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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旗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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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七六年第五期 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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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语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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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四九年提出国内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十三年后重提阶级斗争问题,还有形势开始好转。文化大革命是干什么的?是阶级斗争嘛。刘少奇说阶级斗争熄灭论,他自己就不是熄灭,他要保护他那一堆叛徒、死党。林彪要打倒无产阶级,搞政变。熄灭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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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所涉及的问题不是孤立的,是当前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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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语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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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案不得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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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不懂马列,代表资产阶级。说是“永不翻案”,靠不住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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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三项指示为纲”,安定团结不是不要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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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这个人是不抓阶级斗争的,历来不提这个纲。还是“白猫、黑猫”啊,不管是帝国主义还是马克思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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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语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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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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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际国内尚有阶级和阶级斗争存在的时代,夺取了国家权力的工人阶级和人民大众,必须镇压一切反革命阶级、集团和个人对于革命的反抗,制止他们的复辟活动,禁止一切反革命分子利用言论自由去达到他们的反革命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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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语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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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革命革到自己头上了,合作化时党内就有人反对,批资产阶级法权他们有反感。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还在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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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如发生反共的右派政变,我断定他们也是不得安宁的,很可能是短命的,因为代表百分之九十以上人民利益的一切革命者是不会容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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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关于华国锋同志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的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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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一九七六年四月七日讯中共中央关于华国锋同志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的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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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伟大领袖毛主席提议,中共中央政治局一致通过,华国锋同志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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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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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七六年四月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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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关于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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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一九七六年四月七日讯 中共中央关于撤销邓小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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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了发生在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事件和邓小平最近的表现,认为邓小平问题的性质已经变为对抗性的矛盾。根据伟大领袖毛主席提议,政治局一致通过,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保留党籍,以观后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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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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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七六年四月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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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政治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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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日报》工农兵通讯员《人民日报》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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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月上旬,在首都天安门广场,一小撮阶级敌人打着清明节悼念周总理的幌子,有预谋、有计划、有组织地制造反革命政治事件。他们明目张胆地发表反动演说,张贴反动诗、标语,散发反动传单,煽动搞反革命组织。他们用影射和赤裸裸的反革命语言,猖狂地叫嚣“秦始皇时代已经过去”,公开打出拥护邓小平的旗号,丧心病狂地把矛头指向伟大领袖毛主席,分裂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妄图扭转当前批邓和反击右倾翻案风斗争的大方向,进行反革命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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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月五日,这种反革命活动达到了高潮。八点左右,一辆市公安局的广播宣传车被砸,车子被推翻在地,车身和喇叭都被砸扁了。九点以后,人民大会堂门口圈了一万多人。广场上人最多时,估计近十万人。这当中除极少数制造事端的坏人外,绝大多数是过路围观的群众。一部分人在纪念碑周围,绝大部分集中在广场西边、人民大会堂东门处。有十来个青年被闹事的坏人围打,他们头上都被打起了几个大血包,脸浮肿,流着血。闹事的暴徒叫着:“打死他!打死他!”一个警卫战士出来劝阻几句,立刻被闹事的坏人把领章、帽微全扯撕掉,衣服被撕开,打得满脸是血。这些坏人还猖狂说:“这个场面谁镇得了,中央没一个人治得住,他要是来今天也就回不去了!”反革命气焰极为嚣张。许多群众极为气愤地说:“从解放以来,天安门广场一直是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检阅革命群众的地方,绝不容许发生这样的反革命事件!”几百个工人民兵,为了保卫人民大会堂,排着队走上大会堂走廊,被闹事的坏人阻割成几段。这帮坏家伙还不断狂呼反动口号,人群中谁要反对他们,就被这帮家伙乱拳猛揍,打得头破血流。有的人被打后还拉到纪念碑前罚跪、“认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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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时五分,许多人又涌向天安门广场东边的历史博物馆。博物馆前一个女同志出来劝阻,马上被拉去打了一顿。这时,有一帮坏人围着广场东南角、钟楼旁边的一座解放军营房,砸了门,占了房子。几个理着平头的家伙,拿着半导体话筒,轮着用嘶哑了的声音煽动。将近十二点,有的闹事的人还宜布成立什么“首都人民悼念总理委员会”。一个戴眼镜的坏人扬言限公安局十分钟答复,不答应条件就砸烂公安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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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时三十分,天安门广场值勤警卫战士为了保卫解放军营房,排队向营房走去。阔事的坏人竟煽动地高呼:“人民子弟兵与人民站在一起!”“受蒙蔽无罪!”继后,一辆上海牌小轿车被他们推翻在地,点火烧毁。被派去的消防人员、警卫战士都被阻,一辆消防车被破坏。这些坏家伙说灭火就是“镇压群众运动”,好儿个消防队员被打出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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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时四十五分,一队人民警察赶来支援,也被轰被阻。好几个人民警察的帽子被闹事的人摘下抛向空中。还有人向人民警察队伍中扔小刀、匕首之类的凶器,有几个民警被围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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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日下午,这一小撮反革命分子的破坏活动更加猖狂。他们烧毁了给值勤工人民兵送水、送饭和公安部门的汽车,一共四辆。五点左右,这伙坏人又冲进那座营房,带走和殴打了门口的警卫战士,砸开底楼的窗门,把屋里的东西洗劫一空。收音机、被子、床单、衣服、书籍等全部都被这帮反革命分子扔进火堆,还烧毁和砸烂了首都工人民兵的自行车数十辆。现场黑烟冲天,一片反革命喧嚣声。营房的玻璃几乎全被砸碎,接着他们就放火烧着了这座营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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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大革命群众对这场反革命政治事件极为仇恨。但这一小最坏人竞得意洋洋地说:“这就是群众的力量。”还狂妄地说:“现在谁也管不了,来一个团一个军也不顶用”等等,反动气焰极为嚣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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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看,这伙反革命分子是怎样以极其腐朽没落的反动语言,含沙射影地、恶毒地攻击诬蔑伟大领袖毛主席、党中央的领导同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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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欲悲闹鬼叫,我哭射狼笑,洒血祭雄杰,扬眉剑出鞘。中国已不是过去的中国,人民也不是愚不可及,秦皇的封建社会已一去不返了,我们信仰马列主义,让那些阉割马列主义的秀才们,见鬼去吧!我们要的是真正的马列主义。为了真正的马列主义,我们不怕抛头洒血,四个现代化日,我们一定设酒重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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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伙反革命分子所谓反对“秦皇”,要“真正的马列主义”,完全同林彪反革命政变计划《“571工程”纪要》中的语言一样,是彻头彻尾的反革命煽动。这伙反革命分子把矛头指向伟大领袖毛主席,指向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吹捧邓小平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更加暴露了他们要在中国搞修正主义、复辟资本主义的罪恶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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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几天里,这帮家伙不仅写反动诗词,而且贴出反动传单。他们为邓小平歌功颂德,妄图推出邓小平当匈牙利反革命事件的头子纳吉。他们胡说什么:“由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斗争取得了决定性胜利”,“全国人民大快人心”。还恶毒地攻击诬蔑说:“最近所谓的反右倾斗争,是一小撒野心家的翻案活动。”这些家伙公然反对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反击右倾翻案风的伟大斗争,反革命气焰嚣张至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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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反革命分子猖獗之时,也就是他们灭亡之日。他们非常孤立,不得人心。就在这伙坏家伙制造事端、行凶作恶、捣乱破坏的时候,许多革命群众勇敢地站出来斥责他们的反革命行径,同他们斗争。广场上执行任务的首都工人民兵、人民警察、警卫战士和在场的革命群众,紧密配合,英勇战斗,用实际行动保卫毛主席,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保卫社会主义祖国的伟大首都。下午五时,这一小撮坏人再次放火烧那座营房时,警卫战士冒着生命危险,进行救火。为了保护人民大会堂的安全,首都工人民兵一百多人被打伤,重伤十余人。警卫战士被抓走六人,多人受伤。人民警察始终冒着危险在战斗。首都工人民兵指挥部的领导同志,在营房被困、火烧到二层楼的危急情况下,仍在三层楼坚持斗争。电话员在紧急时刻,沉着机智地向有关领导部门报告了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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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上六点半,吴德同志的讲话广播后,广场上过路围观和受蒙骗的群众绝大部分都很快离开。但是,还有一小撮反革命分子继续顽抗,他们在人民英雄纪念碑的周围又贴出了一些反动诗词。九时半,数万首都工人民兵接到了北京市革命委员会的命令后,在人民警察和警卫战士的配合下,采取了果断措施,实行无产阶级专政。英雄的首都民兵士气大振,雄赳赳、气昂昂地排着队伍,开进天安门广场,进行有力的反击。他们把仍在纪念碑一带作案、闹事的坏蛋,团团围住,将其中现行犯和重大嫌疑分子,拘留进行审查。这一小撮张牙舞爪的坏人,在强大的无产阶级专政面前,不堪一击,一个个如丧家之犬,蹲在地上直打哆嗦;有的慌忙把身上的匕首、三角刀和抄有反动诗词的本本交出来;几个拔出匕首妄图行凶顽抗的罪犯,受到了应有的惩罚。广大革命群众拍手称快,全市人民热烈拥护,一致赞扬首都工人民兵、人民警察、警卫战士的革命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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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一九七六年四月八日《人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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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德同志在天安门广场广播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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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一九七六年四月七日讯 吴德同志四月五日在天安门广场发表广播讲话,全文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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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志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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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几天来,正当我们学习伟大领袖毛主席的重要指示,反击右倾翻案风,抓革命、促生产之际,极少数别有用心的坏人利用清明节,蓄意制造政治事件,把矛头直接指向毛主席,指向党中央,妄图扭转批判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的修正主义路线,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大方向。我们要认清这一政治事件的反动性,戳穿他们的阴谋诡计,提高革命警惕,不要上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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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市广大革命群众和革命干部,要以阶级斗争为纲,立即行动起来,以实际行动保卫毛主席,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保卫我们社会主义祖国的伟大首都,坚决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进一步加强和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发展大好形势。让我们团结在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周围,争取更大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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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在天安门广场有坏人进行破坏捣乱,进行反革命破坏活动,革命群众应立即离开广场,不要受他们的蒙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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拥护毛主席、党中央英明决策 打击反革命的破坏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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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产阶级专政的伟大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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池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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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根据伟大领袖毛主席提议作出的两项英明决策,首都工人民兵在人民警察、警卫战士密切配合下迅速粉碎了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政治事件,是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反击右倾翻案风斗争的伟大胜利,是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伟大胜利。全国各族人民,都热烈欢呼这个伟大的胜利。这些天来,各地党、政、军、民,纷纷举行盛大集会和游行,致电毛主席、党中央,坚决拥护中共中央关于华国锋同志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的决议,坚决拥护中共中央关于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决议;愤怒声讨党内最大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的反动罪行,愤怒声讨一小撮阶级敌人制造天安门广场反革命政治事件的罪行。一个批判邓小平、反击右倾翻案风、追查反革命的新高潮,正在迅速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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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安门广场发生的反革命政治事件,不是偶然的、孤立的事件,它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激烈斗争的尖锐表现,是在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中受到沉重打击的以邓小平为总头子的党内外资产阶级,为了挽回他们的败局而作的垂死挣扎。一小撮阶级敌人,聚集在邓小平的黑旗下,公开进行反革命暴乱,其罪恶目的,是妄图推翻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制度,由邓小平篡夺党和国家的领导大权,复辟资本主义。在无产阶级专政铁拳的沉重打击下,这次反革命暴乱很快就被粉碎了。正如毛主席在论述无产阶级专政时曾经指出的那样:“革命的人民如果不学会这一项对待反革命阶级的统治方法,他们就不能维持政权,他们的政权就会被内外反动派所推翻,内外反动派就会在中国复辟,革命的人民就会遭殃。”(《论人民民主专政》)粉碎天安门广场反革命政治事件的斗争给了我们许多启示,最根本的就是使我们进一步懂得了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极端重要性,同时也使我们增加了实行这种专政的新鲜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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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社会主义社会里,还有没有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还要不要实行无产阶级专政?这个问题,在我们党内,在马克思主义同修正主义两条路线之间,历来存在着斗争。毛主席科学地分析了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关系,制定了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时期的基本路线,指出了必须加强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专政,提醒我们千万不要忘记阶级和阶级斗争,并反复地批判了刘少奇、林彪和邓小平的修正主义路线所鼓吹的阶级斗争熄灭论。最近毛主席又一次指出:“一九四九年提出国内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十三年后重提阶级斗争问题,还有形势开始好转。文化大革命是干什么的?是阶级斗争嘛。刘少奇说阶级斗争熄灭论,他自己就不是熄灭,他要保护他那一堆叛徒、死党。林彪要打倒无产阶级,搞政变。熄灭了吗?”经过了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政治事件,我们更加清楚地看到,党内修正主义路线的头子鼓吹阶级斗争熄灭论,是为了麻痹人们的革命斗志,使人们放松革命警惕,以利于他们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邓小平抛出“三项指示为纲”,反对以阶级斗争为纲,反对天天讲阶级斗争,而拥护他的那一小撮阶级敌人却在天安门广场搞类似匈牙利事件的反革命暴乱,这不正好说明他所鼓吹的阶级斗争熄灭论,是为了保护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的猖狂进攻,是为了复辟地主资产阶级的反革命专政吗?发生在天安门广场的活生生的惊心动魄的阶级斗争,彻底暴露了阶级斗争熄灭论的反动性和虚伪性,使我们深刻地懂得了什么是无产阶级专政,什么是资本主义复辟。革命的人们一定要牢记毛主席的教导,任何时候都不可忘记阶级和阶级斗争,不可忘记无产阶级专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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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产阶级专政是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而走资派就是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党内的资产阶级。毛主席指出:“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还在走。”经过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政治事件,对毛主席的这个英明论断,我们可以领会得更加深刻了。为什么我们反击右倾翻案风,批判邓小平的修正主义路线,一小撮阶级敌人就迫不及待地跳出来,“不怕抛头洒血”,丧心病狂地把矛头直接指向伟大领袖毛主席,指向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为什么这一小撮阶级敌人公开打出拥护邓小平的旗号,大肆吹捧邓小平的修正主义路线是“真正的马列主义”,疯狂叫嚣要“由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为什么在邓小平刮起的右倾翻案风中捏造出来的反革命政治谣言,在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政治事件以前的一段时间内变本加厉地传播?事情就是这样明摆着:邓小平大刮右倾翻案风,推行修正主义路线,是以党内外资产阶级和地、富、反、坏、右为阶级基础的;党内外资产阶级和地、富、反、坏、右要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是以搞修正主义的邓小平为靠山的。邓小平的修正主义路线代表了、煽动了、保护了这一小撮反革命分子,所以他们才抬出这面黑旗,替邓小平大唱赞歌。事件发生在天安门广场,根子却在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而邓小平则是挑起这次事件的总后台。邓小平同在天安门广场制造反革命事件的一小撮阶级敌人,就是这样从政治上紧密联系着的,只要稍作一些阶级分析,就不难理解为什么邓小平会被一小撮阶级敌人推出来充当匈牙利反革命事件的头子纳吉。我们搞社会主义革命,搞无产阶级专政,应当充分看到存在于党内的资产阶级,特别是象邓小平这样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危险性,明确认识革命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不懂得这一点,就不能说是真正懂得无产阶级专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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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粉碎天安门广场反革命政治事件的斗争中,首都工人民兵给我们提供了依靠群众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宝贵经验。无产阶级专政是群众的专政。毛主席指出:“谁来行使专政呢?当然是工人阶级和在它领导下的人民。”(《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小撮阶级敌人,在伟大祖国的首都,在全国人民瞩目的天安门广场,肆无忌惮地进行反革命宣传,凶相毕露地打人放火,反动气焰何等嚣张!可是,一经首都工人民兵开进天安门广场,在人民警察和警卫战士的配合下,采取了果断措施,这一小撮阶级敌人顷刻之间就土崩瓦解了。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在党的统一领导和指挥下的首都工人民兵,鲜明地表现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强大力量。马克思主义者十分重视革命暴力的作用,历来主张用革命的暴力去摧毁反革命的暴力。列宁说,无产阶级专政“必须采取严酷无情和迅速坚决的暴力手段来镇压剥削者即资本家、地主及其走狗的反抗”,并指出“谁不了解这一点,他就不是革命者”。(《向匈牙利工人致敬》,《列宁选集》第三卷第857页)首都工人民兵粉碎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暴乱,就是用革命的暴力手段去对付反革命的暴力。他们所树立的光辉榜样和所创造的经验,对于我们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依靠工人阶级和革命群众,粉碎任何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有着重大而深远的意义。在当前,我们应当运用他们的经验,充分依靠群众专政的力量,坚决打击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对反革命,对打、砸、抢者,要实行镇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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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舆论是无产阶级专政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粉碎天安门广场反革命政治事件的斗争中,革命舆论发挥了巨大的威力。毛主席指出:“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党内外资产阶级和一小撮阶级敌人,也是很懂得这一点的。邓小平大刮右倾翻案风,曾经制造出大量的奇谈怪论,与此相呼应,各种反革命的政治谣言更是满天飞。在天安门广场,一小撮阶级敌人,又是发表反动演说,又是张贴反动诗词和标语,又是散发反动传单,就是大造反革命舆论。在由邓小平刮右倾翻案风掀起的、天安门广场事件达到高潮的这股反革命逆流中,反革命舆论包括政治谣言,起了很坏的作用。但是,惯于在黑暗里生活的小丑们是见不得阳光的,他们对革命舆论却怕得要命。林彪反党集团曾经大肆攻击坚持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中国共产党人,大肆攻击革命的舆论;制造天安门广场反革命政治事件的阶级敌人,也极其恶毒地攻击诬蔑无产阶级的舆论工具,甚至把我们的广播宣传车推翻在地并砸扁了车身和喇叭,这不正是暴露了他们十分害怕革命的舆论,害怕我们宣传真理吗?我们的敌人是腐朽没落的反动派,他们是注定要灭亡的,他们既要欺骗别人,也要欺骗自己,所以只能靠造谣和诡辩过日子。我们一造革命舆论,他们的那一套就不灵了,他们的日子就混不下去了。经过这次斗争,使我们进一步懂得了革命的舆论工作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重要意义,学会了如何用革命的舆论战胜反革命的舆论。毛主席说:“在国际国内尚有阶级和阶级斗争存在的时代,夺取了国家权力的工人阶级和人民大众,必须镇压一切反革命阶级、集团和个人对于革命的反抗,制止他们的复辟活动,禁止一切反革命分子利用言论自由去达到他们的反革命目的。”(《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的按语)为了巩固和加强无产阶级专政,我们必须牢记毛主席的教导,无论何时何地,坚决不能允许有反革命宣传的自由。对于政治谣言和小道消息,不但不要相信,不要传播,而且要加以驳斥,进行追查。言论自由只适用于人民内部。人民内部,可以发表不同的意见,但有了错误也要做思想工作,进行批评教育。我们要坚决堵塞种种反革命宣传和反革命谣言流传的渠道,在意识形态领域内加强对资产阶级的专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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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曾经指出:“坏事也可以转变成为好事。乱子有二重性。”(《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天安门广场发生的反革命政治事件,是坏事,但也是好事。通过这场斗争,暴露了一小撮阶级敌人,工人民兵、人民警察和警卫战士得到了阶级斗争的锻炼,广大群众和干部受到了一次深刻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教育。在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指引下,在中央两个决议的鼓舞下,批判邓小平、反击右倾翻案风、追查反革命的斗争迅猛地向前发展,全国到处呈现一派团结战斗的革命景象。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不断取得新的成绩。事实已经证明并且还将继续证明,每当我们冲破了前进道路上的阻力,战胜了反动势力的干扰和破坏以后,我们的革命事业就会获得较大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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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已经取得了伟大的胜利,但是阶级斗争并没有结束。失败了的阶级还会采取各种手段,继续进行垂死挣扎。摆在全党、全军、全国人民面前的任务,就是要在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认真学习毛主席的重要指示,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牢牢掌握批邓的大方向,沿着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乘胜前进,把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进行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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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而战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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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都工人民兵总指挥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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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月上旬,是多么令人难忘的日子啊!我们首都工人民兵和人民警察、警卫战士紧密配合,协同作战,在伟大领袖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亲切关怀和领导下,在北京市委、市革委会的直接指挥下,一举粉碎了出现在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政治逆流。这场斗争的胜利和党中央两项英明决议的发表,给了邓小平的修正主义路线和党内外资产阶级以沉重打击,充分表达了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的心愿。看看今天经过战斗考验而显得分外壮丽的天安门广场,想想不久前在这里发生的惊心动魄的阶级斗争,更增强了我们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而战斗的信心和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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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七三年,在全国城市民兵学习上海民兵建设的经验的时侯,我们首都工人民兵总指挥部光荣诞生了。两年多来,我们在党的统一领导下,带领广大工人民兵积极参加社会上的阶级斗争,狠狠打击一小撒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加强社会治安,保护首都人民的安全,受到人民群众的热烈拥护和赞扬。工人民兵参加社会阶级斗争,是党的基本路线决定的,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的新生事物,是工人阶级改造城市、建设城市、保卫城市的重要措施,也是改造和建设民兵队伍的必由之路。民兵只有经受阶级斗争的锻炼,才有坚强的战斗力和旺盛的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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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反击右倾翻案风的伟大斗争,有力地提高了广大民兵的阶级斗争、路线斗争觉悟。广大民兵认真学习毛主席的一系列重要指示,狠批党内最大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的修正主义路线,提高了对社会主义革命的性质、对象、任务和前途的认识。毛主席深刻指出:“社会主义革命革到自己头上了,合作化时党内就有人反对,批资产阶级法权他们有反感。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还在走。”毛主席这一指示告诉我们,社会主义革命的对象是资产阶级,重点是党内走资派。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就是党内外资产阶级的总代表。我们民兵参加社会阶级斗争,不仅要打击社会上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更重要的是善于同党内资产阶级作斗争。要看到社会上一小撮阶级敌人和党内走资派有着共同的复辟愿望和阶级利益,前者是后者的一部分社会基础,而后者则是前者的政治代表。如果我们只看到社会上一小撮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看不到党内走资派的欺骗性和危害性,那还不能完全自觉地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而战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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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政治事件,就是走资派还在走的活生生的表现。为什么一小撮暴徒的反革命主张这么统一,攻击目标这么一致,反动气焰如此嚣张?因为他们有后台,有邓小平这个党内最大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给他们撑腰。他们以为有邓小平这样的走资派做总后台,“谁也管不了,来一个团一个军也不顶用”,真是利令智昏,狂妄至极,错误估计了形势。他们砸车、烧房、打人、行凶,甚至气势汹汹地要降下飘扬在天安门广场的五星红旗。所有这些反革命行径的客观效果,都是在给邓小平画象,彻底撕下了邓小平的假面具。什么叫阶级斗争?过去刘少奇给我们上了一课,后来林彪也给我们上了一课,现在这个邓小平又给我们上课了。这些反面教员开设的课程,使我们进一步懂得了资产阶级是决不甘心于他们的失败的。正如列宁所说:“被推翻的剥削者不曾料到自己会被推翻,他们不相信这一点,不愿想到这一点,所以他们在遭到第一次严重失败以后,就以十倍的努力、疯狂的热情、百倍的仇恨投入战斗”。(《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列宁选集》第3卷第640页)天安门广场反革命政治事件的出现,决不是偶然的。在摧毁刘少奇、林彪两个资产阶级司令部之后,社会主义革命更加深入了,要反击右倾翻案风,要批邓小平的修正主义路线,要批资产阶级法权,限制产生修正主义的经济基础,这就使党内外资产阶级特别是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气急败坏,如丧考妣。所以,他们就煽动一批暴徒跳出来进行疯狂的反扑。这也表明了阶级斗争并没有熄灭,仍然很激烈。邓小平鼓吹的阶级斗争熄灭论,实际上是向无产阶级猖狂进攻的烟幕弹,其目的就是要改变党的基本路线,就是要让我们千百万革命先烈用鲜血染红的国旗落地,让我们千百万坚持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共产党员人头落地,让我们亿万工农群众重过旧社会牛马不如的奴隶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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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反革命政治事件,完全是有预谋、有计划、有组织进行的。事情发生前,就有一些值得注意的迹象。在三月份,我们就觉察到社会上政治谣言明显增多,而且与去年七、八、九月流传的政治谣言如出一辙,都是攻击和分裂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到了三月底、四月初,有人故意放出空气,说什么“清明节前后一定有热闹看”。这些活动告诉我们,一场严重的斗争即将来临。党内外资产阶级在制造反革命事端过程中所玩弄的手法是极其卑劣的。他们打着清明节悼念周总理的幌子,聚集到天安门广场去干反革命的勾当,并以此欺骗和煽动某些不明真相的人。他们一到广场,就发表反动演说,张贴反动标语、诗词,散发反动传单。接着,他们就开始行凶作恶,打人放火了。对此,广大革命群众极为愤慨,一下子就看穿了他们的真面目。一小撮反革命分子在天安门广场的所作所为,彻底揭穿了他们悼念周总理是假,护驾邓小平是真。邓小平不是扬言要搞“还乡团”吗?这一小撮反革命暴徒就是邓小平“还乡团”中的一群打手。他们为自己的阶级本性所决定,非跳出来表演不可,不跳就不舒服。他们跳得越高,表演得越充分,也就为他们自己和他们的主子邓小平的垮台准备了更充分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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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场斗争,对于邓小平来说,是一次未成功的反革命暴乱的可耻记录;对于我们首都民兵来说,是一次成功的实战演习,是一次严峻的战斗考验。从我们每个指挥员到每个战斗员,都没有大兵团作战的经验,但都有一个共同的信念:保卫毛主席,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保卫我们社会主义祖国的伟大首都。共同的信念使我们产生了共同的力量。许多同志尽管一天一夜没有吃上一口饭,有的甚至几天几夜没有合上眼,但谁也不叫一声苦,谁也不感觉困,始终精神抖擞,斗志昂扬,表现了工人阶级不怕牺牲、不怕疲劳和敢于连续作战的英勇气概。我们是在战斗中学会战斗的。如何调兵、布兵、把口、解围、防御、进攻、占领阵地等等一系列问题,都不能凭主观的想象,必须根据现场的实际情况来指挥。几天的战斗,比几年受到的教育和锻炼还要多。我们打的是一场硬仗,是同党内资产阶级以及社会上一小撮阶级敌人的一次大交锋,这对我们真是一次不可多得的极好的锻炼机会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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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这次战斗的广大民兵指战员,都表现了对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一片赤胆忠心。他们自觉地意识到,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而战斗,是自己的光荣职责。他们当中,有不少同志在十年前是红卫兵小将,毛主席在天安门广场检阅他们时的幸福情景,使他们永远不能忘怀,成为激励他们不断前进的动力。四月五日上午,在保卫人民大会堂的斗争中,北京第一机床厂、北京齿轮厂的民兵走在最前头。这支队伍的排头兵张德伦,曾在十年前戴着红卫兵袖章,在观礼台幸福地看到毛主席。如今他站在斗争前列,一面向围观的和受蒙蔽的群众进行宣传,一面和穷凶极恶的坏蛋进行舌战。当他看到几个坏家伙正在殴打一位民兵时,他随即冲上前去保护战友的安全,严辞痛斥敌人的暴行。于是,一群坏蛋就把他围上,一阵拳打脚踢象雨点般地落在他身上。他身负重伤,头部被打得变了形,但毫无惧色,还高喊“为毛主席革命路线战斗到底”的口号。正在现场拿着半导体喇叭指挥战斗的朝阳区民兵指挥部刘进隆同志,眼见张德伦同志陷入敌手,顿时一股强烈的阶级感情涌上心头。他不顾自己身上被一小振暴徒毒打的伤痛,从人群中把张德伦抢救了出来,一直护送到医院,他自己也晕倒在病床上。当他醒来时,首先关心的是守卫在人民大会堂前沿阵地的阶级兄弟的安全,还想重返阵地去指挥战斗。看,我们有这样英勇顽强的战斗员、指挥员,还有什么敌人不可被我们战胜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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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月五日那一天,整个斗争到了高潮。在广场上,狡猾的敌人是混在受蒙蔽的和围观的群众中间的。为了严格区分和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我们对受蒙蔽的和围观的群众始终进行耐心的说服和疏导工作,向他们说明反革命活动的性质和真相,动员他们离开广场,面对那些蓄意闹事的坏蛋,则坚持后发制人的办法。事实证明我们执行的政策是正确的,有效的。党的政策使这场斗争的过程,只是乱了敌人,教育了广大群众。当吴德同志的讲话广播后,绝大部分围观的和受蒙蔽的群众纷纷离开天安门广场,只剩一小撮极端孤立的坏家伙。当市革委会命令我们向一小撮敌人进行反击时,几万民兵直逼天安门广场,以秋风扫落叶之势,迅速收拾了这伙反革命分子。一群碰壁苍蝇,只落得几声凄厉,几声抽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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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次战斗中,我们每一步行动,每一个部署,都是在党的统一指挥下进行的。如果没有毛主席、党中央的亲切关怀和英明决策,没有市委的直接领导,要取得这样重大胜利是不可能的。很多单位都是党委负责同志亲自组织,亲自带队,亲临前线指挥。经过两年多来参加社会阶级斗争锻炼的广大民兵,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能胜。他们一听到要调兵去天安门广场执行任务,个个争先恐后。有的来不及换下工作服,有的刚端上饭硫就立即放下,不顾一天紧张劳动的疲劳,一心奔向天安门广场,投入战斗。我们虽然也做了一点工作,但从下令调兵、现场指挥到后勤供应等方面工作,都是在各级党委的支持下进行的。如果没有各级党委的高度重视,这么迅速地按计划动员、集结几万兵力,是根本办不到的。这次斗争的胜利,应归功于毛主席、党中央,归功于各级党委和广大革命群众。我们深切地感到,在我们参加战斗的几万民兵的身后,有着党和毛主席领导下八亿人民的支持。尽管那些张牙舞爪的暴徒有邓小平这样的走资派撑腰,有党内外资产阶级支持,但他们仍然是极少数,是十分孤立的、虚弱的。当我们想到毛主席、党中央时刻在关心我们,全国人民在支持我们,真理在我们这一边,我们处于绝对的优势,我们对斗争就充满了必胜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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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斗争的胜利,是我们和公安机关、卫戌部队团结战斗的一曲凯歌。在市委统一领导下,我们形成了一个战斗的整体,在和敌人激烈搏斗中,涌现出了许多人民警察、警卫战士用自己身体掩护民兵,民兵奋不顾身教护人民警察、警卫战士的动人场面。在营房被围困时,北京花丝镶嵌厂民兵副指导员、共产党员季荣一同志,看到一个暴徒拿着一根二尺多长的钢棍正要向警卫战士下毒手。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小季一个箭步冲上去,把钢棍紧紧抱住,使警卫战士得教了,面他自己遭到了暴徒的毒打,受了重伤。女民兵战士在这次斗争中也表现得很勇敢。在人民英雄纪念碑西南侧,一群暴徒正在围打一位人民警察。在这里执勤的女民兵杨敏菊看到这伙暴徒在行凶,顿时怒火万丈。她和战友王佩琴,奋不顾身冲过去掩护、抢教人民警察。在密集的人群中,她的鞋被踩掉了,脚被踩肿了,衣服、手上、脸上全是鲜血,可是她全然不顾,坚持战斗几个小时,终于和其他同志一起把这位民警营救出来。事后,她回忆说:“尽管当时很危险,但我们谁也没有只顾自己。我们想的是民警和解放军的安全,民警和解放军想的是我们的安全。”象这样动人的事迹,在整个斗争的过程中处处可见。人民警察、警卫战士和我们民兵在并肩战斗中,用鲜血凝成了深厚的阶级情谊。在今后的斗争中,我们要进一步发扬这种团结友爱的精神,永远紧密配合,团结战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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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斗争的胜利,充分证明了毛主席关于“大办民兵师”的指示是英明正确的,生动地体现了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民兵队伍的强大威力。正因为工人民兵参加社会阶级斗争,对于巩固和加强无产阶级专政有着很重要的作用,所以,党内最大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极力阻挠和破坏工人民兵建设。去年,当右倾翻案风刮得很凶的时候,他以“整顿企业管理”为名,要所有企业的民兵队伍“一律撤销”。邓小平反对武装产业工人,反对工人民兵参加社会阶级斗争,正是他对无产阶级专政无比恐惧和极端仇视心理的大暴露。凡是资产阶级反对的,无产阶级就要坚持。我们一定要进一步搞好首都的民兵建设,在实际工作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作出新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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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在天安门广场上的这场斗争,是以敌人的惨败和我们的胜利而告终的。当前,我们不仅要看到斗争后的胜利,更要看到胜利后的斗争,时刻保持革命警惕,密切注视阶级斗争的新动向,严防阶级敌人破坏。敌人在哪里跳出来,我们就在哪里战斗。我们要和全国人民一起,集中火力批邓,把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进行到底,夺取更大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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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革命舆论粉碎反革命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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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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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下,全党全军全国人民正在深入批判邓小平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愤怒声讨邓小平翻案复辟的罪行,深入追查反革命活动。反击右倾翻案风的伟大斗争正以排山倒海之势,冲破阻力,乘胜前进。形势大好,振奋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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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战斗历程,分析最近在天安门广场发生的反革命政治事件,使我们深刻地认识到,无产阶级在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中,用马克思主义牢固地占领舆论阵地,具有多么重要的意义。毛主席指出:“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这是阶级斗争的一条客观规律。革命的舆论是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和巩固政权的重要武器,反革命的舆论是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重要武器。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时期,始终存在着两种舆论的尖锐斗争,这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一个重要方面。资产阶级,特别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为了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总是拚命抓舆论阵地。他们炮制种种修正主义的奇谈怪论,鼓吹形形色色的反动思潮,提出蛊惑人心的反革命口号,制造耸人听闻的政治谣言,以此呼风唤雨,推涛作浪,为他们搞反革命复辟活动制造适合的“气候”。无产阶级为了彻底战胜资产阶级的反抗,必须十分重视抓革命舆论,抓路线教育,抓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大力宣传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深入批判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及时揭破那些从黑暗的角落里炮制出来的反革命谣言,用革命舆论压倒和战胜反革命舆论,实现无产阶级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各个文化领域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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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内最大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带头刮右倾翻案风,就是从大造反革命舆论开始的。他在重新掌握了一部分权力之后,立即抛出“三项指示为纲”的修正主义纲领,疯狂地向无产阶级反攻倒算。在他的指使下,教育界、科技界和某些部门的少数几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一齐跳出来,到处讲演,大肆放毒,散布了大量否定党的基本路线,否定文化大革命,否定社会主义新生事物的奇谈怪论。他还唆使一些人写诬告信,拟“汇报提纲”,筹办刊物鼓吹他那条路线,炮制反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凡此种种,都是为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鸣锣开道。在邓小平授意炮制《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那篇文章时,他们曾得意忘形地叫嚷:“文章发表后,就是一个拳头打出去了。”这个“拳头”就是反革命舆论,打的目标就是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在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政治事件中,他们首先打出的也是这个“拳头”,不少恶毒的反革命口号同《总纲》所用的语言如出一辙。一小撮阶级敌人在一只黑手的操纵之下,张贴反动诗词,散发反动传单,发表反动演说,狂呼反动口号。他们公开打出拥护邓小平的旗号,声嘶力竭地为复辟资本主义“喊哪!喊哪!”狂热地进行反革命煽动。紧跟着,他们的另一个“拳头”也打了过来,那就是反革命的暴力行动:烧汽车,烧房子,挥舞匕首等凶器,打工人民兵,打人民警察,打人民解放军,打革命群众。这就十分清楚地告诉我们:资产阶级大造反革命舆论,正是他们搞反革命暴力行动的前奏。但是,他们打出的这两个“拳头”,都没有能得逞,在强大的革命舆论面前,在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之下,终究不堪一击,顷刻瓦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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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造反革命政治谣言,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妄图分裂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这是当前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疯狂反扑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值得引起我们注意的一种阶级斗争动向。去年七、八、九三个月,当右倾翻案风甚嚣尘上的时候,社会上谣言四起。今年春天,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深入发展、节节胜利的时候,大量反革命政治谣言又象污水似地从阴沟里冒了出来。一小撮阶级敌人甚至丧心病狂地伪造所谓“毛主席的指示”,伪造所谓“中央文件”,伪造所谓“总理遗言”,伪造所谓“中央首长讲话”等等,妄图利用毛主席、党中央在全国人民中的崇高威望来贩卖他们的反动黑货。这是一种十分阴险毒辣的反革命策略。这些政治谣言,内容之反动,语言之恶毒,情节之离奇,手段之卑劣,简直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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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和一小撮反革命分子,为什么要采用造谣的手段来向无产阶级猖狂进攻呢?这是由他们反动没落的阶级本性所决定的。列宁说过:“一旦资产阶级对工人的影响失败、破产和削弱的时候,资产阶级总是到处采用或准备采用最疯狂的造谣诽谤的手段。”(《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反对工人的方法》,《列宁全集》第20卷第490页)资产阶级是腐朽的、没落的、垂死的阶级。历史的经验说明,古今中外一切反动没落阶级在走上穷途末路、进行垂死挣扎的时候,总要施展造谣诽谤的伎俩。从孔老二、孟轲到蒋介石、刘少奇、林彪,从希特勒、戈培尔到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都是反革命的“谣言世家”。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也不例外。他们一无真理,二无群众,虚弱得很,除了造谣和诽谤再也拿不出什么象样的武器来同无产阶级较量。毛主席指出:“翻案不得人心。”广大工农兵、革命干部和革命知识分子,即占人口总数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人民大众,都是要革命的。走社会主义道路是他们的根本要求,文化大革命代表了他们的根本利益。邓小平搞修正主义,翻文化大革命的案,违背了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违背了广大革命群众的根本利益,使自己完全站到了人民群众的对立面,陷入十分孤立的境地。为了欺骗群众,阶级敌人只好乞灵于造谣,搞一些鼠窃狗偷、鬼鬼祟祟的活动,不然就不能过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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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阶级采取造谣手段,也是他们反动的主观唯心主义的世界观所决定的。在他们心目中,根本不存在什么客观真理,根本不存在什么客观事实。事实是可以随意捏造的,谣言重复一千遍就会变成事实;真理也是可以任意编造的,凡是对他们有用的就是真理。希特勒曾无耻地宣称:“谎撒得大,就多少总有一些东西会得到人们相信,因为广大人民群众受大谎的骗比受小谎的骗更容易……他们根本想象不到这样大的谎,他们不会相信世界上竟会有如此无耻透顶歪曲事实的大骗局,甚至在说破了之后他们还要怀疑犹豫,觉得至少总是无风不起浪吧”。这真是一段难得的奇文,把谣言制造者腐朽阴暗的内心世界暴露得淋漓尽致!叛徒、卖国贼林彪在他的黑笔记中也写道:“为面子而弥天大谎,隐恶扬善 曲解夸大,抵赖,无中生有,捏造,讳莫如深 三真七假比例 国家,阶级,个人皆如此”。读一读这些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的自供,真是令人大开眼界!帝国主义者、修正主义者和一切反动派,都是按照资产阶级这套腐朽没落的反动哲学行事的。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在发动侵略战争或者搞武装颠覆的时候,往往用谣言来制造借口;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和社会上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在进行反革命复辟活动的时候,也往往用谣言来制造舆论。从邓小平带头刮起的右倾翻案风中,从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政治事件中,我们又一次看到了资产阶级这种造谣哲学的丑恶表演。他们所制造的谣言确实是“弥天大谎”,是“无耻透顶歪曲事实的大骗局”。这从反面给我们上了极其深刻的阶级斗争一课,使我们进一步认清了党内资产阶级的反动性、腐朽性和疯狂性。他们为了颠覆无产阶级专政,什么卑鄙的手段都可以采用,什么阴险的勾当都干得出来。然而,这并不表明他们有力量,恰恰暴露了他们极端虚弱的本质。他们这种道义上的灭亡,必然导致政治上的灭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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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和一小撮反革命分子制造谣言的一个恶毒手法,就是极力抹杀反击右倾翻案风斗争的阶级内容和阶级实质,把这场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生死斗争歪曲为争权夺利的宗派斗争,妄图搅乱阶级阵线,扭转批邓和反击右倾翻案风斗争的大方向。毛主席在批判胡风反革命集团时指出,他们“或者无中生有,当面造谣;或者抓住若干表面现象,攻击事情的本质;或者吹捧一部分人,攻击一部分人;或者借题发挥,‘冲破一些缺口’,使我们处于困难地位”。(《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的按语)这正是阶级敌人惯用的伎俩。林彪一伙不就是把党内路线斗争歪曲为“这一部分人”同“那一部分人”之间的斗争吗?党外有党,党内有派,历来如此。凡政治派别,都有鲜明的阶级性。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广大共产党员代表了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利益,党内走资派则代表了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利益。离开一定阶级的、抽象的“这一部分人”和“那一部分人”,是根本不存在的。邓小平搞修正主义,要复辟资本主义,是党内外资产阶级的总代表。他的问题决不是同哪“一部分人”的矛盾,而是同全党的矛盾,同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矛盾,这不是显而易见的吗?在观察党内斗争的时候,我们千万不能上邓小平大肆鼓吹的阶级斗争熄灭论的当。不然的话,就不能识破阶级敌人的阴谋诡计,甚至会成为资产阶级反动思想的俘虏。列宁曾指出:“当人们还不会从任何一种有关道德、宗教、政治和社会的言论、声明和诺言中揭示出这些或那些阶级的利益时,他们无论是过去或将来总是在政治上作受人欺骗和自己欺骗自己的愚蠢的牺牲品的。”(《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列宁选集》第2卷第446页)我们必须不断总结阶级斗争的经验,掌握阶级斗争的规律,学会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观点观察问题和处理问题。对于社会上流传的思潮、口号、小道消息等等,必须作阶级分析,看一看它反对什么,拥护什么,要求什么,代表哪一个阶级的利益,为哪一条政治路线服务。这样才能充分认识当前反击右倾翻案风斗争的性质,戳穿敌人妄图搅乱阶级阵线的一切鬼蜮伎俩,取得阶级斗争的主动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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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战胜党内外资产阶级对于社会主义革命的疯狂反抗,为了从思想上政治上彻底批判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粉碎他制造的种种反革命舆论,我们必须充分利用一切宣传工具和舆论形式,大造革命舆论,深入宣传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宣传党中央的各项方针政策。当前要特别注意宣传毛主席关于反击右倾翻案风的一系列重要指示,使广大群众认清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认清社会主义革命的性质、对象、任务和前途,从根本上增强阶级斗争观念,提高对各种反动思潮和政治谣言的识别能力和战斗能力。这正是阶级敌人所最害怕的。林彪在《“571工程”纪要》中恶毒咒骂所谓“笔杆子”,天安门广场反革命政治事件中的一小撮阶级敌人也同样恶毒咒骂所谓“秀才”,都是为了反对在广大人民群众中间宣传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都是把矛头指向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这决不是偶然的巧合,而是反映了党内走资派和一小撮阶级敌人有着共同的心理:他们象蝙蝠害怕阳光一样,极端害怕马克思主义真理的传播。因为群众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真理,他们的伪装就会被戳穿,他们的一切反革命舆论和反革命谣言就失去了市场,他们就彻底孤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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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持久地开展革命大批判,是粉碎反革命舆论的有力手段。政治谣言所以在一定的时间里会迷惑少数群众,同邓小平的修正主义路线具有一定的欺骗性有关。邓小平提出修正主义纲领,使用的是歪曲和篡改毛主席指示的手段;他宣扬反动的唯生产力论,打的是加速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幌子;他在教育、科技等领域开历史的倒车,喊的是“关心教育质量”、“提高科学技术”的口号。要使广大群众透过现象看本质,必须剥掉他的外衣,对他抛出的“三项指示为纲”的修正主义纲领,对他在教育、科技、文艺、卫生、体育等各个领域散布的种种修正主义奇谈怪论,进行深入批判,彻底消毒。最近,一小撮阶级敌人在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政治事件中抛出的反动言论和反动口号,彻底暴露了邓小平的反动面目,是很难得的反面教材。马克思、恩格斯在批判反革命阴谋家巴枯宁时曾指出:“要对付这一切阴谋诡计,只有一个办法,然而是具有毁灭性力量的办法,这就是把它彻底公开。把这些阴谋诡计彻头彻尾地加以揭穿,就是使它们失去任何力量。”(《社会主义民主同盟和国际工人协会》,《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第372页)我们抓住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政治事件,充分揭露一小撮阶级敌人玩弄的种种阴谋诡计,把它们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不仅可以使阶级敌人的反革命政治谣言和反革命煽动彻底破产,而且可以使广大群众更清楚地认识邓小平修正主义路线的反动实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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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指出:“一个路线,一种观点,要经常讲,反复讲。只给少数人讲不行,要使广大革命群众都知道。”广泛发动群众,才能充分发挥革命舆论的威力,才能用马克思主义占领一切舆论阵地,才能把剥削阶级意识形态的垃圾从各个角落清扫出去。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的群众运动以及工农兵业余理论小组、理论讨论会、政治夜校、批判会、大字报、游行示威、群众大会、群众赛诗会、群众性的演唱革命样板戏、群众性的政治思想工作,等等,都是发动群众大造革命舆论的有效形式。党内走资派和一小撮阶级敌人对于发动群众大造革命舆论十分仇视和恐惧,不择手段地加以破坏,千方百计地恶毒攻击。对于他们的破坏和攻击,广大群众给予了坚决回击。小靳庄大队一位七十多岁的老大娘写了一首诗:“党内走资派搞复辟,攻击大娘唱样板戏,敌人越恨咱越唱,唱到五洲四海飘红旗。”朴素明快的语言,生动地表达了贫下中农用革命舆论向阶级敌人进行战斗的坚强决心,说明广大工农兵群众对于大造革命舆论的重要意义有深刻的认识。事实证明,凡是重视革命舆论,并且发动群众大造革命舆论的地区和单位,无产阶级的正气就会迅速上升,资产阶级的歪风邪气就会迅速地被压下去,革命和生产就会出现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相反,如果轻视革命舆论,不发动群众大造革命舆论,歪风邪气就会滋长,各种政治谣言、小道消息就会自由传播,一小撮阶级敌人就会乘机破坏捣乱,革命和生产都会受到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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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教导我们:“大风大浪也不可怕。人类社会就是从大风大浪中发展起来的。”(《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不可战胜的,一切搞阴谋诡计的人,一切靠造谣过日子的人,都决不会有什么好下场。一小撮反革命暴徒在天安门广场行凶作恶时,不是得意忘形地把他们的反革命叫嚣无耻地吹嘘成什么“雷鸣”,把他们那一小撮反革命别动队吹嘘成什么“洪流”吗?苏修叛徒集团和台湾的蒋经国之流不是曾经兴高采烈地为这一小撮丑类叫好吗?他们高兴得太早了。中共中央关于华国锋同志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的决议,关于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决议以及天安门广场反革命政治事件的报道在电台和报纸上一公布,全国亿万军民立即行动起来,热烈欢呼党中央的两个决议,愤怒声讨邓小平的翻案复辟罪行,狠狠打击一小撮反革命分子的破坏活动。这才是革命前进的洪流。这才是震撼山河的雷鸣。强劲的革命东风把一小撮反革命分子在天安门广场制造的乌烟瘴气一扫而光。天安门广场更加雄伟,更加壮丽。胜利的凯歌响彻大江南北,长城内外。反击右倾翻案风的伟大斗争正在出现一个新的高潮。让我们紧紧团结在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周围,深入批判邓小平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沿着毛主席指引的革命航道,从胜利走向新的更大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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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是天安门广场事件的罪魁祸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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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广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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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当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胜利开展反击右倾翻案风斗争的重要时刻,一小撮阶级敌人竟然冒天下之大不韪,在我国各族人民向往的天安门广场,兴风作浪,制造事端,进行反革命暴乱,把矛头指向毛主席,指向党中央,指向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制度。反革命总是短命的。猖獗一时的法西斯暴徒很快就被人民群众和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镇压下去了,他们的反革命阴谋彻底破产了。这是无产阶级击退资产阶级进攻的伟大胜利,是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同邓小平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斗争的伟大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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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反革命政治事件,完全是邓小平一手挑起的,是他推行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的必然产物。邓小平本来就是长期以来反对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老走资派。他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广大革命群众的揭发和批判,口头上作了“永不翻案”的保证,但实际上靠不住。他重新工作之后,本性不改,变本加厉地搞修正主义。他炮制“三项指示为纲”的修正主义纲领,用来对抗毛主席提出的以阶级斗争为纲和党的基本路线,阴谋改交我们国家的社会主义方向,全面复辟资本主义。他大肆鼓吹阶级斗争熄灭论,妄图取消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斗争,而煽动党内外资产阶级和一小撮阶级敌人,向党向社会主义发动猖狂进攻。他翻文化大革命的案,算文化大革命的帐,一笔抹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批林批孔、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伟大成就,企图把被批判了的修正主义、资本主义货色统统恢复起来,把社会主义的新生事物全部砍掉。他还制造和散布了大量极其恶毒的政治谣言,鼓动牛鬼蛇神向党进攻。党内外资产阶级看到邓小平如此狂热搞复辟倒退,不禁兴高采烈,手舞足蹈。他们把邓小平看作是复辟的希望,变天的靠山,而邓小平又把他们作为篡党夺权的社会基础和依靠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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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想去年七、八、九月间,真是不寻常的日子。那些复辟的“英雄”们好神气呵!他们都聚集在邓小平的黑旗下,在复辟事业方面大显身手。在教育、科技、文艺、卫生以及其他一些领域,右倾翻案的浊浪滚滚翻腾。为了达到翻案的目的,他们制造政治谣言,写诬告信,炮制反动文章,种种卑鄙手段,无所不用其极。社会上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也蠢蠢欲动,资本主义歪风邪气甚嚣尘上。那时,真有点类似一九五七年春天资产阶级右派妄图翻天的情景。十分清楚,正是邓小平及其所推行的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煽动了党内外资产阶级和阶级敌人的猖狂进攻,为这次天安门广场事件作了思想上、舆论上、组织上的准备,而天安门广场事件又是邓小平刮的右倾翻案风的恶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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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大领袖毛主席高瞻远嘱,洞察一切,亲自发动和领导反击右倾翻案风的伟大斗争。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继续和深入,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又一次较量。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热烈响应毛主席的号召,深入揭发批判邓小平的修正主义路线和反动罪行。随着这场斗争的深入发展,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更加深入人心,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更加得到巩固,邓小平和他所代表的党内外资产阶级受到沉重打击。人民大众开心之日,正是反动阶级难受之时。“一切反动势力在他们行将灭亡的时候,总是要进行垂死挣扎的。”党内外资产阶级和阶级敌人对于开展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对于批判邓小平的复辟罪行,极端仇视,惊恐万状。他们预感到复辟的幻梦已经破灭,末日已经来临,但又不甘心失败。我们要批邓,他们要保邓,竭力为邓小平鸣冤叫屈,开脱罪责,进行疯狂反扑。邓小平的态度更为恶劣,他装聋作哑,顽固坚持反动立场,抗拒党和人民群众对他的揭发批判。很显然,这是邓小平和他所代表的党内外资产阶级继续向无产阶级的严重挑战,一场更加尖锐激烈的你死我活的斗争不可避免了。果然,一小撮阶级敌人迫不及待地跳出来,公开打出拥护邓小平的旗号,在天安门广场制造了一起有预谋、有计划、有组织的反革命政治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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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一小撮暴徒在天安门广场的狂妄叫嚣和反动行径,可以充分看到邓小平在这次事件中所起的反动作用。这些反革命分子怀着对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的刻骨仇恨,使用了一切反动阶级的污言浊语,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分裂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咒骂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污蔑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制度。邓小平和党内外资产阶级说过的或者想说的反党黑话,都从他们的血口中喷出来了。他们杀气腾腾,殴打工人民兵、人民警察、警卫战士,烧汽车和房屋,冲击人民大会堂,充分表现了邓小平所称颂的那种“还乡团”的反革命精神。最为清楚地看出邓小平在这次事件中所起的反动作用的,是这帮家伙对邓小平的歌功颂德和对反击右倾翻案风斗争的极端仇视。他们毫不掩饰地叫嚷要“由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恶毒攻击反击右倾翻案风“是一小撮野心家的翻案活动”。邓小平同阶级敌人之间有着怎样的必然联系,这不是十分清楚的吗?反革命分子正是要把邓小平推出来当中国的纳吉,而邓小平也把他的复辟希望寄托在类似天安门广场事件这样的反革命暴乱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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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通过对邓小平的修正主义路线同天安门广场事件的联系的分析,对反击右倾翻案风以来阶级斗争形势的分析,以及对一小撮阶级敌人反革命活动的分析,可以得出十分明白的结论:邓小平是这次反革命事件的罪魁祸首。邓小平成为反革命事件的总后台,反革命分子需要邓小平做他们的头子,这是当前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客观规律所决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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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任何一次政治事件的发生,人们总是根据自己的阶级立场和世界观,寻找各种各样的原因,作出自己的解释。但是,要真正弄清事情的真相,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观点和阶级分析方法,从事情的本身及其同周围事变的内部联系找出它的规律性。毛主席指出:“我们着事情必须要看它的实质,而把它的现象只看作入门的向导,一进了门就要抓住它的实质,这才是可靠的科学的分析方法。”(《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政治事件,根本原因是在邓小平和他所推行的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这就是问题的本质。如果离开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方法,不从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性去认识问题,不分清这次事件主要和次要、本质和非本质的东西,就会为表面现象所迷惑,甚至会迷失方向,站到错误的立场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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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国际和国内阶级斗争的历史经验来看,一条修正主义路线的出笼,总是要引起一系列的严重恶果。一九五六年,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提出了一条反对列宁主义、否定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制度的修正主义路线,立即在世界范围内出现了一股反共反人民的逆流,最触目惊心的是匈牙利反革命事件。赫鲁晓夫就是匈牙利反革命事件的总头目。在我国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刘少奇、邓小平同赫鲁晓夫相呼应,竭力鼓吹阶级斗争熄灭论,胡说“阶级矛盾基本上解决了”,认为应少搞些无产阶级专政,多搞些资产阶级的自由、民主,这就煽动了资产阶级右派向党向社会主义发起猖狂进攻。刘少奇、邓小平实际上是资产阶级右派的总后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出现了把矛头指向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大搞“打、砸、抢”的反动组织,究其根源,就在刘少奇、邓小平以及林彪的修正主义路线。这些事实充分说明,搞修正主义就是对反革命的鼓动和支持。一面修正主义的黑旗打出来,就会有一些反革命分子如蝇逐臭似地聚集在它的周围,也会有他们的“将”和“帅”出来策划和指挥反革命阴谋活动,这是带有普遍性的历史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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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产阶级必定战胜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必定战胜资本主义,这是不可改变的历史发展的总趋势。邓小平挑起反革命政治事件,企图阻止滚滚向前的革命洪流,这表明他是逆历史潮流而动的反动派。占人口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革命人民,从长期斗争中深切地体会到:没有毛主席和共产党,决不可能翻身解放,成为国家的主人。因而他们坚决走社会主义道路,衷心拥护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决心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进行到底。他们对于旧社会人吃人的剥削制度是深恶痛绝的,他们决不容忍在中国复辟资本主义,也决不容忍阶级敌人的破坏捣乱。他们深深地懂得,如果按照邓小平的修正主义路线搞下去,按照一小撮反革命分子的愿望搞下去,不但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成果会完全丧失,面且民主革命的伟大成果也会完全丧失。资产阶级和地、富、反、坏、右只是少数。邓小平代表他们的利益,搞复辟倒退,搞反革命阴谋,是不得人心的,是极其孤立的。这就必然使他遭到可耻的失败,受到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的愤怒批判和声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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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在发展,斗争在继续。阶级敌人决不甘心灭亡。我们一定要紧紧抓住阶级斗争这个纲,坚持党的基本路线,认真学习毛主席的一系列重要指示,牢牢掌握斗争大方向,集中火力批邓,把邓小平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揭深揭透,批倒批臭;彻底追查天安门广场事件的幕后策划者、指挥者和政治谣言的制造者,坚决打击阶级敌人的一切破坏活动,发展大好形势,夺取反击右倾翻案风斗争的新胜利。我们有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英明领导,有强大和巩固的无产阶级专政,有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锻炼的革命人民,一切阶级敌人的阴谋论计都将被彻底粉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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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级敌人是虚弱和孤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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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峡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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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反击右倾翻案风的伟大斗争胜利前进的大好形势下,一小撮阶级敌人公然在天安门广场挑起反革命事件,丧心病狂地把矛头指向毛主席、党中央,明目张胆地打出拥护邓小平的旗号,妄图扭转批邓和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大方向。然而,在强大的无产阶级专政面前,他们终究不堪一击,顷刻瓦解。这就又一次雄辩地说明:反动阶级是虚弱和孤立的,而我国无产阶级专政是强大的、巩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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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反革命事件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尖锐化的表现,性质极其严重:一是在首都,二是在天安门,三是烧汽车,烧房子,打工人民兵,打人民警察,打人民解放军,打革命群众。这帮法西斯暴徒,利令智昏,无恶不作,比起一九五七年资产阶级右派的猖狂进攻有过之而无不及。然面,敌人的疯狂,并不表明他们有什么力量,恰恰相反,正暴露出他们虚弱的阶级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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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反动阶级都是外强中干的纸老虎,因为他们所代表的生产关系和社会制度已经腐朽不堪,他们所处的历史地位已经完全没落。他们逆历史潮流而动,注定要灭亡。资产阶级作为历史上最后一个剥削阶级,在今天已经走到了它自己生命的尽头。随着我国社会主义革命的深入,无产阶级专政日益巩固,资产阶级势力一次次受到沉重打击,资本主义的基础被进一步削弱。这次一小撮阶级敌人进行破坏捣乱,是资产阶级、特别是党内资产阶级拼死反抗的集中表现。他们垂死、反动的阶级地位,决定了他们反抗无产阶级就具有当年“还乡团”那样的一种疯狂性,这种疯狂性又正表现了他们末日临头的虚弱性。中国有句俗话,叫做“狗急跳墙”。狗为什么一反常态去跳墙呢?是因为它挨了打,发急了,昏头昏脑,东奔西宰,垂死挣扎。一小撮阶级敌人被打倒了,决不甘心失败,必然要垂死挣扎。党内外资产阶级妄图恢复资本主义制度,需要有自己的代表人物。邓小平搞右倾翻案,造了大量的政治谣言,坚持搞修正主义,为资产阶级和地、富、反、坏、右服务,整个反动阶级都把卷土重来的希望寄托在他身上。邓小平迅速被揭露和批判,又一次粉碎了整个反动阶级的复辟迷梦,使阶级力量的对比又一次发生了有利于无产阶级的变化。阶级敌人对此是如丧考妣。他们手里没有真理,身后没有群众,于是不惜孤注一掷。这正说明他们虚弱得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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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级敌人不懂得客观世界的规律,总要用唯心论和形而上学的方法估计形势,这是一切反动没落阶级的共同特征。毛主席在批判胡风反革命集团时曾指出:“他们的阶级本能引导他们老是在想:他们自己怎样了不起,而革命势力总是不行的。他们总是高估了自己的力量,低估了我们的力量。”“这是因为他们不但需要欺骗别人,也需要欺骗他们自己”。(《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的按语)建国二十多年来,反动阶级曾不断地跳出来和无产阶级专政较量,每次总是以他们的失败而告终。一小撮反革命分子看到邓小平刮右倾翻案风,以为无产阶级就无可奈何,他们打出拥护邓小平的旗号,以为有了这个总后台,便可搅起狂风恶浪,掀翻无产阶级的天下。他们的如意算盘多么美妙呵!然面,历史的发展却走向他们设想的反面。“凡属倒退行为,结果都和主持者的原来的愿望相反。”(《新民主主义的宪政》)他们把自己吹得怎么了不起,面把人民的力量说得什么也不行,这无非用来一是壮壮自己的胆子,二是欺骗一些一时不明真相的人。革命人民是懂得唯物论和辩证法的,能够用阶级斗争的观点和阶级分析的方法观察问题,分析问题。这次反革命阴谋活动刚开始,马上就引起首都人民的警惕;随着事态的发展,大家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事件的严重反革命性质。在反革命分子最猖獗的时侯,党一声号令,开进首都工人民兵,一举粉碎了他们的政治阴谋,现出了他们纸老虎的原形。阶级斗争的规律正是如此:反革命越嚣张,就越要受到人民的沉重打击,他们的失败也就越快越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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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伙暴徒妄图推出邓小平当匈牙利反革命事件的头子纳吉,这就很清楚地说明了邓小平所代表的是党内外新老资产阶级和一切反动阶级的利益。如果邓小平的修正主义路线得逞,党内资产阶级集了权,无产阶级专政就会变成资产阶级专政,劳动人民又将重新被钉上受压迫剥削的枷锁镣铐。这是亿万工农群众所绝对不能容忍的。“剥削者和反革命者无论何时何地总是少数,被剥削者和革命者总是多数”。(《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的按语)阶级敌人只是一小撮。他们的利益是和占人口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人民群众的利益根本对立的,他们得罪了多数,这就注定他们是不得人心的,是极其孤立的。早在一九五七年右派向党进攻时,毛主席就指出:“匈牙利事件发生以后,我国有些人感到高兴。他们希望在中国也出现一个那样的事件,有成千上万的人上街,去反对人民政府。他们的这种希望是同人民群众的利益相违反的,是不可能得到人民群众支持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人民群众把一小撮阶级敌人镇压下去了,对他们实行了专政,这是他们应得的惩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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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党历来是相信群众、依靠群众的。无产阶级专政是群众的专政。毛主席早就指出:“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是群众,是千百万真心实意地拥护革命的群众”。(《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在万恶的旧社会,中国人民长期以来内受地主、资本家的残酷剥削和压迫,外受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欺凌。复辟资本主义意味着什么?对广大劳动人民来说不是个抽象的理论问题,而是吃二遍苦、受二茬罪的现实问题。我国人民在毛主席领导下,经过几十年的浴血奋战,前赴后继,才获得了解放,从长期流血斗争中,懂得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教中国这个真理。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党又领导全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经过一场场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风暴的考验,特别是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的锻炼,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大普及,人民群众的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觉悟空前提高。他们更自觉地认清了历史发展的趋势,更深切地体会到自己的命运同无产阶级专政息息相关,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血肉相连。他们有同党内资产阶级和一切阶级敌人作斗争的经验,能够分清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资本主义,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什么是修正主义;能够透过敌人披着的迷人外衣,识破他们包藏的险恶祸心和凶残本相。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一旦为广大人民所掌握,有高度政治觉悟的革命人层在党的领导下组织起来,便成为巨大的物质力量。正如列宁所说:“世界上没有一种力量能够击溃千百万日益觉悟、日益联合和组织起来的工人。”(《五一节》,《列宁全集》第7卷第18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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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群众是要革命的,是坚决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他们决心用战斗保卫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制度,保卫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一小撮反革命暴徒的破坏捣乱,激起了全国人民极大的无产阶级义愤。革命人民镇压他们,是镇压反革命分子,唯有这样才代表群众的真正愿望。正如毛主席所说:“惩治这种人是社会广大群众的要求,不予惩治则是违反群众意愿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天安门广场反革命政治事件发生后,从东海之滨到雅鲁藏布江畔,从大兴安岭到西沙群岛,全国军民纷纷集会游行,拥护中共中央两个决议,声讨邓小平和一小撮反革命分子的罪行,顷刻间把他们覆没在人民群众的大海怒涛之中。这才是觉悟了的群众的力量!这才是革命的群众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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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小撮阶级敌人是没落阶级的代表,这就注定了他们的反革命事业必然长不了。人们把他们叫做反动派,一点也不错。因为他们妄图阻挡历史车轮的前进,开历史的倒车。他们这种倒行逆施必然自食其果,为自己的灭亡创造条件。刘少奇网罗了一堆叛徒、死党,疯狂进行复辟活动;文化大革命初期,又伙同邓小平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围剿革命派,实行白色恐怖,何其毒也。结果呢?以刘少奇为头子的资产阶级司令部一朝覆亡。林彪在背地里组织反革命“联合舰队”,阴谋发动反革命武装政变,建立林家法西斯王朝,一时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最后只身出逃,折戟沉沙,变成了遗臭万年的叛徒、卖国贼。毛主席指出:“中国如发生反共的右派政变,我断定他们也是不得安宁的,很可能是短命的,因为代表百分之九十以上人民利益的一切革命者是不会容忍的。”人民赢得了斗争的胜利,斗争的烈火锻炼了人民。革命人民决不容忍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决不容忍右派翻天!“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一小撮阶级敌人的破坏捣乱,只是加速了邓小平和他们自己的迅速垮台。今后,有谁要步刘少奇、林彪以及邓小平的后尘,在中国搞复辟倒退,肯定不会有好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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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说:“捣乱,失败,再捣乱,再失败,直至灭亡—这就是帝国主义和世界上一切反动派对待人民事业的逻辑,他们决不会违背这个逻辑的。”(《丢掉幻想,准备斗争》)这一颠扑不破的马克思主义定律,已为无数的历史事实所充分证明。天安门广场发生的反革命政治事件,使我们又一次体会到毛主席的论断是多么正确和深刻。这次事件给人们上了一堂活生生的阶级斗争教育课,使广大人民群众进一步认识到修正主义的危险性,认清了邓小平“三项指示为纲”的修正主义纲领的反动实质。即使某些认识模糊的人,也迅速看清了他们的本来面目。阶级敌人的虚弱和弧立,还不等于我们的最后胜利。阶级斗争还是长期存在的。在当前取得伟大胜利的形势下,我们要保持革命警惕,牢记伟大革命家鲁迅的告诚,如果“陶醉在凯歌中,肌内松懈,忘却进击了,于是敌人便又乘隙而起”。(《庆祝沪宁克复的那一边》)为了进一步孤立敌人,战胜敌人,我们一定要深入批判邓小平的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正确区分和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对一时受蒙蔽的群众做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让我们团结在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周围,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向邓小平、向垂死挣扎的阶级敌人,勇猛进击,夺取反击右倾翻案风斗争的新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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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人批判邓小平的修正主义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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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全面背叛马克思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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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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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内最大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炮制“三项指示为纲”的修正主义纲领,推行一条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他的反动纲领和路线,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相对抗,在政治上代表党内和党外资产阶级的利益和愿望,妄图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在思想上即理论上,对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即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进行了全面的修正。当前,批判邓小平的修正主义路线、反击右倾翻案风的伟大斗争,正在胜利发展,追查反革命活动正在深入展开,形势大好。