴国县的一个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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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 才溪乡指福建省上杭县的上才溪、下才溪两个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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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 毛泽东在一九三三年十一月写的《才溪乡调查》中记载:“长冈乡全部青年壮年男子(十六岁至四十五岁)四百零七人,其中出外当红军、做工作的三百二十人,占百分之七十九。上才溪全部青年壮年男子(十六岁至五十五岁)五百五十四人,出外当红军、做工作的四百八十五人,占百分之八十八。下才溪全部青年壮年男子七百六十五人,出外当红军、做工作的五百三十三人,也占了百分之七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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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 公略县是当时中央革命根据地的一个县,以吉安县东南的东固镇为中心。一九三一年九月,红军第三军军长黄公略在这里牺牲。因此,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设立这个县以纪念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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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 一九三三年六月,蒋介石在江西南昌召开军事会议,决定在革命根据地周围普遍建筑碉堡,作为第五次“围剿”的新军事策略。据统计,至一九三四年一月底,江西共筑碉堡四千多座。后来日本侵略者在中国同八路军新四军作战,也采用蒋介石的这种堡垒政策。根据毛泽东关于人民战争的战略,这种反革命的堡垒政策是完全可以打破和战胜的,这已为历史的事实所充分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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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 见本卷《必须注意经济工作》注〔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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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苏怎样工作? - 和谐历史档案馆 Banned Historical Archiv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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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乡苏怎样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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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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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1934.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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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签:关键人物文稿 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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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来源:毛泽东文集第一卷(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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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苏怎样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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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苏维埃(与市 〔 1 〕 苏维埃)是苏维埃的基本组织,是苏维埃最接近群众的一级,是直接领导群众执行苏维埃各种革命任务的机关。在国内战争环境内,战争动员工作十分紧张,群众生活需要更加改善,因此极力改善乡苏(与市苏)的工作,健全乡苏的组织与领导,使它能够完全适合发展革命战争与改善群众生活的要求,是非常重要的事。改善乡苏工作的方向,应该朝着最能够接近广大群众,最能够发挥群众的积极性与创造性,最能够动员群众执行苏维埃任务,并且最能够争取任务完成的速度,使苏维埃工作与革命战争、群众生活的需要完全配合起来,这是苏维埃工作的原则。现在我们的苏区,已经有许多乡苏工作能够适合这样的原则,创造出许多好的组织形式与工作方法了。但还有许多乡苏的工作违反这样的原则或者没有完全适合这样的原则。因此根据这种原则明白具体地规定乡苏怎样工作,使每个乡苏工作人员有一个一般的标准去进行他们的工作,是十分必要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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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苏究竟应该怎样进行他们的工作呢?应该依照下面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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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主席团人数大乡七人,小乡五人,他们是代表会议选举出来的,应该选举出最积极最有工作能力的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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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主席团是代表会议闭会后的全乡最高政权机关,它应该坚决执行代表会议和上级苏维埃的决议与指示,它应该积极领导全乡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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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主席团要懂得抓紧每一时期内的中心工作,把这些工作提到代表会议上去讨论,而不应该只忙一些零碎事务,把中心工作丢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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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主席团会议要开得好,常驻人员的工作要很紧张很切实地做,松懈懒惰的现象是不应该有的,强迫命令主义要完全废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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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主席团要明白各村的情形,要了解各村的特点,要注意各村群众中间的困难问题,根据各村的实际情形与特点去推动各村的工作,解决各村群众的困难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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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要使各村的工作很快进步,就要注意推动各村正副主任注意各村的代表会议、群众大会与各个代表领导之下的小单位群众会,都能够按时开,开得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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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主席团要注意团结全体代表、各种委员会、各个群众团体于自己的周围,推动代表、委员会与群众团体去动员全乡群众执行各种工作。而不应该离开代表、委员会与群众团体,只是少数人忙着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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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主席团要极力注意代表会议时的领导,每次代表会议事先都要有好的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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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主席团会议应该五天有一次,即在前后两次代表会议的中间主席团要开两次会。村主任可以要他来参加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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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上讨论的问题。头一次,主要是讨论督促各村的主任副主任及代表同志们怎样执行上一次及以前代表会议的决定,最好在上一次代表会议之后两三天内开。第二次,主要收集近几天各个村里的工作经验,准备下一次代表会议的议题,最好在下一次代表会之前两三天内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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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团会议还要解决一些比较小的问题,不要把这些小问题都提到代表会议去。还要解决那些有时间性急于要解决的问题,不要把这些紧急问题拖延到下次代表会议才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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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团会议最好在吃晚饭后,开会时间不要多过两点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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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主席团要有一种分工,要给不常驻的那几个主席团同志一些工作做,比如要他们督促某些村里的某几项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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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自然是主持全乡工作,主席团会议上当主席,出席上级召集的会议,处理日常事务。他应该抓住每一个时期中上级指示的几件中心工作(如扩大红军,查田运动,选举,修路,收土地税,推销公债,发展合作社,春耕运动等),应该注意那些经常的工作(如赤少队训练,赤色戒严,粮食,教育,卫生,优待红军家属等),还应该注意本乡发生的特殊问题(如饥荒,瘟疫,水灾,反革命活动等)。他应该把这些工作或问题时常地想一想,看这些工作在各个村里怎么样做的,哪一村的工作比较落后要加紧对哪个村里的突击和帮助。他应该与副主席、文书分工,出席各村的会议,收集各村每一件工作上好的经验和坏的现象,提到主席团会议上或代表会议上作报告,供给会议讨论的材料(当着讨论那个问题的时候)。主席还应与别人分工,担任出席几个委员会及群众团体的会议,出席各村的群众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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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主席要与主席、文书分工出席各村的会议,对于自己担任一个村或两个村的工作,要能够切实督促,收集材料,回来作报告。对全乡工作,也要求得明白,以便主席不在时代理主席处理工作。副主席常驻的要帮助主席处理日常事务,并且经常担任出席几个委员会及群众团体的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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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书的工作是办理人口册、土地册、婚姻生死登记、各种调查表,写对区苏的报告,派交通,下通知于各村,经手打路条,帮助红军家属写信,主席副主席不识字的读上级的文件给他们听,在主席团及代表会议上读文件中的重要地方,会议时写记录,主席副主席没有注意到的事情告诉主席副主席。文书也应该担任出席几个委员会及群众团体的会议。文书如果是代表,应该参加主席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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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主席团应该注意于代表的考察与教育。如果代表中有些是积极工作的,又有些是消极怠工的,那便要将积极分子的模范工作表扬出来,给那些消极分子看样。对于消极分子要有批评,有些要在代表会议上提出他们的名字来引起大家向他们斗争,这样来教育全体代表,使消极分子积极起来。有些是初次当选为代表不知道工作怎么样做的,那便要好生告诉他工作的做法。那些经过了几次的批评斗争教育还不改变不进步的,如像经过一两个月全不能完成交代的工作,或者简直连会也不到,接连五六次故意不到代表会议,那就应该提到代表会议通过开除他出去,把候补代表补上来。如果对于这种坏得很的代表还不开除不补充,那是不对的。调动了工作的代表,也要即刻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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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要考察有无地主富农及反革命分子溷当代表来破坏我们的苏维埃,如果有,应该即刻开除他。如果是反革命,更要即刻捉起来惩办。(12)乡苏的交通与哨口检查员可在下列三个办法中选择一个:或者找人经常担任,吃自己的饭,但免除他们的各种勤务,并派人帮助他家耕田。或者是从少先队中轮流派出,先日下午通知他们,次日来做工作,饭回家里吃,但不派人帮他耕田。或者是由居民出钱米供给伙食,经常住在乡苏。这三个办法由各地自己决定,但以第一个办法为最好。交通与哨口检查员都须选用青年同志,哨口检查员更要精干分子,并要认得字。他们的工作须加以训练。 (二)代表会议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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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乡代表会议是全乡最高政权机关,经过代表会议的讨论,实行苏维埃的一切法令政策,完成苏维埃的各种任务,所以对于代表会议的领导是十分要紧的。(2)代表会议通常是十天开一次。农忙时候应在晚上开。开会时间通常以两点钟为好,最多不要超过三点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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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次会只分报告与讨论两项,主席与区苏参加人各报告十分钟,多的话到讨论时再讲。在讨论每个曾经在本乡进行过的工作问题时,各村主任可以每人报告几分钟,多的话也在讨论时再讲。其余都是讨论的时间。但在专门检查工作的会议上,各村主任报告的时间要多些。报告的内容要有切实的材料与意见,只讲空话的报告要取消。(3)每次代表会议只应有一个主要的问题,此外,可以有一个两个次要的问题。讨论主要问题的时间要多些,讨论次要问题的时间要少些。倘若每次提出好几个大问题来讨论,就会使会议得不到结果。(4)讨论的问题要实际化。比如讨论春耕问题,要分出“发展劳动互助社”,“发展犁牛合作社”,“耕田队怎样优待红军家属”,“增加肥料”,“多犁多耙”,“开荒田荒山”,“修理陂圳池塘水车”,“种棉”,“多种黏谷少种糯谷”,“多种杂粮蔬菜”等项。要按照各村的实际情形来讨论。每项要规定切实办法,比如“发展劳动互助社”一项,要估计全乡现时还可以发展多少人,定出一个总数,然后按各村的实际情形定出每村要发展多少,再交代各村主任副主任回去按照各代表管辖居民的情形去作更实际的分配,并要规定完成的时间。讨论时要一项一项讨论,第一项得了结果,再讨论第二项。讨论的结果成为决议,写在记录簿上,下次好考查,主席团好督促。讨论不完的下次再讨论。第二次讨论春耕,要按照上次的决议逐项加以检查。检查某一项时应由各村主任报告实行情形,完成与未完成的原因,主要是找出经验教训来供给代表和群众的学习。检查之后再讨论春耕中新发生的问题。在检查时对于没有完成任务的代表与村主任,要按情形给以适当的批评,唤起他们的注意。以上举一个例子,讨论其他问题,都彷这个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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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乡代表会议讨论问题不切实,不分出大问题中的小项目。或者把许多项拢总讨论一顿,不是一项完了再来二项,使人带不到一个明白的结论回去。讨论时不按照各村的实际情形与特点,又不规定各村应该完成的数目(指那些应该规定数目的问题说),又不规定完成的日子,又不责成村主任回去再行分配与督促各个代表去完成他们一定的任务。或者对于按照某村特点规定的任务(如规定某村要开几眼塘,而别村则不须开),又不特别提出来问某村的代表们一声“你们觉得这样规定好不好”,使他们切实负责,而只是一般的通过。有些乡苏则只有讨论决定,不在以后相隔不久的会议上提出来检查,即检查也不能指出各村各屋的特点,成功或者失败的原因,又不对于怠工的代表与村主任加以批评。那末这样的讨论与检查有什么用处呢?这种讨论检查是空洞的,官僚主义的,白费去时间,不能完成苏维埃的任务。对于消极怠工的人采取和平主义,代表会议就缺乏生气,不能激发落后村子、屋子(小村子)的代表们,领导群众努力工作,赶上先进的村子、屋子。这些都是不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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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要使代表会议开得好,一定要主席团准备得好,所以前头说的主席团要在代表会议之前开一次会,好好准备下次会议的报告与议题,是必不可少的。这种准备工作,特别是主席要负责任,副主席、文书要帮助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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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代表会议开会时会场上的主席,许多地方是临时推举,有些地方还规定不要推举主席团里头的人,这是不好的。会场主席一定要是常驻的工作人员,最好就是乡苏主席充当,因为只有他们才熟悉全乡的情形,明白前后的经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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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代表会议开会每次都要点名,没有到会的在他的名字上打个记号。主席团要有一张代表名单,分村分屋写出各个代表的姓名、性别、年龄与成分。 (三)村的组织与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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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乡的工作重心在村,所以村的组织与领导,乡苏主席团应该极力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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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一切没有分村的乡,都要实行划分,有些乡可只分两村,有些乡可分三村,有些大乡则可分为四村五村,按照实际情形划定。但一般以划得小为好,村划大了不便领导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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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村设主任一人,副主任一人,由乡代表会议在代表中推举出来,要推举各村代表们中间最积极最有工作能力的人充当。在有几个屋子的村,主任副主任不要选在同一个屋子里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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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主任担负督促全村工作之责,副主任帮助主任督促全村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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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村主任副主任如果是家中缺乏劳动力的,当农忙时候,可由乡苏规定发动群众酌量帮助他们一些工,以补充他们因努力苏维埃工作而费去的(比较别的代表要多些的)工作时间。如果得到群众同意,可以完全优待一个村主任,使他能把全部时间用在苏维埃工作上,为全村群众谋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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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村主任通常每十天召集全村代表开会一次(比如某村有代表十五人,即召集此十五人开会),工作忙时可以五天开一次,检查各代表的工作,按照各屋子各人家的特点,讨论怎样完成乡代表会议交给本村的任务,解决本村居民中间互相救济问题及小的争执问题,准备开村群众大会时的报告,推动村的委员会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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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这种村代表会议的日子,由乡苏主席团排定,最好在前后两次代表会议中间而比较接近后一次代表会议的日子开会。比如某乡有三村,乡代表会议是逢五开会,便可将第一村排在逢一,第二村排在逢二,第三村排在逢三开会,以便乡苏常驻人员特别是主席到各村去参加会议。如果是五天开一次,便可一次排在上次乡代表会议之后几天,一次排在下次乡代表会议之前几天。这种会议主要是检查与督促工作,并将检查的结果由村主任到下次乡代表会议上做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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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实行每个代表分工领导居民群众的制度。比如某村有代表十五人,有居民五百人,即将此五百人按家屋接近划分为十五个单位,分配每个代表管一个单位的群众,但不应该平均分配,而应该按照家屋的位置,代表能力的强弱,适当的分配人数,多的可以管至五十人六十人,少的可以只管三十人四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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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代表分工的办法,是使全体代表都负起责任来,每个代表要在一定范围内去领导居民群众执行苏维埃工作(例如督促所管的几十个人努力春耕,宣传几十个人中间的积极分子当红军,宣传各人加入合作社,督促儿童进日学,督促大人进夜学,督促各家扫屋通沟讲究卫生,带领几十个人去开群众大会,监视地主富农的活动等等),很快吸收群众的意见提到村代表会议及乡代表会议上来,很快去解决群众中间的困难问题,真正有莫大的利益。但现在还有很多地方没有实行这个代表分工制度,一定要立即实行起来。(注)村主任手里要有一本簿子,上面登记本村人口数,土地数,赤少队数,粮食数(共有几多,几家有余,几家不足),以及其他必要事项。每个代表也要有一张开列所管几十个人的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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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每个代表要召集所管的几十个人开会,检查各家执行苏维埃工作的情形,讨论现在要做的工作,报告竞赛条约,报告乡苏的决议,征集群众的意见向村乡代表会议做报告。这种会议用谈话的方式,代表就是会议的主席。时间有一个钟头就够了。要在大家得闲的时候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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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会议应该规定每十天开一次,全村各代表所管的单位,可以在同一天内开。如果某个代表因为有事而未开会的,责成他另日补开。由乡苏主席召集各村主任排定日子,使他不同乡的村的其他会议时间相冲突。在这种会议上,要引导群众发展相互间的批评,例如某家收留逃兵不归队,某家春耕不努力,某家帮助红军家属耕田不上紧,某家孤老应该帮助而大家不注意,某家不督促子女读书,某家不讲卫生等等。经过这种会议能够使苏维埃的决定很快传达到群众中去,使苏维埃工作争取更快的速度,使群众生活迅速改良,使群众斗争情绪很快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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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代表在这种会议以外,还要拿出一些时间到所管的个人家去访问,看他们有什么需要解决的问题没有,看他们实行了苏维埃的决定没有,首先是到红军家属与最贫苦人民家中去访问,地主富农家里也要去看一看,看他们有什么不对的行为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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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代表的小单位会议与按家访问,村主任负了督促之责,各代表工作的好坏,可以在这些上头考察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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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村的群众大会,是极能够教育群众、动员群众执行苏维埃任务,提高群众斗争情绪的,应该把它看作一种重要的动员与教育群众的方法。许多地方不注意开这种群众大会,那是不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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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村的群众大会上报告乡苏的决议,报告本村与别村、本屋与别屋的革命竞赛项目,解释上级苏维埃提出来的革命任务,使群众在完全明白之后努力迅速地执行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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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群众大会,应该每半个月开一次,由乡苏主席团排定各村开会日期,通知村主任,不要与别的会议相冲突。各村群众大会日期不要同在一天内开,以便乡苏派人去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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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群众大会,在人口集中只有一个屋子的村,自然全村作一个单位开,村主任即是会场的主席。但在目前苏区多数村是有两个以上屋子的,这些村里就应该分成两个单位开,使男女老幼大多数都能到会,村主任与副主任各在一个会场作主席。对于这种群众大会,事前应该好生准备。怎样推动各代表邀集大多数群众到会,会场上报告些什么,怎样引导群众发表意见,都要在村的代表会议上预先商量好。开会时间不要超过两点钟。要在多数群众得闲的时候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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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全乡群众大会,没有重要问题,不是纪念节日,不应随便召集。主要要利用村的群众大会与每个代表的小单位群众会去进行动员与教育工作。 (四)乡与村的委员会(1)乡苏之下,应该组织各种辅助乡苏管理各种专门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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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委员会。吸收群众中的积极分子为委员,每个乡代表都要加入一个或者两个委员会,在里面起领导作用。要把委员会制度看作联系广大群众推进苏维埃工作的一种重要方法,没有组织委员会的要很快组织起来。(2)有些委员会是经常组织的,如像扩大红军、优待红军、慰劳红军、赤色戒严、防空防毒、农业生产(春耕、夏耕、秋收秋耕、冬耕)、生产教育、山林、水利、调查登记、教育、卫生、桥路、粮食、国有财产(有国有财产的乡)、工农检察这些委员会,它们都有经常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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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委员会是临时组织的,如像查田、没收征发、土地税、公债、开荒、选举这些委员会是临时性质,工作做完了委员会就不要了,等到下次再做这些工作时再去临时组织起来。查田与没收征发委员会在土地问题彻底解决后也就不要了。(3)有些委员会只有乡的就够了,但有些委员会村还应该有组织。如像扩大红军、优待红军、生产教育、春耕、山林、水利、教育、卫生这些委员会,村里有了组织,工作才更容易普遍深入。(4)委员会人数,按它们的性质,少的五个人,多的七个或者九个人,不要太多了。凡是乡、村都有的(春耕委员会等),乡的村的各有五个委员就够了。村委员会的主任,即可以作乡委员会的委员。(5)委员会的主任及委员,乡一级的,由主席团准备名单提在乡代表会议通过。村一级的由村主任准备名单提在村代表会议通过。(6)各委员会都要找得一个最积极的同志当主任。主席团要教育各主任怎样去做工作,要督促各主任按时召集他们自己的会议,要检查各主任的工作。主任怠工的要撤销他,换过一个新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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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主任对于自己委员会的开会,事先要有准备,才使每次会议都能得到结果。会后要分配每个委员一份工作,告诉他们如何做法,下次会议要他们做工作报告。怠工的委员要撤销他,换过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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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委员会通常六个月改选一次,改选时留下积极分子,去掉消极怠工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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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乡苏主席团要分工参加乡一级的各个委员会的会议。这种分工最好在一个时期内固定起来,每个人分管几个委员会。例如主席管军事、财政方面(扩大红军,慰劳红军,赤色戒严,防空防毒,土地税,公债,没收征发,国有财产等),副主席管生产、经济方面(优待红军,春耕,山林,水利,粮食,桥路,生产教育等),文书可管其他方面(教育,卫生,工农检察,调查登记等)。在主席团会议上商量分定,各有专责,收集材料,好到主席团及代表会议上做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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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的委员会开会,乡委员会主任各要出席自己的下级那个委员会(例如乡教育委员会的主任出席村教育委员会的会议),村的代表主任与副主任也要分工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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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乡的村的各个委员开会日期,由乡苏主席团按照各个时期各项工作的缓急去规定,例如春天,春耕委员会开会要多些,但到冬天,冬耕委员会开会就可以比较少一些。每次开会时间不要多过两点半钟。 (五)乡苏与群众团体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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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乡的各种群众团体(工会,贫农团,女工农妇代表会,反帝拥苏同盟,互济会,儿童团,劳动互助社,犁牛合作社,消费、生产、粮食、信用各合作社,托儿所,消灭文盲协会,识字运动委员会,俱乐部等),要加紧对于他们的注意与帮助,依靠他们的努力去动员广大群众完成各种革命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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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没有上级组织的团体,如像贫农团,女工农妇代表会,劳动互助社,犁牛合作社,托儿所等,乡苏更负了完全领导的责任。要按期检查他们的工作,如果发生了不好情形,要赶快讨论改正,不论什么群众团体,如果他们发生了困难问题,乡苏要帮助他们解决。(2)当着主席团及代表会议讨论同某个群众团体有关系的工作时,应该邀那个团体的负责人来参加。各团体开会时,乡苏也应派人去参加。村代表会议与村群众团体的关系也是这样。乡苏主席团应同各群众团体的负责人商量,排定他们的会期,使不同乡的村的其他会议时间相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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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乡苏应该注意对于赤卫军少先队的领导,要使全体男女青年成年都加入赤卫军少先队,要使他们的村操乡操都有大多数人到操,使他们的训练天天进步。他们的干部会议要派人去参加。 (六)革命竞赛与突击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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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为了争取苏维埃工作的质量与速度,使工作做得好又做得快,革命竞赛的方法与突击队的组织,应该在各乡各村实行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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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每一项革命工作的竞赛,不管是上级指示的或本乡发起的,都要经过乡代表会议的讨论,村群众大会上与各代表小单位群众会上的报告。同某个群众团体有关系的还要提到那个团体的会议去报告,得到每个代表每个民众的明白与承认,只有在大家完全明白了承认了之后,才能使大家负起责任来,才能激发大家的革命热情努力去做,才能使工作做得好又做得快,按期或更提早完成竞赛的要求。在这个上面,要废除一切强迫命令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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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每一件工作的竞赛,不只是讨论了报告了就可以完事,还要紧紧跟着去检查。每个代表检查各家,村主任副主任检查各代表,乡苏主席团及代表会议检查各个村主任与副主任。没有这种检查,有些人家,有些代表,有些村屋,就会马虎过去,到期不能完成要求,或者数目上有了而工作内容不好。检查制度是争取苏维埃工作质量速度极其要紧的办法,只有决定,没有检查,就是官僚主义的领导,它同强迫命令主义是一样有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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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每一工作的竞赛,到了期满,一定要在村的乡的代表会议上做出结论,分出优劣,对优胜者给以奖励,劣败者给以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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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为了争取苏维埃工作的质量、速度,可以每村组织一个五个人至七个人的突击队,在代表中群众中,依照自愿的原则,挑选最积极会做工作的同志充当,每村一个队长,队员不要选在同一个屋子里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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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击队工作的方法分两种:一种是在村内,各个屋子的队员互相到别个屋子去突击(甲屋的到乙屋,乙屋的到甲屋),但主要是使先进屋子的队员到落后屋子去突击。一种是在乡内,各村的突击队互相到别个村里去突击(甲村的到乙村,乙村的到甲村),但主要是先进村里的突击队到落后村里去突击。去突击不是去骂人,而是去帮助那里的工作,把好方法告诉那里的同志们,使那里的工作很快进步,使那里学到先进村子屋子里头的工作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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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乡苏主席团之下设一个管理全乡突击队的队长,他有权调动各村的突击队。主席团要按时召集乡队长村队长开会,检查他们的工作,告诉他们的工作方法,队长再去召集队员开会训练队员。主席团还应该每半月或每月召集全体突击队员开一次大会训练他们。 (七)区苏对乡的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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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苏要按照前面所说各项切实指导乡苏完全实行起来,要把前说各项好生解释给乡苏同志们听,使他们完全明白,要随时检查各乡苏是不是都照着前说各项实行了,特别对工作落后的乡苏要给与多次的解释和帮助。上级政府检查区苏的工作,就看区苏是不是切实指导所属各乡都实行了前说各项办法,争取了各种苏维埃工作的最快速度与最好成绩。(注)本文件一般适用于市、区苏维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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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人民委员会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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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乡苏维埃怎样工作》单行本刊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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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 本篇中的“市”,指市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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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 - 和谐历史档案馆 Banned Historical Archiv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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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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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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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1935.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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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签:关键人物文稿 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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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来源:毛泽东思想万岁(1943-1949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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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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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遵义会议,一九三五年一月八日政治局会议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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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的第一至第八部分编入《毛泽东思想万岁》第一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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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在持久战与速决战问题上,单纯防御路线的领导者的了解也是错误的。必须明白中国国内战争不是二个短时期的战争,而是长期的持久的战争,苏维埃革命,就在不断的粉碎敌人的“围剿”中发展与巩固起来的。因此在有利的条件之下,我们完全应该从防御转入反攻与进攻,消灭敌人,粉碎“围剿”(如一二三四次战争及五次战争广昌战役以前)。在不利的条件下,我们可以暂时的退却,以保持我们的有生力量,在另一有利的条件下转入反攻与进攻(如五次战争广昌战役以后)。这是第一个基本原则。但同时必须了解另一个原则,即为了进行长期的持久战,对于海一次“围剿”与每一个战役,必须极力争取战局的速决。因为在现时,敌我力量的对比上,对于一次“围剿”与每一个战役釆取持久战的方针,对于我们是极端不利的。当着敌人以持久战来对付我们的时候(如五次“围剿”)我们必须运用正确的战略方针,打破敌人这种计划,在我们可以支持的时间之内取得决定的胜利,以粉碎敌人的“围剿”。拿我们的人力物力及军火补充的数量同国民党所有的去比较(即所谓同敌人拚消耗,见××同志红星报的文章),这种持久战的了解是根本错误的。在这些方面现时我们正处在绝对的劣势,这种数目字的比较只能证明相反的结论,即持久战对我们是没有胜利前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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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因为要进行长期国内战争的持久战,同时对每一次“围剿”与每一战役却要进行速决战,所以我们特别要谨慎的决定我们的战略战役计划。五次战争中单纯防御战略是根本错误的,在这种错误战略之下,进行许多拼命主义的战斗(如毛丁山、三溪坊、平疗、广昌等战役)同样是错误的,红军一定要避免那种没有胜利把握的战斗。即使作战的决定在当时是正确的,但当形势变化不利于我们时,我们立即应拒绝这种战斗。要玩弄暴动是极大的罪恶,玩弄战斗同样是非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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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因为要进行战争的持久战与战役的速决战,所以我们一定要给予红军以必须的休养兵力与教育训练的时间,这是争取战争胜利的必要条件。以为五次战争中没有休息训练的可能的说法是不对的,那只是单纯防御短促突击主义者必然的结论。以为红军行动积极化,便是使他经常的不停止的打仗而不必注重休息训练,也是不对的,须知没有必要的休息和训练,就不能好好的打胜仗。红军的编制,一定要适合现时国内战争的环境。主力还未充实就去建立许多新的师团单位是不对的。应该于充实主力之后,再去建立新单位。拿全无教育训练又无战斗经验的新兵师团去单独作战是不对的,应该使新兵师团中有老军骨干,尽可能在初期使他们在老的兵团指挥之下,训练出战斗经验来。那种不必要的笨重的与上重下轻的组织与装备是不对的,应该是尽可能的轻装,必须充实连队与加强师以下的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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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因为要进行战争的持久战与战役的速决战,必须反对那种把保持有生力量与保卫苏区互相对立起来的理论。为了进行胜利的战斗,红军的英勇牺牲是完全必要的,这是阶级武装的特质,是革命战争胜利的基础,这种牺牲换得了胜利,这种牺牲是有代价的。但这不能适用于无代价的拚命主义的战斗,须知只有保持有生力量,我们才能真正的保卫苏区。没有坚强的红军,苏区即无法保存。有了坚强的红军,即使苏区暂时遭到部分的损失,也终究能够恢复,并且新的苏区也只有依靠红红军才能创造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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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战争持久战的原则之下,要反对当敌人的“围剿”被我们用反攻战斗粉碎了之后可能发生两种错误倾向:一种是对于疲劳情绪与过高估计敌人力量所产生的保守主义。这种保守主义使我们懈怠消极,使我们停顿不动,使我们不能由反攻转入进攻,消灭更多敌人,发展更大苏区,扩大红军力量,使我们不能在敌人新的“围剿”到来之前取得粉碎新的“围剿”的充分条件。另一种是由于对自己过分估计与对敌人力量估计不足所产生的冒险主义。这种冒险主义使我们进攻得不到胜利(如无把握的及在当时无必要的进攻中心城市等),甚至于使反攻中已经得到的胜利归于消灭或抛弃,使红军有生力量过分牺牲,使扩大红军扩大苏区争取战略地区的发展与巩固的任务放弃不顾,这同样使我们不能在敌人新的“围剿”到来之前取得继续粉碎它的充分条件。因此,反对这两种错误倾向,是党在战略的进攻问题上即在敌人两次“围剿”之间的严重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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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战役速决战的原则下,要反对根源于恐慌情绪的仓猝应战,或对战路上初战的不慎重,或企图先发制敌一成不胜就认为没有办法,或借口速决战而不作充分准备,即对于敌人的“围剿”不作必要的与尽可能支持的时期内的一切准备,等筹机会主义的倾向。速决战是要求具备一切必要条件(战略的优胜,战役领导的正确,运动战,不失时机,集中兵力等等)去消灭敌人部队,只有消灭了敌人的部队才能使战局速决,才能使敌人的进攻与“围剿”归于粉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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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利用反革命内部的每一冲突,从积极方面扩大他们的内部的裂痕,使我们利于转入反攻与进攻,是我们粉碎敌人“围剿”重要战略之一。福建十九路军事变是粉碎敌人五次“围剿”的重要关键,党中央当时釆取了利用国民党内部这一矛盾的正确的政治路线,同十九路军订立了停战协定,来推动十九路军去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与蒋介石。然而当时的××同志等却在左的空谈之下,在战略上采取了相反的方针,根本不了解在政治上军事上同时利用十九路军事变是粉碎五次“围剿”的重要关键之一。相反的以为红军继续在东线行动打击进攻十九路军的蒋介石部的侧后方是等于帮助了十九路军,因此把红军主力西调劳而无功的攻击永丰地域的堡垒。失去了这一宝贵的机会,根本不了解十九路军人民政府当时的存在对于我们是有利益的,在军事上突击蒋介石的侧后方以直接配合十九路军的行动,这正是为了我们自己的利益,为了粉碎五次“围剿”。这并不是因为十九路军是革命的军队,相反的这不过是反革命内部的一个派别,这个派别企图用更多的欺骗与武断宣传甚至社会主义之类的名词来维持地主资产阶级的统治,只有我们在实际行动中表现给在十九路军欺骗下的工农士兵群众看,我们帮助任何别派反日反将的斗争我们才能更容易揭破十九路军军阀的欺骗,在共同反日反蒋的战争中,争取他们到我们方面来。只有我们军事上釆取与十九路军直接配合的方针,才能使我们在当时这一重要关键上不失去消灭蒋介石主力的机会,这种有利条件,是过去历次战斗中所没有的。然而在我们军事上没有去利用,这对于单纯防御路线的领导者原是不足为怪的,因为他们的目的,原来不过为了抵御敌人的前进,至于利用敌人内部的矛盾冲突使自己转入反攻与进攻,在他们看来是冒险的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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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在战略转变与实行突围的问题上,同样是犯了原则性的错误。首先应该说的:当我们看到在中央苏区继续在内线作战取得决定的胜利已经极少可能以至最后完全没有可能时(一九三四年五月至七月间,即广昌战役以后),我们应毫不迟疑的转变我们的战略方针,实行战略上的退却,以保持我们的主力红军的有生力量,在广大堡垒要地区,寻求有利时机,转入反攻,粉碎“围剿”,创造新苏区,以保卫老苏区。国际六月二十五日来电曾经这样的指出:“动员新的武装力量,这在中央苏区并未枯竭,红军各部队的抵抗力及后方环境等,亦未足使我们惊慌失措”。甚至说到对苏区主力红军退出的事情,这唯一的只是为了保存活的力量,以免遭受敌人可能的打击。在讨论国际十三次全会和五中全会的议桉时,关于斗争的前途及目前国际的情形以及红军灵活的策略,首先是趋于保存活的力量及在新的条件下来巩固和扩大自己,以待时机进行广大的进攻,以反对帝国主义、国民党。在这个重要关节上,我们的战略方针显然也是错误的。在“五、六、七三个月战略计划”上,根本没有从小这一问题。在“八、九、十三个月战略计划”上虽是提出了这一问题,而且开始了退出苏区的直接准备,然而新的计划的基本原则依然同当时应取的战略方针相反,“用一切力量继续捍卫苏区来求得战役上大的胜利”,“发展游击战争,加强补助方向的活动,来求得战略上的情况的变更”,这些依然是新计划基本原则的第一部第二条。关于有生力量的保存问题,完全忽视。而这正是决定退出苏区的战略方针的基础。这一战役时机上的错误,再加上阵地战的发扬,给了红军以很大的损害。这种一方面预备突围,一方面又“用一切力量继续捍卫中央苏区”的矛盾态度,正是单纯防御路线的领导者到了转变关头必然的惊慌失措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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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更加重要的,就是我们突围的行动,在华夫同志的心目中,基本上不是坚决的与战斗的,而是一种惊慌失措的逃跑的以及搬家式的行动。正因为如此,所以这种巨大的转变不但没有依照国际指示,在干部中与红军指战员中进行解释的工作。而且甚至在政治局的会议上也没有提出讨论。把数百万人的群众行动的政治目标,认为不是重要的问题。在主力红军方面,从苏区转移到白区去,从阵地战场转移到起动战场去,不给以必要的休养兵力与整顿训练,而只是仓猝的出动。关于为什么退出中央苏区?当前任务怎样?到何处去?等基本的任务与方向问题,始终秘而不宣。因此在军事上,特别在政治上,不能提高红军战的热情与积极性,这不能不是严重错误。庞大的军委纵队及各军团后方部的组织,使行军作战受到极大的困难,使所有的战斗部队,都成了掩护队,使行动迟缓,失去到达原定地区的先机。这是根本忘记了红军的战略转变将遇到敌人严重的反对,忘记了红军在长途运动中,将要同所有追堵截击的敌人作许多艰苦的决斗,才能达到自己的目的。所有这些军事上政治上组织上的错误,特别战略方针不放在争取于必要与有利时机同敌人决战的原则上,就使得自己差不多经常处于被动地位,经常遭受敌人打击,而不能有力的打击敌人。就使得三个月的突围战役,差不多处处成为掩护战,而没有主动的放手的攻击战。就使得口头上虽然常说“备战”,而实际上除掩护战而外,却经常是“避战”。就使得红军士气不能发扬,过分疲劳,得不到片刻的休息,因而减员到空前的程度。就使得“反攻”的正确口号在实际上变成了××同志等的避战主义的掩盖物,而不准备于必要时与有利时机争取真正反攻的胜利。就使得以红军战略转变,迫使敌人转变其进攻中央苏区的整个计划,以保卫中央苏区,以粉碎五次“围剿”,以建立湖南的根据地,乃至高度保持红军有生力量的基本任务,都不能完成。所以这些,都是基本的战略方针釆取了避战主义的必然结果。这种战略避战主义是从一种错误观点出发,即是说红军一定要达到了指定地区(湘西),放下了行李,然后才举行反攻消灭敌人,否则是不可能的。对追击敌人(如周、薛两纵队),就在他们分离时与疲弊时也是不敢作战的。而这种错误观点的泉源,则在于不明了当前的环境是不允许我们这样简单地轻巧地尽情直遂地干的,在于对追击敌人的力量的过分估计。殊不知这种简单的轻巧的与径直的干法,在短短的环境不严重的与小部队的行动,或者是可能的,而在数千里的五次“围剿”环境中的主力红军的巨大战略的转移则是不可能的。对不必要的与敌人无隙可乘的那种战斗,是应该避免的,而对于必要的与敌人有隙可乘的战斗,则是不应该避免的。此次突围行动,没有完成自己的任务,其主要原因正在这里。这一原则上的错误,一直发展到突围战役的最后阶段,当红军到了湘黔边境,在当时不利于我的情况下,却还是机械的要向二六军团地区前进,而不知按照已经变化的情况来改变自己的行动与方针。红军到了乌江地域,又不知按照新的情况变化,提出在川黔边转入反转消灭蒋介石追击部队的任务,而只是看见消灭小部黔敌以及消灭所谓土匪的任务。虽则最后两次错误因政治局大多数同志坚决的反对而纠正了,而在华夫同志等则适足表现其战略上一贯的机会主义的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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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纯防御路线发展的前途:或者是不顾一切的拚命主义,或者是逃跑主义,此外决不能有别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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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政治局扩大会议认为一切事实证明我们在军事上的单纯防御路线,是我们不能粉碎敌人五次“围剿”的主要原因。一切企图拿党的正确路线来为军事上的错误路线做辩护(如××同志的报告,华夫同志的发言)是劳而无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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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局扩大会议认为这种军事上的单纯防御路线,是一种具体的右倾机会主义的表现。他的来源是由于对敌人的力量估计不足,是由于对客现的困难特别是持久战保垒主义的困难有了过分的估计,是由于对自己主观的力量特别是苏区与红军的力量估计不足,是由于对于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不了解。因此政治局扩大会议认为反对军事上的单纯防御路线的斗争,是由于党内具体的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这种斗争在全党内应该开展与深入下去。一切把这一斗争转变为无原则的个人纠纷的企图,必须受到严厉的打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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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此外政治局扩大会议认为××同志特别是华夫同志的领导方式是极端的恶劣,军委的一切工作为华夫同志一个人包办,把军委的集体领导完全取消,惩办主义有了极大的发展,自我批评丝毫没有,对军事上一切不同意见不但完全忽视,而且采取各种压制的方法,下层指挥员的机断专行与创造性是被扼杀了。在转变战略战术的名义之下,把过去革命战斗中许多宝贵经验与教训完全抛弃,并谓之为“游击主义”,虽是军委内部大多数同志曾经不止一次提出了正确的意见,而且曾经发生过许多剧烈的争论,然而这对于华夫同志与××同志是徒然的。一切这些,造成了军委内部极不经常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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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政治局更认为过去书记处与政治局自己对于军委领导是非常不够。书记处与政治局最大部分的注意力是集中在扩大红军与保障红军的物质供给方面,因此在这些方面,得到了空前伟大的成绩,然而对于战略战术方面则极少注意,而把这一责任放在极少数的同志身上,首先是××同志与华夫同志。我们没有清楚的了解,战争的指挥问题,关系战争胜负的全局。战争指挥的错误,可以使最好的后方工作的成绩化为乌有。政治局对于这一问题上所犯的错误是自己应该承认的,书记处的所有同志,在这方面应该负更多的责任,因为有些重要的决定或战略计划是经过书记处批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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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政治局扩大会议特别指出××同志在这方面的严重错误,他代表中央领导军委工作,他对华夫同志在作战指挥上所犯的路线上的错误以及军委内部不正常的现象,不但没有及时的去纠正,而且积极的拥护了助长了这种错误的发展。政治局扩大会议认为××同志在这方面应负主要的责任,而××同志在他的结论中对于绝大多数同志的批评与自己的错误是没有承认的。必须指出,这种错误对于××同志不是整个政治路线的错误,而是部分的严重的政治错误。但这一错误如果坚持下去,发展下去,则必然走到整个政治路线的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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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局扩大会议认为为了粉碎敌人新的围攻,创造新苏区,必须彻底纠正过去军事领导上所犯的错误,并改善军委领导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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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最后,政治局扩大会认为:虽是由于我们过去军事上的错误领导使我们没有能够在中央苏区粉碎五次“围剿”,使我们主力红军不能不退出苏区并遭受到部分的损失,然而我们英勇的红军主力依然存在着,我们有着优良的群众条件,我们有着党的正确领导,我们有着物质上地形上的比较良好的地方,我们有着全国广大的群众拥护,与红四方面军和二二六军团的胜利配合,再加上正确的作战指挥,我们相信,这些困难,在我们全体同志与红军指战员努力之下,是可以克服的。同时,敌人方面的困难是大大的增加了,我们活动地区远远的离开了南京政府反革命的根据地,蒋介石几年经营的堡垒地带的依靠是没有了,军阀内部的矛盾与不统一有了进一步的增加,我们主要的敌人蒋介石的主力在五次“围剿”中是削弱了,尤其是帝国主义瓜分中国与国民党的卖国政策,全国国民经济的空前崩溃,使全同民众更清楚的看到只有苏维埃才能救中国,而更加同情与拥护苏维埃革命运动以至直接为苏维埃政权而斗争。这些都是我们粉碎敌人新的围攻,创造新的苏区根据地,发扬全国苏维埃运动的有利条件。必须指出,目前的环境在党与红军面前提出了严重任务:这就是因为帝国主义与反革命国民党军阀在任何时候都不会放松我们。我们在敌人新的围攻的前面,中央红军现在是在云南贵州地区,这里没有现存的苏区而要我们重新去创造,我们的胜利要在自己艰苦奋斗中取得,新苏区的创造,不经过血战是不可以成功的。当前的中心问题,是怎样战胜川、滇、黔蒋这些敌人的军队。为了战胜这些敌人,红军的行动,须有高度的机动性,革命战争的基本原则是确定了,完成作战任务则必须灵活的使用这些原则。红军运动的特长,在五次战斗中是被长期的阵地战相当的减弱了,而在目前正要求红军各级指挥员具有高度的运动战战术。因此从阵地战战术(短促突击)到运动战战术的坚决的迅速的转变,是严重的工作的。对战斗员尤其是新战士,则须进行必要的技术教育。在政治工作上,一切须适应目前运动战的需要,以保证每一个战斗任务的完成。红军更要从作战中修养与整理自己,并大量的扩大自己。严肃自己的纪律,红军对广大劳苦工农群众的联系,必须更加密切与打成一片,极大约加强对地方居民的工作,红军应该是苏维埃的宣传者与组织者。目前的环境要求党与红军的领导者用一切努力,具体的确实的解决这些基本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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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区党的工作,必须建立与加强。对白区群众斗争的领导方式,必须有彻底的转变。瓦解白军工作必须真正开始。广泛的发展游击战争,是党目前最中心的任务之一。在中央苏区湘赣湘鄂赣苏区与闽浙赣苏区,党必须坚持对游击战争的领导,转变过去的工作方式,来适合于新的环境。最后,同二六军团及四方面军必须取得更密切的关系并加强对于他们的领导,以求得全国红军的一致行动与互相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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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局扩大会议相信放在我们前面的这些严重的任务,我们是能够完成的。完成这些任务是以后革命战争的新的胜利的保证。新的革命战争的胜利,将使我们中央红军在云贵川三省广大地区中创造出新的苏区根据地,将使我们恢复老苏区,将使全国各地的红军与苏区打成联系的一片,并将使全国工农群众的斗争转到胜利的大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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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局扩大会议相信,中国苏维埃革命有他雄厚的历史泉源,他是不能消灭的,他是不能被敌人战胜的。中央苏区湘赣苏区与闽浙赣苏区的变为游击区,不过是整个苏维埃革命运动中部分的挫折。这种挫折丝毫也不足以使我们对于中国苏维埃革命的前进表示张皇失措,实际上帝国主义国民党就是想暂时停止苏维埃革命运动的发展也是不可能的。二六军团与四方面军的胜利,中央红军在云贵川三省内的活跃,以及全国工农群众的革命斗争,证明整个中国苏维埃革命正在前进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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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局扩大会议指出过去党在军事领导上的错误,对于我党的整个路线说来不过是个部分的错误。这种错误不足以便我们悲观失望。党勇敢的揭发了这种错误,从错误中教育了自己,学习了如何更好的领导革命战斗到彻底的胜利。党在揭发了这种错误之后,不是削弱而是加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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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局扩大会议号召全体同志,以布尔塞维克的坚定性,反对一切张皇失措悲观失望的右倾机会主义,首先反对单纯防御路线。政治局扩大会议更号召全党同志像一个人一样团结在中央的周围,为党中央的总路线奋斗到底,胜利必然是我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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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吴旗打给林彪同志的电报 - 和谐历史档案馆 Banned Historical Archiv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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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在吴旗打给林彪同志的电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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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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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1935.1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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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签:关键人物文稿 通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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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来源:毛泽东思想万岁(1943-1949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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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吴旗打给林彪同志的电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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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聂、李、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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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日已将敌三十五师骑兵团全部击溃、缴获正清查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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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毛炳文主力尚在廿里铺红德城之线及其以东地区,距我约三、四日行程,但其先遣兵力步骑各一团则距我较近,镇铁城则有奉军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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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军坚决准备消灭毛炳文,先遣兵力及求得整理之目的。明二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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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一纵队移至二道川、三道川一带宿营,派部队向两川上游侦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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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二纵队在杨城子及吴旗镇原地休息,派部队向头道川上游侦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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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三纵队在宁包川原地休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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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支队直属队在吴旗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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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准备二十二日再休息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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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加紧筹足三天粮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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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加紧进行教育解释支队训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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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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廿一日十时林、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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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率二十三分队到二道川口两端十金处之刘河湾,战斗情况如何望告,廿分队留吴旗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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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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廿一日十三时半林、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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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明廿二日在吴起镇附近休息一天,一纵队在二道川、三道川、纵队部驻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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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第二纵队在吴起镇,杨城子支队部,在吴起镇各加足准备二三天粮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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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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廿一日十八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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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中国抗日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抗日救国宣言 - 和谐历史档案馆 Banned Historical Archiv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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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中国抗日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抗日救国宣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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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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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1935.1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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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签:宣言 关键人物文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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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来源:毛泽东思想万岁(1943-1949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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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中国抗日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抗日救国宣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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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中国的工人、农民、士兵、学生、自由职业者、商人、工业家、东北革命军、东北义勇军、一切武装部队的官长们,以及一切热心爱国的志士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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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东北四省之后,现在又是华北半个中国的沦亡,日本帝国主义强盗们,是要把全中国人民变为亡国奴,把整个中国变为殖民地,并吞东北四省之后,现在又在并吞整个华北以至整个中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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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亡国灭种的前面,中国人民决不能束手待毙,只有全中国海陆空军与全国人民总动员,开展神圣的反日民族革命战争,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以消灭中国有史以来最大的汉奸卖国贼,中国民族才能得到最后的彻底的解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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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与中国抗日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曾经不断唤醒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对日作战,曾经派遣了自己红军主力,经过二万五千里的长征,历尽艰难困苦北上抗日。现在情形更加迫紧了,现在是要求我们全国人民有力出力,有钱出钱,有枪出枪,有知识出知识,大家团结,大家奋斗,以誓死的决心,以对付中国人民公敌的时候,因此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与中国抗日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特向全国人民宣言:不论任何政治派别、任何武装队伍、任何社会团体、任何个人类别,只要他是愿意抗日者,我们不但愿意同他们订立抗日作战协定,而且更进一步的组织抗日联军与国防政府,这个抗日联军与国防政府,我们认为应该有以下的十大纲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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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没收日本帝国主义在华的一切财产作为抗日的经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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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没收卖国贼汉奸的土地财产分给工农及灾民难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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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救灾治水安定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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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废除一切苛捐杂税发展工商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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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加薪加饷改良工人士兵及敦职员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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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发展教育救济失学的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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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实现民主权利释放所有的政治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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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发展生产技术救济失业的知识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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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盟。 (十)对中国抗日的民族运动表示同情赞助或守善意中立的民族或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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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亲密的友谊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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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与中国抗日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号召全国人民拥护我们这一主张,并立刻互派代表协商具体进行办法。我们相信,只要我们能够大家能够同心协力实现这一主张,则最后胜利是我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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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湖南现代革命史料汇集》第三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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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抗日救国宣言 - 和谐历史档案馆 Banned Historical Archiv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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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抗日救国宣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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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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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1935.1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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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签:宣言 关键人物文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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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来源:毛泽东文集第一卷(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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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抗日救国宣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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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中国的工人、农民、兵士、学生、自由职业者、商人、工业家,东北人民革命军,东北义勇军,一切武装部队的官长们,以及一切热心爱国的志士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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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东北四省之后,现在又是华北半个中国的沦亡。日本帝国主义强盗们是要把全中国人民变为亡国奴,把整个中国变为殖民地。卖国贼头子蒋介石在出卖东北四省之后,现在又在出卖整个华北以至整个中国,以维持他自己对于全中国人民残暴的法西斯的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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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亡国灭种的前面,中国人民决不能束手待毙。只有全国海陆空军与全国人民总动员,开展神圣的反日的民族革命战争,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以消灭中国有史以来最大的汉奸卖国贼蒋介石,中国民族才能得到最后的彻底的解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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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与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曾经不断唤醒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对日作战,曾经派遣了自己红军主力,经过二万五千里的长征,历尽艰难困苦北上抗日。现在形势更加紧迫了。现在正是要求我们全国人民有力出力,有钱出钱,有枪出枪,有知识出知识,大家团结,大家奋斗,以誓死的决心以对付中国人民公敌的时候。因此,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与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特向全国人民宣言,不论任何政治派别,任何武装队伍,任何社会团体,任何个人类别,只要他们愿意抗日反蒋者,我们不但愿意同他们订立抗日反蒋的作战协定,而且愿意更进一步地同他们组织抗日联军与国防政府。这个抗日联军与国防政府我们认为应该有以下的十大纲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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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没收日本帝国主义在华的一切财产作抗日经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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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没收一切卖国贼及汉奸的财产救济灾民及难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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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救灾治水,安定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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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废除一切苛捐杂税,发展工商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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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发薪发饷,改良工人、士兵及教职员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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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发展教育,救济失学的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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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实现民主权利,释放所有的政治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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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发展生产技术,救济失业的知识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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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联合朝鲜、台湾、日本国内的工农及一切反日力量,结成巩固的联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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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对中国抗日的民族运动表示同情、赞助或守善意中立的民族或国家,建立亲密的友谊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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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与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号召全国人民拥护我们这一主张,并立刻互派代表协商具体进行办法。我们相信,只要我们大家能够同心协力实现这一主张,则最后的胜利是我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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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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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朱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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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三五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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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五日出版的中共西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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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局机关报《斗争》第七十六期刊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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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罗战役同目前的形势与任务 - 和谐历史档案馆 Banned Historical Archiv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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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直罗战役同目前的形势与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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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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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1935.1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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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签:关键人物文稿 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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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来源:毛泽东文集第一卷(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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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罗战役同目前的形势与任务 〔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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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罗战役(一)此次敌人进攻的严重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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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山、榆林桥两次胜利 〔 2 〕 后,敌主力由西边进,企图构成葫芦河东西封锁线,然后北援甘泉、延安,构成洛河南北封锁线,如果没有直罗胜利,则我们向南发展就被限制了,已有的苏区也不能得到完全的巩固。(二)我们胜利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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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两个军团 〔 3 〕 的会合与团结(这是基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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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战略与战役枢纽的抓住(葫芦河与直罗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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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战斗准备的充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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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群众与我们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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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四个条件决定了我们的胜利与敌人的失败。没有第一个条件,不能取得这样伟大的胜利,不能使董英斌 〔 4 〕 五个师(西边四师、东边一师)在其先头百○九师消灭后,主力即溃退,我军又于追击中消灭百○六师一个团,使百○八、百十一两师不得不退到甘肃境内,东边侵入羊泉之百十七师,也不得不退回富县城。没有第二个条件,就不能取得这次胜利,而让敌人占去了葫芦河与直罗镇。没有第三个条件,则部队没有休息训练,士气与战斗力不能提到这样高;张村驿、东村等五六个民团土围子不消灭驱逐,便不能荫蔽主力与便利战斗;没有团长以上的地形观察与地形图测绘,便不能布置得这样适当,打得这样漂亮。没有第四个条件,则荫蔽主力,搬运伤兵,供给粮食,都不能做得这样好。这四个条件是造成这次大胜利的原因。而中央与军委决定的“向南作战”与“初冬解决‘围剿’”的总方针,由于方面军各级首长与战斗员的坚决执行,已经完满地实现了。这次胜利的战斗告诉我们,对于以后作战亦必须争取这四个条件:(1)两个军团更加团结;(2)抓住战略枢纽去部署战役,抓住战役枢纽去部署战斗;(3)要争取在战前的军事训练与政治工作的充分准备;(4)努力地方工作,争取居民群众与我们一致。这四个条件是缺一不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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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这次胜利与下次胜利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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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胜利,最后地解决了第三次“围剿”,敌人非重新调兵重新部署,不能向我们进攻了。这就给了我们以准备打破新“围剿”的条件:时间与地区。时间与地区对于我们是十分重要的,我们要利用已经取得的每一点钟时间与每一方里地区来进行我们处在两次“围剿”之间的一切基本工作。(四)这次胜利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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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使刚刚会合的南中北三支红军 〔 5 〕 得到进一步的团结。到现在人人都相信这种会合与团结是很好的,是必要的,是一个不可侮的势力,是战胜敌人的基本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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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使我们能够利用时间去勐烈扩大红军。这是目前最重要最重要最重要的事。在胜利影响之下,当红军的也更多了,指导扩大红军的同志们也更起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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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巩固了苏区。苏区群众人人高兴,群众拥护红军帮助战争的积极性必定更加提高起来。“中央红军与十五军团真不错”,这种舆论是在沸腾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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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容许我们勐烈扩大苏区。洛川、中部 〔 6 〕 、宜君、宜川、韩城及关中、陇东一带游击区与白区,都可以变成苏区,这些地方的群众在胜利影响之下,必会更加积极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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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日本帝国主义正用炮火进攻华北,并吞全国,国民党正在南京开卖国大会 〔 7 〕 。我们的胜利告诉他们,我们是不准许你这个日本帝国主义灭亡我们的华北和全国的,我们是不准许你这个万恶的国民党卖国到底的,卖国的国民党请滚开,全国人民的救星——红军与苏维埃要同人民携手,用我们的枪炮与热血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卖国贼国民党,打倒卖国贼总头子蒋介石。全国人民,尤其是华北五省与海边各省的人民,正在日本帝国主义炮火威胁之下,正在国民党用刺刀用鞭子用欺骗宣传强迫去当亡国奴而没有援助的时候,我们的胜利告诉他们:“同胞们,不要怕,我们是援助你们的。”我们把捷报发出去,你道他们听了高兴不高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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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配合了全国红军与游击战争的胜利。“你们看:我们在北方最后地粉碎了第三次‘围剿’呢!二万五千里远征的中央红军同二十五军与陕甘红军在战场上会合了,并且活捉了牛师长 〔 8 〕 呢!你们勇敢地向前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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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中央领导我们,要在西北建立广大的根据地——领导全国反日反蒋反一切卖国贼的革命战争的根据地,这次胜利算是举行了奠基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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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日本帝国主义不但要灭亡中国,并且还想进攻苏联的西伯利亚和灭亡蒙古人民共和国。我们的胜利告诉他们:“假如日本帝国主义进攻你们的话,我们是要打它的侧翼和后路的。我们是你们的弟兄,我们担任打一条火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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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志们,这次胜利的影响是大得很的,我们要发挥这些影响出去,要向每个红色战士说明,要向前方、后方、苏区、白区一切工农群众与一切白军的兵士、官长解释清楚,使他们了解与同情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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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目前的形势是怎样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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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在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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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国主义间的矛盾走向大战(东方、西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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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产阶级及民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大战(法国七月十四日的四十万人大示威,今年美国的空前大罢工,西班牙与希腊的民主革命,各国的革命形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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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殖民地的反帝运动(阿比西尼亚 〔 9 〕 的民族战争,中国的高涨的革命运动,英美殖民地的独立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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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的强盛(生产赶上与超过任何帝国主义国家,又一个四年完成五年计划),红军的新任务——“胜利是定了的,现在只是用小的牺牲去换得大的胜利的问题,红军要进行技术与战术的突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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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时局的突变性与急转性,全世界革命与战争的新时期是摆在我们面前了。(二)在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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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的行动(独霸中国的严重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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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斗争(英美与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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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内部的斗争(蒋系与反蒋系的酝酿与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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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陕甘红军为领袖的三个主力红军(我们,二、六军团,四方面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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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恢复了及发展了的游击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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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反帝高潮(潜伏着与爆发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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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时局的突变性与急转性,新的大革命的形势是摆在我们面前了。(三)在西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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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在敌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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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学良 〔 10 〕 三个主力军的击破(王以哲军、董英斌军、何柱国骑兵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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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学忠、万福麟 〔 11 〕 两军的徘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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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多荃 〔 12 〕 的孤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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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虎臣 〔 13 〕 的防御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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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阎锡山 〔 14 〕 是辅助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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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在待机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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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第三次“围剿”被彻底粉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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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在我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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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军不可侮的力量(莫以为队伍比过去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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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击战争的发展(战略上的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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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农群众的积极性(表现着与蕴藏着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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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正确领导(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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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区群众的同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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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军士兵与下级干部的同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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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数民族的同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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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我们是有良好阵地地有广大群众基础地向前发展着。