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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旗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办
一九七六年第一期 目录
毛主席语录
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如果这一步也值得骄傲,那是比较渺小的,更值得骄傲的还在后头。在过了几十年之后来看中国人民民主革命的胜利,就会使人们感觉那好象只是一出长剧的一个短小的序幕。剧是必须从序幕开始的,但序幕还不是高潮。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
毛主席语录
阶级斗争并没有结束。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还是长时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
无产阶级必须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各个文化领域中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的专政。
安定团结不是不要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
词二首
毛泽东
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
一九六五年五月
久有凌云志,重上井冈山,千里来寻故地,旧貌变新颜。到处莺歌燕舞,更有潺潺流水,高路入云端。过了黄洋界,险处不须看。
风雷动,旌旗奋,是人寰。三十八年过去,弹指一挥间。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谈笑凯歌还。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
念奴娇——鸟儿问答
一九六五年秋
鲲鹏展翅,九万里,翻动扶摇羊角。背负青天朝下看,都是人间城郭。炮火连天,弹痕遍地,吓倒蓬间雀。怎么得了,哎呀我要飞跃。
借问君去何方?雀儿答道:有仙山琼阁。不见前年秋月朗,订了三家条约。还有吃的,土豆烧熟了,再加牛肉。不须放屁,试看天地翻覆。
(原载《诗刊》一九七六年一月号)
世上无难事 只要肯登攀
《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
一九七六年元旦社论
一九七六年来到了。今天发表了伟大领袖毛主席一六五年写的词二首:《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和《念奴娇·鸟儿问答》。这两篇光辉的作品,以高度的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艺术形象,描给了国内外“天地翻覆”,“旧貌变新颜”的大好形势,歌颂了革命人民“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的英勇气概,揭示了马列主义必胜,修正主义必败的历史规律。毛主席这两首词的公开发表,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和现实意义,对全国人民是一个巨大的鼓舞。在跨入新的一年的时候,吟诵毛主席的诗词,放眼祖国万里河山,纵观世界革命风云,我们心潮澎湃,豪情满怀,对夺取新的胜利,更加充满信心。
看吧,“到处莺歌燕舞”。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经过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学习运动和评论《水浒》,我们的党朝气蓬勃,我们的人民意气风发,我们的国家欣欣向荣,无产阶级专政空前巩固。社会主义新生事物象绚丽的鲜花,开遍了祖国大地。各族人民广泛持久地学习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对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认识逐步加深,提高了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觉悟。老、中、青三结合,使各级领导班子生气勃勃,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正在按照毛主席提出的五条标准锻炼成长。以革命样板戏为标志的文艺革命,促进社会主义文艺创作日益繁荣。教育革命沿着毛主席指引的方向,在斗争中前进,努力把学校改造成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卫生革命改变着农村缺医少药的面貌,赤脚医生不断成长,合作医疗更加巩固。广大干部进五·七干校,下放劳动,重新学习,提高了继续革命的觉悟,焕发了革命青春。千余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坚持乡村干革命,在农村广阔天地里茁壮成长。工人阶级进驻大、中、小学等上层建筑机构,打破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一统天下。工农兵理论队伍的建立和发展,推动了思想文化战线的社会主义革命。农业学大寨的群众运动蓬勃开展,亿万群众发动起来了,百万干部奔赴农业第一线,普及大寨县的革命洪流滚滚向前。我国农业连续十四年丰收。工业学大庆的群众运动深入发展,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革命精神进一步发扬,工业生产达到新的水平。专业科技人员和工农相结合,开门办科研,人造地球卫星返回地面,科学事业有了新的发展。第四个五年计划规定的工农业总产值指标,已经胜利完成。我国物价稳定,市场繁荣,人民生活逐步提高。
这一切事实,有力地驳斥了“今不如昔”的谬论。这是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的伟大胜利。
在新的一年里,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要在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坚持党的基本路线,认真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以阶级斗争为纲,继续贯彻执行毛主席的一系列重要指示,促进上层建筑各个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促进安定团结,促进社会主义的农业、工业和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为进一步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而斗争。
毛主席教导我们:“千万不要忘记阶级和阶级斗争”。
毛主席最近又教导我们:“安定团结不是不要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
以阶级斗争为纲,是毛主席二十多年来领导我们党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基本理论和基本实践。正如毛主席一九六五年在批判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时再次指出的:“整个过渡时期存在着阶级矛盾、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两条道路斗争。忘记十几年来我党的这一条基本理论和基本实践,就会要走到斜路上去。”多年来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否定或修改以阶级斗争为纲,在理论上和实践上就必然会犯错误。搞马克思主义还是搞修正主义的两条路线的斗争,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斗争在党内的反映。最近教育战线那种刮右倾翻案风的奇谈怪论,就是代表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的修正主义路线的突出表现。这再一次说明:社会主义社会中的阶级斗争是长期的、曲折的、有时是很激烈的。我们要保持清醒的头脑,坚持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斗争,任何时候都不要忘记阶级斗争这个纲。纲举才能目张。列宁在批判那种把政治同经济平列起来的折中主义观点时说:“政治同经济相比不能不占首位。不肯定这一点,就是忘记了马克思主义的最起码的常识。”什么是政治,列宁说:“政治就是各阶级之间的斗争”。忘记了阶级斗争这个纲,就将是一个盲目的不完全的不清醒的革命者,就会偏离社会主义方向。
怎样看待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当前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集中反映。党的“九大”、“十大”都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作了总结。肯定还是否定这场大革命,实质上是继续革命还是复辟倒退的斗争。这种斗争将会长期进行下去。我们的广大干部,要继续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开展对《水浒》的评论,重温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系列指示,深刻认识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认识这两个阶级和它们之间的阶级斗争,认识社会主义革命的性质、对象、任务和前途,自觉地掌握党在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和政策。这样,才能正确对待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确对待群众,正确对待自己。要继续批判刘少奇、林彪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批判资本主义倾向,批判资产阶级法权思想,保卫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
正确对待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有一个正确对待社会生义新生事物的问题。社会主义新生事物是无产阶级战胜资产阶级的崭新成果,是亿万群众生气勃勃的伟大创造,它从各个方面限制了资产阶级法权,反映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必将代替资本主义的历史发展趋势。毛主席说:“任何新生事物的成长都是要经过艰难曲折的”,“群众是真正的英雄”。每一个共产党员和革命者,都要满腔热情地支持革命的新生事物。要看到新生事物有一个成长的过程,会有某些不足之处,应该在充分肯定成绩的基础上,采取积极的态度和措施,使之更加完善。切不可象资产阶级贵族老爷那样,横加责难,大泼冷水。更不能跟着一小振心怀敌意、别有用心的人扼杀新生事物。我们要以阶级斗争为纲,继续搞好教育革命、文艺革命、卫生革命和各条战线的斗批改。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使我国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一个强大的推动力。”今年是实行发展国民经济第五个五年计划的第一年,要努力完成和超额完成国家计划。要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勤俭建国,继续贯彻执行“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的方针,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把国民经济搞上去。要继续深入开展农业学大寨的群众运动,全党动手,大办农业,为普及大寨县而奋斗。要贯彻执行鞍钢宪法,继续深入开展工业学大庆的群众运动,走我国自己工业发展的道路。搞工业也好,搞农业也好,搞其它工作也好,都要围绕阶级斗争这个纲,都要依靠群众,调查研究,总结经验,抓好典型。
党的领导是我们事业取得胜利的基本保证。各级党委要加强领导,抓紧学习,教育和训练干部,认真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和各项方针政策。教育战线的大辩论在各级党委领导下进行,不搞战斗队。要严格区分和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对于路线斗争的大是大非问题,要通过辩论,弄清思想,划清马克思主义同修正主义的界限。对犯错误的同志,要按照“团结——批评和自我批评——团结”的公式,惩前毖后,治病救人。要继续注意老、中、青三结合。我们要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指引下,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群众和干部,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把各项工作做得更好。
当前国际形势大好,天下大乱。世界各种基本矛盾日益激化,革命和战争的因素都在明显增长。“士豆烧牛肉”的假共产主义彻底破产,各国马列主义政党和组织在反对现代修正生义的斗争中发展壮大。第三世界国家和人民在反帝、反殖和反对大国霸权主义的斗争中,发挥了主力军的作用。苏美两霸的争夺愈演愈烈,争夺的战略重点在欧洲。搞“声东击西”、玩弄“缓和”骗局最起劲的苏联社会帝国主义,正是今天最危险的战争策源地。我们要提高警惕,准备打仗。要继续贯彻执行毛主席提出的“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备战、备荒、为人民”的战略方针。人民解放军和广大民兵,要发扬光荣的革命传统,加强战备,严格训练,严格要求,随时准备歼灭一切来犯之敌。我们一定要解放我国的神圣领土台湾省。
“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毛主席的光辉词句,指出了我们无限光明灿烂的前途和前进道路上所必须经历的曲折斗争,指引我们在继续革命的大道上,披荆斩棘,奋勇向前。有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指引航向,有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有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团结一致,我们一定能战胜任何艰难险阻,在新的一年里,夺取更大的胜利。
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 抓紧阶级斗争这个纲
抓紧阶级斗争这个纲
池恒
毛主席最近再一次教导我们:“安定团结不是不要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我们要深刻领会毛主席的教导,重温毛主席多年来对这个问题的一贯指示,批判“阶级斗争熄灭论”,反对忽视阶级斗争的错误倾向。要认真贯彻执行党的基本路线,抓紧阶级斗争这个纲,把各项工作做得更好,争取更大的胜利。
一九六五年,毛主席在批判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时曾经指出:“整个过渡时期存在着阶级矛盾、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两条道路斗争。忘记十几年来我党的这一条基本理论和基本实践,就会要走到斜路上去。”我国进入社会主义革命时期以来二十多年的历史,就是毛主席领导我们不断进行反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的历史,就是阶级斗争推动着我国社会前进的历史。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是我们党的基本理论和基本实践。根据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不断总结阶级斗争的实践经验,把阶级斗争这个纲紧紧地抓在手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不断地取得新的胜利。
在社会主义事业中,要不要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归根到底是一个承认不承认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仍然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问题,承认不承认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时期都需要坚持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专政的问题。这个问题,不论在国际还是国内,一直是马克思主义同修正主义进行激烈斗争的焦点,是区别真马克思主义还是假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标志。回顾一下我们同刘少奇、林彪这些党内修正主义路线头子所进行的斗争,可以使我们对这个问题认识得更加清楚。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召开的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主席明确指出,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胜利后,国内的主要矛盾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同时还提醒我们:“在拿枪的敌人被消灭以后,不拿枪的敌人依然存在,他们必然地要和我们作拼死的斗争,我们决不可以轻视这些敌人。”毛主席为我们同资产阶级的斗争规定了方针和政策,并且强调指出要警惕党内出现被资产阶级糖衣炮弹打中的人物,这就给我们继续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指明了方向。而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却大唱反调,他背着中央,不顾七届二中全会的决议,到处鼓吹资产阶级对工人阶级“剥削有功”,还提出要“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他鼓吹的那一套抹杀阶级斗争、反对社会主义革命的谬论,及时地受到毛主席的批判和抵制。全党和全国人民在毛主席的领导下,开展了大规模的镇压反革命运动和“三反”、“五反”运动,打击了反革命分子,打退了资产阶级的猖狂进攻,保证了抗美援朝的胜利,迅速恢复了国民经济。接着,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指引下,我们粉碎了高岗、饶漱石的反党联盟,进行了反对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斗争,胜利地开展了肃反运动,进行了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配合社会主义改造的进行,从揭露卖国主义电影《清宫秘史》(当时被刘少奇一伙压制而未展开批评)和批判反动电影《武训传》开始,我们在意识形态领域里进行了一系列反对资产阶级思想的斗争,批判了资产阶级唯心论,打击了自称“学得了马克思主义”而实际上向资产阶级思想投降的修正主义者。这一切胜利,都是在毛主席领导下,抓紧了两个阶级、两条道路斗争这个纲而取得的。
在全国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取得伟大胜利以后,是否还存在阶级和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斗争是否还是国内的主要矛盾,马克思主义者同修正主义者之间又进行了一场争论。刘少奇一伙胡说什么:“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已经基本上解决”;国内的主要矛盾“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这种修正主义谬论,当即受到毛主席严肃的尖锐的批判。一九五七年,毛主席针对刘少奇散布的谬论,反复强调了阶级斗争的长期性和复杂性,明确指出:“在我国,虽然社会主义改造,在所有制方面说来,已经基本完成”,“但是,被推翻的地主买办阶级的残余还是存在,资产阶级还是存在,小资产阶级刚刚在改造。阶级斗争并没有结束。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还是长时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不久后发生的反对资产阶级右派的斗争证明,毛主席的论断是完全正确的。这场斗争取得胜利以后,在毛主席制定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的指引下,亿万人民批判了洋奴哲学、爬行主义,出现了一九五八年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向前跨进了一大步。
但是,斗争并没有停止。一九五九年八月在庐山召开的党的八届八中全会上,彭德怀反党集团跳了出来,攻击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这场斗争的实质,正如毛主席指出的,“是一场阶级斗争,是过去十年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两大对抗阶级的生死斗争的继续”。根据这次和过去多次斗争的经验,毛主席又教导我们:“在中国,在我党,这一类斗争,着来还得斗下去,至少还要斗二十年,可能要斗半个世纪,总之要到阶级完全灭亡,斗争才会止息。”随后,刘少奇一伙就利用三年自然灾害和苏修叛徒集团撕毁合同、撤走专家造成的暂时经济困难,反对毛主席的正确路线,大肆鼓吹“工业要退够,农业也要退够”,并且公开提出和推行“三自一包”的修正主义路线。毛主席察觉到刘少奇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的危险性,在一九六二年一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向一些同志打了招呼,提出了要警惕出修正主义的问题,并于同年八月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和九月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向全党发出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和阶级斗争”的伟大号召,指出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这个历史阶段中,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更加完整地提出了我们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教导我们对这个问题“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 一九六三年五月,毛主席又进一步向全党发出了这样的警告:如果忘记了阶级和阶级斗争,忘记了无产阶级专政,“那就不要很多时间,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现全国性的反革命复辟,马列主义的党就一定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党,变成法西斯党,整个中国就要改变颜色了。”这样,毛主席就把抓不抓阶级斗争和要不要加强无产阶级专政的问题,作为关系党和国家的前途与命运的大事,尖锐地给我们提出来了。
事情往往就是这样:无产阶级越是要抓紧阶级斗争,向无产阶级进攻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越是要虚伪地抹杀阶级矛盾。当全国城乡遵循党的基本路线,大规模地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时候,刘少奇又跳了出来,胡说什么农村的主要矛盾是“四清四不清的矛盾”,是“党内外矛盾交叉”,妄图以此来改变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方向。毛主席当即批判了刘少奇的奇谈怪论,坚持了社会主义时期的主要矛盾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这个正确论断,并且明确指出“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也即指出了资产阶级的代理人就在共产党内,从而保证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健康发展。在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中,再一次引用了毛主席的这个论断,并为此而制定了各项政策。只要我们深刻地认识到社会主义社会中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斗争的长期性,就可以认识到毛主席这一科学分析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和防止资本主义复辟有多么重要的意义了。
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场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政治大革命。这场大革命刚刚开始的时候,刘少奇资产阶级司令部盗用中央名义,向全党抛出了“二月提纲”,用极其虚伪的词句,模糊了当时思想文化战线上尖锐的阶级斗争,并且提出了“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这个资产阶级的口号,妄图把这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你死我活的政治斗争引到所谓“纯学术”讨论上去。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及时揭露了他们的阴谋,领导全党和全国人民经过反复曲折的斗争,摧毁了刘少奇资产阶级司令部。接着,林彪反党集团又跳了出来。林彪伙同陈伯达为我们党的“九大”起草的政治报告,认为“九大”以后的主要任务是发展生产,这同刘少奇、陈伯达背着毛主席塞进“八大”决议中的谬论是一路货色。这个报告,理所当然地被中央否定了。“九大”完全肯定了毛主席为我们党制定的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九大”以后,我们开展了批修整风、批林整风运动,取得了粉碎林彪反党集团的伟大胜利。“十大”对我们党同林彪反党集团的斗争作了总结,再次肯定了我们党的基本路线。“十大”以后两年多来,毛主席领导我们继续以阶级斗争为纲,深入开展了批林整风、批林批孔运动和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运动,开展了对宣扬投降主义的反面教材《水浒》的评论,开展了教育革命的大辩论,在政治战线、经济战线和思想文化战线取得了伟大的胜利。
“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二十多年来我们所走过的道路说明,要不要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积极开展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斗争,在政治战线、经济战线和思想文化战线继续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巩固和加强无产阶级专政,这是搞马克思主义还是搞修正主义的根本问题。刘少奇、林彪这些党内修正主义路线的头子,竭力散布“阶级斗争熄灭论”,抹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区别,抹杀无产阶级专政和资产阶级专政的区别,其实他们根本不是要“熄灭”阶级斗争,而是要麻痹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的思想,反对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斗争,以达到他们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的罪恶目的。我们决不能忘记这方面的历史经验,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放松自己的警惕性,不能忘记阶级和阶级斗争,不能忘记无产阶级专政。
在当前的大好形势下,仍然存在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前一个时期社会上出现的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否定社会主义新生事物、否定无产阶级教育革命的错误思潮,就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集中反映。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我们所取得的伟大胜利,这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来说,无疑是惨重的失败。他们对此是不甘心的,总要寻找机会反攻倒算,企图翻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案。而当他们一旦刮起了右倾翻案风,抛出了如教育界中的奇谈怪论一类修正主义的货色,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就要理所当然地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这是合乎规律的发展。“有错误就得批判,有毒草就得进行斗争。”我们只能遵循毛主席的教导,紧紧掌握阶级斗争这个纲,有领导有步骤地积极开展这种斗争。我们要在党的领导下,继续批判刘少奇、林彪的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批判教育战线上那些违背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错误观点和错误倾向,并且在斗争中严格区分和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群众和干部,以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教育战线的大辩论在各级党委领导下进行,不搞战斗队。
在我们的社会主义社会里,各种社会现象都有一定的阶级内容,各种思想无不打着阶级的烙印,各方面工作中的各种各样的矛盾,都是服从于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这个主要矛盾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规定或影响着其他矛盾的存在和发展。没有哪一项工作是离开阶级斗争而孤立存在的。因此,我们无论从事什么工作,都要真正做到以纲带目,纲举目张。在文化教育、文学艺术、科学卫生等各个领域里,主要矛盾也都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这些领域里的各项工作,都有一个政治方向的问题,即要不要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要不要在这些领域里实行对资产阶级专政的问题。当前教育战线正在进行着的争论,尽管涉及了教育制度、教学方针和教学方法等许多问题,而最根本的还是教育要不要革命,要不要使学校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成为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的阵地,也就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在教育领域里谁专谁的政的问题。这就是这场争论的实质。抓住实质,就可以击中那些奇谈怪论的要害。我们要努力把国民经济搞上去,首先要使国民经济各部门真正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前进。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最根本的是要好好学习大庆和大寨的主要经验,抓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坚持社会主义方向,走社会主义道路。方向道路问题解决了,才能充分调动广大群众和干部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充分发挥工人阶级、贫下中农的革命干劲,使生产得到迅速的发展。方向道路问题不解决,无产阶级的正气不能压倒资产阶级的邪气,资本主义的东西得不到批判,广大群众和干部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就会受到压抑,生产的发展就会遇到困难。抓革命,促生产,具体体现了以阶级斗争为纲多快好省地发展生产,我们要坚持这个正确的方针。
以阶级斗争为纲,就要始终坚持毛主席为我们党制定的基本路线。毛主席教导我们说:“我党规定了中国革命的总路线和总政策,又规定了各项具体的工作路线和各项具体的政策。但是,许多同志往往记住了我党的具体的各别的工作路线和政策,忘记了我党的总路线和总政策。而如果真正忘记了我党的总路线和总政策,我们就将是一个盲目的不完全的不清醒的革命者,在我们执行具体工作路线和具体政策的时候,就会迷失方向,就会左右摇摆,就会贻误我们的工作。”学习毛主席的这个教导,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我们现在所做的各项工作,都有具体的方针和政策。这些方针和政策,都服从一个总纲,就是党的基本路线,就是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斗争,就是无产阶级专政。离开这个总纲,各项具体的方针和政策就执行不好,甚至可能在执行中出偏差。有的同志不能正确对待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能正确对待社会主义新生事物,犯了这样那样的一些错误,同他们脱离党的基本路线,不能用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观点去观察和分析问题,有很大的关系。我们要努力使自己的思想和行动,任何时候都不离开党的基本路线的指导。
要抓好阶级斗争这个纲,必须认真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要在去年学习的基础上,力求有所前进。我们把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真正搞清楚了,对社会主义时期的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有了正确的认识,对社会主义革命的性质、对象、任务和前途有了正确的认识,懂得了为什么要对资产阶级进行专政,才能自觉地贯彻执行党的基本路线,处理好纲和目的关系;才能正确对待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确对待群众,正确对待自己,支持那些有利于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社会主义新生事物。我们要实现安定团结,但不是不要阶级斗争了,安定团结只能是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正确地开展阶级斗争,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的结果。我们要努力把国民经济搞上去,但也不是不要阶级斗争了,离开以阶级斗争为纲,国民经济是不可能沿着正确道路前进的。那种否认阶级斗争是纲,忽视和放松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学习和实践的想法和做法,是完全错误的。因为那样势必抹杀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这个主要矛盾,势必把政治与经济、政治与业务平列起来,违背“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政治同经济相比不能不占首位”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理,不符合毛主席的历来教导。
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指引下,紧紧抓住阶级斗争这个纲,认真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必将取得新的更大的胜利。
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学习《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
程越
毛主席的伟大著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是指导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强大思想武器。在这部著作中,毛主席深刻地分析了社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指出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取得基本胜利以后,仍然存在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敌我之间和人民内部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并为正确处理这些矛盾提出了完整的理论、方针和政策。当前,在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运动中,联系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实际,重新学习毛主席的这部光辉著作,对于我们深入批判刘少奇、林彪的修正主义路线,提高贯彻执行党的基本路线的自觉性,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把各项工作做好,有很重要的现实意义。
毛主席在《矛盾论》中指出:“在复杂的事物的发展过程中,有许多的矛盾存在,其中必有一种是主要的矛盾,由于它的存在和发展,规定或影响着其他矛盾的存在和发展。”无论在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或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毛主席都反复教育全党要正确认识和解决这个革命阶段中的主要矛盾。早在一九四九年三月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主席就明确指出:在无产阶级夺取全国政权以后,国内的主要矛盾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毛主席深刻地分析了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斗争的内容和形式,为我们党从新民主主义革命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提出了完整的路线和政策。从社会主义革命阶段这个主要矛盾出发,毛主席亲自制定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在这条总路线的照耀下,我们只用了短短的几年时间,就在全国取得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伟大胜利,使个体经济变为集体经济,资本主义私有制变为社会主义公有制。
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取得基本胜利以后,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面临着一个新的问题。国内的主要矛盾是什么?是不是还存在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要不要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继续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这是关系到革命前途和国家命运的重大问题。毛主席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原则,深刻地总结了无产阶级专政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第一次对这些问题作了科学的系统的回答。毛主席在这部光辉著作中指出:“在我国,虽然社会主义改造,在所有制方面说来,已经基本完成”,“但是,被推翻的地主买办阶级的残余还是存在,资产阶级还是存在,小资产阶级刚刚在改造。阶级斗争并没有结束。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还是长时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无产阶级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资产阶级也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在这一方面,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谁胜谁负的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这就明确地告诉我们:认为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取得基本胜利,阶级就消灭了的观点是完全错误的;在社会主义历史阶段,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还长期存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仍然是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我国阶级斗争的事实,苏修叛徒集团在苏联复辟资本主义的事实,都雄辩地证明,毛主席的这些论断是何等的英明!
毛主席对于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分析,是以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基本原理为根据的。毛主席在这部著作中指出:“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基本的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已经建立起来,它是和生产力的发展相适应的;但是,它又还很不完善,这些不完善的方面和生产力的发展又是相矛盾的。 除了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发展的这种又相适应又相矛盾的情况以外,还有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又相适应又相矛盾的情况”。“我们今后必须按照具体的情况,继续解决上述的各种矛盾。”毛主席在这里指明了对立统一规律这个在自然界、人类社会和人们的思想中都普遍存在的根本规律,同样是社会主义社会的根本规律。这就从根本上否定了那种认为社会主义社会中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完全适应,不再存在矛盾的错误观点;从根本上否定了那种否认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之后,仍然必须在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方面继续进行革命,认为主要任务是发展生产力的错误观点;从根本上否定了那种否认阶级斗争是推动社会主义社会前进的强大动力的错误观点。毛主席的这些科学论断,照亮了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康庄大道。
毛主席的这部光辉著作,进一步为党的基本路线奠定了理论基础。一九六二年,毛主席再一次重提了阶级斗争问题,更加完整地提出了我们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毛主席指出:“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中,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要认识这种斗争的长期性和复杂性。要提高警惕。要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要正确理解和处理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问题,正确区别和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不然的话,我们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就会走向反面,就会变质,就会出现复辟。我们从现在起,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使我们对这个问题,有比较清醒的认识,有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党的基本路线是我们党和国家的生命线,沿着这条路线前进,我们就会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
“马克思主义也是在斗争中发展起来的。”毛主席提出的关于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阶级、阶级斗争和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是同修正主义理论,同刘少奇、林彪所鼓吹的唯生产力论和阶级斗争熄灭论进行长期斗争发展起来的。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前,刘少奇就宣扬“先机械化,后合作化”的谬论,妄想阻挡汹涌澎湃的农业社会主义改造高潮的到来。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刘少奇、林彪都反对毛主席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存在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学说,反对党在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反对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
一九五六年,正当国际上修正主义泛滥,国内阶级斗争很尖锐的时候,刘少奇伙同陈伯达,公开对抗毛主席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的指示,把国内的主要矛盾说成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并背着毛主席把这一修正主义谬论塞进八大决议。毛主席当时就严肃指出,这个观点是错误的,是反马克思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认为,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不适合生产力性质的生产关系迟早要改变。这是一条基本原理。马克思指出:“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活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八十二页至八十三页。]恩格斯指出:“生产资料从这种桎梏下解放出来,是生产力不断地加速发展的唯一先决条件”。[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第三二二页。]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正是把严重阻碍生产力发展的旧生产关系,改变为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使生产力获得了解放。刘少奇一饮捏造“落后”生产力和“先进”生产关系的矛盾,不过是“先机械化,后合作化”一类谬论的翻版。按照他们的谬论,那岂不等于说,社会主义革命搞得太快了,应该再退到资本主义去吗?可见,他们的目的就是为复辟资本主义制造舆论。
刘少奇的修正主义谬论虽然受到批判,但是,马克思主义同修正主义两条路线的斗争并没有结束。一九六九年,在党的九大之前,林彪伙同陈伯达炮制了一个政治报告,再次搬出阶级斗争熄灭论,认为九大以后的主要任务是发展生产。这个修正主义的报告,受到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严厉批判,被毛主席、党中央否定了。这个报告的要害也是鼓吹唯生产力论、阶级斗争熄灭论,反对党在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林彪不是胡说什么我国已经“毫无修正主义”了吗?既然这样,那么反修防修、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任务当然就一笔勾销,剩下的任务只是发展生产了。
唯生产力论,历来是新老修正主义者反对社会主义革命的破烂武器。第二国际的老修正主义者伯恩施坦曾经提出,只要生产力高度发展,资本主义就可以和平“长入社会主义”,“诉诸暴力革命就成为毫无内容的空话”。[爱·伯恩施坦:《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后来,叛徒考茨基也胡说“只有靠资本主义所带来的生产力的大规模发展”“社会主义——也即在现代文化之下的普遍福利——才会成为可能”。[卡·考茨基:《无产阶级专政》。]因此,他们疯狂地反对伟大的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叫嚷“俄国生产力还没有发展到足以实现社会主义的水平”。[转引自列字:《论我国革命》。《列宁选集》第四卷,第六九一页。]列宁针锋相对地驳斥了这种谬论,指出:“你们说,为了建设社会主义就需要文明。好极了。那末,我们为什么不能首先在我国创造这种文明的前提如驱逐地主,驱逐俄国资本家,然后开始走向社会主义呢?”[列宁:《论我国革命》。《列宁选集》第四卷,第六九二页。]可见,他们鼓吹唯生产力论,目的是反对无产阶级夺取政权。苏修叛徒集团继承了老修正主义者的衣体,也把这个东西当作宝贝,叫嚷什么“主要的东西是经济、是生产”,[赫鲁晓夫在苏共中央全会上的报告:《苏联的经济发展和党对国民经济的领导》(一九六二年十一月十九日)。]“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经济重于政治”,[苏联《经济报》社论:《研究、了解、行动》(一九六二年十二月八日)。]等等。真是这样吗?不,他们自己就是把反革命的政治放在第一位的。他们的真正目的是要用唯生产力论代替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麻痹革命人民的斗志,掩盖他们在苏联全面复辟资本主义的罪行。
刘少奇、林彪反复鼓吹唯生产力论,实质是妄图引导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是在我国民主革命胜利以后,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基本问题。资产阶级要走资本主义道路,这是明显的。在党内,我们要走社会主义道路,但是一部分人却认为中国是一个很穷的国家,没有条件发展社会主义,必须走资本主义道路。刘少奇、林彪就是这种修正主义路线的代表人物。刘少奇、林彪鼓吹唯生产力论和阶级斗争熄灭论,但在他们那里阶级斗争熄灭了吗?没有,根本没有。刘少奇收罗了一堆叛徒、死党,搞了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推行修正主义路线,妄图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猖狂地向无产阶级进行阶级斗争,这那里有一点阶级斗争熄灭的影子呢?林彪一伙鼓吹九大以后主要任务是发展生产,但他们在九大以后并不是以“发展生产”为主要任务,而是以打倒无产阶级为主要任务。从一九六九年十月到一九七O年一月,林彪和他的死党就写了好几条“悠悠万事,唯此为大,克已复礼”的条幅,迫不及待地把改变党的基本路线,复辟资本主义当作万事中的大事。按照这个反动政治纲领,他们在九届二中全会上发动反革命政变,妄图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复辟资本主义。在阴谋被粉碎后,他们又制定《“571工程”纪要》反革命武装政变计划,并于一九七一年九月八日发动反革命武装政变,妄图谋害伟大领袖毛主席,另位中央,直到失败后仓皇出逃,投奔苏修,叛党叛国,自取灭亡。他们什么时候实行过把生产当作主要任务呢?如果刘少奇、林彪的阴谋得逞,我国就要出现历史大倒退,就要沦为苏修社会帝国主义的殖民地。那时,社会生产将遭受严重的巨大的破坏,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就要吃二遍苦、受二茬罪,那里谈得上什么发展生产呢?
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多少年中间有多少人作过发展工业的梦,都破灭了。因为“政治不改革,一切生产力都遭到破坏的命运,农业如此,工业也是如此”。[毛泽东:《论联合政府》。《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九八一页。]只有无产阶级掌握了政权,我们党领导广大农民实行了土地改革,实行了工业国有化和农业集体化,才使生产力获得了解放。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矛盾,仍然是基本矛盾,它集中地表现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和斗争。无产阶级如果不抓阶级斗争,不继续搞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方面的革命,就不可能进一步巩固社会主义经济基础,迅速发展生产力。相反,已经建立起来的同生产力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同经济基础相适应的上层建筑也将被破坏和瓦解。因此,毛主席一贯强调抓革命,促生产。这个方针正确地回答了革命和生产,精神和物质,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关系,同刘少奇、林彪鼓吹的唯生产力论、阶级斗争熄灭论是直接对立的。
当第二国际修正主义者否认暴力革命的唯生产力论刚刚冒头的时候,恩格斯就曾驳斥道:“根据唯物史观,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无论马克思或我都从来没有肯定过比这更多的东西。如果有人在这里加以歪曲,说经济因素是唯一决定性的因素,那末他就是把这个命题变成毫无内容的、抽象的、荒诞无稽的空话”。[恩格斯:致约·布洛赫的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四七七页。]恩格斯还说:“如果政治权力在经济上是无能为力的,那末我们又为什么要为无产阶级的政治专政面斗争呢?”[恩格斯:致康·施米特的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四八六页。]后来,列宁在批判布哈林把政治同经济并列起来的谬论时更明确地指出:“政治同经济相比不能不占首位。不肯定这一点,就是忘记了马克思主义的最起码的常识。”还说:“全部问题就在于(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看,也只能在于):一个阶级如果不从政治上正确地处理问题,就不能维持它的统治,因而也就不能解决它的生产任务”。[列宁:《再论工会、目前局势及托洛茨基和布哈林的错误》。《列宁选集》第四卷,第四四一、四四二页。]毛主席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观点,经常教导我们,马列主义的党要注意抓上层建筑,注意抓路线,指出:政治是统帅,是灵魂,“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从理论上和实践上彻底驳斥了修正主义谬论。
我们批判唯生产力论,是为了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是为了使我国农业、工业和整个国民经济沿着社会主义道路更快地发展。认为批判唯生产力论会影响生产的发展,至少是一种误解。持有这种看法的同志,还没有分清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的界限,还没有认清唯生产力论的反动本质。因此,通过对唯生力论的批判,提高认识,分清是非,就更为必要了。
在阶级社会里,阶级斗争是推动社会前进的伟大动力,也是推动生产发展的伟大动力。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是推动社会主义生产发展的伟大力量。正是因为我们在毛主席的领导下,批判了刘少奇、林彪的修正主义路线,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才能取得今天这样辉煌的胜利。与此相反,如果不紧紧抓住阶级斗争这个纲,背离了党的基本路线,生产就没有正确的方向,就不可能真正搞上去。这是已经为大量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所证明了的。
建国二十多年来的历史,就是抓革命、促生产的历史。在毛主席、党中央的领导下,我们开展了一系列政治运动,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建立并不断完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和无产阶级的上层建筑,批判资产阶级、修正主义的意识形态,改革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从而充分调动了广大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物质变精神,精神变物质,抓革命的结果是带动了生产建设的迅猛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根据毛主席关于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学说,根据党的基本路线,进行的一次政治大革命。这次伟大的革命摧毁了刘少奇、林彪两个资产阶级司令部,批判了他们的修正主义路线,对文艺、教育及其他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进行了改革,同时调整了人们之间的关系,巩固和发展了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文化大革命中涌现出的社会主义新生事物,不论属于生产关系范围的,还是属于上层建筑领域的,都是符合生产力发展和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要求的。文化大革命有力地推动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这又一次证明: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有少数单位生产之所以没有搞好,原因并不是因为批判了唯生产力论和阶级斗争熄灭论。恰恰相反,是由于那里没有抓紧阶级斗争,没有搞好革命,领导权没有掌握在马克思主义者和工人、贫下中农手里,资本主义倾向泛滥等等所造成的。阶级斗争,一抓就灵。这些单位一旦抓紧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端正了领导的思想和政治路线,批判修正主义,批判资本主义,很快就面貌一新,生产也搞上去了。不论农业还是工业,许多单位后进变先进的事实都充分证明了这一点。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党的十大文件曾经强调指出了不抓大事的危险性,并尖锐地提出不改变这种作风势必走到修正主义道路上去。抓大事,就是要坚持党的基本路线,抓住阶级斗争这个纲。这就要进一步清除唯生产力论和阶级斗争熄灭论的影响。我们要认真总结正确处理革命和生产、政治和经济关系的经验,坚持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批判修正主义,使社会主义的农业、工业和整个国民经济都得到更大的发展。
我们坚持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是要用革命统帅生产,促进生产,带动生产。把革命和生产对立起来,用破坏生产的办法来破坏革命,这同唯生产力论一样,是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进行阶级斗争的一种手段。对此,我们也成当提高警场。
在新的一年开始的时候,我们要继续认真地、深入地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加深对社会主义革命的性质、任务、对象和前途的认识,批判否定文化大革命的反动思潮,热情支持社会主义的新生事物,发展和巩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这部著作,正是我们从理论上路线上批判修正主义的尖锐武器。我们要把阶级斗争这个纲抓紧抓好,以纲带目,进一步促进安定团结,促进国民经济的发展,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而坚持不懈地斗争。
注意老、中、青三结合
潘锋
遵照毛主席关于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五条标准的光辉思想,党和国家各级领导机构实行老、中、青三结合,是广大革命群众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创造出来的宝贵的新生事物,也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个重大成果。这一原则,已经分别载入党的十大通过的新党章和四届人大通过的新宪法。
几年来的实践证明,这一新生事物有着强大的生命力。在今后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它必将继续发挥重大的作用。
继续注意老、中、青三结合,对于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成果,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反修防修,具有深远的意义。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这个阶段中,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因此,反修防修,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进行到底,是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长时期的根本任务,必须经过好几代人的努力才能完成。这就需要有一条正确的路线,有一大批坚持正确路线的干部。毛主席说:“为了保证我们的党和国家不改变颜色,我们不仅需要正确的路线和政策,而且需要培养和造就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人。”培养和造就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这是使老一代革命家所开创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后继有人的战略措施,是关系到党和国家命运与前途的大事。在领导班子中实行老、中、青三结合,为我们按照毛主席的指示,把在文化大革命中涌现出来的优秀青年同志选拔到领导岗位上来,进一步培养他们,使他们更好更快地成长,创造了有利条件。有了三结合的领导班子,就可以更充分地发挥老干部、中年干部和青年干部的优点和特长,使这三部分干部在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指引下,结合成一个坚强有力的领导核心,挑起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重担。
老、中、青三结合是文化大革命中涌现出来的新生事物。对它采取什么态度,也是一个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采取什么态度的问题。通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革命的老干部和中年干部受到了深刻的教育,他们以新的姿态走上了领导岗位,革命的青年干部经受了文化大革命的严峻斗争的考验,逐步成长,并被吸收到各级领导班子中来,为各级领导班子增添了新的血液。这样建立起来的领导班子,是以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为指导的,是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为基础的。比起过去的领导班子来,它具有新的面貌。可以说,没有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贯彻执行,没有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就没有三结合领导班子的诞生。坚持老、中、青三结合,是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伟大成果的一个重要方面。
毛主席说:“我们党如果没有广大的新干部同老干部一致合作,我们的事业就会中断。所以一切老干部应该以极大的热忱欢迎新干部,关心新干部。”我们绝大多数老干部,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中,提高了对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认识,提高了对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重大战略意义的认识,是能够正确对待青年干部的。他们把爱护、关心、培养青年干部看成是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成果的重要工作,看成是阶级的重托、党的重托和人民的希望。因而,在三结合的领导班子中,他们能够做到同青年干部团结一致,向青年干部学习,并且使自己更加焕发出革命的青春。
但是,我们也应当看到,有的同志由于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意义缺乏深刻的认识,对老、中、青三结合这个新生事物以及青年干部还有片面的、错误的认识。例如,有的人对青年干部看不起,不信任,不培养,不注意发挥青年干部在三结合领导班子里的作用;有的人对青年干部吹冷风,出难题,设障碍,压制新生力量的成长。这种现象是应该纠正的。对待青年干部,应该看到他们的本质和主流。青年干部大多数是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中成长起来的。他们在激烈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中经受了锻炼和考验,朝气蓬勃,斗志旺盛,又肯学习,对新事物敏感,革命热情高。绝大多数青年干部走上领导岗位以后,都能自觉地用五条标准要求自己,同老干部紧密团结,努力工作,积极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密切联系群众,在各方面都取得了可喜的成绩。这是事物的主流。看到青年干部的成长,我们应该欢欣鼓舞,热烈欢迎,大力支持,而不应该采取相反的态度。有个别的青年干部也曾经走上了邪路或犯错误,那是由于社会上阶级敌人的腐蚀和破坏,以及刘少奇、林彪修正主义路线毒害的结果,这种现象增加了老干部帮助、培养青年干部的政治责任,而不是减轻了这种责任,更不能把支流当作主流,抹杀青年干部的成长。
毛主席历来倡导,各级党的组织对于广大干部,包括老干部、中年干部和青年干部,都要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去团结、教育他们,帮助他们在斗争中不断提高。就是对于犯错误的干部,无论是老干部还是新干部,都要实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允许他们改正错误。回顾我们的老干部,在几十年的艰苦奋斗中,为党、为人民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但也有不少同志犯过这样那样的错误。由于我们党实行了“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给了他们改正错误的机会,才使他们在不断总结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中成长起来。如果不实行这个正确方针,而是象修正主义路线对待干部那样,“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一有错误就撤换、打倒,我们党的干部队伍就不会象今天这样团结强大,我们党的事业也不可能取得今天这样伟大的胜利。对于这一点,广大革命干部和群众是充分理解的。只要想一想,有些经过党多年教育的老干部还免不了犯错误,犯了错误尚且允许改正,那么,又怎么能要求刚刚走上领导岗位的青年于部不犯错误呢?怎么能不对他们采取“惩前毖后,治病救人”这个唯一正确的方针呢?因此,我们在各级领导班子中,对于犯错误的干部,无论是老干部还是青年干部,都要坚持这个方针,借以弄清思想,团结同志。这是巩固和发展老、中、青三结合,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成果的一个重要问题。
在三结合的领导班子中,对于老干部、中年干部和青年干部,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中受过群众一些批评,现在重新走上工作岗位的干部,都有一个正确对待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确对待群众,正确对待自己的问题。
对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性和伟大意义,毛主席早已作出科学的论断:“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党的九大和十大对此也作了总结。正是这个伟大的革命,摧毁了刘少奇、林彪两资产阶级司令部,粉碎了他们复辟资本主义的阴谋,保证了我们党和国家沿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继续前进。正是这个伟大的革命,促进了我国社会生产力的迅速发展,使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进一步完善,使上层建筑各个领域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社会主义新生事物如雨后春笋般出现,一代新人在斗争中茁壮成长。这一系列的辉煌成就是有目共睹的。革命人民无不纵情欢呼,阶级敌人则是竭力咒骂。在我们的干部队伍中,绝大多数人对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热烈拥护的。但也要看到,社会上还存在着一股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错误思潮。这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它必然要在干部队伍中表现出来。已经进入三结合领导班子的干部,特别是对文化大革命过程不很了解的同志,要从反修防修、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高度,来认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性和伟大意义,要充分看到文化大革命的本质和主流,真正解决正确对待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确对待群众,正确对待自己的问题,避免犯新的错误。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成长起来的青年干部,也有一个正确对待文化大革命的问题。由于资产阶级思想、修正主义思想的存在,由于资产阶级法权和旧的习惯势力的存在,已经进入三结合领导班子的青年干部,如果不抓紧世界观的改造,就可能在复杂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中辨不清大是大非,在修正主义思潮的进攻面前解除思想武装,从而犯这样那样的错误。为了努力使自己锻炼成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使自己能够在斗争中继续前进,青年干部要按照毛主席提出的五条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努力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不断提高路线斗争觉悟,坚持马克思主义,反对修正主义。要积极参加三大革命运动的实践,密切联系群众,保持谦虚谨慎和艰苦奋斗的作风,虚心向老干部、中年干部学习,重视发挥老干部的作用,学习他们丰富的斗争经验和优良的革命传统。要真正做到:地位变了,普通劳动者的本色不变;职务变了,继续革命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不变;条件变了,艰苦奋斗的作风不变。这样,才能抵制资产阶级思想和修正主义思想的侵袭,保持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
当前,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形势大好。但是,前进的道路仍然是不平坦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还很尖锐复杂。我们的各级三结合领导班子一定要坚持党的基本路线,认真学习无产阶专政理论,以阶级斗争为纲,继续执行毛主席的一系列重要指示,加强自身的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加强领导成员之间的革命团结,加强同广大干部和群众的革命团结,把各项工作做得更好。
评论《水浒》的现实意义
尹铭
自从毛主席关于评论《水浒》的指示发表以来,从工厂到农村,从机关到部队,从商店到学校,都广泛地开展了评《水浒》的活动,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广大于部和群众通过联系两条路线斗争的实际进行评论,认清了《水浒》宣扬投降主义的反动实质和投降派宋江的真面貌,进一步认识到刘少奇、林彪一类搞修正主义、投降主义的罪恶阴谋。随着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发展,评论《水浒》的现实意义,也就越来越清楚了。
毛主席指出:“宋江投降,搞修正主义,把晁的聚义厅改为忠义堂,让人招安了。”搞修正主义,古代有,现代有,将来还会有。毛主席在这里概括了宋江推行修正主义、投降主义路线的全过程。梁山在晁盖的正确路线领导下,各路英雄闻风而来,“共聚大义”,“兀自要和大宋皇帝做个对头”。然而,风云突变,梁山上出了宋江这个投降派。他一上台,就篡改了晁盖既反贪官,也反皇帝,坚持农民起义的革命路线,推行一条只反贪官,不反皇帝,接受招安的投降主义路线。路线一变,一切都变:聚义厅变成了忠义堂,“托胆称王”变成了“替天行道”。结果是让人招安,去打方腊,人头落地,毁灭了整个梁山革命事业。从宋江投降的全过程可以清楚地看到,篡改革命路线,搞修正主义、投降主义,对于革命事业的危害是多么严重啊!批判《水浒》所歌颂的这一条投降主义路线,对于我们今天深刻认识修正主义的危害性,一不是一个很好的启示吗?
毛主席亲自领导和发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摧毁了刘少奇、林彪两个资产阶级司令部,粉碎他们复辟资本主义的阴谋,取得了伟大的胜利。但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斗争并没有结束,马克思主义同修正主义的斗争并没有结束。修正主义仍然是当前的主要危险。毛主席曾经指出:“如果说,法国资产阶级的国民议会里至今还有保皇党的代表人物的话,那末,在地球上全部剥削阶级彻底灭亡之后多少年内,很可能还会有蒋介石王朝的代表人物在各地活动着。”同国民党蒋介石的斗争尚且要继续这样长的时间,马克思主义同修正主义的斗争就更是长时期的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从开始到现在不过九年多,如果认为不会有人再搞修正主义,没有人翻文化大革命的案,那就未免太天真了。前一个时期,教育界出现的一些奇谈怪论,就直接关系到肯定还是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大是大非问题。毛主席提出的“教育要革命”,是在上层建筑领域里加强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全面专政的一项重要任务。教育界的奇谈怪论攻击“教育革命总没有解决好”,开门办学“不讲学文化”,大学生的水平“不如过去中技高”,集中到一点,就是现在应该“扭”回到刘少奇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老路上去。如果让这种修正主义路线占统治地位,那么,就象宋江把聚义厅改为忠义堂一样,学校就会由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复辟为资产阶级专政的工具,教育革命的成果就会被断送掉。
我们联系当前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实际,就会认识到毛主席关于评论《水浒》、“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的现实意义是很深刻的。宋江搞修正主义,有其特定的历史的和阶级的内容,但是,在改变革命路线、篡夺领导权、否定革命成果、危害革命事业等方面,却是古往今来一切修正主义的共同特征。前一时期,社会上出现的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否定社会主义新生事物、攻击教育革命的谬论,就是修正主义这一共同特征的具体表现。对这种引导人们去投降资产阶级的错误思潮能不能识别?认识不认识它的本质?敢不敢同它进行斗争?这就考验着我们是不是真正“知道投降派”。把历史的经验和这一现实的斗争结合起来,就能使《水浒》的评论评得生动深入,使我们进一步认识到开展对修正主义、投降主义批判的必要性,从而认识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普遍规律。
毛主席关于评论《水浒》的指示,特别强调了领导权的重要性。“屏晃盖于一百O八人之外”,就是修正主义者宋江篡夺了领导权,排斥了革命派晁盖。《水浒》这部反面教材所歌颂的宋江改变晁盖的革命路线的过程,是从篡夺领导权开始的。这个混入农民革命队伍中的地主阶级的代理人一上台,就推行修正主义、投降主义的路线,很快改变了梁山农民革命根据地的颜色。这个事实说明,领导权掌握在什么阶级的手里,对于革命的成败至关重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前,有些部门和单位由于领导权没有真正掌握在马克思主义者手里,因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得不到贯彻执行,刘少奇的修正主义路线受不到抵制和批判,资本主义到处泛滥。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我们粉碎了刘少奇、林彪两个资产阶级司令部,进一步加强了无产阶级专政。党的“十大”通过的党章指出:“要特别警惕个人野心家、阴谋家和两面派,防止这样的坏人篡夺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保证党和国家的领导权永远掌握在马克思主义革命家手里”。那里的领导权如果不是真正掌握在马克思主义者和工人阶级手里,那里就会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改变党的基本路线,为修正主义路线翻案。工人、贫下中农给我们的权力,应当用来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服务,而利用这种权力搞修正主义,就是对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背叛。只有坚持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搞好各级领导班子的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才能保证各级领导权真正掌握在马克思主义者手里。
《水浒》“做反面教材”能够从反面教育人民,一切修正主义和修正主义者也是这样的反面教材。批判《水浒》所产生的影响,可以帮助我们认识当前围绕着教育革命问题开展大辩论的意义。正确路线是同错误路线相比较而存在,相斗争而发展的。这场大辩论是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加强无产阶级在上层建筑领域里对资产阶级全面专政的重大斗争,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继续和深入。通过辩论,摆事实,讲道理,就能教育干部和群众辨别什么是香花,什么是毒草,分清什么是马克思主义路线,什么是修正主义路线,弄清思想,团结同志。教育战线的这场大辩论,对于其他各条战线都有着极其重大的意义。我们要把这场大辩论坚持进行下去,搞深搞透。解放二十多年来,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马克思主义同修正主义曾经进行过多次较量,都以资产阶级、修正主义的失败而告终。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锻炼和批林批孔的教育,广大人民群众和干部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觉悟有了很大的提高,谁要搞修正主义,谁要开历史的倒车,必然在群众中受到孤立,受到抵制和批判。毛主席为我们党制定的整个社会主义历史时期的基本路线,是完全符合社会主义社会发展规律的,广大人民群众必将沿着毛主席开辟的航道,把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继续推向前进,这是任何人也改变不了的历史方向。
阶级斗争是纲,其他一切工作都是目。评论《水浒》是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一个重要内容,也是抓紧阶级斗争的一个具体内容,轻视或贬低评论《水浒》的现实意义都是错误的。我们要密切联系当前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实际,通过对《水浒》的评论,提高贯彻执行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自觉性,增强识别真假马克思主义的能力,把反修防修的斗争进行到底!
无产阶级专政与文化大革命
钟实
无产阶级革命导师列宁在庆祝十月革命四周年的时候,曾经说过一段很著名的话:“这个伟大的日子离开我们愈远,俄国无产阶级革命的意义就愈明显,我们对整个实际的工作经验也就了解得意深刻。”(《十月革命四周年》》对于我国一九四九年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全国胜利,对于我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也完全可以这样讲。随着时间的推移,文化大革命在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促进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等各方面所产生的深远影响,会越来越充分地显示出来。
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列宁曾经指出:“无产阶级专政是新阶级对更强大的敌人,对资产阶级进行的最奋勇和最无情的战争,资产阶级的反抗,因为自己被推翻(哪怕是在一个国家内)而凶猛十倍。它的强大不仅在于国际资本的力量,不仅在于它的各种国际联系牢固有力,而且还在于习惯的力量,小生产的力量。因为,可惜现在世界上还有很多很多小生产,而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由于这一切原因,无产阶级专政是必要的”。(《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雅病》)列宁说得很清楚,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被打倒的地主资产阶级总是要把复辟希望变成复辟行动,新的资产阶级分子也会不断产生出来,向社会主义制度进攻。没有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就不能维持自己的政权,就不能战胜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就不能建立和巩固。因此,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特别是在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承认不承认还有阶级和阶级斗争,要不要坚持无产阶级专政,这是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的根本问题,是关系到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前途和命运的根本问题。苏修叛徒集团正是在这个根本问题上彻底背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使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蜕变为社会帝国主义国家。伟大领袖毛主席同苏修叛徒集团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毛主席全面地总结了无产阶级专政正反两个方面的历史经验,提出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学说,并且为我们党制定了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领导全党和全国人民为巩固和加强无产阶级专政而斗争,保证我国沿着社会主义道路不断前进。
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政治大革命,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意义极为重大。我国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毛主席领导全党和全国人民,进行了反对资产阶级、反对修正主义的一系列斗争。从一九五七年反对资产阶级右派的斗争,到一九五九年粉碎彭德怀反党集团的斗争,从关于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大辩论,到开展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伟大胜利。但是,正如毛主席在一九六七年二月一次谈话中所指出的那样:“过去我们搞了农村的斗争,工厂的斗争,文化界的斗争,进行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但不能解决问题,因为没有找到一种形式,一种方式,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来揭发我们的黑暗面。”毛主席根据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总结了历次斗争的经验,终于找到了这种形式,这就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存在于社会主义时期中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长期尖锐斗争的必然结果。通过这场大革命,又把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马克思主义反对修正主义的斗争大大向前推进了一步,从理论上实践上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
毛主席早在一九六八年就指出:“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党的九大和十大又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作了深刻的总结。然而,肯定还是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斗争并不会因此而结束。无产阶级为了加强对资产阶级的专政,必然要巩固和发展文化大革命的成果;资产阶级敌视和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必然要诋毁和否定文化大革命。最近在教育界出现的那种奇谈怪论,就是一股企图否定文化大革命的右倾翻案风,是代表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的修正主义路线的突出表现。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实际上也就是否定党的基本路线,否定无产阶级专政。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粉碎了刘少奇、林彪复辟资本主义的阴谋,巩固了我国的无产阶级专政。建国以来的阶级斗争历史告诉我们,国内被推翻的地主资产阶级总是企图复辟,新的资产阶级分子也会产生,社会上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必然要反映到党内来。国际上帝国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要对我们进行侵略和颠覆,也必然会到我们党内寻找代理人。混进党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竭力推行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企图改变党的基本路线,改变社会主义制度。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要夺取政权,变无产阶级专政为资产阶级专政。刘少奇、林彪就是这样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他们为了达到复辟资本主义的目的,竭力鼓吹“阶级斗争熄灭论”和“唯生产力论”,利用他们窃取的那一部分权力,不仅在上层建筑领域的一些方面实行资产阶级专政,而且力图在经济基础方面改变社会主义所有制的性质。正如毛主席在党的九届一中全会上所指出的:“看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搞是不行的,我们这个基础不稳固。据我观察,不讲全体,也不讲绝大多数,恐怕是相当大的一个多数的工厂里头,领导权不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不在工人群众手里。”问题就在于,这些单位的领导者“跟着过去刘少奇那种路线走”。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摧毁了以刘少奇、林彪为头子的两个资产阶级司令部,深入批判了他们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清除了一小撮混进党内的叛徒、特务和死不改悔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使他们复辟资本主义的阴谋彻底破产。这是文化大革命取得的伟大的胜利。对于这个伟大的胜利,我们一定要有充分的认识。否则,就会是非颠倒,曲直不辨,一叶障目,不见泰山。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加强了无产阶级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各个文化领域里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巩固了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历史经验证明,单有经济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是不够的,并且是不巩固的,必须还有一个政治战线上和一个思想战线上的彻底的社会主义革命。资产阶级虽然失去了生产资料,但是,他们在文化教育等领域还有着很大的优势,他们必然凭借这块“世袭领地”继续同无产阶级较量。文化大革命以前,刘少奇一伙为了复辟资本主义,拚命地抓意识形态,抓上层建筑,在他们控制的各个部门对无产阶级实行疯狂的反革命专政。这种情况,受到了毛主席的尖锐批判。毛主席指出:文化部“如不改变,就改名帝王将相部,才子佳人部,或者外国死人部”;卫生部也应改名“城市老爷卫生部”;在教育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维续下去了”。马克思主义认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然而,上层建筑在一定条件之下,又转过来表现其为主要的决定的作用。当着政治文化等上层建筑阻碍经济基础的发展的时候,对于政治上文化上的革新就成为主要的决定的东西了。不开展一场广泛深入的自下而上的文化大革命,怎么能改变文化教育领域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这种状况呢?又怎么能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巩固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呢?经过文化大革命,深入批判了刘少奇、林彪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荡涤了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污泥浊水,把资产阶级盘据的阵地夺回到无产阶级手中。遵照毛主席关于“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的指示,工人阶级及其最可靠的同盟军贫下中农,登上了上层建筑斗、批、改的政治舞台。一大批社会主义新生事物茁壮成长,整个上层建筑领域发生了有利于无产阶级的深刻变革,呈现出一片蓬蓬勃勃的革命景象。但是,我们还必须清醒地看到,上层建筑领域的斗争还是尖锐、复杂的,资产阶级对于自己的失败是不甘心的,他们决不肯轻易退出这个阵地。文化大革命是从文化教育领域开始的,资产阶级要否定文化大革命,进行反攻倒算,也要先从这里下手。我们必须坚定地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把包括教育革命、文艺革命、卫生革命等在内的整个上层建筑领域里的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
无产阶级专政是群众的专政,是多数人对少数人的专政。这是它同一切到剥削阶级专政的根本区别,也是它具有强大力量的深厚根源。只有把广大群众充分发动起来,才能造成反修防修的铜墙铁壁,使无产阶级专政真正得以巩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个鲜明特点,就是直接发动亿万人民群众开展反修防修、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伟大斗争。毛主席充分肯定了这次文化大革命运动发动群众的广度和深度,指出:“从来的群众运动都没有象这次发动得这么广泛,这么深入。”亿万人民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其势如排山倒海,使得某些地方的修正主义“独立王国”顷刻瓦解,某些单位的资产阶级顽固堡垒一朝覆亡。群众运动的伟大历史功绩永放光芒,任何人也抹杀不了。谁要企图抓住某些支流否定革命的群众运动,那是完全错误的。广大群众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了极为深刻的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教育,懂得了“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这个真理,提高了识别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什么是修正主义,什么是正确路线,什么是错误路线的能力,提高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觉悟。列宁说得好,群众“在整个革命斗争中都受到了直接的教育,这一点的意义从来没有任何东西可以与之相比”。(《革命的日子》)经过文化大革命,各条战线上坚持马克思主义、反对修正主义的同志越来越多。即使在“资产阶级偏见特别顽固”的教育界,也是如此。这对于反修防修,把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落实到每一个基层,必将产生深远的影响。
对于历史上任何一次大的革命运动,不同的阶级总会有不同的态度。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究竟是好得很,还是糟得很,对它是充分肯定,还是加以否定,鲜明地反映出人们不同的政治立场。有极少数人把文化大革命看成一团漆黑,总是要翻案,这是由他们的资产阶级立场所决定的。彻底批判这股右倾翻案风,对于巩固和发展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是很必要的。还有少数同志,对文化大革命和文化大革命中涌现的新生事物,存在一些错误认识。他们或者由于不能正确对待革命群众的批评,以狭隘的眼光观察问题,因而总是看不清事物的本质与主流,对新生事物不是满腔热情,积极支持,而总是感到不顺眼,不舒服,加以挑剔与指责;或者由于忘记了阶级斗争,忘记了党的基本路线,自觉不自觉地把已经批判过的修正主义货色又拣了回来。我们要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遵照毛主席的“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一方针,帮助犯错误的同志提高觉悟,弄清是非,转变立场,正确对待文化大革命正确对待群众,正确对待自己,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团结一致,共同前进。
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为我们今后开展反修防修、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斗争,积累了极其宝贵的经验。它作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一种形式,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具有普遍的意义。毛主席说:“我国现在实行的是商品制度,工资制度也不平等,有八级工资制,等等。这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所以,林彪一类如上台,搞资本主义制度很容易。”这就告诉我们,修正主义的出现不是偶然的,是有它的深刻的阶级根源和社会根源的。由于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资产阶级法权,存在着产生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土壤和条件,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非搞不可。如果我们不是这样认识问题,不仅不能正确对待文化大革命,而且会在两个阶级、两条路线斗争中丧失警惕,迷失方向,甚至跌到修正主义泥坑中去。这是我们千万要注意的。
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号召我们要搞清楚无产阶级专政问题,指出:“这个问题不搞清楚,就会变修正主义。”我们必须把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学习运动坚持下去,深入下去。我们要在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以阶级斗争为纲,继续贯彻执行毛主席的一系列重要指示,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夺取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新胜利。
正确对待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中共开封地委第一书记
高明山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无产阶级专政下反修防修的伟大实践。这场革命的深远意义,正在日益充分地显示出来,为越来越多的人所认识。但是,围绕着肯定还是否定文化大革命这个问题,斗争从来没有停止过。我深深地体会到,只有坚决听毛主席的话,认真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不断加深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认识,才能在尖锐、复杂的斗争中站稳立场,辨明方向,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
要正确认识和对待文化大革命,必须首先搞清楚开展这场革命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我对这个问题,有一个逐步认识的过程。斯大林逝世后,赫鲁晓夫上台,社会主义的苏联变修了。这在我思想上引起了很大的震动。然而,中国会不会出修正主义?出了修正主义怎么办?对这些问题,我当时的认识还是很模糊的。在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下,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展起来了。经过反复激烈的较量,揭露和粉碎了以刘少奇、林彪为头子的两个资产阶级司令部。大量触目惊心的事实,使我清楚地看到,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党内出现刘少奇、林彪一类修正主义头子,正是社会上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如果不搞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修正主义就会上台,资本主义就会复辟,无数革命先烈流血牺牲所得来的胜利果实就会被断送,整个中国就要改变颜色了。想想这些,我就更加深刻地认识了毛主席的英明论断:“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一切不愿意中国变修的共产党员和革命者,只要从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来考虑问题,就会热情赞颂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好得很!
正确对待群众,是正确对待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极其重要的方面。过去,我们打日本鬼子,打蒋介石,搞土地改革,摘农业合作化,都是靠革命的群众运动。今天,我们要反修防修,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更要靠革命的群众运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一次亿万群众参加的反修防修的伟大斗争。从来的群众运动都没有象这次发动得这么广泛,这么深入。这场波澜壮阔的革命运动,锻炼了群众,教育了干部,使广大群众和干部更好地掌握了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提高了阶级斗争、路线斗争和继续革命的觉悟,从思想上筑起反修防修的钢铁长城。作为受党多年培养的一个老干部,我对文化大革命给自己的教育,感受是很深切的。记得,文化大革命初期,群众批判我,要我伸出手来同他们比。他们的手上茧子很硬,我的手上没有茧子,软绵绵的。这一比,戳到了我的痛处。我想,自己十几岁就给地主当长工,参加革命后,扛枪打仗,开荒种地,手上的老茧象铜钱厚。可是,解放后进了城,“官”做大了,劳动少了,手茧慢慢蜕了。手的变化,反映了自己思想的变化。革命群众的批评,是多么尖锐、多么发人深省呵!这件事情,给我留下了难忘的印象。它说明,群众批评干部,目的是为了反修防修。我们这些老干部,跟着毛主席干革命,为党为人民做了一些工作。但是,在修正主义路线影响下,有些同志不同程度地滋长了官、暮、骄、娇四气,甚至犯过这样或那样的错误。群众斗争的大风雨,冲掉了我们身上的修正主义灰尘,这有什么不好呢?我们的许多老同志,正是由于从文化大革命的群众运动中吸取了丰富的政治营养,才焕发了革命的青春,提高了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自觉性,意气风发地战斗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第一线,努力为人民立新功。如果不从反修防修的高度肯定这场革命群众运动的本质和主流,而是抓住非本质和非主流方面的东西,斤斤计较个人的恩怨,这实际上还是不能正确地对待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个问题不解决,就会犯新的错误。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由于批判了修正主义路线,促进了干部和群众在毛主席革命路线基础上的团结,干群关系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文化大革命前,我在另一个地区做领导工作。有一次,我在专署门口碰见几个农民,他们想见见专员,但是走来走去不敢进去。我想,在革命战争年代里,我们和群众鱼水相依,亲密无间,如今为什么变得疏远了呢?这说明我们身上沾染了修正主义、官僚主义的灰尘。经过文化大革命,情况完全不同了。现在,无论上班、下班,经常有群众到办公室和家里找我,谈工作,出主意,提意见。我觉得,自己的心跟群众更近了,眼睛也更亮了。有人认为,文化大革命以后,群众爱提意见,事情不好办,领导不好当。事情好办不好办,关键要看我们执行什么路线。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群众就拥护,事情就好办;执行修正主义路线,群众就抵制,事情就不好办,而且要犯错误。群众对我们的工作积极提出意见,这是路线斗争觉悟空前提高的表现,是文化大革命带来的可喜现象。一九七三年,我们地区曾经刮过一阵否定文化大革命的右倾翻案风。开始,我对这场斗争的严重性认识不足。群众就主动找到我说:“老高,这可是路线斗争,没有调和的余地呵!”我们学习了中央的指示,提高了认识,在省委领导下,同广大群众和干部团结战斗,保卫了文化大革命的成果。事实证明,经过文化大革命锻炼的广大群众,人人关心国家大事,路线斗争觉悟确实高了,政治眼光锐利多了。这样,就能够更好地帮助和监督领导,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无产阶级政权的基础就更加牢固了。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场伟大的破旧立新的运动。在这场运动中,涌现出一大批社会主义的新生事物。各级领导班子实行老、中、青三结合,就是一个新的创举。这既能充分发挥老干部的作用,又有利于新干部的迅速成长。我们共产党人,干的是社会主义,想的是共产主义。而共产主义的伟大事业,不是我们这一代人所能完成的,需要培养和造就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大风大浪,培养和造就着一代新人,许多优秀的青年被选拔到各级领导岗位上来。我们开封地区,在县委常委、副书记、书记中,在地区直属机关核心小组成员中,都有一批新干部。他们朝气蓬勃,积极肯干,富有斗争精神,最少保守思想,同群众保持密切的联系,有较高的路线斗争觉悟。同他们在一起,我感到自己也轻起来。从这些生龙活虎的青年一代身上,我们看到了希望和未来,怎么能不满心欢喜呢?当然,如同老干部一样,新干部也有一个成长的过程。回想自己刚参加革命的时候,各方面都是很幼稚的,工作中也跌过交,犯过错误,在党的教育下,通过长期的学习和实践,才能做一些工作。我们应当象党和人民培养自己一样,满腔热情地帮助新干部,用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去启发他们。要教育他们深入群众,深入基层,在三大革命运动第一线锻炼成长。支持不支持文化大革命中涌现出来的新干部,是关系到文化大革命的成果能不能得到巩固和发展的问题。我们要警惕心怀敌意、别有用心的人,借否定新干部来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使我国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一个强大的推动力。文化大革命前,我们开封地区的经济基础比较薄弱,基本上没有什么工业,农田基本建设很差,粮食产量很低。文化大革命中,工业学大庆和农业学大寨的群众运动蓬勃发展,工、农业生产有了很大增长。一九七五年同文化大革命前的一九六五年相比,工业总产值增长将近六倍,小麦总产量增长近一倍半。钢铁、水泥、化肥,过去都是空白,现在地区有了钢铁厂、水泥厂、小铁路,县县都建成了化肥厂。还出现了兰考、巩县两个学大寨的先进县和一大批先进单位。同先进地区相比,我们的差距虽然还很大,但是我们坚信,有了这个基础,再经过几年的努力,开封地区的社会主义建设将会有一个更大的发展。文化大革命前,我们也想加快社会主义建设的步伐,但进展总是不快,原因究竟在那里?根本问题在路线。过去,我们受了刘少奇的唯生产力论的影响,就生产抓生产,不注意抓阶级斗争,资本主义乘机泛滥起来,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受到束缚,生产的步子迈不开。在文化大革命中,我们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批判修正主义,批判资本主义,端正路线,转变作风,逐步改革不适应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调整了生产关系,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大大提高,生产就出现了新的局面。群众说得好:“路线对了头,干部能带头,群众有劲头,一步一层楼。”有少数单位生产上不去,决不是因为搞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恰恰是由于革命不彻底,修正主义路线没有批透,领导权还没有掌握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和工人、贫下中农手里,或者有坏人在那里捣乱。在这些单位,只要抓紧阶级斗争这个纲,解决了方向道路问题,生产面貌就能够迅速改变。那种所谓“文化大革命影响了生产”的论调,是毫无根据的。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是在斗争中取得的。要发展这个胜利,也必然要经历激烈的斗争。怎样看待文化大革命、是当前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集中反映,这实质上是继续革命还是复辟倒退的斗争。前一时期教育界出现的那种刮右倾翻案风的奇谈怪论,就是企图通过否定教育革命,进而否定文化大革命。我们应当在党的领导下,积极参加这场斗争,通过辩论,分清是非。这对保卫和发展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提高自己的路线斗争觉悟,都是很重要的。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每一个关键时刻,毛主席都作了重要指示,给我们指明了前进的方向。文化大革命初期,我能够比较早地站出来同广大群众团结战斗,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最根本的,就是因为听了毛主席的话。我深深感到,在毛主席领导下干革命是最大的幸福,坚决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去做,我们的事业就无往而不胜。我们一定要坚持党的基本路线,认真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重温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系列重要指示,正确对待文化大革命,正确对待群众,正确对待自己,以阶级斗争为纲,把各项工作做好。
加强党的领导开展教育战线的大辩论
大是大非问题一定要辩论清楚
中国共产党朝阳农学院委员会
内容提要:本文旗帜鲜明地回答和驳斥了教育界中攻击朝阳农学院办学经验的一些奇谈怪论,具体分析了这些论点的阶级实质。这是在教育革命的大辩论中产生的文章,可以同本刊上一期发表的《教育革命的方向不容篡改》一文放在一起读。
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无产阶级教育革命的洪流,正奔腾向前。但是,在一派大好形势下,斗争仍然很激烈。教育界有人发出种种奇谈怪论,刮起一股右倾翻案风,他们想用这股歪风刮掉毛主席的革命教育路线,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奇谈怪论的制造者们,对于我们朝阳农学院的办学经验,也进行了种种攻击和非难。他们的矛头决不是对着我们一个学校的具体工作。究竟我们走的基本道路对不对?究竟他们那些论点的真正目的是什么?这是一个事关路线的大是大非问题,必须辩论清楚。
办大学一定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
我们朝阳农学院坚持在农材办学已经六年。六年来,我们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反复学习马列和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和教育革命的论述,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逐步加深了对毛主席教育路线的理解。我们认识到,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必须同生产劳动相结合,学校应当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为达到这个目的,我们同“十七年”的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对着干,在实践中提出:“社会主义农业大学,首先必须办成无产阶级政治大学。”我们的意思很清楚,就是说:在学校里,政治同业务相比,不能不占首位;农业大学首先必须坚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用政治统帅业务。这本来是完全符合毛主席关于“应该把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放在第一位”和“学校一切工作都是为了转变学生的思想”的指示精神的。然而教育界的奇谈怪论却坚决反对“社会主义农业大学首先办成无产阶级政治大学”。理由呢?据说是这里没有提业务,“讲一面总是不成”。请不要偷换概念。我们讲的是统帅,是究竟什么占第一位的问题。如果政治、业务“两面都讲”,把它们都当作统帅,那岂不就取消了统帅?说穿了,那些奇谈怪论制造者的目的正是如此。他们采用“一方面,另一方面”的折衷主义手法,来贩卖“业务挂帅”的修正主义黑货。
党的基本路线告诉我们:社会主义这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中,始终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存在着复辟资本主义的危险性。教育战线经过几次重大的政治斗争之后,在这块剥削阶级的世袭领地上,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斗争是不是消失了呢?没有!资产阶级要用教育为复辟资本主义服务,无产阶级则要用教育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服务。因此,在社会主义历史时期,学校不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就必然要变成复辟资本主义的工具。任何专业学校,如果想办什么“纯业务大学”,不坚持政治挂帅,忘记党的基本路线,忘记无产阶级专政,那就势必走到资本主义的邪路上去。教育界的奇谈怪论硬说当前是“政治冲击业务”,不学知识,轻视理论,“是主要倾向”。照他们的说法,教育战线的主要矛盾不再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了,而是知识多与少的矛盾;当前的主要危险不再是修正主义了,而是忽视业务。这不是对党的基本路线明目张胆的篡改吗?