我们要在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乘胜前进,认真学习毛主席的一系列重要指示,彻底清算邓小平妄图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的罪行,从思想方面,即理论方面,深入地批判他的修正主义谬论,彻底揭露他背叛马克思主义的反动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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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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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是科学社会主义最主要的内容。坚持还是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历来是马克思主义同修正主义斗争的焦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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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内最大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叛徒。他否认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反对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妄图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产主义,完全背叛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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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在讲到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性时指出:“无产阶级专政是新阶级对更强大的敌人,对资产阶级进行的最奋勇和最无情的战争,资产阶级的反抗,因为自己被推翻(哪怕是在一个国家内)而凶猛十倍。它的强大不仅在于国际资本的力量,不仅在于它的各种国际联系牢固有力,而且还在于习惯的力量,小生产的力量。因为,可惜现在世界上还有很多很多小生产,而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由于这一切原因,无产阶级专政是必要的”。(《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列宁选集》第4卷第18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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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大领袖毛主席全面地总结了十月革命以来无产阶级专政正反两个方面的历史经验,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毛主席深刻地阐明了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的规律,从理论上和实践上解决了无产阶级专政下要不要继续革命,革谁的命,怎样进行革命的问题,解决了如何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早在一九四九年,毛主席就指出,在夺取全国政权以后,国内的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在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毛主席在一系列著作和指示中又反复阐明: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并为我们党制定了一条坚持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基本路线。毛主席特别分析了同党内资产阶级作斗争的问题,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提出,“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最近,又进一步指出:“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还在走。”毛主席不仅在理论上解决了如何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问题,而且根据这一理论亲自发动和领导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批林批孔,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评论《水浒》,以及当前反击右倾翻案风等一系列政治运动,这些运动都是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都是为了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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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背叛了我们党二十多年来的基本理论和基本实践,竭力否认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他早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取得基本胜利时,就追随刘少奇鼓吹阶级斗争熄灭论,说什么“现在阶级矛盾基本上解决了”,“阶级已基本消灭了,就不应该强调阶级斗争”。经过文化大革命,他的修正主义立场并没有改变。他重新工作不久,就提出“三项指示为纲”的修正主义纲领,否认阶级斗争为纲,篡改党的基本路线,甚至说什么“阶级斗争哪能天天讲?”公开背叛马克思主义,公开向毛主席的指示、党的基本路线猖狂进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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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鼓吹阶级斗争熄灭论,要害是背叛无产阶级专政。列宁指出:“无产阶级专政不是阶级斗争的结束,而是阶级斗争在新形式中的继续。无产阶级专政是取得胜利、夺得政权的无产阶级进行阶级斗争,来反对已被打败但还没有被消灭、没有绝迹、没有停止反抗、反而加紧反抗的资产阶级。”(《“关于用自由平等口号欺骗人民”出版序言》,《列宁全集》第29卷第343页)否认和反对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必然否认和反对无产阶级专政。修正主义者背叛无产阶级专政,除了公开彻底抛弃和原对无产阶级专政外,常用的一种手段是,表面上也使用“无产阶级专政”这个词,实际上却恶毒地歪曲、阉割和篡改无产阶级专政的真正的革命内容。这就是鼓吹阶级斗争熄灭论,否认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和专政,而只讲什么国家对经济建设的领导。通过这种偷天换日的骗人手法,把无产阶级专政“演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苏修叛徒集团在苏联推翻列宁亲手建立的无产阶级专政,实行官僚垄断资产阶级专政,就是在阶级斗争熄灭论的烟幕下进行的。苏修头目勃列日涅夫公开篡改列宁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明确论述,说什么“无产阶级专政,即工人阶级对社会主义建设的国家领导”。(勃列日涅夫一九六九年六月七日在莫斯科黑会上的讲话)他们就是在这套骗人的谎话掩护下,全面复辟了资本主义,对苏联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实行残暴的法西斯专政。刘少奇、林彪阴谋变无产阶级专政为资产阶级专政,也都采用过这种手段。邓小平继承的正是他们的衣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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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在批判右倾翻案风时指出:“一九四九年提出国内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十三年后重提阶级斗争问题,还有形势开始好转。文化大革命是干什么的?是阶级斗争嘛。刘少奇说阶级斗争熄灭论,他自己就不是熄灭,他要保护他那一堆叛徒、死党。林彪要打倒无产阶级,搞政变。熄灭了吗?”毛主席的指示一针见血地揭露了刘少奇、林彪以及邓小平所贩卖的阶级斗争熄灭论的反动本质。邓小平丝毫没有熄灭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他带头刮起右倾翻案风,推行修正主义路线,翻文化大革命的案,算文化大革命的帐,就是代表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猖狂进攻,妄图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从邓小平的言行中,人们可以看到一条很明显的黑线:从上层建筑到经济基础,凡是有利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他都攻击,都反对;凡是有利于复辟资产阶级专政的,他都叫好,并千方百计推行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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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说:“无产阶级必须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各个文化领城中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的专政。”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资产阶级在上层建筑包括各个文化领域还有相当大的力量,他们凭借这种力量,在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的保护下,长期同无产阶级进行对抗,甚至在文艺、教育等领域专了无产阶级的政。不彻底改变这种状况,无产阶级专政是不能巩固的。要不要在上层建筑各个领域开展社会主义革命,要不要在上层建筑各个领域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的专政,这是坚持还是反对无产阶级专政的重要标志。以邓小平为总后台的右倾翻案风的鼓吹者们,不是公开提出在科技领域不准提无产阶级专政吗?不是竭力反对把学校办成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吗?邓小平反对教育、文艺、卫生等领域的革命,为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修正主义路线翻案,就是要在这些领域复辟资产阶级专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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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号召全国人民搞清楚“列宁为什么说对资产阶级专政”,提出了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问题,这是反修防修、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根本措施。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的资产阶级法权,是不断产生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的土壤和条件,“所以,林彪一类如上台,搞资本主义制度很容易”。要不要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归根到底是要不要坚持无产阶级专政的问题。在这一点上,邓小平也暴露了他背叛无产阶级专政的反动面目。他那样反对限制资产阶级法权,那样仇视从各方面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社会主义新生事物,就是由他的反对无产阶级专政的反动立场所决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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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曾经指出:“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邓小平的反动罪行和最近发生在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政治事件,又一次证明了毛主席这一论断是非常英明、完全正确的。邓小平妄图通过推行修正主义的纲领和路线,使无产阶级专政蜕变为资产阶级专政的阴谋被揭露和挫败以后,他所代表的党内外资产阶级和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就迫不及待地向无产阶级进行疯狂反扑。他们恶毒攻击我国无产阶级专政是什么“秦皇的封建社会”,妄图推出邓小平当匈牙利反革命事件的头子纳吉,发动反革命政变,建立资产阶级专政。这就进一步暴露了邓小平是敌视无产阶级专政的各种反动势力的总代表。我国无产阶级专政是在毛主席领导下经过长期革命斗争建立起来的,是在广大人民群众中生了根的,经过文化大革命,它更加巩固、更加强大。邓小平和一小撮阶级敌人的垂死挣扎,只能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以他们的彻底失败而告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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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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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无产阶级政党制定路线和政策的重要理论根据。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是马克思分析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规律得出来的必然结论。邓小平及其修正主义路线,不仅背叛了无产阶级专政理论,而且背叛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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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列宁运用对应统一这个宇宙的根本规律,对社会主义社会作过深刻的分析,明确指出、它还带着旧社会的痕迹,在消费品的分配方面存在着资产阶级的法权。列宁还指出:“不仅会保留资产阶级法权,甚至还会保留没有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国家”。(《国家与革命》,《列宁选集》第3卷第25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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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总结了列宁以后的实践经验,对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关系,以及它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的运动,作了深刻的分析,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毛主席指出:“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已经建立起来,它是和生产力的发展相适应的;但是,它又还很不完善,这些不完善的方面和生产力的发展又是相矛盾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在关于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中进一步指出:“总而言之,中国属于社会主义国家。解放前跟资本主义差不多。现在还实行八级工资制,按劳分配,货币交换,这些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所不同的是所有制变更了。”“我国现在实行的是商品制度,工资制度也不平等,有八级工资制,等等。这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这些科学论断清楚地告诉我们,在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还有矛盾,它集中地表现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个阶级、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产生新的资产阶级分子的土壤和条件,不仅包括某些私有制的残余,而且包括在按劳分配、等价交换以及人们相互关系方面存在的资产阶级法权;为了铲除修正主义的社会基础,创造使资产阶级既不能存在也不能再产生的条件,对资产阶级法权必须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毛主席的这一系列论述,打破了长期以来在政治经济学领域存在的形而上学观点,给了形形色色的修正主义观点以沉重的打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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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主义者总是宣称,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之后,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方面的革命也就完结了,从此,发展生产力便成为最主要的,甚至是唯一的任务。邓小平就是这种唯生产力论的顽固的鼓吹者。早在一九五六年,他就伙同刘少奇鼓吹国内的主要矛盾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说什么“现在革命任务已基本完成了,今后的任务就是搞建设”。去年,他又重新搬出唯生产力论,作为修正主义路线的理论基础。他提出“三项指示为纲”,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给唯生产力论贴上四个现代化的标签,要刮所谓“经济台风”、“业务台风”,实际上是妄图把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学习运动刮掉,借以维护资产阶级法权,维护资产阶级特别是党内资产阶级赖以安身立命的经济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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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唯生产力论,根本否认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还有矛盾;否认生产力诸因素中决定的是人而不是物;因而也就否认只有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深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坚定地依靠群众,发动群众,才能推动生产力向前发展。它根本否认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中还有资本主义的痕迹,否认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还有两种可能性,无产阶级如果不坚持继续革命,不对资产阶级法权进行限制,不同党内的资产阶级进行斗争,社会主义不但不能前进到共产主义,而且会倒退到资本主义。事情很清楚,如果依了邓小平的唯生产力论,必然要破坏已经建立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使生产关系中同旧社会差不多的那些东西永远保留并不断扩大,这样,资本主义和新的资产阶级分子就会从资产阶级法权这块土壤上更快地产生出来,为资本主义复辟培植社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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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喜欢讲的一句话是:“不管白猫黑猫,捉住老鼠就是好猫”。这比许多长篇大论更能表明唯生产力论的修正主义本质。毛主席在批判邓小平的时候指出:“他这个人是不抓阶级斗争的,历来不提这个纲。还是‘白猫、黑猫’啊,不管是帝国主义还是马克思主义。”邓小平把修正主义、帝国主义的东西当作宝贝。什么物质刺激,利润挂帅,洋奴哲学,爬行主义,条条专政,“马钢宪法”等等,在他看来都是不可须臾离开的东西。按照他这种买办资产阶级的经济思想,按照他的修正主义路线,能把社会主义生产搞上去吗?根本不可能。只有社会主义,只有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能够救中国,这是历史和现实已经证明了的。所以,他的所谓发展生产力、实现四个现代化是假,复辟资本主义才是真。我们同他的分歧,根本不是要不要实现四个现代化、要不要发展生产力的分歧,而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根本分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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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鼓吹物质刺激,反对批判物质刺激,是为了进一步强化和扩大资产阶级法权。物质刺激论是修正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观点。苏修叛徒集团一直用它来维护他们的特权和私利,把他们任意侵吞、剥削苏联无产阶级的劳动果实合法化,同时向劳动人民灌输资产阶级自私自利的腐朽思想,使之丧失革命斗志,听凭他们的压迫和剥削。列宁曾经指出:“机会主义和社会沙文主义的经济基础是一个,那就是人数很少的特权工人阶层和小资产阶级的利益:捍卫自己的特权地位,挥卫从‘本”民族的资产阶级靠掠夺异族、靠大国优越地位等而握取的利润中分一点油水的‘权利’。”(《社会主义与战争》,《列宁选集》第2卷第678页)在社会主义社会,修正主义也不是偶然现象,也有其产生的阶级基础和经济条件。邓小平鼓吹物质刺激,正是为了维护并扩大产生修正主义的经济条件。这同广大工人、农民、革命干部、革命知识分子的利益是根本对立的。政治是统帅,是灵魂。“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我们二十多年来的实践证明,只有坚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才能真正调动广大人民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引导他们沿着社会主义大道前进。搞物质刺激,只能是越搞,资产阶级法权越扩大,私有观念越增长;越搞,离社会主义越远,离资本主义越近。苏修的现实就是一面镜子。在那里,物质刺激可谓无孔不入了,结果又怎样呢?养肥了一小撮官僚垄断资产阶级,而广大劳动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却越来越贫困,挣扎在水深火热之中。物质刺激论究竟对哪个阶级有利,对哪个阶级有害,究竟是马克思主义,还是修正主义,不是十分清楚的吗!邓小平死死抓住这个东西不放,恰好证明他是背叛马克思主义的修正主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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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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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路线的斗争和哲学上两条路线的斗争是经常结合在一起的。党内历次机会主义路线的头子,从陈独秀、王明到刘少奇、林彪,都是在哲学上背叛了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以唯心论和形而上学作为他们机会主义路线的哲学基础。邓小平也是这样。他在哲学上背叛马克思主义的突出表现是,用唯心论反对唯物论,用折中主义冒充辩证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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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从来认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毛主席说:“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论联合政府》)又说:“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农村调查”的序言和跋》)我们的事业,我们的一切工作,我们的各项计划,从根本上说来,都不过是反映人民群众的要求。从群众中来又到群众中去,这是我们基本的领导方法,也是我们按照唯物辩证法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唯一正确的思想路线。和这条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相反,“唯心论和机械唯物论,机会主义和冒险主义,都是以主观和客观相分裂,以认识和实践相脱离为特征的”。(《实践论》》一切修正主义者都是历史唯心主义者。在他们看来,历史是少数英雄豪杰创造的,而不是奴隶们创造的,他们根本不承认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这个真理。他们十分害怕群众运动,群众运动起来了,总想千方百计地把它镇压下去。邓小平在这方面不是作了充分的表演吗?在对农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时候,他反对合作化。文化大革命开始的时候,他伙同刘少奇推行一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镇压革命群众。这次他又大刮右倾翻案风,否定文化大革命,否定社会主义的新生事物,站在群众的对立面,把仇恨发泄在革命群众身上,用所谓“整顿”这根大棒向广大革命群众和革命干部头上狠敲下去,进一步暴露了他的历史唯心主义的面目。他反对全心全意地依靠工人阶级和劳动群众,说什么“依靠工农兵是相对的”。马克思主义认为,最强大的一种生产万是革命阶级本身。列宁说:“全人类的首要的生产力就是工人,劳动者”。(关于用自由平等口号欺骗人民》,《列宁选集》第3卷第843页)邓小平反对这个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说什么“生产力就是科学”。他攻击工人阶级对教育、科技等上层建筑领域的领导是什么“一不懂行,二不热心”,鼓吹要由“有水平,有知识”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来领导。总之,他一贯坚持孔老二“上智下愚”的唯心史观,根本不把群众放在眼里,牢牢站在资产阶级贵族老爷的立场上,想复辟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一统天下。结果,就把自己摆在同广大群众和干部对立的地位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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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对立统一规律是宇宙的根本规律,矛盾着的对立面又统一,又斗争,由此推动着事物的发展。在复杂的事物的发展过程中,有许多的矛盾,其中必有一种是主要的矛盾,由于它的存在和发展,规定或影响着其他矛盾的存在和发展。用对立统一这个根本规律观察社会,在社会主义社会,国内的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抓住这个主要矛盾,以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为纲,纲举目张,其他各种矛盾才能得到正确的解决。邓小平公然修正这个基本原理,把安定团结、发展国民经济也摆在纲的位置上来。这样,就否定了主要矛盾,否定了对立统一这个根本规律,完全陷入了折中主义的泥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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折中主义就是修正主义。邓小平把三项指示平列起来,把政治和经济平列起来,把政治和业务、技术平列起来,玩弄抹杀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的诡辩术,就是折中主义的手法。列宁在批判布哈林时曾指出:““又是这个,又是那个”,一方面,另一方面——这就是布哈林在理论上的立场。这就是折衷主义。”(《再论工会、目前局势及托洛茨基和布哈林的错误》,《列宁选集》第4卷第449页)把这句话原封不动地用来给邓小平画像,不是很逼真吗?这种现象恰恰反映了修正主义的虚弱本质。他们本想推翻那些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在理论上早已解决了的问题,用修正主义的理论来代替它。但是,搞修正主义,违反工农兵、革命干部和革命知识分子,即占人口总数百分之九十五的人民大众的利益,很不得人心,他们不敢太露骨,于是就来个折中,因为“把马克思主义改为机会主义的时候,用折衷主义冒充辩证法是最容易欺骗群众的”。(列宁:《国家与革命》,《列宁选集》第3卷第188页)但是,在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觉悟日益提高的广大群众面前,他们这种伎俩已经不灵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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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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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说:“机会主义者形式上属于工人政党这一情况,丝毫也不能抹杀这样一个事实:机会主义者客观上是资产阶级的政治队伍,是资产阶级影响的传播者,是资产阶级在工人运动中的代理人”。(《第二国际的破产》,《列宁选集》第2卷第653页)机会主义者、修正主义者为了推行代表资产阶级的政治路线,总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进行攻击和修正。从伯恩施坦到苏修叛徒集团,都是以马克思主义过时为借口,全面地背叛马克思主义。在刘少奇、林彪表演了一番之后,现在邓小平又跑出来当反面教员了。他不是经常说什么“不要老是讲现话,要讲几句新话”么?从上面的分析可以清楚地看出:他所不要讲的“现话”,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他所要讲的“新话”,就是阶级斗争熄灭论、唯生产力论、唯心论和折中主义等修正主义的货色!当这些东西被阶级敌人作为向无产阶级专政进攻的武器来使用时,就化为天安门广场反革命政治事件中的那些极端反动和肮脏的政治口号。制造这一反革命政治事件的一小撮反革命分子,不是狂叫什么要“真正的马列主义”吗?这些反共、反人民、对我国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制度怀着刻骨仇恨的反动家伙,极端仇视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他们要的是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法西斯主义。他们把攻击的矛头指向伟大领袖毛主席,指向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公开打出拥护邓小平的旗号,这就说明,一小撮反革命分子心目中的“主义”,就是邓小平的修正主义。这就更加暴露了邓小平全面背叛马克思主义,搞修正主义,是代表了党内外资产阶级和国内外阶级敌人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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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取得了伟大的胜利。党中央根据伟大领袖毛主席提议,决定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这大长了革命人民的志气,大灭了阶级敌人的反动气焰。但是,斗争并没有结束。从思想上即理论上深入批判邓小平的修正主义路线,仍然是我们面前的一个重要战斗任务。历史经验表明,要彻底清算一条错误的政治路线,就必须从思想上即理论上把它批深批透。伟大领袖毛主席在领导全党同历次机会主义路线进行斗争时,都非常重视理论上的批判,在每一次斗争中都号召全党要认真读马列的书,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由于全党同志遵循毛主席的指示,认真看书学习,我们不仅战胜了历次机会主义路线,而且通过斗争,使全党的马克思主义水平不断提高,从而推动了革命事业的迅速发展。当前,为了发展大好形势,夺取反击右倾翻案风斗争的更大胜利,我们仍然要遵照毛主席关于“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的指示,在斗争中认真学习马列和毛主席的著作,认真学习毛主席的一系列重要指示,牢牢掌握批邓这个斗争的大方向,把这场伟大的斗争进行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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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说:马克思主义“在其生命的途程中每走一步都得经过战斗”。(《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列宁选集》第2卷第1页)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和胜利,必然使资产阶级、修正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攻击和修正,更加频繁,更加剧烈。但是,历史已经证明,马克思主义在每一次同修正主义进行大的斗争之后,都更加坚强,更加生气勃勃。马克思主义正是在同修正主义的斗争中不断向前发展的。而修正主义则和它所代表的资产阶级一样,是腐朽的,没落的,注定要灭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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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判工交战线的修正主义谬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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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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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已经取得了伟大的胜利。但是斗争并没有结束。从政治、经济、思想等方面,批判邓小平的修正主义路线,还是一个需要继续抓紧的战斗任务。以主力军的姿态战斗在斗争最前列的工人阶级,正在各级党委的领导下,坚持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以毛主席的一系列重要指示为武器,深入批判邓小平的修正主义的纲领和路线,批判他在经济战线散布的一整套修正主义谬论。这是把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进行到底的一个重要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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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是党内最大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他推行修正主义的纲领和路线,带头大刮右倾翻案风,不仅在上层建筑各个领域散布了大量的奇谈怪论,而且在经济战线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大唱反调。他打着“一切为了现代化”的幌子,直接插手工交战线,大会讲,小会吹,还亲自授意炮制了一个所谓发展工业的条例,大肆兜售修正主义黑货,妄图把社会主义的工业变成他复辟资本主义的基础。他的这一套,虽然颇有欺骗性,但是,却欺骗不了经过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锻炼的工人阶级。邓小平的修正主义黑货一出笼,就受到了广大工人群众和干部的抵制与批判。在许多工厂企业,工人们提出“同修正主义路线对着干”的革命口号,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把他的那一套顶了回去。毛主席代表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利益,亲自发动和领导了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更加鼓舞了工人群众的革命斗志。英雄的工人阶级和革命人民,在斗争中更加看清了邓小平修正主义路线的反动实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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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交战线的主要危险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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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搞复辟倒退,鼓吹“三项指示为纲”,极力否认工交战线的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反对以阶级斗争为纲。在他看来,当前主要危险是什么“不敢说抓生产”;还说什么“设备完好率差”,“不讲质量”,“技术是落后的”,等等,是“带有普遍性”的问题,公开否定党的基本路线对工交战线的统帅作用,妄图以此来改变工业发展的社会主义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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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工交战线带普遍性的问题?工交战线的主要危险是什么?这个问题毛主席早就作了回答。一九四九年以来,毛主席一贯强调“国内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这也是工交战线的主要矛盾。由于这个矛盾的存在和发展,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工交战线的普遍性问题,仍然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问题,是领导权掌握在马克思主义者、工人群众手里还是掌握在党内资产阶级、走资派手里的问题。主要危险是修正主义,是资本主义复辟。毛主席在党的九届一中全会上分析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性时指出:“看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搞是不行的,我们这个基础不稳固。据我观察,不讲全体,也不讲绝大多数,恐怕是相当大的一个多数的工厂里头,领导权不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不在工人群众手里。过去领导工厂的,不是没有好人。有好人,党委书记、副书记、委员,都有好人,支部书记有好人。但是,他是跟着过去刘少奇那种路线走,无非是搞什么物质刺激,利润挂帅,不提倡无产阶级政治,搞什么奖金,等等。”“但是,工厂里确有坏人。”“就是说明革命没有完”。在工交战线,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斗争,不到阶级消灭之日是不会完结的。老的资产阶级分子还存在,未改造好的知识分子还存在,贪污盗窃、投机倒把时有发生,由于资产阶级法权的存在,还在产生新的资产阶级分子。修正主义的办企业路线,什么利润挂帅,物质刺激,奖金等等,还有市场,走资派还在走的情况还会长期存在。这难道不是大家都看得见的事实吗?邓小平否认工交战线的阶级斗争,正是为了掩盖他代表党内外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进行斗争,掩盖他推行修正主义路线,走资本主义道路。这就从反面教育我们,千万不要忘记阶级和阶级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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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工厂企业是无产阶级向资产阶级进行阶级斗争的阵地,决不能把工厂看成单纯的经济组织,搞唯生产力论。毛主席说:“团结起来,为了一个目标,就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要落实到每个工厂、农村、机关、学校。”只有巩固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专政,不断完善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才能多快好省地发展社会主义生产,才能使工厂企业成为反修防修的坚强的战斗堡垒。工厂企业忘记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这个目标,离开阶级斗争去孤立地抓生产,就不但不可能为社会主义发展生产,还会成为滋生资产阶级、资本主义的土壤。那样发展下去,工厂的社会主义所有制就会变成资本主义的所有制,工人阶级就会重新沦为雇佣奴隶。工人们说得好:唯生产力论,唯的是资本主义,论的是修正主义。邓小平鼓吹要“敢说抓生产”,并不是要真正搞好社会主义生产,而是要引导人们放弃工厂企业这个阶级斗争的阵地,放弃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专政,以便他顺顺当当地复辟资本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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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的工厂企业,当然要努力完成和超额完成生产计划,要不断解决设备维修、技术革新、产品质量等方面的问题。但是,这些问题的解决,同样不能离开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斗争。毛主席说:“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只有以阶级斗争为纲,深入开展对修正主义、资本主义的批判,不断解决执行什么路线,走什么道路的问题,社会主义的生产,才有正确方向,才有强大动力;包括设备、技术、质量在内的一切有关生产方面的问题,才能真正得到正确的解决;才能多快好省地走我们自己工业发展的道路,迅速建成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实现社会主义的工业现代化。邓小平反对以阶级斗争为纲,还是搞“不管白猫黑猫”那一套,不管马克思主义还是帝国主义,结果必然走资本主义道路,破坏社会主义生产。他所说的“现代化”,是实现有利于资产阶级的资本主义的现代化,是要使我国沦为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的经济附庸。这是我们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坚决不能答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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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何重弹利润挂帅、物质刺激的老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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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判利润挂帅、物质刺激那一套修正主义黑货,这是工交战线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进行阶级斗争的一个重要方面。文化大革命以来,广大工人群众没有放松对这些黑货的批判,这使邓小平大为恼火,他攻击批判利润挂帅是“片面反对抓利润”,说什么“不是说利润挂帅嘛,在这个问题上挂点帅没关系,要不国家靠什么?”并且公然反对批判物质刺激,毫不掩饰他搞修正主义的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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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为什么要办工业、办经济事业?工厂为什么而生产,工人为什么而做工?是为了利润,为了金钱,还是为了革命,为了人民?这是需要辩论清楚的。毛主席说:“发展经济,保障供给,是我们的经济工作和财政工作的总方针。”(《抗日时期的经济问题和财政问题》)我们开矿山,炼钢铁,造机器,发展一切轻、重工业的生产,不是为了别的,正是为了保障供给,满足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需要,满足人民群众进行生产和生活的需要,“备战、备荒、为人民”。这同巩固工农联盟,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和在将来实现共产主义这个远大目标是联系在一起的。为革命,为人民,这是社会主义生产同资本主义生产相区别的根本标志。资本家所以开工厂,办企业,根本目的就在于榨取高额利润。马克思说:“资产阶级社会的使命就是赚钱”,(《政治经济学批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148页)“生产剩余价值,赚钱发财,是这个生产方式的绝对规律”。(《资本论》第1卷第680页)一切为了赚钱,怎么有利,就怎么干,唯利是图,不择手段。这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基本特征。邓小平鼓吹利润挂帅、物质刺激,抹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的根本区别,再一次暴露了他那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和世界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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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润挂帅、物质刺激,讲的是金钱、物质,实质上是一种资产阶级的政治,是资产阶级用以腐蚀我们的干部、群众,破坏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腐蚀剂。在社会主义的工厂企业推行这一套,怎么能说“没关系”呢?社会主义经济是计划经济,是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一个工厂,生产什么,不生产什么,生产多少,这些都要服从一定的计划,都要有利于人民的利益。如果每个工厂都搞利润挂帅,利大大干,利小小干,无利不干,那不就会冲击和破坏社会主义计划经济、造成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吗?为了追逐利润,企业之间就会以邻为壑,就会把社会主义的协作关系,变成资本主义的竞争关系。搞利润挂帅,片面追求产值、利润,求拜于“赵公元帅”,搞什么奖金等等,用物质去刺激人们的积极性,必然要腐蚀干部、群众的思想,破坏工人队伍的团结,把人们引上斤斤计较个人得失,争名夺利的邪路上去,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成雇佣关系、金钱关系。由此可见,搞利润挂帅、物质刺激,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就会受到破坏,资产阶级法权就会恶性膨胀,发展下去,就必然导致资本主义所有制的复辟。在这方面,苏联社会帝国主义就是一面镜子,从中可以照见邓小平的险恶用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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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革命和建设的需要,社会主义企业也需要计算成本,实行经济核算,也应当按照国家的要求完成一定的盈利计划。这是人所共知的。文化大革命以来,这些并没有取消。社会主义企业的盈利是社会主义积累的主要来源。我们从来重视经济核算,重视积累,反对不计成本,忽视积累,铺张浪费的错误思想。邓小平把批判利润挂帅、物质刺激,攻击为“片面反对抓利润”,这完全是故意制造混乱,别有用心。文化大革命以来,正是由于批判这套修正主义货色,调动了广大工人群众的积极性,认真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执行国家计划,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积累了越来越多的资金。目前,有少数的企业为了扩大工农业再生产和满足人民生活的需要,暂时盈利不多,有的暂时还有亏损,这是在计划允许之内的,正是体现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优越性。至于有些本来可以不亏损的企业,所以出现某些亏损的现象,根本原因正是由于那里领导班子的思想政治路线没有端正,阶级斗争抓得不力,资产阶级、修正主义的东西在企业里作怪,群众的积极性没有充分发挥出来。它正好说明还需要继续批判修正主义路线,批判利润挂帅、物质刺激那一套黑货。毛主席说:“思想工作和政治工作是完成经济工作和技术工作的保证,它们是为经济基础服务的。思想和政治又是统帅、是灵魂。只要我们的思想工作和政治工作稍为一放松,经济工作和技术工作就一定会走到邪路上去。”在我们社会主义国家,发展生产不靠利润挂帅,不靠物质刺激。我们靠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靠无产阶级政治挂帅,靠以阶级斗争为纲,靠强大的政治思想工作。这是办好社会主义企业的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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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靠工人阶级还是依靠资产阶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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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阶级斗争为纲办工业,“必须全心全意地依靠工人阶级”,充分发挥广大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大搞群众运动。这是毛主席的一贯思想,也是被实践所证明了的一条真理。与此相反,邓小平却胡说什么“依靠工农兵是相对的”,反对依靠工人阶级。他一方面重新贩卖管、卡、压,条条专政那一套,扼杀广大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一方面又大肆鼓吹专家治厂、洋奴哲学,拜倒在国内外资产阶级“权威”的脚下,俨然象一个资产阶级的大买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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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工人群众是相信还是不相信,是依靠还是不依靠,这是两个阶级、两条路线斗争的一个重要问题。毛主席指出: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最有远见,大公无私,最富于革命的彻底性”。(《论人民民主专政》)不相信和依靠工人群众,工交战线的革命和建设都不可能搞好。工人阶级是在同资产阶级、资本主义的斗争中诞生和成长起来的。它对资本主义最痛恨,对社会主义最热爱,走社会主义道路最坚决。只有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发动工人群众参加领导、参加管理,议政治、抓大事,对企业领导实行革命监督,才能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按照工人阶级先锋队的思想面貌改造企业,使领导权真正掌握在马克思主义者和工人群众手里,加强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专政。工人阶级也要在斗争中不断改造自己,提高对工人阶级历史使命的认识,就是改造自己的一个方面。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工厂企业的一个重大变化,就是进一步确立了工人阶级的主人翁地位。许多工厂企业的党组织,依靠工人群众管理企业,打破了列宁批判过的那种“似乎只有所谓‘上层阶级’,只有富人或者受过富有阶级教育的人,才能管理国家,才能管理社会主义社会的有组织的建设”(《怎样组织竞赛?》,《列宁选集》第3卷第395页)的资产阶级偏见,充分显示了工人阶级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的伟大作用。这是对邓小平修正主义谬论的有力批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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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工人群众,有无限的创造力,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主力军。列宁说:“生气勃勃的创造性的社会主义是由人民群众自己创立的。”(《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列宁全集》第26卷第269页)我们要走自己工业发展的道路,加速实现社会主义的工业现代化,靠什么呢?一不靠对外扩张、掠夺的霸权主义,二不靠向外国资产阶级乞求的洋奴哲学,而是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指引下,依靠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帝国主义曾经封锁我们,苏修叛徒集团曾经卡我们的脖子,正是由于我们依靠群众,发动群众,批判了洋奴哲学、爬行主义,激发了人民群众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奋发图强的革命精神,才战胜了前进道路上的一切艰难险阻,取得今天这样的伟大胜利。全心全意地依靠工人阶级,大搞群众运动,革命就热气腾腾,生产就多快好省。文化大革命以来,一些历来使洋人生畏的“禁区”,被工人阶级的实践打开了;一些“专家”、“权威”认为办不到的事情,工人们却办到了,而且办得很好。这些无可争辩的事实再一次证明了“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这一颠扑不破的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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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宣扬依靠工人阶级是“相对的”,这是刘少奇鼓吹的“群众落后论”的翻版。按照他的谬论,依靠工人阶级是有条件的,今天可以依靠,明天可以不依靠;对他有用时就依靠,对他不利时就不依靠。这种所谓的“相对依靠”,实质是不依靠,反对依靠。这是由他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和世界观所决定的。邓小平反对依靠工人阶级,他究竟要依靠谁呢?让我们从他的反动言行中找答案吧!邓小平重新工作之后,不是到处访“隐士”请“逸民”,叫嚷要把那些“横下一条心”、“不要怕第二次被打倒”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扶上台吗?这就说明,他要依靠的是党内资产阶级;邓小平不是鼓吹要把同他们利益一致的“有水平,有知识”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提到领导岗位”上来吗?这就说明,他要依靠的是少数资产阶级“专家”、“权威”;邓小平不是拜倒在“洋人”脚下,把“洋专家”、“洋设备”奉若神明吗?不是极力宣扬洋奴哲学、爬行主义吗?这就说明,他要依靠的是外国资产阶级。从四月上旬天安门广场发生的反革命政治事件来看,拥护邓小平的就是一小撮敌视无产阶级专政的阶级敌人,新产生的资产阶级分子,包括流氓、地痞在内的社会渣滓,这也是他的依靠对象。邓小平站在资产阶级一边,反对依靠工人阶级,正好说明他代表了党内外资产阶级的利益,是反革命复辟势力的总后台。由此看来,邓小平是搞社会主义还是搞资本主义,要把工业搞到哪个方向、哪条道路上去,这不是最清楚不过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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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顿”的意图何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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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在工交战线推行修正主义路线,打的一个幌子是“发展生产”,采取的一个措施是全面“整顿”。现在,我们来看看,他到底要“整顿”什么,要把工业“整”到哪里去?他搞的这一套,到底是有利于生产还是既破坏社会主义革命又破坏社会主义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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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把文化大革命以来的工交战线描绘成一团漆黑,说什么工业方面“问题不少”,“相当多”,“必要的规章制度没有了”,“积重难返”。总之,在他看来,似乎一切都搞“乱”了。他叫嚷说,应当引起“严重注意”,要“拚老命”,“敢于整顿”,把它“扭转”过来。邓小平的言行告诉我们,他那个“整顿”就是翻文化大革命的案,搞复辟倒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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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大革命把什么东西搞“乱”了,这是大家都清楚得很的。文化大革命摧毁了刘少奇、林彪两个资产阶级司令部,批判了修正主义路线,对上层建筑、生产关系中的资本主义的东西进行了一次猛烈的冲击。利润挂帅,物质刺激,洋奴哲学那套不香了,“一长挂帅,四总当家”,管、卡、压,条条专政那套不灵了。这不正是乱了资产阶级、修正主义吗?这种革命有什么不好呢?在毛主席关于斗、批、改指示的指引下,经过建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大批判,清理阶级队伍,整党,精简机构、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下放科室人员这几个阶段,工厂企业的面貌发生了显著变化。合理的规章制度在斗争中不断完善起来。干部、群众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觉悟大为提高;工人群众参加对企业的领导和管理;干部、技术人员参加劳动;工人群众之间打破了狭隘的分工界限,“一盘棋大家走,‘龙江’水全厂流”,协作精神大发扬。“鞍钢宪法”得到进一步落实。一大批有利于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新生事物生长起来。工业学大庆的群众运动更加深入发展。对工业战线在上层建筑、生产关系方面发生的这种有利于社会主义的变革,工人阶级和广大群众无不拍手称快。而邓小平却斥之以“乱”,行之以“扭”。这同当年孔老二在奴隶制崩溃时期大叫“礼崩乐坏”,要“克己复礼”,是何等相似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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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说,在文化大革命前根据刘少奇修正主义办企业路线炮制出来的那些条条框框“还是好的,还可以用”,这就一语道破天机,原来他所说的“必要的规章制度”,就是这一套货色。这些东西是好是坏,同它进行过反复较量的工人阶级是最清楚不过的。文化大革命中,修正主义路线受到了广大群众的批判,邓小平自己也作了“检讨”,承认错了。而风过之后,他又要把这一套搬出来,而且果然搬出来了,他授意炮制的《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完全承袭了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的衣钵,有过之而无不及。这就充分地暴露了他那个“整顿”的反动实质。他讲的“整顿”,只不过是砍杀新事物的大棒,是复辟旧事物的代名词。他要整掉的是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他要继承的是修正主义的传统;他要整掉的是已经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整掉上层建筑和生产关系方面那些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新生事物,他要恢复和扩大的是资本主义、修正主义的东西;他要整掉的是“鞍钢宪法”,要恢复的是“马钢宪法”。邓小平说,“整顿”的关键是“领导班子问题”,要从上到下地建立起“强有力的,敢字当头的,有能力的”领导班子,这就是说要把那些敢于搞修正主义,并且“有经验”、“有能力”搞修正主义的人扶上台来,以便他从上到下地推行修正主义路线,搞翻案复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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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为了使他的“整顿”“名正言顺”,还找了一个借口,说是“生产能力都没有发挥出来”,似乎是为发展生产而“整顿”,这是骗不了人的。正反两方面的经验证明,只有革命,才能解放生产力,才能促进生产的发展。要更好地发挥工业的生产能力,就要坚持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不断地解决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社会主义时期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又相适应又相矛盾的情况,在工交战线同样存在。在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指引下,坚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按照社会主义原则,正确处理这些方面的矛盾,从各个方面限制资产阶级法权,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改革生产关系方面同生产力不相适应的部分,才能不断使生产能力得到充分发挥。文化大革命前,邓小平伙同刘少奇在工交战线推行修正主义路线,顽固地要维护和扩大上层建筑和生产关系方面同旧社会差不多的那些东西,结果是干扰破坏了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贯彻,严重阻碍了我国社会主义工业的发展。文化大革命中,工人阶级和革命人民,批判刘少奇、林彪的修正主义路线,冲击了上层建筑和生产关系方面的旧东西,促进了整个工业生产和建设的突飞猛进的发展。随着反击右倾翻案风斗争的深入发展,工交战线的广大工人、干部、革命知识分子,抓革命,促生产的积极性更加高涨,工业生产正在大步前进。这一切都是对邓小平的反动谬论的有力回击。邓小平极力反对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方面的改革,这就暴露了他破坏社会主义革命,破坏社会主义生产,妄图复辟资本主义的真面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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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在体育战线鼓吹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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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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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战线的广大干部和群众,坚决拥护党中央的两项英明决议,热烈欢呼粉碎天安门广场发生的反革命政治逆流的伟大胜利。党中央两项英明决议的发表和对一小撮反革命分子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大长了无产阶级的志气,大灭了资产阶级的威风,更加鼓舞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深入开展反击右倾翻案风的伟大斗争,彻底清算邓小平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的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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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内最大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带头刮起的右倾翻案风,在体育界也有表现。它否定体育战线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获得的胜利成果,歪曲体育工作的根本方向和任务,妄图把社会主义体育拉上修正主义的邪道,为资产阶级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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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指出:“什么‘三项指示为纲’,安定团结不是不要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毛主席的指示,是对邓小平宣扬的“三项指示为纲”的反动谬论的尖锐批判。邓小平为了兜售其“三项指示为纲”的修正主义纲领,在体育界,不讲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讲抓阶级斗争,不讲无产阶级政治挂帅,而说什么:“‘友谊第一,比赛第二’,这就是一个纲”;你们的“工作计划”,“无非是提高运动技术水平,争取好的成绩嘛”!这跟他在其它战线散布的反动谬论是一样的,都是搞以目乱纲、以目代纲的鬼把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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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方针,是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提出来的,是毛主席无产阶级体育路线的一个重要内容。几年来,广大体育工作者和运动员在各项竞赛活动中,认真贯彻执行这一方针,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并受到外国朋友们的热情赞扬。在今后的体育比赛中,还必须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这一方针。但是,对整个体育工作来说,它还不是纲,而是目。单抓这一方针,还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体育的方向、道路问题。我们只有抓住阶级斗争这个纲,不断批判锦标主义等等资产阶级思想,才能坚持“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方针。邓小平把这一方针宣布为体育工作的“纲”,是不是要我们认真贯彻执行这一方针呢?只要联系他鼓吹的技术挂帅等一系列黑话,就清楚地看出完全不是这回事。如果平时按照他的技术挂帅的思想来教育、训练运动员,比赛时哪里还会坚持什么“友谊第一”?他硬说“友谊第一,比赛第二”是体育工作的一个“纲”,实际上既是取消这一方针本身,又是妄图使我们忘记阶级斗争这个纲。一箭双雕,这才是邓小平的险恶用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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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胡说体育工作“无非是提高运动技术水平”,就是说,除此之外,再没有其它工作可做了。“无非是”三个字,听来简单,实际却把抓阶级斗争、坚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等统统抛到九霄云外去了。我们不禁要质问邓小平:毛主席关于阶级斗争的一系列教导,到底还适用不适用于体育界呢?体育作为上层建筑的一个组成部分,是属于一定的阶级,属于一定的政治路线的。应该看到,我国体育领域里剥削阶级的体育观点和习惯势力的影响是很深的。资产阶级从来没有停止向无产阶级争夺体育这块阵地。党内资产阶级,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推行其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的时候,总是把黑手伸进体育战线,散布资本主义毒素,妄图扭转体育工作的社会主义方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前,在刘少奇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的干扰和破坏下,体育领域中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的技术第一、锦标主义、物质刺激、名利思想,曾经泛滥一时,腐蚀体育工作者和运动员,也毒害了不少体育爱好者,阻碍了社会主义体育事业的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批判了修正主义体育路线,批判了资产阶级名利思想,使我国社会主义体育进一步得到发展。然而,斗争业没有结束,已经取得的成果也并不很巩固。去年夏秋,当右倾翻案风甚嚣尘上时,什么“主要矛盾是运动技术水平上不去等奇谈怪论在体育界又风行一时。事实说明,体育战线和其它各条战线一样,同样“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体育战线的主要矛盾仍然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主要危险仍然是修正主义。邓小平故意否认体育界的阶级斗争,“无非是”想麻痹广大体育工作者和运动员的阶级斗争观念,以便把体育阵地变为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进攻的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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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是统师,是灵魂。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技术工作的生命线。任何技术都是为一定阶级的政治服务的。体育技术也不例外。我们要不要提高运动技术水平、争取好的成绩呢?当然要。但必须弄清楚提高运动技术的目的是什么。是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为工农兵服务,为推动体育的普及服务,还是为少数人的消遣服务?在国际比赛中,努力提高运动技术水平,是为了更好地执行毛主席的革命外交路线,还是单纯地为了争锦标、夺名次?对运动员来说,是为革命而提高技术,还是为个人的名利而提高技术?邓小平不谈这些根本问题,而单讲什么“无非是提高运动技术水平”,那就完全抹杀了社会主义体育和资本主义体育的根本区别。在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今天,如果不对运动员进行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教育,不抓方向问题,只抓技术问题,必然会使运动员受到资产阶级思想的腐蚀。有的即使技术暂时冒了尖,而资产阶级思想也冒了尖;有的则是技术水平既没有提高,思想水平却大大降低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前,这样的教训难道还少吗?我们的运动员,当然要练技术,但他们都是青少年,把他们培养成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是第一位的重要问题。这就要求我们在任何时候都不能忘记无产阶级政治挂帅,要不断引导他们努力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参加三大革命运动,虚心向工农兵学习,认真改造世界观,沿着又红又专的道路苗壮成长。不然的话,在资产阶级进攻面前丧失警惕,即使掌握了某种技术、取得了一定成绩,也会把技术和成绩当成“争名于朝、争利于市”的本钱,当成待价而沽的商品。这样的资产阶级个人全义思想膨胀下去,是很危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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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鼓吹技术挂帅,难道是真正关心提高无产阶级的技术水平吗?否!他的目的是反对无产阶级政治挂帅。科技界右倾翻案风的鼓吹者,居然以我国登山队攀登珠穆朗玛峰作比喻,胡说什么不管“从南坡爬,还是从北坡爬”,只要“攀上去”就行,公开贩卖邓小平的“不管白猫黑猫,捉住老鼠就是好猫”的黑货,大肆鼓吹技术挂帅的谬论。我国登山队难道是靠邓小平所鼓吹的技术挂帅上去的吗?这简直是对我国登山运动员的诬蔑!登山队员正是由于平时刻苦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坚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积极参加三大革命运动,虚心向工农兵学习,认真改造世界观,所以,才能怀着为无产阶级争光的雄心壮志苦练登山本领,终于登上了地球之巅。他们所克服的重重艰难险阻,是任何一脑子名利思想的人根本克服不了的。他们在困难面前表现出来的那种互相帮助、共同战斗的高尚品质,那种不怕牺牲、敢于胜利的无产阶级革命精神,是任何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严重的人根本不可想象的。这些事迹有力地证明:只有以阶级斗争为纲,实行无产阶级政治挂帅,才能促进我国社会主义体育事业的不断发展,才能不断攀登体育技术的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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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认为体育工作“无非是提高运动技术水平”,这就从根本上把体育工作的普及,开展群众性的体育活动,一笔勾销了。这是公然同毛主席关于“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的伟大教导唱反调。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体育战线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体育路线,许多地方群众性的体育活动开展得很好。为了进一步推动群众性的体育活动的广泛开展,去年举行的第三届全运会邀请了三百个抓革命、促生产好,开展群众性的体育活动也好的先进单位的代表出席,还特别把先进单位天津市小靳庄以社会主义思想占领思想文化阵地的画面放入全运会团体操的背景图。这一下可触怒了邓小平,他气势汹汹地责问:“小靳庄有什么好!”并立刻下令把画面砍掉,这是他凶神恶煞的狰狞面目的自我暴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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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不要大力开展群众性的体育活动,向来是体育战线两个阶级、两条路线斗争的一个根本问题。资产阶级认为,体育不过是玩玩乐乐、供人消遣的,把比赛看作是他们赚钱的工具。只要培养几个尖子运动员,能够替他们赢利就行了,什么群众性的体育活动,人民的健康水平,根本不可能放在他们眼里。修正主义的体育,本质上也是这一套。刘少奇、林彪一伙都曾经千方百计地否定工农兵群众的体育活动,说什么体育机构的任务“就是把身边的运动队搞好”。虽然他们不敢公开叫嚷“赚钱赢利”,但以锦标主义搞比赛,只知道拿冠军,不搞群众性的体育,实际上也就是把体育变成了少数人享受和消遣的工具。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工农兵是国家的主人,体育为工农兵服务,为工农兵所有,增强工农兵的体质,这是社会主义体育的根本任务。毛主席指出:“体育是关系六亿人民健康的大事”,“凡能做到的,都要提倡,做体操,打球类,跑跑步,爬山,游水,打太极学及各种各色的体育运动”。这些号召,是伟大领袖毛主席对广大人民群众健康的亲切关怀,也是我们体育工作必须遵循的根本方针。我们发展体育运动的根本目的,是增强人民体质,这就必须发动群众参加体育锻炼。人民群众的健康水平提高了,他们就能更好地抓革命,促生产。这样体育就能更好地发挥其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为社会主义经济基础服务的作用。党内最大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反对大搞群众性的体育活动,就是反对体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就是要把我们的社会主义体育变成资本主义体育,这是他全面复辟资本主义的阴谋在体育战线上的大暴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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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体育战线出现了广大运动员实行开门训练,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和工农兵一起参加阶级斗争,参加集体生产劳动,接受工农兵再教育,为工农兵作辅导表演的新气象;出现了体育竞赛面向基层、邀请工农兵担任评论员的新局面。这些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体育事业的新生事物,都是在党的基本路线指导下,在抓体育战线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中产生的。近几年来,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指引下,体育战线广大干部和群众认真看书学习,批判资产阶级,批判修正主义,积极进行上层建筑领域的革命,决心使体育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在党的领导下,有关部门积极抓紧体育运动队伍的思想建设,发动体育工作者和运动员批判资产阶级法权思想,抵制资产阶级的腐蚀,并开始对体育界某些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旧体制、旧规章进行改革,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今天,体育战线的社会主义革命方兴未艾,它必将冲破一切阻力而奔腾向前。党内最大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妄想开历史的倒车,否认体育战线的革命,其目的就是要复辟资本主义,这只能是痴心妄想。我们一定要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党的基本路线,集中火力批邓,深入反击右倾翻案风,把体育战线的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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攻击文化大革命就是妄图复辟——批判“运动一来往往伤害老工人和有经验的干部”的反动谬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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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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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内最大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制造了大量极为反动的政治谣言,煸动一小撮反革命分子和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向无产阶级专政猖狂进攻。他采取造谣诬蔑、挑拨离间的卑劣手法,胡说什么“运动一来往往伤害老工人和有经验的干部”。这一反动谬论,是对党所领导的历次政治运动,特别是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恶毒攻击,是一种居心险恶的反革命煽动。他的罪恶目的,就是妄图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建立以他为头子的封建买办法西斯专政,在中国复辟资本主义。最近发生在天安门广场的被粉碎了的反革命政治事件,就是他妄图复辟的一个最有力的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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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所说的“运动一来”,既包括了我们党所领导的历次政治运动,例如民主革命阶段的土地改革运动,社会主义革命阶段的“三反”“五反”运动、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改造运动、反右派斗争,等等;又包括了历次党内斗争,例如民主革命时期反对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罗章龙、王明、张国焘的“左”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斗争,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反对高岗、彭德怀、刘少奇,林彪的修正主义路线的斗争。我们党所领导的历次政治运动和党内斗争,都是无产阶级同地主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斗争,都是马克思主义同修正主义的斗争。没有这样的斗争,无产阶级就不能夺取政权,夺取政权以后资本主义还会复辟。在每次运动中,我们党依靠谁、团结谁、打击谁,历来都是十分明确的,有哪一次是“伤害老工人和有经验的干部”呢?说“运动一来往往伤害老工人和有经验的于部”,这纯粹是无耻的捏造。邓小平这样起劲地攻击党所领导的历次政治运动和党内斗争,显然是要为已被打倒的地主资产阶级翻案,为已被批判的历次修正主义路线翻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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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散布这种反动谬论,其攻击矛头直接指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社会主义条件下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政治大革命。这场大革命要解决的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革命的对象是资产阶级,重点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毛主席关于文化大革命的许多论述,毛主席领导我们摧毁刘少奇、林彪两个资产阶级司令部的伟大实践,都充分地说明了文化大革命的性质和阶级内容。邓小平是党内最大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他所代表的,是国际帝、修、反的利益,是党内外资产阶级的利益,是地、富、反、坏、右的利益。正因为如此,他对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文化大革命,就一直怀着刻骨的仇恨。文化大革命初期,他伙同刘少奇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疯狂镇压群众;一旦重新掌握了一部分权力,他又迫不及待地翻文化大革命的案,算文化大革命的帐,向党和人民进行猖狂的反扑。他妄图用文化大革命“伤害”了老工人和有经验的干部的谰言,从根本上歪曲文化大革命的性质,抹杀文化大革命的阶级内容。这是他的反动阶级本质的再一次大暴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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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大革命“伤害”了老工人吗?完全是颠倒黑白。毛主席在文化大革命中指出:“我国有七亿人口,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要充分发挥工人阶级在文化大革命中和一切工作中的领导作用。”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指引下,在毛主席关于“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的伟大号召鼓舞下,工人阶级团结广大革命群众同修正主义路线斗,同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斗,摧毁了刘少奇、林彪两个资产阶级司令部;工人阶级派出自己的优秀分子组成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上层建筑各个领域领导斗、批、改,把那些资产阶级的世袭领地夺回到无阶级手中,巩固了无产阶级专政;广大工人群众坚持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为发展社会主义国民经济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大批工人出身的干部走上了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岗位,充分显示了工人阶级的领导才能。大量事实证明,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工人阶级的政治地位大大提高,领导作用进一步加强。我国工人阶级从来没有象今天这样扬眉吐气,充满了主人翁的自豪感。对此,那些饱尝旧社会苦难、遭受修正主义路线迫害的老工人,感受尤为深切。邓小平是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修正主义者,就在右倾翻案风刮得最凶的那几个月里,他到处奔走游说,疯狂反对工人阶级的领导,叫嚷什么“依靠工农兵是相对的”,还蔑从工人中提拔于部“一般效果都不好”。可是,一转身,他又摆出“为民请命”的架势,说什么文化大革命把老工人“伤害”了,极力挑拨党和工人阶级的关系。请看,他极端虚伪的两面派嘴脸,不是暴露无遗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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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叫嚷文化大革命“伤害了干部,这也是捏造。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亿万群众参加的反修防修的伟大实践,同时也是一次对干部的马克思主义教育运动。正是在这场运动中,广大干部经受了考验,得到了锻炼,进一步明确了社会主义历史时期革命的性质、对象、任务和前途,提高了阶级斗争、路线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觉悟。经过文化大革命的深刻教育,大多数老干部焕发了革命青春,许多人参加了各级三结合领导班子,同中年、青年干部团结战斗,带领群众前进,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对于那些执行了修正主义路线的干部,因为他们有错误,群众批一下也是可以的,应该的。我们党历来的方针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只要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而又坚持不改和屡教不改的,就要允许他们改过,鼓励他们将功赎罪。”在文化大革命中,我们贯彻执行了这一正确方针,团结了干部的大多数,孤立和打击了一小撮混进干部队伍的叛徒、特务和死不改悔的走资派。对犯错误的干部进行批评帮助,使他们同修正主义路线决裂,重新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这正体现了党对干部政治上的关怀和爱护,怎么能说是“伤害”呢?如果讲“伤害”,真正伤害干部的正是那些修正主义路线头子自己。他们要搞修正主义,就必然要站到广大革命干部和群众的对立面,谁反对他们推行修正主义路线,他们就对谁百般打击、迫害。从瞿秋白的“惩办主义”到王明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从刘少奇的“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报”到林彪的“罢官运动”,哪一个不是把革命干部当作敌人来对待的呢?曾经是刘少奇资产阶级司令部二号人物的邓小平,怎样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残酷镇压革命群众,打击革命干部,实行白色恐怖,我们记忆犹新。现在,就是这个邓小平,竟然倒打一耙,诬蔑文化大革命“伤害”了干部,企图用贼喊捉贼的卑劣手法达到他翻案复辟的罪恶目的,这同样是枉费心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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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很有必要注意一下邓小平说的“有经验的干部”这句话。他所说的“有经验的干部”,是指那些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能够正确对待文化大革命的老干部吗?不是。对于这些同志,邓小平是照例加以排斥和打击的。他所谓的“有经验的干部”,是指那些包括他自己在内的对于文化大革命一不满意、二要算帐的坚持搞修正主义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要说文化大革命触动了这些人,那倒是说对了。我们就是要揭露和批判他们搞修正主义的错误,这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反修防修所必需的。如果依了他们,岂不就是容忍资产阶级复辟吗?在天安门广场制造反革命政治事件的一小撮阶级敌人,公开打出拥护邓小平的旗号,妄图推出邓小平当匈牙利反革命事件的头子纳吉,这就雄辩地说明,这些人正是把邓小平这样的修正主义者作为他们的政治利益的代表的。修正主义上台,也就是资产阶级上台。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及当前反击右倾翻案风的伟大斗争,把打击重点直指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革党内资产阶级的命,是完全正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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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制造“运动一来往往伤害老工人和有经验的干部”的谎言,妄图翻文化大革命的案,算文化大革命的帐,这从反面给我们一个教训,就是要正确对待文化大革命,正确对待群众,正确对待自己。也就是说,我们每个人都要认真改造自己的世界观。毛主席十分重视人们世界观的改造,明确指出:“不仅那些基本立场还没有转过来的人要改造,而且所有的人都应该学习,都应该改造。”(《在中国共产觉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又指出:“工人阶级要在阶级斗争中和向自然界的斗争中改造整个社会,同时也就改造自己。”(《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这种斗争,必然会反映到党内、反映到工人阶级队伍中来。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不注意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改造自己,有些人也会变坏。在复杂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中,有的人不是分不清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跟着谣言和诡辩跑吗?也有的人不是由于不能正确对待文化大革命,陷入了修正主义的泥坑吗?这就清楚地说明,我们要在斗争中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坚持搞马克思主义,不搞修正主义,就必须加强世界观的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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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修正主义者,因为手中没有真理,就要靠制造谣言和谎言来欺骗群众。邓小平大肆制造谣言和谎言,不过是这种故伎的重演。他这样做,就是妄图把水搅浑,要人们跟着他的修正主义路线走,以实现其翻案复辟的政治目的。在天安门广场制造反革命政治事件的一小撮阶级敌人,也是通过制造种种反革命谣言,借以蛊感人心,转移斗争大方向,进行反革命破坏活动的。阶级敌人玩弄这一套极其卑劣的手法,并不说明他们有力量,恰恰是本质极其虚弱的表现。在粉碎天安门广场反革命政治事件的斗争中,我们的一条重要经验,就是组织强大的革命舆论,同反革命谣言作斗争,戳穿阶级敌人的阴谋诡计。在强大的无产阶级专政面前,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政治事件很快被粉碎了。但是,敌人并不甘心失败,斗争仍然在继续。正如鲁迅说过的那样:“谣言家是极无耻而且巧妙的,一到事实证明了他的话是撒谎时,他就躲下,另外又来一批。”(《南腔北调集?我们不再受骗了》)一切革命的同志,都要充分认识阶级斗争的长期性和复杂性,擦亮眼睛,提高警惕,决不要受任何谣言的欺骗。对那些反革命的政治谣言,必须严加追查,坚决打击一小撮制造谣言的反革命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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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级斗争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邓小平拒绝毛主席、党中央的教育和挽救,顽固坚持反动立场,其性质已经变为对抗性的矛盾。党中央讨论了发生在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政治事件和邓小平最近的表现,根据伟大领袖毛主席提议,决定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大长了革命人民的志气,大灭了阶级敌人的威风。这是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是反击右倾翻案风的伟大胜利。毛主席、党中央这一英明决策,必将推动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出现一个新的高潮。翻案不得人心,倒退没有出路。党内最大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要搞复辟,广大工农兵、革命干部和革命知识分子是决不答应的。我们一定要在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进一步发展革命的大好形势,牢牢掌握批邓大方向,把反击右倾翻案风的伟大斗争进行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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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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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性”与“本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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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正定县三角村大队贫下中农评论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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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内最大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对人说过这样一段话:“文化大革命中的那些问题一概把它忘记,根本不要去想它,也不要提它了。我记性不好,都忘记了。”听话听声,锣鼓听音。这是一段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发泄刻骨仇恨的黑话。它活活地勾画出邓小平的反动嘴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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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真的“记性不好”,把文化大革命中的那些问题“都忘记了”吗?根本不是。正象受伤的豺狼忘不了猎枪,地主老财忘不了土地改革运动一样,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邓小平,对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场“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政治大革命”,怎么可能不仇恨,怎么可能忘记呢?事实上,他重新工作以后,或做报告,或谈话,或指使人炮制文章,有哪一天不是在制造反动舆论,攻击文化大革命呢?又有哪一天不是在盘算把文化大革命翻个个儿,重新推行修正主义路线呢?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摧毁了刘少奇、林彪两个资产阶级司令部,重点整了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挖出了一小撮叛徒、特务和其他反革命分子,他耿耿于怀,一旦掌握了一部分权力,就借口“整顿”,妄图把那些人重新扶上台,而把在文化大革命中锻炼成长的青年干部全部打下去,这是“忘记”了吗?文化大革命中批判了刘少奇、林彪的修正主义路线,对一些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进行了改革,而他一有机会就对社会主义新生事物横加指责,百般诋毁,什么教育革命是“不读书”呀,什么革命样板戏“卖不出去票了”呀,什么赤脚医生“水平低”,“不能一步登天”呀,等等,等等,必欲加以扼杀而后快,妄图全盘恢复修正主义的那一套,这是“忘记”了吗?邓小平自己的行径戳穿了他自己的谎言。他所谓“一概忘记”,“不要想”,“不要提”之类的话,只不过是把真相隐藏起来,装出一副老实面孔,伺机卷土重来。古往今来,一切没落阶级的复辟狂在受到打击的时候,往往都要使用以退为进、以屈求伸的反革命策略。秦国的奴隶主贵族公子虔反对商鞅变法受到惩罚以后,八年“杜门不出”,好象“都忘记了”。但是,当秦孝公一死,他就马上进行反攻倒算,车裂了新兴地主阶级的改革家商鞅。苏联共产党(布)内的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结成反党联盟,反对列宁主义,遭到批判以后,在《真理报》上公开承认他们的“行动是绝对错误的”,好象认输了,“悔过”了。但是,没有多久,他们就进行猖狂反扑,最后竟在莫斯科举行了反动示威。邓小平玩弄的也就是这一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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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对文化大革命中的那些问题邓小平一点都没有忘记吗?也不是。毛主席、党中央对他的多次教育和挽救,他“都忘记了”,文化大革命中广大革命群众对他的批判、帮助,他也“都忘记了”。想当初,他信誓旦旦,一而再、再而三地写检讨、表“诚心”,赌咒发誓“永不翻案”,“悔过自新”。可是,时隔不久,就“都忘记了”,自己说过的也不算数了。比如,以前他在检讨中说,“在对待阶级斗争问题上”,“我的思想是偏右的”,但一重新工作,就又宣扬“阶级斗争哪能天天讲?”你看,他就是如此的翻脸不认帐。这不是他的“记性不好”,而是他的资产阶级本性难改。他所“忘记”的和不“忘记”的都不是他的“记性”决定的,而是由他所代表的那个阶级的本性决定的。被推翻的剥削阶级总是不承认他们的失败,总是要继续和人民较量。今天,一小撮阶级敌人在天安门广场制造反革命政治事件,妄图推出邓小平当他们的纳吉,这又一次告诉我们,资产阶级的本性难移,修正主义路线的头子,改也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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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文化大革命,我们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是永远也不会忘记的。它不仅给我们提供了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同资产阶级作斗争的经验,也是教育广大干部和群众坚持继续革命、反修防修的好课堂。在文化大革命中,老干部焕发了革命青春,青年干部得到了很好的锻炼。我们大队的于部就是这样的。一些犯过错误的干部经常回顾文化大革命,由衷地感激文化大革命对自己的教育和挽救,从中吸取力量,鞭策自己,鼓舞斗志。因此,他们在三大革命运动中,充满朝气,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不断地做出新的贡献。而党内最大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要我们把文化大革命“一概忘记”,就是要我们忘记同党内外资产阶级、同走资派作斗争,忘记批判修正主义、批判资产阶级法权思想和限制资产阶级法权,一句话,就是要我们忘记文化大革命的丰功伟绩和基本经验。而这些经验,正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宝贵财富,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法宝。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锻炼的广大干部和群众决不会上当,坚决驳斥一切否定文化大革命的谬论,坚决巩固和发展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成果。敌人越是起劲地攻击文化大革命,我们越是要对文化大革命大赞大颂,大书特书,把它载入史册。历史已经证明,并且将继续证明,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但永远不会被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所“忘记”,相反,随着社会主义革命的不断深入,将日益加深人们对它的理解,日益显现出它在反修防修、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中的重大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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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依靠”是什么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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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南机车工厂工人评论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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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七五年九月的一天,正当邓小平掀起的右倾翻案风呼呼大刮的时候,在一次科学院汇报的会议上,邓小平再次大放厥词。谈到整顿领导班子时,他反复强调依靠“有水平,有知识”的技术人员,要让他们当领导;谈到工厂、企业的整顿时,他又强调要把走“白专”道路的技术人员“提到领导岗位上”;他甚至还想调动起“劳改犯”的“积极因素”。看,他反攻倒算的劲头何其猖狂!他还特别为自己这些做法找了一条“理论根据”,这便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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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调依靠工农兵是相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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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条“理论根据”是从哪里来的呢?邓小平的黑话,当然在马克思主义著作中是不能找到的。不过对这一条,我们工农兵倒也熟悉,不查便知,它是刘少奇黑话的翻版。早在解放初期,刘少奇便对抗伟大领袖毛主席关于“全心全意地依靠工人阶级”(《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的教导,胡说什么工人阶级“一般的讲是可靠的”,但有时候又是“不可靠的”,“不要以为依靠工人阶级就没有问题”。邓小平对马列的教导,对毛主席的教导不学习,不执行;而对他那修正主义同伙的谬论,却是不学自通、不记就会的。他和刘少奇都是党内的资产阶级,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都是工农兵的死对头,他们说话一个腔,唱的一个调,是毫不奇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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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什么时候,哪怕是“相对”地依靠过一下工农兵呢?他没有说,我们也没看到他这样做。