(四)第四次“围剿”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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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发展对日本帝国主义是大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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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发展对国民党的卖国政府是大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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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发展使张学良下不得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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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发展使杨虎臣、阎锡山、马鸿逵 〔 15 〕 寝食不安(特别是阎锡山,他同张学良是我们当前的两个主要敌人,第四次“围剿”中阎锡山必从山西向陕西打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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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新的任务是什么呢?(一)从现时起用极大努力争取与积蓄更加充足的力量,迎接敌人新的大举进攻而彻底粉碎之,开辟我们的苏区到晋陕甘绥 〔 16 〕 宁五个省份去,完成与苏联及蒙古人民共和国打成一片的任务。在那时,我们便可以争取更大的力量,给日本帝国主义进攻中国革命(这是必然的而且是不远的)与进攻苏联,国民党各派军阀进攻北方红军与进攻全国红军,以空前未有的大打击,争取苏维埃在北方七八个省内、南方若干个省内的伟大胜利,把抗日战争掀起到最高的程度。这是我们的总任务。(二)勐烈发展游击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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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游击战争向晋陕甘绥宁五个省内广泛地有力地发展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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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个月内游击部队扩大一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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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游击战争的发展增加计划性。(三)一方面军的任务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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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继续消灭困守苏区境内的敌人,并调动可能来援之敌而消灭之,以求得人员武器的补充与苏区的巩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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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勐烈扩大自己,争取四个月扩大一倍(各兵团从居民中扩大,中央局军委会从后方扩大,俘虏兵中大量争取)。我重复地说,这是最重要最重要最重要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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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切实训练自己,提高方面军的战斗力到很高的程度。一方面着重射击教育与战术教育,一方面着重基本的政治教育与识字教育。我们的射击和射击指挥还有严重的缺点,我们的战斗指挥还非常之不精熟,一定要求得一个彻底的转变。文化水平和政治水平应该努力提高一步,指挥员要做到能写能看,战斗员要做到认得三百字,要懂得许多革命问题的普通道理。教育首先是干部教育,只有提高了干部的军事政治程度,才能使战斗员的军事政治程度真正提高。提高老干部的程度,创造许多的新干部,这是红军在大战争面前的迫切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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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勐烈扩大苏区,造成有利的战斗环境。这有地方党政力量与我们配合去做。红军指挥员战斗员要尊重地方党政领导机关,拿命令的甚至骂人的态度去对付地方同志是完全不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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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勐烈破坏敌军,把破坏工作变成红军与居民的群众运动。改变对待俘虏官的政策,一经缴了枪,不但一概不杀,而且要优待他们,不捆绑(除必要时),不剥衣,不打骂,经过保卫局政治部大批地放出去,影响白军官长同我们联合抗日。至于俘虏士兵则要十分优待,不论战场上打得如何激烈,一经缴枪就要把他们当弟兄看待,严禁报复行动。所以,消灭敌人、扩大红军、坚强红军、赤化地方与破坏敌军,是今后时期内一方面军的五项具体的严重的任务与工作,而以扩大红军为此时期中心的一环。这里提出消灭敌人的任务,不会妨碍也不应使它妨碍其余工作(尤其是扩大红军)的完成,即不去追求不可必得的战斗,不跑到很远的白区去求战斗。提出的这些任务与工作,虽然是红军经常的任务与工作,但处在两次“围剿”之间的目前时期内,是有它的特殊的内容与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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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我们拿了这些去粉碎敌人的新进攻,我们拿了这些去取得对于全国红军游击战争与抗日反蒋战争的领导,我们拿了这些去具体地准备着同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军队直接作战——我们领导着用武装制止日本帝国主义进攻华北、并吞全国与进攻苏联。我们的神圣的责任,要求我们的同志们拿出异乎寻常的努力去进行自己的工作,只要我们这样做,伟大的胜利是我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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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中央档桉馆保存的油印件刊印。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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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 这是毛泽东在陕西富县东村召开的红军第一方面军营以上干部大会上所作的关于直罗镇战役总结和目前形势与任务报告的提纲。直罗镇战役,是一九三五年十一月二十日至二十四日红军第一方面军在陕西富县直罗镇及周围地区进行的一次战役,歼灭国民党军一个师又一个团,粉碎了国民党军对陕甘革命根据地的第三次“围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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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 指一九三五年十月红军第十五军团在陕西甘泉县劳山歼灭国民党军第一一○师大部和在榆林桥歼灭第一○七师四个营这两次战斗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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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 两个军团,指当时红一方面军第一军团和红军第十五军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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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 董英斌(一八九四——一九五○),辽宁沉阳人。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五十七军军长兼第一一一师师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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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 指从中央革命根据地长征到达陕北的红一方面军,从鄂豫皖革命根据地长征到达陕北的红二十五军和在原地坚持斗争的陕甘红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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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 中部,旧县名,今陕西黄陵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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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 指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在南京召开的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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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 牛师长,指国民党军第五十七军第一○九师师长牛元峰,在直罗镇战役中毙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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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 阿比西尼亚,即埃塞俄比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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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 张学良,一九○一年生,辽宁海城人。当时任国民党军西北“剿总”副总司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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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 于学忠(一八九○——一九六四),山东蓬莱人。当时任国民党军西北“剿总”第二路军总司令兼第五十一军军长。万福麟(一八八○——一九五一),吉林农安人。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五十三军军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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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 刘多荃(一八九八——一九八五),辽宁凤城人。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五十七军第一○五师师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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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 杨虎臣,即杨虎城(一八九三——一九四九),陕西蒲城人。当时任国民党军第十七路军总指挥、国民党政府西安绥靖公署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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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 阎锡山(一八八三——一九六○),山西五台河边村(今属定襄)人。当时任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太原绥靖公署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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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 马鸿逵(一八九二——一九七○),甘肃临夏人。当时任国民党军西北“剿总”第一防守区司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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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 绥,指绥远省,一九五四年撤销,原辖地区划归内蒙古自治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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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转变对富农的策略等问题给张闻天的信 - 和谐历史档案馆 Banned Historical Archiv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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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关于转变对富农的策略等问题给张闻天的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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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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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1935.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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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签:书信 关键人物文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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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来源:毛泽东文集第一卷(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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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转变对富农的策略等问题给张闻天 〔 1 〕 的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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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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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号及二十五号信均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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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关于红军靠近外蒙的根本方针,我是完全同意的。因为这个方针是使中国革命战争尤其不久就要到来的反日民族战争,取得更加有力量与更加迅速发展的正确方针。我不同意的是时间与经路问题。第一,红军目前必须增加一万人,在四个月内,我们必须依据陕北苏区,用空前努力达此目的。第二,最好是走山西与绥远 〔 2 〕 的道路,这是用战争用发展用不使陕北苏区同我们脱离的方针与外蒙靠近。为完成上述两种任务,我想有六个月左右的时间就够了。所以我们应在明年夏天或秋天与外蒙靠近,目前应立即开始组织蒙民游击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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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反蒋抗日统一战线的策略内容及具体的口号与纲领完全同意,宣言 〔 3 〕 请立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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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对富农策略的转变基本同意,但决议 〔 4 〕 上应指出,当斗争发展贫农中农要求平分富农土地时,党应赞助这一要求。富农可与贫农中农分得同等土地,过去分坏田的原则是不对的;但富农土地完全不动的原则,在苏区尤其在南方苏区也是不对的。在土地问题上,对富农策略同对中农应该有一点区别。农村中的党应善于领导与监督富农,严防为富农所领导。要指出当斗争深入时富农必然转入地主阵线,这是中国半封建富农阶层的特点。对有劳动力又破产了的小地主阶层,在群众同意下应按富农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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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这里已经实行对俘虏官一律不杀、优待释放的政策。我给董英斌的信 〔 5 〕 已普遍发表,现正进行广泛瓦解白军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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戊、我或于数日后回后方一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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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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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号二十四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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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中央档桉馆保存的抄件刊印。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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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 张闻天(一九○○——一九七六),又名洛甫,江苏南汇(今属上海市)人。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在党内负总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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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 绥远,见本卷第371页注〔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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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 指一九三五年十一月二十八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抗日救国宣言。见本卷第360—36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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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 一九三五年十二月六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改变对富农策略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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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 指毛泽东一九三五年十一月二十六日给国民党军第五十七军军长董英斌的信。信中申明:(一)东北军不打红军,红军亦不打东北军;(二)凡愿抗日反蒋者,不论过去打过红军与否,红军愿与订立条约一同打日本打蒋介石;(三)红军优待东北军官兵,不但一律不杀,且分别任职或资遣回队,负伤官兵均照红军伤员一体医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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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关于改变对富农政策的命令 - 和谐历史档案馆 Banned Historical Archiv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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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关于改变对富农政策的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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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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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1935.1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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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签:指示 关键人物文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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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来源:毛泽东文集第一卷(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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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关于改变对富农政策的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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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日本帝国主义之积极侵略,中国沦亡之危迫,全国工农及爱国志士均积极参加民族革命斗争,反对日本侵略者及其走狗蒋介石辈;又因蒋介石等的卖国贼统治,陷中国经济于万劫不复之域——特别是农村经济,全国农民均群起反抗与暴动,富农已改变其仇视苏维埃革命而开始同情于反帝国主义与土地革命的斗争,苏维埃中央委员会为扩大全国抗日讨蒋之革命战线,特决定改变对于富农之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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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富农之土地,除以封建性之高度佃租出租于佃农者,应以地主论而全部没收之外,其余富农自耕及雇人经营之土地,不论其土地之好坏,均一概不在没收之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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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富农之动产及牲畜耕具,除以封建性之高利贷出借以剥夺农民者外,均不应没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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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除统一累进税外,禁止地方政府对于富农之征发及特殊税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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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富农在不违反苏维埃法律时,各级政府应保障其经营工商业及雇用劳动之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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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戊)在实行平分一切土地之区域(乡、区),富农有与普通农民分得同样土地之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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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富农在违反苏维埃法令时应依法惩治之,进行反革命活动时应按暂行惩治反革命条例惩治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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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庚)富农仍无权参加红军及一切武装部队(包括赤卫军在内),并无选举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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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以前颁布之土地法及一切其他法令,凡与本命令有抵触者悉废除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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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壬)本命令自公布日起实行之(在未联系一片之区域,文到之日实行之),在本命令实行前依以前法令施行者仍属有效,不得翻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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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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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三五年十二月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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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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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中华》刊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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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命令 - 和谐历史档案馆 Banned Historical Archiv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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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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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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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1935.1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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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签:指示 关键人物文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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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来源:毛泽东思想万岁(1913-1943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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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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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字第 2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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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帝国主义积极侵略,中国沦亡之危迫,全国工农及爱国志士均积极参加民族革命斗争,反对日本侵略者及其走狗蒋介石辈。又因蒋介石等的卖国统治,陷中国经济于万不磨之城一特别是农村经济,全国农民群众起来反抗与暴动,富农已改变仇视苏维埃革命而开始同情于反帝国主义与当地革命的斗争。苏维埃中央委员会为扩大全国抗日讨蒋之革命战线,特决定改变对于富农之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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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富农之土地除以封建性之高度佃租,出租于佃农者,应以地主论而全部没收之外,其余富农自耕及雇人经营之土地不论其地之好坏,均一概不在没收之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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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富农之动产及牲畜耕具,除以封建性之高利贷出借以剥夺农民者外,均不应没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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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统一累租外,禁止地方政府对于富农之惩罚及特殊税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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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富农在不违反苏维埃法律时,各级政府应保障其经营工商业及雇佣劳动之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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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戌)在实行平分一切土地区域(乡、区)富农有与普通农民之分得同样土地之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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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富农在违反苏维埃法令时应依法惩治之,进行反革命活动时应按暂行惩治反革命条例惩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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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庚)富农仍无权参加红军及一切武装部队,包括赤卫队在内,并无选举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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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以前颁布之土地法及一切其他法令凡与本法令有抵触者废除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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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壬)本命令自公布之日起实行之(在未联系一片之区域,文到次日实行之)。在本命令实行前,以前法令施行者仍属有效,不得翻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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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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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战略方针和作战指挥的基本原则 - 和谐历史档案馆 Banned Historical Archiv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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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关于战略方针和作战指挥的基本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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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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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1935.1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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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签:关键人物文稿 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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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来源:毛泽东文集第一卷(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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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战略方针和作战指挥的基本原则 〔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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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本帝国主义变中国为殖民地的形势之下,在中国红军及其他革命武装力量的现状之下,党的军事策略即战略方针应有如下各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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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在以坚决的民族战争反抗日本帝国主义进攻中国总任务之下,首先须在一切政治的军事的号召上与实际行动上,确定“把国内战争同民族战争结合起来”的方针。这即是“抗日联军”,“红军是中国人民抗日的先锋队”,“一切不愿当亡国奴的士兵及军队同红军联合起来打日本去”,“全国同胞武装起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进攻中国”,“工农商学兵联合起来武装保卫中国”,“打倒帮助日本帝国主义打中国人的汉奸卖国贼”,“打倒帮助日本灭中国的卖国头子——蒋介石”,“打倒侵入抗日根据地的汉奸卖国贼”,“反对汉奸卖国贼扰乱抗日后方”,“巩固抗日后方”,“扩大抗日根据地”,“红军白军联合起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没收汉奸卖国贼的财产做抗日军经费”,“没收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的财产做抗日军的经费”,“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有枪出枪,有知识出知识,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为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战到最后一滴血”,“民族革命战争万岁”等等的口号及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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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正确地估计敌我力量,党在一九三六年军事部署方面的总方针,应该是“准备直接对日作战的力量”。因此,一九三六年主力红军作战的主要目标还应该是汉奸卖国贼的军队,但在日本占领区域及自治区 〔 2 〕 ,应尽量组织、扩大及联合一切的抗日武装力量——抗日义勇军、抗日游击队等,同日本军队进行直接的有力的游击战争。同时还应估计到,在一九三六年下半年,第一方面军有可能和有必要同日本军队发生部分的战斗(晋绥察 〔 3 〕 方面)。(三)勐烈扩大红军,一九三六年全国主力红军应有二十万人,第一方面军应有五万。(四)为坚决而有力地执行(一)(二)(三)项所述之方针(把国内战争同民族战争结合起来,准备对日作战力量,扩大红军),第一方面军行动部署之基础,应确定地放在“打通苏联”与“巩固扩大现有苏区”这两个任务之上,并把“打通苏联”作为中心任务,拿“巩固扩大现有苏区”同它密切地联系起来,具体步骤即把红军行动与苏区发展的主要方向放到东边的山西和北边的绥远等省去。(五)第一方面军以外之红军(二、六军团,四方面军),对于南京卖国贼军队之削弱与牵制,有极大的战略上的作用,其行动应适当地指导之。(六)游击战争对于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及汉奸卖国贼的任务,有很大的战略上的作用。其指导原则应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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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切游击队以民族战争的面目出现(日本占领区、自治区及其附近省份称中华抗日义勇军。其他地区——华中、华南,称中华抗日游击队,在这些地方——华中、华南游击队壮大起来时,称中华抗日人民革命军)。土地革命在民族战争的口号与策略之下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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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在一切省份发展游击战争,而着重于主要的省份(河北,山西,热 〔 4 〕 察绥,东三省,山东,河南,江苏,浙江,福建,陕甘)。在大江南北原有苏区变为游击区域的地方,使之从恢复形势迅速地提高到发展形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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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地方党对于游击战争,在白区是唯一的指导者,在苏区是主要指导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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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大量地吸引卷入反日浪潮中的白军士兵与青年学生到游击战争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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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游击队应有根据地,但反对保守主义(这容易给游击队以损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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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游击队同当地革命民众密切地结合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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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提高游击战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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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使游击队变为正规的革命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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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游击队是苏区的创造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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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使游击战争增加计划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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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使白军士兵革命运动在民族战争旗帜之下,同抗日红军抗日游击队结合起来,注意如下的指导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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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没有士兵的援助(中国的,还有日本的),民族战争的彻底胜利是不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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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士兵的援助是可能的(亡国奴境遇,饥寒交迫,不得休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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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把运动放到广泛的群众基础上去,从关门主义解放出来,公开运动同秘密工作相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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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把蒙回两族(首先蒙古)反日反中国统治者的斗争提到武装斗争的程度,并把他们的斗争同我们的斗争直接结合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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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执行“抗日联军”的策略,把敌人营垒中间的矛盾与破裂组织到民族战线上去,把我们营垒同“第三营垒”结合起来,成为统一的民族营垒。(十)把苏联红军同中国红军在反对共同敌人日本帝国主义的基础之上结合起来,首先是技术条件的结合。 乙 作战指挥上的基本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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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战略防御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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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反对单纯防御,执行积极防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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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反对先发制人,执行后发制人(一般的)。后发制人,即诱敌深入,不是所谓“机会主义的单纯防御路线”(宁都会议 〔 5 〕 及其后),而是内线作战的正确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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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战略进攻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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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反对机会主义的估计不足,为扩大战果而奋斗(当由战略防御中的反攻转到战略的进攻时,以及在整个战略进攻的过程中,均应为扩大战略上的战果而奋斗),为夺取先机而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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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反对冒险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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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适可而止,保证已得的胜利(已得胜利是可能丧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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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把阵地转到新的方向去,使处在两个大战斗间的红军得着暂时的休息,使苏区得着扩大,并把扩大苏区的任务同创造战场迎接新的战斗的任务联系起来。把两个以上的苏区打成一片和消灭苏区中间及其附近的白色据点(打土围子),不是所谓“机会主义的动摇”(一九三二年党报 〔 6 〕 ),而是执行了正确的方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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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发展形势中的推进政策,波浪式的发展,有阵地有后方的发展(即是所谓“巩固地发展苏区”,所谓“同时扩大,同时深入”),反对冒进政策(敌我对比许可时是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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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打城市及敌人巩固了的阵地是有条件的,过去反“上山主义”反“东北路线” 〔 7 〕 是错了的(一九三二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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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一般原则(不论防御时或进攻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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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反对只“打”不“走”的拚命主义,又要打,又要走,自然走是为了打的。战争方式的游击性,即没有固定战线,这是由于技术条件落后而决定的中国红军作战的特点,也正是过去军事指导的长处。在这里反“游击主义”是错了的。第五次反“围剿”中企图建立固定战线是失败了。拿这一战线的暂时失利(地方被占)换得别一战线的胜利,这一战线的问题也就可以解决了(地方是可以恢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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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争取这种可能,迅速改变红军的技术条件,使没有固定战线的状态改变为一般有固定战线的状态,运动战还是运动战,但大大减少了游击性。没有这个现代的条件,要彻底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是不可能的,对于改变技术条件的消极是不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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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运动战是基本原则,反对“不让寸土”的保守主义的阵地战,主力红军大踏步进退是不可避免的、需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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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集中兵力于主要方向,战略上一个拳头打人,内线作战中的外线作战,消灭战;反对分兵主义,反对两个拳头主义,反对战略上的“全线出击”,反对击溃战(战略的及一般战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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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战略的持久战,战役的速决战,反对战役持久战,反对“拚消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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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要有充分的休息训练,反对无益的急,学习必要的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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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要有充分的战斗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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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依情况决定指挥方法,统一决心下的分割指挥是容许的、需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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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拿战略方针去指导战役战术方针,把今天联结到明天,把小的联结到大的,把局部联结到全体,反对走一步看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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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军事委员会在军事范围内有完全的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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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中央档桉馆保存的抄件刊印。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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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政治局瓦窑堡会议起草的关于军事战略问题决议的前两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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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 这里指伪冀东防共自治政府所控制的地区。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在日本帝国主义指使下,国民党河北省政府滦榆、蓟密两区行政督察专员殷汝耕在河北省通县成立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不久改称冀东防共自治政府),控制冀东二十二个县,脱离中国政府的管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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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 绥,指绥远省,见本卷第371页注〔16〕。察,指察哈尔省,当时的辖区是今河北省西北部和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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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 热,指热河省,一九五五年撤销,原辖地区划归河北、辽宁和内蒙古自治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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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 宁都会议,指中共苏区中央局一九三二年十月在江西宁都召开的会议。这个会议为贯彻执行中共临时中央的“左”倾冒险主义的进攻路线,错误地批评毛泽东提出的“诱敌深入”方针和他反对红军攻打中心城市,认为红军应向敌人统治力量较弱、党和群众力量较强的赣东北发展的正确主张。会议要求红军在国民党军合围之前主动出击,以夺取中心城市,争取江西首先胜利。会后,毛泽东被调做政府工作,接着又被撤销了红军第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的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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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 党报,这里指中共中央机关报《红旗周报》。该报在一九三二年四月二十五日出版的第三十七、三十八期合刊上发表了《在争取中国革命在一省与数省的首先胜利中中国共产党内机会主义的动摇》一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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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 一九三二年三月中旬,毛泽东在赣县江口召开的中共苏区中央局会议总结打赣州的经验教训时,指出打赣州是错误的,提出红军主力应向敌人力量比较薄弱、党和群众基础较好、地势有利的赣东北发展根据地的主张,遭到会议多数人的否定。这个主张被要争取所谓一省数省首先胜利的“左”倾冒险主义者称为“上山主义”、“东北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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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 - 和谐历史档案馆 Banned Historical Archiv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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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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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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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1935.1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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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签:关键人物文稿 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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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来源:毛泽东选集1-7(静火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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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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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志们!目前的政治形势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根据这种变化了的形势,我们的党已经规定了自己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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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的形势是怎样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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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形势的基本特点,就是日本帝国主义要变中国为它的殖民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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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知道,差不多一百年以来,中国是好几个帝国主义国家共同支配的半殖民地的国家。由于中国人民对帝国主义的斗争和帝国主义国家相互间的斗争,中国还保存了一种半独立的地位。第一次世界大战曾经在一个时期内给了日本帝国主义以独霸中国的机会。但是中国人民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斗争,以及其他帝国主义国家的干涉,使得经过那时的卖国头子袁世凯 〔 1 〕 签了字的对日屈服投降的条约二十一条 〔 2 〕 ,不得不宣告无效。一九二二年美国召集的华盛顿九国会议签订了一个公约 〔 3 〕 ,又使中国回复到几个帝国主义国家共同支配的局面。但是没有很久,这种情况又起了变化。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的事变 〔 4 〕 ,开始了变中国为日本殖民地的阶段。只是日本侵略的范围暂时还限于东北四省 〔 5 〕 ,就使人们觉得似乎日本帝国主义者不一定再前进了的样子。今天不同了,日本帝国主义者已经显示他们要向中国本部前进了,他们要占领全中国。现在是日本帝国主义要把整个中国从几个帝国主义国家都有份的半殖民地状态改变为日本独占的殖民地状态。最近的冀东事变 〔 6 〕 和外交谈判 〔 7 〕 ,显示了这个方向,威胁到了全国人民的生存。这种情形,就给中国一切阶级和一切政治派别提出了“怎么办”的问题。反抗呢?还是投降呢?或者游移于两者之间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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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们来看一看中国各个阶级怎样来回答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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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工人和农民都是要求反抗的。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的革命,一九二七年至现在的土地革命,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以来的反日浪潮,证明中国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是中国革命的最坚决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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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小资产阶级也是要反抗的。青年学生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现在不是已经发动了一个广大的反日运动 〔 8 〕 吗?中国的这些小资产阶级成分曾经参加过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的革命。和农民一样,他们有同帝国主义势不两立的小生产的经济地位。帝国主义和中国反革命势力,曾经给了他们以重大的损害,使他们中的很多人陷于失业、破产或半破产的境地。现在他们眼看就要当亡国奴了,除了反抗,再没有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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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摆在民族资产阶级、买办阶级和地主阶级面前,摆在国民党面前,又是怎样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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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土豪、大劣绅、大军阀、大官僚、大买办们的主意早就打定了。他们过去是、现在仍然是在说:革命(不论什么革命)总比帝国主义坏。他们组成了一个卖国贼营垒,在他们面前没有什么当不当亡国奴的问题,他们已经撤去了民族的界线,他们的利益同帝国主义的利益是不可分离的,他们的总头子就是蒋介石 〔 9 〕 。这一卖国贼营垒是中国人民的死敌。假如没有这一群卖国贼,日本帝国主义是不可能放肆到这步田地的。他们是帝国主义的走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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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资产阶级是一个复杂的问题。这个阶级曾经参加过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的革命,随后又为这个革命的火焰所吓坏,站到人民的敌人即蒋介石集团那一方面去了。问题是在今天的情况下,民族资产阶级有没有发生变化的可能性呢?我们认为是有这种可能性的。这是因为民族资产阶级同地主阶级、买办阶级不是同一的东西,他们之间是有分别的。民族资产阶级没有地主阶级那样多的封建性,没有买办阶级那样多的买办性。民族资产阶级内部有同外国资本和本国土地关系较多的一部分人,这一部分人是民族资产阶级的右翼,我们暂且不去估计他们的变化的可能性。问题是在没有那些关系或者关系较少的那些部分。我们认为在殖民地化威胁的新环境之下,民族资产阶级的这些部分的态度可能发生变化。这个变化的特点就是他们的动摇。他们一方面不喜欢帝国主义,一方面又怕革命的彻底性,他们在这二者之间动摇着。这就说明,在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的革命时期他们为什么参加了革命,及到这一时期之末,他们又为什么站到蒋介石方面去了。现在的时期,同一九二七年蒋介石叛变革命的时期有什么分别呢?那时的中国还是一个半殖民地,现在正在走向殖民地。九年以来,他们抛弃了自己的同盟者工人阶级,和地主买办阶级做朋友,得了什么好处没有呢?没有什么好处,得到的只不过是民族工商业的破产或半破产的境遇。因为这些情况,我们认为民族资产阶级的态度,在今天的时局下,有起变化的可能性。变化的程度怎样呢?总的特点是动摇。但在斗争的某些阶段,他们中间的一部分(左翼)是有参加斗争的可能的。其另一部分,则有由动摇而采取中立态度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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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廷锴等人领导的十九路军 〔 10 〕 是代表什么阶级的利益呢?他们是代表着民族资产阶级、上层小资产阶级、乡村的富农和小地主。蔡廷锴们不是同红军打过死仗的吗?可是后来又同红军订立了抗日反蒋同盟。他们在江西,向红军进攻;到了上海,又抵抗日本帝国主义;到了福建,便同红军成立了妥协,向蒋介石开起火来。无论蔡廷锴们将来的事业是什么,无论当时福建人民政府还是怎样守着老一套不去发动民众斗争,但是他们把本来向着红军的火力掉转去向着日本帝国主义和蒋介石,不能不说是有益于革命的行为。这是国民党营垒的破裂。九一八事变以后的环境能够使国民党营垒分裂出这样一部分人,为什么今天的环境反倒不能造成国民党的分裂呢?我们党内持这样一种论点的人是不对的,他们说,整个地主资产阶级的营垒是统一的,固定的,任何情况下也不能使它起变化。他们不但不认识今天的严重环境,并且连历史也忘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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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再讲一点历史。一九二六年和一九二七年,当着革命军向武汉前进,以至打到武汉、打到河南的时候,发生了唐生智 〔 11 〕 、冯玉祥 〔 12 〕 参加革命的事情。冯玉祥于一九三三年在察哈尔 〔 13 〕 还曾经和共产党一度合作,建立了抗日同盟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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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一个明显的例子,就是曾经和十九路军一道进攻江西红军的第二十六路军,不是在一九三一年十二月举行了宁都起义 〔 14 〕 ,变成了红军吗?宁都起义的领导者赵博生、董振堂等人成了坚决革命的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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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占山在东三省的抗日行为 〔 15 〕 ,也是统治者营垒中的一个分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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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这些例子都指明:在日本炸弹的威力圈及于全中国的时候,在斗争改变常态而突然以汹涌的阵势向前推进的时候,敌人的营垒是会发生破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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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志们,现在让我们把问题转到另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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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有人拿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在政治上经济上的软弱性这一点来反对我们的论点,认为中国民族资产阶级虽然处在新环境,还是没有改变态度的可能,这种说法对不对呢?我认为也是不对的。如果不能改变态度的原因,是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那末,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为什么改变了他们的常态,不仅是动摇,简直是参加了革命呢?难道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是后来才得的新毛病,而不是他们从娘肚子里带出来的老毛病吗?难道今天软弱,那时就不软弱吗?半殖民地的政治和经济的主要特点之一,就是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正是因为这样,帝国主义敢于欺负他们,而这也就规定了他们不喜欢帝国主义的特点。自然,我们不但不否认,并且完全承认:又是因为这一点,帝国主义和地主买办阶级容易拿某种临时的贿赂为钓饵将他们拉了过去,而这也就规定了他们对于革命的不彻底性。可是总不能说,在今天的情况下,他们同地主阶级和买办阶级没有任何的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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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我们着重地指出:国民党营垒中,在民族危机到了严重关头的时候,是要发生破裂的。这种破裂,表现于民族资产阶级的动摇,表现于冯玉祥、蔡廷锴、马占山等风头一时的抗日人物。这种情况,基本地说来是不利于反革命,而有利于革命的。由于中国政治经济的不平衡,以及由此而生的革命发展的不平衡,增大了这种破裂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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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志们!这个问题的正面,已经说完了。让我再来说一说它的反面,那就是民族资产阶级的某些分子常常是欺骗民众的好手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因为他们中间除了那些真正拥护人民革命事业的人们而外,有许多人在一个时期内能够以革命的或半革命的面目出现,所以他们同时就具备着欺骗民众的资格,使得民众不容易认识他们的不彻底性以及装模作样的假相。这就增加了共产党批评同盟者、揭破假革命、争取领导权的责任。如果我们否认民族资产阶级在大震动中有动摇及参加革命的可能性,那也就取消了至少也减轻了我们党对于争取领导权的任务。因为,如果民族资产阶级是同地主买办一模一样,以卖国贼的狰狞面孔出现,争取领导权的任务就大可取消,至少也可以减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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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整个地分析中国地主资产阶级在大震动中的姿态时,还有一个方面应该指出,那就是:即使在地主买办阶级营垒中也不是完全统一的。这是半殖民地的环境,即许多帝国主义争夺中国的环境所造成的。当斗争是向着日本帝国主义的时候,美国以至英国的走狗们是有可能遵照其主人的叱声的轻重,同日本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暗斗以至明争的。过去这种狗打架的事情多得很,我们不去说它。于今只说被蒋介石禁闭过的国民党政客胡汉民 〔 16 〕 ,不久以前也签名于我们所提出的抗日救国六大纲领的文件 〔 17 〕 。胡汉民所依托的两广派军阀 〔 18 〕 ,也在所谓“收复失地”和“抗日剿匪 〔 19 〕 并重”(蒋介石的是“先剿匪,后抗日”)的欺骗口号之下,同蒋介石对立。你们看,不是有点奇怪吗?并不奇怪,这不过是大狗小狗饱狗饿狗之间的一点特别有趣的争斗,一个不大不小的缺口,一种又痒又痛的矛盾。但是这点争斗,这个缺口,这种矛盾,对于革命的人民却是有用的。我们要把敌人营垒中间的一切争斗、缺口、矛盾,统统收集起来,作为反对当前主要敌人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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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这个阶级关系问题总起来说,就是:在日本帝国主义打进中国本部来了这一个基本的变化上面,变化了中国各阶级之间的相互关系,扩大了民族革命营垒的势力,减弱了民族反革命营垒的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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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们来说中国民族革命营垒里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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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是红军的情形。同志们,你们看,差不多一年半以来,中国的三支主力红军都在作阵地的大转移。从去年八月任弼时 〔 20 〕 同志等率领第六军团向贺龙同志的地方开始转移 〔 21 〕 起,接着就是十月开始的我们的转移 〔 22 〕 。今年三月,川陕边区的红军也开始转移 〔 23 〕 。这三支红军,都放弃了原有阵地,转移到新地区去。这个大转移,使得旧区域变为游击区。在转移中,红军本身又有很大的削弱。如果我们拿着整个局面中的这一方面来看,敌人是得到了暂时的部分的胜利,我们是遭遇了暂时的部分的失败。这种说法对不对呢?我以为是对的,因为这是事实。但是有人说(例如张国焘 〔 24 〕 ):中央红军 〔 25 〕 失败了。这话对不对呢?不对。因为这不是事实。马克思主义者看问题,不但要看到部分,而且要看到全体。一个虾蟆坐在井里说:“天有一个井大。”这是不对的,因为天不止一个井大。如果它说:“天的某一部分有一个井大。”这是对的,因为合乎事实。我们说,红军在一个方面(保持原有阵地的方面)说来是失败了,在另一个方面(完成长征计划的方面)说来是胜利了。敌人在一个方面(占领我军原有阵地的方面)说来是胜利了,在另一个方面(实现“围剿”“追剿”计划的方面)说来是失败了。这样说才是恰当的,因为我们完成了长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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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到长征,请问有什么意义呢?我们说,长征是历史纪录上的第一次,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于今,历史上曾经有过我们这样的长征吗?十二个月光阴中间,天上每日几十架飞机侦察轰炸,地下几十万大军围追堵截,路上遇着了说不尽的艰难险阻,我们却开动了每人的两只脚,长驱二万余里,纵横十一个省。请问历史上曾有过我们这样的长征吗?没有,从来没有的。长征又是宣言书。它向全世界宣告,红军是英雄好汉,帝国主义者和他们的走狗蒋介石等辈则是完全无用的。长征宣告了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围追堵截的破产。长征又是宣传队。它向十一个省内大约两万万人民宣布,只有红军的道路,才是解放他们的道路。不因此一举,那么广大的民众怎会如此迅速地知道世界上还有红军这样一篇大道理呢?长征又是播种机。它散布了许多种子在十一个省内,发芽、长叶、开花、结果,将来是会有收获的。总而言之,长征是以我们胜利、敌人失败的结果而告结束。谁使长征胜利的呢?是共产党。没有共产党,这样的长征是不可能设想的。中国共产党,它的领导机关,它的干部,它的党员,是不怕任何艰难困苦的。谁怀疑我们领导革命战争的能力,谁就会陷进机会主义的泥坑里去。长征一完结,新局面就开始。直罗镇一仗,中央红军同西北红军兄弟般的团结,粉碎了卖国贼蒋介石向着陕甘边区的“围剿” 〔 26 〕 ,给党中央把全国革命大本营放在西北的任务,举行了一个奠基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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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力红军如此,南方各省的游击战争怎么样呢?南方的游击战争,受到了某些挫折,但是并没有被消灭。许多部分,正在恢复、生长和发展 〔 27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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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民党统治区,工人的斗争正在从厂内向着厂外,从经济斗争向着政治斗争。工人阶级的反日反卖国贼的英勇斗争,现在是在深刻地酝酿着,看样子离爆发的时候已不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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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的斗争没有停止过。在外祸、内难、再加天灾的压迫之下,农民广泛地发动了游击战争、民变、闹荒等等形态的斗争。东北和冀东的抗日游击战争 〔 28 〕 ,正在回答日本帝国主义的进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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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运动已有极大的发展,将来一定还要有更大的发展。但学生运动要得到持久性,要冲破卖国贼的戒严令,警察、侦探、学棍、法西斯蒂的破坏和屠杀政策,只有和工人、农民、兵士的斗争配合起来,才有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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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资产阶级、乡村富农和小地主们的动摇以至参加抗日斗争的可能性,前面已经说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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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数民族,特别是内蒙民族,在日本帝国主义的直接威胁之下,正在起来斗争。其前途,将和华北人民的斗争和红军在西北的活动,汇合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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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这些都指明,革命的阵势,是由局部性转变到全国性,由不平衡状态逐渐地转变到某种平衡状态。目前是大变动的前夜。党的任务就是把红军的活动和全国的工人、农民、学生、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的一切活动汇合起来,成为一个统一的民族革命战线。 民族统一战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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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了反革命和革命两方面的形势以后,我们就容易说明党的策略任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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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基本的策略任务是什么呢?不是别的,就是建立广泛的民族革命统一战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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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着革命的形势已经改变的时候,革命的策略,革命的领导方式,也必须跟着改变。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卖国贼的任务,是变中国为殖民地;我们的任务,是变中国为独立、自由和领土完整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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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中国的独立自由是一个伟大的任务。这须同外国帝国主义和本国反革命势力作战。日本帝国主义是下了凶横直进的决心的。国内豪绅买办阶级的反革命势力,在目前还是大过人民的革命势力。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和中国反革命势力的事业,不是一天两天可以成功的,必须准备花费长久的时间;不是少少一点力量可以成功的,必须聚积雄厚的力量。中国的和世界的反革命力量是比较过去更加衰弱了,中国的和世界的革命力量是比较过去更加增长了。这是正确的估计,这是一方面的估计。但是同时我们应当说,目前中国的和世界的反革命力量暂时还是大于革命力量。这也是正确的估计,这是又一方面的估计。由于中国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产生了革命发展的不平衡。革命的胜利总是从那些反革命势力比较薄弱的地方首先开始,首先发展,首先胜利;而在那些反革命势力雄厚的地方,革命还是没有起来,或者发展得很慢。这是中国革命在过去长时期内已经遇到的情形。在将来,可以想到,在某些阶段里,革命的总的形势是更加发展了,但是不平衡状态还会存在着。要把不平衡的状态变到大体上平衡的状态,还要经过很长的时间,还要花费很大的气力,还要依靠党的策略路线的正确。如果说,苏联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战争 〔 29 〕 是在三个年头里完结了的话,那末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战争,过去已经花去了很长的时间,而要最后地彻底地解决内外反革命势力,我们还得准备再花一个应有的时间,像过去那样地过分的性急是不行的。还得提出一个很好的革命策略,像过去那样地老在狭小的圈子里打转,是干不出大事情来的。不是说中国的事情只能慢吞吞地去干,中国的事情要勇勐地去干,亡国的危险不容许我们有一分钟的懈怠。今后革命发展的速度,也一定比过去要快得多,因为中国的和世界的局面都是临在战争和革命的新时期了。虽然如此,中国革命战争还是持久战,帝国主义的力量和革命发展的不平衡,规定了这个持久性。我们说,时局的特点,是新的民族革命高潮的到来,中国处在新的全国大革命的前夜,这是现时革命形势的特点。这是事实,这是一方面的事实。现在我们又说,帝国主义还是一个严重的力量,革命力量的不平衡状态是一个严重的缺点,要打倒敌人必须准备作持久战,这是现时革命形势的又一个特点。这也是事实,这是又一方面的事实。这两种特点,这两种事实,都一齐跑来教训我们,要求我们适应情况,改变策略,改变我们调动队伍进行战斗的方式。目前的时局,要求我们勇敢地抛弃关门主义,采取广泛的统一战线,防止冒险主义。不到决战的时机,没有决战的力量,不能冒冒失失地去进行决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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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不来说关门主义和冒险主义的关系,也不来说冒险主义在将来大的时局开展中可能发生的危险性,这点等到将来再说不迟。这里只说统一战线的策略和关门主义的策略,是正相反对的两个不同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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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要招收广大的人马,好把敌人包围而消灭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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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则依靠单兵独马,去同强大的敌人打硬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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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说,如果不足够地估计到日本帝国主义变中国为殖民地的行动能够变动中国革命和反革命的阵线,就不能足够地估计到组织广泛的民族革命统一战线的可能性。如果不足够地估计到日本反革命势力、中国反革命势力和中国革命势力这几方面的强点和弱点,就不会足够地估计到组织广泛的民族革命统一战线的必要性;就不会采取坚决的办法去打破关门主义;就不会拿着统一战线这个武器去组织和团聚千千万万民众和一切可能的革命友军,向着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中国卖国贼这个最中心的目标而攻击前进;就不会拿自己的策略武器去射击当前的最中心目标,而把目标分散,以至主要的敌人没有打中,次要的敌人甚至同盟军身上却吃了我们的子弹。这个叫做不会择敌和浪费弹药。这样,就不能把敌人驱逐到狭小的孤立的阵地上去。这样,就不能把敌人营垒中被裹胁的人们,过去是敌人而今日可能做友军的人们,都从敌人营垒中和敌人战线上拉过来。这样,就是在实际上帮助了敌人,而使革命停滞、孤立、缩小、降落,甚至走到失败的道路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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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则说,这些批评都是不对的。革命的力量是要纯粹又纯粹,革命的道路是要笔直又笔直。圣经上载了的才是对的。民族资产阶级是全部永世反革命了。对于富农,是一步也退让不得。对于黄色工会,只有同它拚命。如果同蔡廷锴握手的话,那必须在握手的瞬间骂他一句反革命。哪有猫儿不吃油,哪有军阀不是反革命?知识分子只有三天的革命性,招收他们是危险的。因此,结论:关门主义是唯一的法宝,统一战线是机会主义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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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志们,统一战线的道理和关门主义的道理究竟哪一个是对的呢?马克思列宁主义到底赞成哪一个呢?我坚决地回答:赞成统一战线,反对关门主义。人中间有三岁小孩子,三岁小孩子有许多道理都是对的,但是不能使他们管天下国家的大事,因为他们还不明白天下国家的道理。马克思列宁主义反对革命队伍中的幼稚病。坚持关门主义策略的人们所主张的,就是一套幼稚病。革命的道路,同世界上一切事物活动的道路一样,总是曲折的,不是笔直的。革命和反革命的阵线可能变动,也同世界上一切事物的可能变动一样。日本帝国主义决定要变全中国为它的殖民地,和中国革命的现时力量还有严重的弱点,这两个基本事实就是党的新策略即广泛的统一战线的出发点。组织千千万万的民众,调动浩浩荡荡的革命军,是今天的革命向反革命进攻的需要。只有这样的力量,才能把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卖国贼打垮,这是有目共见的真理。因此,只有统一战线的策略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策略。关门主义的策略则是孤家寡人的策略。关门主义“为渊驱鱼,为丛驱雀”,把“千千万万”和“浩浩荡荡”都赶到敌人那一边去,只博得敌人的喝采。关门主义在实际上是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卖国贼的忠顺的奴仆。关门主义的所谓“纯粹”和“笔直”,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向之掌嘴,而日本帝国主义则向之嘉奖的东西。我们一定不要关门主义,我们要的是制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卖国贼的死命的民族革命统一战线。 人民共和国 〔 3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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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我们过去的政府是工人、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联盟的政府,那末,从现在起,应当改变为除了工人、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以外,还要加上一切其他阶级中愿意参加民族革命的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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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目前,这个政府的基本任务是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吞并中国。这个政府的成分将扩大到广泛的范围,不但那些只对民族革命有兴趣而对土地革命没有兴趣的人,可以参加,就是那些同欧美帝国主义有关系,不能反对欧美帝国主义,却可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人们,只要他们愿意,也可以参加。因此,这个政府的纲领,应当是以适合于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这个基本任务为原则,据此以适当地修改我们过去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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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时革命方面的特点,是有了经过锻炼的共产党,又有了经过锻炼的红军。这是一件极关重要的事。如果现时还没有经过锻炼的共产党和红军,那就将发生极大的困难。为什么?因为中国的汉奸卖国贼是很多的,并且是有力量的,他们必然想出各种法子来破坏这个统一战线,用他们威迫利诱、纵横捭阖的手段来挑拨离间,用兵力来强压,来各个击破那些比较他们小的、愿意离开卖国贼而同我们联合起来打日本的力量。如果抗日政府抗日军队中缺乏共产党和红军这个要素,这种情形是难于避免的。一九二七年革命的失败,主要的原因就是由于共产党内的机会主义路线,不努力扩大自己的队伍(工农运动和共产党领导的军队),而只依仗其暂时的同盟者国民党。其结果是帝国主义命令它的走狗豪绅买办阶级,伸出千百只手来,首先把蒋介石拉去,然后又把汪精卫 〔 31 〕 拉去,使革命陷于失败。那时的革命统一战线没有中心支柱,没有坚强的革命的武装队伍,四面八方都造起反来,共产党只得孤军作战,无力抵制帝国主义和中国反革命的各个击破的策略。那时虽然有贺龙、叶挺一支军队,但还不是政治上坚强的军队,党又不善于领导它,终归失败了。这是缺乏革命中心力量招致革命失败的血的教训。在今天,这件事起了变化了,坚强的共产党和坚强的红军都已经有了,而且有了红军的根据地。共产党和红军不但在现在充当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发起人,而且在将来的抗日政府和抗日军队中必然要成为坚强的台柱子,使日本帝国主义者和蒋介石对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所使用的拆台政策,不能达到最后的目的。没有疑义,威迫利诱、纵横捭阖的手段,日本帝国主义者和蒋介石是一定要多方使用的,我们是要十分留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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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对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广泛的队伍,我们不能希望每部分都有如同共产党和红军一样程度的巩固。在他们的活动过程中,有些坏分子因为受了敌人的影响退出统一战线的事情,是会发生的。但是我们不怕这些人退出去。一些坏人受敌人的影响退出去,一些好人却会受我们的影响加进来。只要共产党和红军本身是存在的,发展的,那末,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必然也会是存在的,发展的。这就是共产党和红军在民族统一战线中的领导作用。共产党人现在已经不是小孩子了,他们能够善处自己,又能够善处同盟者。日本帝国主义者和蒋介石能够用纵横捭阖的手段来对付革命队伍,共产党也能够用纵横捭阖的手段对付反革命队伍。他们能够拉了我们队伍中的坏分子跑出去,我们当然也能够拉了他们队伍中的“坏分子”(对于我们是好分子)跑过来。假如我们能够从他们队伍中多拉一些人出来,那敌人的队伍就减少了,我们的队伍就扩大了。总之,现在是两个基本势力相斗争,一切中间势力,不附属于那一方面,就附属于这一方面,这是一定的道理。而日本帝国主义者和蒋介石灭亡中国和出卖中国的政策,不能不驱使很多的力量跑到我们方面来,或者径直加入共产党和红军的队伍,或者同共产党和红军结成联合战线。只要我们的策略不是关门主义,这个目的是能够达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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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要把工农共和国改变为人民共和国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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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政府不但是代表工农的,而且是代表民族的。这个意义,是在工农民主共和国的口号里原来就包括了的,因为工人、农民占了全民族人口的百分之八十至九十。我们党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所规定的十大政纲 〔 32 〕 ,不但代表了工农的利益,同时也代表了民族的利益。但是现在的情况,使得我们要把这个口号改变一下,改变为人民共和国。这是因为日本侵略的情况变动了中国的阶级关系,不但小资产阶级,而且民族资产阶级,有了参加抗日斗争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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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没有问题的,人民共和国不代表敌对阶级的利益。相反,人民共和国同帝国主义的走狗豪绅买办阶级是处在正相反对的地位,它不把那些成分放在所谓人民之列。这和蒋介石的“中华民国国民政府”,仅仅代表最大的富翁,并不代表老百姓,并不把老百姓放在所谓“国民”之列,是一样的。中国百分之八十至九十的人口是工人和农民,所以人民共和国应当首先代表工人和农民的利益。但是人民共和国去掉帝国主义的压迫,使中国自由独立,去掉地主的压迫,使中国离开半封建制度,这些事情就不但使工农得了利益,也使其他人民得了利益。总括工农及其他人民的全部利益,就构成了中华民族的利益。买办阶级和地主阶级虽然也住在中国的土地上,可是他们是不顾民族利益的,他们的利益是同多数人的利益相冲突的。我们仅仅离开他们这些少数人,仅仅同他们这些少数人相冲突,所以我们有权利称我们自己是代表全民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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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人阶级的利益同民族资产阶级的利益也是有冲突的。要开展民族革命,对于民族革命的先锋队不给以政治上、经济上的权利,不使工人阶级能够拿出力量来对付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卖国贼,是不能成功的。但是民族资产阶级如果参加反对帝国主义的统一战线,那末,工人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就有了共同的利害关系。人民共和国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时代并不废除非帝国主义的、非封建主义的私有财产,并不没收民族资产阶级的工商业,而且还鼓励这些工商业的发展。任何民族资本家,只要他不赞助帝国主义和中国卖国贼,我们就要保护他。在民主革命阶段,劳资间的斗争是有限度的。人民共和国的劳动法保护工人的利益,却并不反对民族资本家发财,并不反对民族工商业的发展,因为这种发展不利于帝国主义,而有利于中国人民。由此可知,人民共和国是代表反帝国主义反封建势力的各阶层人民的利益的。人民共和国的政府以工农为主体,同时容纳其他反帝国主义反封建势力的阶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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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这些人参加人民共和国的政府,不危险吗?不危险的。工人农民是这个共和国的基本群众。给城市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及其他拥护反帝反封建纲领的分子以在人民共和国政府中说话做事的权利,给他们以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不能违背工农基本群众的利益。我们纲领的重要部分应当保护工农基本群众的利益。工农基本群众的代表在人民共和国政府中占了大多数,共产党在这个政府中的领导和活动,都保证了他们进来不危险。中国革命的现时阶段依然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质的革命,不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性质的革命,这是十分明显的。只有反革命的托洛茨基分子 〔 33 〕 ,才瞎说中国已经完成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再要革命就只是社会主义的革命了。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的革命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质的革命,这次革命没有完成,而是失败了。一九二七年至现在,我们领导的土地革命,也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质的革命,因为革命的任务是反帝反封建,并不是反资本主义。今后一个相当长时期中的革命还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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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的动力,基本上依然是工人、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现在则可能增加一个民族资产阶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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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的转变,那是将来的事。在将来,民主主义的革命必然要转变为社会主义的革命。何时转变,应以是否具备了转变的条件为标准,时间会要相当地长。不到具备了政治上经济上一切应有的条件之时,不到转变对于全国最大多数人民有利而不是不利之时,不应当轻易谈转变。怀疑这一点而希望在很短的时间内去转变,如像过去某些同志所谓民主革命在重要省份开始胜利之日,就是革命开始转变之时,是不对的。这是因为他们看不见中国是一个何等样的政治经济情况的国家,他们不知道中国在政治上经济上完成民主革命,较之俄国要困难得多,需要更多的时间和努力。 国际援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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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需要讲一点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的相互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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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帝国主义这个怪物出世之后,世界的事情就联成一气了,要想割开也不可能了。我们中华民族有同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有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光复旧物的决心,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但是这不是说我们可以不需要国际援助;不,国际援助对于现代一切国家一切民族的革命斗争都是必要的。古人说:“春秋无义战。” 〔 34 〕 于今帝国主义则更加无义战,只有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阶级有义战。全世界一切由人民起来反对压迫者的战争,都是义战。俄国的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是义战。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欧洲各国人民的革命是义战。中国的反鸦片战争 〔 35 〕 ,太平天国战争 〔 36 〕 ,义和团战争 〔 37 〕 ,辛亥革命战争 〔 38 〕 ,一九二六年至一九二七年的北伐战争,一九二七年至现在的土地革命战争,今天的抗日和讨伐卖国贼的战争,都是义战。在目前的全中国抗日高潮和全世界反法西斯高潮中,义战将遍于全中国,全世界。凡义战都是互相援助的,凡非义战都是应该使之转变成为义战的,这就是列宁主义的路线 〔 39 〕 。我们的抗日战争需要国际人民的援助,首先是苏联人民的援助,他们也一定会援助我们,因为我们和他们是休戚相关的。过去一个时期内,中国革命力量和国际革命力量被蒋介石隔断了,就这点上说,我们是孤立的。现在这种形势已经改变了,变得对我们有利了。今后这种形势还会继续向有利的方面改变。我们不会再是孤立的了。这是中国抗日战争和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一个必要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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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毛泽东在陕北瓦窑堡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所作的报告。毛泽东的这个报告是在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中共中央政治局瓦窑堡会议之后作的。这一次政治局会议批评了党内那种认为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不可能和中国工人农民联合抗日的错误观点,决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是一次极关重要的会议。毛泽东根据中央决议在这里充分地说明了和民族资产阶级在抗日的条件下重新建立统一战线的可能性和重要性,着重地指出共产党和红军在这个统一战线中的具有决定意义的领导作用,指出了中国革命的长期性,批判了党内在过去长时期内存在着的狭隘的关门主义和对于革命的急性病——这些是党和红军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遭受严重挫折的基本原因。同时,毛泽东唤起党内注意一九二七年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引导革命归于失败的历史教训,指出了蒋介石必然要破坏革命势力的趋势,这样就保证了后来中国共产党在新环境中能够具有清醒的头脑,在蒋介石的无穷欺骗和很多次的武装袭击中,使革命力量不致遭受损失。一九三五年一月中共中央在贵州遵义举行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建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中央的领导,改变了过去“左”倾机会主义的领导。但那次会议是在红军长征途中召集的,所以只能够对于当时最迫切的军事问题和中央领导机构问题做了决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之后,中共中央才获得可能去有系统地说明政治策略上的诸问题。对于这类政治策略上的问题,毛泽东的这篇报告作了最完整的分析。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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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 袁世凯(一八五九——一九一六),河南项城人,北洋军阀的头子。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推翻清朝以后,他依靠反革命的武力和帝国主义的支持,又利用当时领导革命的资产阶级的妥协性,篡夺了总统的职位,组织了代表大地主大买办阶级的第一个北洋军阀政府。一九一五年他要做皇帝,因为想取得日本帝国主义的支持,就承认了日本的旨在独占全中国的二十一条要求。同年十二月,在云南发生了反对袁世凯称帝的起义,随即在许多省得到响应。一九一六年三月,袁世凯被迫取消帝制。同年六月死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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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 二十一条是日本帝国主义利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机在一九一五年一月十八日向袁世凯政府提出的旨在独占中国的秘密条款。这些条款共有五号,分为二十一条。主要内容是:一、由日本接管德国在山东所掠夺的权利,并加以扩大;二、承认日本在南满洲和内蒙古东部享有各种特权;三、将汉冶萍公司改为中日合办;四、中国沿海港湾岛屿概不让予或租予第三国;五、由日本控制中国的政治、财政、警察、军事大权,允许日本在湖北、江西、浙江、广东各省之间修筑重要铁路,并承认日本在福建享有投资修筑铁路、开采矿山、整顿海口等优先权。五月七日,日本提出最后通牒。五月九日,袁世凯政府对日本的这些要求,除声明第五号要求的一部分“容日后协商”外,一概加以承认。后来,因为全中国人民的一致反对,以及各帝国主义国家在华利益存在矛盾,日本的这些要求没有全部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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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 一九二一年十一月,由美国政府发起,美、英、法、意、日、葡、比、荷和中国九国代表在华盛顿开会。这是一个美国与日本争夺远东霸权的会议。次年二月六日,根据美国提出的在华“各国商务、实业机会均等”和“中国门户开放”的侵略原则,缔结了九国公约。九国公约的作用,是以几个帝国主义国家共同控制中国来代替日本独占中国的局面。由于美国的经济实力超过其他国家,这个公约实际上为美帝国主义用“机会均等”的名义压倒对手,进而独占中国准备了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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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 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日本驻在中国东北境内的所谓“关东军”进攻沉阳,中国人民习惯上称日本这次侵略行动为九一八事变。事变发生后,驻沉阳及东北各地的中国军队执行蒋介石的不准抵抗的命令,使日军得以迅速地占领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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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 东北四省指当时中国东北部的辽宁、吉林、黑龙江、热河四省(热河省于一九五五年撤销,原辖区分别划归河北、辽宁两省和内蒙古自治区)。