早在一九二一年,列字在批判托洛茨基和布哈林的修正主义错误时就尖锐地指出:“全部问题就在于(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看,也只能在于):一个阶级如果不从政治上正确地处理问题,就不能维持它的统治,因而也就不能解决它的生产任务。”毛主席也反复强调,政治是统帅,是灵魂,“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只要我们的思想工作和政治工作稍为一放松,经济工作和技术工作就一定会走到邪路上去”。列宁和毛主席的这些教导,是我们正确处理政治与业务、政治与技术、政治工作与其他一切工作的关系的指针。技术工作、业务工作,只能为政治服务,学校的专业只能为无产阶级专政服务。教育界发出奇谈怪论的那些人,一听见把专业学校首先办成无产阶级政治学校的说法,就跳起来反对,这说明他们完全背离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政治与业务、政治与技术的关系的基本观点。他们的奇谈怪论,实际上是与新老修正主义者刘少奇、林彪、托洛茨基、布哈林的阶级斗争熄灭论、唯生产力论一脉相承的。
教育界发出奇谈怪论的那些人,那么起劲地反对我们坚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是为了关心我们的专业,发展我们的科学技术吗?根本没有这回事。列宁在批判那种所谓“学校可以脱离政治”的谎言时一针见血地指出:“提出这个原理的资产阶级自己就把资产阶级政治放在学校事业的第一位”。教育界的奇谈怪论正是这样。我们朝阳农学院在无产阶级政治统帅下,把马列和毛主席的著作作为师生的必读课,上好阶级斗争这门主课,使学生不但提高了社会主义觉悟,提高了批判资本主义的能力,而且也学到了农业科学技术。无数事实说明,有了正确的政治观点,不但不会妨碍学习业务和技术,反而能够促进它们的提高和发展。如果按照教育界的奇谈怪论去做,不把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放在第一位,学校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学习业务、学习技术,那岂不是又回到旧沈阳农学院的老路上去了?可见,他们的目的,决不是什么关心专业、发展科学,面是要重新恢复文化大革命前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学校的状况。这条复辟倒退的路线,是教育战线上的广大师生和人民群众坚决不能接受的!
农业大学必须实行“社来社去”
农业大学要满足广大农村对于农业技术人材的迫切需要,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需要,巩固和发展农村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就必须坚持毛主席的“七?二一”指示,“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到学校学几年以后,又回到生产实践中去”。实行“社来社去”,农大毕业当农民,拿工分,受到贫下中农的热烈欢迎。然而教育界的奇谈怪论却反对这样做,认为这是“现在就要搞共产主义”,也就是说我们超越阶段,步子迈得太快了。这不是和当年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攻击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唱的同一个调子吗?
大家都知道,我们所处的社会主义时期,是“衰亡着的资本主义与生长着的共产主义彼此斗争的时期”。在这个时期里,还存在着资产阶级法权。马克思把它叫做旧社会的“痕迹”。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我们共产党人一个重要的战斗任务就是要限制资产阶级法权,逐步洗刷旧社会的“痕迹”,促使共产主义因素逐步增长,迫使资本主义走向灭亡。只有这样,才能早日迎来共产主义的灿烂明天。我们的教育要为此而斗争,就必须按照毛主席的教导,努力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逐步实现知识分子劳动化,劳动人民知识化,逐步缩小城乡差别、工农差别、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差别。我们实行“社来社去”,反了几千年来“读书做宫”的旧传统,正是向资产阶级法权勇敢挑战,正是实现巴黎公社“在事实上而不是在口头上同升官发财的思想作斗争”的原则,正是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中坚持继续革命的一个具体步骤。这本来是社会主义革命应当做的事,根本不是什么“现在就要搞共产主义”的事。我们和奇谈怪论者的分歧在于,我们今天建设社会主义,是为了向着明天的共产主义前进,而他们则身在今天的社会主义,却心想过去的资本主义,这就难怪他们总是埋怨革命的车轮太快,总是把任何进步都看作是超越阶段了。
对于我们学校实行“社来社去”,贫下中农有句评语:“这样培养的人,我们养得起,用得上”。可见,农业大学实行“社来社去”的原则,是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目前农村占主体的是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实行的是工分制,而将来的共产主义社会,根本不存在工农差别,实行“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原则,也根本不存在什么工分制,那时还当什么农民、挣什么工分?“社来社去”当农民、拿工分,怎么叫做“共产主义”呢?真是偏见比无知距离真理更远。奇谈怪论的制造者是以关心“学习质量”著称的,然而看起来他们自己的“学习质量”就不那么高,你看他们对于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竟是这样的一窍不通!
奇谈怪论者一面说“培养工人农民,这样学校就取消了”,一面又说:不培养干部、技术员,“还办大学干什么?”显然,他们这里津津乐道的“干部”和“技术员”,是那种绝对不能当工人农民的人,不然的话,培养这些人的那种“大学”不是也“就取消了”吗?可见他们所要培养的“干部”和“技术员”,绝不是我们那些以普通劳动者姿态出现的广大干部,也不是与工农同呼吸、共命运的无产阶级知识分子,而是与“十七年”旧大学鼓吹的“红色农学家”、“园艺师”、“高级建设人材”一样,都不过是高据于工农群众之上的精神贵族而已。毛主席教导我们:“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不了解这一点,就不能得到起码的知识。”那种主张上了大学就一定要比工农高一等的奇谈怪论,完全颠倒了这个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是一条为复辟资本主义服务的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按照奇谈怪论制造者们的逻辑,培养工人农民用不着上大学,上了大学就不能再当工人农民,就不能同工人农民划等号了,这不就是说,应当永远保持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差别,应当永远由少数的特权者垄断文化科学吗?这种情况,只要看看已经复辟了资本主义的苏联就行了。苏修头目毫不掩饰地说,他们的“国家主要是从经过高等学校培养的专家中吸收从事经济工作、党的工作、国家工作、外交工作、军事工作和从事一切社会活动的干部”。在那里,只要一跨进大学的门槛,就等于爬上了进入特权阶层的阶梯,也即取得了压迫和剥削劳动人民的特权。请问奇谈怪论的制造者,你们那样起劲地反对大学生当工人、农民,是不是打算步苏修的后尘呢?
农业大学必须办在农村三大革命运动之中
教育界发表奇谈怪论的人,叫嚷得最厉害的是所谓“质量”问题。他们攻击现在的大学生“无论政治上、业务上都不如过去的中技高”,“五年要普及大寨县,都象朝农水平能行吗?”其实,“醉翁之意不在酒”,他们妄谈“质量”,实际上是要肯定“十七年”的修正主义老路,否定教育同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无产阶级办学道路。
什么是大学水平?不同的阶级有着不同的回答。我们是社会主义大学,讲质量,看水平,首先要看方向,看路线,看为哪个阶级培养接班人,看对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贡献。毛主席指出:“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必须同生产劳动相结合。”“我们的教育方针,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这是无产阶级衡量教育质量和水平的唯一标准。几年来,我们朝阳农学院的广大师生,以阶级斗争为纲,努力实践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在办学方向上,实行“社来社去”;在教学体制上,坚持半工半读、勤工俭学,“几上几下”,使学校初步形成了教学、科研、生产三结合的新体制,把学校办在农村三大革命运动第一线,根子扎在广大群众之中。“几上几下”,使大课堂和小课堂有机地结合起来,使教学中的理论和实践紧密结合起来,既有利于学生转变思想,树立无产阶级世界观,又有利于他们掌握农业科学知识。正因为这样,培养出来的学生朝气蓬勃。贫下中农和社队干部称赞他们是“一批实干顶用的庄稼汉”,“领导班子的好参谋”,“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先锋”。难道这样的学生不能为农业学大寨服务,倒是过去那种学农不爱农、不务农、不会农,毕业时还翘尾巴、不服从国家统一分配的学生,更能为“普及大寨县”做出贡献吗?
奇谈怪论的制造者还指责我们这样办学只能普及,不能提高。他们说,还是让一些“有条件”的学校去提高吧!事实上,我们把学校分散办在农村,把大量的人力物力放在群众最需要解决的问题上,不仅有利于普及,也完全能够提高。恩格斯早就指出:“科学的发生和发展一开始就是由生产决定的。”毛主席也指出,自然科学是生产斗争知识的结晶。生产实践是自然科学发展的源泉。只有与生产密切结合,科学研究才能获得强大的生命力。几年来,我们结合教学,进行了大量的科学普及工作,同时在研穷王作上也取得了显著的效果。已有二十项科研成果用于生产。师生培育的朝谷四号、朝谷六号、高梁1095等新品种已开始推广。在象鼻虫的研究上,师生们通过实践,发现朝阳地区危害最重的不是过去书本上记载的两种,而是另外一个新种,叫棉尖象䖬。经过反复观察、研究,初步摸清了它的生活规律,找到了防治的方法。同时他们还弄清了蒙古灰象䖬不是一年一代,成虫越冬,而是两年一代,成虫与幼虫两种形态越冬,纠正了过去书本上的错误结论。辽宁省有关研究部门在其他几个省市的调查,也完全证实了这个问题。我院农学系棉花课题组的师生,在实践中看到棉花整枝打杈费工太多,决心培育一种没有枝权的棉花。经过几年来与贫下中农一起搞科学实验,从零式果枝的棉花里,系统选育成功一个新品种。这种棉花抱着主茎开花,没有枝权,成熟较早,伏前桃多,适于密植和机械耕作,现在正在繁种。大量的事实,有力地驳斥了那些奇谈怪论制造者的谬论。毛主席指出的办学道路,就是提高教育质量、提高科研水平最重要的条件。此外还要找什么“条件”呢?难道那种关起门来死读书的“条件”能够造就又红又专的人材、能够促进科学研究的发展吗?不管制造什么借口,妄图使学校重新同三大革命运动的实践脱节,那是绝对办不到的!
教育界出现的各种奇谈怪论,绝不是一种孤立的现象。这是当前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我们国家正处在一个重要的历史发展时期,社会主义到处都在胜利前进。在这革命的进程中,总有那么少数人要跳出来反对新生事物,拼命维护旧事物。正如列宁指出的那样:在历史的转变关头,“在嚣张一时的‘知识界’中,会出现无数的哭丧妇:有的哭立宪会议,有的哭资产阶级纪律,有的哭资本主义秩序,有的哭文明地主,有的哭帝国主义的大国精神以及诸如此类等等”。现在又有人出来哭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统治下的十七年,哭文化大革命前的旧学校,哭修正主义的一整套教育制度。但是,历史的潮流总是阻挡不住的。“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无产阶级教育革命的朵朵新花竞相开放,更加鲜艳。让那些形形色色的“哭丧妇”去哭泣吧,去悲鸣吧,胜利永远属于我们战斗的无产阶级!
教育革命“拖四个现代化的后腿”吗?
复旦大学大批判组
在最近教育战线出现的右倾翻案风的种种奇谈怪论中,有一个值得注意的论点,即所谓无产阶级教育革命“拖四个现代化的后腿”。
这个论点有一定的欺骗性,似乎奇谈怪论的制造者是在那里关心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关心我国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其实不然。他们真正的目的是要把教育革命同“四个现代化”对立起来,妄图以此否定教育草命,并进而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为阻碍和破坏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翻案。
首先,对现代化强国必须作阶级分析。有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国家,也有资本主义的现代化国家。后者如社会帝国主义或帝国主义国家,它们确实有科学,有技术,可惜抓在垄断资产阶级手里,不抓在人民手里,其用处就是对内剥削和压迫,对外侵略和杀人。我们社会主义中国能走这条道路吗?不能。我们要建设的是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教育界出现的奇谈怪论,对“四个现代化”说不绝口,却根本不谈要的是什么样的现代化,根本不谈社会主义道路和无产阶级专政问题。离开了社会主义道路讲现代化,那结果只能是搞资本主义的或修正主义的现代化。苏联不就是这样吗?苏联十月革命以后,一批批工农青年经过没有彻底改造的旧大学的培养,成了所谓“红色专家”,最后许多人都背叛了自己的阶级,成为搞资本主义复辟的急先锋。苏修叛徒集团的头目就是他们的代表人物。现在苏联也确实有钢铁、机器、导弹,但就在这个号称实现了现代化的国家,不仅丢掉了列宁主义路线,而且在经济上也搞得一团糟,畸形发展,粮食年年歉收,劳动人民吃不饱肚子。这种“卫星上天,红旗落地”的教训,我们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都不应当忘记。
所谓教育和“四个现代化”的关系问题,从本质上看,是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关系的一个重要方面。教育作为上层建筑的组成部分,对促进还是阻碍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发展有很大关系,这决定于我们的教育究竟是什么样的教育。建国以后在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统治学校的十七年中,教育不能为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服务,相反地,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统治及其后果,对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起着阻碍和破坏的作用。这种状况,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才开始得到了改变。最近几年来,尽管从根本上改造旧学校还只是刚刚开了个头,但它在为社会主义经济基础服务方面,已经显示了强大的生命力和光辉的前途。
建国以来的实践表明:拖“四个现代化”后腿的根本不是现在的教育革命,而是刘少奇的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我校物理系在文化大革命前后的对比,就是回答谁拖“四个现代化”后腿的一个有力例证。早在一九五八年大跃进高潮中,我校物理系办起了一个半导体工厂,试制成了上海第一只半导体三极管。但在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统治下,有些人认为理科办工厂是“野牛同进庙堂”,硬是把它一刀砍掉了。这个系有个研究半导体的教授,整天关在实验室里根据国外半导体材料的数据研究砷化镓的能谱,对中国自己不能制造砷化镓这件事却感到束手无策。当时,有些学半导体的毕业生,连最普通的晶体管都不会做。在文化大革命中,物理系打破了从书本到书本的框框,办起了“四?一”综合电子仪器工厂,建成了从材料、元件到整机的生产流水线。这个厂在原材料上,由生产一般的单晶硅、砷化镓,发展到生产新型发光材料,在元件上,由单门集成逻辑电路,发展到中、大规模集成电路,并生产了各种型号的线性电路,形成了线性电路系列,有八种电路填补了国内空白,直接为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服务。类似这样的工厂,我校已经办了三个。理科各系实行开门办学,同一百三十多个工厂、研究单位、人民公社挂了钩,把教学同生产、科研紧密地结合起来。这几年来,我们先后承担了电子技术、激光、新型电光源、石油催化等尖端项目的课题,其中有上天的,有入海的,有为实现生产线自动化提供的数学模型,有在大型合成化学纤维工程中不可缺少的新型催化剂,有在医疗上具有重要用途的小型精密仪器仪表,还有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识别、存储装置。一九六九年以后招收的两届理科毕业生所进行的毕业实践项目,有一大批是为工农业生产和国防军事工业服务的,其中有七十八项达到了国内先进水平。这说明,正是贯彻执行了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进行了教育革命,改造了旧学校,才使教育为促进“四个现代化”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教育界的奇谈怪论污蔑教育革命“拖四个现代化的后腿”的“根据”之一,是把开门办学歪曲为“实践——实践——实践”,说什么现在的大学是“不要理论”。这完全是在造谣惑众,危言耸听。我们建设社会主义,当然需要不断发展科学理论。但这应当是一种什么样的理论呢?旧大学的理科,关门空论,“实际不沾边,牛皮吹上天”。文化大革命前的我校数学系,走的就是“一支笔,一张纸,一杯茶”的关门研究道路,论文写了几百篇,却根本不能说明和解决生产实践中提出的任何问题。这种理论能够促进“四个现代化”的发展吗?根本不能。马克思主义认为,“真正的理论在世界上只有一种,就是从客观实际抽出来又在客观实际中得到了证明的理论,没有任何别的东西可以称得起我们所讲的理论”。实践是产生理论的源泉,也是推动理论发展的动力。正是开门办学,厂校挂钩,把数学从书斋和课堂里解放了出来,成了为社会主义经济基础服务的科学。数学系的师生在教育革命的实践中,协同实际工作部门对某地区四百多个点的地质资料进行了计算和分析,不仅为石油勘探提供了准确选择井位的新方法,而且从石油测井的物理模型中抽象出等位面边界条件这种新的边界理论,反过来又将对勘探测量工作的实践发生指导作用。又如我校的电光源实验室,正是通过一系列造灯和试灯的实践,探讨情性气体和金属蒸气放电规律,从而推动了化学动力学、光谱学等方面的基础理论的研究工作。这种来自实践的理论,在回到实践发生作用的过程中获得新的发展和提高。我校正是在开门办学的推动下,不仅开展了大量与生产实践直接相关的理论研究,而且还开展了基本粒子、天体物理、泛函分析、规范场、微分方程等方面的基础理论的研究。”试问:教育革命,开门办学,究竟是发展了理论还是“不要理论”?究竟是“实践——理论——实践”还是“实践——实践——实践”?只要不是被资产阶级偏见弄昏了头脑的人,是一目了然的。而那种为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翻案,妄图再走旧大学关门空论的回头路的人,才真正是蓄意要拖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后腿!
诬蔑教育革命“拖四个现代化后腿”的人,给理科开门办学加上了削弱基础理论教学和研究的罪名。这同样是荒谬的。理科和工科各有其学科的特点,但就教育必须同生产劳动相结合这一点来说,理工科应当是共同的。旧大学理科片面强调自己的特殊性,关门又加锁,完全脱离了生产实践。文化大革命前,我校化学系学生学习物理化学这门课,“越学越糊涂,越学越头痛”。现在通过开门办学,师生结合工厂改革甲醛的催化剂开展教学活动,不仅研制出一种具有国际水平的新的催化剂,为国家节省了大量的甲醇和钱,而且使学员较好地掌握了有关专业知识。师生共同努力,还对这门基础理论课的教材进行了改革,编出了两册具有一定水平的新的物理化学教材。不仅理科教学方法和教材的改革离不开实践,理科专业设置的改造和建设,也只有广泛接触了社会实际以后,才能真正解决得好。文化大革命前的理科专业设置,有不少脱离了三大革命运动的需要,学生毕业以后往往是“学的用不上,要用的没有学”。在文化大革命中,我们学校结合社会需要创立了光学、计算机科学两个新系,以及讯息论、半导体材料、电光源、激光等十四个新专业。这些新设置的系科专业,反映了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能更好地为社会主义经济基础服务。这都说明理科开始同实践结合起来了。这又有什么不好呢?经过教育革命,理科不再走过去那种为理论而理论的老路,开始考虑理论与实践结合,更好地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这样改造理科,怎么反而会“拖四个现代化的后腿”呢?恩格斯说过:“科学的发生和发展一开始就是由生产决定的。”(《自然辩证法》)这阐明了自然科学理论发展的道路。文化大革命前的旧理科,背离了在实践基础上发展理论的道路,结果是死水一潭;现在注重在实践基础上向理论方面发展,开始做到了有所发现,有所发明。这一点,随着教育革命的深入,人们必将看得更加清楚。教育界有的人断言,理科同生产实践相结合,会使“四个现代化问题解决不了”,还叫嚷“十年八年以后”见分晓。其实,用不着这么神气,你们是输定了的。
在“四个现代化”的问题上对教育革命做否定文章的人,污蔑现在大学的教育质量“不如过去中技高”,妄图重新贩卖“智育第一”这套黑货。在他们看来,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学校只要培养有文化的人就行了,不管他有社会主义觉悟还是有资产阶级思想,也不管他成为劳动者还是精神贵族。我们则相反,认为建设社会主义,必须使学校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培养千百万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这就必须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绝不能搞什么“智育第一”即资产阶级的政治第一。必须按照毛主席的“七·二一”指示选拔和培养工农兵学生,使他们走同工农相结合的道路,成为又红又专的无产阶级草命事业的接班人,毕业以后决心同工人、农民一起做普通劳动者。我们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时侯,要特别警惕有的人企图利用人民要把国民经济更快地搞上去的迫切心情,重新搬出“智育第一”来对抗党的教育方针,篡改教育革命方向。我们实现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最根本的是要依靠广大群众,调动群众中蕴藏着的社会主义积极性,而不是靠少数人来搞。现在培养的工农兵学员,来自工农,扎根工农,有利于在实现“四个现代化”的伟大战斗中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如果不是这样,面是去依靠少数资产阶级的精神贵族,去依靠书呆子,那是根本谈不上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凡是搞修正主义,都要鼓吹“智育第一”,都要鼓吹“唯生产力论”,都要鼓吹“技术挂帅”。我们只要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去分析这些论点,就可以揭破其欺骗性,显示出它的复辟资本主义的本质。
当前教育战线的这一场大辩论,并不是孤立的,而是社会上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这场大辩论不仅关系到教育革命的方向问题,而且关系到我们国家在本世纪和下世纪沿着什么道路前进的问题,关系到在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的过程中能不能始终坚持阶级斗争这个纲、坚持无产阶级专政的问题。我们坚信,经过这一场摆事实、讲道理的大辩论,一定能使教育战线上的广大同志弄清思想,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基础上更加紧密团结起来,进一步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坚定地沿着社会主义方向前进。
驳“今不如昔”论
余凡
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指引下,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全国人民以阶级斗争为纲,认真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反修防修,促进了安定团结和国民经济的发展,各项社会主义事业蓬勃开展,形势一派大好。但是,最近教育界冒出的那些奇谈怪论,却是另一个调子。持这种怪论的人,对于正在胜利开展的教育革命,对于正在苗壮成长的社会主义新生事物,疾首蹙额,摇头叹气,认为这也不行,那也不好,一言以蔽之,是“今不如昔”。这就在人们面前提出了一个尖锐的问题:究竟如何看待文化大革命,如何看待文化大革命中诞生的新生事物,包括教育在内的各个文化领域的情况究竟是今胜于昔还是“今不如昔”?对于这样一个原则问题,不能不辩论清楚。
马克思主义一向认为: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于我国社会发展所起的强大的推动作用,再一次证明了这一科学论断。经过文化大革命,摧毁了刘少奇、林彪两个资产阶级司令部,批判了他们推行的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广大群众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大大提高了阶级斗争、路线斗争觉悟。工业学大庆和农业学大寨的群众运动在全国范围内蓬勃开展。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各个文化领域,深入地批判了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的意识形态,加强了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专政,社会主义的新生事物如雨后春笋,茁壮成长。我国各条战线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显示出一派生机勃勃、热气腾腾的革命景象。
教育战线在文化大革命前是什么状况呢?那时,刘少奇一伙利用他们所窃取的部分权力,推行修正主义路线,学校被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所统治,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封、资、修的东西泛滥,工农子弟受排挤。许多学生越读越蠢,身体也搞坏了。在修正主义路线的毒害下,有些学生“一年土,二年洋,三年不认爹和娘”,变成资产阶级名利思想的俘虏。所有这些,究竟有什么好?有什么值得怀念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粉碎了刘少奇的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工人阶级进驻学校,管理学校,从根本上开始改变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各级学校认真贯彻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努力把学校改造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实行开门办学,“以学为主,兼学别样”,把一切工作都同“转变学生的思想”联系起来,努力把学生培养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培养成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广大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走同工农相结合的道路。大学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学几年以后又回到生产实践中去。一个崭新的无产阶级教育制度正在通过各种试验,逐步地建立起来。教育战线这一大变革,是文化大革命的一个丰硕成果,大方向是完全正确的,已经取得的初步成绩是旧的教育所不能比拟的。
同教育战线一样,上层建筑的其他领域,也都气象一新。在毛主席革命文艺路线的指引下,革命样板戏一个又一个地诞生了,普及了,工农兵的英雄形象屹立在社会主义舞台上,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牛鬼蛇神霸占舞台的现象一去不复返了。电影、戏剧、小说、诗歌、音乐、类术等各种艺术形式,都以新的面貌蓬勃发展,努力为工农兵服务,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服务。工农兵文艺创作遍地花开。卫生战线遵照毛主席关于“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的指示,城市医务工作者上山下乡,合作医疗得到普遍的推广,赤脚医生大批涌现,农村缺医少药的面貌正在改变。科技战线,广大科学技术人员批判了刘少奇、林彪鼓吹的爬行主义、洋奴哲学,同工农群众相结合,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攻破了一个又一个难关,填补着我国科学技术上的空白。国家机关,广大干部积极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坚持走“五·七”道路,推动了自身的革命化建设。
“虎踞龙盘今胜昔”。只要不抱着资产阶级偏见,想想过去,比比今天,就能十分清楚地看到,是今胜于昔而决不是什么“今不如昔”。但是,所有这一切变化,“今不如昔”论者是统统看不见的。“他们是瞎子,在他们面前出现的只是一片黑暗。他们有时简直要闹到颠倒是非、混淆黑白的程度。”是什么东西遮住了他们的跟睛呢?就是资产阶级的立场和世界观。站在资产阶级立场,用资产阶级世界观观察问题,就必然对资本主义的旧事物津津乐道,恋恋不舍,对社会主义的新生事物横加挑剔,耿耿于怀,就必然得出“新不如旧”、“今不如昔”的错误结论。“今不如昔”论的实质,就是否定教育革命,否定科技革命,以至否定整个文化大革命,就是要倒退到修正主义的老路上去。对于持这种论调的人,要首先向他们大喝一声:你的立场站错了!同时,要通过摆事实、讲道理,开展辩论,帮助他们转变立场。
如何看待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出现的社会主义新生等物,是正确认识和评价“今”“昔”的一个重要问题。在我们看来,这些新生事物,好就好在它符合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反映了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体现了历史发展的方向,有利于反修防修,有利于限制资产阶级法权,有利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因而有着强大的生命力。从教育革命方面来说,工人阶级领导学校,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拨学生,开门办学,等等,都是为了结束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学校的现象,把学校改造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都是为了堵塞旧学校所走的培养资产阶级精神贵族的邪路,而为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开辟广阔的道路。只要从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高度,从反修防修、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高度来看问题,就必然得出今天这些新生事物在本质上优越于昔日那些旧事物的正确结论。当然,社会主义的新生事物,不可能一出现就十分完善。要求它十全十类,不允许它有缺点和问题,那是违反事物发展规律,违反唯物辩证法的。新生事物存在的缺点和问题,是前进中的问题,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指引下,是完全能够解决的。事实上,有的已经解决,有的正在解决。新生事物在本质上是革命的,比旧事物优胜得多,这是它的主流。我们的正确态度,应该是满腔热情地支持它、帮助它,总结经验,肯定成绩,克服缺点,使之更好地成长。“今不如昔”论者却不是这样,他们离开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离开反修防修、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不看新生事物的本质和主流,仅仅抓住一些表面的、暂时的缺点,攻其一点,不及其余,把它说得一无是处。这样,他们就把自己摆在同新生事物相对立的位置上去了,摆在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相对立的位置上去了。列宁曾经指出:“讥笑新事物的幼芽嫩弱,抱着知识分子的轻浮的怀疑态度等等,——这一切实际上是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手段,是保护资本主义而反对社会主义。”“今不如昔”论者对于社会主义新生事物,不正是这样吗?
“今不如昔”的论调,我们并不陌生。历史上,每一次大的革命之后,不仅有些人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与此不适应,看不惯新生事物,而且总有一些逆历史潮流而动的反动派,跳出来反对革命,反对新生事物。一九五七年资产阶级右派向党猖狂进攻,他们的一个重要手法,就是制造和散布“今不如昔”的谬论,一笔抹杀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伟大成就。他们妄图以此来制造混乱,蛊惑人心,把我国拉国到暗无天日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老路上去。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扼杀一九五八年开展的教育革命运动,在农村搞资本主义复辟,也是制造和散布教育质量低、合作不如单干等“今不如昔”的谬论。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林彪为了达到其频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的罪恶目的,效法孔老二,极力宣扬“克己复礼”以及“旧法莫除”、“老例不减”等反动论调,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出现的新生事物,一一加以恶毒攻击,妄图以此全盘否定文化大革命。但是,新事物代替旧事物,这是不以反动派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一切反动派的倒行逆施,不仅丝毫改变不了历史发展的方向,改变不了今胜于昔的客观事实,反倒使他们自己的丑恶面目暴露得更加彻底。
整个社会主义历史时期,是生长着的共产主义与衰亡着的资本主义彼此斗争的时期。怎样看待“今”和“昔”,怎样看待社会主义新生事物,始终是两个阶级、两条路线斗争的一个重要内容。阶级敌人为了复辟旧制度,还会制造“今不如昔”的谬论,攻击和扼杀社会主义新生事物。在我们革命队伍内部,有的同志由于受修正主义路线的影响和传统观念的束缚,世界观没有彻底改造,也会在对待“今”“昔”的问题上,在对待文化大革命、对待新生事物的问题上,产生错误思想、采取错误态度。因此,我们一定要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党的基本路线,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进一步批判修正主义路线,提高分辨路线是非的能力,努力改造世界观,正确对待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确对待群众,正确对待自己。我们要不断批判和反击那种否定文化大革命、否定社会主义新生事物的逆流,通过辩论,弄清思想,团结同志,进一步把各项工作做好,巩固和发展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
到底是“今不如昔”还是今胜于昔,历史已经作出了结论,今后还将进一步证明这个结论。通过对“今不如昔”论的批判,通过辩论,将进一步提高全党同志和全国人民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觉悟,以更加饱满的革命热情,更加坚毅的努力,把包括教育革命在内的各项革命事业进行到底!
教育革命好得很
清华附中红卫兵
王春兰
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指引下,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我们学校和整个教育战线一样,呈现出一片欣欣向荣、生气勃勃的景象。但是,在大好形势下,阶级斗争一刻也没有停止。最近,教育界刮起一股右倾翻案风,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否定教育革命,把我们的教育革命描绘得简直不象样子,说什么当前教育界的最大危险是“不读书”、“轻视理论”、“不讲学文化”,说什么照现在这样下去,将会“拖四个现代化的后腿”,等等。总之,认为文化大革命以来的教育形势,简直是糟得很。
文化大革命以来,我们的教育革命到底是糟得很还是好得很?我们清华附中铁的事实,就是有力的回答!
文化大革命以前的清华附中,执行的完全是一条修正主义路线。学校以保证毕业生能考上大学为名,用“分数线”把大批工农子女排斥在附中大门之外。学生在学校六年,受的完全是“学而优则仕”那一套教育,“校园是天地,书本是粮食,成名成家是理想”。这样培养出来的学生成天想的是“考上大学便成龙,考不上大学就是毛毛虫”。没考上大学当了工人的学生,觉得无脸再见老师,竟发誓一辈子不回附中。就是这样,文化大革命前的整整十七年,附中不为无产阶级培养接班人,成了资产阶级专政的工具!
在文化大革命初期,我们响应毛主席关于“教育要革命”的号召,奋起造了修正主义路线的反。我们的行动,立即得到了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支持和关怀,毛主席亲自给我们清华附中红卫兵写信说:红卫兵的革命行动,“说明对一切剥削压迫工人、农民、革命知识分子和革命党派的地主阶级、资产阶级、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他们的走狗,表示愤怒和申讨,说明对反动派造反有理,我向你们表示热烈支持。”在毛主席的亲切关怀下,红卫兵运动遍及全国,“对反动派造反有理”的口号响彻云宵,一批批红卫兵响应毛主席的号召,上山下乡,走上与工农相结合的广阔大道。正是这场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打破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一统天下,使学校回到了工人阶级的手中。几年来,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指引下,在工人阶级领导下,我们红卫兵和革命的教师一起,反复批判修正主义路线,对旧的教育制度、旧的教学方针和方法进行改革,毛主席的教育方针正在得到贯彻,教育革命生气勃勃,这能说教育革命糟得很吗?难道不进行教育革命,让资产阶级,修正主义路线继续统治学校才好吗?
资产阶级诬蔑教育革命的大好形势,反对我们进行教育革命,往往在教育质量上大做文章。我们中学的教育质量到底怎么样呢?还是让事实来说话吧。去年以来,我校已有两届文化大革命开始后进校的高中生毕业了。他们决心用自己的行动批判修正主义路线,批判“学而优则仕”的孔孟之道,坚决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要求到农村去,到艰苦的地方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他们不愿留在颐和园附近的菜乡,也不去十三陵周围的果园,主动要求到延庆县深山区插队落户。一年多来,在党组织和贫下中农的热情教育下,他们坚持党的基本路线,成了农业学大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一支朝气蓬勃的力量。他们坚持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经受了思想、劳动、生活等各种考验。他们在村里办起了黑板报、政治夜校。有的担任了生产干部、赤脚医生等工作,有的担任了共青团的干部,有的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贫下中农高兴地说:“有这样的革命接班人,我们放心啊!”培养出大批这样的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这就是我们无产阶级所要求的教育质量。
我们的战友身居山村,却时刻不忘上层建筑领域里的阶级斗争。就在去年七、八、九月教育界出现一阵奇谈怪论之时,他们经过讨论,立即给学校和家长来信说:“现在教育战线的形势是如何估计的?听有人讲:‘现在的工农兵学员到处不受欢迎,还是十七年培养的学生有用’,要建议高中生直接上大学,还有什么‘不要都学朝农’等等。这么一股风是从哪里刮来的?我们认为:这是路线斗争的又一起伏,那些妄图右倾翻案的人大概忍耐不住了吧?相信工农兵学员会用自己的实际行动,给予忘乎所以的人们以有力的回击。”“有人说:‘朝农经验是好的,但是如果什么学校都学朝农,国民经济计划就无法完成。’还有什么:‘我们现在培养的人不行’。这不是否定文化大革命吗?难道要否定‘七·二一’道路,又搞分数面前人人平等?难道要否定工人阶级领导,让修正主义分子再上台?不!我们认为:教育革命只能前进,不能倒退!倒遇是没有出路的!请你们要多注意,如果真有此事,肯定是一场路线斗争。你们要站稳脚跟,辨别方向,要敢于也要善于反潮流,这是我们几个人要对家里说的话。‘暮色苍茫看劲松,乱云飞渡仍从容。’教育战线的斗争是复杂的,但是根本的一条:“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必须同生产劳动相结合。’”请看,毛主席的红卫兵,在复杂的阶级斗争面前,能够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辨别风向,态度多么鲜明,立场多么坚定啊!请问教育界那些自称研究过教育史、精通教育学的人:在几千年以来的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里,哪一个朝代,哪一个学校,能培养出象这样有志气、有社会主义觉悟的青年?在十七年修正主义路线统治下,又有哪一个学校能培养出这样一代无产阶级新人?没有,也不可能有。但是在资产阶级看来,我们今天的学校培养了大批敢于反潮流的年青的革命阅将,那岂止是“糟得很”,而且对他们来说简直是“灾难”。
那些攻击我们的教育革命、诬蔑我们教育质量低的人,说我们是“不读书”、“不讲学文化”、“轻视理论”,等等。的确,对封、资、修的那一套文化我们是没去学,对脱离实际的理论我们是看不起。但是,社会主义的文化课,与实际相结合的理论,我们一点儿没放松。这几年来,在毛主席光辉的《五?七指示》指引下,我们坚持开门办学,在三大革命运动中经受锻炼,使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取得了许多可喜的成绩。在农村开门办学的程中,争地的干部和贫下中农为我们讲阶级斗争史、路线斗争史,我们还作了很社会调查,使我们的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知识大大丰富了。农村中许多先进人物都是我们红卫兵学习的榜样,使我们加深了对农村的了解,更坚定了上山下乡的决心。同时,结合实际任务,我们还学习了许多基础知识。如在化学课中学习了有关化肥、土壤、土测反应原理等知识,在农业基础课中学习了小麦的整个生长过程,掌握了小麦一般栽培技术和高产措施。有一个班,担负了全大队麦田查苗、土测任务,七次下生产队,为公社提供了总结小麦丰产经验的有用材料。有些同学还帮助大队建立起农业科学实验室,参加装置具有国内先进水平的暖房种黄瓜的滴灌系统。有的同学和老师在实践中提出了一项早期查苗的新方法。又如语文课,我们结合“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到工厂、农村边参加劳动,边作社会调查,然后练习写作。这样,我们不仅学到阶级斗争知识,学到工农兵的好品质,锻炼了思想,面且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学到了基础知识,提高了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事实证明,这样的开门办学,根本不是不学文化,而是比以前学得更多了;不仅学到书本知识,而且理论联系实际,掌握了较完全的知识。在学校的几年,我们不但学文,而且学工、学农、学军。每当我们想起工人师傅怎样教育我们要当一个普通劳动者,想起每年三夏和贫下中农一起龙口夺粮的战斗生活,想起学校实验田亩产千斤的丰收喜悦,想起那难忘的学军锻炼情景,我们的心情是多么激动啊!
一种崭新的无产阶级教育制度已展现在我们面前,一代无产阶级的新人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指引下茁壮成长。但是,面对着这一片大好形势,教育界奇谈怪论的制造者们却大肆攻击,胡说开门办学是“不读书”,“不讲学文化”,诬蔑我们成了“瞎子、聋子”。这些人才是真正的聋子和瞎子!他们这样做的目的无非是要把我们重新拉回到修正主义老路上去,想把我们培养成为资产阶级的精神贵族。对于这种痴心妄想,我们红卫兵心明眼亮,决不上当。
今天,在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战斗中,我们重新学习了毛主席给红卫兵的信,倍感亲切,浑身有劲,心情无比激动。阶级斗争的现实使我们认识到:肯定还是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当前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集中反映,今后还会长期存在。在漫长的革命征途上,我们还将会遭到阶级敌人的不断反扑,会遇到各种旧传统势力的顽强抵抗。因此,我们要永远保持和发扬当年红卫兵那种“对反动派造反有理”的彻底革命精神,大造资产阶级的反,大造修正主义的反。为了使我们的党不变修,国不变色,我们红卫兵要为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斗争到底,不但以前斗,现在斗,将来也要斗,只要还存在路线斗争,我们就要坚决和错误路线斗。同时,我们也牢记毛主席在信中谆谆教导我们的:要“注意争取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们。对于犯了严重错误的人们,在指出他们的错误以后,也要给以工作和改正错误重新作人的出路。马克思说,无产阶级不但要解放自己,而且要解放全人类。如果不能解放全人类,无产阶级自己就不能最后地得到解放。”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过程中,有些地方由于违背了毛主席这一教导而产生过一些曲折,我们要当作历史经验加以记取。我们一定要在党的一元化领导下,接受工农兵的再教育,和广大教师团结在一起,和广大人民团结在一起,共同批判修正主义,批判资本主义,把教育革命进行到底。我们的最终目的是要实现共产主义,在这样壮丽的革命事业面前,党和人民赋予我们青年一代的责任是多么重大和光荣啊!
战斗正未有穷期。让那些资产阶级老爷们去骂我们这也不行那也不行吧,而我们,将接过老一代革命家手中的红旗,沿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前进,永远前进!
喜看工农兵学员茁壮成长
北京大学
段学复 黄昆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我们决心为教育革命作出贡献的年老教师,在党的亲切关怀下,在工人阶级的领导下,和工农兵学员一起,积极参加教育革命实践,亲眼看到教育革命的大好形势,看到北京大学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看到工农兵学员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迅速、茁壮地成长,感到由衷的喜悦。自己能对无产阶级教育事业,对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做一些有益的工作,觉得无比的幸福。
可是,在这大好形势下,教育界却刮起了一股右倾翻案风,出现了种种奇谈怪论,说什么工农兵大学生“无论政治上、业务上都不如过去中技高”,诬蔑现在学校“不讲学文化”、“轻视理论”。这种谬论的实质,就是妄图从工农兵学员的质量问题上打开缺口,否定无产阶级教育革命,复辟修正主义教育制度,翻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案。因此,怎样看待工农兵学员的质量问题,是一场事关路线的大是大非之争,不可不辩论清楚。作为从旧社会过来的老知识分子,我们对于旧中国的反动教育的罪恶,对于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危害,都有深切的感受;对于这几年的教育革命,更有亲切的体会。面对着教育质量“今不如昔”的奇谈怪论,我们要用切身经历的事实,给予驳斥。
如何看待教育质量,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标准鲜明对立,评价天渊有别。列宁说:“学校应当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我们讲质量,首先要讲政治质量,看方向,看路线,着培养哪个阶级的接班人。社会主义义大学培养的学生,应当是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建设社会主义服务的反修防修的战士,是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可是,文化大革命前的旧北大,在修正主义路线统治下,学校里充斥着“智育第一”、“知识私有”等一套封、资、修的货色。学生一入学,见到的第一条大标语就是:“欢迎你,未来的数学家!”“欢迎你,未来的物理学家!”给学生指出的是一条“助教——讲师——教授”的道路。这条修正主义教育路线,使许多青年学生根本不关心祖国的前途、人类的命运,拼命去爬那个精神贵族的“小宝塔”尖,把成名成家作为自己终生的奋斗目标。毕业分配时,不少人留恋大城市,不愿到艰苦的地方去。学生中有少数人,甚至堕落成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和其他反革命分子。代数专门组五四级七个学生中出了三个右派。物理系半导体物理专门组一九五六年毕业生十人中也有三人成了右派。这些触目惊心的事实,我们至今记忆犹新。
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从教育阵地开刀,极其深刻地揭露和批判了刘少奇、林彪的修正主义路线。自从工人阶级开进上层建筑领域,领导教育革命以来,我们学校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把转变学生的思想放在首位。今天的新北大,学员一入学,迎接他们的第一条大标语是:“工农兵学员上大学,管大学,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改造大学。”经过几年的学习,他们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和阶级斗争、路线斗争觉悟有了进一步提高。他们刻苦学习马列和毛主席著作,认真改造世界观,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自己的头脑。在政治运动中,他们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发挥了生力军作用。我们从他们身上得到了勇气和力量,鼓舞我们积极参加现实的斗争。他们努力实践毛主席的教育革命思想,大破因循守旧,坚持革新创新,常常给我们以促进。他们豪迈地提出:“人民送我上大学,我上大学为人民”,自觉抵制资产阶级思想的腐蚀,批判资产阶级法权观念。不少学员要求毕业以后重返农村,做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缩小三大差别的促进派。他们来自工农,不忘工农,学习工农,永当工农。这些都激励着我们,使我们深深感到:工农兵学员的这种政治觉悟、思想境界,是修正主义路线统治下的旧大学的学生无法与之相比的。
如何衡量业务质量,也要从路线上看,而不能以上了多少课程、念了多少本本为标准,要看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业务质量决不是一个单纯的业务问题,这里面首先有一个政治向问题。学问再多,方向不对,等于无用。旧北大在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统治下,公开提倡成名成家。在这种思想腐蚀下,学生被个人的蝇头小利、蜗角虚名限制了自己的眼界,束缚了自己的胸怀。作毕业论文时,往往争导师,争题目,争发表,甚至连点滴的心得也互相保密。这样的指导思想,决定了他们只能从杂志缝里找题目,眼着洋人屁股转。而我们今天的工农兵学员,则总是把自己的学习同反修防修、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伟大目标联系在一起。他们首先注意科学技术中的方向、路线问题,总是把技术攻关仗当作政治仗、争气仗来打,一心为打破帝修反的科技垄断,为赶超世界先进水平作贡献。电子仪器厂半导体物理专业的应届毕业生,最后一年多的教学是结合研制一种超高速集成电路进行的。这种超高速集成电路是我国研制大型高速电子计算机急需的产品。在开始选择这项战斗任务时,由于难度较大,不少教师的思想上曾有过动摇。但是,工农兵学员听说帝国主义为了卡我们的脖子,在谈判向我国出售大型电子计算机时,提出了一系列无理要求,十分气愤。他们说,为了粉碎帝国主义的挑战,任务再艰巨,我们也要上,毅然决然地接受了这项战斗任务。在技术攻关战斗中,他们“不为名,不为利,一心为社会主义祖国争口气”,经常连续奋战几十个小时不下火线。经过几个月的共同努力,终于拿出了样品,现已小批量生产。这说明,高度的路线斗争觉悟,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使得工农兵学员在业务学习上能够很快提高,取得丰硕的成果。
旧北大根本不讲理论联系实际,不讲为三大革命运动服务。那时的理科,学制长达六年,课程三十多门,将学生整天关在高楼深院里死读书,严重“三脱离”。那样名目繁多的课程,正是象列宁批评的那样,是“九分无用一分歪曲”了的东西。学生念了这么多无用的本本之后,不但没有给他们什么建设社会主义的真本领,相反却在他们思想上打下了资产阶级世界观的烙印。即使一些有用的知识,学生也是从理论到理论,从书本到书本,用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来衡量,完全是颠倒着学的,学了也不会用。这样关门读死书,使诉多学生不会做工、种田、打仗,越读越蠢,成为书呆子、修苗子。数学系学生学了数学,有的竟问:“党的领导为什么是必要的,请用数学公式证明给我看潘”。学生毕业到了工作岗位以后,不少人不能把学到的理论应用于实际,工人群众说他们是“理论一大套,实际不对号”。这一切,都是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恶果。今天,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在实行开门办学、结合战斗任务和典型产品组织教学的过程中,我们遵照“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路线,使学员在学习过程中实现认识上的两个飞跃,因面他们学到的知识是比较完全的知识。几年来,数学系师生先后到北京和外地的厂矿、农村、科研机关等几百个单位,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并结合战斗任务和典型产品组织教学,和几十个单位挂钩,承担了五十六个科研项目,九十六个课题。其中有十三项填补了国家空白,二十四项达到国内先进水平,三十七项被工农业生产采用。在应用数学和计算方法方面,有四项属于七十年代国际上刚刚开始的工作。在基础理论研究方面,有五项取得重要进展,有的已达到国际先进水平。这些任务,涉及农业、工业、地质、水文、石油化工、数字通讯、精密仪器、高能物理等方面。学员在内容这样广泛的实践中,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有很大提高。数学专业三年级学员和教师,在完成某精密仪器的有关计算时,想工农兵之所想,急社会主义之所急,打破洋框框,大胆革新,对电路设计提出了新方案,使仪器精度达到国际水平。一年级概率班一个学员,学习试验设计课程时,主动利用业余时间回到原单位和工人师傅一起,运用所学知识,进行研制一项电子元件新产品科学试验,使生产工序时间比原来大大缩短了,质量也有了提高。去年九月,他还出席了全国概率统计工作会议,报告了自己试验和研究成果,受到与会者的好评。电子仪器厂半导体物理专业首届工农兵学员毕业实践的三十五个目,)也同样取得了丰硕成果,有的填补了国家空白,有的达到了国内先进水平,基本上已用到生产、科研上。
工农兵学员基础理论知识学得怎么样?在这个问题上教育界的奇谈怪论指责我们“轻视理论”,“根本不要基础科学”。这完全是不符合事实的胡说八道。我们两人中,黄昆是搞半导体的。一九五六年至一九五七年曾和另一位同志一起编写了一本《半导体物理》。当时,我国新兴的半导体工业还没有办起来,书的每章每节都是根据外国资料写成的。就是这么一本教材,一直用到文化大革命前。十年中,我国半导体工业生产获得了很大的发展。但这本根据外国资料编写的教材却一直没有修改过。学生学了这些落后于实际的理论,不仅用处不大,反面不知不觉地受了洋框框的束缚。而在近几年的教育革命实践中,师生一起改革旧教材,在教学、科研、生产的基础上,通过深入调查,向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和革命技术人员学习,编写出适合生产和科研需要的八种新教材,包括老黄和同志们一起重写的《半导体物理》。这些教材密切结合我国半导体发展的实际,总结了我国工人阶级的实践经验,并在理论上作了分析探讨,教材内容有一定的先进性与实践性,受到学员和广大工人、技术人员的好评。试问:用这样的教材来教学生,究竟是学了理论,还是不要理论呢?理论教学比文化大革命以前提高了呢,还是降低了呢?这个小小的事例,难道不足以说明那种诬蔑我们“轻视理论”、“根本不要基础科学”的攻击是多么荒唐,那种“今不如昔”的质量观是多么站不住脚吗?
去年九月,一个外国固体物理考察组来北大参观访问,黄昆参加了接待。在参观访问中,物理系四名二、三年级的工农兵学员分别向他们作了有关半导体激光、低温物理和磁学方面的学术报告。报告后,外宾接连提出许多问题,对研究内容、工作进程盘根问底,这实际上是对学员的一场口试。我们的学员当场一一作答。外宾们反映“分析很透,数学与物理问题结合得很紧密”,承认“这种培养方式效果很好”,培养的学生是“高质量”的。
事实胜于雄辩。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的教育革命实践,才短短几年,就已经充分显示出了它的无限生命力,工农兵大学生无论是政治质量还是业务质量,都远远超过了文化大革命以前旧大学培养出来的学生。这些都是由于贯彻执行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改革了旧的教育制度,改革了旧的教学方针和方法,坚持了从有实践经验的工农兵中招生,实行了开门办学,理论联系实际,把教育与生产劳动紧密结合起来的结果。
几年来在教育革命实践中,我们和工农兵学员朝夕相处,共同战斗。同学们常常和我们促膝谈心,满腔热情地关心和帮助我们,有力地推动了我们的世界观改造。文化大革命前,段学复搞科研的“最后推动力”,是想在数学史上留名,希望能在海外找到“知音”。作为一个中国科学工作者,却把科研的根子扎在外国,脱离我国革命和建设的需要,还以为“海外存知音”。参加这几年的教育革命,工农兵学员朝气蓬勃的革命精神给了老段很大鼓舞,认识到“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由于提高了思想觉悟,精神面貌发生了很大变化。现在,老段虽然眼睛高度近视,又患有老年白内障,还动过直肠癌手术,但经常到工厂向工人学习,调查研究,积极发挥自己的专长,和其他师生一起解决了有关部门提出的一项比较复杂的计算课题,计算效率比原来提高了一千四百多倍。我们深刻认识到:三大革命运动实践才是科学技术的源泉,工农兵群众才是真正的知音。今天,我们看到大学里工农兵学员茁壮成长,仿佛觉得自己变年轻了。我们深切地体会到:“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什么路线培养什么人。正反两方面的经验,使我们对刘少奇、林彪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更加仇恨,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更加热爱。我们坚信,教育革命的路线是正确的,方向是对头的,沿着这条道路走下去,迎接我们的将是更加光明灿烂的未来!
我们是怎样开展教育革命大辩论的
清华大学建筑工程系党委会
几年来,我们建工系和全校一样,以阶级斗争为纲,不断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成果,认真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推动了教学、科研、生产等各项工作。
教育革命每前进一步,都要经过斗争。去年下半年,教育界有人到处散播种种奇谈怪论,说什么“文化大革命前的教育也有很大成绩”,“文化革命以来,教育革命总没有解决好”,因而,“就是要扭”,等等。这就向我们提出了一个根本问题,就是教育要不要革命?要不要使学校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是坚持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把教育革命进行到底呢,还是为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翻案,复辟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对学校的统治?这个问题需要经过辩论,分清是非。在毛主席、党中央的关怀下,在北京市委的领导下,我校自去年十一月初开始,发动广大师生员工针对那些奇谈怪论,开展了一场群众性的教育革命大辩论,人人挥笔上阵,个个积极参战,很快就形成了大辩论的高潮。
我们系在校党委的领导下,发动群众抓住实质性问题展开天辩论,注意引导大家采用分析对比的方法,强调摆事实讲道理。全系师生大摆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旧学校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的事实,大摆文化大革命后教育战线上的大好形势。许多同志用亲身经历愤怒控诉、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对旧学校的统治。以前,我系建筑学专业招生除了用“高考分”的标准外,还要加试美术,把广大工农青年拒之门外。教材则大都以资本主义国家和苏修的建筑教育为蓝本,向学生大肆贩卖封、资、修的货色。如要学生做每户面积五百平方米的高标准小住宅和别数建筑设计,还说什么这是“一首梦幻曲的轻音乐”。学生不会设计,就带领学生到以前资产阶级的高级住宅去参观,以“培养”学生对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羡幕和欣赏。在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毒害下,不少出身较好的学生思想感情也起了变化。大量触目惊心的事实,使大家进一步认识到,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的学校,确实是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毛主席说:“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这是对修正主义教育路线一针见血的批判。
广大师生又以文化大革命以来学校发生翻天覆地变化的大量事实,热情歌颂了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几年来,我系和全校一样,贯彻执行毛主席关于“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必须同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把转变学生的思想放在首位,组织工农兵学员认真攻读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到工厂、农村、部队参加三大革命运动实践。工农兵学员以无产阶级政治统帅业务,为革命刻苦钻研科学技术,破除迷信,解放思想,设计出我国第一座地下水封油库,为教育革命谱写了一首“争气歌”。他们结合教学完成了新型蔬菜温室、大型旅客车站建筑的设计以及工业污水处理、墙体改革等多项科研任务,受到工农兵的欢迎和赞扬。通过这样的分析对比,大家清楚地看到:过去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学校,现在是工人阶级领导学校;过去是排斥打击工农子弟,现在是广大工农兵上大学、管大学,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改造大学;过去是培养资产阶级精神贵族,现在是以阶级斗争为主课,开门办学,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事实说明,文化大革命完全必要,教育革命方向完全正确。通过摆事实,讲道理,给了那些奇谈怪论以有力的回击,同时,使广大群众受到了深刻的路线教育,体会到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就要清醒地看到修正主义仍然是当前的主要危险,进一步提高了对这场运动的性质、意义、目的的认识。
为了搞好教育革命大辩论,我们组织全系师生员工认真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学习马列和毛主席教育革命的思想,重温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系列指示,使大辩论同学习理论紧密结合起来。我们体会到,只有掌握马列主义这个锐利武器,在辩论中才能从路线上好清是非,击中那些奇谈怪论的要害,把大辩论引向深入;才能讲清道理,以理服人,提高广大干部和群众识别修正主义的能力。例如,有些同志在批驳教育革命“拖四个现代化的后腿”的谬论时,起初抓不住要害。后来,他们反复学习了列宁《再论工会、目前局势及托洛茨基和布哈林的错误》,以及毛主席的有关论述,认识到这些谬论违背了“政治同经济相比不能不占首位”这一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认识到这些谬论抛开党的基本路线空谈四个现代化,实际上是老修正主义唯生产力论的翻版。这样,他们写出的大字报就抓住了实质,说理充分,对大辩论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又例如那些攻击教育革命的人,歪曲地引用列宁《青年团的任务》一文中的话,妄图为他们的论制造理论根据。大辩论开始以后,有些同志一时看不清它的实质,有的党支部就组织大家认真学习《青年团的任务》,一边学习,一边对照分析。在深入钻研了列宁的原著之后,大家豁然开朗:原来他们是采取断章取义的手法来篡改和歪曲马克思主义。列宁在《青年团的任务》一文中,反复讲教育的阶级性,强调对旧教育必须加以“根本改造”;指出为了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必须“把学校活动的每一步骤,把教育、训练和学习的每一步骤,同全体劳动者反对剥削者的斗争密切联系起来”;要以批判的态度对旧文化“加以改造”;要在群众斗争中学习马克思主义,等等。所有这些被列字认为“主要的和最重要的问题”和“全部关键”,统统被他们砍去了,剩下的就是单纯地学习业务知识这一条。大家越来越迫切地感到:“我们的斗争需要马克思主义。”大家说:“要想批得深,学习要认真;要想批得透,说理要足够”。实践证明,凡是辩论搞得比较好的、批判水平比较高的班组,都是理论学习抓得比较紧、比较扎实的。这样做,既认真深入地学习了马克思主义,又不断地把大辩论推向深入。
这次教育革命大辩论,始终是按照党委的统一部署,有领导有步骤地进行的。我们不搞系内系外、校内校外的串联”,不搞“战斗队”,不拉山头,不停产,不停课,“一切行动听指挥”。这就保证了运动既轰轰烈烈又顺利健康地发展。加强党的领导、搞好运动的重要条件是做好干部的培训工作。一个多月来,我们采用召开系党委扩大会、干部座谈会和举办党支部书记以上于部学习班等方式,使各级党组织和干部不断明确这场辩论的实质、意义和指导思想,在大辩论中发挥坚强有力的领导作用。我们还经常召开党委扩大会,组织于部认真分析、研究运动的发展形势,不断总结经验,支持和扶植在运动中涌现的新生事物,排除各种干扰,牢牢掌握斗争的大方向。我们还使运动同党的建设紧密结合起来,把这场运动看成是对广大党员和干部进行党的基本路线教育的极好机会,在斗争中锻炼党员、干部,考察积极分子,充分发挥党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同时,对经过运动考验具备了党员条件的积极分子,我们及时地吸收他们入党,使党组织不断增添新鲜血液。目前,我系广大党员和干部,正以高昂的战斗姿态,站在运动的前列,带头学,带头批,既是指挥员又是战斗员。各级党的组织经过斗争的锻炼,更加朝气蓬勃,战斗力更增强了。
我们体会到,要搞好这场大辩论,既要加强党的领导,又必须放手发动群众,充分相信和依靠群众。群众是真正的英雄,群众中蕴藏着极大的社会主义积极性,他们积累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丰富经验,路线斗争觉悟、政策水平都有了很大提高,党组织应当站在群众运动的前面大胆领导。这次教育革命大辩论是文化大革命的继续和深入,我们必须把群众充分发动起来,使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为广大群众所掌握。为了把群众发动起来,我们反复向群众讲明运动的性质、意义、目的和政策。还针对各部分人的不同特点,通过党团组织生活和各种类型的座谈会、调研会、思想交流会、学习班等方式,做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对那些说了一些错话,做了一些错事的人,我们也向他们讲明政策,解除他们的思想顾虑,鼓励他们在斗争中认识错误,不断提高觉悟。现在,广大师生都积极参加了这场大辩论,很多教师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和正反两方面的经验与学员共同学习,共同开展革命大批判,团结战斗。许多年老的教师也通育达旦地写大字报、批判稿,在批判会上竟相发言。广大工农兵学员是这次运动的生力军。毕业班学员提出豪迈的战斗口号,朝气蓬勃地战斗在大辩论的战场上。刚进校的一年级学员,把这次运动作为第一堂阶级斗争课,意气风发地投入了战斗。
随着运动的深入,我系广大师生员工的精神面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革命积极性空前高涨。毕业班十几名工农兵学员在毕业分配的前夕,带头向校党委提出申请,坚决要求到青藏高原去建设边疆。他们的革命行动立刻得到毕业班广大工农兵学员的热烈响应。几天内我们就收到了几百份决心书和申请报告。从清晨到深夜,一批又一批的学员、干部和教师到校党委请战、表决心。他们一个个豪情满怀,表示“笑迎高原暴风雪,立志边疆干革命”,“志在吃尽天下苦,敢教日月换新天。”坚决要求到边疆去,到农村去,到山区去,到斗争最艰苦,革命最需要的地方去,以实际行动痛斥那些攻击和污蔑教育革命的谬论。一位老教师激动地说:“我教书几十年,从未遇到过整班整班的大学生如此坚决地要求到青藏高原去,更没见过一个大学生毕业后要求去当农民。现在,有这样好的学生,我们教师感到十分自豪。”他和许多教师也坚决要求和工农兵学员一起到青藏高原共同战斗。低年级学员说:“毕业班学员为我们作出了榜样,他们以实际行动写出了一张永不褪色的大字报,我们要使这张大字报更加鲜艳,一届一届传下去,把无产阶级教育革命进行到底!”教育革命大辩论使全系出现了一个热气腾腾的大干社会主义的生动局面,各项教学改革、开门办学、教材建设都取得了新的进展。大家决心在教学、科研、生产各项工作中做出新成绩,创出新水平。所有这些,都是教育革命的成果,都是对那些奇谈怪论有力的回击。我们决心不辜负伟大领袖毛主席、党中央的般切希望,坚持批判资产阶级,批判修正主义,按照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把无产阶级教育革命进行到底!