我们看到的事实是:在工业战线,他攻击依靠工人阶级参加管理是把企业搞乱了,妄图对工人恢复“管、卡、压”;在农村,他攻击贫下中农掌握医疗卫生大权是“一步登天”的幻想;在教育界,他否定工人阶级、贫下中农管理学校的成绩,反对从工农兵中招收大学生;他还反对从工农兵中提拔干部;……这些事实告诉我们:邓小平所谓“相对依靠”,不过是虚晃一枪;“绝对”不依靠,反对依靠,才是他的真心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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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对依靠工农兵,那么他想依靠谁呢?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激烈斗争的社会主义时期,反对依靠工人阶级,反对依靠工农兵群众,就必然要依靠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邓小平正是这样。他叫嚷要“依靠”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远不自今日始。也是在建国初期,他即吹捧“中国的资产阶级……有本领”,胡说什么无产阶级“不如资产阶级”,“我们要靠”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们也能够依靠”。他还想方设法让地、富,甚至还乡团“加入工会”,让他们混进工人阶级队伍。他的这些反动思想,一丝未改地延续到今天。即如在本文开始时提到的那次会上,他不是还在说着这些吹捧、依靠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胡话吗?只不过更露骨、更疯狂罢了。明于此,就不难理解,最近在天安门广场反革命政治事件中,一小撮阶级敌人为什么要公然打出拥护邓小平的旗号了。原来邓小平是党内外资产阶级、地、富、反、坏、右的总代表。党中央及时撤销了他党内外的一切职务,这是多么英明的决定啊!不然的话,让他一直窃据着党的领导职务,资产阶级、地、富、反、坏、右、牛鬼蛇神一齐跑了出来,那就会象毛主席所警告的那样:“不要很多时间,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现全国性的反革命复辟,马列主义的党就一定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党,变成法西斯党,整个中国就要改变颜色了。请同志们想一想,这是一种多么危险的情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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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工农兵群众是国家的主人。我们必须象毛主席教导的那样,“全心全意地依靠工人阶级”,“直接依靠广大革命人民群众”。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中,都是要坚定不移地这样做的,来不得半点含糊,打不得半点折扣。由于阶级地位决定,工农兵总是要继续革命的。他们深深懂得,资本主义复辟意味着什么。他们最痛恨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最痛恨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搞修正主义。他们最听毛主席的话,最热爱社会主义道路。依靠他们,才能真正做到反修防修,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同时,他们又最聪明,最有才能,最有实践经验。往往是下级高于上级,群众高于领导。依靠工农兵,我们就有无穷无尽的智慧和力量,就能把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不断推向前进,从而最后地战胜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实现我们的伟大理想——共产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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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农兵是人口的绝大多数。反对工农兵的人极端孤立,是没有好下场的。刘少奇本能地感到,依靠工人阶级“有问题”。对他所代表的那个阶级和他那条修正主义路线来说,的确大有问题。我们正是在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依靠工人阶级,依靠广大的工农兵群众,发动了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沉重地打击了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彻底粉碎了他那条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如今邓小平又在唱着刘少奇的老调子,难道他的修正主义路线的下场会比刘少奇的更好一点儿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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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阶级斗争为纲乘胜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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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紧抓住阶级斗争这个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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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寨大队党支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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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反击右倾翻案风的伟大斗争蓬勃发展的大好形势下,中共中央政治局根据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提议,一致通过华国锋同志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的决议;一致通过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决议。这是毛主席、党中央采取的反修防修的重大措施,是保证党和国家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英明决策,是反击右倾翻案风的伟大胜利。我们大寨大队的共产党员、贫下中农坚决拥护党中央这两项重大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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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政治事件,是邓小平推行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明目张胆搞翻案复辟的直接产物。它再一次告诉我们,社会主义历史阶段存在着的阶级斗争是多么尖锐,多么复杂。同时,也告诉我们,邓小平鼓吹阶级斗争熄灭论的险恶用心,就是要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毛主席教导我们:“千万不要忘记阶级和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我们一定遵照毛主席的指示,提高警惕,牢牢掌握斗争的大方向,深入批判邓小平的修正主义路线,勇敢战斗,乘胜前进,夺取更大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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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在批判第二国际修正主义时指出:“机会主义恰巧在最主要之点不承认有阶级斗争,即不承认在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时期,在推翻资产阶级并完全消灭资产阶级的时期有阶级斗争。”(《国家与革命》,《列宁选集》第3卷第200页)邓小平正是在这个最主要之点上否认阶级斗争的。他早在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的时候,就追随刘少奇,宣扬“阶级已基本消灭了,就不应该强调阶级斗争”。他重新工作后不久,又迫不及待地炮制了一个“三项指示为纲”的修正主义纲领,否定阶级斗争为纲,否定党的基本路线。他公然攻击毛主席的指示,疯狂地叫嚷:“阶级斗争哪能天天讲?”充分暴露了他背叛马克思主义的反动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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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在批判右倾翻案风时指出:“一九四九年提出国内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十三年后重提阶级斗争问题,还有形势开始好转。文化大革命是干什么的?是阶级斗争嘛。刘少奇说阶级斗争熄灭论,他自己就不是熄灭,他要保护他那一堆叛徒、死党。林彪要打倒无产阶级,搞政变。熄灭了吗?”毛主席的话是颠扑不破的真理,说到我们贫下中农心坎上了。邓小平鼓吹阶级斗争熄灭论,熄灭了吗?根本没有。拿我们大寨来说,不讲在土地改革前后同地主、富农的尖锐斗争,就讲农业合作化以后,哪一年、哪一月、哪一天没有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呢?大寨的哪一点成就不是在阶级斗争的大风大浪里夺取的呢?我们在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能在继续革命的征途上从一个高峰攀登到另一个高峰,实现了人变、地变、产量变,最根本的原因,就是我们坚决按照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办事,一直抓住阶级斗争这个纲不放,狠斗修正主义,狠斗资本主义,抵制和反对了刘少奇、林彪以及邓小平的修正主义路线的干扰和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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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这一段阶级斗争的历程,是惊心动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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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五七年,邓小平鼓吹“不应该强调阶级斗争”的话音未落,资产阶级右派就向党、向社会主义发动了猖狂进攻。在我们大寨,地、富、反、坏也一齐跳了出来,疯狂地反对党的领导,反对农业合作化,妄想倒退到资本主义道路上去。我们坚持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对这些阶级敌人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粉碎了他们的进攻。革命激发了社员们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加快了大靠在社会主义道路上前进的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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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六〇年到一九六二年,在国家由于自然灾害和苏修叛徒集团撕合同、撤专家造成暂时困难时,邓小平和刘少奇、林彪相呼应,鼓吹“包产到户”,叫嚷“不管白猫黑猫,捉住老鼠就是好猫”,妄图在农村复辟资本主义。一时“三自一包”的资本主义妖风,刮得乌烟瘴气。我们没有动摇,带领群众坚持了社会主义道路。在这个期间,没有卖一斤高价草,没有卖一斤高价粮,硬是顶住了这股资本主义妖风,发扬共产主义风格,依靠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巩固和壮大了社会主义集体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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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政治大革命,经过斗争,摧毁了刘少奇、林彪两个资产阶级司令部,深入地批判了他们的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取得了伟大的胜利。但是,阶级斗争并没有熄灭。我们牢记伟大领袖毛主席关于“千万不要忘记阶级和阶级斗争”的教导,在党的十大闭幕以后,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发动了一个政治上反复辟、思想上反腐蚀、经济上反蚕食的斗争。结果发现,在我们这样的先进队里,并不平静,也有阶级斗争,也有人走资本主义道路,党员干部中也有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人。我们也只有抓好阶级斗争,才能继续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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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在我们大寨,可以说是阶级斗争炮火连天的一年。当邓小平重新鼓吹阶级斗争熄灭论,大刮右倾翻案风的时候,我们实际上是一直同他的修正主义路线对着干的。邓小平破坏学理论,我们党支部就带领群众坚持学习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学习马、恩、列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论述,联系实际,回顾和总结土地改革以来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史,进一步加强了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邓小平攻击、反对评论《水浒》,我们党支部就发动群众评论《水浒》,总结阶级斗争的经验教训,使干部和群众知道投降派,进一步认识党内产生宋江式的地主资产阶级代理人的极端危险性。邓小平反对限制资产阶级法权,我们党支部就发动群众全面总结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斗争经验,开最对资产阶级法权思想的大批判,教育干部和群众人人当自觉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战士,努力铲除滋生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土壤。邓小平炮制“三项指示为纲”的修正主义纲领,鼓吹唯生产力论,我们党支部就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进一步开展大批修正主义,大批资本主义的斗争,纯洁了党的组织,增强了党支部的战斗力。邓小平反对社会主义的新生事物,压制革命的新生力量,我们党支部就发动群众,批判保守思想,支持新生力量,进一步加强了老中、青三结合领导班子的战斗团结。正是因为我们认真学习毛主席的一余列指示,坚持党的基本路线,邓小平刮的右倾翻案风就影响不了大寨,相反地,我们还在斗争中,进一步提高了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觉悟。这次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一开始,我们就比较自觉地跟上毛主席、党中央的部署,积极地投入到这场伟大的斗争中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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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级斗争的实践,清楚地告诉我们,社会主义社会不是“仙山琼阁”,而是一个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社会;集体化以后的农村,不是什么“财产都姓公,张王李赵一家人”,而是充满着社会主义道路同资本主义道路之间你死我活的斗争。邓小平炮制“三项指示为纲”,鼓吹把“四个现代化”放在一切工作的首位,其目的就是要取消阶级斗争这个纲,捆住我们的手脚,好让资产阶级顺顺当当地复辟,这难道不是一目了然的事实吗?不然,为什么当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揭露了邓小平的反动面目,一小撮阶级敌人就那样惶惶不可终日,狗急跳墙,在天安门广场制造了严重的反革命政治事件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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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大倾袖毛主席指出:“社会主义革命革到自己头上了,合作化时党内就有人反对,批资产阶级法权他们有反感。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还在走。”毛主席在批判邓小平时还指出:“他不懂马列,代表资产阶级。”毛主席的重要指示,深刻地分析了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阶级斗争的规律,揭露了邓小平的资产阶级反动本性。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党外有党,党内有派,历来如此。”党内有那么极少数的人,从来不是无产阶级革命家,而是资产阶级民主派,当社会主义革命革到他们自己头上的时候,就会站在人民大众的对立面,变成维护资产阶级法权、压迫工农兵、压迫革命干部和革命知识分子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就会变成复辟派、走资派,代表资产阶级的利益同无产阶级作斗争。对这个问题,我们大寨的体会是很深刻的。进入社会主义革命阶段以后,大寨在前进中遇到的阻力,虽然有社会上被打倒的地、富、反、坏,但是主要是来自党内,来自党内资产阶级。大寨刚一办社,就遇到觉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刘少奇的修正主义路线的阻栏。一九六四年刘少奇又借“四清”的机会,大反大寨。邓小平和刘少奇是一路货色。在去年大刮右倾翻案风的时候,他歪曲大寨的根本经验,不讲阶级斗争,不讲两条路级的斗争,大肆鼓吹唯生产力论,破坏农业学大寨的群众运动。这一切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党内资产阶级利用他们掌握的那部分权力复辟资本主义,比社会上的资产阶级要危险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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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剖析邓小平搞翻案复辟的罪行,回顺大寨三十年来阶级来争的实践,使我们更加深刻地认识到,毛主席提出的资产阶级就在党内,走资派还在走的教导,是何等英明,何等正确!党内走资派,代表资产阶级利益。他们推行修正主义路线,维护和扩大资产阶级法权,妄图使社会主义蜕变为资本主义。这些人比资本家还厉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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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在论述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两大对抗阶级的生死斗争时指出:“在中国,在我党,这一类斗争,看来还得斗下去,至少还要斗二十年,可能要斗半个世纪,总之要到阶级完全灭亡,斗争才会止息”。这是千真万确的。我们常说:大寨的胜利就靠斗,七斗八斗不停休。斗,是社会主义社会向前发展的强大动力;斗,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胜利保证;斗,才能反修防修,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搞阶级调和、阶级融合、阶级投降,只能复辟倒退。但是,邓小平这个党内最大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却恶毒地改击诬蔑我们党所进行的阶级斗争、路线斗争,胡说什么这样会“伤害”老工人和有经验的干部。这是对我们党进行过的历次重大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公然否定,这是他散布的又一个蛊惑人心的弥天大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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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产阶级、贫下中衣闹革命,搞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会不会伤害极少数反对革命的人呢?斗争的实践告诉我们,会的,而且一定要伤害。它要伤害修正主义,要伤害资本主义,要伤害党内资产阶级,要伤害走资派,要伤害刘少奇、林彪以及邓小平一类机会主义路线头子搞的复辟活动。这样的伤害对不对呢?一千个对,一万个对;这样的伤害好不好呢?一千个好,一万个好。没有这个伤害,那还叫什么社会主义革命!合作化以后,大主有一个党员当了生产队长就摆起了宫架子,社员们说他快变成旧社会的“村长”了。党支部认为,这个队长不是搞革命,是当宫做老爷,就在党内对他的错误展开批判,把他的资产阶级思想狠狠“伤害”了一下,也把党内的资产阶级影响狠狠“伤害”了一下,使全体党员都受到教育,大家明白了一个道理:干部不坚持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就会变为剥削者。当时我们就订了制度:共产党员当干部,必须参加集体生产劳动,一年不少于三百个劳动日。象这样的“伤害”有什么不好?一九六四年搞“四清”,我们大主的干部和社员热烈拥护,坚决支持,敲锣打鼓欢迎“四清”工作队进村。但是,这个“四清”工作队不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而是推行刘少奇的“桃园经验”,进村就把贫下中农扔到一边,收罗了几个有问题的人,制造谣言,颠倒是非,几天工夫就把大队几年积累下的储备粮全部分光,还叫喊什么“大寨红旗的旗杆上生了虫虫。”“四清”工作队推行的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该不该伤害?我们认为,反对它,伤害它,很有必要。没有这个伤害,就不能保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保卫无产阶级专政,革命就要倒退,资本主义就会复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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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广大干部,包括老干部,绝大多数经过长期的革命斗争的考验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教育,是愿意革命的。只要我们坚决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和各项无产阶级政策,正确区分和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就绝不会伤害那些真正革命的、有经验的老干部。即使他们犯了这样那样的错误,只要他们有改正的愿望,我们也会按照毛主席的教导,通过批评和自我批评,教育和提高他们,使他们坚持革命不停步。我们大队有个党员,是土改时期的党支部负责人之一,是个老干部。这个同志是革命的,但也犯过这样那样的错误,在运动中受过同志们和群众的批评。正因为他在这些运动中受到了批评教育,才比较快地改正了错误,成为一个很好的同志。实践证明,老干部在群众运动中受锻炼,受教育,改造世界观,这不是伤害,而是促进他们继续革命,他们在群众运动中丢掉的是资产阶级立场和旧观念,得到的却是无产阶级的立场和革命的世界观。邓小平攻击历次政治运动“伤害”了老干部和老工人,是故意混淆黑白,挑拨离间,他的险恶用心不过是借“老干部”、“老工人”的名义,来束缚命群众的手脚,保护党内走资派。但是,用毛泽东思想或装起来的广大群众和干部心明眼亮,他的阴谋说计是不会得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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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历史阶税的阶级斗争还是长期的,复杂的,有时是很激烈的。我们绝不能放弃阶级斗争。不管邓小平编造什么谎言,捏造什么罪名,都不可能动摇我们斗争的决心。我们大寨过去三十年的路是靠斗争走过来的,今后的路还是靠斗争走下去,对修正主义,对资本主义,就是要天天斗,月月斗,年年斗,一直斗到共产主义,谁也挡不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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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前反击右倾翻案风胜利发展的大好形势下,我们一定进一步学习毛主席关于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论述,学习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反击右倾翻案风的一系列重要指示,进一步总结我们大寨三十年来阶级斗争的经验教训,认清社会主义革命的性质、对象、任务和前途,深入批判邓小平的修正主义路线,同全国人民一道,坚决把这场反击右倾翻案风的伟大斗争进行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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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级斗争从来没有熄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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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庆油田“钢铁钻工” 吴全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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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伟大领袖毛主席提议,中央政治局一致通过,华国锋同志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和国务院总理,一致通过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毛主席、党中央的英明决案,表达了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的心愿,说出了我们工人阶级的心里话。这是保证我们党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重大措施,是反击右倾翻案风斗争的伟大胜利。在欢庆胜利的日予里,我们大庆辽阀的矿区到处红旗招展,大批判的怒涛滚滚。大家表示坚决拥护中共中央的两个决议,愤怒声讨邓小平妄图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的罪行,愤怒声讨一小撮反革命分子在天安门广场进行的罪恶活动,决心发扬“铁人”精神,继续乘胜前进,把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伟大斗争进行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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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内最大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和其他机会主义路线的头子一样,一贯搞修正主义,从来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前,他伙同刘少奇推行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他重新工作不久,又迫不及待地抛出“三项指示为纲”的修正主义纲领,否定阶级斗争这个纲,否定党的基本路线,破坏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运动,向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发起了猖狂进攻。翻一翻他的历史,看一看他的现在,就可以看到,邓小平和刘少奇、林彪一样,代表资产阶级复辟的愿望,总是鼓吹阶级斗争熄灭论,反对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我们大庆工人记得清清楚楚的是,一九六四年,正当全国人民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指引下,以阶级斗争为纲,在各条战线广泛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时候,就是刘少奇资产阶级司令部的二号人物邓小平,跑到大庆胡说什么:“你们大庆和别的地方不同,阶级斗争对你们来讲不是主要矛盾”。他明目张胆地反对毛主席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的教导,妄图扑灭这场对资产阶级的斗争,把社会主义的大庆引到邪路上去。在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中,大家一致指出,邓小平是党内外资产阶级和一小撮阶级敌人的总代表。我们大庆工人阶级同修正主义誓不两立,就是要不停顿地向资产阶级进攻,一定要继续深入批判他那个“三项指示为纲”的修正主义纲领,彻底剥掉它的画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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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究竟是什么?早在全国解放前夕,毛主席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就明确指出,全国解放以后,国内的主要矛盾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二十多年来,根据毛主席的教导,全国人民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贯彻执行党的基本路线,深入开展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斗争,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不断取得新的胜利。我们大庆就是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在社会主义革命不断深入的过程中建设和发展起来的。大庆会战的历史,就是无产阶级不断战胜资产阶级,马克思主义不断战胜修正主义,社会主义不断战胜资本主义的历史。阶级和阶级斗争是客观存在。回顾大庆会战的斗争史,哪一天不是在同资产阶级的将斗中前进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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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年前的大庆会战,困难很多,矛盾重重。国际上帝修反撤起反华恶浪,国内刘少奇刮起“下马”妖风,再加上自然灾害,斗争十分尖锐。在这场斗争面前,以铁人王进喜为代表的大庆工人阶级,认真学习《实践论》和《矛盾论》,用毛泽东思想分析阶级斗争形势,分析各种矛盾,响亮地回答:千矛盾,万矛盾,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斗争是主要矛盾。我们紧紧抓住阶级斗争这个纲,坚持“鞍钢宪法”,终于高速度、高水平地拿下大油田,闯出了一条自己工业发展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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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政治大革命。大庆遵循毛主席的战略部署,积极投入了摧毁刘少奇、林彪两个资产阶级司令部的斗争,深入批判修正主义路线,清算他们妄图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的罪行。正是在这场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大搏斗中,我们提高了阶级斗争、路线斗争和继续革命的觉悟,学习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群众运动更加深入,上层建筑领域发生了深刻的变革,促进了油田的生产建设,使现在的一个大庆等于文化大革命前的六个大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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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革命和建设不断取得胜利的情况下,阶级斗争是不是就熄灭了,资产阶级是不是不向我们进攻了呢?完全不是的。由于刘少奇、林彪修正主义路线的流毒还没有肃清,几年来,在油田建设上,要不要继续贯彻执行“鞍钢宪法”,要不要坚持“两论”起家,要不要坚持走毛主席指引的办企业道路的斗争,仍然是很激烈的。有人说什么,大庆已经建设十多年了,搞会战那种不正规的办法不适用了,应该按部就班地搞了。也有人贪图安逸,不愿继续艰苦奋斗。资产阶级思想腐蚀我们的队伍,一小撮阶级敌人也乘机破坏捣乱。是坚持前进还是复辟倒退,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斗争始终在激烈地进行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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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我们大庆工人阶级从亲身的实践中深深体会到,这是一个个真万确的真理。整个过渡时期存在着阶级矛盾,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如果不整持批判修正主义,批判资本主义,哪能有大庆今天的发展!大庆阶级斗争、路线斗争不是不突出,而是突出地抓了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大庆油田的斗争事实再一次有力地证明,我们党二十多年来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获本理论和基本实践,是何等正确!这个历史事实决不是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用什么阶级斗争熄灭论所能至曲和篡改得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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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庆是毛主席树立的一面红旗。大庆的实践,就是贯彻落实“鞍钢宪法”,按照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自力更生、艰苦创业,走自己工业发展的道路。而搞修正主义的党内走资派,总是千方百计歪曲或否定大庆经验中最根本的东西。刘少奇这样干过,林彪这样干过,邓小平也是这样干的。他们要砍掉大庆这面红旗,妄图把阶级斗争熄灭论和唯生产力论塞了进来,也就是要把我国工业的发展纳入修正主义执道,脱离社会主义的方向。去年邓小平刮起右倾翻案风的时候,不是打着“一切为了现代化”的幌子,到处叫嚷“问题不少”,“积重难返”,要“整顿”吗?说穿了,他的所谓“整顿”,就是要我们放弃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斗争,把工业企业“整”成资本主义工业的样子、苏修工业的样子。但这只能是痴心妄想。文化大革命前,他伙同刘少奇推行修正主义路线,我们记忆犹新。历史的经验使我们深深地懂得,一个社会主义企业,决不只是一个生产单位,它首先是一个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阵地。办企业有个方问道路问题,离开了阶级斗争这个纲,丢掉了无产阶级政治挂帅,企业就会走上邪路。邓小平胡说什么在大庆阶级斗争不是主要矛盾,他的险恶用心就是想麻痹我们的斗志,便于他顺顺当当地搞复辟倒退。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大庆工人阶级,不怕鬼,不信邪,不崇洋,不迷外,是唬不了的。我们就是要抓住阶级斗争这个纲不放手,迎着阶级斗争的风浪往前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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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级斗争、路线斗争是建设大庆发展大庆的强大动力。我们大庆坚持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多年来做到了:搞经济,不忘无产阶级政治挂帅;搞生产,不忘上层建筑领域里的阶级斗争;搞现代化,不忘首先实现人的思想革命化。为了努力培养一支反修防修的铁人式的队伍,每年都要发动广大职工和家属联系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实际,从阶级忆苦、回忆对比入手,进行集中的大规模的党的基本路线的教育。现在,油田职工和家属,都建立了旧社会受剥剂受压迫的苦情帐和新社会当家作主的幸福帐。经常翻翻这两本帐,想一想旧社会的苦,看一看新社会的甜,我们就不会忘记反修防修这件大事,就不会松懈同修正主义作斗争的斗志;决心做到阶级斗争永不忘,继续革命劲头足,继续发扬与天斗、与地斗、与阶级敌人斗、与错误路线斗的铁人精神,多快好省地发展我国的石油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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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的指示,给我们指明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方向。为了搞清楚为什么要对资产阶级专政的问题,去年以来,我们广泛深入开展了“如何使大庆红旗不变颜色”的群众性大讨论。从党内到党外,从干部到工人,从职工到家属,大家紧紧抓住社会主义历史时期内,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这一主要矛盾,围绕着反修防修这个根本问题,回忆十几年来的会战历史,总结两条路级斗争的经验,进一步认清了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长期性和复杂性。大家在分析讨论中认识到,大庆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革命和建设取得了很大胜利,但要肃清刘少奇、林彪一类修正主义路线的影响,还需要继续深入开展革命大批判;大庆年年抓阶级斗争,但在政治、思想、经济领城里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还会长期存在,还要长期斗下去;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大庆大批新生事物茁壮成长,但要把上层建筑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成,巩固和发展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还要进行长期的努力;大庆初步办起工农结合、城乡结合的社会主义新型矿区,但要逐步缩小三大差别,还必须坚持下去,长期作战。总之一句话,我们认识到大庆同样存在着产生资本主义的土壤和条件,阶级斗争不会止息。毛主席关于“千万不要忘记阶级和阶级斗争”的教导,指引着我们乘风破浪,胜利前进。当着邓小平刮起右倾翻案风的时候,我们做到了不转向,不速航,按照毛主席历来的教导,坚持把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放在首位,紧紧抓住阶级斗争这个纲,继续发展了革命和生产的大好形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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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案不得人心。”党内最大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要翻案、复辟,逆历史潮流而动,结果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我们工人阶级和革命人民在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中,却锻炼得更加坚强了。今年以来,我们油田队队举办学习班,认真学习毛主席的一系列重要指示,革命大批判步步深入,原油生产计划月月起额完成。在欢庆“五一”国际劳动节的前夕,我们决心更积极地投入反击右倾翻案风的伟大斗争,牢牢掌握批邓这个斗争大方向,进一步狠抓革命,猛促生产,用实际行动保卫毛主席,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发展文化大革命的成果,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作出更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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誓做无产阶级专政的坚强柱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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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卫戍区某部六连党支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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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守卫在毛主席身边的警卫战士,坚决拥护中共中央关于华国锋同志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的决议和关于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决议。连日来,我们召开了各种形式的座谈会、声讨会、誓师会,写出了一篇篇大批判文章、革命诗歌、决心书,愤怒声讨党内最大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和一小撮阶级敌人的罪行,热情歌颂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全连指战员共同表示决心,誓做无产阶级专政的坚强柱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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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连参加了粉碎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政治事件的斗争,亲眼看到一小撮阶级敌人蓄意挑在事端的暴行,目睹了工人民兵、人民警察在广大革命群众的支持下,为捍卫无产阶级专政而英勇战斗的场面。如此惊心动魄的阶级斗争,给我们上了一堂活生生的阶级斗争课,它使我们进一步懂得什么叫无产阶级专政,什么叫资本主义复辟;使我们认识到只有加强军民团结,才能有力地打击一小撮阶级敌人的破坏和捣乱,巩固无产阶级专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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雄伟庄严的天安门是我们伟大社会主义祖国的象征,是全国各族人民向往的地方。在这里,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主持开国大典,升起第一面五星红旗,宣告了我们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新中国的成立;在这里,毛主席八次检阅红卫兵小将和广大革命群众,点燃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熊熊烈火;在这里,毛主席多次穿着绿色的军装,来到我们战士中间,同我们一起欢度节日。每当想到这些情景,我们更加热爱雄伟壮面的天安门,更加深切地感到我们肩负守卫首都的重大责任。然而,一小撮反革命分子竟然在庄严的天安门广场行凶作恶,制造事端,丧心病狂地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妄图分裂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我们警卫战士艺能容忍这些反动家伙胡作非为!为了保卫毛主席,保卫党中央,保卫社会主义祖国的首都,听到一声令下,我们怀着满腹仇恨,一腔怒火,立即投入战斗,密切配合工人民兵、人民警察,向这伙反革命暴徒发起猛烈的反击,彻底粉碎了这股反革命逆流。毛主席教导我们:“这个军队具有一往无前的精神,它要压倒一切敌人,而决不被敌人所屈服。”(《论联合政府》)在斗争中,我们发扬了勇敢战斗、不怕牺牲、不怕疲芳和连续作战的作风。干部战士虽然连续十几个小时没有吃饭,没有休息,有的同志还受了伤,但仍然保持高昂的战斗意志,以大无畏的英雄气概,压倒了阶级敌人的嚣张气焰,充分发挥了人民军队的无产阶级专政的柱石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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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政治事件所给予我们的活生生的阶级斗争教育,是永远也忘记不了的。它深刻地表明,在社会主义时期,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斗争是极其激烈的你死我活的大搏斗。党内外的资产阶级和地、富、反、坏、右,决不会甘心自己的灭亡,必然要作垂死挣扎。党内最大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不是宣称要当“还乡团”、叫嚷要“复辟”吗?无怪乎在天安门广场闹事的一小撮暴徒把邓小平当作向无产阶级专政猖狂进攻的黑旗打出来。“还乡团”是个啥东西?我们连的干部战士大都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虽然也听老一辈讲过地主还乡团如何凶狠残暴,屠杀贫下中农,但是毕竟没有亲身经历过,体会不深。这次反革命事件,使我们亲眼看到了一小撮阶级敌人疯狂地向无产阶级反攻倒算的狰狞面目。他们公然在光天化日之下,殴打工人民兵、人民警察、警卫战士和革命群众,纵火烧房子、烧汽车,冲击人民大会堂,无恶不作。这伙暴徒的反革命行径和过去的地主还乡团不是一模一样吗?邓小平极力散布阶级斗争熄灭论,说什么阶级斗争不见了,然而,他却要当“还乡团”,搞反革命复辟,他自己就不是熄灭。和刘少奇、林彪一样,他是要熄灭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斗争,却不熄灭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斗争。很清楚,一小撮阶级敌人制造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政治事件,就是要打倒无产阶级。我们“千万不要忘记阶级和阶级斗争”。如果听信邓小平的胡说八道,广大劳动人民就会重吃二遍苦,重受二茬罪,千百万人头就会落地。邓小平阴谋颠覆无产阶级专政,这是我们绝对不能允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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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天安门广场制造事端的一小撮暴徒,把矛头直指无产阶级专政,亮出了他们妄图推翻无产阶级专政的狼子野心。他们学着林彪反革命政变计划《“571工程”纪要》中的反动腔调,叫喊“秦始皇时代已经过去”,其反动实质就是要取消无产阶级专政。他们对无产阶级专政怀着刻骨的仇恨,撕掉我们警卫战士的帽徽、领章,摘掉人民警察的帽子抛向空中;抓住工人民兵,人民警察和警卫战士就往死里打。更令人发指的是,还有几个坏家伙竟敢用挑衅的语言,气势汹汹地要警卫战士降下代表我们社会主义祖国的五星红旗。他们妄图推翻无产阶级专政的反动气焰达到了何等嚣张的地步!但是,这一小撮阶级敌人反对无产阶级专政,是十分孤立的,很不得人心。无产阶级专政对于胜利了的人民,是一个护身的法宝,是“如同布帛菽粟一样地不可以须臾离开的东西”,不到国内外反动派彻底干净消灭之日,“这个法宝是万万不可以弃置不用的”。(《为什么要讨论白皮书》》一小撮阶级敌人越是恶毒攻击和反对无产阶级专政,他们暴露得就越彻底,人民群众对他们的反动面目认识得就越清楚。我们看到,这些歹徒的反革命行径,当时就遭到许多革命群众的怒斥。一些受蒙蔽的人,听到吴德同志的广播讲话,认清了事情的真相,有的迅速离开了广场,有的立即投入了反击的行列。这就足以说明,反对无产阶级专政的只是一小撮阶级敌人,而广大人民群众对无产阶级专政是表心拥护和坚决支持的。同时也说明我们的无产阶级专政是强大的、巩固的,任何敌人休想动它的半根毫毛。这场择卫无产阶级专政的战斗,深刻地教育我们懂得了加强无产阶级专政的重要性。同志们说,我们警卫战士要象保护自己的眼睛一样保护无产阶级专政,敌人胆敢进行破坏和捣乱,我们就用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头砸它个稀巴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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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政治事件,仅仅几个小时就被粉碎了,这不仅显示了我国无产阶级专政的强大成力,而且谱写了一曲军民团结战斗的胜利凯歌。在粉碎这场反革命暴乱的战斗过程中,具有高度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觉悟的首都工人民兵和人民警察,一直冲锋在前,他们不顾个人安危,保卫人民大会堂,保护人民生命财产,打击敌人的破坏活动。他们的英勇斗争,极大地鼓舞了我们的斗志,使我们深切体会到“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人民群众,这是“什么力量也打不破的”。(《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在和一小撮阶级敌人的斗争中,我们还得到了人民群众的坚决支持。深夜,当他们听说子弟兵连续战斗一天还没有吃上饭时,北京市邮政局的工人师傅不顾白天的劳累,立即做出馒头、面条,送到我们战士手里。同志们手掰馒头,激动万分,深深感到,有人民群众的支持,我们就无往而不胜。军民的团结战斗,使得阶级敌人极度恐慌。那些闹事的坏家伙竟然挑拨军民关系,煽动地高喊:“人民子弟兵与人民站在一起!”“受蒙蔽无罪!”阶级敌人的这种无耻挑拨,只能促使我们更加认清他们的虚弱本质和丑恶嘴脸。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的锻炼,我们警卫战士提高了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觉悟,爱憎分明,一眼就看穿了阶级敌人的阴谋诡计,义正词严地给了他们以有力的驳斥。我们子弟兵来自人民,就是要站在人民一边,决不能和这些反革命分子站在一起。我们看得一清二楚,他们是一伙地地道道的反革命暴徒,只有坚决粉碎他们的破坏和捣乱,才是真正保护人民,我们才会受到人民的爱戴和支持。我们人民子弟兵严格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一切行动听毛主席、党中央的指挥。打击和镇压一切反革命破坏活动是我们应尽的职责。什么“受蒙蔽”,这完全是对我们警卫战士的污蔑。在军民团结的钢墙铁璧面前,一小撮阶级敌人不过是几只碰璧的苍蝇,自取灭亡。正如我们警卫战士写诗歌项的:“军民团结斗敌顽,铜墙铁壁磐石坚,暴徒小丑不堪击,革命洪流永向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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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当全国人民认真学习毛主席一系列重要指示、深入批判邓小平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的时候,发生了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政治事件,这决不是偶然的。一小撮阶级敌人的丑恶表演,从反面说明,我们批判邓小平的修正主义路线,反击右倾翻案风,正打中了他们的要害,粉碎了他们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的痴心妄想。毛主席说:“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和中央社、扫荡报、新民报三记者的谈话》)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是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同刘少奇、林彪的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斗争的继续和深入,是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同党内外资产阶级的一次大搏斗,它关系到我们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我们守卫在毛主席身边的警卫战士,一定要在毛主席、党中央的领导下,牢牢掌握斗争大方向,发扬鲁迅说的“痛打落水狗”的彻底革命精神,狠批邓小平“三项指示为纲”的修正主义纲领,把批判邓小平、反击右倾翻案风的伟大斗争继续推向前进。我们一定遵照毛主席的教导,以阶级斗争为纲,紧握手中枪,提高革命警惕,坚守战斗岗位,密切注视阶级斗争新动向,“一切行动听指挥”,随时准备粉碎阶级敌人的一切阴谋破坏活动,以实际行动保卫伟大领袖毛主席,保卫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保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保卫社会主义伟大祖国的首都,为人民立新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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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思想指引我们顶风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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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靳庄大队党支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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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月七日晚,红色电波传来了党中央的两个决议,我们小靳庄同全国一样,主即沸腾起来了。全村欢声雷动,大家连夜集会,热烈庆祝反击右倾翻案风的伟大胜利。贫下中农和社员群众一致表示,坚决拥护中共中央关于华国锋同志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的决议,坚决拥护中共中央关于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决议,愤怒声讨党内最大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的反动罪行,愤怒声讨一小撮阶级敌人制造天安门广场反革命政治事件的滔天罪行。在这欢庆胜利的幸福时刻,回顾我们大队一年来的战斗历程,干部群众心潮起伏,无比激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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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夏季前后,党内最大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抛出了“三项指示为纲”的修正主义纲领,大刮右倾翻案风。这股妖风也凶猛地吹到了我们小靳庄。邓小平亲自出马,赤膊上阵,恶狠狠地攻击我们说:“小靳庄有什么好!你们看着好,我看不好。”又到处散布什么:“现在是学小(小靳庄)不学大(大寨)”。在他的煽动下,社会上谣言四起,明枪暗箭象雨点一样射来:什么“小靳庄是县花一现,完了”;什么“说说唱唱,唱不出粮食来,蹦蹦跳跳,跳不过‘长江’去”,等等。紧接着,小靳庄预定在某些会议上的发言被取消了;有关小靳庄的图片展览被撤掉了;有的部门召开的会议也不让小靳庄参加了。一时间,真是黑云压顶,浊浪翻滚。小靳庄处在风口浪尖,面临着一场严峻的考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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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么办?我们党支部连续召开会议,用阶级斗争的观点明辨风向,统一思想。支委会上,同志们再一次学习了党的基本路线,认真分析“三项指示为纲”究竟是什么货色,向我们刮来的到底是一股什么风?大家学习了毛主席历来的教导,在讨论中说: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是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临,我们无论做什么工作,最根本的都是要抓好阶级斗争,现在又有人说什么“三项指示为纲”,这符合党的基本路线吗?文化大革命以来,我们大队的落后帽子是怎么摘掉的,还不是因为抓了阶级斗争,如果把“三项指示”并列起来,不以阶级斗争为纲,这和“生产第一”又有什么区别呢?在批林批孔运动中,我们积极开展意识形态领域的革命,移风易俗,破旧立新,创办了“十件新事”,这是社会主义的新生事物,为什么竟遭到一些人的疯狂反对呢?同志们越分析越感到:“三项指示为纲”不对味,不能传达,不能贯彻;任凭邪风再大,我们脚步不能乱,腰杆不能软。党支部一班人思想统一后,立即组织党员、贫下中农和社员群众,结合现实的阶级斗争,深入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进一步辨明路线是非。大家道过回忆对比,看看自己走过的一个个脚印一步步路,越想越觉得我们搞意识形态领域的革命没有错,“十件新事”没有错。贫下中农坚定地表示,要擦亮眼睛,站稳立场,不怕谣言攻,不怕邪风吹,坚决同它开“对头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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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内最大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恶毒咒骂我们小靳庄创办的“十件新事”“不好”,目的是通过反对我们的“十件新事”,反对搞意识形态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反对无产阶级专政。马克思主义认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但在一定条件之下,上层建筑又转过来起主要的决定的作用。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地主资产阶级被打倒了,社会经济制度发生了根本的变革。但是,阶级和阶级斗争还存在,反映旧制度的旧思想的残余还存在。被推翻的剥削阶级不甘心失败,总是要利用这些旧恐想的残余,腐蚀和毒害人们,破坏社会主义革命,妄图复辟资本主义。我们要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就必须深入开展意识形态领域的社会主义羊革命,“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各个文化领域中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的专政”。我们小靳庄在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中创办的“十件新事”,就是进行意识形态领城革命的薪新成果,同时也是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的有力措施。“十件新事”到底好不好?我们贫下中农心里最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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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大革命以前,小靳庄的思想文化阵地长期被剥削阶级霸占,充满了封、资、修的破烂,演的是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的坏戏,传的是《三侠剑》、《济公传》一类坏书,群众思想受到毒害,资本主义严重泛滥。有的人不好好参加集体生产劳动,打鱼摸虾搞单干;有的人开荒地“伸腰”,自留地“长爪”,侵占集体耕地;每逢婚丧嫁娶,请客送礼,借机搞封建迷信活动,弄得乌烟瘴气。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中,我们党支部认真总结了过去的经验教训,认识到无产阶级如果不占领农村思想文化阵地,不仅不能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巩固和发展集体经济,还会导致资本主义复辟。在党的基本路绕指引下,我们带领贫下中农向思想文化阵地进军,深入开展意识形态领域的革命,清除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树立无产阶级的新思想、新文化,创办了闪耀着社会主义思想光辉的“十件新事”。“十件新事”的出现,给小靳庄带来了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干部群众上夜校,学马列,写诗歌,唱样板戏,精神面就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资本主义邪风打下去,社会主义正气升上来,无产阶级专政大大巩固,集体经济迅速发展。对于这样的社会主义新生事物,什么人才仇视和反对呢?就是那些被打倒的 地、富、反、坏、右。邓小平咒骂我们的“十件新事”“不好”,贫下中农听了真是气炸了肺!批判会上,一位贫农老大娘气愤地说:“解放了,咱贫下中农翻了身,学文化,学理论,写诗歌,唱样板戏,这是毛主席给咱的权利,谁也剥夺不了。”她登台朗诵了自己新作的一首诗:“老大娘坐一起,再来唱段样板戏。唱英雄,学英雄,光辉形象记心里。英雄给咱斗敌胆,敢顶歪风和邪气。有人越骂咱越唱,唱到五洲四海飘红旗。”喧嚣一时的右倾翻案风,没有吓倒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小靳庄人民,反而更加坚定了我们顶风前进的革命斗志。去年秋末冬初,县、社兴修水利工程,我们就把政治夜校搬到工地,向阳坡上搭起了席棚,政治夜校就在这里照常开课,宣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室传党的基本路线。尽管冷风阵阵袭来,它却吹不天政治夜校的灯火。“十件新事”这一社会主义新生事物,在斗争中我加巩困和发展。贫下中农热情赞扬说:“新生事物花儿红,开遍春夏与秋冬。寒流袭来无所惧,枝叶挺拔郁葱葱。管它系雨与狂风,千朵万朵向阳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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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教导我们:“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使我国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一个强大的推动力。”我们小靳庄文化大革命以来的巨大变化,再一次证明毛主席这一论断是无比正确的。解放前,小新庄是一个“春李碱如霜,秋季似海洋,十年遭灾,八人七逃荒”的穷佃户村。解放了,经过土地改革,贫下中农翻身做了主人,实现了合作化、人民公社化。但是,文化大革命以前,由于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的影响,我们没有抓紧阶级斗争这个纲,生产一直发展缓慢,旅食亩产只有一百多斤,多年吃国家的返销粮,成了全县闻名的老大难”。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给小靳庄带来了新的生命。我们以阶级斗争为纲,大批资本主义,大批修正主义,极大地调动了社员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一九七二年粮食亩产上《纲要》,一九七三非近“黄河”,一九七四年跨“长江”。去年三秋大忙季节,正是右倾翻案风甚嚣尘上的时候,干部群众慈足了一股劲,抓革命,促生产,顶着星星月亮干,粮食亩产一举间过了“千斤关”,赢得了小靳庄历史上的特大丰收年。这些鼓舞人心的变化,正是坚持党的基本路线、深入进行意识形态领城革命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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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意识形态领城的革命,是有深刻的阶级内容的,就是要灭资兴无。刮右倾翻案风的人,把这场严肃的阶级斗争至曲为“说说唱唱”、“蹦蹦跳跳”,岂不是十分荒唐可笑吗?我们大队创办“十件新事”,开展各种形式的群众性的文化活动,说的是马克思主义的革命道理,唱的是无产阶级的雄心壮志,这种生动活泼的政治思想工作,可以把精神力量转化为巨大的物质力量。这些年来,我们大队的集体经济迅速发展,粮食亩产跨过了“长江”,闯过了“千斤关”,不就是最好的证明吗?活生生的事实,有力地回击了右倾翻案风对我们的污蔑,也我穿了邓小平所谓“现在是学小不学大”的无耻谰言。大寨是毛主席树立的一面红旗。我们小靳庄之所以取得一些成绩,也是同坚持学习大寨分不开的。邓小平难道真的主张学大寨吗?不。他对于大寨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坚持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等根本经验,都是极力加以篡改和反对的。他把大寨和小靳庄对立起来,不过是玩弄阴谋说计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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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实践,使我们深深体会到,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最锐利的思想式器,是我们克敌制胜的法宝。掌握这个思想武器,才能在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中认清方向,辨明是非,坚持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贫下中农说得好:“学理论,象登山,登上高峰眼界宽。万里征途有方向,心明眼亮意志坚。”从一九七一年创办政治夜校以来,我们大队党支部一直坚持把学习马列着作和毛主席著作当作头等大事来抓。文化低、时间少都没有难住我们。不管刮风下雨,农忙农闲,政治夜校从不间断。广大干部和群众结合现实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认真学习革命理论,把改造客观世界和改造主观世界紧密结合起来。许多人不但通读了《毛泽东选集》,选读了部分马列著作,还比较余统地学习了哲学和政治经济学的基本知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日益深入人心,贫下中农理论队伍不断壮大,一代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新农民正在成长。去年夏季前后,右倾翻案风刮得那么山,我们没有转向,没有塌架子,而是顶着风浪前进,根本的原因,就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给了我们智慧和力量。通过这场斗争,我们更加坚信,只要广大群众掌握了革命真理,修正主义的大人物就压不垮我们,十二级台风就副不倒我们,反修防修就有了可靠的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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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中央两个决议的发表,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政治事件被迅速粉碎,把反击右倾翻案风的伟大斗争推向了新的高潮。党内最大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是党内外资产阶级和地、富、反、坏、右的总代表。他拒绝毛主席、党中央的教育和挽救,顽固坚持反动立场,已经成为反革命势力向无产阶级专政猖狂进改的一面黑旗。现在,邓小平虽然被撤销了党内外一切职务,但是,他所代表的阶级还在,斗争并没有结来。我们小靳庄全体党员、贫下中农和社员群众,决心和全国人民一道,继续把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摆在首位,牢牢掌握斗争大方向,深入批判邓小平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批判邓小平颊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的罪行,以实际行动保卫毛主席,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夺取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更大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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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安门广场事件说明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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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日报》社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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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伟大领袖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英雄的首都人民一举粉碎了发生在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政治事件。经过这场惊心动魄的斗争,天安门广场更加雄伟壮丽。五星红旗迎风招展,人民大会堂巍然吃立,人民英雄纪念碑顶天立地。举国上下热烈拥护党中央两项决议,严厉声讨一小撮阶级敌人的反革命活动,愤怒批判邓小平妄图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的罪行。人心、党心,党责之心,如葵花向阳,向着毛主席,向着党中央。亿万军民坚持继续革命,反对复辟倒退的革命洪流,势不可当。阶级敌人胆颤心惊。受蒙蔽的少数人迅速觉悟。形势一片大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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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天安门广场发生的反革命政治事件,是一个极好的反面教材,它尖锐地说明了社会主义历史时期阶级斗争的规律和特点。我们可以利用这个反面教材向全国人民进行一次活生生的巩圈无产阶级专政、反对资本主义复辟的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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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它进一步说明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就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两大对抗阶级的生死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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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指出:“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还在走。”如果以前有人还不理解走资派就是党内的资产阶级,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主要对象,那么,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政治事件,应该使他们明白过来了。为什么这些反革命分子把邓小平抬出来,妄图要他当句牙利反革命政变的头子纳吉?就因为邓小平是党内最大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他是右倾翻案风的总后台,他推行的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级,集中代表了党内外新老资产阶级和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的利益。因此,资产阶级和一切阶级敌人都把复辟的希望寄托在邓小平身上。回想去年夏季前后,邓小平大刮右倾翻案风时,这些人多么兴高采烈。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开始,批判了邓小平,这些人又为他鸣冤叫屈,以至公开搞反革命破坏活动。这就说明,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击中了资产阶级的要害,触到了一小撮阶级敌人的痛处,他们必然垂死挣扎,疯狂反扑。象邓小平这种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已经成为资产阶级的头面人物,成为同无产阶级较量,妄图在我国复辟资本主义的主要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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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洞察一切。去年清华大学少数几个人,写诬告信,矛头对着毛主席。毛主席立即看出背后是邓小平,看出邓小平正在全面地向无产阶级进攻,一针见血地指出:“清华所涉及的问题不是孤立的,是当前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阶级斗争的发展,完全证实了毛主席的论断。从清华少数人的诬告信,到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政治事件,都有深刻的政治背景和阶级根源,其源盖出于邓小平。我们同邓小平的斗争,就是这样一场严重的阶级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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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它充分说明反革命分子确实有,而且他们的反革命活动是同党内走资派搞复辟倒退的阴谋紧密相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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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政治事件蓄谋已久。新老资产阶级分子,舞文弄墨的反动文人,行凶作恶的亡命之徒,都作了充分表演。早在去年七、个、九月,他们就散布政治谣言,造了大量的反革命舆论。清明前后,又跳出来进行种种反革命破坏活动。有的四处串迹,密谋上书中央,要邓“当总理”;有的吹择邓小平的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为他张目;有的暗中策划,为闹事的人撑腰打气;有的公开活动,张贴反动标语、诗词,发表反动讲演,狂喷反革命的毒汁。他们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和党中央领导同志,妄图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他们是一群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反革命分子。他们的矛头所向和罪恶目的,同邓小平是完全一致的。邓小平是这些反革命分子的总代表。只要党内有邓小平这样的走资派,社会上的牛鬼蛇神就会兴风作浪,向无产阶级进攻,帝、修、反就会同它们呼应。这一次,苏修叛徒集团确实高兴了一阵子,以为它所谓的“健康力量”要搞出点名堂来了,没料到邓小平失败得这么快,还没有来得及鼓掌,就垂头丧气了。一切善良的人们,应该从这次事件中提高认识,擦亮自己的眼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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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它又一次说明一切反革命都是短命的,没有什么了不起;广大人民群众是要革命的,绝不会容忍他们的反革命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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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前,毛主席曾明确指出:“中国如发生反共的右派政变,我断定他们也是不得安宁的,很可能是短命的,因为代表百分之九十以上人民利益的一切革命者是不会容忍的。”这次一小撮阶级敌人在天安门广场搞反革命活动,表面上气焰到张,其实虚弱得很。他们的孤注一掷,正说明了他们是失败的、垂死的、绝望的没落阶级。人民群众对他们的倒行逆施义愤填膺,坚决要求对他们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并且拿起武器同他们展开了英勇的斗争。曾几何时,这些张牙舞爪的家伙,在人民的铁拳之下,一触即清,项刻瓦解,一个个都成了过街老鼠,人人喊打。今后,如果还有人敢重演谐如此类的事件,肯定也逃脱不了这样的可耻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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毒草可以变肥料。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政治事件是坏事,也是好事。它暴露了敌人,教育了干部和群众。我们一定要认真学习毛主席关于社会主义时期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学说,提高阶级斗争、路线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觉悟。对攻击毛主席、分裂党中央和破坏反击右倾翻案风斗争、张贴反革命标语、散发反革命传单、制造反革命政治谣言、投寄反革命匿名信、组织反革命集团的一小根反革命分子,对打、砸、枪者,必须实行镇压。要相信群众,依靠群众。要严格区分和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对少数听信谣言,上当受骗的群众,要继续微好思想工作,(提高他们的觉悟,划清界线,肃清流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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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革命同志,让我们牢牢掌握斗争大方向,团结一致,共同对敌,把批判邓小平、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推向新高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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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一九七六年四月十八日《人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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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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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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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关于华国锋同志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的决议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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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关于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决议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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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政治事件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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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德同志在天安门广场广播讲话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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拥护毛主席、党中央英明决策 打击反革命的破坏活动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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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产阶级专政的伟大胜利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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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而战斗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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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革命舆论粉碎反革命舆论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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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是天安门广场事件的罪魁祸首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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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级敌人是虚弱和孤立的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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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人批判邓小平的修正主义路线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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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全面背叛马克思主义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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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判工交战线的修正主义谬论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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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在体育战线鼓吹什么?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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攻击文化大革命就是妄图复辟——批判“运动一来往往伤害老工人和有经验的干部”的反动谬论 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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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评论 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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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性”与“本性” 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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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依靠”是什么意思?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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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阶级斗争为纲乘胜前进 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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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紧抓住阶级斗争这个纲 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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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级斗争从来没有熄灭 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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誓做无产阶级专政的坚强柱石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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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思想指引我们顶风前进 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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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安门广场事件说明了什么? 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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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 +1,27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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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旗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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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七六年第六期 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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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语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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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四九年提出国内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十三年后重提阶级斗争问题,还有形势开始好转。文化大革命是干什么的?是阶级斗争嘛。刘少奇说阶级斗争熄灭论,他自己就不是熄灭,他要保护他那一堆叛徒、死党。林彪要打倒无产阶级,搞政变。熄灭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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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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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语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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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说建设没有资本家的资产阶级国家,为了保障资产阶级法权。我们自己就是建设了这样一个国家,跟旧社会差不多,分等级,有八级工资,按劳分配,等价交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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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革命后,工人、贫下中农没有停止,他们要革命。而一部分党员却不想前进了,有些人后退了,反对革命了。为什么呢?作了大官了,要保护大官们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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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语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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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三项指示为纲”,安定团结不是不要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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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这个人是不抓阶级斗争的,历来不提这个纲。还是“白猫、黑猫”啊,不管是帝国主义还是马克思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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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革命革到自己头上了,合作化时党内就有人反对,批资产阶级法权他们有反感。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还在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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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语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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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斗争就不能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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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亿人口,不斗行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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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百年后还要不要革命?一千年后要不要革命?总还是要革命的。总是一部分人觉得受压,小官、学生、工、农、兵,不喜欢大人物压他们,所以他们要革命呢。一万年以后矛盾就看不见了?怎么看不见呢,是看得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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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大革命永放光芒——纪念中共中央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通知》十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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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编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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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前,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主持制定了中共中央五月十六日《通知》。这个光辉的马克思主义文献,吹响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进军号,照亮了这场革命的胜利航程。今天,在批判邓小平、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取得伟大胜利的时候,热烈庆祝文化大革命十周年,重新学习《通知》,我们更加深刻地认识到这场革命的必要性和它的深远意义,对于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更加充满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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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知》是在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同刘少奇为头子的资产阶级司令部的激烈斗争中诞生的。它深刻地批判了刘少奇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揭露了《二月提纲》的反动实质,驳斥了党内走资派对抗文化大革命的种种谬论,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武装全党,号召我们揭露和批判党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夺取被他们篡夺的那一部分领导权。《通知》的制定,宣告了《二月提纲》的破产。从此,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轰轰烈烈地展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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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指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搞是不行的”。这场大革命经过了长时期的准备,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尖锐斗争的必然结果。多年来,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及其一伙,疯狂推行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顽固坚持走资本主义道路。从叫嚷资本家“剥削有功”,“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到大砍合作社,搞“三自一包”,从吹捧反动影片《清宫秘史》和《武训传》,到对抗批判《海瑞罢官》,他们在各条战线都极力反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在一个时期内,刘少奇的资产阶级司令部控制了党权、文化宣传工作的权、许多地方的权。在他们把持的思想文化部门,资本主义泛滥,修正主义猖獗,牛鬼蛇神大量出笼,塞满了我们的报刊、广播、书籍和各种文学艺术作品。在上层建筑若干领域里,出现了资产阶级专无产阶级政的严重局面。他们大搞物质刺激、奖金挂帅,唆使人们走资本主义道路。工厂企业的领导权,相当大的一个多数不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不在工人群众手里。我们的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不稳固。如果不搞文化大革命,不要很多时间,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现全国性的反革命复辟,我们的党就要变成修正主义的党,整个国家就要改变颜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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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以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洞察力,及时看到了党内走资派颠覆无产阶级专政的严重危险。毛主席在《通知》里指出:“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在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中,毛主席又指出:“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还在走。”毛主席的这些重要指示,深刻地分析了社会主义时期阶级关系的变化和阶级斗争的特点,提出了资产阶级在共产党内的科学论断,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我们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进一步指明了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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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来,我们同刘少奇斗,同林彪斗,同邓小平斗,这一次一次的斗争都证明:资产阶级确实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派是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进行较量、搞资本主义复辟的主要力量。这里,关键的问题在于他们是混进无产阶级专政机构内部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刘少奇、林彪、邓小平这些修正主义路线的头子都掌握党和国家很大一部分权力,他们可以把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变为对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因而搞起复辟来,比党外的资产阶级还厉害。他们可以利用手中的权力,招降纳叛,结党营私,拼凑起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自上而下地制定和推行一条修正主义路线。他们可以强化和扩大资产阶级法权,保护他们这些搞修正主义的“大官”们的利益,侵吞和挥霍大量的社会财富,大搞资本主义,破坏和瓦解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他们总是披着马列主义的外衣,打着各种旗号,暂时蒙蔽和欺骗一部分不明真相、觉悟不高的人,跟着他们那条修正主义路线走。总之,他们是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是一切反抗社会主义革命和敌视、破坏社会主义建设的社会势力和社会集团同无产阶级进行较量的挂帅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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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内最大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就是这次大刮右倾翻案风,直至天安门广场反革命政治事件的挂帅人物。文化大革命前,他是刘少奇资产阶级司令部的二号头目。文化大革命粉碎了刘少奇、林彪两个资产阶级司令部,他受到群众的批判,说了一大堆“悔过自新”、“永不翻案”的话。可是,一旦重新工作,大权在握,他就扔下伪装,以十倍的仇恨,百倍的疯狂,施展全部反革命政治斗争经验,有纲领、有舆论、有组织、有部署地向党进攻,把矛头指向伟大领袖毛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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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项指示为纲”,是邓小平翻案复辟的政治纲领。这个修正主义纲领,宣扬阶级斗争熄灭论和唯生产力论,反对以阶级斗争为纲,否定党的基本路线,否定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性。邓小平妄图把它作为今后长时期“各项工作的总纲”,强加于全党、全国人民,为全面复辟资本主义开辟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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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夺思想阵地”,是邓小平翻案复辟的舆论准备。他上台以后,特别是去年七、八、九月以来,社会上政治谣言四起,奇谈怪论盛行。总根子就是他,是邓记谣言公司炮制出来的。他们用各种卑劣手段大造反革命舆论,蛊惑人心,制造分裂,矛头对着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为邓小平篡党夺权摇旗呐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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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抓班子”,是邓小平翻案复辟的组织措施。他反对革命的三结合的领导班子,打击和排斥坚持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老、中、青,网罗和重用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拼凑翻案复辟的“还乡团”。他极力要把文化大革命中清查出来的叛徒、特务留在党内,以便日后东山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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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整顿”,是邓小平翻案复辟的行动部署。一声整顿令下,翻案妖风骤起。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和政策,文化大革命的成果,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他一律都要“整顿”掉。所谓整顿,其实质就是资产阶级整无产阶级,就是资本主义复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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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搞的这一套,是反动的《二月提纲》的继续和发展,是毛主席在《通知》中早就批判过的。