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略军先占领了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一九三三年又侵占热河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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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 一九三五年十一月二十五日,日本帝国主义嗾使国民党河北省政府滦榆、蓟密两区行政督察专员殷汝耕在通县成立傀儡政权,名为“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一个月后改称“冀东防共自治政府”),使当时河北省东部二十二个县脱离了中国政府的管辖。这就是冀东事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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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 外交谈判指当时国民党政府与日本政府所进行的关于所谓“广田三原则”的谈判。“广田三原则”是日本外相广田弘毅在一九三五年十月对中国驻日大使提出的所谓“对华三原则”,其内容是:一、中国取缔一切抗日运动,放弃依赖英美的政策;二、中国承认伪“满洲国”,树立中日“满”经济合作;三、中日共同防共。十一月至十二月间,中日双方就“广田三原则”多次进行谈判。一九三六年一月,国民党政府外交部发表声明,说“国民政府既非全部承认三原则,亦非全然不承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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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 一九三五年,全国人民的反日爱国运动开始新的高涨。北平学生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首先在十二月九日举行大规模的爱国示威游行,提出“反对华北防共自治运动”、“停止内战,一致对外”、“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等口号。游行的学生遭到了国民党政府的镇压。第二天,北平各校学生宣布总罢课。十六日,学生和市民一万余人,再度举行示威游行。全国人民纷纷响应,开始了中国人民抗日运动的新高潮。这就是着名的一二九运动。全国各阶级的关系由此很明显地表现出新的变化,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得到一切爱国人们的公开拥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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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 毛泽东做这个报告的时候,蒋介石继续实行对日妥协、对内屠杀和镇压的反动政策,如出卖华北主权,镇压人民的抗日运动,围攻要求抗日的红军等等。因此,中国共产党必须尽量揭穿蒋介石这个卖国贼的真面目;也因此,党在这时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还没有包括蒋介石在内。但是毛泽东在这个报告中,已经说到了日本和英美帝国主义的矛盾可能引起中国地主买办阶级营垒中的分化,党应当利用这种矛盾,争取一切可以争取的力量来反对当前的主要敌人日本帝国主义。随着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侵略的加紧,英美同日本的矛盾更加表面化,中国共产党认为和英美帝国主义利益密切联系的蒋介石集团可能改变对日本的态度,因而采取逼迫蒋介石转向抗日的政策。一九三六年五月,红军由山西回师陕北,即直接向南京国民党政府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同年八月,中国共产党中央又致国民党中央一封信,要求组织两党共同抗日的统一战线,并派遣代表进行谈判。但蒋介石仍然拒绝共产党的主张。直到一九三六年十二月蒋介石在西安被国民党内主张联共抗日的军人所扣留的时候,他才被迫接受共产党关于停止内战准备抗日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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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 蔡廷锴曾任国民党第十九路军总指挥兼第十九军军长,与蒋光鼐(前任总指挥)同为该路军的负责人。十九路军原来在江西与红军作战,九一八事变后调往上海。那时上海和全国人民抗日的高潮,给了十九路军以很大影响。一九三二年一月二十八日夜,日本海军陆战队向上海攻击,十九路军和上海人民一起进行了抗战。但是这个战争后来因为国民党反动派的破坏而失败。随后,十九路军又被蒋介石调到福建去同红军作战。这时十九路军的领导人逐渐觉悟到同红军作战是没有出路的。一九三三年十月,他们同与十九路军有历史关系的陈铭枢一起,代表十九路军同红军签订了抗日反蒋初步协定。十一月,他们又拥戴李济深为领袖,公开宣布与蒋介石破裂,在福建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不久,十九路军和福建人民政府在蒋介石的兵力压迫下失败,此后蔡廷锴等人继续采取与共产党合作的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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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 唐生智(一八八九——一九七○),湖南东安人。早年曾参加辛亥革命和反袁护国战争。一九二三年在湘军中任师长兼湘南督办。一九二六年春利用并参加湖南人民反对军阀吴佩孚、赵恒惕的运动,任湖南省代省长。表示拥护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愿意参加北伐。同年六月被广州国民政府任命为国民革命军第八军军长兼北伐军前敌总指挥和湖南省政府主席。北伐战争中,一度采取同共产党合作的态度,在一定程度上允许开展工农运动。一九二七年三月当选为武汉国民政府委员,四月任第一集团军第四方面军总指挥。不久,改任第四集团军总司令。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曾积极主张东征讨蒋,对两湖右派势力发动的反动事件亦表示反对。七月十五日,汪精卫发动反革命政变,他也背弃了“拥护三大政策”的诺言。晚年支持和参加革命,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等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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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 冯玉祥(一八八二——一九四八),安徽巢县人。曾任北洋陆军第十一师师长,陕西、河南的督军及陆军检阅使等职。以后曾赴苏联考察。一九二六年九月,当北伐的国民革命军攻抵武汉时,冯玉祥就任国民军联军总司令,率领他的军队在绥远省(现属内蒙古自治区)宣布脱离北洋军阀的系统而参加革命。一九二七年五月就任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总司令,率部由陕西出发,和北伐军会同进攻河南省。随后,他一度附和蒋介石、汪精卫反对共产党的活动,但同蒋介石集团间始终存在着利害冲突。九一八事变后,他赞成抗日,在一九三三年五月间,与共产党合作,在张家口组织民众抗日同盟军,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由于蒋介石势力和日本侵略军的双重压迫,这次抗日起义于十月间失败。冯玉祥在晚年继续采取与共产党合作的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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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 察哈尔,原来是一个省,一九五二年撤销,原辖地区划归河北、山西两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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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 一九三一年春,国民党第二十六路军被蒋介石派到江西进攻红军。同年十二月,该路军一万余人在赵博生、董振堂等领导下,响应中国共产党的抗日号召,于江西宁都起义加入红军,成立红军第五军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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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 马占山(一八八五——一九五○),吉林怀德人,国民党东北军的军官。九一八事变后任黑龙江省政府代理主席,同年十一月日本侵略军由辽宁向黑龙江推进时,他曾率领部队进行抵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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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 胡汉民(一八七九——一九三六),广东番禺人,国民党元老之一。曾协助孙中山筹备改组国民党。孙中山逝世后,他反对同中国共产党合作的政策。一九二七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与蒋介石合作反共。后因与蒋争夺权利,一九三一年二月被蒋监禁。九一八事变后被释放,由南京到广州,依托两广派军阀势力与蒋介石南京政府形成长期对立的局面。一九三四年,他在中国共产党提出的《中国人民对日作战的基本纲领》上签名,表示了赞成抗日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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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 抗日救国六大纲领即《中国人民对日作战的基本纲领》,是中国共产党在一九三四年四月提出,由中国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筹备会宋庆龄等一千七百余人署名公布的。纲领包括下列各项条款:(一)全体海陆空军总动员对日作战;(二)全体人民总动员;(三)全体人民总武装;(四)没收日本帝国主义在华财产及卖国贼财产以解决抗日经费;(五)成立工农兵学商代表选举出来的全中国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六)联合日本帝国主义的一切敌人作友军,与一切守善意中立的国家建立友谊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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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 指广东的陈济棠和广西的李宗仁、白崇禧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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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 国民党反动派把革命人民和革命军队叫做“匪”,把他们自己进攻革命军队屠杀革命人民的行为叫做“剿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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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 任弼时(一九○四——一九五○),湖南湘阴人。一九二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九三三年五月,任湘赣省委书记兼军区政治委员。一九三四年七月,任中央代表、红军第六军团军政委员会主席。同年十月,红军第六军团和第二军团会合,任第二军团政治委员,随后创建了湘鄂川黔边区,任省委书记兼军区政治委员。一九三六年七月,第二、六军团组成第二方面军,任政治委员。抗日战争初期任八路军总政治部主任。他在中国共产党第五、六、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均被选为中央委员,一九二七年中共中央召开的八七会议上被选为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一九三一年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一九四○年参加中共中央书记处工作,一九四五年中共七届一中全会上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中央书记处书记。一九五○年十月二十七日逝世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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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 中国工农红军第六军团原驻湘赣边区根据地,一九三四年八月奉中共中央的命令在第六军团军政委员会主席任弼时等率领下,誓师突围转移。同年十月,在贵州东部与贺龙率领的红军第三军(后改称第二军团)会合,十一月成立了湘鄂川黔边区临时省委和军区,后开辟了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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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 一九三四年十月,中国工农红军第一、三、五、八、九军团(即中央红军,一九三五年六月与红四方面军会合时,恢复第一方面军的番号),中央和军委机关、直属部队编成的两个纵队,从江西瑞金等地出发,开始战略性的大转移。红军经过福建、江西、广东、湖南、广西、贵州、四川、云南、西康(现在分属四川省和西藏自治区)、甘肃、陕西等十一个省,走过终年积雪的高山,越过人迹罕至的沼泽草地,历尽艰苦,击溃敌人的多次围追堵截,长征两万余里,终于在一九三五年十月胜利地到达陕西北部的革命根据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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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 川陕边区的红军即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一九三五年三月,第四方面军发起强渡嘉陵江战役后,离开川陕边区根据地,五月开始向四川、西康(现在分属四川省和西藏自治区)两省的边境转移。同年六月,在四川西部的懋功(今小金)地区与红军第一方面军会合。八月,一、四方面军在毛儿盖、卓克基地区组织右、左两路军北上。九月,曾经长期领导第四方面军的张国焘违抗中共中央的北上命令,擅自率领左路军全部和右路军的一部南下,进行分裂党和红军的活动。一九三六年六七月间,由湘鄂川黔边区突围,经湖南、贵州、云南到达西康的红军第二、第六军团,在甘孜等地与第四方面军会合。会合以后,第二、第六军团正式组成红军第二方面军。这时,张国焘被迫率第四方面军与第二方面军一起北上转移。同年十月,第四方面军和第二方面军先后到达甘肃会宁、将台堡(今属宁夏回族自治区隆德县)地区,与第一方面军胜利会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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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 张国焘(一八九七——一九七九),江西萍乡人。一九二一年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曾被选为中共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常委。一九三一年任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书记、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副主席等职。一九三五年六月红军第一、第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今小金)地区会师后任红军总政治委员。他反对中央关于红军北上的决定,进行分裂党和红军的活动,另立中央。一九三六年六月被迫取消第二中央,随后与红军第二、第四方面军一起北上,十二月到达陕北。一九三七年九月起,任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代主席。一九三八年四月,他乘祭黄帝陵之机逃离陕甘宁边区,经西安到武汉,投入国民党特务集团,成为中国革命的叛徒,随即被开除出党。一九七九年死于加拿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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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 中央红军指主要在江西福建区域发展起来而由中共中央直接领导的红军,即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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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 〕 一九三五年七月,国民党军开始对陕甘革命根据地发动第三次“围剿”。陕甘红军第二十六军先在东线击溃了敌人两个旅,将该线敌军主力赶到黄河以东。同年九月,原在鄂豫皖根据地的红军第二十五军,经陕南陇东到达陕北,与陕甘红军会合,成立红军第十五军团。十月,红十五军团在陕西甘泉县的劳山战役中消灭敌军一一○师大部,击毙其师长,不久又将敌军一○七师的四个营消灭于陕西富县榆林桥。于是敌人重新组织兵力,以董英斌(东北军五十七军军长)带五个师分两路进攻,东边一个师沿陕西洛川、富县大道北上,西边四个师由甘肃的庆阳、合水沿葫芦河向陕西富县方面前进。同年十月,红一方面军主力(此时称红军陕甘支队)到达陕北。十一月,陕甘支队恢复红一方面军番号,红十五军团列入红一方面军建制。接着红一方面军歼灭敌军一○九师于富县西面的直罗镇,又于追击中歼灭敌军一○六师一个团于张家湾地区。这样就彻底粉碎了敌人对陕甘根据地的第三次“围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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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 〕 一九三四年至一九三五年间,中央红军主力转移时,曾经留下了一部分红军和游击队。这些部队,在八个省份内十五个地区坚持了三年之久的游击战争。这些地区是:赣粤边地区、闽赣边地区、闽西地区、闽粤边地区、皖浙赣边地区、浙南地区、闽北地区、闽东地区、闽中地区、湘鄂赣边地区、湘赣边地区、湘南地区、鄂豫皖边地区、鄂豫边地区和广东省的琼崖地区(今为海南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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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 〕 一九三一年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东北以后,东北地区各阶层民众和东北军中部分爱国官兵,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协助和影响下,组成不同名称的抗日义勇军。一九三三年初,绝大部分义勇军都溃散了。同年秋以后,中共满洲省委在各地原已创建的反日游击队(当时也称工农义勇军)的基础上,组建了东北人民革命军。一九三六年二月,东北人民革命军联合其他反日部队,发表了统一建制宣言,改称东北抗日联军,陆续编成十一个军,在共产党员杨靖宇、周保中、李兆麟等领导下,长期坚持了东北的抗日游击战争。一九三三年,日本帝国主义侵入热河省(现分属河北省、辽宁省和内蒙古自治区)和冀东,当地人民纷纷起来武装反抗,其中规模较大的是一九三三年十二月爆发的孙永勤领导的民众军的抗日起义。一九三四年,孙永勤接受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把民众军改编为抗日救国军,在河北省东部的兴隆、遵化、迁安、青龙和热河省南部的承德、平泉(这两个地方今属河北省)等地,进行抗日游击战争,一直坚持到一九三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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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 〕 苏联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战争,指一九一八年至一九二○年苏联人民反对英、美、法、日、波等国家的武装干涉和平定白党叛乱的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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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 〕 毛泽东在这里所提出的人民共和国性质的政权及其各项政策,在抗日战争期间,已经在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解放区完全实现了。因此,共产党能够在敌后战场领导人民对日本侵略者进行胜利的战争。在日本投降以后爆发的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中,随着战争的进展,人民解放区逐步扩大到整个中国大陆,这样就出现了统一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毛泽东关于人民共和国的理想,就在全国范围内实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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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 〕 汪精卫(一八八三——一九四四),原籍浙江山阴(今绍兴),生于广东番禺。早年参加中国同盟会。一九二五年在广州任国民政府主席。一九二七年七月十五日在武汉发动反革命政变。一九三七年抗日战争爆发后,任中国国民党副总裁。一九三八年底公开投降日本帝国主义,后任日本帝国主义扶植的南京傀儡政府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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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 〕 一九二八年六月至七月举行的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规定了下列的十大政纲:一、推翻帝国主义的统治;二、没收外国资本的企业和银行;三、统一中国,承认民族自决权;四、推翻军阀国民党的政府;五、建立工农兵代表会议政府;六、实行八小时工作制,增加工资,失业救济与社会保险等;七、没收地主阶级的一切土地,耕地归农;八、改善兵士生活,给兵士以土地和工作;九、取消一切苛捐杂税,实行统一的累进税;十、联合世界无产阶级和苏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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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 〕 托洛茨基(一八七九——一九四○),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曾任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等职。列宁逝世后,反对列宁关于在苏联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和路线,一九二七年十一月被清除出党。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托洛茨基进行了许多分裂和破坏活动。在一九二七年中国革命遭受失败之后,中国也出现了少数的托洛茨基分子,他们与陈独秀等相结合,认为中国资产阶级对于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已经取得了胜利,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已经完结,中国无产阶级只有待到将来再去举行社会主义革命,在当时就只能进行所谓以“国民会议”为中心口号的合法运动,而取消革命运动。因此他们又被称为“托陈取消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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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 〕 见《孟子·尽心下》。春秋时代(公元前七二二——前四八一),中国许多诸侯相互不间断地进行争权夺利的战争,所以孟子有此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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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 〕 一八四○年至一八四二年,英国因中国人反对输入鸦片,就借口保护通商,派兵侵略中国。中国军队在林则徐领导下曾经进行了抵抗。广州人民自发地组织武装抗英团体,使英国侵略军受到很大的打击。福建、浙江、江苏等地人民也自发地掀起了抗英斗争。一八四二年英国军队侵入长江,迫使腐朽的清朝政府和英国侵略者签订中国近代史上的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这个条约的主要内容是:中国割让香港,给英国大量赔款,开放上海、福州、厦门、宁波、广州为通商口岸,抽收英商进出口货物的税率由中英双方共同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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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 〕 太平天国战争是发生于十九世纪中叶的反对清朝封建统治和民族压迫的农民革命战争。一八五一年一月,这次革命的领导者洪秀全、杨秀清等,在广西桂平县的金田村起义,建号“太平天国”。一八五二年太平军出广西,攻入湖南、湖北。一八五三年,经江西、安徽,攻克南京,并在这里建都。随后从南京分出一部兵力北伐和西征,北伐军一直打到天津附近。但太平军在它占领的地方都没有建立起巩固的根据地,建都南京后它的领导集团又犯了许多政治上和军事上的错误。在清朝军队和英、美、法等国侵略军的联合进攻下,太平天国战争于一八六四年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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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 〕 义和团战争是一九○○年发生在中国北部的反对帝国主义的武装斗争。参加这次战争的,有广大的农民、手工业者和其他群众,他们用宗教迷信互相联系,在秘密结社的基础上组织起来,对英、美、德、法、俄、日、意、奥的联合侵略军进行了英勇的斗争。八国的联合侵略军在占领天津、北京以后,极残酷地镇压了这个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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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 〕 见本卷《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注〔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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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 〕 参见列宁《无产阶级革命的军事纲领》(《列宁全集》第28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86—97页)和《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第六章第三节(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185—19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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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关于一、四方面军的会合后的政治任务与形势的决议 - 和谐历史档案馆 Banned Historical Archiv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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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中央关于一、四方面军的会合后的政治任务与形势的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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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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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1935.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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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签:关键人物文稿 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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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来源:毛泽东思想万岁(1943-1949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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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关于一、四方面军的会合后的政治任务与形势的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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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目前形势与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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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国主义的更进一步侵略中国,特别是日本帝国主义的占领华北,造成“华北国”的实际行动,国民经济总崩溃的深刻化,全中国的水旱灾荒,农村经济的崩溃与毁灭,造成了中国政治上的严重形势。国民党反动派统治不能消灭或暂时削弱造成中国革命的基本原因,相反的,他使这些原因更进一步地紧张化了。国民党的统治是在削弱和崩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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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区工农群众的革命斗争是继续存在的,虽然许多斗争往往带着自然性,虽然目前尚未广泛地爆发带有全国性的大的群众斗争,然而这种斗争是普遍地蕴藏着,造成了伟大事变立刻就要来的形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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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维埃革命行动,虽是由于长江下游的几个苏区暂时变为游击区,而遭到部分损失,然而这些苏区中广大的游击战争是继续坚持着。湘赣与福建沿海的红军得到许多胜利。红二六军团击破了陈渠珍一路之后,现在又消灭了张振汉一路,巩固了原有苏区根据地。红二十五、二十六军及二十九军在川、陕、甘三省的活跃,尤其是一、四方面军两大主力在川南北的会合,造成了中国苏维埃运动在西北开展极大胜利的前途。一切这些,说明了中国革命形势的依然存在,证明苏维埃革命并未低落,而是继续发展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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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正在以空前的仇恨与疯狂,向着白区工农群众的革命斗争尤其是苏维埃革命进攻。国民党反动统治力量的绝对的削弱,促使它以更大的积极性更进一步地出卖中国,在帝国主义直接指挥下,进攻苏维埃革命。一、四方面军在西北的发展,使华北的军阀更直接的与积极的参加围攻苏维埃与红军的斗争。有计划的追击、截击,特别是堵击我们,企图消耗我们的有生力量,用堡垒主义封锁我们,使我们陷入不利地区内,然后寻求我主力决战,这是蒋介石反革命的基本战略方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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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敌人向我们进攻中,遇到了很大的困难;部队的远离军事政治经济的中心城市,交通的不便,给养的困难,内部的不统一与冲突减员、疲劳、冻饿、不满意,与失败情绪的滋长,财政支出的空前不敷等。而在另一方面,全国民众的革命斗争,各地苏维埃红军的发展,尤其是一、四方面军的会合,大大兴奋了全中国的工农劳苦群众,坚强了他们对于革命胜利的信心。由于一、四方面军的会合,革命战争经验的交换,指挥的统一,红军战斗力不但在数量上增加而且在质量上也增加了,一、四方面军在中国西北部的活动,将大大推动西北少数民族对帝国主义与反国民党的斗争,使西北广大地区土地革命的斗争进一步的尖锐化,使共产党苏维埃红军的影响大大的扩大,同时西北各省是中国反动统治及帝国主义力量最薄弱的地区,在地理上又接近世界无产阶级祖国苏联及蒙古人民共和国,这更造成苏维埃与红军发展的有利条件。共产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与适当的战略战术方针,更使我们坚信,、我们一定能够取得彻底粉碎敌人对于我们的进攻,创造和巩固西北苏区根据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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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基本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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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四方面军会合后,大大的增强了苏维埃革命的武装力量,展开了苏维埃革命伟大胜利的前途。六月十八日中央政治局曾经决定:“在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我们的战略方针是集中主力向北进攻,在运动战中大量消灭敌人,首先取得甘肃南部,以创造川陕甘苏区根据地,使中国苏维埃运动放在更巩固更广大的基础上,以争取中国西北各省,以至全中国的胜利。”这一决定无疑的是正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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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造川陕甘的苏区根据地,是放在一、四方面军前面的历史任务。这个根据地的造成,不但是红军作战的后方,而且是推动整个中国革命前进与发展的苏维埃国家的领土。它的存在,是以鼓励全中国被压迫的工农劳苦群众起来同帝国主义国民党作斗争。它的模范的作用,给全国民众指出了政治经济解放的道路。它是一个团结全中国革命力量的核心,与散布革命种子到全中国去的发源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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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军基本的严重的责任就是在川陕甘及广大西北地区创造出这样的一个根据地,彻底地击破蒋介石国民党的包围与封锁,大量的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是创造这个根据地的先决条件。和平创造新苏区是不可能的。把一切努力和牺牲去争取革命战争的胜利,把一切利益服从于革命战争的最高利益,才能创造出西北苏区根据地,才能取得苏维埃在全中国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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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建立巩固的苏区根据地,必须深入农民土地斗争,彻底解决土地问题,必须经过革命委员会的阶段建立真正工农民众的苏维埃政权,必须普遍建立赤卫军少先队独立师团游击队等民众自卫的武装,必须严厉镇压反革命,要使反革命统治区域变为真正革命的苏维埃区域,必须坚持地执行上述各项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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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加强党在红军中的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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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创造川陕甘苏区的历史任务,必须在一、四方面军中更进一步的加强党的绝对领导,提高党中央在红军中的威信,中国工农红军是在中国共产党中央的唯一的绝对的领导之下生长与发展起来的,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中国工农红军,就没有苏维埃革命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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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红军中的个别同志,因为看到中央苏区的变为游击区,看到一方面军的减员,看到党在某些工作中的错误和弱点,而认为是党中央政治路线的不正确,这种意见是完全错误的,但政治局认为对于其它个别同志的不了解与怀疑党应给以明确的解释与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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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中全会(一九三四年一月开的)在他的决议桉中曾经清楚的指出:“四中全会以后,中央政治局在报告的环境之下,忠实的执行着共产国际与四中全会的路线,坚持地进行了反对一切机会主义的倾向与动摇,粉碎了各种机会主义,在实际工作中间开始了党的全部工作的彻底转变,得到许多重要的成功与胜利。”在思想方面指出:“自从四中全会以来,党在坚决的两条路线斗争中坚强的锻炼了自己,获得了思想上的布尔什维克的坚定性与一致,最后走上了布尔什维克化的道路。”必须指出五中全会的决议是得到了共产国际的同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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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重申指出了党中央的政治路线的正确:党中央根据于自己的正确估计,定出了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具体任务。一年半反对“围剿”的艰苦斗争,证明党中央的政治路线无疑义的是正确的,特别中央苏区的党,在中央直接领导之下,在动员广大群众参加革命战争方面得到了空前的成绩。扩大会议同时指出五次“围剿”不能在中央苏区粉碎,使主力红军退出苏区,受到损失的主要原因,是由于党在军事上犯了单纯防御的错误。这种军事上的错误,不但对于党中央的总的政治路线说来是个别的错误,即对于这一错误的主要负责者,也不是整个政治路线的错误而是部分的严重的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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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纠正了党中央在军事上所犯的错误以后,在军事领导上无疑义是完全正确的。因此,一方面军在遵义会议后得到了许多伟大的胜利,完成了党中央预定的战略方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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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使每一个同志清楚的了解,党的总路线是否正确,要看党是否正确的估计了中国革命的许多基本问题,是否正确的估计了当前的形势,是否正确的提出了并执行了策略上与战略上的各种任务。军事指挥问题是这许多问题中的一个问题,如果党在中国革命的理论与实际上是基本正确的,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而在军事问题上却在一个时期中犯了错误,那这一错误对于党只是部分的错误,虽是严重的政治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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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一方面军的减员的原因,党在遵义会议上已经在全党内充分的发展了自我批评。党对于自己所犯的错误没有丝毫的隐蔽。遵义会议后党在军事指挥上固然有了很大的进步,但实际工作中还有某些弱点,是没有问题的。这里应该特别指出的,是部队中政治工作的薄弱,首先是总政治部没有尽一切可能给下级政治部以适时的指示与推动,使下级政治部得不到坚强的领导。反右倾的斗争没有很大的开展起来。在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没有利用机会来及时整顿一方面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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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的,把党的部分的错误误解为全部的错误,把党在实际工作中的某些弱点误解为路线的错误,而对于党所成就的空前的伟大的事业不给以应有的估计,是不正确的。因此对于这种误解,党必须给以及时的解释与纠正,使全体党员与红军指战员像一个人一样团结在党中央的周围,这是以后胜利的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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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一、四方面军兄弟般的团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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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四方面军的兄弟的团结,是完成创造川甘陕苏区,建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历史任务的必要任务的必要条件,一切有意无意的破坏一、四方面军团结一致的倾向,都是对于红军有害,对于敌人有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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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在一、四方面军内部产生的某些个别问题,主要的是由于相互了解的不够,缺乏对一、四方军的正确的估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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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军一万八千里的长征是中国历史上的空前的伟大事业,为蒋介石以及七八省国民党军队所包围追击截击与堵击,完全没有休息的长途行军,历尽艰难困苦与饥饿寒冷,然而一方面军的全体指战员,在党中央与军委领导之下,始终以惊人的英勇与坚决,同敌人作无数次的血战,突破了敌人的包围,击破了敌人的追击截击与堵击,消灭了蒋介石等军阀的许多部队,渡过了天险的湘江、乌江、金沙江与大渡河,最后达到了与四方面军会合的预定目的,使蒋介石等进攻我们的计划完全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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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这丝毫也不能否认一方面军在一万八千里长征中所给予他的损失。一方面军在脱离中央苏区后,这一时期(十个月)不但在数量上极大的减员(遵义会议前军事领导的错误负最大的责任),即在质量上由于肉体上的疲劳,由于休息时间的缺乏,更由于政治工作的不深入,而受到了相当的损失。这表现在:部队组织的松懈,纪律性的薄弱,游击主义倾向与军阀习气的部分生长,在某些干部中发展着疲倦,不负责任以及右倾的悲观失望的情绪与思想。这就使部队的战斗力相当的削弱,不看到一方面军的这些弱点或夸大这些弱点与不去分析这些弱点的来源,必然会产生对于一方面军过左或过右的估计。过左的估计可以掩盖目前必须整顿的部队,加紧反右倾的斗争,严禁纪律的实际工作的消极,而过右的估计则可以产生对于一方面军力量的不相信。一方面军的同志应该以最大的努力整顿自己的部队,学习四方面军的英勇善战,坚决相信只要取得相当休息整理的时间与补充扩大,完全可以得到很大的进步,决不要因为目前的相当减员与部分损失而气馁。而四方面军的同志应该给一方面军以最切实的兄弟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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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方面军的党的领导在基本路线上是正确的,是执行了四中全会后国际与中央的路线的。正因为如此所以创造了强大的与坚强的红四方面军,取得了许多次战争的伟大的胜利,创造了鄂豫皖与南巴赤区,四方面军英勇善战,不怕困难,吃苦耐劳,服从命令,遵守纪律等许多特长,特别是部队中旺盛的攻击精神与战斗情绪,是现在一方面军应该学习的。但四方面决不应该以此自满,而应更加发扬自己的特长,应吸收一方面军在战略战术方面与红军建设方面所有丰富的经验。以来得自己更大的进步,成为铁的工农红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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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使一、四方面军的每一个同志了解一、四方面军部是中国工农红军的一部分,都是中国共产党中央所领导的。在我们中间只有阶级的友爱和互助而没有分歧和对立,只有这样一、四方军的团结一致才是巩固的与永久的,才能溶成一片的去消灭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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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关于少数民族中党的基本方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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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四方面军的会合,正在少数民族番夷民占多数的区域,红军今后在中国的西北部活动,也到处不能同少数民族脱离关系,因此争取少数民族在中国共产党与中国苏维埃政府领导之下,对于中国革命胜利前途有决定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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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和中国苏维埃政府在少数民族中的基本方针,是无条件的承认他们省民族自决权,即在政治上有随意脱离压迫民族即汉族而独立的自由权,中国共产党和中国苏维埃政府在实际上帮助他们的民族独立与解放运动,反对帝国主义与国民党,反对他们的内奸卖国贼、土司喇嘛与他们自己的剥削阶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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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计到少数民族中阶级分化程度与社会经济发展的条件,我们不能到处用苏维埃方式去组织民族的政权。在有些民族中,在斗争开始的阶段上,除少数上层分子外,还有民族统一战线的可能,在这种情况下,可以采取人民共和国及人民革命政府的形式。在另外一种民族中,或在阶级斗争深入的阶段中,则可采取组织工农苏维埃或劳动苏维埃的形式。一般的组织工农民主专政苏维埃是不适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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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四方面军没有会合以前,四方面军在帮助番民组织游击队,在建立革命政权上,发动番民内部的阶级斗争上,得到了相当的成绩。但目前建立西北苏维埃联邦政府是过早的。因为目前在少数民族中的基本方针,应首先帮助他们的独立运动,成立他们的独立国家。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应公开号召蒙、回、藏、等民族起来为成立他们自己的独立国家而斗争,并给这种斗争以具体的实际的帮助。在他们成立了独立国家之后,则可以而且应该根据他们自愿的原则,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联合成立真正的民族平等与民族团结的中华苏维埃联邦,在这个时候,联邦的策略才是正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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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许多其它问题上,马克思、列宁、斯大林关于民族问题的理论与方法,是我们解决少数民族问题的最可靠的武器,只有根据这种理论与方法,我们在工作上才能有明确的方针与路线,学习马克思、列宁、斯大林关于民族问题的理论与方法,是目前我们全党的迫切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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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目前的中心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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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创造川陕甘新苏区,目前我们的中心工作应该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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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立即在一、四方面军中进行宣传鼓动,提高部队的战斗情绪,胜利信心,与刻苦耐劳的精神,准备大量消灭当前敌人,取得北进战略中各个战役的完全胜利,以实现党中央的战略方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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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利用并争取时间整顿部队,进行军事政治的教育训练,以加强部队的战斗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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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为了加强红军党的领导,必须使政治委员制度更加确定,加强红军中党的组织及政治部的工作,把政治工作的重点深入到连队与支部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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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大大提高与严紧一方面军的纪律,必须采取严厉办法保障纪律的执行。同时应使四方面军的同志了解红军的纪律,主要的不是依靠于强迫,而是依靠于阶级的觉悟,极大发扬党员间与红军指战员间阶级友爱与服从纪律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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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加紧对于全体党员与红军指战员间的基本的阶级教育,使他们能够在各种复杂的与变化的环境下坚决不动摇的为苏维埃革命斗争到底,设立红军大学与高级党校,大批培养军事的与政治的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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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番民中的工作必须有迅速的转变。总政治部应收集各地番地工作的经验与教训,以教育自己的干部。用一切办法争取番民群众回家,组织番民游击队,发动番民斗争,建立番民革命政府等。必须挑选一部分优秀的番民给以阶级的与民族的教育,以造成他们自己的干部。红军主力到甘陕青宁等区域后,对回蒙民疾须作更大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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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广大的白区的工作,首先是邻近白区工作,目前应该有计划的开始,发动白区广大工农群众的斗争与游击战争,响应与配合红军的行动,创造游击区与新苏区是我们目前的迫切任务。党中央必须利用一切方法去加强川陕甘三者白区党的领导。同时对长江下游及华北华南各中心城市,产业区域及农村中的斗争,应该在过去工作的基础上及新的有利的环境中极力加强自己组织与领导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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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必须立刻开始白军中的士兵的工作,以瓦解国民党的部队。当地白军工作委员会,必须广泛的×××工作组以×××的材料(××军委标语)适合于当前环境的简单指示,使每个红军指战员了解瓦解白军工作××××部,这一工作的重要,与如何进行白军工作。(原稿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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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必须加强川康省与宁夏省军委的工作,使我们能够真正集中地方与游击战争的领导。要使这个地区成为川陕甘苏区之一部,红军到达陕北后,须更大的建立与加强当地×××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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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建立保卫局的组织系统,加强同反革命的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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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吸收四方面军党的最好干部,参加党中央及其它军事政治机关的负责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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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采取必要方法,加强对于其他苏区与游击区的领导,使各方面的行动更能取得互相的呼应与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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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苏维埃革命胜利的前途与两条路线的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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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创建川陕甘新苏区的过程中,我们必须要碰到许多困难,敌人决不放松我们,他必将加强他的战斗力向我们进攻,同时高山河流草地......必会给我们许多困难。虽然如此,只要我们执行党中央路线,发扬我们的创造清神,我们是能够克服这些困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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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在部队中坚决反对各种右倾机会主义的动摇,这种动摇是由于对于敌人力量的过分估计,夸大敌人的力量,看不到敌人内部力量的削弱,而同时对于自己估计不足所产生的。这种动摇具体的表现在对于党中央所决定的战略方针表现怀疑,不敢大胆的前进,而企图远离敌人避免战斗,对创造新根据地没有信心,惧怕少数民族中工作的困难,没有决心在少数民族中进行艰苦的工作。这种动摇具体的表现在对于一、四方面军力量的不信任,不了解一、四方面军会合的伟大意义。甚至根本怀疑到自己部队的战斗力。这种动摇具体的表现在碰到某些困难即表示悲观失望,消极怠工,不负责任与自暴自弃,这种动摇更表现在对于目前时局估计不正确,怀疑到革命形势的存在,推想到苏维埃运动的低落。因而对革命前途悲观失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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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右倾机会主义的动摇,明显的在部队中存在着,而且部分的生长着。这对于创建根据地的任务是最大的危硷。开展反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是当前中心任务之一。在这种斗争中,必须向每一个党员与红军指战员细心的解释目前的形势与我们胜利的前途,使他们确信苏维埃革命现在虽是遭遇到一些困难,但苏维埃革命必然要胜利。必须使反倾向的斗争同最具体的实际工作的转变密切的联系起来,必须在反倾向斗争中加紧肃反的工作,反对任何对反革命活动的放任和宽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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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反右倾的斗争中丝毫也不要放松“左”倾的空谈,这种“左”倾的具体于以“吹牛皮”来代替敌我力量的正确的分析。因此便仍然造成对目前形势的过“左”的估计,这种“左”的估计的结果,或者走到轻敌的冒险主义,或者掩盖自己惧怕敌人的“右”倾机会主义实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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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必须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来教育我们的党员与红军指战员,冷静的来估计敌我力量的对比与目前的形势。只有这种正确的估计,才能使我们正确的提出党的任务与口号。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拥护真理而反对欺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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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两条路线的斗争的主要目的,是在教育全体党员与红军指战员,以一切努力与牺牲来完成他们所担负的历史任务,只有对于不可救药的机会主义者,党才迟疑的采取纪律的制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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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在我们面前的任务是艰巨的,但我们确信,一、四方面军在党中央及军委领导之下,我们必然能够完成这些任务,能够创造川陕甘西北苏区,取得苏维埃革命在全中国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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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林彪同志的一封信 - 和谐历史档案馆 Banned Historical Archiv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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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给林彪同志的一封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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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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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19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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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签:关键人物文稿 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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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来源:毛泽东思想万岁(1913-1943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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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林彪同志的一封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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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彪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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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的来信我完全同意,还有一点,就三科的文化教育(识字、作文、看书报等能力的养成)是整个教育计划中最重要最根本的部分之一,如果你所说的实际与理论并重,文化工具就是实际的一部分。如果你所说的实际与理论联系,文化工具乃是能够而且必须使用了去把二者联系起来的。如果一切课程都学好了,但不能看书作文,那他们出校后的发展仍是很有限的。如果一切课学了许多,但不算很多,也不算很精,但会看书作文,那他们出校后的发展就有了一种常常用得的基础工具了。如果你同意此意见,那我想应在二、三两科,在以后的四个月中,把文化课(识字`看报、作文三门)更增加些,我想把它增加到全学习时间(包括自修时间)的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请你考虑这个问题,定期检查时,文化应是重要的检查之标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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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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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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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六日十四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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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王以哲的信 - 和谐历史档案馆 Banned Historical Archiv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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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给王以哲的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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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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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19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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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签:书信 关键人物文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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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来源:毛泽东文集第一卷(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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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王以哲 〔 1 〕 的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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鼎方军长勋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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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寇侵略益厉,兄我双方救亡之准备大宜加紧,庶于救亡阵线有最大之裨益。我兄高瞻远瞩,对此谅有同心。目前国际与中国形势日益紧张,一方面侵略主义者动员其侵略阵线,一方面反侵略主义者大规模动员广大民众,组成和平与救国的阵线。中国之汉奸势力虽日益嚣张(如所谓以日制蒋、以政制党、以团制军之一派),然反日反汉奸势力亦大见增进。蒋氏政策之开始若干的转变,南京国民党左派之开始形成,实为近可喜之现象。蒋氏及国民党果能毅然抛弃过去之政策,恢复孙中山先生联俄联共农工三大政策,停止进攻红军,开放各派党禁,弟等极愿与之联合一致,共同担负抗日救亡之事业。双方谈判现将进至比较具体的阶段,虽何时成就尚不可知,然希望实已存在。倘能达到成功之域,对贵我双方之合作事业自有极大之便利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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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外间谣传蒋氏将于西南问题 〔 2 〕 解决之后进攻东北军,谓将用分化政策不利于张副司令 〔 3 〕 。此讯如确,是蒋氏尚未放弃其挑拨离间、排除异己之阴贼险狠的政策。其政策果欲见之实行,弟等可断言蒋氏必归于最后的失败,因为张副司令及我兄联俄联共抗日救亡之主张,并非少数人的主张,实全国爱国同胞的主张;非陈济棠等之不真实不纯洁的主张,乃真心实意为国家为民族的主张。谁要反对张副司令及我兄,不但弟等所率领的红军必以全力出而声讨蒋氏及东北军中叛逆分子之罪恶行为,即全国爱国人民及国际革命势力亦决不容蒋氏等胡干。至于东北军最大多数官兵抗日复土之决心及其坚固的团体,亦必不容东北军中极少数无志节之分子逞其私欲而任其作叛国叛乡叛团体之万恶的勾当。目前蒋氏及其一派亦正在开始进行联俄联共政策,我兄与张副司令实此政策之首先提倡与首先实行者,安得以为有罪而排斥之?由此以观,弟则深望此说之止于谣言,或为蒋氏左右一部分汉奸分子谋划,而非现正开始若干转变之蒋氏及国民党多数有良心分子的意见。但兄等仍宜严密警戒,十分团结自己的团体,预先防止东北团体中某些居心不正分子的乘机捣乱,则以全国与西北的有利形势,以东北军与红军的联合力量,决不怕外间若何之风波也。秋风多厉,为国珍摄。匆此布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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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颂公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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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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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三年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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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书信选集》刊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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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 王以哲(一八九六——一九三七),字鼎方,吉林宾县(今属黑龙江省)人。当时任国民党军第六十七军军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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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 指两广事变。一九三六年六月,广东地方实力派首领陈济棠和广西的李宗仁、白崇禧以抗日为名发出通电,组织西南联军,并出兵企图争夺南京国民党政权。七月陈济棠因部下为蒋介石收买而被迫下台,九月李宗仁、白崇禧与蒋妥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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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 指张学良,见本卷第371页注〔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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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高桂滋的信 - 和谐历史档案馆 Banned Historical Archiv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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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给高桂滋的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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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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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19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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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签:书信 关键人物文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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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来源:毛泽东文集第一卷(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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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高桂滋 〔 1 〕 的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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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五师长阁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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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志明同志回,述阁下赞同敝方国防政府、抗日联军之提议,甚感甚感。时至今日,全国即将陷于沦亡惨境,凡属食毛践土之伦,实舍救国无急务,舍抗日无工作。敝军间关南北,克抵三秦,所务者救中国,所求者抗日本。任何个人、团体、党派、军队,凡与此旨合者则联合之,凡与此旨背者则攻击之。其联之者,为民族革命增义旗也。其攻之者,谓其是真正之汉奸卖国贼,为四万万同胞诛妖孽也。阁下率领之数千健儿,与于一九二七年大革命之役,复与于四年前抗日之役,光荣历史,国人同佩。与红军为敌,谅出于卖国贼首蒋介石之驱迫,转旆击贼,则前事消忘。从此抗日讨卖国贼之革命联合战线上,有广大民众,有红军,复有阁下之义师,无疑将更有无数之义师续续涌出于炎黄华胄之域,出中国于危亡,实为此之是赖。为使猜疑去之务尽,诚信孚于金石,就阁下对马同志所示及敝方所见,列为数条,借求明察:(一)两军各守原防,互不相犯。(二)抗日讨卖国贼大计,从长计议,务出尽善,并使贵军处于安全地位,有任何卖国贼加贵军以危害者,敝方愿以实力共击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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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在贵军尚未至能取公开行动之时机,敝方愿将双方关系及一切信使往还保守绝对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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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贵军未至公开行动之时机,当敝方攻击卖国贼军队(如井岳秀 〔 2 〕 )时,务望采取消极态度,即对敝方之敌不作任何援助举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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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清涧贵部粮秣柴火,既属友军,自当尽力接济。但请阁下对敝方所需之物(如西药、布匹等)亦量为接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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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互派代表在共同基础上订立初步的抗日讨卖国贼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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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互相建立最机密之通讯联络(交换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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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保证双方代表及来往人员之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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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各项,不论阁下所能同意者为全部或一部,敝方均愿与阁下开始实际之谈判。当此国亡无日关头,鄙人等决不因小节而忘大难。区区救国之诚,谅蒙贤者深察。抑更有进者,居今日而言,抗日讨卖国贼,非有广大之联合战线不为功,此不但在国内者为然,即在国际者亦然。环西北数省而军者非尽汉奸卖国贼,其中尽多爱国有志之人,告之以亡国灭种之祸,陈之以联合救国之谋,动之以汉奸卖国贼之蠢与危,必有能感发兴起者,阁下曷尽力图之乎?其在国际则联合一切与日本为敌之国家与民族,实为抗日讨卖国贼重要纲领之一,远者姑勿具论,近在西北,则有伟大强立之苏维埃联邦。是国也,有与我共同反侵略目标,有援助中国反帝运动之深长历史,引以为友,实无损而有益,鄙人等当尽力以图之。附上敝党中央之政治决议及文告多种,借供参考。嘤其鸣矣,求其友声,暴虎入门,懦夫奋臂,谁谓秦无人而曰甘受亡国奴之辱乎?寇深情急,竭意进言,惟阁下熟思而审图之。专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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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颂勋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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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抗日红军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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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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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主席周恩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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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德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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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三年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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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书信选集》刊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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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 高桂滋(一八九一——一九五九),字培五,陕西定边人。当时任国民党军第八十四师师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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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 井岳秀(一八七九——一九三六),陕西蒲城人。当时任国民党军第八十六师师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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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共两党抗日救国协定草案 - 和谐历史档案馆 Banned Historical Archiv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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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国共两党抗日救国协定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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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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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193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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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签:关键人物文稿 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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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来源:毛泽东文集第一卷(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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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共两党抗日救国协定草桉 〔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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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鉴于日本帝国主义者对于中国侵略之有加无已,危害中国领土主权之保全与民族之生存,一致认为惟有两党合作并唤起民众,联合全国各党各派各界,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与国家,实行对日武装抗战,方能达到驱逐日本帝国主义,保卫与恢复中国领土主权,争取国家独立与民族生存之目的。因此,双方派遣全权代表举行谈判,订立此抗日救国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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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双方共同承认,互矢最大之诚信与决心,一致努力于下列之伟大的政治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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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实行对日武装抗战,保卫与恢复全中国之领土与主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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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实现全国各党各派各界各军之抗日救国联合战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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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实现依据民主纲领而建立的中华民主共和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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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为力求以上政治任务之完成起见,双方同意实行下列各项必要的步骤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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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从本协定签字之日起,双方立即停止军事敌对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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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中国国民党方面承认经过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下令停止进攻红军与侵犯苏区,取消经济封锁,并承认经过单独协商,一方面调动进攻红军之部队离开现在区域开赴抗日战线,一方面划定红军必须的与适宜的根据地,供给必需的军械、军服、军费、粮食与一切军用品,供给兵员的补充,以便红军安心进行对日抗战。中国共产党方面承认经过苏维埃政府革命军事委员会下令红军不向国民党部队攻击,承认在抗日作战时在不变更共产党人员在红军中的组织与领导之条件下,全国军队包括红军在内实行统一的指挥与统一的编制,红军担负一定之防线与战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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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中国国民党方面承认改革现行政治制度,撤废一切限制民主权利之法令,允许人民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等自由,惩办汉奸与亲日分子,释放政治犯,释放已被逮捕之共产党员,并承认以后不再破坏共产党之组织与不再逮捕共产党之人员。中国共产党方面承认停止以武力推翻国民党政权之言论与行动,承认在全国建立民主共和国与召集根据普选权选举的全国国会时,苏维埃区域选举代表参加此国会,苏区实行与全中国一样的民主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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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中国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共同承认,在全中国民主国会未召集与民主政府未建立之前,为着实行真正的对日武装抗战,有召集基于全国各党各派各界各军选举的抗日救国代表大会或国防会议之必要,此种抗日救国代表大会或国防会议有决定一切抗日救国方针与方桉之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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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戊)中国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共同承认,为着实行真正的对日武装抗战,有迅速建立统一全国的军事指挥机关(军事委员会与总司令部)及由此机关采取真正对日抗战的一切实际军事步骤之必要。中国国民党承认,红军军事委员会及总司令部有选派代表参加全国的军事委员会与总司令部之必要,并保证该代表等顺利进行其工作;中国共产党承认,中国国民党人员在此种机关中占主要领导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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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中国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共同承认,为着实行真正的对日武装抗战,有与苏联订立互助协定之必要,同时对日本以外之其他国家在不丧失领土主权条件下,应保持友谊并取得其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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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双方共同承认,为完善地执行本协定起见,两党中央各派出同数之代表组织溷合委员会,作为经常接洽与讨论之机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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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双方互相承认,两党应忠实地执行本协定所规定之一切原则与事项,但同时双方均保持其政治上与组织上之独立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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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在本协定的原则下,双方得订立关于许多个别问题之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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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本协定在双方代表签字互换后发生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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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本协定之修改须得双方之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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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中央档桉馆保存的抄件刊印。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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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 这是毛泽东起草的准备由周恩来带去在同国民党谈判时提出的国共两党抗日救国协定草桉。这个协定草桉后来没有签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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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张学良的一封信 - 和谐历史档案馆 Banned Historical Archiv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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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给张学良的一封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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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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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193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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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签:关键人物文稿 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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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来源:毛泽东思想万岁(1913-1943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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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张学良的一封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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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军汉卿先生阁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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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建议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已经一年多了.虽然得到了全国人民的赞助,但中国国民党不但至今采取了游移不决的态度,而且当日寇正准备大举进攻时,反令胡宗南军深入陕甘配合先生所指挥的部队扩大互相残杀的内战。我们正式宣言,为了迅速执行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只要国民党军队停止向红军进攻,不阻拦红军抗日去路与不侵犯红军的抗日后方,我们首先停止向国民党军队的进攻,以此作为我们停战抗日的坚决表示,静待国民党当局的觉悟,仅在国民党军队向我们进攻时,我们才在自卫的方式上予以必要的还击,这同样是为着促使国民党当局的觉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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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是西北各军的领袖,是抗战与内战歧途中的重要责任者,如能顾得到中国民族历史关系的出路,即祈当机立断,立即停止西北各军向红军的进攻,并祈将敝方意见转述蒋介石先生速行决策,互派正式代表谈判停战,抗日的具体条件,拟具国共两党抗日救亡协定草桉送呈卓览。寇深祸急,愿先生迅起图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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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周恩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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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停战抗日的谈话 - 和谐历史档案馆 Banned Historical Archiv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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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关于停战抗日的谈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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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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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1936.1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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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签:对话 关键人物文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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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来源:毛泽东思想万岁(1913-1943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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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停战抗日的谈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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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维埃中央政府与人民红军军事委员会,现已发布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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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切红军部队停止对国民党革命军之任何攻击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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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仅在被攻击时,允许釆取必须之自卫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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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凡属国民革命军,因其向我进攻而被缴获之人员武器,在该军抗日时,一律送还,其愿当红军者听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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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一切可能之援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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吾人已决定再行恳切申请一切国民革命军部队与南京政府,与吾人停战携手抗日。该项申请书,已在草拟中。目前察晋绥三省形势.已属危急万状,吾人极愿与南京政府合作,以达援绥抗日救亡图存之目的,如南京政府诚能顾念国难,停止内战出兵抗日,苏维埃愿以全力援助,并愿以全国之红军主力为先锋,与日寇决一死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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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徐向前起草的致胡宗南信 - 和谐历史档案馆 Banned Historical Archiv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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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为徐向前起草的致胡宗南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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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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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1936.1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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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签:关键人物文稿 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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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来源:毛泽东文集第一卷(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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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徐向前 〔 1 〕 起草的致胡宗南 〔 2 〕 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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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南学兄军长勋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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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埔一别,忽已十年,回念旧情,宛然如昨。目前日寇大举进迫,西北垂危,山河震动,兄我双方亟宜弃嫌修好,走上抗日战线,为挽救国家民族于危亡而努力。敝部已奉苏维埃政府与红军军事委员会命令,对于贵军及其他国民党军队停止进攻,仅在贵军攻击时取自卫手段,一切问题均可商洽,总以和平方法达到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之目的。非畏贵军也,国难当前,实不欲自相残杀,伤国力长寇焰也;如不见谅,必欲一战而后快,则敝方部队已有相当之准备,迫不得已当立于自卫地位给予必要之还击。敝方各军仅为抗日之目的而斗争,深愿与贵军缔结同盟,携手前进。蒋 〔 3 〕 校长现已大有觉悟,甚为佩服。吾辈师生同学之间倘能尽弃前嫌,恢复国共两党之统一战线,共向我全民族最大敌人日本帝国主义决一死战,卫国卫民复仇雪耻,当在今日。吾兄高瞻远瞩,素为弟所钦敬,虽多年敌对,不难一旦言欢。兹特遣使携函征求吾兄高见,倘蒙惠予采纳,即乞停止贵方军事行动,静候敝党中央与蒋校长及贵党中央之谈判。如承派员驾临,敝部自当竭诚欢迎。时危祸急,率尔进言,叨在同门,知不认为唐突也。专此。顺叩戎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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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弟徐向前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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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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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中央档桉馆保存的抄件刊印。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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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 徐向前(一九○一——一九九○),山西五台人。黄埔陆军军官学校第一期毕业生。当时任红军第四方面军总指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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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 胡宗南,黄埔陆军军官学校第一期毕业生,见本卷第450页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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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 蒋,指蒋介石,曾任黄埔陆军军官学校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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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为鲁迅逝世发出的电报 - 和谐历史档案馆 Banned Historical Archiv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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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为鲁迅逝世发出的电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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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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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1936.1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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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签:关键人物文稿 通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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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来源:毛泽东思想万岁(1913-1943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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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为鲁迅逝世发出的电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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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致许广平的追悼鲁迅先生的唁电上海文化界救国会转许广平女士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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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先生逝世,噩耗传来,全国震悼。本党与苏维埃政府及全苏区人民,尤为我中华民族失去最伟大的文学家,热忱追求光明的导师,献身于抗日救国的非凡的领袖,共产主义苏维埃运动之亲爱的战友而同声哀悼。仅以至诚电唁,深信全国人民及优秀之文学家能继续鲁迅先生之事业,与一切侵略者,压迫势力作殊死的斗争,以达中国民族及其被压迫的阶级之民族和社会的彻底解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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肃以电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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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告全国同胞和全世界人士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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噩耗传来,中国文学革命的导师,思想的权威,文坛上最伟大的巨墨,鲁迅先生损落于上海。当此德日等法西斯蒂张牙舞爪,挑拨世界大战,中华民族危急存亡之秋,鲁迅先生的死,使我们中华民族失掉了最前进最无畏的战士,使我们中华民族遭受了最巨大的不可补救的损失,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华人民苏维埃中央政府对于鲁迅先生的死表示最深沉痛切的哀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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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先生的一生的光荣战斗事业,做了中华民族一切忠实儿女的模范,做了一个为民族解放,社会解放,为世界和平而奋斗的文人的模范,他的笔是对于帝国主义,汉奸卖国贼,军阀官僚,土豪劣绅,法西斯蒂以及一切无耻之徒的大炮和照妖镜,他没有一个时候不和被压迫的大众站在一起与那些敌人作战,他的匪利的笔尖,完美的人格,正直的言论,战斗的精神,使那些害虫和毒物无处躲避,他不但鼓励着大众的勇气向着敌人冲锋,并且他的伟大,陡他的死敌也不能不佩服他,尊敬他,惧怕他。中华民族的死敌,曾用屠杀监禁,禁止发表鲁迅的一切文学,禁止出版和贩卖鲁迅的一切着作来威吓他,但鲁迅先生没有屈服,民族的死敌想用“赤化”,“受苏联津贴”等捏造的罪状来诬陷他,但一切诬陷都归失败;民族的死敌,特别是托洛斯基派想用甜言密语来离间大众的阵线,但鲁迅先生给了他以迎头痛击。鲁迅先生在无论如何艰巨的环境中,永远与人民大众一起与人民的敌人作战,他永远站在前进的一边,永远站在革命的一边。