在继续革命的道路上前进
鼓舞我们战斗的宏伟诗篇——学习毛主席词二首
袁水拍
当全国人民满怀革命豪情跨进又一个战斗的春天的时候,毛主席的两首词《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和《念奴娇·鸟儿问答》发表了。这不仅是我国文化界的大喜事,而且也是全国人民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这里,只是谈谈个人初步学习的体会,请读者指正。
毛主席这两首词,以诗的语言和生动的形象,概括了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的大好形势,深情地赞扬了中国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向全世界雄辩地指出了马克思主义一定要战胜修正主义、革命人民一定要扫除一切害人虫的真理。这两首宏伟的诗篇,是革命的抒情诗和史诗的结合,是胜利的凯歌,也是继续革命的号角。它们将极大地鼓奔我国人民在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下,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不断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成果,反对复辟倒退,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为共产主义的伟大事业而努力奋斗。
这两首词是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典范。无论是对人民的歌颂,还是对敌人的讽刺,两首词共同的主题思想是:从战略上讲,敌人没有什么了不起,困难没有什么了不起。“大风大浪也不可怕。人类社会就是从大风大浪中发展起来的。”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革命群众,将会战胜一切,把旧世界搞个“天地翻覆”,攀登无产阶级伟大革命事业的高峰。
《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以从容舒展的笔调,写出了中国革命的摇篮——井冈山今天的明丽新姿,赞美了老根据地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黑暗的旧中国的历史被翻了过去,出现在眼前的是“到处莺歌燕舞,更有那潺流水,高路入云端”的一派葱笼景象。这难道不也就是社会主义祖国新面貌的缩影?从绚烂的诗句中,我们亲切地感到了伟大领袖毛主席在三十八年后“千里来寻故地”时的欢畅襟怀。
“高路入云端”,写的是景。从形象的比喻里,却可以使我们联想到,正是井冈山的革命道路使中国人民得到了解放。“旧貌变新颜”,胜利是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指引下取得的。正确路线是在同错误路线不断斗争中产生、发展起来的。毛主席在一九六五年重上井网山,三十八年前就是一九二七年。在大革命失败以后,毛主席清算了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的道路,把中国革命从投降派造成的绝境中挽救出来。武装的工农高举“工农武装割据”的红旗,挺进井冈山。接着毛主席又同翟秋白的“左”倾盲动主义和林彪对革命悲观失望的投降思想作斗争,一次又一次地打破了敌人的“会剿”,才巩固地建立起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她。井冈山是中国革命的重要起点。井冈山的道路,就是中国革命的胜利的道路。毛主席指出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与具体革命实践相结合的道路,是穿云破雾、取得革命胜利的上天梯。
“过了黄洋界,险处不须看。”写的仍然是景,但即景生情,情景交融,言近而意远。三十多年前,毛主席写了《西江月·井冈山》,歌颂的是黄洋界之战,三十多年之后又在《重上井冈山》这首词中写到黄洋界。这是对黄洋界保卫战的重要历史意义的再一次强调。一九二八年秋,国民党反动派妄图一举摧毁我井冈山根据地。年轻的工农红军,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指引下,以不足一营的兵力,击清了湘赣两敌的进攻,创造了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奇迹。“险处不须看”,不仅是说井冈山五大哨口以黄洋界为最险,过了黄洋界,其余的就不须看了,而且是意味着中国的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经历了黄洋界战斗这样严峻的考验,经受了几十年来革命风雨的磨练,就不会为任何艰难险阻所吓倒。这气壮山河的诗句,显示出无产阶级蔑视困难,藐视敌人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和要压倒一切敌人而决不被敌人所压倒的美雄气概。
“风雷动,旌旗奋,是人寰。”登上罗宵山脉之巅,极目了望,到处战旗林立,风雷激荡。当年井冈山的红军不足四个团,当地人口不过二千,敌强我弱,对比显著,但新生的革命力量,代表着中国的方向,具有强大的生命力,是任何反动派都打不破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革命终于取得了胜利。“三十八年过去,弹指一挥间。”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三十八年虽然只是短暂的一瞬,但革命人民一旦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真理,有一条正确的路线,就一定能够创造出人间奇迹。从并冈山第一个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的全部历史,完全证明了这一伟大真理。“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毛主席以豪迈的气势、千钧的笔力,写出了中国无产阶级的凌云壮志。在建国以来的二十多年中,我们粉碎了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封锁和颠覆的阴谋,经历了四次重大的路线斗争,把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变成了初步繁荣昌盛的社会主义国家。我们再用二十多年时间,也一定能战胜任何敌人的反抗和破坏,战胜修正主义,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并在继续革命的道路上不断前进。“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这两句结语象激昂有力的乐曲,给我们以无穷的力量。中国的革命已经取得了伟大的胜利,但是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艰巨,也更伟大。只要我们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发扬大无畏的革命精神,敢于并善于同国内外一切阶级敌人作斗争,就一定能够排除万难和干扰,把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不断地推向前进。
《念奴娇·鸟儿问答》写于一九六五年秋。当时正是赫鲁晓夫垮台一年之后,他的继承者——勃列日涅夫之流继续推行并发展着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路线。就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特别需要把反修斗争坚持下去的重要时刻,毛主席写了《鸟儿问答》这首词,对当代马克思主义与修正主义的大论战作了独特的艺术概括和形象化的总结,痛快淋漓地揭露了现代修正主义的虚弱本质,形象地描绘出新沙皇也不过是只纸老虎。诗句通俗易懂,口语化,富于幽默感。正如恩格斯所说的,用幽默的态度进行论战,正是“对自己事业满怀信心和了解自己优越性的最好的证明”。
鹏雀对话,是借用《庄子·逍遥游》中的故事。毛主席把这个古代寓言加以改造,加进了当代反修斗争的重大内容。在词中,鲲鹏是马克思主义者的形象,蓬间雀是苏修叛徒集团的形象。
词的上阀,写鲲鹏与蓬间雀对现实世界的完全不同的看法。这里所作的两种典型形象的对比,实际上是两个阶级、两条路线、两种世界观的对比。“鲲鹏展翅,九万里,翻动扶摇羊角”,非常生动地刻画了鲲鹏迎着暴风展翅翱翔的战斗英姿和雄伟气魄。“背负青天朝下看,都是人间城郭”一一四海翻腾,五洲震荡,人民革命和民族解放战争此起彼伏,连绵不绝,互相呼应,世界形势真是一派大好。但是,蓬间雀却被“炮火连天,弹痕遍地”的大好革命形势吓破了胆,嘟嘟囔囔,惊恐万状。革命,对人民来说是最盛大的节日,但在修正主义老爷们看来竟是场“怎么得了”的灾难,这就彻底暴露了这些家伙害怕和敌视人民革命、民族解放战争的虚弱本质和反动立场。
词的下阀,揭露了苏修叛徒集团鼓吹“三无世界”和假共产主义的欺骗性。蓬间雀叫喊着“要飞跃”,但究竟要飞向何方?要飞向“仙山琼阁”。据说,在那里“没有武器,没有军队,没有战争”,真是美妙之至。可是,这一切全是欺人之谈。“不见前年秋月朗,订了三家条约”,指的是苏修在一九六三年与美、英两家签订的所谓部分停止核试验条约。这类条约,既是苏修出卖本国人民和世界人民利益的骗局,也是他们与帝国主义相互欺骗、相互讹诈、明争暗斗的表现。他们天天讲“裁军”,实际上天天在“扩军”。继“三家条约”之后,苏美两家的限制核或器协定尽管越来越多,双方的核竞赛却越演越凶,互拆墙脚的丑事层出不穷。“三无世界”的谎言掩盖不了苏修扩张主义的本质。制造“持久和平”的假象,实际上是为了争夺世界霸权,建立新沙皇的殖民大帝国。
至于赫鲁晓夫吹嘘的“一盘土豆烧牛肉的好菜”,不过是一张欺骗人民的空头支票。虽然赫鲁晓夫许下的诺言早已破了产,但这一历史笑话,在今天看来,仍有一番现实意义。勃列日涅夫上台以来,不比他的前任逊色,经济搞得一团糟,农业危机有增无减,歉收的噩耗频频传来。城市的一般职员、学生为生活所迫,竞要下乡拣取哪怕是最小的土豆,小孩子也被赶到田间一粒一颗地拾“困难粮”。一小撮资产阶级过着骄奢淫逸的生活,他们那里当然有着吃不完的牛肉,而广大人民则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生活愈来愈贫困,连土豆也难以吃上!只要从苏联当前存在的贫富两极分化的事实来看,鼓吹“土豆烧牛肉”的“共产主义”,说穿了无非是想掩盖血淋淋的资产阶级法西斯专政。
“忽闻海上有仙山,山在虚无飘渺间。”什么“三无世界”,什么“土豆烧牛肉” 的“共产主义”,统统都是屁话。毛主席经常教导我们:我们仍然处在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试看天地翻覆”,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已成为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革命和战争的因素都在明显地增长。不论是战争引起革命,还是革命制止战争,国际形势总是朝着有利于人民的方向发展的。全世界人民和苏联人民,已经愈来愈深刻地看清了苏修叛徒集团的社会帝国主义的本质。他们貌似强大,不可一世,实际上是色厉内茬,外强中干,危机四伏,日子很不好过。他们倒行逆施,违反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把自己放在与国内人民和全世界人民为敌的地位,最后逃脱不了被人民彻底埋葬的命运。
毛主席新发表的两首词,和已经发表的三十七首诗词一样,深刻地反映了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历史进程中的巨大变化。《重上井冈山》和《鸟儿问答》写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前夕,联系到当时国内外阶级斗争的形势,使我们亲切地体会到这两首光辉诗篇深刻的政治意义和现实意义。毛主席根据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的实践,总结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特别是苏联资本主义复辟的经验教训,指出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方向。在两首词写后不久,毛主席就以伟大的革命气概,发动和领导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这是一次反修防修的伟大革命。这是一次“重上井冈山”的伟大实践。全国人民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指引下,发扬了革命的大无畏精神,经过反复的阶级较量,终于摧毁了以刘少奇为头子的资产阶级司令部,接着又进行了反对林彪反党集团的斗争,使刘少奇、林彪和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在中国复辟资本主义的阴谋遭到彻底的破产。
“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这是毛主席对中国人民长期革命斗争所作的总结,也是对全党和全国人民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亲切勉励,勉励我们继续前进,从一个高峰攀登另一个高峰。推翻三座大山,需要大无畏的革命精神;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需要大无畏的革命精神;我们今天保卫、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成果,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也需要保持和努力发扬这种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让我们永远沿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不断攀登新的高峰,夺取一个又一个的新胜利。我们的目的一定要达到。我们的目的一定能够达到。
深入进行农村两条道路的斗争——纪念《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序言和按语发表二十周年
向晖
一九五五年,伟大领袖毛主席发表了《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之后,又亲自主持编辑了《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并为它写了序言和按语,再一次系统地阐明了我们党在农村工作中的路线、方针、政策。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指引下,我国广大农村在合作化、人民公社化之后,经过一系列的政治运动,特别是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革命景象,农业学大寨、普及大寨县的群众运动,正在热火朝天地开展。在这种大好形势下,如何深入进行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进一步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把农村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搞得更好?我们重新学习毛主席在序言和按语中的伟大教导,可以得到深刻的教育。
农业合作化运动是我国农村生产关系的一场大变革。围绕着要不要合作化问题,党内曾经开展了一场激烈的辩论和斗争。斗争的实质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党内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头子刘少奇,站在地主资产阶级立场上,同社会上的资本主义势力互相呼应,疯狂反对农业合作化运动,拼命往群众头上泼冷水,并且抛出所谓“坚决收缩”的反动方针,大批砍掉合作社。正如毛主席所指出的:“农业合作化运动,从一开始,就是一种严重的思想的和政治的斗争。每一个合作杜,不经过这样的一场斗争,就不能创立。”《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的编辑出版,就是为了回答右倾机会主义者对合作化运动的污蔑和攻击。毛主席所写的序言和按语,以马克思主义的科学道理和无可辩驳的事实,痛斥了他们反对革命群众运动的种种论和罪行,热情支持了合作化这个社会主义新生事物,高度评价了广大贫下农走会主义道路的积极性,这就为我们在农村中坚持社会主义,反对资本主义,再立了光辉的典范。
毛主席在按语中深刻指出:“一个崭新的社会制度要从旧制度的基地上建立起来,它就必须清除这个基地。反映旧制度的旧思想的残余,总是长期地留在人们的头脑里,不愿意轻易地退走的。合作社建立以后,还必须经过许多的斗争,才能使自己巩固起来。巩固了以后,只要一松劲,又可能垮台。”毛主席的这一教导,既是农业合作化运动实践经验的科学总结,也是对社会主义历史时期阶级斗争规律的精辟分析。它不仅从经济基础方面,而且从上层建筑方面,阐明了农村两条道路斗争的长期性。它明确地告诉我们,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的建主,并没有结来农村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奈路线的斗争。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仍然是农村中的根本问题。从农业合作化到现在,这种斗争一天也没有停止过,今后还会长期存在下去。不仅被推翻的剥削阶级人还在,心不死,时刻梦想复辟,而且还存在着产生新的资产阶级分子的土壤和条件。社会上的阶级斗争必然要反映到集体经济内部,反映到党内和各级领导班子中来。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党外有,党内也有,过去有,现在有,将来还会有。不能因为进行了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而放松警惕。我们一定要牢记党的基本路线,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继续抓紧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
用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用马克思主义战胜修正主义,加强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这是我们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时期的根本任务,也是农村工作的根本任务。我们为什么要学大寨?就是因为大寨是毛主席树立起来的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红旗。大寨始终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大寨从来没有停止对修正主义、资本主义的批判和斗争,从来没有放松在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领城里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从来没有忘记加强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专政。我们学大寨,就要抓住这个根本学。衡量一个地方学大寨的成绩如何,不能只看收入多不多,产量高不高,更重要的是,要看是不是真正学到了大寨的根本经验,要看领导班子的思想政治路线是不是端正,集体经济的方向道路问题解决得好不好,农村的社会主义阵地巩圈不巩圈,能不能从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各个领域加强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建成大寨县,目前有六条标准,但统帅这些标准的是党的基本路线。只有抓住阶级斗争这个纲,发动广大群众大批修正主义,大批资本主义,大干社会主义,普及大寨县才有希望。如果丢掉了这个纲,单纯追求生产指标和数字,就不仅不可能达到建成大寨县的标准,相反还会走错路线,偏离社会主义道路。
有的同志口头上也讲要抓阶级斗争,但在实际工作中却往往是埋头抓生产,以为只要集体经济发展了,资本主义就自然臭了。这种认识是错误的。毛主席在《严重的教训》一文的按语中明确地指出:“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政治和经济、革命和生产、阶级斗争和其他各项工作之间的关系,是统帅与被统帅的关系,是纲与目的关系。毛主席最近指出:“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农村工作千头万绪,最根本的是要紧紧抓住阶级斗争这个纲,用政治统帅经济,用革命促进生产,坚持以纲带目,才能做到纲举目张,把农业生产和其他各项事业搞上去。任何生产和工作活动,都有一个为哪个阶级服务、对哪个阶级有利、走什么道路、执行什么路线的问题,无不受到阶级斗争的影响和制约。如果不抓阶级斗争,就会没有方向,没有动力,各项工作就提不起纲,搞不上去。有的地方集体生产所以发展不快,主要原因就在于阶级斗争抓得不力,对资本主义批得不狠,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没有充分发挥出来。许多学大寨先进单位的经验都说明,强大的社会主义集体经济,就是在批判和克服资本主义倾向的斗争中发展起来的。只要抓住阶级斗争这个纲,堵塞资本主义道路,充分调动广大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农业生产就能多快好省地向前发展,“上纲要”、“超千斤”是并不太难的,搞好农田基本建设,加速农业机械化的步伐,发展社队企业,实行科学种田,也是完全可以办到的。
学好无产阶级专政理论,运用阶级斗争的观点分析和观察问题,这是我们在农村工作中能够坚持社会主义,反对资本主义的保证。在阶级社会中,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农村中关于三大革命运动的各种问题,包括领导班子的配备,生产计划的制订,产品的分配与销售,等等,都存在着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不懂得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不善于用阶级斗争的观点看问题,那就势必会迷失方向,不能正确地坚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看一个领导班子或一个干部水平高不高,有没有战斗力,主要的是看执行什么路线,能不能在复杂的斗争中辨别正确和错误,并同错误路线和言行作斗争。这是做领导工作的基本功。这种基本功只有在实践斗争中,通过认真看书学习才能达到。掌握了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对各种言行能够进行阶级分析,才能透过现象,看清事物的本质,而不致被非本质的东西所迷惑;才能更好地理解和执行党的基本路线,分清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什么是修正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资本主义,而不致在复杂的斗争中迷失方向。
以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为指导,研究生产关系方面的问题,注意限制这方面的资产阶级法权,是我们在农村中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反对资本主义的一个重要方面。农村两条道路的斗争所以长期存在,需要经常抓,是和资产阶级法权的长期存在分不开的。一九五八年,毛主席就提出了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问题。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取得伟大胜利的时候,毛主席再一次把这个问题提到了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面前。毛主席指出:“我国现在实行的是商品制度,工资制度也不平等,有八级工资制,等等。这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所以,林彪一类如上台,搞资本主义制度很容易。因此,要多看点马列主义的书。”我们应当认真领会毛主席的指示。在农村,虽然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取得了基本胜利,但是,个体经济的残余还存在,对它的改造还是一项长时期的任务;所有制改造已经完成的部分,也还有一个巩固和提高的任务,还要创造条件,引导农民一步一步地由小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大集体所有制,由大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在序言和按语中,毛主席就指出了它的前进方向。农村中在所有制、人与人的关系和分配方面所存在的资产阶级法叔,是产生资本主义和新的资产阶级分子的土壤和条件。对于资产阶级法权,我们还允许它存在,但不能让它护大,“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我们一定要通过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搞清楚这一点,要使广大群众都知道。在实际工作上,既要发动广大群众在批判修正主义、资本主义的斗争中,坚持批判资产阶级法权思想,又要正确地执行政策,注意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努力创造使资产阶级既不能存在又不能再产生的条件。在这方面大寨为我们做出了很好的榜样。他们的经验告诉我们,只要领导的思想和政治路线端正,坚持做好政治思想工作,正确地执行党的各项政策,就能引导群众努力创造条件逐步地限制资产阶级法权。
农村两条道路的斗争,不仅表现在经济领域,而且表现在上层建筑领域。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是对立的统一。在一般情况下,经济基础起着决定的作用,但上层建筑也反作用于经济基础,并且在一定条件下起决定的作用。重视不重视上层建筑领域的斗争,直接关系到农村社会主义阵地能不能巩图和发展。毛主席在序言和按语中,对这方面问题做了很多阐述。历史的经验表明,剥削阶级当他们在政治上被打倒,经济上被剥夺以后,总是要极力利用思想文化领域这块“世袭领地”,从上层建筑的各个方面,向无产阶级发动猖狂进攻。刘少奇、林彪就是这样样干的。当前在上层建筑领域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仍然存在着激烈的斗争,教育界出现的刮右倾翻案风的奇该怪论就是一个突出的表现。在农村,一小撮阶级敌人至今也没有放弃这块阵地,他们或者利用孔孟之道等腐朽没落阶级的意识形态,腐蚀干部和群众;或者利用小生产者的固有特点,煽动资本主义妖风;或者利用人们头脑里的传统观念,攻击和否定社会主义新生事物。我们决不可放松警惕。在上层建筑各个领城开展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斗争,使上层建筑更好地为经济基础服务,是大寨以及小靳庄等学大寨的先进单位一条可贵的经验。我们要把这些经验运用到普及大寨县的实际斗争中去,在上层建筑各个领城里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积极支持和发展社会主义的新生事物,继续改革上层建筑中一切不适应经济基础的部分,用社会主义占领农村一切阵地。
抓好农村两条道路的斗争,坚持发展农业的社会主义方向,代表了广大贫下中农和社员群众的根本利益,反映了他们的共同愿望与要求。我们搞农村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需要继续坚持党在农村中的阶级路线,坚决依靠贫下中农,团结中农,把广大群众的积极性充分发挥出来。毛主席在一篇按语中说:“工人阶级和共产党如果要用社会主义精神和社会主义制度去彻底地改造整个农村的小农私有生产资料的制度,便只有依靠过去是半无产阶级的广大的贫农群众,才能比较便利地办到,否则将是很困难的。”在农业合作化运动中,一九五五年上半年还是一片乌烟瘴气,阴霾满天,奇谈怪论很多。但是,由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发动了群众,只几个月工夫,形势就起了一个根本的变化,社会主义大为上升,资本主义大为下降,迅速实现了农业合作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也是由于发动了亿万工农群众,才战胜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重重阻挠和破坏,摧毁了刘少奇、林彪两个资产阶级司令部,取得了反修防修,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一次伟大胜利。当前,我们要推动农村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继续向前发展,做好普及大寨县的各项工作,同样必须率记“我们应当相信群众,我们应当相信党”这两条根本原理。只要我们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党在农村的阶级路线,坚持用毛泽东思想武装农民,把群众发动起来了,都来批资本主义,资本主义就没有活动的市场,阶级敌人也就没有藏身的场所;都来干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新生事物就会层出不穷,革命和建设事业就会日新月异。
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是客观存在的,关键在于我们要善于从本质上发现这种积极性。为什么有的同志抓阶级斗争胆小,抓生产斗争劲小,总是怕这怕那,顾虑重重呢?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们对于广大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总是看不见或者估计不足。广大农民群众,特别是贫下中农,对搞资本主义的人是很不满意的,是坚决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有些地方长期处于后进状态,主要不是因为那里的条件差,更不是那里的群众落后,而是由于领导班子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不对头,没有充分发动群众去进行两条道路的斗争,没有把资本主义的歪风邪气打下去,以致广大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受到压抑,他们的智慧和力量不能发挥出来。毛主席指出:“社会的财富是工人、农民和劳动知识分子自己创造的。只要这些人掌握了自己的命运,又有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不是回避问题,而是用积极的态度去解决问题,任何人间的困难总是可以解决的。”实践经验反复证明,这是颠扑不破的真理。有毛主席制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的指引,有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锻炼的广大群众,这是我们争取胜利的根本条件。我们应当抛弃不相信群众的右倾保守观点,放手发动群众,抓革命,促生产,打击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批判资本主义倾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战天斗地。这样就能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和速度,改变面貌,使后进变先进,先进更先进。
调动群众的积极性靠什么?靠党的路线和政策,靠耐心细致的政治思想工作。这就要求我们采取摆事实,讲道理,作分析的方法,向农村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深入进行党的基本路线教育,“不断地灌输社会主义思想,批评资本主义倾向”,不断提高他们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觉悟。广大群众掌握了党的基本路线,掌握了阶级斗争的规律,就会更自觉地抵制资本主义的东西,更积极地拥护社会主义的东西,就会在党的领导下,坚定不移地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不抓阶级斗争,不坚持用毛泽东思想教育群众,单靠规定几条行政措施,甚至用强迫命令的办法,要群众做这样做那样,那是行不通的。这样做,不仅不能调动群众的积极性,相反还会束缚和挫伤群众的积极性。对群众中有某些缺点错误,包括有资本主义倾向错误的人,也必须进行耐心的生动的容易被他们理解的宣传教育工作,使他们认识和改正;而不能采取简单粗暴的方法。我们做领导工作的同志,一定要深入到群众中去,同广大群众打成一片,在进行群众工作的过程中,了解他们在想些什么,做些什么,用群众自己创造出来的先进经验教育群众,同时也教育自己,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基础上团结广大群众,胜到前进。
二十年前,在我国农村社会主义高潮中,毛主席语重心长地告诚全党:“还有许多战斗在后头,还要努力作战”。现在,我们的国家正处在一个重要的历史发展时期。我们一定要牢记毛主席的教导,继续革命不停步。要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以阶级斗争为纲,深入进行农村两条道路的斗争,为进一步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而奋斗!
群众是真正的英雄——沙市工业为什么文化大革命以来增长三倍?
湖北沙市,是一个只有十五万人口的小城市。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这个市的面貌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工业发展的步子迈得更大了。工业总产值增长了三点三倍,平均每年递增百分之十六,第四个五年计划期间,达到了百分之十八。纺织、化工、机械、电子、轻工等工业已经初具规模,品种逐年增加,质量不断提高,有些产品的质量达到了国内先进水平。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为国家提供的积累,相当于同期国家投资和地方自筹资金的六倍。
沙市工业发展的步子为什么能迈得这样大?干部和群众回答;是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端正了发展工业的路线,提高了人们的阶级斗争、路线斗争和继续革命的觉悟,进一步调整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调动了广大工人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大搞技术革新和技术改造,因而有力地推动了沙市工业的蓬勃发展。沙市的事实生动地说明,“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使我国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一个强大的推动力。”
沙市的工人群众有光荣的革命传统,他们中蕴藏着极大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可是在文化大革命以前,由于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缆的影响,有的人就是看不到这一点。一提到发展工业,就想搞点物质刺激、奖金挂帅之类,以为不这样就不能调动积极性。结果,腐蚀了一些人的革命意志,分裂了工人队伍的革命团结,束缚了工人群众的积极性。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沙市广大工人群众和干部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武器,批判了刘少奇、林彪的修正主义路级,批判了反动的唯生产力论以及物质刺激、奖金挂帅等修正主义货色。领导干部也在斗争中提高了抓阶级斗争、执行党的基本路线的自觉性。他们从正反两方面的经验中进一步体会到,“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要办好社会主义企业,加速工业的发展,首先必须贯和执行党的基本路线,抓紧抓好阶级斗争和两条路线斗争。工业学大庆,要学根本。认识提高以后,他们认真抓了学习马列和毛主席著作的群众运动,以大庆为榜样,在全市组织了近三千个工人学哲学小组,组织了二千八百人的理论辅导队伍,建立了理论辅导网,坚持用马充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工人群众,引导他们抵制资产阶级思想的腐蚀,克服小生产者习惯势力的影响,用社会主义思想占领一切阵地。学习理论焕发了广大工人群众的革命精神,他们提出“社会主义等不来,要不来,靠我们的双手干出来”的战斗口号,发杨革命加拼命的精神,克服各种困难,在工业生产战线上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胜利。沙市柴油机厂,在文化大革命前,奖金搞得五花八门,生产任务却完成得不好,落后面貌也长期不能改变。经过文化大革命,领导端正了思想政治路线,坚持政治挂师,工人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提高了,面貌改变了。在批林批孔运动的推动下,他们为了支援农业机械化,一不增资金,二不增厂房,三不增工人,自己动手造了二十多台专用设备,奋战一个季度,就生产出来了一种一百二十匹马力的柴油机。事实说明,发展工业,首先要抓路线,振起广大职工的革命精神。路线对了头,依靠群众,发动群众,就能发挥出无坚不摧的力量。
沙市原有的工业底子薄,条件差。过去有些人认为“鸡窝里飞不出金凤凰工业要上去,就得伸手向国家要投资,要设备,要人。在文化大革命中,广大群众和干部批判了懦夫懒汉世界观,批判了洋奴哲学和爬行主义,使自力更生、奋发图强的革命精神大大发扬。沙市石英玻璃厂,前身是一个吹制酒瓶、灯罩的小厂,过去人们守着落后条件发愁,一提改变面貌就向上伸手,十几年没有什么变化。文化大革命激发了工人群众自力更生改变面貌的雄心壮志。他们利用一个破旧门房做车间,靠革新、改造、挖潜的办法生产出了一百多种国家急需的石英玻璃产品,产值每年递增百分之四十六。这个例子说明,决定的因素是人不是物。底子厚薄,条件好坏,都是相对的,暂时的,可以转化的。“在一定的条件下,坏的东西可以引出好的结果,好的东西也可以引出坏的结果。”只要路线对头,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底子薄可以转化为厚,条件不利可以转化为有利,“鸡窝”里也能飞出“金风凰”。榜样的力量是很重要的。沙市市委抓住这个典型,组织广大职工参观学习,办现场学习班,使大家认识到“群众中蕴藏了一种极大的社会主义的积极性”,关键在于领导是否善于从本质上去发现这种积极性。推广典型经验进一步促进了全市工业的发展。首先抓典型,由点到面,逐步铺开,就能带动一大片。沙市这些年来新发展起来的工厂,百分之八十以上都是自力更生,土法上马,靠芦席棚里干革命的精神办起来的。
地方工业发展的方向是什么?是坚定地贯彻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从革命的需要出发,把支援农业放在首位,还是利大大干,利小小干,搞利润挂帅?在沙市工业发展过程中,一直存在着两条路线的激烈斗争。沙市处在盛产粮棉的江汉平原,工业原料、市场主要依赖农村,理应多发展支农工业。可是在文化大革命以前,由于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的干扰,有的人片面追求利润、产值,支农产品发展不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以来,广大干部和群众批判了利润挂帅,批判了“支农吃亏论”,进一步提高了贯彻执行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发展国民经济总方针的自觉性。大家认识到,工业为农业服务,加速农业发展,工业的发展就有了稳固的基础。尤其象沙市这样的小城市,工业不为农业服务,工业本身的发展也快不了。发展支农工业不仅是经济问题,由于它有利于实现农业现代化,有利于逐步缩小城乡差别,巩固工农联盟,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本身就是一个政治问题。工业支援农业的思起明确了,生产支农产品的积极性也就提高了。橡胶厂从单纯生产布面胶鞋发展到同时生产拖拉机轮胎和农用胶管;石油化工厂生产出了以松香为原料的农用乳化剂,等等。现在,沙市支农产品的产值比文化大革命前增长了五点四倍,品种由二十二种发展到七十四种,农药、化肥、柴油机、农用仪表等支农产品,都从无到有迅速地发展了起来。支农工业的发展,不但没有影响其他工业的发展,而且带动了整个工业的蓬勃发展。
文化大革命以前,由于受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的干扰,搞管、卡、压那一套,使工人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受到压抑。文化大革命中批判了刘少奇、林彪的修正主义路线,促进了人与人之间社会主义新型关系的发展。批林批孔,特别是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运动以来,沙市市委进一步学习和运用毛主席关于“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基本的矛质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的光辉理论,教育干部牢固地树立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的思想,带头做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促进派,批判资产阶级法权思想,并教育工人群众真正认识到自己是国家和企业的主人,不断提高主人翁的责任感。这些都大大促进了人们之间,特别是领导和群众之间关系的改善,激发了工人群众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大干社会主义的积极性。
无产阶级政治挂帅,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实行领导、工人、技术人员三结合,这是毛主席制定的鞍钢宪法的重要内容,也是越好企业内部人与人的关系的一个重要方面。文化大革命以来,为了吸收工人参加管理,沙市各企业建立了各级群管组、老工人代表会、班组管理员等工人参加管理的组织形式。全市提拨了七百七十多名优秀工人充实到各级领导班子里来。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项重要成果。同时,市、局领导干部坚持实行“三三制”(三分之一下厂蹲点劳动、三分之一调查研究、三分之一主持机关工作),经常下基层蹲点劳动,调查研究。厂一级的领导坚持实行跟班劳动、跟班劳动和定点劳动的制度。这样,就使干部参加劳动和工人参加管理有机地结合起来,出现了干部关心群众,群众爱护干部,干部带领群众,群众监督干部,干群一条心,团结向前进的生动活泼的局面。许多干部被群众誉为“不脱工作服的书记”、“不丢扳手的主任”。工人们说:解放初期老八路进城,干部事门走户,促膝谈心,和我们打成一片,刘少奇、林彪的修正主义路线搞管、卡、压,把我们隔开了;文化大革命批判了修正主义路线,干部又回到我们中间,汗流在一起,心贴在一起,我们越干越有劲。
文化大革命还促进了企业之间的社会主义大协作,使共产主义风格进一步发扬。过去有些企业,由于路线不端正,存在着本位主义,不愿搞协作,或者一讲协作,就搞“以物易物”等不正之风。在文化大革命中,沙市市委针对这种情况,以阶级斗争为纲,在干部和群众中展开了一场是顾全大局,还是搞本位主义,是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所有制,还是削弱社会主义所有制的学习和讨论。通过学习讨论,提高了大家搞社会主义协作的积极性。同时,这个市在开展工业学大庆的群众运动中注意全面规划,加强领导。对技术革新和技术改造,市里有总体规划,各厂有长远规划,各车间有奋斗目标,各个时期有主攻方向和集中力量打歼灭战的重点,打破行业界限,组织大协作,攻克技术难关。近几年来全市已经组织了三十多次这样的协作会战。一九七三年到现在,共实现技术革新、技术改造五千二百多项,自制和改制专用设备六百四十多台,发展新产品、新品种一百多种,有些工厂已经开始采用推广电子、射流、数控、高速磨削、多工位加工、无毒电镀等新技术和新工艺。工人们说:“承担协作任务,有时会影响本厂的产值和利润,似乎是减法;兄弟厂生产发展了,却是加法;社会主义协作创造了新的生产力,就是乘法”。文化大革命以来沙市的技术革新和技术改造开展得比较好,工业发展比较快,社会主义大协作起了重要的作用。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沙市工业战线所发生的重大变化,使许多同志进一步认识到毛主席指出的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这个真理。沙市“工业学大庆”的群众运动正在深入发展,全市已有五十多个企业成为工业学大庆的先进单位。最近,沙市市委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广泛发动群众,总结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以来的经验,一分为二地看自己,决心继续坚持党的基本路线,热情支持社会主义新生事物,为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而努力奋斗!
湖北省革命委员会调查组
在继续革命的道路上胜利前进
山东莒南县厉家寨大队党总支
十八年前,伟大领袖毛主席在《山东省莒南县厉家寨大山农业社千方百计争取丰收再丰收》的报告上,作了关于“愚公移山,改造中国,厉家寨是一个好例”的批示。毛主席的光辉批示,象一盏明灯,指引着我们在社会主义道路上不断前进。一九七六年新年前夕,我们重新学习毛主席的批示,学习党的基本路线,回顾和总结我们的斗争实践,又一次受到极大的鼓舞和教育。
我们大队,地处沂蒙山区东部。解放前,这里的山,是秃山,河,是害河,地,土少石头多,好年景旅食亩产也不过百十斤,那真是穷山恶水的厉家寨啊!可是现在呢,就大不一样了,整个大队的面貌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封山造林,把一万二千八百亩荒山河滩基本绿化。改河易道,修建库塘、渡槽、电灌站,使全大队百分之九十的土地都能浇上水,其中百分之八十能够自流灌溉。开山劈岭,深翻整平,将五千亩薄岭瘦田,全部变成了早游保收的高产稳产田。特别是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集体经济更加发展壮大,粮食产量大大提高。现在,大队公共积累达二百七十多万元,储备粮四十二万多斤,有汽车、拖拉机等动力机械二千四百八十多马力,基本上实现了机械化和半机械化。一九七五年粮食亩产达到一千二百四十多斤,交售给国家的粮食、花生一百二十多万斤。
“愚公移山,改造中国”,这八个金光闪闪的大字深深地印在我们贫下中农的心坎上,是我们在社会主义道路上继续革命的锐利武器。我们取得的成绩,就是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批修正主义,斗资本主义,干社会主义的结果,就是发扬愚公移山精神,坚持挖山不止的结果。贯彻执行党的基本路线,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就没有什么困难不可以克服,没有什么穷山恶水不可以改造。
革命就是挖山。我们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要改造自然、改造社会,就要挖掉我们面前的两种山,一种是大自然之山,穷山恶水、自然灾害,属于这一种;一种是政治、经济、思想领城里的“山”,帝国主义、资本主义、修正主义以及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等等,都是属于这一种。我们开展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三大革命运动,就是要挖掉这两种山。两种山都要挖,摆正两者的关系很重要。过去,我们对毛主席的批示理解得不全面、不深刻,片面地认为就是治山治水,改变生产条件。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教育,批判了刘少奇、林彪的修正主义路线,提高了阶级斗争、路线斗争觉悟,我们才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毛主席的批示,是要我们抓好阶级斗争,鼓足搞社会主义的干劲,永远坚持继续革命,改造人的思想,改造整个社会,这样才能做到纲举目张,带动治山治水,改造大自然,为人类作出较大的贡献。
解放前,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压在我们头上。那时候,在国民党的反动统治下,劳动人民面对着穷山恶水,想治而不能。毛主席领导全国人民闹革命,推翻了旧中国,建立新中国,我们当了国家的主人,这才真正能够开始治山治水,改造自然了。但是,光埋头改造山河行吗?不行。党的基本路线告诉我们:“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中,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阶级斗争并没有结束,被推翻的阶级,人还在,心不死,时刻都想着复辟。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谁战胜谁的问题还要经过很长时期的斗争才能解决。在我们大队,这种斗争从来就没有停止过。初级社时期,我们贫农社把唱对台戏的“中农组”比输了。高级社时期,我们顶住了刘少奇大砍合作社和部分富裕农民闹退社的邪风。人民公社化时期,我们批驳了右倾机会主义的种种谬论,保卫了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保卫了大跃进、人民公社化的胜利成果。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我们清除了混进大队党组织内的阶级异己分子。文化大革命中,我们又同刘少奇、林彪的修正主义路线,同一小撮阶级敌人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一浪平了一浪起,斗争一次接一次,也正是在斗争中,我们受到了锻炼,提高了觉悟,革命干劲更足了,前进的步子迈得更大了。
阶级斗争、路线斗争必须年年抓,月月抓,天天抓。什么时候阶级斗争抓得紧,群众干社会主义的积极性就高,农田基本建设的成绩就大生产的发展就快。相反,什么时候放松了抓阶级斗争,资本主义倾向就抬头,治山治水就受到阻碍,生产发展的速度就慢。在我们前选的过程中有不少这样的经验教训。前几年有段时间,我们觉得经过文化大革命,阶级队伍清理了,刘少奇、林彪的资产阶级司令部摧毁了,他们推行的修正主义路线清算了,资本主义倾向批判了,可以集中精力进一步抓生产了。也就在这个时候,我们大队发生了几件事情。有的人把院内的猪圈搬到大街上,腾出自己的院子栽树;有个全是贫农的生产队,我们认为这个队不会出什么问题,结果有的人却砍了集体的树木盖自己的房;有的生产队为了多抓现钱,打的石头不愿用在大队农田基本建设上,而是自行出售;有个生产队,为了提高工分值,私自改变了大队规定的种植计划,压缩粮田面积,不适当地扩大菜园。这几件事虽然发生在少数人中间,但它是资本主义倾向的表现,是阶级斗争的反映,因而给我们敲了警钟。党总支领导全体社员开展革命大批判,提高了大家的认识。在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运动中,我们又联系发生的这些事情进行分析。通过学习理论,我们进一步认识到,发生这些事情是不奇怪的。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还存在着产生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土壤和条件,小生产的残余还存在,富裕农民的自发资本主义倾向还会利用各种机会表现出来。所以,我们要干社会主义,发展农业生产,把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落实到基层,就要始终抓紧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革命大批判要经常不断,对修正主义、资本主义,批三次五次不行,批十次二十次也不行,必须树立起长期作战的思想。
我们还体会到,要坚持继续革命,发扬愚公移山的精神,还要不断地排除各种思想障碍,经常开展积极的思想斗争。比如,骄傲自满,就是一种障碍。思想上有了“满”字,就会固步自封,满足现状。在我们大队,这个问题比较突出。因此,在前进的道路上,我们一直是把骄傲自满当作一座“山”来挖。一九七〇年冬,贯彻北方地区农业会议精神,掀起了农业学大寨群众运动的新高潮。当时有的干部、社员流露出一种骄傲自满情绪。说:“大寨治了七沟八梁一面坡,我们也改了三山五岭两条河,粮食产量由过去百十斤,提高到八百多斤,也可以了。”针对这种思想情绪,我们党总支进行了开门整风,重温毛主席的批示,办起了“拉练学习班”,到外地和本县一些学大寨的先进单位参观学习。这次反骄破满,搬掉了障碍,找到了差距,振奋了革命精神,鼓足了革命干劲。我们又修改了农田基本建设的规划,这一年完成的工程量超过了以往五年。
为什么骄傲自满这个思想经常冒出来呢?大家分析认为,主要是小生产者的狭隘眼界阻挡了我们,往往看不清革命大目标,不能想到象大寨贫下中农那样站在虎头山,望着天安门。没有把厉家寨和整个的革命事业联系起来,所以有了一点成绩,就不想继续前进。拿一个例子来说。一九七一年,要在葡萄山下修一座水库。修这座水库,我们大队只能浇四百多亩地,兄弟大队却可以浇六百多亩。当时有的人觉得“占自己队的地,自己出劳力,别的队却受益大,不合算。”针对这种思想,我们组织大家重温毛主席的批示,学习大寨爱国家、爱集体的共产主义风格,开展“新愚公的奋斗目标应该定在那里”的讨论。大家说:“毛主席的教导要我们‘愚公移山,改造中国’,咱要当社会主义新愚公,就不能光想着厉家赛,要把全公社、全县、全国都建设好。要继续革命,就要象大寨那样,心里装着全中国,眼睛望着全世界。”认识提高了,干劲就大。原计划一个月筑起大坝,结果只用了十二天就胜利完成。水库修成了,得到了周围兄弟大队的赞扬,他们给这座水库送名叫“新愚公水库”。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了头脑,大家就站得高,看得远了。这使我们又一次受到教育,决心把抓紧党的基本路线教育,不断地向群众灌输社会主义思想,作为党总支的基本任务。我们进一步办好政治夜校,培养贫下中农理论队伍,组织社员学习马列和毛主席著作,并利用黑板报和各种文艺宣传形式,开展革命大批判。这样,使社员群众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觉悟不断提高,进一步发挥了社会主义的积极性。
要坚持继续革命,靠一代人是不行的。《愚公移山》中的老愚公挖山,要子子孙孙挖下去。我们干革命,更要一代一代进行下去。这就必须重视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造就一代一代的新愚公。这些年来,我们党总支一直把这项工作当作一件大事来抓。积极领导和坚决支持学校的教育革命,派觉悟高的干部、党员和贫下中农管理学校,给学生讲课。满腔热情地支持知识青并上山下乡这一新生事物,关心来插队落户的知识青年的成长,教育他们立志务农,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针对青少年的特点,还开展各种活动,对他们进行阶级教育、艰苦奋斗教育和革命理想教育。我们特意留下了“教育沟”、“教育田”,经常在这里让老贫农给青年讲厉家寨的阶级斗争史、艰苦创业史。我们经常把他们组织起来,学习毛主席的教导,请老贫农讲当年靠一双手,一副肩,一把锄头,一张锨,开山劈岭的事迹,使青年们受到深刻的教育。他们在改造自然的斗争中,不怕苦,不怕累,发挥了突击队的作用。
“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遵循毛主席的光辉批示,在党的基本路线指引下,我们发扬愚公移山精神,胜利地开展了三大革命运动,取得了一些成绩。但是在继续革命的征途上,这不过是一个起点。贫下中农说得好,“好没个顶,干没个停。”在新的一年里,我们决心继续学好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紧紧抓住阶级斗争这个纲,深入开展农业学大寨的群众运动,努力完成毛主席、党中央提出的各项战斗任务,在继续革命的道路上不断前进。
抓路线教育 促战备工作
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京部队某部“硬骨头六连”党支部
团结战斗的一九七五年过去了。回顾过去,展望未来,我们全连指战员信心百倍,斗志昂扬,决心以阶级斗争为纲,深入进行党的基本路线教育,做好反侵略战争的准备,为保卫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充分发探作用,做名副其实的无产阶级的硬骨头。
毛主席指出:“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中,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要认识这种斗争的长期性和复杂性。要提高警惕。”几年来,我们遵照毛主席的伟大教导,坚持开展基本路线天天讲的活动,用党的基本路线武装全连干部战士的头脑,有效地提高了大家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觉悟。干部战士努力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评论《水浒》,批判修正主义,批判投降主义,连队的理论骨干队伍正在茁壮成长。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干部战士团结战斗,加强战备,较好地完成了国防施工、值勤守备、训练等任务。连队军事素质有了显著提高。在二十二次实弹射击中,二十次优秀、两次良好。两年来革新训练器材三十一项,一千一百二十多件。连队荣立了集体三等功。从实践中我们体会到:只有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以阶级斗争为纲,才能不断地提高干部战士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觉悟,促进连队的战备工作,提高连队的战斗力。
要做好反侵略战争的准备,有许多的事情要做,首先应当抓什么,怎么抓,是抓路线促战备,还是就战备抓战备?这是我们在连队工作中经常遇到的一个问题。这个问题解决得好不好,直接关系到连队建设和战备工作的方向。毛主席最近指出:“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军队是执行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毛主席为我们党制定的基本路线,是党和国家的生命线,也是我军的生命线,部队的建设和战备,都要为这条路线服务,被这条路线所统帅。战士们说得好:“离开‘瞄准基线’就打不上靶子,离开基本路线就搞不好战备。”我们连是从革命战争年代里走过来的。老一辈留下来的经验告诉我们,和敌人打仗,根本问题是靠路线正确,靠干部战士为革命事业自觉战斗的高度觉悟,靠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勇敢精神。而这些又必须通过路线教育,通过政治思想工作才能达到。一九四七年冬,我们连正是由于和兄弟部队一起,在陕北根据地开展了诉苦和三查的新式整军运动,提高了政治觉悟,才能在毛主席直接指挥的保卫延安的伟大战役及以后解放大西北的许多战斗中,屡立战功,并荣获“战斗模范连”的光荣称号。一九六二年,在粉碎美蒋妄图窜犯我国东南沿海的紧急战备行动中,也是由于狠抓了阶级和阶级斗争教育,才圆满地完成了战备任务,一九六四年,被命名为“硬骨头六连”。我们只有坚持党的基本路线,继续抓好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教育,连队工作才能提起纲来,才能提高干部战士的阶级斗争和路级斗争觉悟,战备工作才有方向,有动力,才能做好一切准备,在对内反复辟、对外反侵略的斗争中发挥硬骨头作用。
在路线教育中,结合部队的思想实际,组织干部战士学习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使大家充分认识阶级斗争的长期性,树立常备不懈的思想,是做好战备工作的重要环节。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的前夕,毛主席就向我们指出:“帝国主义者和国内反动派决不甘心于他们的失败,他们还要作最后的挣扎。在全国平定以后,他们也还会以各种方式从事破坏和捣乱,他们将每日每时企图在中国复辟。这是必然的,毫无疑义的,我们务必不要松懈自己的警惕性。”二十多年来,复辟与反复辟,颠覆与反颠覆的斗争,一直没有停止过,这种斗争还会长期进行下去。为什么要战备天天讲,天天搞战备?就是因为阶级和阶级斗争长期存在,对内反复辟、对外反侵略的斗争是全党全军全国人民一项长期的任务。这个“长”字决定了战备工作必须经常化。只要国内阶级斗争还存在一天,只要在世界上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还存在一天,我们就一天也不能放松警惕,一点也不能麻痹大意。我们过去的胜利是从斗争中得来的,今后争取更大的胜利还要准备斗争。我们必须牢固树立“人民解放军永远是一个战斗队”的思想。由于我们加强了这方面的教育,经常批判刘少奇、林彪鼓吹的阶级斗争熄灭论,长期备战的思想在干部战士的头脑里扎了根,因而抓革命,促战备的积极性不断高涨。在战备训练中,大家严格训练,严格要求,坚持在各种复杂地形、恶劣气候下进行训练,不仅练对地面目标的射击,而且练对空中目标的射击。为了练夜间射击的硬本领,战士捉萤火虫装在瓶子里练瞄准。投弹训练中,练投上坡弹、逆风弹、卧姿弹。许多老战士在退伍前,坚持站好最后一班岗,表示退伍不退色,归田不解甲,任何时候都不松懈思想武装。
党的基本路线,是社会主义历史阶段阶级斗争规律的总结。干部战士只有投身到现实的阶级斗争中去,经风雨,见世面,在斗争中学习,才能更好地理解党的基本路线,提高阶级斗争、路线斗争觉悟,真正担负起保卫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重任。在执行战备任务的过程中,我们经常组织干部战士深入到群众中去,进行社会调查,同广大群众一起学习,共同战斗。当社会上刮起一股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歪风时,我们就和当地的群众一道,学习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系列论述,批判林彪攻击文化大革命,攻击社会主义新生事物的罪行,批判复辟倒退的思想。现实的阶级斗争使我们受到了锻炼,得到了提高,进一步懂得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虽然取得了伟大胜利,但是,肯定还是否定这场政治大革命,支持还是反对社会主义新生事物的斗争,还会长期继续下去。我们必须牢记党的基本路线,用实际行动来保卫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我们不管是国防施工,军训,值勤,还是野营拉练,军农生产,都自觉做到:走到那里,就同那里的群众一起学习党的基本路线,抓阶级斗争;住在那里,就把支持社会主义新生事物的工作做到那里。两年来,我们连先后帮助四所中学进行教育革命,同五个知识青年队建立联系点,鼓励他们坚持乡村干革命。干部战士共写了五百二十封支持新生事物的革命家信,有五十一人支持弟妹上山下乡。实践告诉我们,积极参加现实的阶级斗争,能够提高我们识别正确和错误的本领,提高我们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自觉性,这本身就是做好战备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同时,干部战士在实践中更深刻地懂得了阶级斗争,对各项战备工作的落实,也是个有力的推动。
在当个的世界上,苏美两个超级大国为了争霸世界,到处散布“和平”、“缓和”空气。如何正确认识当前的国际形势?在这种形势下,要不要加强战备?我们通过学习党的基本路线,经常召开国际形势分析会,给制形势变化图,引导大家用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观点观察形势、认识形势,从阶级根源上来认识战争,用阶级斗争的观点对待战备问题。当前,革命和战争的因素都在增长。苏美两霸既争夺又勾结,勾结是为了更大的争夺,争夺是绝对的、长期的,而且愈演愈烈,结果必然导致战争。它们天天喊“缓和”,社会帝国主义更喊得起劲,实际上天天在护军备战。同志们通过学习,警惕性更高了。大家说:两个超级大国越是讲“缓和”,越说明他们心里有鬼,我们就越要做好战争准备。干部战士认清了国际形势,更加激发了革命斗志,在战备工作中,自觉地与敌人抢时间,争速度,努力做好反侵略战争的准备。在一次国防施工中,大家遵循毛主席关于“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的伟大指示,凭着一颗红心两只手,克服重重困难,一百六十五天完成了原计划九个月完成的任务。
按照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加强战备,不仅要搞好军政训练,完成战备任务,而且要坚持向群众学习,学会做群众工作。革命战争是群众的战争。离开了群众支持和群众式装,革命战争就不能胜利。我们经常要求干部战士在执行战备任务中,努力学会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的本领。大家把人民群众作为“军外指导员”,经常请老工人、老贫农介绍阶级斗争的情况,请地方上的英雄人物介绍先进经验,并且采用社会调查、现场参观的方法,到地方上的先进单位登门取经。通过向人民群众学习,进一步提高了干部战士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觉悟,加强了军民团结,促进了连队的建设和战备工作。在革新反坦克器材的过程中,我们虚心拜人民群众为师,行程三千多里,向六百多个军外群众学习取经,经过反复试验,制成了重量轻、体积小、操作简易、携带方便的爆破器材,连队的战斗技能得到了显著提高。既向群众学习,又做群众工作。我们走到那里就把人民战争的思想宣传到那里,把帮助民兵的工作做到那里。野营训练中,我们同驻地民兵肩并肩,搞“三打”、“三防”训练;国防施工中,我们同民兵合练“夜老虎”;军农生产中,我们与民兵一起苦练“水上城龙”;拉练中,我们与民兵共同进行城道攻防战斗演习。近几年来,先后协助驻地附近十三个工厂、大队、学校建立健全民兵组织,宣传人民战争的伟大思想,搞好民兵训练。
抓路线教育,促战备工作,必须十分重视在思想领域中反对资产阶级腐蚀做的斗争。毛主席早就指出过:“红军第四军的共产党内存在着各种非无产阶级的思想,这对于执行党的正确路线,妨碍极大。若不彻底纠正,则中国伟大革命斗争给予红军第四军的任务,是必然担负不起来的。”为了从思想上、组织上纯洁和巩固自己的战斗队伍,我们坚持开展反腐蚀的斗争。在这方面,我们主要抓了以下几点:一是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批判资产阶级,批判修正主义,提高反修防修的自觉性。二是运用小评论这个或器,帮助干部战士分清是非,清醒头脑,保持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三是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做好耐心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把各种错误思想引导到正确轨道。四是开展革命文化活动,用毛泽东思想占领阵地。由于坚持了这个方面的工作,干部战士提高了继续革命的自觉性,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大发扬。一九七五年一次反坦克训练中,大家不畏严寒,顶风冒雪地苦练,手脚冻肿了也坚持不下火线。八月游泳训练时,许多生长在北方的战士,游泳基础差,但他们每天苦练十多个小时,不少人背上晒起了泡,小腹磨破了皮,喝了不少水,仍然坚持。经过七天的艰苦努力,参加训练的一百零四人中,有九十六人游泳成绩超过三千米,横渡了钱塘江。
我们的国家正处在一个重要的历史发展时期。我们决心深入贯彻执行党的基本路线,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在毛主席关于“备战、备荒、为人民”和“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的伟大战略方针指引下,把战备工作做得更好更扎实,严格训练,严格要求,随时准备解放我国的神圣领土台湾省,随时准备粉碎帝国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的侵略,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努力奋斗。
影评:一部歌颂文化大革命的好影片——评《春苗》
初澜
江南水乡,晨曦朦胧,旭日正从波光闪烁的湖面升起。通宵抢救病人的田春苗,这时又拎着一篮新采的革草走来,赤着的双脚还沾着泥巴和水珠。“千家万户留脚印,药香伴着泥土香”,歌声唱出了贫下中农对自己的医生的无限深情。影片《春苗》通过对春苗艺术形象的塑造,从她“顶着风雨长,挺拔更坚强”的斗争经历,展现了赤脚医生这一社会主义的新生事物是怎样在阶级斗争、路线斗争中成长起来的。影片不但以饱满的革命激情歌颂了这一新生事物,而且第一次在故事影片中正面表现和歌颂了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在旧中国,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造成了广大农村缺医少药的深重灾难。影片中毒苗的父亲,就是到临死时连一口汤药也没有喝上。在那些地主老爷们的眼里,赤脚人“生来就是穷命,死了不如一根草”。解放以后,贫下中农翻身作了主人,生活有了很大的改善。但是,由于医疗卫生领城受刘少奇修正主义卫生路线的干扰和破坏,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农村缺医少药的状况没有根本改变。影片中的朝阳公社卫生院,就被杜文杰这类走资派和钱济仁这样的老爷医生把持着,湖滨大队就有贾月仙这样的巫医骗钱害人。他们的胡作非为,不只是几个人的问题,而是代表着地主资产阶级在医疗卫生领城里专了贫下中农的政。影片通过小妹之死,一开始就尖锐地揭开了矛盾,控诉了刘少奇修正主义卫生路线的罪恶。钱济仁见死不教,使春苗义愤填膺,她说:“再也不能这样下去了!”这强烈的呼声,表达了亿万贫下中农的心声。
就在这个时候,传来了毛主席“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的伟大号召。影片动人地体现了毛主席的光辉思想是多么符合广大贫下中农的迫切愿望,真使人有云开日出之感。广大贫下中农是多么盼望有自己的医生啊!阳光雨露育新苗,春苗这个“一脚牛屎一脚泥”的赤脚人,在毛主席的伟大号召的鼓舞下,由贫下中农推荐出来,到卫生院学医去了。这表明,赤脚医生这一新生事物的出现,是人民的需要,是历史的必然,是毛主席革命卫生路线指引下的产物。
但是,“任何新生事物的成长都是要经过艰难曲折的”你看,在文化大革命之前,春苗要为贫下中农背药箱,拿针头,那有多难啊!她不但要破除千百年来旧的传统观念,要克服文化方面的困难,而且还要顶住在医疗卫生领域仍然占有优势的资产阶级及其在党内的代理人的种种打击和习难。赤脚人当医生,这是自古以来从未有过的大事。这一社会主义的新生事物,新就新在它体现了一个崭新的方向,赤脚人既拿锄头,又拿针头,亦农亦医,去占领广大农村的医疗卫生阵地。钱济仁以其反动阶级的政治嗅觉,一开始就意识到不能小看这些“泥腿子”,“让田春苗得了势,我们脚底下这块地盘都要让人家占去了”。是的,新陈代谢,这是一个斗争的规律。任何新生事物的诞生,都意味着要推翻和代替旧事物。资产阶级是决不会轻易地退出医疗卫生阵地的,他们必然要进行疯狂的反扑和破坏。
但是,钱济仁之流不会懂得,他们对春苗的打击越重,春苗学医的决心也就越坚定。“再难也要学,贫下中农盼着呢。”这朴素的语言,表明了用毛主席光辉思想武装起来的春苗蕴藏着一般多么强大的精神力量,表明了赤脚医生这一新生事物一旦出现,就将冲决一切阻力,奋勇前进!
毛主席亲自主持制定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指出:“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影片把春苗和杜文杰的斗争,即无产阶级革命派和走资派的斗争,作为戏剧矛盾的主线,来正面表现和歌颂文化大革命,这是抓住了重点。而春苗对这场斗争的性质和意义的认识,却有一个逐步深化的过程。这个过程,对每个在这场斗争中经受锻炼和教育的革命同志来说,都会感到十分亲切,同时也会帮助我们加深对于文化大革命的认识。小妹之死,春苗最初还以为主要是钱济仁这样的医生不好。但是,钱济仁从后门把药送给贾月仙,竟然是杜文杰“批准”的,还说贾月仙这种巫医有什么“一技之长”、行医“符合县里条文”,这就引起了春苗的深思。这个朴实、单纯的贫农女儿,对党对社会主义有着深厚的阶级感情,在她心目中,共产党员、领导干部,都是可以信赖的。可是,她却慢慢发现,在杜文杰这个党员干部心里并没有党,也没有贫下中农。毛主席的指示下达了,杜文杰就是不执行。春苗学医是公社党委派来的,可就是得不到他的支持。确实,单有钱济仁、贾月仙这样的反面教员是不够的,还必须有杜文杰这样的对立面,才能使春苗的阶级斗争,路线斗争觉悟跃上一个新的高度。
钱济仁不让春苗拿针头,咒骂“粗瓷碗雕不出细花来”,杜文杰也跟着说什么“拿针头和拿锄头毕竟是两回事”。这种话怎么能出自一个共产党员之口?春苗这双手,也就是贫下中农祖祖辈辈的这双手,这双手能推翻三座大山,能改天换地,为什么不能拿好针头?他们不准拿锄头的手去拿针头,决不只是歧视春苗一个人,而是歧视与春苗骨肉相连、休戚相关的广大劳动人民!事情就是这样,有了地主资产阶级的地位,就决不会有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地位。反之亦然。这在政治上是如此,在文化卫生领域同样是如此。春苗开始感觉到,她学医之所以遇到这么大的阻力,就因为在钱济仁的后面,还站着杜文杰,他们“根本不想让我们赤脚人当医生”。只要卫生院还在他们的手里,就不可能真正为贫下中农服务,就不是赤脚人学医的地方。至此,春苗的思想又大大前进了一步。
杜文杰、钱济仁既然不让赤脚人学医,春苗就只好回到生产队,在大队党支部和贫下中农的支持下,在革命知识分子方明的帮助下,自力更生地办起了卫生室。而杜文杰却把这看成是在和自己“唱对台戏”,凭着手中的职权,硬要把它砍掉。于是,在大队卫生室里,春苗和杜文杰展开了一场短兵相接的交锋。一个坚持要为贫下中农服务,一个是自己不革命,还不准别人革命。一个是襟怀磊落,坚韧不拔,一个是威胁利诱,色厉内茬。任何时候,斜着眼睛看新生事物的人是有的。但杜文杰走得更远,在他看来,他们不执行毛主席的指示,卡住贫下中农的脖子,倒是“有理”的;而春苗全心全意为贫下中农治病,竟是“非法行医为甚至连党籍都成了问题!杜文杰宣布春苗“没有处方权”,夺走了她的药箱,这意味着夺走了贫下中农在党的领导下掌握医疗卫生事业的权利。
这是一场看不见刀光剑影,听不到枪声炮声的战斗,但冲突之激烈,同样使人感到惊心动魄。当杜文杰夺走春苗的药箱以后,影片中有一组很动人的镜头:春苗提着马灯、药篮,在巡回医疗的路上碰见了小龙,孩子关切地问:“春苗阿姨,你的药箱给人家拿走啦?”春苗没有正面回答小龙的提问,她蹲下身来拉着小龙的手,观众却从她眼角晶莹的泪光窥见她抑制着内心的激动。她只说了一句话:“小龙,阿姨给你讲白求恩伯伯的故事,好吗?”这个镜头很简单,但它表现的内容却很丰富;春苗的语言很朴实,但在此时此刻的艺术感染力却很强烈。在修正主义的压力面前,春苗不是考虑什么个人的得失,而是用毛主席的教导、白求恩的光辉榜样来鼓舞自己的革命斗志,这正显示了她崇高的精神境界。影片为了突出这一点,紧接着就表现春苗又来到水昌伯身边给他拔火罐。阿婆和阿方嫂在一旁使劲地编草筐、纳鞋底,看着春苗,欲言又止,一阵沉默。小龙懂事地拿来火柴,春苗划燃了火柴,火光映在她坚毅的脸上。那闪动的火光,正衬托出春苗心头燃烧起来的革命之火是多么强烈。春苗是多么盼望有一场革命的暴风雨把资本主义、修正主义的污泥浊水冲刷干净啊!十分明显,春苗和杜文杰的斗争,既然是卫生战线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的反映,那么,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一矛盾,就必须在党的领导下发动一场反修防修的政治大革命,通过自下而上的群众运动,直接依靠广大革命人民群众来揭露、批判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把他们手中的那部分权力重新夺回到无产阶级手里。这部影片可贵之处正在于;它围绕着春苗和杜文杰的冲突这一情节发展的主线,生动地表明,赤脚医生这一社会主义的新生事物,如果不经过文化大革命的斗争,就会被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扼杀在摇篮里。这就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
革命的暴风雨终于来了!春苗勇敢地站到了斗争的第一线,团结广大革命群众,和杜文杰、钱济仁展开了一场决战。影片在这里并没有简单地描写春苗的旗开得胜,而是按照革命发展的规律,通过在这场激烈斗争中的几番曲折,进一步展现了她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的革命精神。当杜文杰不择手段地压制群众运动,利用水昌伯的病情“扩大事态”,给春苗、方明扣上“反党”帽子的时候,春苗又遇到了新的严峻考验。在杜文杰看来,谁要是反对他,谁就是“反党”,但春苗驳得好:“你们这样做能代表党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当然有党的领导,这就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的领导,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领导,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领导。影片鲜明地表现出,春苗是如何在学习《十六条》,并用来指导自己的革命行动的。正是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指引下,春苗才能够迅速成长起来。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光辉思想,引导她在尖锐复杂的斗争中,透过现象,看到本质,“开始懂得了象杜文杰名义上是共产党员,实际上已经成了钱济仁他们在党内的代理人了,他们从上到下代表着一条修正主义的黑线”。斗争还使春苗进一步懂得,杜文杰他们在文化大革命刚起来的时候之所以还能发通告,搞经济主义,镇压革命派,就因为他们手里还有权。不把他们手里的权夺过来,无产阶级专政就不能巩固,卫生战线的文化大革命就难以进行到底。这一认识,标志着春苗在政治思想上有一个飞跃,已经在战斗中成长为一个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自党战士。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过程是十分尖锐、复杂、曲折的。但斗争故考验越是严峻,春苗得到的锻炼也就越大,受到的教育也就越深。在斗争的关键时刻,老贫农水昌伯从精神上给了春苗极大的鼓励和支持,他说得多好啊:“落潮总有涨潮时,你们要项住!”这是多么朴素而又发人深思的革命哲理啊!革命斗争总是高一阵、低一阵,波浪式前进的。这就要求我们,在出现暂时的“落潮”时,要看到接着就会来到的“涨潮”,要看到前途是光明的;而在“涨潮”时,又要看到道路的曲折性和斗争的长期性,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和旺盛的斗志。影片正是抓住潮涨潮落形成的起伏跌宕,把春苗的斗争性格和她所代表的新生事物在成长过程中的艰难曲折揭示出来了。它有力地表明:只有经过文化大革命的斗争,春苗的这双手才能够拿好针头,才能够确实争到为贫下中农学医行医的权利。影片最后以一组洋溢着革命激情的镜头,让春苗端着那碗得来不易的汤药,穿过人群,走上楼梯,送到水昌伯的跟前说:“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把你这碗药夺回来的,喝吧!”这感人至深的情景表明,只有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才能送走瘟神,才是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的生命线。
从路线上分清是非,评价人物,这是影片塑造春苗及其他人物形象的一个特色。这种从不同人物身上体现出来的路线对比,是表现得很鲜明的。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对了,人就会变得朝气蓬勃,聪明能干,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发出更大的光和热。就象春苗那样,从一个普普通通的农村姑娘,变成一个有高度政治思想觉悟的革命闯将。就象方明那样,从一个旧学校出来的学生,变成一个深受贫下中农欢迎的很有作为的革命知识分子。反之,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错了,人也会变,变得颠倒黑白,危害革命。就象杜文杰那样,从一个旧社会当学徒出身的共产党员,忘了根本,变成一个搞修正主义的走资派。
这里,有必要对杜文杰这个形象多说几句。有这样一种议论,认为把杜文杰写成走资派不典型,理由是他的职位不高。我们认为,杜文杰这个人是不是走资派,不取决于他的职位高低,而在于他代表什么阶级,走什么道路,执行什么路线。影片正是从这个人物所犯的错误的性质上,把他作为一个走资派的艺术形象来刻画的,而不是从组织审查的角度上对他作最后的结论。杜文杰同钱济仁当然是有区别的,影片并没有把他们混为一该,这表现在春苗对这两人的态度是有不同的。对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钱济仁,她是横眉冷对,彻底揭露他的反动面目;而对杜文杰,则是为了“惩前毖后,治病救人”,通过斗争来做他的转化工作。春苗知道,尽管杜文杰了执行修正主义卫生路线的严重错误,但他毕竟还是我们革命队伍里的人,所仅是怀着一种既愤慨又沉痛的心情来批判他的错误。愤慨的是因为他陷进修正主义的泥坑,做出了那些使亲者痛、仇者快的事情;沉痛的是因为他辜负了党和人民的期望,向资产阶级投降,成了他们的代理人。因此,春苗对他的批判和斗争,目的是希望他能够幡然悔悟,痛改前非,重新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影片在创作意图上正是努力从这个角度去表现的,但对杜文杰为什么会变为走资派的内因揭示得还不够清楚;如果能写得更深一些,就会使这个形象的说服力更强一些。尽管如此,这一形象仍然有其典型性。影片描写的故事,在结束的时候,还处在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初期阶段,如果这时就让杜文杰很快转变过来,也是不大能令人信服的。但观众相信,经过文化大革命的教育和挽救,象杜文杰这样犯了严重错误的人,只要能够从积极方面总结经验教训,正确对待文化大革命,正确对待群众,正确对待自己,是可能会再变过来,重新为党和人民工作的。倘若坚持不改,那就是另一回事了。
为社会主义的新生事物引吭高歌,努力反映和歌颂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是党和人民赋予我们革命文艺工作者的光荣使命。对于文艺创作中的这一新课题,需要在实践中不断积累经验。由于经验不够,《春苗》在艺术处理上也有一些不足,但它仍然是当前故事影片创作中的一枝鲜花。这部影片的上映,广大工农兵群众是热烈欢迎和热情支持的。它对于当前我们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党的基本路线,捍卫,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是有很大鼓舞作用的。我们相信,在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线指引下,随着文艺革命的深入发展,一定会有更多更好的反映和歌颂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作品问世。
目录
目录 1
词二首 2
世上无难事 只要肯登攀 3
抓紧阶级斗争这个纲 7
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学习《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 14
注意老、中、青三结合 23
评论《水浒》的现实意义 27
无产阶级专政与文化大革命 30
正确对待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36
加强党的领导开展教育战线的大辩论 40
大是大非问题一定要辩论清楚 40
教育革命“拖四个现代化的后腿”吗? 47
驳“今不如昔”论 52
教育革命好得很 56
喜看工农兵学员茁壮成长 61
我们是怎样开展教育革命大辩论的 67
在继续革命的道路上前进 71
鼓舞我们战斗的宏伟诗篇——学习毛主席词二首 71
深入进行农村两条道路的斗争——纪念《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序言和按语发表二十周年 77
群众是真正的英雄——沙市工业为什么文化大革命以来增长三倍? 84
在继续革命的道路上胜利前进 88
抓路线教育 促战备工作 93
影评:一部歌颂文化大革命的好影片——评《春苗》 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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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旗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办
一九七六年第二期 目录
毛主席语录
列宁为什么说对资产阶级专政,这个问题要搞清楚。这个问题不搞清楚,就会变修正主义。要使全国知道。
我国现在实行的是商品制度,工资制度也不平等,有八级工资制,等等。这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所以,林彪一类如上台,搞资本主义制度很容易。因此,要多看点马列主义的书。
毛主席语录
我们现在思想战线上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要开展对于修正主义的批判。
群众中蕴藏了一种极大的社会主义的积极性。那些在革命时期还只会按照常规走路的人们,对于这种积极性一概看不见。他们是瞎子,在他们面前出现的只是一片黑暗。他们有时简直要闹到颠倒是非、混淆黑白的程度。这种人难道我们遇见得还少吗?
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 批判修正主义路线
回击科技界的右倾翻案风
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
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深刻地批判了刘少奇、林彪的修正主义路线,推动了我国科学技术的蓬勃发展。科学技术领域中许多新的重大成就,包括人造地球卫星按预定计划返回地面,人工合成胰岛素及其晶体结构的测定等一系列新成果,都标志着我国科学技术不断迈向新的水平。广大工农兵群众和科学技术人员正以“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的革命精神,沿着毛主席指引的方向阔步前进。但是,前一时期,科技界的奇谈怪论和教育界的奇谈怪论相互呼应、彼此配合,刮起一阵右倾翻案风。他们作了那么充分的表演,还气势汹汹地叫囔:“到底什么是修正主义科研路线,谁说得清楚?”
陷入了修正主义的泥潭,对于这个问题自然是不能也不愿说清楚的。但只要用马克思主义加以分析,答案非常明白:科技界的奇谈怪论,就是修正主义科研路线的标本。
一
毛主席教导我们:“团结起来,为了一个目标,就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要落实到每个工厂、农村、机关、学校。”毛主席这一光辉指示,十分明确地规定了我国各条战线的根本任务,必须毫无例外地坚决贯彻执行。然而,在科技界,右倾翻案风的鼓吹者却打着科学技术特殊的招牌,公然宣称:“科技战线不要提无产阶级专政”。
科技战线究竞特殊在什么地方,以至连无产阶级专政都不能提了呢?奇谈怪论答日:“对科学技术不能专政”。
试问,谁说要对科学技术专政?专政从来是阶级对阶级的关系,而不是人对物的关系。把在科技战线必须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歪曲为对科学技术专政,这和把无产阶级专政落实到工厂、农村,说成是对机器、粮食实行专政一样的荒谬。在这里,右倾翻案风的鼓吹者用最低劣的捏造事实的方法,“把显然愚鑫的思想加到论敌身上,然后加以驳斥”。这正是当年叛徒考茨基所玩弄的把戏。
自然科学是研究自然规律的,但从事科学技术的人,研究科学技术的单位及其领导、管理机构,在阶级存在的社会里,都受到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制约,都是为一定阶级的专政服务的。在资本主义社会,科学技术抓在资本家手里,“自然科学从属于资本”,成为为资产阶级专政和资本家利益服务的工具。在社会主义社会,科学技术应当为劳动人民所掌握,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服务,为广大劳动人民的利益服务。右倾翻案风的鼓吹者把科学技术与科技战线故意混同起来,妄图利用科技研究对象的特殊性,来取消科技战线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性。偷换概念,玩弄诡辩,夸大特殊,否定一般,这正是修正主义的手法。
无产阶级必须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各个文化领域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科技阵地以往长期为剥削阶级所霸占,资产阶级偏见和传统势力根深蒂固,比起教育界来毫不逊色。文化大革命前的十七年,刘少奇一伙在科技界推行了一条修正主义路线。许多科学研究单位,同样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独霸的一统天下。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涌现了许多有利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新生事物、但斗争的成果还很不巩固,有的地方至今仍然被资产阶级把持着。在科战线上,到底由谁占领、执行什么路线、沿着什么方向和道路发展,斗争依然是异常尖锐和复杂的。列宁就曾经批判过抹杀科技战线存在着阶级斗争的错误观点。十月革命后,当有人说什么“科学实验室是一个团结的集体,它的全体成员协调、一致并自觉地进行活动”时,列宁尖锐地指出:“不对。在阶级尚未消灭以前,这是不可能的。”鼓吹“科技战线不要提无产阶级专政”,实质上就是否定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用阶级斗争熄灭论对抗党的基本路线,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所取得的成果反攻倒算回去,让资产阶级在科技战线专无产阶级的政。
在科技战线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不只要镇压一小最反抗社会主义革命、破坏社会主义建设的反革命分子,面从根本上讲,是要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和党的各项方针政策,坚持批判修正主义,批判资产阶级,批判渗透在科学理论中的资产阶级思想,切实做到科学研究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为工农兵服务,与生产劳动相结合。这个道理本来是清清楚楚的。可是,右倾翻案风的鼓吹者,居然说什么,在科技战线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就会把知识分子当作“专政对象”。这简直是挑拨知识分子和党的关系,妄图煽动知识分子反对无产阶级专政,但这是枉费心机。
科技界是知识分子比较集中的地方,用无产阶级世界观战胜资产阶级世界观,团结、教育、改造知识分子是无产阶级专政的一项重要任务。但是,对知识分子进行思想改造,同把知识分子作为“专政对象”,根本不是一回事。毛主席的《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对我国知识分子状况作了科学的分析,规定了政策,今天仍然是我们的指针。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绝大多数知识分子都有了不同程度的可喜的进步。而右倾翻案风的鼓吹者制造出把知识分子当作“专政对象”的奇谈怪论,来诋毁和反对无产阶级专政,这恰恰反映了他们自己对无产阶级专政的恐惧。恩格斯在《〈法兰西内战〉导言》中,曾经辛辣地揭露和嘲笑过第二国际的庸人,说他们“一听到无产阶级专政就吓得大喊救命”。事隔八十多年,今天我们又看到科技界右倾翻案风的鼓吹者对无产阶级专政提也不敢提,一见到“科学研究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大标语,就如芒在背,浑身不舒服。这又一次生动地告诉我们这样一个真理:修正主义的要害,就是背叛无产阶级专政。
二
用马克思主义占领科技阵地,指导科学研究,不断清除唯心主义、形而上学和各种资产阶级思想,是在科技战线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一个重要方面。
毛主席指出:“马克思主义只能包括而不能代替文艺创作中的现实主义,正如它只能包括而不能代替物理科学中的原子论、电子论一样。”毛主席的这段论述,全面地阐述了马克思主义同自然科学的关系。而科技界的奇谈怪论却断章取义,根本不谈马克思主义包括自然科学,片面强调马克思主义不能代替自然科学,借以反对马克思主义对自然科学的指导。
马克思主义首先是包括自然科学。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创立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不仅总结了阶级斗争的经验,面且对自然科学的丰富成果进行了概括。马克思主义是包括自然科学在内的全部人类知识的结晶,正如毛主席指出的那样:马克思“研究了自然,研究了历史,研究了无产阶级革命,创造了辩证唯物论、历史唯物论和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整顿党的作风》》马克思留下了《数学手稿》。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对当时自然科学的许多部门进行了理论的概括。列宁总结了恩格斯逝世以后自然科学的新发现,写下了《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这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哲学的光辉的著作。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一贯重视对自然科学的哲学概括。《矛盾论》、《实践论》极其深刻地总结了自然科学的成就。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这部光辉著作中,高度概括了自然科学发展的辩证规律。一九六四年,毛主席在一次关于扳田文章的谈话中,就对关于物质无限可分性的问题,从唯物辩证法的高度,作了非常精辟的论述。
正因为马克思主义概括了自然科学,它所揭示的唯物辩证法的一般规律,在各门自然科学中是普遍起作用的。自然科学工作者在研究中用什么世界观作指导,这对科研能否取得成果关系极大。自然科学工作者自发的、朴素的唯物主义,经不起唯心主义的侵袭。十九世纪来和二十世纪初,大批物理学家在自然科学的新发现面前陷入唯心主义,就是很深刻的教训。我们社会主义社会的科学工作者,一定要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努力“做一个以马克思为代表的唯物主义的自觉拥护者,也就是说应当做一个辩证唯物主义者”。
当然,由于物质运动形式的多样性和矛盾的特殊性,各门具体科学有自己专门研究的对象。我们说马克思主义不能代替自然科学,这决不意味着削弱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作用,而是要求人们学会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对自己所从事的工作进行具体的、辩证的分析和研究。右倾翻案风的鼓吹者歪曲毛主席的思想,在马克思主义不能代替自然科学问题上大作文章,完全是别有用心的。
当前,在科技战线上,根本不是什么用马克思主义代替了自然科学,而是没有牢固地确立马克思主义的统治地位。文化大革命以前,在科技界,由于刘少奇一伙的破坏,没有认真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相当严重。文化大革命中,广大科技人员提高了学习马克思主义的自觉性,但这仅仅是开始。真正用马克思主义指导科学研究,占领科技阵地,还要经过长期的坚持不懈的努力和斗争。在这种情况下,右倾翻案风鼓吹的那些奇谈怪论,实际上是妄图扼杀广大科技人员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群众运动。
历史经验证明,修正主义者往往会利用自然科学这块阵地向马克思主义进攻。为了捍卫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捍卫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马克思主义者必须在这个领域中进行战斗。马克思、恩格斯同杜林的斗争,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自然科学领域。他们把这种斗争,看成是整个路线斗争的一部分。在《反杜林论》中,恩格斯从天体演化学、物理、化学,一直到生物领域,对杜林的反马克思主义观点进行了批判。一九O五年俄国革命失败以后,列宁为了反对波格丹诺夫的修正主义路线,同样深入到自然科学领域,研究了自然科学的新发现和“物理学的危机”,彻底批判了马赫主义及其在俄国的信徒。毛主席关于“破除迷信,独立自主地干工业、干农业,干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的指示,关于反对“压抑新生力量”的指示,深刻地批判了科学技术领域中的洋奴哲学和其他唯心论、形而上学观点。右倾翻案风的鼓吹者说什么不亲自参加实验就不准发表意见,就是抹杀科技领域中马克思主义同修正主义的斗争,就是保护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保护唯心主义、形而上学,反对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这是公然反对用马克思主义占领自然科学阵地。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彻底背叛。
三
专业科技人员同工农相结合,开门办科研,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涌现的社会主义新生事物。对于这一革命的新生事物,科技界右倾翻案风的鼓吹者大肆进行非难。他们说什么开门办科研“联系实际多了,理论就压了”;“强调与工农相结合,使人不敢搞理论”;叫嚷:“不宜笼统提开门办所”,“这种创新还是少点好”。
把联系生产实际和发展科学理论对立起来,这是头足倒置的认识论。什么叫理论?“真正的理论在世界上只有一种,就是从客观实际抽出来又在客观实际中得到了证明的理论”。人类的生产活动是最基本的实践活动。自然科学理论的产生和发展,归根到底都是来源于生产实践的。“社会一旦有技术上的需要,则这种需要就会比十所大学更能把科学推向前进。”今天,我国人民正在为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为共产主义事业面奋斗。一个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的新高潮,正在全国掀起。对于发展科学技术来说,这是一个多么巨大的社会需要!蓬勃发展的工农业生产建设,对自然科学提出了多少迫切需要解决的理论问题,又为解决这些问题、发展科学理论积累了多么丰富的实践经验。假如真的依了奇谈怪论的主张,将我国工农业生产实践抛到脑后,关起门来冥思苦想,那么新的题目、数据、经验、资料,莫不是会从天上掉下来吗?绞尽脑汁,也只能是杂志缝里找题目,跟着洋人屁股转,岂有他哉!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前,在刘少奇修正主义科研路线毒害下,许多科研单位关起门来搞“提高”,同工厂、农村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一味公式来公式去,结果又怎么样呢?“科研科研,越研越玄”的教训,难道还不够深刻吗!“大量资金似水流,成果未得人变修”的覆辙,难道还容许重蹈吗!经过文化大革命,广大科技工作者批判了修正主义路线,迈开双脚到三大革命运动的实践中去,按照“实践——理论——实践”的认识路线办事,开始尝到了甜头,右倾翻案风的鼓吹者就跳出来反对,拼命要把他们往回拖。对此,广大科技人员是不会答应的。
科技人员与工农相结合,走毛主席指引的光辉道路,可以使他们在政治上接受再教育,促进世界观的改造;同时,对于他们业务上的再学习,也是十分必要的。右倾翻案风的鼓吹者,贩卖起修正主义那一套货色来,可谓不遗余力。用他们自己的话来说,就是要“刮起搞业务的台风”,“八级不行就刮十二级”,真是怎样“强调”都不觉得过分,而偏偏就是不准强调与工农相结合。他们反对什么,主张什么,不是一目了然吗?