他的“三项指示为纲”,就是《通知》中指出的“根本否认几千年的人类历史是阶级斗争史,根本否认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根本否认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革命和对资产阶级的专政”那条修正主义路线的翻版。《通知》揭露彭真有意造谣,转移斗争方向,痛斥他提出的“整风”是打击无产阶级左派,包庇资产阶级右派。邓小平的所作所为,有过之而无不及。邓小平的这条路线,就是刘少奇、林彪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的继续。按照这条路线搞下去,不仅会葬送文化大革命的成果,而且会葬送整个中国革命的成果。他走的这条资本主义道路,就是要走回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去,使中国沦为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的附庸。正如毛主席在《通知》中批判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时指出的:“他们是资产阶级、帝国主义的忠实走狗,同资产阶级、帝国主义一道,坚持资产阶级压迫、剥削无产阶级的思想体系和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体系和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他们同我们的斗争是你死我活的斗争,丝毫谈不到什么平等。因此,我们对他们的斗争也只能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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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历史功勋,就在于及时而坚决地粉碎了党内资产阶级的复辟阴谋,批判了他们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夺回了被他们篡夺的那一部分党和国家的领导权,保证我们国家沿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继续前进;就在于从理论上和实践上解决了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这个当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重大课题。亿万工农兵、革命干部、革命知识分子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文化大革命“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他们热烈欢呼:“文化大革命好得很!”只有邓小平这样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才对文化大革命怀有刻骨仇恨。他顽固地坚持翻文化大革命的案,算文化大革命的帐,得罪了大多数,大多数人不赞成,不答应。“翻案不得人心”。人心、党心、党员之心,要求继续革命,反对复辟倒退。正因为这样,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反击右倾翻案风的伟大斗争,得到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热烈拥护,大得人心,大快人心。翻案派、算帐派孤立得很,很快陷于失败的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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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已经取得了伟大的胜利,但是斗争并没有结束。批判邓小平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的斗争还必须深入进行下去。我们千万不可松懈自己的斗志。一小撮阶级敌人也不会甘心认输。他们正在从自己的失败中研究对付我们的策略和手法。对此,革命人民必须有清醒的认识。毛主席指出:“列宁说建设没有资本家的资产阶级国家,为了保障资产阶级法权。我们自己就是建设了这样一个国家,跟旧社会差不多,分等级,有八级工资,按劳分配,等价交换。”只要这种状况还存在,只要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还存在,资产阶级和国际帝国主义、修正主义的影响还存在,“走资派还在走”,将是长期的历史现象。早在《通知》一周年的时候,毛主席就告诫我们:“现在的文化大革命,仅仅是第一次,以后还必然要进行多次。”在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中,毛主席又指出:“民主革命后,工人、贫下中农没有停止,他们要革命。而一部分党员却不想前进了,有些人后退了,反对革命了。为什么呢?作了大官了,要保护大官们的利益。”“一百年后还要不要革命?一千年后要不要革命?总还是要革命的。总是一部分人觉得受压,小官、学生、工、农、兵,不喜欢大人物压他们,所以他们要革命呢。一万年以后矛盾就着不见了?怎么看不见呢,是看得见的。”因此,我们对于同走资派的斗争,对于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一定要有长期作战的思想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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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在今年年初说过:“不斗争就不能进步。”“八亿人口,不斗行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就是我们在斗争中前进的十年,是我们国家发生巨大变化的十年。亿万人民在斗争中学习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大大提高了反修防修、继续革命的觉悟,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更加深入人心。我们的党经过吐故纳新,更加坚强,更加朝气蓬勃。我们的军队在“三支”、“两军”中经受了新的锻炼,为人民立了新功,更加强大。广大民兵参加保卫祖国的斗争和社会阶级斗争,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做出了贡献。各级领导班子实行老、中、青三结合,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按照毛主席提出的五项标准在斗争中锻炼成长。教育革命、文艺革命、卫生革命、科技战线的社会主义革命,在两条路线的激烈斗争中阔步前进。广大知识青年踊跃上山下乡,各级干部坚持走五·七道路。农业学大寨、工业学大庆的群众运动蓬勃开展。工农业生产和整个国民经济蒸蒸日上。伟大祖国繁花似锦,一片兴旺景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把亿万人民的力量进一步解放出来,它所发挥的巨大威力现在还仅仅是开始,随着革命的深入,将更加充分地显示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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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要乘胜前进,发展大好形势。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都要认真学习毛主席关于文化大革命和反击右倾翻案风的一系列重要指示,学习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弄清楚资产阶级在哪里和对资产阶级全面专政的问题,坚持反修防修,继续革命。要深刻认识文化大革命的辉煌胜利和伟大意义,满腔热情地支持社会主义新生事物,巩固和发展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要进一步深入批判邓小平,反击右倾翻案风,坚决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要在批判邓小平的总目标下把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和群众团结起来,继续搞好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两个方面的革命。要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把各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不断推向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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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产阶级是革命的乐观主义者。我们相信辩证法。我们坚信,“新陈代谢是字宙间普遍的永远不可抵抗的规律。”(《矛盾论》)不管革命的道路多么曲折,要经历多少反复,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真理是不可抗拒的,占人口总数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人民大众总是要革命的。革命必然战胜反动,新生必然战胜腐朽,这是历史的规律。马克思主义诞生一百多年,旧世界已经被打得落花流水。今天,资本主义、修正主义更是“西风残照”,衰败没落。一切逆历史潮流而动的跳梁小丑,可能得势于一时,到头来只能被人民扫进历史的垃圾堆。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所断言的:“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63页)在纪念《通知》十周年的时候,回顾文化大革命的战斗历程,放眼莺歌燕舞的大好形势,展望天地翻覆的光辉前程,我们充满革命的豪情,决心在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进行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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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战无不胜,我们前进的步伐不可阻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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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永放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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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毛主席重要指示 批判邓小平修正主义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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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学习 深入批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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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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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取得了伟大的胜利,但是,这场斗争并没有结束。我们要乘胜前进,认真学习毛主席的重要指示,深入批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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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续深入批判邓小平的修正主义路线,是十分必要的。用阶级斗争的观点来看,邓小平修正主义路线的出现,同历次修正主义路线的出现一样,不是偶然的。正如列宁指出的:机会主义“是整个历史时代的社会产物”。(《第二国际的破产》,《列宁选集》第2卷第654页)邓小平搞翻案,搞复辟倒退,在全国人民中间是极端孤立的。但是他那条修正主义路线,却有深刻的社会根源,是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猖狂进攻的集中表现。邓小平的垮台,对他所代表的资产阶级是一个沉重的打击。然而,资产阶级并不会因为邓的垮台而自行退出历史舞台,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并不会因为邓的垮台而停止,邓小平修正主义路线的影响,也不会不经过批判就立即自行消失。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刘少奇垮台后,出现了林彪的修正主义路线;林彪自取灭亡后,又出现了邓小平的修正主义路线。林彪的修正主义路线是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的继续,而邓小平的修正主义路线又是刘、林修正主义路线的继续。这是因为社会上和党内还存在资产阶级,大量的小资产阶级正在改造,大量没有改造好的知识分子还存在,阶级斗争没有熄灭,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没有熄灭,现实社会中还存在着产生修正主义路线的阶级根源和思想根源。因此,不能因为邓小平垮台了,批邓就可以停止或松一口气了,而应该再接再厉,继续深入地进行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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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邓小平从重新工作到垮台的时间不长,但他却是有纲领、有舆论、有组织、有部署地向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向党和无产阶级展开了疯狂的进攻。他不仅提出了一个修正主义纲领,而且在各个领域、各条战线散布了许多右倾翻案的奇谈怪论。这条集中表现了资产阶级复辟愿望和复辟行动的修正主义路线,对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来说,是不可多得的反面教材。从提出“三项指示为纲”到制造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政治事件,从“争夺思想阵地”到“全面整顿”,从反对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到崇洋卖国,邓小平从反面给我们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提供了许多有益的经验教训。充分发挥这一反面教材的作用,从理论上和实践上深入批判邓小平的修正主义路线和种种谬论,将大大加深我们对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路线和方针、政策的理解,提高我们同资产阶级,特别是同党内走资派斗争的自觉性。应当说,深入批邓,还有许多工作要做,而不是什么“已经都批了,没有什么可批了”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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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把批判邓小平修正主义路线的斗争深入进行下去,必须坚持“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和反击右倾翻案风的一系列重要指示,是对马列主义的重大发展,也是对邓小平最深刻有力的批判,是我们批邓的强大思想武器。认真学习毛主席的指示,并结合实际真正弄通,批邓就能朝着正确的方向越来越深入。毛主席根据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我们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经验,进一步分析了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问题,指出:“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还在走。”毛主席的指示,特别是关于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的英明论断,为我们进一步指明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方向。认真学习毛主席的一系列指示,真正从理论上弄清楚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这个重要问题,可以使我们对邓小平这条修正主义路线有一个深刻的全面的认识,不仅知道这条路线为什么是错误的、反动的,而且懂得产生这条路线的阶级根源、思想根源和社会经济基础是什么,懂得如何同党内资产阶级作斗争,怎样才能逐步铲除其根子。反过来,批判邓小平,又可以加深我们对毛主席重要指示的理解,从而提高我们的思想理论水平,提高识别和反对修正主义的能力。因为在邓小平身上,集中地、鲜明地体现了党内资产阶级的反动本性和特征。用毛主席的指示,分析和批判邓小平堕落为不肯改悔的走资派的过程,分析和批判邓小平同社会上的阶级敌人、资本主义势力的关系,不是可以帮助我们更具体地了解党内产生资产阶级、走资派还在走的这个阶级斗争的特点吗?用毛主席的指示,分析和批判邓小平如何强化和扩大资产阶级法权,维护那些搞修正主义的“大官”们的利益,不是可以帮助我们更具体地了解党内资产阶级与资产阶级法权的关系吗?用毛主席的指示,分析和批判邓小平如何“一朝权在手”,便从各个领域疯狂地向无产阶级反攻倒算,直至制造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政治事件,不是可以帮助我们更具体地了解党内资产阶级的危险性吗?这样把学习和批判结合起来,是我们更深刻地认识社会主义革命的性质、任务和对象,提高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觉悟的重要途径。坚持学习毛主席的重要指示,坚持批判邓小平的修正主义路线,总结同党内资产阶级作斗争的经验,一定会有力地推进我们的反修防修、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革命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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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邓小平的修正主义路线在各个领域中都向无产阶级进攻,由于邓小平的修正主义路线集中代表了党内外资产阶级的利益和愿望,由于天安门广场反革命政治事件是我们分析邓小平修正主义路线的本质及其危害性的极好的反面教材,我们在批邓的时候,可以也必须联系全国和各条战线阶级斗争和两条路线斗争的具体实际。这个问题,一些先进单位已经积累了不少好的经验,领导要向群众学习,加以总结。这些先进单位的经验告诉我们,不但要懂得阶级斗争是纲,而且在实际工作中也要能提起这个纲。把批邓和抓现实的阶级斗争结合起来,就会使批判更深刻,认识更提高,反过来又帮助我们更好地抓现实的阶级斗争。共产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从思想上真正把两条路线的大是大非弄清楚了,确立起要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的思想,才能进一步提高执行和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自觉性。这次运动是在各级党委的领导下进行的,斗争的锋芒始终对准党内最大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我们相信,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锻炼的广大干部和群众,是完全能够掌握斗争大方向的。我们应该旗帜鲜明地批判邓小平的修正主义路线,在批邓这个总目标下把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和群众团结起来,继续搞好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两个方面的革命,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带领群众把本地区、本单位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推向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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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实际,就要把批邓和促进社会主义新生事物的发展结合起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社会主义新生事物层出不穷。这些新生事物的根本特征,就是在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各个领域加强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有利于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有利于缩小工农之间、城乡之间、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之间的差别。它们限制和缩小了分配、交换关系方面以及人与人之间关系方面存在的资产阶级法权,促进了各条战线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的蓬勃发展。党内外资产阶级的总代表邓小平,对这些社会主义新生事物恨之入骨,千方百计地要加以扼杀。然而,新生事物从来就是在斗争中成长的。它们都曾受到刘少奇、林彪修正主义路线的攻击、压制和破坏,但它们又正是在反对和批判刘少奇、林彪修正主义路线的过程中成长壮大。今天,通过深入批判邓小平攻击新生事物的种种谬论,可以使我们从理论上、实践上更清楚地认识这些新生事物对于反修防修、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重大意义,从而不断促使新生事物发展壮大,逐步铲除产生资产阶级的土壤和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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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指出:“不斗争就不能进步。”“八亿人口,不斗行吗?!”我们同邓小平修正主义路线的斗争,已经取得很大的胜利,但从理论上和实践上批判邓小平的修正主义路线,还是一个长期的战斗任务,还需要花气力、下功夫。反击右倾翻案风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继续,批判邓小平修正主义路线也是批判刘少奇、林彪修正主义路线的继续。“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我们要发扬彻底革命精神,继续深入批判邓小平、反击右倾翻案风、追查反革命,把这场关系我们党和国家命运、前途的重大斗争进行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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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资派就是党内的资产阶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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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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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批判邓小平、反击右倾翻案风的伟大斗争中,毛主席指出:“社会主义革命革到自己头上了,合作化时党内就有人反对,批资产阶级法权他们有反感。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还在走。”毛主席这一科学论断,深刻揭露了党内走资派的资产阶级本质,进一步指明了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革命斗争的重点,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伟大学说。它不仅是我们当前深入批判邓小平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反击右倾翻案风、深入追查反革命的强大思想武器,而且是我们今后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反修防修的强大思想武器。我们应当结合斗争实际,认真学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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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内出现走资派,出现资产阶级,这是社会主义历史阶段阶级斗争的重要特点,是同无产阶级专政下阶级关系的变化密切相联系的。民主革命时期,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矛盾,那时党内也有机会主义、修正主义分子和历次机会主义路线头子,他们是资产阶级和其他剥削阶级在党内的代理人,但对于整个资产阶级来说,他们只是资产阶级的附庸。由于当时地主买办资产阶级掌握着政权,资产阶级的核心和主要力量,它的司令部,它的主要的政治代表,在党外而不在党内。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无产阶级领导全国人民夺取了国家的政权,我国进入了社会主义革命的历史阶段,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成为社会的主要矛盾。由于我们党成为执政的党,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同资产阶级、修正主义路线的斗争,便不仅决定着党的性质,而且决定着整个国家的性质和前途。从这个时候起,围绕着要不要搞社会主义革命这个根本问题,我们同党内外资产阶级的斗争,就在各个领域逐步深入地展开了。“三反”“五反”、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反右派斗争,都是建国以后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进行的重大斗争。在这些斗争中,党外资产阶级还多少有些力量同无产阶级进行较量,还能推出自己的头面人物,但已经出现了党内外资产阶级互相呼应、互相勾结的错综复杂情况,党外资产阶级和其他剥削阶级猖狂向党进攻,得到了党内资产阶级的支持并以他们为靠山。我们通过党内的两条路线斗争,揭露了党内资产阶级反对社会主义革命的活动,批判了他们的修正主义路线,这就保证了社会主义改造各个重大战役的胜利。随着社会主义革命的不断深入,处于被统治地位的党外资产阶级,经济上失去了生产资料,政治思想战线上屡遭失败,力量逐步削弱。如果说,在资产阶级右派向党进攻时还有所谓“章罗同盟”充当指挥的话,那么,经过反右派斗争之后,党外资产阶级想要公开聚集起来同无产阶级全面较量,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那就更困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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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在阶级力量对比发生变化的情况下,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就越来越深刻地突出地表现在党内。走资派就作为整个资产阶级的核心力量在党内出现,成为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的主要危险。我们搞社会主义革命,不仅要看到社会上旧的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还存在,大量的小资产阶级还正在进行改造,尤其要看到隐藏在党内的资产阶级,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只有同刘少奇、林彪、邓小平这些党内走资派进行坚决的斗争,坚持革党内资产阶级的命,才能保证同社会上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势力斗争的胜利,才算真正抓住了社会主义革命的重点。不懂得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就不是一个清醒的无产阶级革命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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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格斯在总结巴黎公社的历史经验时指出,在无产阶级专政建立之后,要“防止国家和国家机关由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人”,“追求自己特殊的利益”。(《法兰西内战·恩格斯写的一八九一年单行本导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35、334页)十月革命胜利以后,列宁分析了苏联当时社会的实际情况,明确指出,“我国现在存在着新的资产阶级”(《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会》,《列宁全集》第29卷第162页),它正在从苏维埃职员中间和小生产者中间产生出来。毛主席根据苏联变修的历史教训和我国无产阶级专政的实践经验,提出了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英明论断,这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重大发展。建国二十多年来,毛主席不仅在理论上对党内资产阶级作了深刻的分析,而且在实践上领导我们同党内资产阶级进行了反复的斗争。高岗、彭德怀、刘少奇、林彪、邓小平这些修正主义路线的头子,都是党内资产阶级的挂帅人物;社会主义时期几次重大的路线斗争,都是无产阶级同以他们为头子的党内资产阶级的斗争。我国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制度,正是在这种斗争中不断得到巩固和发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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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指出:“我们要分辨真正的敌友,不可不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经济地位及其对于革命的态度,作一个大概的分析。”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方法,从政治上经济上揭示走资派的资产阶级本质,对认清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是十分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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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行修正主义路线,坚持走资本主义道路,这是党内走资派最本质的政治特征。我们分析走资派,首先要抓住这个特征,从政治路线上弄清楚它的本质。走资派在党内形成一个妄图复辟资本主义的政治派别,是以共同推行修正主义路线为基础的。历次修正主义路线的头子就是这条路线的集中代表者。象刘少奇、林彪、邓小平这些修正主义路线的头子,都掌握了党和国家很大一部分权力,他们可以招降纳叛,结党营私,拼凑资产阶级司令部,可以把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变成资产阶级专政的工具,并暂时蒙蔽一部分不明真相和觉悟不高的人,跟着他们那条修正主义路线走。他们搞起资本主义复辟来,比党外资产阶级厉害得多,危险得多。党内走资派所推行的这条修正主义路线,集中代表了新老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利益,这就决定了他们的资产阶级的阶级实质。社会主义时期是“衰亡着的资本主义与生长着的共产主义彼此斗争的时期”。(《无产阶级专政时代的经济和政治》,《列宁选集》第4卷第84页)作为党内资产阶级的走资派,无疑是正在衰亡的整个资产阶级的一部分。正因为它是垂死没落的阶级,更加显露出它的反动性。“修正主义上台,也就是资产阶级上台。”林彪坚持搞修正主义,发展到炮制《“571工程”纪要》,发动反革命武装政变;邓小平坚持搞修正主义,造成了象天安门广场事件那样的反革命政治暴乱。这些触目惊心的阶级斗争事实,以极大的尖锐性和鲜明性暴露了党内资产阶级的反动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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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资派之所以是存在于党内的资产阶级,从经济上看,是因为他们代表了腐朽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社会主义时期,无产阶级要不断变革同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和生产力不相适应的上层建筑和生产关系,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而党内走资派则极力维护那些阻碍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和生产力发展的上层建筑和生产关系,妄图复辟资本主义。遵照列宁在《伟大的创举》一文中关于什么是阶级的教导,根据毛主席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对生产资料所有制改造基本完成后社会主义社会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分析,看看党内走资派在社会生产关系中处在何种地位,他们的资产阶级属性就比较清楚了。从实际生活中我们可以看到,某些单位或部门的领导权一旦被刘少奇、林彪、邓小平这类走资派所把持,他们就会利用自己的权力竭力推行修正主义路线,把人们的社会主义的相互关系变成资本主义的雇佣关系;他们就会以合法和大量非法的手段,扩大分配方面的资产阶级法权,无偿占有他人的劳动;他们就会利用职权支配属于国家或集体的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使社会主义所有制徒具虚名,实际上变为走资派所控制的资本主义所有制。刘少奇、林彪、邓小平所推行的修正主义路线,归根到底,就是要维护腐朽没落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坚持资产阶级压迫、剥削无产阶级的思想体系和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满足整个资产阶级在经济上的利益,妄图倒退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那种黑暗的社会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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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时期党内出现走资派,出现资产阶级,决不是偶然的现象,有着深刻的阶级根源和历史根源。在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中,毛主席指出:“民主革命后,工人、贫下中农没有停止,他们要革命。而一部分党员却不想前进了,有些人后退了,反对革命了。为什么呢?作了大官了,要保护大官们的利益。”毛主席的指示,一针见血地击中了党内走资派的要害。从民主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是一个根本的转变。在这个转变的过程中,革命队伍内部必然要发生分化。工人、贫下中农要革命,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反映了工人、贫下中农的要求,引导全党和全国人民继续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而党内一部分坚持资产阶级民主思想不愿改造的人,却不再前进了。在他们看来,三座大山推翻了,自己在政治上物质上都得到了很大的利益,革命就到了头。他们之中,有些人革命意志衰退,成为时代的落伍者。而另外一些坚持资产阶级反动立场的人,为了保护自己的实质上是整个资产阶级的利益,就公开跳出来,反对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妄图把历史的车轮拉向后转,复辟资本主义,这就是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党内最大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就是这样一种人,他所走的,正是从资产阶级民主派到走资派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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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资派反对社会主义革命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他们反对限制资产阶级法权。毛主席指出:“列宁说建设没有资本家的资产阶级国家,为了保障资产阶级法权。我们自己就是建设了这样一个国家,跟旧社会差不多,分等级,有八级工资,按劳分配,等价交换。”资产阶级法权,在社会主义时期还是不可避免的,这个旧社会留下的痕迹还不可能马上消除,但是,必须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否则,就会导致资本主义复辟。资产阶级法权是产生新的资产阶级的重要经济基础。党内有的人世界观本来就没有得到根本改造,又力图强化和扩大资产阶级法权,就必然逐步变为走资派、变为资产阶级。扩大资产阶级法权,其实质就是维护整个资产阶级的利益,加强复辟资本主义的社会基础。党内最大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一听到批资产阶级法权就那样反感,那样丧魂失魄,就是因为,资产阶级法权是党内资产阶级的命根子,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就是革党内资产阶级的命。在社会主义时期,对资产阶级法权采取什么态度,限制它还是扩大它,这是继续革命还是停止不前甚至反对革命的一个重要标志。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同党内走资派的限制和反限制的斗争将是长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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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党内存在资产阶级,会不会影响党的无产阶级性质呢?对于这个问题,应当运用唯物辩证法加以说明。毛主席指出:“对立统一规律是宇宙的根本规律。这个规律,不论在自然界、人类社会和人们的思想中,都是普遍存在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社会主义社会,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矛盾和斗争的统一体。这种矛盾和斗争,同样表现在党内。“党外有党,党内有派,历来如此。”“派别是阶级的一翼。”走资派就是党内的右派,就是社会主义时期党内的资产阶级。党内存在资产阶级会不会改变党的性质,要看矛盾的两个方面各处在何种地位。“事物的性质主要地是由取得支配地位的矛盾的主要方面所规定的。”(《矛盾论》)判断一个党是马列主义的还是修正主义的,不在于党内有没有资产阶级,最根本的,要看党的领导权是掌握在无产阶级革命家手里还是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手里,要看在党内占统治地位的是马克思主义路线还是修正主义路线。中国共产党是伟大领袖毛主席亲手缔造和培育的党,是伟大、光荣、正确的党。在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指引下,我们党坚持开展两条路线的斗争,不断清除党内的机会主义派别,排除“左”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干扰,从而保持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在党内的主导地位和党的无产阶级性质。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锻炼,我们党更加纯洁,更加坚强,更加发展壮大,充分发挥了领导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向阶级敌人进行战斗的朝气蓬勃的先锋队组织的作用。这是我们党的本质和主流。正因为我们党是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党,我们才敢于承认党内存在资产阶级,敢于发动和依靠广大群众坚持同党内资产阶级作斗争。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之流上台以后,推行一条全面复辟资本主义的修正主义路线,把列宁缔造的苏联共产党蜕变为修正主义的党、资产阶级的党、法西斯党,使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蜕变为社会帝国主义国家。这伙无产阶级的叛徒,不但不敢承认苏联党内存在资产阶级,而且不敢承认苏联社会存在阶级和阶级斗争,只能用“全民国家”、“全民党”的谬论来自欺欺人。因为,如果承认了这个事实,就等于承认他们自己是苏联党内的垄断资产阶级,就意味着他们自己的灭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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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同志认为,党内走资派不仅有“共产党员”的称号,而且都以领导者的身份出现,有些人地位很高,识别他们不那么容易。应当承认,作为党内资产阶级的走资派,由于在党内当权,政治上有种种“保护色”,又总是玩弄阴谋诡计,故意制造假象,这就增加了我们识别的困难。但是,辩证唯物主义告诉我们,一切客观事物都是可以在实践中逐步认识的,不可知论是唯心主义的形而上学的。不管党内走资派怎样善于伪装,他们既然要反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推行修正主义路线,就总是要暴露自己的真实面目。只要我们真正掌握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这个政治上的望远镜和显微镜,就能从路线上分清大是大非,认识他们的资产阶级反动本质。事实上,在邓小平大刮右倾翻案风的时候,许多地方的工农兵群众、革命干部、革命知识分子和知识青年,都旗帜鲜明地站了出来,顶风而上,坚决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同邓小平的修正主义路线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为我们提供了识别和战胜党内资产阶级的宝贵经验。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认真总结实际斗争的经验,就能提高我们的识别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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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六二年,伟大领袖毛主席分析了国内外阶级斗争的形势,高瞻远瞩地指出:“从现在起,五十年内外到一百年内外,是世界上社会制度彻底变化的伟大时代,是一个翻天覆地的时代,是过去任何一个历史时代都不能比拟的。处在这样一个时代,我们必须准备进行同过去时代的斗争形式有着许多不同特点的伟大的斗争。”毛主席关于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的英明论断,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社会主义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光辉典范。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同党内资产阶级的斗争,是一场同过去时代的斗争形式有着许多不同特点的伟大的斗争。我们一定要发扬理论联系实际的革命学风,认真学习和领会毛主席的重要指示,搞清楚资产阶级在党内这个重大问题,懂得无产阶级同党内资产阶级矛盾的性质和处理方法,不断总结同党内资产阶级作斗争的经验。无论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如何艰巨,前进道路上还有多少曲折,我们坚信,有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有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指引,革命的前途是光明的,“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6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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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不可书生气十足——学习《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的序言和按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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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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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五五年,在伟大领袖毛主席的领导下,我们开展了反对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斗争。这是建国以后一次惊心动魄的阶级斗争。胡风集团是一个以“文艺”为幌子的反革命政治集团。他们以阴险的两面派手法,打入革命队伍内部进行反革命活动,妄图搞垮社会主义的新中国。毛主席在这场斗争中亲自撰写了《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的序言和主要按语,深刻地分析了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的规律和特点,系统地揭露了阶级敌人卑鄙毒辣的反革命策略和手法,阐明了肃反工作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它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锐利思想武器。在当前深入开展批判邓小平、反击右倾翻案风、追查反革命的高潮中,重新学习毛主席写的序言和按语,重温毛主席关于如何同暗藏的反革命分子进行斗争的一系列教导,具有极大的教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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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早在全国解放前夕就英明地预见到:“在拿枪的敌人被消灭以后,不拿枪的敌人依然存在,他们必然地要和我们作拼死的斗争,我们决不可以轻视这些敌人。”(《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在粉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中,毛主席又强调指出:“如果说,法国资产阶级的国民议会里至今还有保皇党的代表人物的话,那末,在地球上全部剥削阶级彻底灭亡之后多少年内,很可能还会有蒋介石王朝的代表人物在各地活动着。这些人中的最死硬分子是永远不会承认他们的失败的。”毛主席的这些论述,深刻地说明了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的长期性。社会主义革命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以消灭任何剥削制度和最后消灭阶级为目标的革命,必然引起被打倒的反动阶级的激烈反抗,我们同他们的斗争要经历长期的、反复曲折的过程。二十多年来,我们清楚地看到,革命和反革命的斗争从没有停止过。一是老反革命分子中的死硬分子不肯认输,一有机会就要进行捣乱和破坏。二是“原有的反革命分子肃清了,还可能出现一些新的反革命分子”。(《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新的反革命分子的产生并不是偶然的。由于世界上还有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国内还存在阶级和阶级斗争,存在资产阶级法权,存在各种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这就是新的反革命分子产生的阶级根源和社会根源。新产生的反革命分子同老的反革命分子有着共同的阶级本质。他们都十分仇视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极力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反对和破坏社会主义事业,狂热追求资本主义复辟。他们兼有新老资产阶级的反动、没落和腐朽的特征,具有极大的疯狂性、破坏性。如果只看到老的反革命分子还存在,看不到新的反革命分子的产生及其反动本质,就不可能真正掌握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的规律和特点,就不可能有效地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而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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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社会主义革命的深入,反革命分子的破坏活动总是同党内资产阶级搞资本主义复辟紧密联系在一起。这个特点越来越明显地表现出来。毛主席指出:“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还在走。”党内资产阶级是社会主义革命的主要对象。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推行修正主义路线,其罪恶目的就是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不仅要搞掉社会主义革命的成果,而且要搞掉民主革命的成来,妄图把中国倒退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社会去。因此,走资派集中代表了党内外资产阶级和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的利益和愿望,成为他们的政治代表、挂帅人物,得到他们的拥护和支持。走资派搞修正主义,倒行逆施,不得人心,也需要一小撮反革命分子作为他们的社会基础。“被消灭的弱削阶级无论如何是要经由它们的反革命政党、集团或某些个人出来反抗的”。刘少奇、林彪、邓小平这些走资派实际上起着新老资产阶级头目的作用。阶级敌人都把复辟的希望寄托在走资派身上,而反革命分子的罪恶活动也得到走资派的鼓动和支持。这正如工农兵群众比喻的那样:“党内走资派台上叫,反革命分子台下跳,党内走资派伤风,反革命分子感冒”。在天安门广场捣乱的一小撮反革命分子,就是邓小平及其修正主义路线煽动起来的,他们表现出极其凶残暴虐的反动本性,打人放火,无恶不作。可见,走资派同反革命分子沆瀣一气,狼狈为奸,使革命和反革命的斗争变得更加尖锐、复杂,当反革命分子在遭到失败而作绝望的垂死挣扎的时候,甚至会出现反革命暴乱这样激烈的斗争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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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革命分子是剥削阶级中最腐朽、最反动的一部分,他们反对人民革命事业是不择手段的。胡风反革命集团就是这样。毛主席指出:“他们有长期的阶级斗争经验,他们会做各种形式的斗争—一合法的斗争和非法的斗争。我们革命党人必须值得他们这一套,必须研究他们的策略,以便战胜他们。切不可书生气十足,把复杂的阶级斗争看得太简单了。”值得我们注意的是,胡风反革命集团当年采用的一些卑鄙毒辣的反革命手法,又被现今修正主义路线的头子和一小撮阶级敌人所袭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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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中生有,制造谣言。当年胡风一伙就制造了大量的政治谣言,恶毒攻击污蔑毛主席的文艺路线、方针和政策,攻击污蔑中国共产党。从去年夏季到天安门广场反革命政治事件这一段时间内,社会上也出现了大量的反动政治谣言,把矛头指向毛主席,指向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指向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其根源就是“邓记谣言公司”。修正主义路线的头子和反革命分子所以重视反动政治谣言的作用,是因为他们既无真理,又无群众,便肆无忌惮地用这个廉价的杀人不见血的武器,以掩盖自己的反动面目,欺骗群众,蛊惑人心。反革命政治谣言从来就是反革命复辟的舆论准备,制造谣言就成为反革命活动的必不可少的内容。那里有阶级敌人的复辟活动,那里就会有离奇古怪的谣言。但是谣言毕竞是违反客观事实、站不住脚的,在具有高度政治觉悟的人民群众面前,谣言的制造者总是跌得粉碎,自食恶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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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诛晃错,以清君侧”。胡风反革命集团当年曾经采用这个手法,以攻击少数人为借口来攻击毛主席和中国共产党。毛主席指出:“自从汉朝的吴王刘潭发明了请诛晃错(汉景帝的主要谋画人物)以清君侧的着名策略以来,不少的野心家事为至宝,胡风集团也继承了这个衣钵。”邓小平以及一小撮反革命分子同样继承了这个衣钵。他们不惜采取种种卑劣手段,诸如捏造罪名,嫁祸于人等等,妄图陷害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领导同志;分裂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他们玩弄的“清君侧”反革命策略,是他们篡党夺权、颠覆无产阶级专政的一个重要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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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题发挥,冲破缺口”。胡风反革命集团曾经采用这种手法来反党反人民。他们打着帮助整风的幌子,向毛主席的文艺路线,向中国共产党和无产阶级专政大举进攻。他们阴谋以此为突破口,向党夺权。在天安门广场搞反革命暴乱的一小撮反革命分子也施展了这个手法。他们借题发挥,恶毒攻击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攻击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为党内最大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鸣冤叫屈。他们妄想从这里打开缺口,改变社会主义航向,复辟资本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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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革命分子不是那样笨拙的”。随着阶级斗争形势的发展变化,他们也在不断总结反革命经验,改变斗争策略,变换进攻手法。“他们老是在研究对付我们的策略,‘窥测方向’,以求一退。有时他们会‘装死躺下”,等待时机,‘反攻过去’。”我们要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密切注意阶级斗争的新动向,认真研究反革命活动的新特点,及时揭露阶级敌人的新花招,使其一切阴谋诡计不能得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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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反革命分子是那样穷凶极恶,诡计多端,但在无产阶级专政之下,终究逃脱不了彻底灭亡的命运。这是因为,他们是属于正在走向灭亡的反动阶级,只占总人口的极少数,只是一小撮。他们逆历史潮流而动,与人民为敌,必然遭到广大人民群众的坚决打击和愤怒声讨,因而是极其孤立的、虚弱的。在人民群众的铜墙铁壁面前,反革命分子的任何捣乱和破坏,只能落得个可耻失败的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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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及时识破和粉碎阶级敌人的一切阴谋诡计,关键在于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提高广大干部和群众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觉悟。分清了路线问题上的大是大非,就能坚定地站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一边,及时揭穿反革命的一切鬼域伎俩,旗帜鲜明地同阶级敌人作斗争。在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政治事件中,一开头就有很多同志觉察到政治气味不对头,有所警惕。随着事态的发展,广大工农兵、革命干部、革命知识分子愈来愈清楚地认识到,这是党内外资产阶级和一小撮反革命分子的猖狂进攻,因而立场坚定地同他们作斗争;首都工人民兵奋起反击,使这次反革命暴乱顷刻瓦解。如果分不清路线是非,就必然看不清反革命分子的反动本质,就会站错立场。毛主席在揭露胡风反革命集团妄图从我们内部拉人下水时,尖锐地指出:“一切犯有思想上和政治上错误的共产党员,在他们受到批评的时候,应当采取什么态度呢?这里有两条可供选择的道路:一条是改正错误,做一个好的党员;一条是堕落下去,甚至跌入反革命坑内。这后一条路是确实存在的,反革命分子可能正在那里招手呢!”二十年后的今天,重温毛主席的告诚,依然是十分亲切的。有的同志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受到批评,能否正确对待文化大革命,正确对待群众,正确对待自己,这极为重要。如果对文化大革命有抵触,不满意,要算帐,要翻案,反革命分子就会向他们招手。因此,我们要认真读马列的书和毛主席的书,努力改造世界观,提高自己的路线斗争觉悟,保持高度的革命警惕性,坚决地同阶级敌人作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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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胡风反革命集团刚刚被揭露出来的时候,毛主席就指出:“如果说胡风集团能给我们一些什么积极的东西,那就是借着这一次惊心动魄的斗争,大大地提高我们的政治觉悟和政治敏感,坚决地将一切反革命分子镇压下去,而使我们的革命专政大大地巩固起来,以便将革命进行到底,达到建成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目的。”粉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实现了毛主席的预见和要求。二十多年来,我们坚持贯彻执行毛主席关于“有反必肃,有错必纠”的正确方针,这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对于加速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的发展,对于教育和锻炼我们的人民,都起了巨大的作用。镇压反革命破坏活动,这是无产阶级专政的一项基本任务。列宁说:“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是由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采用暴力手段来获得和维持的政权,是不受任何法律约束的政权。”(《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列宁选集》第3卷第623页)对一小撮阶级敌人决不能讲“仁慈”。要运用无产阶级专政的铁的手腕,镇压一切反革命活动,剥夺反革命分子的言论自由、行动自由。放纵反革命活动是犯罪行为,不管什么地方出现反革命捣乱,就应该坚决加以粉碎。为了稳、准、狠以准为重点地打击反革命分子,我们要严格区分和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坚决打击反革命政治谣言的制造者和反革命破坏活动的策划者。对于一般传谣、信谣的人,对于受骗上当、做了一些错事的人,应看重进行思想教育,总结经验教训。毛主席指出过:“有右倾思想的人不分敌我,认敌为我。广大群众认为是敌人的人,他们却认为是朋友。有“左’倾思想的人期把敌我矛盾扩大化,以至把某些人民内部的矛盾也看作敌我矛盾,把某些本来不是反革命的人也看作反革命。”(《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我们要记住毛主席这个教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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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我们要充分发动和依靠广大群众,坚决镇压一切反革命分子,巩固和发展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将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进行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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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是党内最大的分裂主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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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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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内最大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是我们党内最大的分裂主义者。在当前深入批判邓小平、反击右倾翻案风、追查反革命的高潮中,必须揭露和批判他分裂党的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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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背着毛主席和党中央抛出的“三项指示为纲”,是一个修正主义的纲领,也是一个分裂主义的纲领。列宁说:“在党纲问题上和在策略问题上的一致是保证党内团结,保证党的工作的集中化的必要条件”。(《进一步,退两步》,《列宁选集》第1卷第482页)没有纲领、路线上的一致,就不会有党的团结。根据毛主席对社会主义历史时期阶级斗争的性质和规律的分析,在我们党的章程中,对党的基本纲领和基本路线早有明确规定。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实现党的基本纲领,是全党团结的基础。邓小平用“三项指示为纲”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篡改我们党的基本纲领和基本路线,这就是对抗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破坏党的团结,就是和党闹分裂。难怪这个黑纲领一出笼,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和社会上的阶级敌人便纷纷出动,向党猖狂进攻。这就清楚地暴露了“三项指示为纲”的分裂主义的反动实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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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在同托洛茨基的分裂主义作斗争时指出:“就其最无耻地违背大多数工人意志这一点来说,恰恰就是分裂主义”。(《论高喊统一而实则破坏统一的行为》,《列宁选集》第2卷第495页)列宁把违背大多数人意志这一点作为识别分裂主义的一个标准,是我们批判邓小平分裂主义的锐利武器。我们党是立党为公的。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是我们党的唯一宗旨。我们的一切言论和行动都是以最广大人民的最大利益为出发点的。邓小平大刮右倾翻案风,翻文化大革命的案,算文化大革命的帐,疯狂地反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要把一切都“扭”回到文化大革命前刘少奇以及他自己所推行的修正主义路线上去,这就完全违背了大多数人的利益。他立党为私,替少数人即党内外资产阶级打主意,势必同广大党员、干部和革命群众相对抗,同党闹分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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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坏老、中、青三结合,是邓小平从组织上分裂党的一个突出表现。老、中、青三结合是文化大革命中涌现出来的新生事物,是贯彻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重要的组织保证。邓小平把实行老、中、青三结合看作是他推行修正主义路线的极大障碍,处心积虑地加以破坏。一方面,他排斥、打击坚持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老、中、青干部,特别要把坚持继续革命的新干部打下去。另一方面,他又“请隐士”,“举逸民”,妄图把那些对文化大革命一不满意、二要算帐、反对社会主义革命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和没有改造好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扶上台。如果按照他的那一套搞下去,我们党还有什么组织上的巩固?还有什么团结可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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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造反革命政治谣言,这是邓小平妄图分裂党的一个重要手段。去年夏季前后,正当右倾翻案风甚嚣尘上的时候,社会上出现大量的政治谣言,真是千奇百怪,无奇不有。这些东西从哪里出来的呢?原来是邓记谣言公司炮制出来的。邓小平就是一个最大的谣言制造者。他躲在阴暗的角落,煽风点火,造谣中伤,攻击诬蔑,挑拨离间,妄图以此蛊惑人心,制造混乱,分裂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其手段何等卑劣,政治上多么堕落!他这样做不是偶然的。鲁迅曾经说过:“谣言这东西,却确是造谣者本心所希望的事实,我们可以借此看看一部分人的思想和行为。”(《华盖集续编?无花的蔷薇之三》从大量反革命的政治谣言中,不正好暴露出邓小平反动卑鄙的思想和行为吗?靠造谣过日子,也不是邓小平的发明,而是一切反动派们惯用的手法。他们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他们倒行逆施,既没有真理,又没有群众,不能不用谣言和谎言去欺骗别人,同时也欺骗他们自己。但是,谣言终归是谣言,一旦真相大白,人们就会更加看清他们的丑恶嘴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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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明明是党内最大的分裂主义者,但他却采取两面派的手法,乔装打扮,有时也高喊“团结”。他所说的“团结”是无产阶级的团结吗?是建立在毛主席革命路线基础上的团结吗?决不是。他对无产阶级从来就不讲团结,而是要把他们置于死地而后快。他对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干部和群众也决不讲团结,而是想方设法把他们打倒。他所说的“团结”,是要把那些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和未改造好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把党内外的资产阶级,都纠集在一起,跟着他向党进攻。他在一次讲话里,“团结”的话音未落,便攻击评论《水浒》是“做文章”、“搞阴谋”。在他授意炮制的《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这株大毒草中,大肆歪曲毛主席关于安定团结的指示,攻击坚持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共产党人是“反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敌人”。这就充分说明,他所说的“团结”,实际上是分裂。真正搞阴谋、反马克思主义的,不是别人,正是他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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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前发生在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政治事件,更加充分地说明了邓小平是破坏党的团结的罪魁祸首。制造天安门广场事件的一小撮反革命分子,恶毒诬蔑坚持马列主义的中国共产党人“阉割马列主义”,疯狂攻击反击右倾翻案风“是一小撮野心家的翻案活动”,丧心病狂地把矛头指向伟大领袖毛主席,指向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他们攻击的目标,正是邓小平的矛头所向。邓小平大刮右倾翻案风,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社会主义新生事物,反对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反对评论《水浒》,矛头都是对着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一小撮反革命分子公开打出拥护邓小平的旗号,疯狂叫嚣要“由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这正是邓小平梦寐以求的。邓小平分裂党的愿望,变成了一小撮反革命分子的实际行动。邓小平想说的话和想干的事,被这一小撮反革命分子和盘托出了。天安门广场发生的反革命政治事件,是邓小平分裂主义的必然结果,它擦亮了人们的眼睛,使人们进一步看清了分裂主义的反动性和危险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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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搞分裂不是偶然的,有其深刻的阶级根源。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不仅存在老的资产阶级,而且还不断地产生新的资产阶级,特别是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新老资产阶级的存在,走资派还在走,就是党内产生分裂主义的阶级根源。由于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和不断深入,社会上的资产阶级名声越来越臭,他们的力量越来越被削弱,党内资产阶级就成了复辟资本主义的主要力量。象刘少奇、林彪、邓小平这样的走资派,就是党内外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进攻的挂帅的人物。他们要搞修正主义,搞复辟倒退,必然向无产阶级闹分裂。只要走资派还在走,我们党就存在着分裂的危险,我们就要不断地同分裂主义进行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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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大领袖毛主席总结了我们党五十多年的路线斗争经验,指出:“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这三项基本原则是我们识别、揭露和战胜分裂主义的强大思想武器。同邓小平的斗争,使我们进一步认识到,修正主义是分裂主义的政治思想根源,分裂主义是修正主义在组织上的表现,阴谋诡计又是搞修正主义、分裂主义的策略手段。我们一定要坚持毛主席提出的三项基本原则,加强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的革命团结,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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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要向群众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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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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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批判邓小平、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中,伟大领袖毛主席再一次强调“群众是真正的英雄”,指出往往是下级水平高于上级,群众高于领导,领导不及普通劳动者。我们要认真学习、深刻领会毛主席的这个重要指示,深入批判邓小平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积极限制和破除领导和群众关系方面的资产阶级法权,自觉地向群众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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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社会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都是广大劳动人民创造出来的。人民群众的革命斗争,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动力。一种新的社会制度代替旧的社会制度,无不是人民群众英勇斗争的结果。我国无产阶级革命的每一个胜利,都是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指引下,经过群众的革命斗争取得的。党内最大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翻文化大革命的案,算文化大革命的帐,反对社会主义的新生事物,否定亿万群众的革命实践,充分暴露了他的反动立场和反动唯心史观。在批判邓小平、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中,我们要进一步解决“是英雄创造历史,还是奴隶们创造历史”的问题,坚定不移地站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上,充分认识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伟大作用,决不能跟邓小平的谣言和诡辩混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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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在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中指出:“民主革命后,工人、贫下中农没有停止,他们要革命。而一部分党员却不想前进了,有些人后退了,反对革命了。为什么呢?作了大官了,要保护大官们的利益。”毛主席还指出:“一百年后还要不要革命?一千年后要不要革命?总还是要革命的。总是一部分人觉得受压,小官、学生、工、农、兵,不喜欢大人物压他们,所以他们要革命呢。”毛主席的重要指示,高度地赞扬了人民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深刻地揭露了邓小平这样搞修正主义的大人物压制群众、反对革命的反动本质,正确地指出了社会主义时期革命的动力和对象,精辟地说明了领导向群众学习、处理好同群众的关系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人民群众所处的社会地位,决定着他们总是要革命的,总是满腔热忱地倾向于未来,而不留恋于过去。解放前,他们受压迫、被剥削,迫切要求砸烂旧世界,建立新社会。民主革命胜利后,他们当家做主人了,社会地位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他们从亲身感受中懂得,“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只有实现共产主义才是光明的前途,停止和倒退是没有出路的。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只要还存在着阶级,还存在着旧制度和旧思想的残余,还存在着旧社会的痕迹,无产阶级就不能说得到了彻底的解放,总会有搞资本主义的人压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工人、贫下中农和其他革命群众。所以,在社会主义革命的征途上,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人民群众总是表现出高度的革命热情和积极性,不断地冲破一切束缚他们的罗网,创造出社会主义的新生事物,开辟着通向共产主义的道路。社会主义革命的洪流是不可阻挡的。邓小平这个党的同路人,民主革命胜利后作了大官,极力保护大官们的利益,反对社会主义革命,妄图搞复辟,开倒车,人民群众理所当然地要反对他,批判他。我们每个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都应当从邓小平这个反面教员身上吸取经验教训,自觉地跟小官、学生、工、农、兵站在一起,虚心向他们学习,领导他们前进,决不能去压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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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群众是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科学实验三大革命运动的直接参加者,是社会实践的主体。他们的实践经验极其丰富、极其广泛,他们的知识和才能无穷无尽。因为,人的知识和才能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头脑里固有的,而是在斗争实践中积累起来的。人民群众在三大革命运动中,经过反复学习和比较,不仅取得了丰富的生产斗争经验,而且取得了丰富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经验。正如毛主席所指出的那样:“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最聪明、最有才能的,是最有实践经验的战士。”相反,领导却往往不及普通劳动者,因为他们脱离群众,没有实践经验。我们常常看到这样的情况:对一些错误的东西,领导不能识别、不能抵制,而群众却能够识别、能够抵制;在一些大是大非问题面前,领导模棱两可,而群众却旗帜鲜明;学习革命理论时,有些问题领导不懂得不理解,而群众却能说得明明白白。这不是充分说明群众比领导高明吗?领导的知识和才能只能从群众中来。领导脱离群众,不向群众学习,就必然一事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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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者向来十分重视向群众学习。马克思主义就是在群众革命斗争经验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马克思的“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法兰西内战》,《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72页)这个著名论断,就是根据巴黎公社社员的革命经验总结出来的。列宁在他的光辉著作《伟大的创举》中,提出了在无产阶级专政下进行革命的一系列理论问题,而这部著作是由于工人中出现了“星期六义务劳动”这个新生事物才产生的。伟大领袖毛主席早就说过:“和全党同志共同一起向群众学习,继续当一个小学生,这就是我的志愿。”(《〈农村调查〉的序言和跋》)在我国革命发展的每一个阶段上,毛主席总是根据当时的形势和任务,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对广大群众革命斗争的经验进行科学的总结,及时地给我们指出前进的方向。革命导师的革命实践告诉我们,领导者的责任,就是向群众学习,总结群众的经验,带领群众前进。要使自己成为一个好的领导者,必须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先当群众的学生,后当群众的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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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社会中的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矛盾。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人们相互关系方面的资产阶级法权不可避免地存在着,这种情况还将在较长的时期内存在下去。领导能不能虚心向群众学习,摆正自己的位置,实际上是要不要限制和破除领导与群众关系上的资产阶级法权问题,这是直接关系到反修防修、削弱产生资产阶级的土壤、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大事。我们党的干部,是人民的勤务员,是社会的公仆。领导与群众的关系,是革命的同志关系。但是,由于在政治、经济和思想等方面现在还有旧社会的痕迹,所以,事实上领导与群众之间还存在着一定的差别。领导如果没有正确的态度,不积极采取措施去缩小这种差别,反面认为这种差别是天经地义的、不可侵犯的,甚至把人民群众给自己的权力当作特权去到处乱用,那就会使自己成为高踞于“下等人”头上的贵族。这样,领导和群众之间的关系,在性质上就要发生变化。拿一个企业来说,领导如果不把群众看作是企业的主人,总觉得自己比群众高明,自己说了算,那就势必把群众管理企业的权利给剥夺了。领导不但不能接受群众的监督,而且会对群众实行“管、卡、压”,就会滥用职权搞特权,不仅随意支配物,而且随意支配人,不实行政治挂帅,而去搞什么“物质刺激”。这样下去,群众就会由企业的主人变为雇佣劳动者,领导就会由社会的公仆变为走资派,变为企业主,资本主义复辟就会出现了。这是很值得我们警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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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以来,剥削阶级曾编造一整套“上智下愚”、“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等历史唯心主义的反动观念,借以欺骗人民,维护他们的反动统治。到了社会主义社会,人民群众当家做主人了,长期被颠倒了的历史才第一次被颠倒过来。刘少奇、林彪、邓小平这些搞修正主义的大人物,他们想要推翻无产阶级专政,推翻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地位,把历史再颠倒过去,回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结果都走向自己愿望的反面。这些反面教员告诉我们:必须注意防止和克服做官当老爷的不良倾向。如果有人硬是不想和群众划等号,那就只能是脱离群众,使自己处于同群众对立的地位,遭到群众的反对。正如毛主席所说的那样:“在群众面前把你的资格摆得越老,越象个‘英雄’,越要出卖这一套,群众就越不买你的账。”(《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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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同志往往处理不好自己同群众的关系,不能虚心向群众学习,最根本的原因还是世界观的问题。反映旧制度的唯心主义世界观是不会一下子从人们头脑中退走的。领导要摆正自己的位置,处理好同群众的关系,必须遵照毛主席的教导,“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克服资产阶级思想影响,在革命斗争实践中努力改造世界观。这个改造世界观的问题,大家都在经常讲,而要真正改造得好,却不那么容易。尤其有的领导同志养尊处优惯了,改造世界观的任务比普通劳动者、比一般干部更加艰巨。这些同志只要拿出一些时间到群众中去走一走,看一看,看看群众在想些什么,做些什么,他们怎样以共产主义精神创造着一个又一个的社会主义新生事物,就不难看到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自己是多么幼稚可笑。现在社会主义革命正在日益深入,工人、贫下中农以及广大革命群众都在不停顿地前进,我们应当努力跟上人民群众前进的步伐。列宁曾经非常严肃地指出:“我们如果愿意仍然成为社会主义者,就应该到更下层和更低层中间即到真正群众中间去,反机会主义斗争的全部意义和全部内容就在于此。”(《帝国主义和社会主义运动中的分裂》,《列宁选集》第2卷第897-898页)在批判邓小平、反击右倾翻案风的伟大斗争中,各级领导切实解决向群众学习的问题何等重要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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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干部要旗帜鲜明地参加战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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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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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批判邓小平、反击右倾翻案风、追查反革命的斗争正在深入开展。这是关系到我们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的重大斗争。在这场斗争中,各级领导干部都要旗积鲜明地执行和捍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带领广大群众积极参加战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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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的锻炼,许多领导干部的阶级斗争、路线斗争觉悟有了很大提高。邓小平刮起右倾翻案风的时候,有的领导干部就对邓小平的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有所识别、抵制和批判。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开展以来,许多同志积极响应毛主席、党中央的号召,旗帜鲜明地带领广大群众揭发和批判邓小平的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特别是天安门广场发生的反革命政治事件,一小撮反革命分子公然要邓小平当中国的纳吉,并且明目张胆地攻击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分裂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这种赤裸裸的反革命行径,从反面给广大干部上了一堂极其深刻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教育课。有些原来受了邓小平的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欺骗和蒙蔽的同志,也迅速转过弯来,积极投入批邓的战斗。各级党委加强领导,使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逐步深入,不断取得新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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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也有少数领导干部,由于对邓小平的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的欺骗性和反动性认识不足,因而领导运动不够有力,不够积极。这是一种阶级斗争、路线斗争觉悟不高的表现。这样的同志,特别应该认真学习、深刻领会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理论问题和反击右倾翻案风的一系列重要指示,提高对当前这场斗争的重大意义的认识。批判邓小平,是马克思主义同修正主义、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又一次大搏斗。毛主席说:“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还在走。”毛主席的指示深刻分析了社会主义时期阶级关系的变化和阶级斗争的特点,明确指出了社会主义革命的对象是资产阶级,重点是党内走资派,主要危险是修正主义。社会主义革命深入了,无产阶级专政更加巩固了,社会上资产阶级和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就把复辟希望寄托在党内资产阶级身上。邓小平是党内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他重新工作后,就抛出“三项指示为纲”的黑纲领,反对以阶级斗争为纲,否认党的基本路线;他反对限制资产阶级法权,拼命维护搞修正主义的“大官”们的利益;他挥舞“整顿”大棒,大肆攻击和扼杀社会主义的新生事物,翻文化大革命的案,算文化大革命的帐;他煽动一小撮反革命分子,大造反革命舆论,制造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政治事件。他的所作所为,都代表了党内外资产阶级的利益。如果让邓小平的复辟阴谋得逞,千百万共产党员人头就要落地,广大人民就要陷入痛苦的深渊。因此,我们和邓小平的斗争,是无产阶级专资产阶级的政,还是资产阶级专无产阶级的政,是坚持社会主义走向共产主义,还是复辟资本主义倒退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重大问题。在这样重大的斗争面前,作为一个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的共产党员,作为一个带领群众前进的领导干部,决不能立场模糊,漠不关心。否则,是同无产阶级党性不相容的,发展下去就有可能犯错误,是很危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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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极少数领导干部,不是大胆地站在运动的前列,切实负起领导的责任,而是顾虑重重,患得患失。这是由于这些同志在邓小平修正主义路线的影响下,说过一些错话,或者做了一些错事,害怕火烧到自己的头上。这种顾虑是没有必要的,也不是正确对待自己错误的态度。“我们应当相信群众,我们应当相信党”。经过文化大革命锻炼的广大群众,是能够明辨路线是非的,是能够执行党的政策、牢牢掌握斗争大方向的。这些同志只要和邓小平划清界限,坚决和邓小平修正主义路线作斗争,积极领导群众反击右倾翻案风,在斗争中提高自己的觉悟,提高对自已错误的认识,用实际行动来改正自己的错误,就会得到群众的谅解。因此,这些同志应该放下包袱,轻装上阵,积极投入战斗。如果怕这怕那,掩盖矛盾,回避斗争,只能使自己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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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说:“翻案不得人心。”邓小平顽固地要翻文化大革命的案,算文化大革命的帐,得罪了大多数人,大多数人不赞成,不答应。人心、党心、党员之心都要坚持前进,反对倒退。所以,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反击右倾翻案风的伟大斗争,得到了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一致拥护。广大群众集中火力批邓,焕发出了极大的革命热情。我们的领导干部应该看到群众的这种积极性,应该充分发挥群众的这种积极性,把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不断推向前进,发展革命的大好形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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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各级领导干部担负着领导各地区各单位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重任。由于社会主义时期始终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党内外资产阶级千方百计要复辟资本主义。因此,领导工作千头万绪,首要的就是要坚决贯彻执行党的基本路线,抓阶级斗争、路线斗争。对资产阶级、修正主义,要敢于抵制,敢于批判;对反革命活动、反革命谣言要敢于揭发,敢于追查,敢于斗争。如果对资产阶级、修正主义和反革命活动,不敢揭,不敢批,不敢斗,这就是失职,就是在阶级敌人面前缴械投降,就有负于党和人民对我们的期望和委托。毛主席说:“不斗争就不能进步。”“八亿人口,不斗行吗?!”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关系,决不是什么平等的关系,而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关系。只有坚持斗争,才能教育人民,团结人民,打击敌人,发展大好形势,夺取革命的新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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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共产党人不屑于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毛主席也说:“我们必须坚持真理,而真理必须旗帜鲜明。我们共产党人从来认为隐瞒自己的观点是可耻的。”《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我们每一个共产党员,特别是党的领导干部,都应该有鲜明的、合乎党的原则的政治立场,始终不渝地坚持真理,旗帜鲜明地为真理而斗争。在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马克思主义同修正主义、革命同反革命、正确路线同错误路线的斗争的重大政治原则问题上,我们共产党人必须旗帜鲜明,赞成什么,反对什么,毫不吞吞吐吐,含糊其辞。这是无产阶级政党可贵的战斗作风,也是无产阶级政党的性质所决定的。共产党人相信自己的事业是正义的,是代表社会前进的方向,合乎历史的发展规律的,因此,总是朝气蓬勃,信心百倍地去同资产阶级、修正主义,同一切阶级敌人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我们的领导干部一定要发扬这种无产阶级的优良战斗作风,以鲜明的立场,高昂的斗志,饱满的热情,带领广大群众,深入批邓,把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进行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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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是怎样联系实际批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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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春市缝纫机制造厂党委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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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开展以来,我们厂广大工人和干部在上级党委的领导下,认真学习毛主席的一系列重要指示,深入批判邓小平的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和反动罪行,旗帜鲜明地同修正主义路线对着干,使革命蓬勃发展,生产蒸蒸日上,进一步发展了全厂的大好形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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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前一段的斗争经验,我们体会到,批邓必须紧密联系实际,如果不联系实际,就可能是批归批,干归干,甚至批起来明白,干起来糊涂,还是走错路。因此,我们在批邓的时候,就注意联系本厂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实际,使干部和群众受到教育,提高觉悟,更自觉地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把批判邓小平、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步步引向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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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击右倾翻案风斗争开始后,我们厂广大干部和群众认真学习毛主席的一系列重要指示,集中火力批判邓小平抛出的“三项指示为纲”的修正主义纲领。批了一段时间,有的同志觉得,学习班也办了,批判会也开了,还怎么深入批?我们总结了运动搞得较好的车间的经验,看到他们都是把批邓和本单位实际联系得较好,不但懂得阶级斗争是纲,在实际工作中也能提起这个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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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发动群众联系本厂阶级斗争的历史和现状进行批判,使大家对邓小平鼓吹的阶级斗争熄灭论的反动实质越看越清楚。我们厂是在一九五八年大跃进时由六个手工业厂、社合并到一起来的。从建厂那一天起,我们每前进一步,都经历了严重的斗争。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我们批判了刘少奇、林彪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狠抓了阶级斗争,但是斗争并没有完结。资产阶级法权和资产阶级法权观念破坏着领导和群众、工人和干部之间的社会主义关系;物质刺激、奖金挂帅、“管、卡、压”这些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批判过的东西,一有风吹草动,就死灰复燃;老、中,青三结合、工人理论队伍、工人宣传队、厂校挂钩等社会主义新生事物,也经常受到旧的思想和错误路线的干扰和破坏;工人中少数蜕化变质分子和社会上的坏人相互勾结,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破坏着社会主义经济;资产阶级思想和小生产者的习惯势力,还经常在腐蚀着工人队伍。大量的事实清楚地说明,邓小平鼓吹的“三项指示为纲”、“阶级斗争哪能天天讲”等谬论,是十分虚伪和反动的。阶级斗争这样尖锐复杂,邓小平却说什么“哪能天天讲”,这不是明明要熄灭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斗争,而鼓动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猖狂进攻吗?依了他,就是让新老资产阶级分子为所欲为,使企业改变性质,国家改变颜色。我们这样联系实际批邓,使大家不仅在理论上更清楚了,同时也有了更具体的实际感受,批判的内容更丰富,战斗性也更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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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清了邓小平鼓吹阶级斗争熄灭论的险恶用心,我们就更加自觉地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停顿地开展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斗争。这时,有的同志认为,抓厂内的阶级斗争是不是偏离了批邓的大方向?我们讨论了这个问题,统一了认识。大家认为,深入批邓,和抓厂内现实的阶级斗争是一致的。邓小平推行的修正主义路线,代表了党内外资产阶级的利益。新老资产阶级分子是邓小平修正主义路线的阶级基础,邓小平则是他们的政治代表。抓好厂内现实的阶级斗争,就是以实际行动深入批邓。工人同志们说得好:“我们就是要同邓小平的修正主义路线对着干。阶级斗争就是要天天讲,天天抓。”我们在集中火力批邓的同时,经常分析厂内阶级斗争的动向,掌握阶级斗争的主动权,大批资本主义,大批修正主义,坚决打击一小撮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警惕修正主义办企业路线的回潮。对于攻击文化大革命,制造事故,破坏生产的坏家伙,我们发动群众进行斗争。对于资本主义倾向,开展了严肃的批判。我们还通过政治夜校、赛诗会、大唱样板戏和革命歌曲等形式,向资产阶级思想主动进攻。由于抓紧了阶级斗争,使资产阶级歪风抬不起头,无产阶级正气大大发扬,干部和群众的精神面貌发生了很大变化。学习理论、认真读革命书刊的多了,听谣、传谣、看坏书的歪风刹住了;勤俭办企业、注意节约的多了,化公为私、做私活的收敛了;忘我劳动、一心大干社会主义的多了,好逸恶劳、出工不出力的少了。全厂的先进面不断扩大,后进面不断缩小,五十六个班组中有二十几个成为先进班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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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联系实际批邓,抓厂内阶级斗争的过程中,我们坚持了“扩大教育面,缩小打击面”,注意了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运动开始不久,有的群众要点名批判说了某些错话的干部,党委及时做了工作,劝他们改变了点名批判的作法,同时对说错话的干部也进行了教育。我们经常注意引导干部和群众把由于对新生事物认识不足,说了一些错话,做了一些错事的同恶毒攻击文化大革命,攻击社会主义新生事物的区别开来;把由于思想糊涂而听谣、信谣的同有意制造反革命政治谣言的坏人区别开来;把生产中的技术事故同故意破坏生产的区别开来。对受修正主义路线、资产阶级思想影响,犯了这样或那样错误的同志,坚持做耐心细致的思想工作,开展积极的思想斗争,帮助他们放下包袱,轻装上阵,共同批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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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还联系实际批判了邓小平鼓吹的“依靠工农兵是相对的”反动谬论,增强了“全心全意地依靠工人阶级”的自觉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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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广大工人群众提高了觉悟,解放了思想,增强了主人翁责任感。干部也更加相信和依靠群众。但是,依靠谁办企业这个问题并没有完全解决。就我们领导班子来说,思想上常有反复,工作起来,时而明白,时而糊涂。有了难题,就想起了群众;难关一过,就忘了群众;出了成绩,就承认群众是真正的英雄,出了问题,就埋怨群众;在一般情况下,还能放手发动群众,任务一紧,就想搞“管、卡、压”;群众提意见合乎自己想法的,就听得进,不合乎自己想法的,就听不进。说来说去,还是觉得自己比群众高明,相信自己超过相信群众。前几年,我们工厂的铸造车间一度生产比较被动。有的同志就拿出一份早就被否定了的超额奖励方案,改了个名叫附加工资支付办法。还说,这办法准能把积极性调动起来,把生产搞上去。我们当时同意了在两个小组进行试点。但试行了一段时间,就被群众顶回来了。工人同志们尖锐地指出,这是走回头路。后来,党委成员到这个车间去蹲点劳动,抓政治思想工作,调动起群众的积极性,使这个车间很快由后进变为先进。联系这一事实,批判邓小平“相对依靠”的谬论,使我们深刻地认识到办企业依靠群众的重要性。邓小平鼓吹什么“相对依靠”,就是假依靠,不依靠,就是妄图实行修正主义的“专家治厂”和“一长制”,在工厂里实行资产阶级专政,搞资本主义复辟。同时,这也使我们进一步懂得,是不是依靠工人群众,不是一般的方法问题,而是路线问题,实际上也是企业的领导权掌握在哪个阶级手里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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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批判邓小平“相对依靠”的谬论,是非界限更清楚了,依靠工人阶级办好社会主义企业的思想更坚定了。我们认真地总结文化大革命以来依靠工人群众办好社会主义企业的新鲜经验,并且把总结经验的过程,作为批邓的过程,作为进一步落实毛主席关于“全心全意地依靠工人阶级”的指示的过程。文化大革命以来,我们根据“鞍钢宪法”的精神,采取了有效的措施,组织群众参加企业管理。有的同志认为群众代表参加了领导班子,提拨了几十名工人同志到厂、车间、职能科室当了干部,群众管理就搞得差不多了。