他唤起了无数的人们走上革命的大道,他扶助着青年们成为象他一样的革命战士,他在中国革命运动中立下了超人一等的功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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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叶剑英、刘鼎的信 - 和谐历史档案馆 Banned Historical Archiv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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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给叶剑英、刘鼎的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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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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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1936.1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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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签:书信 关键人物文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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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来源:毛泽东文集第一卷(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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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叶剑英、刘鼎 〔 1 〕 的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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剑、鼎二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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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甚紧,外面用费须节省又节省,千万不可过费。无论何时不要丧失我们的立场,不要接受别人的馈赠。只有到了万不得已时,才允许向别人借一点钱用,日后如数归还。一切用费均须报账。因近日接连发生几件浪费事,故向二兄指出此点。并请向雪枫 〔 2 〕 、理治 〔 3 〕 及其他做统一战线工作的同志随时提出对此问题的警觉。苦久了的人难免见风华而把握不住,故应作为一个问题,对同志做教育与警戒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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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买一批通俗的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及哲学书,大约共买十种至十五种左右,要经过选择真正是通俗的而又有价值的(例如艾思奇 〔 4 〕 的《大众哲学》,柳湜 〔 5 〕 的《街头讲话》之类),每种买五十部,共价不过一百元至三百元,请剑兄经手选择,鼎兄经手购买。在十一月初先行选买几种寄来,作为学校与部队提高干部政治文化水平之用。在外面的人,一面工作,一面要提倡看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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买来的军事书多不合用,多是战术技术的,我们要的是战役指挥与战略的,请按此标准选买若干。买一部《孙子兵法》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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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你们写一个带分析性与综合性的报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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润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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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二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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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三年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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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书信选集》刊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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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 叶剑英(一八九七——一九八六),广东梅县人。当时受中国共产党委派在西安做统一战线工作。刘鼎(一九○三——一九八六),四川南溪人。当时受中国共产党委派在红军与东北军之间做联络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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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 雪枫,即彭雪枫(一九○七——一九四四),河南镇平人。当时受中国共产党委派在山西、绥远(今属内蒙古自治区)等地做统一战线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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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 理治,即朱理治(一九○七——一九七八),江苏南通人。当时是中国共产党派驻东北军的特派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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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 艾思奇(一九一○——一九六六),云南腾冲人。当时是上海《读书生活》杂志编辑。他的《大众哲学》是一本宣传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通俗着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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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 柳湜(一九○三——一九六八),湖南长沙人。三十年代在上海、汉口、重庆等地从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文化工作,曾任《读书生活》、《生活日报》、《全民抗战》等报刊编委、主编。《街头讲话》是他写的一本介绍社会科学知识的大众读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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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傅作义的信 - 和谐历史档案馆 Banned Historical Archiv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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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给傅作义的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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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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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1936.1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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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签:书信 关键人物文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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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来源:毛泽东文集第一卷(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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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傅作义 〔 1 〕 的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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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生先生主席勋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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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寇西侵,国难日亟。先生统率师旅捍卫边疆,今夏小试锋芒,已使敌人退避三舍。观乎报载以死继之之言,跃然民族英雄之抱负,四万万人闻之,神为之王,气为之壮,诚属可贺可敬。红军远涉万里,急驱而前,所求者救中国,所事者抗日寇。今春渡河东进,原以冀察 〔 2 〕 为目的地,以日寇为正面敌,不幸不见谅于阎 〔 3 〕 蒋两先生,是以引军西还,从事各方抗日统一战线之促进。目前情势,日寇侵绥 〔 4 〕 如箭在弦上,华北长江同时告急。但国内统一战线粗有成就,南京当局亦有转向抗日趋势,红军主力之三个方面军已集中于陕甘宁地区,一俟取得各方谅解,划定抗日防线,即行配合友军出动抗战。红军虽志切抗战,但在未得友军谅解,尤其在未得抗战地区之友军及地方行政长官之谅解以前,决不冒然向抗战阵地开进。在已得正式谅解而向抗战阵地开进与实行抗战时,自当以其全力为友军之助,而绝不丝毫妨碍共同抗战之友军及其后方之安全与秩序。兹派彭雨峰 〔 5 〕 同志来绥,与先生接洽一切,乞以先生之意见见教,并希建立直接通讯关系。百川先生处,今春曾数数致书,夏时又托郭团长 〔 6 〕 将意,久未得复,祈先生再行转致鄙意。如有可能介绍彭同志赴晋一晤,实为公便。叨在比邻,愿同仇之共赋。倘承不吝赐教,幸甚幸甚。专此。即颂戎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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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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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二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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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三年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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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书信选集》刊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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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 傅作义,字宜生。参见本卷第423页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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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 察,指察哈尔省,见本卷第382页注〔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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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 阎,指阎锡山,字百川。见本卷第371页注〔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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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 绥,指绥远省,见本卷第371页注〔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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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 彭雨峰,即彭雪枫,见本卷第454页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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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 郭团长,指郭登瀛,见本卷第389页注〔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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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蒋介石及国民革命军西北各将领书 - 和谐历史档案馆 Banned Historical Archiv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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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致蒋介石及国民革命军西北各将领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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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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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1936.1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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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签:关键人物文稿 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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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来源:毛泽东文集第一卷(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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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蒋介石及国民革命军西北各将领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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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总司令,张副司令,阎主任,傅主席,杨主任,朱主任,于主席,宁夏马主席,青海马主席,陈总指挥,王治平军长,胡军长,毛军长,王鼎方军长,董军长,何军长,孙军长,冯军长,汤军长,萧军长,高培五军长,高双成军长,邓军长 〔 1 〕 ,暨国民革命军西北各师旅团长公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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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苏维埃红军自去年八月发表宣言,提议建立抗日统一战线以来,转瞬一年多了。这一年间日寇的侵略有加无已,国土日蹙,国势日衰。现在日寇的凶焰益张。华北分离,绥宁 〔 2 〕 沦亡,已经迫在目前。即长江沿海亦莫不敌船云集,蠢蠢欲动。亡国灭种的条件,接连提出。亡国奴的命运威胁着全中国人民。和平久已绝望,牺牲是无可幸免。局势至此,非抗战不足以图存,已为全中国人民所共信。全中国人民今日所仰望于贵党政府的,是领导抗战,驱除日寇。但直至今日,我们犹未闻贵党政府下最后决心,反而见蒋总司令亲临西北,督“剿”红军。这不能不使全国人民失望,不能不使日寇称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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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至今日,贵党政府犹欲以捣乱抗日后方加罪于苏维埃和红军吗?诸先生亲在西北,应知真相。红军自去年北上后,即向四周各军倡议停战抗日。今春借道过晋,屡屡声明系东向抗日,又不蒙蒋阎两先生见谅,只得半途折回,另辟途径。现在全国红军主力三个方面军已会合于西北,正拟与诸先生所部共赴国防前线,合力抗战。乃蒋先生忽于绥东告急大祸临头之际,不加调兵力增援绥远,反而派来甘肃进攻红军。这是谁来捣乱抗日后方?难道中国可亡,日寇可以听其长驱直入,惟独愿意抗日的红军非扑灭之不止吗?恐怕红军未灭,日寇已来,诸先生纵欲继续内战,全中国的人民,诸先生的部下,也决不会再让诸先生自相残杀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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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蒋先生声势汹汹,扬言聚歼红军,但我们认为国势垂危,不容再有萁豆之争。故苏维埃及人民红军军事委员会发布命令,谓:“(一)一切红军部队停止对国民革命军之任何攻击行动;(二)仅在被攻击时,允许采取必需之自卫手段;(三)凡属国民革命军因其向我进攻而被我缴获之人员武器,在该军抗日时,一律送还,其愿当红军者听;(四)如国民革命军向抗日阵地转移时,制止任何妨碍行动,并须给以一切可能之帮助。”依此命令,红军前线各部迄未向诸先生的部队作激烈的抗击,且逐步退让,以期诸先生的自觉。但是如果诸先生以为这是红军的示怯,那末未免大错。在十年对垒之中,为民族、为自由、为正义而战的红军的士气与战斗力,诸先生中不乏身受其教训者。现在集全国精锐于一处,用以抗击诸先生的师出无名和内部充满停战抗日情绪的部队,胜负之数,即诸先生亦当了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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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敢以军人的坦白与热忱敬告诸先生:中华民族已经到了最危急的时候,“覆巢之下,安有完卵”,深望诸先生悬崖勒马,立即停止进攻红军,并与红军携手共赴国防前线,努力杀贼,保卫国土,驱逐日寇,收复失地。我们现更代表全中国红军负责宣言:只要贵党政府决心抗战,红军愿作前驱,并誓与你们合作到底。在抗日战线上,红军愿担任一定的战线,保证一定任务的完成;在作战指挥上,红军愿服从全国统一的军事指挥。在不得抗日友军的同意,红军决不开入抗日友军的防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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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危机已到最后一刹那了。内战还是抗战,决定的关键是操在诸先生手里。全中国人民所希望于诸先生的是奋起抗战的民族英雄,不愿诸先生继续内战成为民族罪人。尤其希望蒋先生毅然决然停止进攻红军的最后内战,率领全中国的武装部队实行抗战,以复活黄埔的革命精神,以恢复国共合作时反帝斗争的勇气。抗战发动得早,是中国民族的大幸。即万一不蒙诸先生采纳,我们亦必以千回百折赴之,不达目的,决不罢休!我们热诚地盼望诸先生给我们满意的回答。不论诸先生派代表进来,或要我们派代表出去,或即在前线上谈判,我们都愿接受。只要内战一停,合作门径一开,一切谈判都将要在抗战的最高原则之下求得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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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深信,绥东抗战一起,西北数十万健儿终会手携手地联合起来,为保卫西北而战,为保卫华北而战,为保卫全中国而战,为收复东北失地而战。致以民族革命的敬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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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朱德张国焘周恩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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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德怀林彪贺龙任弼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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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向前 陈昌浩 王稼蔷 〔 3 〕 刘伯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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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剑英徐海东萧克罗炳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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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振堂杨尚昆关向应左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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聂荣臻程子华张云逸罗瑞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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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伯钧王震张子意陈再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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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宏坤黄超孙玉清陈海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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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世才李先念周纯全周子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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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卓然何畏王维舟阎红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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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先瑞周昆袁国平宋时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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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任穷朱瑞等同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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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二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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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中央档桉馆保存的油印件刊印。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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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 这里依次指蒋介石、张学良、阎锡山、傅作义、杨虎城、朱绍良、于学忠、马鸿逵、马步芳、陈诚、王均、胡宗南、毛炳文、王以哲、董英斌、何柱国、孙蔚如、冯钦哉、汤恩伯、萧之楚、高桂滋、高双成、邓宝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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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 绥宁,指绥远、宁夏。绥远,见本卷第371页注〔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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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 王稼蔷,即王稼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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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张学良的信 - 和谐历史档案馆 Banned Historical Archiv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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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给张学良的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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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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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1936.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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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签:书信 关键人物文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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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来源:毛泽东文集第一卷(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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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张学良 〔 1 〕 的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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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卿先生阁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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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建议全国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已经一年多了,虽已得到全国人民的赞助,但中国国民党不但至今采取游移不决态度,而且当日寇正在准备新的大举进攻时,反令胡宗南 〔 2 〕 军深入陕甘配合先生所指挥的部队扩大自相残杀的内战。我们正式宣言,为了迅速执行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主张,只要国民党军队不拦阻红军的抗日去路与侵犯红军的抗日后方,我们首先实行停止向国民党军队的攻击,以此作为我们停战抗日的坚决表示,静待国民党当局的觉悟,仅在国民党军队向我们攻击时我们才在自卫的方式上与以必要的还击,这同样是为着促进国民党当局的觉悟。先生是西北各军的领袖,且是内战与抗战歧途中的重要责任者,如能顾及中国民族历史关头的出路,即祈当机立断,立即停止西北各军向红军的进攻,并祈将敝方意见转达蒋介石先生速即决策,互派正式代表谈判停战抗日的具体条件。拟具国共两党抗日救国协定草桉 〔 3 〕 ,送呈卓览。寇深祸急,愿先生速起图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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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周恩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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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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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三年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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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书信选集》刊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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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 张学良,字汉卿。见本卷第371页注〔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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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 胡宗南(一八九六——一九六二),浙江孝丰(今属安吉县)人。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一军军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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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 见本卷第446—44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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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要文武双全 - 和谐历史档案馆 Banned Historical Archiv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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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我们要文武双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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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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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1936.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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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签:关键人物文稿 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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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来源:毛泽东思想万岁(1943-1949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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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要文武双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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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是有很多同志爱好文艺,但我们没有组织起来,没有专门计划的研究,进行工农大众的文艺创作,就是说过去我们都是干武的。现在我们不但要武的,我们也要文的了,我们要文武双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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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中华》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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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文艺协会成立大会上的讲话 - 和谐历史档案馆 Banned Historical Archiv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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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在中国文艺协会成立大会上的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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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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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1936.1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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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签:关键人物文稿 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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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来源:毛泽东文集第一卷(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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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文艺协会 〔 1 〕 成立大会上的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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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苏维埃成立已很久,已做了许多伟大惊人的事业,但在文艺创作方面,我们干得很少。今天这个中国文艺协会的成立,这是近十年来苏维埃运动的创举。过去我们是有很多同志爱好文艺,但我们没有组织起来,没有专门计划的研究,进行工农大众的文艺创作,就是说过去我们都是干武的。现在我们不但要武的,我们也要文的了,我们要文武双全。因为现在中国有两条战线,一条是抗日战线,一条是内战。要结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把日本帝国主义赶出去,争取中国民族的独立解放,首先我们就要停止内战。但现在有人不愿停止内战,反而来进攻抗日主力的人民红军,要消灭抗日的领导者和核心的苏维埃,要消灭一切抗日力量,抗日的文艺也要消灭。所以我们要抗日首先就要停止内战。怎样才能停止内战呢?我们要文武两方面都来。要从文的方面去说服那些不愿停止内战者,从文的方面去宣传教育全国民众团结抗日。如果文的方面说服不了那些不愿停止内战者,那我们就要用武的去迫他停止内战。你们文学家也要到前线上去鼓励战士,打败那些不愿停止内战者。所以在促成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运动中,不管在文艺协会都有很重大的任务。发扬苏维埃的工农大众文艺,发扬民族革命战争的抗日文艺,这是你们伟大的光荣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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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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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中华》刊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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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 中国文艺协会,是由丁玲、成彷吾、李伯钊等三十四人倡议,于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在陕西保安县(今志丹县)正式成立的。在成立大会上,由毛泽东提议、全体会员通过定名为“中国文艺协会”。组织协会是为了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目标下,共同推动新的文艺工作,结成统一战线中新的战斗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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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 - 和谐历史档案馆 Banned Historical Archiv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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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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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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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193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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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签:关键人物文稿 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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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来源:毛泽东选集1-7(静火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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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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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的规律——这是任何指导战争的人不能不研究和不能不解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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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战争的规律——这是任何指导革命战争的人不能不研究和不能不解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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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革命战争的规律——这是任何指导中国革命战争的人不能不研究和不能不解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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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现在是从事战争,我们的战争是革命战争,我们的革命战争是在中国这个半殖民地的半封建的国度里进行的。因此,我们不但要研究一般战争的规律,还要研究特殊的革命战争的规律,还要研究更加特殊的中国革命战争的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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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明白,不论做什么事,不懂得那件事的情形,它的性质,它和它以外的事情的关联,就不知道那件事的规律,就不知道如何去做,就不能做好那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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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从有私有财产和有阶级以来就开始了的、用以解决阶级和阶级、民族和民族、国家和国家、政治集团和政治集团之间、在一定发展阶段上的矛盾的一种最高的斗争形式。不懂得它的情形,它的性质,它和它以外事情的关联,就不知道战争的规律,就不知道如何指导战争,就不能打胜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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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战争——革命的阶级战争和革命的民族战争,在一般战争的情形和性质之外,有它的特殊的情形和性质。因此,在一般的战争规律之外,有它的一些特殊的规律。不懂得这些特殊的情形和性质,不懂得它的特殊的规律,就不能指导革命战争,就不能在革命战争中打胜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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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革命战争——不论是国内战争或民族战争,是在中国的特殊环境之内进行的,比较一般的战争,一般的革命战争,又有它的特殊的情形和特殊的性质。因此,在一般战争和一般革命战争的规律之外,又有它的一些特殊的规律。如果不懂得这些,就不能在中国革命战争中打胜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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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我们应该研究一般战争的规律;也应该研究革命战争的规律;最后,我们还应该研究中国革命战争的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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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种人的意见是不对的,我们早已批驳了这种意见了;他们说:只要研究一般战争的规律就得了,具体地说,只要照着反动的中国政府或反动的中国军事学校出版的那些军事条令去做就得了。他们不知道:这些条令仅仅是一般战争的规律,并且全是抄了外国的,如果我们一模一样地照抄来用,丝毫也不变更其形式和内容,就一定是削足适履,要打败仗。他们的理由是:过去流过血得来的东西,为什么要不得?他们不知道:我们固然应该尊重过去流血的经验,但是还应该尊重自己流血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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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有一种人的意见也是不对的,我们也早已批驳了这种意见了;他们说:只要研究俄国革命战争的经验就得了,具体地说,只要照着苏联内战的指导规律和苏联军事机关颁布的军事条令去做就得了。他们不知道:苏联的规律和条令,包含着苏联内战和苏联红军的特殊性,如果我们一模一样地抄了来用,不允许任何的变更,也同样是削足适履,要打败仗。这些人的理由是:苏联的战争是革命的战争,我们的战争也是革命的战争,而且苏联是胜利了,为什么还有取舍的余地?他们不知道:我们固然应该特别尊重苏联的战争经验,因为它是最近代的革命战争的经验,是在列宁、斯大林指导之下获得的;但是我们还应该尊重中国革命战争的经验,因为中国革命和中国红军又有许多特殊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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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有一种人的意见也是不对的,我们也早就批驳了这种意见了;他们说:一九二六年至一九二七年的北伐战争的经验是最好的,我们应该学习它,具体地说,学北伐战争的长驱直进和夺取大城市。他们不知道:北伐战争的经验是应该学习的,但是不应该刻板地抄用,因为我们现时战争的情况已经变化了。我们只应该采用北伐战争中那些在现时情况下还能适用的东西,我们应该按照现时情况规定我们自己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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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看来,战争情况的不同,决定着不同的战争指导规律,有时间、地域和性质的差别。从时间的条件说,战争和战争指导规律都是发展的,各个历史阶段有各个历史阶段的特点,因而战争规律也各有其特点,不能呆板地移用于不同的阶段。从战争的性质看,革命战争和反革命战争,各有其不同的特点,因而战争规律也各有其特点,不能呆板地互相移用。从地域的条件看,各个国家各个民族特别是大国家大民族均有其特点,因而战争规律也各有其特点,同样不能呆板地移用。我们研究在各个不同历史阶段、各个不同性质、不同地域和民族的战争的指导规律,应该着眼其特点和着眼其发展,反对战争问题上的机械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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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不止此。对于一个指挥员来说,起初会指挥小兵团,后来又会指挥大兵团,这对于他是进步了,发展了。一个地方和许多地方也不相同。起初会在某一熟悉的地方作战,后来在许多地方也会作战,这对于一个指挥员又是进步了,发展了。因为敌我双方的技术、战术、战略的发展,一个战争中各阶段的情形也不相同。在低级阶段会指挥的,到了高级阶段也会指挥,这对于一个指挥员更是进步和发展了。只能适应于一定兵团、一定地方和战争发展的一定阶段,这叫做没有进步和没有发展。有一种人,抱着一技之长和一孔之见,再也没有进步,这对革命虽则在一地一时有些作用,但是没有大的作用。我们要求有大的作用的战争指导者。一切战争指导规律,依照历史的发展而发展,依照战争的发展而发展;一成不变的东西是没有的。 第二节 战争的目的在于消灭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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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这个人类互相残杀的怪物,人类社会的发展终久要把它消灭的,而且就在不远的将来会要把它消灭的。但是消灭它的方法只有一个,就是用战争反对战争,用革命战争反对反革命战争,用民族革命战争反对民族反革命战争,用阶级革命战争反对阶级反革命战争。历史上的战争,只有正义的和非正义的两类。我们是拥护正义战争反对非正义战争的。一切反革命战争都是非正义的,一切革命战争都是正义的。人类的战争生活时代将要由我们之手而结束,我们所进行的战争,毫无疑义地是属于最后战争的一部分。但是我们所面临的战争,毫无疑义又是最大的和最残酷的战争的一部分。最大的和最残酷的非正义的反革命的战争,迫临在我们的头上,我们如果不打起正义战争的旗帜,人类的大多数就要遭受摧残。人类正义战争的旗帜是拯救人类的旗帜,中国正义战争的旗帜是拯救中国的旗帜。人类的大多数和中国人的大多数所举行的战争,毫无疑义地是正义的战争,是拯救人类拯救中国的至高无上的荣誉的事业,是把全世界历史转到新时代的桥梁。人类社会进步到消灭了阶级,消灭了国家,到了那时,什么战争也没有了,反革命战争没有了,革命战争也没有了,非正义战争没有了,正义战争也没有了,这就是人类的永久和平的时代。我们研究革命战争的规律,出发于我们要求消灭一切战争的志愿,这是区别我们共产党人和一切剥削阶级的界线。 第三节 战略问题是研究战争全局的规律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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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有战争,就有战争的全局。世界可以是战争的一全局,一国可以是战争的一全局,一个独立的游击区、一个大的独立的作战方面,也可以是战争的一全局。凡属带有要照顾各方面和各阶段的性质的,都是战争的全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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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带全局性的战争指导规律,是战略学的任务。研究带局部性的战争指导规律,是战役学和战术学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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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战役指挥员和战术指挥员了解某种程度的战略上的规律,何以成为必要呢?因为懂得了全局性的东西,就更会使用局部性的东西,因为局部性的东西是隶属于全局性的东西的。说战略胜利取决于战术胜利的这种意见是错误的,因为这种意见没有看见战争的胜败的主要和首先的问题,是对于全局和各阶段的关照得好或关照得不好。如果全局和各阶段的关照有了重要的缺点或错误,那个战争是一定要失败的。说“一着不慎,满盘皆输”,乃是说的带全局性的,即对全局有决定意义的一着,而不是那种带局部性的即对全局无决定意义的一着。下棋如此,战争也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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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全局性的东西,不能脱离局部而独立,全局是由它的一切局部构成的。有的时候,有些局部破坏了或失败了,全局可以不起重大的影响,就是因为这些局部不是对于全局有决定意义的东西。战争中有些战术上或战役上的失败或不成功,常常不至于引起战争全局的变坏,就是因为这些失败不是有决定意义的东西。但若组成战争全局的多数战役失败了,或有决定意义的某一二个战役失败了,全局就立即起变化。这里说的多数战役和某一二个战役,就都是决定的东西了。战争历史中有在连战皆捷之后吃了一个败仗以至全功尽弃的,有在吃了许多败仗之后打了一个胜仗因而开展了新局面的。这里说的“连战皆捷”和“许多败仗”,都是局部性的,对于全局不起决定作用的东西。这里说的“一个败仗”和“一个胜仗”,就都是决定的东西了。所有这些,都在说明关照全局的重要性。指挥全局的人,最要紧的,是把自己的注意力摆在照顾战争的全局上面。主要地是依据情况,照顾部队和兵团的组成问题,照顾两个战役之间的关系问题,照顾各个作战阶段之间的关系问题,照顾我方全部活动和敌方全部活动之间的关系问题,这些都是最吃力的地方,如果丢了这个去忙一些次要的问题,那就难免要吃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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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全局和局部的关系,不但战略和战役的关系是如此,战役和战术的关系也是如此。师的动作和团营动作的关系,连的动作和排班动作的关系,就是实例。任何一级的首长,应当把自己注意的重心,放在那些对于他所指挥的全局说来最重要最有决定意义的问题或动作上,而不应当放在其他的问题或动作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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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重要,说有决定意义,不能按照一般的或抽象的情况去规定,必须按照具体的情况去规定。作战时选择突击方向和突击点,要按照当前的敌情、地形和自己兵力的情况去规定。在给养丰富的地方要注意不使战士吃得太饱,在给养不足的地方却要注意不使战士饿肚。在白色区域,可以因为仅仅一个消息的走漏而使尔后的战斗失败;在红色区域,则走漏消息的问题常常不是最重要的。某些战役,高级指挥员有亲自参加之必要,其他则无此必要。一个军事学校,最重要的问题,是选择校长教员和规定教育方针。一个民众大会,主要应注意动员民众到会和提出恰当的口号。如此等等。总之,一个原则,就是注意于那些有关全局的重要的关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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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战争全局的指导规律,是要用心去想一想才行的。因为这种全局性的东西,眼睛看不见,只能用心思去想一想才能懂得,不用心思去想,就不会懂得。但是全局是由局部构成的,有局部经验的人,有战役战术经验的人,如肯用心去想一想,就能够明白那些更高级的东西。战略问题,如所谓照顾敌我之间的关系,照顾各个战役之间或各个作战阶段之间的关系,照顾有关全局的(有决定意义的)某些部分,照顾全盘情况中的特点,照顾前后方之间的关系,照顾消耗和补充,作战和休息,集中和分散,攻击和防御,前进和后退,荫蔽和暴露,主攻方面和助攻方面,突击方面和钳制方面,集中指挥和分散指挥,持久战和速决战,阵地战和运动战,本军和友军,这些兵种和那些兵种,上级和下级,干部和兵员,老兵和新兵,高级干部和下级干部,老干部和新干部,红色区域和白色区域,老区和新区,中心区和边缘区,热天和冷天,胜仗和败仗,大兵团和小兵团,正规军和游击队,消灭敌人和争取群众,扩大红军和巩固红军,军事工作和政治工作,过去的任务和现在的任务,现在的任务和将来的任务,那种情况下的任务和这种情况下的任务,固定战线和非固定战线,国内战争和民族战争,这一历史阶段和那一历史阶段,等等问题的区别和联系,都是眼睛看不见的东西,但若用心去想一想,也就都可以了解,都可以捉住,都可以精通。这就是说,能够把战争或作战的一切重要的问题,都提到较高的原则性上去解决。达到这个目的,就是研究战略问题的任务。 第四节 重要的问题在善于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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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要组织红军?因为要使用它去战胜敌人。为什么要学习战争规律?因为要使用这些规律于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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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不是容易的事情,使用更加不容易。战争的学问拿在讲堂上,或在书本中,很多人尽管讲得一样头头是道,打起仗来却有胜负之分。战争史和我们自己的战争生活,都证明了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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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末,关键在哪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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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能要求事实上的常胜将军,这是从古以来就很少的。我们要求在战争过程中一般地打胜仗的勇敢而明智的将军——智勇双全的将军。要达到智勇双全这一点,有一种方法是要学的,学习的时候要用这种方法,使用的时候也要用这种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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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方法呢?那就是熟识敌我双方各方面的情况,找出其行动的规律,并且应用这些规律于自己的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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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国家颁布的军事条令书上,都指示了“按照情况活用原则”的必要,又都指示了打败仗时的处置方法。前者是不要指挥员因死用原则而主观地犯错误;后者是当着指挥员主观地犯了错误,或客观情况起了非所预料的和不可抗的变化时,告诉指挥员怎样去处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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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主观上会犯错误呢?就是因为战争或战斗的部署和指挥不适合当时当地的情况,主观的指导和客观的实在情况不相符合,不对头,或者叫做没有解决主观和客观之间的矛盾。人办一切事情都难免这种情形,有比较地会办和比较地不会办之分罢了。事情要求比较地会办,军事上就要求比较地多打胜仗,反面地说,要求比较地少打败仗。这里的关键,就在于把主观和客观二者之间好好地符合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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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战术的例子来说。攻击点选在敌人阵地的某一翼,而那里正是敌人的薄弱部,突击因而成功,这叫做主观和客观相符合,也就是指挥员的侦察、判断和决心,和敌人及其配置的实在情形相符合。如果攻击点选在另一翼,或中央,结果正碰在敌人的钉子上,攻不进去,就叫做不相符合。攻击时机的适当,预备队使用的不迟不早,以及各种战斗处置和战斗动作都利于我不利于敌,便是整个战斗中主观指挥和客观情况统统相符合。统统相符合的事,在战争或战斗中是极其少有的,这是因为战争或战斗的双方是成群的武装着的活人,而又互相保持秘密的缘故,这和处置静物或日常事件是大不相同的。然而只要做到指挥大体上适合情况,即在有决定意义的部分适合情况,那就是胜利的基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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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挥员的正确的部署来源于正确的决心,正确的决心来源于正确的判断,正确的判断来源于周到的和必要的侦察,和对于各种侦察材料的联贯起来的思索。指挥员使用一切可能的和必要的侦察手段,将侦察得来的敌方情况的各种材料加以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思索,然后将自己方面的情况加上去,研究双方的对比和相互的关系,因而构成判断,定下决心,作出计划,——这是军事家在作出每一个战略、战役或战斗的计划之前的一个整个的认识情况的过程。粗心大意的军事家,不去这样做,把军事计划建立在一相情愿的基础之上,这种计划是空想的,不符合于实际的。鲁莽的专凭热情的军事家之所以不免于受敌人的欺骗,受敌人表面的或片面的情况的引诱,受自己部下不负责任的无真知灼见的建议的鼓动,因而不免于碰壁,就是因为他们不知道或不愿意知道任何军事计划,是应该建立于必要的侦察和敌我情况及其相互关系的周密思索的基础之上的缘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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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识情况的过程,不但存在于军事计划建立之前,而且存在于军事计划建立之后。当执行某一计划时,从开始执行起,到战局终结止,这是又一个认识情况的过程,即实行的过程。此时,第一个过程中的东西是否符合于实况,需要重新加以检查。如果计划和情况不符合,或者不完全符合,就必须依照新的认识,构成新的判断,定下新的决心,把已定计划加以改变,使之适合于新的情况。部分地改变的事差不多每一作战都是有的,全部地改变的事也是间或有的。鲁莽家不知改变,或不愿改变,只是一味盲干,结果又非碰壁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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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说的是一个战略的行动,或一个战役和战斗的行动。经验多的军人,假使他是虚心学习的,他摸熟了自己的部队(指挥员、战斗员、武器、给养等等及其总体)的脾气,又摸熟了敌人的部队(同样,指挥员、战斗员、武器、给养等等及其总体)的脾气,摸熟了一切和战争有关的其他的条件如政治、经济、地理、气候等等,这样的军人指导战争或作战,就比较地有把握,比较地能打胜仗。这是在长时间内认识了敌我双方的情况,找出了行动的规律,解决了主观和客观的矛盾的结果。这一认识过程是非常重要的,没有这一种长时间的经验,要了解和把握整个战争的规律是困难的。做一个真正能干的高级指挥员,不是初出茅庐或仅仅善于在纸上谈兵的角色所能办到的,必须在战争中学习才能办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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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带原则性的军事规律,或军事理论,都是前人或今人做的关于过去战争经验的总结。这些过去的战争所留给我们的血的教训,应该着重地学习它。这是一件事。然而还有一件事,即是从自己经验中考证这些结论,吸收那些用得着的东西,拒绝那些用不着的东西,增加那些自己所特有的东西。这后一件事是十分重要的,不这样做,我们就不能指导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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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是学习,使用也是学习,而且是更重要的学习。从战争学习战争——这是我们的主要方法。没有进学校机会的人,仍然可以学习战争,就是从战争中学习。革命战争是民众的事,常常不是先学好了再干,而是干起来再学习,干就是学习。从“老百姓”到军人之间有一个距离,但不是万里长城,而是可以迅速地消灭的,干革命,干战争,就是消灭这个距离的方法。说学习和使用不容易,是说学得彻底,用得纯熟不容易。说老百姓很快可以变成军人,是说此门并不难入。把二者总合起来,用得着中国一句老话:“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入门既不难,深造也是办得到的,只要有心,只要善于学习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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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事的规律,和其他事物的规律一样,是客观实际 〔 1 〕 在我们头脑中的反映,除了我们的头脑以外,一切都是客观实际的东西。因此,学习和认识的对象,包括敌我两方面,这两方面都应该看成研究的对象,只有我们的头脑(思想)才是研究的主体。有一种人,明于知己,暗于知彼,又有一种人,明于知彼,暗于知己,他们都是不能解决战争规律的学习和使用的问题的。中国古代大军事学家孙武子 〔 2 〕 书上“知彼知己,百战不殆”这句话,是包括学习和使用两个阶段而说的,包括从认识客观实际中的发展规律,并按照这些规律去决定自己行动克服当前敌人而说的;我们不要看轻这句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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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是民族和民族、国家和国家、阶级和阶级、政治集团和政治集团之间互相斗争的最高形式;一切关于战争的规律,都是进行战争的民族、国家、阶级、政治集团为了争取自己的胜利而使用的。战争的胜负,主要地决定于作战双方的军事、政治、经济、自然诸条件,这是没有问题的。然而不仅仅如此,还决定于作战双方主观指导的能力。军事家不能超过物质条件许可的范围外企图战争的胜利,然而军事家可以而且必须在物质条件许可的范围内争取战争的胜利。军事家活动的舞台建筑在客观物质条件的上面,然而军事家凭着这个舞台,却可以导演出许多有声有色威武雄壮的活剧来。因此,我们红军的指导者,在既定的客观物质基础即军事、政治、经济、自然诸条件之上,就必须发挥我们的威力,提挈全军,去打倒那些民族的和阶级的敌人,改变这个不好的世界。这里就用得着而且必须用我们的主观指导的能力。我们不许可任何一个红军指挥员变为乱撞乱碰的鲁莽家;我们必须提倡每个红军指挥员变为勇敢而明智的英雄,不但有压倒一切的勇气,而且有驾驭整个战争变化发展的能力。指挥员在战争的大海中游泳,他们不使自己沉没,而要使自己决定地有步骤地达到彼岸。指导战争的规律,就是战争的游泳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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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是我们的方法。 第二章 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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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一九二四年开始的中国革命战争,已经过去了两个阶段,即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的阶段和一九二七年至一九三六年的阶段;今后则是抗日民族革命战争的阶段。这三个阶段的革命战争,都是中国无产阶级及其政党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中国革命战争的主要敌人,是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中国资产阶级虽然在某种历史时机可以参加革命战争,然而由于它的自私自利性和政治上经济上的缺乏独立性,不愿意也不能领导中国革命战争走上彻底胜利的道路。中国农民群众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群众,是愿意积极地参加革命战争,并愿意使战争得到彻底胜利的。他们是革命战争的主力军;然而他们的小生产的特点,使他们的政治眼光受到限制(一部分失业群众则具有无政府思想),所以他们不能成为战争的正确的领导者。因此,在无产阶级已经走上政治舞台的时代,中国革命战争的领导责任,就不得不落到中国共产党的肩上。在这种时候,任何的革命战争如果没有或违背无产阶级和共产党的领导,那个战争是一定要失败的。因为半殖民地的中国的社会各阶层和各种政治集团中,只有无产阶级和共产党,才最没有狭隘性和自私自利性,最有远大的政治眼光和最有组织性,而且也最能虚心地接受世界上先进的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经验而用之于自己的事业。因此,只有无产阶级和共产党能够领导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克服农民和小资产阶级的狭隘性,克服失业者群的破坏性,并且还能够克服资产阶级的动摇和不彻底性(如果共产党的政策不犯错误的话),而使革命和战争走上胜利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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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的革命战争,基本地说,是在国际无产阶级和中国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对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及其政党的政治影响和政治合作之下进行的。然而当着革命和战争的紧急关头,首先由于大资产阶级的叛变,同时也由于革命队伍中机会主义者的自动地放弃革命领导权,这次革命战争就失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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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二七年至现在的土地革命战争,是在新的情况之下进行的。战争的敌人不但是帝国主义,而且是大资产阶级和大地主的联盟。民族资产阶级则做了大资产阶级的尾巴。领导这个革命战争的惟有共产党,共产党已经形成了对于革命战争的绝对的领导权。共产党的这种绝对的领导权,是使革命战争坚持到底的最主要的条件。没有共产党的这种绝对的领导,是不能设想革命战争能有这样的坚持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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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是英勇坚决地领导了中国的革命战争,在十五年的长岁月中 〔 3 〕 ,在全国人民面前,表示了自己是人民的朋友,每一天都是为了保护人民的利益,为了人民的自由解放,站在革命战争的最前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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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以自己艰苦奋斗的经历,以几十万英勇党员和几万英勇干部的流血牺牲,在全民族几万万人中间起了伟大的教育作用。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斗争中的伟大的历史成就,使得今天处在民族敌人侵入的紧急关头的中国有了救亡图存的条件,这个条件就是有了一个为大多数人民所信任的、被人民在长时间内考验过因此选中了的政治领导者。现在共产党说的话,比其他任何政党说的话,都易于为人民所接受。没有中国共产党在过去十五年间的艰苦奋斗,挽救新的亡国危险是不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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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战争中,除了犯过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 〔 4 〕 和李立三“左”倾机会主义 〔 5 〕 两个错误之外,还犯过了下述的两个错误:其一,是在一九三一年至一九三四年的“左”倾机会主义 〔 6 〕 ,这个错误使得土地革命战争受到了极端严重的损失,得到了在第五次反“围剿”中不能战胜敌人反而丧失了根据地削弱了红军的结果。这个错误是在一九三五年一月扩大的中央政治局的遵义会议 〔 7 〕 时纠正过来了。其二,是在一九三五年至一九三六年的张国焘右倾机会主义 〔 8 〕 ,这个错误发展到破坏了党和红军的纪律,使一部分红军主力遭受了严重的损失;然而由于中央的正确领导,红军中党员和指挥员战斗员的觉悟,终于也把这个错误纠正过来了。所有这些错误,对于我们的党,我们的革命和战争,当然是不利的,然而终于被我们克服,我们的党和我们的红军是从这些错误的克服中锻炼得更加坚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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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领导了、而且继续领导着轰轰烈烈的光荣的胜利的革命战争。这个战争不但是解放中国的旗帜,而且是具有国际的革命意义的。世界的革命人民的眼睛都望着我们。在新的抗日民族革命战争的阶段上,我们将引导中国革命走向完成,也将给东方和世界的革命以深刻的影响。过去的革命战争证明,我们不但需要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正确的政治路线,而且需要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正确的军事路线。十五年的革命和战争,已经锻炼出来这样一条政治的和军事的路线了。今后战争的新阶段,我们相信,将使这样的路线,根据新的环境,更加发展、充实和丰富起来,达到战胜民族敌人之目的。历史告诉我们,正确的政治的和军事的路线,不是自然地平安地产生和发展起来的,而是从斗争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一方面,它要同“左”倾机会主义作斗争,另一方面,它又要同右倾机会主义作斗争。不同这些危害革命和革命战争的有害的倾向作斗争,并且彻底地克服它们,正确路线的建设和革命战争的胜利,是不可能的。我在这本小册子中时常提到错误方面的意见,就是为了这个目的。 第三章 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第一节 这个问题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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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承认、不知道、或不愿意知道中国革命战争有其特点的人,把红军对国民党军队的作战,看做和一般战争相同,或和苏联内战相同。列宁斯大林领导的苏联内战的经验是有世界的意义的。所有的共产党,中国共产党也同样,都是以这个经验和列宁斯大林对这个经验的理论综合作为指南的。但这并不是说,我们应该在我们的条件下机械地运用这个经验。中国革命战争的许多方面都有其自己的不同于苏联内战的特点。不估计到这种特点,或否认这种特点,当然是错误的。这点在我们的十年战争中已经完全证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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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敌人也曾犯过类似的错误。他们不承认和红军作战需要有和其他作战不同的战略和战术。他们依仗其各方面的优势,轻视我们,固守其老一套的战法。这是一九三三年敌人的第四次“围剿”时期及其以前的情形,其结果就是招致了他们的历次的失败。首先在国民党军队中提出在这个问题上的新意见的是国民党的反动将军柳维垣,后来有戴岳。最后他们的意见被蒋介石采纳了。这就是蒋介石庐山军官训练团 〔 9 〕 及其在第五次“围剿”中施行的反动的新军事原则 〔 10 〕 产生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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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当着敌人改变其军事原则使之适合于同红军作战的情况的时候,我们队伍中却出现了回到“老套”的人们。他们主张回到一般情况的方面去,拒绝了解任何的特殊情况,拒绝红军血战史的经验,轻视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的力量,轻视国民党军队的力量,对敌人采用的反动的新原则视若无睹。结果,是丧失了除了陕甘边区以外的一切革命根据地,使红军由三十万人降到了几万人,使中国共产党由三十万党员降到了几万党员,而在国民党区域的党组织几乎全部丧失。总之,是受了一次极大的历史性的惩罚。他们自称为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其实一点马克思列宁主义也没有学到。列宁说:马克思主义的最本质的东西,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就在于具体地分析具体的情况 〔 11 〕 。我们的这些同志恰是忘记了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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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知,不了解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就不能指导中国革命战争,就不能引导中国革命战争走上胜利的途径。 第二节 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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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末,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是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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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以为有四个主要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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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特点,中国是一个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半殖民地的大国,而又经过了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的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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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特点,指出中国革命战争有发展和胜利的可能性。当着一九二七年冬天至一九二八年春天,中国游击战争发生不久,湖南江西两省边界区域——井冈山的同志们中有些人提出“红旗到底打得多久”这个疑问的时候,我们就把它指出来了(湘赣边界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 〔 12 〕 )。因为这是一个最基本的问题,不答复中国革命根据地和中国红军能否存在和发展的问题,我们就不能前进一步。一九二八年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 〔 13 〕 ,把这个问题又作了一次答复。中国革命运动,从此就有了正确的理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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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把这个问题分开来看一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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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微弱的资本主义经济和严重的半封建经济同时存在,近代式的若干工商业都市和停滞着的广大农村同时存在,几百万产业工人和几万万旧制度统治下的农民和手工业工人同时存在,管理中央政府的大军阀和管理各省的小军阀同时存在,反动军队中有隶属蒋介石的所谓中央军和隶属各省军阀的所谓杂牌军这样两部分军队同时存在,若干的铁路航路汽车路和普遍的独轮车路、只能用脚走的路和用脚还不好走的路同时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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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国家——帝国主义的不统一,影响到中国统治集团间的不统一。数国支配的半殖民地国家和一国支配的殖民地是有区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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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是一个大国——“东方不亮西方亮,黑了南方有北方”,不愁没有回旋的余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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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是经过了一次大革命的——准备好了红军的种子,准备好了红军的领导者即共产党,又准备好了参加过一次革命的民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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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我们说,中国是一个经过了一次革命的、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半殖民地的大国,这是中国革命战争的第一个特点。这个特点,不但基本地规定了我们政治上的战略和战术,而且也基本地规定了我们军事上的战略和战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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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特点是敌人的强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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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军的敌人国民党,它的情况是怎样呢?它是夺取了政权而且相对地稳定了它的政权的党。它得到了全世界主要反革命国家的援助。它已改造了它的军队——改造得和中国任何一个历史时代的军队都不相同,而和世界现代国家的军队却大体相同,武器和其他军事物资的供给比起红军来雄厚得多,而且其军队数量之多超过中国任何一个历史时代的军队,超过世界任何一个国家的常备军。它的军队和红军比较起来真有天壤之别。它控制了全中国的政治、经济、交通、文化的枢纽或命脉,它的政权是全国性的政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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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红军是处在这样强大的敌人的面前。这是中国革命战争的第二个特点。这个特点,使红军的作战不能不和一般战争以及苏联内战、北伐战争都有许多的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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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个特点是红军的弱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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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红军是产生于第一次大革命失败之后,从游击队开始。不但处在中国的反动时期,而且处在世界上反动的资本主义国家在政治上经济上比较稳定的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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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政权是分散而又孤立的山地或僻地的政权,没有任何的外间援助。革命根据地的经济条件和文化条件同国民党区域比较是落后的。革命根据地只有乡村和小城市。其区域开始是非常之小,后来也并不很大。而且根据地是流动不定的;红军没有真正巩固的根据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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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军的数量是少的,红军的武器是差的,红军的粮食被服等物质供给是非常困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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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特点和前一个特点是尖锐的对比。红军的战略战术,是在这种尖锐的对比上发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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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个特点是共产党的领导和土地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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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特点是第一个特点的必然结果。这个特点产生了两方面的情形。在一方面,中国革命战争虽然是处在中国和资本主义世界的反动时期,然而是能够胜利的,因为它有共产党的领导和农民的援助。根据地虽小却有很大的政治上的威力,屹然和庞大的国民党政权相对立,军事上给国民党的进攻以很大的困难,因为我们有农民的援助。红军虽小却有强大的战斗力,因为在共产党领导下的红军人员是从土地革命中产生,为着自己的利益而战斗的,而且指挥员和战斗员之间在政治上是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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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则和国民党成了尖锐的对比。国民党是反对土地革命的,因此没有农民的援助。其军队虽多,却不能使兵士群众和许多小生产者出身的下级干部自觉地为国民党拚命,官兵之间在政治上是分歧的,这就减少了它的战斗力。 第三节 由此产生我们的战略战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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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了一次大革命的政治经济不平衡的半殖民地的大国,强大的敌人,弱小的红军,土地革命——这是中国革命战争四个主要的特点。这些特点,规定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指导路线及其许多战略战术的原则。第一个特点和第四个特点,规定了中国红军的可能发展和可能战胜其敌人。第二个特点和第三个特点,规定了中国红军的不可能很快发展和不可能很快战胜其敌人,即是规定了战争的持久,而且如果弄得不好的话,还可能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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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中国革命战争的两方面。这两方面同时存在着,即是说,既有顺利的条件,又有困难的条件。这是中国革命战争的根本规律,许多规律都是从这个根本的规律发生出来的。我们的十年战争史证明了这个规律的正确性。谁要是睁眼看不见这些根本性质的规律,谁就不能指导中国的革命战争,谁就不能使红军打胜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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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明显的,正确地规定战略方向,进攻时反对冒险主义,防御时反对保守主义,转移时反对逃跑主义;反对红军的游击主义,却又承认红军的游击性;反对战役的持久战和战略的速决战,承认战略的持久战和战役的速决战;反对固定的作战线和阵地战,承认非固定的作战线和运动战;反对击溃战,承认歼灭战;反对战略方向的两个拳头主义,承认一个拳头主义;反对大后方制度,承认小后方制度;反对绝对的集中指挥,承认相对的集中指挥;反对单纯军事观点和流寇主义 〔 14 〕 ,承认红军是中国革命的宣传者和组织者;反对土匪主义 〔 15 〕 ,承认严肃的政治纪律;反对军阀主义,承认有限制的民主生活和有威权的军事纪律;反对不正确的宗派主义的干部政策,承认正确的干部政策;反对孤立政策,承认争取一切可能的同盟者;最后,反对把红军停顿于旧阶段,争取红军发展到新阶段——所有这些原则问题,都要求正确的解决。我们现在要讲的战略问题,就是要就中国革命战争的十年血战史的经验,好好地说明这些问题。 第四章 “围剿”和反“围剿”——中国内战的主要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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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以来,从游击战争开始的一天起,任何一个独立的红色游击队或红军的周围,任何一个革命根据地的周围,经常遇到的是敌人的“围剿”。敌人把红军看作异物,一出现就想把它捕获。敌人总是跟着红军,而且总是把它围起来。这种形式,过去十年是没有变化的,如果没有民族战争代替国内战争,那末,直到敌人变成弱小者、红军变成强大者那一天为止,这种形式也是不会变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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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军的活动,采取了反“围剿”的形式。所谓胜利,主要地是说反“围剿”的胜利,这就是战略和战役的胜利。反对一次“围剿”是一个战役,常常由大小数个以至数十个战斗组织而成。在一次“围剿”没有基本地打破以前,即使得到了许多战斗的胜利,还不能说战略上或整个战役上已经胜利了。十年的红军战争史,就是一部反“围剿”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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敌人的“围剿”和红军的反“围剿”,互相采用进攻和防御这两种战斗的形式,这是和古今中外的战争没有两样的。然而中国内战的特点,则在二者的长期的反复。在一次“围剿”中,敌人以进攻反对红军的防御,红军以防御反对敌人的进攻,这是反“围剿”战役的第一个阶段。敌人以防御反对红军的进攻,红军以进攻反对敌人的防御,这是反“围剿”战役的第二个阶段。任何的“围剿”,都是包括这两个阶段的,而且是长期地反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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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长期反复,是说战争和战斗形式的反复。这是事实,任何人一看就知的。“围剿”和反“围剿”,是战争形式的反复。敌以进攻对我防御、我以防御对敌进攻的第一阶段,和敌以防御对我进攻、我以进攻对敌防御的第二阶段,是每一次“围剿”中战斗形式的反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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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战争和战斗的内容,则不是简单地反复的,而是每次不同的。这也是事实,任何人一看就知的。这里的规律,是“围剿”和反“围剿”的规模一次比一次大,情况一次比一次复杂,战斗一次比一次激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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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不是没有起落的。第五次“围剿”之后,因为红军极大地削弱了,南方根据地全部丧失,红军移到了西北,不是如同在南方那样处在威胁国内敌人的最重要的地位了,“围剿”的规模、情况和战斗,就比较小些,简单些,缓和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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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军的失败是什么呢?在战略上说,只有反“围剿”根本没有成功,才叫做失败,而且也只能叫做局部的和暂时的失败。因为国内战争的根本的失败,就是整个红军的覆灭,然而这样的事实是没有的。广大根据地的丧失和红军的转移,这是暂时的和局部的失败,不是永远的和全部的失败,虽然这个局部是包括了党和军队和根据地的百分之九十。这种事实,我们把它叫做防御的继续,而把敌人的追击叫做进攻的继续。这就是说,在“围剿”和反“围剿”的斗争中,我们没有由防御转到进攻,反而被敌人的进攻打破了我们的防御,我们的防御就变成了退却,敌人的进攻就变成了追击。然而等到红军到达一个新的地区时,例如我们由江西等地移到了陕西,“围剿”的反复又出现了。所以我们说,红军的战略退却(长征)是红军的战略防御的继续,敌人的战略追击是敌人的战略进攻的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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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内战争和任何古今中外的战争一样,基本的战斗形式只有攻防两种。中国内战的特点,是“围剿”和反“围剿”的长期地反复和攻防两种战斗形式的长期地反复,并且包括着一次一万多公里的伟大的战略转移(长征) 〔 16 〕 这样一种东西在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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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敌人的失败,也是如此。他们的战略失败,就是他们的“围剿”被我们打破,我们的防御变成了进攻,敌人转到防御地位,必须重新组织才有再一次的“围剿”。敌人没有如同我们所谓一万多公里的战略转移的那种情形,这是因为他们是全国性的统治者,他们比我们强大得多的缘故。然而部分的事情是有过的。若干根据地中被红军围攻的白色据点内的敌人突围而出,退却到白区里去重新组织进攻,这样的事是发生过的。如果内战延长,红军胜利的范围更广大时,这种事情会多起来。但是他们的结果不能和红军相比,因为他们没有人民的援助,官兵之间又不一致。他们如果也学红军的长途转移,那是一定会被消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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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九三○年的立三路线时期,李立三同志不懂得中国内战的持久性,因此看不出中国内战发展中“围剿”又“围剿”、打破又打破的这种长期反复的规律(那时已有湘赣边界的三次“围剿” 〔 17 〕 ,福建的两次“围剿” 〔 18 〕 等),因此在红军还幼小的时代就命令红军去打武汉,命令全国举行武装起义,企图使全国革命迅速胜利。这就犯了“左”倾机会主义的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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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三一年至一九三四年的“左”倾机会主义,也不相信“围剿”反复这一规律。在鄂豫皖边区根据地则有所谓“偏师” 〔 19 〕 说,那里的一些领导同志认为第三次“围剿” 〔 20 〕 失败后的国民党不过是偏师了,要进攻红军,就得由帝国主义亲身出马担当主力军。在这个估计之下的战略方针,就是红军打武汉。这和江西的一些同志号召红军打南昌,反对进行使各根据地联成一片的工作,反对诱敌深入的作战,把一省胜利放在夺取省城和中心城市的基点上,以及认为“反对五次‘围剿’是革命道路和殖民地道路的决战”等等,是在原则上一致的。这个“左”倾机会主义,种下了鄂豫皖边区反对第四次“围剿” 〔 21 〕 、江西中央区反对第五次“围剿”斗争中的错误路线的根苗,使红军在敌人的严重的“围剿”面前不得不处于无能的地位,给了中国革命以很大的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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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否认“围剿”反复的“左”倾机会主义直接联系,而说红军根本不应该采取防御手段的一种意见,也是完全不正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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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和革命战争是进攻的——这种说法当然有它的正确性。革命和革命战争从发生到发展,从小到大,从没有政权到夺取政权,从没有红军到创造红军,从没有革命根据地到创造革命根据地,总是要进攻的,是不能保守的,保守主义的倾向是应该反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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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和革命战争是进攻的,但是也有防御和后退——这种说法才是完全正确的。为了进攻而防御,为了前进而后退,为了向正面而向侧面,为了走直路而走弯路,是许多事物在发展过程中所不可避免的现象,何况军事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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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两个论断中的前一论断,在政治上说来可以是对的,移到军事上就不对了。在政治上,也只是在某一种情况说来(革命前进时)是对的,移到另一种情况(革命退却时:全部退却,例如俄国在一九○六年 〔 22 〕 、中国在一九二七年;局部退却,例如俄国在一九一八年的布列斯特条约 〔 23 〕 时)也就不对了。只有后一论断,才是全部地正确的真理。一九三一年至一九三四年的“左”倾机会主义,机械地反对使用军事防御的手段,不过是一种非常幼稚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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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剿”反复的形式何时结束?据我看来,如果内战延长的话,那是在敌我强弱对比起了根本变化之时。如果红军一旦改变到比自己的敌人更为强大时,那末,这个反复就结束了。那时是我们围剿敌人,敌人则企图反围剿,但是政治和军事的条件将不允许敌人获得如同红军一样的反“围剿”的地位。那时,“围剿”反复这种形式,即使不说完全结束,但是一般的结束是可以断言的。 第五章 战略防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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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题目中,我想说明下列各问题:(一)积极防御和消极防御;(二)反“围剿”的准备;(三)战略退却;(四)战略反攻;(五)反攻开始问题;(六)集中兵力问题;(七)运动战;(八)速决战;(九)歼灭战。 第一节 积极防御和消极防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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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从防御说起呢?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的中国第一次民族统一战线失败后,革命成了极深刻极残酷的阶级战争。敌人是全国的统治者,我们只有一点小部队,因此,我们一开始就是和敌人的“围剿”奋斗。我们的进攻是密切地联系于打破“围剿”的,我们发展的命运全看我们能不能打破“围剿”。打破“围剿”的过程往往是迂回曲折的,不是径情直遂的。首先而且严重的问题,是如何保存力量,待机破敌。所以,战略防御问题成为红军作战中最复杂和最重要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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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的十年战争中,对于战略防御问题,常常发生两种偏向,一种是轻视敌人,又一种是为敌人所吓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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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轻视敌人,许多游击队失败了,红军对若干次敌人的“围剿”不能打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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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的游击队初起,领导者对于敌我形势往往看得不正确。他们看见自己在一个地方用突然的武装起义胜利了,或从白军中哗变出来了,一时的环境很顺利,或者虽有严重的环境而看不到,因此往往轻视敌人。另一方面,对自己的弱点(没有经验,力量弱小),也不了解。敌强我弱,原是客观地存在的现象,可是人们不愿意想一想,一味只讲进攻,不讲防御和退却,在精神上解除了防御的武装,因而把行动引到错误的方向。许多游击队因此失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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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军因为和这同样的原因不能打破“围剿”的例子,则有一九二八年广东海陆丰区域的红军的失败 〔 24 〕 ,以及一九三二年鄂豫皖边区的红军,在所谓国民党偏师说的指导之下,使得反对第四次“围剿”丧失了措置裕如的能力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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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敌人吓倒而受挫折的例子,是很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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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轻敌者相反,人们太看重了敌人,太看轻了自己,因而采取了非必要的退却方针,精神上同样地解除了防御的武装。其结果或者是游击队失败,或者是红军的某些战役失败,或者是根据地丧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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丧失根据地的最显着的例子,是在反对第五次“围剿”中丧失了江西中央根据地。这里的错误是从右倾的观点产生的。领导者们畏敌如虎,处处设防,节节抵御,不敢举行本来有利的向敌人后方打去的进攻,也不敢大胆放手诱敌深入,聚而歼之,结果丧失了整个根据地,使红军做了一万二千多公里的长征。然而这种错误,往往有一种“左”倾轻敌的错误为之先行。一九三二年进攻中心城市的军事冒险主义,正是后来在对付敌人第五次“围剿”中采取消极防御路线的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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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敌人吓倒的极端的例子,是退却主义的“张国焘路线”。红军第四方面军的西路军在黄河以西的失败 〔 25 〕 ,是这个路线的最后的破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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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防御,又叫攻势防御,又叫决战防御。消极防御,又叫专守防御,又叫单纯防御。消极防御实际上是假防御,只有积极防御才是真防御,才是为了反攻和进攻的防御。据我所知,任何一本有价值的军事书,任何一个比较聪明的军事家,而且无论古今中外,无论战略战术,没有不反对消极防御的。只有最愚蠢的人,或者最狂妄的人,才捧了消极防御当法宝。然而世上偏有这样的人,做出这样的事。这是战争中的过失,是保守主义在军事上的表现,我们应该坚决地反对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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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起而且发展得很快的帝国主义国家,即德日两国的军事家中,积极地鼓吹战略进攻的利益,反对战略防御。这种思想,是根本不合于中国革命战争的。德日帝国主义的军事家们指出防御的一个重要的弱点是不能振奋人心,反而使人心动摇。这是说的阶级矛盾剧烈,而战争的利益仅仅属于反动的统治阶层乃至反动的当权政派的那种国家。我们的情况不同。在保卫革命根据地和保卫中国的口号下,我们能够团结最大多数人民万众一心地作战,因为我们是被压迫者和被侵略者。苏联内战时期的红军也是在防御形式之下战胜敌人的。他们的战争不但在帝国主义各国组织白党进攻时,是在保卫苏维埃的口号下进行的,就是在十月起义的准备时期,也是在保卫首都的口号下进行军事动员的。一切正义战争的防御战,不但有麻痹政治上异己分子的作用,而且可以动员落后的人民群众加入到战争中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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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说的武装起义之后一刻也不应该停止进攻 〔 26 〕 ,这是说乘敌不备而突然起义的群众,应该不让反动的统治者有保守政权或恢复政权的机会,趁此一瞬间把国内反动的统治势力打个措手不及,而不要满足于已得的胜利,轻视敌人,放松对于敌人的进攻,或者畏缩不前,坐失消灭敌人的时机,招致革命的失败。这是正确的。然而不是说,敌我双方已在军事对抗中,而且敌人是优势,当受敌人压迫时,革命党人也不应该采取防御手段。如果这样想,那就是第一号的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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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过去的战争,整个地说来是向国民党进攻,然而在军事上采取了打破“围剿”的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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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军事上说来,我们的战争是防御和进攻的交替的应用。对于我们,说进攻是在防御之后,或说进攻是在防御之前都是可以的,因为关键在于打破“围剿”。“围剿”没有打破以前是防御,“围剿”一经打破就开始了进攻,仅仅是一件事情的两个阶段,而敌人的一次“围剿”和它的又一次“围剿”是衔接着的。这两个阶段中,防御的阶段比进攻的阶段更为复杂,更为重要。这个阶段包含着怎样打破“围剿”的许多问题。基本的原则是承认积极防御,反对消极防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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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国内战争说,假如红军的力量超过了敌人时,那末,一般地就用不着战略防御了。那时的方针只是战略的进攻。这种改变,依靠于敌我力量的总的变动。到了那时,剩下的防御手段,只是局部的东西了。 第二节 反“围剿”的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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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敌人的一次有计划的“围剿”,如果我们没有必要的和充分的准备,必然陷入被动地位。临时仓卒应战,胜利的把握是没有的。因此,在和敌人准备“围剿”同时,进行我们的反“围剿”的准备,实有完全的必要。我们队伍中曾经发生过的反对准备的意见是幼稚可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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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有一个困难问题,容易发生争论。就是,何时结束自己的进攻,转入反“围剿”的准备阶段呢?因为当自己处在胜利的进攻中,敌人处在防御地位时,敌人的“围剿”准备是在秘密地进行的,我们难于知道他们将在何时开始进攻。我们准备反“围剿”的工作开始早了,不免减少进攻的利益,而且有时会给予红军和人民以若干不良的影响。因为准备阶段中的主要步骤,就是军事上的准备退却,和为着准备退却的政治上的动员。有时准备过早,会变为等待敌人;等了好久而敌人未来,不得不重新发动自己的进攻。有时我们的重新进攻刚在开始,又恰好遇到了敌人进攻的开始,把自己处在困难地位。所以开始准备的时机的选择,成为一个重要问题。断定这种时机,要从敌我双方情况和二者间的关系着眼。为着了解敌人的情况,须从敌人方面的政治、军事、财政和社会舆论等方面搜集材料。分析这些材料的时候,要足够地估计敌人的整个力量,不可夸大敌人过去失败的程度,但也决不可不估计到敌人内部的矛盾,财政的困难,过去失败的影响等等。对自己方面,不可夸大过去胜利的程度,但也决不可不足够地估计到过去胜利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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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开始准备的时机问题,一般地说来,与其失之过迟,不如失之过早。因为后者的损失较之前者为小,而其利益,则是有备无患,根本上立于不败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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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备阶段中的主要的问题,是红军的准备退却,政治动员,征集新兵,财政和粮食的准备,政治异己分子的处置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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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红军的准备退却,就是说不要使红军向着不利于退却的方向,不要进攻得太远了,不要使红军过于疲劳。