“科学的发生和发展一开始就是由生产决定的。”而直接从事生产实践的就是广大劳动群众。劳动人民的实践,是千百万人的群众性实践。他们在长期的实践中,积累了无数成功和失败的经验,这正是发展科学理论的源泉。象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讲到文学艺术的源和流的问题一样,科学技术也同样是这个道理。广大专业科技人员只有牢记这个真理,认清科学技术发展中的源和流的关系,虚心学习和总结群众的新鲜经验,集中群众的智慧,才能充分发挥自己的专长,在科技工作中作出更大的贡献。当然,我们提倡开门办科研,并不是要取消实验室,也不是否认科技人员个人的钻研,而是把实验堂研究与更大范围的群众性实验结合起来,坚持同生产劳动相结合、同工农相结合的正确方向。至于以有的研究所“谢绝参观”为借口,反对开门办科研,则更是荒唐可笑。难道科技界右倾翻案风的鼓吹者连起码的常识都等于零,竟真的以为开门办所就是四门大开、任君出入,就象开茶馆那样吗?否则,那不是蓄意歪曲,混淆视听,又是什么呢?
四
发展科学技术,要不要发动广大群众?这是一个事关路线的原则问题。科技界右倾翻案风的鼓吹者眼睛里根本没有广大人民群众,他们极力抹杀工农兵的作用,完全是一副贵族老爷式的态度。
“什么工作都要搞群众运动,没有群众运动是不行的。”在科学技术工作中大搞群众运动,是我国科学技术发展的极为重要的特点。
我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发展科学技术,能依赖外援,屈服于帝国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的压力吗?不能,绝对不能!毛主席教导我们:“我们的方针要放在什么基点上?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叫做自力更生。”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是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一条根本方针。我们绝不能象蜗牛一样跟在别人屁股后面爬行,而是要抢时间,争速度,赶上并超过世界先进水平。要达到这个目的只靠少数人是不行的,必须大搞群众运动,依靠广大群众的智慧和力量。
群众办科研,对于缩小三大差别,限制资产阶级法权有着重要的意义。我们通过在科技战线大搞群众运动,就可以使广大普通劳动者掌握科学技术,从而打破剥削阶级对科技的垄断。
科技界右倾翻案风的鼓吹者,将科技领域当作不准普通劳动者进入的神圣的殿堂,在他们看来,工农兵“文化水平太低”,不配搞科研,妄图把广大群众排斥在科研大门之外。“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古往今来,一切科学技术成果,都是广大劳动人民智慧的结晶。凡是有成就的自然科学家,都是从劳动人民智慧与经验的海洋里,吸取自己革新科学技术的丰富养料。其中许多人,就直接出自劳动人民行列。
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劳动群众掌握了自己的命运,他们千百年来被束缚的聪明才智不断迸发出来了。在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广大工农兵“破除迷信,解放思想”,意气风发地投入了科学实验的群众运动。从大庆成套采油新工艺的创造,到大寨建设“海绵田”推动土壤科学的发展;从“群钻”的成功,到新型电光源的发明;从弄堂小厂实现生产自动化,到造出全部国产的万吨轮;从我国工业的迅速发展,到连续十四年夺得农业丰收,我国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创造了多少光辉的业绩。所有这一切都生动地证明了“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这一真理。群众性科研队伍是一支浩浩荡荡的科研大军,是推动我国科学技术发展的主力军。可以肯定,随着科研战线群众运动的深入,群众科研队伍将会更加发展、壮大。这个历史趋势,是任何人泼冷水、拖后腿也改变不了的。
对于专业科技人员的作用,我们从来是十分重视的。我们历来主张专业队伍同群众队伍相结合,认为只有这样才能大大加速我国科学技术的发展。我们所说的科技战线要大搞群众运动,其中就包括依靠广大革命的专业科技人员,包括大力倡导并实行专业队伍和群众队伍相结合。我国核试验、热核试验的成功,人造地球卫星的发射,都是广大工人、干部和科技人员共同奋战的结果,都是大搞群众运动的结果。在这里,倒是要请同志们想一想,右倾翻案风的鼓吹者果真是那么重视专业队伍吗?那不过是一个骗术。实际上,他们要让广大科学技术人员脱离工农,走上邪路,使他们的专业陷入没有发展前途的死胡同。广大革命的科技人员,一定能够识破他们的阴谋,满腔热情地支持科学实验的群众运动,同工农兵一道前进。
五
领导权掌握在哪个阶级手里,对于推行什么路线,关系极大。如果说,教育界的奇谈怪论抛出“要有热心科学的外行来领导”之类东西,还有点“犹抱琵琶半遮面”;那么,科技界在这方面的奇谈怪论,则要露骨得多。他们公开鼓吹要由“科技界所公认的”,“第一流”的“权威”来执掌领导大权,以此反对无产阶级对科技工作的领导。他们还说什么“党委书记业务不懂,你就说:‘所长同志,我不懂,你来主持,听你的!’”。
这是一种典型的“专家治所”论,要害是要砍掉党对科技工作的领导,而手中的法宝,还是当年右派分子使用过的、发霉的陈货:不懂业务不能领导,外行不能领导内行。
在唯物辨证法看来,“外行领导内行”是普遍规律。如果认为只有本行才能领导本行,这不仅否定了政治对业务的领导,面且实际上也否定了对业务各部门统一领导的任何可能性。当然,这并不是说在科技战线上做党的工作的同志,就可以根本不必学习科学技术知识。我们党历来提倡干部学点业务,努力做到又红又专,那是为了更好地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不断加强党的领导。
对于“听你的”这一类否定党的领导的投降主义言论,科技战线上的广大工人、干部和专业研究人员在文化大革命前,是听得够多的了。那时候,刘少奇在科技界搞的,不就是对资产阶级言听计从的修正主义路线吗?今天,右倾翻案风的鼓吹者,重奏前朝曲,正是要取消党的领导,让资产阶级把持科研阵地的大权。
“外行不能领导内行”的滥调,在科技界一再沉渣泛起,现在又被右倾翻案风的鼓吹者当作宝贝,极力推销。这一现象,很值得注意,它说明,剥削阶级决不肯轻易地退出世袭领地。特别是在科学技术这个专业性较强的领域里,资产阶级往往把他们所掌握的科学技术知识作为资本,要同无产阶级反复较量,争夺领导权。因此,在科技战线上党的领导不但不能有丝毫削弱,相反,应该大大地加强。任何摆脱或者削弱党的领导的言论和行动,都是完全错误的。
党必须领导科学技术,也完全能够领导科学技术。党对科学技术的领导,最根本的是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领导。右倾翻案风的鼓吹者反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反对在科技战线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反对马克思主义对科学技术的指导,反对科技工作贯彻群众路线,处处热衷于搞“关门办所”、“业务至上”、“爬行主义”那一套东西,难道他们能代表党吗?不,他们代表的是资产阶级。但是,历史总是无情地朝弄那些倒行逆施者。他们本来想反掉党的领导,但事与愿违,在批判他们散布的“专家治所”等谬论的过程中,科技界党的领导将在斗争的暴风雨中进一步加强,这是必然的。
毛主席一再教导我们:“要警惕出修正主义”。从教育界的种种奇谈怪论,到科技界的一系列修正主义观点,异曲同工,如出一辙,耐人寻味,发人深省。它说明存在着一条与毛主席革命路线相对抗的修正主义路线。这条修正主义路线以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涌现出来的革命的新生事物、搞复辟倒退、搞反攻倒算为主要内容和主要特征,它的理论基础是阶级斗争熄灭论和唯生产力论,它的手段是折中主义。从政治上、思想上回击这股右倾翻案风,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严重的战斗任务。
“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毛主席气壮山河的革命诗句,给了我们巨大的鼓舞和无穷的力量。我们一定要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为将我国建设成为伟大的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为将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和实现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而努力奋斗!
在斗争中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
程越
毛主席在关于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中指出:“列宁为什么说对资产阶级专政,这个问题要搞清楚。这个问题不搞清楚,就会变修正主义。要使全国知道。”毛主席着重指出:“我国现在实行的是商品制度,工资制度也不平等,有八级工资制,等等。这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所以,林彪一类如上台,搞资本主义制度很容易。因此,要多看点马列主义的书。”回顾批林批孔运动的过程,回顾这一年来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过程,联系教育、科技战线正在开展的大辩论和对右倾翻案风的批判,我们就会进一步认识到毛主席这一指示的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更深刻地认识到学好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坚持反修防修的极端重要性。
教育战线的大辩论,涉及到教育方面的许多问题,但归根到底,还是要不要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要不要坚持党的基本路线,要不要坚持对资产阶级全面专政的问题。科技界也有人讲什么“科技战线不要提无产阶级专政”,提无产阶级专政“容易简单化”,等等,实质也是不要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正当全党和全国人民认真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时候,却出现了反对无产阶级专政,散布阶级斗争熄灭论和唯生产力论的修正主义论调,这个事实再一次清楚地告诉我们: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两个阶级的斗争还是很尖锐、很激烈的,搞马克思主义还是搞修正主义的两条路线斗争,就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斗争在党内的集中反映。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坚持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必须经过斗争,弄得不好,资本主义还会在某些部门复辟。这也再一次提醒我们:必须继续把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反修防修放在首要地位,决不可以认为已经学得差不多了而松懈下来。
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要紧紧抓住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加深对社会主义革命的性质、对象、任务和前途的认识。社会主义革命同过去的民主革命有着原则的区别。新民主主义革命,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革命的主要任务是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推翻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反动统治,“使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最后结果,避免资本主义的前途,实现社会主义的前途”(《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到社会主义革命阶段,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这个矛盾规定、影响着其它矛盾的存在和发展。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是要坚持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专政,彻底消灭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改造小生产,限制资产阶级法权,铲除滋生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土壤,为最终消灭阶级和在全世界实现共产主义创造条件。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始终存在着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社会主义革命的艰巨任务和宏伟前途,只能靠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来实现。由于社会主义革命时期我们党成为执政的党,资产阶级必然把复辟的希望主要寄托于党内出现他们的代理人,出现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修正主义路线就是资产阶级利益的代表者。毛主席关于“资产阶级的捧场则可能征服我们队伍中的意志薄弱者”的预见,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和文化大革命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科学论断,关于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科学论断,毛主席领导我们粉碎刘少奇、林彪两个资产阶级司令部的革命实践,都反复说明着社会主义革命时期阶级斗争的这一特点。这些都是毛主席自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以来反复阐明并不断总结的基本理论和基本实践。所有这些,都是区别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通过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我们要更好地理解和把握党在社会主义时期的基本理论和基本实践,自觉地坚持党的基本路线,进一步提高社会主义革命的觉悟,逐步使自己从立场到感情,从思想到行动,能够同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和要求相适应。这样,才能过好社会主义革命这一关,才能坚持无产阶级专政,跟上社会主义革命前进的步伐,做革命的促进派。
我们不少同志是带着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思想加入到无产阶级革命队伍中来的。多数同志由于在长期的革命斗争锻炼中不断接受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教育,逐步树立了无产阶级世界观,并自觉地在革命实践过程中继续改造自己,因而在进入社会主义革命阶段以后,能够接受党的纲领,执行党的路线,跟上革命形势,积极地同群众一起在社会主义革命的征途上继续前进。但是也有一部分同志,受资产阶级思想影响很深而又不很好地改造自己,他们的思想还程度不同地停留在民主革命阶段,对于社会主义革命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对于社会主义革命的性质、对象、任务和前途还没有深切的认识,对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还缺乏思想准备。思想停留在民主革命阶段,对于反对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反对修正主义,反对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不能正确理解;对于日益深入的社会主义革命,特别是对于亿万群众起来批判走资派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会产生抵触;对于在上层建筑包括各个文化领域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就会不坚定,甚至加以反对;对于社会主义的新生事物,就会看不惯、不赞成;对于限制自己喜欢的那一部分资产阶级法权,同旧的传统观念彻底决裂,就会有反感。不改变这种精神状态,就很容易接受修正主义散布的种种谬论,站到资产阶级一边去,在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中犯错误。二十多年来,在社会主义革命各个阶段的群众运动中,都曾经发生过一部分同志停止不前,不想继续革命,甚至站到社会主义革命对立面去的情况。我们只有跟着革命的发展,加强学习,记取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不断提高对社会主义革命的认识,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好正确对待文化大革命、正确对待群众、正确对待自己的问题,才能从阶级根源上把右倾翻案风批透。
为了提高对于社会主义革命的认识,广大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在学习理论的过程中要联系思想实际,改造世界观。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就是按照无产阶级世界观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也就是按照对立统一规律这个宇宙的根本规律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毛主席指出:“对立统一规律是宇宙的根本规律。这个规律,不论在自然界、人类社会和人们的思想中,都是普遍存在的。矛盾着的对立面又统一,又斗争,由此推动事物的运动和变化。”(《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毛主席运用对立统一规律观察社会主义社会,分析了社会主义社会的上层建筑同经济基础、生产关系同生产力又相适应又相矛盾的情况,深刻揭示了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指明了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长期性和复杂性,指明了反修防修的重要性,指明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方向和任务,指明了将来共产主义社会中还存在矛盾和斗争,还要革命。按照无产阶级世界观,按照对立统一规律来看问题,对于为什么要强调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党的基本路线,要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要限制资产阶级法权,以及对于为什么要发动群众深入批判修正主义,包括批判阶级斗争熄灭论、唯生产力论和折中主义等等,就比较容易理解,这些问题上的路线是非,也就容易分清,容易辨明。如果离开无产阶级世界观,用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观点来看问题,就很容易把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丢在脑后,接受修正主义的东西,以至迷失方向,走到斜路上去。为了提高对社会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革命的认识,在一两年内,我们要努力学一点马克思主义哲学,学一点中国哲学史。
毛主席指出:“无产阶级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资产阶级也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在这一方面,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谁胜谁负的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教育界冒出的那些刮右倾翻案风的奇谈怪论,就是要顽强地按照资产阶级世界观改造世界。通过辩论,人们可以看得很清楚,用资产阶级世界观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就会歪曲事实,颠倒是非,否定社会主义的新生事物,否定教育革命以至整个文化大革命,为修正主义路线翻案。毛主席在谈到有些人总是顽强地按照自己的资产阶级世界观改造党、改造世界的时候,曾经指出:“在这种情形下,我们的工作,就是要向他们大喝一声,说:‘同志’们,你们那一套是不行的,无产阶级是不能迁就你们的,依了你们,实际上就是依了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就有亡党亡国的危险。只能依谁呢?只能依照无产阶级先锋队的面貌改造党,改造世界。”(《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主席的话,对于那些刮右倾翻案风的人,不是很恰当吗?倘若迁就他们,依了他们,不是实际上就依了资产阶级,依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让资产阶级重新专无产阶级的政吗?
教育界奇谈怪论的制造者在刮起修正主义阴风的时候,又搬出了孔孟之道的“学而优则仕”那一套反动纲领,他们同孔老二搞“克己复礼”、妄图复辟没落的奴隶制度一样,也想复辟文化大革命以前的资产阶级统治学校的旧教育制度。从这里我们再一次看到,孔孟之道是修正主义的一个重要的思想根源,凡是搞修正主义的,搞复辟倒退的,都要宣扬孔孟之道,都要尊孔。因此,我们必须继续批孔。评论《水浒》和批判投降派,也可以同批判它所吹捧美化的儒家反动思想结合起来。这对于我们识别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树立无产阶级世界观,改造资产阶级世界观,是很有益处的。
无产阶级和贫下中农是要继续革命的。占人口绝大多数的革命人民是要继续革命的。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因而无产阶级把夺取政权并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只看作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必然要继续前进。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我们广大党员特别是高级干部,一定要用无产阶级先进分子的标准要求自己。对于犯错误的同志,我们坚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努力团结两个百分之九十五。阶级斗争和两条路线斗争,是我们各项工作发展的强大推动力,也是我们搞好理论学习的强大推动力。联系当前正在开展的大辩论,紧紧抓住阶级斗争这个纲,在斗争中学,在斗争中用,我们就能够学得更深入、更扎实。全党和全国人民进一步学好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必将对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对我国无产阶级专政的巩固,起巨大的促进作用。
折中主义就是修正主义
纪平
毛主席在同我们党内修正主义作斗争时,对那些把政治和经济、政治和业务平列起来的折中主义,进行了尖锐的批判,指出:“那些不相信突出政治,对于突出政治表示阳奉阴违,而自己另外散布一套折中主义(即机会主义)的人们,大家应当有所警惕。”
前一个时期,教育界刮起的那股右倾翻案风,就是用折中主义把政治和经济、政治和业务平列起来,以否认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斗争的理论,否认以阶级斗争为纲,否认无产阶级政治挂帅。他们散布的这一套,是与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根本对立的,是修正主义的货色。
最近,毛主席教导我们:“安定团结不是不要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毛主席的指示,坚持了唯物辩证法的两点论,清楚地说明了在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和其它各项工作的辩证关系,有力地批判了否定或修改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折中主义。唯物辩证法认为,任何事物都具有矛盾着的两个方面,必须一分为二地全面看问题。但是,这种两点论决不是把事物矛盾着的两个方面同等看待的均衡论,而必须具体地区分什么是主要的,什么是次要的;什么是统帅的,什么是被统帅的。右倾翻案风的鼓吹者,把政治和经济、政治和业务、技术平列起来,这实际上是用折中主义偷换了辩证法,把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平列起来,从面把阶级斗争这个纲偷偷抽掉,否定党的基本路线,妄图把人们引上资本主义的邪路。
右倾翻案风鼓吹者搞折中主义,目的是否定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这个主要矛盾,宣扬“阶级斗争熄灭论”和“唯生产力论”,反对党的基本路线。毛主席用对立统一的规律观察社会主义社会,明确指出:“整个过渡时期存在着阶级矛盾、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两条道路斗争。忘记十几年来我党的这一条基本理论和基本实践,就会要走到斜路上去。”毛主席的指示告诉我们,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是社会主义时期的主要矛盾,它制约和影响着社会中其他矛盾。只有抓住这个主要矛盾,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党的基本路线,才能把各项工作摘好。如果离开阶级斗争这个纲,安定团结就不可能实现,国民经济就不可能沿着社会主义方向发展。从唯物辩证法来看,纲和目的对立统一关系,不仅表现为它们之间互相联系、互相制约的关系,还表现为纲对目的统帅作用。纲举才能目张。政治和经济、政治和业务、技术这对矛盾中,矛盾的主要方面是政治。“没有正确的政治观点,就等于没有灵魂。”把无产阶级政治抽去了,就等于把灵魂抽去了。没有灵魂就会迷失方向,就会到处碰壁。现实斗争说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虽然取得了伟大胜利,但是,政治、经济、思想文化领域的阶级斗争仍然是长期的、复杂的,有时还是很激烈的。当前的主要危险是修正主义。社会主义的各项建设事业和我们从事的各项工作,只能在无产阶级政治统帅下,在不断批判修正主义、批判资本主义的斗争中去促进、去发展。
坚持不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是搞马克思主义还是搞修正主义的问题。教育界、科技界右倾翻案风的鼓吹者,口口声声讲矛盾的这一方面,矛盾的那一方面。然面,他们根本不谈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这个主要矛盾,不谈以阶级斗争为纲,不谈修正主义是当前的主要危险。
例如,在政治和业务、政治和技术的关系问题上,他们说什么,一方面,不批判不问政治的倾向“是不对的”;另一方面,不学文化、不钻研科学技术“也是不对的”。在教育、科技工作和生产劳动相结合的问题上,他们说什么,一方面,脱离实际的倾向“是不对的”,另一方面,忽视基本理论的学习和研究“也是不对的”。在科技人员和工农群众相结合的问题上,他们说什么,一方面,不同工农群众结合“是不对的”,另一方面,不发挥专家的作用“也是不对的”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与自然科学的关系问题上,他们说什么,一方面,认为哲学对自然科学没有指导意义“是不对的”;另一方面,以为可以简单依靠哲学的一般原理去解决具体科学问题“也是不对的”,等等。他们在一系列问题上,都是不分第一和第二,不分主要和次要,不分主流和支流。他们玩弄的这一套,象游蛇一样回旋于这一方面和另一方面之间,似乎很全面,很公正,表面上看起来不偏不倚,没有什么倾向性,实质上他们的倾向性是很鲜明的。“从这一现象的哲学根源来看,这是用折衷主义和诡辨术来偷换辩证法”,“从政治实践上来看,这是对机会主义者卑躬屈膝,归根到底就是对资产阶级卑躬屈膝”。实际上,他们是站在资产阶级这“一方面”,向无产阶级这“一方面”进攻。他们颠倒黑白,混淆是非,否认无产阶级政治的统帅作用,诬蔑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以来的大好形势,反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他们把自己的真实观点隐藏起来。他们本来想搞修正主义的教育路线和科研路线,留恋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一统天下,却不敢直说,他们本来反对和妄图扼杀开门办学、开门办科研这个社会主义新生事物,却佯作在批评它的缺点;他们本来热衷于关门读书,却又不能不说些联系实际、与工农群众结合的话,加以梳妆打扮;他们本来是对文化大革命不满意,总要算文化大革命的帐,总想翻文化大革命的案,却吞吞吐吐,不敢和盘托出。这就暴露了他们所谓的这一方面,那一方面,不过是一套折中主义的诡辩术。鲁迅说:“假使一个人还有是非之心,倒不如直说的好;否则,虽然吞吞吐吐,明眼人也会看出他暗中‘偏袒’那一方,所表白的不过是自己的阴险和卑劣。”这是对折中主义的一针见血的揭露。
折中主义的出现不是偶然的,有它深刻的阶级根源。在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斗争中,折中主义反映和代表着资产阶级的意志和利益。它历来是修正主义者用来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斗争手段。无产阶级革命导师从来不放过对折中主义的批判。蒲鲁东企图调和矛盾,马克思批判他是“在范畴的两个方面中间转动、挣扎和冲撞”。在列宁反对托洛茨基修正主义的斗争中,布哈林把列宁“从政治上”看问题和托洛茨基“从经济上”看问题平列起来,说什么“两个原理都是对的,把这两个原理结合起,也是对的”。列宁批判了这种观点,指出:““又是这个,又是那个”,‘一方面,另一方面’——这就是布哈林在理论上的立场。这就是折衷主义。”毛主席在我们党内的路线斗争中,也十分重视对折中主义的批判,在它一露头的时候,毛主席就告诫全党要有所警惕,要揭露和批判它的反动实质。当前,在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中,我们必须遵照革命导师的教导,对折中主义进行批判。
“把马克思主义改为机会主义的时候,用折衷主义冒充辩证法是最容易欺骗群众的。”马克思主义同修正主义斗争的历史和现实告诉我们,用折中主义冒充唯物辩证法,是随着斗争形势的发展变化而经常出现、反复表演的。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经过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学习运动,广大干部和群众提高了继续革命的觉悟,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得到了进一步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新生事物不断涌现。在这样的大好形势下,那些右倾翻案风的鼓吹者,要公开地反对以阶级斗争为纲,明目张胆地恢复修正主义那一套,是有困难的。他们就经常用模棱两可、似是面非、捉摸不定的东西来欺骗群众,开历史倒车。在我们队伍中有些同志,不认真学习马列和毛主席著作,不用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武装自己,在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中常常会暴露出小资产阶级的摇摆性。他们口头上讲要抓阶级斗争,但总怕阶级斗争抓多了,会影响业务工作;他们承认教育要革命,科研要改革,但总觉得改得太多了,走得太快了。折中主义最容易数骗有这种软弱性和动摇性的人,而这种人也容易在思想上和折中主义的奇谈怪论发生共鸣,甚至在行动上跟着跑。因此,揭露和批判折中主义的反动性和欺骗性,使人们划清唯物辩证法和折中主义的界限,划清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的界限,在思想上和政治上更加坚定起来,是十分必要的。
毛主席教导说:“我们现在思想战线上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要开展对于修正主义的批判。”思想战线的主要危险是修正主义。折中主义就是修正主义的一种表现形式。批判修正主义,包括批判折中主义,反击右倾翻案风,是捍卫党的基本路线,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成果,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一场阶级斗争。我们每一个共产党员和革命同志,都要旗帜鲜明地参加到这场斗争中来。我们要紧密联系当前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实际,认真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提高自己的政治思想水平,在一切工作中,抓紧阶级斗争这个纲,坚定地执行党的基本路线,使我们从事的各项事业登上一个又一个新的高峰。
孔孟之道与投降主义——从《宣和遗事》看《水浒》的创作思想
史众
毛主席教导我们:“《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然而,长期以来,许多吹捧《水浒》的文章,却给它戴上一顶顶桂冠,其中之一,就是说它来源于民间文学,集中了“人民的天才和智慧”,凝聚了“人民的思想和愿望”,等等。为此,他们极力抬高和《水浒》有渊源关系的《宣和遗事》,把它说成是民间文学的“瑰宝”。
究竟《宣和遗事》是一本什么样的书?《水浒》从中继承了什么创作思想?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进行分析,就不难看出,事实正好同上面那种说法相反。它并不是来自民间,更没有表现人民的思想,而是封建统治阶级的东西,宣扬的是孔孟之道和投降主义。只要翻一翻它的家谱,问题就一目了然了。
《宣和遗事》成书于南宋末年,元时或又有所增补,是一部抄录宋人旧本拼凑起来的杂拌儿。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就曾经指出:《宣和遗事》“乃由作者掇拾故书,益以小说,补缀联属,勉成一书”。又说:“书分前后二集,始于称述尧舜而终以高宗之定都临安,案年演述,体裁甚似讲史。惟节录成书,未加融会,故先后文体,致为参差,灼然可见。”它剽取的是一些什么书呢?《宣和遗事·前集》大多来自陈均的《皇朝编年备要》、李焘的《续资治通鉴》(又名《续宋编年资治通鉴》,有说南宋刘时举所撰,托名李焘。)、邵伯温的《邵氏闻见录》,还从赵与时的《宾退录》和吕中的《皇朝大事纪讲义》中引来了一些内容。《宣和遗事·后集》除抄录李煮的《续资治通鉴》外,其中叙述金兵入京,徽宗和钦宗被携北行,到高案定都临安,主要从《南烬纪闻》、《窃愤录》和《窃愤续录》删节而来。有的是直抄,有的是摘录,有的是把文言改成白话。上述这些书都是南宋时封建文人所写的史书和笔记,大多是在宋儒道学家的思想指导和影响下编写而成的。例如,《宣和遗事》中攻击王安石的那一部分,记载了这样的无稽之谈:邵雍在洛阳天津桥上听到杜鹃的啼声,惨然不乐,预见到:“不过二年,朝延任用南人为相,必有更变。天下自此多事矣!”发了一通“见微知著”的谬论。不久,王安石当了宰相,发起了变法。书中又写道:王安石的儿子王雱,三十三岁就死了。王安石梦见王雱身担铁枷向他说:“父亲做歹事,误我受此重罪!”这类恶劣的诽谤,翻开《邵氏闻见录》就历历可见。这部笔记的作者邵伯温,就是邵雍的儿子,父子两人都是道学家,和司马光一伙关系极为密切。臭名昭著的《辨奸论》就出在这部笔记里。又如,作为《宣和遗事》材料主要来源的《皇朝编年备要》,就曾被信奉道学的宋理宗所赏识,诏取这部史书,并给作者封官。这些都是地地道道的尊儒反法、鼓吹孔孟之道和投降主义的货色,根本不是什么民间传说。
《宣和遗事》对农民起义的态度,充分地暴露出儒家的反动立场。书中宋江受招安、征方腊的内容,来自《东都事略》、《皇宋十朝纲要》、《三朝北盟会编》一类的书,这些都是出自儒家之徒的官书。诚然,《宣和遗事》中关于梁山泊的故事,也吸取了民间传说中的一些材料,所谓来自“街谈巷语”。然面,它采录农民起义的故事是在孔孟之道的思想指导下经过选择和篡改的。它肯定投降派宋江,为宋江的投降主义路线唱赞歌,完全是一些封建性的糟粕,是对梁山农民起义军的莫大污蔑。至于书中所记的方腊起义的情形,全是摘录陈均的《皇朝编年备要》和李焘的《续资治通鉴》拼凑而成的,哪里有一丝一毫的民间气息!而真正反映农民革命立场的民间传说,即那些歌颂晁盖,歌颂李逵、吴用、阮氏三兄弟等革命派,揭露宋江、反对投降派的大量民间故事,却统统被排斥在《宣和遗事》之外。
《宣和遗事·前集》中还有一段关于宋徽宗和李师师的故事,和那些摘自史书、笔记的部分风格不同,具有话本的形式,对此也要进行具体分析。宋徽宗和李师师的故事,史书上没有详细的记载,南宋时出现了传奇小说《李师师外传》,有的笔记如《贵耳集》等也载有一些宋徽宗和李师师的故事,可见当时已有这类故事流传。《宣和遗事》中有关来徽宗和李师师的故事,显然是根据它所要表现的主题思想,对当时流传的这类故事经过加工改造的。书中写高俅、杨戬引诱徽宗寻欢作乐,在讲述这个故事前就点明了:“不因邪佞欺人主,怎得金兵入汴城?”显然,它的目的是表现“邪佞欺主”,为皇帝开脱亡国的罪责,从而使这个本来揭露宋徽宗昏庸腐败的故事变成封建统治者需要的东西。
《宣和遗事》虽然是一本拼凑起来的书,但是,它的指导思想却很鲜明,这就是孔孟之道的程朱理学。它鼓吹尊儒反法,宣扬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的投降主义。书中搜罗的那些封建糟粕,正是为了表现这样的反动政治思想。《水浒》不仅从《宣和遗事》中吸取了梁山泊故事梗概,而且更重要的是继承了它的这一反动指导思想。
宋朝的反动统治集团,对女真贵族屈膝投降,对人民群众加紧剥削压迫。阶级斗争异常激烈,农民起义此伏彼起面对着农民革命的烽火,反动统治者在采用武力镇压和“招安”的反革命两手的同时,极力强化思想统治。程朱理学的头号代表人物朱熹鼓吹“存天理,灭人欲”,就是为扑灭农民起义的烈火服务的。到了南宋未年,程朱理学成了统治思想。正如鲁迅所指出的:“宋朝的读书人讲道学,讲理学,尊孔子,千篇一律。虽然有几个革新的人们,如王安石等等,行过新法,但不得大家的赞同,失败了。从此大家又唱老调子,和社会没有关系的老调子,一直到宋朝的灭亡。”(《鲁迅全集》第七卷,第423页。)《宣和遗事》唱的就是尊儒反法的老调子,开宗明义就大讲所谓“天理”、“人欲”。同时,又抬出道学家邵雍,引了他的一首诗,胡诌什么“自古御戎无上策,惟凭仁义是中原”,大肆鼓吹孔孟之道。书中还宣扬:“致平端自亲贤哲,稔乱无非近佞臣”。它把矛头指向了尊法反儒的王安石,把北宋之亡归罪于王安石变法,攻击王安石“误国欺君罪不轻”。另一方面,又吹捧儒家代表人物司马光,说他“正直忠良”。然后,又把蔡京当作所谓“法家”来攻击,把他和王安石联系在一起,胡说什么“宋朝失政,国丧家亡,祸根起于王安石引用婿蔡卞及姻党蔡京”。其实,蔡京是儒家,是一个两面派。他早年混迹变法派。元祐时,司马光得势,他就投靠了司马光,积极反对新法,受到了司马光的赞扬。后来,他又大搞尊孔活动,打着新法的招牌而行反对新法之实。蔡上翔在《王荆公年谱考略》中就曾经引用无名氏的话指出:“乃以败乱之由,推原于荆公,皆妄说也。其实徽钦之祸,由于蔡京,蔡京之用,由于温公(即司马光)”(《王荆公年谱考略》卷二十四。)。《宣和遗事》歪曲历史,其实质是为了鼓吹“法家亡国论”;而在他们眼里,法家就是“奸臣”。朱熹就曾叫嚷:“古今治乱,不过进君子,退小人。”(《朱子语类》卷十三。)他骂王安石变法“肆情反理”,“迷国误朝”(《朱文公文集·读两陈谏议遗墨》。)。《宣和遗事》就是按照理学家的这个尊儒反法的调子谱写出来的。
《宣和遗事》的作者站在反动地主阶级立场上,宣扬程朱理学,目的是要用儒家的“忠君”思想毒害人民,引导人民走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的投降主义道路。《宣和遗事》把宋朝的皇帝说成是天神下凡,使“君权神授”的思想形象化。同时,大肆散布对徽宗和钦宗二帝的同情。它把皇帝分成“明主”和“昏君”,对于“明主”是颂,对于“昏君”是谏,都是为了忠于皇帝。它认为“昏君”之所以昏,是受了“奸臣”的蒙蔽。因此,它反对的只是“奸臣”,即使对于“昏君”也要寄予深切的同情。徽宗和钦宗是腐朽透顶的皇帝,也是搞民族投降主义的最大的投降派,一意割地求和,最后跪倒在金兵面前,敬献降表。《宣和遗事》却为他们大唱挽歌,连篇累牍地叙述他们被俘北行的情形,描绘得凄凄惨惨。同时还写路旁百姓上羹饭,表现人民对他们的“爱戴”。这一切是为了什么呢?目的很清楚,就是拼命地唤起人们对皇帝的同情。这正是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的投降主义思想的表现,要人们永远做皇帝的“忠臣”和“奴才”,借以维护整个封建制度。
《宣和遗事》正是在这种思想指导下,来选择和拼凑梁山泊的故事的。在《宣和遗事》所记载的梁山泊故事中,首次出现了九天玄女授天书。“天书”中写着三十六人的姓名,并有“法旨”规定:“天书付天罡院三十六员猛将,使呼保义宋江为帅,广行忠义,殄灭奸邪。”从此宋江成了天命所归的领袖。而“广行忠义,殄灭奸邪”,就成了宋江搞投降主义的纲领。《宜和遗事》还肯定了宋江受招安、收方腊有功封节度使的情节。有一首诗写道:“破国因山木,兵刀用水工;一朝充将领,海内耸威风。”对这条投降主义路线大加赞扬。宋江推行投降主义路线,接受皇帝的招安,充当封建统治阶级的鹰犬去镇压别的农民起义军,就是“广行忠义”,而这一切又都是禀承天意的安排。儒家的“天命论”和“忠义观”紧密地结合起来,就成了投降主义路线的理论基础。在这种反动思想指导下,又把坚持农民起义路线的方腊作为反衬,称方腊为“贼”,污蔑他“纵火大掠”,攻击他“僭号”,最后终于“伏诛”,从这种对照中进一步歌领了宋江的投降主义路线。《宣和遗事》中这样形成的《水浒》故事雏形,就为后来成书的《水游》宣扬投降主义路线定下了基调。
《水浒》成书于元未明初,它适应反动地主阶级的政治需要,从《宣和遗事》中继承这个投降主义毒胎,并加以发展。《水浒》和《宣和遗事》前呼后应,在小说的“引首”就抬出了“名儒”邵雍,引了他的一首诗,宣扬古往今来治乱兴亡,都是由“天”决定的。小说从《宣和遗事》中吸取九天玄女授天书的情节,打出“替天行道”的旗号,把它作为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的投降主义的纲领。所谓“替天行道”,就是按照“天”的意志,去推行“三纲五常”之道,对皇帝尽忠,为皇帝效劳,维护封建地主阶级的反动统治。它的基本内容就是“忠义”。在《水浒》中,儒家的“天命论”和“忠义观”作为创作的指导思想渗透在整个作品之中,体现在小说所描写的矛盾冲突中,反映在人物的塑造上。在小说里,农民起义被歪曲成“忠义”和“奸邪”的斗争。宋江被塑造成“忠义”的化身。作者称赞宋江是“忠义宋公明”,一直到临死前还让他大叫:“我忠心不负朝廷。”宋江这个形象在《宜和遗事》中已经是一个投降派了,《水浒》的作者更把这个投降派捧上了天。由此可见,《宣和遗事》中定下的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的投降主义路线的基调,在《水浒》中得到了恶性发展。
《宣和遗事》明明是封建统治阶级的东西,《水浒》从它那里继承来的完全是孔孟之道的封建糟粕,而有人为了抬高《水浒》,掩盖它的投降主义总倾向,不惜歪曲历史事实,把《宣和遗事》吹捧成民间文学。最早采用这种手法的是买办资产阶级文人胡适。
胡适在关于《水浒》的考证中,“考证”出《宣和遗事》是民间作品。理由就是《宣和遗事》用了白话,形式具有话本的特色,有的故事来源于民间。于是胡适就给它加上了一个中国““章回小说’的始祖”(《胡适文存》一集卷一,第188页。)的封号,其目的在于抬高《水浒》。按照胡适的说法,既然《宜和遗事》是“一部缩影的《水浒》故事”(《胡适文存》一集卷三,第2页。),那么在这个基础上发展而来的《水浒》当然就成了“民间文学”的代表了。这样,“民间文学”的招牌就成了掩盖《水浒》宣扬投降主义的一块遮羞布。在以往的《水浒》评论中,不少人也以《宣和遗事》记载了宋江的故事和运用了话本形式为理由,把它说成是民间文学,用来论证《水浒》具有所谓深厚的“人民性”。由此可以看到,胡适这个谬论的影响很深,在评论《水浒》中,必须肃清其流毒。
判定一部文学作品是不是民间文学,不能只看形式,还要看它的内容,看它究竟表现了哪个阶级的思想、情感和愿望,有无民主性的精华。如果只看形式,不看内容,因为用了白话,形式上有一些话本的特色,有的材料来源于民间传说,就给它贴上“民间文学”的标签,大肆吹捧,这是形式主义的观点。这种形式主义的观点,必然导致抹杀文学作品的阶级内容,混淆表现劳动人民愿望的民主精华和反映反动统治阶级思想的封建糟粕的界限,使一些假借民间形式的反动作品得以欺骗群众。反动文人胡适就是玩弄这套骗人伎俩的老手。他打着推崇民间文学的旗号,抬出一些话本、小说,故意不讲它的反动思想内容。例如,他称赞尊儒反法的话本《拗相公》,说它“骂人骂的巧妙,便成一种艺术”(《胡适文存》三集卷三,第841页。);吹捧宣扬奴才哲学的小说《七侠五义》有“很精彩的文字”(《胡适文存》二集卷二,第171页。),领扬鼓吹忠孝节义的小说《儿女英雄传》,说什么“他的特别长处在于言语的生动,漂亮,俏皮,谈谐有风趣”(《胡适文存》三集卷三,第759页。)。胡适就是这样打着提倡民间文学的旗号,挂羊头,卖狗内,贩卖那些反动腐朽的封建阶级的文学作品,影响恶劣,危害很大。
毛主席指出:“必须将古代封建统治阶级的一切腐朽的东西和古代优秀的人民文化即多少带有民主性和革命性的东西区别开来。”反动统治阶级除了压制民间文艺之外,总是要千方百计地利用民间文艺。他们常常利用民同文艺形式宣扬反动腐朽的思想,使民间文艺形式成为毒害人民的工具。同时,在封建社会里,由于地主阶级思想的毒害和侵蚀,即使是民间文艺,其中也往往带上一些不健康甚至反动的思想。所以,我们对于民间文艺也要区分民主性的精华和封建性的糟粕。在这方面,两种文化的斗争从来就是很激烈的。反动统治阶级往往利用民间文艺中的那些糟粕,来为他们服务。民间文艺中的某些材料,也可能被反动统治阶级加以篡改,吸取到他们的作品中去,从属于他们所要表现的主题思想。因此,一见用了白话,形式上有一些话本的特色,就给《宣和遗事》、《水浒》一类的坏作品贴上“民间文学”的标签,大肆吹捧,这是完全违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观点和阶级分析的方法的。我们评论《水浒》,一定要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彻底批判形形色色的地主资产阶级人性论、阶级调和论和阶级斗争熄灭论,批判孔孟之道和投降主义,反修防修,在上层建筑领城里加强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
深人开展教育革命大辩论
不许为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翻案
辽宁大学大批判组
怎样估计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的教育,这本来是一个很清楚的问题。文化大革命前夕,针对当时的教育状况,毛主席在《五·七指示》中明确地指出:“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这就告诉我们,那时的教育不是无产阶级的,而是资产阶级的,学校没有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倒是资产阶级在这里专了无产阶级的政。毛主席从实际出发对文化大革命前的旧教育所作的正确估计,说出了人民群众的心里话,受到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热烈拥护;而资产阶级及其代表人物,却总是想推翻这个正确的结论。圈绕着这个问题,近十年来,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马克思主义路线同修正主义路线进行了反复的斗争。去年夏秋之交,教育界有些人又在这个问题上挑起了争论。他们制造种种奇谈怪论,妄图证明教育从根本上来个革命是没有必要的,从这里点燃文化大革命的烈火也是多此一举。
然面,事实俱在,他们的用心是徒劳的。
“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教育界奇谈怪论的制造者们,拼命叫嚷“和十七年教育路线对着干的提法是错误的”,那么,他们所极力肯定的“十七年教育”,占统治地位的到底是一条什么路线呢?建国初期的教育,是从国民党反动派那里接收过来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那一套东西。虽然校长换了,派去了党委书记,但是其他如教员、教学制度、教学内容和方法等等都不可能换掉。 这种旧的上层建筑的残余部分,对社会主义经济基础起着阻碍和破坏作用。建国后不久,毛主席指出:要以老解放区的教育经验为基础,“有步骤地谨慎地进行旧有学校教育事业和旧有社会文化事业的改革工作”。但是把持教育大权的刘少奇一伙对抗毛主席的指示,提出“基本照旧”的反动口号,不许触动国民党的教育制度。他们照抄照搬苏联的一套,在原有的资本主义、封建主义教育中,又大量增加了修正主义的货色。一九五七年,毛主席根据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规律,根据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和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要求,批驳了刘少奇一伙的修正主义谬论,规定“我们的教育方针,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停的有文化的劳动者”。一九五八年,毛主席又指出:“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务,必须同生产劳动相结合。”广大革命师生和工农群众,遵照毛主席的教导,在大跃进形势的推动下,掀起了一场教育革命。但是,革命刚刚兴起,刘少奇一伙就大泼冷水,用“乱、糟、偏”的罪名,把它压了下去。接着,他们大搞反攻倒算,进一步强化了资产阶级在教育战线的统治,使“教授治校”、“智育第一”、“业务挂帅”、“读书做官”等修正主义黑货更加系统化,使扩大资产阶级法权、培养精神贵族更加合法化、制度化。从一九六二年到文化大革命前夕,毛主席对教育革命又作了一系列指示,再一次批判了刘少奇的修正主义路线,对旧教育制度“摧残人材,摧残青年”极其愤慨,“很不赞成”,要求完全改变。刘少奇一伙拒不执行毛主席的指示,以推行所谓“两种教育制度”,来继续维护资产阶级对学校的统治。
纵观教育战线“十七年”的两条路线斗争,可以看出,那时的学校虽然不能说一点变化都没有,但是根本性质没有变。在那里占统治地位的是一条修正主义路线。因此,那时的学校仍然是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实行文化专制的场所,仍然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用资产阶级学术体系、学术思想和学术观点腐蚀和毒害广大青少年的场所。不许同这条反动路线对着干,难道要我们同它顺着于吗?很显然,如果这样干下去,不仅劳动人民不能在文化领域得到真正的翻身解放,面且连他们在政治上、经济上当家做主的地位也将会随着资本主义复辟而丧失。这也许正是那些猖狂反对和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对着干的人们的真正目的吧?!
“文化大革命前的教育也有很大成绩”。这是奇谈怪论制造者们为“十七年”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唱的一曲赞歌。所谓“很大成绩”表现在哪里?在他们看来,就是旧学校培养出来的学生质量高,现在的大学生“无论政治上、业务上都不如过去中技高”。教育质量问题,总是和一定的阶级、一定的路线联系在一起的。不同的阶级有不同的质量标准。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培养目标是精神贵族。而无产阶级教育路线则要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统治的旧学校绝不会有无产阶级的高质量。先从政治上说吧。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公开鼓吹儒家“学面优则仕”的反动思想,从各个不同的渠道,向学生灌输资产阶级法权思想,使学生从进校门开始就打上“读书做官”、成名成家的烙印。旧辽大有些受毒害的学生,发誓“熬尽最后一滴骨髓油,也要一鸣惊人”,而政治上则只要求“过得去”就行了。但是,甘居中游,中游难保,想“过得去”者,却往往“过不去”,有的人一遇风浪,就左右摇据,甚至走向反动。这样的学生的政治质量,能够同具有社会主义觉悟的工农兵学员相比吗?当然不能同日而语。业务上也一样。那时候,一些资产阶级学者是教学的“台柱子”,他们本身就是理论脱离实际的,因此只能用他们从旧学校学来的那些陈旧不变的本本和条条来填塞青年的头脑。从小学、中学到大学,关起门来读十几年书,结果是,学哲学的不会分析矛盾,学文学的不会进行创作,学历史的只知道死记硬背帝王将相的家谱,不会用历史唯物论总结历史经验。和奇谈怪论者的估计相反,就这些学生的马列主义思想水平和分析、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来说,说他们许多人赶不上今天的“中技”水平,倒真是一点也不夸张呢!“十七年”大学的学生成分是有变化的,特别是一九五八年以后工农子弟增加了。但是,他们进了这样的学校,正如列宁所指出的,“与其说是受教育,倒不如说是受资产阶级的奴化”。工农群众花那么大力量办了学校,结果自己的子女上学之后,却在思想上背离了自己。修正主义教育的这些“很大展绩”,我们早已领教够了,它不是别的,恰好是我们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最痛心的历史教训。时至今日,奇谈怪论制造者们又在那里津津乐道这样的“成绩”和“高质量”,到底要把我们的教育“扭”到那里去,不是一清二楚了吗?
当然,“十七年”毕业的学生,多数或大多数是能够同工农兵结合的,有些人并有所发明创造。但这绝不是什么旧学校的“功劳”。他们今天能有所进步,在各种工作岗位上发挥一定的作用,最基本的是从学校毕业以后,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长期参加社会斗争实践,接受工农兵再教育的结果。不少人刚从旧大学出来,肩不能挑,手不能提,和工农没有共同语言,到了三大革命运动的实践中以后,不少事情需要从头学起,无产阶级要用很长时间,花很大气力帮助他们转变世界观和思想感情,才使他们与工农结合起来,为工农服务。这不仅不能说明“文化大革命前的教育也有很大成绩”,相反,只能说明那条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妨碍了青年的健康成长,影响了无产阶级知识分子宏大部队的建立,给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带来了严重的危害。喜看今日社会主义大学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工农兵大学生在毛泽东思想哺育下茁壮成长,来自工农,不忘工农,毕业之后能够很快和工农结合在一起,在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中发挥较大作用,与旧大学生形成了鲜明对照。辽宁大学七二届工农兵毕业生有十二名回乡当农民,做缩小三大差别、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带头人,树一代共产主义新风。这十二名同学,在农村三大革命运动中,干社会主义有本领,批资本主义批得深,受到贫下中农的好评。文化大革命以来学校的深刻变化,充分说明,只有把学校办成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才能培养出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接班人。
“过去是路线错了,不是说一切方法都错了”。这也是奇谈怪论制造者著名的奇谈怪论之一。表面看来,他们好象承认过去路线错了,其实不然。马克思主义一向认为,方法同路线不能绝对分开。教育方法总是由一定的教育路线决定并为它服务的。象教育界奇谈怪论制造者们所说的那种脱离一定阶级路线的超阶级的教育方法是从来没有的。文化大革命以前,从招生到分配,从教学到考试,哪一种方法不是受那时的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支配并为它服务的?大学招生,从高中毕业生中直接招收学生,录取与否,决定于分数高低。修正主义教育把大批工农子女拒之于学校门外,不正是用的这个方法吗?旧的教学方法,建立在唯心论的先验论基础上,严重脱离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工农群众,把学生禁锢在课堂上和书本里,大搞烦琐哲学。讲授法是填鸭式,满堂灌,学生整天处在精神紧张状态中。整个教学工作死气沉沉,形式主义,一切生气蓬勃的、健康的东西都被扼杀掉。学生让死人、洋人牵着鼻子走,窒息了独立思考和创造精神。这种教学方法,从两千多年前的孔老二那里传下来,被资产阶级接过去,用以培养“五分加绵羊”式的驯服工具,也正符合修正主义路线的需要。再看过去的考试,用对付敌人的办法来整学生,专出一些怪题、偏题,搞突然袭击。考试多如牛毛,考场如法场,监考似法官。升级、留级、毕业,全由一张考卷定命运,使学生拼死争那个五分。有一些工农子女不合于他们定的标准,被赶出了校门。至于分配,大学一毕业,学生就再也不当工农兵,实际是让他们走“读书做官”的道路,从工农兵中分离出来。这一套方法是同修正主义路线维护和扩大三大差别相一致的。实现无产阶级教育革命,要从根本上结束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统治,也就必须彻底改变过去那一套修正主义的教育方法。毛主席指出:“改革旧的教育制度,改革旧的教学方针和方法,是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个极其重要的任务。”同毛主席这一教导相反,奇谈怪论制造者们妄想把那些旧的方法一个个地复活过来,这不就是要复活那条“十七年”占统治地位的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吗?
对“十七年”的旧教育,广大革命师生和工农群众身受其害,深恶痛绝。文化大革命以来,他们紧密结合社会上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斗争,展开了对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革命大批判。马克思说过,无产阶级就是要“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教育战线“旧貌变新颜”的深刻变化,正是在批判“十七年”旧教育的过程中出现的。奇谈怪论的制造者就是“旧世界”的维护者。他们“颂古”是为了“非今”。他们要为教育战线“十七年”翻案,就是要否定整个教育革命,进而否定首先从教育领城开始的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想阻挡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建设社会主义“新世界”的革命洪流。正如毛主席早就指出的:“有些人虽然顶着共产主义者的称号,却对于现在要做的社会主义事业表现很少兴趣。他们不但不支持热情的群众,反而向群众的头上泼冷水。”我们应该向这些人大喝一声、必须改正错误,赶快回到正确路线上来!
教育革命大辩论是一件大好事。剥削阶级的教育延续了几千年,旧的传统观念和习惯势力至今仍象梦魇一样纠缠着一些人,使他们对彻底否定“十七年”旧教育总是有些想不通,对教育革命新生事物总是有些看不惯。这些习惯势力是不能依靠行政命令的办法来加以克服的。通过这场大辩论,首先是有力地反击右倾翻案风,同时也将使群众受到一次深刻的两个阶级、两条路线斗争的教育,促使那些想不通和看不惯的人进一步分清路线是非,更快地同旧的传统观念和习惯势力实行决裂。这就会推动教育革命更加深入地向前发展。斗争当然还是长期的,但不管斗争如何曲折,我们完全相信,只要按毛主席指示办事,坚持马列主义正确路线,无产阶级崭新的教育制度就一定会在斗争中逐步建立和巩固起来。
“反对形而上学”是假否定教育革命是真
武汉大学大批判组
前一时期,教育界刮右倾翻案风的人,玩弄了种种骗人手法,其中之一就是打着“反对形而上学”的旗号,攻击我们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方针,是“只讲一面,不讲另一面”。他们真是反对形而上学吗?完全是假的,他们那些奇谈怪论就是极力鼓吹唯心论和形而上学的标本。他们真正的目的是否定教育革命。
毛主席为我们党制定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全面地深刻地概括了社会主义时期无产阶级教育革命的客观规律,反映了广大劳动人民争取在文化上彻底翻身解放的迫切要求。按照毛主席的这条路线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就必须坚持“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到学校学几年以后,又回到生产实践中去”。可是,教育界奇谈怪论的制造者却攻击我们贯彻毛主席的这一指示,是只讲培养工人、农民的“一面”,不讲培养干部、技术员的“一面”,有“片面性”。
关于学校应当培养什么人的问题,不同的阶级有不同的要求。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的旧学校,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统治下,把广大工农兵排斥在大门之外,为复辟资本主义培养高贵者、修苗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批判了这条修正主义路线,要求学校向工农兵开门,从工农兵中选拔学生,毕业后又回到工农兵中去,培养和造就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奇谈怪论者却攻击我们培养无产阶级的千百万是“片面”,而对旧学校培养少数高贵者这个目标不置一辞,这只能说明他们顽固坚持剥削阶级的偏见。
无产阶级的干部和技术员,都是人民的勤务员,他们首先应当是普通劳动者。如果不能而且还不愿做一个普通劳动者,还能够做好无产阶级的干部和技术员吗?把自己看作比普通劳动者高一等,这就是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传统观念,这正是今天要加以批判的东西。而奇谈怪论者却把做工人、农民和做干部、技术员对立起来。在他们看来,培养工人,农民就不能培养干部、技术员,因而是“不全面”。显然,他们所谓的“全面”,就是要用“干部、技术员”这一面,否定“工人、农民”那一面,就是要培养脱离群众、傲视工农、高踞于工农之上的精神贵族。
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是党的教育方针规定的培养目标,是党的基本路线在教育领域的一个具体体现。在阶级社会里,学校从来就是阶级斗争的工具,各个阶级总是要为自己培养政治上的接班人。按照党的基本路线的要求,我们的学校应当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它的根本任务,就是要培养反修防修、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革命战士,为限制资产阶级法权,铲除滋生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的土壤,逐步缩小三大差别作出贡献。这是对一切旧教育制度的深刻革命。它划清了无产阶级教育路线同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根本界限,具有普遍意义,适用于各级各类学校。可是,奇谈怪论者却借口不同学校有不同特点,攻击从工农中选拔学生,又回到工农中去有“片面性”,这岂不是说党的教育方针只适用于一些学校,而不适用于另一些学校吗?这同刘少奇竭力推行过的资产阶级的“两种教育制度”,同林彪鼓吹的学校要培养“五分”“尖子”,又有什么区别呢?可见,他们攻击我们“片面”,不过是借口特殊性来否定普遍性,否定党的教育方针,改变社会主义学校的性质,使之成为资本主义复辟的工具。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前,我校在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统治下,就是专门培养干部和技术员的,没有一个毕业生去当工人、农民。这就是那些奇谈怪论者攻击我们教育革命中所缺少的“那一面”。但是,那时的情形怎样呢?有些工农子弟好不容易上了大学,却被以种种借口赶出了学校大门;有的人则由于封、资、修思想的毒害,思想发生了很大变化,反面瞧不起工人、农民。经过文化大革命,我校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指引下,从一九七O年秋开始,先后招收了六届近五千名工农兵学员。他们不忘阶级的委托,刻苦攻读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努力掌握为人民服务的本领。在毕业分配时,他们纷纷要求当工人、农民,决心做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缩小三大差别的促进派。现已毕业的二千余名工农兵学员,正朝气蓬勃地战斗在三大革命运动第一线。不少人既是工人、农民,又是干部、技术员,热心为广大工农兵服务,受到工农兵群众的热烈欢迎,群众称赞他们是“劳动人民的大学生,上了大学的劳动者”。在这样的事实面前,奇谈怪论者却攻击我们“片面”,这不是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又是什么呢?
培养什么人的问题,是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同刘少奇、林彪的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反复斗争的一个基本内容,是使学校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还是成为资产阶级专政的工具的一个根本问题。我们坚持党的教育方针,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正是抓住了教育战线上两个阶级、两条路线斗争这个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抓住了事物的本质。奇谈怪论者撇开这个本质方面,侈谈什么要“全面”,无非是要扩大资产阶级法权,永远保持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的差别,由少数人垄断科学文化,恢复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对学校的统治。由此可见,我们同奇谈怪论者之争,实质上是两条路线的根本分歧。
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必须走毛主席《五·七指示》的道路,坚持开门办学。而奇谈怪论者都攻击我们“只开门,不办学”,“不讲学文化”,是“不全面”。这是对开门办学的恶意歪曲!
毛主席指出:“学校一切工作都是为了转变学生的思想”。“青年应该把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放在第一位”。“阶级斗争是你们的一门主课”。开门办学的首要任务,就是要转变学生的思想,上好阶级斗争这门主课。一个社会主义的大学生,如果不懂得阶级斗争,分不清路线是非,怎么能够成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呢?只有通过开门办学,让学生在三大革命运动中经风雨,见世面,向工农兵学习,为工农兵服务,才能不断提高他们的阶级斗争、路线斗争和继续革命的觉悟,把他们培养成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而战斗的革命战士。如果只讲“学文化”,不把转变学生思想放在首位,丢掉阶级斗争这门主课,那就根本违背了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奇谈怪论者口口声声强调“学文化”,却只字不提思想革命化,完全是为了搞“智育第一”、即资产阶级政治第一,这就是他们所谓的“全面”。
我们坚持开门办学,把社会大课堂和学校小课堂结合起来,正是为了更好地学习社会主义科学文化。在开门办学过程中,广大学生走出狭隘的学校圈子,投入火热的群众斗争,可以大大激发为革命面学习的热情,认真钻研业务,做到政治与业务的统一,努力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学生直接参加三大革命运动实践,还可以学得生动、活泼,掌握在书本上学不到的阶级斗争和生产斗争的知识,不断提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做到理论与实践的统一。试问:学习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的知识不叫学文化,难道象旧学校那样学习“九分无用,一分歪曲”了的知识才算是学文化吗?我们在开门办学中,既上好了阶级斗争这门主课,又学到了真正的科学文化知识,这能说“不全面”吗?
事实是对奇谈怪论有力的驳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我校广大师生遵照毛主席关于“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必须同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指示,以阶级斗争为纲,深入工厂、农村开门办学,把教育和三大革命运动紧密结合起来,通过参加批林批孔和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运动,结合评论《水浒》,有力地促进了广大师生的思想革命化,大大加速了把学校改造成为无产阶级专政工具的进程。几年来,理科师生实行厂(社)校挂钩,结合典型产品和典型任务组织教学,与工农技术人员一起开展科学研究,先后完成了二百多项科研和技术革新课题,其中一百六十九项科研成果已在有关部门应用推广,有的填补了国内某个科技部门的空白,有的达到了国内外先进水平,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作出了贡献。奇谈怪论者攻击开门办学“不全面”,完全是一种不顾事实的主观臆造。
列宁说:“旧社会留给我们的最大祸害之一,就是书本与生活实践完全脱节”。人们还清楚地记得,文化大革命前的旧学校是一种什么样的景象。那时,师生被禁锢在高楼深院,读死书,死读书,向故纸堆里讨生活,从文献夹缝里找课题,在名词概念上兜圈子,向古人、死人、洋人顶礼膜拜,搞“纯学术”、“纯理论”式的“研究”,不少人由于受封、资、修思想的毒害,变成了书呆子、“病壳子”,有的甚至成了“修苗子”。对于这种情况,毛主席曾经尖锐地指出:“旧教学制度摧残人材,摧残青年,我很不赞成。”而奇谈怪论者却念念不忘恢复摧残青年的旧学校。可见他们攻击开门办学“不全面”,就是妄图恢复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对学校的统治,继续让资产阶级在学校这块阵地上专无产阶级的政。
列宁曾经指出:“把马克思主义改为机会主义的时候,用折衷主义冒充辨证法是最容易欺骗群众的。”教育界奇谈怪论的制造者,正是用折中主义的手法来欺骗群众的。在培养目标上,他们即讲了培养干部、技术员“一面”,又讲了培养工人、农民“一面”,看起来很“全面”,实际上是主张培养精神贵族,反对培养普通劳动者;在开门办学问题上,他们污蔑我们“只开门,不办学”,好象他们既赞成“开门”,又赞成“办学”,也很“全面”,实际上是主张关门读书,搞“智育第一”,反对开门办学,取消无产阶级政治。他们就是这样处处以“全面”、“公允”的面目出现,左一个“全面”,右一个“全面”,“一方面”,“另一方面”,攻击我们这也“片面”,那也“片面”,似乎别个无不偏激,唯独他们自己最“正确”。事实上,他们是把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平列起来,等同起来,不分第一第二,主要次要,统帅被统帅,用形而上学的均衡论代替唯物辩证法的重点论。他们妄图以此掩盖事物的本质,混淆路线是非,全面篡改党的教育路线和方针政策,否定教育革命的伟大成果,翻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案。
玩弄折中主义的手法反对教育革命,并不是奇谈怪论制造者的新发明,而是刘少奇之流对一九五八年教育革命进行反攻倒算的故伎重演。一九五八年,广大革命师生在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光辉照耀下,掀起了一场教育革命,许多革命的新生事物蓬蓬勃勃地生长起来。可是,由于刘少奇一伙把持着教育部门的领导权,这场革命刚刚起来就被他们破坏了。他们打着“纠偏”的族号,反对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而要培养什么“高、精、尖”人材,攻击许多革命师生走出课堂、下乡下厂是“打乱了教学秩序”,降低了教学质量,等等。他们拣起几片鸡毛蒜皮当旗帜,把支流当主流,把革命的东西说成是形而上学的东西,一下子把教育战线上的许多新生事物砍掉了,把修正主义的一套货色又重新搬了出来,学校仍然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一统天下。
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工人阶级登上了上层建筑斗、批、改的历史舞台,夺回了教育部门的领导权,学校面貌才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教育战线涌现出大量的社会主义新生事物。而教育界的奇谈怪论者又搬出刘少奇一伙曾经使用过的那一套卑劣手法,妄图扼杀这些新生事物,使学校重新回到修正主义的老路上去。因此,一场教育革命的大辩论不可避免地出现了。这场大辩论,是教育界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长期斗争的继续。斗争的实质,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在教育领域里谁专谁的政的问题。在这场大辩论中,我们一定要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努力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以及教育革命的论述,认真总结教育革命的历史经验,进一步分清路线是非,提高识别真假马克思主义的能力,自觉地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大力扶植社会主义的新生事物,夺取无产阶级教育革命的新胜利。
深入批判“学而优则仕”的谬论
广西师范学院中文系理论组
自从批林批孔运动以来,广大革命师生对孔孟之道所宣扬的“学而优则仕”和刘少奇所鼓吹的“读书做官”等反动谬论,进行了有力的批判。但是,斗争并没有结束。前些时候教育界的右倾翻案风一吹,这些东西又改头换面地出现了。因此,在当前教育革命大辩论中,我们还有必要进一步批判这种反动思想。
“学而优则仕”,集中地概括了孔丘的为没落的奴隶主阶级服务的教育思想。“读书做官”是孔孟之道“学而优则仕”的翻版。两千多年来,历代剥削阶级都把教育作为对劳动人民实行专政的工具。他们拼命宣扬“学而优则仕”的反动思想,并通过各种形式向人们灌输。奴隶制的卫道士孔老二就是宣扬这一反动思想的祖师爷。他一生命念不忘当官“为政”,三个月捞不到官做就“皇皇如也”;一旦上台,就凶相毕露,以莫须有的罪名杀害了法家的先驱者少正卯。千百年来,孔老二的徒子徒孙都是把“学面优则仕”奉为千古不变的信条。在他们看来,读书不做官,简直是大逆不道!在封建社会里,多少人由于中毒太深,名利心切,为了爬到权势者的地位,借助孔孟之道这块“敲门砖”,去敲开“幸福”之门,落入了孔老二的圈套而不能自拨;多少人为了携到一官半职,在科举道路上惨淡经营,终生死啃八殿文;多少人白首科场,名落孙山,最后变得呆头呆脑,疯疯癫癫。鲁迅先生笔下的孔乙己,就是一个绝妙的典型。他恪守“唯有读书高”的信条,一心在书中求出路,幻想有朝一日一举成名,享尽荣华富贵,因此养成了鄙视劳动、好吃懒做的恶习,最后死在“学面优则仕”的绝路上。
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然而“老谱将不断的袭用”。刘少奇不是曾极力鼓吹“读书做官”吗?他胡说什么有了知识就“可以当党委书记、厂长、市长、县长等等”。林彪也恶毒攻击上山下乡等社会主义新生事物,妄图扩大资产阶级法权,扩大三大差别,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在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的毒害下,文化大革命前的旧学校,把上大学作为向上爬的阶梯,大学毕业就可以留在城市当干部,致使许多青年读了书就轻视工农,嫌弃农村,厌恶体力劳动。不少来自农村的贫下中农子女,进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的学校以后,就“一年土,二年洋,三年不认爹和娘”。正象列宁曾经尖锐指出的那样:“工农的年轻一代在这样的学校里,与其说是受教育,倒不如说是受资产阶级的奴化”。贫下中农希望子女进学校学本领,接好无产阶级的班,但却成了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牺牲品。他们大失所望,气愤地说:“这样的学校,不进还好!毕业出来的学生,嘴尖手懒不顶用,和我们不贴心,那条路不能再走了!”贫下中农的严厉批评,许多触目惊心的事实,使我们看清了从孔老二到刘少奇、林彪沿袭下来的“学面优则仕”、“读书做官”等谬论的反动本质。
“风景这边独好”。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无情地荡涤着旧社会遗留下来的种种痕迹,对孔孟之道的“学而优则仕”进行了猛烈的冲击,毛主席的教育革命思想日益深入人心。毛主席说:“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必须同生产劳动相结合。”“劳动人民要知识化,知识分子要劳动化。”并且明确地指出,无产阶级的教育方针,就是要把青年培养成为具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正是在这个具有战略意义的重大问题上,朝阳农学院给我们提供了宝贵的经验。朝农是把学校办成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的一面红旗。他们坚决实践毛主席的教育革命思想,坚持党的基本路线,用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指导办学,与封、资、修教育制度对着干,培养出一批批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为限制资产阶级法权,逐步缩小三大差别,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作出了贡献。就说大家熟悉的王大学(王贵彬)吧,他在朝农学到了一套真正解决问题的知识,毕业后回队作出了积极贡献。这时有人看中了他,愿意每月付出五、六十元,请他到农业站去当“顾问”,但是玉大学根本不买这些人的帐。他理直气壮地说:“我是朝农毕业生。朝农的学生两不爱:一不爱做官,二不爱挣钱!”这是多么响亮的声音!多么高尚的思想!他不要名利,不要地位,不据知识为己有,不把自己当商品,而是全心全意扎根农村于革命,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和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基础贡献力量。我们要认真学习朝农的经验,把学校办成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努力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
教育革命的洪流奔腾向前,但旋涡和逆流总要出现。教育界的奇谈怪论,为了否定教育革命的成果,为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翻案,又拣起孔孟之道“学而优则仕”这个破烂武器向无产阶级进攻。什么“培养工人农民,这样学校就取消了”啦,什么不培养干部、技术员“还办大学干什么”啦,等等奇谈怪论,不就是把上大学当作获取高官厚禄的手段,当作培养精神贵族的阶梯吗?按照他们的逻辑,上了大学就不能再当工人农民,面应当成为高据于工人农民之上的精神贵族,否则大学干脆就不必办。这不是露骨地宣扬孔孟之道的“学面优则仕”的谬论吗?