通过学习。批判,我们感到不能这样简单地看问题,群众参加企业管理这个新生事物,还需要经过不断的斗争,特别是需要不断批判那种不相信群众的错误思想,才能使它不断得到发展和完善,不断充实新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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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批判邓小平反对依靠工人阶级的谬论,使干部和群众更充分发挥了社会主义积极性,领导和群众更加紧密结合在一起,干群一条心,拧成一股劲,出现了讲路线,议大事;讲团结,顾全局;发扬风格,互相帮助的局面。群众参加管理这一新生事物从思想上、组织上、制度上更加巩固,更加完善。工人同志们说:“我们是工厂的主人,我们就要和领导一起挑起管好工厂的担子,同邓小平的修正主义路线对着干。”工人们看到违反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事就批,对领导有意见就提,看到有的干部没有按期参加劳动,就主动找干部提出来,发现车间劳动组织不合理,就积极提改进建议。今年三月,全厂车间以上的领导干部集中办学习班,我们没有指定留守干部,而是组织了老、中、青三结合的工人临时领导班子,管理日常工作,一段时间,工人们自己管理自己,各车间的革命和生产都抓得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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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打着关心生产的幌子,到处鼓吹反动的唯生产力论,说什么“唯生产力论不要批了吧,再批,生产上不去了!”我们批判了他的阶级斗争熄灭论和“依靠工农兵是相对的”谬论,就对他那套唯生产力论的反动实质,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大家说,邓小平既反对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斗争,又反对依靠工人阶级,那么他的所谓关心生产就只能是假的,实际上是破坏生产。他的险恶用心,就是要把社会主义企业蜕变为资本主义企业。我们和邓小平的分歧,不在于要不要把生产搞上去,而在于是搞社会主义的生产,还是搞资本主义的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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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批判邓小平贩卖的唯生产力论的时候,我们联系文化大革命前后工厂发生的深刻变化开展批判,使大家对唯生产力论和抓革命,促生产的界限就更加清楚了。文化大革命前,邓小平鼓吹唯生产力论,散布什么“不管白猫黑猫,捉住老鼠就是好猫”的谬论。当时,我们厂里搞的就是这一套。不管啥人啥招,完成任务就好,完不成任务就。大搞物质刺激、利润挂帅,各种奖金名目繁多。工人的思想受到腐蚀和毒害,资本主义思想泛滥,社会主义积极性受到压抑,生产发展缓慢。这种情景,厂里的老工人记忆犹新。文化大革命以来,我们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依靠工人群众,抓思想,抓路线,用革命统帅生产,大大促进了生产的发展。文化大革命后八年的产量是文化大革命前八年产量的七点四倍。特别是最近几年,每年都有新的突破。一九七五年缝纫机生产达到九万二千台,这一年的产量相当于文化大革命前八年总产量的一倍半。前后对比,大家清楚地看到,两条路线,两种结果。同志们说,是抓革命,促生产,还是搞唯生产力论,主要看三条:一是帅位摆在哪,二是屁股坐在哪,三是心里想着啥。我们搞生产,就要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就要全心全意地依靠工人阶级;就要一心想着把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落实到基层。这样抓生产,生产一定能大上。反之,生产发展就受影响,甚至会走上邪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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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批邓,是非界限明确了,干部和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越来越高。今年以来,由于我们始终把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当成头等大事来抓,坚持用革命统帅生产,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生产上一些具体问题,都得到较好的解决,充分显示出批判资产阶级、批判修正主义的威力。原来,有的同志曾担心,反击右倾翻案风来势迅猛,生产会不会受到影响。但事实上,今年一至四月,全厂月月超额完成任务,产量比去年同期增长百分之三十五点五,质量有明显提高,八项主要经济指标都创造了建厂以来历史最高水平。在抓革命,促生产的战斗中,好人好事层出不穷。大家说,批判邓小平,反击右倾翻案风,使我们革命和生产的劲头比任何时候都大!这种劲头是哪里来的?我们一没靠“管、卡、压”,二没靠物质刺激,靠的是抓阶级斗争,无产阶级政治挂帅。这本身就是对邓小平推行的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的有力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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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几个月来的斗争实践,使我们更加认识到批判邓小平、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极端重要性。我们要继续发扬无产阶级革命精神,牢牢掌握斗争大方向,紧密联系实际,集中火力批邓,坚持抓革命,促生产,以实际行动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保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夺取反击右倾翻案风斗争的更大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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巩固和发展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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牢记文化大革命对自己的教育——驳“一概忘记”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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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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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十年了。这是全党和全国人民迎着阶级斗争的风浪不断前进的十年,是广大干部受到深刻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教育、精神面貌发生巨大变化的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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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指出:“文化大革命是干什么的?是阶级斗争嘛。”文化大革命对广大干部是一堂深刻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教育课。十年来,我们经历了同刘少奇、林彪和邓小平的三次重大斗争。这一次又一次的斗争,都生动地说明了:在社会主义时期,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这两大对抗阶级之间的斗争是多么尖锐、多么激烈!不仅社会上还存在资产阶级,而且资产阶级就在党内,资产阶级的主要政治代表也在党内。随着社会主义革命的深入,党内资产阶级已经成为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进行较量的主要力量。由于刘少奇、林彪和邓小平一类党内资产阶级手中有很大的权力,可以自上而下地推行一条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他们搞起资本主义复辟来,比资本家还厉害。只要回想一下刘少奇如何猖狂叫嚷资本家“剥削有功”,大砍合作社,搞“三自一包”,在上层建筑领域特别是思想文化部门专无产阶级的政,围剿革命派;回想一下林彪如何咒骂我们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制度,直至策划反革命武装政变;再看一看邓小平如何叫嚷不怕当“还乡团”,挥舞“整顿”的大棒,妄图把文化大革命的成果统统整掉,我们就可以清楚地认识到,这些党内的资产阶级确实是拼命搞复辟。他们不仅能够说资本家想说而不敢公开说的话,面且能够做资本家想做而做不到的事。如果他们的阴谋得逞,资本主义就要全面复辟,整个中国就要改变颜色。毛主席早就指出:“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辞,建设社会主义,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如果说,在文化大革命初期,我们有些同志对这场伟大的革命还不太理解,那末,经过这十年的斗争实践,经过正反两方面的反复教育,我们对于毛主席的重要指示,对于为什么文化大革命非搞不可,就理解得更深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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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党内最大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却妄图要人们“忘记”文化大革命,“忘记”在这场革命中受到的深刻教育。他胡说什么:“文化大革命中的那些问题一概把它忘记,根本不要去想它,也不要提它了。”人们从这些黑话中,可以看到他翻案派、算帐派的丑恶嘴脸,可以看到他对文化大革命的刻骨仇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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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要人们“一概忘记”,“不要想”、“不要提”的“那些问题”,究竟是什么问题?难道不就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激烈斗争吗?不就是这种斗争给予我们的深刻教育吗?他在这里给我们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究竟对于文化大革命应当采取怎样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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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化大革命中,我们摧毁了刘少奇、林彪两个资产阶级司令部,粉碎了他们复辟资本主义的阴谋,避免了苏联变修的悲剧在我国重演,保证了我们国家沿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继续前进。这是文化大革命的伟大功绩。广大干部从刘少奇、林彪这些反面教员身上,看到了党内资产阶级颠覆无产阶级专政的危险性,看到了坚持反修防修的重要性。这些,难道可以“一概把它忘记”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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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化大革命中,我们批判了刘少奇、林彪的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批判了他们鼓吹的阶级斗争熄灭论、唯生产力论、黑《修养》、唯心主义先验论、爬行主义、洋奴哲学等等,在全党全国进行了一次极其广泛深入的思想和政治路线方面的教育,大大提高了广大干部学习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积极性,提高了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党的基本路线的自觉性,提高了对修正主义路线的识别能力和抵制能力,提高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觉悟。这些,难道可以“根本不要去想它”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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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中,我们批判了刘少奇、林彪的资产阶级世界观,批判了他们用“入党做官论”、“官、禄、德”等反动的地主资产阶级思想腐蚀人们灵魂,唆使人们走资本主义道路的罪行,有力地促进了人们的思想革命化和世界观的改造。广大干部坚持走毛主席指引的五·七道路,接受工人、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密切了同群众的联系。许多同志自觉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带头做缩小三大差别的促进派。这些,难道可以统统“不要提它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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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大革命是发动亿万群众进行反修防修的伟大实践。正如毛主席指出的:“这个运动规模很大,确实把群众发动起来了”。正是波澜壮阔的群众运动,造成了对修正主义的摧枯拉朽之势;正是广大群众起来斗争,使那些资产阶级的顽固堡垒顷刻瓦解,一朝覆亡。亿万人民起来揭露和批判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他们推行的修正主义路线,对犯有错误的干部进行批评和帮助,这是群众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觉悟提高的重要标志,是反修防修的重要保证。群众的批评和帮助,教育和挽教了一大批犯错误的干部,使他们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正如有的干部所说:“过去陷入修正主义泥潭,不能自拨,正是革命群众的帮助,把自己拉出来,使自己获得了新生。”所有这些,都充分显示了群众运动的威力,显示了文化大革命对于犯错误干部的深刻教育作用。显然,这也是决不应该忘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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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的“一概把它忘记”的谬论,包藏着极大的祸心,这就是要鼓动那些过去犯有错误、受过群众批判的干部,跟他一样完全“忘记”文化大革命对他们的教育和挽教,并且跟着他一起翻文化大革命的案,算文化大革命的帐。他的这种妄图拉人下水的阴谋,同他整个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一起,完全破产了。但是,这种阴谋却从反面给我们以很大的教育。这就是:他要我们“忘记”的,正是需要牢记的,他要我们“不要提”、“不要想”的,正是需要经常提,经常想的。无论是老干部,青年干部,包括犯过走资派错误的干部,都要从这里吸取教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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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老干部,一般都经历了民主革命时期的战争和革命群众运动的锻炼和考验,具有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大敌人作斗争的经验,这是很可贵的。但是,在社会主义时期,社会的主要矛盾变了,革命的性质变了,这就有一个过社会主义关,有一个使自己的思想跟上革命形势的发展,同社会主义革命的前进步伐相适应的问题。毛主席指出:“民主革命后,工人、贫下中农没有停止,他们要革命。而一部分党员却不想前进了,有些人后退了,反对革命了。为什么呢?作了大官了,要保护大官们的利益。”在这里,毛主席深刻地指明了思想停止在民主革命阶段的危险性,这对我们广大干部、特别是老干部是语重心长的教导和鞭策。老干部要牢记文化大革命中受到的教育,努力用毛主席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武装自己,自觉改造世界观,自觉限制资产阶级法权。这样,才能同工人、贫下中农一起继续前进,永葆革命青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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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青年干部,大多数是在文化大革命中锻炼成长起来的,朝气蓬勃。但是,走上领导岗位以后,地位变了,也必须严格要求自己,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认真改造世界观,才能坚持继续革命。要经常想一想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的教育,经历过的曲折,看到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长期性与复杂性,发扬敢于同党内走资派及其修正主义路线作斗争的革命精神。要把别人犯错误的经验教训作为自己的鉴戒,战胜党内外资产阶级的腐蚀和影响,永远保持旺盛的革命斗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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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过走资派错误的干部,大多数已经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努力为党为人民工作,这是文化大革命的一个重要成果。邓小平要“整”掉这个成果,我们则要进一步巩固和发展这个成果。犯过错误的于部,要认真记取文化大革命中受到的教育,从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这个根本问题上接受经验教训,提高贯彻执行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自觉性。要正确看待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的批判。群众的批判,既包含着对修正主义路线的愤恨,也包含着对于部的爱护和帮助。对于那些政治思想上患有重病的人,正如毛主席说过的,“首先一个方法,就是重重地给患病者一个刺激,向他们大喝一声,说:‘你有病呀!’使患者为之一惊,出一身汗,然后好好地叫他们治疗。”(《反对党八股》)文化大革命中群众对犯错误干部的批判,不正是这样吗?不正是因为有了这个“刺激”,才使许多同志对多年不党悟的问题开始觉悟了吗?我们所有的同志,都要正确对待文化大革命,正确对特群众,正确对待自己;犯过错误的同志,更需要这样。决不要因为受了一点冲击,就耿耿于怀,站在群众的对立面去指责;决不要只看支流,忘掉了主流,被支流迷惑了自己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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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正在开展的批判邓小平、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是文化大革命的继续和深入,它使我们再一次受到深刻的教育和反修防修的锻炼。邓小平垮台了,但是斗争并没有结束。我们要认真学习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反击右倾翻案风的一系列重要指示,深入批邓,把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进行到底,通过这一伟大斗争,把我们反修防修、继续革命的觉悟进一步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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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不能同资产阶级讲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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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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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批判邓小平、反击右倾翻案风,追查反革命的新高潮中,迎来了中共中央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通知》发表十周年。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伟大胜利的十年,也是在激烈的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中不断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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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主持制定的《通知》,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纲领,是战胜党内外资产阶级、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强大思想武器。毛主席在这个光辉文献中指出:“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在各个文化领域的专政,无产阶级继续清除资产阶级钻在共产党内打着红旗反红旗的代表人物等等,在这些基本问题上,难道能够允许有什么平等吗?几十年以来的老的社会民主党和十几年以来的现代修正主义,从来就不允许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有什么平等。他们根本否认几千年的人类历史是阶级斗争史,根本否认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根本否认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革命和对资产阶级的专政。相反,他们是资产阶级、帝国主义的忠实走狗,同资产阶级、帝国主义一道,坚持资产阶级压迫、剥削无产阶级的思想体系和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体系和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他们是一群反共、反人民的反革命分子,他们同我们的斗争是你死我活的斗争,丝毫谈不到什么平等。因此,我们对他们的斗争也只能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我们对他们的关系绝对不是什么平等的关系,而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关系,即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实行独裁或专政的关系,而不能是什么别的关系,例如所谓平等关系、被剥削阶级同剥削阶级的和平共处关系、仁义道德关系等等。”在这里,毛主席深刻地批判了刘少奇、邓小平以及彭真鼓吹的“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反动谬论,阐明了对资产阶级实行独裁或专政的必要性,划清了马克思主义同修正主义的界限。这对于我们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把反修防修的斗争进行到底,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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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是根本对立的两个阶级,不是你专我的政,就是我专你的政。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资产阶级掌握国家机器和生产资料,剥削和压迫无产阶级,对无产阶级实行专政,丝毫谈不到什么平等关系。无产阶级推翻地主资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阶级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长期被压迫被剥削的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而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变成被统治阶级。在无产阶级专政下,一切被打倒的反动阶级当然会感到不好受。他们总是从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各方面,反抗社会主义革命,妄图恢复已经失去的“天堂”。为了从根本上改变资产阶级压迫、剥削无产阶级的种种不平等关系,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就必须对资产阶级实行独裁或专政,绝不能他们讲什么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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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剥削者和被剥刚者之间不可能有平等”,(《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列宁选集》第3卷第639页)这是为几千年来奴隶反对奴隶主阶级、农民反对地主阶级的斗争历史和几百年来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历史所证明了的真理。无产阶级总是把平等的要求,归结为消灭阶级的要求。在社会主义社会,虽然推翻了地主资产阶级的反动统治,但还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存在着商品生产、货币交换等资产阶级法权,在分配等方面仍然存在着实际上的不平等。只有消灭了阶级,消灭了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城市和农村、工业和农业、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之间的差别,实现了共产主义,才能彻底消除这种不平等的状况。但是,几十年来的老的社会民主党和现代修正主义,根本否认阶级斗争,否认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竭力维护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不平等关系。叛徒考获基鼓吹“自由、平等、博爱”的神话,把社会主义说成包括剥削者和被剥削者在内的所有的人“彼此平等”。苏修叛徒集团也把这个资产阶级口号塞进臭名昭著的苏共纲领。刘少奇、林彪、邓小平等党内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也同样如此。早在民主革命时期,他们就用“自由、平等、博爱”的口号冒充为我们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共同口号”。在社会主义时期,他们仍然坚持资产阶级的平等观,妄图取消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专政。然面,刘少奇一伙就在高唱“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时候,疯狂地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实行白色恐怖。他们的所作所为,充分证明了他们的“人人平等”是极端虚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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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新老机会主义者、修正主义者不允许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有什么平等,是因为他们是资产阶级、帝国主义的忠实走狗,坚持资产阶级压迫、剥削无产阶级的思想体系和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刘少奇、林彪、邓小平这些修正主义路线的头子,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充当资本主义复辟势力的总头目。毛主席指出:“社会主义革命革到自己头上了,合作化时党内就有人反对,批资产阶级法权他们有反感。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还在走。”刘少奇一伙在建国初期就提出“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的资产阶级纲领,鼓吹土地买卖租佃、雇工、借贷、贸易等“四大自由”。接着,他们反对农业合作化,反对人民公社化,公然叫嚷“要恢复象一九五三年以前那样的制度”,即复辟资本主义私有制。如果说在社会主义改造运动中,他们主要是维护生产资料私有制,那么,在资本家丧失生产资料所有权以后,则主要是强化和扩大资产阶级法权。资产阶级法权用形式上的平等掩盖着实际上的不平等,它是新老资产阶级和党内走资派赖以生存的命根子。党内走资派通过强化资产阶级法权,维护搞修正主义的“大官”们和整个资产阶级的利益,保存复辟资本主义的土壤,妄图重新恢复人吃人的剥削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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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搞复辟倒退,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刘少奇公然叫嚷无产阶级要同阶级敌人讲“友情”,保持一种“温暖”的关系;邓小平胡说什么“过去专政多了,今后可以放宽些”。诸如此类的阶级斗争熄灭论,阶级合作论,显然是从老的社会民主党和现代修正主义的垃圾堆里拣来的破烂货。他们用这种反动谬论来麻痹革命人民的意志,掩盖党内外资产阶级和一小撮阶级敌人向社会主义发动猖狂进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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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产阶级能同反动派讲“友情”吗?决不能。列宁说得好:“不无情地镇压剥削者的反抗,便不能战胜和铲除资本主义”。(《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列宁全集》第27卷第242页)那群反共、反人民的反革命分子由于自己的阶级本性所决定,从来就不同无产阶级讲友爱,我们也就理所当然地不能同他们讲什么平等,更不存在什么和平共处的关系。对反共、反人民的反革命分子讲温良恭俭让,就是对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的残忍,就是对无产阶级专政的可耻背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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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产阶级专政“可以放宽些”吗?也不能。在阶级和阶级斗争还存在的时候,无产阶级专政必须加强,而不能削弱。对于阶级敌人的复辟阴谋活动,必须依靠群众坚决镇压。我们必须镇压国内外反动派的各种破坏和颠覆活动,必须镇压一切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分裂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反革命活动,追查反革命政治谣言的制造者和反革命活动的策划者,决不给阶级敌人以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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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刘少奇及其一伙从来就没有熄灭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斗争,也从来没有放松对无产阶级专政的进攻。他们疯狂地反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推行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大搞复牌资本主义的阴谋活动。他们控制了党权、文化宣传工作的权、许多地方的权。在他们所把持的文化、教育等部门,资本主义泛滥,修正主义猖獗,群魔乱舞,资产阶级严重专了无产阶级的政。他们大搞物质刺激、奖金挂帅,使相当大的一个多数的工厂领导权并不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和工人群众手里。请同志们想一想,如果让他们的那条路线搞下去,那就不要很多时间,不可避免地出现全国性的反革命复辟,无产阶级专政就会变成资产阶级专政,资产阶级压迫、剥削无产阶级的不平等关系就会全面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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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钻在共产党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从来不允许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有什么平等,我们对他们的斗争只能是你死我活的斗争,我们同他们的关系也绝对不是什么平等的关系、和平共处的关系,而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关系。我们搞社会主义革命,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就是要彻底消灭资产阶级压迫、剥削无产阶级的思想体系和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建立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体系和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解放以来,我们党领导的历次社会主义革命运动,从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到思想文化领城中批判资产阶级,从反右派斗争到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都是为了一个目的,即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继续清除钻在党的的打着红旗反红旗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向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夺权,进一步加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正是在毛主席领导下,一场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政治大革命,以排山倒海之势席卷全国。亿万革命群众万炮齐轰一小撮叛徒、特务、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摧毁了刘少奇为头子的资产阶级司令部;接着,又粉碎了林彪反党集团,挫败了他们妄图变无产阶级专政为资产阶级专政的罪恶阴谋。实践证明,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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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了伟大胜利,但是,斗争并没有结束,失败的阶级还要挣扎,走资派还在走。那个受到批判之后发誓“永不翻案”的邓小平,一旦重新工作,就凶相毕露,对无产阶级进行反攻倒算。他抛出“三项指示为纲”的修正主义纲领,要翻文化大革命的案,算文化大革命的帐。他的这个纲领就是反动的《二月提纲》的继续和发展,其实质,就是反对以阶级斗争为纲,反对党的基本路线,反对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根据这个黑纲领,邓小平提出了“全面整顿”的方针,什么“工业要整顿”、“农业要整顿”、“科学技术要整顿”、“文化教育要整顿”、“党也要整顿”,等等。真是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从地方到中央,从党内到党外,都布下天罗地网,要整掉建国二十多年来、特别是文化大草命以来的胜利成果,要整掉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专政,其用心何其毒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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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在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政治事件,充分暴露了党内外资产阶级和一小撮阶级敌人对无产阶级是残酷无情、不讲平等的,也彻底揭穿了邓小平的“人人平等”的欺骗性、虚伪性和反动性。邓小乎一贯对资产阶级充满了爱,而对无产阶级充满了恨。他为那一堆叛徒、卖国贼、野心家、阴谋家失去反党反人民的自由而鸣冤叫屈,而对坚持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革命干部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对革命造反派动不动就是“滚”,爱憎何等的分明啊!以邓小平为总后台的资产阶级决不会爱无产阶级,而无产阶级也决不会爱资产阶级。只要世界上阶级压迫和阶级剥削的可能性没有完全消灭,决不可能有超阶级的平等,决不可能有超阶级的“博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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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搞翻案是不得人心的。广大的工人、贫下中农和其他劳动人民要革命,要坚持无产阶级专政达到消灭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实现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面邓小平搞翻案,坚持资产阶级压迫、剥削无产阶级的社会制度,是同革命人民的利益相对立的。邓小平“作了大官了,要保护大官们的利益”,压迫人民,人民群众当然要革他的命。因此,他是极端孤立的。他妄想一口吞掉无产阶级专政,结果是在无产阶级专政面前碰得头破血流,遭到可耻的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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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建国二十多年来,特别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毛主席领导全党和全国人民同党内外资产阶级斗争的历史,可以清楚地看到,社会主义时期的阶级斗争,集中到一点,就是无产阶级要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而资产阶级要推翻无产阶级专政,这是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毛主席指出:“不斗争就不能进步。”“八亿人口,不斗行吗?!”坚持同修正主义斗,坚持同资产阶级斗,坚持同刘少奇、林彪、邓小平这些修正主义路线的头子斗,我们的党和国家才能兴旺发达,人民群众才能不断提高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觉悟,无产阶级专政才能进一步得到巩固。即使一万年以后,也有矛盾,也有斗争,也会有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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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一场激烈的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大搏斗,邓小平终于垮台了,但批邓的任务仍然很重。我们要认真学习和掌握毛主席在《通知》中阐明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路线,方针和政策,以及毛主席最近的一系列指示,在毛主席、党中央的领导下,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党的基本路线,把批判邓小平、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进行到底,夺取更大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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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大革命与工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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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纪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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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大革命以来的十年,是我国工业战线发生巨大变化的十年。十年来,我国的社会主义工业有了很大的发展。工交战线和其他战线一样,“到处莺歌燕舞”,生气勃勃、欣欣向荣。“鞍钢宪法”进一步得到落实,“工业学大庆”的群众运动蓬勃发展,党的基本路线深入人心,社会主义新生事物大量涌现。工人阶级学理论,讲路线,抓大事,当家作主的精神大发扬。一大批现代化的大型企业相继建成,中小型企业有如烂漫的山花,在全国广大城乡遍地开放。十年来工业的发展速度,远远超过了前十七年。事实再一次雄辩地证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使我国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一个强大的推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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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斗争就不能进步。”这是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没有文化大革命这场伟大、深刻的阶级斗争,我国工交战线就不可能出现今天这样兴旺发达的局面。经过文化大革命锻炼的工人阶级和革命人民热烈欢呼文化大革命的历史功勋,赞颂文化大革命给工交战线带来的巨大变化。同革命人民相反,党内最大的不肯改海的走资派邓小平对此却十分恐惧和仇恨。邓小平代表党内外资产阶级的利益,大刮右倾翻案风。他混淆是非,颠倒黑白,把文化大革命以来工交战线的大好形势描绘得一团漆黑,叫嚣“今不如昔”。这就充分暴露了他这个敌视文化大革命的翻案派、复辟派的真面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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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文化大革命能够给工交战线带来如此巨大的变化呢?为什么邓小平要极力抹杀和反对这种变化呢?从根本上说,就是因为文化大革命是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阶级斗争,是重点反对党内资产阶级的政治大革命。通过这次伟大的斗争,在工交战线进一步解决了由哪个阶级掌权,执行什么路线,走哪一条道路的问题。文化大革命以前,我国工业虽然经过了所有制方面的革命,但由于刘少奇一伙在工交战线推行修正主义路线,大搞物质刺激、利润挂帅,变使人们走资本主义道路,工厂企业的领导权,相当大的一个多数不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不在工人群众手里。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基础还不稳固,修正主义、资本主义的东西严重地阻碍落广大工人群众社会主义积极性的发挥,阻碍着工业生产力的发展。文化大革命摧毁了刘少奇、林彪为头子的两个资产阶级司令部,批判了他们推行的修正主义路线。广大工人群众联系工交战线的实际,开展批判斗争,夺回了被走资派篡夺的那一部分权力。同其他战线一样,根据毛主席关于革命事业接班人的五条标准,老中青三结合的领导班子在工厂企业普遍建立,一大批文化大革命中涌现出来的新生力量,被选拨到各级领导岗位上来。经过文化大革命的锻炼,大多数的老干部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端正了,焕发了革命青春。广大工人群众也在斗争中进一步提高了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觉悟,识别真假马克思主义的能力更强了。上层建筑、生产关系中的资本主义的东西受到了一次猛烈的冲击,社会主义的新生事物迅速成长起来。这些都大大有利于巩固和加强无产阶级的领导权,有利于保证我国工业按照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迅速发展。邓小平所以要否定文化大革命以来工交战线的大好形势,目的就在于否定文化大革命,否定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对党内资产阶级、党内走资派的批判斗争,推行修正主义路线,走资本主义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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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大革命的经验告诉我们,依靠工人阶级,坚持同党内资产阶级作斗争,深入开展对修正主义路线的批判,才能保证工厂企业的领导权真正掌握在马克思主义者和工人群众手里,才能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建立起强大的社会主义工业,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毛主席指出:“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还在走。”刘少奇、林彪,邓小平这类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相继出现,说明“走资派还在走”,是社会主义时期长期存在的现象。工交战线的主要矛盾同样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任何一个企业如果不执行党的基本路线,不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批判修正主义,同党内资产阶级、党内走资派作斗争,企业的领导权就会落到资产阶级手里。走资派就会通过改变路线,来改变企业的社会主义性质,复辟资本主义。在苏联,不是由于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叛徒集团,集夺了党和国家的领导权,从上至下地推行修正主义路线,全面地复辟了资本主义吗?在我国文化大革命前,由于刘少奇一伙推行修正主义路线,不也改变了我们一部分企业的性质吗?邓小平要翻文化大革命的案,要在工厂企业重搞利润挂帅、物质刺激等等,要把文化大革命中批判过的那一套修正主义黑货重新恢复过来,正是为了改变社会主义所有制的性质,把社会主义工业变成他们复辟资本主义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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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说:“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抓住了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这个主要矛盾,坚持同党内资产阶级斗,同修正主义路线斗,就能解放生产力,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企业的任何一项生产活动,从生产、建设计划的安排,材料、设备、技术问题的解决,产品的销售,到企业的管理,都有一个坚持什么方向、走什么道路、执行什么路线的问题。文化大革命以来,许多企业通过批判唯生产力论和阶级斗争熄灭论,提高了以阶级斗争为纲处理企业一切问题,包括生产、技术方面各种问题的自觉性,革命搞得热气腾腾,生产蒸蒸日上;同文化大革命以前那种不抓阶级斗争,就生产抓生产,结果迷失政治方向,生产也搞不上去的状况,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事实有力地驳斥了邓小平所谓批判唯生产力论妨碍了生产发展的谬论。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反复证明:只有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用政治统帅经济,用革命促进生产,才能正确处理企业内部和外部的各种关系,解决好生产过程中的各种矛盾,不断地完善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充分调动广大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保证工业建设沿着社会主义方向多快好省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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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场在工人阶级领导下,亿万人民群众直接参加的伟大革命斗争。在这场斗争中,我们党把路线和政策直接交给工人阶级和广大群众,“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来揭发我们的黑暗面”,同刘少奇、林彪、邓小平这一类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联系实际批判他们推行的修正主义路线,这就在空前的广度和深度上,调动了蕴藏在群众中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广大工人群众在斗争中提高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觉悟,积极参加企业的领导和管理,抓路线,管方向,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充分发挥了工人阶级的领导作用和监督作用。这是文化大革命给工交战线带来的一个巨大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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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大革命以来,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指引下,许多工厂企业认真执行“鞭钢宪法”,创造了一整套依靠群众管理企业的新鲜经验,出现了许多革命的新生事物。例如:不脱产的工人参加各级领导班子,直接参与领导和管理;坚持干部和技术人员参加生产劳动的制度;普遍建立工人理论小组,工人调查组,工人参谋队;工人群众运用大字报、小评论等形式,对领导在执行路线和政策中存在的问题进行批评、监督;建立群众管理网,工人群众直接参加生产、计划、技术和经营管理工作;创办七·二一工人大学,走上海机床厂从工人中培养技术人员的道路,等等。所有这些,对于坚持党的基本路线,限制资产阶级法权,调整、改善领导和群众,技术人员和工人之间的关系,树立和巩固工人群众的主人翁地位,对于多快好省地发展工业生产,都发挥了重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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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大革命前,刘少奇一伙推行的那条修正主义路线,根本否定工人阶级作为国家和企业的主人翁地位。他们不相信群众,不依靠群众,不发挥群众的伟大创造力。他们反对“鞭钢宪法”,鼓吹“马钢宪法”,在工厂企业里,搞什么“一长挂帅,四总当家”、“专家立法,技术人员执法,工人守法”等,对工人群众实行“管、卡、压”。文化大革命以来,批判了修正主义路线,通过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批判和破除资产阶级法权思想,广大干部自觉地到群众中去,到阶级斗争和生产斗争的第一线去,和群众同学习,同批判,同劳动,遇事同群众商量,总结群众中的先进经验,注意自觉接受群众的监督,密切了干部和群众的关系,使不少企业的面貌为之一新。对于这样的变化,一贯站在群众对立面的邓小平当然是不高兴的。他不讲群众运动,不讲工人是企业的主人,不讲工人阶级的伟大历史使命,并且侮诬蔑工人当家作主把企业搞“乱”了,说什么“积重难返”。这恰恰从反面证明了文化大革命是非常必要的。群众起来了,邓小平要恢复文化大革命以前修正主义路线搞的那一套,只能碰得头破血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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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历来主张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毛主席说:“有两个积极性,比只有一个积极性好得多”,要“在中央的统一计划下,让地方办更多的事”。毛主席制定的中央工业与地方工业并举,大、中、小并举,土洋并举等一系列两条腿走路的方针,就是建立在相信和依靠广大人民群众积极性的基础上的。从刘少奇、林彪到不肯改梅的走资派邓小平,都竭力反对毛主席为我们制定的这个正确的方针,他们眼里根本没有工人阶级,没有人民群众。他们推行洋奴哲学、“条条专政”,束缚地方和群众办工业的积极性。在他们看来,发展我国工业是离不开洋人,洋设备、洋办法的,只能搞大、洋、全,不能搞小、土、群,根本否定广大劳动群众的智慧和力量。文化大革命批判了修正主义路线,解放了人们的思想,毛主席关于发挥两个积极性的指示得到更好的贯彻落实。在中央统一计划和各级党委一元化领导下,一个群众性办工业的热潮迅速兴起。根据各地的具体条件和不同情况,不仅省里办、地区办、县里办,而且公社、大队也办。过去许多认为办不到的事情,现在办到了;许多认为离开洋设备办不成的事情,经过群众努力,自力更生,办得很好。就以化肥工业、电力工业的情况来说,过去受“条条专政”、贪大求洋思想的影响,发展缓慢。文化大革命以来冲破了这些东西的束缚,各地依靠群众,自力更生,打破行业界限,组织协作和会战,小化肥、小水电从无到有,从少到多,蓬蓬勃勃地发展起来了。联系文化大革命前后的变化,许多地方的干部群众深刻地认识到,洋奴哲学害死人,“条条专政”行不通。只有充分发挥广大群众的积极性,坚持中央工业与地方工业并举,大、中、小并举,土洋并举等一系列两条腿走路的方针,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走自己工业发展的道路,才能迅速发展我国的社会主义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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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前批判邓小平、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中,我们要认真学习毛主席的一系列重要指示,深入批判邓小平的修正主义路线和纲领,以及他在工交战线散布的一整套修正主义谬论,以毛主席的指示为武器,认真总结文化大革命以来工业发展和建设中的新鲜经验,巩固和发展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推动我国工业继续沿着社会主义道路阔步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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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农业迅速发展的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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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丰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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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走过了十年光辉的里程。在农业战线上,这是我国农村从上层建筑到经济基础发生深刻变化的十年,是农业学大寨的群众运动胜利前进的十年,是社会主义农业迅速发展的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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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实践。经过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摧毁了刘少奇、林彪两个资产阶级司令部,粉碎了他们复辟资本主义的阴谋,批判了他们推行的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荡涤着旧世界的一切污泥浊水,使我国农村面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这场大革命中,广大贫下中农以毛泽东思想为武器,奋起批判修正主义,批判资产阶级,以主人翁的姿态登上了上层建筑革命的政治舞台。广大干部经受了教育和锻炼,老干部焕发了革命青春,大批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正在茁壮成长。贫下中农进一步树立了自己在农村的优势,他们管商业,管学校,管文化卫生事业,加强了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社会主义新生事物象雨后春笋一般,冲破了资产阶级法权的狭隘界限,蓬勃向上。农业学大寨的群众运动已经发展到普及大寨县的新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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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促进了生产的发展。十年来,化肥、农用拖拉机、农用排灌机械和农村用电平均每年的增长量,比文化大革命前多三借到七倍,灌溉面积每年平均增加二千多万亩。在战胜了几次较大的自然灾害之后,农业获得连年丰收。集体经济不断巩固和壮大,人民公社这一崭新的制度,越来越显示出它的巨大的优越性,国营农场越办越好。农业战线和其他战线一样,充分证明“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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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我国农村为什么能够发生这样巨大的变化呢?最根本的原因,是经过这场大革命,广大干部和群众更加自觉地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坚持社会主义道路,不断用社会主义去战胜资本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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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在批判右倾翻案风时指出:“文化大革命是干什么的?是阶级斗争嘛。”这句话非常筒明地概括了这场大革命的本质。我国在进入社会主义革命阶段以后,农业战线上两条路线斗争的焦点,是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还是否认以阶级斗争为纲,是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实质上是要不要坚持无产阶级专政的问题。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政治大革命,是一次最广泛、最深入的群众运动。它放手发动群众,由下而上地揭发和批判了刘少奇、林彪以及他们所推行的修正主义路线,使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更加深入人心。通过斗、批、改,把走资派慕夺了的一部分领导权夺回到马克思主义者和贫下中农的手里,并且以空前的规模开展了上层建筑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经过文化大革命,广大干部和群众大大提高了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觉悟,逐步取得了同党内外资产阶级作斗争的经验,在阶级斗争和生产斗争中处于更加主动的地位。在文化大革命以前,我们从事农村工作的许多干部,有的有斗地主、分田地的经验,有的有同一部分富裕中农“拉马退社”作斗争的经验。但是,他们对社会主义历史阶段农村阶级斗争的特点和规律不那么理解,他们也抓阶级斗争,但往往注意集体经济内部的两条道路斗争少,注意党内的少。有的人甚至跟着刘少奇的修正主义路线跑,热衷于什么“三自一包”、“工分挂帅”之类。在文化大革命以后,他们通过调查研究,总结不同地区和不同单位农业发展的经验教训,深刻地认识到:搞农业,不抓阶级斗争不行,堵不住资本主义的路,就迈不开社会主义的步。同农村资本主义作斗争,不但要同地富反坏分子斗,还要同集体经济内部的资本主义倾向斗,同新产生的资产阶级分子斗,特别是要同搞资本主义复辟的主要力量——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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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农村的人民公社制度具有极大的优越性,这一点甚至我们的敌人也无法否认了。但是,人民公社成立以后,阶级斗争并没有熄灭。在生产关系的各个方面都还不同程度地存在着资产阶级法权。个体农民虽然已经变成集体农民,有些人还不能摆脱旧社会的传统影响,一部分富裕农民还有着严重的资本主义倾向。党员的一部分,干部的一部分,在资产阶级思想影响和腐蚀下,也会产生资产阶级生活作风,有的甚至蜕化变质,变为新的资产阶级分子。究竟是巩固、发展社会主义集体经济,还是削弱、瓦解社会主义集体经济,是引导集体经济沿着社会主义大道前进,还是把集体经济引上资本主义邪路,这种斗争一天也没有停止过。不同的是,由于广大农民热爱社会主义制度,痛恨资本主义制度,资本主义在农村的活动更多的是披上了“社会主义”、“集体”的外衣。什么“只要为集体,咋干咋有理”呀,“只要集体富,就是大寨路”呀,就是为挂着“集体”招牌的资本主义活动制造舆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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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体经济走什么道路,关键是领导权掌握在谁手里,执行什么路线。毛主席指出:“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还在走。”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那些已经被推翻了的阶级敌人,要把复辟的希望变成复辟的行动,往往要利用党内走资派作为保护伞,甚至拉出去,打进来,同党内资产阶级勾结起来干坏事。我们不妨回顾一下,进入社会主义革命阶段以来,带头鼓吹“四大自由”反对农业合作化的是谁?煽动“三自一包”妄图瓦解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是谁?歪曲大寨的根本经验,破坏农业学大寨的群众运动的是谁?还不是刘少奇、林彪和邓小平这些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党内最大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恶毒攻击文化大革命,抛出“三项指示为纲”的修正主义纲领,对抗以阶级斗争为纲,否定党的基本路线,否定大寨的根本经验,妄图把农村的资本主义势力重新扶植起来,复辟资本主义,正好说明党内的资产阶级搞起资本主义复辟来比党外的资产阶级还厉害。从基层来看也是这样,那里资本主义严重泛滥,那里领导权准有问题;那里的领导权真正掌握在马克思主义者和贫下中农手里,那里资本主义的歪风邪气就成不了势。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个重要成果,就是经过斗、批、改,使农村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力加强了,进一步把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落实到基层。这是我国农业生产大发展的重要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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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指出:“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基本的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极大地推动了农村的上层建筑包括意识形态领域里的社会主义革命。广大群众通过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批判修正主义,批判资本主义,破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立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已经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现在,广大农村普遍办起了政治夜校,建立了贫下中农理论队伍,广大农民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批判封、资、修黑货,同时也改造着自己的主观世界。广播站、图书室、黑板报、业余文艺宣传队等等,象烂漫的山花,开遍大地,人们看的、听的、讲的是社会主义的新人、新事、新思想、新风尚,社会主义逐步占领了农村的思想文化阵地。这样,就大长了社会主义正气,促进了集体经济的发展。文化大革命以来,农村人民公社的公社、大队两级的经济日益发展壮大,很多地方从少到多,成倍、成十倍地增长。在分配和交换领域,由于深入批判修正主义,批判资本主义,资本主义倾向受到更大的打击。社队干部坚持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的自觉性大大提高了,县以上的各级领导干部深入农村,蹲点劳动,使我们党的实事求是、群众路线、谦虚谨慎、艰苦奋斗的光荣传统更加发扬光大,密切了于部同群众的联系。这些上层建筑和生产关系方面的变革,对于逐步缩小三大差别,限制资产阶级法权有着深远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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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竟是限制还是扩大资产阶级法权,这是当前两个阶级、两条道路和两条路线斗争的重要内容。我们要不断深入地进行上层建筑和生产关系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势必要逐步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为什么对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那样害怕和抵触呢?重要的一点,就是批了资产阶级法权。但是,这也正好从反面告诉我们,逐步地限制资产阶级法权是有利于无产阶级而不利于资产阶级的,我们必须把这一斗争坚持进行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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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改革了上层建筑和生产关系中不适应经济基础和生产力发展的部分,极大地激发了贫下中农和广大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在文化大革命以前,我们有的干部,跟着刘少奇那条路线走,看不见群众中蕴藏着的极大的社会主义积极性。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他们看到贫下中农那种敢于和修正主义、资本主义斗争的阶级觉悟,那种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共产主义风格,那种改天换地的英雄气概,确实感到,群众是真正的英雄,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指引下,相信群众,依靠群众,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什么人间奇迹也可以创造出来。许多文化大革命以前想都不敢想的事情,现在群众自己动手办起来了;许多以前需要靠国家办的,现在依靠群众,自力更生,一个公社,一个大队就办起来了。人们立足当前,放眼长远,在一个社队、一个县的范围内统一规划,分期实施,山、水、田、林、路综合治理,根本改变历史遗留下来的自然面貌,重新安排祖国的山河。农民“大老粗”不能掌握科学技术吗?不对。现在群众性的农业科学实验活动已经广泛开展起来,全国有一千多万社员参加了县、社、大队、生产队四级农业科学实验网,建立了三千多万亩的试验场地。贫下中农不能办工业吗?不对。他们自己动手办小化肥、小水电、小钢铁、小水泥,办农业机械,就地取材,遍地开花,在工人阶级的支援下,正以很大的规模、很快的速度改变着农村经济的落后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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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指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使我国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一个强大的推动力。”当前我国农业战线上的大好形势充分证明了毛主席的预见。随着反击右倾翻案风的伟大斗争的胜利发展,我国农业战线上的形势会越来越好,广大贫下中农将继续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来捍卫和发展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回击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对文化大革命的攻击和污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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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阶级斗争中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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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都安瑶族自治县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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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十年了。回顾十年来的斗争实践,看看都安的巨大变化,我们情不自禁地欢呼: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万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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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都安地处广西西北部,聚居着瑶、壮、汉、苗、回、仫佬、毛难七个民族。境内石山林立,层峦叠峰,素有“千山万养”之称。全县的耕地,大部分散布在两万多个四面环山、形似锅底的筭场里,或者镶挂在陡峭的山腰石缝间。“一场大雨千筭涝,天晴三日万山焦”的民谣,就是过去都安穷山恶水的真实写照。解放前,由于地主、山霸、反动头人的残酷压迫和剥削,各族人民过着住岩洞、咽糠菜的悲惨生活,有些地方还处于刀耕火种、刻木记事的落后状态。解放后,各族人民在毛主席和共产党的英明领导下,走上了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但是,在文化大革命前,由于刘少奇一伙推行的修正主义路线的干扰和破坏,生产条件改变不快,是个有名的缺粮县。文化大革命以来,全县各族人民,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指引下,深入开展“农业学大寨”的群众运动,夺取了一个又一个胜利。过去的石缝地,如今变成了层层梯地和“人造小平原”。过去十年九灾的筭场,如今开发地下河,凿通穿山隧洞,初步改变了旱涝面貌。随着生产条件的不断改善,粮食连年增产,五业兴旺。从一九六八年起,由缺粮县变为余粮县。一九七五年与一九六五年相比,全县粮食增产一点三倍,工业总产值增长四倍多。交通、财贸、文教、科技、卫生各项事业都有了很大的发展。昔日的穷乡僻壤,正在变成欣欣向荣的社会主义新山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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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安的巨大变化是怎么得来的?全县各族干部和群众认为,这是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是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党的基本路线的结果。“不斗争就不能进步。”十年来,都安就是在阶级斗争的风浪中前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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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大革命搞的就是阶级斗争,是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重点是反对党内资产阶级的政治大革命。这场大革命,摧毁了刘少奇、林彪两个资产阶级司令部,批判了他们的修正主义路线,粉碎了党内资产阶级复辟的阴谋,夺回了被他们篡夺的那一部分党和国家的领导权。同时以前所未有的广度和深度荡涤着封、资、修的污泥浊水,对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进行了改革。我们都安经过这次大革命,在上层建筑各个领城里,也展现出一派崭新面貌。各级领导班子实行了老、中、青三结合;社社队队创办了政治夜校,群众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的热情不断高涨,贫下中农理论队伍日益壮大;群众中唱革命歌曲,讲革命故事,演唱革命样板戏,听广播,开展业余体育活动,蔚然成风;墙报、黑板报、革命大批判专栏,比比皆是;教育革命、文艺革命、卫生革命蓬勃发展。社会主义新生事物的茁壮成长,给都安带来了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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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层建筑领域里的深刻变革,对我们的教育是很深的。文化大革命以前,一小撮阶级敌人极力传播坏山歌,大搞封建迷信活动,宣扬孔孟之道,煽动资本主义妖风,毒害各族人民,把农村思想文化阵地弄得乌烟瘴气。为什么一小撮阶级敌人如此猖狂?为什么封、资、修黑货到处泛溢?在文化大革命中,我们清楚地看到了,主要是因为在一个时期内,刘少奇的资产阶级司令部控制了党权、文化宣传工作的权、许多地方的权。他们给贩卖封、资、修黑货的一小撮阶级敌人提供了保护伞。文化大革命前,原来的县委正是在刘少奇一伙推行的修正主义路线的影响下,埋头生产,不问政治,不搞阶级斗争,让资产阶级在上层建筑的许多领域专了无产阶级的政,使全县革命和生产的发展受到严重障碍。这一沉痛的教训,使我们深刻认识到:“千万不要忘记阶级和阶级斗争”,既不可忘记经济领域的阶级斗争,更不可忘记上层建筑、意识形态领城里的阶级斗争,忘记了这一点,就会走到邪路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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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认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但上层建筑又反作用于经济基础,并在一定条件下起主要的决定的作用。抓好上层建筑、意识形态领域的革命,不断地清除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思想影响,用毛泽东思想占领思想文化阵地,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各个文化领域中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的专政,才能最大限度地调动广大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才能巩固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才能促进生产力迅速发展。文化大革命以来,在农业学大寨运动中,常常碰到这样的问题:我们讲治山治水,改变生产条件,有人就说“坏了龙脉,惊动山神,必有三灾六难”;我们讲人定胜天,抗灾夺丰收,有人就说“谋事在人,成事在天”;我们讲以粮为纲,全面发展,有人就说“手中有钱就是好,蜜蜂果蜜,那里有花那里跑”,等等。活生生的阶级斗争现实说明,地主资产阶级在政治上被打倒、经济上被剥夺的情况下,总是极力利用旧的意识形态腐蚀毒客人们,破坏无产阶级专政,破坏社会主义经济基础。要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加快社会主义建设的步伐,不切实抓好上层建筑、意识形态领域里的阶级斗争,主动地向阶级敌人发起进攻,是不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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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六八年秋,正当全县大搞农田基本建设的时侯,一小撮阶级敌人却散布什么“山羊额头上的肉,再长也不厚,都安石多土少,没有奔头”,煽动群众向外搬迁。我们认识到,这不单是生产建设方面的问题,更重要的是意识形态领域里的一场斗争。我们深入发动群众,狠狠打击煽动搬迁的阶级敌人,并在全县范围内自上而下地开展“穷则思迁”还是“穷则思变”的大辩论,深入批判反动的“天命论”,批判“自然条件决定一切”的形而上学观点。经过大辩论,大家认识到,“思迁”是屈服于大自然的压力,实质上是不相信搞社会主义能够改变都安的面貌。穷则思变,要干,要革命。各族人民学习了毛主席的教导,信心倍增,豪迈地说:“都安的出路,不是搬迁,而是搬山。”并响亮地提出了“壮志压倒万重山”的战斗口号,迅速掀起了治山治水的热潮。全县各族人民以阶级斗争为纲,大干社会主义,涌现出许许多多的动人事迹。三只羊公社有四个老贫农,七年如一日,不分酷暑寒冬,在怪石鳞绚的陡坡上,为革命劈山造地,垒起了一百多道石墙,造出了四十多亩水平梯地。广大干部和群众就是用这种“百方石头一分地,千篓泥土一担粮”的艰苦奋斗精神,为彻底改变都安的面貌而战斗。十年来,全县凿通了一百五十多个石山隧洞,总长四万多米,疏通了一万多处消水洞,开发地下河二百四十八处,新建水库、水柜、山塘三万二千多个,建成水电站四十多座,修造梯地二十多万亩。一九七五年旱游保收面积比一九六五年增加了四点六倍。事实有力地说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使我国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一个强大的推动力。”邓小平否定文化大革命,炮制“三项指示为纲”,鼓吹阶级斗争熄灭论和唯生产力论,完全暴露出他搞复辟倒退、搞修正主义的反动面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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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抓阶级斗争,必须充分发动和依靠群众,才能取得胜利。文化大革命是亿万群众参加的反修防修的伟大斗争。这次大革命之所以取得伟大的胜利,是由于“这个运动规模很大,确实把群众发动起来了”,“从来的群众运动都没有象这次发动得这么广泛,这么深入”。在这次大革命中,我们都安县各族革命群众冲破刘少奇、邓小平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压制和阻挠,以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作武器,奋起造党内走资派的反,造修正主义的反,向上层建筑、意识形态领域里一切腐朽没落的东西进行了猛烈的冲击。“千山万养摆战场,男女老少齐上阵”,其势如排山倒海,锐不可当。那些被走资派以及国民党残渣余孽所把持的单位,领导权被夺了回来,许多“老大难”的问题得到了解决,充分显示了革命群众运动的无比威力。斗争实践证明,在历史发展的进程中,人民群众总是要前进,要革命的。广大工农群众在旧社会受压迫、剥削最深,他们深深懂得旧社会的苦,新社会的甜,最热爱毛主席、共产党,最坚决地走社会主义道路,最痛恨党内走资派搞资本主义,最不喜欢搞修正主义的“大人物”压他们,最富于革命精神。工人、贫下中农所处的阶级地位,决定了他们在阶级斗争的大风大浪中必然是冲锋在前,决不后退的。依靠了他们,我们就能战胜一切阶级敌人,离开了他们,抓阶级斗争就会成为一句空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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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文化大革命,唯心精神受到冲刷,我们提高了依靠人民群众开展阶级斗争,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的自觉性。新县委成立以来,我们经常深入农村,了解各民族阶级斗争的历史和现状,了解群众的愿望和要求,依靠群众把好路线关,牢牢掌握阶级斗争的主动权。去年春,我们在全县开展大批修正主义、大批资本主义的斗争中,发现有的单位搞副业包金的资本主义倾向严重。原因在哪里?我们深入基层向社员群众请教,贫下中农一针见血地指出,“倒长的山藤,根子在上头”。经过深入调查研究,我们发现有些社队领导成员由于路线觉悟不高,错误地认为副业包金可以调动社员的积极性,为集体增加资金,为社员增加收入,因而抱同情态度;有的由于受到资产阶级思想的腐蚀和坏人的拉拢,公开支持,甚至带头参加。这就说明,要解决这个问题,必须首先从党内抓起。于是,我们在各级领导班子中深入开展批判修正主义、批判资产阶级思想、批判资本主义倾向的斗争,使大家端正了思想政治路线。干部与广大群众一起,运用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武器,揭露和批判形形色色的资本主义活动,进一步巩固、发展了社会主义集体经济。这一斗争的胜利,使我们进一步认识到“群众是真正的英雄”,常常是下级高于上级,群众高于领导。广大群众战斗在三大革命运动第一线,了解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矛盾、各阶级之间的关系和党内外资产阶级的复辟活动,对阶级斗争最有发言权。只要我们坚决相信和依靠广大人民群众,就能筑起反修防修的钢铁长城,不管党内外资产阶级和一小撮反革命分子玩弄什么花招,都逃脱不了灭亡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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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文化大革命的锻炼,各族人民进一步掌握了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提高了识别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的能力,积累了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运用“四大”的武器,同资产阶级特别是党内资产阶级作斗争的经验,在斗争中发挥了主力军作用。前几年,有的地方阶级敌人散布什么“猪羊不同栏,瑶汉不相帮”,“壮瑶不同祖,何必共耕土”等反动谬论,煽动搞分村分队,破坏各族人民联办农田水利工程。各族人民以毛主席关于“民族斗争,说到底,是一个阶级斗争问题”的伟大教导为武器,及时识破和粉碎了阶级敌人破坏民族团结,破坏农业学大寨运动的阴谋,掀起了“团结一心学大寨,并肩战斗改山河”的热潮,出现了象征民族团结的“友谊路”、“连心桥”、“团结隧洞”等农田水利工程,大大加快了农业学大寨的步伐。去年十一月,邓小平鼓吹的“三项指示为纲”传到我们县的时候,福龙公社大把第二生产队的一位壮族姑娘,学习了马列和毛主席的有关著作,认为“三项指示为纲”不符合革命导师关于阶级斗争是纲的教导,不等它来自那里,都要坚决抵制。她写了一篇《阶级斗争是一切工作的纲》的小评论贴在政治夜校里,对群众进行宣传,并和群众一起抓阶级斗争,和“三项指示为纲”对着干。无数事实说明:“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是群众,是千百万真心实意地拥护革命的群众。这是真正的铜墙铁壁,什么力量也打不破的,完全打不破的。反革命打不破我们,我们却要打破反革命。”(《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邓小平狂叫什么“依靠工农兵是相对的”,这正好暴露了他对工农兵的刻骨仇恨,对人民群众力量的极端恐惧,害怕群众起来革他的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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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大革命以来,由于我们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贯彻执行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初步改变了都安的落后面貌。但是,和其他先进县相比,我们的差距还很大,还需要作很大的努力。在当前批判邓小平、反击右倾翻案风的伟大斗争中,我们一定要认真学习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反击右倾翻案风的一系列重要指示,深入持久地批判邓小平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继续搞好上层建筑、经济基础两个方面的革命,巩固和发展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讲行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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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阶级斗争为纲乘胜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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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着毛主席的文艺路线继续前进——学习《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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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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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整整十年了。十年来,在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光辉照耀下,以革命样板戏为标志的无产阶级文艺革命,作为文化大革命的一个重要方面,也取得了伟大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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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全面地总结了文化战线上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经验,批判了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修正主义文艺思想,为我党制定了一条唯一正确的革命文艺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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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在《讲话》中明确指出:“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我们的文学艺术都是为人民大众的,首先是为工农兵的,为工农兵而创作,为工农兵所利用的。”毛主席规定的这条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路线,集中体现了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对文艺的需要,体现了广大工农兵群众对文艺的要求,体现了无产阶级文艺鲜明的党性原则。以样板戏为标志的无产阶级文艺革命就是遵循这条路线前进并取得胜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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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场无产阶级文艺革命的发生决不是偶然的,而是社会主义时期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必然结果。我国由新民主主义革命进入社会主义革命以后,刘少奇一伙党内资产阶级出于他们颠覆无产阶级专政的反革命目的,在推行复辟资本主义的修正主义政治路线同时,推行了一条与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线相对抗的修正主义文艺路线。文化大革命前的十七年,整个文艺领域就被这条修正主义黑线专了无产阶级的政。毛主席《讲话》的光辉思想受到歪曲,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线得不到贯彻执行。结果是毒草丛生,群魔乱舞,一切牛鬼蛇神纷纷出笼,塞满了我们的文艺作品,电影、戏剧、曲艺、美术、音乐、舞蹈等等,各种文艺形式被党内外资产阶级利用来制造反革命复辟舆论。在刘少奇的支持下,一小撮修正主义分子篡夺了文艺界的领导权,招降纳叛,网罗党羽,形成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文化艺术各个部门的一统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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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修正主义黑线统治下,文艺界存在着如此严重的局面,正如毛主席在一九六三年和一九六四年关于文学艺术的两个批示中尖锐指出的:“社会经济基础已经改变了,为这个基础服务的上层建筑之一的艺术部门,至今还是大问题。”“最近几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如不认真改造,势必在将来的某一天,要变成象匈牙利斐多菲俱乐部那样的团体。”毛主席发出的这一严重警告,清楚地指出了修正主义是当前的主要危险。如果听任党内外资产阶级霸占文艺阵地,势必导致资本主义的全面复辟,变无产阶级专政为资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搞是不行的”。一场无产阶级的文艺革命也是势在必行、不可避免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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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在《讲话》中教导我们:“在现在世界上,一切文化或文学艺术都是属于一定的阶级,属于一定的政治路线的。”政治,不论是革命的和反革命的,都是阶级对阶级的斗争。革命的思想斗争和艺术斗争必须服从于政治斗争。在毛主席《讲话》的光辉照耀下,一九六四年开始的京剧革命揭开了文艺革命的序幕。接着,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了对《海瑞罢官》的批判,从批判思想文化领域中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入手,锋芒所向,直指刘少奇的资产阶级司令部。毛主席亲自主持制定的中共中央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通知》,深刻地揭露了彭真在刘少奇支持下炮制的《二月提纲》的反动实质,发出了开展政治大革命的动员令,号召全党、全因人民高举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大旗,彻底揭露和批判党内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夺取各个领城被他们篡夺了的领导权。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摧毁了刘少奇的资产阶级司令部,搞掉了修正主义文艺黑线。文艺革命的洪流,随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的汹涌波涛滚滚向前,荡涤着文艺领域的污泥浊水,我国的社会主义文艺阵地旧貌变新颜,从文艺思想到文艺创作和文艺队伍都发生了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深刻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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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在《讲话》中指出,开展文艺领域的斗争,“需要展开一个无产阶级对非无产阶级的思想斗争”。文艺领城里阶级斗争的事实说明,如果不开展对资产阶级、修正主义文艺思想的批判,就不能保证无产阶级文艺沿着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线前进。十七年的修正主义文艺黑线的统治,首先就表现在反马克思全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修正主义文艺思想控制了我们的文艺思想阵地。什么“写真实”论、“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论、“现实主义的深化”论、反“题材决突”论、“中间人物”论、反“火药味”论、“时代精神汇合”论等等,就是这条修正主义文艺黑线的代表性论点,而它的中心口号就是“全民文艺”论。这种理论是从刘少奇的阶级斗争熄灭论引中出来的,集中体现了修正主义文艺黑线的反动性。在政治上,它否定社会主义时期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与党的基本路线相对抗。在文艺上,它否定文艺的阶级性,与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文艺路线相对抗。其反动实质,就是要取消无产阶级文艺,大搞资产阶级、修正主义文艺。资产阶级、修正主义者否认文艺的阶级性,不承认阶级斗争的客观事实,是为了掩盖他们反对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毛主席指出:“刘少奇说阶级斗争熄灭论,他自己就不是熄灭,他要保护他那一堆叛徒、死党。”在文艺领域中也是这样。刘少奇一伙党内资产阶级鼓吹“全民文艺”论,实际上,是反对文艺为工农兵服务,要文艺为资产阶级服务,为搞修正主义的“大官”们服务,保护钻进文艺界的叛徒、特务、死党。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广大文艺战士和革命群众深入批判“全民文艺”论等修正主义文艺思想,揭露了这些反动谬论的阶级实质,澄清了文艺领城里长期存在的思想混乱,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开始真正占领了文艺思想阵地。这就为无产阶级文艺革命扫除了障碍,开辟了广阔的道路,促进了社会主义文艺的繁荣和发展,使文艺真正成为无产阶级手中“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的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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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我们的文艺创作从实践上明确地解决了表现谁歌颈谁的问题,结来了长期以来剥削阶级代表人物对文艺舞台的统治。早在三十四年前,毛主席就在《讲话》中强调革命的文艺工作者应该表现“新的人物,新的世界”。毛主席说:“对于人民,这个人类世界历史的创造者,为什么不应该歌颂呢?”一九四四年,毛主席在写给延安平剧院的信中又进一步指出:“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但在旧戏舞台上(在一切离开人民的旧文学旧艺术上)人民却成了渣滓,由老爷太太少爷小姐们统治着舞台”。把这种历史的斯倒再颠倒过来,让工农兵的英雄形象占领文艺舞台,这是社会主义文艺创作的根本任务。这个任务不解决,无产阶级在政治上经济上的统治地位就不能巩固。地主资产阶级从来就是实行文化专制主义的。他们不让劳动人民在政治上抬头,也不让劳动人民在文化上抬头。即使他们在政治上经济上的统治被推翻以后,也还要利用他们在思想文化方面的优势,顽固地保持他们千百年来霸占的文艺舞台这块世袭领地。十七年的修正主义文艺黑线专政,在创作方面最主要的表现,就是在文艺舞台上拼命维护老爷太太少爷小姐的主宰地位。在刘少奇一伙把持下的旧文化部,成了“帝王将相部”、“才子佳人部”、“外国死人部”。文艺舞台上的这种“死人”统治,不但反映了被打倒的地主资产阶级不甘心退出历史舞台,也反映了刘少奇一伙党内资产阶级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的狂妄野心。在社会主义社会,工农兵已经成了我们国家的主人,而在文艺舞台上却还是“渣滓”,这难道是我们能够容忍的吗?容忍这种现象,就是容忍地主资产阶级对历史的颠倒,就是容忍他们的文化专制主义,就是容忍资本主义、修正主义自由泛滥。无产阶级文艺革命的不朽功勋,就在于把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牛鬼蛇神统统赶下了舞台,创造了一批又一批深受群众欢迎的革命样板戏,光彩照人的工农兵英雄形象屹立在文艺舞台上。在革命样板戏的带动下,各种文艺形式表现工农兵、歌颂工农兵已经蔚成风气,社会主义社会的主人第一次成了文艺舞台的主人。这对于反修防修、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具有极其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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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产阶级文艺革命的又一个重要成果,是改变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文艺界的现象,为逐步建立一支无产阶级的革命文艺队伍打下了基础。毛主席十分重视文艺队伍的建设,在《讲话》中明确指出:“我们要战胜敌人,首先要依靠手里拿枪的军队。但是仅仅有这种军队是不够的,我们还要有文化的军队,这是团结自己、战胜敌人必不可少的一支军队。”然而,文化大革命前,在刘少奇一伙的控制下,许多文艺团体、“协会”成了资产阶级统治的堡垒。不彻底改变文艺队伍的这种状况,就将给无产阶级革命事业造成极大的损害。经过文化大革命,无产阶级清除了钻进文艺队伍中的叛徒、特务、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夺了他们的权。在斗争中,一支革命的文艺队伍不断成长壮大。革命样板戏的创作,从艺术实践上为无产阶级培养了一支重要的骨干队伍;一大批工农兵文艺战士的成长,给文艺队伍增添了新的血液;经过文化大革命的教育,原有的文艺工作者大多数人的精神面貌也有了改变。文艺队伍发生的这些深刻变化,特别是涌现出来一大批新生力量,是文艺革命的宝贵成果。我们要巩固它、发展它,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指引下,把文艺队伍建设成为一支坚强的能够“团结自己、战胜敌人”的无产阶级的文化军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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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样板戏为标志的无产阶级文艺革命,认真实践了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线,经历了光辉灿烂的战斗历程。它作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所取得的每一个胜利,都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否定它就是否定文化大革命。党内最大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抛出“三项指示为纲”的修正主义纲领,大刮右倾翻案风,在叫嚷这也要“整顿”、那也要“整顿”的同时,喊叫“文艺也要整顿”,其实质就是要否定文艺革命,翻文化大革命的案,算文化大革命的帐。人们记得,在文化大革命以前,文艺界黑云翻滚、妖风四起的时候,邓小平何曾提出过文艺委“整顿”呢?那时,他不但不要“整顿”,反而和刘少奇一起成了修正主义文艺黑线的另一个大后台。当无产阶级文艺革命取得了伟大胜利的今天,他却要来“整顿”了。邓小平这种妄图否定文艺革命的险恶用心,不是昭然若揭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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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要“整顿”文艺,究竟要“整”什么呢?就是要整掉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线。他恶毒攻击文艺革命的路线不对头。实质上,这是把矛头指向毛主席的文艺路线。两条路线的斗争是不可调和的,邓小平认为“对头”的,就是修正主义黑线对文艺界的统治。正因为文艺革命搞掉了刘少奇一伙那条修正主义黑线对文艺界的统治,认真执行了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线,取得了今天的伟大胜利,邓小平就觉得“不对头”了。他诬蔑文艺革命路线“不对头”,这就暴露了他的所谓“整顿”,就是要改变文艺革命的正确路线。果然,在邓小平的反革命煽动下,文艺界出现了“对十七年文艺要重新评价”一类的奇谈怪论,明目张爬地为修正主义文艺黑线翻案。这充分说明邓小平要“整顿”文艺就是要“整”回到修正主义文艺黑线的老路上去,重新把文艺变成他们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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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的所谓“整顿”文艺,就是要把帝王将相、牛鬼蛇神重新扶上台。文艺革命把帝王将相赶下舞台,这对无产阶级和广大工农兵群众来说,是一件值得庆贺的大喜事,而邓小平却跳出来为帝王将相鸣冤叫屈,叫嚷“老戏演了这么多年,革命还不是成功了”。这就充分表现了他这个党内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对工农兵英雄人物占领文艺舞台的刻骨仇恨。古往今来的一切反动阶级都是不愿意自动退出历史舞台的。从邓小平的这一歇斯底里的叫嚷可以看出,他要“整顿”文艺,就是要把工农兵英雄人物赶下台,把帝王将相扶上台,实行反革命的阶级报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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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是一个难得的反面教员。他如此穷凶极恶地仇视革命样板戏,仇视文艺革命,大刮右倾翻案风,这从反面给我们上了一堂生动的阶级斗争教育课,使我们进一步认识到文艺战线上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斗争,还是长期的、复杂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只要资产阶级还存在,文艺战线上的斗争就一天也不会停止。无产阶级要前进,就得斗争,就得革命。毛主席教导我们:“不斗争就不能进步。”“一百年后还要不要革命?一千年后要不要革命?总还是要革命的。”文艺革命任重而道远,我们必须有长期作战的精神准备,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坚持斗争,坚持前进,反对复辟,反对倒退。在当前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中,我们要以毛主席的《讲话》作武器,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地批判邓小平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揭露他攻击和否定文艺革命的罪行,保卫和发展文艺革命的伟大成果,保卫和发展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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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斗争的胜利,我们欢欣鼓舞;展望革命的征途,我们满怀信心。