这是在敌人大举进攻的前夜主力红军的必要的处置。这时红军的注意力,主要地要放在创造战场,征集资材,扩大自己和训练自己的计划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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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动员是反“围剿”斗争中第一个重要问题。这即是说,明确、坚决而充分地告诉红军人员和根据地的人民,关于敌人进攻的必然性和迫切性,敌人进攻危害人民的严重性,同时,关于敌人的弱点,红军的优良条件,我们一定要胜利的志愿,我们工作的方向等。号召红军和人民全体为反对“围剿”、保卫根据地而斗争。除开军事秘密外,政治动员是必须公开的,而且力求普及于每一个可能拥护革命利益的人员。重要的关节是说服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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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集新兵须从两方面出发:一方面顾到人民的政治觉悟程度和人口情况;又一方面顾到当时红军的情况和整个反“围剿”战役中红军消耗的可能限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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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和粮食问题,不待说对于反对“围剿”是有重大意义的。要顾及“围剿”时间的可能延长。应当计算,主要的是红军,再则革命根据地的人民,在整个反“围剿”斗争中物资需要的最低限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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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待政治异己分子,不可对他们不警戒;但也不可过于恐惧他们的叛变,而采取过分的警戒手段。对地主、商人、富农之间是应该有分别的,主要地是政治上向他们说明,争取他们中立,并且组织民众监视他们。只有对极少数最带危险性的分子,才可以采用严峻手段,例如逮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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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围剿”斗争胜利的程度,是和准备阶段中任务完成的程度密切地联系着的。由轻敌而发生的对于准备的放松,和由被敌人进攻所吓倒而发生的惊惶失措,都是应该坚决反对的不良倾向。我们需要的是热烈而镇定的情绪,紧张而有秩序的工作。 第三节 战略退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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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退却,是劣势军队处在优势军队进攻面前,因为顾到不能迅速地击破其进攻,为了保存军力,待机破敌,而采取的一个有计划的战略步骤。可是,军事冒险主义者则坚决反对此种步骤,他们的主张是所谓“御敌于国门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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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人不知,两个拳师放对,聪明的拳师往往退让一步,而蠢人则其势汹汹,辟头就使出全副本领,结果却往往被退让者打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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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浒传》上的洪教头,在柴进家中要打林冲,连唤几个“来”“来”“来”,结果是退让的林冲看出洪教头的破绽,一脚踢翻了洪教头 〔 27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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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时候,鲁与齐 〔 28 〕 战,鲁庄公起初不待齐军疲惫就要出战,后来被曹刿阻止了,采取了“敌疲我打”的方针,打胜了齐军,造成了中国战史中弱军战胜强军的有名的战例。请看历史家左丘明 〔 29 〕 的叙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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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齐师伐我。公将战。曹刿请见。其乡人曰:肉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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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谋之,又何间焉?刿曰:肉食者鄙,未能远谋。乃入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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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何以战?公曰:衣食所安,弗敢专也,必以分人。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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曰:小惠未遍,民弗从也。公曰:牺牲玉帛,弗敢加也,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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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信。对曰:小信未孚,神弗福也。公曰:小大之狱,虽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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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察,必以情。对曰:忠之属也。可以一战。战则请从。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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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之乘。战于长勺。公将鼓之。刿曰:未可。齐人三鼓。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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曰:可矣。齐师败绩。公将驰之。刿曰:未可。下视其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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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轼而望之,曰:可矣。遂逐齐师。既克,公问其故。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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曰:夫战,勇气也。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彼竭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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盈,故克之。夫大国难测也,惧有伏焉。吾视其辙乱,望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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旗靡,故逐之。” 〔 3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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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的情况是弱国抵抗强国。文中指出了战前的政治准备——取信于民,叙述了利于转入反攻的阵地——长勺,叙述了利于开始反攻的时机——彼竭我盈之时,叙述了追击开始的时机——辙乱旗靡之时。虽然是一个不大的战役,却同时是说的战略防御的原则。中国战史中合此原则而取胜的实例是非常之多的。楚汉成皋之战 〔 31 〕 、新汉昆阳之战 〔 32 〕 、袁曹官渡之战 〔 33 〕 、吴魏赤壁之战 〔 34 〕 、吴蜀彝陵之战 〔 35 〕 、秦晋淝水之战 〔 36 〕 等等有名的大战,都是双方强弱不同,弱者先让一步,后发制人,因而战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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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战争是从一九二七年秋天开始的,当时根本没有经验。南昌起义 〔 37 〕 、广州起义 〔 38 〕 是失败了,秋收起义 〔 39 〕 在湘鄂赣边界地区的部队,也打了几个败仗,转移到湘赣边界的井冈山地区。第二年四月,南昌起义失败后保存的部队,经过湘南也转到了井冈山。然而从一九二八年五月开始,适应当时情况的带着朴素性质的游击战争基本原则,已经产生出来了,那就是所谓“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十六字诀。这个十六字诀的军事原则,立三路线以前的中央是承认了的。后来我们的作战原则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到了江西根据地第一次反“围剿”时,“诱敌深入”的方针提出来了,而且应用成功了。等到战胜敌人的第三次“围剿”,于是全部红军作战的原则就形成了。这时是军事原则的新发展阶段,内容大大丰富起来,形式也有了许多改变,主要地是超越了从前的朴素性,然而基本的原则,仍然是那个十六字诀。十六字诀包举了反“围剿”的基本原则,包举了战略防御和战略进攻的两个阶段,在防御时又包举了战略退却和战略反攻的两个阶段。后来的东西只是它的发展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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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从一九三二年一月开始,在党的“三次‘围剿’被粉碎后争取一省数省首先胜利”那个包含着严重原则错误的决议发布之后,“左”倾机会主义者就向着正确的原则作斗争,最后是撤消了一套正确原则,成立了另一整套和这相反的所谓“新原则”,或“正规原则”。从此以后,从前的东西不能叫做正规的了,那是应该否定的“游击主义”。反“游击主义”的空气,统治了整整的三个年头。其第一阶段是军事冒险主义,第二阶段转到军事保守主义,最后,第三阶段,变成了逃跑主义。直到党中央一九三五年一月在贵州的遵义召开扩大的政治局会议的时候,才宣告这个错误路线的破产,重新承认过去路线的正确性。这是费了何等大的代价才得来的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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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劲地反对“游击主义”的同志们说:诱敌深入是不对的,放弃了许多地方。过去虽然打过胜仗,然而现在不是已经和过去不同了吗?并且不放弃土地又能打胜敌人不是更好些吗?在敌区或在我区敌区交界地方去打胜敌人不是更好些吗?过去的东西没有任何的正规性,只是游击队使用的办法。现在我们的国家已成立了,我们的红军已正规化了。我们和蒋介石作战是国家和国家作战,大军和大军作战。历史不应重复,“游击主义”的东西是应该全部抛弃的了。新的原则是“完全马克思主义”的,过去的东西是游击队在山里产生的,而山里是没有马克思主义的。新原则和这相反:“以一当十,以十当百,勇勐果敢,乘胜直追”,“全线出击”,“夺取中心城市”,“两个拳头打人”。敌人进攻时,对付的办法是“御敌于国门之外”,“先发制人”,“不打烂坛坛罐罐”,“不丧失寸土”,“六路分兵”;是“革命道路和殖民地道路的决战”;是短促突击,是堡垒战,是消耗战,是“持久战”;是大后方主义,是绝对的集中指挥;最后,则是大规模搬家。并且谁不承认这些,就给以惩办,加之以机会主义的头衔,如此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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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疑地,这全部的理论和实际都是错了的。这是主观主义。这是环境顺利时小资产阶级的革命狂热和革命急性病的表现;环境困难时,则依照情况的变化以次变为拚命主义、保守主义和逃跑主义。这是鲁莽家和门外汉的理论和实际,是丝毫也没有马克思主义气味的东西,是反马克思主义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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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单说战略退却,江西叫做“诱敌深入”,四川叫做“收紧阵地”。从前的军事理论家和实际家也无不承认这是弱军对强军作战时在战争开始阶段必须采取的方针。外国的军事家就曾这样说:“战略守势的作战,大都先避不利的决战,使至有利的情况始求决战。”这是完全正确的,我们对此也没有任何的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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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退却的目的是为了保存军力,准备反攻。退却之所以必要,是因为处在强敌的进攻面前,若不退让一步,则必危及军力的保存。过去却有许多人坚决地反对退却,认为这是“机会主义的单纯防御路线”。我们的历史已经证明这个反对是完全错误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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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备反攻,须选择和造成有利于我不利于敌的若干条件,使敌我力量对比发生变化,然后进入反攻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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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我们的过去情形说来,大概须在退却阶段中取得下列诸种条件中至少二种以上,才算是有利于我不利于敌,才好使自己转入反攻。这些条件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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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积极援助红军的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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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有利作战的阵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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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红军主力的全部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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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发现敌人的薄弱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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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使敌人疲劳沮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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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使敌人发生过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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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这个条件,对于红军是最重要的条件。这就是根据地的条件。并且由于这个条件,第四、第五、第六等条件也容易造成或发现。所以当敌人大举进攻红军时,红军总是从白区退却到根据地来,因为根据地的人民是最积极地援助红军反对白军的。根据地的边缘区和中心区,也有区别;对于封锁消息、侦察、运输、参战等事,中心区的人民比较边缘区为好。所以“退却终点”,在过去江西反对第一、二、三次“围剿”时,都选在人民条件最好或较好的地区。根据地这个特点,使红军的作战比较一般的作战起了很大的变化,也是使后来敌人不得不采取堡垒主义 〔 40 〕 的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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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却的军队能够选择自己所欲的有利阵地,使进攻的军队不得不就我范围,这是内线作战的一个优良条件。弱军要战胜强军,是不能不讲求阵地这个条件的。但是单有这个条件还不够,还要求别的条件和它配合。首先是人民的条件。再则还要求好打的敌人,例如敌人疲劳了,或者发生了过失,或者该路前进的敌人比较地缺乏战斗力。这些条件不具备时,虽有优良阵地,也只得置之不顾,继续退却,以就自己所欲的条件。白区未尝无优良的阵地,但无优良的人民条件。如果其他条件也还未造成或未发现时,红军便不得不向根据地退却。根据地的边缘区和中心区的分别,也大体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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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地方部队和钳制兵力外,一切突击兵力以全部集中为原则。当着我们向战略上取守势的敌人进攻时,红军往往是分散的。一旦敌人大举向我进攻,红军就实行所谓“求心退却”。退却的终点,往往选在根据地中部;但有时也在前部,有时则在后部,依照情况来决定。这种求心退却,能够使全部红军主力完全集中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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弱军对于强军作战的再一个必要条件,就是拣弱的打。然而当敌人开始进攻时,我们往往不知敌之分进各军何部最强,何部次强,何部最弱,何部次弱,需要一个侦察的过程。往往需要许多时间,才能达此目的。战略退却的所以必要,这也是一个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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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进攻之敌在数量和强度上都超过我军甚远,我们要求强弱的对比发生变化,便只有等到敌人深入根据地,吃尽根据地的苦楚,如同第三次“围剿”时蒋介石某旅参谋长所说的“肥的拖瘦,瘦的拖死”,又如“围剿”军西路总司令陈铭枢所说的“国军处处黑暗,红军处处明亮”之时,才能达到目的。这种时候,敌军虽强,也大大减弱了;兵力疲劳,士气沮丧,许多弱点都暴露出来。红军虽弱,却养精蓄锐,以逸待劳。此时双方对比,往往能达到某种程度的均衡,或者敌军的绝对优势改变到相对优势,我军的绝对劣势改变到相对劣势,甚至有敌军劣于我军,而我军反优于敌军的事情。江西反对第三次“围剿”时,红军实行了一种极端的退却(红军集中于根据地后部),然而非此是不能战胜敌人的,因为当时的“围剿”军超过红军十倍以上。孙子说的“避其锐气,击其惰归” 〔 41 〕 ,就是指的使敌疲劳沮丧,以求减杀其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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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却的最后一个要求,是造成和发现敌人的过失。须知任何高明的敌军指挥员,在相当长时间中,要不发生一点过失,是不可能的,因此我们乘敌之隙的可能性,总是存在的。敌人会犯错误,正如我们自己有时也弄错,有时也授敌以可乘之隙一样。而且我们可以人工地造成敌军的过失,例如孙子所谓“示形”之类(示形于东而击于西,即所谓声东击西)。要这样做,退却的终点,就不能限定于某一地区。有时退到该地区还无隙可乘,便不得不再退几步,待敌发生可乘之“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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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却所求的有利条件,大致如上所述。然而不是说,须待这些条件完全具备方能举行反攻。要同时具备这些条件是不可能的,而且也不必要。但依据敌人当前情势,争取若干必要条件,是以弱敌强的内线作战军队所应该注意的,在这上面的反对的意见是不正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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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定退却终点究在何处,须以整个形势作出发点。在局部形势看来有利于我转入反攻,如果不是同时在全体形势看来也对我有利时,则据此决定退却终点,就是不正确的。因为反攻的开始,必须计算到以后的变化,而我们的反攻总是从局部开始的。有时退却终点应该选在根据地的前部,例如江西第二次、第四次反“围剿”,陕甘第三次反“围剿”时。有时须在根据地的中部,例如江西第一次反“围剿”时。有时则在根据地的后部,例如江西第三次反“围剿”时。这些都是将局部形势联系到整个形势来决定的。江西第五次反“围剿”,我军全然不讲退却,原因在于对局部形势和整个形势都不注意,实在是一种鲁莽灭裂的干法。形势是由条件造成的;观察局部形势和整个形势的联系,应从当时敌我双方所具条件之见于局部的和见于全体的,是否在一定的限度上利于我之开始反攻以为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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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却终点,在根据地可以大体上分为前部、中部、后部三种。然而是不是根本拒绝在白区作战呢?不是的。我们拒绝在白区作战,仅仅指的对付敌军大规模“围剿”。敌我强弱悬殊,我们在保存军力待机破敌的原则下,才主张向根据地退却,主张诱敌深入,因为只有这样做才能造成或发现利于反攻的条件。如果情况并不这样严重,或者情况的严重性简直使红军连在根据地也无法开始反攻,或者反攻不利需要再退以求局势之变化时,那末,把退却终点选在白区也是应该承认的,至少在理论上是应该承认的,虽然我们过去很少这种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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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区退却终点大体上也可分为三种:第一是在根据地前面,第二在根据地侧面,第三在根据地后面。第一种终点,例如江西第一次反“围剿”时,如果红军没有内部不统一和地方党的分裂,即立三路线和AB 团 〔 42 〕 两个困难问题存在,是可以设想在吉安、南丰、樟树三点之间集中兵力举行反攻的。因为当时从赣抚两河间 〔 43 〕 前进的敌人军力,比起红军来优势并不很大(十万对四万)。人民条件虽不如根据地,但阵地条件是有的,而且是可以乘敌分路前进时各个把他击破的。第二种终点,例如江西第三次反“围剿”时,假如当时敌人进攻的规模没有那样大,而敌有一路从闽赣交界的建宁、黎川、泰宁前进,这一路的力量又适合于我们的攻击时,也可以设想红军就在福建西部的白区集中,首先打破此敌,不必绕道千里走瑞金到兴国。第三种终点,同样例如上述江西第三次反“围剿”时,假如敌之主力不是向西而是向南,我们也许被迫着退到会昌、寻乌、安远地区(那里是白色区域),引敌更向南进,然后红军由南而北向根据地内部打去,这时北面根据地内部的敌军当不是很多的了。但以上这些说明都是假定,没有经验,可以作为特殊的东西看待,不可作一般原则看待。对于我们,当敌举行大规模“围剿”时,一般的原则是诱敌深入,是退却到根据地作战,因为这是使我们最有把握地打破敌人进攻的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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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张“御敌于国门之外”的人们,反对战略退却,理由是退却丧失土地,危害人民(所谓“打烂坛坛罐罐”),对外也产生不良影响。在第五次反“围剿”中,则谓我退一步,敌之堡垒推进一步,根据地日蹙而无法恢复。如果说诱敌深入在以前是有用的,那末在堡垒主义的第五次“围剿”是无用的。对付第五次“围剿”,只能用分兵抵御和短促突击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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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答这些意见是容易的,我们的历史已经回答了。关于丧失土地的问题,常有这样的情形,就是只有丧失才能不丧失,这是“将欲取之必先与之” 〔 44 〕 的原则。如果我们丧失的是土地,而取得的是战胜敌人,加恢复土地,再加扩大土地,这是赚钱生意。市场交易,买者如果不丧失金钱,就不能取得货物;卖者如果不丧失货物,也不能取得金钱。革命运动所造成的丧失是破坏,而其取得是进步的建设。睡眠和休息丧失了时间,却取得了明天工作的精力。如果有什么蠢人,不知此理,拒绝睡觉,他明天就没有精神了,这是蚀本生意。我们在敌人第五次“围剿”时期的蚀本正因为这一点。不愿意丧失一部分土地,结果丧失了全部土地。阿比西尼亚 〔 45 〕 的打硬仗,也得到丧失全国的结果,虽然阿国失败的原因不仅仅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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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害人民的问题同此道理。不在一部分人民家中一时地打烂些坛坛罐罐,就要使全体人民长期地打烂坛坛罐罐。惧怕一时的不良的政治影响,就要以长期的不良影响做代价。十月革命后,俄国布尔什维克如果依照“左派共产主义者”的意见拒绝对德和约时,新生的苏维埃就有夭折的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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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看起来好像革命的“左”倾意见,来源于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革命急躁病,同时也来源于农民小生产者的局部保守性。他们看问题仅从一局部出发,没有能力通观全局,不愿把今天的利益和明天的利益相联结,把部分利益和全体利益相联结,捉住一局部一时间的东西死也不放。对的,一切依照当时具体情况看来对于当时的全局和全时期有利益的、尤其是有决定意义的一局部和一时间,是应该捉住不放的,不然我们就变成自流主义,或放任主义。退却要有终点,就是这个道理。然而这绝不能依靠小生产者的近视。我们应该学习的是布尔什维克的聪明。我们的眼力不够,应该借助于望远镜和显微镜。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就是政治上军事上的望远镜和显微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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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战略退却是有困难的。退却开始时机的选择,退却终点的选择,政治上对干部和人民的说服,都是困难问题,都必须给予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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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却开始时机的问题是具有重要意义的。我们在江西第一次反“围剿”时的退却,如果不恰在那种时机,即是说如果再迟,那至少我们胜利的程度是要受到影响的。退却过早和过迟,当然都有损失。但是一般地说来,过迟的损失较之过早为大。及时退却,使自己完全立于主动地位,这对于到达退却终点以后,整顿队势,以逸待劳地转入反攻,有极大的影响。江西粉碎敌人第一次、第二次、第四次“围剿”的战役,都从容不迫地对付了敌人。惟独第三次战役,因为不料敌人经过第二次战役那么惨败之后,新的进攻来得那么快(一九三一年五月三十一日我们结束第二次反“围剿”的作战,七月一日蒋介石就开始了他们的第三次“围剿”),红军仓卒地绕道集中,就弄得十分疲劳。如何选择这个时机,全靠收集必要的材料,从敌我双方大势上去判断,和前面说过的选择准备阶段的开始时机所用的方法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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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退却,在干部和人民还没有经验时,在军事领导的权威还没有达到把战略退却的决定权集中到最少数人乃至一个人的手里而为干部所信服的地步时,说服干部和人民的问题是一个十分困难的问题。由于干部没有经验,对于战略退却不相信,在第一次和第四次反“围剿”的初期,第五次反“围剿”的整期,在这个问题上都遭遇了很大的困难。第一次反“围剿”时,由于立三路线的影响,干部的意见,在没有被说服以前,不是退却而是进攻。第四次反“围剿”时,由于军事冒险主义的影响,干部的意见是反对准备。第五次反“围剿”时,干部的意见开头是继续军事冒险主义反对诱敌深入的观点,后来是变成了军事保守主义。张国焘路线不相信在藏人和回人 〔 46 〕 地区不能建立我们的根据地,直待碰壁以后方才相信,也是实例。经验对于干部是必需的,失败确是成功之母。但是虚心接受别人的经验也属必需,如果样样要待自己经验,否则固执己见拒不接受,这就是十足的“狭隘经验论”。我们的战争吃这种亏是不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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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由于没有经验而不相信战略退却的必要,莫过于江西第一次反对“围剿”的时候。当时吉安、兴国、永丰等县的地方党组织和人民群众无不反对红军的退却。但是在有了这一次经验之后,在后来的几次反对“围剿”时,就完全没有这个问题了。大家相信,根据地的损失,人民的吃苦,是暂时的,大家都有了红军能够打破“围剿”的信心。然而人民的信任与否,密切地联系于干部的信任与否,因此主要的和首先的任务,是说服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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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退却的全部的作用,在于转入反攻,战略退却仅是战略防御的第一阶段。全战略的决定关键,在于随之而来的反攻阶段之能不能取胜。 第四节 战略反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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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胜绝对优势敌人的进攻,依靠于在战略退却阶段中所造成的、有利于我不利于敌的、比较敌人开始进攻时起了变化的形势,而这种形势是由各种条件造成的。这在前面已经说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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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有利于我不利于敌的条件和形势的存在,还没有使敌人失败。这种条件和形势,具备着决定胜败的可能性,但还不是胜败的现实性,还没有实现两军的胜负。实现这个胜负,依靠两军的决战。只有决战,才能解决两军之间谁胜谁败的问题。这就是战略反攻阶段的全任务。反攻是一个长过程,是防御战的最精彩最活跃的阶段,也就是防御战的最后阶段。所谓积极防御,主要地就是指的这种带决战性的战略的反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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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件和形势,不仅仅在战略退却阶段中造成,在反攻阶段中继续地造成着。这时的条件和形势,不完全和前一阶段中的条件和形势属于同一形式和同一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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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是属于同一形式和同一性质的,例如,此时敌军的更加疲劳和减员,不过是前一阶段中疲劳和减员的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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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又必然地有完全新的条件和形势出现。例如,敌军打了一个或几个败仗,这时的有利于我不利于敌的条件,就不仅敌军疲劳等等,而是增加了敌军打败仗这个新的条件了。形势也起了新的变化。敌军调动忙乱,举措失当,两军优劣之势,也就不同于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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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使一个到几个败仗不是属于敌军,而是属于我军,那末,条件和形势的有利与否,也变到相反的方面。就是说,敌之不利减少,我之不利开始发生,以至扩大起来。这又是完全新的不同于前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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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何方失败,都直接地、迅速地引起失败者方面的一种新的努力,就是企图挽救危局的努力,使自己脱出这种新出现的不利于我有利于敌的条件和形势,而重新创造出有利于我不利于敌的条件和形势去压迫对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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胜利者方面的努力和这相反,力图发展自己的胜利,给敌人更大的损害,务求增加或发展有利于我的条件和形势,而务求不让对方完成其脱出不利和挽回危局的企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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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不论在何方说来,决战阶段的斗争,是全战争或全战役中最激烈、最复杂、最变化多端的,也是最困难、最艰苦的,在指挥上说来,是最不容易的时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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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攻阶段中,问题是很多的,主要的如反攻开始问题、集中兵力问题、运动战问题、速决战问题、歼灭战问题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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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问题的原则,不论对于反攻说来,或对于进攻说来,在其基本性质上,是没有区别的。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反攻就是进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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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反攻不完全是进攻。反攻原则,是在敌人进攻时应用的。进攻原则,是在敌人防御时应用的。在这个意义上,又都有若干的区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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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这个理由,虽然这里把作战的许多问题统统说在战略防御的反攻部门中,而在战略进攻部门中只说些另外的问题,以避重复,但我们应用时,却不可忽略其相同点,也不可忽略其差异点。 第五节 反攻开始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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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攻开始问题,即所谓“初战”或“序战”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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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资产阶级军事家都主张慎重初战,不论在战略防御或战略进攻皆然,而以防御为尤甚。我们过去,也曾经严重地提出了这个问题。江西反对敌人第一次至第五次“围剿”的作战给了我们以丰富的经验,研究一下这些经验不是没有益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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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围剿”时,敌人以约十万人之众,由北向南,从吉安、建宁之线,分八个纵队向红军根据地进攻。当时的红军约四万人,集中于江西省宁都县的黄陂、小布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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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的情况是:(一)“进剿”军不过十万人,且均非蒋之嫡系,总的形势不十分严重。(二)敌军罗霖师防卫吉安,隔在赣江之西。(三)敌军公秉藩、张辉瓒、谭道源三师进占吉安东南、宁都西北的富田、东固、龙冈、源头一带。张师主力在龙冈,谭师主力在源头。富田、东固两地因人民受AB 团欺骗一时不信任红军,并和红军对立,不宜选作战场。(四)敌军刘和鼎师远在福建白区的建宁,不一定越入江西。(五)敌军毛炳文、许克祥两师进至广昌宁都之间的头陂、洛口、东韶一带。头陂是白区,洛口是游击区,东韶有AB 团,易走漏消息。且打了毛炳文许克祥再向西打,恐西面张辉瓒、谭道源、公秉藩三师集中,不易决胜,不能最后解决问题。(六)张、谭两师是“围剿”主力军,“围剿”军总司令江西主席鲁涤平的嫡系部队,张又是前线总指挥。消灭此两师,“围剿”就基本上打破了。两师各约一万四千人,张师又分置两处,我一次打一个师是绝对优势。(七)张、谭两师主力所在的龙冈、源头一带接近我之集中地,且人民条件好,能荫蔽接近。(八)龙冈有优良阵地。源头不好打。如敌攻小布就我,则阵地亦好。(九)我在龙冈方向能集中最大兵力。龙冈西南数十里之兴国,尚有一个千余人的独立师,亦可迂回于敌后。(一○)我军实行中间突破,将敌人的阵线打开一缺口后,敌之东西诸纵队便被分离为远距之两群。基于以上理由,我们的第一仗就决定打而且打着了张辉瓒的主力两个旅和一个师部,连师长在内九千人全部俘获,不漏一人一马。一战胜利,吓得谭师向东韶跑,许师向头陂跑。我军又追击谭师消灭它一半。五天内打两仗(一九三○年十二月三十日至一九三一年一月三日),于是富田、东固、头陂诸敌畏打纷纷撤退,第一次“围剿”就结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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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围剿”时的情况是:(一)“进剿”军二十万人,何应钦为总司令,驻南昌。(二)和第一次“围剿”时一样,全部是蒋之非嫡系部队。以蔡廷锴的第十九路军、孙连仲的第二十六路军、朱绍良的第六路军为最强或较强,其余均较弱。(三)AB 团肃清,根据地人民全部拥护红军。(四)王金钰的第五路军从北方新到,表示恐惧,其左翼郭华宗、郝梦龄两师,大体相同。(五)我军从富田打起,向东横扫,可在闽赣交界之建宁、黎川、泰宁地区扩大根据地,征集资材,便于打破下一次“围剿”。若由东向西打去,则限于赣江,战局结束后无发展余地。若打完再东转,又劳师费时。(六)我军人数较上次战役时虽略减(三万余),然有四个月的养精蓄锐。基于以上理由,乃决找富田地区的王金钰、公秉藩(共十一个团)打第一仗。胜利后,接着打郭、打孙、打朱、打刘 〔 47 〕 。十五天中(一九三一年五月十六日至三十一日),走七百里,打五个仗,缴枪二万余,痛快淋漓地打破了“围剿”。当打王金钰时,处于蔡廷锴、郭华宗两敌之间,距郭十余里,距蔡四十余里,有人谓我们“钻牛角”,但终究钻通了。主要因为根据地条件,再加敌军各部之不统一。郭师败后,郝师星夜逃回永丰,得免于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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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次“围剿”时的情况是:(一)蒋介石亲身出马任总司令,下分左右中三路总司令。中路何应钦,与蒋同驻南昌;右路陈铭枢,驻吉安;左路朱绍良,驻南丰 〔 48 〕 。(二)“进剿”军三十万人。主力军是蒋嫡系之陈诚、罗卓英、赵观涛、卫立煌、蒋鼎文等五个师,每师九团,共约十万人。次是蒋光鼐、蔡廷锴、韩德勤三师 〔 49 〕 ,四万人。次是孙连仲军,二万人。余均非蒋嫡系,较弱。(三)“进剿”战略是“长驱直入”,大不同于第二次“围剿”之“步步为营”,企图压迫红军于赣江而消灭之。(四)第二次“围剿”结束至第三次“围剿”开始,为时仅一个月。红军苦战后未休息,也未补充(三万人左右),又绕道千里回到赣南根据地西部之兴国集中,时敌已分路直迫面前。在上述情况下,我们决定的第一个方针,是由兴国经万安突破富田一点,然后由西而东,向敌之后方联络线上横扫过去,让敌主力深入赣南根据地置于无用之地,定此为作战之第一阶段。及敌回头北向,必甚疲劳,乘隙打其可打者,为第二阶段。此方针之中心是避敌主力,打其虚弱。但我军向富田开进之际,被敌发觉,陈诚、罗卓英两师赶至。我不得不改变计划,回到兴国西部之高兴圩,此时仅剩此一个圩场及其附近地区几十个方里容许我军集中。集中一天后,乃决计向东面兴国县东部之莲塘、永丰县南部之良村、宁都县北部之黄陂方向突进。第一天乘夜通过了蒋鼎文师和蒋、蔡、韩军间之四十华里空隙地带,转到莲塘。第二天和上官云相军(上官指挥他自己的一个师及郝梦龄师)前哨接触。第三天打上官师为第一仗,第四天打郝梦龄师为第二仗,尔后以三天行程到黄陂打毛炳文师为第三仗。三战皆胜,缴枪逾万 〔 50 〕 。此时所有向西向南之敌军主力,皆转旗向东,集中视线于黄陂,勐力并进,找我作战,取密集的大包围姿势接近了我军。我军乃于蒋、蔡、韩军和陈、罗军之间一个二十华里间隙的大山中偷越过去,由东面回到西面之兴国境内集中。及至敌发觉再向西进时,我已休息了半个月,敌则饥疲沮丧,无能为力,下决心退却了。我又乘其退却打了蒋光鼐、蔡廷锴、蒋鼎文、韩德勤,消灭蒋鼎文一个旅、韩德勤一个师。对蒋光鼐、蔡廷锴两师,则打成对峙,让其逃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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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次“围剿”时的情况是:敌分三路向广昌进,主力在东路,西路两师暴露于我面前,且迫近我之集中地。因此我得以先打其西路于宜黄南部地区,一举消灭李明、陈时骥两个师。敌从左路分出两个师配合中路再进,我又得消灭其一个师于宜黄南部地区。两役缴枪万余,这个“围剿”就基本地打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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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次“围剿”,敌以堡垒主义的新战略前进,首先占领了黎川。我却企图恢复黎川,御敌于根据地之外,去打黎川以北敌之巩固阵地兼是白区之硝石。一战不胜,又打其东南之资溪桥,也是敌之巩固阵地和白区,又不胜。尔后辗转寻战于敌之主力和堡垒之间,完全陷入被动地位。终第五次反“围剿”战争一年之久,绝无自主活跃之概。最后不得不退出江西根据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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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第一次至第五次反“围剿”时期我军作战的经验,证明处在防御地位的红军,欲打破强大的“进剿”军,反攻的第一个战斗,关系非常之大。第一个战斗的胜败给予极大的影响于全局,乃至一直影响到最后的一个战斗。因此得出下述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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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必须打胜。必须敌情、地形、人民等条件,都利于我,不利于敌,确有把握而后动手。否则宁可退让,持重待机。机会总是有的,不可率尔应战。第一次反“围剿”时先想打谭道源,仅因敌不脱离源头那个居高临下的阵地,我军两度开进,却两度忍耐撤回,过了几天找到了好打的张辉瓒。第二次反“围剿”时,我军开进到东固,仅因等待王金钰脱离其富田巩固阵地,宁可冒犯走漏消息的危险,拒绝一切性急快打的建议,迫敌而居,等了二十五天之久,终于达到了要求。第三次反“围剿”虽是那样急风暴雨的局面,千里回师,又被敌人发觉了我们迂回其侧后的计划,但我们仍忍耐折回,改用中间突破,终于在莲塘打着第一个好仗。第四次反“围剿”时攻南丰不克,毅然采取了退却步骤,终于转到敌之右翼,集中东韶地区,开始了宜黄南部的大胜仗。只有第五次反“围剿”时全不知初战关系之大,震惊于黎川一城之失,从挽救的企图出发,北上就敌,于洵口不预期遭遇战胜利(消灭敌一个师)之后,却不把此战看作第一战,不看此战所必然引起的变化,而贸然进攻不可必胜的硝石。开脚一步就丧失了主动权,真是最蠢最坏的打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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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初战的计划必须是全战役计划的有机的序幕。没有好的全战役计划,绝不能有真正好的第一仗。这就是说,即使初战打了一个胜仗,若这个仗不但不于全战役有利,反而有害时,则这个仗虽胜也只算败了(例如第五次“围剿”时的洵口战斗)。因此在打第一仗之先,必须想到第二、第三、第四以至最后一仗大体上如何打法,我挨次的一仗胜了,敌军全局将起如何变化,假若败了,又将起如何变化。虽结果不见得乃至决不会尽如所期,然而必须依据双方全局,仔细地切实地想明白。没有全局在胸,是不会真的投下一着好棋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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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还要想到下一战略阶段的文章。若只顾反攻,不顾反攻胜利后,或万一反攻失败后,下文如何做法,依然未尽得战略指导者的责任。战略指导者当其处在一个战略阶段时,应该计算到往后多数阶段,至少也应计算到下一个阶段。尽管往后变化难测,愈远看愈淼茫,然而大体的计算是可能的,估计前途的远景是必要的。那种走一步看一步的指导方式,对于政治是不利的,对于战争也是不利的。走一步应该看那一步的具体变化,据此以修改或发展自己战略战役计划,不这样做,就会弄出冒险直冲的错误。然而贯通全战略阶段乃至几个战略阶段的、大体上想通了的、一个长时期的方针,是决不可少的。不这样做,就会弄出迟疑坐困的错误,实际上适合了敌人的战略要求,陷自己于被动地位。须知敌人的统帅部,是具有某种战略眼光的。我们只有使自己操练得高人一等,才有战略胜利的可能。在敌人第五次“围剿”时期“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和张国焘路线的战略指导之所以错误,主要地就在于没有作到这一点。总之,退却阶段时必须计算到反攻阶段,反攻阶段时必须计算到进攻阶段,进攻阶段时又须计算到退却阶段。没有这种计算,束缚于眼前的利害,就是失败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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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打胜;必须照顾全战役计划;必须照顾下一战略阶段:这是反攻开始,即打第一仗时,不可忘记的三个原则。 第六节 集中兵力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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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中兵力看来容易,实行颇难。人人皆知以多胜少是最好的办法,然而很多人不能做,相反地每每分散兵力,原因就在于指导者缺乏战略头脑,为复杂的环境所迷惑,因而被环境所支配,失掉自主能力,采取了应付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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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处于怎样复杂、严重、惨苦的环境,军事指导者首先需要的是独立自主地组织和使用自己的力量。被敌逼迫到被动地位的事是常有的,重要的是要迅速地恢复主动地位。如果不能恢复到这种地位,下文就是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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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动地位不是空想的,而是具体的,物质的。这里最重要的,是保存并集结最大而有活力的军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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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御战本来容易陷入被动地位,防御战大不如进攻战之能够充分地发挥主动权。然而防御战是能够在被动的形式中具有主动的内容的,是能够由形式上的被动阶段转入形式上内容上的主动阶段的。完全有计划的战略退却,在形式上是被逼出此的,在内容上是保存军力,待机破敌,是诱敌深入,准备反攻。只有不肯退却,仓卒应战(例如硝石战斗),表面上似乎在力争主动,实际上是被动的。战略反攻,则不但内容是主动的,形式上也放弃了退却时的被动姿态。对于敌军说来,反攻是我军强迫它放弃主动权,同时即给以被动地位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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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完全达到这种目的,集中兵力、运动战、速决战、歼灭战,都是必要的条件。而集中兵力,是首先的和主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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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中兵力之所以必要,是为了改变敌我的形势。第一,是为了改变进退的形势。过去是敌进我退,现在是企图达到我进敌退之目的。集中兵力一战而胜,这个目的在本战斗就达到了,也给予影响于全战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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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是为了改变攻守的形势。退却到退却终点,在防御战中基本上属于消极阶段,即“守”的阶段。反攻则属于积极阶段,即“攻”的阶段。虽然在整个战略防御中并没有脱离防御性质,然而反攻和退却相较,不但形式上,而且内容上,是起了变化的东西。反攻是战略防御和战略进攻之间的过渡的东西,带着战略进攻前夜的性质,集中兵力就为达此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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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是为了改变内外线的形势。处于战略上内线作战的军队,特别是处于被“围剿”环境的红军,蒙受着许多的不利。但我们可以而且完全应该在战役或战斗上,把它改变过来。将敌军对我军的一个大“围剿”,改为我军对敌军的许多各别的小围剿。将敌军对我军的战略上的分进合击,改为我军对敌军的战役或战斗上的分进合击。将敌军对我军的战略上的优势,改为我军对敌军的战役或战斗上的优势。将战略上处于强者地位的敌军,使之在战役或战斗上处于弱者的地位。同时,将自己战略上的弱者地位,使之改变为战役上或战斗上的强者的地位。这即是所谓内线作战中的外线作战,“围剿”中的围剿,封锁中的封锁,防御中的进攻,劣势中的优势,弱者中的强者,不利中的有利,被动中的主动。从战略防御中争取胜利,基本上靠了集中兵力的一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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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红军的战史中,这个问题常常成为重要的争论问题。一九三○年十月四日吉安之役,不待兵力完全集中就实行开进和攻击,幸而敌人(邓英师)自己逃走了,我们的攻击本身并没有奏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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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一九三二年开始,有所谓“全线出击”的口号,要求从根据地的东西南北四面出击。这不但在战略防御时不对,就是在战略进攻时也是不对的。在整个敌我对比的形势没有根本改变的时候,无论战略或战术,都有防御和进攻、钳制和突击的两方面,事实上绝少所谓全线出击。全线出击的口号,是伴随军事冒险主义而来的军事平均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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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事平均主义者到一九三三年,有所谓“两个拳头打人”的说法,把红军主力分割为二,企图在两个战略方向同时求胜。那时的结果是一个拳头置于无用,一个拳头打得很疲劳,而且没有当时可能取得的最大胜利。照我的意见,在有强大敌军存在的条件下,无论自己有多少军队,在一个时间内,主要的使用方向只应有一个,不应有两个。我不反对作战方向有两个或两个以上,但主要的方向,在同一个时间内,只应有一个。中国红军以弱小者的姿态出现于内战的战场,其迭挫强敌震惊世界的战绩,依赖于兵力集中使用者甚大。无论哪一个大胜仗,都可以证明这一点。“以一当十,以十当百”,是战略的说法,是对整个战争整个敌我对比而言的;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确实是如此。不是对战役和战术而言的;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决不应如此。无论在反攻或进攻,我们总是集结大力打敌一部。一九三一年一月的江西宁都县东韶地区打谭道源的作战,一九三一年九月的江西兴国县高兴圩地区打十九路军的作战,一九三二年七月广东南雄县水口圩地区打陈济棠的作战,一九三三年十二月江西黎川县团村地区打陈诚的作战,都吃了兵力不集中的亏。如像水口圩和团村这一类的仗,本来一般算作胜仗,而且还算作大胜仗的(前者击溃陈济棠二十个团 〔 51 〕 ,后者击溃陈诚十二个团),然而我们历来就不欢迎这种胜仗,在某种意义上简直还可以说它是败仗。因为没有缴获或缴获不超过消耗,在我们看来是很少意义的。我们的战略是“以一当十”,我们的战术是“以十当一”,这是我们制胜敌人的根本法则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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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事平均主义,到一九三四年第五次反“围剿”时,发展到了极点。“六路分兵”,“全线抵御”,以为可以制敌,结果为敌所制,原因在于惧怕丧失土地。集中主力于一个方向,其他方向剩下了钳制力量,自然不免使土地受到损失。然而这是暂时的局部的损失,其代价是突击方向取得了胜利。突击方向胜利了,钳制方向的损失就可以恢复了。敌人的第一、二、三、四次“围剿”都使我们遭受了土地的损失,特别是在敌人第三次“围剿”时江西红军根据地几乎全部丧失了,然而结果我们的土地不但都恢复了,而且还扩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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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看不见根据地人民的力量,常常发生惧怕红军远离根据地的错误心理。这种心理在一九三二年江西红军远出打福建的漳州时,一九三三年第四次反“围剿”战役胜利后红军转向福建进攻时,都曾发生过。前者惧怕整个根据地被占,后者惧怕根据地的一部被占,而反对集中兵力,主张分兵把守,结果都证明不对。在敌人看来,一方面根据地使他们畏进,一方面打到白区去的红军是他们的主要的危险物。敌军的注意力总是向着主力红军所在地,抛开主力红军不顾而专向根据地,是很少这种事情的。在红军实行防御时,敌人的注意力也还是集中于红军。缩小根据地的计划是敌人整个计划的一部分;但是如果红军集中主力消灭其一路,敌军统帅部就不得不把他们的注意力和他们的军力更大地向着红军。所以,敌人缩小根据地的计划,也是能够破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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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堡垒主义的五次‘围剿’时期我们不能集中作战,只能分兵防御从事短促突击”,这种说法也是不对的。敌人三里五里一进、十里八里一推的堡垒主义作战法,完全是红军自己的节节抗御促成的。如果我军在内线放弃节节抗御的战法,再在必要和可能时转向敌人的内线打去,局面必然是另外一种。集中兵力的法则,正是战胜堡垒主义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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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主张的集中兵力,并不包括放弃人民的游击战争在内。立三路线主张废弃小的游击战争,“一枝枪也集中到红军中去”,早已证明是不对的了。人民的游击战争,从整个革命战争的观点看来,和主力红军是互为左右手,只有主力红军而无人民的游击战争,就像一个独臂将军。根据地的人民条件,具体地说来,特别是对于作战说来,就是有武装起来了的人民。敌人视为畏途,主要地也在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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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红军的支队于次要的作战方向也是必要的,不是一切都要集中。我们主张的集中兵力,是建立在保证对于战场作战的绝对或相对优势的原则上。对于强敌,或关系紧要的战场作战,应以绝对优势的兵力临之,例如一九三○年十二月三十日第一次反“围剿”的第一仗,集中四万人打张辉瓒的九千人。对于弱敌或不关紧要的战场作战,临之以相对优势的兵力也就够了,例如一九三一年五月三十一日第二次反“围剿”的最后一战,向建宁打七千人的刘和鼎师,红军只用了一万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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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不是说每次都要优势兵力。在某种情况下,也可以用相对劣势或绝对劣势兵力出现于战场。相对劣势,例如某一区域仅仅有一支不大的红军(不是有兵而不集中),为着打破某一优势敌人的进攻,在人民、地形或天候等条件能给我们以大的援助时,以游击队或小支队钳制其正面及一翼,红军集中全力突然袭击其另一翼的一部分,当然也是必要的,并且是可以胜利的。当我袭击其一翼的一部分时,兵力的对比仍适用以优势对劣势、以多胜少的原则。绝对劣势,例如游击队袭击白军大队伍,仅仅是袭击其一小部分,同样适用上述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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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中大军于一个战场作战,受限制于地形、道路、给养、驻处等的说法,也应分别情形去看。这些限制,对于红军和白军是有程度上的区别的,因为红军较之白军能够忍受更大的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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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是以少胜多的——我们向整个中国统治者这样说。我们又是以多胜少的——我们向战场上作战的各个局部的敌人这样说。这件事情已经不是什么秘密,敌人一般地都摸熟我们的脾气了。然而敌人不能取消我们的胜利,也不能避免他们的损失,因为何时何地我们这样做,他们不晓得。这一点我们是保守秘密的。红军的作战一般是奇袭。 第七节 运动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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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动战,还是阵地战?我们的答复是:运动战。在没有广大兵力,没有弹药补充,每一个根据地打来打去仅只有一支红军的条件下,阵地战对于我们是基本上无用的。阵地战,对于我们,不但防御时基本地不能用它,就是进攻时也同样不能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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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敌人强大和红军技术贫弱所发生的红军作战的显着特点之一,就是没有固定的作战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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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军的作战线,服从于红军的作战方向。作战方向不固定,影响到作战线不固定。大方向虽在一个时期中是不变更的,然而大方向内的小方向则是随时变更的,一个方向受了限制,就得转到另一个方向去。一个时期之后大方向也受了限制,就连这种大方向也得变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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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的内战时期,作战线不能固定,就在苏联也有过这种情形。苏联军队和我们的军队不同的地方,在于其不固定的程度不如我们之甚。一切战争也不能有绝对固定的作战线,胜负进退的变化不许可如此。但是相对固定的作战线往往见之于一般的战争。惟独敌我强弱悬殊像处在目前阶段的中国红军这样的军队,则是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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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战线的不固定,影响到根据地领土的不固定。时大时小时缩时伸是经常的,此起彼落也往往发生。这种领土的流动性,完全是来源于战争的流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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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和领土的流动性,影响到根据地各种建设工作也发生流动性。若干年月的建设计划是不能设想的。计划改变的频繁,是我们家常便饭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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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认这种特点,对于我们是有利益的。从这个特点出发,规定我们的日程,不要幻想有进无退的战争,不要震惊于领土和军事后方的暂时的流动,不要企图建立长时期的具体计划。把我们的思想、工作适应于情况,准备坐下,又准备走路,不要把干粮袋丢掉了。只有在现在的流动生活中努力,才能争取将来的比较地不流动,才能争取最后的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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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治着第五次反“围剿”时期的所谓“正规战争”的战略方针,否认这种流动性,反对所谓“游击主义”。反对流动的同志们要装作一个大国家的统治者来办事,结果是得到了一个异乎寻常的大流动——二万五千华里的长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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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工农民主共和国是一个国家,但是今天还是一个不完全的国家。今天我们还处在内战的战略防御时期,我们的政权距离一个完全的国家形态还很远,我们军队的数量和技术较之敌人还差得远,我们的领土还很小,我们的敌人时时刻刻想要消灭我们才快活。从这个上面规定我们的方针,不是一般地反对游击主义,而是老老实实地承认红军的游击性。在这里怕羞是没有用的。相反,游击性正是我们的特点,正是我们的长处,正是我们战胜敌人的工具。我们应该准备抛弃游击性,但是今天还不能抛弃。游击性在将来一定是可羞的和必须抛弃的东西,但在今天却是宝贵的和必须坚持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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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这就是今天我们的运动战的通俗的解释。天下也没有只承认打不承认走的军事家,不过不如我们走得这么厉害罢了。对于我们,走路的时间通常多于作战的时间,平均每月打得一个大仗就算是好的。一切的“走”都是为着“打”,我们的一切战略战役方针都是建立在“打”的一个基本点上。然而在我们面前有几种不好打的情形:第一是当面的敌人多了不好打;第二是当面敌人虽不多,但它和邻近敌人十分密接,也有时不好打;第三,一般地说来,凡不孤立而占有十分巩固阵地之敌都不好打;第四是打而不能解决战斗时,不好再继续打。以上这些时候,我们都是准备走的。这样的走是许可的,是必须的。因为我们承认必须的走,是在首先承认必须的打的条件之下。红军的运动战的基本特点,就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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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的是运动战,并不是拒绝必要的和可能的阵地战。战略防御时,我们钳制方面某些支点的固守,战略进攻时遇着孤立无援之敌,都是应该承认用阵地战去对付的。采取这样的阵地战制胜敌人的经验,我们过去已经不少;很多的城市、堡垒、寨子,被我们打开,某种程度的敌人野战阵地被我们突破。以后还要增加这一方面的努力,补足我们这一方面的弱点。我们完全应该提倡那种在情况需要而且许可下的阵地攻击和阵地防御。我们所反对的,仅仅是在今天采取一般的阵地战,或者把阵地战和运动战平等看待,这些才是不能许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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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军的游击性,没有固定作战线,根据地的流动性,根据地建设工作的流动性,十年战争中一点也没有变化吗?有变化的。从井冈山到江西第一次反“围剿”前为第一个阶段,这个阶段中游击性和流动性是很大的,红军还在幼年时代,根据地还是游击区。从第一次反“围剿”到第三次反“围剿”为第二个阶段,这个阶段中游击性和流动性就缩小了许多,方面军已经建立,包含几百万人口的根据地已经存在。从第三次反“围剿”后至第五次反“围剿”为第三个阶段,游击性流动性更缩小了。中央政府与革命军事委员会已经建立。长征是第四个阶段。由于错误地否认小游击和小流动,就来了一个大游击和大流动。目前是第五个阶段。由于没有战胜第五次“围剿”和大流动,红军和根据地都大大地缩小了,但又已经在西北立住了脚根,巩固了并发展了陕甘宁边区根据地。红军主力三个方面军已经统一指挥,此事为前此所未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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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战略的性质说,也可以说井冈山时期至第四次反“围剿”时期为一阶段,第五次反“围剿”时期为又一阶段,长征至今为第三阶段。第五次反“围剿”时人们错误地否定了以前本来是正确的方针,我们今天又正确地否定了第五次反“围剿”时人们的错误方针,复活了从前的正确方针。然而不是否定第五次反“围剿”时的一切,也不是复活从前的一切。复活的是从前优良的东西,否定的是第五次反“围剿”时的错误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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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击主义有两方面。一方面是非正规性,就是不集中、不统一、纪律不严、工作方法简单化等。这些东西是红军幼年时代本身带来的,有些在当时还正是需要的。然而到了红军的高级阶段,必须逐渐地自觉地去掉它们,使红军更集中些,更统一些,更有纪律些,工作更周密些,就是说使之更带正规性。在作战指挥上,也应逐渐地自觉地减少那些在高级阶段所不必要的游击性。在这一方面拒绝前进,固执地停顿于旧阶段,是不许可的,是有害的,是不利于大规模作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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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是运动战的方针,是现在还需要的战略和战役作战的游击性,是无法阻止的根据地的流动性,是根据地建设计划的灵活变更性,是在红军建设上的不要不适时宜的正规化。在这一方面拒绝历史事实,反对保留有用的东西,贸然地脱离现阶段,盲目地跑向可望不可即的、在当前没有现实意义的所谓“新阶段”,同样是不许可的,是有害的,是不利于当前作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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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现在是处在红军技术和组织的下一新阶段的前夜。我们应该准备转变到新阶段去。不作这种准备是不对的,是不利于将来的战争的。在将来,红军的技术和组织条件改变了,红军建设进到了新阶段,红军的作战方向和作战线的比较固定就出现了;阵地战增加了;战争的流动性、领土和建设的流动性,大大减少了,到最后,也就会消灭了;现在限制着我们的东西,如像优势的敌人及其据守的巩固阵地,就不能限制我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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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现在一方面反对“左”倾机会主义统治时期的错误的办法,另一方面也反对复活红军幼年时代的许多在现时不需要的非正规性。但是我们要坚决地恢复红军一路来用以打胜仗的许多可宝贵的建军原则和战略战术原则。我们要把所有一切过去的优良的东西都总结起来,成为有系统的更发展的更丰富的军事路线,以便争取在今天战胜敌人,并且准备在将来转变到新阶段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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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动战的实行方面,问题是很多的,例如侦察、判断、决心、战斗部署、指挥、荫蔽、集中、开进、展开、攻击、追击、袭击、阵地攻击、阵地防御、遭遇战、退却、夜战、特种战斗、避强打弱、围城打援、佯攻、防空、处在几个敌人之间、超越敌人作战、连续作战、无后方作战、养精蓄锐之必要等等。这些问题在红军战史中都表现了许多的特点,战役学中应当有条理地叙述到,应当给以总结,我在这里就不说了。 第八节 速决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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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的持久战,战役和战斗的速决战,这是一件事的两方面,这是国内战争的两个同时并重的原则,也可以适用于反对帝国主义的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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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反动势力的雄厚,革命势力是逐渐地生长的,这就规定了战争的持久性。在这上面性急是要吃亏的,在这上面提倡“速决”是不正确的。干了十年的革命战争,对于别的国家也许是值得惊奇的,对于我们却好似八股文章还只作了破题、承题和起讲 〔 52 〕 ,许多热闹文章都还在后面。往后的发展,在一切内外条件的影响下,无疑地将比过去有大大地增高速度的可能。因为国际和国内的环境已经起了变化,而且会有更大的变化要到来,可以说我们已经脱离了过去的那种慢慢发展的孤军作战的景况。然而不应该打算明天就会成功。“灭此朝食” 〔 53 〕 的气概是好的,“灭此朝食”的具体计划是不好的。因为中国的反动势力,是许多帝国主义支持的,国内革命势力没有聚积到足以突破内外敌人的主要阵地以前,国际革命势力没有打破和钳制大部分国际反动势力以前,我们的革命战争依然是持久的。从这一点出发,规定我们长期作战的战略方针,是战略指导的重要方针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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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役和战斗的原则与此相反,不是持久而是速决。在战役和战斗上面争取速决,古今中外都是相同的。在战争问题上,古今中外也都无不要求速决,旷日持久总是认为不利。惟独中国的战争不能不以最大的忍耐性对待之,不能不以持久战对待之。有人在立三路线时期讥笑我们的做法为“打拳战术”(说的是打过来打过去才能夺取大城市),讥笑我们要待头发白了才能看见革命的胜利。这种表现急性病的情绪,早已证明是不对了。但是他们的批评意见如果不是放在战略问题上而是放在战役和战斗的问题上,则是非常之对的。原因在于:第一,红军的武器尤其是弹药没有来源;第二,白军有很多支部队,红军只一支部队,打破一次“围剿”要准备迅速的连续的作战;第三,白军各个虽然分进,但多是比较地密集,打它们中间的一个如果不能迅速地解决战斗,其余各个就都来了。为了这些理由,不能不实行速决战。对于我们,几小时,一天或两天解决一个战斗是经常的。只有在“围城打援”的方针下,目的不在打围敌,而在打援敌,对围敌作战是准备着相当地持久的,但对援敌仍然是速决。战略防御时固守钳制方面的据点,战略进攻时打孤立无援之敌,消灭根据地中的白色据点,这些时候也常常给予战役或战斗以持久方针。然而这些持久战,只是帮助而并不妨碍主力红军的速决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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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决战不是心里想要如此做就做得成功的,还须加上许多具体的条件。主要的条件是准备充足,不失时机,集中优势兵力,包围迂回战术,良好阵地,打运动中之敌,或打驻止而阵地尚不巩固之敌。不解决这些条件,而求战役或战斗的速决,是不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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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破一次“围剿”属于一个大战役,依然适用速决原则,而不是持久原则。因为根据地的人力、财力、军力等项条件都不许可持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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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一般的速决原则之下,反对不正当的急躁性是必要的。一个革命根据地的最高军事政治领导机关,估计到根据地的这些条件,估计到敌方情况,不为敌之其势汹汹所吓倒,不为尚能忍耐的困难所沮丧,不为某些挫折而灰心,给予必要的耐心和持久,是完全必要的。江西打破第一次“围剿”,从初战到结束只有一星期,打破第二次“围剿”只有半个月,打破第三次“围剿”就熬上了三个月,第四次是三星期,第五次就熬了整整的一年。但是第五次没有打破“围剿”而被迫突围时,还表现了不应有的仓卒从事。依情况还可以熬上两三个月,用以休整军队。假如这样,又假如突围后的领导稍为聪明一点,情况便将有很大的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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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如此,仍然不破坏我们所说的力争缩短全战役时间的原则。除了战役战斗计划力争集中兵力和运动战等等条件、务期在内线(在根据地)消灭敌之有生力量、迅速解决“围剿”以外,当“围剿”已经证明无法在内线解决时,应该使用红军主力突破敌之围攻线,转入我之外线即敌之内线去解决这个问题。堡垒主义发达的今日,这种手段将要成为经常的作战手段。第五次反“围剿”进行两个月之后,当福建事变出现之时,红军主力无疑地应该突进到以浙江为中心的苏浙皖赣地区去,纵横驰骋于杭州、苏州、南京、芜湖、南昌、福州之间,将战略防御转变为战略进攻,威胁敌之根本重地,向广大无堡垒地带寻求作战。用这种方法,就能迫使进攻江西南部福建西部地区之敌回援其根本重地,粉碎其向江西根据地的进攻,并援助福建人民政府,——这种方法是必能确定地援助它的。此计不用,第五次“围剿”就不能打破,福建人民政府也只好倒台。到打了一年之久的时候,虽已不利于出浙江,但还可以向另一方向改取战略进攻,即以主力向湖南前进,不是经湖南向贵州,而是向湖南中部前进,调动江西敌人至湖南而消灭之。此计又不用,打破第五次“围剿”的希望就最后断绝,剩下长征一条路了。 第九节 歼灭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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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拚消耗”的主张,对于中国红军来说是不适时宜的。“比宝”不是龙王向龙王比,而是乞丐向龙王比,未免滑稽。对于几乎一切都取给于敌方的红军,基本的方针是歼灭战。只有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才能打破“围剿”和发展革命根据地。给敌以杀伤,是作为给敌以歼灭的手段而采取的,否则便没有意义。因给敌以杀伤而给我以消耗,又因给敌以歼灭而给我以补充,这样就不但抵偿了我军的消耗,而且增加了我军的力量。击溃战,对于雄厚之敌不是基本上决定胜负的东西。歼灭战,则对任何敌人都立即起了重大的影响。对于人,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对于敌,击溃其十个师不如歼灭其一个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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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第一、二、三、四次“围剿”,我们的方针都是歼灭战。每次歼灭的敌人对于全敌不过是一部分,然而“围剿”是打破了。第五次反“围剿”时,采取了相反的方针,实际上是帮助敌人达到了他们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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歼灭战和集中优势兵力、采取包围迂回战术,同一意义。没有后者,就没有前者。人民赞助、良好阵地、好打之敌、出其不意等条件,都是达到歼灭目的所不可缺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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击溃有意义,乃至让敌逃去有意义,只是对于全战斗或全战役中我军主力对确定之敌举行歼灭性的作战而说的,否则便没有什么意义。这又是一种有所失对有所得而有意义的场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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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建立军事工业,须使之不助长依赖性。我们的基本方针是依赖帝国主义和国内敌人的军事工业。伦敦和汉阳的兵工厂,我们是有权利的,并且经过敌人的运输队送来。这是真理,并不是笑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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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的这部着作,是为着总结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经验而写的,当时曾在建立在陕北的红军大学作过讲演。据着者说,这部着作只完成五章,尚有战略进攻、政治工作及其他问题,因为西安事变发生,没有工夫再写,就搁笔了。这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党内在军事问题上的一场大争论的结果,是表示一个路线反对另一个路线的意见。对于这个路线上的争论,一九三五年一月中共中央召开的遵义会议作出了结论,肯定了毛泽东的意见,而否定了错误路线的意见。在一九三五年十月中共中央移到陕北以后,毛泽东随即在十二月作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系统地解决了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党的政治路线上的问题。第二年,即一九三六年,毛泽东又写了这部着作,系统地说明了有关中国革命战争战略方面的诸问题。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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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 “实际”这一个概念,按照中国文字,有两种含义:一种是指真实的情况,一种是指人们的行动(也即一般人所说的实践)。毛泽东在他的着作中,应用这一个概念,时常是双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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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 孙武子即孙武,中国春秋时代的着名军事学家,着《孙子》十三篇。本文引语见《孙子·谋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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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 从一九二一年七月中国共产党成立到一九三六年毛泽东着此文时,正是十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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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 陈独秀(一八七九——一九四二),安徽怀宁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五四运动后,接受和宣传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建人之一。在党成立后的最初六年中是党的主要领导人。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指一九二七年上半年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当时他放弃对于农民群众、城市小资产阶级和中等资产阶级的领导权,尤其是放弃对于武装力量的领导权,主张一切联合,否认斗争,对国民党右派反共反人民的阴谋活动采取妥协投降的政策,以致当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代表蒋介石、汪精卫先后背叛革命,向人民突然袭击的时候,中国共产党和广大革命人民不能组织有效的抵抗,使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遭到失败。同年八月七日,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总结了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结束了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在党中央的统治。其后,陈独秀对于革命前途悲观失望,接受托派观点,在党内成立小组织,进行反党活动,一九二九年十一月被开除出党。一九三二年十月被国民党政府逮捕,一九三七年八月出狱。一九四二年病故于四川江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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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 李立三(一八九九——一九六七),湖南醴陵人。一九二一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运动的主要领导人之一。李立三“左”倾机会主义指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以他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一九三○年六月十一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李立三领导下通过了《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决议桉,主张全国各地都要准备马上起义。不久,订出了组织全国中心城市武装起义和集中全国红军进攻中心城市的冒险计划,随后又将党、青年团、工会的各级领导机关,合并为准备武装起义的各级行动委员会,使一切经常工作陷于停顿。同年九月中共中央召开六届三中全会,纠正了李立三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后来李立三接受了党对他所犯错误的批评,认识和改正了错误,在中共第七次、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继续被选为中央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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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 一九三一年一月,在中国共产党的六届四中全会上,王明(陈绍禹)等人在共产国际及其代表米夫的支持下,取得了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他们在政治上溷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界限,把反资产阶级和反帝反封建并列;否认九一八事变后国内阶级关系的明显变化,把中间势力当成“最危险的敌人”;继续推行“城市中心论”,主张红军夺取中心城市以实现一省数省首先胜利而形成全国的胜利。在军事上,先是推行冒险主义,后来又变为保守主义和逃跑主义。在组织上,实行宗派主义,对不同意他们错误主张的人,进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党内统治达四年之久,给党和革命事业造成了重大的损失。一九三五年一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遵义会议,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中央的正确领导,从而结束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党中央的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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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 遵义会议指一九三五年一月长征途中,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贵州遵义举行的扩大会议。这次会议集中讨论和纠正了军事上和组织上的错误,结束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党中央的统治,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中央的正确领导,在最危急的关头挽救了红军,挽救了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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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 参见本卷《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注〔23〕和注〔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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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 庐山军官训练团是蒋介石训练反共军事干部的组织,创办于一九三三年七月,地址在江西省的庐山。该团对围攻红军的蒋介石嫡系部队的军官进行军事的和政治的训练,以便普遍推行构筑碉堡以及其他进攻红军的办法。到一九三四年,训练的对象扩大到各非嫡系部队的军官,借以加强蒋介石对各地方军阀的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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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 这里所说的第五次“围剿”的新军事原则,主要是指国民党反动派的碉堡推进、步步为营的“堡垒政策”。参见本卷《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注〔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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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 参见列宁《共产主义》。在该文中列宁批评匈牙利共产党员库恩·贝拉说:“他忽略了马克思主义的精髓,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对具体情况作具体分析。”(《列宁全集》第39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2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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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 中国共产党湘赣边界第一次代表大会于一九二八年五月在江西省宁冈县茅坪召开。这次大会分析了当时的政治形势,讨论了发展党的组织、深入土地革命、巩固和扩大红军及革命根据地等项任务,初步回答了红军中有些人提出的“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的疑问。大会还选出以毛泽东为书记的中共湘赣边界特别委员会。这次会议促进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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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 见本卷《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注〔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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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 参见本卷《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注〔4〕和注〔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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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 土匪主义指无纪律、无组织、无明确的政治目标的抢掠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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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 指中央红军(第一方面军)从江西瑞金等地出发转移到陕西北部的长征。参见本卷《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注〔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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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 参见本卷《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注〔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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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 一九二九年七月,驻赣、闽、粤三省的国民党军队对红四军和闽西革命根据地发动第一次“围剿”。红四军前委决定:以第一纵队和第四纵队留闽西坚持游击战争,军部率领第二、第三两纵队出击闽中。九月,出击闽中的红四军主力在中途遇到很大的困难,遂回师闽西,先后歼灭了上杭、武平等地的敌军。同时,第一、第四纵队在中共闽西特委的领导下,和广大群众武装一起,开展游击战争,迫使赣敌退守长汀、连城,粤敌退守永定。第一次“围剿”至此被粉碎。一九三○年一月初,赣、闽、粤三省的国民党军队又以十四个团的兵力分七路“围剿”闽西的红军。为粉碎敌人的“围剿”,红四军前委决定挺进江西,出击“围剿”军的主力江西敌军的后方。江西敌军仓皇回兵自救,福建敌军因内部冲突也从闽西撤走。这样,敌人的第二次“围剿”很快也被打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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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 “偏师”,即不是主力军,只是侧翼的一部分军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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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 一九三○年十二月至一九三一年五月,国民党军队曾对鄂豫皖革命根据地进行过两次“围剿”,都被红军打败。一九三一年九月,蒋介石又开始筹划对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第三次“围剿”。至同年十一月,集结在根据地周围的国民党军队已达十五个师。由于九一八事变后全国人民抗日反蒋斗争空前高涨,国民党内部的矛盾日益加剧,敌军的“围剿”行动迟迟未能开始。十一月上旬成立的红四方面军,为破坏敌军的“围剿”计划,主动出击,至一九三二年六月,先后发起了黄安、商(城)潢(川)、苏家埠、潢(川)光(山)四次战役,歼敌约六万人,使国民党军队对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第三次“围剿”计划彻底破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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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 一九三二年六月蒋介石调集三十余万军队对鄂豫皖革命根据地进行第四次“围剿”。当时担任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书记的张国焘,被前三次反“围剿”的胜利冲昏头脑,在国民党军队的严重“围剿”面前,没有领导红军进行反“围剿”的准备,而是强令红军围攻敌军坚固设防的城市,准备夺取武汉。当敌军大举进攻时,他不是采取诱敌深入、待机反击的作战方针,而是下令红军仓卒迎击,使红军陷于被动地位。一九三二年十月,红四方面军主力被迫转移外线作战。此后,再未返回根据地,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第四次反“围剿”斗争遭到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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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 指俄国一九○五年革命失败以后,革命由高涨时期转入逐渐低落时期的退却。参见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第三节(《列宁全集》第39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6—11页)和《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第三章第五、第六两节(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88—10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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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 布列斯特条约是一九一八年三月苏俄在俄国西部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今布列斯特)同德国、奥匈帝国、保加利亚、土耳其订立的和约。当时,德帝国主义的军队正侵入苏维埃共和国境内,前线的俄国旧军队已经瓦解,新的革命军队还没有组织起来。为了使刚成立的苏维埃共和国避免在德军的打击下夭折,列宁主张暂时退却,接受德帝国主义提出的割地、赔款等条件,立刻签订和约。这个和约的签订,使苏维埃共和国赢得了时间去巩固无产阶级的政权,调整经济,建立红军,使无产阶级保持了对农民的领导,集聚了力量,得以在一九一八年至一九二○年击溃白军和英、美、法、日、波等国武装干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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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 一九二七年十月底,广东海陆丰农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决定举行第三次起义。十一月,占领海丰、陆丰和附近地区,组织红军,建立工农民主政权。到一九二八年三月,这个地区的红军因优势敌军的围攻以及领导指挥上的“左”倾盲动而遭到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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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 一九三六年七月,红四方面军和红二方面军会合后,由于中共中央的积极争取,并经过朱德、刘伯承等以及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的斗争,张国焘被迫同意与二方面军共同北上,于同年十月到达甘肃会宁。十月下旬,四方面军一部奉中央军委指示西渡黄河,执行宁夏战役计划。十一月上旬根据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决定,过河部队称西路军。他们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孤军奋战四个月,歼敌二万余人,终因敌众我寡,于一九三七年三月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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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 〕 见马克思一八七一年四月十二日致库格曼论巴黎公社的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92—393页);参见恩格斯《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第十七节(《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85—58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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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 〕 《水浒传》是中国描写农民战争的着名小说,相传为公元十四世纪元末明初人施耐庵所作。林冲、柴进都是书中的英雄人物。洪教头是柴进家里的一个武术教师。关于林冲和洪教头比武的故事,见《水浒传》第九回《柴进门招天下客,林冲棒打洪教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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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 〕 鲁和齐是中国春秋时代(公元前七二二——前四八一)的两个国家。齐是大国,在今山东省的中部和东北部;鲁国较小,在今山东省的南部。鲁庄公,公元前六九三年至前六六二年鲁国的国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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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 〕 左丘明,春秋末期鲁国人,相传是春秋时代着名编年史《左传》的作者。本文引的一段文章见《左传·庄公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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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 〕 “肉食者”指做官的。“又何间焉”,是“何必厕身其间”的意思。“牺牲玉帛,弗敢加也,必以信”一句中,牺牲玉帛是祀神的物品,“加”是虚报的意思。鲁庄公说他据实报告祭品,表示他对神守信用。“忠之属也。可以一战”,“忠”是尽力做好本分的事。曹刿的意思是说:一个国君对狱讼处置得合乎情理,便会得到人民拥护,所以可以作战。“公将鼓之”和“齐人三鼓”的“鼓”,都是说鸣鼓指挥士兵冲锋。“登轼而望之”的“轼”,是车前供给乘者扶手的横木,在车上位置较高,所以登轼可以望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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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 〕 成皋故城在今河南省荥阳县西北部,为古代军事重地。公元前二○三年,汉王刘邦和楚王项羽曾相持于此。当时项羽接连攻下荥阳、成皋,刘邦几乎溃不成军。但后来刘邦终于等待到楚军在汜水半渡的时机,大破楚军,复取成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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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 〕 昆阳故城在今河南省叶县境内。公元二三年,刘秀(后称东汉光武帝)在这里击破王莽(公元八年称帝,定国号为新)的军队。这次战争双方军力强弱悬殊,刘秀只有八九千人,而王莽有四十余万人。但刘秀利用王莽的将军王寻、王邑轻敌懈怠,以精兵三千突破王莽军队的中坚,乘锐进击,大破敌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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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 〕 官渡在今河南省中牟县东北。公元二○○年,曹操军队和袁绍军队战于此处。当时袁绍拥军十万,而曹操兵少粮尽。但曹操利用袁军的轻敌无备,实行轻兵偷袭,烧了袁军的辎重。袁军慌乱,曹军出击,歼灭了袁军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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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 〕 吴指孙权方面,魏指曹操方面。赤壁在今湖北省蒲圻县西北长江南岸。公元二○八年,曹操率兵数十万进攻孙权。孙权出兵三万,并且同刘备联合,利用曹军有疫疾,又不习水战,在赤壁一带用火攻烧曹军船只,大破曹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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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 〕 彝陵在今湖北省宜昌县境内。公元二二二年,吴将陆逊在这里大败蜀汉的刘备。这次战争开始,蜀军连战皆捷,进到彝陵,已入吴境五六百里。陆逊守七八月不战,直待刘备“兵疲意沮,计不复生”,利用顺风放火,大破蜀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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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 〕 公元三八三年,东晋将军谢玄大败秦王苻坚于安徽淝水。当时苻坚有步兵六十余万、骑兵二十七万、卫队三万余骑,东晋只有水陆军八万。在两军隔淝水对峙的时候,晋军将领要求淝水以北的秦军让出一片战场来,以便晋军渡水决战。秦军应允后撤,但一退即不可遏止,晋军乘机渡水攻击,大败秦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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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 〕 一九二七年八月一日,中国共产党为反对蒋介石、汪精卫的反革命,继续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的革命事业,在江西南昌发动了武装起义。起义部队在中共前敌委员会书记周恩来和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领导下,经过激烈战斗,占领了南昌城。这次起义打响了中国人民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从此,开始了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革命武装斗争的新时期。起义部队撤离南昌后南下广东。十月初在潮州、汕头一带遇到优势敌军的围攻而失败。保存下来的起义部队,一部分到达海陆丰地区,继续坚持斗争;另一部分在朱德、陈毅等率领下,转移到湘南,发动了湘南起义,一九二八年四月在井冈山同毛泽东领导的工农革命军会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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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 〕 参见本卷《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注〔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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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 〕 一九二七年革命失败以后,中国共产党在湖南、湖北、江西、广东等省发动秋收起义。其中最着名的是九月间毛泽东在湖南、江西边界的修水、铜鼓、萍乡、醴陵、平江、浏阳等地领导的起义。参加这次起义的工农武装和原国民革命军第四集团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警卫团,组成了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十月间,毛泽东率领这支军队转战到井冈山,在那里建立了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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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 〕 见本卷《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注〔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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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 〕 见《孙子·军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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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 〕 AB 团是一九二六年底在江西南昌成立的以反共为目的的国民党右派组织,存在时间不长。一九三○年五月起,赣西南苏区内开展了所谓肃清AB 团的斗争。斗争不断扩大,严重溷淆了敌我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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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 〕 指江西省中部介于赣江和抚河两条河流之间的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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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 〕 参见《战国策·魏策》。原文是:“将欲败之,必姑辅之;将欲取之,必姑与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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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 〕 阿比西尼亚即埃塞俄比亚。一九三五年十月,意大利法西斯出兵进攻埃塞俄比亚。埃军进行阵地战,至一九三六年五月失败。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后,埃塞俄比亚人民在一九四一年与反法西斯盟军配合,赶走了意大利侵略军,恢复了国家的独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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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 〕 这里所说的藏人,主要是指西康(现在分属四川和西藏)、甘肃的藏族。这里所说的回人,是指甘肃、青海、新疆的回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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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 〕 刘,指国民党军刘和鼎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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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 〕 第三次“围剿”时,蒋介石担任“围剿”军总司令,何应钦任前线总司令,其指挥部均驻南昌。下辖:左翼集团军,何应钦兼任总司令;右翼集团军,陈铭枢任总司令,驻吉安;预备军,卫立煌任总指挥,驻临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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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 〕 蒋光鼐原是第十九路军总指挥,第二次“围剿”时,由蔡廷锴任代总指挥。第三次“围剿”时,第十九路军蔡廷锴第六十师、戴戟第六十一师和韩德勤第五十二师被编为右翼集团军第一军团,蔡廷锴任代总指挥。