社会主义的新型大学,要坚决按照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去办。毛主席在一九六八年七月二十一日指出:“大学还是要办的,我这里主要说的是理工科大学还要办,但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走上海机床厂从工人中培养技术人员的道路。要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到学校学几年以后,又回到生产实践中去。”重温毛主席的伟大教导,我们感到十分亲切!朝农实行“社来社去”,学生从工农中来又回到工农中去的经验,是向资产阶级法权的挑战。他们大造了“读书做宫”这个传统观念的反,拆毁了通过上大学向上爬的阶梯,搭上了逐步缩小三大差别的桥梁,落实了毛主席的《七·二一指示》。我们必须遵循毛主席关于“我们共产党人不是要做官,而是要革命”和“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的教导,牢固树立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同“读书做官”的传统观念彻底决裂,继承和发扬革命先烈不为名不为利,不怕苦不怕死的革命精神,做一个反修防修,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面斗争的坚强战士。
无产阶级教育革命的强劲东风,吹遍了祖国的大地,一代新人在毛泽东思想的哺育下正茁壮成长。但是,阶级斗争并没有结束,教育战线上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还会长期存在。因此,我们必须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党的基本路线,认真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深入批判“学而优则仕”、“读书做官”等反动谬论,批判教育界的奇谈怪论,为在教育这个上层建筑领域里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铲除滋生资本主义的土壤而斗争。
开展教育革命大辩论的一些体会
广西南宁市第二中学党支部
教育界刮右倾翻案风的奇谈怪论,激起我校广大革命师生员工极大的无产阶级义愤。我们组织全校师生员工,开展了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教育革命大辩论。经过这段时间的实践,我们体会到,在中学开展这场斗争,是非常及时的,非常必要的。
要把这场运动搞好,首先要不断明确指导思想,搞清楚运动的目的。这场大辩论,是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加强无产阶级在上层建筑领域对资产阶级专政的重大斗争。对这个问题,我们是逐步加深认识的。开始,有个别同志认为,教育革命大辩论是大学的事,与中学关系不大。我们通过反复学习马列和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关于教育革命的论述,调查研究学校里两个阶级、两条路线、两种思想斗争的实际情况,比较清楚地看到,教育界的奇谈怪论不仅影响到大学,而且通过某些渠道影响到中学。在这股歪风的影响下,有的人认为:中学是“打基础”的,应该多抓“智育”;中学生还不太懂事,开门办学学不到东西;中学毕业直接升大学,才能培养出“科学尖子”。这一些错误思想,干扰了毛主席无产阶级教育路线的贯彻落实。事实说明,我们和教育界那股右倾翻案风的斗争,关系到整个教育革命的方向问题。在大是大非面前,如果不辩论清楚,中学的教育革命就不能前进,甚至还会倒退。通过这场斗争,教育干部和群众,弄清路线是非,提高反修防修的能力,不但对于坚持毛主席的教育路线,推进中学教育革命,而且对于巩固和发展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成果,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有着重大的深远意义。
对这场大辩论,我们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党中央的有关指示精神,在上级党委的领导下,由党支部统一部署,有组织、有计划地进行。有的人曾担心,中学开展大辩论会不会影响安定团结,打乱已经建立起来的教学秩序。针对这种思想,我们党支部及时组织师生先后学习党中央的有关文件和毛主席关于“安定团结不是不要阶级斗争”的教导,使大家认识到,刮右倾翻案风的人制造种种奇谈怪论,就是想把人们的思想搞乱,破坏安定团结。只有反击他们的谬论,才能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基础上真正把安定团结搞好。不应当追求那种“万马齐喑”的教学秩序,而应当造成在斗争中前进的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在大辩论过程中,我们经常召开支委会,认真分析研究运动的形势,不断总结经验,提高对这场大辩论的性质、意义和指导思想的认识,排除各种于扰,在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统一认识,统一行动。我们在加强党支部的领导,注意发挥共青团、红卫兵组织的作用的同时,还注意在运动中加强党的建设,过好组织生活,上好党课,做好积极分子的培养教育工作,充分发挥党员和积极分子在斗争中的模范带头作用。党支部领导成员、工宣队队员都能站在斗争的前列,分头深入班级,既当指挥员又当战斗员,带头学习马列和毛主席的著作,带头讲阶级斗争和党的基本路线,带头批判刮右倾翻案风的奇谈怪论,热情支持运动中涌现出来的新生事物,带动全校革命师生团结战斗,不断把运动引向深入。
毛主席教导我们:“共产党基本的一条,就是直接依靠广大革命人民群众。”开始,有的同志担心中学生年纪小,对教育界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不太了解,辩论不起来。事实并不是这样。在中学生中,蕴藏着把教育革命进行到底的极大积极性。他们对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感情很深,对教育革命的丰硕成果有着切身的感受,只要善于组织引导,他们就会朝气蓬勃地投入战斗。根据中学生的特点,我们采用多种多样、生动活泼的形式,做好发动群众的工作。一是上好辅导课,通过政治课、班会进行辅导,师生共同学习,不断提高对这场斗争重要意义的认识。二是请工农讲师团给师生进行阶级教育,工人和贫下中农兼职教师用活生生的事实,控诉旧教育制度排斥工农子女的罪行,激发广大师生的阶级感情,使他们积极投入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战斗。三是师生一起回忆对比,教师用自己的亲身体会和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揭露文化大革命前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对青少年的毒害,歌颂毛主席的教育路线。四是举办各种座谈会,组织学生用亲身体会畅谈教育革命)的伟大成果。五是组织师生看有关教育革命的文艺节目。如学生看了影片《决裂》,开展影评活动,加深了对教育战线两条路线斗争的了解,学习敢于同修正主义路线对着干的无产阶级英雄形象龙国正,发扬红卫兵那种“对反动派造反有理”的革命精神,坚决回击右倾翻案风。这样,全校三千多学生都迅速行动起来,人人挥笔上阵,个个奋起参战。在很短时间内,贴出了数千张大字报,教职员工和各班级分别开辟了数十个大批判专栏。初中一年级的小同学,为了写好批判稿,星期天不休息,登门请老师介绍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统治学校的情况。许多教师白天上课,参加批判会,晚上还写大字报到深夜。教育界的种种奇谈怪论,很快成了众矢之的,受到广大群众的深刻批判。
经过思想发动,广大师生积极投入了战斗,热情高,斗志旺。这时,要注意牢牢掌握斗争的大方向,引导大家始终把矛头指向刮右倾翻案风的奇谈怪论。要严格区分和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我们反复讲清楚,这场大辩论的目的是回击右倾翻案风,分清路线上的大是大非,划清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的界限,提高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觉悟。我们把有的同志由于认识模糊而说过一些错话,同刮右倾翻案风的奇谈怪论区别开来;把总结经验、解决前进中存在的问题以发展和逐步完善教育革命新成果,同否定社会主义新生事物区别开来。对于一些觉悟较慢的人,不要求过急,要多做工作,耐心等待,让他们在斗争中逐步提高觉悟。这样,大家就能目标一致,火力集中。
在开展大辩论的过程中,我们还注意引导革命师生认清奇谈怪论的修正主义实质,抓住要害进行批判。在对奇谈怪论进行揭露批判的基础上,针对一些对我校影响较大的问题,组织专题辩论。比如:要不要把学校办成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中学要不要坚持开门办学?对文化大革命以来的教育质量怎么看?等等。大家充分揭露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学校在修正主义路线的统治下,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的事实,列举文化大革命以来学校沿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开展教育革命的丰硕成果。文化大革命前的南宁二中,不讲阶级斗争,不讲参加生产劳动,公开号召学生考“名牌”大学,当专家,去爬“小宝塔”。学生毕业后,很少有人自愿上山下乡。文化大革命以来,学校坚持党的基本路线,认真贯彻执行党的教育方针,组织学生认真学习马列和毛主席的著作,把转变学生的思想放在首位。同时,遵照毛主席的《五?七指示》,实行开门办学,创办了农村分校,建立了校办工厂,以年级为单位,共与六个生产大队,九个厂、场、站实行了固定挂钩,经常组织师生下乡下厂,参加三大革命运动,使学生在德、智、体几方面都得到了发展。文化大革命以来,全校已有三千一百多名毕业生上山下乡。到邕宁县南晓公社插队的三百零六名学生中,有十八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八十八名加入了共青团。他们在农村三大革命运动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事实有力地驳斥了所谓教育革命“搞糟了”的谬论。我们体会到,大辩论的方向掌握得牢,才有利于引导广大师生员工用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观点,从路线上分清是非,避免在一些枝节问题上争论不休,而放过了无产阶级专政还是资产阶级专政这个根本问题。
为了使大辩论沿着正确的方向不断深入下去,我们注意引导广大师生认真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评论《水浒》,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说明问题,不断提高批判水平。我们组织师生围绕大辩论的题目,有针对性地选学马列和毛主席的有关论述,高年级选学一些章节,低年级学语录。学校理论学习中心组带头学、带头批。为了帮助师生学好理论,掌握武器,我们采取层层带动、辅导的办法,使理论骨干先学一步,去带动群众;教师先学一步,然后辅导学生学习;高年级学生先学一步,帮助组织低年级学生学习。同时,低年级也有学得好的,反过来帮助高年级学生;学生也可以帮助先生。随着学习理论的不断深入,大辩论的水平也逐步提高。通过联系实际评论《水浒》,大家进一步认清,右倾翻案风要“扭”教育革命的大方向,实质是向资产阶级投降。大家说:“理论学得好,道理才讲得深,路线才分得清。”
在大辩论中,我们坚持不停课,不停产,以大辩论为动力,把教育革命和各项工作进一步搞好。现在,广大师生员工更加坚定了“教育要革命”的方向,革命积极性空前高涨。我们因势利导,带领他们积极实践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继续搞好开门办学。全校师生轮流到农村分校,结合教学,大搞农田基本建设,平整土地,深耕改土。校办工厂的职工,日夜奋战,劳动生产率提高一倍以上,提前完成了加工生产支农产品的任务。除了按照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安排好理科课程的考试外,把文科课程的考试和大辩论结合起来,指导学生写文章,批判教育界的奇谈怪论,热情歌颂开门办学等新生事物,每个学生都写了两份答卷,出现了一批观点鲜明、内容充实的好文章,发挥了文科课程为现实所级斗服务的作用,促进了大辩论、大批判的开展。实践使我们深刻体会到,只有坚持党的基本路线,抓紧阶级斗争这个纲,深入地批判修正主义,批判资产阶级,才能不断清除旧教育的痕迹,巩固和发展教育革命的胜利成果,把学校改造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
群众是真正的英雄
历史是人民群众创造的
江虹
“群众是真正的英雄”,“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观点,是毛主席的一贯教导。我们党所实行的群众路线,就是建立在这一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基础之上的。今天,重温毛主席的教导,我们一定要更加坚定地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为反修防修、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而斗争。
马克思主义认为,自从人类划分为阶级以来,整个社会发展的历史,就是一部阶级斗争的历史。一切社会变革,都是人民群众进行阶级斗争的结果。无论是封建社会代替奴隶社会,资本主义社会代替封建社会,还是社会主义社会代替资本主义社会,都是这样。离开了人民群众的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就没有历史的发展,就没有社会的进步。
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什么是推动历史发展的动力?同样是人民群众。社会主义社会中,还长期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斗争,坚持社会主义道路、要求继续革命的广大工人、贫下中农和其他革命群众反对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推动着历史的前进。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代表着革命阶级、革命人民的利益,而修正主义路线则代表着地主资产阶级的利益。用无产阶级专政代替资产阶级专政,用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进而实现共产主义,这是我们在整个社会主义阶段的历史任务。要完成这个伟大的历史任务,只能靠亿万人民群众的伟大革命实践。我国建国二十多年来的历史,就是在毛主席领导下,广大人民群众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推动社会不断前进的历史。无论是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还是政治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都是发动和依靠了广大群众而取得胜利的。特别是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亿万革命群众参加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更把我国社会的发展大大向前推进了一步。群众在不断前进,历史的发展决不会停滞。我们必须以这样的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树立坚定地相信和依靠群众的思想。
如何认识群众创造历史的作用,是否坚定地相信群众和依靠群众,马克思主义同修正主义历来存在着严重的斗争。刘少奇、林彪一类修正主义路线的头子,同历史上一切剥削阶级的代表人物一样,从反动的阶级本性和唯心史观出发,竭力否定人民群众推动历史前进的伟太作用,他们从害怕群众、仇恨群众,直到凶狠地镇压群众。他们这样做,是并不奇怪的,因为他们是修正主义者,是要把历史拉向后退的。他们和一切顽固派一样,当人民群众用自己的革命行动把历史的车轮推向前进的时候,“他们只知跟在车子后面怨恨车子走得太快了,企图把它向后拉,开倒车”。由于刘少奇、林彪妄图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违背了历史发展的规律,彻底背叛了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因而遭到了可耻的失败。
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我们广大干部的精神面貌和工作作风有了显著的变化。很多担任领导工作的同志,通过总结自己对待群众和执行群众路线的正反两方面的经验,进一步树立了群众是真正的英雄的观点,提高了执行党的群众路线的自觉性,加强了同广大群众之间的联系。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的一个重要成果。但是,也要看到,有一些同志并没有在思想上、行动上解决好这个问题。他们总觉得自己比群众高明,群众不如自己。这种思想,在理论上是错误的,在实际工作中是有害的,需要加以分析和批判。
按照辩证唯物论的观点,“人的正确思想,只能从社会实践中来,只能从社会的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这三项实践中来。”战斗在三大革命运动第一线的广大工农兵群众,是从事社会实践的主要力量。他们亲身参加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坚持与天斗,与地斗,与阶级敌人斗,与修正主义路线斗,有爱憎分明的阶级感情,有丰富的实践经验。他们每天都在生气勃勃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斗争中不断进步,增长着智慧和才干。“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最聪明、最有才能的,是最有实践经验的战士。”领导干部要有比较符合客观实际的认识,就必须“做群众的小学生”,向群众学习,善于总结群众的经验。无论是变革自然还是变革社会的实践,凡属正确的思想、理论、计划、方案,无不来自群众的实践,同时又在群众的实践中受到检验,加以补充和发展。我们许多领导同志所以能够实行正确的领导,并不是因为他们生来就高明,而是因为他们能够遵照毛主席的教导,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虚心向群众学习,集中群众的智慧和经验。毛主席曾经批评“许多同志,不注重和不善于总结群众斗争的经验,而欢喜主观主义地自作聪明地发表许多意见,因而使自己的意见变成不切实际的空论”的现象,并且强调指出:“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又到群众中坚持下去,以形成正确的领导意见,这是基本的领导方法。”我们必须牢牢记住毛主席的教导。这并不是说“群众要怎么办就怎么办”,而是说领导同志要善于从本质上去发现和支持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凡属人民群众的正确的意见,党必须依据情况,领导群众,加以实现;而对于人民群众中发生的不正确的意见,则必须教育群众,加以改正。”如果自以为比群众高明,不愿向群众学习,在群众面前称英雄,摆架子,脱离群众,脱离实践,就会把群众中正确的意见看作不正确的,就必然不能实行正确的领导,必然一事无成。
我们强调领导要向群众学习,同时也提倡上级要向下级学习。这是相信群众、依靠群众的一个重要方面。作为下级,特别是在基层工作的同志,他们同群众在一起,参加斗争,参加劳动,了解群众的呼声,懂得群众的要求,在领导本地区本部门群众进行阶级斗争和生产斗争方面,有比较丰富的经验。就这一点说,许多下级的同志,往往比上级高明。下级同志的这些长处和经验,对于上级领导掌握情况、制订政策,实行正确的领导,是非常重要的。毛主席在《党委会的工作方法》这篇著作中说过:“中央领导之所以正确,主要是由于综合了各地供给的材料、报告和正确的意见。如果各地不来材料,不提意见,中央就很难正确地发号施令。”上级机关是一个加工厂,它的原料有赖于下面提供。上级机关要对工作实行正确的领导,就必须综合下级提供的各种材料、报告、意见,并经过“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改造制作工夫”,获得对事物的比较全面的和本质的认识,真正掌握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性。下级所提供的材料,即使是局部性质的、不系统的,有时甚至是片面的,但由于它来自群众的实践,从不同的岗位和角度反映了情况,提出了问题,对于上级领导机关全面深刻地考虑问题,制订政策、措施和办法,是不可缺少的。如果不注意听取下级的意见,主观主义地发表意见,制订政策,作出决定,就不可避免地要在实践中间碰壁。毛主席教导我们:“不懂得和不了解的东西要问下级”,“先做学生,然后再做先生;先向下面干部请教,然后再下命令”。对于下面干部的意见,要仔细地听,并用一分为二的观点加以分析,如果确有道理,就要照着去办。不能因为自己是上级领导,就听不进下面干部的话。
坚定地相信和依靠群众,应该做到自觉地接受群众的监督,虚心地听取群众的批评意见。我们党的事业和群众的利益是完全一致的,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是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出发点的。在工作中,我们每一个干部要为人民的利益坚持好的,为人民的利益改正错的,有了缺点、错误就不怕别人批评指出。害怕群众的监督和批评,不是一个好的共产党员。有少数同志,一听到群众有批评意见,就很不舒服,一看见革命的大字报,就心存顾虑。这样对不对呢?不对!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广大群众的路线觉悟有了很大的提高,谁要是摘修正主义那一套,他们就要反对,这是极大的好事。对于每个共产党员来说,对于每个要搞马克思主义,愿意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革命同志来说,都会由衷地感到高兴。在我们各级领导的周围,有着大批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觉悟都很高的群众中的积极分子、帮助和监督领导更好地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做好工作,还有什么困难不可以克服呢?还有什么可顾虑的呢?
充分相信群众,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就有一个正确对待社会主义新生事物的问题。社会主义新生事物是在革命群众运动中产生的,是广大群众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实践的伟大成果。它标志着人民群众用自己的革命行动推动着历史的前进,标志着无产阶级战胜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的新的历史进程。离开了人民群众的伟大革命实践,就没有社会主义的新生事物。对新生事物采取什么态度,实际上是对人民群众的革命行动采取什么态度。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以来,在各条战线上涌现了一大批社会主义新生事物,它们对于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反修防修,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有着极为深远的意义。当前在教育界等方面开展的群众性的两条路线大辩论,也是一件社会主义的新生事物。每一个领导者,都要坚持无产阶级立场,站在群众运动的前头,满腔热情地支持社会主义新生事物,爱护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带领群众前进。如果群众前进了,而自己的思想还停留在旧阶段,还用老眼光看问题,对社会主义新生物抱疑态度,思想感情和广大群众格格不入,就容易在复杂的路线斗争中成为修正主义的俘虏。
相信和依靠群众,并不是不要党的领导,更不是放弃向群众进行政治思想教育工作。党的领导的正确,一个重要方面是体现在群众的广泛发动,群众革命积极性和创造性的充分发挥上。而革命的群众运动又总是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指引下,在毛主席、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开展的。当前,在各级党委领导下,正在对教育战线那股修正主义的右倾翻案风进行批判,我们只有充分相信群众,依靠群众,放手发动群众,开展大辩论,才能分清路线问题上的大是大非。同时,又要加强党的领导,使之有计划、有步骤地开展,并在辩论中严格执行党的各项政策。
能不能坚定地相信群众和依靠群众,关键在于努力改造世界观。世界观的转变是一个根本的转变。有的同志为什么天天讲群众路线,而办起事情来又忘记了群众路线呢?为什么往往看到群众中的某些表面现象,而不能从本质上发现群众的革命积极性和创造性呢?归根到底,就是因为这些同志的世界观没有得到真正的改造,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这个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没有在头脑里扎根。我们应该继续认真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以阶级斗争为纲,继续批判刘少奇、林彪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在火热的群众斗争中改造自己。“只要我们能够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信任群众,紧紧地和群众一道,并领导他们前进,我们是完全能够超越任何障碍和战胜任何困难的,我们的力量是无敌的。”
开门办科研好
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党委会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指引下,我们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坚持走开门办科研的道路,不断引导科技人员和工农相结合,使全所工作出现了生气勃勃的大好局面。
我们所是个有六十多年历史的老所,涉及的学科领域较广,老的科技人员较多,科研工作有一定的基础。解放以来,在党的领导下,为国家做了一些工作。但是,文化大革命前,由于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的干扰和破坏,长期关门办科研,某些学科领域被少数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所把持。有的人不从国家利益出发,片面强调个人兴趣,搞所谓“自由选题”,一心建立以自己为中心的什么“基地”;有的人为了替自己树碑立传,两耳不闻窗外事,只是关在屋里搞什么“理论体系”,有的人还用资产阶级名利思想腐蚀年科技人员,使一些人为了捞取个人“资本”,“披星戴月打基础,无精打来搞任务”,走向资产阶级个人奋斗的邪路。这种情况严重地影响了科学研究工作的社会主义方向。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批林批孔和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运动,批判了刘少奇、林彪的修正主义路线,使我们认识到,在社会主义历史阶段,始终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是这个历史阶段中的主要矛盾;科研单位绝不是为科学而科学的场所,而应当是反修防修、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阵地。在旧社会“科学和技术是为富人、为有产者服务的”,因而在科技领域里资产阶级的旧传统、旧观念、旧秩序、旧习惯很顽固,再加上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的干扰和破坏,科技战线上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是极其激烈的。我们要把科学技术由资本主义的工具变成社会主义的工具,就必须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走开门办科研这一条社会主义的光辉道路。只有这样,才能彻底打破科学技术为少数人所垄断的现象,使科学研究工作更好地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为工农兵服务,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多快好省地发展社会主义的科学事业。
近几年来,我们把科学研究的大门向工农兵敞开,走出去,请进来,面向生产实践。根据实际情况,我们采取多种形式,坚持同生产实践和工农群众相结合。有的在国家统一计划和安排下,根据工农业生产和国防建设的需要选题,并同工农兵一起制订研究计划,确定技术方案,开展研究工作;有的在实验室取得一定的研究成果后,到使用单位和工农群众一起放大生产;有的派出“小分队”到生产第一线去,和群众一起攻难关;有的设立“门市部”,帮助有关单位解决生产中的迫切问题;有的把所内外工人请到研究室,共同搞研究。一九七五年,我们所同全国二十七个省、市、自治区的三百多个单位建立了联系,走出去五百多人次,请进来二百多人次。研究项目包括工业的,农业的,国防的,援外的,上天的,下海的。由于实行了工人、干部和科技人员三结合,科研、生产和使用三结合,使我们所出现了政治热情高、革命干劲大、团结协作好、科研成果逐年增多的可喜形势。一九七三年,全所取得了十项重大科研成果;一九七四年取得了二十项,其中赶超世界先进水平的五项;一九七五年又取得了二十八项,其中赶超世界先进水平的十二项。例如,我们所和北京石油化工总厂胜利化工厂工人一起,在半年的时间里,实现了消除氧化氮污染的工业装置;同有关工厂和单位协作,不到两年,连续攻克了焦化厂酚氰污水、染料厂硝基污水、电影胶片厂显影污水净化的三个课题,找到了具有自己特色的解决途径,有的正在进行工业放大。我们所还同有关单位一起,从本国资源特点出发,研制成了多种“中国牌”新型催化剂,为建立我国自己的催化体系开辟了道路。文化大革命以来,我们所研制成新型仪器共七十二种一百四十四件,其中如新型色谱分析仪、比表面积测定仪等十六种已经推广生产。实践使我们深刻体会到,开门办科研还是关门办科研,这是社会主义科研所与资本主义科研所的一个根本区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科技路线与修正主义科技路线斗争的一个重要方面。开门办科研这一社会主义新生事物的出现,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重要成果,是科技战线上一场深刻的社会主义革命,也是多快好省地发展社会主义科学事业的必由之路。
前进是在斗争中实现的,而新的斗争又出现在前进之中。我们坚持开门办科研,得到有关工农业生产部门的积极支持,受到广大工农群众的热情欢迎和鼓励,然而,却遭到科技界某些人的攻击和非难。他们公然说什么“不宜笼统提开门办所”,“这种创新还是少点好”。
科技界某些人反对开门办科研的“理由”之一,说什么“文艺界导演是中心,研究所里研究员是中心”。按照这种说法,专业科技人员只能被禁锢在高楼深院里,围着少数人转;而广大工农群众必然被拒之于科学研究的大门之外,不可能参与科学研究工作。这种论调根本违背了“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这一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劳动人民是物质财富的创造者,也是精神 财富的创造者。在我们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工农兵群众是阶级斗争和生产斗争的主力军,也是科学实验的主力军。他们已经并将越来越在科学技术的发展上发挥巨大的作用。离开了广大工农兵群众,离开了他们的丰富的实践经验,科学技术是不可能发展的。所谓“研究员是中心”的说法,分明是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坚持唯心史观的表现。毛主席教导我们:“知识分子如果不和工农民众相结合,则将一事无成。”“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最聪明、最有才能的,是最有实践经验的战士。”开门办科研是科技人员在政治上接受工农兵再教育、改造世界观的需要,也是为了在业务上进行再学习,把书本知识同生产实践结合起来,打破过去那种“洋人没有干过的不敢干”、“洋人的路子不敢改”、甚至“超过洋人水平还不敢信”的奴才相,使我国科学事业更快地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
由于我们坚持开门办科研,走三结合的道路,广大科技人员从实验室的小天地里解放出来,在三大革命运动中接触工农,参加实践,精神面貌发生了深刻变化。他们和工人一起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一起批判修正主义,一起进行科学研究,建立了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有的表现比较好的科技人员,使人们很难分辨出是工人还是知识分子。许多工人同志亲切地说:“有这样的知识分子,我们心里热乎乎的。”一些科技人员深有感触地说:“过去,我们画图工人干,工人干活我们看;现在,和工人一起定方案,攻难关,心里比较踏实。”开门办科研,改变了过去那种以研究员为中心的“专家治所”状况,推动了科研工作大干快上。例如,我们所有一项尖端探索性科研项目,前七年关起门来搞,只靠专家出点子,从文献中找路子,进展缓慢;后三年把工人请进来,同工人一起闯路子,群策群力攻难关,工作进展很快。就连从事这项工作的过去被作为“科研中心”的一位专家也十分感慨地说:“这种敢想敢干的革命精神和高速度,以前我是连想也不敢想。”科技界某些人鼓吹的所谓“研究员是中心”,并不是什么独创。一九五七年资产阶级右派向党进攻时,不是叫喊过“专家治所”、“教授治校”吗?今天,科技界某些人又把这些反动谬论改头换面地搬出来,这充分暴露了他们的资产阶级立场和世界观是极其顽固的。
科技界某些人反对开门办科研,叫喊得最凶的又一条“理由”,是说什么“提开门办所,会产生压力,使人不敢搞理论”。看来,似乎只有他们才是最关心科学理论的提高,而我们要开门办科研就会妨碍科学理论的发展。然而,这也不过是资产阶级的一种偏见。恩格斯指出:“科学的发生和发展一开始就是由生产决定的。”毛主席也教导我们:“通过实践而发现真理,又通过实践而证实真理和发展真理。”生产斗争实践是自然科学理论的源泉,是检验科学真理的标准。一部自然科学发展史告诉我们,科学理论是在生产斗争实践基础上产生的,也是在这个基础上不断提高的。离开了生产斗争实践,根本谈不上科学理论的发展。恩格斯说过:“社会一旦有技术上的需要,则这种需要就会比十所大学更能把科学推向前进。”开门办科研,科技人员与工农相结合,科研与生产相结合,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使科技人员了解到工农业生产和国防建设中的大量课题,看到工农兵对技术革新和技术改造的迫切要求,这就推动他们同工农兵一起努力提高科学水平,为自然科学理论的发展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怎么能把开门办科研与搞理论对立起来呢?开门办科研是推动科学理论发展的强大动力。如果说开门办科研会产生“压力”的话,那只是对极少数坚持资产阶级世界观的人才存在的,因为他们一心想搞学院式的、玄而文玄的“理论研究”,而不愿走同工农相结合的道路。这种“压力”对他们来说,并不是坏事而是好事,可以促使他们到工农群众中去,把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起来,为社会主义的科学事业的发展作出贡献。
拿我们所第二研究室二O三组来说,他们搞烯烃聚合高效催化剂的研究,由于深入三个工厂,紧密结合生产,一年时间就成功了,收率比国外同类型最好的催化剂高二十倍。他们在解决了生产实际问题的同时,对大量第一手材料、数据,进行了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分析整理,推导出氢对聚合物分子量影响的公式,找到了两种催化体系活性衰退的规律,研究了催化剂活性与顺磁性的关系,进一步发展了催化理论,初步做到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这充分说明,开门办科研完全符合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路线,为科学理论的发展开辟了广阔道路。文化大革命以来,我们所写出了四百八十七篇论文和学术报告,在全国性科技刊物上发表了近百篇,还出版了《气相色谱法》等几种科技著作。事实有力地驳斥了那些反对开门办科研的论调。所谓“压力”、“不敢搞理论”云云,恰恰表明某些人根本不懂得自然科学理论是怎么产生和发展的,对自然科学史的知识更是接近于零。
科技界某些人反对开门办科研还有一条“理由”,说什么这个提法“不全面”、“不成熟”。在他们看来,开门办科研只是那些“低级”的、“理论性差”的科研单位的事,对于那些搞高、精、尖,理论性强的,如原子能、天文、数学等研究单位来说,则是绝对不适用的。这种论调乍听起来有点迷惑人,但一剥开皮,就看出它反对开门办科研的实质。恩格斯曾经指出:“首先是天文学——游牧民族和农业民族为了定季节,就已经绝对需要它。天文学只有借助于数学才能发展。因此也开始了数学的研究。—后来,在农业发展的某一阶段和在某个地区(埃及的提水灌溉),而特别是随着城市和大建筑物的产生以及手工业的发展,力学也发展起来了。不久,航海和战争也都需要它。——它也需要数学的帮助,因而又推动了数学的发展。”这里,无产阶级革命导师指出了自然科学各个部门都是随着生产发展而发展的。不论高等数学、高能物理,也不论研究微观世界和宏观世界,都不例外。大量事实证明,科学发展到今天,越是高、精、尖的科研项目,越是综合性强,越是离不开现代工业技术,往往需要科研单位同许多工厂紧密结合。比如,我国人造地球卫星的上天,原子弹的爆炸,正是科技人员同工人相结合的产物。我们所有一项新能源的研究,原来由两个专家带着一个研究生搞了四五年,只是写出了一篇论文,数学公式一大堆,没有解决任何实际问题。后来,组织工人参加攻关键,集中兵力打歼灭战,很快研制出了能量大、体积小、精度高、灵敏可靠的新能源装置,并且在催化、气流分布、传热传质等方面探索出一些重要规律。可见,高、精、尖的科研项目,也同样只有开门办科研,和农相结合,和实践相结合,才能多快好省地发展。科技界某些人说什么开门办科研的提法“不全面”、“不成熟”,说穿了,就是要制造高、精、尖的科研项目“特殊论”,从根本上反对走开门办科研的社会主义道路,把科学研究拉回到修正主义的老路上去。这说明某些人对搞修正主义确实很“成熟”,而对搞社会主义却没有一点兴趣。
科技界某些人这样起劲地反对开门办科研,究竟是为了什么呢?还是听一听他们自己的话吧:“科技战线不要提无产阶级专政。”原来,他们否定开门办科研,就是反对把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落实到科技领域。“无产阶级必须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各个文化领域中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的专政。”开门办科研,有利于加强工人阶级对于科学研究的领导,有利于科技人员同工农相结合,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缩小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差别,有利于科研工作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为工农业生产和国防建设服务。所有这一切,必将有利于加强和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科技界某些人的神经真是衰弱到极点,就象恩格斯当年批判社会民主党庸人时尖锐指出的那样:“一听到无产阶级专政就吓得大喊救命”。因此,他们要猖狂地攻击和反对走开门办科研的道路,企图取消在科技领域里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专政,也就不足为怪了。
科技战线上的这场斗争,决不是偶然的。这是社会主义时期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在科技战线上的尖锐反映。和教育界一样,科技界在一个时期也刮起了一股右倾翻案风,但同样也阻挡不住滚滚向前的革命洪流。“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我们一定要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党的基本路线,更加坚定地引导科技人员和工农相结合,走开门办科研的道路,为办好社会主义科研所、攀登科学技术高峰而奋斗!
积极开展群众性的农业科学实验
中国共产党华容县委员会
以阶级斗争为纲,积极开展群众性的农业科学实验,建立和健全四级农科网,努力从贫下中农、知识青年中培养农业技术力量,这是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深入开展“农业学大寨”运动,加速农业机械化的重要措施之一。
人民群众是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科学实验这三项革命运动的主力军。搞什么工作都要紧紧抓住阶级斗争这个纲,充分发动广大群众。我们华容县地处洞庭湖滨,四面环水,内湖密布,地下水位高,田土低洼,泥脚冷浸,文化大革命以前,农业生产的发展相当缓慢,粮食亩产长期徘徊在五百斤左右,多种经营也没有多大发展。原因在哪里呢?就是因为没有坚决贯彻执行党的基本路线,阶级斗争抓得不紧,对资本主义倾向批得不狠,因而学大寨推不开,科学实验也搞不起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我们在农业学大寨的运动中,深入进行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积极发动广大贫下中农、农村干部、技术人员和知识青年,按照农业“八字宪法”,结合实际情况,对农田水利、耕作制度、作物品种、植物保护、栽培技术、生产工具等,进行了一系列的试验和革新,使生产面貌发生了显著变化。一九七O年以来,全县粮食亩产连年跨《纲要》、超子斤,农、林、牧、副、渔都有较大幅度的增长。事实说,只有坚持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坚定不移地依靠广大人民群众,抓好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才能推动革命和生产沿着社会主义方向不断向前发展。
广大农民群众解放思想,破除迷信,同阶级敌人的破坏以及右倾思想的阻挠作斗争,自己起来为革命搞科研,这是社会主义的新生事物。它有利于人民群众掌握科学技术知识,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缩小三大差别。对这一新生事物是支持还是反对,是促进还是促退,这是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一个方面。我们县早在农业合作化、人民公社化时期,就有许多贫下中农积极分子对水稻、棉花、黄麻等作物进行高产试验。后来在毛主席关于“农业学大寨”号召的鼓舞下,广大群众为革命搞科研的积极性更加高涨。护城公社五星大队第三生产队五名贫下中农社员,自动成立科学实验小组,坚持为革命搞科研,摸索出一些丰产经验。但是,由于当时县委的思想政治路线不端正,这些好经验没有得到推广,广大群众中蕴藏的社会主义积极性没有得到充分发挥。在文化大革命中,广大群众揭发批判了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也贴了我们县委一些同志的大字报。群众的批评,使我们受到很深的教育,提高了路线觉悟。我们通过发动广大群众打击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批判修正主义的科研路线,总结推广了五星大队群众科学实验小组为革命搞科研的经验,从县到公社、大队、生产队都建立了农科组织,形成了四级农科网,使群众性的科学实验在全县迅速铺开。
有一种观点说,摘生产可以靠农民,搞科研则只能靠专家。群众性农业科学实验的蓬勃开展,证明这种观点是极其错误的。广大农民群众不仅能够搞科研,而且离开了群众的实践,不依靠群众,科学技术上一些重大问题就无法解决,专家们也不可能有什么发明创造。就拿我县防治病虫害来说吧,过去一些专业技术人员由于脱离群众、脱离实际,虽然曾经进行过多次试验,也没有找到控制大面积病虫害的有效办法,外地一些防治病虫害的先进措施,也没有能够得到推广和普及。近几年来,由于广大群众进行科学实验,开展群测群报,群防群治,实行以农业防治为基础,人工防治抓重点,药物防治攻关键,积极开展生物防治的一整套办法,基本上控制了几种主要病虫的危害。群众性的科学实验,不仅创造了多种土农药和捕虫工具,为大打除病灭虫的人民战争提供了有利条件,而且取得了一些有价值的科研成果。景港公社农科站经过几年的细心观察,初步摸索墙稻纵卷叶和稻蓟马等害虫在本地的活动规律,为研究稻纵卷叶媒的越冬场所和稻蓟马的繁殖情况,提供了有价值的研究资料。在这方面,解决了某些专家、权威没有解决的问题。
在科研问题上,是依靠群众,还是依靠专家权威、少数专业技术人员,历来就存在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斗争。历代反动统治阶级无不承袭孔老二的衣体,鼓吹“上智下愚”的唯心史观,讥笑劳动人民没有知识。混进我们党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刘少奇、林彪一伙,也是这样,他们大肆鼓吹“科学神秘论”,污蔑劳动人民“脑袋笨”,搞不了科研,并极力推行专家路线。文化大革命批判了修正主义的科研路线,但是斗争并没有结束。去年当教育界刮起一股右倾翻案风的时候,科技界也有人散布许多为修正主义科研路线翻案的奇谈怪论,其中之一就是否定群众性的农业科学研究,说什么“四级农科网不完整,不成熟”,“对四级网打个问号”等等。尊重群众、尊重实践还是贬低群众、轻视实践,这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条科研路线的根本分歧之一。恩格斯早就指出:“科学的发生和发展一开始就是由生产决定的。”“社会一旦有技术上的需要,则这种需要就会比十所大学更能把科学推向前进。”毛主席指出:“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最聪明、最有才能的,是最有实践经验的战士。”农业科学就是几千年来农民群众实践经验的总结,是人民群众创造的。农民群众特别是贫下中农,他们是农村中走社会主义道路最积极的拥护者,立场坚定,思想好,觉悟高,由于长期战斗在三大革命运动的第一线,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在农村,搞阶级斗争、产斗争要依靠他们,搞科研也要依靠他们。建立四级农业科学实验网,从贫下中农、社员群众和知识青年中挑选政治思想好的科研积极分子参加各级农科组织,建立一支以贫下中农为主体的农民技术队伍,是促进群众性的科学实验活动深入开展的重要保证。它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涌现的社会主义新生事物之一,它已经深深地扎根在群众之中。不管科技界的奇谈怪论怎样“打问号”,它都将随着农村三大革命运动的发展而茁壮成长,这是肯定无疑的。
几年来,我们遵照毛主席关于“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走上海机床厂从工人中培养技术人员的道路”的教导,努力办好四级农科网,坚持从农民中培养农业技术人员。在进行这项工作的时候,我们始终把思想建设摆在首位,要求各级党组织经常对他们进行三个方面的教育:一是进行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教育,组织他们积极投入批林整风和批林批孔运动,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提高反修防修的自觉性;一是进行为革命搞科研的教育,同知识私有等资产阶级法权观念实行决裂;一是进行不脱离生产劳动和密切联系群众的教育,使他们保持贫下中农的本色。这样,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指引下,参加四级农科网的广大群众,技术水平不断提高,一支拥有一万八千多人的以贫下中农为主体的又红又专的农民科技队伍正在茁壮成长。在他们的带动下,全县有九万多人参加了农业科学实验。
在进行群众性的科学实验中,有成功,也会有失败。支持群众的创造精神,用科学的态度去对待在科学实验中的失败和挫折,这也是很重要的。因为某一次失败,就采取泼冷水的态度,不予支持,甚至讽刺指摘,这是贵族老爷式的对待群众运动的态度,它同马克思主义者相信群众、热情支持革命群众运动的科学态度是根本对立的。采取这种错误的态度,必然挫伤群众的积极性。一九七O年春,新河公社新建大队的干部群众为了解决早稻烂秧问题,发扬敢想敢干的革命精神,带头试验推广场地育秧,开始由于缺乏经验,出现大片黄苗死苗。在这种情况下,是支持还是不支持?我们采取了支持的态度,鼓励他们不要灰心气馁,继续试验。结果,他们经过学习外地经验,认真吸取教训,不但成功地试验推广了场地育秧,还进而创造了新的育秧技术,为解决湖区烂秧这个“老大难”问题,提供了经验。近六年来,全县基本上没有发生烂秧,用种量也比过去减少百分之四十,同时季节提早十多天,做到早稻不插五月秧,晚稻不插八月秧。一九七五年,在长期阴雨低温的情况下,仍然保证了全县早稻插春秧、插壮秧。这就说明搞科学实验,同进行其他工作一样,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广大革命群众能够在斗争中自己教育自己,正确地总结成功和失败的经验,做出符合客观规律的结论。
开展群众性的农业科学实验,有利于发挥专业技术人员和知识青年的作用。专门从事农业科学研究的技术人员以及上山下乡和回乡的知识青年,有一定的文化知识或某种技术专长,这是发展社会主义农业的宝贵财富。但是,“知识分子如果不和工农民众相结合,则将一事无成”。技术人员和知识青年要为发展社会主义农业作出贡献,就要到群众中去,同贫下中农、农村干部实行“三结合”。群众性的科学实验广泛开展,为这种结合创造了有利条件。同贫下中农一道开展科学实验,既能够得到锻炼、改造思想,又能够扩大眼界、丰富知识,有利于破除知识私有等资产阶级法权思想,有利于缩小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之间的差别,促进知识分子劳动化。几年来,我们注意结合实际,向技术人员和知识青年进行思想和政治路线方面的教育,并分别安排他们到公社、大队、生产队的农科单位工作和锻炼,鼓励他们和群众在一起,坚持“大田出题目,小田做文章;小田摸规律,大田夺高产”,把试验、示范、推广结合起来,因而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仅就选育良种一项来说,一九七O年以来,他们和群众一道,通过试种和培育等办法,已经选育了一批适合本地的高产良种,在全县普及推广,单产一般都比原来增产三成左右。不仅做到了全县良种自给,还先后为外地提供水稻良种七千多万斤,棉花良种四百六十万斤,黄麻种子一百多万斤。
能够从当时当地的实际情况出发来安排科研项目,这也是群众性科学实验的一个突出的优点。广大群众天天在地里转,田头跑,发展农业生产急需解决什么问题,他们最了解,最有发言权。比如说,全县普及双季稻以后,由于原有早稻种子成熟期基本一致,收割时间集中,“双抢”期间,产生了季节紧与劳力少的矛盾。有的地方早稻不能及时收割,造成了晚稻迟熟低产。这个问题提出以后,广大群众和技术人员,就围绕这个问题搞试验。全县各级农科组织对一百多个早稻品种进行品比试验,从中选定了几个成熟期不同的品种搭配种植,从而较好地解决了这个矛盾,促进了粮食增产。随着粮食生产的发展,多种经营显得不相适应。各级农科组织的技术人员与群众一道,又从这一实际出发,积极开展林、牧、副、渔的科研活动。他们利用杂交优势,培育了一批猪、牛、鱼的新品种:成功地繁殖了水浮莲种子,为湖区发展养猪广开了饲料来源;人工培植白木耳、土法提取蜂王浆获得成功;总结推广了一套湖区植树种竹的经验,打破了过去湖区不能种杉树的迷信,现在全县已栽杉木林六万多亩;并且逐步建立了棉花、黄麻、蚕桑、茶叶、湘莲、渔业等几个科研基地。科研活动的广泛开展,进一步落实了“以粮为纲,全面发展”的方针。一九七五年多种经营的收入相当于一九六五年的三倍。
广大群众从实际出发搞农业科学实验,还有利于贯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方针,坚持勤俭节约的原则,做到少花钱,多办事,甚至不花钱,也办事。我们县在开展科学实验中的许多仪器、设备、工具等,都是广大群众因陋就简、土法上马搞起来的。缺少资金,集体筹集;不懂技术。边干边学;设备不够,自己解决,不向国家伸手。这样,既减轻了群众负担,减少了国家投资,又保证了科学实验活动的顺利开展。全县制造和推广了二十多种成本低、效果好的土农药,改革和试制成功了三十多种农机具。二十三个公社农科站,边搞科研,边发展生产,增加收入,积累资金,购买了七台拖拉机,四十多台柴油机和电动机,添置简易科研仪器一千五百多件。
现在,全县广大贫下中农、农村干部、技术人员、知识青年和社员群众,正在认真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总结经验。我们决心在农业学大寨、建设大寨县的斗争中,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深入进行党的基本路线教育,充分发挥广大群众、干部的积极性,把科学实验的群众运动提到一个新的水平,为促进农业生产多快好省地向前发展,加速实现农业机械化和现代化作出积极的贡献。
全心全意地依靠工人阶级
兰州化学工业公司党委会
早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主席就教导我们,在城市斗争中,“必须全心全意地依靠工人阶级”。后来,毛主席又亲自制定了鞍钢宪法,提出坚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加强党的领导,大搞群众运动,实行“两参一改三结合”,大搞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等一整套原则,进一步为我们依靠工人阶级办好社会主义企业指明了方向和道路。但是,在我兰州化学工业公司,真正明确地树立起全心全意依靠工人群众办企业的思想,并且见之于行动,是经历了一个由不自觉到比较自觉的曲折过程的,在这个过程中,充满了两条路线、两种世界观的斗争。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前,由于刘少奇修正主义办企业路线的干扰和破坏,我们虽然口头上也说工人是企业的主人,但是,在企业里,实际上不是依靠工人阶级,而是搞什么“一长挂帅,四总当家”,即厂长说了算,总工程师、总动力师、总会计师和总机械师掌握企业大权,工人群众的主人翁地位并没有真正树立起来,他们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受到很大的压抑。结果,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不能落实到基层,生产发展缓慢,出现了十年徘徊的被动局面。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粉碎了刘少奇、林彪两个资产阶级司令部,修正主义办企业路线受到了有力的批判,,工人群众真正当家做主了,他们被压抑多年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就象火山的熔岩一样迸发了出来。群众运动是最伟大的革命熔炉,也是最好的学校。它教育了我们,震动了我们,使我们进一步开阔了眼界,看到了工人群众的智慧和力量。在这样一个思想基础上,我们深入批判了修正主义办企业路线,以鞍钢宪法为指针,逐步建立了一套工人参加管理的体制和办法,让工人群众直接掌握企业的政治、经济、计划和技术的实权,发展了社会主义的新型关系,从而使企业面貌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到处呈现一派生机勃勃的兴旺景象。从一九七O年开始,在生产任务逐年增加的情况下,年年超额完成国家计划,工业总产值和主要产品产量平均每年递增百分之二十以上,为国家提供的积累平均每年递增百分之四十八,产品品种由四十九种增加到九十二种。就工业总产值来说,现在的一个兰化相当于文化大革命前的三个半兰化。
总结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我们进一步认识到,依靠谁的问题,不是方法问题,而是路线问题。对广大工人群众是相信、依靠,把他们看作企业的主人,还是排斥、轻视,实行管、卡、压,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同刘少奇、林彪的修正主义路线的一个根本分歧,也是区别社会主义企业同资本主义企业的重要标志。
我们办企业,必须依靠工人群众,这是社会主义企业本身的性质和任务决定的。社会主义企业不是单纯的生产组织,更重要的是无产阶级向资产阶级进行斗争的阵地。那种宣扬什么企业单纯是“经济组织”或“生产组织”,“最高与最基本的任务”就是提高生产之类的说法,是极其错误的。在阶级消灭以前,生产总是在一定的阶级关系中进行的。社会主义时期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办企业如果不依靠工人阶级,那又怎么能叫做社会主义企业呢?如果说,只要能出产品,不管依靠谁都行,那么社会主义企业同资本主义企业又有什么区别呢?
依靠工人群众办企业,最根本的是要依靠工人群众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坚持企业的社会主义方向。为此,就要打破“领导管线,群众管干”、“领导高明”等旧观念,让群众同领导一起,抓路线,管大事,把方向。这一点,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后,我们在认识上比过去提高得多了,同时采取了一些具体措施:凡是企业的重大问题,必须经过群众讨论,并把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原原本本地交给群众,发动广大工人群众贯彻执行;组织工人理论队伍成员检查各级领导班子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执行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政策的情况;党委及时讨论群众的大字报和倡议,一、二把手亲自处理群众来信来访,支持群众的首创精神。这样,工人群众真正意识到自己在企业里的主人翁地位,责任感就越来越强,对正确的东西敢坚持,对错误的东西敢斗争。在一些事关路线的重大问题面前,每当领导同志思想不够清醒时,工人群众就挺身而出,及时地给党委写信,贴大字报,提出问题,发表意见,批评缺点,帮助领导端正思想政治路线,坚持革命原则。合成橡胶厂在一九七四年提前实现了第四个五年计划规定的指标以后,去年上半年的生产曾一度很被动,厂党委有些领导干部认为是原料不足造成的。聚合车间工人群众全面分析了厂里革命和生产的形势,认为生产被动的根本原因,不是原料不足,而是有些领导于部的自满松劲思想在作怪。他们在“小评论”中指出,厂党委有的领导干部放松了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学习,有“到站下车”的思想,要求厂党委从思想上找原因,从路线上看问题。厂党委接受了工人的批评,连夜进行研究,并发动全厂职工讨论,还请来二百多个工人代表开分析会,端正路线,找出解决问题的办法,迅速打破了生产的被动局面。这件事对我们的教育很深刻。实践证明,只有全心全意地依靠工人群众,把领导权掌握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和工人群众手里,才能保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在企业里得到贯彻落实,才能坚持企业的社会主义方向。
依靠工人群众办企业,在企业的计划、设计、科研等领域里,也必须发挥工人群众的主力军作用。计划、设计、科研等部门,知识分子成堆,“专家治厂”的流毒比较深,不掺沙子,不让工人群众掌握实权,占领这些阵地,就很容易走老路。 文化大革命以来,在广大职工阶级斗争、路线斗争觉悟普遍提高的基础上,我们开展了科研、设计和计划等方面的革命。从确定企业发展方向,制订计划,到一个科研项目、一项工程、一个方案的制订,都依靠工人群众,把“三结合”贯彻到全过程。去年在制订长远规划时,我们一反过去“技术人员搞计算,计划部门做方案,领导拍板工人干”的做法,发动群众,组织一千二百多人参加各级规划委员会和规划小组,许多先进人物、工人理论队伍成员和技术革新积极分子担任了规划领导工作。工人群众登上计划革命的舞台,计划工作的面目为之一新。化肥厂甲醇车间,经过革新、改造、挖潜,生产能力提高了四倍,有人说:“现在是房顶上的瓦,墙头上的砖,再也高不上去了。”工人们大破“生产到顶”的无所作为的观点,树立“生产潜力挖不尽,技术革新无止境”的继续革命思想,并通过科学分析,提出把预精馏塔改造为主精馏塔,又使甲醇产量翻了一番。由于依靠工人群众,大破常规,很快地就制订出体现革命精神和科学态度相结合的长远规划。
有人说,工业是现代化大生产,技术要求严格,经营管理复杂,需要很多专门人材和专业知识,只依靠工人阶级,会妨碍其他工作人员的积极性。这是一种糊涂想法。毛主席说:“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工人阶级最富于革命的彻底性,最有政治远见,只有依靠工人阶级才能把最大多数人团结起来,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共同为建设社会主义和实现共产主义的远大目标而奋斗。工人群众处在三大革命运动的第一线,最有实践经验,最聪明,最有智慧。许多坐在办公室里查书本、翻资料、搬条文解决不了的问题,一经交给群众,人多议论多,很快就解决了。我们兰化,过去由于修正主义办企业路线的影响,习惯于“领导立法,管理人员执法,工人守法”的老一套。工程技术人员和专业管理人员坐办公室,发号施令,由于脱离群众,脱离实际,闭目塞听,死守书本和条文,他们的作用受到很大的限制。工人参加企业管理,引起了企业生产关系的深刻变革,一个崭新的以工人为主体的管理体制建立起来了。现在,科室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下楼出院,到工人中去,与工人群众结合,为车间班组第一线服务,给工人当参谋,亲自参加生产实践,他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才得到了充分发挥。拿我们公司石油化工厂改造焦油加氢装置来说,文化大革命以前,公司研究院搞了十几年,试验做了几百次,就是不能解决这套装置的开车问题。经过文化大革命,科技人员深入车间班组,和工人师傅“三结合”,一起搞,仅用了三个月的时间就使装置胜利开车投产,填补了我国石油化工的一项空白。事实充分说明,只有依靠工人群众,才能把企业各方面的积极因素调动起来,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反之,就将一事无成。
为了让工人群众直接参加企业管理的日常工作,变少数人管为多数人管,我们还逐步建立了一套群众管理的体制。这包括班组设立五大员,开展红旗班组活动,建立以工人为主体的经济监督委员会、技术委员会和革新小组等等。这些不脱产的工人管理员,同广大职工一起,发扬高度的主人翁责任感,从政治到经济,从生产到技术,从文化教育到职工生活,形成了一个广泛而有力的群众管理网,加强了企业管理工作。我们体会,只有工人参加管理,才能彻底破除修正主义的管、卡、压,建立起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规章制度。文化大革命前,我们公司的许多规章制度,有的是照抄外国的,有的是靠少数人关门搞出来的,脱离群众,脱离实际,不利于生产的发展。工人们说:“规章制度多如麻,条条不离奖和罚。”在文化大革命中,通过革命大批判,提高了我们的认识。我们一反过去的老一套,把修改制度、执行检查制度的权力交给了工人群众,让群众自己总结经验,自己先修改制订,再集中起来,并且定期组织工人检查团,开展自下而上的企业管理大检查,揭露矛盾,提出修改意见。现在我们已经逐步建立了岗位专责制等七项制度,做到人人有专责,事事有人管,把企业的各项管理工作和广大职工大干社会主义的积极性结合起来。由于变管群众为群众管,使整个企业开始出现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的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企业管理水平不是降低,而是提高了。这对于那些指责工人参加管理“不科学”,“乱了套”,削弱了统一指挥,降低了管理水平之类的议论,是一个很有力的批驳。当然,这决不是说,我们在这方面的工作已经完美无缺了。事物总是要发展,要前进的。但重要的是方向,方向对了,我们坚定不移地走下去,就能使它在斗争中不断改进,不断丰富,不断完善。
毛主席教导我们:“工人阶级也应当在斗争中不断提高自己的政治觉悟。”依靠群众办好社会主义企业,必须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群众,教育群众,不断提高工人群众的阶级斗争、路线斗争觉悟和社会主义积极性,抵制资产阶级思想的腐蚀和影响,使他们意识到自己的主人翁地位和所担负的历史使命。为了做到这一点,几年来,我们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进行党的基本路线教育,紧密联系企业里阶级斗争的实际,广泛发动工人群众忆家史、厂史、个人成长史,组织党团员重温入党入团志愿书,回忆对比经常搞,阶级教育不断线。同时,注意组织工人群众认真看书学习,使朴素的阶级感情上升到理论认识的高度。在三大革命运动的实践中,广大工人群众越来越感到“我们的斗争需要马克思主义”,自动组织起理论学习小组,刻苦地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他们学理论,当主人,管企业,大干社会主义,出现了许多动人的事迹。化肥厂合成车间三大班的工人,在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中,限制资产阶级法权,打破工种界限,自动组织起“义务调度室”,当义务调度员,经常与十个有关车间联系,千方百计寻找最佳操作条件,使班班夺得高产。浓硝车间的工人们在自己工作十分繁重的情况下,抽出人员,支援兄弟车间。实践证明,工人群众一旦掌撑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就会产生无穷无尽的力量,什么人间奇迹也能创造出来。刘少奇、林彪之流宣扬什么“物质刺激还是必要的”,是发展生产的“决定动力”,统统是修正主义的谬论!
“群众是真正的英雄”。几年来的斗争实践,使我们更加深切体会到这是一条颠扑不破的真理。我们决心继续认真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进一步树立全心全意地依靠工人阶级的思想,以阶级斗争为纲,深入开展工业学大庆的群众运动,把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落实到基层,使企业永远沿着毛主席指引的方向胜利前进。
文化战线
让教育革命的钟声响彻四方——略论彩色故事片《决裂》的主题思想
方锷
彩色故事影片《决裂》是以革命样板戏为标志的文艺革命的又一胜利成果。这部影片的摄制很及时,主题思想很有战斗性。它的公映,对当前正在各级党委领导下进行的教育革命大辩论会有一个大的推动。
歌领和塑造无产阶级的英雄人物,是社会主义文艺光荣的历史任务。《决裂》的主题思想,主要是通过主要英雄人物一一共产主义劳动大学松山分校党委书记兼校长龙国正来体现的。
影片开头,龙国正在农场担任场长。当地委副书记唐宁找他谈话时,观众就了解到他前经在延安上过抗大,听过毛主席讲课。当然,这还只是表明他具备担任大学校长的一个重要条件,并不完全包括这位特定的共产党员的特有的品质。让我们再来听听表现他的特有品质的一段讲话。
那是影片中的两条路线斗争即将进入高潮的时候。在一次党委会上,顽固推行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副校长曾仲和,大讲自己又是在抗日烽火中参加革命啦,又是祖宗三代都搞教育啦,仿佛唯有他才最有资格办教育,甚至傲慢地对龙国正说:“听说你这位大学校长还是在延安扫的盲吧!”说罢竟拂袖而去。龙国正镇静地按按手,示意气愤的党委委员们坐下,然后缓缓站起,抑制着内心的激动,用深沉的语调说了下面这样一段话:
“我是和他不一样。他是把文化当作资本来到革命队伍的;我是带着地主老财的鞭痕参加革命的。我这个放牛娃,是到延安才扫的育。没有毛主席,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我。”
带着阶级敌人的鞭痕而又永远牢记这些鞭痕,并把它提高为强烈的阶级斗争观念,象《共产党宣言》所教导的那样,每“一分钟”都“尽可能明确地意识到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敌对的对立”,根本不听凯洛夫胡诌的什么教育就是“年长的一代”把“经验和知识传授给新一代”这类鬼话,始终用阶级斗争这个纲统帅教育阵地上的一切工作,这就是龙国正特有的、也是很可贵的品质。
他是以当年上前线攻占敌人碉堡的战斗姿态踏上新的岗位的。面对着一些学生受资产阶级腐蚀,怎么办?“派那些坚决按照毛主席教育思想办学的同志去占领阵地!”这就是他的回答。他决心按照无产阶级的面貌,以抗大为榜样,来改造旧学校。他紧紧依靠贫下中农,冲破旧的招生框框,向工农敞开学校大门,请穿草鞋的贫协老代表来当学校的把门人;他和革命师生一起,垦荒、开山、建校会,按照农、林、牧的生产季节来建立新的教学秩序;……
这一切,当然会引起妄图把教育作为世袭领地的资产阶级的反抗。于是,这一领地的保护人曹仲和便发起了这样的诘难:“你到底是想办农场还是办大学?”根据千百年来剥削阶级的传统观念,他认为:农场无非是“为了几粒谷子”而已,粗俗而又卑贱;而大学则是培养“高、精、尖人材”的学府,神圣而又崇高。泥土与珍珠断然不能并列。但龙国正却正是用老代表的两坨泥巴给了他有力的回击。两坨泥巴,黄泥比作生产,红泥比作教学,糅在一起再捏成两坨,黄泥和红死就紧紧地结合起来了。这简单的比喻包含着深刻的哲理:认识来自实践。“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是唯一正确的认识路线,当然也是我们在教学中必须遵循的。农业大学办在城市里,或者虽在农村却用“正规化”的围墙同广大贫下中农和他们的生产活动隔绝起来,在课堂里植树,在黑板上插秧,这不是活见鬼吗?
影片虽然没有由此深化这一思想,但我们仍然可以从两坨泥巴进一步得到这样的启发:作为上层建筑的教育必须为经济基础服务。曹仲和说到“几粒谷子”时口气是那样轻蔑。这既暴露了他丑恶的剥削阶级思想,同时也说明了这位自封的党内教育“专家”,连物质生产决定精神生产、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样最基本的马克思主义原理都不懂。事实上,人类社会自从出现了阶级,教育就从来是一个阶级为了维护自己的经济基础而对另一个阶级实行专政的工具。不说解放前,就说解放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前的十七年吧,在教育领域内,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基本上没有得到贯彻执行,资产阶级仍然专了无产阶级的政。最近又有人翻这个案,公然为“十七年”唱赞歌,但是影片《决裂》却用生动的形象告诉我们:要办好社会主义学校,非同“十七年”的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彻底决裂不行,非同这条错误路线对着干不行。工农子弟在旧大学的命运,就象影片所反映的那样,无非是三种:一种是在招生时借各种条条规定,把门一关,根本不让进;侥幸进了大学的,一种是对资产阶级一套不那么驯服,就得挨整,直至布告一贴,被踢出校门;还有一种是受了资产阶级的侵蚀,“一年土,二年洋,三年忘了爹和娘,四年不愿回农村和工厂”。这类活生生的教训,难道在“十七年”中见得还少吗?影片中那个在旧大学染缸里泡了几年,竟连他母亲千针万线缝制的衣服也嫌“土气”而拒穿的贫农儿子,便是一例。影片对这个事例的处理略嫌不足的是只让龙国正一个人看到,没有让它卷入到两条路线斗争的旋涡中去,使它对旧教育制度发挥更大的批判作用。
曹仲和十分得意地说,他所崇拜的“这一套”教育制度是“多少年的传统,多少中外教育家心血的结晶”。这倒不假。问题在于:“这一套”究竟是哪个阶级的“传统”?那些“教育家”们究竞在为哪个阶级费“心血”?资产阶级教育有所谓“传统派”和“现代派”。两派常常闹些小摩擦,但在对付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方面则是完全一致的。如果说“这一套”旧东西还有什么“可取”的话,那就是使我们从反面吸取经验,做到“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剥削阶级专了劳动人民几千年的政,现在我们理所当然地要专剥削阶级的政。我们要坚定不移地执行“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必须同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使学校成为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的工具。“世界上哪有这样的大学?”说对了,我们就是要办资本主义世界没有的学校。如果无产阶级办的学校和资产阶级划不清界限,那不是糟了吗!我们的龙国正回答得好:“世界上没有,我们就办它一所嘛!”
龙国正给学校是否办得好提出了一个明确的标准:“看它执行什么路线,培养出什么样的学生”。他对共大学生怀着强烈的阶级深情,呕心沥血地按照无产阶级面貌培养他们。他敢于打破旧学校陈腐的招生规定,大胆地录取具有鲜明阶级觉悟和生产实践经验的好青年李金凤入学,他高高举起江大年结满厚茧的粗手,庄严地宣布:“进共产主义劳动大学,第一条资格就是劳动人民。这手上的茧子就是资格!”他满山遍野去寻我被修正主义教育路线赶出校外的这位青年,焦急而又亲切的呼唤声,来荡得群山都发出回响。他旗帜鲜明,支持徐牛崽批判旧教育制度的革命大字报;他挺身而出,支持李金风参加对“三自一包”逆流的斗争;他卷起裤管,带领革命师生走向春耕的田间;……
这一切,当然又引起了资产阶级的反抗。“你们这个样子,还象个大学生吗?”对脚上沾满泥巴的共大学生,曹伸和总是看不顺眼。大学生应当是个什么“样子”,这个副校长自有他的标准:一是“有高度的科学知识”,二是“目光远大,胸有大志”。
知识、知识!多少年来,“智育第一”一直是资产阶级专我们政的一把刀子。谁说共大不要知识呢?问题是要什么样的知识,把知识教学放在什么位置上。正如列宁所指出的:“旧学校总是说,它要造就有全面教养的人,它教的是一般科学。我们知道,这完全是撤谎”。事实上,作为阶级专政工具的教育,它所传授的知识,都必然渗透着深刻的阶级性。翻开资产阶级学校的全部课本,有哪一本不把资产阶级私有制率为神圣?自从资本主义进入帝国主义阶段以后,鼓吹对外扩张和侵略变成了那里许多学校的主要课程。几十年前,希特勒狂叫要把德国学生训练成为“使全世界望而生畏的青年”;几十年后的今天,在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的学校里,正在发出一阵又一阵的所谓“军事爱国主义教育”的聒噪。这一前一后,同样是在传授一种“知识”,即法西斯“知识”。就在曹仲和竭力推崇的凯洛夫的《教育学》中,不也充斥着用沙皇时代的“探险家和游历家”去“津津诱人”地“鼓励学生探险精神”的大量描绘吗?这究竟是在宣扬一种什么样的“知识”,人们难道还不清楚吗?
在徐牛崽的革命大字报《少讲马,多讲猪和牛》所引起的那一场辩论中,龙国正掮来了一筐霉烂的谷子,进一步揭穿了旧学校所谓“智育第一”的秘密。面对满山放的猪和牛,却大讲特讲马尾巴的功能,浸种季节讲收割,收割季节讲浸种,在社会主义社会的学校里发生这类事,不是很荒唐的吗?当然,仅仅指出这些“知识”无用是很不够的。无用吗?对无产阶级确实无用,对资产阶级却很有用。你管你的春种秋收,我讲我的X+Y;正因为我的X+Y对春种秋收毫无联系,所以越显出它是宝贝。凯洛夫就说过这种“知识”是“稳固可靠的财富”!拥有它,就象拥有工厂、土地一样,是一笔可以买卖的资本,谁拥有得越多,谁的资本就越大,他的政治地位也就要相应地提高。掌握不到怎么办呢?那就“自然淘汰,这是个规律”不错,这是一个著名的规律,即资本主义自由竞争的规律。谁竞争得起劲,谁就有可能爬到“宝塔尖”上去,当上精神贵族,那就叫作“目光远大,胸有大志”;谁竞争不上去,掉下来,活该倒霉,搞搞“几粒谷子”吧,那就叫作“眼光短浅,胸无大志”。一个爬上去,一个掉下来,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看,叫作两视分化,或阶级分化;用影片中赵副专员的话来说,则叫作“各尽所能嘛”!管它什么无产阶级专政,社会主义制度,在我这个教育领城里,对不起,照样通行资本主义的自由竞争。—这就是“智育第一”的反动实质。
很显然,我们社会主义的大学生,决不能照曹仲和所鼓吹的“样子”去努力。旧大学出来的学生,从小学到大学十六、七年,啥事不干,啃了一大堆书这大概够得上那个“样子”,算“有高度科学知识”了吧?其实呢,死啃那些九分无用、一分歪曲的书本知识,多半为了应付考试,考试一过,也就忘得差不多了。要是全能忘掉倒还好一些,不忘掉的,留在脑子里,留得越多,受毒越深,就再也不想同普通劳动者“划等号”,一门心思要当高踞于工农之上的精神贵族。社会主义的大学生应当有自己的样子,自己的眼光和志向,这就是: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共大学生正是开始这样做了,因而不仅得到了贫下中农的“红卷”,并且还受到了伟大领袖毛主席的热烈祝贺,这是全国正在走着社来社去道路的广大青年学生的多大光荣啊!
龙国正有高昂的革命斗志,强烈的无产阶级爱憎,但他并不是单有革命激情而不懂得革命策略的人。他从实践中懂得旧势力在教育阵地上特别顽固,要清除几千年传统思想的影响,真正建立起无产阶级教育制度,需要经过几十年甚至几百年的坚持不懈的努力。他很善于调动革命教师的积极性,即使象孙子清这样满脑子资产阶级思想的旧知识分子,也还是热情地团结、教育、改造他,充分肯定他的每一点微小进步(顺便说一下:影片对孙子清这个人物从世界观上批判似嫌不足)。龙国正在处理与曹仲和的关系上,也符合党的组织原则。出现分歧,总是力求通过严肃的原则斗争达到新的团结。当革命师生纷纷要求结合农时把课改到田头去上,农机专业班主任余钢建议马上敲钟的时候,他还是冷静地说:“不,我去我找曹校长再说。”待再三说服无效,他才毅然决定裁钟。响亮的钟声震荡着江南三月的田野,末荡在人们的心间。钟声室告了旧教育制度行将灭亡,新教育制度正在诞生!
主要英雄人物龙国正的形象是从正面体现了主题思想,他的主要对立面曹仲和的形象是从反面村托了主题思想。曹仲和是一个典型的精神资本家。他不仅把他所掌握的知识当作了资本,就连参加革命本身也作为一桩买卖,一种资本。“我革命几十年了,讨一张优待券还不应该吗?”几十年“革命”,交换一张优待券,他还觉得很有点不符合等价交换原则嘿!但是,他的女儿、共大学生曹小妹,却在大庭广众之前揭穿了他的这场可耻的交换,流着热泪起优待券撕得粉碎。这是影片中很动人的一场。小妹的行动,对曹仲和的阶级本质是一次深刻的揭露,对旧传统观念是一次可贵的决裂!
曹仲和之所以敢如此顽固地坚持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就因为他背后有赵副专员这样一类走资派在撑腰。最近,教育界有一种奇谈怪论,把早已批臭了的所谓“外行不能领导内行”的资产阶级右派言论作了一番乔装打扮,说什么教育“要有热心科学的外行来领导”。谁想见识一下这种“热心”的外行人吗?喏,赵副专员就是一个典型。你看,他对无产阶级教育确是个不折不扣的外行,但对资产阶级一套又是多么“热心”啊!共大这个新生事物一出现,他就迫不及待地下令“按我们的样子办,要正规化”。所谓“我们的样子”,无非是修正主义“样子”;所谓“正规化”,无非是资产阶级化。这位“热心”的外行人,搞起修正主义来却很内行。他比曹仲和“高明”的地方,就在于他更懂得如何代表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作斗争,更懂得教育不仅仅是教育一个领域的问题,而是关系到哪个阶级来实行专政的全局性的大事。他知道在我们党内,象龙国正这样坚持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同志是很多的,这对于他要赶上“时代的潮流”即复辟资本主义是一个多大的障碍呀!因面他发出狂叫:“我们要和他们作斗争,要改造他们!”影片的这些安排和揭露,对深化主题思想起了很大的作用。它告诉我们:由于这类人物的存在,单就教学业务,或单靠一个或几个学校,或单靠教育战线本身,想要真正搞好教育革命,想要同旧的教育思想、教育制度实行彻底的决裂,都是不可能的。正如毛主席所指出的:“过去我们搞了农村的斗争,工厂的斗争,文化界的斗争,进行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但不能解决问题,因为没有找到一种形式,一种方式,公开地、全面地、由下面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来揭发我们的黑暗面。”影片所反映的斗争故事发生后的第六年,即一九六六年,我们党终于找到了这种形式,这就是毛主席亲自发动与领导的、有亿万革命人民参加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在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将近十年的今天,教育战线已经发生了一系列的深刻变化。从上海的“七·二一”工人大学到辽宁朝阳农学院,教育革命的新生事物到处涌现。形势一派大好,但是斗争还是很激烈的。毛主席一再教导我们:“千万不要忘记阶级和阶级斗争”。最近又指出:“安定团结不是不要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教育战线的大辩论要进一步取得胜利,教育革命要进一步搞好,决不能忘记这个纲。正是在这一点上,影片《决裂》的主题思想,具有较为深刻的现实意义。
在本文结束之前,我们还要对这部影片的创作和拍摄过程说几句话。巧得很,影片实际开拍时间恰好是一九七五年七月二十七日。“七?二七”,这是我国教育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的日子。一九六八年的这一天,毛主席亲自派出工人宣传队进驻清华、北大!带动全国,掀起了教育革命新高潮。但在去年的七,八、九三个月里,作为社会上两个阶级、两条道路和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教育界刮起了一股否定教育革命的右倾翻案风。在《决裂》开拍之前,就有人说这个剧本是“极左思潮的产物”。也有人替摄制组担心拍这样的影片“太冒风险”。但是摄制组的同志们在上级党委的支持下,勇敢地接受了这个任务。他们深入朝阳农学院和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参加劳动,体验生活,这两个大学的党委和革命师生给了他们极大的支持和鼓舞。当他们在江西拍外景时,传来了一些奇谈怪论。南方的夏天是炎热的,那股右倾翻案风却又如此逼人。但是摄制组的同志们顶住了!他们一遍又一遍地学习毛主席关于教育革命的一系列光辉指示,还重新学习了革命样板戏的宝贵经验,坚定地谱写了这一曲教育革命的颂歌。
十几年前,在伟大领袖毛主席的直接支持下,影片中龙国正敲响了教育革命的钟声,这是重要的第一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所带来的大好形势,为我们进行教育革命创造了有利条件。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的指引下,让我们把教育革命的钟声获得更响亮一些吧!