只要我们坚持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坚持文艺革命的正确方向,就“一定能够改造自己和自己作品的面貌,一定能够创造出许多为人民大众所热烈欢迎的优秀的作品”,就一定能够在同资产阶级争夺文艺阵地的斗争中,从胜利走向更大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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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众办科研的生动实践——谈吉林陨石雨的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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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院 吉林省、吉林市联合考察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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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三月八日,在我国吉林省吉林地区降落了一场空前规模的陨石雨,这是中外科学史上的重大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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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天下午三时许,一颗陨星顺地球公转方向追上地球,冲入吉林地区上空的大气层。由于与空气剧烈摩擦,陨星形成一个光芒耀眼的大火球,从东向西飞行。三时一分五十九秒,火球在吉林市北部上空爆炸。爆炸声惊天动地,隆隆回响如巨雷滚动,持续四、五分钟之久。炸裂的碎块象稀疏的雨点向地面溅落。最大的一块落在永吉县桦皮厂公社靠山十队的地里,这就是我们所说的一号陨石。它穿过厚一点七来的冻土层,砸进六点五来深的粘土层里,给地面留下了一个直径两来多的凹坑。陨石落地后,顿时泥土飞溅,烟尘翻滚,地面上升起了数十来高的蘑菇云状烟柱。这颗陨星的出现、爆炸、坠落,是在一分多钟内发生的。但是,吉林地区却有成千上万人看到了这位从宇宙空间飞来的“不速之客”,百多万人听到了它爆炸的轰然巨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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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陨石雨是一场石质顾石雨。它的规模和降落陨石的数量、重量,在有文字可考的世界陨石灾上,都是十分罕见的。它降落在吉林市郊区和永吉、蚊河两县几百平方公里的狭长区城里,比一九六九年在墨西哥阿连德地区降落的世界最大石陨石雨的范围大得多。目前,已搜集到一百多块陨石,总重二千六百多公斤。其中最大的一号陨石重一千七百七十公斤,比美国收藏的世界最大石陨石重六百九十多公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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陨石雨的降落是一种自然现象,是客观的东西,但是对陨石雨的考察,却反映着人们的主观能动作用。这次陨石雨的考察时间短、进展快,收获也比较大。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搜集了大量陨石标本,基本上弄清了陨石雨的分布范围、特征和陨石的数量与重量,积累了有关陨星飞行、爆炸和坠落方面的很有研究价值的第一手资料。对陨石标本也进行了初步描述、分析和鉴定,同时,还做了许多科学普及工作。在这样短的时间里,有效地考察了这样一场大规模的陨石雨,我们体会,最根本的原因,是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党的领导下,执行了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实行了开门办科研,群众办科研,充分发挥了工农兵的主力军作用和科技人员的积极性。如果按照邓小平的修正主义路线去做,不要党的领导,不依靠群众,要取得这样大的成果是根本不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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陨石雨的降落是在短暂的时间内突然发生的。及时、准确地观测和记录陨石雨降落的种种现象,对于陨石科学的研究具有极其重要的价值。这次吉林陨石雨降落的第一手材料都是广大工农兵群众积累起来的。陨星出现后,尽管空中景象异常,爆炸声震天动地,然而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锻炼的广大群众,由于破除了对大自然的神秘观念,既不迷信,也不惊慌,立即细心地作了观测和记录。部队的飞行员根据自己的经验研究了火球飞行的情况。农村不少社员观察了陨石碎块和粉末下降的现象,试探了陨石落地后的温度。当地的地震台准确地记录了陨星爆炸和一号陨石落地的时间。在陨石降落的广阔区城里,成千上万的社员、干部和学生到处搜集陨石标本。有些工厂还分析了陨石的成分,测试了陨石的比重和磁性等。在一号陨石的保护和挖掘过程中,男女民兵日夜值班,精心守护陨石坑。干部、群众和科技人员紧密配合,共同战斗,很快地把陨石挖掘出来。知识青年主动向群众宣传天文及陨石常识,批判唯心论和天命观。这些生动的情景,充分显示了群众办科研的巨大力量,使我们进一步认识到开门办科研的重要性。只有走出门来,和群众结合在一起,向群众学习,才能取得这样宝贵的材料,得到这么多我们见所未见、闻所未闻的实际知识。在党内最大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看来,只有那些资产阶级专家、权威才能搞科研,而工农兵是不配搞科研的。吉林陨石雨的考察实践,无情地粉碎了他这种历史唯心主义的反动谬论,生动地说明,工农兵是最有实践经验的,是科学的主人,搞科学研究同搞阶级斗争、生产斗争一样,工农兵是主力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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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我们有些同志认为,直接为工农业生产服务的科研项目可以发动群众进行研究,而象陨石学这样的理论问题,只有专门研究单位才能搞,群众是搞不了的。在这次陨石雨的考察中,正是工农群众帮助我们解决了一些科学方面的理论问题。文化大革命以前,由于脱离群众,脱离实际,在书本里转圈子,使专业工作者对于陨石降落的一些问题长期搞不清楚,只好人云亦云,不仅理论没有发展,还往往闹出笑话来。譬如火球爆炸声和陨石碎块的爆裂声究竟有什么区别,连写书的人也含糊其辞。这次到现场向群众作调查,很快就清楚了,并且还有新的发现,进一步了解到书本上没有写过的声音现象,这对分析陨石体在大气中的运行理论有重要的价值。再如,石陨石落地时的温度怎样,是研究陨石需要回答的理论问题。但是长期以来,国内外的陨石研究者众说纷纭,各持己见。有的说是热的,有的说是温的,有的说是凉的。国外一个“权威”的书本里就有“落到地上来的陨石是微温的,而不是灼热的”说法。我们这些同志由于没有亲身经历,也没有作过实际调查,究竟哪种说法对,也闹不清楚。这次陨石降落后,当地群众有的很快过去摸了摸,有的从几百米外赶去摸了摸,有的把冻土块放在陨石上试了试。对这些情况,我们分别作了调查,和群众一起分析比较,才得到了石陨石落地时的温度是灼热的这个比较符合客观实际的认识。许多事实告诉我们,“理论的基础是实践”。(《实践论》)千百万群众的实成是理论发展的源泉,群众办科研才能促进科学理论的发展。从事基本理论研究的人,同样需要在群众办科研的实践中进行业务上的再学习。离开了群众,离开了实践,科学工作者的头脑就不科学,理论就成了无源之水。科技界右倾翻案风的鼓吹者说什么“联系实际多了,理论就压了”。这完全颠倒了理论和实际的关系,是唯心主义的谬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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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吉林陨石雨的考察,还使我们在和工农兵群众的接触中,吸取了丰富的政治营养,增强了劳动人民的思想感情。工人、贫下中农那种不计报酬,忘我劳动,一心为公的高尚风格和关心国家科研事业的主人翁责任感,使我们深受教育。群众虽然也很珍惜自己搜集到的陨石标本,但是当他们知道陨石研究的重要意义之后,便主动地把它交给国家。这在用金钱收买陨石标本的资本主义国家是难以想象的。这和那种垄断资料,把知识视为个人资本、待价而沽的知识私有观念,和那种追求一本著作、一篇论文的成名成家的资产阶级思想比较起来,又是多么的不同。我们把考察陨石的实践,作为改造自己思想的过程,边作调查工作,边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接受工农兵的再教育,使我们进一步提高了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为工农兵服务的思想觉悟。在任务紧张繁重的情况下,同志们不怕困难,不顾疲劳,经常工作到深夜。有些同志为了找到火球运行方向的一个线索,步行了五个多小时。一些同志在一号陨石的挖掘过程中,连续几天和工人、贫下中农同吃同住,同在陨石坑里劳动。毛主席说:“你对于那个问题不能解决么?那末,你就去调查那个问题的现状和它的历史吧!”(《反对本本主义》)遵照毛主席这一教导,我们在考察过程中坚持唯物论的认识论,进行了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为了得到各种可靠的资料,我们跑遍了陨石降落的广大地区,访问了上千名群众,召开了四十多次调查会。每当发现新的线索,都要找到目击者,反复核实,直到搞清楚为止。毛主席指出:“知识分子如果不和工农民众相结合,则将一事无成。”(《五四运动》)我们考察工作取得的成绩和思想上的进步,都是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和广大工农兵的再教育分不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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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吉林陨石雨的考察实践中,我们深深体会到,搞科学研究开门还是关门,是靠多数人还是靠少数人,这不是一般的方法问题,而是一个路线问题,世界观问题。开门办科研,群众办科研,是科研工作必须坚持的正确方向,它为我国科学事业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前景,为科研人员的思想革命化指出了光辉的道路。只有这样做,才能打破科研这块长期被资产阶级占有的神秘“禁地”,使千百万劳动人民成为科研的主力军;才能把科学从资产阶级的象牙宝塔中解放出来,为劳动人民所有,为社会主义所用;才能使广大科技人员解放思想,开阔眼界,逐步摆脱修正主义路线和资产阶级法权观念的束缚,成为工农群众欢迎的知识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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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大革命前的陨石考察和研究工作,在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的统治下,搞专家办科研那一套,把工农兵排斥在科研大门之外,冷冷清清,零零落落。群众办科研的积极性受到压抑和束缚,科技人员的思想受到腐蚀和毒害,积极性也发挥不出来。那时搜集到的陨石很少,即使搜集到了也没有很好地研究,因此长期没有自己的研究材料,连教科书也尽讲外国人的东西。通过文化大革命,深刻批判了修正主义科研路线,实行开门办科研,群众办科研,极大地换发了广大工农兵和科技人员的积极性、创造性,使陨石的考察研究工作取得了可喜成果。广西南开、责州安龙、江苏东台、吉林双阳等新的陨石点相继发现,对有的陨石还做了较深入的研究。不仅研究了一些难度较大的项目,填补了一些空白,有的项目还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在广西南丹地区降落的铁陨石雨,是一九五八年通过群众报矿发现的。但是当时不仅没有研究,连考察也没有做,使这个世界上重大的铁陨石雨事件一直被埋没着。文化大革命以后,科研人员走出去,依靠群众进行了深入的现场考察,才搞清楚了它,并进行了研究。正是文化大革命,使陨石考察、研究工作出现了崭新的面貌。邓小平要翻文化大革命的案,否定文化大革命带来的伟大成果,妄图把那套修正主义的东西再恢复起来,这是我们绝对不能答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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陨石学这门科学和其它自然科学一样,是劳动人民同大自然长期斗争经验的总结。我国人民在世界上最早认识和记载了陨石。春秋战国时期,就有了陨石的记载。法家代表人物荀况第一次以朴素的唯物主义观点揭示了陨石的物质性,指出陨石降落是一种自然现象:“星之队(坠)、木之鸣,是天地之变,阴阳之化,物之罕至者也。”到了汉代,又进一步有了“星坠至地,则石也”的科学见解。但是,历代反动统治阶级却利用陨石降落这一自然现象来麻痹和统治劳动人民。孔老二之类儒家反动学者就把陨石降落说成是什么上天降灾示警,来宣扬反动的天命观。解放前,国民党反动统治者同样借助于陨石来欺骗和愚弄劳动人民。只有在社会主义的新中国,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指引下,劳动人民才获得了精神上的解放。特别是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广大人民群众破除迷信,解放思想,他们的智慧和才能更充分地发挥出来,这就使我国陨石科学的发展有了可靠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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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应当对于人类有较大的贡献。陨石学是科学研究一个不可缺少的方面。由于陨石和地球、月球、太阳系的其他天体都是在大约四十六亿年前,从同一个原始太阳星云演化而成的,它含有与地球和整个太阳系相接近的化学成分,因此对陨石的深入研究,可以使我们更深刻地理解“世界的真正的统一性是在于它的物质性”(《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83页)这一唯物主义观点,深化人们对自然界的认识。研究陨石对于研究天体史、地球史、生物史以及天文学、天体物理、天体化学、高能物理等一系列自然科学也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譬如,由于陨星从宇宙空间带来了宇宙射线和高能核反应等信息,就为我们认识宇宙及探索新元素和基本粒子提供了比较理想的样品。陨石高速度穿过大气层,表面燃烧、发光、爆炸,最后控击地面,和人造卫星、飞船、火需重返大气层的过程及核式器爆炸很相似,这又为我们研究空间飞行和核武器提供了可贵的科学参数。吉林陨石雨的降落规模大、数量多、资料丰富,为研究工作提供了方便条件。我们一定要在党的领导下,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开门办科研、群众办科研的正确方向,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科学研究,努力做好吉林陨石雨的研究工作,做到“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以实际行动反击右倾翻案风,批判邓小平的修正主义路线,巩固和发展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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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鲁迅对旧教育的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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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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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教导我们:“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新民主主义论》)鲁迅在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英勇奋战的一生中,进行了多方面的斗争,教育就是他进行战斗的一个重要阵地。他从批判孔孟之道入手,把旧教育的罪恶揭露得淋漓尽致,显示出所向披靡的锋芒,特别是后期的批判更闪耀着马克思主义的光辉。鲁迅这种把批判旧教育和批孔相结合的战斗经验,在当前批判邓小平、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中,仍然给我们以很大的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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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鲁迅生活和战斗的旧中国,作为反映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经济基础和政治制度的旧教育,是为帝国主义和封建地主阶级、买办资产阶级服务的。这种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教育制度的根本特点,就是在宣扬崇洋卖国的同时,推行尊孔读经的奴化教育。辛亥革命以后,从北洋军阀到国民党反动派,在教育制度上都是沿着当年洋务派主张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老路走的,并没有改变半殖民地半封建旧教育的这个根本特点。五四运动提出了“打倒孔家店”的口号,猛烈地冲击了尊孔读经的奴化教育。但是,五四运动的高潮过去以后,在北洋军阀政府的支持下,一批封建遗老遗少和买办资产阶级文人,就自动跳了出来,进行反攻例算,翻五四运动的案,一时尊孔读经之声甚嚣尘上。一九二七年,北伐战争刚刚胜利,蒋介石就发动反革命政变,建立国民党反动派的反动统治,推行一条反共卖国的政治路线,更是大搞尊孔读经的奴化教育。十分清楚,反动阶级如此顽固地推行尊孔读经的奴化教育,其罪恶目的就是要阻止中国无产阶级领导的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维护他们的反动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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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从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帝反封建的立场出发,一直战斗在反孔斗争的最前列,揭露和批判了尊孔读经的奴化教育。鲁迅深刻地指出:“保存旧文化,是要中国人永远做待奉主子的材料”(《老调子已经唱完》)。当时的所谓教育“其实都不过是制造许多适应环境的机器的方法罢了”(《两地书》1925年3月18日)。随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深入发展,鲁迅由革命民主主义者逐步转变为共产主义战士。在民族危机日益严重的时刻,他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从两条路线斗争的高度,揭露国民党反动派推行尊孔读经的奴化教育就是用孔孟之道毒害中国人民,替帝国主义征服中国民族的心,使中国人民在帝国主义侵略者的面前失去思想武装。他愤慨地指出:“施以狮虎式的教育,他们就能用爪牙,施以牛羊式的教育,他们到万分危急时还会用一对可怜的角。然而我们所施的是什么式的教育呢,连小小的角也不能有,则大难临头,惟有免子似的逃跑而已。”(《论“赴难”和“逃难”》)这就一针见血地揭露了当时尊孔读经的奴化教育,完全是为国民党反动派推行卖国主义路线服务的,是为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服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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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把反对旧教育的斗争和批判孔孟之道结合起来,从旧学校的教育目的到教育内容和教育方法等方面,对旧教育制度展开了无情的揭露和深刻的批判。养出来的人,不是废物就是刽子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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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在这里批判的是科举制度,但是,把读书当作做官的“敲门砖”,后来的学校也是如此。鲁迅指出,从这样的学校培养出来的人,只能是骑在劳动人民头上的精神贵族。“他可以修史,可以衡文,可以临民,可以治河;到清朝之末,更可以办学校,开媒矿,练新军,造战舰,条陈新政,出洋考察了”。这一类地主买办阶级的“儒生”虽然比起孔乙己、丁举人似乎多一点“办洋务”的本领,但靠他们来治理国家,结果如何呢?鲁迅说得很幽默:“不待我多说”。(《名人和名言》)而历史已经作了回答:祸国殃民。他们只不过是一些维护反动统治的忠实奴才,决不可能为人民办成什么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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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读书做官”论相对立,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鲁迅希望把青年培养成敢于对旧制度旧思想造反的革命者。他说:“我早就很希望中国的青年站出来,对于中国的社会,文明,都毫无忌样地加以批评”(《华盖集?题记》)。鲁迅在《在酒接上》、《孤独者》、《伤逝》等作品中,对当时的知识青年作了深入的解剖。象作品中的吕纬甫、魏连殳、涓生、子君那样的知识青年,曾经是要前进的,和旧社会作过斗争,但是后来都失败了。原因就在于他们没有和工农群众结合起来,离开整个社会的解放去追求个人幸福,结果只能是渐入颓唐。鲁迅在逐渐地掌握了历史唯物主义之后,认识到群众是真正的英雄。他说:“世界却正由愚人造成,聪明人决不能支持世界”(《写在“坟”后面》)。“惟新兴的无产者才有将来”(《仁心集?序言》)。所以,他坚决主张知识分子应当是劳动群众中的一员。鲁迅说得好:“他只是大众中的一个人,我想,这才可以做大众的事业。”(《门外文谈》)如果知识分子自特“高人一等”,把知识当作“敲门砖”,以为“将来革命成功,劳动阶级一定从丰报酬”,请自己“坐特等车,吃特等饭”,就很容易变成“右翼”(《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时至今天,不是还有人认为上了大学,就不应当和工人、农民划等号吗?读读鲁迅在四十多年前说的这些话,是可以发人深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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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批判了以旧礼教旧思想为核心的教育内容。教育内容都是为一定的教育目的服务的,历来的反动统治阶级为了培养忠实的奴才和卫道士,都效法孔老二,把旧礼教旧思想作为教育的主要内容。当然,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教育,比起以往的封建教育来是有了一些变化,让学生学一点“声光电化”等所谓科学知识。但是,万变不离其宗。正如鲁迅所说的:“一言以蔽之:前几年谓之‘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几年谓之‘因时制宜,折衷至当’。”他们奉为主体的还是孔孟之道的旧礼教旧思想,学点所谓“西学”,也不过是为了要学生“学了外国本领,保存中国旧习。本领要新,思想要旧”。(《随感录四十八》)这种所谓“中学”、“西学”相结合的旧教育,实际上是帝国主义的文化和半封建的文化结成反动同盟,反对中国的新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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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教导我们:“凡属主张尊孔读经、提倡旧礼教旧思想、反对新文化新思想”,都是反动的文化。“这类反动文化是替帝国主义和封建阶级服务的,是应该被打倒的东西。”(《新民主主义论》)彻底揭露和批判旧礼教旧思想摧残青少年的反动本质,是鲁迅批判旧教育的一个很重要的方面。鲁迅把旧礼教旧思想比作“软刀子”,指出它比“钢刀子”还厉害。他说:“中国人倘被别人用钢刀来割,是觉得痛的,还有法子怒;倘是软刀子,那可真是‘割头不觉死’,一定要完。”(《老调子已经唱完》)所以,鲁迅一再教导青年:要警惕反动派手中这把杀人不见血的“软刀子”。他在五四运动前后写的小说和杂文,就把矛头集中在批判旧礼教旧思想上。《狂人日记》揭穿了旧礼教“吃人”的本质,发出了“救救孩子”的呼声,起了振聋发聩的作用。《我之节烈观》、《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等篇章,都是声讨旧礼教的檄文。此后,他还批判了《二十四孝图》、《三字经》、《神童诗》、《幼学琼林》等鼓吹旧礼教旧思想的反动教材。鲁迅指出,旧教育以这类东西从精神上摧残青年,使他们成为“弯腰曲背,低眉顺眼”的“驯良的百姓”(《论睁了眼看》);同时,又用它来为反动统治阶级培养爪牙,使他们知道怎样玩弄权术,“假借大义,窃取美名”(《十四年的“读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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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在一九二七年以后,结合当时的政治斗争,更尖锐地揭露旧礼教旧思想为国民党反动派投降卖国服务的反动性。独夫民贼蒋介石特别强调“礼治”,胡说什么“作人立国的根本大道,只有这一个”“礼”。鲁迅对此予以辛辣的讽刺和无情的鞭挞,他说:“‘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静静的等着别人的‘多行不义,必自死’,礼也。”(《礼》)这就深刻地揭露了国民党反动派宣扬礼教,实际上是要用它束缚中国人民的手脚,对帝国主义讲“礼让”,听任帝国主义宰割。又如,当时国民党官方出版的《经训读本》,第一课就有《孝经》上的一段话:“孔子谓曾子曰:‘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这就是说,保护身上的毛发皮肤,才合乎孝道,当然也就不能和帝国主义侵略者打仗了。鲁迅反问道;“那么,‘为国捐躯’是‘孝之终’么?”(《“寻开心”》)这一问就击中了国民党反动派用礼教搞投降卖国的要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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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非常重视教育内容的革命性。他亲自编写的教材《汉文学史纲要》、《中国小说史略》等等,都洋溢着批判孔孟之道的战斗精神,一扫尊儒反法的陈腔滥调,肯定劳动人民的功绩,对历史上坚持革新的法家代表人物及其作品给予高度评价。他还一再呼吁为青年寻求革命书籍,提出要“竭力运输些切实的精神的粮食,放在青年们的周围”(《由聋而哑》)。他把学习和翻译马克思列宁主义,比作古希腊神话中的普罗米修斯窃火给人间,鼓励青年多读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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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还批判了“读死书”的教育方法。旧学校继承孔老二的“闭门修养”,提倡“关门读书”,使学生脱离实际,脱离群众,只在书本中讨生活。这种教育方法,是为培养高踞于群众头上的精神贵族服务的。鲁迅对此有深切的认识,他既不迷信什么“秀才”,也迷进信什么“大学”。他指出:“古之秀才,自议为无所不晓,于是有‘秀才不出门,而知天下事’这自负的漫天大说”。鲁迅戳穿了这个谎言,指出:“其实是‘秀才虽出门,不知天下事’的。秀才只有秀才头脑和秀才眼睛,对于天下事,那里看得分明,想得清楚。”(《谚语》)鲁迅的批判完全正确。“人的正确思想,只能从社会实践中来”。从“读死书”中出来的知识分子,满脑子剥削阶级思想,脱离群众,没有实践经验,哪有什么真知灼见?在“天下事”面前,只能是瞎子!对于旧大学,鲁迅也看透了在那样的学校里“关门读书”,学不到真正的本事。他斩钉截铁地说:“这学校除全盘改造之外,没有第二法。”(《两地书》1927年1月5日)鲁迅的这些批判,揭穿了脱离社会实践的“读死书”的教育方法,是由反动统治阶级的本性和孔孟之道的唯心主义思想体系决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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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作为一个伟大的革命家,总是立足于现实的火热的革命斗争,主张理论和实践相结合。他针对反动文人胡适之流诬蔑学生运动“毁灭学者”,引诱青年去关门读孔孟之书的险恶用心,尖锐地指出:“少看中国书,其结果不过不能作文而已。但现在的青年最要紧的是‘行’,不是‘言’。只要是活人,不能作文算什么大不了的事。”(《青年必读书》)鲁迅重视的是参加革命斗争的实际行动,而不是“读死书”。他把那些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人,比作碟子里的绿豆芽,“因为没有泥土,不能发达”(《未有天才之前》)。所以,鲁迅一再教导青年要“用自己的眼睛去读世间这一部活书”,即在革命斗争的大风大浪里,见世面,长知识。当然,鲁迅并不反对读书,相反的,他主张多读书,但是,他坚决主张“必须和实社会接触,使所读的书活起来”(《读书杂谈》)。鲁迅认为青年只有投身到革命斗争的实践中去,“深入民众的大层中”,“深知民众的心”(《习惯与改革》》,才能在斗争中锻炼成为勇敢而坚强的革命战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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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对旧教育的批判,所以如此深刻,如此有力,就是因为他把这种批判和批孔结合起来,抓住了要害。用鲁迅自己的话来说,就是“把那些坏种的祖坟创一下”(《鲁迅书简》1935年1月4日)。这是一条非常宝贵的经验。它对于我们当前批判邓小平、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仍然具有极其重大的现实意义。党内最大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提出“三项指示为纲”的修正主义纲领,大刮右倾翻案风,反对教有革命,就是以孔孟之道作为思想式器的。在邓小平的支持和煽动下,教育界的一小撮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反对批判“读书做官”论,公开宣扬大学生不能和工人农民划等号,对抗毛主席制定的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的教育方针;攻击开门办学“有片面性”,叫嚣工农兵大学生“无论政治上、业务上都不如过去中技高”,甚至鼓吹培养“书呆子”,诱使人们走“读死书”的老路,等等。这一切都不是什么新鲜的贷色,而是早在几十年前鲁迅就批判过了的孔孟之道的黑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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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邓小平为总代表的党内资产阶级的这些反革命叫嚣,清楚地表明他们是一伙地地道道的尊孔派。这从反面告诉我们,批判孔孟之道,肃清它的影响和流毒,是一个长期的战斗任务。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时期内,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今后还会继续下去,教育战线上的阶级斗争也远没有结来。凡是搞翻案、搞复辟倒退的,都将“袭用”孔老二的“老谱”。我们学习鲁迅,就要读点鲁迅的著作,继承和发扬他的彻底革命的精神。我们要以鲁迅为榜样,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继续深入批判孔孟之道,同旧传统观念实行彻底决裂。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彻底批判邓小平的修正主义路线,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进行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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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定不移地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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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乡知识青年 佟英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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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国人民用深入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伟大胜利迎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十周年的日子里,我回顾自己由一个五谷不分的学生,成长为开始熟悉农村、热爱农村的新型农民,由一个普通的红卫兵战士,成长为党的农村基层干部的历程,真是心潮起伏、激情满怀。我深深体会到;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是毛主席指引给我们的金光大道。尽管征途上荆棘丛生、坎坷不平,但每前进一步,都有党的正确引导,都有贫下中农的指点,只要坚定不移地走下去,前途无限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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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原是天津市第十六中学的六七届高中毕业生。一九六八年七月响应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号召,到内蒙古鸟拉特前旗苏独仑公社插队落户。我走这条道路,并不是一帆风顺的。还在初中毕业的时候,我和一些同学就决心放弃升学考试,以那燕子、侯隽为榜样,下乡务农。但是,当时在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统治下的中等学校,培养学生的目的是为“高等学府”输送所谓“尖子”、“高材生”,他们以“考学是党的需要”为借口,阻挠我们下乡。由于当时我们对上山下乡只停留在革命青年要到最艰苦的地方去这样比较简革朴素的认识,并没有真正理解这一运动的深远意义,也就听从学校领导的话升入了高中。一九六六年,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如一声春雷,响彻神州大地,首先向修正主义路线盘根错节的教育领域发起了猛烈冲击。我们红卫兵小将高举“对反动派造反有理”的革命大旗,把斗争矛头直指以刘少奇为头子的资产阶级司令部。在斗争中,我经了风雨,见了世面,也提高了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伟大意义的认识。当时,我和战友们写了炮轰旧市委一小撮走资派的公开信,批判他们推行的修正主义路线。没有想到,却道到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迫害,走资派给我们扣上了“右派学生”、“小反革命”的帽子。斗争的反复使我们开始懂得社会主义历史阶段阶级斗争的尖锐性,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艰巨性以及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重要性。我们这些旧学校培养出来的学生,脱离实际,脱离工农,脱离三大革命运动,思想东摇西摆,经不起阶级斗争风浪的考验。如果不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深入三大革命运动第一线,锻炼自己,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改造主观世界,我们就不可能成长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可靠接班人,为反修防修,巩因无产阶级专政,贡献自己的力量。后来,我们步行事连,到河北沙石峪、潘家峪等地进行社会调查时,又亲身感受到革命前辈对我们青年寄予的无限希望,亲眼看到农村和城市存在着的差别,便下定决心为彻底改变农村面貌、缩小三大差别而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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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化大革命取得伟大胜利的大好形势下,我曾经考虑:刘少奇为头子的资产阶级司令部被摧毁了,红卫兵怎样继续战斗、革命到底?通过学习毛主席关于青年“一定要和广大的工农群众结合在一块,和他们变成一体,才能形成一支强有力的军队”(《青年运动的方向》)的教导,我认识到:青年只有遵照毛主席的教导,无条件地、长期地、全心全意地和广大工农群众结合在一起,才能克服小资产阶级的摇摆性,保持和发扬红卫兵的革命精神,成为反修防修的战士,完成历史赋予我们的光荣使命。于是我决心带头报名下乡,当一名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新农民。当时,我是校革委会委员,有人以“你是头头,要从巩固新生的红色政权这个大局出发”为理由,金图说服我留下来。我坚定地回答:“正因为我是头头,所以更应该带头下乡,在新的战场上为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和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成果而战斗!”一九六八年七月八日,我和战友们首批离开天津,奔向辽阔的内蒙古大草原。我们的愿望终于实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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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这段历史,我体会到,我们青年一代的命运,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息息相关。是文化大革命的滚滚洪流,冲决了束缚广大青年的修正主义罗网,为我们开辟了光辉灿烂的战斗前程。如果没有文化大革命的锻炼,我就不可能对上山下乡有正确认识,更谈不上铁心务农的行动了。文化大革命的深远意义是任何人也否定不了的。党内最大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重新工作以后,推行修正主义路线,翻文化大革命的案,算文化大革命的帐,否定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这一社会主义的新生事物,这是决不能容忍的。我们知识青年深知修正主义路线的危害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必要,邓小平搞复辟倒退,想让我们走回头路,我们坚决不答应,坚决同他对着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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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城市到农村,经历过一奋斗争,在农村真正扎下根来,困难就更多,斗争就更加尖锐。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是一场深刻的社会主义革命。它拆了几千年来“学而优则仕”的进身梯,限制了资产阶级法权,是造成使资产阶级既不能存在也不能再产生的重要条件,必然引起党内外资产阶级的恐惧,遭到他们的极力反对。是扎根农村干一辈子革命,还是半途而废“拔根”走,在这个问题上,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斗争十分尖锐。从刘少奇散布“下乡镀金”的评论到林彪所谓“变相劳改”的恶毒攻击,从阶级敌人公开阻挠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到煽起知识青年回城的妖风,目的都是要使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这一新生事物天折,回到修正主义老路上去。“拔根”还是“扎根”,是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争夺接班人的斗争。我们应当发扬当年红卫兵敢于反潮流的革命精神,迎着风浪间,勇开顶风船。因此,几年来,我先后六次放弃了进工厂、上大学和当干部的机会,用坚决扎根农村的行动痛击破坏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逆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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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行动,得到了党和多数同志的支持。但是,也有人感到“不可理解”,为我“惋惜”,就连原来支持我下乡的父母也一度来信责怪我,更有人对我进行种种无端的猜测,说我怀有“个人动机”。第一次来招工时,我没有报名,有人说我不愿意当工人,是想回天津上大学;后来,贫下中农推荐我上天津师范学院时,我谢绝了,他们又说我想“捞党票”;入党后,贫下中农再次推荐我上大学,我再次谢绝,这些人又说我想“当官”;当旗里要调我到一个部门担任领导职务时,我申请留下,又传出嫌官小的风言风语;后来自治区党委又要调我到自治区计委担任领导成员,我又多次给领导写信要求留在农村,留在基层。但是,不管是家庭的责难还是社会上流言的中伤,都丝毫动摇不了我扎根农村的决心,却使我进一步认清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这一社会主义新生事物是在斗争中成长的,革命青年是在斗争中磨练的,更坚定了在农村战斗一辈子的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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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说:上学你不去,调你你不走,你图的是什么呢?这个问题好回答:听毛主席的话,革命到底,走一辈子与工农相结合的革命路。毛主席说过:“看一个青年是不是革命的,拿什么做标准呢?拿什么去辨别他呢?只有一个标准,这就是看他愿意不愿意、并且实行不实行和广大的工农群众结合在一块。愿意并且实行和工农结合的,是革命的,否则就是不革命的,或者是反革命的。他今天把自己结合于工农群众,他今天是革命的;但是如果他明天不去结合了,或者反过来压迫老百姓,那就是不革命的,或者是反革命的了。”(《青年运动的方向》)下乡八年来,我从脱离三大革命运动的资产阶级统治的旧学校到参加农村火热的斗争,思想感情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我从心里深深地爱上了农村,爱上了勤劳勇敢的贫下中农,爱上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伟大事业。我觉得自己好象是一颗种子,找到了肥沃的土壤,我要在这块土地上,在党和贫下中农的培育下生根、开花、结果。我要向贫下中农学习一辈子,同贫下中农一起并肩战斗,尽快普及大寨县,把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得更加美好,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填平三大差别的鸿沟,让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早日实现。即使在我们这一代消灭不了三大差别,但我要为实现这一崇高理想,贡献自己的一切。如果说我有什么“动机”的话,这就是我的动机。知识青年到农村好好干几年并不难,难的是在农村扎根一辈子,沿着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为我们开辟的道路前进,几十年如一日,孜孜不倦地奋斗终生。如果抱着干上三年五载就远走高飞的思想,这实际上是把上山下乡作为向党向人民索取高价的政治资本,当作永远脱离农村和农业劳动的个人跳板。有这种思想的人,在某个时期内也许能做出点成绩,但充其量只能是匆匆来去的过客,而不能成为继续革命的战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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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有人对我说:“到新的领导岗位,不是比在一个队,一个公社更能发挥作用吗?这也是培养接班人的需要嘛!”我觉得,一个人作用的发挥,不是由职务的高低、职权的大小来决定的,也不受地点、条件和工种的限制,关键在于执行什么样的路线,为哪个阶级服务,能不能永远保持朝气蓬勃的革命精神。我不否认,有的知识青年被选调当工人、上大学或担任领导职务,是革命的需要,可以发挥作用,作出贡献。但是,绝大部分人留在农村,同样是革命的需要,同样可以发挥作用,作出贡献。尤其是在存在三大差别的情况下,更应首先考虑农村的需要,鼓励大批立志为缩小三大差别、限制资产阶级法权而战斗的促进派留在农村。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需要,不仅要有人来接领导岗位的班,而且要有更多的人来接几亿农民的班,把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落实到基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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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确地认识个人的理想和前途,正确地对待自己职业的选择,这是扎根农村、铁心务农的思想基础。在学校的时候,由于受旧的教育制度的毒害,我和许多青年学生一样,总觉得只有选择一项能使自己出人头地的职业,干出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才算有理想、有前途。来到农村以后,阶级斗争的风雨和艰苦劳动的汗水逐渐冲刷着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给我带来的毒素,我的立场和世界观开始转变了。我认识到,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我国农民占全国人口的百分之八十以上。农民的情况如何,同无产阶级专政的巩固,反修防修,关系极大。广大贫下中农在农村广间的天地里与天斗,与地斗,与资产阶级斗,怎么能认是没有前途呢?他们坚持社会主义道路,批判修正主义路线,坚持继续革命,不为名不为利,常年累月风里来雨里去,用自己的汗水换取丰收的果实,解决全国人民吃饭、穿衣这些最迫切的实际问题,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这难道是没有远大的理想吗?当我把自己的理想和前途同农村的远景联系在一起时,我感到这样的理想是充实的,前途是充明的。我坚定不移地选择了农业劳动作为自己毕生的职业。我觉得,这是自己通过八年的艰苦磨练之后,世界观转变的标志之一。有人说:“搞农业劳动,这怎么能算是选择职业呢?”是的,有人从来不把农业劳动当成一项职业,更该不上选择它。这是旧的传统观念在作怪。我们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指引下,从事农业劳动,走的是田间小路,攀登的却是共产主义的高峰;种的是普通庄稼,收获的却是反修防修的硕果。这是一项多么平凡而又伟大的职业啊!我一经选择了这个职业,也就再也不愿改变了。能为彻底改变农村落后面貌,建设社会主义大农业贡献一切,这是多么光荣和自豪的事业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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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能扎根农村,铁心务农,是贫下中农对我再教育的结果,也是坚持认真看书学习,理论联系实际的收获。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革命的指南针,方向盘。知识青年只有认真学习革命理论,才能在农村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中,做到心明眼亮、立场坚定,弄清路线是非,掌握党的政策,明确前进方向,坚持在农村干革命。这些年来,我遵照毛主席关于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教导,不论是当社员,还是当社、队干部,始终坚持抓路线,想大事,凡是不符合毛主席革命路线和党的政策的行为,就坚决顶;资本主义自发倾向一抬头,就坚决斗。我还和贫下中农一起,办起了政治夜校,成立了理论学习小组,自编自演革命文艺节目,用无产阶级思想占领农村的思想文化阵地。八年来,不管兼职再多,工作再忙,我始终坚持不脱离劳动,利用工余时间处理事务,搞好工作。去年,我当上了不脱产的公社党委副书记以后,仍然和知识青年同住一间房,同吃一锅饭,同社员一起劳动,不拿工资拿工分。实或使我深深懂得,农村这个广间的天地,同样是一个战场,是一所大学,知识青年在这里有学不完的知识,干不完的事业,确实大有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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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到农村虽然八年了,但这仅仅是在革命万里征途上迈出的第一步。我们青年人肩负着党和人民的期望,任重而道远。我决心以实际行动积极参加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批判邓小平和他所推行的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在斗争中提高自己,锻炼自己。决心在农村扎根一辈子,当一名不戴袖章的、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的红卫兵,永远站在三大革命运动的前列,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为共产主义的壮丽事业,生命不息,战斗不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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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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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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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大革命永放光芒——纪念中共中央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通知》十周年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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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毛主席重要指示 批判邓小平修正主义路线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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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学习 深入批邓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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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资派就是党内的资产阶级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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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不可书生气十足——学习《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的序言和按语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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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是党内最大的分裂主义者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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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要向群众学习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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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干部要旗帜鲜明地参加战斗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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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是怎样联系实际批邓的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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巩固和发展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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牢记文化大革命对自己的教育——驳“一概忘记”论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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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不能同资产阶级讲平等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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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大革命与工业的发展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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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农业迅速发展的十年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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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阶级斗争中前进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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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阶级斗争为纲乘胜前进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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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着毛主席的文艺路线继续前进——学习《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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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众办科研的生动实践——谈吉林陨石雨的考察 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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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鲁迅对旧教育的批判 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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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定不移地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 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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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旗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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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七六年第七期 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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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语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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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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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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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党是一个伟大的党,光荣的党,正确的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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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这个党是有希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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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语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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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僚主义者阶级与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是两个尖锐对立的阶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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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也是社教。如果管理人员不到车间小组搞三同,拜老师学一门至几门手艺,那就一辈子会同工人阶级处于尖锐的阶级斗争状态中,最后必然要被工人阶级把他们当作资产阶级打倒。不学会技术,长期当外行,管理也搞不好。以其昏昏,使人昭昭,是不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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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语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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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还在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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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领导人,是已经变成或者正在变成吸工人血的资产阶级分子,他们对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性怎么会认识足呢?这些人是斗争对象,革命对象,社教运动绝对不能依靠他们。我们能依靠的,只有那些同工人没有仇恨而又有革命精神的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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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语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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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斗争就不能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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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内如果没有矛盾和解决矛盾的思想斗争,党的生命也就停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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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要把我们党的一切力量在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和纪律的原则之下,坚强地团结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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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结起来,为了一个目标,就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要落实到每个工厂、农村、机关、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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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斗争中建设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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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社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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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们在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取得伟大胜利的形势下,热烈庆祝中国共产党诞生五十五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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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党,在伟大领袖毛主席的领导下,率领亿万人民夺取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又夺取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胜利。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我们粉碎了刘少奇、林彪、邓小平妄图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的阴谋,批判了他们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我们党更加团结,更加朝气蓬勃,更富有战斗力,正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在社会主义道路上继续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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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胜利是伟大的,但是面临的任务还十分艰巨。我们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党的基本纲领,是彻底推翻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用无产阶级专政代替资产阶级专政,用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最终实现共产主义。为了实现这个纲领,还需要全党进行长期的奋斗。我们要牢记党的基本纲领,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忘党的最终目的,才能解决好无产阶级专政下党的建设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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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时期,从理论上和实践上搞清楚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的问题,极其重要。毛主席在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中,对这个问题作了深刻的分析,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一九六四年,毛主席在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一个批示中,曾经指出:“官僚主义者阶级与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是两个尖锐对立的阶级。”毛主席又指出:“管理也是社教。如果管理人员不到车间小组搞三同,拜老师学一门至几门手艺,那就一辈子会同工人阶级处于尖锐的阶级斗争状态中,最后必然要被工人阶级把他们当作资产阶级打倒。不学会技术,长期当外行,管理也搞不好。以其昏昏,使人昭昭,是不行的。”毛主席还指出:“这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领导人,是已经变成或者正在变成吸工人血的资产阶级分子,他们对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性怎么会认识足呢?这些人是斗争对象,革命对象,社教运动绝对不能依靠他们。我们能依靠的,只有那些同工人没有仇恨而又有革命精神的干部。”毛主席的这一批示以及文化大革命过程中特别是反击右倾翻案风以来的一系列重要指示,深刻地揭露了刘少奇、林彪、邓小平一类党内走资派的阶级本质,分析了党内资产阶级的特点、根源和战胜他们的方法,对于我们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全党同志特别是领导干部要认真学习领会,从中接受深刻的教育。在社会主义社会中,还存在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人和人之间最本质的关系依然是阶级关系。只有承认党内存在资产阶级,清醒地看到走资派是危害党、颠覆无产阶级专政的主要力量,不断革党内资产阶级的命,才能保持党的无产阶级先锋队性质。这样,我们党才能领导无产阶级和革命群众搞好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并同世界革命人民一道,把反对帝修反的斗争进行到底,为全人类都得到解放而共同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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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是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党,是以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党。以我们党的伟大领袖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绝大多数党员和干部,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同工农兵心连心,坚决同资产阶级作斗争。许多优秀党员,站在三大革命运动第一线,率领广大群众英勇战斗,起了先锋模范作用。但是,党内确实有资产阶级。正如毛主席指出的那样,党员的一部分,有的已经变了,有的正在变,有的如果不警惕,也会变。那些犯过走资派错误的人,在文化大革命中经过党和群众的帮助,多数认识了错误,吸取了教训,在革命道路上继续前进。但也有象邓小平那样的人,坚持错误,成为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我们的同志要牢记毛主席的教导,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要密切联系群众,积极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热情支持社会主义的新生事物,促使各项社会主义事业都有新的发展。要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抵制资产阶级的侵蚀,自觉地限制资产阶级法权。要在斗争中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改造世界观,努力做到从思想上完全入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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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我们要集中火力批邓,深入进行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推行修正主义路线,是走资派最本质的政治特征。我们同走资派斗,最要紧的是解决路线问题,用马克思主义路线战胜他们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共产党员尤其是领导干部,要立场坚定,旗帜鲜明,站在斗争的前列,经受锻炼和考验,要联系各条战线阶级斗争,两条路线斗争的实际,积极带领群众同邓小平的修正主义路线作斗争。对犯错误的同志,要实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各级党组织要主动地在斗争中加强党的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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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党,有伟大领袖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有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指引航程,有坚持继续革命反对复辟倒退的广大党员,不愧为全中国人民的领导核心,不愧为社会主义事业的中流砥柱。我们敢于把党内资产阶级揭露出来,正说明我们党有力量、有信心、有能力战胜党内资产阶级,从而彻底战胜整个资产阶级。党内出现走资派,无损于我们党的光辉。出了刘少奇一伙,昆仑山不是没有被推倒吗!出了林彪反党集团,庐山不是没有被炸平吗!今天,出了邓小平,一小撮反革命分子在天安门广场闹事,他们的阴谋被粉碎了,天安门更加雄伟壮丽。历史经验反复证明,搞垮我们这个党是不容易的。正如毛主席所断言:“我们这个党是有希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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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斗争中加强党的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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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内斗争与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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池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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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批判邓小平、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取得伟大胜利的大好形势下,我们满怀无产阶级的革命豪情,迎来了中国共产党成立五十五周年。毛主席在批判邓小平、反击右倾翻案风斗争中的一系列重要指示,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学说的重大发展,也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党的学说的重大发展。深入学习毛主席的重要指示,认真总结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经验,坚持同党内资产阶级作斗争,必将大大加强党的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进一步推动党所领导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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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格斯说过:“无产阶级的发展,无论在什么地方总是在内部斗争中实现的”。(《致奥·倍倍尔》,《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34页)毛主席指出:“党内如果没有矛盾和解决矛盾的思想斗争,党的生命也就停止了。”(《矛盾论》)“不斗争就不能进步。”无产阶级革命导师的教导,精辟地概括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我们党的历史经验,深刻地揭示了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前进和发展的普遍规律。认识和掌握这个规律,深入批判邓小平的修正主义路线,是加强党的建设、促进党的发展所必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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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产阶级政党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进行阶级斗争的产物和工具。有阶级斗争而后有党,有党就有反映阶级斗争的党内斗争。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无产阶级的先锋队。民主革命时期,为了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我们党领导全国人民进行了长期的革命斗争和革命战争。在这个过程中,同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问题相联系,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反复进行过多次。进入社会主义革命时期以后,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成为社会的主要矛盾,围绕着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这个问题,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从来没有停止过。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这种斗争还将继续进行下去。我们只有用阶级斗争的观点观察党内生活,才能真正懂得党内斗争的必然性,有长期坚持党内斗争的思想准备,在斗争中建设党,发展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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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党内斗争主要是党内马克思主义者同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同党内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这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两大对抗阶级之间的斗争。走资派的特征是利用手中的权力推行修正主义路线,因而党内的阶级斗争集中地表现为马克思主义路线同修正主义路线的斗争。一九六四年,毛主席在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一个批示中曾经指出:“官僚主义者阶级与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是两个尖锐对立的阶级。”毛主席在这个批示中还指出:“这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领导人,是已经变成或者正在变成吸工人血的资产阶级分子,他们对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性怎么会认识足呢?这些人是斗争对象,革命对象,社教运动绝对不能依靠他们。我们能依靠的,只有那些同工人没有仇恨而又有革命精神的干部。”学习毛主席的这个重要批示,使我们更加深刻地懂得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的英明论断。毛主席所说的“官僚主义者阶级”、“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领导人”,都是明确的阶级概念,指的就是走资派,就是社会主义时期存在于党内的资产阶级。刘少奇、林彪、邓小平这些党内资产阶级,从政治上经济上压迫剥削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同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处于尖锐的阶级斗争状态中,他们是社会主义革命的主要对象。他们掌握党和国家很大一部分权力,自上而下地制定和推行一条修正主义路线,从上层建筑到经济基础大搞资本主义复辟,妄图变无产阶级专政为资产阶级专政,比党外资产阶级厉害得多,危险得多。因此,我们必须认清走资派的资产阶级反动本质,懂得党内斗争就是严重的阶级斗争,坚决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击败代表资产阶级的修正主义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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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认为,共产党既然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党内就应该没有矛盾和斗争,就应该是纯而又纯的。这是一种违反唯物辩证法的天真的想法。“事物的矛盾法则,即对立统一的法则,是唯物辩证法的最根本的法则。”(《矛盾论》)世界上无论什么事物,总是一分为二,纯只是相对的,不纯才是绝对的。矛盾着的对立面又统一,又斗争,由此推动事物的运动和变化,这是一切事物发展的根本规律,也是党的发展的根本规律。我们的党不是在真空中生活,而是处在复杂的阶级斗争的环境之中。在民主革命阶段,特别是当革命高涨、激流涌进的时候,不免鱼龙混杂,泥沙俱下,党内也会混进极少数特务、叛徒、阶级异己分子等不干净的成份;一些人只是程度不同地接受党的最低纲领,抱着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跑到党的队伍中来,也是不奇怪的。解放以后,随着社会主义革命的逐步深入,党的队伍不断地发生分化。党内一部分坚持资产阶级立场的人拒绝改造思想,从不想前进到反对社会主义革命,变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存在,资产阶级法权的存在,国际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影响的存在,使党内产生着新的资产阶级分子。党内存在的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必然表现为党内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只有通过这种斗争,党才能够发展和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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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唯物辩证法指导党内生活,在斗争中求进步求发展,是毛主席关于党的建设的一贯思想。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毛主席在谈到整党时指出:“一个人有动脉,静脉,通过心脏进行血液循环,还要通过肺部进行呼吸,呼出二氧化碳,吸进新鲜氧气,这就是吐故纳新。一个无产阶级的党也要吐故纳新,才能朝气蓬勃。不清除废料,不吸收新鲜血液,党就没有朝气。”毛主席以通俗生动的比喻,深刻地阐明了党内矛盾的辩证法,阐明了只有坚持党内斗争才能使党朝气蓬勃的客观规律。历史上奴隶主阶级、封建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在它们取得统治权力以前和取得统治权力以后的一段时间内,曾经是生气勃勃的,是革命者,是先进者,是真老虎,而随后却逐步向反面转化,化为反动派,化为落后的人们,化为纸老虎,成为社会发展和历史前进的障碍。无产阶级是“最有远见,大公无私,最富于革命的彻底性”的革命阶级,是生气勃勃的为共产主义而奋斗的先进阶级。夺取政权仅仅是无产阶级革命万里长征的开始,无产阶级的历史任务是要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达到消灭阶级。无产阶级政党,应该集中地反映出无产阶级的这些阶级特征,教育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认识自己的历史任务,并为之而坚持奋斗。但是,党的无产阶级性质和彻底革命精神,必须在斗争中才能保持和发扬。如果不坚持党内斗争,不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战胜走资派的修正主义路线,一旦修正主义路线在党内占据统治地位,党的性质也就变了。列宁缔造和领导的苏联共产党曾经是生气勃勃的,后来却被苏修叛徒集团篡夺了领导权,变为修正主义的党,资产阶级的党,法西斯党,变为极端反动和腐朽的政治势力。从国际国内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来看,坚持党内斗争对于反修防修、加强党的建设具有何等重大的意义,难道不是非常清楚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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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不要坚持党内斗争,是毛主席的建党路线与修正主义建党路线的一个原则分歧。刘少奇、林彪、邓小平等修正主义路线的头子,出于其反革命的政治需要,在党的建设问题上极力宣扬阶级斗争熄灭论。他们或者抹杀党内斗争的阶级内容,把它歪曲为个人与个人之间的斗争,或者攻击党内斗争是“制造矛盾”,否认党内存在斗争的客观事实。这些谬论,从根本上背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无产阶级专政学说和党的建设的理论。修正主义路线的头子在党的建设问题上鼓吹阶级斗争熄灭论,是一种虚伪的两面派手法,是为了掩盖他们向党和无产阶级的猖狂进攻。刘少奇一面大讲什么“委曲求全”,一面却拚命保护他那一堆叛徒、死党,拼凑资产阶级司令部;林彪一面胡诌什么“两和皆友”,一面却在策划反革命武装政变,要打倒无产阶级;邓小平一面否认党内存在路线斗争,一面却提出“三项指示为纲”的修正主义纲领,加紧组织“还乡团”,迫不及待地要翻文化大革命的案,算文化大革命的帐。可见,党内修正主义路线的头子抹杀和歪曲党内斗争,就是妄图使广大党员在严重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面前解除思想武装,以便他们肆无忌惮地进行复辟资本主义的活动,改变党和国家的无产阶级性质。这就从反面告诉我们,必须深入批判邓小平的修正主义路线,进一步肃清阶级斗争熄灭论的流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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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指出:“一个政党要引导革命到胜利,必须依靠自己政治路线的正确和组织上的巩固。”(《矛盾论》)我们要在坚持毛主席的正确路线、批判修正主义路线的斗争中,不断巩固和发展全党的团结,争取革命事业的更大胜利。刘少奇、林彪、邓小平这些修正主义路线的头子,为了反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总是在组织上大搞破坏党的团结的反革命活动,妄图分裂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要维护党的团结,必须同党内修正主义路线头子的分裂活动作坚决斗争。当前,我们必须深入批邓,肃清其流毒,进一步搞好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以加强全党在毛主席革命路线基础上的团结。在斗争中,要贯彻执行毛主席的一贯政策,注意区别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采取正确的方法,对于邓小平的修正主义路线一定要坚决进行批判,对于犯错误的干部要实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在各级党委统一领导下进行,不要拉山头,不要搞战斗队。党组织要坚持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热情支持社会主义新生事物,警惕阶级敌人的捣乱破坏,使各项工作都沿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继续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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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在一九七一年八月至九月巡视各地的谈话中说过:“我们唱了五十年国际歌了,我们党有人搞了十次分裂。我看还可能搞十次、二十次、三十次,你们信不信?你们不信,反正我信。到了共产主义就没有斗争了?我就不信。到了共产主义也还是有斗争的,只是新与旧,正确与错误的斗争就是了。几万年以后,错误的也不行,也是站不住的。”在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中,毛主席又指出:“一百年后还要不要革命?一千年后要不要革命?总还是要革命的。”毛主席这些光辉论述,阐明了党内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长期性,充满了无产阶级所特有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在历史上,革命阶级战胜反革命阶级,总要经过一个长期的反复的较量过程。无产阶级要彻底推翻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用无产阶级专政代替资产阶级专政,用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最终实现共产主义,不遇到许多惊心动魄的严重斗争,不经过艰苦而曲折的战斗历程,是不可思议的事情。一切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总是满怀信心地投身于火热的革命斗争,用斗争创造光辉的未来。回避矛盾,厌倦斗争,不是马克思主义者的精神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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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指出:“我们这个党是有希望的”。在半个多世纪中,我们党经历了多次重大的路线斗争,出现过一批机会主义路线的头子。然而,他们都挡不住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迅猛向前。由于毛主席的正确路线战胜了历次机会主义路线,我们党领导全国人民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经过文化大革命,党更加纯洁,更加坚强,更加发展壮大。决定历史方向的是要求继续革命的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而不是妄图复辟倒退的任何社会集团和社会势力,包括党内的资产阶级。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符合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代表了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因而是不可战胜的。相反,党内修正主义路线的头子代表资产阶级,倒行逆施,没有真理,不得人心,极端孤立,所以必定要垮台。只要我们始终坚持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坚持斗争哲学,紧紧团结在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周围,不管还要经历多少次斗争,斗争形式有什么变化,资产阶级的复辟阴谋终究要遭到可耻的破产,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一定会取得彻底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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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不容许用走资派的面貌改造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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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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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内最大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在他的“全面整顿”这一翻案复辟的行动部署中,反复强调“核心是党的整顿”。他的这个所谓“党的整顿”,是要把党“整顿”成什么样子呢?从他刮右倾翻案风的反动言论和行动中看得很清楚,就是要按照走资派的面貌改造党,妄图把我们无产阶级的革命政党“整顿”成修正主义的党,法西斯党,变成他复辟资本主义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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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中国共产党,是毛主席亲自缔造和培育的革命政党,是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无产阶级先锋队。我们党的历史,就是在毛主席领导下,经过同党内各种错误路线作斗争,经过同国内外敌人作斗争,不断取得革命胜利的历史。长期革命斗争的实践证明,离开毛主席的领导,离开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引,我们的党就会走到邪路上去。邓小平大讲特讲“党的整顿”,首先就是妄图用修正主义思想取代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这个党的根本指导思想,使我们党脱离毛主席的领导,从面改变我们党的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性质。邓小平去年九月曾经叫嚣“现在全党存在”着的一个问题是“把毛主席的观点割裂开来”。这纯粹是对我们党的诬蔑和攻击。他所谓的“割裂”,就是指坚持毛主席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教导;而他所谓“不可分割”,就是要推翻毛主席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教导,以他的“三项指示为纲”取而代之。邓小平才是极力割裂毛主席观点的修正主义者,他阉割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革命灵魂,全盘否定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学说,他要用他炮制的“三项指示为纲”,把毛主席建国以来、文化大革命以来、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以来一系列重要指示统统抹杀,不准大家学习和运用,这难道不是彻头彻尾割裂和背叛了毛泽东思想吗?邓小平把本来属于目的东西冒充为纲,并极力用折中主义的手法把它们平列起来,其目的是篡改我们党的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把修正主义的东西强加给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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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党章明确规定“中国共产党的基本纲领,是彻底推翻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用无产阶级专政代替资产阶级专政,用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党的最终目的,是实现共产主义。”这个纲领是我们党的无产阶级性质的标志。我们党所领导的一切工作,都是为着实现这个纲领的。邓小平把“三项指示为纲”作为今后长时期“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狂叫什么“一切为了现代化”,各项工作都要围绕这个转,这就完全篡改了党的基本纲领。我们的最终目的是实现共产主义这是共产党人最起码的常识。邓小平不讲消灭阶级和阶级差别,不讲共产主义这个大目标,只讲“四个现代化”,这不是要把我们的党搞成“生产党”吗?邓小平反对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进行斗争,他所说的“现代化”,是“不管白猫黑猫”的现代化,到头来只能是沦为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的殖民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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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抹杀党的最终目的,并非自今日始。早在一九五六年他就说过:“党章条文不必加为共产主义奋斗”。可见,在他的心目中,从来就没有共产主义。毛主席说:“有许多党员,在组织上入了党,思想上并没有完全入党,甚至完全没有入党。这种思想上没有入党的人,头脑里还装着许多剥削阶级的脏东西,根本不知道什么是无产阶级思想,什么是共产主义,什么是党。”(《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邓小平不就是毛主席所批评的这种人吗?按照他的思想面貌去“整顿”党,怎么能不改变党的性质呢?共产党不为共产主义而奋斗,还算什么共产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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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我们党的建设过程,总是“同党的政治路线密切地联系着”(《〈共产党人〉发刊词》)。在民主革命时期,党的建设离不开武装斗争和统一战线。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党的建设离不开基本路线,离不开无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不论在什么时候,离开党的政治路线,就不能正确地解决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和怎样建设党的问题。邓小平鼓吹阶级斗争熄灭论,推行一条与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相对抗的修正主义路线,这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基本原则的无耻背叛。无产阶级所以需要有自己的政党,就是为了有效地同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进行斗争。毛主席指出:“党组织应是无产阶级先进分子所组成,应能领导无产阶级和革命群众对于阶级敌人进行战斗的朝气蓬勃的先锋队组织。”我们的党,必须坚持毛主席制定的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领导无产阶级和革命群众在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两个方面不断地进行社会主义革命,限制资产阶级法权,逐步缩小三大差别,造成使资产阶级既不能存在也不能再产生的条件,朝着共产主义的大目标前进。背离了党的基本路线,听信邓小平的那一套,不领导无产阶级和广大群众对资产阶级进行斗争,不搞无产阶级专政,那就不成其为无产阶级政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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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指出:“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还在走。”毛主席的这个指示告诉我们,积极开展反对党内资产阶级的斗争,是加强党的建设的根本任务。党内走资派是新旧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刘少奇、林彪、邓小平这些修正主义路线的头子,是一切反抗社会主义革命和敌视、破坏社会主义建设的社会势力和社会集团同无产阶级进行较量的挂帅人物。他们可以利用手中的权力,强制推行一条修正主义路线,与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相对抗,搞起资本主义复辟来很凶、很快。因此,反对党内资产阶级,反对走资派,反对他们推行的修正主义路线,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生死搏斗的集中表现。这一斗争,关系着党的生命,关系着整个国家的命运和前途。要整顿党,重点就应该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毛主席的正确领导下,多年以来,我们党一直是这样做的,今后还要继续这样做下去。邓小平所谓“党的整顿”,是要整党内资产阶级吗?他是保护党内资产阶级的,怎么会整他们呢?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批判了走资派,这就不得了啦,他耿耿于怀,疯狂地叫嚣“伤害了这一部分人”,想方设法地要让不肯改悔的走资派上台。他所要“整顿”的,就象在他授意下炮制的《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的黑文中所供认的那样,实际是要整那些坚持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中国共产党人,把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看作“阶级敌人”,妄图使我们党成为党内资产阶级专权的法西斯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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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我们党的历史上一次最广泛、最深刻的整党运动。在这次运动中,广大党员和党的干部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批判刘少奇、林彪的修正主义路线,阶级斗争,路线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觉悟大大提高,精神面貌发生了深刻变化。同时,经过“吐故纳新”,清除了废料,吸收了新鲜血液,我们党的组织更加纯洁、更加壮大。党的各级领导班子,根据毛主席关于革命接班人的五条标准,实行了老中青三结合,更加朝气蓬勃。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取得的党的建设方面的这些胜利成果,是我们党兴旺发达的重要标志。邓小平站在资产阶级反动立场上,对我们党大肆进行诬蔑和攻击,从党的思想建设到组织建设,全盘否定。他说什么:“党内存在很多问题,成份、思想、作风各方面问题都很严重”。他把我们党看得一团漆黑,这一点也不奇怪。我们认为是好事,他总要认为是坏事,因为立场不同,看问题的标准不同。他要对我们党大加“整顿”,说穿了,也就是要翻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案,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帐。他所说的“核心是党的整顿”,就是要把用走资派的面貌改造党作为他翻案复辟的核心。我们的党是执政的党,党是领导一切的。邓小平说:“有一个好的党来带头,其它就好办。”这就是说,只要党变成了修正主义的党,全面复辟资本主义就容易了。邓小平这个反面教员告诉我们,批判修正主义的建党路线,按照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加强党的建设,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成果,多么重要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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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说:“无产阶级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资产阶级也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邓小平妄图用走资派的面貌改造党,这是他资产阶级的反动本性所决定的。邓小平从来就不是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而是一个资产阶级民主派。他的脑子里是一个资产阶级王国,他的政治理想是要建立以他为核心的资产阶级专政。他要把我们的党改造成资产阶级政党,这是必然的。同时,这也反映了党内外资产阶级特别是搞修正主义的“大官”们的愿望和要求。民主革命胜利后,党内一部分人不想继续前进了。有些人,官做大了,要利用自己手中的权力维护和扩大资产阶级法权,因而害怕革命,反对革命了。邓小平用走资派的面貌改造党,正好适应了这些人的需要。这充分说明了邓小平“整顿”党的反动实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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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大领袖毛主席一九四二年批判那些企图用小资产阶级面貌改造党的人时,曾经尖锐地指出:“你们那一套是不行的,无产阶级是不能迁就你们的,依了你们,实际上就是依了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就有亡党亡国的危险。只能依谁呢?只能依照无产阶级先锋队的面貌改造党,改造世界。”(《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邓小平要用走资派的面貌改造党,我们同样不能迁就他。依了他,就是依了资产阶级,党就要变修,国家就要变色,资本主义就要复辟。我们必须坚持毛主席的建党路线,依照无产阶级先锋队的面貌,不断加强党的建设。我们要认真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认真学习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反击右倾翻案风的一系列重要指示,深入批判邓小平“三项指示为纲”的修正主义纲领和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搞清楚资产阶级就在党内的问题,搞清楚社会主义革命的性质、对象、任务和前途,提高识别走资派的能力,提高同党内资产阶级作斗争的自觉性,把我们的党建设得更加光荣,更加伟大,更加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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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干部要自觉限制资产阶级法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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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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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干部自觉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我们党是执政的党。