这里的“蒋光鼐、蔡廷锴、韩德勤”,应是“蔡廷锴、戴戟、韩德勤”;下文的“蒋、蔡、韩”应是“蔡、戴、韩”,“蒋光鼐、蔡廷锴”应是“蔡廷锴、戴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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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 〕 第三次反“围剿”时,红一方面军打上官云相师、郝梦龄师、毛炳文师,三个胜仗共歼敌一万余人,缴枪六千多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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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 〕 南雄、水口战役,包括池江、梅岭关、大余、水口圩等战斗,共击溃陈济棠的粤军十五个团。其中水口圩战斗,击溃粤军十个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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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 〕 八股文是中国明、清封建皇朝考试制度所规定的一种特殊文体。八股文每篇由破题、承题、起讲、入手、起股、中股、后股、束股八部分组成。破题一般用两句,说破题目的要义。承题一般用三句至五句,承接破题的意义而说明之。起讲概说全体,是议论的开始。入手为起讲后入手之处。起股、中股、后股和束股这四个段落才是正式的议论,中股为全篇文字的重心。在这四个段落中,每一段落都有两股两相比偶的文字,合共有八股,所以叫作八股文,也称为八比。毛泽东这里用写作八股文由一部分到另一部分的展开过程,来比喻革命发展的各种阶段。但在通常的场合,毛泽东则用八股文这类东西去比喻和讽刺教条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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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 〕 见《左传·成公二年》。公元前五八九年,齐、晋两国的军队会战于鞌(今属山东省历城县)。战斗一开始,齐顷公以为胜敌至易,说:“余姑翦灭此而朝食”。“此”,指这些敌人。这句话的意思是:先消灭了这些敌人,再吃早饭。结果齐军被晋军打败。后来人们常以此形容斗志坚决,要立即消灭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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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蒋介石的信 - 和谐历史档案馆 Banned Historical Archiv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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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给蒋介石的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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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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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1936.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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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签:书信 关键人物文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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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来源:毛泽东文集第一卷(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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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蒋介石的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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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石先生台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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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八月以来,共产党、苏维埃与红军曾屡次向先生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自此主张发表后,全国各界不分党派,一致响应。而先生始终孤行己意,先则下令“围剿”,是以有去冬直罗镇之役 〔 1 〕 。今春红军东渡黄河,欲赴冀察 〔 2 〕 前线,先生则又阻之于汾河流域。吾人因不愿国防力量之无谓牺牲,率师西渡,别求抗日途径,一面发表宣言,促先生之觉悟。数月来绥 〔 3 〕 东情势益危,吾人方谓先生将翻然变计,派遣大军实行抗战。孰意先生仅派出汤恩伯之八个团向绥赴援,聊资点缀,而集胡宗南、关麟征、毛炳文、王均、何柱国、王以哲、董英斌、孙震、万耀煌、杨虎臣、马鸿逵、马鸿宾、马步芳、高桂滋、高双成、李仙洲等二百六十个团,其势汹汹,大有非消灭抗日红军荡平抗日苏区不可之势。吾人虽命令红军停止向先生之部队进攻,步步退让,竟不能回先生积恨之心。吾人为自卫计,为保存抗日军队与抗日根据地计,不得已而有十一月二十一日定边山城堡之役 〔 4 〕 。夫全国人民对日寇进攻何等愤恨,对绥远抗日将士之援助何等热烈,而先生则集全力于自相残杀之内战。然而西北各军官佐士兵之心理如何,吾人身在战阵知之甚悉,彼等之心与吾人之心并无二致,亟欲停止自杀之内战,早上抗日之战场。即如先生之嫡系号称劲旅者,亦难逃山城堡之惨败。所以者何,非该军果不能战,特不愿中国人打中国人,宁愿缴枪于红军耳。人心与军心之向背如此,先生何不清夜扪心一思其故耶?今者绥远形势日趋恶化,前线之守土军队为数甚微,长城抗战 〔 5 〕 与上海一二八之役 〔 6 〕 前车可鉴。天下汹汹,为公一人。当前大计只须先生一言而决,今日停止内战,明日红军与先生之西北“剿共”大军,皆可立即从自相残杀之内战战场,开赴抗日阵线,绥远之国防力量,骤增数十倍。是则先生一念之转,一心之发,而国仇可报,国土可保,失地可复,先生亦得为光荣之抗日英雄,图诸凌烟,馨香百世,先生果何故而不出此耶?吾人敢以至诚,再一次地请求先生,当机立断,允许吾人之救国要求,化敌为友,共同抗日,则不特吾人之幸,实全国全民族唯一之出路也。今日之事,抗日降日,二者择一。徘徊歧途,将国为之毁,身为之奴,失通国之人心,遭千秋之辱骂。吾人诚不愿见天下后世之人聚而称曰,亡中国者非他人,蒋介石也,而愿天下后世之人,视先生为能及时改过救国救民之豪杰。语曰,过则勿惮改,又曰,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何去何从,愿先生熟察之。寇深祸亟,言重心危,立马陈词,伫候明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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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朱德张国焘周恩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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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稼蔷 〔 7 〕 彭德怀贺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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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弼时林彪刘伯承叶剑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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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云逸徐向前陈昌浩徐海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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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振堂 罗炳辉 邵式平 郭洪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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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中国人民红军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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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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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三年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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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书信选集》刊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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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 一九三五年十一月,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在陕西富县直罗镇全歼东北军第一○九师和第一○六师一个团,粉碎了国民党军对陕甘革命根据地的第三次“围剿”。这次战役称直罗镇战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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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 察,指察哈尔省,见本卷第382页注〔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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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 绥,指绥远省,见本卷第371页注〔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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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 山城堡之役,指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第四方面军一部,在第二方面军配合下,在甘肃环县山城堡击败国民党军进攻的战役。这次战役全歼国民党军主力胡宗南部一个多旅,使国民党军从此基本停止了对陕甘宁革命根据地的进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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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 长城抗战,指一九三三年三月驻守在喜峰口、古北口一带长城线上的宋哲元部第二十九军等抗击日本侵略军的战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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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 一二八之役,又称淞沪抗战,指一九三二年一月二十八日起,驻守上海的蔡廷锴、蒋光鼐部等奋起抵抗日本侵略军进攻上海的战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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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 王稼蔷,即王稼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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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蒋介石书 - 和谐历史档案馆 Banned Historical Archiv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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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致蒋介石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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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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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1936.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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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签:关键人物文稿 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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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来源:毛泽东思想万岁(1913-1943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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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蒋介石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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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石先生台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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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八月以来,共产党苏维埃与红军曾屡次向先生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自此主张发表后,全国各界不分党派,一致响应。而先生始终孤行己意,先则下令围剿,是以有去冬直罗镇之役。今春红军东渡黄河,欲赴冀察前钱,先生则又阻之于汾河流域,吾人因不愿国防力量之无谓牺牲,率领西渡,别求抗日途经,一面发表宣言促先生之觉悟。数月来绥东情势益危,吾人方谓先生将翻然复计,派遣大军实行抗战,孰意先生仅派出汤恩伯之八个团向缓赴援,聊资点缀,而集胡宗南,关麟征,毛炳文,王均,何柱国、王以哲、董关斌、孙震、万耀煌、杨虎城、马鸿达、马鸿宾、马步芳、高维滋、高双成、李仙洲等二百六十个团,其势汹汹,大有非消灭抗日红军、荡平抗日苏区不可之势。吾人虽命令红军停止向先生之部队进攻,步步退让,竟不能回先生之积恨之心,吾人为自卫计,为保存抗日军队与抗日根据地计不得已而有十一月二十一日定边山城堡之役。全国人民对日寇进攻何等愤恨,对绥远抗日将士之援助,何等热烈,而先生则集全力于自相残杀之内战。然而西北各军官佐士兵之心理如何?吾人身在战阵,知之甚悉,彼等之心与吾人之心并无二致,亟欲停止自杀之内战,早上抗日之战场。即如先生之嫡系可称劲旅者,亦难免山城堡之惨败,所以者何?非该军果不能战,特不愿中国人打中国人,宁愿缴枪于红军耳。人心与军心之背如此,先生何不清夜扪心一思其故耶?今者绥远形势,日趋恶化,前线之守卫士军队之甚微,长城抗战与上海“一二.八”之役前车可鉴。天下汹汹,为公一人,当前大计,只须先生一言而决,今日停止内战,明日红军与先生之西北剿共大军营可立即从自相残杀之内战战场,开赴抗日前栈,绥远之国防力量,骤增数十倍。是则先生一念之转,一心之发,而国仇可报,国土可保,失地可复,先生亦得为光荣之抗日英雄,图诸凌烟,馨香百世,先生果何故而不出此耶?吾人敢以至诚再一次的请求先生,当机立断,允许吾人之救国要求,化敌为友,共同抗日,则不特吾人之幸,实全国全民族唯一之出路也.今日之事,抗日降日,二者择一,绯网歧途,将国为之毁,身为主奴,失通国之人心,遭千秋之辱骂,吾人诚不愿见天下后世之人聚而称曰:“亡中国者也非他人,蒋介石也。”而愿天下后世之人,祝先生为能及时改过救国救民之豪杰,语曰:“过则勿惮改”,又曰,“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何去何从?愿先生熟察之,寇深祸亟,语重心危,立马陈词,伫候明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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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共署各十九人,余略--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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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中国人民红军二十万人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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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西安事变致国民党、国民政府电 - 和谐历史档案馆 Banned Historical Archiv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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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关于西安事变致国民党、国民政府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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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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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1936.1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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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签:关键人物文稿 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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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来源:毛泽东文集第一卷(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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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西安事变致国民党、国民政府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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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国民党、国民政府诸先生勋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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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事变,惊传蒋氏被幽,事出意外。然此实蒋氏对外退让、对内用兵、对民压迫三大错误政策之结果。张杨 〔 1 〕 均贵党中央委员,且属“剿共”军领袖,然亦坚请停止“剿共”,一致抗日;观其宣布之八项主张 〔 2 〕 ,实为全国人民之所言,厉行不暇,何可厚非。今日之西安事变,不过继福建事变、两广事变 〔 3 〕 之后,鼎足而三耳。三者皆贵党中抗日救国之贤豪,不满蒋氏降日卖国之所为而蹶然揭出正义之旗耳。若漫不加察,一意孤行,行见同类之事变,将遍发于国中,祸患之纷乘,欲收拾而无术。夫中国国民党中爱国英贤岂得谓少,然受制于蒋氏,复受制于媚外残民之亲日派,正气不伸,党义为毁,国则日蹙百里,伤破碎之河山,民则及汝偕亡,抱敷天之怨痛。窃以西安事变之发,南京当局亟宜引为反省之资,而绝不可负气横决,反而发动空前之内战,如近日电讯之所传者。语云,鹬蚌相持而渔人伺于其侧,渔人今已高举其网矣。彼日本者,自闻南京决定讨伐张杨,兴高采烈,坚甲利兵,引满待发。诚使南京诸公萃沿海长江守备之军,大兴讨伐于西北一角,姑无论西北苦寒之区,张杨勇义之众,晋绥 〔 4 〕 烽火之侧,而全国鼎沸之时,胜负之数,诚未可知,借令战胜攻取,快意肆志,而日本乘机入寇,因虚而袭沪宁 〔 5 〕 ,取青济 〔 6 〕 ,华北独立,西北亦危,全国丧亡,真将万劫不复。螳螂黄雀之喻,亲痛仇快之讥,千秋万世,永难湔涤。鄙人等心所谓危,不敢不告。中国者中国人之中国也,国之不存,民于何有,民之泯灭,党将焉傅。是以鄙人等年余以来,不惮反复陈词,谋国共之合作,化敌为友,共赴国仇,亦既舌敝唇焦矣。公等而果欲自别于蒋氏,复欲自别于亲日派,谓宜立下决心,接受张杨二氏主张,停止正在发动之内战,罢免蒋氏,交付国人裁判,联合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组织统一战线政府,放弃蒋氏爱摆之集权、统一、纲纪等等索然无味之官僚架子,老老实实与民更始,开放言论自由,启封爱国刊物,释放爱国人犯,举内战之全军,立即开赴晋绥,抗御日寇,化黑暗为光明,变不祥为大庆。若是,则鄙人等虽不敏,愿率人民红军二十万众,与贵党军队联袂偕行,共赴民族革命之战场,为自由解放之祖国而血战。否则国亡种灭,不但全国人民及贵党中爱国志士不能坐视,鄙人等亦决不能袖手旁观也。临电屏营,伫候明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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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张国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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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祖涵徐特立王稼穑 〔 7 〕 彭德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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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龙叶剑英任弼时林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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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向前陈昌浩徐海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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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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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中央档桉馆保存的抄件刊印。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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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 张杨,指张学良、杨虎城,分别见本卷第371页注〔10〕、注〔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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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 指张学良、杨虎城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三日通电全国宣布的抗日救国八项主张:(一)改组南京政府,容纳各党各派共同负责救国;(二)停止一切内战;(三)立即释放上海被捕之爱国领袖;(四)释放一切政治犯;(五)开放民众爱国运动;(六)保障人民集会结社一切政治自由;(七)确实遵行总理遗嘱;(八)立即召开救国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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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 福建事变,指一九三三年十一月二十日国民党军第十九路军将领蔡廷锴、蒋光鼐等联合国民党内李济深等一部分反蒋势力在福建发动的事变。事变后在福州成立抗日反蒋的“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一九三四年一月,福建人民政府在蒋介石的军事压力和分化下失败。两广事变,见本卷第437页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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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 绥,指绥远省,见本卷第371页注〔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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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 沪宁,指上海、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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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 青济,指青岛、济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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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 王稼穑,即王稼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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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国内和平一致抗日的五项条件 - 和谐历史档案馆 Banned Historical Archiv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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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实现国内和平一致抗日的五项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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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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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1936.1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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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签:关键人物文稿 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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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来源:毛泽东文集第一卷(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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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国内和平一致抗日的五项条件 〔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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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年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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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向陈立夫 〔 2 〕 先生等提出下列要求,征其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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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最大危机是日本与南京及各地亲日派成立联盟,借拥蒋旗帜,造成内乱,奴化中国。南京及各地左派应速行动起来,挽救危局,共产党愿意赞助左派,坚决主张在下列条件基础上成立国内和平,一致对付日本与亲日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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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吸收几个抗日运动之领袖人物加入南京政府,排斥亲日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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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停止军事行动,承认西安之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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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停止“剿共”政策,并与红军联合抗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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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保障民主权利,与同情中国抗日运动之国家成立合作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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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戊)在上述条件有相当保证时,劝告西安恢复蒋介石先生之自由,并赞助他团结全国一致对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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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如何,速以电报答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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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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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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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中央档桉馆保存的抄件刊印。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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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 这是毛泽东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给当时受中国共产党委派同南京国民党当局谈判的代表潘汉年的电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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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 陈立夫,一九○○年生,浙江吴兴人。当时被蒋介石指定负责同中国共产党进行联系和谈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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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中华民族革命同盟的信 - 和谐历史档案馆 Banned Historical Archiv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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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给中华民族革命同盟的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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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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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1936.1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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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签:书信 关键人物文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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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来源:毛泽东文集第一卷(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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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中华民族革命同盟 〔 1 〕 的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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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民族革命同盟诸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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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到了你们的信,完全同意你们信上的意见。我们与晋绥 〔 2 〕 当局之间尚缺乏必要的与诚意的联系,对于当前迫切的救亡任务是非常不利的。我们坚决申明:完全同情于晋绥当局及军队与人民真正抵抗日寇捍卫疆土的决心与行动,我们愿以全力为他们援助。今年春间红军渡河东进,原以冀察 〔 3 〕 为目的地,以日寇为正面敌,不幸不见谅于阎 〔 4 〕 蒋两先生,是以引军西还,静待他们之谅解。红军虽迫切愿望迅速进入抗日阵地的最前线,但必须先求得当地友军之谅解,在没有取得谅解以前,红军决不冒然开进。如果晋绥当局真心抗日,而又于他们认为必要时,红军当与之订立合作协定,在协定中规定划分防线,互相援助,保证给养补充,并统一作战指挥等事项。如果此协定能够订立,红军依据此协定进入晋绥抗战地段,则红军当唯抗战之利益是务,决不干涉当地之行政与决不对友军有任何不利的行动。来信问到红军在西北的战略企图,我们告诉你们,红军的唯一企图在保卫西北与华北,目前是集中于陕甘宁地区,首先求得国民党军队的谅解,在合作基础上共同进入抗日阵地,舍此并无其他企图。我们现已向西北一切国民党军队发表申明:红军自动地停止攻击他们,仅在他们进攻时采取必需之自卫手段,在为自卫而缴获他们的人员武器,如果他们转至抗日时,一律送还,他们向抗日阵地转移时,不许红军任何人员有任何妨碍他们的举动,并须予以一切可能的援助。总之,当此国亡无日之时,我们的志愿是抗日救亡,也仅仅在于抗日救亡。各方虽尚有若干对我们怀抱疑虑的人,但悠长的岁月将证明我们所说的就是我们所做的。你们为民族解放而奋斗,我谨代表我们的党、我们的政府与我们的红军,向你们献上热烈的敬意,希望双方结成坚固的阵线,为驱逐日本帝国主义而斗争到底,并望你们推动各方首先是晋绥当局迅速执行抗战并成立各派的联合阵线,我们亦正在向各方面这样去做。专此奉复。谨致民族革命的敬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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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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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月二十二日于陕北苏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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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中央档桉馆保存的手稿刊印。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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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 中华民族革命同盟,指一九三三年福建事变失败后,李济深、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等于一九三五年在香港建立的国民党民主派的秘密政治组织,办有《民族战线》等报刊,宣传抗日反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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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 绥,指绥远省,见本卷第371页注〔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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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 察,指察哈尔省,见本卷第382页注〔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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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 阎,指阎锡山,见本卷第371页注〔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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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阎锡山的信 - 和谐历史档案馆 Banned Historical Archiv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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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给阎锡山的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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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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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1936.1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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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签:书信 关键人物文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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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来源:毛泽东文集第一卷(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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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阎锡山 〔 1 〕 的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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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川副委员长勋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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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变 〔 2 〕 突起,事出非常。从电讯中知我公反对内战,有“共维大局”之语,至理名言,曷胜钦佩。敝方主张详删皓两电 〔 3 〕 ,抄陈台鉴。敝方为大局计,不主决裂,亦丝毫不求报复南京,愿与我公及全国各方调停于宁陕之间,诚以非如此则损失尽属国家,而所得则尽在日本。目前宁军 〔 4 〕 攻陕甚急,愿我公出以有力之调停手段。至于红军,只要南京停止“剿共”政策,赞同统一战线,一致抗日,并划定适宜之防地,决不向南京管辖境内进攻。对我公领导之晋绥 〔 5 〕 方面,前遣彭雨峰 〔 6 〕 晋谒,已将鄙意奉陈。数月来我公及傅将军在绥东英勇抗敌 〔 7 〕 ,与开放民众爱国运动,取消防共会,尤为敬佩之至。惟现宁陕相持甚急,如宁方坚持进攻而无丝毫转圜之余地,则红军势难坐视。战争范围扩大,所需于我公协助之处甚多。如何使晋绥陕甘四省亲密团结,联成一气,俾对国事发言更为有力之处,敬祈锡示南针。尊处与敝处电台联络亟宜从速建立,再从吉县、延长建立徒步通信站。如荷同意,电台即从一月十五号起开始发报。徒步通信站在吉县者尊处任之,在延长者敝处任之,在平渡关两岸各备渡船一只,约定专任通信,双方武装互不过河。晋陕经济通商亦恳早日实行,恢复寻常关系。吉县县长璩象咸先生今春随军来陕,屈在敝处教育部工作者数月。璩先生诚笃君子,对敝方抗日统一战线政策知之颇悉,倘得随时往来,甚为欢迎。彭雨峰在尊处多承优遇,感荷实深,尚祈随时予以指导,使之有所遵循。一切统祈详示。敬颂公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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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敬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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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月二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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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三年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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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书信选集》刊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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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 阎锡山,字百川,见本卷第371页注〔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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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 陕变,指西安事变。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二日,东北军领导人张学良和第十七路军领导人杨虎城在西安扣留蒋介石,要求停止内战、联共抗日,这次事件通称西安事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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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 删电,指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五日毛泽东等红军将领就西安事变致国民党和国民政府的电报,见本卷第468—469页。皓电,指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九日提议召集和平会议解决西安事变的通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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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 指西安事变发生后,南京国民党政府中亲日派何应钦指挥的向陕西进逼的军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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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 绥,指绥远省,见本卷第371页注〔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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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 彭雨峰,即彭雪峰,见本卷第454页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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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 一九三六年八月和十一月,日本帝国主义指使伪蒙军两次进攻绥远(今属内蒙古自治区)东北地区。绥远驻军傅作义等部奋勇抗击,并于十一月收复百灵庙等地。傅作义,当时任绥远省主席、国民党军第三十五军军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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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蒋介石声明的声明 - 和谐历史档案馆 Banned Historical Archiv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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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关于蒋介石声明的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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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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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1936.1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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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签:宣言 关键人物文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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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来源:毛泽东选集1-7(静火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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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蒋介石声明的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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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氏在西安接受张学良杨虎城二将军和西北人民的抗日的要求 〔 1 〕 ,首先命令进行内战的军队撤离陕甘两省,这是蒋介石氏转变其十年错误政策的开始。这对于指挥内战、制造分裂、并欲在这次事变中置蒋氏于死地的日本帝国主义和中国讨伐派 〔 2 〕 的阴谋,给了一个打击。日本帝国主义和中国讨伐派的失望,已显而易见。蒋氏此种觉悟的表示,可以看作国民党愿意结束其十年错误政策的一种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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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氏十二月二十六日在洛阳发表了一个声明,即所谓《对张杨的训词》 〔 3 〕 ,内容含含煳煳,曲曲折折,实为中国政治文献中一篇有趣的文章。蒋氏果欲从这次事变获得深刻的教训,而为建立国民党的新生命有所努力,结束其传统的对外妥协、对内用兵、对民压迫的错误政策,将国民党引导到和人民愿望不相违背的地位,那末,他就应该有一篇在政治上痛悔已往开辟将来的更好些的文章,以表现其诚意。十二月二十六日的声明,是不能满足中国人民大众的要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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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氏声明中有一段是值得赞扬的,即他所说“言必信,行必果”的那一段。意思是说他在西安对于张杨所提出的条件没有签字,但是愿意采纳那些有利于国家民族的要求,不会因为未签字而不守信用。我们将在蒋氏撤兵后看他是否确守信义,是否实行他所允诺的条件。这些条件是:(一)改组国民党与国民政府,驱逐亲日派,容纳抗日分子;(二)释放上海爱国领袖 〔 4 〕 ,释放一切政治犯,保证人民的自由权利;(三)停止“剿共”政策,联合红军抗日;(四)召集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救国会议,决定抗日救亡方针;(五)与同情中国抗日的国家建立合作关系;(六)其他具体的救国办法。这些条件的实行,首先需要确守信义,并且需要一些勇气。我们将于蒋氏今后的行动表现中考察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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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蒋氏声明中又有西安事变系受“反动派”包围的话。可惜蒋氏没有说明他所谓“反动派”究系一些什么人物,也不知道蒋氏字典中的“反动派”三字作何解释。但是西安事变的发动,确系受下列数种势力的影响:(一)张杨部队及西北革命人民的抗日怒潮的高涨;(二)全国人民的抗日怒潮的高涨;(三)国民党左派势力的发展;(四)各省实力派的抗日救国的要求;(五)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六)世界和平阵线的发展。这些都是无可讳言的事实。蒋氏所说的“反动派”,不是别的,就是这些势力,不过人们叫作革命派,蒋氏则叫作“反动派”罢了。蒋氏在西安曾说了将要认真抗日的话,当不至一出西安又肆力攻击革命势力,因为不但信义问题关系蒋氏及其一派的政治生命,而且在实际的政治道路上,在蒋氏及其一派面前横着一种已经膨胀起来而不利于他们的势力,这就是在西安事变中欲置蒋氏于死地的所谓讨伐派。因此,我们劝蒋氏将其政治字典修改一下,将“反动派”三字改为革命派三字,改得名副其实,较为妥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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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氏应当记忆,他之所以能够安然离开西安,除西安事变的领导者张杨二将军之外,共产党的调停,实与有力。共产党在西安事变中主张和平解决,并为此而作了种种努力,全系由民族生存的观点出发。设使内战扩大,张杨长期禁锢蒋氏,则事变的进展徒然有利于日本帝国主义和中国讨伐派。在这种情形下,共产党坚决揭破日本帝国主义和中国讨伐派汪精卫 〔 5 〕 、何应钦 〔 6 〕 等的阴谋,坚决主张和平解决这次事变,这和张杨二将军及宋子文 〔 7 〕 氏等国民党人的主张可谓不谋而合。这就是全国人民的主张,因为现在的内战是人民所痛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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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氏已因接受西安条件而恢复自由了。今后的问题是蒋氏是否不打折扣地实行他自己“言必信,行必果”的诺言,将全部救亡条件切实兑现。全国人民将不容许蒋氏再有任何游移和打折扣的余地。蒋氏如欲在抗日问题上徘徊,推迟其诺言的实践,则全国人民的革命浪潮势将席卷蒋氏以去。语曰:“人而无信,不知其可。” 〔 8 〕 蒋氏及其一派必须深切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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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氏倘能一洗国民党十年反动政策的污垢,彻底地改变他的对外退让、对内用兵、对民压迫的基本错误,而立即走上联合各党各派一致抗日的战线,军事上政治上俱能实际采取救国步骤,则共产党自当给他以赞助。共产党早已于八月二十五日致国民党书中将此种赞助的诺言许给蒋氏和国民党了 〔 9 〕 。共产党的“言必信,行必果”,十五年来全国人民早已承认。全国人民信任共产党的言行,实高出于信任国内任何党派的言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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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 以张学良为首的国民党东北军和以杨虎城为首的国民党第十七路军,因受中国红军和人民抗日运动的影响,同意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要求蒋介石联共抗日。蒋加以拒绝,而且更加倒行逆施,积极布置“剿共”军事,下令镇压西安学生的抗日爱国运动。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二日,张、杨发动西安事变,扣押了蒋介石。中国共产党坚决支持张、杨的爱国行动,同时主张在团结抗日的基础上和平解决这次事变。十二月二十四日,蒋介石被迫接受联共抗日的条件,随后被释放回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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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 指西安事变时南京国民党政府内部主张讨伐张学良、杨虎城的亲日派。这些人以汪精卫、何应钦为首,借西安事变准备发动大规模内战,以便利日本帝国主义的进攻,并乘机夺取蒋介石的统治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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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 蒋介石的所谓《对张杨的训词》,是在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二十六日他由洛阳抵达南京后发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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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 上海爱国领袖,指当时在上海领导抗日爱国运动的全国救国会负责人沉钧儒、章乃器、邹韬奋、李公朴、王造时、沙千里、史良等。他们在一九三六年十一月被国民党政府逮捕,到一九三七年七月才被释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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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 汪精卫是当时国民党中亲日派的首领。从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起,他对于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一贯主张妥协。一九三六年十二月西安事变发生后,在国外通电主张对张学良、杨虎城“大张挞伐,迅予围剿”;同时立即从德国动身回国,企图夺取南京国民党政府的统治权。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他继续散布降日言论,反对国共合作抗日。参见本卷《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注〔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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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 何应钦(一八九○——一九八七),贵州兴义人。当时是国民党中亲日派的另一首领。西安事变发生后被南京国民党政府推任为“讨逆总司令”。他积极筹谋掀起内战,部署国民党军队沿陇海路进逼陕西,调派空军轰炸渭南等地,并计划轰炸西安,炸死蒋介石,以便取蒋介石的地位而代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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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 宋子文为亲美派。由于当时美日两帝国主义在远东争霸的矛盾,他根据美国的利益,对于西安事变,也主张和平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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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 见《论语·为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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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 这封信对于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和当时的国民党二中全会,作了义正词严的批判,同时申明了中国共产党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准备重新建立国共合作的政策。以下是这封信的主要部分:“贵党二中全会所说的‘集中统一’,实在未免本末倒置。须知十年以来的内战和不统一,完全是因为贵党和贵党政府依赖帝国主义的误国政策,尤其是‘九一八’以来一贯的不抵抗政策造成的。在贵党和贵党政府‘攘外必先安内’的口号之下,进行了连年不绝的内战,举行了无数次对于红军的围攻,不遗余力地镇压了全国人民的爱国运动和民主运动。直至最近,还是放弃东北和华北不顾,忘记日本帝国主义是中国的最大敌人,而把一切力量反对红军和从事贵党自己营垒之间的内争,用一切力量拦阻红军的抗日去路,捣乱红军的抗日后方,漠视全国人民的抗日要求,剥夺全国人民的自由权利。爱国有罪,冤狱遍于国中;卖国有赏,汉奸弹冠相庆。以这种错误政策来求集中和统一,真是缘木求鱼,适得其反。我们现在正告诸位先生,如果你们不根本改变自己的错误方针,如果不把仇恨之心放到日本帝国主义身上去,而依旧放在自己同胞身上的话,那末你们即欲勉强维持现状,也是不可能的,集中统一以及所谓‘现代国家’的说法,更是完全的空谈。全国人民现在所要的是抗日救国的集中统一,而不是媚外残民的集中统一。全国人民现在热烈要求一个真正救国救民的政府,要求一个真正的民主共和国。全国人民要求一个为他们自己谋利益的民主共和政府。这个政府的主要纲领,必须:第一,是能够抵抗外侮的。第二,是能够给予人民以民主权利的。第三,是能够发展国民经济,减轻以至免除人民生活上的痛苦的。如果要说‘现代国家’,这些纲领才是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中国在现时代所真正要求的。全国人民现在正以热烈的愿望和坚毅的决心,为着实现这样的目标而斗争。而贵党和贵党政府的政策,则与此种全国人民的愿望背道而驰,以此而求人民的信任,是决不可能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红军,今特郑重宣言:我们赞助建立全中国统一的民主共和国,赞助召集由普选权选举出来的国会,拥护全国人民和抗日军队的抗日救国代表大会,拥护全国统一的国防政府。我们宣布:全中国统一的民主共和国建立之时,红色区域即可成为全中国统一的民主共和国的一个组成部分,红色区域人民的代表,将参加全中国的国会,并在红色区域实行和全中国一样的民主制度。我们认为贵党二中全会所决定组织的国防会议,以及贵党和贵党政府正在召集中的国民大会,是不能完成集中统一抗日救亡的任务的。依照贵党二中全会所通过的国防会议条例看来,则国防会议的组织,只限于贵党和贵党政府当权执政的少数官员;国防会议的任务,是仅充贵党政府的咨询机关。这种会议之不能有任何的成就和不能取得人民的任何信任,是十分明显的。而诸位先生所要召集的国民大会,依据贵党政府所通过的《中华民国宪法草桉》和《国民大会组织法及代表选举法》看来,也同样地不能有什么成就和不能得到人民的信任,因为这种国民大会仅仅是贵党和贵党政府少数官员们所操纵的机关,是这些官员们的附属品和装饰品。这样的国防会议和国民大会,同本党所主张的全国抗日救国代表大会(即国防会议),中华民主共和国和它的国会,是没有丝毫相同之点的。我们认为抗日救国的国防会议,必须吸收各党各派各界各武装队伍的代表,构成真正能够决定抗日救国大计的权力机关,并从这一会议中产生全国统一的国防政府。而国民大会也必须是全国人民普选出来的国会,是中华民主共和国的最高权力机关。只有这样的国防会议和全国国会,才能是全国人民所欢迎、拥护和参加的,才能把救国救民的伟大事业,放在坚固不拔的基础之上。否则任何好听的名词,均决然无补实际,决然不为全国人民所同意。贵党和贵党政府历来所召集的各种会议的失败,就是最好的明证。贵党二中全会宣言又说:‘险阻之来,本可意计,断不因国事之艰虞,而自懈其应尽之职责。’‘本党对于国家兴亡,必当尽其心思才力,贯彻始终。’诚然,贵党是中国最大部分领土中的统治的政党,一切过去实施的政治责任,不能不由贵党负担。在一党专政的国民党政府之下,国民党决不能逃Line trunca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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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冯玉祥的信 - 和谐历史档案馆 Banned Historical Archiv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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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给冯玉祥的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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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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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1936.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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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签:书信 关键人物文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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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来源:毛泽东文集第一卷(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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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冯玉祥 〔 1 〕 的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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焕章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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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报纸从广播从沪宁友人得悉先生一腔抗日救亡之义愤,虽没有和先生见面,等于见了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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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亡国惨祸面前,不分党派信仰将同遭浩劫,因此合作救亡是天经地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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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蒋介石先生至今犹孤行己意,对日无抗战决心,对内则动员三百个团大举“剿共”。最近敝军略施还击,胡宗南军一旅溃败,一旅覆灭, 〔 2 〕 其军心动摇已极,然夫己氏 〔 3 〕 犹不悟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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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急务似无急于停止内战。诚得先生登高一呼,众山齐应,今日停战,明日红军与西北“剿共”各军立可开进于绥远 〔 4 〕 战场。否则,长城淞沪诸役 〔 5 〕 前车可鉴,日蹙国百里,虽噬脐而无及矣!泽东与先生处虽异地,心实无间,倘得不吝教悔,锡以圭针,敢不拜赐!敝方抗日救国纲领,具见八月二十五日致中国国民党书 〔 6 〕 ,前曾遣人付上,谅承鉴察,有何评判,愿接高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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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老部下董振堂 〔 7 〕 诸君,大有进步,堪以告慰。书不尽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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肃颂勋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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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手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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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月五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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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三年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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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书信选集》刊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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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 冯玉祥(一八八二——一九四八),字焕章,安徽巢县人。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后,主张抗日,反对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一九三三年与中国共产党合作,在张家口组织民众抗日同盟军,任总司令。一九三六年任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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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 参见本卷第465页注〔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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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 夫己氏,词意为那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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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 绥远,见本卷第371页注〔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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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 长城抗战,见本卷第465页注〔5〕。淞沪抗战,见本卷第465页注〔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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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 见本卷第424—43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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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 董振堂(一八九五——一九三七),河北新河人。曾是冯玉祥部的师长。一九三一年国民党军第二十六路军被蒋介石派到江西“围剿”红军,董任该部第七十三旅旅长。同年十二月十四日董振堂同赵博生、季振同等率部在江西宁都起义,参加中国工农红军,起义部队编为红军第五军团。一九三六年董任红军第五军军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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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布告 - 和谐历史档案馆 Banned Historical Archiv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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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布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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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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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1936.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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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签:宣言 关键人物文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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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来源:毛泽东文集第一卷(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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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布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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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布告事:照得日本帝国主义横行华北,无人制止。蒋介石、阎锡山、宋哲元 〔 1 〕 ,奴颜婢膝,媚外成性。全国丧亡,迫在眼前。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中国人民红军军事委员会派遣本军,东行抗日。一切爱国志士,革命仁人,不分新旧,不分派别,不分出身,凡属同情于反抗日本帝国主义者,本军均愿与之联合,共同进行民族革命之伟大事业。本军所到之处,保护爱国运动,保护革命人民,保护工农利益,保护知识分子,保护工商业。本军主张停止一切内战,红军、白军联合起来,一致对日,凡属爱国军人,不论积极地与本军联合抗日,或消极地不反对本军及爱国人民抗日者,本军均愿与之进行协商、协定或谅解。我中华最大敌人为日本帝国主义,凡属食毛践土之伦,炎黄华胄之族,均应一致奋起,团结为国。皮之不存,毛将安附,国既丧亡,身于何有?建义旗于国中,申天讨于禹域。有力出力,有钱出钱,有枪出枪,有知识出知识,以一当十,是我精神,以十当一,是我实力。中华民族之不亡,日本帝国主义之必倒,胜败之数,不辩自明。其有不明大义,媚外残民,甚至抵抗本军者,是自弃于国人,本军当以汉奸卖国贼论罪。工农商学兵联合起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汉奸卖国贼!抗日民族战争万岁!自由平等与领土完整的新中国万岁!特此布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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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司令彭德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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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政治委员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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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三六年三月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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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一九三六年四月二十四日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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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中共西北中央局机关报《斗争》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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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十六期刊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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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 阎锡山,见本卷第371页注〔14〕。宋哲元(一八八五——一九四○),山东乐陵人。当时任国民党政府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国民党军第二十九军军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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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阎锡山的信 - 和谐历史档案馆 Banned Historical Archiv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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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给阎锡山的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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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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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1936.5.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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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签:书信 关键人物文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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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来源:毛泽东文集第一卷(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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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阎锡山 〔 1 〕 的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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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川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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敝军西渡,表示停止内战,促致贵部及蒋氏的觉悟,达到共同抗日之目的。微日通电 〔 2 〕 或恐未达,抄上一份,托郭团长 〔 3 〕 带回,即祈审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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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国大计,非一手一足之烈所能集事。敝军抗日被阻,然此志如昨,千回百折,非达目的不止,亦料先生等终有觉悟的一日。侧闻蒋氏迫先生日甚,强制晋军二度入陕,而以其中央军监视其后,是蒋氏迄无悔祸之心,汉奸卖国贼无与为匹,三晋军民必有同慨。先生如能与敝方联合一致,抗日反蒋,则敝方同志甚愿与晋军立于共同战线,除此中国人民之公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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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团长及贵军官兵一律优待,同属国人,胜之不武,敝方绝无骄矜之心,武器弹药,楚失楚得,谅先生及贵军领袖亦当不致有所芥蒂也。今遣郭团长返晋,面致手书,如有所教,乞令郭君再来,以便沟通两方,成立谅解,对付共同之公敌。吉县县长暂留此间 〔 4 〕 ,稍缓亦当令其返晋。国难日亟,谅三晋贤者决难坐视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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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此。即颂勋祺。不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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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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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月二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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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三年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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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书信选集》刊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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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 阎锡山,字百川,见本卷第371页注〔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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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 指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中国人民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一九三六年五月五日《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见本卷第385—38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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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 指郭登瀛。原是阎锡山部第六十六师第三九二团团长,一九三六年春红军东征中被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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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 参见本卷第475—476页《给阎锡山的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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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 - 和谐历史档案馆 Banned Historical Archiv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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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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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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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1936.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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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签:关键人物文稿 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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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来源:毛泽东文集第一卷(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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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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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全体海陆空军,全国各党派各团体,各报馆,一切不愿意当亡国奴的同胞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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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苏维埃中央政府与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组织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渡河东征以来,所向皆捷,全国响应。但正当抗日先锋军占领同蒲铁路,积极准备东出河北与日本帝国主义直接作战之时,蒋介石氏竟以十师以上兵力开入山西,协同阎锡山 〔 1 〕 氏拦阻红军抗日去路,并命令张学良杨虎臣 〔 2 〕 两氏及陕北军队向陕甘苏区挺进,扰乱我抗日后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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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本意集中全力消灭蒋氏拦阻抗日去路的部队,以达到对日直接作战之目的。但苏维埃中央政府与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一再考虑,认为国难当前,双方决战,不论胜负属谁,都是中国国防力量的损失,而为日本帝国主义所称快;且在蒋介石阎锡山两氏的部队中,不少愿意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爱国军人,目前接受两氏的命令拦阻红军抗日去路,实系违反自己良心的举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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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苏维埃中央政府与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为了保存国防实力,以便利于迅速执行抗日战争,为了坚决履行我们屡次向国人宣言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为了促进蒋介石氏及其部下爱国军人们的最后觉悟,故虽在山西取得了许多胜利,然仍将人民抗日先锋军撤回黄河西岸。以此行动,向南京政府、全国海陆空军、全国人民表示诚意,我们愿意在一个月内与所有一切进攻抗日红军的武装队伍实行停战议和,以达到一致抗日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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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维埃中央政府与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特慎重地向南京政府当局诸公进言,在亡国灭种的紧急关头,理应翻然改悔,以“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的精神,在全国范围首先在陕甘晋停止内战,双方互派代表,磋商抗日救亡具体办法,此不仅诸公之幸,实亦民族国家之福。如仍执迷不悟甘为汉奸卖国贼,则诸公的统治必将最后瓦解,必将为全中国人民所唾弃所倾覆。语云“千夫所指,不病而死”,又云“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愿诸公深思熟虑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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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维埃中央政府与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更号召全国凡属不愿意做亡国奴的团体、人民、党派,赞助我们停战议和一致抗日的主张,组织停止内战的促进会,派遣代表隔断双方火线,督促并监视这一主张的完全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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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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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朱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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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三六年五月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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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一九三六年五月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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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中华》刊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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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 阎锡山,见本卷第371页注〔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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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 张学良,见本卷第371页注〔10〕。杨虎臣,即杨虎城,见本卷第371页注〔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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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抗日救国的布告 - 和谐历史档案馆 Banned Historical Archiv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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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关于抗日救国的布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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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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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1936.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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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签:宣言 关键人物文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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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来源:毛泽东思想万岁(1943-1949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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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抗日救国的布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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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四年以来,我国失地八百万方公里,东北四省沦亡以后,华北五省也名存实亡,现在日本帝国主义又在宁夏和阿拉善旗设立特务机关要国民党南京政府实行广田三原则,并把陕西、甘肃、宁夏、青海、新疆五省送给他。日本帝国主义的血手,伸到我们西北五省同胞的头上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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卖国贼头子蒋介石,丧尽天良,实行联合日本,灭亡中国。爱国有罪、卖国有偿,阻拦红军东进抗日,捣乱红军抗日后方。非把中国统统送给日本不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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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军是人民的军队,是抗日的先锋,在此困难严重,大祸临头日子,用自己的热血,坚决同人民在一起,向人民的仇敌作战,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中国抗日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及其指挥下的红军,向全国人民、党派、团体、军队提出下列救国救民的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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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全国工农商学兵团结起来抗日救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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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停止内战不分红军白军一致抗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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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全国各党各派各团体创立抗日人民联合战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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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召集全国抗日救国代表大会,成立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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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联俄联共,一致抗日,取得中华民族的解放与独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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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释放一切政治犯,保障抗日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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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争取迅速对日作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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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全国红军与全国军队集中河北打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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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全国人民一致武装起来一致对日作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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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推翻汉奸卖国贼的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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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废除苛捐杂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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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废除高利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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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打倒贪官污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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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打倒土豪劣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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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救济灾民难民及一切失业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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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保护爱国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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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保护知识界科学界文艺界一切进步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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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保护工农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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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保护工商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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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帮助回族与蒙古族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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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人民全国军队团结起来,拥护苏维埃红军的主张,为保卫西北而奋斗,为保卫华北而奋斗,为保卫中国而奋斗,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汉奸卖国贼,中华民族独立解放万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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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主席 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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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抗日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 朱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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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抗大第一期开学典礼上演讲 - 和谐历史档案馆 Banned Historical Archiv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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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在抗大第一期开学典礼上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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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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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1936.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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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签:关键人物文稿 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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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来源:毛泽东思想万岁(1943-1949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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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抗大第一期开学典礼上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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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大革命有一个黄埔军校。它的学生成为当时革命的主导力量,领导了北伐成功。但到现在它的革命任务尚未完成,我们的“红大”就要继承着黄埔的精神,要完成黄埔还未完成的任务,要在第二次大革命中也成为主导的力量,那就是要争取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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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美国记者斯诺的谈话 - 和谐历史档案馆 Banned Historical Archiv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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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和美国记者斯诺的谈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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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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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1936.7,193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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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签:对话 关键人物文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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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来源:毛泽东文集第一卷(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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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美国记者斯诺的谈话 〔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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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诺问:苏维埃政府对资本主义国家的总政策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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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答:在讨论政策问题时,我必须请你经常记住,中国人民今天面对的根本问题是同日本帝国主义的斗争。