奔腾向前的社会主义洪流——评长篇小说《千重浪》
马联玉
我们伟大祖国正处在一个重要的历史发展时期。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指引下,社会主义革命洪流就象波澜迭起的浪涛,奔腾向前。我国的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已经发生并正在发生着深刻的变化。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在革命样板戏的带动下,广大文艺工作者努力追赶时代前进的脚步,满腔热情地反映社会主义革命不断深入发展的伟大生活。就农业题材来看,不仅出现了一批反映农业合作化、人民公社化的作品,而且出现了反映农村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到文化大革命运动的作品。长篇小说《千重浪》(毕方、钟涛著,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描写的是农业学大寨的斗争生活,它通过东北某地铁岭大队依靠集体经济办农业机械化的故事,热情歌颂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小说从一九六五年太阳井人民公社的一次党委会议写起。这次党委会议,提出了一系列令人深思的问题:在社会主义集体经济迅速发展的大好形势下,农村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有什么新的特点?农村干部如何以阶级斗争为纲,抓好农业生产?“农业学大寨”学什么、如何学?这些问题引起了书中主人公——铁岭大队党支部书记洪长岭的深思,也必然要引起广大读者的关心和注意。
小说生动地告诉我们:农业学大寨,就是要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以阶级斗争为纲,不断地学习马克思主义,批判修正主义,批判资本主义,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和爱国家、爱集体的共产主义风格,用尽可能快的速度发展我国社会主义农业。铁岭贫下中农在党支部书记洪长岭的带领下,以大寨为榜样,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提出了依靠集体经济实现农业机械化的新规划。这个规划反映了他们继续革命的雄心壮志,是向资本主义势力发起的新进攻。一石激起千层浪。铁岭大队新的规划,引出了一场尖锐复杂的斗争。《千重浪》通过对这一场斗争的描绘,把农业学大寨提到了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高度,给人以深刻的教育。
我们在小说中看到,被打倒的剥削阶级,对于他们失去在政治,经济方面的统治地位,总是不甘心的。他们采取打进来、拉出去、分化瓦解的手段,在共产党内部寻我和培植代理人,阴谋复碎旧制度。反动富农王秤钩和反革命分子阎黑脸的活动,就是如此。他们在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下,“象个鬼魂似的”,对我们社会中所发生的每一件事,“竖着耳朵在听”,对于人民群众的伟大创造和日益提高的生活水平,“牙齿咬得嘎嘎响”。他们不仅在内心深处充满着被打倒而又不甘心的复仇情绪,而且还把复辟的希望变成复辟的行动,在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庇护下,阻挠和破坏农业学大寨的群众运动。但是,他们的反革命活动,不能不以彻底失败而告终。
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还反映到人民内部。由于小生产的经济基础和思想影响还没有根除,一部分富裕农民的资本主义自发倾向还比较严重,农村中任然会产生新的资产阶级分子。阶级敌人的拉拢腐蚀,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袭,不能不影响到人民内部以全我们干部队伍里的某些同志。富裕中农罗贵堂和大队长邢连成就是两个颇有典型意义的人物。
罗贵堂是一种典型。在旧社会,他为一家糊口不得不奔波于铁路两侧做小买卖,蹲过日本宪兵队的“笆篱子”,受过地主富农的欺侮。解放以后,他虽然“光景过得顺心多了”,但心里还慢憬着另一条道路,希望发财致富,有机会能够爬到村里一切“穷人家”之上。这种人,对于农业学大寨,从心里是怀疑的,在大势所趋的情况下,虽也可以在社会主义大道上往前走几步,但不免一步三回头,一有机会就会跟着那股反动逆流吹几口冷气。
邢连成是另一种典型。他与洪长岭一起在旧社会逃过荒、讨过饭,一起从血水、汗水和泪水中度过了青少年时代;解放以后,他们一起入了党,一起斗地主、闹翻身。但是,在社会主义革命不断发展的形势下,邢连成缺乏继续革命的思想,停步不前了,错误地认为“一个劲儿艰苦奋斗,哪辈子能斗到头哇”,提出了“多分几个钱,过过舒心日子”的分配方案,因而落到群众运动的后面去了。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经过群众的批评教育,他又重新回到了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土来。邢连成的形象对于今天的农村干部是有借鉴作用的。农业学大寨,普及大寨县,是一个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农业的伟大革命群众运动,它对农村各级干部,是一场新的考验。如果象邢连成那样,离开了党的基本路线,忘记了阶级和阶级斗争,被小生产的传统影响束缚住手脚,就可能被阶级敌人或自发资本主义势力钻了空子,离开农业学大寨的正确轨道。
《千重浪》的成功之处在于:它抓住并突出表现了现实生活中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生动地说明农业学大寨运动必须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以阶级斗争为纲,不断地同修正主义路线斗,同阶级敌人斗,同一切错误思想斗,才能多快好省地发展社会主义农业。
实现人民公社化以后,毛主席就指出:“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一九六四年,毛主席发出了“农业学大寨”的伟大号召。但是,刘少奇之流却疯狂地反对“农业学大寨”,并在农业机械化问题上大发谬论,恶季污蔑贫下中农“买不起,管不了,使不好”机械,要剥夺革命群众办机械化的权利,要图在农村复辟资本主义。在小说中,竭力推行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站在人民群众对立面的,是主持县委工作的副书记郭槐。此人是一个没有经过很好改造的知识分子出身的干部,长期脱离三大革命运动实践,脱离工农群众,歧视工农群众。他在世界观上和刘少奇鼓吹的一套货色很合拍,因而很容易成为修正主义路线的积极推行者。正是他,驳回了铁岭贫下中农关于用集体的经济积累购买拖拉机的申请书,支持了邢连成的“分光吃净”的错误方案;正是他,砍掉了当时县办的“五小工业”,竭力反对铁岭大队修理一台破损的拖拉机,建立自己的亦工亦农、又红又专的农业机械化队伍。当铁岭群众拒绝执行他的错误路线大步向前的时候,他竟然利用职权,要调走大队机修组长方亮,甚至撤销了洪长岭的党支部书记职务,给这个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带头人戴上“反党”的帽子。洪长岭和革命群众面临着一场严峻的考验。正在这时,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千重浪》把发生在铁岭的这场斗争,置于当时党内两个司令部、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背景之中,正面描写了沸长岭率领铁岭大队的贫下中农,高举对反动派造反有理的大旗,同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进行的坚决的斗争,批判了修正主义路线。小说描写的这场斗争表明:“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辞,建设社会主义,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小说的整个构思以毛主席这一英明论断为指导思想,使得作品在题材的开据上具有一定的深度和广度,使得作品的主题思想在今天的现实斗争中仍然具有深刻的教育意义。
洪长岭是在农业学大靠运动中涌现出来的无数英雄人物的艺术典型。他同许许多多农村基层干部一样,坚信一条真理:只有跟着毛主席、共产党干革命,劳动人民才能翻身做主人。在党的指引下,他曾经带领着自己的阶级弟兄,搞五助组,办合作社,又经历了人民公社化运动,具有丰富的实践经验。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长期的斗争生活的锻炼,使他逐渐成长为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的自觉的无产阶级先锋战士。在斗争风浪面前,他心明眼亮,决不因为斗争遇到曲折而消极气候,更不被假象所蒙蔽。心里点燃灯一盏,万里征程方向明。这盏灯,就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当资本主义势力象一股台风猛扑过来的时候,当郭槐用各种修正主义谬论诱惑这位浪打不回头的社会主义带头人的时候,他回答得多么好啊:“千变万变,有几条揪下我的脑袋也不能变!头一条,走社会主义道路不能变!”“第二条,走自力更生办机械化的道路不能变!”“第三条,无产阶级专政不能变!”这是一个共产党员的誓言,是千千万万革命农民从切身经历中总结出来的历史经验,也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在群众中变成了强大无比的物质力量的生动体现。这个人物,虽然还可以刻画得更丰满些,但他身上所表现的马克思主义反潮流的革命精神还比较鲜明,给人留下了较深刻的印象。
洪长岭的得力助手方亮,是经过人民军队大熔炉锤炼的年轻的共产党员,是农村中优秀的新干部的代表。他从部队转业时,放弃了在城镇中工作的较为优越的条件,自愿来到农村,立志和广大贫下中农一起流大汗、促大变,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贡献自己的力量。他的革命行动,遇到习惯势力的冷嘲热议,受到阶级敌人的造谣攻击,也遭到郭槐的反对和阻挠。正在他为修复施拉机而日夜苦干的时候,郭槐强令他离开农村进城报到,否则要“考虑党籍问题”。在修正主义的压力面前,方亮没有退却,没有动摇,更没有考虑个人得失,而日思夜虑的是:“现在,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不是已经变修了吗?摆在我们中国共产党党到面前的问题,是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还是接受修正主义那一套?每个党员,每个干部都要回答这个问题,不能有半点含糊!”
洪长岭和方亮,是有不同经历的两代人,但共同的阶级命运,共同接受的党的正确路线教育,共同的斗争实践,使他们完全站在一起,站在社会主义革命的前列,站在反修斗争的前列。他们在斗争尖锐复杂的时刻,都能够自觉地运用党的基本路线分析周围的一切,把发生在眼前的斗争同全国范围内的斗争联系起来,从中吸取经验,增强斗争的勇气和必胜的信念,这是我们现实生活中的无产阶级英雄人物身上最光辉的品质。有了这样的老一代和新一代的共产党员,并通过他们团结起千百万象老铁匠、老辛头、辛谷雨、邢志英那样坚决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广大革命群众,世界上还有什么堡垒不能攻破,还有什么困难不能克服?铁岭大队经过文化大革命,自力更生实现机械化和半机械化,向人们揭示出一条真理:社会主义的历史潮流是任何人、任何力量也阻挡不住的。正如毛主席所指出的:“想要阻挡潮流的机会主义者虽然几乎到处都有,潮流总是阻挡不住的,社会主义到处都在胜利地前进,把一切绊脚石抛在自己的后头。”
小说从各个方面展示了我国社会主义农村欣欣向荣的美好图景。它在语言艺术方面,也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作者比较善于吸取群众中生动活泼具有生命力的语言,无论是对于人物形象的刻画,还是对于村镇场景的描写,都洋溢着浓厚的生活气息。例如,铁岭革命群众解放思想,充服重重困难,用自己的双手修复了“铁岭一号”拖拉机,在开犁试车的前夕,小说有一段相当精彩的描绘:“桂芹和新江用蔽着白油漆的刷子,在红铁牛的两边车门上,分别描完了‘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八个字,……那红底白字,就象盛开的几朵大菊花,分外夺目。大个子谷雨竞象个孩子似的,趴在车上闻那新油漆的香味,还一个劲儿嚷嚷‘真香!真香!’”把拖拉机称为“红铁牛”,是劳动人民惯用的比喻;把“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八个大字比作迎风怒放的“大菊花”,这是作者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的一种创造,不仅表现了革命群众对于自己的斗争成果的满腔喜悦,而且生动反映了他们对于党的路线、方针的拥护与热爱。至于写大个子谷雨的颇为天真而又感人的动作,犹如画龙点睛,使人物的音容笑貌联然纸上;群众的火热情绪历历在目。文学作品的语言,决不象林彪所鼓吹的那样,关在房子里靠什么“灵感”就可以信手拈来,而是要下一番苦功夫的,首先要有工农兵的思想感情,要学习工农兵的语言。《千重浪》的创作表明;如果文艺工作者不坚持走与工农结合的道路,没有向群众学习的虚心态度,就不可能掌握丰富、生动的群众语言。
作品也存在一些缺点和不足之处。从阶级斗争与路线斗争的关系上来看,阎黑脸这一人物的活动与情节的主线多少有些游离。作品的最后部分,情节交代过多,过分追求故事的曲折性,影响了对洪长岭这个主要英雄人物形象的塑造。此外,农业机械化运动,必然要涉及到工农联盟,涉及到逐步缩小三大差别这一具有历史意义的重大课题,这些在小说中还没有充分展示出来。
早在农业合作化高潮时期,毛主席在为一篇反映农业合作化带头人的通讯写的按语中指出:“在中国,这类英雄人物何止成千上万,可惜文学家们还没有去找他们”。这是对当时文艺界的批评,也是对一切革命文艺工作者的战斗召唤,经过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我们的各条战线已经涌现并将继续涌现出成千上万新的英雄人物,为革命的文学艺术创作提出了新的任务。此时此刻,我们重温毛主席的指示,记取历史的经验教训,应当迅连地投入到伟大的三大革命运动中去,找英雄,学英雄,写英雄,为歌颂奔腾向前的社会主义革命洪流;写出更多、更好的作品。
杂文:大拖拉机和小面包
景池
自从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叛徒集团上台以来,一个魔影始终在他们的头上徘徊。这就是苏联糟糕的农业。为了驱除这个魔影,勃列日涅夫发表过连篇累牍的讲话,赌咒发警要把苏联农业“引向不断高涨的道路”。但是结果并不美妙。根据苏联官方公布的材料,从一九六五年到一九七五年,即勃列日涅夫当政的十一年问,农业七年减产。去年是最糟糕的一年。收获季节刚过,从列宁格勒到西伯利亚的一些乡村,就出现了面包和其他食品供应中副的现象。一个自称是“发达的社会主义”的国家,竟然弄得广大人民食不果度,真是当代奇闻。
奇闻之外又有奇闻。在去年二、三月间,刚过了第六个粮食减产的年头,苏修叛徒集团居然厚着脸皮,搞了一个“庆祝”勃列日涅夫制定农业政案十周年的活动。又是出书,又是写文章,又是举行报告会,吹吹打打,颇热闹了一阵子。主调无非是:勃列日涅夫为苏联农业“作出了重大的个人贡献”。
什么是勃列日涅夫“重大的个人贡献”呢?
据说,这就是勃列日涅夫提出了“大力加强农业的物质技术基础”,“进一步加强和完善机器枝术基地”,使农业“在短时期内达到高度的生产水平”。这几年,机器是多了一点。据苏联官方统计,一九七四年,苏联的拖拉机总数达到二百多万台,联合收割机和载重汽车也有增加。如果同老沙皇时代全国农村只有八百万张粗糙的铁犁、两百万张木犁相比,今天苏联农业“物质技术基础”确实算得上是够“发达”、够“现代化”的了。但是,说也怪,这二百多万台拖拉机发挥作用的结果,却连老沙皇时代的那些铁犁和木犁都抵不上,一九七五年的苏联粮食产量,按人口平均计算,竟低于一九一三年的水平,达到了苏修叛徒集团上台以来农业收成的新“高度”!
拖拉机的一个特色,是越造越大!为了“提高生产效率”,勃列日涅夫一再要制造大功率的拖拉机。一九六八年,拖拉机一般还是七十五马力的,一九七五年,已经出现三百马力的拖拉机了。无奈这些生产力,并没有献出更多的粮食来。到国际市场大量抢购还不够,前不久,在国内又搞了一个新花样,要求食品工厂多多制造“小型面包”。据说,只要“多多烤制一些小东西和小型面包”,“人们就不致多买了”。姑且不谈小型面包是否真的能够有效地填饱人们的肚子,而拖拉机越大,面包越小,则确实是对以“发达的社会主义国家”自命的绝妙议刺。
勃列日涅夫的“个人贡献”还在于“特别重视干部工作”。每个集体农庄、国营农场,平均都分别配备了十六个、三十个有毕业证书的专家;每个农庄、农场通常都是由受过专业教育的有经验的组织者担任领导:绝大多数农业区的党委书记也都具有高等教育水平;每个区委中还有一个书记是农业“专家”。须知专家手里掌握着“科学”,按照修正主义的逻辑,既有机器,又有专家,勃列日涅夫理应可以战胜农业危机,把缠绕着自己的魔影赶跑了。可悲的是这些专家的妙计也不多。且看这些窃据了集体农庄、国营农场的领导地位的专家们,是怎样办农业的吧:
“共产主义之路”集体农庄主席,一年内就发布了一百多项处罚令,平均每四个庄员就有一人受罚;
“胜利者”农场场长,在一年内发布了二百二十三项命令,对一百二十五名职工进行处罚,对三百五十名职工追究所谓“物质责任”,被迫离开的职工达二百五十名。
依靠专家管理农业,必然是少数人对多数人的专政,是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专政。一位庄员就曾低声对外国记者说:“如果你提起我的名字,我就完蛋了。他们会在一个小时以内把我从此地赶出去,或者更厉害地处罚我。”他还说:“我每月挣五十卢布,到冬天要降低到三十卢布。靠五十卢布怎么能生活呢?过的不是生活;而是靠面包、土豆和茶生存下去。我有好几个月没吃肉了。你瞧瞧我穿的这身破衣服:我甚至连把它缝补好的钱也付不起。我希望你能够看看我住的小房子和我不得不给我女儿穿的什么样的衣服。而这个农庄的大亨们却正在替他们的私人汽车建造汽车间。这种情景,不禁使我们想起俄国黑暗的十九世纪中叶。当时沙皇的恶犬杜别尔特叫嚷:“在我们俄国,学者应该象那些握有于健康有益的良药和毒药的药剂师那样行动,而且只应当按照政府的药方放出学问来”。另一些人则宣扬什么俄罗斯人民只能在专制君主的权杖之下,“安宁地生活在满足和幸福之中”。这种“安宁”和“幸福”,就是尼古拉一世的镣铐和监狱。今天的苏联,老沙皇时代劳动人民受压迫和剥削的旧景重新出现了。
苏修叛徒集团所百般粉饰的太平盛世,怎么也掩盖不了一小撮官像垄断资产阶级同广大劳动人民之间尖锐的阶级对立。“这一事实比任何议论都更清楚而更令人值服地表明机器的资本主义使用所固有的矛盾是何等深刻!”(列宁:《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苏联确实搞了那么一点机械化、现代化,但是在这个已经全盘资本主义化、法西斯化的国家里,这些现代化的机械不过是官像垄断资产阶级剥削和压迫广大劳动人民的工具。在官像垄断资产阶级的重重压迫下,劳动者哪里还有什么生产积极性。生产力诸因素中,决定的因素是人不是物。机器装备固然是重要的生产力,但没有人去开动,数量再多,功率再大,也只能是废铁一堆。因此,尽管从一九六六年到一九七四年,苏联全国交付使用的拖拉机将近二百八十万台,据说真正在使用的只有七十万台,其余则动弹不得了。一家墨西哥报纸去年年底前经报道说:不管是苏联记者还是外国记者都曾多次指出下述凄凉景象:成千上万台拖拉机和收割机扔在公路旁和集体农庄里,由于缺乏维修,放在野外生锈…。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只要修正主义路线还继续统治着苏联,苏联的农业危机就永远据脱不了,缠绕在勃列日涅夫头上的魔影也永远消除不掉。
俄罗斯的树林,
草原和河流,
在春天是美丽的,
但你们春时的农田,
却萧条而枯稿,
令人心中愁恼。
这是俄国著名诗人涅克拉索夫鞭挞沙皇农奴制度的诗句。今天在勃列日涅夫统治下的俄罗斯原野,不也是这么一幅萧条景象吗?什么农业“不断高涨的道路”,什么“重大的个人贡献”,都不过是自吹自描而已。“不须放屁,试看天地翻覆。”广阔的俄罗斯天地翻覆的那一天,肯定是要到来的。
目录
目录 1
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 批判修正主义路线 2
回击科技界的右倾翻案风 2
在斗争中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 12
折中主义就是修正主义 17
孔孟之道与投降主义——从《宣和遗事》看《水浒》的创作思想 21
深人开展教育革命大辩论 27
不许为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翻案 27
“反对形而上学”是假否定教育革命是真 32
深入批判“学而优则仕”的谬论 38
开展教育革命大辩论的一些体会 41
群众是真正的英雄 46
历史是人民群众创造的 46
开门办科研好 51
积极开展群众性的农业科学实验 57
全心全意地依靠工人阶级 62
文化战线 68
让教育革命的钟声响彻四方——略论彩色故事片《决裂》的主题思想 68
奔腾向前的社会主义洪流——评长篇小说《千重浪》 75
杂文:大拖拉机和小面包 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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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旗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办
一九七六年第三期 目录
毛主席语录
什么“三项指示为纲”,安定团结不是不要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
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存在是一个事实;有些人否认这种事实,否认阶级斗争的存在,这是错误的。企图否认阶级斗争存在的理论是完全错误的理论。
毛主席语录
存在决定意识。在不同的阶级、阶层、社会集团的人们中间,对于这个社会制度的大变动,有各种不同的反映。广大人民群众热烈地拥护这个大变动,因为现实生活证明,社会主义是中国的唯一的出路。
毛主席语录
要大胆指导运动,不要前怕龙,后怕虎。干部和农民在自己的斗争经验中将改造他们自己。要让他们做,在做的中间得到教训,增长才干。这样,大批的优秀人物就会产生。
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不了解这一点,就不能得到起码的知识。
毛主席语录
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革命的谁胜谁负,要在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内才能解决。如果弄得不好,资本主义复辟将是随时可能的。全体党员,全国人民,不要以为有一二次、三四次文化大革命,就可以太平无事了。千万注意,决不可丧失警惕。
批判修正主义路线 回击右倾翻案风
从资产阶级民主派到走资派
池恒
  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回击右倾翻案风的伟大斗争,正在教育、科技、文艺等上层建筑的各个领域健康地发展,批判的锋芒,直指提出“三项指示为纲”那个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继续和深入,是政治思想战线上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的又一次大较量。认真地学习毛主席的重要指示,坚决击退这股右倾翻案风,深入地批判那条同毛主席革命路线相对抗的修正主义路线,批判“三项指示为纲”的修正主义纲领,使这场斗争取得更大的胜利,这是摆在全党同志和全国人民面前的一件大事。经过这场斗争,我们的广大干部和群众,必将受到一次深刻的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教育,进一步提高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觉悟;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必将大大地向前推进一步。
  革命大辩论的深入发展,向人们提出了一些发人深省的问题:为什么有的人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革过别人的命,到了社会主义革命时期总是同革命唱反调,成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为什么有的走资派受到文化大革命的批判之后,发誓“永不翻案”,可是重新工作没多久就大刮右倾翻案风,对文化大革命又是翻案又是算帐,成了不肯改悔的走资派?为什么不肯改悔的走资派要否认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反对以阶级斗争为纲,公然抛出“三项指示为纲”的修正主义纲领,同毛主席为我们党制定的基本路线相对抗?针对这些问题,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作指导,运用阶级分析的方法来剖析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的阶级立场和世界观,就可以找到这股右倾翻案风的阶级根源和思想根源,可以更好地发挥反面教员的作用,使我们从中得到有益的教训。
  一九五九年,毛主席在党的八届八中全会上曾经深刻地指出,党内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从来不是无产阶级革命家,只不过是跑到无产阶级革命队伍里来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民主派;他们从来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只不过是党的同路人。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也正是这样一种人。他们是带着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来参加无产阶级革命队伍的,他们在组织上入了党,思想上并没有完全入党,甚至完全没有入党。他们在程度不同地接受党的最低纲领即新民主主义革命纲领时,并没有把它同党的最高纲领即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纲领联系起来,他们不懂得也不准备去实践党的最高纲领。也就是说,他们的世界观并不是无产阶级的共产主义世界观,而是一个资产阶级的王国。这种资产阶级立场、世界观又没有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得到改造;当革命从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向社会主义革命阶段转变的时候,他们的思想并没有随着革命的转变而转变。相反,他们的身子虽然进了社会主义社会,思想却还停止在民主革命阶段,这就决定了他们对社会主义革命必然产生抵触甚至反对。资产阶级民主派的立场和世界观,代表资产阶级,就是右倾翻案风的阶级根源和思想根源。
  我们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是性质、对象、任务都有本质区别的两个革命阶段。前者发生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旧中国,它要解决的主要矛盾,是包括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在内的人民大众,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矛盾。所以它的性质是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它的任务,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下,推翻帝国主义、封建地主阶级和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在中国的统治,把革命引向社会主义。随着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我国的社会性质和主要矛盾已经发生变化。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成了国内的主要矛盾。这个主要矛盾,不仅存在于社会上,而且反映到党内。我们所进行的社会主义革命,就是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革命。革命的锋芒主要是指向资产阶级,指向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它的任务是要用无产阶级专政代替资产阶级专政,用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并在长期的阶级斗争中逐步造成资产阶级既不能存在又不能产生的条件,最后消灭阶级,实现共产主义。一九四九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标志着社会主义革命阶段的开始。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指引下,二十多年来,社会主义革命已经取得了伟大的胜利,但是还远远没有完结,还在继续深入发展。革命转变了,向前发展了,要求人们的思想也要随着革命的转变而转变,随着革命的发展而发展。如果思想还停止在旧阶段,用资产阶级民主派的立场和世界观来认识和对待社会主义革命,那就会代表资产阶级,就会成为走资派,成为社会主义革命的对象。
  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以后,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指引下,广大工人、贫下中农,广大党员、干部没有停顿,而是沿着社会主义道路继续前进。但是党内有一些人的思想还停止在民主革命阶段,不想沿着社会主义道路继续前进,继续革命了。不前进,就会倒退,不革命,就会搞复辟,不走社会主义道路,必然要走资本主义道路。列宁曾经指出:“有些人象小私有者一样看待对资本家的胜利,他们说:‘资本家已经捞了一把,现在该轮到我了。’”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不也是这样吗?他们害怕社会主义革命革到自己头上,触动私有制,触动他们所喜欢的资产阶级法权,触动他们要维护的传统观念,触动他们的资产阶级立场和世界观,成了资产阶级的代表。社会主义革命越深入,他们同革命的矛盾,同坚持继续革命的工人、贫下中农的矛盾,也就越尖锐。在社会主义革命的进程中,他们后退了,反对革命了。就是那个作为右倾翻案风“风源”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曾经反对农业合作化和人民公社化,支持包产到户,鼓吹“不管白猫黑猫,捉住老鼠就是好猫”的谬论,后来又反对文化大革命,镇压革命群众运动,现在又闹翻案、搞复辟。从资产阶级民主派到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从民主革命时期党的同路人到社会主义时期的反对派、复辟派,从思想停止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到搞修正主义,这不正是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所实际走过的道路吗?
  历史的经验和现实的斗争都说明,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思想还停止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就会搞修正主义,推行修正主义路线。毛主席指出:“修正主义是一种资产阶级思想。修正主义者抹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区别,抹杀无产阶级专政和资产阶级专政的区别。他们所主张的,在实际上并不是社会主义路线,而是资本主义路线。”从思想体系和阶级根源来看,资产阶级的立场、世界观和修正主义是一致的。机会主义、修正主义是工人运动中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派别和思想,它的特征是叛卖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向资产阶级投降。修正主义者总是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鼓吹阶级调和论,阶级斗争熄灭论和唯生产力论,总是用这些修正主义谬论,来反对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反对无产阶级专政。从伯恩施坦、考茨基到托洛茨基、布哈林,从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到刘少奇、林彪,都是这么干的。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也是这样。他迫不及待地抛出“三项指示为纲”的修正主义纲领,鼓吹阶级斗争熄灭论和唯生产力论,以此来否定党的基本路线,同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关于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相对抗;并用它来干扰、破坏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学习运动和评论《水浒》;用它在各个领域推行修正主义路线。去年在教育、科技、文艺以及其他战线出现的反对毛主席革命路线,反对文化大革命和社会主义新生事物的各种奇谈怪论,就是根据“三项指示为纲”这个修正主义纲领派生出来的。思想停止在民主革命阶段,否认社会主义时期的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就必然要搞修正主义。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刮起的右倾翻案风,又一次说明了这一点。
  毛主席说:“什么‘三项指示为纲’,安定团结不是不要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这是对“三项指示为纲”的修正主义纲领的深刻批判。二十多年来,我们所进行的社会主义革命已经取得了伟大的胜利,但是,阶级斗争并没有熄灭。失败的阶级,人还在,阶级还在,还要挣扎,时刻梦想着复辟;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还存在,大量未改造好的知识分子还存在;小生产的习惯势力和传统影响还存在,还在产生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所有这些不是人们都看见了的事实吗!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理人,刘少奇、林彪反党集团妄图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的阴谋活动,不是使人们感到惊心动魄吗!林彪一类党内新的资产阶级分子的产生,不是给我们以深刻的教育吗!清华大学的同志说得好:走资派还在走,投降派确实有。在这种情况下,能说阶级斗争熄灭了吗?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抛出“三项指示为纲”,鼓吹阶级斗争熄灭论和唯生产力论,并不是要真正熄灭阶级斗争,他们是要扑灭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斗争,而代表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进行斗争。他们要安定团结、发展生产是假,不要无产阶级专政,而要资本主义复辟才是真的。他们的修正主义路线是破坏安定团结、破坏社会主义生产的。这就从反面告诉我们,必须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从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各个方面,加强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不断地把社会主义革命推向前进。
民主革命胜利以后,是把革命停止在旧阶段不再前进,还是坚持搞社会主义革命,为最终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也就是说要不要坚持不懈地革资产阶级的命,这是无产阶级革命派和资产阶级民主派、马克思主义者和修正主义者的一个根本分歧。社会主义时期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正是围绕着这个问题展开的。修正主义路线的头子因为他们自己代表资产阶级,都反对革资产阶级的命,特别反对革党内资产阶级的命。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为什么对文化大革命那么反感?为什么把文化大革命中涌现出来的社会主义新生事物,看成眼中钉、肉中刺,千方百计地想把它们“整”掉,而对文化大革命批判过的资本主义、修正主义的黑货,又那么舍不得,总想把它们恢复过来?就是因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实质上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政治大革命”。这场大革命摧毁了刘少奇、林彪两个资产阶级司令部,批判了他们的修正主义路线,整了党内走资派,革了党内资产阶级的命,批判了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对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教育、文艺及其他上层建筑进行了改革。所有这些,同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所代表的资产阶级利益,所顽固坚持的资产阶级立场和世界观是相对抗的,同他们极力要走的那条资本主义道路是背道而驰的。这就决定了他们必然要充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反对派。人们还清楚地记得,就是那个带头刮右倾翻案风的人,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同刘少奇一起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企图把轰轰烈烈的革命群众运动镇压下去。然而,这种倒行逆施并没有能够扭转革命车轮的前进,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取得了伟大的胜利。但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并没有从中吸取教训,仍然代表资产阶级,用修正主义的眼光来看待这场大革命,把文化大革命以后的大好形势看成一团漆黑,总认为这也不行,那也不好,不翻案、不复辟就不舒服。“只要人家说你复辟了,你的工作就干好了”。这个自白把不肯改悔的走资派代表资产阶级搞复辟的反动立场暴露得清清楚楚了。他们的这次表演,又一次证明了毛主席的英明论断:革命的谁胜谁负,要在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内才能解决。如果弄得不好,资本主义复辟将是随时可能的。全体党员,全国人民,不要以为有一二次、三四次文化大革命,就可以太平无事了。千万注意,决不可丧失警惕。
要把社会主义革命推向前进,就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对社会主义社会各方面存在的资产阶级法权加以限制。这也是思想停止在民主革命阶段的人不能接受而要加以反对的。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旧社会遗留下来的痕迹,存在着资产阶级法权,存在着三大差别。这些东西是产生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的土壤和条件。限制资产阶级法权,逐步地铲除和消灭旧社会遗留下来的痕迹,这是社会主义时期一项长期的任务。社会主义革命越深入,就越要把这个任务提出来,越要着手这方面的工作。毛主席指出:“我国现在实行的是商品制度,工资制度也不平等,有八级工资制,等等。这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所以,林彪一类如上台,搞资本主义制度很容易。因此,要多看点马列主义的书。”毛主席的指示反映了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要把社会主义革命推向前进的愿望和要求,也引起了思想停止在民主革命阶段的人的害怕和抵触。资产阶级法权正是那些要阻止革命前进的人的命根子,他们所欣赏、所追求的就是这一块资产阶级法权。他们总是把资产阶级法权看成天经地义、不能触动的,总想把它强化和扩大。当革命革到这些人的头上,要求限制他们维护的那部分资产阶级法权时,他们就要跳出来反对。不肯改悔的走资派为什么那样仇视从各个方面限制了资产阶级法权的新生事物?为什么对批判物质刺激、知识私有等资产阶级法权思想提出种种责难?为什么那样害怕提出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问题,并千方百计加以反对?为什么竟然明目张胆地同毛主席 的指示唱反调,胡说“限制资产阶级法权,也要有一个物质基础,没有,怎么限制?”就是因为他代表资产阶级,他要维护并强化资产阶级法权,维护并扩大 资产阶级赖以产生和存在的基础。这就进一步暴露了不肯改悔的走资派的资产阶级立场和世界观。
   由于思想停止在民主革命阶段,因而同社会主义革命相抵触甚至相反对,这是二十多年来我们党内反复出现的一种历史现象。例如,一九五三年我们党决定实行统购统销政策,这是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一个重要步骤。当时党内就有人跳出来坚决反对,他们虽然顶着共产党员的称号,却成了城乡资本主义势力反对社会主义革命的代言人。在农业合 作化时期,刘少奇一伙大批砍掉合作社,而后又当算帐派,刮起一阵所谓合作社没有优越性的小台风。他们为什么会逆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潮流而动呢?他们想的做的为什么同几亿农民想的做的,是如此不同甚至相反呢?根本问题就是他们的思想还停止在民主革命阶段,他们总是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为少数人服务。正象毛主席所指出的:“他们老是站在资产阶级、富农、或者具有资本主义自发倾向的富裕中农的立场上替较少的人打主意,而没有站在工人阶级的立场上替整个国家和全体人民打主意。”又如,一九五七年资产阶级右派利用党的整风,向无产阶级发动猖狂进攻的时候,党内也有人主张资产阶级的纲领。他们同社 会上的资产阶级右派互相呼应,要求实行资产阶级的“民主”、“自由”和“平等”,反对党的领导,尤其反对党对教育、科学的领导,鼓吹什么“外行不能领导内行”,“教授治校”等口号。他们实际上是主张走资 本主义道路,反对走社会主义道路,反对无产阶级专政。一九五九年彭德怀右倾机会主义反对党的总路线,否定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再一次暴露了一些人的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本来面目。他们要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 推行资本主义的纲领和口号,这就不能不被社会主义革命的潮流所淘汰。
  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共产党内还会有一些人思想停止在民主革命阶段,用资产阶级的立场、世界观看待事物,这种现象并不奇怪。我们的党是伟大、光荣、正确的党。在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 线指引下,党所领导的革命事业取得了伟大的胜利。 但由于我们党在过去长时期内所领导的革命运动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质的,因此有不少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参加到革命队伍中来,包括加入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他们中有许多人接受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育,经过长期革命斗争的锻炼,已经逐步抛弃了资产阶级世界观,接受或树立了无产阶级的立场和世界观。但也还有少数人受资产阶级思想影响很深 而又没有接受党的教育和改造,他们的立场、世界观没有发生变化。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着资产阶级,它的思想也必然会影响到无产阶级先锋队中某些人,使他们变为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修正主义者。这些人的世界观总是要在政治问题和思想问题上用各种办法顽强地表现出来,要他们不表现是不可能的。因此,无产阶级政党对于这种要按照资产阶级的面貌来改造党、改造社会的企图,必须进行坚决的斗争。对于犯有错误的同志,我们党历来的方针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在当前这场斗争中,我们要继续执行这个方针,耐心地帮助犯有错误的同志,改正错误,以搞好团结,搞好工作。
毛主席说:“我们反对革命队伍中的顽固派,他们的思想不能随变化了的客观情况而前进,在历史上表现为右倾机会主义。这些人看不出矛盾的斗争已将客观过程推向前进了,而他们的认识仍然停止在旧阶段。一切顽固党的思想都有这样的特征。他们的思想离开了社会的实践,他们不能站在社会车轮的前头充任向导的工作,他们只知跟在车子后面怨恨车子走得太快了,企图把它向后拉,开倒车。”在社会主义革命的车轮滚滚向前的时候,顽固地要把车子停下来、向后拉的人,总是会有的,过去有,现在有,将来还会有。不肯改悔的走资派不正是从这方面在给我们上课吗?但是,他们总是少数,真理不在他们手里,群众不在他们一边。群众要求革命,翻案不得人心。无产阶级必将战胜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社会主义必将战胜资本主义,共产主义一定能够在全世界实现,这个历史发展的总趋势是谁也改变不了的。
坚持文艺革命,反击右倾翻案风
初澜
  去年夏、秋,当教育界、科技界右倾翻案风甚嚣尘上的时候,文艺界同样很不平静:谣言纷起,浊浪翻滚。其攻击的矛头,肆无忌惮地指向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指向伟大领袖毛主席。
  人们不禁要问,文艺界的这股黑风又是从哪里刮出来的?现在很清楚,风源还是出自那个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这就表明,文艺界的斗争,也不是孤立的、偶然的现象,它有深刻的政治背景,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生死搏斗的一个重要方面。资产阶级在哪里进攻,无产阶级就要在哪里将它击退。现在是文艺战线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时候了!
  毛主席在一九六二年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指出:“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亿万人民参加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从文化教育阵地开始发起的。代表着地主资产阶级利益的党内走资派,总是把教育革命、文艺革命视为眼中钉、肉中刺,必欲除之而后快。他们的反攻倒算,也是首先从这里下手。
文艺界的右倾翻案风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集中攻击革命样板戏,妄图以此为突破点,否定以革命样板戏为标志的无产阶级文艺革命,翻文化大革命的案,让修正主义文艺黑线卷土重来,取代文化大革命以来毛主席革命路线在文艺领域的正确领导,以达到从文艺舞台到政治舞台复辟资本主义的罪恶目的。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从兴起到现在,已经十年了。文艺界的十年,是旧貌变新颜的十年,是变资产阶级专政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十年。文艺革命带来的巨变,主要的标志,就是一大批革命样板戏的相继问世。对革命样板戏是肯定还是否定,一直就是文艺战线两个阶级、两条路线斗争的焦点。无产阶级的辉煌胜利,必然是资产阶级的惨痛失败。革命样板戏所展示的方向、道路,所产生的深远影响及其作为榜样的力量,使资产阶级又恨又怕,因此,他们总要制造各种奇谈怪论进行诽谤。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制造了所谓“样板戏不能一花独放”的谬论,随之从阴暗的角落就吹出了“样板戏阻碍文艺发展”的冷风。
  革命样板戏究竟是“一花独放”还是促进了社会主义文学艺术的“百花齐放”?是“阻碍”还是推动了文艺创作的发展?这是一个必须辩论清楚的大是大非问题。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在革命样板戏带动下,戏剧、文学、电影、音乐、舞蹈、曲艺、美术、摄影等都有所发展,特别是近年来,无论在质量方面或数量方面,更有新的飞跃。仅在最近两年到首都参加文艺调演的戏剧、音乐、舞蹈、曲艺、木偶、皮影的节目,就有一百九十多台。再拿曾经是比较薄弱的故事影片创作来说,近年来也加快了步伐,出现了不少思想性、艺术性都比较好的影片。可以断言,如果没有革命样板戏的带动,就很难出现象《春苗》、《决裂》、《第二个春天》、《闪闪的红星》、《青松岭》、《难忘的战斗》等这样一些优秀的故事影片。一大批表现了中国劳动人民勤劳智慧,体现了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方针的科教影片涌现出来了,有力地批判了洋奴哲学。广大革命文艺工作者,认真学习革命样板戏的创作经验,创作了大批新作品。全国各地的剧种、曲种,普遍移植了革命样板戏,有力地促进了这些艺术品种的新发展。至于群众性的业余文艺创作,这几年更是空前活跃,生气勃勃。总之,大量的事实证明,以革命样板戏为标志的文艺革命,促进了社会主义文艺的日益繁荣,促进了艺术品种和艺术风格的多样化,呈现出百花齐放、欣欣向荣的局面。
  请问右倾翻案风的鼓吹者,你们攻击革命样板戏“一花独放”、“阻碍文艺发展”,根据何在?你们把眼睛瞪得那么大,可是对铁一般的事实,却一概视而不见,死死抱住一个不承认主义,硬给革命样板戏定下罪名,这不是太霸道了吗?革命样板戏这样一种革命的政治内容和艺术形式比较完美地统一的艺术珍品,赢得了广大工农兵的衷心赞美,他们争看样板戏,学唱样板戏,样板戏已是家喻户晓,深入人心。然而那个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竟然一次都不肯去看,还捏造说“现在样板戏都卖不出去票了”。这不是无中生有、造谣诬蔑又是什么?文化大革命之前,当旧戏充斥舞台时,上座率常常很低,有时甚至台下的观众比台上的演员还少,党内的走资派何曾说过“卖不出去票了”?对于文艺舞台上泛滥一时的封、资、修货色,他又何曾指出过那是地主资产阶级的“一花独放”?非但没有,而且热心提倡,赞不绝口。今天,当无产阶级的革命文艺刚刚占领舞台,他就气势汹汹地横加指责。两相比较,他爱什么,恨什么,站在哪个阶级的立场上为哪个阶级说话,难道不是一清二楚了吗?
  革命样板戏是不是对任何文艺的发展都不“阻碍”呢?不见得,革命样板戏对于社会主义文艺的发展无疑是促进,是推动;而对于那些封、资、修反动文艺的发展是决定地要限制,要阻碍的。这在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看来,是大快人心的好事。不破不立,不塞不流,不止不行,不把封、资、修的反动文艺打倒,无产阶级的革命文艺是建立不起来的。“俏也不争春,只把春来报”,革命样板戏这报春的红梅,必然而且已经迎来了社会主义文艺的满园春色,并且展示了更加灿烂的万紫千红的前景。放社会主义文艺之香花,锄封、资、修文艺之毒草,这始终是无产阶级在文艺领域坚定的阶级政策。不肯改悔的走资派的所谓“独放”论,实际上就是要把革命样板戏这报春的红梅统统砍掉,从而抹杀社会主义文艺的百花齐放,让他所热心提倡的封、资、修反动文艺的毒草重新独霸舞台。
   “世上决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不肯改悔的走资派为什么对革命样板戏那么切齿痛恨?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由于革命样板戏塑造了一系列无产阶级的英雄典型。
  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教导我们:文艺应当为工农兵服务,应当表现“新的人物,新的世界”。十年前,在毛主席亲切关怀下产生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明确指出:“要努力塑造工农兵的英雄人物,这是社会主义文艺的根本任务。”这一根本任务的提出,有力地体现了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无产阶级培育的革命样板戏为实现这一根本任务,满腔热情、千方百计地塑造了一个个光彩夺目的无产阶级英雄典型,把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牛鬼蛇神赶下了文艺舞台,在革命的文艺史上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绩。正因为如此,社会主义文艺的根本任务就必然招致资产阶级的攻击,他们总是认为这也“不科学”,那也“不妥当”,巴不得有朝一日无产阶级会放弃这一根本任务。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所以一直不看革命样板戏,就因为工农兵英雄形象占领了文艺舞台而心里不舒服,联想到被赶下舞台的牛鬼蛇神,就更其黯然神伤。一九六四年,《奇袭白虎团》剧组为他组织专场演出,演员已经化好了装,但他就是执意不看,却偏要看吕剧的一出旧戏《姊妹易嫁》。十年后,他不但仍然坚持不看革命样板戏,而且对学习革命样板戏经验而创作的优秀作品也非常反感。电影《春苗》,他看了一半就拂袖而去,连声斥之为“极左”。相反,凡是和革命样板戏唱对台戏的作品,或者歪曲工农兵形象的作品,他就一见倾心,亲自出马,大力撑腰。总之,无产阶级支持的他偏反对,无产阶级反对的他偏提倡,就是要同无产阶级对着干,同《纪要》提出的社会主义文艺的根本任务对着干。是不是主张工农兵英雄人物占领文艺舞台,实质上就是承认不承认工农兵群众是我们国家的主人。党内走资派反对文艺歌颂和塑造工农兵英雄人物,就是代表资产阶级,否定工农兵群众在我们国家的政治地位。
  资产阶级攻击革命样板戏的再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因为革命样板戏的创作经验总是强调反映阶级斗争。这当然也触痛了他们的神经。
  马克思主义认为,阶级斗争是历史发展的直接动力,是社会变革的巨大杠杆。而修正主义者则非常害怕这一真理。“资产阶级‘希望’限制阶级斗争,歪曲并缩小它的概念,磨钝它的锋芒。”那个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抛出“三项指示为纲”的修正主义纲领,以目乱纲,以目代纲,目的在于否认阶级斗争这个纲,复辟资本主义。其理论基础就是阶级斗争熄灭论。这一反动谬论流毒深广,在各个领域都有表现。在文艺方面,就是否认现实生活普遍存在着阶级斗争,反对文艺作品表现阶级斗争。在所谓“三项指示为纲”的煽动之下,什么“生活中并不是到处都有阶级斗争”呀,什么“强调写阶级斗争就有点绝对化”呀,光怪陆离,不一而足。这些论调的共同特点,就是把矛头指向反映了我国各个革命历史时期阶级斗争的革命样板戏,反对在激烈的阶级斗争中塑造无产阶级英雄典型。他们甚至把革命样板戏在这方面和其它方面的创作经验统统诬蔑为“束缚创作精神”的“紧箍咒”,是作品“雷同化的根源”。其实,鼓吹阶级斗争熄灭论的人,他们自己是不熄灭的。
  从他们对革命文艺的反对声中,不就可以看出阶级斗争并没有熄灭吗?在文艺界,文化大革命以来的十年中,资产阶级哪一年曾停止过对文艺革命的进攻?历史和现实的经验告诉我们,阶级斗争熄灭论的乌鸦声聒噪得最响之日,恰恰是阶级斗争进行得十分激烈之时。那些反对革命文艺反映阶级斗争的论调本身,也正是意识形态领域阶级斗争激化的一种表现。革命样板戏占领文艺舞台,的确是修正主义宣扬阶级斗争熄灭论的一大障碍。他们为了打开复辟的道路,就一定要在大肆攻击革命样板戏的同时,极力为《三上桃峰》、《不平静的海滨》等受过批判的毒草、坏作品翻案,进行反攻倒算。煽阴风,造谣言,瞬息间似乎毒草不毒了,坏戏不坏了,黑画不黑了,香花也不香了。把文艺界这股颠倒黑白、混淆是非的右倾翻案风和教育界、科技界以及其它领域的类似情况联系起来,就足以说明:阶级斗争确实是“到处都有”,它的存在确实是“绝对”的。革命样板戏的创作经验强调表现阶级斗争,是“紧箍咒”吗?对了,对于你们所代表的资产阶级来说,岂止是“紧箍咒”,简直是千钧棒!是“雷同化的根源”吗?错了,你们所贩卖的阶级斗争熄灭论,才真正是修正主义文艺作品“雷同化的根源”。阶级斗争的存在谁也否认不了,革命文艺如果不去反映阶级斗争,就必然会滑到修正主义邪路上去。我们一定要遵循党的基本路线,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努力反映阶级斗争的重大题材,努力反映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马克思主义同修正主义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特别是要把反映无产阶级专政下和党内走资派的斗争作为重要的创作课题,使我们的文艺更加富于战斗性,更加深刻地反映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的特点和规律。
  当前文艺战线两个阶级、两条路线斗争的集中表现,归根到底,仍然是一个如何对待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问题。对于文化大革命前后文艺领域的状况,存在着截然相反的两种估计。无产阶级的结论是今胜昔。昔日的文艺界是被修正主义文艺黑线统治着,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正如毛主席曾经指出的,“许多部门至今还是‘死人’统治着”,文化部“如不改变,就改名帝王将相部,才子佳人部,或者外国死人部”。而今日的文艺界,无产阶级专了资产阶级的政,毛主席革命文艺路线阳光普照,社会主义文艺舞台到处莺歌燕舞。这一切,在资产阶级看来,却大不以为然了。他们是顽固的“今不如昔”论者。在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眼里,文艺革命这一新生事物,这也不是,那也不是;经过文化大革命锻炼成长起来的新的领导班子和革命文艺队伍,这也不行,那也不行。总之,他是横下了心,要“整顿”一番。于是,策划于密室,点火于基层。他们妄图强迫文艺界有的老知识分子“上书言事”,攻击党的文艺政策,诋毁文艺革命的大好形势;当这种企图受到抵制时,居然指令旁人捉刀代笔,简直到了不择手段的地步!在所谓“整顿”令的煽动下,社会上顿时出现了一股吹捧“十七年”修正主义文艺黑线,吹捧旧文化部,吹捧“四条汉子”的妖风,公然叫嚷什么“对十七年的文艺要重新估价”。为修正主义文艺黑线和旧文化部评功摆好,扬幡招魂,就是直接否定毛主席对解放后十七年文艺问题的历次批示,就是否定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线,让地主资产阶级的“还乡团”重新回到文艺界来称王称霸。一想到如此严重的资本主义复辟的图景,无产阶级和广大革命人民群众,每一个革命文艺战士能够答应吗?当然不能。我们只有一个回答: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决不允许轻易丧失,必须用战斗来保卫!
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从来就是针锋相对的。资产阶级越是仇视和攻击以革命样板戏为标志的无产阶级文艺革命,我们就越是要珍惜它,热爱它,捍卫它。当前,各条战线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继续和深入,关系着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我们一定要在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下,深刻认识这场斗争的实质和意义,狠批“三项指示为纲”这一修正主义纲领,深入开展革命大辩论,夺取无产阶级文艺革命的新胜利!
右倾翻案风与资产阶级法权
桂志
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大刮右倾翻案风,有深刻的阶级根源和思想根源,也有其经济基础。在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中,深入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弄清右倾翻案风与资产阶级法权的关系,对于我们认清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的资产阶级本性,提高对这场斗争重要意义的认识,自觉地坚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是很重要的。
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虽然取得了伟大的胜利,建立了并且正在不断地巩固和加强着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制度,但是,这同我们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时期所要完成的消灭阶级、消灭三大差别的任务比较起来还只不过是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最初步骤”。正如毛主席经常提醒我们的那样,社会主义社会中还长期存在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由于资产阶级法权的存在,在事实上还存在着不平等。我们的国家还是一个“没有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国家”。我们的经济基础还不稳固。产生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土壤依然存在。这种情况是不可避免的,因为社会主义社会是从资本主义社会中产生出来的,它在经济、道德和精神方面都不能完全摆脱资本主义的传统或痕迹。对于资产阶级法权,我们既要承认它,又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不能任其发展和扩大。不承认它,企图一下子把它扫除干净,实际上是不可能的。但是,如果对它不加以限制,任其发展和扩大,就会加强资产阶级的力量,助长党内新产生的资产阶级的复辟活动,我们就不但不可能向共产主义前进,而且会导致资本主义复辟。刘少奇、林彪推行修正主义路线,竭力维护和扩大资产阶级法权,使一部分单位不同程度地改变了社会主义的性质,不就是很深刻的教训吗?
限制资产阶级法权,这是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列宁曾经说过:“到现在为止的全部有记载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都是不断更替地由一些社会阶级统治和战胜另一些阶级的历史。这种情形,在阶级斗争和阶级统治的基础即私有制和混乱的社会生产消灭以前,将会继续下去。无产阶级的利益要求消灭这种基础,所以有组织的工人自觉进行的阶级斗争,也就应该指向这种基础。”(《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列宁这段话清楚地诉我们,只要阶级斗争和阶级统治的经济基础还存在,阶级斗争就不会止息,而消灭这种经济基础,则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进行阶级斗争的重要内容。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为了把革命事业推向前进,实现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总是要从实际出发,积极采取措施,限制资产阶级法权,“把自己的阶级敌人从最后的角落里赶走,挖掉他们统治的老根,铲除能够产生(必定产生)雇佣奴隶制、群众贫困和富人大发横财的肥壤沃土”(列宁:《被旧事物的破灭吓坏了的和为新事物而斗争的》)。而剥削阶级是不甘心于失败的,对其赖以存在的条件即经济基础被削弱以至被消灭,必然要进行顽强的反抗。我们对资产阶级法权越是加以限制,他们反限制的活动就会越是猖狂,这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阶级斗争的客观规律。在对待资产阶级法权这个问题上,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限制和反限制的斗争,是不可避免的,这种斗争必将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存在下去。
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为什么大刮右倾翻案风,要翻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案呢?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我们进一步限制了资产阶级法权。刘少奇、林彪两个资产阶级司令部被摧毁了,他们推行的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受到革命群众的批判,一大批对于限制资产阶级法权有着重要意义和作用的社会主义新生事物蓬蓬勃勃地生长和发展起来。面对这种情况,死死抱着资产阶级法权不放的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怎么能不耿耿于怀,又怎么能看得惯呢?社会主义新生事物是无产阶级战胜资产阶级的崭新成果,是社会主义革命深入发展的重要标志,革命人民无不为之欢欣鼓舞,而在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看来却是一团糟。例如,老中青三结合,包括革命老干部的发挥作用和革命青年干部的成长,对于他们把持各级领导机构,推行修正主义路线,是很不利的,因而强调做工作还得靠“老”走资派即妄图复辟资本主义的他们那一伙;工农兵上大学,打破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学校的一统天下,取消了资产阶级霸占教育阵地的特权,因而他们极力加以攻击,主张还是中学生直接上大学;科学技术人员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广大群众掌握科学技术,资产阶级对于科学技术的垄断被摧毁了,他们又丧失了一块“世袭领地”,因而也拼命反对,叫嚷什么不宜笼统提开门搞科研;合作医疗的广泛推行,赤脚医生的茁壮成长,我国广大农村缺医少药的落后面貌正在逐步改变,冲击着“城市老爷”们所把持的医疗卫生大权,这在他们看来,也是不能允许的,因而大肆攻击赤脚医生水平低,合作医疗是刮“共产风”;等等。总之一句话,他们从维护资产阶级法权的角度,用刘少奇、林彪也包括他们自己过去搞的修正主义那一套去衡量一切,对今天欣欣向荣的社会主义事业怎么看都不顺眼,什么都不如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前了。怎么办呢?只好“扭”,把一切都“扭”到修正主义路线上去,“扭”到资本主义道路上去。于是,在他们抛出的“三项指示为纲”的修正主义纲领下面,造出种种奇谈怪论,并以“整顿”为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涌现的社会主义新生事物大杀大砍。这就充分暴露了他们顽固坚持修正主义、反对马克思主义的反动立场。他们竭力推行一条与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根本对立的修正主义路线,反对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完全是代表了被推翻的地主资产阶级和新产生的资产阶级分子的利益,反映了这些阶级敌人安图复辟篡权的愿望。
在去年的一段时间内,右倾翻案风刮得那么凶,不是偶然的,它是社会主义革命日益深入激起了资产阶级强烈反抗的必然反映。前年年底,伟大领袖毛主席作了关于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指出:“列宁为什么说对资产阶级专政,这个问题要搞清楚。这个问题不搞清楚,就会变修正主义。要使全国知道。”毛主席在谈到社会主义制度时说:“总而言之,中国属于社会主义国家。解放前跟资本主义差不多。现在还实行八级工资制,按劳分配,货币交换,这些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所不同的是所有制变更了。”毛主席指出:“我国现在实行的是商品制度,工资制度也不平等,有八级工资制,等等。这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所以,林彪一类如上台,搞资本主义制度很容易。因此,要多看点马列主义的书。”毛主席的这些重要指示,指出了社会主义革命的性质、对象、任务和前途,强调了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对反修防修、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性和重要性,给我们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提供了强大的思想武器。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遵照毛主席的指示,深入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水平和理论水平有了提高,决心以阶级斗争为纲,更好地贯彻执行党的基本路线,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的胜利成果,积极扶持社会主义新生事物的成长。同时,广大工农兵群众、革命干部和革命知识分子,在认识提高的基础上,深入批判资产阶级法权思想,并抓紧调查研究,从实际出发,正在研究对资产阶级法权进一步加以限制的恰当措施,以逐步缩小三大差别,缩小等级差别,逐步创造使资产阶级既不能存在也不能再产生的条件,把社会主义事业推向前进。就是在这种形势下,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出于他们的资产阶级本性,感到大势不妙,迫不及待地跳了出来。他们不仅对于研究如何进一步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大泼冷水,甚至无理地不准提“资产阶级法权”这个概念,而且对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已经采取的一些革命措施也要反掉,赤裸裸地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对着干起来了。这一点也不奇怪。每当革命向前发展的时候,每当革命的新生事物出现的时候,总是有人要跳出来反对的。这是好事,而不是坏事。毛主席在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成立三周年的时候、“一部分人是反对抗大的,这就是国内的投降派和顽固派。这一点正是表明抗大是一个最革命最进步的学校,如若不然,他们就不会反对了。”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反对社会主义的新生事物,反对限制资产阶级法权,这说明我们做对了,触到他们的痛处了,同时也说明他们是坚持修正主义路线的顽固派和为资产阶级效劳的投降派。
刮右倾翻案风的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反对限制资产阶级法权,有一种论调,说什么:“限制资产阶级法权,也要有一个物质基础,没有,怎么限制?”这就是说,现在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物质基础还不具备。请问:要具备什么样的物质基础才能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呢?在无产阶级夺取全国政权以前的革命战争年代,从毛主席上井冈山到全国解放的长时期中,物质条件那么艰苦,我们能够实行军事共产主义,一没有那么多等级,二没有什么薪水,官兵平等,军民一致。现在,我们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指引下,经过二十多年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特别是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制度空前巩固,毛泽东思想深入人心,人们的思想觉悟有了很大提高,社会生产力有了很大的发展,物质条件比革命战争时期不知要好多少倍,难道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条件反而不具备了吗?总不能说因为现在物质条件比过去好,所以才不具备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物质基础吧!如果说现在社会产品还没有达到极大丰富的程度,这倒是事实。然而,只有到了社会产品极大丰富的时候才能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吗?如果那样,那就只好等到共产主义了。可是,现在不对资产阶级法权加以限制,资本主义就会复辟,生产力的发展就会受到阻碍,共产主义就不可能实现,社会产品的极大丰富也只能是幻想。可见,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胡说什么物质基础不具备,完全是反对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并进而反对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一种借口。从无产阶级革命的历史经验来看,修正主义路线的头子,往往是以不具备条件为名,行反对革命之实的。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为了走资本主义道路而反对社会主义革命,为了维护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的资产阶级法权而反对农业合作化运动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不都是把不具备条件作为他的一种借口吗?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所走的,还是刘少奇、林彪那一条修正主义路线。
我们对于资产阶级法权思想要继续批判,不批判就不能巩固在限制资产阶级法权方面已经取得的成果,就不能为进一步采取限制措施扫除障碍。但是,批判资产阶级法权思想,并不能完全代替在实际生活中限制资产阶级法权。限制资产阶级法权是有具体物原内容的。我们的目的是要逐步缩小直至在将来完全取消资产阶级法权,使人们“从形式上的平等转到事实上的平等”(列宁:《国家与革命》)。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玩弄的只能提批判思想而不能讲限制更不准提批判资产阶级法权的把戏,就是不允许触动资产阶级法权的一根毫毛,相反,还要加以无限止地发展和扩大。实际上,他们讲批判资产阶级法权思想,也是假的。他们对于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群众运动,对于广大群众起来积极批判和抵制资产阶级法权思想,不是怕得要死、恨得要命吗?他们对于资产阶级生活作风之类已经被群众批得很臭的东西,不是还很欣赏并且抱住不放吗?
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大刮右倾翻案风,反对限制资产阶级法权,成了资产阶级在我们党内的代理人,对每个党员、干部和每个革命者是一次很深刻的教育。严峻的阶级斗争现实告诉我们,随着社会主义革命的日益深入,自己的思想能不能跟上形势的发展,在限制资产阶级法权这个问题上会突出地表现出来。要不要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对限制资产阶级法权采取什么态度,这对于能不能坚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是一个重要的考验,是搞马克思主义还是搞修正主义的一个试金石。在我们党内和革命队伍里,有许多人是从民主革命时期走过来的,曾经为党为人民做了一些有益的工作。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他们中的多数跟随着工人、贫下中农的步伐,继续前进,但也有一部分人不想前进,思想仍然停留在民主革命阶段,有些人甚至后退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中央委员会告共产主义者同盟书》中说:“民主主义的小资产者根本不愿为革命无产者的利益而变革整个社会,他们所要求的社会制度的改变,是想使现存社会尽可能让他们感到满意而舒服。”这段话指出了某些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思想特征。我们的革命队伍中,也有类似的人。这些人,不了解历史的远景,他们受资本主义的陈规所束缚,就象小私有者那样盘算自己的利害得失,不考虑实现共产主义这个无产阶级革命的最终目的。民主革命任务完成了,自己的目的就达到了,不想继续革命了。社会主义革命每前进一步,他们都若有所失,对于限制资产阶级法权,他们就有反感。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就是这样一些人的代表。然而,社会总是要前进,历史总是要发展,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决不能停滞不前。当着无产阶级和革命群众沿着马克思主义路线继续革命的时候,他们就有可能充当阻挡革命洪流前进的顽固派的角色。一切愿意继续革命的同志,都要认识阶级斗争的这种规律,认真看书学习,努力改造自己的世界观,做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促进派,跟着工人、贫下中农一道继续前进。
毛主席说:“想要阻挡潮流的机会主义者虽然几乎到处都有,潮流总是阻挡不住的,社会主义到处都在胜利地前进,把一切绊脚石抛在自己的后头。”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大刮右倾翻案风,向无产阶级反攻倒算,反对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妄图阻挡历史车轮前进,搞复辟倒退,这是痴心妄想。深入开展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必将大大提高广大群众和干部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自觉性,进一步削弱资本主义复辟的经济基础。在当前反击右倾翻案风这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个阶级、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两条路线的大搏斗中,我们要认真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努力钻研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深入批判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抛出的“三项指示为纲”的修正主义纲领,认清走资派还在走对于社会主义事业的危险性,积极扫除前进道路上的障碍,夺取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新胜利。
不许篡改革命接班人的五条标准
赵源
随着反击右倾翻案风斗争的逐步深入,人们越来越清楚地看到,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提出“三项指示为纲”的修正主义纲领,顽固地推行一条与毛主席革命路线相对抗的修正主义路线,大刮右倾翻案风,从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向无产阶级发动了全面进攻。为了实现复辟资本主义的反动政治目的,他们在干部和领导班子问题上也散布了大量的奇谈怪论,极力反对和篡改毛主席提出的关于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五条标准。揭露和批判这些奇谈怪论,坚持革命接班人的五条标准,是反击右倾翻案风的一个重要方面。
毛主席总结了国内外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特别是鉴于赫鲁晓夫叛徒集团篡夺苏联党和国家领导权的深刻教训,完整地提出了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五条标准。这就是: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为中国和世界大多数人谋利益;能够团结大多数人,但要特别警惕赫鲁晓夫那样的个人野心家和阴谋家,防止这样的坏人篡夺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有事同群众商量;勇于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五条标准,最基本的是搞马克思主义,不搞修正主义。“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搞马克思主义,全心全意为中国和世界大多数人谋利益,就能够团结大多数人一道工作,模范地执行党的民主集中制,密切联系群众,严于解剖自己,勇于批评和自我批评。反之,搞修正主义,为少数剥削阶级分子效劳,就必然搞宗派,闹分裂,脱离群众,坚持错误路线。因此,我们培养和选拔革命接班人,首先要看他是搞马克思主义还是搞修正主义,是不是坚持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坚决按照毛主席提出的五条标准培养革命接班人,注意老、中、青三结合,才能保证我们党和国家的领导权掌握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手中,彻底推翻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用无产阶级专政代替资产阶级专政,用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最终实现共产主义。这是关系到我们党和国家命运和前途的极其重要的问题,是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百年大计,千年大计,万年大计。
究竟按照什么标准培养接班人,历来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两个阶级、马克思主义同修正主义两条路线斗争的一个原则问题。刘少奇、林彪等修正主义路线的头子,从反革命的政治需要出发,都曾提出过一套修正主义的标准。刘少奇抛出黑《修养》、黑“六论”,用封、资、修的思想毒素腐蚀共产党员和革命干部;林彪则采取鱼目混珠、以伪乱真的手法,用所谓“高举”、“突出”、“干劲”三个条件取代毛主席的五条标准。他们的共同特点,都是不谈马列主义,不谈路线,不谈为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谋利益,妄图按照他们资产阶级的面貌改造我们的党,改造干部队伍,实现其复辟资本主义的罪恶阴谋。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袭用了刘少奇、林彪的老谱,公然篡改毛主席关于培养革命接班人的五条标准。他完全抛弃了阶级斗争这个纲,抛弃了党的基本路线,起劲地叫嚷什么要起用“敢字当头”、“不怕个人被打倒”的干部呀,要“整顿”“软、懒、散”的领导班子呀,等等。这些奇谈怪论,正是他那个“三项指示为纲”的修正主义纲领在干部问题上的必然反映。我们要用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观点,去剖析这套修正主义谬论的反动实质,揭露其险恶用心。
“敢”与“不敢”,从来不是抽象的,它总是包含着具体的阶级内容,同一定的路线相联系的。无产阶级的“敢”同资产阶级的“敢、内完全相反。在同国内外阶级敌人的激烈搏斗中,在同党内机会主义路线的尖锐斗争中,在一切艰难险阻面前,毛主席一贯教导我们,要有无产阶级大无畏的英雄气概和彻底革命精神,敢于斗争,敢于胜利。这样的敢,无疑是应当发扬的。“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征途中,我们就是要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指引下,敢于同资本主义斗,敢于同修正主义斗,敢于同错误倾向斗,乘风破浪,不断前进,攀登新的高峰,夺取新的胜利。提出“三项指示为纲”的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离开阶级斗争这个纲,离开党的基本路线,大谈其“敢字当头”,他到底是要干什么呢?大量的事实表明,他不讲党的基本路线,正是为了推行他那条修正主义路线,他不要无产阶级向资产阶级进行斗争这个纲,正是要代表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进攻。这样的“敢字当头”,只能是意味着敢于对抗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敢于颠覆无产阶级专政,敢于复辟资本主义。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气势汹汹地叫嚷“不怕个人被打倒”,这无非是给坚持资本主义道路的复辟势力撑腰打气,鼓动他们敢于向无产阶级挑战,翻文化大革命的案,向革命群众反攻倒算。在右倾翻案风甚嚣尘上的时候,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曾经得意忘形地说:“只要人家说你复辟了,你的工作就干好了。”这个自白,真是淋漓尽致地活现出一副复辟狂的面目,道破了他们“敢字当头”的阶级实质,很可以擦亮那些天真善良、有点书生气的人们的眼睛。列宁说得好:“从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是一整个历史时代。只要这个时代没有结束,剥削者就必然存着复群希望,并把这种希望变为复辟行动。被推翻的剥削者不曾料到自己会被推翻,他们不相信这一点,不愿想到这一点,所以他们在道到第一次严重失败以后,就以十倍的努力、疯狂的热情、百倍的仇恨投入战斗,为恢复他们被夺去的‘天堂”、为他们的家庭而斗争”。(《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你看,被推翻的剥削者不是很有点“敢字当头”的味道吗!在或者是无产阶级专资产阶级的政,或者是资产阶级专无产阶级的政这样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面前,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抛弃阶级斗争这个纲,抛弃党的基本路线,抽象地谈“敢字当头”,并妄图用以篡改毛主席关于革命接班人的五条标准,要把我们的广大干部引向哪里去,不是很清楚吗?然而,他们的用心是徒劳的。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锻炼和考验的广大共产党员和革命干部,已经识破了他们的险恶用心,并正在与之作坚决的斗争。
各级领导班子实行老、中、青三结合,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出现的社会主义新生事物,是按照毛主席提出的五条标准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好形式。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指引下,经过文化大革命,经过批林批孔,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评论《水浒》,我们各级三结合的领导班子不断完善,更加朝气蓬勃,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当然,三结合的领导班子在前进中也还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需要加强自身的革命化建设。领导班子的建设,最根本的,是以阶级斗争为纲,端正思想政治路线。思想政治路线端正了,其他问题才能得到更好的解决。所谓整顿“软、懒、散”,离开阶级斗争这个纲,不从路线上看问题,就不可能有正确的标准和正确的做法。为了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我们的各级领导班子必须成为能够坚决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有战斗力、有革命干劲、紧密团结的坚强指挥部。但如果路线错了,又不及时改正,岂不是越“硬”越糟吗?方向不对,只拉车不看路,岂不是越“勤”离毛主席革命路线越远吗?难道可以不问路线是非,认为凡是领导成员间有分歧、有斗争,就一概是“散班子”吗?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脱离阶级斗争这个纲,大整所谓“软、懒、散”的领导班子,他的目的,说穿了,就是要全盘否定老、中、青三结合,扼杀这一社会主义新生事物,就是要打击坚持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干部,排斥文化大革命中涌现出来的新生力量,把那些热衷于搞资本主义、修正主义的人塞到各级领导班子中去,建设一个搞马克思主义是“软”的,而搞修正主义却是“硬”的领导班子,以同无产阶级争夺领导权,为复辟资本主义作组织上的准备。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不是说什么干部不管犯过什么错误都要用吗?这并不是在关心犯错误的干部,而是力图把那些对文化大革命不满,要算文化大革命的帐的人都网罗起来,组成他们大刮右倾翻案风的“硬”班子。广大革命干部,包括犯过错误,已经或者愿意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的同志,千万不要上当!试看,教育界、科技界曾经被他们把持了领导权的某些部门,右倾翻案风刮得最凶,修正主义沉渣泛起,不就是他们搞所谓“整顿”的标本吗?
一切革命的同志们,要认真学习毛主席关于党的建设的教导,重温毛主席在文化大革命中关于领导干部、共产党员思想作风问题的许多重要教导。毛主席指出:“党组织应是无产阶级先进分子所组成,应能领导无产阶级和革命群众对于阶级敌人进行战斗的朝气蓬勃的先锋队组织。”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当然必须是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毛主席还说过:“国家机关的改革,最根本的一条,就是联系群众。”毛主席非常鲜明地把党组织包括各级党委的无产阶级性质放在第一位,非常重视联系群众,把它作为改革国家机关的根本问题提出来,因为只有密切联系群众的无产阶级先锋队,才能够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同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进行斗争,反对修正主义,限制资产阶级法权,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伟大事业而斗争到底。这同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把党的建设说成只是反对所谓“软、懒、散”,是一个多么尖锐的对照!搞社会主义还是搞资本主义这样两条相对立的路线,不是非常清楚吗?刮右倾翻案风的人抹杀和对抗毛主席的这些指示,用什么“几个字”来篡改和代替它,我们难道不应当重新学习和坚决执行毛主席这些指示吗?
毛主席指出:“为了保证我们的党和国家不改变颜色,我们不仅需要正确的路线和政策,而且需要培养和造就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在主席的这一论断,精辟地阐明了党的政治路线与组织路线的辩证关系,阐明了在贯彻执行党的政治路线的过程中干部所起的重要作用。毛主席为我们党提出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制定了党在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和政策。为了确保这条马克思主义路线得以贯彻并坚持到底,我们必须按照毛主席提出的五条标准,从上到下地、普遍地、经常不断地注意培养和造就革命事业接班人,把无产阶级的优秀分子选拔到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岗位上来。刮右倾翻案风的人那样狂热地在干部和领导班子问题上大做文章,充分说明他们十分懂得接班人的重要。他们不仅有一条与毛主席革命路线相对抗的修正主义政治路线,而且有一套篡党夺权的组织措施。一旦得逞,他们就要继续实现刘少奇、林彪的反革命未竟事业,变无产阶级专政为资产阶级专政,整个中国就要改变颜色了。伟大领袖毛主席高瞻远瞩,洞察一切,亲自发动和领导了这场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这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一切不愿意中国变修的工人、贫下中农、共产党员、革命干部和革命知识分子,都要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地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一边,把反击右倾翻案风的伟大斗争进行到底!