我们的领导干部,代表人民群众掌管着一定的部门、地区、单位的革命事业,具有领导人民群众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一定职权。这种地位和权力,是革命人民给的,应该也只能拿来为人民服务,为大多数人谋利益。领导干部处在领导地位和具有领导职权,是革命工作中的一种必要的分工,这同地主资产阶级的官老爷有着本质的区别。毛主席经常教导我们:“党和国家的干部是普通劳动者,而不是骑在人民头上的老爷”;要“既当‘官’,又当老百姓”。我们的领导干部,不论地位多高,权力多大,都是人民的勤务员,都是普通劳动者。但是,由于社会主义时期还不可避免地存在资产阶级法权,存在等级差别,这就使领导干部有把党和人民给予的职权变为个人特权的可能,有从人民的勤务员蜕变为资产阶级老爷的危险。资产阶级往往利用这一点,竭力用升官发财、养尊处优一类剥削阶级思想进行腐蚀和拉拢。旧的习惯势力,也往往把领导干部看作同旧社会的官僚一样,利用各种机会给予奉承和“照顾”。在这种情况下,领导干部只有自觉限制资产阶级法权,才能保持普通劳动者的政治本色,抵制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攻击,为无产阶级掌好权,用好权。如果对资产阶级法权缺乏正确的认识,只看到它的不可避免性,看不到它产生资产阶级的危险性,不是自觉地加以限制,而是利用职权加以扩大,发展下去,就会把自己同群众之间的同志关系变成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的对抗关系,使自己变成吸劳动人民血的资产阶级分子,变成革命对象,最后被革命群众打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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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在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中指出:“社会主义革命革到自己头上了,合作化时党内就有人反对,批资产阶级法权他们有反感。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还在走。”毛主席又指出:“民主革命后,工人、贫下中农没有停止,他们要革命。而一部分党员却不想前进了,有些人后退了,反对革命了。为什么呢?作了大官了,要保护大官们的利益。”毛主席的这些重要指示,深刻地揭示了党内走资派反对社会主义革命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们反对批判和限制资产阶级法权,要保护搞修正主义的大官们的利益。刘少奇、林彪是这样,邓小平也是这样。他们都是“法权迷”,都把全面地扩大资产阶级法权,作为通向资本主义复辟的桥梁,都是以扩大资产阶级法权为诱饵,唆使一部分人走资本主义道路。领导干部如果不能自觉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在激烈的两条路线斗争中就容易跟着修正主义路线走,滑到反对社会主义革命的邪路上去,成为党内的资产阶级。在这个问题上,党内走资派是很好的反面教员,我们应当引以为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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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社会主义时期,我们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我们的各条战线和各项工作,是前进还是后退,是胜利还是失败,都同资产阶级法权问题上限制和反限制的斗争紧密地联系着。当然,我们现在还处在社会主义社会的历史阶段,还只是建设了一个没有资本家的资产阶级国家,资产阶级法权还不能完全取消,但是,我们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革命的发展,已经向我们提出了“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的任务。领导干部的任务,最根本的是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限制资产阶级法权。领导干部要做好工作,就要热情支持并带领群众积极发展社会主义的新生事物,而社会主义新生事物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从各方面限制了资产阶级法权。如果自己没有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自觉性,甚至追求它、扩大它,能够很好地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吗?能够热情支持并带领群众发展社会主义新生事物吗?“以其昏昏,使人昭昭,是不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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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干部自觉限制资产阶级法权,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光荣传统,是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一贯坚持的革命原则。巴黎公社成立以后,对内采取的重要革命措施之一,就是取消高薪,禁止兼薪,废除特权,缩小工资差别,并通过了取消将军军衔的决议。这些防止国家和国家机关由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人的措施,就是对资产阶级法权的一种限制。这些措施体现了无产阶级的彻底革命精神,受到马克思、恩格斯的高度赞扬,到今天仍然给我们以重要启示。十月革命以后,列宁非常强调坚持巴黎公社的革命原则。在列宁的领导下,当时苏联共产党和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从政治上、思想上以及分配制度上限制资产阶级法权,防止各级领导干部利用职权搞特殊,腐化堕落,蜕化变质。在毛主席领导下,我们党在长期的革命战争年代,实行军事共产主义,一没有那么多等级,二没有什么薪水,官兵平等,军民一致,是对资产阶级法权的很好的限制。解放前夕,毛主席及时提醒全党同志,要警惕资产阶级“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注意防止和克服“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进入社会主义阶段以后,毛主席更是反复地教导我们要批判资产阶级法权思想,并采取一系列重要措施,包括降低领导干部的薪金,取消军衔,实行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的制度,在企业中实行“两参一改三结合”的原则,管理人员到车间小组和工人搞三同,拜师学艺,等等,从各方面限制资产阶级法权,防止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由人民的勤务员变成资产阶级的老爷。党内最大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制造种种借口,反对批判和限制资产阶级法权,这是对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无耻背叛,是对无产阶级革命传统的无耻背叛。我们要深入批判邓小平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更好地把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原则和无产阶级革命的光荣传统坚持下去,把毛主席为我们制定的一系列重大措施坚持下去,热情支持一切有利于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缩小三大差别的社会主义新生事物,同一切抵制和反对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错误思想和错误倾向作坚决的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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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人把“没有功劳也有苦劳,没有苦劳也有疲劳”作为维护和扩大资产阶级法权的“理由”。这是一种什么“理”呢?无非是资本主义的商品买卖和等价交换的“理”。这种人实际上是把做革命工作当作“入股分红”、捞取个人名利、地位的政治资本。显然,这同我们党的无产阶级性质,同党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是水火不相容的。我们共产党人从来不计较个人的功劳大小。我们的口号只能是“一不怕苦,二不怕死”。许多革命先烈实践了这个口号,为人民的利益献出了他们宝贵的生命,难道我们还有什么理由计较功劳大小,躺在所谓“功劳”、“苦劳”、“疲劳”上睡大觉,去强化和扩大资产阶级法权这个旧社会的“痕迹”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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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人借口“工作需要”维护和扩大资产阶级法权,这也是错误的。领导干部由于担负的工作不同,会有某些不同的需要。我们党历来反对绝对平均主义。但是,我们决不能在“工作需要”的幌子下,扩大资产阶级法权,扩大等级差别。因为,这样不仅腐蚀领导干部本人,使之脱离群众,而且会毒害社会,毒害整个革命队伍。为了把革命工作做好,首先需要我们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有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作风,有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就是说,革命工作所需要的,是领导干部以身作则地去限制资产阶级法权,而不是扩大它。应当看到,资产阶级和旧的习惯势力往往以“需要”为借口,投领导干部所好,打开他们的思想缺口。有的人不正是被“需要”论这种糖衣炮弹所打中,对资产阶级那一套庸俗作风,由看不惯到习以为常、一味追求,以至成为资产阶级的俘虏吗?我们对所谓“需要”,应该作阶级分析。脱离实际,高高在上,养尊处优,搞特权,摆阔气,这决不是无产阶级革命者的“工作需要”,而是资产阶级的庸俗作风和腐朽习气,对我们的思想和工作只能起腐蚀和败坏的作用。恩格斯在谈到资产阶级的腐朽社会风气对工人阶级的影响时曾经指出:“最可恐的,就是那种已经深入工人肺腑的资产阶级式的‘体面”。社会分成大家公认的许多等级,其中每一个等级都有自己的自尊心,但同时还有一种生来就对比自己‘更好’、‘更高’的等级表示尊敬的心理;这种东西已经存在这样久和这样根深蒂固,以致资产者要搞欺骗还相当容易。”(《致弗?阿?左尔格》,《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68页)力求用更高的等级来显示自己的体面和尊严,这是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共同特征。刘少奇、林彪、邓小平一类党内资产阶级也具有这种特征。如果让这种资产阶级的腐朽风气浸染我们的革命队伍,只能使人们发展等级观念,争名于朝,争利于市,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只能有利于资产阶级搞腐蚀、搞复辟。今天,我们限制资产阶级法权,批判资产阶级法权思想,应当包括对这种腐朽风气的批判,同它作坚决的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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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自觉性,关键在认真改造世界观。要从世界观上解决同普通劳动者划等号的问题。这个问题解决了,才能彻底打掉领导高人一等、做官当老爷等资产阶级思想作风,从根本上提高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自觉性。许多同志正是由于认真改造自己的世界观,提高了反修防修、继续革命的觉悟,能够跟工人、贫下中农一道在社会主义革命的征途上不断前进。一些革命的老同志艰苦奋斗几十年如一日,从不计较地位和待遇,能上能下,能“官”能民,同群众保持密切联系。一些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走上领导岗位的新干部,自觉坚持参加集体生产劳动,保持普通劳动者的本色,决心“任何时候也不和工农群众分出个‘等’来”。这种革命精神和先进事迹,令人振奋,值得我们很好的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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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深入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是一堂深刻的阶级斗争、路线斗争教育课,也是一堂深刻的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教育课。各级领导干部要认真学习毛主席的一系列重要指示,深入批判邓小平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从正反两个方面接受教育,进一步提高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自觉性。这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重要一环,也是做好领导工作的重要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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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批邓,加强党的建设——河南林县宋家庄大队的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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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家庄大队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中,把学习和批判结合起来,联系实际,深入批判邓小平的修正主义路线,注意对党员进行思想教育,在斗争中加强了党的思想建设,提高了党的战斗力,使得党组织和党员更加朝气蓬勃,并进一步推动了各项工作的胜利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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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大队是怎样在深入批邓中加强党的建设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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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他们遵照毛主席关于“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的教导,组织党员和干部认真学习理论,学习毛主席的一系列重要指示,掌握批邓的思想武器,增强同党内资产阶级长期作战的自觉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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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反击右倾翻案风斗争取得伟大胜利的大好形势下,怎样使运动更加深入?有的同志说:邓小平垮台了,该学的学了,该批的批了,运动差不多了。党支部认为,这种认识是错误的,产生这种错误认识的主要原因,是这些同志对毛主席的重要指示学得不够,对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没有真正理解,对走资派的阶级实质和反动性认识不足,没有树立同党内资产阶级长期作战的思想。于是,党支部利用政治夜校,充分发挥贫下中农理论队伍的作用,以社会主义革命的性质、任务、对象和前途为内容,分四个专题讲党课。每讲一课,都联系邓小平的修正主义路线和他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的罪行,联系本大队两个阶级、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和现实,进行认真的学习和讨论,力求真正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学懂弄通毛主席重要指示的精神实质。实践证明,这样学习,效果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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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指出:“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还在走。”这是毛主席对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重大发展。不懂得这一点,就谈不到有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觉悟,共产党员就不能起到无产阶级先锋战士的作用。因此,在联系实际批邓时,他们重点学习讨论了同党内资产阶级作斗争的问题。他们结合大队的斗争实际,分析了党内走资派的活动特点,总结了同走资派作斗争的经验。宋家庄大队阶级斗争的历史说明,每一次重大的阶级斗争,资本主义风源都来自党内,上边有修正主义路线头子发号施令,下边有党内外资产阶级和一小撮阶级敌人兴风作浪。三年暂时困难时期,广大群众坚持修红旗渠,走资派强迫红旗渠下马;文化大革命中,广大群众坚持抓革命、促生产,粮食亩产过了“黄河”,后来,由于党内走资派直接插手宋家庄,煽动资本主义歪风,破坏集体经济,使粮食亩产又退到“黄河”以北;去年,广大群众学理论,评《水浒》,掀起农业学大寨的新高潮,走资派又大刮右倾翻案风,队里的阶级敌人也上窜下跳,叫嚣“该我们出头了”。他们说:邓小平这样的走资派,一有招牌二有权,复辟资本主义最危险。如果让他得势,我们就要重走逃荒路,再喝糠菜汤。往后,咱决不能两眼只瞅着社会上的地富反坏右,更要盯紧党内还在走的走资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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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党员过去有“老好人”思想,不敢抓党内阶级斗争。有人嘴上说斗争要“长”,可脑子里老想斗争要“短”。通过学习,大家懂得了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的规律,进一步树立了与党内资产阶级长期作斗争的思想。他们通过分析阶级斗争的实际,认识到,邓小平垮台,决不是斗争的结束,批臭他那条修正主义路线,肃清其流毒,决不是一天两天能够完成的。只要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还存在,只要资产阶级法权还存在,党内外资产阶级总要把复辟的希望变成复辟行动,无产阶级同它们的斗争决不能停止。大家说:“批邓不是没批头了,任务还大得很,跟党内资产阶级斗,更得世世代代斗下去,打不尽豺狼决不下战场。”为了增强大家识别和抵制党内资产阶级的能力,宋家庄大队党支部在深入批邓中,通过分析邓小平由资产阶级民主派堕落为不肯改悔的走资派的演变过程,教育党员、干部自觉地克服资产阶级民主派思想,提高社会主义觉悟,坚持反修防修,继续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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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为啥参加革命那么多年,会变成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大家认真学习了毛主席的重要指示“民主革命后,工人、贫下中农没有停止,他们要革命。而一部分党员却不想前进了,有些人后退了,反对革命了。为什么呢?作了大官了,要保护大官们的利益。”通过讨论,大家认识到,邓小平从来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他带着资产阶级民主派观点作为党的同路人参加了党。入党后,不肯改造自已的世界观。革命前进了,他的思想仍停止在民主革命阶段,顽固地坚持资产阶级立场和世界观,代表资产阶级利益。他参加革命从来不是为了解放天下的穷苦人,而是为了作大官:作了大官,就把工人、贫下中农一脚踢开。这就决定了他必然反对社会主义革命,和工人、贫下中农尖锐对立起来。这是他长期以来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对毛主席革命路线的阶级根源和思想根源。从邓小平这个反面教员身上,党员们看到,一个人如果抱着个人目的参加革命,又不接受毛泽东思想的教育,改造资产阶级世界观,在革命的转变关头,就会掉队。共产党员只有坚持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自觉地改造世界观,才能永远保持革命朝气,跟着毛主席干一辈子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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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批邓中,党支部联系实际,对民主革命胜利后本队党员的变化情况和现状作了分析。宋家庄属于老解放区,合作化以前入党的老党员、老干部占百分之六十。这些同志绝大多数能够坚持继续革命,站在三大革命运动的前列,带领群众前进,但也有少数党员在社会主义革命进程中掉队了。有的是土改以后,满足于“小黑驴白眼窝,三十亩地好生活”,一心想发家致富,统购觉得吃亏,不愿入社;有的被地富的糖衣炮弹打中,成了阶级敌人的保护伞;有的代表富农和富裕农民的利益,攻击农业合作化,反对走社会主义道路,甚至攻击文化大革命。通过分析,大家认识到,这些党员犯错误的原因虽然各种各样,但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他们虽然组织上入了党,由于没有认真改造世界观,思想仍然停止在民主革命阶段。他们出身小生产者,是带着浓厚的私有观念参加党的,他们接受党的最低纲领,却不懂得也不准备去实现党的最高纲领。对于民主革命的胜利,他们是高兴的,因为给他们带来了土地、房屋、牲畜和农具。一旦获得了这些东西,就船到码头车到站,不打算继续革命,甚至反对社会主义革命了。这些人,最容易接受刘少奇、林彪、邓小平的修正主义路线,跟着他们跑。在提高认识的基础上,党员、干部联系思想实际,对资产阶级民主派思想进行“深翻改土”,大大提高了继续革命的觉悟。他们决心不断改造自己的世界观,与小生产者的私有观念彻底决裂,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使自己成为带领广大群众继续革命的无产阶级先锋战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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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家庄大队党支部的领导成员在发动群众深入批邓中,还注意批判邓小平反对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种种谬论,并且以身作则,带头限制资产阶级法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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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大队在批邓的过程中,曾经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大批判烈火烧得正旺时,忽然火小了。啥原因呢?党支部一查,原来是群众对某些干部扩大资产阶级法权有意见。这件事引起了支部成员的深思。毛主席深刻地指出:“社会主义革命革到自己头上了,合作化时党内就有人反对,批资产阶级法权他们有反感。”资产阶级法权是产生资本主义和新资产阶级分子的土壤,是党内外资产阶级反对社会主义革命,复辟资本主义的重要条件。邓小平正是利用扩大资产阶级法权来加强复辟资本主义的社会基础的。作为党支部成员,既要带领群众革党内资产阶级的命,又要防止自己变成党内资产阶级的俘虏,因此,必须带头批判和限制资产阶级法权。有了这个认识,党支部就主动听取贫下中农的意见,广泛开展谈心活动。党支部书记是文化大革命中涌现出来的新干部,他严于解剖自己,在批邓时,他从怎样识别和抵制修正主义出发,带头联系实际,深切地说:“邓小平为了保护大官们的利益,拼命扩大资产阶级法权,我们一定要顶住修正主义的腐蚀。以前,我总认为自己生在贫农家,长在红旗下,和修正主义是冤家,不会受影响,实际并不是这样。当了支书,地位变了,如果不注意改造思想,就不能识别邓小平那样搞修正主义的大人物,就会上当受骗,甚至滑下去。”在支部书记的带动下,大队的党员、干部都联系实际,认真批判资产阶级法权思想,清除把职权当特权和“光出力,不得利,咱当于部图啥哩”等错误观念。他们说:我们的权力是贫下中农给的。我们受贫下中农的委托负责一个方面的工作,只有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义务,决不应有任何特权。扩大资产阶级法权,这是中了邓小平的毒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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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批判邓小平扩大资产阶级法权罪行的同时,党支部突出抓了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的问题。长工出身的老支书说:邓小平鼓吹什么限制资产阶级法权要有物质基础。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对于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缩小三大差别,反修防修,有重要的意义,难道这还要什么物质基础吗?邓小平分明是想把咱们干部拉下水。我们决不要上他的当。他说到做到,当了公社副书记以后,仍然同贫下中农吃一样的饭,穿一样的衣,干一样的活,保持了劳动人民的本色。第六生产队几个青年干部,主动提出不要固定补贴工分,和社员一样记工。大家明确表示:限制还是扩大资产阶级法权,是当前农村两个阶级、两条道路和两条路线斗争的重要内容。随着上层建筑和生产关系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不断深入,在这个问题上的斗争会更加激烈,而且会在领导班子中首先反映出来。共产党员,尤其是党员干部一定要做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促进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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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河南省委调查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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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批判邓小平的修正主义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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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邓小平的买办资产阶级经济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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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路 常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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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在经济建设方面的谬论很多,其中贯穿着一条黑线,那就是,对内代表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争夺国民经济的领导权,要把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变为官僚垄断资本主义经济;对外搞投降卖国,妄图把我国变为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的殖民地半殖民地。这实质上是一种买办资产阶级的经济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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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复辟资本主义,邓小平抛出了“三项指示为纲”的反动纲领,推行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和与它相适应的一套方针、政策。他背着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在经济领域重搞“条条专政”,推行“马钢宪法”那一套,其目的就是要用资产阶级专政代替无产阶级专政,使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变质为官僚垄断资本主义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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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一九五六年,毛主席在《论十大关系》的报告中就提出,要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加强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必须正确处理中央和地方的关系,要“在中央的统一计划下,让地方办更多的事”,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但是,刘少奇、邓小平同毛主席的指示大唱反调,长期拒不执行这个正确方针,却对帝国主义的托拉斯那一套推崇备至,大搞“条条专政”。经过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摧毁了刘少奇、林彪两个资产阶级司令部,广大群众和革命干部奋起造了“条条专政”的反,推动了毛主席这一正确方针的贯彻落实。文化大革命以来,我国南粮北调、北煤南运局面的开始改变,南方地区煤矿、石油、天然气资源的不断发现,地方小钢铁、小化肥、小水泥、小机械、小水电等工业的蓬勃兴起,产量成倍增长,一些中小城市依靠大办地方工业进入了新兴工业城市的行列,等等,都证明了毛主席关于“有两个积极性,比只有一个积极性好得多”的指示是完全正确的。它对于多快好省地发展国民经济,具有极其重大而深远的意义。邓小平重新工作后,旧病复发,重搞“条条专政”,借口“集中统一”领导,要把所谓“关键性的为全国服务的需要全国组织协作的企业”“收上来”。照此办理,全国绝大多数大型企业以及同它们协作配套的中小型企业就要统统“收上来”。这就必然扼杀地方和广大群众的积极性,破坏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邓小平搞这一套,充分说明他顽固地对抗毛主席关于发挥两个积极性的方针,翻文化大革命的案,继续推行修正主义路线,要走帝国主义托拉斯的老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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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在经济领域推行“条条专政”,是为了在政治上搞修正主义,搞资产阶级专政的需要。“条条专政”是同党的一元化领导相对立的。所谓“条条专政”,无非是由中央主管部门中的少数人直接对企业发号施令,实行垂直领导,各个“条条”自成系统,一通到底,取消党中央和地方党委的经济大权,排斥各级党委的一元化领导。“条条专政”上不谋于中央,下不谋于地方,对中央闹分散主义,搞“多中心”,对地方、对群众搞专制主义,实行资产阶级专政。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的经验表明,搞“条条专政”有利于走资派自上而下地推行修正主义路线。去年受邓小平搞“条条专政”影响越大的部门,右倾翻案风就刮得越厉害,走资派的复辟活动就越嚣张,这决不是偶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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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重搞“条条专政”的目的,是要把我们的社会主义经济“整顿”掉。搞“条条专政”必然把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经济分割成为一行一业“条条”的“私产”,使部门、行业之间壁垒森严,分工如分家,甚至以邻为壑,互相拆台,把部门之间的关系变成资本主义的竞争关系。搞“条条专政”就会不顾国民经济各部门之间的综合平衡,片面强调“条条”本位的需要,破坏全国经济的合理布局,破坏资源的综合利用,阻挠跨“条条”的社会主义大协作。总之,“条条专政”从根本上违背了以阶级斗争为纲和无产阶级政治挂帅的原则,违背了社会主义建设的全局观点和群众观点,破坏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破坏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阻碍生产力的发展。所谓“条条专政”,究竟由谁来专政呢?显然,在邓小平心目中就是由党内的走资派和没有改造好的资产阶级技术专家来专政。他提出“整顿的核心是领导班子”,一心要把“不要怕第二次被打倒”的走资派安插在各个部门,就是代表党内外资产阶级妄图算夺整个国民经济的领导权。可见,由邓小平控制的“条条”来“整顿”经济,就是要搞资本主义的生产集中和垄断,要贯彻他那一套专家治厂、利润挂帅、物质刺激、生产第一、技术至上的修正主义货色,否定毛主席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路线、政策,扩大和强化资产阶级法权,改变我们企业的社会主义方向和道路,使社会主义经济变为官僚垄断资本主义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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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在国民经济管理体制上复活“条条专政”,在企业内部推行“马钢宪法”那一套,对工人实行资产阶级专政,这是他搞官僚垄断资本主义的两个方面。毛主席在一九六四年就指出:“管理也是社教。如果管理人员不到车间小组搞三同,拜老师学一门至几门手艺,那就一辈子会同工人阶级处于尖锐的阶级斗争状态中,最后必然要被工人阶级把他们当作资产阶级打倒。”邓小平一贯对抗毛主席关于必须全心全意地依靠工人阶级的指示,顽固地推行他那条以工人阶级为敌的修正主义路线。他公开鼓吹“依靠工农兵是相对的”,根本不把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当作主人翁,否认他们有管理经济的权利。他对工人阶级在文化大革命中批判资本主义、修正主义经营管理原则和规章制度的革命行动,极端仇恨,一重新工作就迫不及待地进行反攻倒算。他不仅要把过去对工人群众实行“管、卡、压”的一套全部重新搬出来,而且叫嚷要“从严”。这充分暴露出他就是毛主席所尖锐批判的吸工人血的资产阶级分子的总代表。企业执行什么路线和领导权掌握在哪个阶级手里,决定着企业实际上归哪个阶级所有。按照邓小平的修正主义路线搞下去,企业的领导权必然掌握在走资派、党内资产阶级手里,他们可以利用手中的权力,大量侵吞和挥霍工人阶级创造的财富,骑在工人群众头上作威作福。这样,社会主义企业就会名存实亡,变成官僚垄断资本主义的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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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这一套并不是他的什么创造发明,而是从苏修那里贩来的,是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所谓“经济改革”的翻版。为了发展官僚垄断资本主义,苏修大力推行以物质刺激、利润挂帅为核心的所谓“经济新体制”。他们大搞技术至上、专家治厂,由官僚垄断资产阶级一手操纵国民经济的领导权。他们的企业条例明文规定,经理有权出卖、转让或出租企业的生产资料,有权招收和解雇工人,对工人可以为所欲为,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在企业之上,又通过中央主管部——生产联合公司两级或三级体制,进行垂直领导,实行“条条专政”。这些联合公司规模庞大,而且集中了企业几乎所有的管理职能。苏修叛徒集团就是这样通过推行“经济新体制”,加紧对全国企业实行垄断和统治。苏修的现实是一面镜子。它使我们清楚地看到,社会主义经济一旦变为官僚垄断资本主义经济,对广大劳动人民将是多么深重的灾难。今天,苏联的劳动人民政治上无权,经济上受剥削,处于水深火热之中。被苏修吹噻为“福利计划”的“九五计划”已经宣告破产,工业增长率连年下降,农业搞得一团糟,国民经济各部门的比例严重失调,广大工农群众同一小撮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的矛盾日益尖锐。这一切,使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的政治经济危机不断加深。邓小平想步苏修的后尘,其结果只能严重破坏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把社会主义经济搞垮,哪里还谈得到把我们的国民经济搞上去?哪里还有什么社会主义的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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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指出,在中国的历史条件下,凡是顽固地要走资本主义路线的人,“他们实际上是准备投降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人”。邓小平正是这样。他认为搞经济建设,搞四个现代化,中国人不行,社会主义制度也不灵了,只能依靠“引进外国技术装备”,来“加速工业技术改造,提高劳动生产率”。为此,他提出了一个所谓“大政策”,主张同外国“订长期合同”,由外国资本家供应“最新最好的设备”,用我国生产的矿产品去“偿付”。这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崇洋媚外、投降卖国的“大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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搞经济建设,是依靠本国人民的力量,自力更生,还是崇洋媚外,依赖外国,这是两条根本对立的路线。毛主席教导我们:“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破除迷信,独立自主地干工业、干农业,干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打倒奴隶思想,埋葬教条主义,认真学习外国的好经验,也一定研究外国的坏经验——引以为戒,这就是我们的路线。”邓小平完全背叛了毛主席提出的这条路线。他的所谓“大政策”,实际上是反对把经济建设放在中国人民自己力量的基点上,而以“引进外国技术装备”为立足点。这充分说明他搞的还是“白猫、黑猫”那一套,“不管是帝国主义还是马克思主义”。要不要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这不仅是经济问题,而首先是政治问题。垄断先进技术设备,利用经济实力卡住对方脖子,进行敲榨勒索,渗透扩张,这从来是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控制和掠夺别国的重要手段。在今天的世界上,一个国家如果经济上不能独立自主、自力更生,那么,它在政治上就不可能是独立的,或者这种独立是不巩固的,就有可能被两个超级大国所控制。在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方针的指导下,根据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需要,按照平等互利的原则,引进某些外国技术和设备,是完全必要的。但是,绝不能把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希望寄托在这一点上。如果象邓小平所主张的那样,不是自力更生为主,面是单纯依靠引进外国技术,抄袭外国设计,搬用外国工艺,仿制外国设备,那就只能永远踩着洋人的脚印亦步亦趋,跟在洋人屁股后面爬行,其结果不仅不可能赶超世界先进水平,而且将使我国的技术发展以至整个国民经济处于外国垄断资本的控制之下。垄断资产阶级的一些经济学家,胡说什么工业落后国家只有依靠帝国主义的技术才能“起飞”,而顶着共产党员称号的邓小平的主张竟然同这种谬论如此合拍,岂不是莫大的讽刺!这当然不是偶然的巧合,而是说明邓小平的经济主张完全适应了帝国主义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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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修《真理报》曾经鼓吹,用苏联的资源作抵押品,去“吸收国外资金和经验,以便将来得以用建设项目生产出来的一部分产品清偿所借的贷款”。邓小平的“大政策”,和苏修的办法正是一路货色。其实质就是出卖我们的自然资源和国家主权,变相借外债。邓小平还无耻地吹嘘他的“大政策”有三大“好处”:一能出口,二可带动技术改造,三可容纳劳动力。这是什么样的“好处”?!无非是外国垄断资本家出钱,出设备,我国出人力,为帝国主义掠夺我国自然资源,榨取我国人民的血汗大开方便之门。这样的“好处”,中国人民在解放前早就领教过了。按照邓小平这个投降主义的“大政策”搞下去,我们的国家只能一步一步地沦为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的原料供应地、商品市场和投资场所,不仅社会主义革命的成果要完全丧失,而且民主革命的成果也将化为乌有。邓小平代表外国大资产阶级利益,充当帝国主义买办的丑恶嘴脸,不是暴露得淋滴尽致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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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百年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企图依靠帝国主义提供技术和贷款来发展经济,使中国富强,只是一种幻想。清末的洋务派曾经鼓吹所谓“借债兴利”,认为只有用国家资源作抵押,向帝国主义国家大量借款,“仿行”外国技术办工业,才是中国“自强之机”和“安身立命之端”。事实恰恰相反,正是他们的这一套完全适应了帝国主义倾销商品、输出资本、瓜分中国的需要。洋务运动不是什么中国的“自强之机”,而是使中国越来越陷于民穷财尽;不是什么“安身立命之端”,而是使民族危机日益加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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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曾经有一部分人热衷于搞“实业救国”。他们把工业不发达看作是中国贫穷落后的根本原因,认为只要大规模地发展工商实业,就能使中国由贫弱变为富强。他们没有彻底反帝反封建的勇气,幻想不推翻帝国主义的统治而发展资本主义工业。但是,在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双重压迫下,“实业救国”论者的命运不外两种:或者失败,幻想一概破灭;或者投入帝国主义的怀抱,和买办资产阶级殊途同归。邓小平其人在青少年时代就有所谓“实业救国”的思想。几十年来,他的资产阶级立场和世界观根本没有触动。随着革命的不断深入,他的资产阶级反动本性就越来越暴露。邓小平从反对社会主义革命,搞复辟倒退,到继承买办资产阶级的衣体,搞投降卖国,其结果必然落得和历史上的洋奴买办一样可耻的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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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这是中国人民经过长期革命斗争得出的历史的结论。中国的独立和富强,中国人民的自由和幸福,离开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离开了无产阶级专政,离开了社会主义道路,只能是一句空话。革命正在改变一切,革命能够改变一切。只要我们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坚决依靠和充分发挥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力,我们就一定能够在本世纪内把我国建设成为具有现代化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向着共产主义的伟大目标继续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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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复辟倒退的条例——《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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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钟表元件厂工人理论小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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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内最大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重新掌握了一部分权力以后,立即肆无忌惮地污蔑文化大革命以来的大好形势,攻击和反对毛主席关于发展社会主义工业的一系列指示,妄图从根本上动摇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达到全面复辟资本主义的罪恶目的。由他精心策划和授意炮制的题为《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的条例,就是这种狂妄野心的露骨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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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修正主义条例,相当完整地记录了邓小平所散布的关于工业方面的修正主义言论,是他一再鼓吹的“整顿工业”的一个“总章程”。对于这个条例,我们厂的工人联系工业战线阶级斗争和两条路线斗争的实际,逐条逐款地进行了剖析和批判。通过革命大批判,群众和干部更加深入地认识了邓小平的修正主义路线的反动本质和危害,并进一步提高了按照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办企业的自觉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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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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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社会主义工业,应该以什么为纲,这是一个原则问题。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一系列指示,清楚地告诉我们,必须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紧紧抓住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斗争这一主要矛盾,不断批判修正主义,坚持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在这个问题上稍有摇摆,经济工作就会走到邪路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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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策划炮制的修正主义条例,却打出“三项指示为纲”的修正主义纲领,把它说成是什么“全党、全军、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还说什么“是紧密联系的,是一个整体”。这样,就把社会主义时期的阶级斗争一笔勾销,把所有的工作都说成只是为了搞生产。这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彻底背叛,是对党的基本路线的公然篡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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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级斗争的存在,这是一个客观事实,工业战线怎么能例外。就拿我们厂来说,一九六O年由金笔厂改建为钟表元件厂以来,阶级斗争的风雨就一刻也没有停止过。事实证明,只有狠抓阶级斗争,坚持批判资产阶级,批判修正主义,才能不断前进。批了修,路线对了头,没有搞过的产品,可以试制出来;没有设备,可以造出来;没有人材,可以培养出来。不批修,路线不对头,资金再多,设备再多,人材再多,也还是要栽跟头。举一个例子:钻石打眼是个老工艺,我们厂开始生产钻眼的时候,一个工人一天只能打两千颗,全厂十分之一的劳动力花在这个工序上。工人早在一九六三年就提出要用激光打眼的新工艺来代替老工艺。可是,在修正主义路线影响下,开始是某些领导崇洋迷外,主张照抄外国的工艺,不接受群众的建议;后来,勉强搞起来了,又只是靠少数专家关门搞试验。结果,几经周折,多年徘徊,长期得不到实现。直到一九七一年批修整风中,群众狠批洋奴哲学、爬行主义和专家治厂的修正主义货色,组织起以工人为主体的三结合小组,才把这项新技术搞成功。激光打眼代替老工艺,生产工人减少了六分之五,场地面积缩小了三分之二,劳动条件改善,产量猛增。冲破修正主义路线的束缚,使我们厂钻石打眼的技术进入世界先进行列。一项新技术的应用尚且如此,更何况其他。放弃阶级斗争,不批判修正主义,要想发展社会主义工业,根本是不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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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资派还在走,修正主义是主要危险,这是时刻要警惕的阶级斗争现实。毛主席指出:“刘少奇说阶级斗争熄灭论,他自己就不是熄灭,他要保护他那一堆叛徒、死党。林彪要打倒无产阶级,搞政变。熄灭了吗?”邓小平散布阶级斗争熄灭论,也不是什么真的放弃阶级斗争,恰恰是妄想要我们放下武器,取消对修正主义路线的批判,把社会主义工业纳入修正主义的轨道。他所炮制的这个条例,在抓生产的烟幕下,反对加强党的领导,主张实行一长制;反对政治挂帅,主张搞利润挂帅、物质刺激;反对依靠工人群众,鼓吹实行专家路线;反对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提倡条条专政;反对独立自主、自力更生,鼓吹崇洋迷外、爬行主义,等等,疯狂地向无产阶级发起进攻,这那里是什么阶级斗争熄灭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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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是为消灭剥削,消灭阶级,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我们要千百倍地警惕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牢记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卫星上天,红旗落地”的惨痛教训,牢牢抓住阶级斗争这个纲,坚持党的基本路线,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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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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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推行修正主义路线,搞复辟倒退,搞反攻倒算,邓小平炮制的这个条例,还端出了一条修正主义的组织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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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亲自主持制定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中高度赞扬了“一大批本来不出名的革命青少年成了勇敢的闯将”。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斗争烈火中,他们迅速茁壮成长,有一部分经过群众的推荐,进入了各级三结合的领导班子。对于这样的大好事,邓小平却恨得要死、怕得要命,到处叫嚷什么“提拔太快了”呀,“要按级提拔”呀,想一巴掌把他们打下去。在这个条例里,他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着干,公然主张把他们作为“小知识分子”、“勇敢分子”整下去。不批判资产阶级,不批判修正主义,不整党内走资派,却把矛头对准所谓“小知识分子”、“勇敢分子”,这不是保护资产阶级、打击无产阶级,又是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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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厂企业的领导权必须牢牢掌握在马克思主义者和工人群众手里,只有这样,才能坚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贯彻鞍钢宪法,把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落实到基层。邓小平炮制的这个条例,根本不谈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五项标准,不讲“三要三不要”的原则,却大讲什么领导班子要推倒重来,搞一个“能打硬仗”的班子。说得那么天花乱坠,其实只要看看它爱谁、恨谁,它要的是什么样的干部,就十分清楚了。你看,复旧”、“倒退”、“保守势力”、“只拉车不看路”这类话,一概都是说不得的。你要提这些名词吗?那你就是“危害甚大”的“勇敢分子”,就得“调整”掉。邓小平不是到处宜扬要那些“敢于领导,敢于负责”,“不要怕第二次被打倒”的人吗?说得明白点,他所要的就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批判并且心怀不满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就是那一小撮与工人阶级尖锐对立的官僚主义者阶级,就是那些敢于造谣生事,敢于写诬告信,敢于在天安门广场搞反革命政治事件的一小撮坏蛋。这种人,最怕群众,最不敢讲同党内资产阶级斗争。什么“敢于领导,敢于负责”,只不过是敢于搞修正主义、敢于对抗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代名词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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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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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修正主义条例里,还有一个专讲依靠谁的条目,题目冠冕常阜,叫做“依靠工人阶级”,可是一查内容,却根本不是这么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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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企业,必须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工人在自己的企业里要当家作主,管方向,管路线,对各级干部实行革命的监督。干部必须深入群众,倾听群众意见,与群众摘三同,拜工人为师,密切联系群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许多企业在依靠群众方面积累了不少新鲜经验,涌现了不少新事物。可是,这个条例却只字不提这些内容,一再声称要对造反、对反潮流作“具体”分析,仿佛只要这些问题一解决,依靠工人阶级的问题就全都解决了。真是一段绝妙的奇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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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也不奇怪。坏坯子里浇不出象样的产品,走资派哪里能讲出依靠工人阶级的道理!本来,毛主席讲的反潮流、革命造反的阶级内容是很清楚的。当然是反对修正主义潮流,当然是造资产阶级的反。反对历史前进潮流叫做倒退,造无产阶级的反叫做复辟,这不是大家都知道的吗?邓小平炮制的这个修正主义条例,所以在“依靠工人阶级”的名义下做出这样的文章,是别有企图的。它的真正目的是要全盘否定文化大革命,扼杀工人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和反潮流精神,让走资派称心搞资本主义复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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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靠工人阶级办好企业,就必须坚持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不断发扬广大群众在三大革命运动中的彻底革命精神。不发扬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和反潮流精神,就不可能粉碎资产阶级造无产阶级反的种种逆流,就不可能多快好省地发展社会主义事业,就不可能真正坚持社会主义的方向道路。文化大革命前,在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的干扰下,我们厂九科一室中有六个科室的领导权被资本家和资产阶级“权威”所把持。那时候,资本家几乎个个都成了“权威”,什么“游丝权威”、“设备权威”、“玻璃钻权威”,甚至总务、供应也有所谓“权威”。厂的一些领导人跟着刘少奇那条路线走,搞什么“文明生产”、“科学管理”,工人完全处于无权的地位。正是毛主席领导我们工人发扬革命造反精神,经过文化大革命,才把领导权夺回到工人群众手里,进一步确立了工人群众的主人翁地位。这些年来,我们厂也正是继续发扬广大群众的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才顶住了修正主义路线的影响,使企业沿着正确的方向不断前进。斗争实践证明,在社会主义企业里,只有不断支持广大群众勇于同错误倾向作斗争,使他们当家作主的精神不断高涨,才能使企业始终沿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前进。窒息群众的革命精神和反潮流精神,依靠工人阶级就会变成一句空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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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说什么“依靠工农兵是相对的”。这是他的资产阶级本性的大暴露。他的主张其实很明白:听他们这些走资派的话就“依靠”,不听他们的话就镇压,如此而已,岂有他哉。老工人说得好,这种声音以前我们早就听见过,解放前的资本家,嘴里也说“靠工人兄弟”,就是靠你当牛马,任他去宰割。今天邓小平嘴上讲“依靠工人阶级”的词句,搞的却是资产阶级专政的一套,实际上就是要我们俯首听命,任他搞资本主义复辟,这同资本家的腔调丝毫也没有什么两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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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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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重新工作以后,喊得最响的是所谓“整顿”。他究竟要把我们的企业管理整成什么样子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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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指出:“管理也是杜教。”企业管理,从来就是哪个阶级掌握管理权,如何处理人和人之间关系的问题。在阶级社会里,从来没有超阶级的企业管理。讲管理,就要讲管理的根本性质。毛主席提出的鞍钢宪法和工业学大庆的原则,毛主席关于社教运动的重要指示,是无产阶级管理企业的根本方向。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毛主席又明确地指出了工厂企业斗、批、改的具体内容。十年来,我们遵照毛主席的一系列指示,批判修正主义路线,坚持鞍钢宪法,人们的相互关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工人在工厂中的主人翁地位得到了加强。文化大革命前,我们厂有句话:“厂长门槛三尺三,工人无权踏进来”,工人和领导之间十分对立;现在,我们全厂的干部每年参加劳动在一百天以上,干群关系有了根本的改善。文化大革命前,我们这个一千来人的工厂,工人搞一项技术革新要经过七道关,办二十三道手续。文化大革命中冲破束缚群众社会主义积极性的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创造了多种工人参加企业管理的形式。对于企业管理的这一变革,广大工人都认为好得很。可是,邓小平这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却摆出一副奴隶总管的架势,根本不把群众的要求、群众的愿望、群众的创造在眼里,把企业管理的变革说成是“糟得很”,大叫大嚷什么“乱”呀,“积重难返”呀,口口声声要“整顿”。很明显,他这样声嘶力竭地叫喊,目的就是为了恢复修正主义管理制度那一套。这就是要取消党的领导,自成系统、另立中心,架空党委,恢复文化大革命前刘少奇鼓吹过的“一长制”。工人群众说得好,邓小平这种人,对于社会主义新生事物总是“看看不顺心,想想不称心,横下一条心,整光才开心”。对于他的这种罪恶企图,必须给以坚决的回击,决不允许这种阴谋得逞!现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正在深入展开。我们要充分发挥主力军的作用,认真学习毛主席的一系列重要指示,集中火力彻底批判邓小平的修正主义路线和他的反动罪行,抓革命、促生产,争取更大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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卑劣的伎俩 险恶的用心——评邓小平关于评论《水浒》的一次谈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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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志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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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七、八、九三个月,是不平常的三个月,党内最大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在紧锣密鼓声中,导演了一幕右倾翻案、向资产阶级投降的丑剧。他重新工作以后,就开始向毛主席革命路线猖狂进攻,反对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反对以阶级斗争为纲,抛出了“三项指示为纲”,到这时候,这种猖狂进攻发展到了高峰,完全暴露了他搞修正主义、投降主义的反动面目。伟大领袖毛主席高瞻远瞩,洞察一切,及时地作出了关于评论《水浒》的重要指示,指出:“《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毛主席的这一指示,揭露了《水浒》宣扬投降主义的反动本质,明确了评论《水浒》的政治方向和目的,号召全国人民起来同投降派作斗争,这对于正在猖狂进攻的党内外资产阶级是当头一棒。邓小平惊恐万状,如坐针毡。九月四日,毛主席关于评论《水浒》的指示公开发表,邓小平第二天就迫不及待地跳出来发表谈话。他只字不提毛主席已经见报的指示,却大放厥词,阉割毛主席指示的革命内容,抹杀评论《水浒》的现实意义,妄图把它引向“纯学术”讨论的邪路,抵制和破坏这场反对修正主义、投降主义的重大政治斗争。这篇谈话一出,党内资产阶级奉为至宝,立刻用邓的谈话来对抗和代替毛主席的指示。邓小平在这次谈话中所玩弄的偷天换日的手法,是《二月提纲》的故伎重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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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六五年十一月,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了对《海瑞罢官》的批判,锋芒所向,直指刘少奇的资产阶级司令部。刘少奇一伙慌了手脚,急急忙忙炮制出一个《二月提纲》,极力掩盖这场斗争的严重的政治性质,不提毛主席一再指出的《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妄图把这场斗争引上“纯学术”讨论的邪路,以保护吴晗及其他一大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保护他们自己。马克思指出:“历史上常常有惊人的相似之处。”(《论波兰问题》,《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91页)今天,我们且看邓小平又是怎样重演《二月提纲》的故伎,歪曲毛主席的指示,破坏评论《水浒》的群众运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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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浒》的要害是投降。我们遵照毛主席的指示,开展对《水浒》的评论,揭露古代投降派宋江的真面目,目的在于提高广大人民群众识别投降派的能力,更好地同现代投降派作斗争。承认不承认毛主席“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这一指示有现实意义,承认不承认有现代投降派,是肯定还是否定评论《水浒》的现实意义的关键。邓小平在谈话中,根本不承认我国当前还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的斗争,从而否认有现代投降派,反对评论《水浒》要联系当前两个阶级、两条路线斗争的实际,开展对修正主义、投降主义的批判。这就正如《二月提纲》不准谈《海瑞罢官》的要害一样,回避政治斗争和路线斗争问题,力图掩盖和否定评论《水浒》的重大现实意义。邓小平还玩弄了一些手法,在“但书”后面做文章,他先说一句“开展对《水浒》的评论有现实意义”,马上一变,说“但”这种意义“要从社会主义整个历史阶段来看”,就是说,这只是今后长期的,不是指当前的。评论《水浒》当然有深远的历史意义,但难道这就可以用来抹杀它当前的现实意义吗?这种违背形式逻辑的偷换概念的诡辩,正是修正主义者的惯用手法。如果邓小平在公开谈话中还有些吞吞吐吐的话,那末,他的这个反动目的在私下的谈话中就说得十分露骨了。他心怀叵测地胡说什么毛主席的指示“决不是指着当前党内斗争的实际”,并唆使别人写文章,要批驳党内有宋江、有现代投降派的提法。同时,他还恶毒地诬蔑我们联系当前斗争实际评论《水浒》是“搞阴谋”,造了一个矛头指向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极其卑鄙的政治谣言。邓小平的这种蓄意破坏和咒骂,恰好暴露他如此害怕评论《水浒》,害怕承认有现代投降派,就是由于他搞修正主义、投降主义,害怕被抓住了狐狸尾巴,心虚得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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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一笔勾销评论《水浒》的现实意义,极力否认有现代投降派,正如列宁批判考茨基时所说的:“在理论上是绝顶荒谬的,在实践上则是一种诡辩,是一种用欺骗的方法替最恶劣的机会主义辩护的手段”(《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列宁选集》第2卷第795页)。马克思主义认为,投降派是阶级斗争的产物,是反动阶级的政策的产物。只要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存在着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投降派的出现就是不可避免的,不但古代有,现代有,将来还会有。搞修正主义就是投降派。毛主席关于评论《水浒》的指示,对古代投降派宋江的真面目和他推行投降主义路线全过程的揭露,从阶级关系上、从路线上深刻地揭示了投降派及其活动的规律。毛主席明确指出:“《水浒》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屏晁盖于一百O八人之外。宋江投降,搞修正主义,把晁的聚义厅改为忠义堂,让人招安了。宋江同高俅的斗争,是地主阶级内部这一派反对那一派的斗争。宋江投降了,就去打方腊。”毛主席的指示,使我们清楚地认识到,虽然古代的和现代的投降派推行的修正主义、投降主义路线,有其特定的历史的和阶级的内容,但是,篡夺革命领导权,改变正确路线,搞复辟倒退,为反动阶级效劳,这些都是他们的共同特征。在邓小平身上,不就鲜明地表现了这些特征吗?他重新工作以后,制造各种反革命的政治谣言,袭用汉代吴王刘濞“清君侧”的鬼蜮伎俩,把矛头指向伟大领袖毛主席,攻击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中央领导同志,妄图分裂党中央,篡夺党和国家的领导权;他抛出“三项指示为纲”的修正主义纲领,反对以阶级斗争为纲,妄图改变党的基本路线;他鼓吹“台阶论”,反对老、中、青三结合的革命原则,打击和排斥革命干部,网罗和重用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拼凑反革命的“还乡团”,妄图颠覆无产阶级专政;他打着“全面整顿”的旗号,向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反攻倒算,妄图整掉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成果,全面复辟资本主义。邓小平的所作所为,充分表明他已经“彻底倒向资产阶级方面反对无产阶级”(《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列宁选集》第4卷第188页),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现代宋江、现代投降派。他矢口否认有现代投降派,不正是“此地无银三百两”吗?列宁说得好:“否定修正主义是为了掩饰自己的修正主义。”(《图快出丑》,《列宁全集》第20卷第324页)邓小平就是这样的修正主义者,他阉割毛主席关于评论《水浒》指示的革命内容,正是为了掩盖他一要翻案、二要算帐的真面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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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说:“开展对《水浒》的评论,也是理论学习的内容之一。”人们都知道,邓小平是反对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他根本反对限制资产阶级法权。他所谓“理论学习”,绝不是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而是要使评论《水浒》完全同现实的阶级斗争分离开来。他先用一个“之一”使它贬低,再用“三项指示为纲”把评论《水浒》一棍子打死。此论一出,有些地方就不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了。邓小平用心何其毒也!邓小平在谈话中,还把所谓“澄清”以往对《水浒》的评价列入首位,实际上是妄图以此代替对现代投降派的揭露和批判,扭转斗争的大方向。如果按照邓小平定的框框,脱离当前两个阶级、两条路线斗争的实际,把对《水浒》的评论局限于澄清以往的评价问题上,势必搞成资产阶级所谓的“纯学术”讨论。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一切阶级斗争都是政治斗争。在现在的世界上,从来就没有脱离政治的“纯学术”讨论,任何学术问题都是从属于一定的阶级,从属于一定的政治路线的。文化大革命前,资产阶级制造了种种迷雾,散布了大量的谬论,美化和歌颂《水浒》所肯定的投降主义路线,吹捧投降派宋江,从而掩盖了《水浒》宣扬投降主义的反动本质。这种所谓评论或学术研究,不是为了发“思古之幽情”,而是为了“以昨天的卑鄙行为来为今天的卑鄙行为进行辩护”(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3页),为复辟资本主义服务。对于以往《水浒》评论中的资产阶级、修正主义观点,当然我们要予以澄清。但这种澄清是为了还《水浒》宣扬投降主义的真面目,使人民知道投降派,为反修防修、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服务。这同邓小平借口澄清过去对《水浒》的评论,回避当前的政治斗争和路线斗争,把评论《水游》引向“纯学术”讨论的资产阶级轨道,是有根本区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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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玩弄的这一套并不是什么新鲜货色。“阉割革命学说的内容,磨灭它的革命锋芒,把它庸俗化”(《国家与革命》,《列宁选集》第3卷第174页),这是一切修正主义、会主义者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惯用手法。邓小平重演《二月提纲》的故伎,破坏评论《水浒》的群众运动,可谓费尽了心机。但是,他既没有能够阻挡住反击右倾翻案风的革命风暴的到来,也没有能够挽救自己失败的命运。在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锻炼,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面前,无论刘少奇、林彪、邓小平一类党内资产阶级玩弄什么花招,都不可能掩盖他们投降派的真面目,最后只能被人民群众扫进历史的垃圾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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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资派为什么要扩大资产阶级法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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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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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大领袖毛主席在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中指出:“社会主义革命革到自己头上了,合作化时党内就有人反对,批资产阶级法权他们有反感。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还在走。”毛主席的这一英明指示,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重大发展,它深刻地阐明了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同资产阶级法权的联系,揭露了邓小平反对批判、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反动阶级本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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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国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围绕着对资产阶级法权的限制和反限制的斗争,一直十分尖锐,十分激烈。在毛主席领导下,一九五七年开展整风和反右派斗争,带来了轰轰烈烈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共产主义精神在全国蓬勃发展,使资产阶级法权受到很大冲击。革命的深入必然引起资产阶级的拼命反抗。党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彭德怀在一九五九年跳出来,全面攻击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把限制资产阶级法权诬蔑为“小资产阶级狂热性运动”。刘少奇、邓小平在我国国民经济暂时困难时期,兜售“三自一包”、“利润挂帅”,“物质刺激”等黑货,推行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强化和扩大资产阶级法权,力图使所有制方面已被取消的那一部分资产阶级法权重新复辟,恢复地主资产阶级的私有制。经过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特别是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批判了修正主义路线,提高了广大干部和群众的社会主义觉悟,一大批有利于缩小三大差别、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社会主义新生事物出现了。林彪妄图阻挡革命潮流,又跳出来攻击社会主义新生事物,胡说什么干部下放劣动是“变相失业”,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变相劳改”,完全和帝、修、反唱一个腔调。这一次,邓小平表演得同样疯狂,更加露骨。他重新工作以后,就继承彭德怀、刘少奇、林彪的衣体,恶毒攻击社会主义新生事物,诬蔑限制资产阶级法权没有物质基础,甚至专横地连批判资产阶级法权也不准提,竭力强化和扩大资产阶级法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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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资派为什么要强化和扩大资产阶级法权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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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走资派要复辟资本主义,资产阶级法权是他们可以利用的一块合法阵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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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阶级法权是旧社会遗留下来的痕迹,在社会主义阶段,它的存在是不可避免的。对它,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还不能很快取消。毛主席指出:“列宁说建设没有资本家的资产阶级国家,为了保障资产阶级法权。我们自己就是建设了这样一个国家,跟旧社会差不多,分等级,有八级工资,按劳分配,等价交换。”由于资产阶级法权合法存在,走资派就可以在这件合法外衣的掩护下,利用按劳分配、商品制度、货币交换等跟旧社会差不多的东西,巧立名目,强化和扩大资产阶级法权,借社会主义之名,行复辟资本主义之实。例如,按劳分配是社会主义的原则,但就其平等权利掩盖着事实上的不平等来说,资产阶级法权仍然占统治地位,它把劳动者分成等级,走资派就可以打着“按劳分配”的幌子,扩大等级差别,推行“物质刺激”、“奖金挂帅”、“工分挂帅”一类的修正主义货色。苏修叛徒集团不是没有摘下“按劳分配”的招牌,就把社会主义分配原则变成了资本主义分配原则吗?在党内外资产阶级看来,资产阶级法权可是个好东西,是万万不能批判和限制的。一则,他们是搞修正主义的大官,要保护大官们的利益;二则,他们要复辟资本主义,也要死死地守住这块阵地不放。无产阶级要彻底消灭阶级、埋葬一切剥削制度,造成使资产阶级既不能存在,也不能再产生的条件,就一定要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因此,在社会主义历史阶段,对资产阶级法权的限制和反限制,必然要进行长期的、尖锐的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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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资派强化和扩大资产阶级法权,是妄图把党内外资产阶级的力量聚集起来,培植他们推行修正主义路线的社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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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说:“我国现在实行的是商品制度,工资制度也不平等,有八级工资制,等等。这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所以,林彪一类如上台,搞资本主义制度很容易。”资产阶级法权,是产生阶级分化和新的资产阶级分子的土壤和条件。走资派利用他们篡夺的那部分权力,强化和扩大资产阶级法权,既可以保护老资产阶级的力量,又可以培植新的资产阶级分子。在这一点上,刘少奇、林彪、邓小平是一脉相承的。他们鼓吹“技术第一”、“专家治厂”、“教授治校”、“白专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好处”,等等,反对工人、贫下中农在文化科学上翻身,是妄图维护或者重新恢复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统治,维护这些人剥削压迫工农群众的权力。他们鼓吹“三自一包”、“利润挂帅”,是要使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变质,让资本主义自由泛滥,为产生新的资产阶级分子创造条件。他们大搞“物质刺激”、“奖金挂帅”,是为了腐蚀工人群众,使工人一部分、党员一部分腐化变质。他们反对国家机关的改革,反对老、中、青三结合,反对干部下放劳动,竭力扩大等级差别,是为了助长干部队伍中的资产阶级生活作风,使一些人变成吸工农群众血的资产阶级官老爷。他们反对教育革命、文艺革命,不许批判“知识私有”、“智育第一”,鼓吹“读书做官”,反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为了同无产阶级争夺青年,在青年中培养资产阶级的接班人。这样,以走资派为核心,通过维护和扩大资产阶级法权,就可以把党内外资产阶级的力量联系起来,上下呼应,兴风作浪,形成一支对抗社会主义革命、颠覆无产阶级专政的复辟势力和修正主义的社会基础。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政治事件,非常清楚地说明,资产阶级的挂帅人物在党内,邓小平是党内外资产阶级的总代表,他炮制的“三项指示为纲”的修正主义纲领,代表了整个资产阶级的利益。我们批在邓小平的身上,痛在那些指靠邓小平扩大资产阶级法权过日子的党内外资产阶级的心上。他们终于狗急跳墙,公然在天安门广场制造反革命暴乱,妄图推出邓小平当中国的纳吉。结果,却搬起石头打了自己的脚,他们的反革命阴谋彻底破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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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资派强化和扩大资产阶级法权,目的是在我国复辟资本主义,使社会主义经济变为资本主义经济,使工人、贫下中农重新沦为雇佣奴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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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指出:“修正主义上台,也就是资产阶级上台。”走资派强化资产阶级法权,其结果必然瓦解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使社会主义经济变质,使资本主义卷土重来。在走资派得势的地方,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所有制就会在不改变名称的情况下,变为资本主义的生产资料所有制。党内最大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上台伊始,就千方百计地强化和扩大资产阶级法权,其险恶用心就在这里。如果他的阴谋得逞,苏联资本主义复辟的悲剧就会在我国重演,这该是多么值得我们严重警惕的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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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制资产阶级法权,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一项重大任务。邓小平垮台了,但是,党内外资产阶级的复辟活动并没有停止。经验证明,限制资产阶级法权每前进一步,都有斗争,都会遇到党内外资产阶级的反抗。只要资产阶级还存在,资产阶级法权还存在,革命人民就要永不停息地战斗下去。我们要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实行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热情支持从各方面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社会主义新生事物,逐步缩小三大差别。这样,才能造成使资产阶级既不能存在也不能再产生的条件,经过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最终消灭阶级,实现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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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着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继续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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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批邓斗争中加强工人理论队伍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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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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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是在同修正主义作斗争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队伍也必须在斗争的风雨中锻炼自己,发展自己,扩大自己的阵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诞生的工人理论队伍,迎着风雨长,越战越坚强。他们在批判刘少奇、林彪和邓小平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的斗争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建设一支强大的工人理论队伍,对于加强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的伟大意义,正在日益深刻地显示出来。我们一定要抓紧时机,在深入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中,进一步发展和壮大工人理论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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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上海工人理论队伍发展很快。目前,这支队伍已经有了三十多万人。他们遵照毛主席的《五·七指示》,以工为主,兼学别样,积极投入批判资产阶级的战斗。除了有一批工人理论队伍骨干进入了上层建筑领域的各个部门外,绝大多数的同志立足于班组,坚持业余宣讲,业余研究,业余写作,真正做到了:“学习走在前,批判阅在前,工作抢在前”。他们被群众称为“阶级斗争的尖兵,生产斗争的闯将”。这支在学习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过程中发展起来的理论新兵,有一个显着的特点,就是特别能够同修正主义战斗。从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实践来看,哪里的工人理论队伍建设抓得好,邓小平的修正主义货色在那里就行不通,各种政治谣言在那里就没有市场,那里的革命舆论就能及时粉碎反革命舆论,革命势如破竹,生产蒸蒸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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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同马克思主义“在其生命的途程中每走一步都得经过战斗”(《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列宁选集》第2卷第1页)一样,工人理论队伍的成长也不是一帆风顺的。我们工人理论队伍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批判修正主义,批判资产阶级,批判走资派,批判资产阶级法权,为逐步铲除资本主义复辟的社会基础和经济基础进行了英勇的斗争。这对党内外资产阶级及其代表人物来说,当然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因此,党内外资产阶级的总后台邓小平,一旦重新工作,就恶狠狠地抢起大棒对着工人理论队伍打了过来。他在亲自授意炮制的《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中,公然把工厂的文艺宣传队、写作班子诬蔑为“名目繁多的各种差事”,并下令要“一律撤销”。看,工人理论队伍的存在,简直是不合法的了。难道在工厂建立理论小组、写作班子是多余的“差事”吗?不,为了批判资产阶级,批判修正主义,为了在意识形态领域向资产阶级打进攻战,工人理论队伍的建设决不是什么可有可无的,而是必须抓好的一桩大事。邓小平要“一律撤销”,那是绝对办不到。经过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锻炼成长起来的工人理论队伍,是吓不倒、压不垮的。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事实,使我们懂得:邓小平之所以对工人理论队伍恨之入骨,正因为它是一支批判资产阶级的战斗队,是一支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宣传队。邓小平大刮右倾翻案风,梦想全部砍掉工人理论队伍,更加激发我们工人理论队伍要和他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对着干,打好上层建筑领城里无产阶级战胜资产阶级这一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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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人理论队伍的根本任务是搞马克思主义,批判修正主义。因此,加强工人理论队伍的建设,首要的一条,就是组织广大工人理论战士认真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努力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去观察和分析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中的各种问题。由于无产阶级专政日益巩固,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抛出各种修正主义的理论和口号时,总是要用打着红旗反红旗的手法,披上一层马列主义的伪装,打出种种旗号,同时大肆制造政治谣言。党内最大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就是这样干的。他打着落实党的方针和政策的旗号,用“三项指示为纲”来篡改和对抗毛主席关于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教导,反对党的基本路线。他制造和传播了大量反革命政治谣言,蛊惑人心。怎么识别披着马克思主义外衣的反动理论、思潮和口号呢?怎样分辨社会上流传的谣言和小道消息呢?最根本的就是靠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这个政治上的望远镜和显微镜。比如,去年夏季前后,社会上浊浪翻滚,谣言四起,各种所谓“讲话”、“提纲”、“报告”到处流传。风来了,怎么办?上钢五厂二车间工人理论小组的同志,就坚持认真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来辨“风”。有一份材料上说“三项指示为纲”是“新提法”。他们重温了马列和毛主席关于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一系列论述以后,感到味道不对头,就在“新提法”旁打了几个问号。有人问他们为什么打问号,他们就用列宁揭露考茨基如何利用马克思主义词句拼凑修正主义理论的行径,加以说明。他们统一了认识,坚持不提“三项指示为纲”。这就表明,工人理论队伍只有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才能有敏锐的识别能力,发挥战斗作用。列宁说:“工人如果不同涉及党的一切谎言作无情的斗争,就不可能建立自己的党。要揭露谎言,就必须找出种种确凿的事实,核对这些事实,并且要好好考虑经过核对的东西的意义。”《谈谈总结和事实》,《列宁全集》第19卷第46页)列字说的“核对”和“考虑”,也就是要我们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对假马克思主义的谎言进行阶级分析,并从理论上进行有分析、有说服力的批判,驳倒它们,战胜它们。我们工人理论队伍的成员,都应当在这方面继续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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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人理论队伍是在大风大浪中成长起来的,它的建设决不能搞什么“关门提高”。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所以需要工人理论队伍,不是为了好看,而是为了在政治思想战线上作战。有人说,工人理论队伍要真正象个样子,就应该“关门读点书”,这话不对。关门读书不是工人理论队伍的“样子”,而是禁锢在高楼深院的资产阶级学者、院士的“样子”。毛主席说过:“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我们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反对本本主义》)批判邓小平、反击右倾翻案风斗争中提出的问题,要求我们从理论上予以正确的说明。比如,社会主义革命时期的阶级关系发生了什么样的重大交化?党内资产阶级为什么是社会主义革命的主要对象?党内走资派产生的阶级根源、政治思想根源和经济根源是什么?为什么在批判邓小平、批判资产阶级法权、批判党内资产阶级的斗争高潮中,会出现解放以来未曾发生过的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政治事件?要搞清楚这些问题,一定要在认真看书学习的同时,科学分析大量活生生的材料,深入研究现实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如果关起门来搞毛主席批评过的“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即使你书读得再多,也不过是书呆子,断然不能和修正主义作战,断然不能正确地从理论上说明实际问题。这次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实践告诉我们,凡是能够旗帜鲜明、立场坚定地进行战斗的工人理论队伍,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发扬了理论联系实际的革命学风。上海冶金机修二厂工人理论小组的同志们,在学习列宁于十月革命胜利初期撰写的著作时,联系了邓小平一伙歪曲列宁提出的新经济政策,为推行“物质刺激”黑货辩护的谬论,写出了不少有分析、有说服力的大批判文章,推动了工厂的批邓斗争和工人理论队伍的建设。为了在批邓斗争中更好地发挥工人理论队伍的作用,我们也要比较系统地钻研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同时读点鲁迅,读点中国哲学史,读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在进行这种学习和研究的时候,我们不能离开现实的斗争,而必须为现实斗争服务,这是要永远遵循的一条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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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人理论队伍虽然来自群众,但仍然有一个注意联系群众的问题。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是在各级党委领导下进行的,工人阶级是反击右倾翻案风的主力军,工人理论队伍是这支主力军的骨干。因此,工人理论队伍的成员在努力搞好学习和批判的同时,还有一个指导群众和带领群余前进的任务。要真正做到这一点,就必须深深地扎根在群众之中。有些同志认为自己身在工厂,联系群众是不成问题的。其实,才不见得哩!上港三区工人理论小组在反击右倾翻案风斗争中,曾编写了一些宣传材料,但一拿给群众,工人同志们说:“我们懂的,你们讲了,我们不懂的,你们都没讲。”身在码头而不了解码头工人,就是没联系群众嘛!后来,经过到群众中调查研究,了解到工人群众中存在的一些想法。于是,在修改宣讲材料时,注意了对邓小平剥画皮,注意了理论联系实际,使大家较为清楚地认识到邓小平修正主义路线的实质。批邓斗争是一场群众性的批修运动,我们每个工人理论战士都要牢记“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这个真理,批判邓小平的“依靠工农兵是相对的”反动谬论,使自己把根子深深地扎在群众之中,虚心向群众学习,及时总结群众批邓的新鲜经验。否则,就会象离开了土壤的禾苗那样,很快就枯萎、凋谢了,哪里还谈得上去指导群众、带领群众前进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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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人理论队伍从事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这方面的阶级斗争一定会直接地、敏锐地反映到我们内部。而这种斗争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在对待资产阶级法权的问题上。邓小平煽动和挑拨一些人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往往是用资产阶级法权和资产阶级名利思想为诱饵的。他不是竭力鼓吹“白专”道路吗?其目的就是妄图把广大知识分子,其中也包括工人理论队伍引上邪路。回顾一下我们理论队伍成长的过程,不是有人把搞理论当作攫取个人名利的敲门砖吗?不是有人写出几篇好文章,编了一两本书,就经不起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袭击,走到很危险的境地了吗?对这些问题,我们决不能把它仅仅看作个别人的现象,应当把它作为阶级斗争的经验教训来吸取。无产阶级的理论工作,是一项严肃的科学工作。如果世界观是资产阶级的,就容易接受资产阶级的影响,跟着修正主义路线跑。私心重,骨头软,一遇到大风大浪,就会经受不住考验。这方面的教训是很多很深的。当前正在深入开展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对我们工人理论队伍建设提出了新的要求。我们每个工人理论战士,都必须努力改造自己的世界观,自觉抵制资产阶级法权思想的影响和各种物质诱感的腐蚀,坚持搞马克思主义,不搞修正主义,做批邓的闯将,斗私的尖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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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人理论队伍是在党的领导和关怀下成长起来的。历史的经验和今天的现实都告诉我们,离开了各级党组织的精心培养,就会一事无成。工人理论队伍的活动,必须在党的一元化领导下进行。离开党的基本路线,离开党组织的统一领导,去自搞一套,是错误的。工人理论队伍要经常向党组织汇报思想状况和工作情况,对任何挑拨工人理论队伍和党组织关系的言行,应予以揭露和抵制。各级党组织也应该把加强工人理论队伍的建设放到议事日程上来研究,把它作为反修防修的百年大计来抓。在这次批邓斗争中,党组织除了要切实抓好理论队伍的学习之外,还应经常和工人理论队伍一起分析批邓斗争的形势,组织理论队伍展调查研究,给他们布置战斗任务,从多方面为理论队伍的活动创造有利条件。把培养工人理论队伍的工作,仅仅看作找几个人写几篇文章,作几次辅导,或者搭一个“秘书班子”,这样一类简单化的想法和做法,都是有碍于工人理论队伍的进一步成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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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斗正未有穷期”。邓小平虽然垮台了,但要真正从思想上即理论上清算他那条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还需要我们作出艰苦的长期的努力。艰难险阻何所惧,劈波斩浪永向前。工人理论队伍必将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在各级党组织的培育下和广大群众的关心支持下,不断壮大和发展,成为反修防修的一支重要力量,在马克思主义同修正主义的斗争中夺取更大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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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由上钢五厂、上海自动化仪表一厂、上海冶金机修二厂、上港三区几位工人业余作者讨论写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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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人群众监督领导学好理论——广西大厂矿务局的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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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批判邓小平、反击右倾翻案风的伟大斗争中,广西大厂矿务局党委组织工人理论队伍检查各级领导班子学习理论的情况,对发挥工人理论队伍的作用提供了一个新鲜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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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厂矿务局的工人理论队伍,是在一九七三年批判林彪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的时候诞生的。经过批林批孔,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评论《水浒》和批判邓小平、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这支队伍不断发展壮大,在批判修正主义,批判资产阶级,反修防修,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中,发挥了较好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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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党内最大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抛出“三项指示为纲”的修正主义纲领,大刮“经济台风”、“业务台风”,也波及到大厂矿务局。有些单位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热潮冷下来了,批修批资的斗争松下来了,一些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口号,喊得很响。当时,工人理论队伍感到这股风向不对,议论纷纷。矿务局党委认真研究了这个问题,认识到:政治和经济的位置如何摆法,是个执行什么路线的问题;放松了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学习,就会把企业引上邪路。