我们苏维埃的对外政策肯定受到这一斗争的制约。日本军阀想征服全中国,使中国人民成为他们的殖民地奴隶。反对日本侵略,反对日本军事和经济侵略的斗争——这些主要任务是我们在分析苏维埃政策时不能忘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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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侵略不仅威胁中国,而且也威胁世界和平,尤其是太平洋的和平。日本帝国主义不仅是中国的敌人,同时也是要求和平的世界各国人民的敌人,特别是和太平洋有利害关系的各国即美、英、法、苏等国的人民的敌人。日本的大陆政策和海洋政策不仅指向中国,而且也指向这些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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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日本的侵略就不仅是中国的问题,而且是应由太平洋地区所有国家来对付的问题。中国苏维埃和中国人民因此要同各国、各国人民、各党派和各群众组织团结起来,组成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统一战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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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期望于外国的是什么呢?我们至少期望各友好国家不要帮助日本帝国主义,至少采取中立的立场。我们希望它们积极援助中国抵抗侵略和征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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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苏维埃政府如何区别友好国家和帝国主义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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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关于帝国主义问题,一般说来,我们看到列强中有的表示不愿参加一场新的世界大战,有的不愿看到日本占领中国,像美国、英国、法国、荷兰和比利时这些国家。其次是一些长期处于侵略成性的强国威胁之下的国家和较小的民族、自治领、殖民地、半殖民地等,如暹罗 〔 2 〕 、菲律宾、中美各国、加拿大、印度、澳大利亚、荷属东印度 〔 3 〕 等等,或多或少都受到日本威胁。我们把它们看作自己的朋友,请它们同我们合作。至于奉行和平方针、无意于征服或剥削任何国家的苏联,自然是我们的好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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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除了日本以及那些帮助日本帝国主义的国家,上述各种类型的国家(反战国家、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社会主义国家)能够组成一个反侵略、反战、反法西斯的世界联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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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各种类型的国家中,凡是愿意参加这个共同战线的,都将作为友好国家受到我们的欢迎,不管它在促使这条共同战线成为反对侵略者的有效武器方面能作出多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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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当南京决心抵抗日本帝国主义并同人民革命联合起来组织民主的国防政府时,只有到那时,这种援助才能对中华民族真正有益。援助可以从两个方面体现:(1)向中国抗日力量提供信贷和借款,出售军需品和飞机;或(2)在抗战实际开始时对日本进行封锁。如果美国和英国能够提供这样的援助,中国人民同美国人民和英国人民之间将会建立起最牢固的友谊和同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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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苏维埃政府是否承认北京政府和南京政府缔结的对外条约?如果承认,是哪些条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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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日本人事实上已在破坏这些条约。他们通过对东北的军事占领,在华北走私,以及各种非法活动,正在逐步破坏这些条约。尤其在东北,我们可以看到各国丧失其条约地位,正常的商务和外贸正在被日本破坏。因此,如果其他国家想同中国保持和平的通商关系,就必须制止日本,因为它们目前尚保有的贸易权利主要是受到了日本的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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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国政府可能要问:“你们对于我们同以前的中国政府签订的条约采取什么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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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这个问题,我们的回答是明确的。什么更为迫切?是修改条约,还是民族救亡?显然,对我们来说更为重要的是抗日,因此苏维埃政府和中国人民将把主要力量集中在这个任务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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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会产生这样的问题:“假如苏维埃政府打败日本,收复中国失去的省份,重新建立中国的主权,到那时它对类如治外法权这样的问题将采取什么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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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此我们可以回答说:到那时候,如果有一个中国人民政府而苏维埃是其一部分的话,我们将力主根据这些国家战时的表现来制订政策。那些曾在中国的独立和解放战争中给予援助或未曾反华的国家可以享有同中国亲密友好和互利的关系。积极协助过日本的那些国家当然不会得到同样的待遇,例如,已同伪满洲国建立特殊关系的德国,就不能被认为是一个同中国人民友好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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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中国真正赢得了独立,外国人在中国的合法贸易利益将会有比过去更多的机会。四亿五千万人民的生产和消费能力不仅仅是中国人才会对它关心的事情,而且能吸引许多国家。我国几亿人民一旦真正得到解放,他们巨大的生产潜力一旦被解放出来,并被用于各个领域的创造性活动,就能促进经济发展,提高全世界的文化水平。但是,中国人民的生产力过去几乎连动都没有动,相反地,却受到了压制——受到本国军阀和外国帝国主义,特别是日本帝国主义的压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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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赢得独立之后,中国将同友好国家商订互助、互利和互相同意的条约。对于日本,我们现在只有一种办法,武装抵抗的办法。但是同其他国家,中国准备进行规模比现在更大的合作,并第一次在互相尊重的基础上同它们建立这样的关系。至于日本,中国必须通过解放战争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没收日本帝国主义的一切财产,取消日本在我国的一切特权、租界和政治势力——包括像何梅协定 〔 4 〕 、上海停战协定 〔 5 〕 、塘沽协定 〔 6 〕 、各种反共公约等等为全中国人民所反对的“条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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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同其他国家的关系方面,我们共产党人不赞成任何可能使中国在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斗争中处于不利的国际地位的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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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你们的政府是否承认外国在中国的财产权,也就是说是否承认现有的外国投资?如不全部承认,那末哪些类别的外国投资将得到承认,在什么情况下外国商人能够在中国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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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苏维埃政府欢迎外国资本的投资。中国过去未能利用外国资本使中国人真正得到好处,外国资本给群众带来很少好处,或者根本没有好处。只有在中国取得真正的独立和民主之后,才有可能把大量外资用于大规模地发展生产事业;也只有自由的中国,由于生产性经济的广泛发展,才能够偿还这种外国投资的本金和利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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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法的外债将得到承认。凡是为建设目的和用于建设的外债,我们都将认为是合法的。我们将不承认任何“政治借款”,也不承认任何用于打内战、打红军或其用途违背整个中国人民利益的借款。我们将承认用于建设铁路、电讯、无线电、航空线,发展工业或农业,救济灾荒等等的借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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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关于(甲)外国政治权利和(乙)外国投资,苏维埃政府的政策同国民党的政策有什么基本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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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国民党将其外债主要用于进行军阀内战或打红军,或者把钱浪费在其他愚蠢的行动上。它的借款给中国的政治主权造成更大的损失。人民政府如果建立起来,外国借款和外国投资应就只能被用来发展中国经济生活中的基本生产能力——特别是在全国范围内建设基础工业和引进科学的农业方法和农业组织。同南京的政策相反,对影响中国独立政治权利的外国投资,一概不予承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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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苏维埃对外国传教士的新政策是否意味着将承认他们的财产权?他们是否将继续享有传教、教书、拥有土地、办学校和其他事业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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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是的。但这不包括日本传教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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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苏维埃政府目前对美国政府和美国人民的希望是什么?美国政府和人民怎样才能最好地帮助中国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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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我们认为美国人民和美国政府对中国是有远见的,形势注定美国政府要对中国和日本的未来起非常积极的作用。我们希望并且相信,他们将同中国人民结成统一战线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及日本所代表的法西斯战线。这是他们目前能帮助中国的最好办法。许多美国人民自己组织起来,成立“中国人民之友”、“太平洋关系学会”、“泛太平洋协会”、“中国学会”等等,表达了他们对中国的感情,证明了他们对中国人民的真正同情。我们以全体中国人民的名义对“中国人民之友”的慷慨援助和支持特别表示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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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也有一些目光短浅的美国政治家以为中国的灭亡与他们无关。我们共产党人认为这是一种对于实际情况的错误认识,实际情况是美国的东方利益同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紧密连结在一起。这些人提倡孤立政策。但是随着历史面貌的进一步暴露,我们相信他们会放弃“孤立主义”政策,美国将觉悟到它在太平洋的真正责任是同直接威胁美国理想和利益的日本帝国主义作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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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苏维埃政府目前对英国政府和英国人民的希望是什么?英国政府和英国人民怎样才能最好地帮助中国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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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我们对英国人民的态度同对美国人民的态度差不多。英国人民中也有类似“中国人民之友”的社团。我们尊敬并欢迎这种真正同情中国人民的英国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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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分清楚,英国政治家中有一派过去采取了错误的政策。英国政府奉行的政策实际上使得日本占领中国领土成为可能,即使它在事实上没有鼓励日本这样做。英国政府似乎要采取新的策略,但看来它还没有足够的勇气在世界的这一部分贯彻它的信念。英国如继续动摇并像过去那样采取观望政策,如继续乞求日本的“合作”,那将对英国毫无好处。日本帝国主义的面目已经一清二楚。对英国来说,它不是一张友善的面孔,而是破坏的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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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很多人认为中国如果苏维埃化,苏维埃中国将受到苏联的支配,其内外政策将置于“莫斯科控制”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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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大家都知道,法西斯宣传中包含的真实性是如此之微小,肉眼几乎无法看到。当墨索里尼要征服阿比西尼亚 〔 7 〕 时,他宣称他在解放非洲的奴隶。当希特勒在欧洲发动侵略时,他对德国人民说光荣胜于面包,对欧洲人民则说他是一个和平爱好者。日本军阀在吞并东北时也说,他们是在解放中国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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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如你所说,法西斯分子正在叫嚣“莫斯科控制中国”。如果这一切都属实,那末造一条铁路通往火星并向威尔斯(H.G.Wells) 〔 8 〕 先生买一张火车票也就全都可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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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法西斯宣传多么愚蠢,少数人还是受了骗。因此有必要指出其根本的虚假性。由于中国现在谋求同苏联订立一个条约,法西斯分子就断言俄国企图“收买”中国。如果这样,那法国早已是莫斯科的一块殖民地了——欧洲其他几个同苏联签订条约的国家也都如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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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法西斯分子的这个“逻辑”表明了他们自己要建立世界帝国的欲望——就像日本在东北和华北的行动,意大利在阿比西尼亚的行动等等。他们不能设想两国人民之间除了一个要吞掉另一个之外还有任何其他接触的基础。希特勒在欧洲某些部分的行动,日本在东亚的行动,意大利在非洲和西班牙的行动——其中的每一个行动,可以说都不仅是法西斯控制的威胁而且是确确实实的“法西斯控制”。但在这些地区和世界任何其他地方,我们都没有看到“莫斯科控制”的任何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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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历史的发展毕竟将是另外一个样子。随着中国革命的胜利,中国人民将能够把俄国人民当作真正的兄弟来欢迎,正如他们能把其他国家的自由人民当作同自己真正平等的人来欢迎一样。中国人民不仅同苏联,而且将同一切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建立友好关系,并同它们联合起来反对企图阻止历史前进的法西斯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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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人现在叫嚷凡是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就是共产党。但全体中国人民,除极少数卖国贼之外,都坚定不移地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因此,在中国人民看来,如果共产主义意味着抗日,意味着民族解放斗争,那末大多数中国人民就不怕这样的共产主义,只有在汉奸卖国贼的恶梦里才存在所谓的“赤色威胁”。相反,全民族迫切需要这样的共产主义,正如饥饿的人需要大米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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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你认为共产主义对中国人民是个“威胁”,你就去找一位日本将领,问问他的意见。他将告诉你,共产主义在中国意味着民族解放运动、自由和民族主权,这正是他所以要求同南京缔结条约来反对它的原因。但是,如果共产主义意味着这个,中国人民所要的就正是这个。中国人民不怕这样的运动,因为这恰恰是他们所要求的。他们将高呼:“解放了的中国人民万岁!一个自由、团结、自主和完整的中国万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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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在同一个美国记者的一次谈话中说:“革命不能输出。” 〔 9 〕 同样正确的是,革命也不能输入。中国人民为了生存,自然要采用反对日本的最好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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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共产国际的所有决定或在苏联的宪法中,我们找不出苏联统治苏维埃中国的任何规定。这样的事在共产主义的全部历史中当然也从未讨论过。但是,我们不用到远处去找,就在我们的邻国法西斯日本,就能看到对中国实行法西斯统治的十分具体的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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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从历史事实中可以知道,苏联以完全平等和真诚的态度帮助一切被压迫民族和人民。我们知道,它不企图从任何其他国家取得一寸领土或一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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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中华苏维埃政府主张同外国组成一个反帝、反法西斯联盟,中国是否可能同民主的资本主义国家建立这样的联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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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反法西斯联盟的性质是和平联盟,是为了共同抵抗那些发动战争的国家。中国若与苏联缔结条约,那必然是因为法西斯日本既是中国也是苏联的敌人。“共同保卫和平”是现有法苏条约的根本基础。它也可以成为类似的太平洋各国抗日条约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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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同资本主义民主国家缔结反法西斯条约是完全可能和合乎需要的。参加反法西斯战线以实行自卫,是符合这些国家的利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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摆在各国面前的一个问题是:中国将完全殖民地化,还是抵抗侵略者并成为一个主权国家。在后一种情况下,外国与中国合作的机会将非常之多,因为中国将获得自由,中国人民将成为独立的人民,有独立的经济、文化和政治组织。这样的中国将永远是世界上一支伟大的有益的力量,将是正义事业和世界文化发展的同盟军,任何国家都不能对这样一个中国的影响漠然置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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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如果中国完全殖民地化,太平洋的未来就真是一片黑暗了。这将不仅意味着中国独立的毁灭,也将意味着太平洋沿岸各国人民和文化遭到毁灭的威胁,将是一长串可怕的、愚蠢的战争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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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作出抉择。中国人民自己将走同压迫者进行斗争的道路,我们希望外国的政治家和人民也将同我们一起在这条道路上迈进,而不要走帝国主义血腥历史铺设的黑暗小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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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而,在这个基础上,你听到我们苏维埃中国的人民在高呼:“各国人民联合起来!抵抗日本法西斯主义的侵略和压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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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相信这种联合实际上可以实现,因为我们找不到正当的理由认为它不符合太平洋地区一切真诚要求和平和互相友好的文明人类的心愿。 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 (七月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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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诺问:如果日本被打败,并被赶出中国,你是否认为外国帝国主义这个主要问题大体上在中国得到了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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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答:是的。如果别的帝国主义国家不像日本那样行动,如果中国打败了日本,这将意味着中国人民大众已经觉醒了,已经动员起来,并已取得了独立。因此,帝国主义的主要问题也就得到解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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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中国苏维埃政府发表了许多呼吁和宣言,主张建立一个由各党各派和各方面的军队等等组成的统一战线,对日本帝国主义进行誓死斗争,把日本军队从中国赶出去。它是否相信中国目前能单独打败日本——也就是说,在没有任何外国支援的条件下打败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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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让我先提醒你,无论是中国还是日本都不是孤立的国家,东方的和平与战争问题是一个世界性问题。日本有它潜在的盟国——例如德国与意大利。中国想要成功地反对日本,也必须争取别国的支援。但是,这并非说,没有外援,中国就无法和日本进行战争。也不是说,我们必须等到有了同外国的联盟才能开始抗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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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蕴藏着极其巨大的潜力,这些力量,在一个伟大的斗争的时期是能够组织起来投到强大的抗日战线上去的。在一九二七年以来反革命发动的长期内战中,中国人民早已对这股力量有了很多认识,并且找到了一个依靠共产党来领导它斗争的好办法。中国人民大众在其长期的政治经验中,已经掌握了反对敌人的非常有效的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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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特别是从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以来,卖国贼的欺骗宣传已经破产了,已经没有什么人会上他们的当了。人民群众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是谁代表他们的真正利益,连某些国民党员都已经参加或是打算参加抗日运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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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深信,中国人民是不会向日本帝国主义屈服的。我们深信他们会把他们的巨大潜力动员起来,投到抗日的战场上去的,他们会全力以赴地去对付侵略者的挑战。在这场斗争中,最后胜利必定属于中国人民。如果中国单独作战,相对地说,牺牲就会大些,战争的时间也会拖得长些,因为日本是一个充分武装的强国,而且还会有它的盟国。为了在尽可能短的时期内以最小的代价赢得对日本帝国主义的胜利,中国必须首先实现国内的统一战线,其次还必须努力把这条统一战线推广到包括所有与太平洋地区和平有利害关系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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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在什么条件下,中国能战胜并消灭日本帝国主义的实力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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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要有三个条件:第一是中国抗日统一战线的完成;第二是国际抗日统一战线的完成;第三是日本国内人民和日本殖民地人民的革命运动的兴起。就中国人民的立场来说,三个条件中,中国人民的大联合是主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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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你想,这个战争要延长多久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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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要看中国抗日统一战线的实力和中日两国其他许多决定的因素如何而定。即是说,除了主要地看中国自己的力量之外,国际间所给中国的援助和日本国内革命的援助也很有关系。如果中国抗日统一战线有力地发展起来,横的方面和纵的方面都有效地组织起来,如果认清日本帝国主义威胁他们自己利益的各国政府和各国人民能给中国以必要的援助,如果日本的革命起来得快,则这次战争将迅速结束,中国将迅速胜利。如果这些条件不能很快实现,战争就要延长。但结果还是一样,日本必败,中国必胜。只是牺牲会大,要经过一个很痛苦的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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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从政治上和军事上来看,你以为这个战争的前途会要如何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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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日本的大陆政策已经确定了,那些以为同日本妥协,再牺牲一些中国的领土主权就能够停止日本进攻的人们,他们的想法只是一种幻想。我们确切地知道,就是扬子江下游和南方各港口,都已经包括在日本帝国主义的大陆政策之内。并且日本还想占领菲律宾、暹罗、越南、马来半岛和荷属东印度,把外国和中国切开,独占西南太平洋。这又是日本的海洋政策。在这样的时期,中国无疑地要处于极端困难的地位。可是大多数中国人相信,这种困难是能够克服的;只有各大商埠的富人是失败论者,因为他们害怕损失财产。有许多人想,一旦中国海岸被日本封锁,中国就不能继续作战。这是废话。为反驳他们,我们不妨举出红军的战争史。在抗日战争中,中国所占的优势,比内战时红军的地位强得多。中国是一个庞大的国家,就是日本能占领中国一万万至二万万人口的区域,我们离战败还很远呢。我们仍然有很大的力量同日本作战,而日本在整个战争中须得时时在其后方作防御战。中国经济的不统一、不平衡,对于抗日战争反而有利。例如将上海和中国其他地方割断,对于中国的损害,绝没有将纽约和美国其他地方割断对于美国的损害那样严重。日本就是把中国沿海封锁,中国的西北、西南和西部,它是无法封锁的。所以问题的中心点还是中国全体人民团结起来,建立举国一致的抗日阵线。这是我们早就提出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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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如果发生中日战争,你认为日本会发生革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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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日本人民的革命,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肯定的。它是不可避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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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你认为苏俄与外蒙会卷入这场战争并支援中国吗?在什么情况之下会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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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当然,苏联也不是一个孤立的国家。它不能对远东的事态漠不关心,采取消极的态度。它会坐视日本征服全中国,把中国变成进攻苏联的战略基地呢,还是会帮助中国人民反对日本侵略者,赢得独立,与苏联人民建立友好的关系呢?我们认为苏联是会选择后一条道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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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中国人民有了自己的政府,开始抗战,并且愿意与苏联和其他友好国家建立友好同盟,我们相信,苏联将会站在与我们握手的国家的前列。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斗争是一个世界性的任务,作为世界一部分的苏联和英美一样,是无法继续保持中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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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中国的迫切任务是从日本手中收复所有的失地呢,还是仅仅把日本从华北与长城以内的中国领土上赶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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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中国的迫切任务是收复所有失地,而不仅仅是保卫我们在长城以内的主权。这就是说,东北必须收复。这一点同样适用于台湾。至于内蒙,那是汉族与蒙族人民共同居住的地区,我们要努力把日本从内蒙赶出去,帮助内蒙建立自治。当我们光复中国的失地之后,如果朝鲜人民希望挣脱日本帝国主义的枷锁,我们将对他们的独立斗争提供热情的援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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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假如战争拖得很长,日本没有完全战败,共产党能否同意讲和,并承认日本统治东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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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不能。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一样,不容许日本保留中国的寸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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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在实际行动中,共产党政府和红军怎么能与国民党军队合作共同抗日呢?就是说,在一场对外战争中,必须将所有的中国军队置于统一的指挥之下。如果红军在最高军事委员会中享有代表权,红军同意服从最高军事委员会的军事和政治决定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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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是的。只要这样一个委员会是真正抗日的,我们的政府将衷心服从它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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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红军是否同意除非得到最高军事委员会的同意或命令,不把它的部队开进国民党军队占领的地区,也不调动它的部队指向这些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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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是的。我们当然不会把我们的军队开进抗日军队占领的任何地区去——一段时期以来,我们也没有这样做过。红军是不会采取机会主义的办法来利用任何战争局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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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作为这种合作的报答,共产党会提出什么要求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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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共产党会坚持要求对日本的侵略展开决定性的、最后的抗战。此外,它还会要求实施我们在建立民主共和国与国防政府的呼吁中所提出的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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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为了进行抗日战争,红军需要多大的基地,需要外界的多少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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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不论基地大小,红军都能进行战争。但是,基地越大,它能动员的抗日力量自然也就越强大。如果我们有三四个省,我们就能把一支比南京的全部兵力还要大、还更有效率的抗日队伍投入到战争中去。至于外援,我们非常需要,而且越多越好,但是即使没有任何外援,我们也能对付得很好。在没有任何援助的情况下,我们已经进行了十年的革命斗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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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怎样才能最好地武装、组织和训练人民,使他们参加到这样一场战争中来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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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人民必须享有组织与武装自己的权利。在北平、上海和其他地方,尽管有严厉的镇压,学生们已经开始组织起来,并使自己在政治上有了准备。但学生与革命的抗日群众仍然没有自由,不能得到动员、训练和武装。如果情况与此相反,人民群众能享有经济、社会与政治的自由,那末他们的力量将能成百倍地增长,国家的真正力量将显示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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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军通过自己的斗争,从军阀手中赢得了自由,成为一支不可战胜的力量。抗日义勇军从日本压迫者手中赢得了自由,并以同样的方式武装了自己。如果中国人民都得到训练、武装和组织,他们也同样能成为一支战无不胜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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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照你的意见,这次解放战争,主要的战略方针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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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我们的战略方针,应该是使用我们的主力在很长的变动不定的战线上作战。中国军队要胜利,必须在广阔的战场上进行高度的运动战,迅速地前进和迅速地后退,迅速地集中和迅速地分散。这就是大规模的运动战,而不是深沟高垒、层层设防、专靠防御工事的阵地战。这并不是说要放弃一切重要的军事地点,对于这些地点,只要有利,就应配置阵地战。但是转换全局的战略方针,必须是运动战。阵地战虽也必需,但是属于辅助性质的第二种的方针。在地理上,战场这样广大,我们作最有效的运动战,是可能的。日军遇到我军的勐烈活动,必得谨慎。他们的战争机构很笨重,行动很慢,效力有限。如果我们集中兵力在一个狭小的阵地上作消耗战的抵抗,将使我军失掉地理上和经济组织上的有利条件,犯阿比西尼亚的错误。战争的前期,我们要避免一切大的决战,要先用运动战逐渐地破坏敌人军队的精神和战斗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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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调动有训练的军队进行运动战之外,还要在农民中组织很多的游击队。须知东三省的抗日义勇军,仅仅是表示了全国农民所能动员抗战的潜伏力量的一小部分。中国农民有很大的潜力,只要组织和指挥得当,能使日本军队一天忙碌二十四小时,使之疲于奔命。必须记住这个战争是在中国打的,这就是说,日军要完全被敌对的中国人所包围;日军要被迫运来他们所需的军用品,而且要自己看守;他们要用重兵去保护交通线,时时谨防袭击;另外,还要有一大部力量驻扎满洲和日本内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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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战争的过程中,中国能俘虏许多的日本兵,夺取许多的武器弹药来武装自己;同时,争取外国的援助,使中国军队的装备逐渐加强起来。因此,中国能够在战争的后期从事阵地战,对于日本的占领地进行阵地的攻击。这样,日本在中国抗战的长期消耗下,它的经济行将崩溃;在无数战争的消磨中,它的士气行将颓靡。中国方面,则抗战的潜力一天一天地奔腾高涨,大批的革命民众不断地倾注到前线去,为自由而战争。所有这些因素和其他的因素配合起来,就使我们能够对日本占领地的堡垒和根据地,作最后的致命的攻击,驱逐日本侵略军出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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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我们俘虏和解除武装的日军官兵将受到优待。我们不会杀死他们,而是会像兄弟那样对待他们。我们将采取一切措施使得与我们并无冲突的日本无产阶级出身的士兵站起来反对他们自己的法西斯压迫者。我们的口号将是:“团结起来,反对共同的压迫者法西斯头子”。反法西斯的日本军队是我们的朋友,我们彼此的目的是一致的。 论 统一 战线 (九月二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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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诺问:能否请你解释一下共产党的统一战线政策,以及它对国民党政府态度的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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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答:有三个主要因素使我们决定最近的宣言 〔 10 〕 中所公布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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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是日本侵略的严重性,它日益加剧,造成那么大的威胁,以致所有的中国军队必须在它面前团结起来。除了共产党以外,我们当然承认中国其他党派和军队的存在,而其中最强大的是国民党。如果不合作,我们现有的力量要进行抗日战争是不够的。南京必须参加。国民党和共产党是中国两个主要的政治力量,如果他们现在继续打内战,其结果是对抗日运动不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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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从去年(一九三五年)八月以来,共产党通过发表宣言,一直在呼吁全中国各党派团结抗日,对于这个纲领,人民群众的反应是赞同的。今天,中国人民和许多爱国官员,都热切盼望两党为了民族救亡的目标团结起来。他们热切希望结束内战。这一点不实现,抗日运动就会遇到极大的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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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即使在国民党内部,现在也有许多爱国人士赞成和共产党重新联合。今天,即使在南京政府及其军队内部,也有某些抗日分子鉴于民族的危急存亡,准备实行联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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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这些就是当前中国形势的主要特点。由于有这些特点,我们必须重新仔细地考虑能够使民族解放运动的这种合作成为可能的具体方桉。事实上,这种方桉已经在我们最近和国民党的谈判中提出来了。我们所坚持的团结的基点是民族解放的抗日原则。为了实现这个原则,我们认为必须建立民主共和国,建立国防民主政府。它的主要任务应该是:一、抵抗外国侵略者,二、给广大人民以民主权利,三、加速发展国民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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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一个纲领符合当前人民的意愿,并将得到人民的一致拥护,苏维埃政府赞成建立这样一个统一的人民民主政府的理由也即在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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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将支持成立一个有国会的代议制政府,一个抗日救亡的政府——一个保护和支持一切人民爱国力量的政府。如果这样一个共和国成立了,苏维埃政府将成为它的一部分。我们的地区将和国内其他地区一样,采取同样的措施以建立民主的代议制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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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这是不是说,这样一个政府的法律在苏区也同样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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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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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这是不是说,苏区的现行法律,特别是有关土地问题的法律,将被废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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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如果同南京政府建立了统一战线,这个问题是很容易解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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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我们知道日本与中国的亲日派会强烈地反对这个纲领,这个纲领的原则是和他们的利益直接冲突的。但是中国人民将会欢迎这个纲领,我们相信他们将进行斗争以促其实现。每一个有良心的人一定会看到,如果不这样做,就要被日本帝国主义征服,中国就要灭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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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知道,一部分国民党人已在反对进一步向日本人屈服。正如在我们自己的工人和农民中一样,在广大人民中,在各阶层中,在军人、科学家、学生、商人、警察和自由职业者中,已经出现了有组织的抗日爱国团体,我们衷心希望同这些团体携手合作。我们希望这些人士将会组成一个联合的力量去压倒亲日派的影响。我们希望这些人士将会帮助恢复并再次实现孙中山在大革命时代实行的基本原则,即(一)联合苏联与一切平等待我的国家,(二)联合中国共产党,(三)保护中国劳动阶级的根本利益。我们希望这些人士将能帮助实现孙中山的遗嘱,反对日本帝国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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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这样的运动在国民党中发展起来,我们准备同它合作,给予支持,并同它组成一条反帝统一战线,就像一九二四——二七年存在过的统一战线那样。我们深信这是救国的唯一途径。如果这样的纲领实现了,我们是不必惧怕日本的。日本帝国主义是无法打败真正团结、武装和组织起来的中国人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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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与此同时,日本也在打算组成它自己的反共战线。对于中国人民来说,这实际上是一条灭亡中国的战线。我们要建立一条民族解放战线,它的成功将意味着抗日斗争的胜利,这个胜利,归根到底,也就是世界和平的胜利。因为只有获得这样的胜利,中国人民才能和世界上所有的自由人民并肩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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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你所说的“代议制”政府的确切涵义是什么?例如,在选举权方面,你将坚持什么样的最低条件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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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选举权应该是普遍的,不受财产、社会地位、教育程度和性别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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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如果南京接受这样的纲领,红军将同意改变它的名称,并服从南京的上级命令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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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我们承认,在一场抵抗日本的战争中,全国军队必须有一个统一的指挥,但是我们也认为军事委员会应该是有代表性的。应该强调指出:这一点只有在成立抗日民族解放战线的基础上才有可能实现。有些国民党分子也在谈什么“统一”,但是却不支持民族解放和反帝运动。实际上很清楚,没有真正的反帝斗争就没有国家的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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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红军换不换名称,要视重新联合的情况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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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这一新政策是否意味着共产党承认,必须首先实现民族解放,然后才能完成阶级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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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在现阶段,必须将反帝运动进行到底,这是共产党目前的而且也是历来一贯的原则。所以,从根本上说,我们强调抗日民族斗争并不是什么新的论点。同时,正如我们所已经指出的,我们相信,只有同时实现被压迫农民的解放和孙中山的第三条原则即保护劳动者的利益,抗日运动才能有效地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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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统一战线的政策是否意味着共产党愿意放弃,或者无限期地推迟执行没收地主土地并将其重新分给贫穷、无地的农民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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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这也要取决于抗日运动的发展。不过,我们深信,如果不减轻农民的负担,抗日的纲领是无法实现的。土地革命,正如你知道的,是资产阶级性质的革命。它有利于资本主义的发展。我们并不反对目前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我们反对的是帝国主义。这一原则是符合国内一切民主人士的要求的,我们衷心支持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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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在这个基础上实现的统一战线,是不是实际上意味着立即向日本宣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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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是的。很可能是今天宣布联合,明天就会爆发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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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七九年十二月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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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一九三六年同斯诺的谈话》刊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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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 斯诺(一九○五——一九七二),美国着名进步记者和作家。一九三六年七月他到达陕北保安,是访问中国共产党领导区域的第一位外国记者。在苏区停留近四个月,毛泽东多次接受他的采访。本篇收入的是毛泽东同他的三次谈话,分别刊载在美国《美亚》杂志和上海《密勒氏评论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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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 暹罗,泰国的旧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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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 荷属东印度,即今印度尼西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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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 一九三五年五月,日本帝国主义向国民党政府提出对华北统治权的无理要求,六月九日日本华北驻屯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向国民党政府在华北的代表何应钦提出“觉书”,限三日答复。何应钦经与日方秘密会商后,于七月六日正式复函梅津美治郎,接受日方的要求,出卖了华北的大量主权,通常称为“何梅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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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 一九三一年一月二十八日,日本侵略军进攻上海,驻上海一带的国民党军第十九路军等在全国人民抗日高潮的推动下,奋起抗战。但蒋介石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派代表和日本谈判,于五月五日签订停战协定,并划上海为非武装区,中国不得在上海至苏州、昆山一带地区驻军,而日本则可以在许多地区驻军。这个协定称上海停战协定,即淞沪停战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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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 一九三三年三月,日本侵略军于占领热河省后,向长城各口大举进攻,国民党军第二十九军及驻守长城沿线的其他军队进行抵抗。五月三十一日,国民党政府派熊斌与日本关东军代表冈村宁茨在塘沽签订停战协定,实际上承认了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东三省及热河的事实,划绥东、察北、冀东为日军自由出入地区,便利了日本进一步控制整个华北。这个协定称塘沽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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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 阿比西尼亚,即埃塞俄比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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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 威尔斯(一八六六——一九四六),英国作家。早期写过一些科学幻想小说,如《时间机器》、《星际大战》、《月球上的第一批人》。后来又发表长篇小说,并着有《世界史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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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 见斯大林一九三六年三月一日《和美国“斯克里浦斯—霍华德报系”报业联合公司总经理罗易·霍华德先生的谈话》。斯大林说:“我们马克思主义者认为,革命在其他国家也要产生。但是只有当这些国家的革命者觉得可能或者需要的时候,革命才能产生。输出革命,这是胡说。”(《斯大林文选》,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7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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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 指一九三六年八月二十五日《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见本卷第424—43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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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杨虎城的信 - 和谐历史档案馆 Banned Historical Archiv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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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给杨虎城的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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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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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1936.8.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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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签:书信 关键人物文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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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来源:毛泽东文集第一卷(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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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杨虎城 〔 1 〕 的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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虎臣先生勋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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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同意联合战线,盛情可感。九个月来,敝方未曾视先生为敌人,良以先生在理在势在历史均有参加抗日战线之可能,故敝方坚持联合政策,不以先生之迟疑态度而稍变自己之方针。然为友为敌,在先生不可无明确之表示。虚与委蛇的办法,当非先生之本意。目前日本进攻绥远 〔 2 〕 ,陕甘受其威胁。覆巢之下,将无完卵。蒋氏向西南求出路,欲保其半壁山河,倚靠英国,西北已非其注意之重心。全国各派联合抗日渐次成熟,而先生反持冷静态度——若秘密之联系,暗中之准备,皆所不取,甚非敝方同志所望于先生者也。兹派张文彬 〔 3 〕 同志奉诚拜谒,望确实表示先生之意向,以便敝方作全盘之策划。先生如以诚意参加联合战线,则先生之一切顾虑与困难,敝方均愿代为设计,务使先生及贵军全部立于无损有益之地位。比闻贵部将移防肤洛 〔 4 〕 ,双方更必靠近,敝方庆得善邻,同时切望贵部维持对民众之纪律,并确保经济通商。双方关系更臻融洽,非特两军之幸,抑亦救国阵线之福。具体办法及迅速建立通信联络等事,均嘱张同志趋前商订。专此奉达,不尽欲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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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颂公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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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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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月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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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三年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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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书信选集》刊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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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 杨虎城,即杨虎臣。见本册第371页注〔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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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 绥远,见本卷第371页注〔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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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 张文彬(一九一○——一九四四),湖南平江人。当时是红军准备派驻杨虎城部的联络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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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 肤,指肤施,即延安。洛,指洛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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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傅作义的信 - 和谐历史档案馆 Banned Historical Archiv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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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给傅作义的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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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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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1936.8.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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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签:书信 关键人物文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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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来源:毛泽东文集第一卷(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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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傅作义 〔 1 〕 的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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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义先生主席勋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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涿州之战 〔 2 〕 ,久耳英名,况处比邻,实深驰系。迩者李守信卓什海 〔 3 〕 向绥进迫,德王 〔 4 〕 不啻溥仪 〔 5 〕 ,蒙古傀儡国之出演,咄咄逼人。日本帝国主义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先生北方领袖,爱国宁肯后人?保卫绥远,保卫西北,保卫华北,先生之责,亦红军及全国人民之责也。今之大计,退则亡,抗则存;自相煎艾则亡,举国奋战则存。弟等频年呼吁,要求全国各界一致联合,共同抗日,组织国防政府、抗日联军。幸人心未死,应者日多,抗日图存,光明渐启。近日红军渐次集中,力量加厚,先生如能毅然抗战,弟等决为后援。亟望互派代表,速定大计,为救亡图存而努力,知先生必有同心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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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此。敬颂勋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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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拜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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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月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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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三年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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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书信选集》刊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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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 傅作义(一八九五——一九七四),山西临猗人。当时任国民党绥远省主席、国民党军第三十五军军长。这时他正指挥部队抗击日本侵略军和伪蒙军对绥远(现属内蒙古自治区)的进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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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 涿州之战,指一九二七年十月至一九二八年一月晋军傅作义部和奉系军阀部队之间在河北涿州进行的攻守战。在奉军的勐烈围攻下,傅部孤军坚守涿州城三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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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 李守信(一八九二——一九七○),内蒙古赤峰市人。当时任伪蒙古军政府参谋部部长、伪蒙古军第一军军长。卓什海,即卓特巴扎普(一八七三——?),内蒙古锡林郭勒盟正镶白旗人。当时任伪蒙古军副司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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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 德王,见本书第419页注〔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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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 溥仪,即爱新觉罗·溥仪(一九○六——一九六七),清朝末代皇帝,辛亥革命后退位。一九三二年任日本帝国主义一手策划的伪满洲国执政,一九三四年改称“满洲帝国”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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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宋哲元的信 - 和谐历史档案馆 Banned Historical Archiv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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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给宋哲元的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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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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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1936.8.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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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签:书信 关键人物文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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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来源:毛泽东文集第一卷(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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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宋哲元 〔 1 〕 的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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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轩主席先生勋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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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子青 〔 2 〕 先生来,知先生情殷抗日,曷胜仰佩。曩者日寇入关,先生奋力边陲,慨然御侮,义声所播,中外同钦。况今日寇得寸进尺,军事政治经济同时进攻,先生独力支撑,不为强寇与汉奸之环迫而丧所守。对华北民众运动,亦不复继续去冬之政策。果然确立抗日决心,一面联合华北人民群众作实力之准备,一面恢复一九二五至一九二七年西北军光荣历史时期曾经实行之联俄联共政策,一俟时机成熟,实行发动大规模之抗日战争,则不但苏维埃红军愿以全力为先生及二十九军助,全国民众及一切抗日力量均将拥护先生及贵军全体为真正之抗日英雄。目前日寇图绥 〔 3 〕 甚急,德王 〔 4 〕 蠢蠢欲动,蒙古第二傀儡国之出现,大抵为时不远,冀察政委会 〔 5 〕 汉奸成分之增加,着着向先生进逼。然弟等甚望先生能于艰难困苦之中坚持初志,弟等及全国人民必不让先生独当其难,誓竭全力以为后援。近者国内统一战线大有进步,红军主力渐次集中,国际联系已有把握,凡此均非徒托空言,而有实际力量,足以资为抗日之用者也。惟具体实施步骤,必须规划周详,方免贻误。兹遣张金吾 〔 6 〕 同志前来就教,请予接谈。如荷同意,即以张同志为敝方长驻尊处之联络代表,一切通信联络均以秘密出之。鲁韩绥傅晋阎 〔 7 〕 三处,弟等甚愿与之发生关系,共组北方联合战线。先生必有同心,尚祈设法介绍。临书不胜屏营翘企之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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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此。即请勋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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弟毛泽东拜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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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月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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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三年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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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书信选集》刊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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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 宋哲元,字明轩。见本卷第384页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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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 刘子青,当时是宋哲元派来与中国共产党联络的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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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 绥,指绥远省,见本卷第371页注〔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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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 德王,即德穆楚克栋鲁普(一九○二——一九六六),内蒙古锡林郭勒盟正镶白旗人,蒙古王公。一九三六年五月在侵华日军的策划下,伪蒙古军政府成立,德王任总裁,充当日本帝国主义的傀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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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 冀察政委会,即冀察政务委员会,是国民党政府适应日本帝国主义关于“华北政权特殊化”的要求于一九三五年十二月在北平设立的政权机构。宋哲元任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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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 张金吾,即张经武(一九○六——一九七一),湖南酃县人。当时是中国共产党派往华北地区做统一战线工作的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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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 鲁韩,指当时国民党山东省政府主席韩复榘。绥傅,指当时国民党绥远省政府主席、国民党军第三十五军军长傅作义。晋阎,指当时国民党政府太原绥靖公署主任阎锡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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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宋子文的信 - 和谐历史档案馆 Banned Historical Archiv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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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给宋子文的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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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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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1936.8.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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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签:书信 关键人物文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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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来源:毛泽东文集第一卷(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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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宋子文 〔 1 〕 的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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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文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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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分袂,国事全非,救亡图存,惟有复归于联合战线。前次董健吾 〔 2 〕 兄来,托致鄙意,不知已达左右否?弟等频年三呼吁,希望南京当局改变其对外对内方针,目前虽有若干端倪,然大端仍旧不变,甚难于真正之联合抗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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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邦国闻人,时有抗日绪论,甚佩甚佩!深望竿头更进,起为首倡,排斥卖国贼汉奸,恢复贵党一九二七年以前孙中山先生之革命精神,实行联俄联共农工三大政策,则非惟救国,亦以自救。寇深祸亟,情切嘤鸣,风雨同舟,愿闻明教。匆此布臆,不尽欲言!顺颂公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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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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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三六年八月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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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三年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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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书信选集》刊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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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 宋子文(一八九四——一九七一),广东文昌(今属海南省)人,国民党英美派代表。当时任国民党政府全国经济委员会主席、中国银行董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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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 董健吾(一八九二——一九七○),江苏青浦(今属上海市)人。当时是中国共产党党员,公开身份是牧师,在上海等地从事秘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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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 - 和谐历史档案馆 Banned Historical Archiv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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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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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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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1936.8.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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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签:关键人物文稿 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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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来源:毛泽东文集第一卷(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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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 〔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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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诸位先生并转中国国民党全体党员大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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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本党及苏维埃政府与红军发表抗日救国宣言 〔 2 〕 以来,忽已一年多了。本党及苏维埃政府与红军创议组织民族统一战线联合全国各党各派各界一致抗日的主张,虽然得到了全国爱国领袖与爱国人民的拥护,但因贵党及贵党政府迟疑不肯采纳,致使神圣的民族自卫战争直到今天还未发动。而日寇则已乘虚直入,得寸进尺,沦亡惨祸,迫在目前,全国彷徨,不可终日,这种全国全民族的绝大危险,完全是由于贵党及贵党政府的错误政策所招来的。现在是亡国灭种的紧急关头了,本党不得不向贵党再一次地大声疾呼:立即停止内战,组织全国的抗日统一战线,发动神圣的民族自卫战争,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进攻,保卫及恢复中国的领土主权,拯救全国人民于水深火热之中。如果你们还要继续内争,不把向内的枪口掉转向外,不把退让的政策转到抗战,不把分离的局面转到团结,不把涣散的情况转到统一,则祸患之来,不堪设想,而诸位先生千秋万世的罪名,亦将无可挽回。为了这个原故,我们特以诚恳的态度致书于诸位先生及中国国民党全体党员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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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了贵党二中全会宣言及蒋委员长在全会的报告之后,认为贵党二中全会对于全国人民日夜焦虑的救亡图存问题,依然没有肯定的答复,对贵党五全大会“和平未到完全绝望时期,决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亦不轻言牺牲”的对外政策,并没有作彻底的改变,这对于全国爱国人民,不能不是非常失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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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委员长的报告曾经对贵党五全大会的政策给了新的解释,说:“中央对于外交所抱的最低限度,就是保持领土主权的完整,任何国家要来侵扰我们的领土主权,我们绝对不能容忍,我们绝对不订立任何侵害我们领土主权的协定,并绝对不容忍任何侵害我们领土主权的事实。再明白些说,假如有人强迫我们欲订承认伪国等损害领土主权的时候,就是我们不能容忍的时候,就是我们最后牺牲的时候。”蒋委员长的这种解释是非常需要的,因为中国人民始终不了解如何方可称为“和平的绝望时期”与“牺牲的最后关头”的最低限度。我们承认蒋委员长的这种解释,较之过去是有了若干进步,我们诚恳地欢迎这种进步。然而蒋委员长的这种解释,基本上依然不能满足全国人民的要求,因为蒋委员长在自己的报告中又认为:“半年来外交的形势,大家相信并未到达和平绝望的时期,与其说是和平绝望,反不如说是这半年来较之以前的形势,还有一线的希望。我敢说最近外交途径,并未达到最后关头。”因此蒋委员长依然不愿提出组织抗日统一战线的任务,依然拒绝了立即发动神圣的抗日战争,以阿比西尼亚 〔 3 〕 的失败为借口,继续了自己的退让政策。这是非常可惜的,这是非常不能满足全国人民的要求的。在全国人民看来,东北四省的沦亡,察哈尔 〔 4 〕 大部的失去,冀东防共自治政府 〔 5 〕 的猖獗,冀察政委会 〔 6 〕 的傀儡化,日本大军的进驻冀察,华北经济权的丧失,泛滥全国的公开走私,民族工商业的陷于绝境,国家财政的趋于破产,海关权的破坏,华北以至西北各省日本特务机关的遍设,日、伪蒙军对于绥远 〔 7 〕 的大举进攻,内蒙独立政府 〔 8 〕 的成立,敌机在我领空上无限制的飞行,日本浪人的横行无忌,学生爱国运动与人民爱国言论遭受日寇直接间接的干涉,大批工农群众的遭受屠杀,许多爱国人民、爱国军人、爱国警察、爱国记者,甚至许多贵党的要员与贵党政府的官吏,无不遭受不堪的侮辱,守土军队的被迫撤退,青岛的告警,华南自治运动的策动等等,无一而非中国领土主权的极大损失。在全国人民看来,淞沪协定 〔 9 〕 、塘沽协定 〔 10 〕 、何梅协定 〔 11 〕 、华北防共协定,以及其他没有宣布的成文与不成文的协定,无一不是丧权失地的条约。因此在全国人民看来,和平早已绝望,牺牲早已到了最后关头,除了发动全国人民全国武装力量的坚决的自卫战争外,中国领土主权的全部沦亡是无法挽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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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帝国主义灭亡中国的强盗计划,除了动员全中国的力量给以坚决的击破之外,是决不会改变的。它的侵略方式的变换,侵略方向的转移,以及所谓“经济提携”的表示,丝毫不是因为它要停止侵略,而正是为了便利于侵略。所以如果以为冀察进兵之后,日寇一时着重于华北五省的经济侵略,而即以为和平途径有了希望,这是自欺欺人之谈。如果以为日寇的侵略会停止于黄河以北,而我们可偏安于黄河以南,也是完全的幻想。看吧,正在先生们高谈和平尚未绝望的时候,察北的日伪军又大举向绥远进攻了。绥远、宁夏、内蒙、甘肃各地遍设特务机关之后,又在这些地方建立航空总站与许多分站了。在四川强设领事馆激动了残杀爱国同胞的巨变。华北增兵之后,凶横的日军蠢蠢欲动,二十九军的防线时有小接触,华北局势日趋险恶。日寇军事考察团、经济考察团等侦察集团遍行各地,无孔不入。日寇的侦探网遍布全国,并且遍布于贵党与贵党政府的各种组织中。所有这些,只是指明日寇灭亡中国的形势是十分危急了。和平绝不可能,抗战决不可免,已经是明白无疑的事实,先生们的想法是完全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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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党二中全会宣言中曾郑重申说:“御侮之先决条件,乃在集中一切救国力量于中央指挥之下,齐一其步调,巩固其阵线,故御侮救国之有需于统一与纪律,实为无可动摇之铁则,而军政军令之统一,尤为完成‘近代国家’组织之最低限度”。我们完全承认,为了发动全国人民的最大抵抗力量,为了取得抗战的彻底胜利,集中与统一全国的救国力量,是绝对必要的。还在九一八事变时,本党及苏维埃政府与红军即已号召全国人民与全国军队进行神圣的民族革命战争,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一二八淞沪抗战之后,本党及苏维埃政府与红军曾向围攻苏区的所有贵党及贵党政府的武装队伍提议,立刻停战议和共同抗日。华北事变之后,我们又提出了迅速组织全中国各党各派各界的最广泛抗日统一战线的新政策,无数次地请求贵党及贵党政府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提议立即召集由全国人民及全国愿意抗日的武装队伍选举出来的抗日救国代表大会,决定抗日救亡大计,由此大会选举统一全国的国防政府与组织抗日联军,实行大规模的抗日战争,并坚决声明:苏维埃政府愿意成为这样的国防政府的一个组成部分,红军愿意服从抗日联军总司令部的指挥,担任一定的战线,并保证每一作战任务的完成。本党及苏维埃政府与红军的所有这些主张,是完全符合于全国人民的要求的,是救亡图存唯一正确的政策。全国人民从来也没有像今天这样迫切要求停止内战,集中统一,以便一致抗日的了,只有日寇及其代理人,才会煽动中国的继续分裂与继续内战,因为这只能给日本强盗造成灭亡中国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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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贵党二中全会所说的“集中统一”,实在未免本末倒置。须知十年以来的内战与不统一,完全是因为贵党及贵党政府依赖帝国主义的误国政策,尤其是“九一八”以来一贯的不抵抗政策造成的。在贵党及贵党政府“攘外必先安内”的口号之下,进行了连年不绝的内战,举行了无数次对于苏维埃红军的围攻,不遗余力地镇压了全国人民的爱国运动与民主运动。直至最近还是放弃东北与华北不顾,忘记日本帝国主义是中国的最大敌人,而把一切力量反对苏维埃与红军,从事贵党自己营垒之间的内争,用一切力量拦阻红军的抗日去路,捣乱红军的抗日后方,漠视全国人民的抗日要求,剥夺全国人民的自由权利,爱国有罪,冤狱遍于国中,卖国有赏,汉奸弹冠相庆,以这种错误政策来求集中与统一,真是缘木求鱼,适得其反。我们现在正告诸位先生:如果你们不根本改变自己的错误方针,如果不把仇恨之心放到日本帝国主义身上去,而依旧放在自己同胞身上的话,那末你们即欲勉强维持现状也是不可能的,集中统一以及所谓“现代国家”更是完全的空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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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人民现在所要的是抗日救民的集中统一,而不是媚外残民的集中统一。全国人民现在热烈要求一个真正救国救民的政府,要求一个真正的民主共和国。全国人民要求一个为他们自己谋利益的民主共和政府。这个政府的主要纲领,必须:第一,是能够抵抗外侮的,第二,是能够给予人民以民主权利的,第三,是能够发展国民经济减轻以至免除人民生活上的痛苦的。如果要说“现代国家”,这些纲领才是真正殖民地与半殖民地中国在现时代所要求的,全国人民现在正以热烈的愿望与坚毅的决心为着实现这样的目标而斗争。而贵党及贵党政府的政策,则与此种全国人民的愿望背道而驰。以此而求人民的信任,是决不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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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中国苏维埃政府与中国红军,今特郑重宣言:我们赞助建立全中国统一的民主共和国,赞助召集由普选权选举出来的国会,拥护全国人民和抗日军队的抗日救国代表大会,拥护全国统一的国防政府。我们宣布:在全中国统一的民主共和国建立之时,苏维埃区域即可成为全中国统一的民主共和国的一个组成部分,苏区人民的代表将参加全中国的国会,并在苏区实行与全中国一样的民主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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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认为贵党二中全会所决定组织的国防会议,以及贵党与贵党政府正在召集中的国民大会,是不能完成集中统一抗日救亡的任务的。依照贵党二中全会所通过的国防会议条例看来,则国防会议的组织只限于贵党及贵党政府当权执政的少数官员,国防会议的任务是仅充贵党政府的咨询机关,这种会议之不能有任何的成就与不能取得人民的任何信任,是十分明显的。而诸位先生所要召集的国民大会,依据贵党政府所通过的《中华民国宪法草桉》及《国民大会组织法及代表选举法》看来,也同样的不能有什么成就与不能得到人民的任何信任,因为这种国民大会仅仅是贵党及贵党政府少数官员们所操纵的机关,是这些官员们的附属品与装饰品,这样的国防会议与国民大会,同本党所主张的全国抗日救国代表大会(即国防会议),中华民主共和国和它的国会,是没有丝毫相同之点的。我们认为抗日救国的国防会议,必须吸收各党各派各界各武装队伍的代表,构成真正能够决定抗日救国大计的权力机关,并从这一会议中产生全国统一的国防政府。而国民大会也必须是全国人民普选出来的国会,是中华民主共和国的最高权力机关。只有这样的国防会议与全国国会,才能是全国人民所欢迎、拥护与参加的,才能把救国救民的伟大事业放在坚固不拔的基础之上。否则任何好听的名词,均决然无补实际,决然不为全国人民所同意。贵党及贵党政府历来所召集的各种会议之失败,就是最好的明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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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党二中全会宣言又说:“险阻之来,本可意计,断不因国事之艰虞,而自懈其应负之职责”;本党“对于国家兴亡,必当尽其心思才力,贯彻始终”。诚然,贵党是中国最大部分领土中的统治的政党,一切过去实施的政治责任不能不由贵党负担,在一党专政的国民党政府之下,国民党决不能逃避其责任。尤其是九一八事变以来,贵党违背全国民意,违背全民族利益,执行了绝对错误的政策,得到了丧失半个中国的结果,这个责任是绝对不能推诿于任何别人的。然而在我们及全国人民看来,半个中国由贵党而沦亡,决不能不课督贵党以恢复领土主权的责任。同时贵党中许多有良心的分子,现在也确然憬悟于亡国之可怕与民意之不可侮,而开始了新的转变,开始了对于自己党中祸党祸国分子之愤怒与不满。中国共产党完全同情于这种新的转变,热烈地欢迎这些有爱国心的有良心的,保存着并正在激发着中华民族英雄气概的中国国民党员的志气与觉悟,欢迎他们在民族危亡面前愿意牺牲奋斗与勇于革新的精神。我们知道在贵党中央及各省党部中,中央及各省政府中,在文化界、在科学界、在艺术界、在新闻界、在实业界、在妇女界、在宗教界、在医药界、在警察界,在各种民众团体,尤其在广大的军队、国民党的新旧党员与各级领袖中,实在有很多觉悟与爱国之士,并且这样的人还在日益增加着,这是非常可喜的事情。中国共产党人随时准备着同这些国民党人携手,组织坚固的民族统一战线,去反对全民族的最大敌人——日本帝国主义。我们希望这些国民党员能够在国民党中迅速形成一种支配的势力,去压倒那些不顾民族利益实际成为日本帝国主义代理人,实际成为亲日汉奸的最坏与最可耻的国民党员——那些侮辱孙中山先生的国民党员,恢复孙中山先生革命的三民主义精神,重振孙中山先生联俄、联共与农工三大政策,把自己的“心思才力”去“贯彻”革命的三民主义与三大政策的“始终”,“贯彻”孙中山先生革命遗嘱的“始终”,坚决地担负起继承孙中山先生革命事业的责任,和全国各党各派各界爱国领袖与爱国人民一道,坚决地为驱逐日本帝国主义挽救中国于危亡而斗争,为全国人民的民主权利而斗争,为发展中国国民经济解除最大多数人民的痛苦而斗争,为实现中华民主共和国及其民主国会与民主政府而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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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向一切中国国民党人宣言:假如你们真正这样干的时候,我们是坚决地赞助你们的,我们愿意同你们结成一个坚固的革命的统一战线,如像一九二五至二七年第一次中国大革命时两党结成反对民族压迫与封建压迫的伟大的统一战线一样,因为这是今日救亡图存的唯一正确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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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位先生及国民党全体党员,还没有忘记上次大革命时两党合作的光荣历史吧,因为有了这个合作,一切民族压迫者与封建压迫者都在我们面前发起抖来了!那时的民族压迫者特别是日本帝国主义,深悉我们的合作会要进到彻底的胜利,会要使中国得到完全的解放,他们就挑拨离间威迫利诱无所不用其极,而且终于挑动了合作的一方,葬送了这个第一次的统一战线。先生们清夜扪心,也应该喟然兴叹吧!现在是谁也明白,如果那时中国国民党能同中国共产党合作到底,那中国就决不会有像现在这样任人宰割、沦亡及半的惨状,而决然是独立自由的中国了!现在全国人民盼望两党重新合作共同救国之心是迫切到了万分,他们相信只有国共的重新合作以及同全国各党各派各界的总合作,才能真正的救亡图存。然而,日本帝国主义与汉奸卖国贼们,则一定会又一次地来破坏这种合作,因为他们明显地知道这种合作会要给日本帝国主义及汉奸卖国贼们以致命的打击。日本帝国主义向贵党政府提出的以“防共”作中心的所谓“三大原则”,就是这种预防及准备破坏国共合作的企图。但是问题是很明白的,还是同日本帝国主义及汉奸们一道建立防共统一战线即亡国统一战线呢?还是同中国共产党及全国人民一道建立抗日统一战线即救国统一战线呢?现在是已经到了决定的关头了。一切犹豫动摇,只是国家民族的损失,只是成全了日本帝国主义的利益。国共合作的关键现在是在贵党的手中,诚如贵党二中全会所说:国家兴亡,贵党有责。如果贵党真正愿意担负救亡图存的责任,那末现在是要下决心的时候了,等到做了亡国奴的时候再讲什么合作那就会悔之无及了。至于我们方面是早已准备着在任何地方与任何时候派出自己的全权代表,同贵党的全权代表一道,开始具体实际的谈判,以期迅速订立抗日救国的具体协定,并愿坚决地遵守这个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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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你们同我们的统一战线,你们我们同全国各党各派各界的统一战线,一旦宣告成功的话,那末,你们我们及全国人就有权利高呼:让那些汉奸卖国贼以及一切无气节的奴才们,在日本帝国主义暴力前面高喊“中国无力抗日”吧!伟大的中华民族的子孙是誓不投降,誓不屈服的!我们要为大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奋斗到最后一滴血!中国决不是阿比西尼亚!四万万五千万人的中华民族,终会有一天在地球上的东方,雄壮地站起来,高举着民族革命最后胜利的旗帜,同全世界一切自由解放的民族携手,连那个帝国主义成分除外的日本民族也在内,统治着整个的地球,统治着光明灿烂的新世界!让我们的敌人在我们的联合战线面前发抖吧,胜利是一定属于我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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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此,谨致民族革命的敬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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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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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三六年八月二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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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中央档桉馆保存的油印件刊印。