继续革命 永不停步
中国共产党本溪市委员会书记 罗定枫
伟大领袖毛主席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曾经教导我们:“不要吃老本,要立新功!”最近,毛主席又再次提醒我们要正确对待文化大革命。毛主席的话语重心长,充分体现了对老干部的关怀和爱护,为我们老干部指明前进的方向。在当前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中,我重温毛主席的教导,回顾自己走过的道路,感到十分亲切,决心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指引下,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永不停步。
我是抗日战争初期参加革命的。在战争年代,我跟着党走,打日本帝国主义,打蒋介石,方向明,决心大,总感到有一般使不完的劲。可是进城以后,特别是在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在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影响下,自己前进的步子就逐渐慢了下来,甚至一度走上了资本主义道路。为什么我对党所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能持积极态度,对同样是党所领导的社会主义革命却不那么积极,经常处于被动状态,甚至犯了走资派的错误呢?这当中有许多深刻的教训。其中带根本性的一条,就是在进入社会主义革命时期以后,自己的思想仍然在很大程度上停留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没有社会主义革命的精神准备,对社会主义革命的性质、对象、任务和前途缺乏深切的理解。建国以来二十多年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特别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实践证明,不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头脑,提高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觉悟,是过不好社会主义革命这一关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的基本结束和社会主义革命阶段的开始。为了使我们的思想能适应这一革命的转折,建国前夕,毛主席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就指出,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胜利后,国内的主要矛盾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就是要解决这个矛盾,要实行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彻底消灭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改造小生产,限制资产阶级法权,铲除滋生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土壤,为实现共产主义创造条件。这同过去民主革命时期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斗争,在性质上有着根本的区别。思想停留在民主革命阶段,看不到主要矛盾的变化,看不到革命性质的变化,就会忘记阶级和阶级斗争,就会对社会主义革命不理解、有抵触,甚至反对。
在民主革命取得胜利后,我认为三座大山推翻了,革命成功了,该喘喘气、过好日子了。这样,就很自然地接受了刘少奇所谓的“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等修正主义黑货。毛主席领导的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运动,使我受到了很大的教育,感到革命并不象自己原来想的那样已经到头了。可是,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又认为这回可差不多了,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建立,社会主义革命大功告成了。这时,刘少奇一伙胡说什么“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已经基本上解决”,国内的主要矛盾“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自己又一拍即合,上当受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前,我在鞍山市委工作,抓过一段工业。当时自己错误地认为,“鞍钢宪法”战胜了“马钢宪法”,党对企业的领导和政治挂帅的问题基本上解决了,工作重心应该是发展生产了。所以,放松了阶级斗争,没有贯彻执行“鞍钢宪法”,却执行了刘少奇的修正主义办企业路线,大搞“奖金挂帅”、“物质刺激”,把社会主义企业引向了邪路。这一个又一个的教训,实在太深刻了。
一九六五年,毛主席在批判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时曾经指出:“整个过渡时期存在着阶级矛盾、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两条道路斗争。忘记十几年来我党的这一条基本理论和基本实践,就会要走到斜路上去。”这是一个千真万确的真理。我之所以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往往很不理解,往往执行得很不认真,很不得力,而对代表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的修正主义路线往往易于接受,原因就在于看不到或者不承认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看不到或者不承认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和两条道路的斗争,背离了我们党的基本理论和基本实践。
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不仅要懂得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还要进一步搞清楚社会主义革命的主要对象。在社会主义社会中,被打倒的地主资产阶级决不甘心于他们的失败,总是妄图复辟。同时,由于资产阶级影响的存在,小生产影响的存在,资产阶级法权的存在,还会不断地产生新的资产阶级分子。社会上的阶级斗争必然反映到党内来,党内就会产生代表资产阶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搞社会主义革命,应当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应当知道党内还有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毛主席在我国农村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期间,曾经明确指出:“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中共中央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通知》中,毛主席也告诫我们:“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我们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就是要与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作斗争。去年夏季前后,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提出“三项指示为纲”的反动纲领,刮起一股右倾翻案风,妄图改变党的基本路线,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这又一次说明,当前的主要危险仍然是修正主义,代表地主资产阶级利益在党内搞修正主义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还在走。我们必须深入地批判这一条修正主义路线,反击右倾翻案风。
我国革命的实践经验证明,少数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期的革命者,在社会主义革命阶段如果不注意自己的思想改造,不能随着工人、贫下中农的步伐前进,思想仍然停留在民主革命阶段,就有可能转化成为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成为社会主义革命的对象。这种现象并不奇怪。列宁曾经指出:“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过程中,许多人加入我们的党,并不纯粹是由于拥护我们党的无产阶级纲领,而主要是因为看到我们党为争取民主而进行了光辉的坚决的斗争,他们在接受无产阶级政党的革命民主主义的口号时,并没有把这些口号同社会主义无产阶级的整个斗争联系起来。”(《“无产者报”扩大编辑部会议》)思想停留在民主革命阶段的人,正是这样。他们在民主革命阶段还可以部分地同意无产阶级政党的最低纲领,在党的领导下为革命做一些有益的工作。但是,到了社会主义革命时期,有的人就在革命中途停下来不再继续前进了,就后退了,甚至反对革命了。当社会主义革命日益深入,要限制到他们喜欢的那一部分资产阶级法权的时候,他们就很有反感,就会抵触革命,反对革命,走向革命的对立面,成为代表资产阶级的走资派。
思想停留在民主革命阶段,是资产阶级世界观的反映。要使自己的思想跟上社会主义的前进步伐,就必须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自己,在革命斗争实践中对资产阶级世界观进行一番彻底的改造。记得在五·七干校学习期间,有一次到农场参加生产劳动,有位女工亲切地对我说:“老罗,你过去是市委书记,是大官老爷,咱普通工人见到你都很难。现在,你能同咱一块干活,也敢叫你老罗了,你可不要再变了!”这位农场女工的话对我教育很大。我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前,当官做老爷,工农感情丢掉了,政治上思想上已经部分地变质了。如不改变这种状况,不同工农群众一道革命,就要被历史所淘汰。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的教育,我比较地注意了改造世界观,注意了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克服当官做老爷的思想。在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运动中,我到本溪市合金厂和工人、基层干部一起学习理论,批判修正主义,一起进行调查研究,解决办企业的路线和领导权问题。通过一段蹲点调查,我亲眼看到了工厂经过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发生的深刻变化,看到社会主义新生事物和新生力量茁壮成长,看到大好形势和大好形势下的阶级斗争,进一步提高了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自觉性。当然,“世界观的转变是一个根本的转变”不能一蹴而就,也不能一劳永逸。用无产阶级世界观代替资产阶级世界观,需要经过长期的痛苦的磨练。但是,只要坚持不断地注意自己的思想改造,就能够做到在继续革命的道路上永不停步。
当前正在开展的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继续和深入。我决心站稳无产阶级立场,旗帜鲜明地同修正主义路线作斗争,并在斗争中继续努力改造世界观,正确对待文化大革命,正确对待群众,正确对待自己,为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巩固和发展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而战斗!
读点哲学 继续批孔
孔丘的亡灵与教育界的奇谈怪论
冯天瑜
当前,在教育、科技、文艺等领域,一场批判修正主义路线、回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正在向纵深发展。随着斗争的深入,人们可以更加清楚地看到,在右倾翻案风的各种奇谈怪论中,贯穿着一条“克已复礼”的修正主义黑线,游荡着孔丘的亡灵。
生活在我国由奴隶制向封建制大转变的春秋末期的孔丘,面对奴隶制“礼崩乐坏”的局面,忧心如焚,惶惶不可终日。他把当时的一切社会改革都斥之为“无道”,认为从政治制度到教育制度,从人们的治学精神到道德品质,都是“一代不如一代”。为了实现“克己复礼”的反动纲领,孔丘四处游说,从政兴学,删诗订礼,反对奴隶的暴动和新兴地主阶级的“僭越”,反对包括教育改革在内的一切社会改革。今天,制造奇谈怪论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否认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教育革命蓬勃发展的大好形势,大唱“今不如昔”的反调,到处发指示,作报告,叫嚷“文化革命以来,教育革命总没有解决好”,因面就是要“扭”。他们从学校的培养目标到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等各个方面,都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相对抗,妄图把无产阶级教育革命事业前进的车轮,重新拉回到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的老路上去,复辟资本主义。请看,他们的言行和昔日的孔丘有着多么惊人的相似之处!
一
教育作为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专政的工具,是通过为一定的阶级培养人材体现出来的。所以,右倾翻案风的鼓吹者在企图扭转教育革命的方向时,首先着力于歪曲无产阶级的培养目标。为此,他们反对批判“读书做官”论,重新搬出了孔家店“学而优则仕”的陈货。
“学面优则仕”是孔丘的得意门徒子夏提出来的,这个口号集中概括了孔丘的办学目的。孔丘执教一生,就是为了替奴隶主贵族训练精通周礼的官僚。孔丘及其徒子徒孙都把读书做官看成天经地义的事情。子路说:“不仕无义”,(《论语·微子》》认为读书人不当官就不合道理;孟轲则说:“士之仕也,犹农夫之耕也”,(《孟子·滕文公下》》认为读书当官同农民种地一样理所当然。他们坚决反对士人成为劳动者,谁这样想、这样做,谁就搞乱了“君子”与“小人”的等级名分,谁就要遭到遗责。总之,读书是当官的阶梯,学校是培养劳心“君子”的殿堂,这就是孔丘办学的方向和道路。
孔家店精心修建“学面优则仕”这架“梯子”,其终极目的不仅仅是为了猎取个人的功名利禄,而是要儒家之徒挤进执政者的行列,借助国家机器的力量,推行儒家复古倒退的路线,以维护日益腐朽没落的奴隶制度,使整个奴隶主阶级逃避被推翻的灭顶之灾。孔丘说的“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论语·阳货》》就把这种意图表达得一清二楚。他的一些所谓“学而优”的弟子,当官以后正是这样做的。例如,那个被孔丘列为“政事”科“优等生”的子路,到鲁国新兴封建主季氏那里当“家宰”,实际上是充当内奸,制造了“堕三都”事件,削弱了鲁国的新兴势力。另一名被孔丘列为“文学”科“优等生”的子夏,在魏国当魏文候的老师时,幕后操纵国政,让旧贵族魏成子取代法家李锂担任魏相,导致李埋变法中途夭折。孔门师徒的行径充分说明,“学而优则仕”的要害是“复礼”。韩非就看出了这一点,他曾警告新兴的封建统治者,如果重用那些沿着“学面优则仕”道路爬上来的儒生,便有亡国灭朝之祸。
几千年来,一切反动统治阶级一直坚持“学而优则仕”这条道路,把读书当做爬上统治地位的进身阶梯,使学校成为训练剥削阶级“治人者”、“劳心者”的地方,教育成了对劳动群众专政的武器。今天,无产阶级就是要翻这个历史的旧案。毛主席规定的应该使受教育者“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的培养目标,以及毛主席关于“要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到学校学几年以后,又回到生产实践中去”的指示,就是要拆掉“学而优则仕”的“梯子”,同孔孟之道的传统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文化大革命中,教育战线涌现出来的一系列新生事物,例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学生社来社去,“七·二一”工人大学广泛兴办,等等,就都是毛主席这一光辉思想的具体实践。然而,刮右倾翻案风的人对于这幽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社会主义新生事物,却一百个看不惯;对于拆掉读书做官的“梯子”,一千个不同意。他们大叫大嚷:“不培养干部,办大学干什么?”“学校就培养工人、农民,这样学校就取消了。”这些奇谈怪论清楚地表明,他们在学校的培养目标上如此顽固地反对毛主席的《七·二一指示》,反对党的教育方针,就是仍然要坚持孔家店的“学而优则仕”的道路,千方百计地保留读书做官这架“梯子”,以扩大资产阶级法权,扩大三大差别,为资本主义复辟培植社会基础。因此,无产阶级决不能迁就他们,迁就他们就是迁就了被推翻的地主资产阶级,就会重蹈苏联变修的覆辙,就有亡党亡国的危险。
二
执行一定的教育方针,必然要采取与之相适应的教学内容。面一定的教学内容,又都是为实现一定的培养目标服务的。孔丘为了培植“守死善道”的“仁人”、“君子”,以诗书礼乐为教材,向青年灌输奴隶主阶级的思想文化。与此同时,孔丘把当时出现的革新思潮污蔑为异端邪说,严禁学生与之接触。在孔家店,一切实际的知识、技艺,也都被断然排斥于教学内容之外。子夏曾明确表示,做工不是“君子”所应致力的事业;樊迟请求学习种庄稼,便被孔丘斥为“小人”;卫灵公求教军事,孔丘干脆拒绝答复。总之,在孔丘看来,从学习革新政治,到学习实际知识和技艺,统统是非法的、不能允许的。正因为如此,孔门不仅盛产反动分子,而且制造了一大批不学无术之徒,他们空有“学者”的虚名,其实都是无用的秕糠。
对于孔丘的这种反动教育思想,毛主席早在三十年代就作过深刻批判,明确指出:“中国古代在圣人那里读书的青年们,不但没有学过革命的理论,而且不实行劳动。”这就一针见血地揭露了孔家店教学内容的要害。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一开始,毛主席又在《五·七指示》中明确提出:“学生也是这样,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即不但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毛主席的这一指示,把学习阶级斗争和生产斗争的实际知识纳入了教学内容,这既是与孔家店的传统反其道而行之,也是对刘少奇搞的那一套封、资、修教学内容的一个伟大的反潮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广大师生遵循毛主席的《五·七指示》,实行开门办学,把学文与学工、学农、学军以及批判资产阶级有机地结合起来,提高了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觉悟,增长了才干,取得了丰硕成果。但是,奇谈怪论者对这一切却视而不见,充耳不闻,胡说““三学’有过头的地方”,实际上是重操孔老二的故仗,要把学工、学农、学军从教学内容中排斥出去。在他们看来,不这样做,就是“不讲学文化”。而他们的所谓“学文化”,也不过是一个反对教学改革的幌子而已。
究竟什么是文化?奇谈怪论者要的又是什么文化呢?
毛主席教导我们:“一定的文化(当作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一切文化“都是属于一定的阶级,属于一定的政治路线的”。这说明,在阶级社会里,决没有什么超阶级、超政治的文化。一部《论语》,多处提到“学文”,而孔丘所说的“学文”,是指的学习以礼为核心的没落奴隶制的典章文物,因此孔丘的“文教”也就是“礼教”。“礼”指的是殷周奴隶社会的分封、等级、世袭等制度,它是奴隶主贵族“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岗”(《左传》隐公十一年)的工具。孔丘把“学礼”作为培植奴隶主阶级下一代的根本措施。他曾对自己的儿子说:“不学礼,无以立”,(《论语·季氏》)认为不学周礼便不能站稳奴隶主阶级的立场。孔丘一再强调,对于礼制不可稍有违反,他说:“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论语·颜渊》)他要求人们在“礼”的面前,诚惶诚恐,不得越雷池一步。孔丘对弟子的要求,最根本的是不得“违礼”。颜渊之所以被孔丘一再推崇、表彰,就是因为他在“礼”的面前“不违如愚”;(《论语·为政》)相反,较有政治才干的冉求,由于帮助季氏发展封建经济,使得“季氏富于周公”,(《论语·先进》)这显然是“违礼”之举,所以孔丘扬言要将冉求革出教门。可见,孔丘的“礼教”完全是扼杀青年革命精神的纹索。孔丘就是企图用这种礼教来训练维护奴隶制度的忠实奴才。的传统反其道而行之,也是对刘少奇搞的那一套封、资、修教学内容的一个伟大的反潮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广大师生遵循毛主席的《五·七指示》,实行开门办学,把学文与学工、学农、学军以及批判资产阶级有机地结合起来,提高了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觉悟,增长了才干,取得了丰硕成果。但是,奇谈怪论者对这一切却视而不见,充耳不闻,胡说““三学’有过头的地方”,实际上是重操孔老二的故仗,要把学工、学农、学军从教学内容中排斥出去。在他们看来,不这样做,就是“不讲学文化”。而他们的所谓“学文化”,也不过是一个反对教学改革的幌子而已。
究竟什么是文化?奇谈怪论者要的又是什么文化呢?
毛主席教导我们:“一定的文化(当作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一切文化“都是属于一定的阶级,属于一定的政治路线的”。这说明,在阶级社会里,决没有什么超阶级、超政治的文化。一部《论语》,多处提到“学文”,而孔丘所说的“学文”,是指的学习以礼为核心的没落奴隶制的典章文物,因此孔丘的“文教”也就是“礼教”。“礼”指的是殷周奴隶社会的分封、等级、世袭等制度,它是奴隶主贵族“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岗”(《左传》隐公十一年)的工具。孔丘把“学礼”作为培植奴隶主阶级下一代的根本措施。他曾对自己的儿子说:“不学礼,无以立”,(《论语·季氏》)认为不学周礼便不能站稳奴隶主阶级的立场。孔丘一再强调,对于礼制不可稍有违反,他说:“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论语·颜渊》)他要求人们在“礼”的面前,诚惶诚恐,不得越雷池一步。孔丘对弟子的要求,最根本的是不得“违礼”。颜渊之所以被孔丘一再推崇、表彰,就是因为他在“礼”的面前“不违如愚”;(《论语·为政》)相反,较有政治才干的冉求,由于帮助季氏发展封建经济,使得“季氏富于周公”,(《论语·先进》)这显然是“违礼”之举,所以孔丘扬言要将冉求革出教门。可见,孔丘的“礼教”完全是扼杀青年革命精神的纹索。孔丘就是企图用这种礼教来训练维护奴隶制度的忠实奴才。
今天,刮右倾翻案风的奇谈怪论者口口声声强调“学文”,但是,他们一方面把参加阶级斗争、学习革命理论污蔑为“政治冲击业务”,另一方面又把学文与学工、学农、学军对立起来,叫嚷“三学”影响了“学文”。既然否定了革命的理论知识,排斥了生动的实际知识,那么,他们所要学的“文化”,就只能是封、资、修的破烂,只能是毒害学生、摧残青年的反动文化。学习这样的文化,只能扼杀青年朝气蓬勃的革命精神,使人越学越蠢,越学越修。因此,奇谈怪论者所津津乐道的“学文”,与毛主席《五·七指示》中的“学文”,是根本不相同的,倒是与孔丘的那个“学文”一脉相承,没有多大差异。可见,我们和奇谈怪论者在教学内容问题上的分歧,决不是一个要不要学文化的论争,而是究竟用哪个阶级的思想政治路线教育青年的原则分歧。所以必须把它辩论清楚,以肃清孔孟之道的流毒。
三
与一定教学内容相适应的教学方法,同样是从属于一定的教育路线和方针的。孔丘在向其门徒灌输礼、义、孝、悌等政治道德教条时,十分讲究方法。今天,奇谈怪论者为了扭转教育革命的方向,反对改革旧的教学方法,胡说什么“过去是路线错了,不是说一切方法都错了”。实际上是他们要把一整套认识同实践相脱离、主观同客观相分裂的旧的教学方法重新恢复起来。
世界上真的有“错误路线”下面的“正确方法”吗?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方法论与世界观是统一的,一定的方法总是服务于一定的路线的。就拿孔丘来讲,他的一整套教学方法,一点也没有脱高其“克己复礼”的政治纲领和先验主义的认识路线。例如,“学面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这个所谓的“治学名言”,拆穿了,不过是培养复辟分子的唯心主义的修身养性法。
孔丘所谓的“学”,仅限于背诵、叙述“生而知之”的“圣人”制订的古代文物典章。有一次,子路要一个青年到费城去担任实际工作,孔丘就大为生气,指责子路:“你这是误人子弟。”子路反问道:“那地方既有人民,又有政权,为什么一定要读书才算做学问呢?”这番话驳得孔丘无言对答,只好大骂子路狡辩。(见《论语?先进》)这就说明,在孔丘看来,接触实际不算学习,只有象子张那样把古圣先贤的信条写在衣带上,整天哼哼唧唧,背诵不已,才能从孔丘那里赢得“好学”的赞誉。
在孔家店,所谓的“思”,也不是指的对于从客观外界获得的感性材料的加工制作过程,不是正确反映客观实际的理性认识,而是一种超感觉的、唯心主义的主观体验,是要人们以周礼为尺度,经常不断地“内讼”、“自省”、“三省吾身”。总之,孔丘的“学”,是死读儒家经书;孔丘的“思”,是闭门思过。
今天的奇谈怪论者在学习观、知识观上顽固地坚持孔丘的唯心主义路线。他们反对学生参加三大革命运动的实践,污蔑开门办学是“实践——实践——实践”,就是要排斥实践、取消实践,企图重新拾起孔丘“学而思”、“思而学”的那一套,让学生关门读书,从理论到理论,从概念到概念,陷入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泥坑。
究竟什么是知识?怎样才能学习知识?辩证唯物论认为,自从人类进入阶级社会以来,知识只有两大类,这就是阶级斗争知识和生产斗争知识,哲学则是关于自然知识和社会知识的概括和总结。要学习和掌握这些知识,一点也不能离开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三大革命运动的实践。因此,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排斥一切否认实践重要性、使认识离开实践的错误理论”。而旧的教学方法恰恰与此相反,它的基本特征是“理论和实际分离”,“书本与生活实践完全脱节”。这种特征,是一切没落阶级的思想特征,也是一切机会主义者、修正主义者的思想特征。这种认识路线上的一致性,使得右倾翻案风的鼓吹者与孔丘的方法论完全一致。而这种主观和客观相分裂、认识和实践相脱离的教学方法,从来都是为培养剥削者、压迫者服务的。孔丘用这样的方法,训练出一批“不耕而食,不织而衣”的寄生虫,他们“国无事不用力,有难不披甲”,(《韩非子·外储说左上》不事耕战,以游说干禄为生,“呼先王以欺愚者而求衣食焉”。《荀子·儒效》)当时的劳动人民就骂这帮人是“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可见,一定的教学方法是决定于一定的教育路线的。因此,毛主席在批判旧教育制度的同时,也多次严肃批判了旧的教学方法,并把改革旧的教学方针和方法,与改革旧的教育制度联系在一起,作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个极其重要的任务”。奇谈怪论者却与毛主席的一贯教导相背离,一再为旧的教学方法大唱赞歌,唯恐这些摧残人材的货色绝迹于世,要人们赶紧照搬。他们说过去“路线错了”是言不由衷,说过去“方法不见得都错”却流露了真情。其实质是企图通过恢复“三脱离”、“三中心”这一套旧教学方法,来复群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学校的旧教育制度。
四
历史的和现实的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事实都一再表明,教育领域从来就是革命阶级与反动阶级争夺的一个重要阵地。孔丘在“斥乎齐,逐乎宋、卫,困于陈、蔡之间”,“累累若丧家之狗”,(《史记·孔子世家》)政治上到处碰壁的落魄时刻,仍然“讲诵弦歌不衰”,死死抓住教育不放,惨淡经营私学,就是力图利用殷周奴隶制旧传统在这个领域所占有的某种优势,达到恢复文武周公之道的目的。今天,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地主资产阶级处于被专政的地位,特别是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无产阶级在上层建筑领域加强了全面专政。教育这个长期被剥削阶级霸占的“世袭领地”,也正在被改造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但是,被推翻的地主资产阶级决不甘心退出这个阵地,妄图把它当作复辟资本义的桥头堡。充当他们在党内代理人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在教育界大刮右倾翻案风,并非他们真的“热心”教育事业,而是要在这里打开缺口,进面翻整个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案,搞“克己复礼”,开历史倒车,把社会主义的新中国拉回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的老路上去。因此,我们同不肯改悔的走资派之间的斗争,决不仅仅是怎么办教育的大辩论,面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生死搏斗,是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命运和前途的大事。
从刮右倾翻案风的走资派的种种表演中,我们还可以明白无误地看到,他们都是地地道道的尊孔派。鲁迅曾经说过:“尊孔,崇儒,专经,复古,由来已经很久了。”(《十四年的“读经’》)事实正是这样。就我们党内的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而言,从陈独秀、王明,到刘少奇、林彪,凡是搞机会主义、修正主义的无不是孔老二的忠实信徒。所以如此,因为他们和孔丘一样都是腐朽没落阶级的代表人物,他们有共同的反动政治要求和反动的思想基础,他们手中没有真理,拿不出什么象样的货色来,只能拜倒在孔丘的脚下,从儒家学说中寻求反革命的理论根据,“以昨天的卑鄙行为来为今天的卑鄙行为进行辩护”。要革命必须批孔,反修必须批孔,这是一条重要的历史经验。我们今天批判奇谈怪论,反击右倾翻案风,也必须继续深入批孔。只有这样,才能挖出奇谈怪论的思想根源和历史根源,进一步认清右倾翻案风的反动实质,保卫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
“战斗正未有穷期,老谱将不断的袭用。”(鲁迅。《伪自由书·后记》)只要阶级和阶级斗争还存在一天,尊孔复古的老戏总会有人要演,因而我们批判孔丘及其徒子徒孙的斗争也就不能停止。两千多年前,搞“克己复礼”的孔丘,早已身败名裂,成为千古罪人;今天,效法孔丘逆历史潮流而动的人,也决不会有什么美妙的结局。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胜利进军是任何力量也阻挡不住的。让我们发扬“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的大无畏革命精神,迎头痛击右倾翻案风,把批孔斗争继续深入进行下去,为反修防修,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作出新的贡献!
反修必须批孔
高路
当前,反击右倾翻案风的伟大斗争正在乘胜前进。这是一场马克思主义同修正主义两条路线的大辩论,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两大对抗阶级的又一次大交锋,也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继续和深入。为了彻底揭露和批判目前党内存在的那条修正主义路线的反动实质,深入开展反修防修的斗争,我们必须继续批孔。
一九七四年,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批林批孔运动是一场重大的阶级斗争。它所要解决的根本问题是坚持继续革命,反对复辟倒退。在这场斗争中,广大革命群众和革命干部牢牢抓住阶级斗争这个纲,努力学习马列和毛主席的著作,认真研究现状,研究儒法斗争和整个阶级斗争的历史,深入揭露和批判林彪修正主义路线的极右实质,批判宣扬复辟倒退的孔孟之道,有力地回击了一九七二年出现的那股复辟资本主义的反动思潮,推动了上层建筑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各条战线的斗、批、改,促进了群众性的理论队伍的蓬勃发展,巩固和发展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成果。这场斗争深刻说明:反修防修必须深入批孔。孔孟之道是修正主义的重要思想武器。从本质上揭露修正主义路线同孔孟之道的联系,使人们都知道孔孟之道的反动性和虚伪性,对于我们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具有重要的意义。
但是,那些刮右倾翻案风的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为了向文化大革命原攻倒算,到处散布反对和否定批林批孔的奇谈怪论。他们用恶毒的语富污蔑和咒骂批林批孔运动,妄图否定这场伟大的反修防修斗争的成果。人们不禁要问:这些顶着共产党员称号的人为什么这样仇视和反对批林批孔运动呢?一经剖析,就会看得很清楚:他们所推行的那条路线正是刘少奇,林彪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的继续,追根溯源,又是同孔老二的“克己复礼”反动路线一脉相承的。
历史的和现实的阶级斗争告诉我们:凡是搞复辟的人,必然要反对和改变正确路线。两千多年前,孔老二为了反对封建制代替奴隶制的社会变革,维护和复辟腐朽的奴隶制度,炮制了一条“克己复礼”的反动路线,同法家的革新路线相对抗。它的具体内容就是“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为了推行这条反动路线,他提出“正名”,用奴隶制度的“周礼”来“匡正”已经变革了的社会现实,妄图把当时出现的新生事物统统砍掉,恢复奴隶社会的旧制度、旧秩序、旧文化。历史上的一切反动派,从赵高、王莽到袁世凯、蒋介石,为了开历史的倒车,无不到孔家店去寻找思想武器。“克己复礼”就成为他们搞反革命复辟活动的一面旗帜,“正名”就成为他们镇压革命派的一条大棒。中国的修正主义的一个特点,就是不但用资产阶级的反动思想,而且用孔孟之道“修正”马克思主义。从陈独秀、王明到刘少奇、林彪,都是如此。当前刮右倾翻案风的人也不例外。
在右倾翻案风总“风源”即那个提出“三项指示为的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身上,我们又一次看到了孔老二幽灵的再现。当文化大革命摧毁了刘少奇资产阶级司令部的时候,他施展“克己”的手段,一再发誓“永不翻案”,要“悔过自新,重新做人”。一旦重新工作,大权到手,便立即举起“复礼”的黑旗,公开叫嚷要“复辟”,要当“还乡团”,疯狂向文化大革命反攻倒算。他为了搞“克己复礼”,拼命鼓吹阶级斗争熄灭论,抛出所谓“三项指示为纲”,从根本上篡改党的基本路线,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他真的是要“熄灭”阶级斗争吗?不。他要“熄灭”的是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而对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不但不“熄灭”,面且抓得很紧,企图一手把无产阶级革命派打下去,一手把资产阶级复辟势力扶上台。他实际上干的正是“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他们反对提“把学校办成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反对在科技战线提“无产阶级专政”,就是要“兴”已经被文化大革命摧毁了的那些资产阶级独立王国。他们反对同“十七年”修正主义路线对着干,叫喊“过去一些做法不一定都错”,要“批判地继承”,就是要“继”刘少奇、林彪反党集团之“世”,重新推行他们那条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他们反对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反对毛主席关于革命接班人的五条标准,反对各级领导班子坚持老、中、青三结合的原则,叫喊“就是要靠我们这些老家伙”!实际上,他们并不是要靠坚持继续革命的老干部,而是要打击坚持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老、中、青广大干部,“举”文化大革命中受过批判而又不背改悔的“老”走资派,让他们重新上台专无产阶级的政。“修正主义上台,也就是资产阶级上台”,对此我们应当保持高度警惕。
刮右倾翻案风的走资派为了翻文化大革命的案,拼命鼓吹“今不如昔”。他们把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以来的大好形势描述得一团漆黑。在他们看来,文化大革命中涌现的社会主义新生事物都是不合法的,“应该调整过来”;被群众批判过的那些修正主义的东西才是“正统”,统统应当恢复。他们甚至学着孔老二的腔调叫嚷:“名不正,言不顺,首先要正名”!那个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提出要“整顿”文化大革命以来的一切,工业、农业、商业、文化教育等各个方面都要“整顿”。“整顿”的标准是什么呢?他直言不讳地宣称:“只要人家说你复辟了,你的工作就干好了。”真是一语道破天机:原来他们是以“整顿”为名,行复辟之实。
在教育界,他们打着“整顿”旗号,反对工人阶级领导学校,反对工农兵上大学,反对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证蔑教育革命中出现的新生事物“总不是正”。在他们看来,只有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学校,搞“学面优则仕”,培养精神贵族,才是“正统”。他们提出“整顿”教育的目的,是要把学校重新变为资产阶级专政的工具。
在科技界,他们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反对从工农兵中培养和选拨科技人员,反对开门办科研,叫喊“说复旧就复旧”。他们认为只有复专家治所、关门办所、业务至上、“白专”道路之旧才是“正统”。他们在科技界“整顿”的目的,是要让资产阶级重新垄断科学技术,把科研部门变成复辟资本主义的阵地。
在文艺界,他们制造种种流言蜚语,妄图搞垮无产阶级的领导,为修正主义文艺路线翻案。他们恶毒攻击革命样板戏是“一花独放”,极力鼓吹资产阶级自由化。在他们看来,只有让修正主义分子把持文艺界,让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牛鬼蛇神占领舞台,才是“正统”。他们提出“整顿”文艺的目的,是妄图使文艺部门重新交成匈牙利裴多菲俱乐部那样的团体,使文艺领城成为孔孟之道和资产阶级思想自由泛盘的场所。
在其他领域也是这样。事实充分说明:他们所谓“整顿”,就是要压制无产阶级革命派,打击革命的新生力量,扼杀社会主义新生事物,使各项工作“率由旧章”,纳入修正主义的轨道,从而达到反革命复辟的目的。这不正是孔老二的“正名”在新形势下的翻版吗?如果按照他们这一套去做,不要很长时间,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成果就会付诸东流,资本主义就会在中国全面复辟。那是多么危险的情景啊!
目前党内存在的那条修正主义路线直接继承孔孟之道的衣钵,不是偶然的,它有着深刻的社会背景和阶级根源。刮右倾翻案风的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同两千多年前的孔老二一样,都是社会大变动时期反动没落阶级的代表人物。而搞复辟倒退,反对革新,正是一切反动没落阶级共同的阶级本质和政治需要。
在党内走资派当中,有些人在民主革命时期是积极的。但是,他们从来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只不过是党的同路人,在革命的过程中他们又没有很好地改造世界观。在进入社会主义革命时期以后,他们的思想仍然停留在老地方。对于社会主义革命,他们不但毫无热情,反而处处抵触。这些人严重脱离群众,做官当老爷,利用手中的职权来维护和扩大资产阶级法权,名为共产党员,实际上从思想到生活已经资产阶级化了。什么共产主义理想,什么全人类的解放,他们早已抛到九霄云外。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中,他们站在革命的对立面,成了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鲁迅说过:“曾经阔气的要复古,正在阔气的要保持现状,未曾阔气的要革新。”鲁迅讲的是革命派和反动派的阶级分野。在社会主义社会,同样存在着这样的阶级分野。“曾经阔气的”和“正在阔气的”,即旧的资产阶级和新的资产阶级分子,以及他们的代表人物——党内走资派,他们拼命要求巩固、扩大和强化资产阶级法权,反对社会变革。同他们相反,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则要求前进,反对倒退。无产阶级坚持继续革命的目的,不是为了使自己“阔气”,而是要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逐步限制资产阶级法权,造成使资产阶级既不能存在也不能再产生的条件,最后实现共产主义。从合作化、人民公社化,一直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随着社会主义革命不断深入,党内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同无产阶级和广大革命人民之间的矛盾就越来越尖锐。特别对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限制资产阶级法权,他们十分反感,十分抵触。他们觉得文化大革命和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对他们很不利,革命革到自己头上来了,所以咬牙切齿,要翻文化大革命的案,要把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社会主义新生事物统统砍掉。他们要求守旧、复古、倒退,这就决定了他们必然乞灵于孔孟之道。社会主义时期的现实斗争表明,孔孟之道还有它的社会基础。无产阶级要变草,要不断扫除前进道路上的障碍,就必须不断批孔。革命与复辟、前进与倒退的斗争,对于资产阶级法权限制与反限制的斗争,必将贯穿于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因此,批孔和尊孔的斗争也必将长期地存在下去。
在历史上,凡是搞复辟倒退的人,都搞唯心论。他们的世界观“都是以主观和客观相分裂,以认识和实践相脱离为特征的”。孔老二是这样,社会主义时期党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也是这样。孔老二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唯心主义者。他“生今之世,志古之道”,生活在封建制兴起的大变革时代,思想却顽固地停留在奴隶制的西周。他所谓的“道”,其实就是没落奴隶主贵族复辟奴束制的要求。他把这种没落阶级的要求神圣化,用来对抗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对抗人民群众的革命实践。孔老二一生为复辟奴隶制四处奔走,到处碰壁,极端孤立,但是死不回头,就是靠了这种唯心论的世界观做他的精神支柱。现在那些刮右倾翻案风的党内走资派也同样奉行一条否认社会客观规律、否认群众革命实践的主观唯心主义的路线。在他们眼里,根本看不到社会主义社会不断变革的现实,根本看不到以新事物代替旧事物的历史潮流,也根本看不到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最广大的人民群众。他们顽固地站在新老资产阶级的立场上,把极少数反对社会变革的人们的利益和要求,当成唯一的实在,当成真理的唯一标准。凡是对他们这些人有利,符合他们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主观要求的,就是真理;凡是不符合他们利益和要求的,就是谬误,应该一棍子打死。“不管白猫黑猫,捉住老鼠就是好猫”,这就是他们的哲学信条。他们用这种唯心论的世界观来看待文化大革命这一场空前深刻的社会大变革,就得出了“今不如昔”的结论。也正是靠着这种唯心论壮胆,他们拿出孟轲那种“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含我其谁”的架势,大喊要“整顿”,要“复辟”,杀气腾腾,简直不可一世。他们明明知道搞复辟倒退根本违背了党的基本纲领,也明明知道搞复辟倒退必然会激起广大群众的强烈愤怒和反对,但他们仍然一意绳行,象发了疯似地同客观规律相对抗,同人民群众的革命实践相对抗,并且一再叫喊:人要有一股劲”,“不要怕打倒”,“横下一条心,拼命干”。他们这种开历史倒车的顽固性和疯狂性,同当年孔老二“知其不可而为之”的死硬劲头,不是一模一样吗?
毛主席在《实践论》中指出:“我们反对革命队伍中的顽固派,他们的思想不能随变化了的客观情况而前进,在历史上表现为右倾机会主义。这些人看不出矛盾的斗争已将客观过程推向前进了,而他们的认识仍然停止在旧阶段。一切顽固党的思想都有这样的特征。他们的思想离开了社会的实践,他们不能站在社会车轮的前头充任向导的工作,他们只知跟在车子后面怨恨车子走得太快了,企图把它向后拉,开倒车。”毛主席这段话深刻揭露了修正主义者和包括孔老二在内的一切顽固派在世界观上的共同特征,对于我们当前的斗争有重大的指导意义。我们要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学一点中国哲学史,深入批判孔老二和刮右倾翻案风的党内走资派的唯心论,同时在自己的头脑中清除唯心论和形而上学的思想影响,端正认识路线,尊重唯物论,尊重群众的革命实践。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在社会主义革命时代跟上历史前进的步伐,永远做革命的促进派。
彻底肃清孔孟之道的流毒,“还须费很大的气力,还是今后革命改造路上的一个大工程”。一切修正主义者,一切反对社会变革的人,都是尊孔派。他们都害怕批孔,反对批孔,破坏批孔。而一切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一切革命派,则要在继续革命的征途上高举批孔的大旗。我们要以阶级斗争为纲,把批修和批孔结合起来,保证我们国家永远沿着毛主席指引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前进!
学一点中国哲学史
翟青
当前,全党和全国人民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正在深入发展。在这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大搏斗中,结合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认真学一点中国哲学史,这对于我们加深对社会主义革命的性质、对象、任务和前途的认识,从思想根源上批深批透刮右倾翻案风的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所推行的修正主义路线,是很有益处的。
哲学是阶级斗争的工具。自有阶级社会以来,哲学史就是各个历史时期的阶级斗争在哲学上的反映。列宁指出:“不能不看到哲学上的党派斗争,这种斗争归根到底表现着现代社会中敌对阶级的倾向和思想体系。最新的哲学象在两千年前一样,也是有党性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定的政治路线总要以一定的哲学思想作理论根据,一场政治大变革的酝酿、发生和发展过程,必然伴随着一场哲学大论战。
哲学斗争同政治斗争这种紧密相联的特点,我们翻一翻中国哲学史就看得很清楚。两千多年前,春秋战国时代哲学战线上的一场大辩论,就不只是单纯的学术论争,而是深刻反映了没落奴隶主阶级和新兴地主阶级之间两条政治路线的根本对立。代表没落奴隶主阶级利益的儒家,为了替他们这个阶级的复辟行为作辩护,在哲学上狂热鼓吹唯心论的“天命论”和“生而知之”的先验论,鼓吹一代不如一代的历史倒退论。代表新兴地主阶级利益的法家,为了替本阶级的变革实践找根据,针锋相对地批判了反动的儒家哲学,坚持唯物论,坚持进步变革的历史观。当时的儒法两家竞相著书立说,游学讲演,在哲学问题上争论不休,最根本的是要解决这样一个重要问题:究竟是复辟倒退有理还是进步变革有理?法家同儒家在哲学上所进行的这一场大辩论,是直接为封建制代替奴隶制这一政治任务服务的。
毛主席说:“在阶级存在的条件之下,有多少阶级就有多少主义,甚至一个阶级的各集团中还各有各的主义。”(《新民主主义论》》儒家哲学和法家哲学在汉代中期以前是不同阶级的主义,从此以后,在长期的封建社会里则表现为一个阶级的各集团的主义。地主阶级内部革新派和顽固派之间的两条政治路线斗争,同样地在哲学上得到了深刻的反映。北宋时期的“荆公新学”同唯心主义理学的斗争,就生动地证明了这一点。改革家王安石为了推行进步的变法主张,提出了“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理论纲领,强调“天道尚变”,对儒家唯心论的天命论和复古倒退的历史观进行了勇敢的挑战。顽固派司马光则端力强调“天不变,道赤不变”,一再叫嚣“祖宗之法,不可变也”。(《宋史·司马光列传》》这种敬天法祖的反动哲学,矛头是直接指向王安石变法的。以司马光为头子的大地主阶级顽固派的思想代表程颍、程颐,大肆宣扬唯心主义的理学,叫嚷“如今日却要先整顿”,(《河南程氏遗书》第二)替司马光搞反攻倒算造舆论。司马光一上台,就借“整顿”为名,放手干他的复辟倒退勾当,“以复祖宗法度为先务”,(《宋史·后妃列传》》完全恢复了大地主阶级统治的旧秩序,仅仅一年左右的时间,就葬送了王安石变法的成果。此后,随着大地主阶级顽固派的进一步反动,唯心主义的理学更加神气活现地统治了思想领域。从中国历史上具体考察这种哲学上的党派斗争,可以帮助我们懂得,政治上进步与反动的斗争,同进步哲学与反动哲学的斗争是须臾不离的。
历史上每一次重大的政治变革,不仅当时在不同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的人们的思想上引起不同的反映,面且作为反映这场变革的哲学斗争所延续的时间,往往要比政治变革本身长久得多。北宋王安石的变法相继不过几年,而对这场革新的争论却持续了几百年。从儒家营垒来说,先有程颗、程颐兄弟的《二程遗书》,“诋毁安石之言”;(蔡上翔:《王荆公年谱考略》》继有朱熹的《三朝名臣言行录》,汇集了顽固守旧派攻击王安石的言论;此后如《见闻录》、《纪闻》、《笔录》一类的著作“不胜其繁”,纷纷出来咒骂早已成为历史的王安石变法。与此相反,一些主张变革的进步思想家都肯定和推崇王安石变法。
在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中,反动阶级必然被革命阶级所推翻和消灭,这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但这个阶级的思想体系并不会因此而很快进入坟墓。一种反动哲学思潮尽营在当时被进步的革命的思想家批判得体无完肤,但只要略经改头换面仍然对以后的反动阶级有用。这种情形,正如列宁说的那样:“人在生理上是要自然‘死亡’的,但是思想政治流派不会这样死亡。”《法国社会党人的正直呼声》)至于唯物论同唯心论、辩证法同形而上学的斗争,就是到阶级消灭以后的共产主义社会也还会存在,不过它反映的社会矛盾不同于阶级社会罢了。董仲舒的唯心主义形面上学的神学世界观,是地主阶级的历史地位由进步转向反动时期的产物。他所戴吹的“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形而上学,并没有随着董仲舒的死去以及王充和黄巾起义的批判而销声匿迹,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它几乎成了反动统治阶级的哲学信条。毛主席说:“在中国,则有所谓‘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形而上学的思想,曾经长期地为腐朽了的封建统治阶级所拥护。”(《矛盾论》)毛主席在这里不仅有力地批判了董仲舒的反动世界观,而且深刻阐明了一条规律,即历史上出现的反动哲学流派,总会在以后的反动阶级那里得以借尸还魂;而反动阶级为了替自己的倒行逆施辩护,又必然会寻找历史上的反动哲学作精神武器。因此,一切进步的阶级为了实现革命的变革,就必须批判历史上的反动哲学,肃清其影响。
在中国哲学史上,延续了几千年的反孔和尊孔的斗争,集中地表现了革命阶级和地主阶级内部的革新派同腐朽的反动阶级的生死搏斗。春秋战国时期形成的孔孟之道,是一个反对革命、反对进步、主张复辟、主张倒退的思想体系,反映了反动阶级中死硬派的思想特征。在先秦,它直接为没落奴隶主贵族反对新兴地主阶级,粗挠封建制取代奴隶制的变革服务。到西汉以后,它又逐步演变为走向没落的中国封建社会和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统治思想。毛主席说:“那时的统治阶级都拿孔夫子的道理教学生,把孔夫子的一套当作宗教教条一样强迫人民信奉”。(《反对党八股》》直接为帝国主义服务并为它所养养的买办资产阶级,一开始就把孔孟之道率为信条,卖国和尊孔相结合,是这个阶级的重要特点。民族资产阶级一些代表人物在反对封建制度的斗争中,曾经同孔孟之道斗过几阵子,但是不彻底,后来很快由反孔转为尊孔了。无论是地主阶级还是资产阶级,当它们逐渐丧失了上升时期所具有的革命性面变为日趋保守、反动的时候,他们都需要一种保守、反动的哲学思想,用以作为自己的精神支柱。因此,孔丘及其哲学在反动阶级那里鸿运亨通,就决不是偶然的了。
为了推动历史前进,进步的革命的阶级或阶层总是前赴后继地进行反孔批孔的斗争。先秦的法家如商秩、韩非痛斥以孔丘为代表的儒家是“虱”、“蠹”一类的害人虫;尔后地主阶级内部的革新派,也总是注意清除孔孟之道为革新变法设置的障碍。至于我国历史上的每一次农民起义,都对孔丘和儒家思想给以沉重打击,那更是光辉的斗争业绩。鉴于我们党内历次机会主义路线的头子都是尊孔派,因此,毛主席在领导中国革命的进程中,总是把批判机会主义、修正主义路线和批判孔孟之道结合起来,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是这样,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也是这样。这是我们党进行两条路线斗争的一条重要历史经验。认真总结和研究中国哲学史上反孔与尊孔的斗争经验,我们就会进一步认清为什么挂着共产党员招牌的修正主义路线的头子必然尊孔,必然信奉孔孟之道,必然搞唯心论和形而上学,从而鼓舞着我们把反孔批孔的斗争长期地坚持下去。
中国哲学史还清楚地表明,凡是处于没落时期的反动阶级,在哲学上往往带有折中主义的特征。从春秋末期的孔丘到战国中期的思孟学派,都狂热地鼓吹“中庸之道”,宣扬阶级调和。这是因为他们所代表的奴隶主阶级,在当时已是江河日下,只好求教于中庸之道,用折中主义手法来欺霸人民,企图取消新兴地主阶级和劳动人民反对奴素制的革命。折中主义为什么会同没落阶级结下不解之缘呢?鲁迅说得很深刻:“特到满口‘中庸’时,乃是势力已失,早非‘中庸’不可的时候了。”这就是说,“势力已失”的没落阶级非搞折中主义不可。在中国哲学史上曾被称为“兼儒、墨,合名、法”的《目氏春秋》的出笼,就是一种以折中主义面目出现的反动思潮。吕不韦在战国未期主编这部书的时候,儒家思想统治摇摇欲坠,于是不得不打起“杂家”的族号来偷运儒家的黑货,“以儒为主,而参以道家墨家”,(《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一七)实质上就是以折中主义手法来推行“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的反动政治纲领。汉代中期问世的《淮南子》一书,也具有这个特点。西汉初期的法家,是在清静无为的黄老之学的外衣下推行法治路线的。他们讲安定,是为了巩固新兴地主阶级政权的需要。在封建中央集权巩固的情况下,吴楚七国之乱的漏网分子刘安,招徕门客主编了《淮南子》,接过法家提出的清静无为的口号,实际上却是“总统仁义”,用孔孟之道来篡改法家路线,为奴隶主残余势力搞分裂倒退服务。反动没落阶级用折中主义的手法骗人,也为背叛无产阶级的修正主义者所因袭。列宁深刻地指出:“把马克思主义改为机会主义的时候,用折衷主义冒充辩证法是最容易欺确群众的。”(《国家与革命》)现在刮右倾翻案风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正是用折中主义的诡辩术,叫卖阶级斗争熄灭论和唯生产力论,反对以阶级斗争为纲,篡改党的基本路线。这反映了被推翻的地主资产阶级反动、没落和虚弱的本质。我们学一点中国哲学史,就有助于识破机会主义者、修正主义者玩弄的折中主义手法,正确地开展斗争。既然哲学史及其所反映的阶级斗争史表明了阶级斗争和思想斗争都是不可调和的,那我们就决不能同那些搞折中主义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讲中庸之道,面应当从政治路线和思想路线上同他们划清界限。
我们学一点中国哲学史,完全是为了现实斗争的需要。透过哲学斗争可以看到阶级斗争的实质,可以了解阶级斗争的规律。我们所处的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大多数人要搞马克思主义,走社会主义道路,但也有少数人要搞修正主义,走资本主义道路。我们今天的社会具有两种可能性:或者沿着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引的社会主义方向不断前进,直至共产主义;或者复辟资本主义。这种复辟与反复辟的斗争总是同哲学上的两条路线斗争紧密相联系的。建国以来,从“综合经济基础论”、“思维与存在没有同一性”到“合二而一论”和“天才论”,都是为刘少奇、林彪的修正主义路线制造理论根据的。由于党内机会主义路线的头子都是政治骗子,手中没有任何真理,每当向党发动进攻的时候,他们总不免要乞灵于孔孟之道。现在还在走的走资派,又效法孔丘“克己复礼”,玩弄折中主义手法,鼓吹“三项指示为纲”,妄图改变党的基本路线,对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搞反攻倒算,向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发动猖狂进攻。大量事实表明,刮右倾翻案风的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在思想理论上是孔孟之道的忠实信徒,完全背叛了马克思主义、列字主义、毛泽东思想。他们同历次机会主义路线的头子一样,都是“以主观和客观相分裂,以认识和实践相脱离为特征的”。毛主席在《实践论》这篇光辉哲学著作中深刻地指出了一切顽固党的思想特征:“他们的思想离开了社会的实践,他们不能站在社会车轮的前头充任向导的工作,他们只知跟在车子后面怨恨车子走得太快了,企图把它向后拉,开倒车。”现在刮右倾翻案风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不就是这样的顽固党吗?为了开历史的倒车,他们就不能不继承孔丘的政治路线和思想路线,不能不搞唯心论和形而上学,不能不搞折中主义的诡辩论,从历史上反动阶级的哲学武库中寻找复辟倒退的理论根据。我们要把右倾翻案风从思想根源上批深批透,就必须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学一点中国哲学史,自觉地理解和掌握政治斗争和思想斗争的规律,因势利导地去夺取胜利。
深人开展教育革命大辩论
加强对教育革命大辩论的领导
洪广思
当前,教育战线反击右倾翻案风的革命大辩论,正在蓬勃发展,破浪前进。革命方兴未艾,必然影响全国。毛主席教导我们:“领导一定要走在运动的前面,不要落在它的后面。”教育战线各级党委加强对运动的领导,是把大辩论继续引向深入和夺取这场斗争胜利的根本保证。
能不能很好地领导这场斗争,首先在于对这场斗争的认识如何。我们必须认真学习毛主席的重要指示,深刻理解毛主席、党中央的有关部署,学习清华大学开展教育革命大辩论的经验,弄清这场大辩论的实质、意义和目的,充分认识这场斗争的严重性和必要性。
教育战线这场斗争,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个阶级、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两条路线的尖锐斗争。斗争的锋芒是指向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右倾翻案风的鼓吹者高喊着“关心教育”、“提高教育质量”的口号,似乎争论只是教育上的问题,实际却完全不是这么回事。他们攻击的矛头是直接指向毛主席、党中央的,他们要翻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案,算文化大革命的账,想推翻无产阶级专政,复牌资产阶级专政。抓住这个本质问题,才能充分认识这是一场关系到我们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激烈的阶级斗争。毛主席指出:“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必须同生产劳动相结合。”他们则背道而驰,攻击无产阶级政治挂帅是“政治冲击业 务”,污蔑教育同生产劳动相结合,实行开门办学是“实践——实践——实践”。毛主席说:“我们的教育方针,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他们说,不行,这样做是忽视智育,是“不学文化”;大学培养工人、农民这样的劳动者是超越阶段,是“现在就要搞共产主义”。毛主席说:“实现无产阶级教育革命,必须有工人阶级领导”。他们说,不行,“要有热心科学的外行来领导”。毛主席说:大学“要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他们说,也不行,“要挑中学生好的,要直接上大学”,如此等等。很明显,这股风想要卷走的,是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是教育革命的丰硬成果;它所刮来的,恰恰是文化大革命中广大群众多次批判过的修正主义教育路线。试想,离开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还有什么无产阶级的“教育质量”可言呢?依了这一套去做,教育不就变成了培养资产阶级贵族老爷的工具了吗?如果让这些人去接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班,无产阶级的江山不就要被资产阶级夺过去了吗?我们一定要透过现象看本质,认清他们反对毛主席革命路线的真面目,决不要上他们那些花言巧语的当。
几个月来的大辩论,使我们越来越清楚地看到,教育界的斗争不是弧立的,右倾翻案风的风源,就是提出“三项指示为纲”这个修正主义纲领的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他抛出一条到处搞复辟的修正主义路线,这也要“扭”,那也要“扭”,其要害就是要扭转我们党和国家的社会主义方向,改变党的基本路线,复辟资本主义。就是这个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过去曾犯过严重的路线错误,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他表示“悔过自新”、“永不翻案”之后,党曾给子他悔改的机会,但事实表明,他并没有放弃修正主义的那一套,反而变本加厉,进行反攻倒算,要同无产阶级继续较量。当前开展的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继续和深入。毛主席指出:“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在路线问题上没有调和的余地。”对于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的挑战,我们只能发动群众,坚决斗争。因此,教育革命大辩论的内容,必然地要从反击教育界的右倾翻案风,逐步发展到反击政治思想战线其他方面的右倾翻案风。只有这样,才能保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保卫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巩固我们的无产阶级专政。
有的同志担心开展大辩论会打乱学校已经建立起来的正常秩序。什么样的秩序是正常秩序?按照唯物辩证法,矛盾和斗争是永远存在的。毛主席最近指出:“什么‘三项指示为纲’,安定团结不是不要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通过批判和斗争,可以推动各项工作不断向前发展,也方以促进在毛主席革命路线基础上的安定团结。文化大革命以前的十七年,教育战线被修正主义路线所统治,“师道尊严”神圣不可侵犯,要求学生只能“闭门读书”,只能作“五分加绵羊”式的驯服工具。在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里,学校出现这种幕气沉沉、一潭死水的局面,不是咄础怪事吗?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广大革命师生响应毛主席关于“教育要革命”的号召,奋起批判修正主义路线,以阶级斗争为主课,开展革命大批判,以社会为工厂,开门办学,使学校同社会生活和现实斗争紧密联系起来,开始打破了资产阶级的旧秩序,出现了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这才是无产阶级学校的新秩序。如果教育战线的同志幻想学校生活“平平静静”,那就中了修正主义路线的毒计。刮右倾翻案风的人极力反对教育革命的目的之一,就是妄图恢复资产阶级的旧秩序,即恢复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状况。我们开展大辩论,如果说会打乱学校的某些秩序的话,那只会打乱刮右倾翻案风的人妄图重新建立的资产阶级的旧秩序,而无产阶级的新秩序必将在这场大辩论中得到进一步的巩固和发展。
大辩论会不会影响教学呢?这种担心也是不必要的。开展大辩论并不是不要教学。遵照毛主席关于“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的方针,运动期间不停课,不停产,不搞战斗队,我们应当而且能够把教学搞得更好。清华大学和其他一些先进单位的经验证明,“阶级斗争,一抓就灵”。开展大辩论,反击右倾翻案风,广大革命师生明辨了路线斗争的大是大非,提高了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觉悟,坚定了教育要革命的方向,进一步激发了社会主义积极性,就能够在教学、科研、生产各个方面做出更大的成绩。毛主席指出:“阶级斗争是你们的一门主课”。列宁说过:“在革命时期千百万人民一个星期内学到的东西,比他们平常在一年糊涂的生活中所学到的还要多。”在运动中引导广大师生把学习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同批判右倾翻案风的奇谈怪论结合起来,在斗争中学习识别潮流,辨别风向,写大字报、批判稿,作社会调查,更能够理论联系实际,更能够学得生动活泼,提高阶级斗争、路线斗争觉悟,锻炼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反之,如果担心大辩论会影响教学,因而不敢放手发动群众,不能在路线问题上辨明是非,那就不单是教学搞不好,甚至还可能走回头路。
有些同志在右倾翻案风的影响下,说过些错话,做过些错事,大辩论开始以来,有些顾虑。这些同志应当放下思想包袱,振奋革命精神,放手发动群众,大胆领导运动。由于路线斗争觉悟不高,或者受了传统观念的影响,在我们党内历次路线斗争中,总有一些同志受骗上当。这些同志和提出并坚持错误路线的人是不一样的。毛主席指出:“有错误不要紧,我们党有这么个规矩,错了就检讨,允许改正错误。”这是我们的一贯方针。那些受右倾翻案风影响的同志,应当和群众一起战斗,带头学习和批判,在斗争中接受教育,和右倾翻案风划清界限,不断提高路线斗争觉悟,跟上革命的新形势,决不能因为说过一些错话,办过一些错事,就个人患得患失,放弃领导责任。
当前,革命大辩论正在深入发展。运动发展很快,形势一片大好。这场运动自始至终要在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和各级党委的领导下进行。为了保证运动的健康发展,为了夺取大辩论的胜利,教育战线各级党委要切实注意党的政策。“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要认真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和党的各项方针、政策,严格区分和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牢牢把握斗争的大方向。教育革命大辩论,就是要批判右倾翻案风,特别是要批判其总根源——提出“三项指示为纲”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所推行的那条修正主义路线。对犯错误的同志,我们要遵循毛主席的教导,坚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促使他们改正错误,如果他们真正改正错误,我们欢迎。我们要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和群众,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把各项工作做得更好。让我们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指引下,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以“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的大无畏革命精神,去夺取教育革命大辩论的更大胜利。
知识分子决不走回头路——批判反动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奇谈怪论
安徽师范大学大批判组
去年夏秋以来,教育界、科技界右倾翻案风的鼓吹者,顽固地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摆出一副要为知识分子“请命”的架势,反对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进行思想改造,否定党对知识分子团结、教育、改造的政策。他们说什么:“一来运动就批知识分子,批得什么都不是”,“积极性能调动起来吗?”当前,反击右倾翻案风的伟大斗争,正在揭开他们的庐山真面目。这就促使人们想一想:他们在知识分子问题上如此大做文章,究竟是为了什么?
这种奇谈怪论,无视客观实际,确实怪得出奇。建国以来,我们党领导的历次政治运动,从土地改革到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文化大革命,有哪一次是专批知识分子的?知识分子的状况,毛主席《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早已作了科学的分析。绝大多数知识分子积极参加历次政治运动,在运动中经受锻炼,接受教育。当然,也会有反对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知识分子受到批判,不过他们只是知识分子中的极少数。这怎么能歪曲成“一来运动就批知识分子”呢?在触及人们灵魂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广大知识分子在深入批判刘少奇、林彪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的同时,不可避免地要触及到自己的资产阶级世界观。这种“触及”,是为了解除修正主义路线加在自己身上的精神枷锁,摆脱资产阶级名利缰绳的束缚,把立足点转到无产阶级方面来。正是在这个过程中,促使知识分子提高了改造世界观、同工农相结合的自觉性,从而明确了前进的方向,看到了光辉的前程。
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以来,我校广大教师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接受工人阶级的再教育,走出高楼深院,到工农兵当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经风雨,见世面,不少人精神面貌发生了深刻变化。文科师生走向社会,同工农兵一道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一道开展革命大批判,既参加了战斗,又在工农兵中吸取营养,从政治上、业务上提高了自己。近两年之内,他们和工农兵一起写出了《泥腿子学哲学》、《孔老二罪恶史》等一批学习马列和评法批儒的著作。在学理论、评《水浒》的运动中,历史系部分师生三次奔赴皖南、浙西,跋山涉水,实地调查,在贫下中农支持下,搞清了方腊的雇工出身和革命历史,翻了史学上八百多年的一桩旧案。参加调查的教师说:“过去关在房子里搞历史,在故纸堆里讨生活,越搞越糊涂;现在依靠工农兵搞史学革命,越干方向越明,劲头越足。”广大教师在斗争中学到了马克思主义,增添了无产阶级感情,焕发了革命朝气。事实无情地驳斥了知识分子被“批得什么都不是”的无耻谰言。而被彻底批判的,只是修正主义路线和资产阶级恩想,通过批判,知识分子中越来越多的人对它深恶痛绝,下决心与之决裂。这是极大的好事。文化大革命前的十七年,在修正主义路线的统治下,旧学校资产阶级思想泛滥。有的人苦心经营“自留地”,向往“一篇论文定终身”,闹得神魂频倒,神经衰弱。而写出来的东西,非但与革命格格不入,还自觉不自觉地帮了资产阶级的忙。个别人甚至视知识为资本,对党搞什么“实力政策”,最后走上反党反人民的罪恶道路。这种教训,人们至今记忆犹新。
很明显,两条路线引出了两种积极性。修正主义路线既害了革命,也害了知识分子自己;只有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才体现了对知识分子的真正关心、爱护。右倾翻案风的鼓吹者,对文化大革命后知识分子焕发出来的社会主义积极性一笔抹杀,他们要“调动”的是文化大革命前那种个人奋斗、成名成家的资本主义积极性。广大知识分子从文化大革命前后的对比中,认清了“调动”后一种积极性,只能充当复辟资本主义的工具。他们再也不愿意重蹈文化大革命前的覆撤了!
知识分子在文化大革命中的显著进步,是我们党贯彻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结果,显示了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的强大威力。毛主席亲自制定的党对知识分子团结、教育、改造的政策,是无产阶级的坚定的阶级政策。知识分子本身不是一个独立的阶级或阶层,他们可以为无产阶级服务,也可以为资产阶级服务。我们党一向非常重视知识分子工作,十分注意团结他们,在团结的同时,总是采取各种办法耐心细致地教育、改造他们,把他们引上革命的道路,发挥积极的作用。教育、改造的过程,也是增强团结基础的过程。通过教育和改造,使知识分子转变世界观,同工农兵打成一片,和工农兵感情深了,共同语言多了,这样就能更好地和工农兵团结在一起,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服务。
右倾翻案风的鼓吹者诬蔑党对知识分子的政策是“光改造”,甚至胡说这是把知识分子当作“专政对象”。在他们看来,似乎讲改造就是不要团结,要团结就不能讲改造,实际上,他们是要取消改造,反对知识分子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把知识分子推向工农群众的对立面。右倾翻案风的鼓吹者,对知识分子名曰“爱”之,实则害之,这是十分清楚的。
如何对待思想改造?站在不同阶级的立场,就有着截然不同的看法。帝国主义者证之日“洗脑筋”,社会帝国主义者诬之曰“迫害”,林彪一伙攻击为“变相劳改”,右倾翻案风的鼓吹者胡说是“专政”,用语虽有不同,用意都是攻击我们党的知识分子政策。无产阶级认为,改造并不是坏事,而是好事,特别是人民内部的思想改造,它是促使人们继续革命的不可缺少的条件。由于客观世界在不断变化,人们要参加变革现实的斗争,就必须不断改造主观世界以适应这种变化的需要。因此,“不仅那些基本立场还没有转过来的人要改造,而且所有的人都应该学习,都应该改造。”当社会到了人人都能自觉改造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的时候,就到了共产主义。经过文化大革命的锻炼,广大知识分子深深懂得:“没有这个改造,什么事情都是做不好的,都是格格不入的”。正是在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的鼓舞下,我校涌现了一批决心把无产阶级教育革命进行到底的积极分子,不仅大多数中、青年教师在教育革命实践中意气风发,一些老教师也感激文化大革命对自己的教育,说是“老树连春更著花”,表示要为党“尽余年之力,为教育革命作出自己的贡献。这些事实,对那些还诬蔑改造的人是一记响亮的耳光。
右倾翻案风的鼓吹者,对于知识分子的进步,惶惶不安,一所说知识分子还要长期改造,更是火冒三丈。他们别有用心地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两头小中间大的估计现在有没有变化?”实际上,这是攻击毛主席对知识分子状况的估计已经过时。这种论调,完全取消了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否定了意识形态领城里的阶级斗争,是道道地地的阶级斗争熄灭论。
毛主席反复教导我们,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我国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谁胜谁负的斗争,还需要一个相当长的时间才能解决”。这种斗争,必然反映到知识分子队伍中来。文化大革命以来,虽然很多知识分子政治上、思想上有了不同程度的进步,但是必须看到,他们多数人是旧学校培养的,有的来自旧社会,有的受了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毒害。无产阶级在教育上来一个根本革命,还刚刚开始。要造就无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宏大新部队,其中包括对原有知识分子的改造,决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因此,就知识分子的多数人来说,用无产阶级世界观代替资产阶级世界观,还是长期的任务。今天我国知识分子的状况,仍然如同毛主席《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所分析的那样,比较熟悉马克思主义,并且站稳无产阶级立场的,是少数;大多数是拥护社会主义,愿意为人民服务的,但是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对我们国家抱着敌对情绪的知识分子是极少数。“这种状况在一个很长的时间内还会存在。”毛主席关于知识分子“两头小中间大”的估计,决没有过时。
“世界观的转变是一个根本的转变”。知识分子的世界观改造,需要经过长期的甚至是痛苦的磨练,需要战胜可能出现的摇摆和反复。我校生物系在文化大革命中曾经迁到农村办学,一九七二年,在错误思潮影响下,又搬回城市。去年学习朝阳农学院办学经验以后,明确了为农业服务的方向,又重新搬回农村。几年来,不少教师深入社队、工厂,研制微生物农药,开展植物保护等工作,受到贫下中农的欢迎。生物系这一段“农村——城市——农村”的经历说明,知识分子的改造,不会一帆风顺。他们正是在克服摇摆和反复的过程中,不断取得进步。右倾翻案风的鼓吹者,企图利用知识分子改造途中可能出现的曲折和反复,散布怀疑情绪,拖知识分子的后腿,这完全是徒劳的。
毛主席教导我们:在整个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意设的过程中,对知识分子的改造是一个极大的问题。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之后,要按照自己的面貌就改造知识分子,把他们引到无产阶级革命的轨道;资产阶级则极力要保持他们对知识分子的影响,反对这一改造。在这个问题上,一直存在着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激烈斗争。文化大革命前,刘少奇一伙顽固推行修正主义路线,干扰和破坏毛主席的知识分子政策,用资产阶级思想腐蚀和拉拢知识分子,妄图把知识分子变为他们复辟资本主义的工具。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粉碎了刘少奇、林彪两个资产阶级司令部,使他们利用知识分子搞资本主义复辟的阴谋归于破产。但是,斗争并没有结束。今天那些刮右倾翻案风的人,为了搞“克己复礼”,搞复辟倒退,又极力反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公然声称要由“第一流”的“权威”来执掌科技界领导大权。由此可见,右倾翻案风的鼓吹者在知识分子问题上的种种奇谈怪论,归根结底,就是妄图把知识分子拉回到修正主义老路上去,用资产阶级思想改造知识分子,为他们复辟倒退的修正主义路线服务。对此,我们要大喝一声:不行!“依了你们,实际上就是依了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就有亡党亡国的危险。只能依谁呢?只能依照无产阶级先锋队的面貌改造党,改造世界。”
毛主席早就指出:“凡属倒退行为,结果都和主持者的原来的愿望相反。古今中外,没有例外。”今天右倾翻案风的鼓吹者,同样逃不脱这个历史规律。他们低估了党的力量,低估了工人农民的觉悟,也低估了经过文化大革命锻炼的广大知识分子的觉悟。他们不惜制造种种政治谣言,挑拨知识分子和党的关系,满以为这样一来,会有很多知识分子跟着他们跑。然面,他们诋毁文化大革命、拉知识分子倒退的奇谈怪论,不但激怒了广大工农群众,也得罪了广大愿意进步的知识分子,使他们自己陷于极端孤立的地位。在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一场反击右倾翻案风的群众运动正在深入发展。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的复辟迷梦必将被彻底粉碎。而广大知识分子必将在这场反修防修、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伟大斗争中继续前进,在革命化劳动化的大道上,迈出更加坚实的步伐。
驳“白专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好处”论
上海师范大学地理系大批判组
“白专”道路是受到广大工农兵和革命知识分子多次批判过的修正主义货色。可是,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在大刮右倾翻案风的时候又把它端了出来,大加赞扬,极力提倡,还制造了一条“理由”,说什么“白专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好处”。真是奇谈怪论!
白专道路意味着什么?这对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来说,是很清楚的。“白”是“红”的对立面,是代表反动派、代表资产阶级的,正如“白军”、“白区”、“白色恐怖”,是为了对抗红军、红区,镇压革命而存在的。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那样喜欢“白”,这难道不是赤裸裸地表现出他代表资产阶级的阶级本性吗?“白专”就是在资产阶级思想指导下,为资产阶级钻研业务,为资产阶级政治服务。因此,白专道路就是资本主义道路。对于这样一条道路,刮右倾翻案风的走资派却说“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好处”,这清楚地说明,他是明目张胆地要在中国复辟资本主义,他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干劲”已经到了毫不掩饰的猖狂程度。还在走的走资派岂但在走,简直是在资本主义道路上使劲跑呢!
毛主席教导我们:政治是统帅,是灵魂,“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毛主席的指示,深刻地揭示了政治与各种专业间的辩证关系,告诉我们,社会主义的各行各业,只有在无产阶级政治的统帅下,才能沿着正确的方向发展。毛主席从来要求我们用无产阶级政治统帅业务,走又红又专的道路。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以实现“四个现代化”为幌子,要人们去理头搞科研,埋头学文化,实际上就是让教育、科研走上为他们复辟资本主义服务的邪道。这是他们反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顽固坚持修正主义路线的一个明显例证。
“白专”决不是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好处,而是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有严重的危害。这对于亲身经历并深受“十七年”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毒害的人来说,是记忆犹新的。
文化大革命前,在修正主义路线的影响下,有的人走上了白专道路。他们脱离政治,脱离实际,埋头钻业务,关门死读书。虽然读书几十本,论文写了几十篇,但实践用不上,生产不沾边。拿我系河口海岸研究室来说,以前颇有几个成天写书、写论文的人,但他们所研究的尽是一些所谓专家出的对实际毫无意义的题目,面对国家需要研究的圈垦土地、改良港口等实际问题却不感兴趣。这难道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好处吗?
一些走上白专道路的人,为了个人名利,为了论文一鸣惊人,不择一切手段地垄断资料,伪造数据,对他人“保密”、“封锁”,这就不能不影响科研事业的发展和社会主义建设,怎么能说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好处呢?
照着修正主义路线走白专道路的人,平时不关心无产阶级政治,但头脑里浸透着资产阶级政治。他们是一些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者。一旦个人的名利得不到满足,就会产生对社会主义制度的不满,发展下去,遇到适当的气候和土壤,就会跳出来反党反社会主义,反对无产阶级专政。一九五七年反右斗争中,我们地理系就有不少所谓“拔尖”的“好学生”,堕落成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试问:这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究竟有什么好处?
修正主义路线鼓吹白专道路,是要广大知识分子成为他们复辟资本主义的社会基础。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篡夺了苏联党和国家的领导权后,把学校变成资产阶级专政的工具,培养大批走白专道路的大学毕业生,以高官厚禄为钓饵,让他们掌握各级领导权,要他们为社会帝国主义服务。这些所谓专家实际上是社会帝国主义搞扩军备战、制造杀人武器、镇压人民群众、掠夺第三世界的工具,这就是白专道路的最后结果。
问题很清楚,如果说“白专”有什么好处的话,那只能是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内的资产阶级及其代表人物刘少奇、林彪一类妄图复辟资本主义有好处。他们走苏修的老路,极力推行修正主义路线,热心提倡白专道路,培添复辟资本主义的土壤。提倡“白专”,实际上就是打着白旗反对红旗,组织“白军”攻打“红军”,发展“白区”围剩“红区”,最后改变我们党和国家的性质,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
为了使我们的党和国家不改变颜色,为了把我们的国家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我们只能走毛主席指引的又红又专的道路。波澜壮阔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有力地推动了教育革命的迅猛发展,工人阶级占领上层建筑领域的阵地,工农兵学员上大学,管大学,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改造大学,开门办学,开门搞科研,为我们走又红又专的道路创造了条件。以我们地理系为例,几年来,革命师生坚持“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必须同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在无产阶级政治统帅下,把书本知识、科研任务与生产实践相结合,为金山的围垦,陈山码头的选址,连云港港区的扩建,为黄山茶林场新建公路的勘测和中小型水库的勘测与设施,为长江口航道的研究,崇明岛的港口建设规划以及上海市郊区农田水利规划等、作出了一定的贡献,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广大革命师生不怕烈日严寒,不怕风急浪涌,克服了一个又一个艰难险阻,坚韧不拨地战斗在荒山原野、河口海岸,夺取了一个又一个的胜利,受到有关部门和工农群众的热情赞扬。事实证明,只有始终坚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引导学员走又红又专的道路,才能为社会主义作出贡献,才能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服务。如果按修正主义路线办学,走白专道路,即使学的知识再多,也不能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不能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这样培养出来的人又有什么用呢?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想把文化大革命的成果全部否定,重新拉我们走白专道路,这是广大工农兵和革命知识分子决不能允许的。
我们反对“白专”,决不是象右倾翻案风的鼓吹者污蔑的那样,“不学文化”,“不敢讲专”。我们批判“白专”,正是为了更好地认识红与专、政治与业务的关系,坚持无产粉级政治挂帅下的专,坚持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为建设社会主义钻研业务,学习文化。我们的工农兵学员肩负无产阶级的阶级重任来到学校,用毛泽东思想改造学校,并刻苦认真地学习文化,学习专业。他们走出校门能很好地胜任工作,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积极地贡献自己的一切。这是对右倾翻案风的有力回击!
“红专”还是“白专”,这是坚持毛主席革命路线还是推行修正主义路线、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问题。“白专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好处”这个问题所以值得展开辩论,就是因为它剥去了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的伪装,直截了当地说明提出“三项指示为纲”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的全部目的,就是为了复辟资本主义。我们要坚决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上,同这股复辟资本主义的右倾翻案风进行斗争,把批判修正主义的斗争进行到底。我们要沿着毛主席的《五·七指示》的方向,引导工农兵学员坚定地走又红又专的道路,为培养出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为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而努力奋斗!