为此,党委书记建议组织工人理论队伍对各级领导班子学习理论的情况,进行一次全面检查,得到了大多数同志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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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也有个别同志认为,依靠工人检查生产可以,检查领导的学习,恐怕行不通。党委一班人重新学习了毛主席亲自制定的“鞍钢宪法”,进一步明确了,工人参加企业管理首先是管纲、管路线,组织工人理论队伍检查领导干部的学习,督促领导认真抓好阶级斗争这个纲,坚持企业的社会主义方向,就是依靠工人管纲、管路线的一个重要方面。他们回顾了工人理论队伍建立以来所发挥的重要作用,看到工人群众不仅有丰富的生产斗争经验,而且有丰富的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经验,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他们往往比领导干部学得深,用得好;对修正主义的东西,他们往往比领导于部敢斗、敢批。这充分说明了“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农村调查〉的序言和跋》)为什么在理论学习上,只能领导检查督促工人,而不能工人检查督促领导,建立领导和工人之间相互学习、相互促进的关系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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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统一认识的基础上,大厂矿务局工人理论学习检查组于去年十一月建立起来了。它由各厂矿单位优秀的工人理论骨干组成,适当吸收一些干部参加,在局党委领导下,负责检查包括局党委在内的各级学习中心组的学习情况。厂矿、车间也相应成立检查组。规定车间支部每月检查一次,厂矿单位每季检查一次,全局半年进行一次大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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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人理论队伍的检查,帮助领导干部提高了学习的自觉性。在检查中,工人同志听中心组成员介绍学习内容、方法、制度、进程以及收获和存在的问题,看他们的学习笔记和体会文章,还召开工人座谈会,了解领导干部的学习情况,然后进行评议。工人理论学习检查组对全局各级领导的学习进行第一次大检查之后,向矿务局党委写了一份有事实、有分析的情况报告,并提出了积极的建议。局党委对工人理论学习检查组的报告,立即进行研究,并作出关于进一步加强各级领导干部学习理论的决定,连同工人检查组的报告,一起印发全局,强调各级领导干部要从反修防修的高度来认识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重要性,加强领导,切实抓紧,带头学好。有的领导同志说:“这一促,促得好,是压力,也是动力。我们不抓紧学习,就没有发言权了。”反击右倾翻案风开展以来,局党委又组织了一次抽查和一次全面检查,在工人检查组的帮助督促下,各级领导干部学习自觉性越来越高,研究理论的空气越来越浓,真正做到了带头学习,带头批邓,带头反击右倾翻案风。许多领导干部都认真写批判发言稿和批判文章,长坡矿、巴里矿等单位的第一个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大批判专栏,就是由矿学习中心组写稿的。工人群众反映,从来没有见过我们的领导同志,以这样高昂的斗志,饱满的热情带头学习和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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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人学习理论检查组特别重视检查领导干部的学风,督促他们联系实际,深入批邓,在实际工作中认真抓住阶级斗争这个纲。有一个矿,文化大革命中变成了先进单位,近两年又变成了后进单位。局和矿两级工人理论学习检查组,在几次检查中都指出:领导干部不能理论学半天,行动不沾边,必须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来解决本矿阶级斗争的实际问题。在局党委的具体帮助下,这个矿的领导班子根据工人检查组的意见,在学习毛主席关于“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等一系列指示时,联系本矿阶级斗争的历史和现状,总结正反两方面的经验。他们发动群众集中批邓,并打击了攻击社会主义新生事物、挖社会主义墙脚的坏人。全矿掀起了一个大批资本主义,大批修正主义,大干社会主义的热潮,很快改变了被动局面。今年五月份据进进尺比去年同期增长四点六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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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人理论学习检查组还及时提醒各级领导,学习理论,深入批邓,必须联系自己的思想实际,认真改造世界观,带头限制资产阶级法权。他们鲜明地指出:“领导干部能不能带头限制资产阶级法权,是有没有决心同修正主义路线作长期斗争的重要表现。”局党委认为,工人同志的意见很中肯,我们这些同志当了官,有了权,如果不注意改造世界观,对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就会有反感。毛主席指出:“民主革命后,工人、贫下中农没有停止,他们要革命。而一部分党员却不想前进了,有些人后退了,反对革命了。为什么呢?作了大官了,要保护大官们的利益。”局党委在学习中以这一光辉指示为武器,剖析邓小平这个走资派的演变过程,并联系自己的思想实际,总结经验教训,自觉地改造世界观。他们还作出了领导干部在政治上不搞特权,生活上不搞特殊,做人民的公仆等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规定,公诸于众,让群众监督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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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检查中,工人检查组一方面把群众学习和批判的好经验以及碰到的问题和要求向领导反映,另一方面又把领导在学习、批判中的好经验和存在问题向群众汇报,既检查督促了领导,又进一步调动了广大工人群众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积极性。有位老工人激动地说:“我们要监督领导学好理论,当好带头人,自己可得好好学习,才挑得起这副重担。”许多辅导员,学习了领导干部认真读书,努力改造世界观的精神,起早睡晚,刻苦钻研理论,积极开展辅导活动。这样上下结合,互相促进,把整个矿务局的理论学习步步引向深入。广大职工以极大的政治热情,认真学习革命理论,以满腔怒火集中批邓。革命促进了生产,今年一至五月份,全局总产值比去年同期增长百分之九点O一,采据总量比去年同期增长百分之四十一点一一,采矿工效、掘进工效、选矿实收率比去年同期都有所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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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人理论队伍检查领导的理论学习,是对邓小平鼓吹的“依靠工农兵是相对的”反动谬论的有力批判;它冲破了资产阶级法权的束缚,有利于缩小企业中领导干部与工人群众的差别,建立社会主义新型的人与人的关系;有利于进一步激发出工人群众主人翁的责任感,热情帮助领导学好马列,掌好路线,同领导干部一起挑起管好社会主义企业的担子,使企业领导权真正掌握在马克思主义者和工人群众手里。列宁指出:“如果真是所有的人都参加国家的管理,那末资本主义就不能支持下去。”(《国家与革命》,《列宁选集》第3卷第257页)随着社会主义革命的深入发展,工人理论队伍在反修防修、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斗争中必将进一步发挥巨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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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宣传部 中共河池地区委员会宣传部联合调查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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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测群防战地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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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龙陵县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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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五月二十九日二十时二十三分和二十二时,我县连续发生了七点五级和七点六级的强烈地震。这次地震,来势迅猛,波及面广,破坏性大,但是人和牲畜伤亡很少。这是由于全县各族人民,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指引下,认真贯彻执行我国的地震工作方针,充分发挥群测群防的巨大威力,临震不乱,沉着应战的结果。地震发生后,在毛主席、党中央的亲切关怀下,在全国人民的大力支援下,灾区人民以阶级斗争为纲,以高昂的革命斗志和坚定的胜利信心,深入开展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揪起抗震教灾、抢收抢种的热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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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龙陵县是一个山区县,历史上曾经多次发生过强烈地震。掌握地震规律,搞好预测预防,战胜地震灾容,是全县各族人民长期以来共同的要求和愿望。党委认真抓好这件事,对于保障全县广大人民群众生命财产的安全,保卫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落实毛主席“备战、备荒、为人民”的战略方针,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都是十分重要的。过去,由于刘少奇、林彪一伙散布的地震工作“神秘论”和唯心主义“不可知论”的影响,我们一些同志总认为预测预报地震是世界上许多国家都还没有解决的难题,我们这里既无专业台站,又无精密的仪器,究竟怎么搞呢?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粉碎了刘少奇、林彪的修正主义路线,使我们进一步掌握了我国的地震工作的方针,决心在党的一元化领导下,以预防为主,专群结合,土洋结合,依靠广大群众做好预测预防的工作,战胜地震灾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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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指出:“什么工作都要搞群众运动,没有群众运动是不行的。”地震工作也不能例外,也必须坚持群众路线,大搞群众运动。我们知道,地震表现了地球内部物质处于不断的运动变化之中,它既是内部物理、化学、地质等多种物质运动形式的反映,也受到天体和大气层物质运动的影响。同时,地震的发生同任何事物的运动过程一样,也要经历一个孕育发展的阶段,不会是突如其来的。在极震区及其附近必然会出现大量宏观和微观的前兆现象。专业台站观测网不可能在所有地方都设置,地震也不一定发生在现有观测网的有效范围内;地震的前兆现象是广泛面多样的,专业台站的观测手段是有限的,因此单靠少数专业人员的观测,要及时准确地捕捉前兆异常,作出预报,显然是很困难的。这个矛盾只有依靠广大群众,实行专群结合、土洋结合来解决。在我们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人民群众是国家的主人,也是大自然的主人,蕴藏着无穷无尽的积极性和创造力。只要广泛发动群众,充分依靠群众,大家一齐动脑筋,想办法,就有可能掌握丰富的资料,为测报工作提供可靠的基础,逐步摸清地震的规律,有效地同地震灾害作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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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大革命中,许多地区开展群测群防,实行专群结合,土洋结合,进行地震的测报工作,打破了旧框框,破除了“神秘论”,做出了显著成绩。这对我们是一个很大的启发。生动的事实说明,群测群防是预防地震灾害的根本措施。依靠不依靠群众,搞不搞群测群防,是地震科学能不能更快发展的关键,也是关系到两条路线斗争的大是大非问题。有了这样的认识,我们便于一九七O年成立了县地震办公室,具体抓群测群防工作,并把这个工作列入党委的议事日程,由一名副书记分管,经常进行研究,还先后几次发了专门通知,要求各级党组织加强对地震工作的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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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体会到,要搞好群测群防,首先要宣传群众,组织群众,使广大群众懂得我国的地震工作方针和群测群防的重大意义,知道地震是怎么回事,怎样同地震作斗争。过去我们这里曾经流传着许多迷信的说法,如地震是什么“龙王发怒千山动,整鱼翻身一扫平”。虽然多数干部和群众并不相信这些迷信的说法,但由于刘少奇、林彪一伙大肆鼓吹“天命论”、“上智下愚”等反动观点,在有些人中还存在着“预报难搞,地震难防”的错误思想。针对这个情况,我们注意抓了地震知识的普及教育工作。几年来,印发了各种地震宣传材料五千五百多份,放映了地震科教片和幻灯片八十多场,培训了地震知识宣传骨于二百三十多人;同时还利用各种会议、有线广播、黑板报等形式进行广泛的宣传。通过宣传,广大群众和干部树立了不信天命信革命的思想,认识到原来地震就象刮风下雨一样是一种很普通的自然现象,在它发生前就有许多前兆,是可以预测预防的。有些群众说:“过去总认为地震这个东西来以前看不见也摸不着,我们拿它没得办法,现在懂得了地震知识,原来震前上有地光,下有地声,连猪鸡狗鸣都有反映,是可以看得到听得见的。今天我们有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头脑,就是能管天管地。”广大群众测震防震的积极性很高,提出了“宁可千日不震,不可一日不防”的口号,经常注意监视震情,发现什么异常现象,就主动地分析研究并向地震办公室报告。这就为群测群防,战胜震灾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正如毛主席所指出的:“群众知道了真理,有了共同的目的,就会齐心来做。”(《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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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震科学虽然比较复杂,目前还有许多问题搞不清楚,但自然界的事物都是可知的,只有尚未被认识的事物,没有不可认识的事物。地震,特别是强烈地震,总是要经历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是有规律可循的。而要探索地震的规律,摸准大地的脉搏,离不开广大群众的实践。群众的实践是取得正确认识、掌握客观规律的根本途径。我县初步开展的群众性地震测报工作,也证明了这一点。县地震办公室几个同志,过去有的是生产队干部,有的是回乡知识青年,有的是机关工作人员,都没有接触过地震工作。但是,他们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指引下,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大胆实践,刻苦钻研;又在专业台站的帮助下,自己动手制作了“土地电”、“水地电”、“地倾斜”、“土地磁”等土仪器,进行了不间断的观测工作,几年来共记录了五万七千多个数据。同时,他们还培训了一批群众测报员,建立了七个群众测报点,进行了微观和宏观的观测,并深入现场调查研究,在群众中收集了许多有关地震前兆的异常现象。他们经常同专业台站取得联系,互通情报,把来自群众的资料同专业部门的材料进行对照,逐一地加以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分析,从中初步摸到了本地区的一些测报规律,总结了计算发震时间、位置、震级的一些经验。这几年,他们运用这些经验,先后进行了三十六次内部分析和预测预报,其中基本对应的有二十三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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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大震前一个多月,他们根据一九七五年一月全国地震趋势会商会上提出的“近一、二年内在滇西地区将发生七级以上的地震”的预报,结合观测到的土地电、水地电的异常变化,初步分析近期将有较大地震发生。他们密切监视震情,先后进行了三次讨论。五月二十八日上午,他们观测到土地电、水地电、土地磁、地倾斜和水的含氧量,都有同步异常反映,群测点和群众中也发现了一些宏观和微观的异常现象,于是他们果断地作出最近几天在龙陵、游西一带将发生大于六级地震的判断,立即向有关部门作了报告。这次预报和后来发生的地震的实际情况是比较接近的。这一事实说明了地震的规律是可以为广大工农兵群众认识和掌握的。这对邓小平鼓吹的“依靠工农兵是相对的”等修正主义谬论是一个有力的驳斥和深刻的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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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测群防的威力,突出地表现在地震发生前,干部和群众能够依据平时所了解的地震知识,抓住前兆现象,及时采取措施,有领导有组织地同震灾作斗争。在这次强烈地震中,这类事例是很多的。处在震中地区的朝阳公社,在二十九日白天发现了鱼翻白肚、牛不进厩的异常现象,有些干部和群众就有所警觉。当发生了两次前震时,他们联想到“小震闹,大震到”的规律,公社党委和一些大队党支部立即调动民兵通知各生产队组织群众疏散。这个公社震后房屋破坏很大,但伤亡极少。镇安公社小田坝大队干部,当发现前兆异常后,立即打开有线广播通知群众,引导群众迅速疏散。大震一发生,他们不顾个人安危,立即组织民兵站岗放哨,防止阶级敌人破坏。这个大队房屋受到严重破坏,但没有一个伤亡,在党支部的坚强领导下,震后第三天就掀起了抢收抢种的高潮。还有其他许多公社和大队,都根据前兆现象采取了紧急措施,有的鸣枪,有的广播,有的打电话,及时通知群众疏散;有的立即组成抢险小组,迅速地投入了防震抢险的战斗。县医院和公社卫生所都把病员转移到安全的地方。这些,都大大减少了人民生命财产的损失。干部和群众的这些自觉行动,生动地证明了“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这一伟大的真理。它进一步教育了我们,使我们深切地体会到,象我们这样一个居住分散、交通不便的山区县,更需要发动群众,组织群众,搞好群测群防,使尽可能多的人掌握尽可能多的地震知识。这样,在紧急的情况下,才能社自为战、村自为战,有效地防震抗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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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测群防集中显示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这只有在我们这样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才能办到。我们的国家代表着广大群众的利益,是为广大群众着想、对广大群众负责的。我们的干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人民群众是有高度的社会主义觉悟的。他们都把防震抗震作为自己应尽的责任,积极主动地参加这项工作。在毛主席、党中央的领导下,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指引下,我们的地震工作真正成为国家的事业、群众的事业。这就保证了我国的地震科学能够依靠最广大的群众,实行专群结合,土洋结合,克服专业台站的局限性,沿着正确的方向发展。在资本主义国家是根本不可能这样做的。资产阶级残酷压追剥削广大人民群众,同人民群众尖锐对立,是不顾人民群众的死活的。回顾解放前,我县在一九O六年和一九一O年曾发生过两次较大的地震,龙江两岸,山摇水沸,墙倒屋塌,畜死人亡,幸存者无家可归,到处逃荒要饭。反动统治阶级只知横征暴敛,鱼肉人民,哪里谈得上防震抗灾。这次我县又发生强烈地震,震前有预测预防,震后,毛主席、党中央极为关怀,及时发来了慰问电,派来了慰问团,来自全国各地的十几个医疗队日夜兼程赶到灾区,一队队“银鹰”战胜恶劣的气候赶运教灾物资,人民子弟兵不顾自己的安危,奔赴抗震救灾第一线,抢救人民生命财产。灾区人民受到了极大的鼓舞,个个精神振奋,斗志昂扬,狠抓革命,猛促生产,谱写了一曲曲抗震救灾的凯歌。贫下中农激动地说:“旧社会发生地震,房倒人亡无人问;新社会防震抗灾,党的关怀暖心间。真是两个社会两重天,一个苦来一个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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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测群防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我国人民群众的创造,是社会主义的新生事物。这几年,我们虽然做了一些工作,在这次防震抗灾中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这仅仅是开始。地震活动的规律还必须在实践中不断探索,群众性的预测预报工作还需要在斗争中逐步完善。我们一定要认真总结这次防震抗震的经验,进一步搞好群测群防工作。我们决心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带领全县各族人民团结战斗,发扬“秦山压顶腰不弯,山崩地裂志不移”的大无畏精神,奋发图强,自力更生,发展生产,重建家园,誓在大灾之年夺丰收,用实际行动报答毛主席、党中央的亲切关怀,用实际行动深入批判邓小平,反击右倾翻案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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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商业的一支重要力量——甘肃华亭县的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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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甘肃华亭县各级党组织遵照毛主席关于经济工作要“把群众力量组织起来”的教导,以阶级斗争为纲,在商业部门的支持配合下,积极兴办和普及了农村代购代销店。截止一九七五年上半年,全县每个生产大队都办起了代购代销店,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中,又进一步得到巩固和发展。实践证明,办代购代销店,花钱少,建店快,不增加脱产人员,是依靠群众在广大农村发展社会主义商业网点,搞好城乡物资交流的好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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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亭县的代购代销店是在农业学大寨运动深入发展的形势下办起来的,它反映了广大贫下中农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扩大农村社会主义商业阵地的强烈愿望。这个县地处甘肃陇东山区,山峦起伏,沟壑纵横,交通不便,人口居住分散。过去全县国营商店很少,而且多数集中在城镇和交通沿线,给群众的生产和生活造成很多困难。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广大贫下中农和社员群众批判修正主义路线,深入开展农业学大寨运动,越来越迫切地要求自己管商业和办商业。一些边远山区的生产大队,经过和公社供销社联系,办起了代购代销店。这些小商店,资金国家出,商品国家拨,店由生产大队办,人由贫下中农选,布点分散,规模较小,既购又销,方便群众。但是,由于修正主义路线的干扰,发展不快。在批林批孔运动和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运动中,广大贫下中农深入批判了林彪一伙破坏和扼杀社会主义新生事物的罪行。县委积极支持广大群众的迫切要求,并深入基层调查农村商业阵地阶级斗争状况,总结一些办得好的代购代销店的经验。这就使代购代销店在全县范围内很快得到普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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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购代销店的建立和普及,巩固了农村商业阵地,扩大了社会主义市场,逐步成为农村各级党组织落实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任务的一个重要工具。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前,由于农村商业网点数量不足,布局不合理,边远山区的社队和社员群众苦于离国营商店太远,生产的东西卖不出去,需要的东西买不回来。在这种情况下,那些投机倒把分子就钻了空子,走村串队,高价倒卖国营商品,低价收购农副产品,从中剥削社员群众,破坏生产,破坏国家收购计划的完成。代购代销店一经建立,在各级党组织的领导下,就通过自己的业务活动,对资本主义势力主动地展开进攻。它们一方面把农村的购销管了起来,农村生产、生活必需品保证供应,农副产品和废旧物资尽量收购,使社员群众有了方便的社会主义购销渠道;一方面和广大群众一起,揭露和打击投机倒把分子的活动,进一步把社员群众的购销从农村集市贸易吸引到国营商业方面来。这样做,有利于克服一部分富裕农民的资本主义自发倾向,限制了农村集市贸易的消极作用,扩大了社会主义市场。这几年,通过自由贸易流散的农副产品大大减少,全县国营商业的购销额有了比较大的增加。一九七五年,全县农村销售额和购进额,分别比一九七三年增长百分之二十四点八和百分之五十九点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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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斗争中发展起来的代购代销店,也是各级党组织“向农民群众不断地灌输社会主义思想,批评资本主义倾向”的一个重要阵地。华亭县广大农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有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积极性。但是,由于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由于小生产者的习惯和影响,在部分农民特别是富裕农民中,存在着比较严重的资本主义自发倾向。有的社队搞自由种植和自由销售。针对这种情况,代购代销店在党组织的统一领导下,积极引导和帮助生产队利用山区自然条件,有计划地发展多种经营。对那些经济上暂时有困难的队,给予必要的支持。目前,全县已有种植、养殖、山货、编织等三十多个项目二百个品种,纳入国家收购计划。这不仅壮大了集体经济,面且帮助生产队更好地贯彻了“以粮为纲,全面发展”的方针。与此同时,对于社员的家庭副业,也给予积极指导。代购代销员经常向群众宣传把农副产品交售给国家对于支援社会主义建设和加强工农联盟的意义,提高群众的社会主义觉悟,使社员家庭副业逐步消除受集市贸易支配的状态。过去,社员家庭的鸡蛋多数流入集市,一九七五年,国营商店的鸡蛋收购量较前翻了两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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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购代销店的发展,还对逐步缩小三大差别,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发挥了很好的作用。代购代销员既是营业员,又是社员,亦商亦农,不脱离集体生产劳动,不脱离群众,是商业战线的新生力量。他们扎根在群众中,对各生产队底子清,需要明,对于生产资料的供应,在贫下中农的监督下,能根据发展集体生产的实际需要合理分配,反对“走后门”等不正之风。许多代购代销店还注意从种子、肥料、农具等方面积极组织货源,优先供应穷队,帮助他们改变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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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亭县代购代销店逐步发展壮大,已成为农村商业战线上的一支重要力量。最近,这个县在党委领导下,总结了办好代购代销店的经验。他们的主要体会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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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各级党委的重视,是办好代购代销店的重要保证。华亭县委从占领农村商业阵地,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高度,十分重视这一社会主义新生事物,不断加强对它的领导。县、社、大队三级都有一名负责同志主管这方面的工作,全县每年都要召开两次会议,和代购代销员、贫下中农代表一起,以阶级斗争为纲,总结经验,推广典型,表彰先进,树立标兵。这对代购代销店的普及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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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贫下中农参加管理,是办好代购代销店的关键。每个店都组成由大队党支部成员、贫下中农代表和代购代销员参加的三结合的管理小组,反映和研究贫下中农的意见和要求,重点加强对代购代销店方向、路线的监督和管理,使它坚持为贫下中农和社员群众服务,为农业生产服务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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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建立一支草命化的代购代销员队伍,是办好代购代销店的重要基础。华亭县委和县供销社的党组织,重视对代购代销员队伍的组织建设和思想建设。注意挑选那些出身好、觉悟高、热心为贫下中农服务的社员担任代购代销员。公社党委和各大队党支部积极组织他们认真看书学习,不断提高阶级斗争、路线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觉悟,牢固地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许多代购代销员府挑货担,身背背篓,坚持送货上门,收购到户,勤勤恳恳为贫下中农服务。他们坚持参加集体生产劳动,自觉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受到广大贫下中农的欢迎。人们亲切地称他们是和贫下中农贴着心的赤脚营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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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甘肃省委 中共平凉地委联合调查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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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卫生革命也要学大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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昔阳县大寨公社党委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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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我们公社在开展农业学大寨的同时,认真学习大寨大队深入开展卫生革命的经验,使全公社的卫生工作面貌发生了深刻变化。实践使我们体会到,农村卫生革命也要学大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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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生革命开始的时候,有的同志认为,农业不抓好不行,不抓卫生工作,影响不了大局。在学习大寨的过程中,我们逐步认识到这是一种糊涂思想。现实阶级斗争的许多事实清楚地说明,卫生战线是两个阶级、两条路线激烈争夺的一个阵地。文化大革命前,刘少奇一伙推行一条修正主义卫生路线,那时的卫生工作为城市老爷服务,为走资派服务,医疗卫生大权不在工人阶级、贫下中农手里,特别是农村,缺医少药的现象十分严重,广大贫下中农“小病抗,大病躺,得了重病没想望”。开展卫生革命,就是要从资产阶级手里夺回医疗卫生大权,在卫生战线实现并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大寨大队党支部正是把卫生阵地作为上层建筑领域的一条重要战线,把卫生革命当作深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重要内容,通过开展卫生革命,加强了无产阶级专政。学习大寨的经验,使我们对开展卫生革命重大意义的认识大大提高了一步,行动也就自觉得多了。我们从公社到大队,都有一个副书记分工抓这项工作,把卫生革命纳入学大寨的轨道。随着农业学大寨运动的不断深入,卫生革命也不断取得胜利,修正主义卫生路线受到越来越深刻的批判,赤脚医生、合作医疗等社会主义新生事物不新成长壮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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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生革命既然是上层建筑领域中的一场革命,它就必然要碰到各种阻力,有党内外资产阶级的反对,有修正主义路线的破坏,也有旧的习惯势力的干扰。大寨的根本经验,就是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同修正主义斗,同资本主义斗,同各种旧的习惯势力斗。开展卫生革命,也要象大寨那样,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我们正是在学习大寨的根本经验,在同各种违背毛主席革命卫生路线的倾向进行斗争的过程中,促使卫生革命深入发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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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大革命中,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指引下,广大革命人民奋起造了旧的城市老爷卫生部的反,夺回了医疗卫生大权。但是,邓小平在卫生界刮起的右倾翻案风,却要为旧的城市老爷卫生部翻案,为修正主义卫生路线翻案。阶级斗争的现实告诉我们,不顶住这股右倾翻案风,卫生革命就无法开展。我们组织赤脚医生和专业医务人员,认真学习毛主席的“六·二六”指示,同邓小平针锋相对,又展开了对旧的城市老爷卫生部的批判。大家说,过去,旧的城市老爷卫生部不把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在农村,不把医学科研的重点放在研究农村常见病、多发病上,不为广大贫下中农服务,现在邓小平妄图为它翻案,继续推行修正主义卫生路线,这是广大贫下中农和革命医务人员决不能允许的。通过批判,公社的专业医务人员和赤脚医生对修正主义卫生路线的反动实质认识更清楚了,对“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的伟大意义领会得更加深刻了,搞好卫生革命的信心和决心也更加坚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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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脚医生和合作医疗,是卫生革命的伟大成果。它们的出现,对修正主义卫生路线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因此,党内资产阶级以及社会上的阶级敌人在为旧的城市老爷卫生部翻案的同时,也拼命攻击、摧残这两个新生事物。邓小平诬蔑赤脚医生水平低,要他们穿草鞋、穿布鞋、穿皮鞋,下面也有人说什么赤脚医生是“土农民,毛丫头,看不了病,顶不了事”。我们引导赤脚医生读马、列的书,读毛主席的书,批判这些奇谈怪论。通过学习和批判,广大赤脚医生对“赤脚”的意义认识更深刻了,为贫下中农服务更热心了,参加劳动也更积极了。他们自觉接受贫下中农的监督,向群众交三本“帐”:交思想路线“帐”,交参加农业集体生产劳动和集体分配的“帐”,交开展环境卫生防病治病的“帐”。赤脚医生晚上看了病,白天照样劳动;白天看完病,即使还有一个钟头,也还要坚持参加劳动。有的赤脚医生为了抢救病人,不顾疾病传染,不嫌脏,口对口地给病人进行人工呼吸;有的赤脚医生不仅给病人治疗,还给病人做饭,看孩子,倒屎倒尿。贫下中农高兴地说:“再高明的医生,也做不出咱赤脚医生这样贴心的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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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行合作医疗,也要排除各种旧思想的干扰。有的坏人利用小生产者的私有观念,煽动说什么“有病没病,两块钱用尽”,妄图破坏合作医疗。还有个别干部、社员想从这里讨点小便宜。我们认为,医务室、卫生院是看病的地方,更是抓阶级斗争、宣传毛泽东思想的地方,我们的医生,既要治身上的病,也要同思想上的病作斗争,对有意破坏合作医疗的言论要坚决进行批判。现在,绝大多数医生都能做到既治病,又做思想政治工作,能够坚持原则,治病用药,生人和熟人一个样,本村和外村一个样,干部和群众一个样,自己和别人一个样。赤脚医生们坚定地说:“我们绝不能把药品当作拉关系的手段,把技术当作资本,绝不能把处方开成资本主义的通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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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寨开展卫生革命中还有一个宝贵经验,就是把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缩小贫富差别作为出发点。早在农业合作化时,大寨每年都要从公益金中抽出一部分钱来,对因病生活困难的社员进行补助,实行合作医疗,更使那些受疾病拖累的困难户大大减轻了负担。这一条经验对我们开展卫生革命是很重要的。当我们实行合作医疗时,有人说什么这是“大家出钱、少数人看病,是刮共产风”。我们批判了这种谬论。文化大革命前,有的社员动手术,影响家庭生活,连读书的孩子也只好退学。象这样下去,就可能扩大户与户之间的贫富差别。因此,大寨采取的措施,不仅仅是解决个别社员的具体困难,更重要的是限制了资产阶级法权,不断缩小贫富差别,这正是合作医疗的优越性。在大寨精神的鼓舞下,群众出力献策,扶植合作医疗,支持卫生革命。有的群众把剩下的药片珍惜地退回,有的主动要求扎针治疗,把药留给阶级兄弟。群众还积极种植、采集中草药,为合作医疗积累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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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和推广大察开展卫生革命的经验,使我们公社的卫生工作出现了大好形势。现在,队队办起了合作医疗,赤脚医生发展到了五十二名,平均二百五十人中就有一名赤脚医生。自一九六八年以来,基本消灭了小儿麻痹症、伤寒等传染病,许多常见病和多发病的发病率比一九六六年前下降了百分之六十。全公社出现了一派人强马壮、精神焕发、批资本主义、批修正主义、干社会主义的兴旺景象。当前,卫生革命发展到一个新阶段,怎样发展、充实和提高合作医疗、赤脚医生这两个新生事物,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重要任务。我们决心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指引下,以阶级斗争为纲,深入批判邓小平的修正主义路线,反击右倾翻案风,进一步学习、推广大寨的经验,把卫生革命搞得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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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赤脚” 永不变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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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南宫县田家集大队赤脚医生 侯兰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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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贫下中农推选我当赤脚医生以来,在党的领导和贫下中农的教育、帮助下,我一面参加农业集体生产劳动,一面为贫下中农送医送药、防病治病。实践使我深深感到,赤脚医生一定要坚持“赤脚”——参加农业集体生产劳动,参加集体分配,否则,与贫下中农的关系就变了,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也就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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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内最大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叫喊什么赤脚医生“过几年就穿起草鞋了,就是知识增多了,再过几年就穿起布鞋了”,穿起“皮鞋”了。这个“穿鞋论”是冲着“赤脚”来的,是对我们坚持“赤脚”的全盘否定,是要我们既脱离集体生产劳动,又脱离集体分配,妄图改变赤脚医生的性质,扼杀赤脚医生这个社会主义的新生事物。真是反动透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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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脚医生坚持参加农业集体生产劳动,是改造世界观,实现思想革命化的必由之路。当赤脚医生以后,我一度产生过“不合算”的思想。是毛主席著作给我指出了方向,是贫下中农在劳动中教育了我。我们大队有一个老贫农,在过去的战争年代里,为革命出生入死,从部队转业后,一年到头为集体清粪担尿,推土垫圈,积肥浇水,白天干不完,晚上接着干,但他从不叫苦,不计较个人得失。对照老贫农忘我的革命精神,我找到了思想上的差距,认识到,对待合算不合算,要从革命的全局上看。为反修防修而“赤脚”,为贫下中农防病治病,让他们更好地为革命种田,是最“合算”的。特别是贫下中农回忆旧社会的一席话,使我受到很大的震动。一九四三年闹霍乱,我们这个二百来人的小村,一天就死过十几个人,我奶奶和叔叔不到一天就相继死去。那时穷人有病请不起医生,买不起药,生病只能拿命挡。今天,在我们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里,决不能让这种悲剧重演。经过这样前前后后一想,我的思想疙瘩解开了,决心为革命当一辈子赤脚医生。事实说明,我们赤脚医生虽然大都出身于贫下中农家庭,但是由于生活在阶级斗争的环境中,在思想上也会受到地主资产阶级思想和旧的传统观念的侵袭和影响。如果不认真改造世界观,就可能当它们的俘虏。现实斗争在时刻考验着我们。比如,我们为群众治病、接生,常常遇到请吃、送礼的事。这里,绝大多数人都是出自内心的感激,但是接受不接受却反映出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两种不同的世界观。要抵制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蚀,就必须坚持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参加三大革命运动的实践。只有这样,才能从群众中吸取政治营养,保持旺盛的革命精神,保持劳动人民艰苦朴素的优良品质,保持清醒的头脑,拒腐蚀,永不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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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脚医生坚持参加集体生产劳动,除了有助于自己的世界观改造外,还能广泛地、密切地联系群众,了解群众,掌握群众的病情和发病规律,更好地为广大贫下中农服务。贫下中农热爱集体,为了不耽误出工,往往不把慢性病和一般的小伤小病放在心上,生了病仍然坚持参加集体生产劳动。一次,一位老贫农患感冒,发烧到三十九度多,昏倒在地里。抬回家来,经过治疗,病是好了,但却让他受了不少痛苦,又影响了集体生产。这件事对我触动很大。我深深感到,赤脚医生同社员们一起参加劳动,把药箱背到田间地头,才能方便群众就医,许多病才能得到及时治疗。同时,利用劳动的机会还可以摸索群众发病的规律,广泛宣传卫生科学知识,贯彻“预防为主”的方针,把广大群众防病治病的积极性充分调动起来。几年来,我和群众一起,大搞以“两管”(管水、管粪)、“五改”(改水井、改厕所、改畜圈、改炉灶,改造环境卫生)为中心的农村卫生基本建设。从一九七O年以来,象流脑、乙脑、肺结核、百日咳、肝炎、腮腺炎、小几麻痹症这些流行病、传染病,在我们大队没有发生过,社员健康水平大大提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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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大群众在长期与疾病作斗争的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赤脚医生参加农业集体生产劳动,可以从群众那里学到治疗农村常见痛、多发病的好方法,提高自己的医疗技术水平。刚当赤脚医生时,我认识不了几味草药,更不会制药用药。在劳动中,不断向群众请教,努力吸取群众的经验,我和其他赤脚医生一起,现已搜集土单验方一百六十多个,能配制膏、丹、丸、散、片一百O四种。用这些验方和药物为群众治病,既节约了合作医疗的费用开支,又提高了医疗效果。比如,我从群众中收集了几种偏方,自制成“腹泄散”,治好了一个贫农社员多年不愈的“五更泄”;用自制的猪苦胆药液和中西医结合的治疗方法,为几个社员治好了慢性气管炎;一位军属老大娘患血小板减少性紫癫,浑身浮肿,鼻血常流,过去几次到外地治疗,不见效果,我用大队种植的草药给她治好了。事实说明,赤脚医生坚持参加农业集体生产劳动,妥善地处理劳动和防病治病的关系,不但不会影响医疗技术的提高,而且还可以学到许多在书本里和医院里学不到的知识,提高为贫下中农服务的本领。要是依了邓小平,赤脚医生不参加劳动,这一切都将无从谈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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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脚医生坚持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参加集体分配,最重要的还是为了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缩小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之间的差别,既有利于农村医疗卫生大权永远操在贫下中农手中,也可以使我们赤脚医生保持劳动人民本色。如果让赤脚医生脱离集体分配,那就会扩大同贫下中农之间在个人收入方面的差别,使赤脚医生脱离群众。我们是贫下中农的医生,我们的命运和贫下中农紧紧拴在一起,我们的前途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息息相关。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我们应尽的光荣职责,限制资产阶级法权是我们长期的战斗任务。我们当医生不是为了要工资,而是要革命。赤脚医生和其他社员,只是分工上略有不同,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在待遇上不能有特殊之处。即使自己积累了较多的实践经验,为人民做了较多的工作,也应当这样。多年来,我一直坚持参加集体分配,并且不要高工分、高补助,也不要享受任何特权,和贫下中农保持着平等而亲密的同志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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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脚医生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参加集体分配,深受贫下中农的欢迎和支持。邓小平鼓吹“穿鞋论”,就是妄图割断我们和贫下中农的血肉联系,从劳动人民中重新制造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分离和对立,制造新的阶级分化,把赤脚医生从贫下中农的阶级队伍中拉出去,使之变成追求私利的“老爷医生”,让资产阶级在医疗卫生领域重新专无产阶级和贫下中农的政。我们要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深入批判邓小平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在斗争中认真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着作,学习毛主席关于反击右倾翻案风的重要指示,努力改造世界观。我们赤脚医生要象华北平原上的白杨树那样,迎着风雨长,挺拔而坚强,真正做到永远“赤脚”闹革命,同贫下中农划等号,全心全意地为贫下中农服务,为捍卫毛主席的革命卫生路线奋斗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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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沈阳化工厂搞好环境保护的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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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阳化工厂是一个以电解食盐为主的氯碱厂,在生产过程中产生大量废气、废液、废渣。随着生产规模的扩大、产品品种的增加,治理“三废”、保护和改善环境的问题,日益迫切地提到重要位置上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这个厂进一步学习毛主席、党中央的有关指示,批判刘少奇,林彪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依靠群众,发动群众,除害兴利、治理“三废”,获得较好的成绩。经过几年的治理,全厂三十一台炉窑的十一个烟卤全部实现了不冒黑烟,有害废气、废液、废渣的排放量分别减少了百分之九十以上;共完成六十九项“三废”治理项目,基本上消除了污染,并为国家增产了一批综合利用产品。过去寸草不生、棵树不长的厂区,现在绿树成荫,鲜花盛开。广大职工革命精神振奋,意气风发。主要产品的产量比文化大革命前分别增长了一至六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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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阳化工厂的实践再次证明:发展工业生产和保护环境是可以统一起来的。在发展生产的同时,采取积极的态度,努力消除“三废”污染,也是完全可以做到的。关键在于要不断地端正领导的思想和政治路线,才能把这项工作搞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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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同其他工作一样,治理“三废”,搞好环境保护,必须坚持批判修正主义路线,不断清除它的影响。沈阳化工厂在实践中深刻体会到,刘少奇、林彪和邓小平鼓吹的唯生产力论,是搞好环境保护的严重障碍。文化大革命前,刘少奇一伙搞“生产第一”、利润挂帅,根本不关心工人和群众的疾苦,不顾环境污染。在这条修正主义路线影响下,这个厂的领导较普遍地存在着“三废污染难免”的思想,认为“搞化工这一行,哪能一点毒气不跑”,只抓生产,不重视抓“三废”治理,甚至把发展生产和环境保护对立起来,致使“三废”污染没有得到有效的治理。经过文化大革命,批判修正主义路线,批判反动的唯生产力论,工厂党委提高了按照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办企业的自觉性,也提高了对治理“三废”,搞好环境保护工作的认识。一九七二年,在全国消烟除尘工作会议的推动下,这个厂广大职工经过两个多月的奋战,解决了烟囱冒黑烟的问题。接着,他们又积极治理“三气一水”四大害,获得初步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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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同修正主义路线的斗争是长期的。有一段时间,社会上出现一股复辟资本主义的反动思潮,反映在这个工厂里,“生产第一”、利润挂帅的思想又有所抬头。这个厂在生产三氯苯的过程中产生一种有毒废渣。要解决这个问题,就要改变工艺。工厂领导从追求产值、利润出发,迟迟没有下决心治理,反而又采取了提高保健等级,多发补助、增加休息日等办法搞生产。在批林批孔运动中,许多工人贴出了大字报,响亮地提出:“我们要做国家和企业的主人,不做金钱的奴隶”。批评党委这种做法是搞复辟倒退。工人群众说,如果只抓生产,不管“三废”污染,那同资本家开的工厂有什么区别?工人同志的尖锐批评给厂党委很大震动。党委领导同志来到车间,和大家一起批判修正主义,又一次受到深刻的路线教育。他们重新学习毛主席、党中央的有关指示,从路线高度总结经验教训,从而进一步认识到,消除污染,保护环境,是关系到广大人民健康和工农业发展的一个重大问题,也是在经济工作中贯彻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一个重要方面。办社会主义企业,必须坚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绝不能搞“生产第一”、利润挂帅。要遵照毛主席的教导,“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这样想问题,办事情,才能坚持社会主义方向,正确地处理搞好生产和保护环境的关系。在工人群众的推动和帮助下,厂党委提高了认识,增强了信心。几年来,这个厂的党委比较自党地把环境保护工作当作一项大事来抓,列入党委议事日程,全面规划,统一安排,有计划有步骤地、分期分批地对“三废”进行了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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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工业生产与保护环境是对立统一的。它们之间是相互矛盾的,也是相互促进的。过去,由于受修正主义路线的影响,这个厂的领导往往只看到生产的发展带来环境污染问题,而看不到它同时又增强了保护环境的能力,看不到环境得到保护和改善,又会给生产创造必要的条件,进一步促进生产的发展。事实证明,这是一种形而上学的观点。这个厂的润滑油车间,在革新增产的群众运动中,试制成功一种新触煤,增产效果显著。但同时又产生盐酸废气,造成污染。在解决这个问题时,工人群众运用对立统一观点摸索解决矛盾的规律,在原有的基础上进一步革新,缩短了反应周期,增加了产次,消除了盐酸废气的污染,生产比第一次革新后又迈进了一步。这件事情使工厂领导受到启发。他们在治理“三废”时,注意做到同增产节约和技术革新一起去进行。全厂实现的六十多个治理项目中,百分之九十以上是这种情况。有的项目实现以后,改善了作业环境,提高了生产能力;有的则缩短工艺流程,方便了工人操作;还有的减少了原料、燃料的消耗,降低了产品成本。现在这个厂每年都回收大量废酸、废碱,综合利用制成的化工产品达二十一种,价值一百三十多万元。当然,也有这种情况,即在治理“三废”中有些项目就本企业来看,暂时收益不大,但他们认为从整个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需要出发,还是有益的,也坚持进行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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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根本方针,也是环境保护工作必须遵循的原则。不能一提治理就向国家伸手,也不能因为碰到某些暂时的困难就停步不前。这个厂的党委在实践中体会到,搞好环境保护工作关系到广大人民的切身利益,群众有消除污染、改善环境的迫切要求,也有治理“三废”的无穷智慧,绝不能只看到少数专业人员的作用。而看不到工人群众的智慧。群众是英雄,实践出真知。领导一定要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充分调动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群众发动起来,自力更生的精神就会得到发扬,许多困难就可以在前进过程中不断地得到解决。电解车间在生产过程中产生一种含氯废水,造成下水污染,一直是个老大难问题。过去靠少数人搞,照搬外国人的方法,搞了很长时间没有解决。工人们根据实践中摸索的经验,制订了改革工艺的新方案;党委热情支持了他们的建议,使工人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得到了充分的发挥。工人们提出“三人工作两人干,抽出一人搞会战”的口号,经过几个月的奋战,安装了四台冷却器,减少了污染,改善了环境,每年还可回收四百吨氯气,为国家节约资金三十万元。漂白粉车间原来一直使用旧的漂粉塔生产,工艺落后,产量低,劳动条件差,环境污染严重。在文化大革命中,工人们决心甩掉这个庞然大物,自己动手,修旧利废,制成了一套小巧玲珑、操作方便的漂粉机,并且制造和安装了一套尾气综合利用装置,生产出一种高效优质防水剂。整个工程仅花了三千元。他们自豪地称赞这套装置是:“小巧玲珑样式新,普通钢材就可造,氯气不跑也不冒,产量又把大塔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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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众真正发动起来了,不仅能够有效地治理“三废”,而且形成一个人人关心环境保护的局面。工人们提出“想主人的事,干主人的活,负主人的责”,主动出主意,想办法。他们对全厂十三万个泄漏点逐个进行检查,开展了消除跑、冒、滴、漏的活动,使静密封点的泄漏率普遍降低到千分之二以下。他们还利用植物对有毒气体反应敏感的特点,在厂内栽种大批花草树木,作为监视“三废”污染的“眼睛”,保护环境的“哨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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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治理“三废”、消除污染的进程中,认识永远没有止境。“人类总得不断地总结经验,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开展以来,这个厂的党委结合批判邓小平在工业战线上散布的修正主义谬论,进一步总结经验,并且发动群众对环境保护工作进行了全面检查。他们决心认真学习毛主席的一系列重要指示,深入批邓,以阶级斗争为纲,在发展生产的过程中把治理“三废”、保护环境的工作搞得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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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阳市革命委员会调查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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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历史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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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我国最早的阶级分化——原始社会文物考古资料的一些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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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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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讨阶级分化的“来龙”,为的是更好地认识阶级将来怎样消灭的“去脉”。这对于我们贯彻执行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的指示和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指示,深入批邓,进一步理解在无产阶级专政下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必要性,以及怎样才能逐步“造成使资产阶级既不能存在,也不能再产生的条件”(《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列宁选集》第3卷第498页),是很有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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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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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告诉我们:阶级是随着私有财产和贫富差别的出现而必然产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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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去大约一百万年的原始社会里,生产资料一直是社会公有的。集体劳动、平均分配,是支配当时社会生活的基本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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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世闻名的西安半坡道址,是我国原始社会母系氏族公社繁荣阶段的标本。那时的劳动产品是怎样进行分配的?这在考古发掘中,自然不能直接看到,但通过生活资料的储存形式可以看出当时的分配制度。在半坡遗址发现的二百多个地窖,都密集地分布在房屋之外,有些地方十多个地窖集中在一起,形成地窖群。不难看出,当时的劳动果实还是集体储存、平均分配的,没有被私人所占有。再从半坡墓葬来看,当时随葬品不但为数很少,而且几乎都是作为日常生活用具的陶器,还有少量的小件装饰品。生产工具一般不用于随葬,而要留在氏族内部供他人继续使用。可见,个人所有的物品在整个社会生活中是微不足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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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社会生产的发展,私有财产和贫富差别逐渐出现了,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发展起来了,原始公社制度终于走上了解体的道路,人类社会迈开了走向文明时代的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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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约距令五千年前,父系氏族社会在我国许多地区代替了母系氏族在会。在长期的生产斗争中,人们逐渐积累了一些生产经验,劳动效率也不断提高了。原始农业在使用石镰、蚌镰、石锄、石犁等生产工具后,取得了新的进展。这个时期许多遗址出土的收割工具显著增加,如陕西客省庄出土的收割工具就比垦植工具多五倍。这说明了当时收获量有了较大的增长。这个时期遗址中出土的大量的马、牛、羊、鸡、犬、猪的骨骼,说明畜牧业和家畜饲养也有了显著发展。同时,手工业与农业分离而成为独立的生产部门。特别是大量轮制陶器的出现,说明制陶业已普遍采用了轮制技术,这不仅大大提高了产品的数量和质量,并且要求陶工专业化,使制陶逐渐由氏族的共同事业变为少数掌握热练制陶经验的家庭所支配的生产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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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生产力的提高,社会分工的发展,基本生产单位的缩小不仅是必要的,而且完全有了可能。原来以氏族为单位的集体农耕、集体出猎,逐渐被男性家长支配下的个体家庭为单位的劳动所替代。一系列深刻的社会变化也就相继发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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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变化,首先在分配领城里强烈地表现出来。随着氏族集体劳动原则的破坏,以家庭为单位的劳动所得就逐渐由这些家庭独自占有,变成他们的私有财产。在相当于这一时期的原始居住遗址中,半坡遗址中看到的那种氏族共网生活的大房屋不见了,分布在房屋之外的密集的地窖群也很少看到了;相反,却出现了面积较小的、适宜于各个家庭居住的小房屋,不少房屋在屋内或附近挖掘了小型的客穴,作为家庭储藏之用。有的甚至还把小型陶窑修建在房屋里面。这些考古材料生动地反映了私有财产在当时已经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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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值得注意的是,随着私有财产的出现,连需要几个家庭合伙进行劳动的产品,也不再按照平均分配的原则,而是按照劳动的效果来分配了。解放前处在原始社会解体阶段的黑龙江鄂伦春族和云南贡山独龙族的调查材料说明了这种情况。在鄂伦春族,狩猎所得原来是在氏族成员中平均分配的,后来逐渐改变成按猎手平均分配,对随同出猎而做辅助工作的妇女,只给半份或更少的报酬。在独龙族,这种变化表现得更为突出。他们在几家联合进行围猎时,把猎获物的头和皮张分配给射中者,然后平分余下的东西。谁的技术好,谁分到的东西就多。为了识别究竟是谁击中了野善,他们还特地把各家使用的箭头,作了各自特有的标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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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分配方式的变化外,原来由氏族公社公有的生产资料,也相继转化为家庭的私有财产了。这个变化的过程,并不是一次完成的。首先被私有化的是牲畜、生产工具。解放前还处在原始社会解体阶段的黑龙江那鄂温克族,最早由个人支配使用转变为家庭私有的,就是狩猎工具和驯鹿。在定居的氏族里,随后进入私有过程的是房屋,最后是作为主要生产资料的土地。土地向私有制的演变,从独龙族的调查材料来看,又经历了若干过渡阶段,由公有,经过几个家庭的伙有共耕,再变为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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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在很长时期内,代表公有制的氏族公社和代表私有制的个体家庭依然同时并存,但个体家庭是符合当时生产力发展的要求而出现的,因而就越来越活跃,越来越取得优势。这时候,就象恩格斯指出的那样:“个体家庭已成为一种力量,并且以威胁的姿态与氏族对抗了。”(《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15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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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配上的不平等,公共财产转化为家庭私有财产,导致了贫富的迅速分化。各个家庭之间的条件很不一样:有劳动力强弱的不同,技术水平高低的不同,占有生产资料数量和质量的不同,有的家庭还遭遇到自然灾害、疾病死亡等事故。于是,一些家庭成了富裕户,而另一些家庭则陷于贫穷的境地。山东秦安大汶口墓葬群,是我国原始社会后期遗址的一次重要发现。在那里,许多小墓没有或只有一、两件简单的随葬品,如一个纺轮、一把蚌镰等。与此相反,少数富有者的大墓,墓穴宏大,随葬品十分丰富。有一座大墓,使用了原始木椁,死者头部佩戴着三串用大理岩和松绿石制成的串饰,右腕戴绿色玉环,腰间佩戴碧玉铲,此外还有两件象牙刻花简、两个猪头、八十四块鳄鱼鳞板和大量精美的陶器,显然死者生前有着显赫的社会地位和大量的私有财富。这两类不同墓葬之间的差别,鲜明地显示着当时的贫富分化已达到相当惊人的地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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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在原始社会中,私有财产和贫富分化的出现,并不等于阶级已经产生,阶级产生的根本标志是剥削,是一部分人倚仗对生产资料的占有,无偿地剥削另一部分人的劳动成果。但是,私有财富的迅速增加,贫富分化的激烈进行,必然导致剥削,为使用奴隶劳动创造了直接的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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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格斯指出:“如果成员之间在分配方面发生了比较大的不平等,那末,这就已经是公社开始解体的标志了。”“随着分配上的差别的出现,也出现了阶级差别。”(《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87页)可见,阶级分化是随着分配上的不平等而来的。这在当时是符合历史发展规律的。而我们处于社会主义时期,为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就必须注意这个问题,限制分配中的不平等。如果这个问题处理得不好,就会产生新的阶级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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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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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原始社会解体和阶级产生的过程中,商品和货币交换起了非常重要的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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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母系氏族公社的繁荣阶段,那种相当闭塞的、自己生产自己消费的经济,占着绝对的支配地位。各氏族、各部落之间的交换活动,在整个社会经济生活中只起着次要的作用。到了母系氏族社会逐步向父来氏族社会过渡的时侯,出现了两个新的社会因素:第一,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出现了带有商品生产性质的独立的手工业,交换活动大为发展。山东大汶口的一座墓葬中,随葬有成套的生产工具,有大批的骨料、牙料,还有用来为骨器着色的赤铁矿石,看来死者生前是从事骨器制造的。第二,随着个体家庭和私有财富的出现,家庭与家庭、个人与个人之间的交换活动迅速地发展起来了。大汶口墓葬群中,富有者随葬的那些松绿石、碧玉环、象牙雕刻等奢侈品,看来是通过交换取得的。商品交换的原则侵入到氏族内部,又使原来家庭间,个人间那种不计报酬的互助关系到处都被冷酷的交换关系所代替,刺激了一些富裕家庭追求私有财富的贪欲,而一些氏族的贫苦成员拿不出足够物品来交换,便逐步陷入更加贫困的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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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交换开始时是采取以物易物的形式。它发展到一定程度,由于本身的矛盾,便从商品中分化出一种新的商品,各类商品都可以和它交换,都可以用它来估计价值。这种“普遍商品”,就是货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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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始社会末期的货币,还不是用金属铸成的。最平的货币是实物,如牲畜、贝壳等。以牲畜作为商品交换中的一般等价物,在我国少数民族调查材料中是不少见的。解放前云南独龙族人民在进行交换时有这样的固定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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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猪一条=八寸锅一口=苞谷五十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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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猪一条=一尺六寸锅一口=苞谷一百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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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猪一条=一尺八寸锅一口=苞谷一百五十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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肥猪一条=二尺锅一口=苞谷二百五十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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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考古发掘材料中,东起山东半岛、西至西北地区的原始社会晚期遗址,都发现过以猪或羊的下领骨随葬的习俗,在甘肃一座墓里出土的猪下领骨达到六十多块。显然,这些随养的猪或羊的下领骨,是作为死者财富的标志,也有可能是作为货币的象征的。至于以贝壳作为货币的材料,在考古发现中就更为普遍。辽宁敖汉旗大甸子原始社会末期的遗址中,有一个墓的随葬品,除家畜、松绿石串珠、彩绘陶器等外,在死者腿部下端还排列着二百九十四枚用蚌壳精心磨制的假贝。人们花费了如此大量的劳动去仿制贝,反映了随着私有财产的发展,一些人对货币财富的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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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货币是一种新的社会力量。它的出现,对氏族公社的解体起了巨大的刺激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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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作为普遍商品,可以用来交换到任何一种商品,这就诱起了那些富有者对货币的狂热追求。原来,以某一种特定物品为目标的追求,当获得这种物品时就得到了满足;现在,对货币的追求,这种欲壑是永远没有填满的时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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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还逐渐成为富人剥削穷人的手段。持有货币的富人用放债的方式盘剥贫困的氏族成员,把高利贷剥削带进了氏族公社。当借债的人陷于无力偿还的绝境时,债主就无情地强迫他们或他们的家族充当奴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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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清楚,商品和货币交换是跟着私有财富和社会分工而来的,反过来,又大大刺激了私有财富猛烈增加和贫富差别急速扩大。在以后几千年的阶级社会中,商品和货币交换不断得到发展,到了资本主义社会更是高度发展。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商品和货币交换虽还有存在的必要,但它也会引起新的阶级分化,在一部分人中诱起对私有财富的贪欲和追求。商品交换的原则如果扩大到社会生括的各个方面,就会破坏人与人之间的社会主义关系。因此,对于这种消极作用必须加以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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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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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力的发展,引起了生产关系的一系列变化,除分配关系和所有制的变化外,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发生着根本的改变。经济上的贫富差别必然导致政治上的地位不平等。少数的氏族当权人物和富裕家庭,逐渐控制了氏族内部的全部权力,和氏族其他成员的关系逐渐由平等变为不平等,并利用手中的权力对财产逐步进行篡夺。于是,权力也就成为奴隶制度呱呱出世时的催生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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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篡夺,最初也是在商品交换中开始的。氏族问、部落间的交换,本来是由氏族或部落首领代表全体成员进行的,交换来的东西归集体所有。但是,随着私有制的萌芽,这些氏族首领就利用对交换来的东西的支配权,从中渔利,乘机中饱,开始只是比其他成员多占一些,后来就大量据为己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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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氏族公社的公共财产开始转化为家庭私有财产时,氏族首领等上层人物这种化公为私的篡夺行为,就更大规模地进行了。云南独龙族在氏族公有土地转化为私有土地时,首领们总是倚仗权力,占有远比别人更多更好的土地。有一个首领一家就占有村靠附近肥沃的“水冬瓜树地”六十多亩。原始社会后期,分配上的不平等引起的贫富差别,终究还有一定的限度;而少数人利用手里的权力进行大量篡夺时,这种不平等和差别的护大就没有限制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分析原始社会解体的历史过程时,正是从这个含义上着重指出:“真正的私有财产到处都是因篡夺而产生的”(《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42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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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些享有特权的富裕家庭日益扩大的私有经济里,扩充了的私有土地需要很多人耕种,繁殖了的私有牲畜需要很多人饲养。生产的发展一方面引起了劳动力的缺乏,一方面又提供了剥削的可能。于是,奴隶制出现的历史条件成熟了。最早的奴隶,不是本氏族或部落的成员,而是通过战争从其它氏族或部落中掠夺来的俘虏。他们不再象过去那样被杀掉或被吸收为氏族成员,而是被强迫去从事奴隶劳动,为发展生产提供了更多的劳动力。恩格斯指出:“奴隶制起初虽然仅限于俘虏,但已经开辟了奴役同部落人甚至同氏族人的前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104页)。接接踵而来的,就是本部落以至本氏族中一些贫穷破产的成员,由于还不清债务等原因,被迫论为奴隶。奴隶与奴隶主这两个对抗阶级,就这样在氏族社会内部出现并一步步发展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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奴隶主阶级统治地位的确立,对广泛使用奴隶劳动,促进生产的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这在当时来说,是历史的一大进步。可是,奴隶主一旦占有奴隶,就采取野蛮的、几乎是野兽般的手段驱使奴隶进行无休无止的沉重劳动。甚至在奴隶主死亡时,有的奴隶还要被杀,作为殉葬品。青海东部柳湾一座原始社会末期的墓葬中,就已发现奴隶殉葬的现象:一个年轻女奴来侧身屈肢,被埋在奴隶主的棺外,一条腿还被压在棺下。这就是当时已存在阶级压迫的明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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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始社会末期,氏族或部落首领的职务尽管在形式上还通过选举产生,实际上已由那些富有的显贵家庭所垄断,形成了世袭制度。这时候,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分化也出现了。氏族或部落的首领本来是不脱离生产劳动的,这时已完全脱离生产劳动,高踞于劳动人民之上,依赖剥削他人劳动为生。这样,掌握在少数首领手中的权力已经不再为广大氏族成员服务,而成为压迫氏族成员的统治力量。随着奴隶和奴隶主之间的矛盾日益激化,作为奴隶主阶级专政工具的国家终于出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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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原始社会的解体和最早的阶级分化的历史过程告诉我们:从公有制向私有制的演变,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时期,其间,私有财富和私有观念的产生,等级差别以及商品和货币交换的出现,少数人利用特殊权力攫取财富进行篡夺等社会因素,对原始公有制的瓦解和阶级的产生起着重要的推动和促进作用。在以后几千年的剥削阶级占统治地位的阶级社会,特别是资本主义社会里,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之间的矛盾不断激化,贫富之间的鸿沟愈挖愈深,也是与这些社会因素得到了充分的发展,并以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有着密切的关系。由此可见,这些因素在促使后来阶级的对抗和不断分化的过程中,也是起着重要作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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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的历史条件与原始社会末期是根本不同的。但是,历史常常为现实提供借鉴。奴隶主阶级和封建地主阶级、资产阶级一样,有一个从革命到反动、从真老虎向纸老虎的转化过程。而我们今天研究最早的阶级分化是怎样出现的,则是为了研究今后消灭阶级过程中必须注意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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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原始社会公有制到私有制转变的这一历史发展过程中,起过进步作用的那些社会因素,在今天对社会主义公有制则起着瓦解作用。由于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尽管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建立起来了,但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谁胜谁负的问题并没有解决。几千年来形成的私有观念还在严重地束缚着人们的思想。同时,社会主义社会还实行按劳分配制度,在分配方面实际上还是不平等的,社会成员之间在生活水平上依然存在着差别。今天仍然存在的资产阶级法权,固然有其历史的必然性,但它毕竟是旧社会遗留的痕迹,是滋生资本主义的土壤。在党内,还有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他们可以倚仗手里掌握的权力,篡改党的正确路线,利用合法和非法的手段占有财富,化公为私,成为吸工人农民血的资产阶级分子。我们如果不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对资产阶级法权加以限制,不同走资派进行斗争,就很容易使社会主义公有制蜕变为资本主义私有制,出现资本主义复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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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资产阶级法权是限制还是强化、扩大,是两个阶级,两条路线斗争的一个重要内容。党内最大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极力反对限制资产阶级法权,明目张胆地和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理论问题的指示唱对台戏,其目的就是要维护党内外资产阶级的利益,反对为消灭阶级、最终实现共产主义创造条件。对资产阶级法权限制与反限制的斗争,今后必将长期地进行下去。从无阶级的原始社会到有阶级的奴隶社会,是自发地进行的,而我们要从有阶级的社会向无阶级的共产主义前进,则必须自觉地掌握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因此,我们一定要遵照毛主席的教导,“要多看点马列主义的书”,学好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党的基本路线,批判修正主义,限制资产阶级法权,逐步缩小三大差别,为实现共产主义的崇高目标奋斗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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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文:决不和工人讲平等的新贵族——评苏修剧本《一个能干的女人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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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毅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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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苏修舞台上,近年来有个名叫安娜?格奥尔基也芙娜的“能干的女人”大出风头。勃列日涅夫在苏修二十五大的总结报告中,还特意把她夸奖了一番。究竟是什么东西使勃列日涅夫“为之而感动”、并赞不绝口呢?翻开剧本《一个能干的女人的故事》一看,明白了:原来这个“能干的女人”,在推行勃列日涅夫的反革命路线方面确实“能干”异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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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能干的女人”,是一家有一百四十年历史的纺织厂的厂长。在厂里,她简直就是一个勃列日涅夫。一个车间完不成计划,她就下令各车间的工人放弃休息日加班;工人如果不老老实实遵从她那套规章制度,她便加以训斥、嘲骂,甚至以收回住房和解雇相成胁。在和工人的关系上,她完全以比工人高一等的统治者自居。当马尼娅等老工人在住房方面提出平等要求时,这个女厂长便振振有词地教训了她一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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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马尼娅,我们不是大家都平等的。我和你就不平等,你别见怪。过去我们曾经平等过,可是后来……我在技校里读了四年,又上了五年半大学,我们这就已经不平等了,对吗?只不过你知道,我的权利不是继承的遗产,也不是买彩票赢来的。权利大家都是一样的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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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一个“我和你就不平等”!好就好在她直言不讳,鲜明地道出了苏修社会的阶级关系,清楚地说明了苏修教育制度的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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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所共知,勃列日涅夫不断吹嘘苏联已处在什么“发达社会主义的条件下”,“没有敌对阶级和剥削”,到处是一片“新的、和谐的关系”。可是,他宠爱的这个“能干的”女厂长,却公开亮出坚决维护和工人“不平等”的信条。这的确和勃列日涅夫的鬼话不太“和谐”,然而却是事实。今日的苏联,一小撮官僚垄断资产阶级掌握着国家政权和生产资料,操纵着社会产品的分配,从而也就支配着工人的命运。从中央的总书记、部长,到每个企业的经理、厂长,构成一个新的剥削阶级。他们和工人的关系,已成为压迫和被压迫、剥削和被剥削的关系。列宁在《论国家》中说得好:“只要剥削存在,就不会有平等。地主不会与工人平等,吃饱的人不会与挨饿的人平等”(《列宁选集》第4卷第56页)。住在有现代化设备的高级住宅里、并以压迫工人为自己“权利”的安娜,怎么会与住在十九世纪盖的“兵营”里的马尼娅讲“平等”?从这点上说,安娜不无可爱之处,因为她比勃列日涅夫坦率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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耐人寻味的是,安娜本是工人阶级中的一员,她和工人“曾经平等过”。从“平等”到“不平等”的奥妙何在?就是因为她“在技校里读了四年,又上了五年半大学”。受过高等教育,就不能和工人划等号了,就应该从和工人“平等”的地位上升为统治工人的贵族老爷的地位,就理所当然地要享受各种特权。在苏修新沙皇的统治下,苏联的一切文化知识,一切科学技术,统统商品化了。前不久,勃列日涅夫就公然宣称:“文化水平”是“宝贵的资本”,“这些青年时代赚来而以后又不断添加的资本,将终身为你服务”。这一妙语比许多长篇大论更能表明苏联教育的修正主义本质。有了大学文凭,就等于赚来了“宝贵的资本”,获得了压榨工人的权力。知识,这个世世代代劳动人民用血汗创造出来的智慧结晶,在今天的苏联,就这样地起着资本的效用而吮吸着劳动人民的血汗,变成了新的资产阶级贵族统治所谓“下等人”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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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知识作为统治人民、压迫人民的工具,这不是安娜的创造,也并非勃到日涅夫的发明,而是古今中外一切剥削阶级的共同特征。从我国没落奴隶主阶级代表孔丘、孟轲鼓吹“君子劳心,小人劳力”,到封建文人鼓吹“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一直到欧洲资产阶级学者鼓吹“知识就是力量”等等,都把掌握文化作为压迫和剥削人民的资本。大家知道,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差别是造成阶级差别的重要条件之一。在原始社会,没有也不可能有治“劳力者”的“劳心者”。只是由于社会分工和生产力的发展,伴随着阶级的出现和国家的形成,才产生了人类历史上的所谓“劳心者”。从此,文化科学知识就被这些脱离直接生产劳动的“劳心者”所垄断,成了剥削阶级的世袭工具。这种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对立,到了资本主义社会,则成了“现代社会不平等的最重要的根源之一”(《国家与革命》,《列宁选集》第3卷第253页)。无产阶级革命的任务,就是要消灭这种不平等。现在,苏修叛徒集团居然恬不知耻地为“劳心者”与“劳力者”之间的不平等高唱赞歌,这正好说明在他们那个名曰“发达社会主义”的社会里,“发达”的正是资本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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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娜之所以受到勃列日涅夫的特别宠爱,还在于他们之间有着一个共同的特点,即都是把受高等教育当作爬到工人农民头上的阶梯。正是勃列日涅夫之流,在当上所谓“红色专家”后,就自以为高人一等,不想与工人划等号了,并且拼命追求、强化、扩大资产阶级法权及其所带来的那一部分不平等,成为骑在工农头上的吸血鬼。这些党内走资派是无产阶级最危险的敌人。时机一到,他们就篡夺党和国家权力,全面复辟资本主义。这伙新资产阶级分子,极端仇恨工人,压迫、剥削人民比老的资本家还厉害。从表面上看,确实如安娜所说,他们的权利“不是继承的遗产”。但是,苏修的教育制度和社会制度,却保障和维护了他们的继承权。当大官必然要读大学,读大学就有条件当大官。勃列日涅夫在苏修二十五大的总结报告里如数家珍般地夸耀:“现在共和国的党中央书记、党的边疆区委和州委书记中,有百分之九十九点五的人受过高等教育,其中百分之七十以上的人受过工程技术教育及农业教育。……市委和区委书记中,有百分之九十九点二的人受过高等教育,其中有百分之六十的人是工业和农业专家。今后我们应当更加坚定地贯彻这条路线。”安娜便是这条反革命路线的必然产物,同时又是这条路线的狂热推行者。然而,正是通过安娜这个“能干的女人”和她那套不平等的理论,使全世界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都看到了苏联复辟资本主义的血淋淋的现实,懂得了勃列日涅夫发誓要“更加坚定地贯彻”的“这条路线”,是把一小撮新贵族捧到天上,把劳动人民打入地狱的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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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变修的教训告诉我们,无产阶级在夺取政权后,不但要在经济领域里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而且还必须坚持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各个文化领域中实行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由于在社会主义社会还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三大差别和资产阶级法权,所以在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分子和工农群众之间,还存在着事实上的不平等。这是资本主义的痕迹。对这种不平等是限制它,缩小它,创造条件逐步消灭它,还是赞美它,护大它,表现着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激烈斗争。邓小平刮起的右倾翻案风,不是公然反对读了大学和工人农民划等号吗?划不划等号,意味着属于哪个阶级的问题。愿意划等号,就是愿意跟工农兵一起革命,全心全意为工农兵服务;不愿划等号,就是以为读了点书便有了资本,想爬到工农头上作新贵族了。这后一种人,在我们国家是没有出路的;要找出路,则必然热衷于资本主义复辟。邓小平的路线,在阶级本质上和勃到日涅夫的路线是一致的。如果邓小平的阴谋得逞,中国会变成什么样子,不妨看看这个剧本。从这个意义上说,《一个能干的女人的故事》,不失为一份很好的反面教材,安娜这个被勃列日涅夫所宠爱的女厂长,不失为一个很好的反面教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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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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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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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斗争中建设党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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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斗争中加强党的建设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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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内斗争与党的发展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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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不容许用走资派的面貌改造党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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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干部要自觉限制资产阶级法权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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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批邓,加强党的建设——河南林县宋家庄大队的调查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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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批判邓小平的修正主义路线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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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邓小平的买办资产阶级经济思想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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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复辟倒退的条例——《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批判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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卑劣的伎俩 险恶的用心——评邓小平关于评论《水浒》的一次谈话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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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资派为什么要扩大资产阶级法权?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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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着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继续前进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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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批邓斗争中加强工人理论队伍建设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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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人群众监督领导学好理论——广西大厂矿务局的调查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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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测群防战地震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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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商业的一支重要力量——甘肃华亭县的调查 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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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卫生革命也要学大寨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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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赤脚” 永不变色 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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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沈阳化工厂搞好环境保护的调查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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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历史经验 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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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我国最早的阶级分化——原始社会文物考古资料的一些分析 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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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文:决不和工人讲平等的新贵族——评苏修剧本《一个能干的女人的故事》 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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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ference in new iss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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