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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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 这是毛泽东起草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致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的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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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 指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一九三五年八月一日《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通称八一宣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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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 阿比西尼亚,即埃塞俄比亚,一九三六年五月被意大利法西斯侵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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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 察哈尔,见本卷第382页注〔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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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 指一九三五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在日本帝国主义指使下,由原国民党河北省政府滦榆、蓟密两区行政督察专员殷汝耕在通县成立的傀儡政权,成立时称“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一个月后改称“冀东防共自治政府”,从而使河北省东部的二十二个县脱离了中国政府的管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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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 冀察政委会,见本卷第419页注〔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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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 绥远,见本卷第371页注〔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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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 一九三六年一月,在日本帝国主义策划下,蒙古上层反动分子德穆楚克栋鲁普(即德王)公开投降日本,成立“蒙古军总司令部”,同年五月,在嘉卜寺(今内蒙古化德)成立伪“蒙古军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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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 淞沪协定,见本卷第411页注〔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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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 塘沽协定,见本卷第412页注〔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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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 何梅协定,见本卷第411页注〔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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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关于抗日救亡运动的新形势与民主共和国的决议 - 和谐历史档案馆 Banned Historical Archiv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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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中央关于抗日救亡运动的新形势与民主共和国的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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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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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1936.9.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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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签:关键人物文稿 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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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来源:毛泽东思想万岁(1943-1949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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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关于抗日救亡运动的新形势与民主共和国的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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刻停止的,不论它侵略的方法与方式怎样随具体情况的变化而变化,然而它并吞全中国的基本政策,是始终不变的。在华北进兵之后,高唱着的“经济提携”,实际上不过是以经济的侵掠方法巩固已得的阵地,并给新的进攻准备基础。平津与察北的增兵,绥东的进攻,成都、北海、海口、上海、丰台等地的挑衅,表示出日寇的新侵略行动又将开始。民族危机,较之过去是更加严重了。这就指出:保卫华北、保卫西北、保卫中国、收复东北失地、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的民族革命战争的任务,更加严重的放到革命政党与全民族的身上了。 (二)一年来全中国抗日救亡运动的广大发展,抗日统一战线的开始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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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已经给了日寇侵略计划以相当的打击,暂时的阻止了日寇建立华北国与建立“防共统一战线”的实施,这是中国人民一年来抗日救亡运动的胜利。然而由于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还不够广泛,它的力量还不够雄伟,全国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有组织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现时还仅在开始的阶段,最大的政党一一国民党及其领导与影响下的军队还没有尽参加这个战线,国民党的政策还没有基本的转变,因之,民族革命战争还没有能够发动,以致我们不但没有两个停止日寇的继续侵略与保持中国领土主权的再不受到损害,而且日寇抂巩固了它在华北的地位,获得了对于中国领土主权的新的侵占,病尊卑行的大举进攻。这证明:日本帝国主义是能够战胜的,但是需要全中国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共同行动与艰苦卓绝的奋斗。 (三)在日本帝国主义不断进攻之下,中国人民的抗日救亡运动现在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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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这主意的表现在全国工农小资产阶级广大群众抗日救亡运动的继续增长,中国共产党苏维埃红军抗日救国主张的得到全国广大人民的赞助与全国主力红军的集中于西北抗日前进阵地,一部分民族资产阶级的开始转向抗日战线,国民党军队官兵中广大成分抗日情绪的增长,和在这些基础上产生的国民党及其南京政府的分化与动摇。国民党南京政府内外政策的摇摆不定,其言行的自相矛盾;与其各派间关于抗日问题上的争论,冒险的表示出它现在是在动摇的中间。在日寇继续进攻,抗日救亡运动继续发展,国际形势新的变动等条件下,国民党南京政府有缩小、以至结束其动摇地位,而转向参加抗日运动的可能。 (四)为着集中全国力量主抵抗日寇的侵略,驱逐日寇出中国,我们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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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要收集更广泛的民众的力量、和一切真正革命的觉悟的纯洁的分子,而且要争取阶级阶层一切可能的部分到抗日斗争中来,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更加扩大起来,更加增强自己的阵容与力量。推动国民党南京政府及其军队参加抗日战争,是实行全国性大规模的严重的抗日武装斗争之必要条件。但这绝对不应放松对于国民党南京政府一切违反民族利益出错误政策的严厉的批评与斗争。只有这样,才能使国民党南京政府内部的抗日倾向日渐发展,扩大抗日分子的影响,克服其本身的动摇,战胜亲日派。而走上抗日救国的大道。中央必须着重指出:共产党在为实现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斗争中不但对于统一战线之公开的或秘密的敌人,应该进行严厉的斗争,而且对于口头上赞成而实际上消极的假抗日分子,以及各种各样的同盟者,应该保持批评的完全自由。同时,中国共产党党费助一切真正的抗日战争之发动,即使这种发动是部分的。但是主要的,应用尽一切方法与力量,最迅速的促进大规模的全国性的真正对日武装抗战。为此目的,共产党应继续坚持“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口号,反对一切在民族危亡面前自相残杀的内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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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中央认为在目前形势之下,有提出建立民主共和国口号的必要,因为这是团结一切抗日力量采保障中国领土完整和预防中国人民遭受亡国灭种的惨祸的最好方法,而且这也是从广大人民的民主要求产生出来的最适当的统一战线的口号,是较之一部另领土上的苏维埃制度在地域上更普及的民主,较之全中国主要地区上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大大进步的政治制度,因此便更能保障抗日战争的普遍发动与彻底胜利。同时,民主共和国不但能够使全中国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参加到政治生活中来,提高他们的觉悟程度与组织力量,而且也给中国无产阶级及其首领共产党为着将来的社会主义的胜利而斗争以自由活动的舞台。因此,中国共产党宣布:积极赞助民主共和国运动。并且宣布:民主共和国在全中国建立,依据普选权的国会实行召集之时,苏维埃区域即将成为它的一个组成部分,苏区人民将选派代表参加国会,并将在苏区内完成同样的民主制度。 (六)中央着重指出:只有继续开展全中国人民的抗日救亡起动,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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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党各派各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加强中国共产党在民族统一战线中的政治领导作用,极大的巩固苏维埃与红军,同一切丧权辱国及削弱民族统一战线力量的言论行动进行坚决的斗争,我们才能推动国民党南京政府走向抗日,才能给民主共和国的实现准备前提。没有艰苦的持久的斗争,没有全中国人民的发动与革命的高涨,民主共和国的实现是不可能的。中国共产党在为民主共和国而斗争的过程中,应该使这个民主共和国从实行本党所提出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开始,一直到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基本任务彻底的完成。 (七)去年十二月中央政治决议上确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治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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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上是正确的。大半年来,党在执行这一总路线下,得到了许多成绩,主要的在于苏维埃红军的力量是加强了,党在全国的政治影响是扩大了,向各党各派各军进行统一战线的工作是进步了,这些成绩应当成为今后工作的有利基础,但是许多党的组织极不善于具体的运用统一战线的策略,对于每一个人、每一个派别、每一个社会团体、每一个武装队伍、每一阶级与阶层,常常不善于根据它们不同的情况,不同的需要与要求,在抗日救国的总方针下,同它们接洽,协商、谈判,以求订立各种地方的、局部的、暂时的或长久的、成文的或口头的具体实际的行动纲领,并在为着实现这些纲领的共同斗争中,引导推动与组织他们走向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最高形式一一全国抗日救国代表会议(或国防会议),国防政府,抗日联军,以至民主共和国。我们许多党的组织不善于这样做,而仅仅满足于一般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号召,满足于少数先进分子的活动,以抽象的刻板的与机械的方法方式,去对付各个具体的问题。同时在统一战线一时不能建立的场合,却又表现出:“共产党员以共产主义精神来教育群众、动员群众与组织群众的独立工作”之放松或不足。这些弱点,是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直到今天还没有成为千千万万抗日大众实际参加的主观上的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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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中央认为必须及时纠正那种以阶级斗争的发动会妨碍民族统一战线的观点。民族革命的胜利,决不是少数上层分子所能完成的。不吸收成千百万工人农民与小资产阶级群众参加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来,就不能形成抗日救国的雄厚力量,就不能推动与逼迫动摇的游移的上层分子与当权者走向真正的抗日的道路,就不能实现民主共和国。而领导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群众的日常经济政治的斗争,解决他们迫切的生活要求,是组织他们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要关键。但在领导这种日常经济政治的斗争中,共产党要同样的善于运用统一战线的策略,吸收最广大的群众到斗争中来。并根据于他们的觉悟程度与组织力量,把群众的日常斗争提到更高的阶段,使这种斗争成为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继续扩大,继续发展与继续前进的力量,成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实的基础。 (九)在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与实现民主共和国的斗争过程中,绝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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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应该削弱苏维埃红军的力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是苏维埃红军在一定纲领上同其他政权及武装力量所成立的政治军事协定,但并不与其他政权及武装力量相溷合。可以在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的统一指挥之下,但并不取消苏维埃红军组织上与领导上的独立性。须充分注意号红军的扩大与巩固,那种不经过选择的允许学生及其他军队的旧军官加入红军的意见是错误的,因为这样足以破坏红军的统一和团结。必须充分注意加强苏维埃红军的领导成份,那种允许资产阶级参参加苏区政治管理的意见性是错误的,因为他们可以从内部来破坏苏维埃机关。即在民主共和国建立之后,共产党也决不放弃对于苏区人民与原有武装力量的绝对的领导,相反的,党在坚决领导全中国人民群众的抗日斗争与日常经济政治斗争中,要坚持着扩大与巩固自己的政治的与军事的力量,保障抗日战争与民主共和国之彻底胜利,争取社会主义前途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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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扩大与巩固共产党,保障共产党政治上组织上的完全独立性和内部团结一致性,是使抗日的民族统一战线与民主共和国得到彻底的胜利的最基本的条件。因此在苏区内特别是在非苏区内,有系统的征收党员是非常必要的。但必须避免大批入党的办法,而只吸收经过考察的工人农民与革命知识分子入党。在这个意义上,去年中央十二月决议中“一切愿意为着共产党的主张而奋斗的人,不问他的社会出身如何,都可以加入共产党”与“党不怕某些投机分子侵入”的意见是不正确的。党的各级领导机关必须采取实际办法培养党的工作干部,因为不论在苏区与非苏区,在彻底实现党的政治路线上,有独立工作能力的优秀干部,有着决定一切的意义。动员成千成万的党员到一切无组织与有组织的群众中去去争取千百万的群众在自己的周围,正确的建立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的联系,是中国共产党在为着完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伟大政治任务面前一刻不可放松的任务。在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与为民主共和国而斗争的过程中,对于忽视党的政治上与组织上的独立性,忽视巩固苏维埃与红军,放松对于广大下层群众的日常经济政治斗争的领导,对同盟者批评不够等等右的机会主义倾向,必须及时的给以纠正。但在目前说来,“左”的关门主义倾向,依然是彻底实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的主要危险。正确的党内思想斗争的发展,将是完成党的一切政治任务的有力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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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毛泽东选集》上册,晋冀鲁豫中央局编第二四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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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宋庆龄的信 - 和谐历史档案馆 Banned Historical Archiv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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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给宋庆龄的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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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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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1936.9.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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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签:书信 关键人物文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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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来源:毛泽东文集第一卷(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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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宋庆龄的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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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龄先生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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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分别,忽近十年。每从报端及外来同志口中得知先生革命救国的言论行动,引起我们无限的敬爱。一九二七年后,真能继续孙中山先生革命救国之精神的,只有先生与我们的同志们。目前停止内战联合抗日之呼声虽已普及全国,然而统率大兵之蒋氏及国民党中央迄今尚无彻底悔祸之心。这种违反孙中山先生革命的三民主义与三大政策之行为,实为国民党大多数党员所不应容许而应立起纠正才是。因此,我想到要唤醒国民党中枢诸负责人员,觉悟于亡国之可怕与民意之不可侮,迅速改变其错误政策,是尚有赖于先生利用国民党中委之资格作具体实际之活动。兹派潘汉年 〔 1 〕 同志前来面申具体组织统一战线之意见,并与先生商酌公开活动之办法,到时敬求接洽,予以指导。付上我们致国民党中央的信 〔 2 〕 以作参考。同时请先生介绍与先生比较接近的诸国民党中枢人员,如吴稚晖、孔祥熙、宋子文、李石曾、蔡元培、孙科 〔 3 〕 诸先生,与汉年同志一谈,不胜感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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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问近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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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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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一八”五周年纪念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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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三年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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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书信选集》刊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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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 潘汉年(一九○六——一九七七),江苏宜兴人。当时是中国共产党同南京国民党当局谈判的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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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 指一九三六年八月二十五日《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见本卷第424—43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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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 吴稚晖(一八六五——一九五三),江苏武进人。当时任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孔祥熙(一八八○——一九六七),山西太谷人。当时任国民党政府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部长。宋子文,见本卷第421页注〔1〕。李石曾(一八八一——一九七三),河北高阳人。当时任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北平研究院院长。蔡元培,见本卷第445页注〔1〕。孙科(一八九一——一九七三),广东香山(今中山县)人。当时任国民党政府立法院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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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蔡元培的信 - 和谐历史档案馆 Banned Historical Archiv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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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给蔡元培的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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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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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1936.9.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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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签:书信 关键人物文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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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来源:毛泽东文集第一卷(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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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蔡元培 〔 1 〕 的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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孑民先生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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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运动时期北大课堂,旧京集会,湘城讲座,数聆先生之崇论宏议,不期忽忽二十年矣!今日者何日?民族国家存亡绝续之日。老者如先生一辈,中年者如泽东一辈,少年者则今日之学生,不论贫富,不分工农商学,不别信仰尊尚,将群入于异族侵略者之手,河山将非复我之河山,人民将非复我之人民,城郭将非复我之城郭,所谓亡国灭种者,旷古旷世无与伦比,先生将何以处此耶?共产党创议抗日统一战线,国人皆曰可行,知先生亦必曰可行,独于当权在势之衮衮诸公或则曰不可行,或则曰要缓行,盗入门而不拒,虎噬人而不斗,率通国而入于麻木不仁窒息待死之绝境,先生将何以处此耶?孙中山先生联俄、联共与农工政策,行之于一九二五至一九二七年之第一次大革命而有效,国共两党合作之时期,亦即国民党最革命之时期。孙先生革命政策之毁弃,内战因之而连绵不绝,外患乃溃围决堤滔滔不可收拾矣!八月二十五日共产党致国民党书 〔 2 〕 ,虽旧策之重提,实救亡之至计,先生将何以处此耶?读《新文字意见书》,赫然列名于首位者,先生也。二十年后忽见我敬爱之孑民先生,发表了崭然不同于一般新旧顽固党之簇新议论,先生当知见之而欢跃者绝不止我一人,绝不止共产党,必为无数量人也!从同志从朋友称述先生同情抗日救国事业,闻之而欢跃者,更绝不止我一人,绝不止共产党,必为全民族之诚实儿女,毫无疑义也。然而百尺竿头,更进一步,持此大义,起而率先,以光复会、同盟会之民族伟人,北京大学、中央研究院之学术领袖,当民族危亡之顷,作狂澜逆挽之谋,不但坐言,而且起行,不但同情,而且倡导,痛责南京当局立即停止内战,放弃其对外退让对内苛求之错误政策,撤废其爱国有罪卖国有赏之亡国方针,发动全国海陆空军,实行真正之抗日作战,恢复孙中山先生革命的三民主义与三大政策精神,拯救四万万五千万同胞于水深火热之境,召集各党各派各界各军之抗日救国代表大会,召集人民选举之全国国会,建立统一对外之国防政府,建立真正之民主共和国,致国家于富强隆盛之域,置民族于自由解放之林。若然,则先生者,必将照耀万世,留芳千代,买丝争绣,遍于通国之人,置邮而传,沸于全民之口矣。先生其将不令数千里外曾聆教益之人,稍稍减杀其欢跃之情而更增之增之以至于无已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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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庆龄先生,何香凝先生,李石曾先生,吴稚晖先生,张溥泉先生,于右任先生,孙哲生先生,居觉生先生,覃理鸣先生,柳亚子先生,叶楚伧先生,邵力子先生,汪精卫先生,陈璧君先生,经亨颐先生,陈公博先生,顾孟余先生,曾仲鸣先生,甘乃光先生,张静江先生,戴季陶先生,陈果夫先生,丁惟汾先生,宋子文先生,陈树人先生,褚民谊先生,彭泽民先生,李任潮先生,李德邻先生,陈友仁先生,邹海滨先生,徐季龙先生,朱霁青先生,白云梯先生,恩克巴图先生,李福林先生,陈护方先生,程颂云先生,唐孟潇先生,朱益之先生,李协和先生,柏烈武先生,刘震寰先生,谭逸儒先生,张知本先生,冯自由先生,谢慧生先生,茅祖权先生,蒋雨岩先生,孔庚先生,郭沫若先生,沉雁冰先生,陈望道先生,李鹤鸣先生,胡适之先生,章行严先生,周作人先生,钱介磐先生,傅斯年先生,罗家伦先生,段锡朋先生,陈宝锷先生,张东荪先生,彭一湖先生,彭泉舫先生,杨端六先生,胡子靖先生,陈夙荒先生,周谷城先生,舒新城先生,以及一切之党国故人,学术师友,社会朋旧,统此致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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寇深祸急,率尔进言。风雨同舟,愿闻明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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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颂道安。不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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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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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三六年九月二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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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三年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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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书信选集》刊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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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 蔡元培(一八六八——一九四○),号孑民,浙江绍兴人。早年反对清朝封建专制统治,是光复会的发起人之一。一九○五年加入同盟会,任上海分部主盟员。一九一七年一月任北京大学校长,五四运动期间积极支持学生的爱国行动。一九二八年起任中央研究院院长。九一八事变后主张抗日,同宋庆龄、鲁迅等发起组织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任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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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 见本卷第424—43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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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蔡元培信 - 和谐历史档案馆 Banned Historical Archiv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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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致蔡元培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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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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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1936.9.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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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签:关键人物文稿 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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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来源:毛泽东思想万岁(1913-1943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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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蔡元培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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孑民先生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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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运动时期,北大课堂,旧京集会,湘城讲座,敬聆先生之崇论宏议,不期忽忽二十年矣。今者何日?民族,国家存亡绝续之日,老者如先生一辈,中年者如泽东一辈,少者则今日之学生,不论贫富,不分工农商学,不别信仰尊简,将群入于异族侵略者之手,河山将非复我之河山,人民将非复我之人民,城郭将非复我之城郭,所谓亡国灭种者,旷古旷世,无与伦比,先生将何以处此也?共产党创议抗日统一战线,国人皆曰可行,知先生亦必曰可行,独于当权在世之衮衮诸公,或则曰不可行,或日当缓行,盗入门而不拒,虎噬人而不斗,率通国而入于麻木不仁,窒息待死之绝境,先生其何以处此也?孙中山先生联俄联共与工农政策,行之于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二七年之第一次大革命而大效,国共两党合作此时期,亦即国民党最革命之时期,孙先生革命政策之毁弃,内战因之而连绵不绝,外患乃溃围决堤滔滔不可收拾矣。八月二十五日共产党致国民党书,虽旧策之重提,实救亡之至计,先生将何以处此也?读新文字意见书赫然列名于首位者先生也。二十年后忽见我敬爱之孑民先生发表了崭然不同于一般新旧顽固之簇新议论,先生当知见之而欢跃者绝不止我一人,绝不止共产党,必为无数量人也。从同志从朋友称述先生同情抗日救国事业,闻之而欢跃者绝不止我一人,绝不止共产党,必为全民族之诚实儿女,又毫无疑义也。然而百尺竿头更进一步,持此大义起而率先,以光复会、同盟会之民族伟人,北京大学,中央研究学院之学术领袖,当民族危亡之顷,作狂澜逆挽之谋,不但坐言,而且起行,不但同情,而且倡导,痛责南京当局,立即停止内战,放弃其对外退让,对内苛求之错误政策,撤废其爱国有罪,卖国有赏之亡国方针,发动全国海陆空军,实行真正之抗日作战,恢复孙中山先生革命的三民主义与三大政策精神,拯救四万万五千万同胞于水深火热之境,召集各党、各派、各界、各军之抗日救国代表大会,召集人民选举之全国国会,建立统一对外之国防政府,建立真正之民主共和国,致国家于富强隆盛之域,置民族于自由解放之林。若然,则先生者,必将照耀万古,留芳千代,买丝争绣,遍于通国之人,置邮而传,沸于全民之口矣。先生其将不舍救千里外曾聆敬益之人,稍稍减杀其欢跃之情而更增之,增之以至于无已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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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庆龄先生、何香凝先生......(共具名宋、何等 53 人,略一一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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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一切之党国故人,学术师友,社会朋旧,统此致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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寇深祸急,率尔进言,风雨同舟,愿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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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教,敬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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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安,不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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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反蒋不能并提 - 和谐历史档案馆 Banned Historical Archiv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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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抗日反蒋不能并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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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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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1936.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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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签:关键人物文稿 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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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来源:毛泽东文集第一卷(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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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反蒋不能并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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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张任 〔 1 〕 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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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来电收到。向西行动须求得苏联协助。我们已有几个电报给国际,并派邓发 〔 2 〕 经新疆去莫申请,他们正等邓发到后查明情形,即有回答。你们来电已经转去。九至十一月三个方面军的部署,即照商定办法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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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中国最大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抗日反蒋并提是错误的。我们从二月起开始改变此口号。三月南京有人来接洽。我们提出一般的条件再往南京。六月、八月南京又有两次来件。八月上旬政治局讨论了对南京的方针,大体见以前给你们的电报。然而我们的估计还是不足的,八月下旬国际有进一步指示。目前我们的联络代表又已出去向南京接洽,双方正式负责代表进行具体谈判问题,依情势看有成就之希望。在南京方面不单是我们问题,还有联俄问题。依南京发表蒋廷黻为驻苏大使看来,联俄问题也有成就之望。我们现已发表了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 〔 3 〕 ,这是我们新的宣言,包括了民主共和国、民主国会与民主政府等新的内容。国际对中国党的政治指示已到,政治局讨论之后即可告知你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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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你们不要提出打倒中央军及任何中国军队的口号,相反地要提出联合抗日口号。向毛、王 〔 4 〕 等部派出人员进行接洽,仅在我们必要占领的地方遇到他们的反对才与之作战,但同时进行宣传与接洽。希望你们依据这个方针,把自己的宣传工作改造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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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对张学良 〔 5 〕 任何部分都不要取真正攻击态度,应向他的师、团、营长写信,向士兵作普遍宣传。在我们与南京谈判没有成就以前,张学良指挥下的西北各部,包括东北军在内,都还不能停止对我们的敌对行为。东北军之何、于 〔 6 〕 两部受我们影响尚少,何与蒋有联系,张不能以联红事告他,你们更要加紧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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戊、你们提出的出川陕豫鄂方桉,是一种向南京进攻的姿势,只在不能出西北及与南京谈判决裂之时,才是可行的与必须的。我们已把此点电告国际,我们向国际提出亦是出西北与不得已时出东南两方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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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德怀 〔 7 〕 在前线指挥野战军,育英 〔 8 〕 在环县进行东北军工作,我们在保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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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恩、博、泽 〔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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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三六年九月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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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中央档桉馆保存的抄件刊印。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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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 朱,指朱德。张,指张国焘(一八九七——一九七九),江西萍乡人。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红军总政治委员。任,指任弼时(一九○四——一九五○),湖南湘阴人。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红军第二方面军政治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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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 邓发(一九○六——一九四六),广东云浮人。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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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 指一九三六年八月二十五日《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见本卷第424—43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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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 毛,指毛炳文(一八九一——一九七○),湖南湘乡人。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三十七军军长。王,指王均(一八九一——一九三六),云南呈贡人。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三军军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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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 张学良,见本卷第371页注〔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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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 何,指何柱国(一八九七——一九八五),广西容县人。当时任国民党军骑兵军军长。于,指于学忠,见本卷第371页注〔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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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 德怀,即彭德怀,当时任红军西方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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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 育英,即林育英(一八九七——一九四二),又名张浩,湖北黄冈(今黄州市)人。曾任中华全国总工会驻赤色职工国际代表、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成员,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回国到达陕北。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任中共中央白区工作委员会书记。一九三六年一月中央政治局决定林育英参加政治局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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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 洛、恩、博、泽,指洛甫(张闻天)、周恩来、博古(秦邦宪)、毛泽东,他们当时都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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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北方青年的谈话 - 和谐历史档案馆 Banned Historical Archiv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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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与北方青年的谈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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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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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19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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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签:对话 关键人物文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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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来源:毛泽东思想万岁(1913-1943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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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北方青年的谈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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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方青年是民族解放斗争的先锋。他们的大多数应该团结,为民族民主革命斗争到底,他们中间有许多人对时局烦闷,这在集体运动中求解决,这个运动就是为求民主与抗日实现的斗争,北方青年应该对争取民主自由增加兴趣,争取爱国主义的民主自由,是今天政治生活中心之一。如若干人只谈抗日,而不了解作实际的民主斗争,则抗日是不会有效的。资产阶级的改良主义,正向北方青年发生影响,企图把他们从北方拉到后方,从奋起中拉到平凡安静,从领导地位拉到尾巴主义,扑灭北方青年在民族民主革命中的领导作用,北方青年应该同这种改良主义者作斗争,对改良主义的倾向和影响应该加以严格检查和完全克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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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差别和矛盾问题 - 和谐历史档案馆 Banned Historical Archiv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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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关于差别和矛盾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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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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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19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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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签:关键人物文稿 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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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来源:毛泽东文集第二卷(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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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差别和矛盾问题 〔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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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奇 〔 2 〕 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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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的《哲学与生活》 〔 3 〕 是你的着作中更深刻的书,我读了得益很多,抄录了一些,送请一看是否有抄错的。其中有一个问题略有疑点 〔 4 〕 (不是基本的不同),请你再考虑一下,详情当面告诉。今日何时有暇,我来看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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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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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本道理是对的,但“差别不是矛盾”的说法不对。应说一切差别的东西在一定条件下都是矛盾。一个人坐椅摇笔濡墨以从事作文,是因人与作文这两个一定的条件把矛盾的东西暂时地统一了,不能说这些差别不是矛盾。大师傅煮饭,把柴米油盐酱醋茶在一定的条件下统一起来。店员与作家也可以在一定条件下统一起来。半工半读,可以把工、读统一起来。差别是世上一切事物,在一定条件下都是矛盾,故差别就是矛盾,这就是所谓具体的矛盾。艾的说法是不妥的。(毛泽东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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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手稿刊印。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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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 本篇一是毛泽东给艾思奇的信,写信时间可能是一九三七年十月。本篇二是毛泽东一九三七年九月阅读艾思奇所着《哲学与生活》一书时写的一段批注,这段批注写在《哲学与生活》中以下一段文字后面:“差别的东西不是矛盾,例如笔,墨,椅子不是矛盾。但如果懂得推移和变化的原理,就知差别的东西在一定条件下也可以转化为矛盾,倘若某两件差别东西同时同地在一起且发生互相排斥的作用时,就成为矛盾了。例如店员与作家本无矛盾的,如果某店员有了写作兴趣而想成为作家时,二者就在统一体里互相排斥,也就成为矛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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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 思奇,即艾思奇(一九一○——一九六六),云南腾冲人。一九三七年十月到延安,在抗日军政大学任主任教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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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 《哲学与生活》,是艾思奇继《大众哲学》之后,以答读者问的形式写的一本宣传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着作,一九三七年四月由上海读书生活出版社出版。一九三七年九月毛泽东作了《艾着〈哲学与生活〉摘录》,这篇摘录在三联书店一九七九年八月出版的《中国哲学》第一辑上全文刊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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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 指毛泽东对艾思奇《哲学与生活》一书中关于“差别不是矛盾”的论点提出的质疑,详见本篇二和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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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北青年救国会上的讲演 - 和谐历史档案馆 Banned Historical Archiv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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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在西北青年救国会上的讲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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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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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19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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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签:关键人物文稿 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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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来源:毛泽东思想万岁(1913-1943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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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北青年救国会上的讲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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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志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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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西北青年救国代表开会,将号召西北及全国青年群众与各界联合,走上团结抗敌的道路,我就来说一点关于共产党的团结抗敌的政策。共产党过去的政策是国内战争与土地革命。现在政策是和平团结,对日抗战。这是什么原故呢?为什么我们过去和现在有这样不同的政策呢?原因就在过去若干年间,我们不能不那样做,也只容许我们那样做。过去是两个政权对立的斗争,阶级的武装斗争,因为那时候国民党和资产阶级背叛革命,拿着枪,杀革命人民,革命的人民除此以外,没有任何第二种办法和出路。那时候的那样干,完全必要与正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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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共产党过去错了,那末请问除了这条道路之外,还有什么别的道路?难道我们应和国民党一道投降帝国主义与封建势力吗?不投降帝国主义与封建势力,就得反抗帝国主义与封建势力。二者之间没有中间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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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一八以后特别是华北事变以后,日本要单独独占中国,灭亡中国,使得中国内部的阶级关系变化了,使得英法关等帝国主义国家对中国的关系也变化了一些。资产阶级同国民党里面都发生了分化,国家处在危亡面前,我们的政策就有改变旧的采取新的必要与可能,因此我们釆取了抗日的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并提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口号,我们统一战线的目标是抗日的,而不是反对一切帝国主义的;我们的统一战线是民族的,不分阶级与党派的联合战线,与外国的人民阵线也不相同,这是我们统一战线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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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九号平津学生反日运动以来,经过许多事变直至西安事变与三中全会,中国内部已经由一种状态开始走上另一种状态,即是由内战独裁与不抵抗开始走上和平民主与抗战的阶段。共产党的八一宣言,十二月决议,致国民党书,九月决议,以及西安事变中的和平统一政策,给三中全会通电中的和平政策,都是国内达到新阶段的号召与领导的力量,这些东西都表示我们过去提出了并实行了粉碎国内统治阶级的围剿这个口号,那末,现在就不是如此了,现在是要团结全民族来粉碎日本为首的法西斯蒂对全中国的围剿。倘若内外都有围剿,那中国就唯有灭亡,因此我们提议内面的围剿必须和解,并且建立全民族的大团体来对付外面的围剿,现在这新任务已经开始走了一步,往后就是第二步,第三步,一直粉碎法西斯围剿而后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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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停止土地革命是否就不顾民族利益了呢?不是的,恰恰相反,我们更要为民众的利益而斗争,我们坚决要求国民党实行民主改革与民主改良就是为的这种目的,因为今天的民主改革,正是抗日人民大众的需要,因为没有民主改革,没有人民的自由权利,抗日会只是一句空话。抗日与民主二者是不能分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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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的不和平不统一,国共两党之间如此,全国各省之间也是如此。抗日救国必须和平统一,相打分裂是不能抗日救国的,因此和平统一成为全国必须的要求。过去一年的工作是坚决要求和争取这种和平统一,现在算是初步的达到了,但和平还没有巩固,要巩固和平并实现真正的统一,就得实行民主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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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全国人民,除了苏区以外,都没有民主自由,说话有罪,走路也有罪,爱国有罪,如沉钓儒等爱国领袖因为爱国而被关起来,现在听说还要起诉。为向日本帝国主义示威而在街上走路就要被捉,出报纸讲爱国话就要被封。这种情形怎能真正抗日呢?所以我们说,没有和平与没有民主,都不能统一团结,便都不能抗日,所以巩固和平,争取民主,是实现抗日战争的必要条件,也是今日的中心任务,是今日必须要做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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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曾为扩大红军而努力,现在也不相同了。中国人与中国人从前相打的现在应该改为好朋友,大家去打共同的敌人,这样,红军也可改为国民革命军,一切中国的军队都要变为抗日军,我们应该为扩大与训练真正的抗日军而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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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国民党背叛革命,所以共产党不得不单独负起革命的责任。理在呢?国民党又开始转变到抗日的方面来,所以我们极力主张国共合作,主张恢复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的革命精神,国共两党与全国人民,大家为民族独立,民权自由,民生幸福而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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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同志,以为我们红帽子戴了十年,今天又戴了三民主义帽子,就表示老不愿意。这个思想在过去是很对的,因为那时三民主义帽子确实戴不得。但如果旧帽子换上新内容,那事情就变化了,不是不可戴的,反而变为可戴的了。苏维埃改制,红军改名,并受南京国民政府指挥,就是为了这个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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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北青年有团结全国青年的责任,全国青年都团结起来,跟成年、幼年、老年就一道结成一个几万万人的大团体,那末日本帝国主义凶悍怎么样,我们是能够打倒他的。(长时间的鼓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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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三期全校干部会议的指示 - 和谐历史档案馆 Banned Historical Archiv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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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对三期全校干部会议的指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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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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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19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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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签:指示 关键人物文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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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来源:毛泽东思想万岁(1943-1949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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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三期全校干部会议的指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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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干部要下定决心来干,要认识抗大的教育是抗日事业的一部很重要的工作,是增强抗日力量的一个有效的具体的方法,抗大的任务是光荣伟大的,我们应该为这光荣伟大的任务而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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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美国记者谈中日战争 - 和谐历史档案馆 Banned Historical Archiv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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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对美国记者谈中日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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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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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19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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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签:关键人物文稿 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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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来源:毛泽东思想万岁(1943-1949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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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美国记者谈中日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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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问:你们主张全国联合起来,以与日本帝国主义作殊死战斗而将其驱逐出中国。这是不是说中国现在已无须外援而能单独战胜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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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答:首先我要提醒你,中国和日本都不是一个孤立的国家,东方的治乱问题是世界的问题。日本暗中有其同盟国――如德意等,一一同时中国要想抗日成功也必须在其他强国中找到帮助。但这并不是说没有外援中国就不能和日本决战,这并不是说我们在抗日以前一定要找到外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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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蓄有巨大的潜力,在伟大的斗争中一定能够组织而成为有力的抵抗线。中国人民在过去的斗争中已经深切地了解这种力量,并且找到了运用她的良方。中国的大众靠了长久的政治经验已能熟练地运用他们有效的武器去反抗他们的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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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坚信中国人民决不投降日本帝国主义,我们要动员我们的伟大潜力以抵抗日本,以我们最大的精力和侵略者的挑战周旋,在这个斗争中,最后的胜利一定是中国的。假如中国单独作战,自然牺牲较大,战期较长,因为日军有优美的军备,此外它也有她的同盟国。所以要想用最短的时间,最少的牺牲去战胜日本帝国主义者,中国首先要在自己的境内组成联合战线,其次还要将它扩展到关心太平洋和平的列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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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在何等条件之下,中国人民能战胜日本的军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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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三个条件能保证我们的胜利:第一,中国民日本帝国主义联合战线之成立。二、世界反日战线之组成。三、日本帝国主义压迫下的人民革命之发动。但其中最主要的自然还是中国人民本身的联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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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请问这样的战争要拖延到多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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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这要看中国政治动员的力量。中国反日本的许多有利条件的因素,和国际援助中国的程度以及日本革命发展的迅速而言。假如中国的政治动员是强有力的,假如在纵的和横的方面都是有效的组织起来,假如明了自身利益受日本帝国主义威胁的国际方面大量地予中国以援助,假如日本的革命很快地爆发的话,那末这次战争是很快地就能得到胜利。假如这些条件还不能具备的话,那末这次战争是非常长久,但结局日本还是要败的,只不过牺牲重大,且成为全世界的一个痛苦时期。所以中国政府以及中国人民都已准备和任何国家联合以缩短战期。但假如无人与我们联合,我们还是要单独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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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你以为苏联及外蒙是否要参加这次战争以助中国?并发生在何种形势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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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当然苏联也不是一个孤独的国家,她不能漠视远东的事变。它是不得不动的。还是过(?)日本征服全中国后之以为攻击苏联的根据地?还是帮助中国人民反对日本以获得独立,而与苏联的人民建立友好的关系呢?我想苏联一定是釆取最后一条路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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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相信只要中国人民开始抵抗并需要和苏联以及其他友邦建立友好的同盟时,那末苏联一定会与我握手做先锋的,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是一个世界的事业,苏联既是世界的一部分,她自然不会较英美更守中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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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印者说明:此文抄自《抗战文选》,文中有该记者一段自述,声称:他是七月初旬到陕北,逗留了四个月,到达陕甘宁,并在前线待了一个月,在延安访问过党政高级干部,也访问过毛主席“评论许多事情”,此文是他把关于中日战争问题的谈话用问答的方式写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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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进犯中国的近因及其前途 - 和谐历史档案馆 Banned Historical Archiv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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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日本进犯中国的近因及其前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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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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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19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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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签:关键人物文稿 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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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来源:毛泽东思想万岁(1943-1949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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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进犯中国的近因及其前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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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我们对敌人的面孔应该认识得更清楚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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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十年来,特别是最近六年来,中国从日寇得来的教训,本来已经够多了。但是一直到现在,还有许多人对他本身及其行动的观察,常常认识不足,甚至犯严重的错误。就拿最近日寇大规模进犯中国这一严重事件来说吧,对于这一事件,就有许多离奇怪状的看法,有些人认为这次日寇向华北以至向上海开火,完全是日本少数少壮派军人的行动,而不是日本帝国主义整个的国策(他们认为连日本金融资本家以至近卫内阁也不同意);有些入认为这次事件的暴发,是出于“偶然”的,而不是日寇预先有布置有计划的行动(他们的证据是,在日本未发动进攻中国之前,东京金融市场并没有紊乱。等到日本在华发动进攻以后,公债及各种商业股票才开始惨跌);甚至还有些人认为日寇这次行动只是“示威”性质,最少在主观上并“不愿意把事件扩大”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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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消说,这些看法,都是极端错误的。第一种看法的错误在于把日本的“少壮派军人”看得太神化,而没有把日本帝国主义和近卫内阁的本来面目认识清楚。固然,在华北发动战争和指挥作战的是日本的“少壮派军人”;但是,这些少壮派军人谁派他们来的呢?他们的行动代表谁的利益呢?稍微注意一点时事的人都知道,日本在中国特别是在华北的驻屯军干部,大部分部是在“二.二六”事件后,或在去年华北驻屯军强化计划实施后由东京调来,现在华北驻屯军的首脑,被称为荒木派的香月清中即则是在芦沟桥事件发生后,才由东京方面派来的;经过“肃军”后的东京当局,例如预先没有“放火”的计划,为什么要派这些“点火者”到最容易发火的华北来呢?尽管这些点火者在点火和扩大火焰的瞬间不一定要得到东京方面的同意,尽管他们在某些部分的问题上甚至会和他们的主人一一金融资本家地主等有不同意见,但是他们的行动无疑是忠实于他们主人的利益的,老实说,日本帝国主义已把“征服支那全土”的计划布置好了,驻华北的少壮派军人不过忠实地活泼地按着这计划去做罢了。如果有人认为日本的金融资本家大地主以至近卫内阁不同意华北驻屯军人这次在华北发动战争的行动,那是完全不合事实的谬误之谈。要知道东京的金融资本家大地主等,希望无事平稳地继续五年来资本收益日益增大的过程固是事实;但是到了除非用战争解除他们的危机和延长他们的生命的时候,他们也决不会同意发动战争的!只要看在芦沟桥事件发生后,东京各政党对“近卫政策”(其实就是军部的政策)完全表示支持,就可以看到政策背后的金融资本家和大地主的态度如何了。至于说,近卫内阁也不同意这次战争,那就更加荒谬,我们早已指出,近卫内阁的出现,主要就是为了调和日本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为了实现对中国的侵略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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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第三两种观察错误的根源是和第一种相同的,不过其意义来得更加严重;由于没有看得清日本统治阶级的矛盾的一致性,由于没有把握住日本帝国主义向中国发动大规模战争的必然性,而只凭一些极表面的事实或不可靠的材料不加思索地乱下断语,那只自然会在有意无意间中了敌人宣传的毒计了!但我们必须指出,敌人天天宣传这次日中“小冲突”(!)是出于“偶然”,日本政府“不愿意把事件扩大”......完全是具有烟幕作用的!它所以要散布这些烟幕弹,一方面是为要向其它帝国主义掩饰它独占中国的既定计划,使得这种计划能畅行无阻;另一方面则是为要动摇中国不坚定分子,使这些分子继续保留一线苟安的幻想!对于这些烟幕,中国的舆论界早就应供给以揭破;可惜中国的舆论界,当华北战事发生的时候,往往只注意到华北的问题,当上海战争发生的时候,又往往只注意到上海的问题,而对于敌人对中国进攻的整个计划,却不但很少有正确的把握,并且有些论调还陷于严重的错误!反问这次战争真的是出于“偶然”吗?日本政府真的“不想把事件扩大吗”?在芦沟桥事变发生之前,日本政府对言论界彻底的统制,关西几个师团到了除队时间而不下令解散等等,为的是什么啊?芦沟桥事变发生后,日本政府即下总动员令,在短时间内即动员近三十万大军(包括第一、五、六、七、八、九、十、十二、十五、十六、十九、二十等师团)到中国来,又为的是什么啊?我们根据事实,不能不强调指出:日本帝国主义者这次向中国实行大规模的进攻,不但是有计划的行动,而这种计划的严密性及其广大性是以往所没有!不健忘的读者总应记得,当日本军阀在一九三一年发动“九一八”事变的时候,日本统治阶级间的意见是非常分歧的。当时的日本原外相居然敢向日本军阀诽议“日本吞下满洲,等于吞下一颗炸弹”(大意如此)。但是这一回却不同了,根据东京的通讯:芦沟桥事变的消息传到东京后,各报的专电,各杂志的书论,各政党负责人的发言......。差不多是“句句一样,众口一词”的,由此可以看到日本政府对这次在事前事后,都有严密的布置,其严密性甚至连日本的“交易所”有可能在发动战争之前也不知情(代表资本家和地主的政府,当它执行对主人有利的计划,特别是军事计划时,不一定要在事前完全得到它的主人们的同一意,)至于说到日本帝国主义者这次侵略计划的广大性,我们可以断定,是“九一八”以来所没有的:现在已经开始了大规模的侵略战和全国性的抗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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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日本为什么要在目前发动大规模的侵略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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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帝国主义者自从完成了田中奏折里所明白记载的“征服满洲”的计划后,天天在准备着实现“征服支那全土”的计划;但是日本帝国主义者所以要选择在目前下决心执行这个计划,当然是由种种客观的原因所促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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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我们从日本经济方面观察。日本新的经济恐慌的征兆已经非常明白地表现出来了,不管日本的军需工业有怎样畸形的发展;但是由于军费无穷尽和无限制的膨胀,致使赤字公债无法消除,物价的高涨无法抑止;同时由于军需原料须从外国大量购入,致又引起对外贸易的空前入超;跟着国际收支的无法平衡,大量的黄金也不能不往外送了,据日本官厅发表的统计:日本自去年四月到今年一月间,物价总指数高涨了百分之三十一(国内商品高涨了百分之十三,输入商品高涨了百分之五十六),几个月来物价高涨之势,还是有加无已;至于入超和黄金外流之数,尤为惊人,本年上半年的入超达六亿四千万元,截至目前为止输往美国的现金共分四次,总额达二亿七千万元。照目前情形看来,日本经济的恶化,只有日益深刻,而丝毫没有“好转”的倾向,如此发展下去,新的恐慌时来临,只是时间的问题――这是无论是怎样蹩脚的经济学家都可以看得出来。惯于向中国抢劫以“打开”危机局面的日本帝国主义者,要在这样的时候,发动大规模的侵略战,不是“偶然”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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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我们从日本内政方面观察。随着经济危机的加深,日本国内阶级与阶级统治阶级间的矛盾也日益尖锐起来,这也是应有的文章了!据日本官方发表,本年一月到五月发生的罢工事件达一千三百三十二次,此去年七百次几增加了一倍;农民斗争则仅一月至三月已达一千六百五十六次之多了。由这些简单的数字,可以看到日本国民生活的不安,和日本工农大众在世界无此的残酷的警察制度压迫下面,如何英勇地要求生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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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日本统治阶级间的矛盾,也始终不易彻底缓和,虽则日本统治者在面对着各种危机之前,极力设法使军部和党政间的矛盾和缓下去,然而以实现“军资和作”为任务的林内阁的“不幸短命而死”(只有一百十七日的寿命),表示调合前途的不可乐观。近卫文磨的登台,虽则也以“缓和国内之彼此对立,以收举国一致之实”为己任;但是近卫登台以后,不但“军资合作”既得的成绩,无法维持(结城不愿再当财政部长),不但已成的许多对立,无法消除,就是在内阁之内,马场广田贺屋之间也未见融洽。光阴易逝,特别议会召集之期已经不远,可是“新党”的组织,毫无把握,这不能不使近卫内阁感到前途的黯澹;经济危机与政治危机是连结在一起的,日本统治者在这样的危机的威胁下,当然要发狂起来,拚命向中国狂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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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我们从军事方面观察。侵略主义的日本为要补救军需工业资源的缺乏,为要完成建立进攻苏联和对抗英美的有利的军事根据地,在获得了和相当巩固了满洲热河等“生命线”之后,进一步夺取华北、华中以至华南,原是必走的路径和既定的方针。现在眼看着苏联第三个五年计划行将开始。中国抵抗的实力显着地增加,同时世界和平势力和侵略势力最后搏斗的时期也日益迫近,在这样的种种刺激的下面,不能不使这位“争先天不足,后天发育不全,而又偏要硬撑好汉”的日本帝国主义,对它日夜企图要实现的既定方针,加速地“断然”执行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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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我们从日本国际环境来观察。在这一方面,从日本统治者看来,目前执行它的“既定方针”是相当有利的。他们认为欧洲的国家正忙于应付他们的盟友希特勒墨索里尼在西班牙的“硬干”。当然没有余力干涉远东的事情,他们特别高兴英国“友谊的态度”实在的,英国绅士这种态度对于日本发动大规模进攻中国,给予不少的鼓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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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消息报早已指出,英日谈判是促进日本发动战争的主要原因之一;我在《中国抗战与英国》一文中,也已说明,英国在远东一贯的动摇不定的老政策对于帮助日本进攻中国是有着莫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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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美国爱玩的“中立”政策,和日本军阀对苏联的厉行清党肃军错误的估计,都使日本军阀误认是有利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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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最近中国内政的动向,对于日本的发动大规模侵略战争又有怎样的关系呢?我们可以这样断定:假如中国内部的团结早已十分巩固,民主政治早已实现,那么,日本对中国的进攻是踌躇一下的;然而不幸得很,中国自西安事变后,和平统一虽已得到初步的成功,但是中央政治机构的彻底改革,国防政府的建立,亲日势力的肃清,民主政治的实现,还相去很远,因此日本帝国主义便乘着这些空隙,赶快向中国开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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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的几种因素当然是互相联系的,日本帝国主义就是在这些因素的交互促进和影响下,便决定向中国找寻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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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侵略中国是不是日本的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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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六年前,日本军阀曾在国内危机非常深刻,国际环境却相当顺利的条件下,干过一回,结果可以说相当得手;现在,它又要干第二回了。这一回也是不是像前一回那样的顺利呢?要解答这一问题,也应该从几方面来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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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日本统治者以为进攻中国可以“打开”经济的危局,我以为这完全是一种错算。在战争还没有发动以前,日本的经济危机已经如此深刻,财政方面已经如此没有办法,在战争发动以后,日本每年将需要多少战费呢?据专家估计,起码要一百五十亿到两百亿元,这是倾日本全国民的收入也不足此数三分之一或四分之一。战争除了引起财政的破产外,、将使对外贸易更加恶化,物价更加高涨,那也是意想中的事情。据最近东京通讯:“华北事变发生后,金融市场已经被搅得一塌煳涂,一般粮商更乘机操纵粮价,囤积居奇,致使粮食价格勐增不已”(申报)。将来战争愈持久,财政和经济的破产必然更加显着,所谓“未见其利,先见其害”,将是日本这次企图以战争来打开经济危机的必然归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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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日本统治者企图以进攻中国来缓和日本国内的政治危机,结果也必然适得其反,不能不使日寇企图在中国造成“既成事实”,而逼使英国承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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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寇以其素来狡猾的手段,一方面实际上在侵略行动上,对中国进行大规模侵略战争;另一方面在表面上,在外交辞令上,则散布“不扩大事态”“地方解决”。日寇这种狡猾的手段,一方面用以掩盖他的为世界人类所攻击的侵略战争,以便在这种外交辞令的掩盖之下,进行“不宣而战”的对中国大规模的侵略战争,借以减弱对国际舆论和英美的刺激。另一方面则用这种外交辞令,以减弱中国的自卫行动,以勾引某些人对日寇的幻想,企图作和平的幻想以牺牲中国;同时以便给某些亲日派的分子,还在南京政府中保持“有用的”地位,因此这些亲日派久为全国人民所痛恨唾弃,自国内和平统一开始以来,他们逐渐的在南京政府内失去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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芦沟桥抗战的失败,平津的陷落,还是由于日寇的狡猾的手段所达到的。宋哲元氏上了日寇的老当,受了日寇的欺骗,由于宋哲元反对日寇和平解决的幻想,企图苟且偷安,临事犹豫动摇,不去积极地进行自卫战争,反而与日寇进行妥协谈判。因此把中国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上的重镇轻易的失去了。当然平津的陷落也有其他原因,如过去南京政府的退让政策,使日寇在平津造成优势的地位。但这早已成为错误,如果在芦沟桥事变时,釆取坚决抗战的方针,积极进行自卫战争,是能够补救的。可是冀察当局宋哲元氏没有这样做,而南京政府在芦沟桥虽有×××坚决抗战的方针,但对于冀察当局与日寇的妥协并没有表示反对,相反的却是容忍了这种妥协,在八月十四日南京政府发表的声明中说:“中国地方当局,为维持和平计,业已接受日本方面所提议之解决办法,中央政府亦以最大的容忍,对于此次之解决办法,亦未予反对”。在芦沟桥事变开始的时候,对于平津之增援,亦未采取积极的自卫战争。平津失守的教训,已经是再一次的说明,如果对日寇还保存“和平解决”的幻想,是要上日寇的老当,是要受日寇的欺骗,而使中华民族遭受莫大的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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芦沟桥事变以后,全国人民一致要求抗战,全国舆论全国空气都是为坚决抗战所压倒。×××七月十七日所发表的代表南京政府抗战的方针,及南京政府在军事上的措施是值得全国人民所赞许的。在平津、上海、南口的抗战中,中国军队英勇地抵抗是为全国人民所致敬的,以芦沟桥事变为起点,已经开始了全国性的抗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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摆在中国人民面前的神圣的任务,就是一切为着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中华民族的生路,只有进行全民族的神圣的自卫战争,去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战争,去消灭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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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已经到了“最后的关头”,已经由准备抗战进入了实行抗战的新阶段,中共中央在八月十五日的决定中指出了;“中国的政治形势从此开始了一个新的阶段,这就是实行抗战的阶段,抗战准备的阶段已经过去了。在这一新阶段内的最中心的任务,是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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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已经到了须要进行全国的总动员,须要进行全面的全民族抗战,去保障抗日战争的胜利。今天的争论已经不是应否抗战的问题,而是如何争取抗日战争胜利的问题。中共中央同时指出:“在这一阶段内我们同国民党及其他抗日派别的区别和争论,已经不是应否抗战的问题,而是如何争取抗战胜利的问题。”“今天争取抗战的中心关键,是在使国民党发动的抗战发展为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只有这种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才能使抗战得到最后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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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为着保障抗日战争最后的胜利,提出了争取抗战胜利的十大纲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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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见《毛泽东思想万岁》第一集第二二五~二二六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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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十大纲领是保障中国抗日战争最后胜利唯一正确的方针,我们号召全国人民中国政府为着争取抗日战争最后胜利,只有坚决实行这十大纲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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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和南京政府到今天为止,还是把抗战限制于单纯的政府抗战,到处限制人民和拒绝人民的参加抗战,阻碍政府军队和人民结合起来,不给人民以抗日救国的民主权利,不肯彻底改革政府的政治机构,这种抗战的方针,是包含极大的危险性,虽然可能取得暂时的局部的某些胜利,但决不能保障抗战的最后胜利。南口失利的经验就可证明这一点。某些前线作战的部队,不但不发动人民参加抗战,反而压制人民的救国运动,解散在前绝的人民的救国团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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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抗战中也同样表现这种现象,上海和南京的救亡团体遭受当局禁止活动,文化界出版的救亡刊物亦遭受查封。当八十七、八十八师在上海英勇抗战的时候,上海人民自动的参加和慰劳,都被上海某些当局所拒绝。在某些人操纵下的上海抗敌后援会,没有积极地援助八十七、八十八师的抗战,结果使两师在前线一天一夜没有饭吃没有水喝,而抗敌后援会却有堆积如山的慰劳品,让其腐烂而不送给前线的部队。因此前线抗战的部队埋怨的说这次上海的人民不如上次“一。二八”积极。其实这次上海人民积极援助上海的抗战,是大大的超过上次“一.二八”,可是因为国民党的限制政策,使得人民与军队隔离,如果这样继续下去,上海的抗战又有重复南口教训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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芦沟桥抗战的失利,平津的陷落,虽有廿九军英勇的抵抗,佟麟阁赵登禹奋勇的牺牲,但是由于宋哲元氏乃没有抗战的决心,当然也就不会去实行正确的抗日战争的方针。当平津的人民和全国的人民起来援助廿九军时,宋乃不但拒绝了人民的援助,而且宣布戒严禁止人民的爱国运动。平津虽有许多不利的条件,但这并不能说明平津绝对不可保守,如果当时发动广大的人民,武装人民,平津是能够保持相当的时间在中国的手里,以待中国大批援军的赶到,可是宋氏深夜退出北平,宁愿把北平给日寇占去,而不愿北平人民起来保卫北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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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号召全国的人民,只有坚决的实行中共中央所提出的抗战方针,才能保障中国抗战的胜利,我们号召国民党全体党员,应以自我批评的精神,放弃统制的政策,采纳中国共产党所提出的方针,这是保障抗战胜利唯一的方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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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比西尼亚的亡国,并不是因为它发动了对意大利侵略主义者大规模的民族战争,而是因为他没有实行正确的民族抗战的纲领。阿比西尼亚的国皇,没有依靠在全国人民的力量上,他控制着民族战争,他个人曾成为民族英雄,但全民族则陷入亡国的命运。反之,西班牙的民族战争,则依靠人民的力量,结果能够与德意两国最大的法西斯侵略者战争到一年多,而仍保持马德里在政府军的手里,并击退了法西斯屡次的进攻,并取得胜利。我们还应该知道西班牙政府抵抗弗朗哥叛军的进攻时,西班牙原有的军队百分之八十在叛军手里,因为西班牙政府釆取了正确的抗战方针,迅速地组成了新的军队。中国全民族抗日战争,必须要从阿比西尼亚和西班牙两个民族战争中去学得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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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中国的关键,是在实行一个正确的抗战的方针。要把政府的抗战变为民族的抗战,要把单纯的军事抗战变为全面的抗战。中共中央的十大纲领中,就是包括全面的全民族抗战的方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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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实行中共中央十大纲领的最主要的条件,必须是为着抗战而发展民主权利,开放民众爱国运动,只有这样才能发动人民参加抗战,方能使人民自由的参加抗战,只有人民参加抗战,才能使政府军队与人民结合起来,才能把单纯的军事抗战政府的抗战,变为全面的抗战全民族的抗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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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中有些人说,要等到抗战全面胜利以后才能实现民主。这种意见的错误,显然不懂得没有民主,抗战就不能胜利。因此中共的决定中提出:“过去阶段中由于国民党的不愿意与民众的动员不够,因而没有完成争取民主的任务,这必须在今后争取抗战胜利的过程中去完成。”争取抗战胜利与实现民主权利不是互相分离的,而是互相联系的,互相依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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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中有些人说,要抗战要牺牲自由。这种意见的错误。也正如对于民主与抗战的关系的错误了解是一样。如果没有政治自由,爱国的自由,要发动民众参加抗战就成为不可能,要争取抗战胜利也无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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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赞成在民主的基础上,以争取抗战胜利为目的,进行全国民众运动的统一。但统一民众运动,并不能解释为统制民众运动。对民众运动的统制,事实上即是对民众运动的压制,在统制政策之下,自然不能动员广大的民众参加抗战。所以我们主张民众运动的统一,而反对民众运动的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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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些民族失败主义者,在全国抗战空气压倒的情机之下,不敢公开的揭起反对抗战的旗帜,于是在各种言词的掩盖之下,散布民族失败主义的情绪,如说“中国是弱国不能抗战”,如说“战呢,是会打败仗的”,就老实的承认打败仗是了。这些民族失败主义者,都不了解中国虽然是一个弱国,正因为他是一个被侵略的国家,进行正义的神圣自卫抗战,依靠民众力量,是能够取得抗战的最后胜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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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争取抗战的胜利,只有依靠民众的力量,发动全国的民族抗战,我们是一定能够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如果把抗战看作只是政府的抗战,单纯的军事抗战,那么这种抗战是包含极大的危险性,有遭受重大的挫折与失败可能,为要避免这种危险性,争取抗战的最后胜利,那只有坚决实行正确的抗战的方针,即是实行全面的全民族抗战,这是争取抗战最后胜利的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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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护中共争取抗战胜利的十大纲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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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决实行中共争取抗战胜利的十大纲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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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员一切力量为着争取抗战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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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毛泽东言论集》,巴黎救国时报刊第四七~一七二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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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抗大第二期开学典礼上的演讲 - 和谐历史档案馆 Banned Historical Archiv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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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在抗大第二期开学典礼上的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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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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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1937.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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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签:关键人物文稿 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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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来源:毛泽东思想万岁(1943-1949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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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抗大第二期开学典礼上的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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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大像一块磨刀石,把那些小资产阶级意识,一一感情冲动,粗暴浮躁,没有耐心等等,磨他个精光,把自己变成一把雪亮的钢刀,去创造新社会,去打倒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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