开门办学不容否定
西安医学院大批判组
右倾翻案风的鼓吹者,别有用心地攻击开门办学使教育质量降低了,是“实践——实践——实践”、“不要理论”,使教师“无所适从”了,等等。他们攻击开门办学这个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涌现出来的新生事物,就是要否定无产阶级教育革命,妄图在教育阵地上恢复资产阶级统治我们学校的状况,为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全面复辟资本主义创造条件。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我们西安医学院遵照毛主席的《五·七指示》和《六·二六指示》,面向农村,开门办学,取得了一定的成绩。这些成绩,是对右倾翻案风的有力回击。
教育革命使教育质量不断提高,这是事实。那些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在事实面前不能不遭到可耻的失败。以我们学校来说,旧医学院学制六年,现在工农兵学员只学三年,但学三年比学六年的质量还要高。就从学生的业务水平看吧。旧医学院的学生,“一年不沾医学边,三年不沾临床边,六年不沾工农边”,书读得不少,但如何应用却懂得不多。正如毛主席指出的:“知识分子从书本上得来的知识在没有同实践结合的时候,他们的知识是不完全的,或者是很不完全的。”那时候刚刚毕业的学生,不讲全体,也不说极个别的,可以说相当一个多数是“说起来一套一套,见了病人冷汗直冒”。直到毕业以后,再经过一段时间的实践,才逐步学会防病治病。现在我们实行开门办学,学生从一年级就开始下乡参加防治常见病多发病的实践活动,使得书本知识与医疗实践紧密结合起来,学生开始学得比较完全的知识。现在二年级的学员一般都能在教师指导下完成痔、瘘、阑、疝等外科手术,诊治部分常见疾病;三年毕业后就能独立工作,不仅可以初步运用中西医结合的方法防治常见病多发病,而且有的能在医疗条件较差的农村独立完成象脑脊膜膨出切除这样一些难度较大的外科手术。这样前后一对比,哪种质量高,哪种质量低,不就很清楚了吗?
然而,讲质量,政治质量是更重要的。对医学院的学生来说,如果认为不管政治上表现如何,不管为谁服务,只要会看病就是“高质量”,那是道道地地的修正主义观点。医学院培养的学生能不能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愿不愿意为广大工农兵看病,这是第一位的问题。在修正主义路线统治下,旧医学院培养的学生,有的人“技术学到手,人被资产阶级夺走”;有的人“拿了针头,忘了锄头”,向往大城市、大医院,不愿为工农兵服务,想当资产阶级精神贵族。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来看,这种教育还有什么质量可谈呢?要使学生真正把立足点移到工农兵这方面来,树立为工农兵服务的思想,应该使他们在学习期间就深入工农兵群众,深入火热的实际斗争生活,学工、学农、学军,这就必须开门办学。文化大革命以来,我们带领师生走毛主席指引的五·七道路,正是为了首先解决为什么人的问题。通过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工农兵学员的思想觉悟不断得到提高,对旧社会、对修正主义卫生路线更加仇恨,对毛主席而革命卫生路线理解得更深刻。大家都表示,不能做对人民疾苦漠不关心的资产阶级精神贵族,而要坚决执行毛主席的革命卫生路线,做贫下中农的贴心人。他们为才让病人少受痛苦,在自己身上互相练习打针、扎针;有的学员听说蜂螫能治面神经麻痹,就在自己身上作试验;有的学员为了抢教重危病人,摸黑走几十里路去取药,没有血库就献出自己的鲜血。毕业时,不少学员坚决要求到农村去,到艰苦的地方去,做缩小三大差别、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促进派。这是那些资产阶级精神贵族可以比拟的吗?
实践证明,只有坚持开门办学,走与工农兵相结合的道路,才能使学生在为人民服务的过程中,锤炼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学习为人民服务的本领。而有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医疗技术就可以发挥得更好。在开门办学过程中,我们遇到过一位患腮腺混合瘤的贫农老大娘。文化大革命以前,她的病也经医生治过,因为医生治疗不认真,没有治好。我们师生怀着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克服了种种技术上的困难,终于为她摘除了肿瘤。这说明,医生对病人的思想感情不同,医疗结果就不一样。只有具备了为人民服务的好思想,医疗技术才能发挥更大的作用,才能在为人民除害灭病的斗争中做出较大的贡献。培养这种又红又专的工农兵学员,才真正称得上是无产阶级的高质量。
开门办学是“实践——实践——实践”、“不要理论”吗?比起旧学校,开门办学后实践的确多了,但这有什么不好呢?“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把实践提到第一的地位”。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是认识客观世界、取得比较完全知识的途径,从根本上说,教学也必须遵循这一途径。正是由于开门办学比过去重视了实践,所以才打破了过去“理论——实践——理论”的头足倒置的唯心主义教学体系。但是,开门办学重视实践决不是说不要理论,而只是强调理论联系实际,做到理论和实践统一。毛主席说:“真正的理论在世界上只有一种,就是从客观实际抽出来又在客观实际中得到了证明的理论”。学习理论完全脱离实践,一点感性知识都没有,是不能学好的。如药理学这门基础理论课,过去在教室里讲很长的时间,但一进入临床,往往不会用药,也忘了“理”。开门办学后,我们结合工农兵学员防治疾病的实践去讲这门课。学员边学理论,边实践,理解得深,学了能够应用,使医学基础理论从书本中和课堂上解放出来了。又如,临床理论课,我们结合典型病例进行教学。有一个医教队,遇到一位大医院诊断不清的贫血患儿,学员们在教师的指导下,从调查研究入手,翻阅了很多资料,正确诊断为自家免疫性贫血,治愈了患儿。然后师生一起进行总结,由教师进行讲解,从个别到一般,使学员不但对自家免疫性贫血认识得比较深刻,而且对各种贫血的特点、发病原因、鉴别诊断要点及防治办法,都得到比较系统的理论知识。这样联系实际进行理论教学,改变了死记硬背书本的状况,学到了理论与实践统一的比较完全的知识。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一看我们结合实际学理论,就大喊什么“不要理论”了,这只能证明他们对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一窍不通。
“通过实践而发现真理,又通过实践而证实真理和发展真理。”医学书本上的理论,是前人的经验总结,随着客观事物的发展,随着人们认识的发展,有的地方会出现不符合实际的情况。通过开门办学,师生在医疗实践中可以纠正这些地方。如,过去的书本规定,血色素低于百分之六十五时,不能作胆总管囊肿空肠吻合这样一类大型手术。在农村开门办学中,我们遇到一位患胆总管囊肿的病人,血色素仅百分之三十,但不立即动手术,病人可能有生命危险。为了抢救病人,我们在作了各种科学分析及准备后,给患者做了手术,获得了成功,类似这样的事例,曾不只一次地遇到。事实说明:开门办学,不断解决实际生活向医学提出的新问题,可以获得对疾病的新认识,积累同疾病作斗争的新经验,可以使医学理论不断丰富、完善。这根本不是“不要理论”,而是使学生学到更加科学的理论。
任何理论都要么?也不是。我们确实“压”了一些理论。旧医学理论大半是照抄外国的,整个医学体系和教学体系都深深打着剥削阶级的烙印。旧医学院素程门类繁多,内容陈腐,三十多门课程中,每门又自成体系。医学基础课非常烦琐,从细菌鞭毛的染色方法到蚊子翅膀的脉络走向,从保持健康应当食用多少水果、牛奶、鸡蛋到鱼的新鲜与否的鉴别方法,甚至与医学不沾边的文昌鱼的解剖结构,也成了医学理论的一部分。旧的医学教材塞进了不少宣扬唯心主义和形面上学的垃圾,如把医学理论的产生归功于几个天才等等。开门办学,把这些东西拿到实际生活中去一检验,就看出它们是一些学了无用的东西。对于这些充塞在旧医学中的陈腐的理论,我们不仅压了,而且还要不断地压,直到把它压个干净。因为不把它压下去,它就会替资产阶级来压垮我们的青年一代。如果因此就骂我们是“不要理论”,那就正好暴露出右倾翻案风的鼓吹者维护资产阶级思想体系、复辟资本主义的反动嘴脸。
开门办学给教师提出了许多新课题。右倾翻案风的鼓吹者借题发挥,说什么教师“无所适从”,这是不符合实际的。
必须看到,大多数教师是从旧学校出来的,本身受的是资本主义、修正主义的教育,许多人的世界观基本上还是资产阶级的。他们虽然有了一些书本知识,但有的理论脱离实际,如基础医学理论课教师不会看病;有的离开了现代化医疗设备就束手无策,不会在农村现有条件下防病治病,开展教学工作;分工过细,西医不懂中医,治眼的不会治牙等等。过去,他们年复一年地照着旧的一套向学生灌输。如果不改变教师的这种状况,要培养工农兵需要的学生是不可能的。“教改的问题,主要是教员问题。”开门办学,对于广大教师来说,就是要在政治上接受再教育,业务上进行再学习,以“适从”于无产阶级教育革命,“适从”于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工作。在开门办学中,广大教师虚心向贫下中农学习,刻苦改造世界观,思想进步很快,有的还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许多人在业务上也取得了可喜的成绩。我院教师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编写了二十多种新教材,使之适应无产阶级教育革命的需要,基础理论课教师都分期到临床各科学习诊治常见病多发病。绝大部分临床课教师都参加了中医学习班,初步学到了中医的基本理论和治疗方法。许多教师积极参加农村卫生革命,向赤脚医生学习,贯彻预防为主的方针。实践使教师打破狭隘分工,由专一到兼二兼三,向一专多能发展,锻炼自己在农村条件下独立开展医疗和教学工作的本领。很多事实证明,开门办学正是使教师对于教育革命由不“适从”到“适从”的途径。广大教师通过开门办学,更适应农村三大革命运动的需要,适应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需要。他们心情舒畅,感到在自己的岗位上大有可为。右倾翻案风的鼓吹者借这个问题作文章,妄图挑拨革命教师来反对开门办学,只能是枉费心机。
开门办学还是关门办学,反映了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激烈斗争。回顾已经走过的道路,我们深深地感到,实行开门办学,每前进一步,都会遭到资产阶级顽强的抵抗。我们正是由于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党的基本路线,批判修正主义路线,才取得了教育革命的节节胜利。前一个时期,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兴风作浪,刮起了右倾翻案风,企图否定教育革命的伟大成果,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反攻倒算。我们决心以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武器,深入开展教育革命大辩论,粉碎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的猖狂进攻,继续坚持开门办学,将无产阶级教育革命进行到底。
以阶级斗争为纲 把各项工作做好
企业管理的两条路线斗争
宫效闻
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我国经济战线呈现一片欣欣向荣的大好形势,社会主义企业管理的面貌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许多工矿企业,深入地批判刘少奇、林彪的修正主义路线,认真贯彻执行“鞍钢宪法”,开展“工业学大庆”的群众运动,进一步加强了党的领导,建立了老中青三结合的领导班子,群众性的学习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运动蓬勃开展,“七·二一”工人大学如雨后春笋拨地面起,一大批有社会主义觉悟和有理论有实践经验的工人正在茁壮成长,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等也有了新的发展。所有这些,都显著地改善了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进一步焕发出广大工人的主人翁精神,有利于把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落实到基层,有利于在社会主义企业内部形成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的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文化大革命以来的十年中,我国工业生产全面高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蓬勃发展,企业管理制度的改革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企业管理制度的改革,是上层建筑和生产关系的一场深刻的社会主义革命。毛主席早就说过:“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基本的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已经建立起来,它是和生产力的发展相适应的;但是,它又还很不完善,这些不完善的方面和生产力的发展又是相矛盾的。除了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发展的这种又相适应又相矛盾的情况以外,还有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又相适应又相矛盾的情况”。毛主席对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辩证关系的精辟分析,为我们改革企业管理制度指明了方向。我国的社会主义企业,有相当一部分是从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义手里接收过来的,或者是经过社会主义改造的原来的资本主义企业。文化大革命以前,这些企业的管理制度虽然经过多次改革,但是,资产阶级的一套即资本主义管理制度的影响还比较大。这些企业以及建国以后新建的大批企业,由于受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的干扰,照搬外国,又不同程度地接受了修正主义企业管理的一套,搞什么利润挂帅、物质刺激、技术第一、专家治厂,对工人实行“管、卡、压”,严重地束缚了工人群众的积极性。为了不断完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把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落实到基层,在社会主义企业里,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深入批判修正主义办企业路线,逐步改革上层建筑中不适应经济基础的部分,改革生产关系中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部分,是完全必要的。建国二十多年来,历次社会主义革命运动,实际上都对社会主义企业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进行过不同程度的调整。特别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深入批判了刘少奇、林彪的修正主义路线,在企业里认真进行斗、批、改,进一步改革了上层建筑、生产关系中那些同经济基础、生产力不相适应的部分,从而推动了整个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迅速发展。
对待企业管理制度的这场革命,如同对待任何革命变革一样,不同阶级总是采取不同的态度。无产阶级兴高采烈,认为好得很,资产阶级却惊恐万状,叫嚷“搞乱了”。去年以来,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提出了一个“三项指示为纲”的修正主义纲领,反对以阶级斗争为纲,反对无产阶级政治统帅经济,反对“鞍钢宪法”的原则,攻击企业管理的斗、批、改,就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突出表现。毛主席指出:管理也是社教。就是说,管理问题也是一个阶级斗争问题。为了进一步贯彻执行“鞍钢宪法”,切实办好社会主义企业,我们必须以阶级斗争为纲,认真总结企业管理的经验,特别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的新鲜经验,进一步批判修正主义办企业路线,把企业管理的斗、批、改继续进行下去,进行到底。
毛主席教导我们: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社会主义企业能不能办好,关键在于领导权掌握在哪个阶级的手里,执行什么样的路线。
毛主席在党的九届一中全会上明确指出:“看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搞是不行的,我们这个基础不稳固。据我观察,不讲全体,也不讲绝大多数,恐怕是相当大的一个多数的工厂里头,领导权不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不在工人群众手里。”在文化大革命以前,相当多数企业的领导曾经跟着刘少奇那条路线走,企业的领导权问题实际上并没有解决。文化大革命以来,这种情况开始改变了。许多企业遵照毛主席的教导,经过斗、批、改,建立了老中青三结合的领导班子。参加企业领导班子的,除了经过文化大革命锻炼,路线斗争觉悟有了提高的老干部外,令人高兴的是有了一大批觉悟较高、有实践经验的老工人和青年工人干部。老干部和新干部团结在一起,认真看书学习,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批判修正主义路线,加强党的领导,密切联系群众,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抓革命,促生产,使社会主义企业的各项工作出现了朝气蓬勃的新面貌、企业领导权问题上的变化,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它对于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具有重大意义。当然,这绝不是说在这些企业里就没有阶级斗争了。阶级斗争依然存在,无产阶级对企业的领导权只有在阶级斗争中才能得到巩固。至于那些领导权还没有掌握在马克思主义者和工人群众手里的企业,就更需要抓紧阶级斗争,解决企业的领导权问题。斗争实践告诉我们,领导权掌握在哪个阶级手里,执行什么路线,对企业的发展方向是具有决定作用的。不把领导权紧紧掌握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和工人群众手里,路线不对,就不可能振起广大群众的革命精神,生产斗争、科学实验也就不可能摘好,甚至还要走到邪路上去。这样的例子,在文化大革命以前不是屡见不鲜吗?
对于企业管理中的这一变化,资产阶级及其代表人物当然是很不高兴的。他们把企业管理的形势描绘得漆黑一团,把新生的三结合领导班子说得一无是处,打着“整顿”的旗号,想一巴掌把大批新生力量打下去。同时,却离开阶级分析,鼓吹建立什么“强有力的、敢字当头的、有能力的领导班子”,并且扬言要找那些“不怕个人被打倒”的人。他们所说的“敢”呀,“强”呀,“不怕被打倒”呀,等等,无非是寻找那些敢于搞修正主义,敢于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敢于搞复辟倒退的人,妄想把已经由无产阶级掌握的企业领导权重新夺到他们的手里,以便推行修正主义路线,复辟资本主义。
办好社会主义企业,必须不是在口头上,而是在企业的各项管理工作中,真正承认工人群众是企业的主人,相信他们,依靠他们。马克思主义者历来满腔热情地歌颂人民群众在历史上的作用,强调依靠广大群众办好各项事业。毛主席早在全国解放前夕就指出:在城市斗争中,“必须全心全意地依靠工人阶级”。在“鞍钢宪法”中,毛主席进一步规定了工人参加管理,通过有工人和领导干部、技术人员参加的三结合的形式解决工厂中各项问题等基本原则。但是,在文化大革命以前,一些企业里,由于修正主义路线的干扰和破坏,有些干部并没有真正把工人当作主人,而是实行“领导立法,管理人员执法,工人守法”那一套,因此大大地压抑了工人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文化大革命以来,这种情况开始改变。许多工矿企业,批判了修正主义办企业路线,工人阶级也在斗争中不断提高自己的政治觉悟,创造了在党的领导下依靠工人群众参加管理的许多新经验。例如:工人不仅参加班组的各项管理工作,而且选派不脱产的群众代表参加三结合的各级领导班子,直接参与企业的领导;组织各种形式的三结合小组,吸收工人参加生产、技术、计划、财务等方面的管理;对生产中出现的问题,组织工人调查组进行调查,提出解决意见;运用座谈会、大字报、小评论等形式,发动工人对企业领导在执行路线、政策方面存在的问题,提出批评,实行有效的革命监督,等等。由于工人群众行使了当家作主的权力,有利于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贯彻执行,党的领导也加强了。
但是,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却攻击工人行使当家作主的权力,胡说什么把企业管理搞“乱”了。对这个“乱”字,必须作阶级分析。地主、资产阶级认为“乱”的,对革命人民来说,恰恰是正常的秩序。有人曾对列宁说:革命后必须建立正常的秩序。列宁回答:如果想做革命者的人竟忘记了革命秩序是历史上最正常的秩序,那就糟了。事情正是这样。广大工人群众认真学理论,自觉作主人,登上了上层建筑的舞台,积极参加斗、批、改,确实把修正主义那套庞大的管理机构,依靠少数人管理企业的办法打乱了;在党的领导下,建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行使厂矿的行政权力,也把修正主义过去那套“一长挂帅,四总当家”的“一长制”、“专家治厂”打乱了。这样的“乱”,在无产阶级看来,恰恰是最正常的秩序。它乱了修正主义的秩序,建立了社会主义秩序,加强了无产阶级专政。这是“鞍钢宪法”在文化大革命中的发扬光大,是广大工人群众的伟大创造,是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史上的灿烂篇章。你若是确立了革命观点的人,看了这些必定感到一种从来未有的痛快。
在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以后,列宁曾经指出:“现在最主要的任务之一,也许是最主要的任务,就是尽量广泛地发扬工人以及一切被剥削劳动者在创造性的组织工作中所表现的这种独创精神。无论如何要打破这样一种荒谬的、怪诞的、卑鄙的、龌龊的陈腐偏见,似乎只有所谓‘上层阶级’,只有富人或者受过富有阶级教育的人,才能管理国家,才能管理社会主义社会的有组织的建设。”不肯改梅的走资派,正是抱着这种荒谬的、怪诞的、卑鄙的、龌龊的陈腐偏见不放的人。在他们看来,只有那些“专家”、“内行”、“受过富有阶级教育的人”,才能管理企业,工人则无权过问。实际上,还是妄想恢复已经被批判过多次的“一长制”和“专家治厂”,依靠少数人统治多数人,在企业里实行资产阶级专政。
“你们不要规章制度!”不对。我们仅仅不要修正主义的规章制度,至于有利于调动工人社会主义积极性、有利于发展生产的规章制度,我们不但要,而且要使它不断完善。规章制度是上层建筑。工人群众是国家和企业的主人,反映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规章制度必须有利于发挥工人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为什么有些规章制度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工人群众的批判,被冲掉了呢?根本原因是这些规章制度不适应经济基础和生产力发展的需要。它们有的是对工人实行“管、卡、压”,束缚了工人的社会主义积极性;有的是脱离实际,内容烦琐,工人记不住,做不到;也有的虽然基本上符合生产实际,但在制订和贯彻执行这些制度的时候,没有充分发动和依靠工人群众,因而不被群众接受。上海第三十三棉纺厂在改革规章制度中就有这样的体验。为了提高细纱挡车工人的操作技术水平,他们建立了一项技术测定制度。但是,在文化大革命前,这项本应有利于生产的制度,由于搞修正主义的“管、卡、压”,经常由值班长、技术员手拿秒表,对挡车工搞明测、暗测,以至“偷测”,凡是不合标准的,工人就被扣分扣奖。“秒表滴答,心跳一百”,工人们对这项制度痛恨极了。在文化大革命中,这项制度理所当然地被群众冲掉了。在进行斗、批、改的过程中,工人群众通过批判修正主义,总结经验,认为技术测定还是需要的,群众反对它,是因为当时通过它对工人实行“管、卡、压”,伤害了工人群众的积极性,造成管理人员同工人之间的对立,破坏了人与人之间的社会主义关系。经过讨论,取消了扣分扣奖,又建立了新的技术测定制度,工人们很高兴。这个经验证明,制度要有利于生产,首先必须有利于调动工人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这是衡量规章制度是否合理的重要标准。规章制度只要是总结了群众的实践经验,反映了生产技术规律,并且依靠群众来制订和贯彻执行,那就一定会调动群众的积极性,促进生产的发展。实际上,现在群众的觉悟高了,他们遵守合理的规章制度的自觉性也提高了。刮右倾翻案风的人对于这些却一概看不见,.他们颠倒是非,混淆黑白,硬说“根本谈不上什么规章制度”了,要来个“整顿”。他们的“整顿”是要整掉社会主义新生事物的革命秩序和合理的规章制度,倒退到刘少奇那条修正主义路线上去,而且跑得更远。但这也恰好从反面告诉我们,破除旧的规章制度,建立新的规章制度,是一场阶级斗争。资产阶级及其代表人物之所以抱住旧的规章制度不放,是因为它有利于复辟资本主义;他们对改革规章制度之所以百般阻拦,则是因为它正确反映了无产阶级的愿望和要求,有利于巩固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有利于把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落实到基层。
在社会主义企业里,依靠什么来调动工人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毛主席一贯教导我们:“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解放二十多年来,我们就是依靠加强党的思想政治工作,靠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工人群众,不断提高工人群众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觉悟,把工人群众的草命自觉性激发出来,变成了推进革命和生产前进的巨大物质力量。与此相反,修正主义路线的头子,总是迷信物质刺激,利润挂帅,反对无产阶级政治挂帅。建国以来,围绕这个问题曾经进行过反复的斗争。现在的斗争,不过是长期以来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阶级斗争的继续。
刮右倾翻案风的人之所以特别喜爱物质刺激,因为它是修正主义管理企业的药方,他们要复辟资本主义,只能乞灵于它。我们的企业是社会主义企业,决不能用修正主义的办法。实践证明,物质刺激,只能刺激出个人主义积极性,破坏工人之间的团结,助长资产阶级的歪风邪气,而决不能调动什么社会主义积极性。如果按照他们的修正主义办法,生产是上不去的,或者暂时上去了,社会主义企业也会走偏方向,甚至有变质的危险。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鼓吹物质刺激,正说明他们是顽固地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把工人群众当作资本的奴隶,把劳动力当作商品。在他们看来,只有用金钱作钓饵,才能刺激人们更多地劳动。我们社会主义企业难道可以接受这种建立在资产阶级利己主义基础上的资本主义原则吗?
必须看到,我国现在还实行商品制度和货币交换,资产阶级法权在人们的相互关系方面还严重存在,在分配方面还占统治地位,搞物质刺激,奖金挂帅仍然有一定的市场。因此,我们必须坚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深入批判修正主义,坚持对广大群众进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思想教育,批判资产阶级法权思想,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即使在工人群众中,有的人还有某些雇佣观念的残余,也要认识到,这正是剥削阶级长期散布的旧的传统观念还没有肃清的表现,是刘少奇、林彪修正主义路线腐蚀工人思想的后果。因此,就更需要我们满腔热情地做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启发他们的阶级觉悟,帮助他们迅速赶上先进的行列。只有这样,才能充分发挥工人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对物质刺激之类的修正主义货色是非批不可的。如果我们放松了对修正主义的批判,这些东西很容易卷土重来,那就不仅会腐蚀工人的思想,而且必然要瓦解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破坏生产力的发展。
企业管理问题上两条路线的斗争,归根到底是搞马克思主义还是搞修正主义,是坚持社会主义方向还是复辟资本主义的斗争。毛主席教导我们:“什么‘三项指示为纲’,安定团结不是不要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我们要认真学习毛主席的这一重要指示,牢牢掌握阶级斗争这个纲,深入批判阶级斗争熄灭论和唯生产力论,认真总结文化大革命以来的企业管理经验,进一步搞好斗、批、改,回击右倾翻案风。“想要阻挡潮流的机会主义者虽然几乎到处都有,潮流总是阻挡不住的,社会主义到处都在胜利地前进,把一切绊脚石抛在自己的后头。”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搞修正主义、搞复辟倒退,也同样阻挡不住社会主义的历史潮流继续奔腾前进。
学大寨要抓住阶级斗争这个纲——山西昔阳县东沟大队的调查报告
农业学大寨是一个伟大的革命运动。只有紧紧抓住阶级斗争这个纲,认真贯彻执行党的基本路线,深入批判修正主义,批判资本主义,才能真正做到抓革命促生产,这是实践反复证明了的一条基本经验。去年以来,昔阳县东沟大队通过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揭露矛盾,端正经营方向的过程,再次说明了这一点。
东沟是昔阳县南部地区洪水公社的一个大队。这里山多地少,平均每人只有一亩一分地,自然条件较差。在这“一亩一分地里”怎样闹革命?长期以来,是这个大队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一个重要问题。文化大革命以前,在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影响下,大队党支部缺乏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处处依赖国家支援,生产发展不快。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批判了修正主义路线,大家的觉悟提高了,开展了学大寨的运动,改变了生产条件,自然面貌有了初步变化,并且从一个粮食不能自给的队变成了向国家交售商品粮的队。但是,在集体经济内部究竟是走什么道路的问题并没有完全解决,修正主义路线的流毒并没有肃清。近几年来,在党支部领导成员中,那种认为“东沟地少人多,要想富,找门路”的资本主义思想又在抬头。在资本主义自发势力的影响下,他们错误地认为“只要集体增产增收,地里打下的和外边赚来的都一样”,把主要的人力、物力放到搞不正当的副业上去,重副轻农,以副伤农。全大队平车三十四辆,用于副业的就有二十三辆;大队购置的动力机械、加工机械、水泵等也大部分用到脱离农业的副业上。这样做的结果,看来收入增加了,但是,方向歪了,人心散了,削弱了集体经济,助长了资本主义倾向。
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的发表,鼓舞和教育了东沟大队的干部和社员,给了他们强大的思想武器。干部和社员反复学习毛主席的教导,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对照大寨经验,重新认识自己走过的道路。毛主席说:“列宁为什么说对资产阶级专政,这个问题要搞清楚。这个问题不搞清楚,就会变修正主义。要使全国知道。”毛主席的教导擦亮了干部、社员的眼睛,照亮了前进的方向。大家纷纷议论:这几年东沟走的道路是不是有利于加强对资产阶级专政,落实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呢?是不是象大寨那样,狠抓阶级斗争,执行党的基本路线,坚持了社会主义方向呢?是不是发展和壮大了集体经济,调动了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呢?一系列的问题提了出来。这时候,上级党委的同志来到这里,同这个大队的干部和社员一起,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对照大寨的根本经验,联系本队的实际,揭露矛盾,分析矛盾,开展了革命大批判。
“只要集体增产增收,地里打下的和外边赚来的都一样。”是这样吗?在革命大批判中,大家摆事实,讲道理,总结历史的和现实的经验教训,深入批判了这一错误观点。一九六三年东沟遭受洪游灾害。当时在国家和兄弟社队的支援下,完全可以依靠和发挥集体经济的力量,恢复和发展生产。但由于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的于扰和破坏,大队党支部以“闹钱渡灾”为名,让社员外出搞副业赚钱,涣散了人心,资本主义泛滥,给集体经济造成严重损失。这几年,批判了修正主义路线,开展了农业学大寨运动,本来应该使生产得到进一步发展,但是,又由于大队党支部一心只想抓收入,把主要的人力、物力放在搞不正当的副业上,割弱了集体经济。农业的固定资产逐年下降,大队纯收入中农业部分还占不到百分之五十,百分之七十的农田还是跑水、跑土、跑肥的“三跑田”,生产条件没有得到基本改变。贫下中农批评说:我们这里资本主义不臭,社会主义不香,喊的是学大寨,实际上在往资本主义道路上走,这能说一样吗?
通过回顾和总结,干部、社员进一步认识到,在农村集体经济的经营方向上,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是长期的。什么时候抓紧了对资本主义的斗争,集体经济就沿着社会主义方向前进,生产就发展;什么时候放松了对资本主义的斗争,集体经济就会偏离社会主义方向,生产就会受损失。如果“只管钱和粮,不问纲和线”,那就会被资本主义牵着鼻子走,发展下去,社会主义的集体经济就有变质的危险。
为什么大队领导热心于搞不正当的副业?支部有的领导成员原来觉得辛辛苦苦抓收入是为集体,还受到批评,有些想不通。在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过程中,大家分析,这主要是有的同志对要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就必须对资产阶级法权加以限制这个道理弄不明白。目前农村在生产关系的各个方面还不同程度地存在着资产阶级法权。资产阶级法权是产生资本主义和新的资产阶级分子的土壤和条件。如果我们不坚持批判资本主义,不对资产阶级法权实行必要的限制,那就很可能是收入越增加,资产阶级法权却越膨胀,资本主义越泛滥,这样就必然要破坏社会主义的生产。事实教育大家清楚地看到,东沟大队这几年搞不正当的副业,对资产阶级法权不是限制而是扩大,对资本主义倾向不是批判而是纵容,结果不仅使少数有严重资本主义倾向的人趁机活动起来,社员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受到压抑,而且腐蚀了干部的思想。有的干部对经营方向中存在的问题,搞不清它的性质,分不清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资本主义,看不到它的危害,总认为粮食增了产,收入增加了,就是学了大寨,就是搞的社会主义。经过学习和批判,许多同志清醒过来,他们说:“我们这样做,是把集体经济的车往资本主义路上开啊!”
为了进一步提高大家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觉悟,上级党委的同志又着重帮助这个大队的党支部围绕着“一亩一分地里闹革命的主要障碍是什么”这个问题,展开讨论,进行整风。通过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提高了认识,进一步划清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界限,联系过去一段走过的道路,大家很快认识到,原来东沟大从前进中的主要障得不是什么“人多地少”,而是严重的资本主义倾向。大家总结经验教训时说,过去认为只要粮食产量提高了,收入增加了,就是走的社会主义道路,这是完全错误的。学大察,就必须紧紧抓住阶级斗争这个纲,经常开展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不断地批判修正主义路线,批判资本主义倾向,坚持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在提高认识的基础上,这个大队遵照毛主席提出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五个条件和老中青三结合的原则,调整充实了领导班子,决心以阶级斗争为纲,重新迈开学大寨的步伐,在“一亩一分地上”创造出新成绩。大队重新整顿了副业,兴办了直接为农业服务的养牛场、农机修配厂,培育苗圃,并且把过去用到副业上的资金、机械、劳力的大部分转到农业上来。计划三年建成六百亩高标准的园田,去年七月已经开始动工开办了一项搬山填沟造平原的工程。
遵照毛主席关于“一个路线,一种观点,要经常讲,反复讲”的教导,去年下半年以来,大队党支部还加强了对群众的基本路线教育。他们经常联系本大队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实际,联系党支部几年来“离纲偏线”的教训,引导社员揭露资本主义倾向的表现,认识资本主义倾向的危害,打击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大队办的政治夜校越办越好,农民理论队伍从无到有,不断壮大,合作医疗进一步巩固。业余文艺宣传队讲革命故事,创作革命诗歌,开办图书室,移风易俗,破旧立新,成为宣传社会主义思想,加强对资产阶级专政的坚强阵地。
堵住了资本主义的路,迈开了社会主义的步。去年一年,这个大队学理论,抓路线,以阶级斗争为纲学大寨,促进了农业生产和集体经济沿着社会主义方向迅速发展。粮食总产量由一九七四年的九十二万斤增加到一百一十万斤,亩产跨过了“长江”,达到九百斤。新建了一个高灌站,扩大水浇地二百七十亩,并且购置了两台拖拉机,机耕面积扩大到百分之六十。回顾一年来的进步,这个大队的干部、社员高兴地说:“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的指示,给我们在学大寨的道路上指明了航向,要紧紧抓住阶级斗争这个纲不能丢啊!”
中国共产党山西省委员会、中国共产党昔阳县委员会调查组
执行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首都钢铁公司石钢炼钢厂的调查报告
首都钢铁公司石钢炼钢厂,是我国自己设计、自己兴建的一座炼钢厂。文化大革命以前,在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的影响下,这个厂的党委只注意抓生产,不注意抓路线,使企业偏高了社会主义方向,生产发展也受到严重阻碍。在文化大革命中,广大干部和工人批判了刘少奇、林彪的修正主义路线,坚持毛主席提出的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正确处理政治和经济的关系,使生产持续增长,年年超额完成国家计划,并提前两年实现了这个厂第四个五年计划规定的指标。去年的钢产量比一丸云五年增长了五点三倍,超过设计能力百分之八十九;自一九六九年以来,在不增加主要设备的情况下,钢产量每年递增百分之十七,各项主要技术经济指标都达到了先进水平。
炼钢厂生产的迅速发展,是在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激烈斗争中取得的,是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贯彻执行党的基本路线的结果。炼钢厂的干部和群众经常讲的一句话是:“炼钢首先要抓纲”,这个纲就是阶级斗争。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社会主义企业,究竟是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党的基本路线,沿着社会主义方向前进,还是搞唯生产力论、阶级斗争熄灭论,推行修正主义路线,复辟资本主义,始终存在着尖锐的斗争。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种斗争并没有熄灭。
一九六九年,党的“九大”以后,正当全厂职工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深入搞好斗、批、改,决心促进炼钢生产大发展的时候,从一九六九年七月至一九七O年七月的一段时间,林彪反党集团的主要成员陈伯达先后十二次第到首钢,疯狂破坏、干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大肆贩卖唯生产力论和阶级斗争熄灭论,要炼钢厂集中一切人力、物力搞“自动化”,叫嚷以电子为中心,搞所谓“第二次工业革命”。面当时炼钢厂面临的首要任务,恰恰是要以阶级斗争为纲,认真搞好斗、批、改,用革命推动生产。经过文化大革命锻炼的炼钢厂广大职工,没有听陈伯达那一套,对他所贩卖的修正主义货色进行了抵制。他们坚持毛主席提出的抓革命,促生产的伟大方针,首先抓了企业的斗、批、改,清理阶级队伍,整党,落实各项无产阶级政策。革命促进了生产。由于充分调动了广大职工的社会主义积极性,一九六九年创造了建厂以来钢产量的最高纪录,一九七O年继续前进,钢产量大幅度提高,第一次突破了设计水平。炼钢厂的广大职工在斗争中进一步加深了对党的基本路线的理解,更明确地树立了“炼钢首先要抓纲”的思想,认识到,什么时候抓紧阶级斗争这个纲,就纲举目张,生产上得快;什么时候离开了这个纲,就迷失方向,生产也摘不上去,大大提高了对修正主义路线进行斗争的自觉性。
办企业是坚持无产阶级政治挂师,还是搞物质刺激,利润挂帅?这一涉及到企业方向道路问题的斗争,也是有反复的。毛主席在谈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性时指出,在我们的社会主义企业里,有人跟着过去刘少奇的那条修正主义路线走,“无非是搞什么物质刺激,利润挂帅,不提倡无产阶级政治,搞什么奖金,等等”。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对这些东西进行了深入的批判。但是,清除这条修正主义路线在社会主义企业中的流毒,是长期的战斗任务。稍为放松对修正主义路线的批判,它就会再冒出来。一九七四年,炼钢厂由于设备检修,到第三季度末,生产任务只完成全年的百分之七十一。在时间紧,任务重的情况下,有人又重新搬出了物质刺激的老“法宝”,主张搞一点奖金来“调动”群众的积极性。当时,正是批林批孔运动普及、深入、持久开展的时侯,究竟是靠伟大的革命运动来提高群众的觉悟,从根本上调动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还是靠物质刺激,搞什么奖金来刺激个人主义积极性?厂党委引导大家回顾了文化大革命前搞物质刺激,奖金挂帅的恶果。那时,就因为实行物质刺激,奖金挂帅,腐蚀了人们的思想,破坏了革命团结,使企业走偏了方向。大家激动地说,这条回头路坚决不能走。那么应该怎么办呢?三班电工小组在批林批孔运动中的巨大变化,给了大家以深刻的启示。这个组原来是一个比较后进的班组,他们通过狠批林彪“克己复礼”的修正主义路线,纠正了过去小组内“只抓电线,不抓路线;只顾线头,不管人头”的错误倾向,在小组内以党、团员为骨干,加强了政治思想工作,由后进转化为先进。过去,炼钢车间转炉电器控制室由于设计位置不合理,经常被水流,对生产带来很大影响,投产十年一直没得到解决,成为炼钢厂的一个“老大难”问题。这个小组的工人经过批判唯心论的“天才论”和林彪、孔老二鼓吹的“上智下局”,“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等谬论,提高了工人阶级当家作主的责任感和创造精神,主动承担了这个“分外”活,利用工余时间,自己提方案,自己施工,终于解决了这个难题,保证了安全生产。这件事情说明,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焕发出群众中蕴藏着的极大的社会主义积极性,是推动各项工作的强大动力。厂党委进一步认识到,越是在时间紧、任务重的情况下,越要紧紧地抓住阶级斗争这个纲,越要坚定不移地贯彻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于是,他们带领广大职工抓住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复辟和反复辟这个斗争焦点,狠批林彪“克己复礼”的修正主义路线。大批促大干,大批促高产,在批林批孔运动的推动下,全厂掀起了生产热潮。领导干部日夜奋战在第一线,洗衣房的“五·七”战士服务到炉前,炼钢工人豪迈地表示:为革命夺高产,吃苦流汗心里甜。全厂出现了一处有困难,八方来支援,干群一条心,团结齐奋战的热火朝天的动人景象,生产纪录节节上升。一九七四年第四季度,炼钢厂不但夺取了批林批孔运动的新胜利,钢产量也打破了建厂以来的最高纪录。
经验证明,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才能提高广大职工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觉悟,把蕴藏在他们当中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充分调动起来。一九七〇年,国家要求炼钢厂的钢产量要有一个大幅度提高。一些同志算来算去,认为要大量增产,就得向国家要投资,要设备,在原有三座转炉的基础上,扩建一座转炉,保证每天有两座炉子正常生产,两座炉子作生产准备,这个方案叫“四保二”。另外一些同志不同意这种办法,认为依靠群众,挖掘设备潜力,现有的三座转炉,照样可以做到两座炉子生产,叫做“三吹二”。到底是“四保二”还是“三吹二”,引起了争论。厂领导把这个问题交给群众,发动全厂职工进行讨论。大家学习毛主席关于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伟大教导,进行深入分析。工人们尖锐地指出,“三吹二”和“四保二”之争,决不是单统的生产技术之争,而是相信不相信群众,要不要大搞群众运动的路线之争。他们批评了那种眼睛里只有设备,没有群众的错误思想,一针见血地指出:“你们算来算去,为什么不算广大工人经过文化大革命的锻炼,红心向党,蕴藏着多大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同时,根据他们自己丰富的实践经验,提出了许多挖掘企业潜力,实现“三吹二”的合理建议。群众教育了干部,统一了大家的认识。这一年,在炼钢厂出现了大搞技术革新的群众运动,广大职工开动脑筋,群策群力,在每个生产环节上挖掘设备潜力,实现了“三吹二”,在不增加设备和投资的情况下,钢产量比上一年增加了百分之六十九。从那时开始搞起来的三结合扩大转炉装入量的技术革新试验,持续奋战五年,在兄弟单位的支援下,终于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仅这一项措施,每年就可以为国家多产钢十几万吨。
在斗争实践中,炼锅厂党委深深体会到,路线是根本,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路线对了头,群众真正动员起来了,炼钢生产中存在的各种困难,都会迎刃而解。因此,他们讨论革命和生产的重大问题,吸收工人代表参加;碰到生产技术难题,发动群众搞会战;重大技术革新,依靠群众攻关,并且逐步形成了一套依靠工人群众管理社会主义企业的制度。由于充分发挥工人群众的智慧和力量,使炼钢生产一步一层楼,一直蓬勃向上。
阶级斗争是长期的,复杂的,要在大风大浪中不动摇,不转向,必须坚持学习马克思主义,批判修正主义。为此,炼钢厂党委会和革委会成员努力做到认真读马列和毛主席的书,积极开展恩想斗争,不断提高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觉悟。在领导成员中,有的人在文化大革命中受过群众的批评,他们经常注意正确对待文化大革命,正确对待群众,正确对待自己。一九七五年,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发表以后,炼钢厂党委在学习过程中,联系本厂实际,努力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弄清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自觉地限制资产阶级法权,批判资产阶级法权思想,抵制资产阶级生活作风。这些年来,他们没有人利用职权搞特殊化。领导干部经常参加生产劳动,每人一身工作服,在第一线做思想政治工作,在第一线指挥生产。哪里有困难,干部就在哪里同工人一起战斗。领导干部的模范行动,振奋了群众的革命精神。工人们说:“领导敢上山,我们能打虎;领导敢下海,我们能擒龙。”
毛主席最近指出:“什么‘三项指示为纲’,安定团结不是不要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炼钢厂的干部群众,从自己多年来的实践中深深体会到,这是一个颠扑不破的真理。要真正抓住阶级斗争这个纲,不仅要同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作斗争,更为重要的是要同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以及他们推行的修正主义路线作斗争。这样,才能保证企业保持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把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落实到基层。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打着关心发展生产的幌子,玩弄折中主义和诡辩论,提出“三项指示为纲”的修正主义纲领,把政治和经济平列起来,否定政治挂帅,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篡改党的基本路线,反对抓革命,促生产的伟大方针,充分暴露了他们妄图复辟资本主义的真面目。现在,炼钢厂的广大职工正决心用自己抓革命,促生产的实际行动,回击这股右倾翻案风,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成果,争取为发展我国的钢铁工业做出更大的贡献。
中共北京市委宣传组调查组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继续和深入——喜看清华大学教育革命大辩论破浪前进
当前教育界、科技界开展的革命大辩论是一场什么性质的斗争?今年的头一个月,清华大学的干部和尊众以丰富的斗争成果告诉我们,它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大搏斗,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继续和深入,它关亲着我们党、我们整个国家的前途和命运。
毛主席的两首词和《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元旦社论的发表,极大地鼓舞了清华大学广大师生员工反击右倾翻素风的革命斗志,进一步提高了他们对这场斗争实质的认识。他们回顾了这场大辩论的进程:去年夏季前后,社会上刮起一股右倾翻案风。清华大学跳出了坚持修正主义路线的极少数几个人,攻击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攻击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伟大领袖毛主席洞察当前阶级斗争的动向,及时抓住战机,亲自发动了这场革命大辩论。在毛主席、党中央的亲切关怀下,在各级党组织的领导下,广大干部和群众对修正主义进行了大揭发、大批判。随后,他们又对整个教育界、科技界的右倾翻案风展开了猛烈的反击。
斗争中揭露的大量事实越来越充分地说明,这场斗争不是孤立的,不是偶然的,它有着深刻的政治背景。教育界、科技界的右倾翻案风是当前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突出表现。在学习毛主席词二首和元旦社论中,许多同志提出了一系列的问题;在同一时间里,教育、科技等战线为什么都有那么极少数几个人跳出来刮右倾翻案风?他们为什么那样疯狂,把攻击的矛头指向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指向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他们为什么敢于如此放手大干,要算文化大革命的账,要翻文化大革命的案?他们为什么那样有特无恐,把希望寄托在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复辟势力上?这股右倾翻案风是从哪里刮起来的?
在这些问题的面前,清华大学党委引导广大师生员工,把教育界的修正主义奇谈怪论跟社会上出现的怪现象联系起来,把现实斗争同马克思主义反对机会主义的历史加以比较。答案很清楚,这场斗争不只是教育质量高低的争论,不只是怎样实现“四个现代化”的争论,不只是几个单位的领导权问题。刮右倾翻案风的人从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猖狂地向无产阶级全面进攻。他们这也要“担”,那也要“极”,最根本的一条,就是要改变党的基本路线,从而扭转我们整个国家的马列主义方向和社会主义道路,改变我们整个国家的颜色。工农兵学员说得好:“右倾翻案风得逞,就是资本主义在中国复辟,不但我们要被赶出校门,千百万阶级兄弟还要人头落地。”。
清华大学党委组织广大师生员工,重温了毛主席文化大革命以来的重要指示,以阶级斗争为纲,对刮右倾翻案风的人作了阶级分析。在大辩论开始的时候,清华大学就贴出《走资派还在走》的大字报,把斗争的重点放在整党内一小振不肯改悔的走资派上。随着大辩论的进一步深入,阶级阵级越来越清楚了。刮右倾翻案风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主要就是那些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批判、被揭发过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他们有的在风头上认输,风过就翻案,有的根本就没有认过输。他们中间,有的是混进革命队伍的阶级异己分子,有的在民主革命时期是积极的,到了社会主义时期,却处处跟无产阶级对抗。随着社会主义革命步步深入,我们必须掌握阶级关亲的变化。有的人过去是党的同路人,但从来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世界观是个资产阶级的王国。在社会主义革命越来越深入的今天,他们站到敌对阶级一边去了,也就是说,站到地主、资产阶级一边去了。他们一上台,就顽固地代表着地主、资产阶级的愿望,坚持走资本主义道路。
事实就是这样无情地告诉我们:走资浪还在走,投降派确实有。这股右倾翻案风的风源在哪里?就在党内那些坚持刘少奇、林彪的修正主义路线,至今不肯改悔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通过这样的分析、研究,广大干部、群众更深刻地认识到,当前的主要矛盾仍然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当前的主要危险仍然是修正主义,最危险的是代表地主、资产阶级利益的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还在走,这是整个社会主义时期长期存在的社会现象,是阶级斗争的规律所决定的,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清华大学党委掌握了运动发展的趋势,迅速作了大辩论深入开展的部著。各级党委成员深入到班组中去,把基层党支部建设成为同资产阶级斗,同修正主义斗的坚强堡垒,以班组为基点开展大学习、大批判,既加强了党对运动的领导,又广泛地发动了群众。广大干部、群众,同仇敌忾,在前一段大辩论的基础上,紧紧抓住右倾翻案风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改变党的基本路线,复辟资本主义的实质,把教育界、科技界以及社会上其他方面的修正主义谬论联系起来,进行系统的、深入的大批判。
在大批判的过程中,师生员工紧密联余现实斗争,如饥似渴地攻读马列著作、毛主席著作。在政治与经济的关系等问题上,伟大的革命导师列宁同伯恩斯坦、考茨基、托洛茨基、布哈林,毛主席同陈独秀、刘少奇、林彪,都作过坚决的斗争,写下了无辉的著作。“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一个路线,一种观点,要经常讲,反复讲。只给少数人讲不行,要使广大革命群众都知道。”广大干部、讲众认真学习了列宁、毛主席的重要论述,也学一点马克思主义哲学,学一点中国哲学史。他们研究了革命导师的斗争经验,也研究了苏联沦为社会帝国主义的惨痛教训。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革命大辩论步步深入,大批判的水平越来越高。
去年,工业自动化系自动化专业三一班的工农兵学员,写了一张大字报,开始时题为《到成是谁拖了四个现代化的后腿》。大字报以大量的事实说明,“拖四个现代化后腿”的不是我们,而是那股右倾翻案风。随着大辩论的深入,许多同志提出,刮右倾翻案风的人真的关心四个现代化吗?带着这个问题,工农兵学员反复学习马列著作、毛主席著作。大字报每修改一次,思想认识都提高一步。最后,他们把大字报的题目改为《右倾翻案风要搞现代化,还是要复辟》。大字报指出:资产阶级所谓不讲阶级斗争是假,目的是麻养人民群众,反对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斗争。不讲阶级斗争,不讲路线,现代化或者搞不成,或者在一个时期暂时榜上去了,但最终还要垮下来,或者搞成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的现代化。右倾翻案风以“四个现代化”作大棒,扼杀社会主义新生事物,向无产阶级进攻。这就说明,他们搞现代化是假,复辟资本主义是真,卫星上天是幌子,红旗落地才是真意。
最近,广大师生员工对这个谬论的批判,又有了新的进展。他们把教育界、科技界以及社会上其他方面的修正主义奇谈怪论联系起来批判,不仅看到大旗成下包藏着极为险恶的祸心,而且看到“四个现代化”的背后有一整套修正主义的纲领、路线。刮右倾翻案风的人,公开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实际上是要以他们的修正主义路线为纲。他们到处煽动人们刮“业务台风”,“经济台风”,“八级不够,就刮它十二级”,妄图把无产阶级政治,把阶级斗争这个纲,把党的基本路线一股脑儿刮掉。
什么是纲,无产阶级革命导师早有英明的论断。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将近四十年来,我们都非常重视阶级斗争,认为它是历史的直接动力,特别是重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认为它是现代社会变革的巨大杠杆;所以我们决不能和那些想把这个阶级斗争从运动中勾销的人们一道走。”
列宁指出:“政治同经济相比不能不占首位。不肯定这一点,就是忘记了马克思主义的最起码的常识。”“机会主义恰巧在最主要之点不承认有阶级斗争,即不承认在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时期,在推翻资产阶级并完全消灭资产阶级的时期有阶级斗争。”
毛主席指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和阶级斗争”。“安定团结不是不要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
学习了革命导师的教导,再看看那些右倾翻案的奇谈怪论,清华大学广大师生员工清楚地认识到,妄图改变党的基本路线,以达到他们复辟资本主义的罪恶目的,就是这股右倾翻案风的政治纲领。什么“教育质量低”,“科研落后了”,“施了四个现代化的后腿”等等谬论,都是从这里派生出来的。为了向无产阶级反攻倒算,正在走的走资派猖狂反对马克思主义,攻击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他们所顽固坚持的,恰恰是刘少奇、林彪相继推行,并且接连破产的修正主义路线,恰恰是刘少奇鼓吹了十七年,而林彪妄图塞进党的“九大”政治报告中去的阶级斗争熄灭论、唯生产力论等修正主义黑货。
为了改变党的基本路线,他们既打着红旗反红旗,又搞了折衷主义。面对着他们这种反革命手法,广大师生员工翻开列宁的光辉著作《再论工会、目前局势及托洛获基和布哈林的错误》,发现这种手法不过是从布哈林那里拣来的破烂。在列宁同托洛茨基、布哈林的论战中,布哈林曾说什么列宁是“从政治上”看问题托洛茨基是“从经济上”看问题,而他却要把双方统一起来,来个“缓冲”。对于这种谬论,列宁给予严厉的驳斥,列宁说:“布哈林宣传把从政治上看问题和从经济看问题结合起来,这样就在理论上落到折衷主义立场上去了。”“如果说(或者只是间接地表达了这种思想)从政治上看问题和‘从经济上’看问题有同等的价值,“二者’都可以采用,这就是忘记了马克思主义的最起码的常识。”折衷主义就是修正主义。穷途末路的修正主义者既要反革命,又要掩人耳目,不惜故伎重演。革命人民却以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武器,及时撕下他们的面纱,揪住了他们向无产阶级进攻的黑手,抓住了他们复辟资本主义的狐狸尾巴。
象这样以学习推动大批判的事例,在清华大学比比皆是。许多同志在写一张大字报的过程中,阅读了十几篇,甚至几十篇马列著作、毛主席著作。精密仪器系机床专业三二班的工农兵学员说:“这样写大字报,时间虽然花得多,但是要害抓准了,思想认识提高了。斗争需要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指引我们去战斗。”
革命大辩论既然是一场伟大的革命运动,必然会遇到阻力。清华大学的教育革命大辩论就是冲破了重重阻力之后,迅猛向前发展的。这种阻力主要来自党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和旧的习惯势力。正在走的走资派还在妄圈压制这场大辩论,压制群众起来反击右倾翻案风,还在重曲这场斗争的实质,用资产阶级法权思想、旧的传统观念腐蚀干部和群众,要图拉拢一部分人跟着他们走资本主义道路。
他们的挣扎是徒劳的。在遇到阻力的时候,清华大学的一位领导干部就说:“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走资派要走资本主义道路,此路不通,经过文化大革命锻炼的广大工农兵、革命干部、革命知识分子绝不答应。我们充满信心去夺取大辩论的胜利,击碎任何走资派复辟倒退的递梦。”三个月来,清华大学的大辩论如火如荼,广大师生员工同仇敌忾,团结战斗,组成了浩浩荡荡的革命大军,取得一个又一个回合的胜利。这样的事实就充分说明,只要我们抓住这场斗争的实质,揭露极少数人顽固坚持刘少奇、林彪修正主义路线的狰狞面目,那么,广大干部、群众,包括受了他们影响的同志,就会很快起来,同他们作坚决的斗争。
这股右倾翻案风,有它的国际根源和国内根源。由于资产阶级法权的存在,旧的传统观念的存在,由于阶级的存在,旧社会的细菌还在时时刻刻地侵蚀我们的肌体,因此,它在干部、群众中还有一定的市场。我们这场大辩论就是要在斗争中锻炼群众,使广大群众更加深刻地认识产生修正主义的社会根源,尽可能地缩小修正主义的市场。在这场大辩论中,清华大学广大师生员工的阶级斗争、路线斗争和继续革命的觉悟,识别真假马克思主义的能力,都有很大的提高,共产主义思想正在迅速增长。他们说:“在大辩论中,我们失去的是旧社会的精神锁链,得到的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光辉胜利。”
对于极少数几个处境十分孤立,而且越来越孤立的走资派们,清华大学的革命群众告诉他们:“如果你们愿意改邪归正,真的而不是假的,我们欢迎。但是,如果你们还想搞什么名堂,那就回顾一下吧,妄图镇压文化大革命的刘少奇,连同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一起被革命群众运动的洪流冲得粉碎。”清华大学的干部、群众正是以这样的革命气概,在党的领导下,高声吟诵着毛主席的词二首胜利前进:
“风雷动,旌旗奋,是人寰。”
“试看天地翻覆。”
《人民日报》记者
(原载一九七六年二月六日《人民日报》)
要害是复辟资本主义
北京大学师生员工批判“三项指示为纲”的修正主义纲领
“安定团结不是不要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
伟大领袖毛主席最近发出的这一重要指示,极大地鼓舞了北京大学广大革命师生员工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志。他们说:“三项指示为纲”是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全面对抗毛主席革命路级的修正主义纲领。毛主席的指示就是对它的针锋相对的批判。我们要车牢掌握和充分运用这个强大的思想武器,把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进行到底。
北京大学党委引导广大革命师生员工,围绕毛主席这一重要指示,学习马、列和毛主席关于阶级斗争的论述,回顾了一年来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激烈斗争。一九七五年春,全党、全军、全国人民认真学习伟大领袖毛主席关于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重要指示。毛主席指出:“列宁为什么说对资产阶级专政,这个问题要搞清楚。这个问题不搞清楚,就会变修正主义。要使全国知道。”“我国现在实行的是商品制度,工资制度也不平等,有八级工资制,等等。这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所以,林彪一类如上台,搞资本主义制度很容易。”毛主席的重要指示,进一步提高了全国人民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党的基本路线,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进行到底的自觉性。毛主席提醒大家:“林彪一类如上台,搞资本主义制度很容易。”广大革命群众展开了热烈的学习和讨论,同时,也引起了代表资产阶级利益、企图复辟资本主义的那些人的害怕和抵抗。他们反对批判修正主义,对批判资产阶级法权有反感。他们要想法破坏这个学习。就是在这个期间,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别有用心地至曲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指示,把其他两项指示同关于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指示并列起来,蛊惑人心地提出了一个“三项指示为纲”的口号,想以这种手法来否定毛主席历来关于要以阶级斗争为纲、要抓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的教导,否定毛主席关于要把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搞清楚的重要指示,否定要把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放在首要地位。还说什么:“这三条重要指示,是互相联系的,不能分割开”。此后,便到处鼓吹这就是“各项工作的总纲”。
严重的斗争现实,使大家深刻地认识到,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这样迫不及待地抛出这个修正主义的纲领,这样明目张胆地对抗毛主席关于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指示,就是要反拌以阶级斗争为纲,反掉党的基本路线,反掉对修正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反掉党内走资派很害怕的对资产阶级法权的限制。“三项指示为纲”的要害就是要搞修正主义,复辟资本主义。
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中,究竟以什么为纲?北京大学师生员工认真学习了马、列和毛主席的有关论述。
马克思和恩格新指出:“将近四十年来,我们都非常重视阶级斗争,认为它是历史的直接动力,特别是重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认为它是现代社会变革的巨大杠杆,所以我们决不能和那些想把这个阶级斗争从运动中勾销的人们一道走。”
列宁指出:“无产阶级专政不是阶级斗争的结束,而是阶级斗争在新形式中的继续。无产阶级专政是取得胜利、夺得政权的无产阶级进行阶级斗争,来反对已被打败但还没有被消灭、没有绝迹、没有停止反抗、反而加紧反抗的资产阶级。”
早在中国革命从新民主主义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的前夕,毛主席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就指出:在夺取全国政权之后,国内的主要矛盾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毛主席特别提醒我们,在拿枪的敌人被消灭以后,不拿枪的敌人依然存在,他们必然地要和我们作拼死的斗争,我们决不可以轻视这些敌人。在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毛主席又告诫全党:“阶级斗争并没有结束。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还是长时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一九六二年,毛主席指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和阶级斗争”,并为我们党提出了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一九六五年,毛主席在批判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时再次指出:“整个过渡时期存在着阶级矛盾、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两条道路斗争。忘记十几年来我党的这一条基本理论和基本实践,就会要走到斜路上去。”一九六六年,毛主席在五月十六日的《通知》中,又指出:“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
革命导师的英明论断,使广大师生员工深刻认识到,在有阶级存在的社会里,级斗争是历史发展的动力和杠杆。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始终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是主要矛盾。“由于它的存在和发展,规定或影响着其他矛盾的存在和发展。”因此,我们的各项工作,必须以阶级斗争为纲。
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提出以三颈指示为“各项工作的总纲”,就是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与毛主席的一贯教导相对抗。他们不仅把安定团结、发展国民经济提到“纲”的地位,而且提出什么整顿为纲,等等。就是凭着这种以目乱纲、以目代纲的折中主义手法,把阶级斗争这个纲排除到九霄云外去了。北京大学广大革命师生员工,学习了无产阶级革命导师同机会主义斗争的历史,发现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大肆鼓吹的货色,不过是国内外机会主义者一再贩卖的阶级斗争熄灭论、唯生产力论。他们要建设的“社会主义”,不过是赫鲁晓夫“土豆烧牛肉”的“仙山琼阁”。
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为什么要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他们要干什么?看一看下面这个自白,就一清二楚了。在右倾翻案风甚烈尘上的时候,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曾露骨地说:“只要人家说你复辟了,你的工作就干好了。”这就充分说明,他们搞“三项指示为纲”的全部目的,就是复辟资本主义。他们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并非要取消阶级斗争,而是要麻痹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的革命警惕性。他们要否定的是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至于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的进攻,他们不但不放弃,而且越来越牢地抓在手中。他们放手地向无产阶级进行反攻倒算,效法孔老二“克己复礼”,大干复牌资本主义的勾当。“三项指示为纲”的修正主义纲领一出笼,以复辟倒退为宗旨的右倾翻案风便司起来,这就是明证。
列宁在同机会主义作斗争中指出:“马克思主义在理论上的胜利,逼得它的敌人装扮成马克思主义者,历史的辨证法就是如此。”打着红旗反红旗是一切机会主义者反对马克思主义的祖传法宝。北京大学革命师生员工,列举大量事实揭露,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嘴上喊着要贯彻落实毛主席的三项指示,实际上却在给革命群众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运动大泼冷水,扩大资产阶级法权,扩大三大差别,以资产阶级贵族老爷的态度,大刮右倾翻案风,鼓吹“今不如昔”,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成果,扼杀社会主义的新生事物。在被他们篡夺了领导权的个别部门,正在走的走资派一面“请隐士”、“举逸民”,把没有改造好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捧上了天,妄图让他们凌驾于党委之上;一面又极力挑拨知识分子同党的关系,反对知识分子沿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不断前进。
他们歪曲安定团结的口号,用种种办法破坏安定团结,否定老、中、青三结合,否定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五个条件。事实充分说明,搞修正主义,必然要搞分裂,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是制造分裂的根源。他们颠倒黑白,肆无忌惮地分裂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把矛头指向伟大领袖毛主席,指向毛主席的革命路线。
他们把发展国民经济,实现四个现代化作为蛊惑人心的大旗,到处煽动刮“业务台风”、“经济台风”,妄图把无产阶级政治,把阶级斗争这个纲,把党的基本路线统统刮掉,以资产阶级政治,以修正主义路线取而代之。在有的单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被批臭了的物质刺激、利润挂帅和“管、卡、压”的规章制度,又被重新搬了出来,因而阻碍了生产的发展。北京大学校办工厂的工人说得好:“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根本不是要发展社会主义生产,而是要挖社会主义墙脚,破坏生产,复辟资本主义。”
这些触目惊心的事实,使北京大学广大革命师生员工,看清了“三项指示为纲”这个修正主义纲领的危害。他们重温了毛主席的重要指示,如果忘记了阶级和阶级斗争,忘记了无产阶级专政,“那就不要很多时间,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现全国性的反革命复辟,马列主义的党就一定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党,变成法西斯党,整个中国就要改变颜色了。”联系现实斗争,请同志们想一想,这是一种多么危险的情景啊!
北京大学广大革命师生员工抓住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搞修正主义路线的要害,揭露和批判了“三项指示为纲”的修正主义纲领,更加深刻地认识到,当前这场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大搏斗,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绕同刘少奇、林彪修正主义路线斗争的继续,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继续和深入。他们说:“教育革命的大辩论已取得很大胜利,但斗争并没有结来,还在继续深入发展。毛主席为我们党制定的政策,历来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如何动作,我们将拭目以待。”北京大学革命师生员工满怀豪情壮志,决心在毛主席、党中央的领导和关怀下,在校党委和各级党组织的直接领导下,同全国人民并肩作战,及时识破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可能玩弄的任何阴谋,乘风破浪,夺取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更大胜利。
《人民日报》记者
(原载一九七六年二月十七日《人民日报》)
目录
目录 1
批判修正主义路线 回击右倾翻案风 2
从资产阶级民主派到走资派 2
坚持文艺革命,反击右倾翻案风 10
右倾翻案风与资产阶级法权 16
不许篡改革命接班人的五条标准 23
继续革命 永不停步 28
读点哲学 继续批孔 32
孔丘的亡灵与教育界的奇谈怪论 32
反修必须批孔 40
学一点中国哲学史 47
深人开展教育革命大辩论 52
加强对教育革命大辩论的领导 52
知识分子决不走回头路——批判反动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奇谈怪论 56
驳“白专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好处”论 61
开门办学不容否定 64
以阶级斗争为纲 把各项工作做好 70
企业管理的两条路线斗争 70
学大寨要抓住阶级斗争这个纲——山西昔阳县东沟大队的调查报告 77
执行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首都钢铁公司石钢炼钢厂的调查报告 81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继续和深入——喜看清华大学教育革命大辩论破浪前进 85
要害是复辟资本主义 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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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旗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办
一九七六年第四期 目录
毛主席语录
翻案不得人心。
社会主义革命革到自己头上了,合作化时党内就有人反对,批资产阶级法权他们有反感。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还在走。
凡属倒退行为,结果都和主持者的原来的愿望相反。古今中外,没有例外。
毛主席语录
什么“三项指示为纲”,安定团结不是不要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
他这个人是不抓阶级斗争的,历来不提这个纲。还是“白猫、黑猫”啊,不管是帝国主义还是马克思主义。
毛主席语录
列宁为什么说对资产阶级专政,这个问题要搞清楚。这个问题不搞清楚,就会变修正主义。要使全国知道。
我国现在实行的是商品制度,工资制度也不平等,有八级工资制等等。这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所以,林彪一类如上台,搞资本主义制度很容易。因此,要多看点马列主义的书。
毛主席语录
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
要为大多数人民谋利益,为中国人民大多数谋利益,为世界人民大多数谋利益,不是为少数人,不是为剥削阶级,不是为资产阶级,不是为地、富、反、坏、右。
批判修正主义路线 回击右倾翻案风
反击卫生战线的右倾翻案风
苗雨
人们知道,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对于反映卫生战线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优秀影片《春苗》是极为反感的,他只看了影片的一半即悻悻退场,并连声斥之日“极左”。这件事,既暴露了他对文艺革命的反对,也暴露出他对卫生革命的敌视。就是这个走资派,在他抛出“三项指示为纲”的修正主义纲领、大刮右倾翻案风的时候,直接插手卫生部门,大肆攻击卫生战线的社会主义新生事物,阻挠和干扰贯彻落实毛主席光辉的“六·二六”指示,把矛头直接指向毛主席的无产阶级卫生路线。
然而,翻案不得人心。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的破坏活动,受到卫生战线广大干部和群众的抵制,激起了全国劳动人民的义愤。在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反击右倾翻案风的伟大斗争中,卫生战线广大群众在各级党委的领导下,正在抓住大是大非问题,批判不肯改悔的走资派的修正主义路线,以卫生革命的丰硕成果反击右倾翻案风。
“城市老爷卫生部”必须批判
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对于文化大革命以前,刘少奇伙同他一起推行过反对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修正主义路线这个铁的事实,来了个全盘否定,一概不认帐。他的办法之一是,讲话时把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取得的成就同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造成的破坏故意混在一起,含糊其词地说什么“二十五年来”“是循着”正确路线走的,而根本不讲两条路线斗争,不提文化大革命。这就否定了“十七年”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的破坏和干扰,否定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性和伟大意义。总后台定了调子,卫生界为“十七年”修正主义路线评功摆好的右倾翻案风立刻刮起来,先还是羞羞答答地说什么“十七年怎么估价不好说,还要研究”,后来终于放下那半遮面的琵琶,干脆大讲“二十五年来”“取得很大成绩”,“卫生战线也应这样看”,露出了要翻案、要算帐的真面目。这样,他们便向无产阶级提出了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即伟大领袖毛主席关于旧卫生部是“城市老爷卫生部”的尖锐批评到底对不对?这个大是大非问题,必须辩论清楚。
其实,要回答这个问题并不难,用不着“这样看”“那样看”,只消看看卫生界“十七年”的实际情况,就完全够了。文化大革命以前,刘少奇一伙拒不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卫生路线,毛主席关于卫生工作要面向工农兵、要以预防为主、要动员群众自己起来和疾病作斗争、要实行中西医结合等一系列重要指示,几乎都没有得到认真的贯彻执行。不少地方的医疗大权还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把持着。在这种情况下,整个卫生工作是重城市、轻农村的。那时候,人力、物力、财力的绝大部分放在城市。医疗卫生机构设在运离农村的城镇,不重视常无病、多发病的预防和治疗。真正深入到农村的医务人员很少,而且没有认真解决全心全意为广大农民服务的问题。即使贫下中农跋山涉水来求医买药,也往往遭到歧视和冷落,甚至被拒之于医院大门之外。试问右倾翻案风的制造者,这样把广大农民的生老病死问题置于脑后的旧卫生部,究竟是不是城市老爷卫生部?难道广大农村这种一无医、二无药的严重状况,就算是你们过去“取得”的“很大成绩”吗?
旧卫生部轻农村、重城市,但它究竟重视城市里的哪些人呢?是城市里的工人阶级和其他劳动群众及革命干部吗?决不是。修正主义者是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理人,他们代表资产阶级和其他剥削阶级的利益,是不会把劳动群众放在眼里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前领导医院的虽然也有好人,但他们跟着刘少奇那条错误路线走,所以不少地方实际的领导权并不在无产阶级手里。他们从不提倡医务人员进行思想改造,许多医务人员的思想感情同工人群众格格不入。那时候,城市里的劳动群众患病后,被医院敷衍了事、最后推出大门的事例是所在皆有、到处可见的。修正主义卫生路线真正关心的只是少数的城市老爷,特别是那些反对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党内走资派。那时从医疗制度、检查治疗方法到医学研究的方向、医科院校培养的目标,都是为城市老爷服务的。文化大革命以前这种实际状况,身受其害的广大工农兵群众以及卫生战线的广大干部和群众,都还记忆犹新。如果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以为翻案风一刮,就可以刮迷群众的眼睛,刮走过去那些有目共睹的事实,那未免太夸大了他们兴风作浪的本事。
“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为绝大多数人服务,还是为少数人服务,这是无产阶级卫生路线和修正主义卫生路线的根本分歧。毛主席早在《纪念白求恩》一文中,就明确指出了医务工作要为广大劳动人民服务,要把“对同志对人民的极端的热忱”作为革命医务人员必须具备的作风,并批判了那种对劳动群众的错误态度。刘少奇一伙历来是反对毛主席的革命卫生路线的。毛主席批评旧卫生部是“城市老爷卫生部”,就是说刘少奇一伙推行了一条修正主义的卫生路线。我国有八亿人口,农民占多数。医疗卫生条件,城乡有很大差别,这本来是旧社会遗留下来的痕迹。要消除这个痕迹,逐步缩小以至最后消灭这种差别,是社会主义卫生革命的一项重要任务。但刘少奇一伙却反其道而行之,照此路走下去,岂不是又要回到城市和乡村之间对立的资本主义?列宁指出:处于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困家,还是一个“没有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国家”。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坚持和发展了列宁的观点,指出在社会主义历史阶段不可避免地还存在着资产阶级法权,“这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修正主义卫生路线只为少数城市老爷服务,为少数人“小病大养、无病呻吟”创造条件,甚至把医院变成保护走资派逃避群众运动的场所,实际上就是扩大资产阶级法权,把社会主义的医疗卫生阵地蜕变为滋生新资产阶级分子的土壤。苏修的现状,是最好的反面教材。他们的医疗卫生工作完全是为特权阶级服务的,党内外的新资产阶级垄断了疗养、医疗的大权,把医疗卫生当作自己不劳而获的一种特权,把最好的疗养地、药品、医疗设施都垄断在自己手里。而劳动人民生了病,却只能自认倒霉。当苏联的劳动人民因病而痛苦呻吟的时侯,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的老爷们正在宁静的疗养胜地寻欢作乐呢!苏修这幅阶级对立的现状,正是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梦寐以求的理想。无产阶级、贫下中农以及其他劳动群众,要使我国的卫生工作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服务,就必须坚定不移地执行毛主席的革命卫生路线,继续批判旧的城市老爷卫生部,批判刘少奇一伙推行的那条修正主义的卫生路线。
赤脚医生、合作医疗不容否定
毛主席在批评旧卫生部是“城市老爷卫生部”的同时,着重指出:要“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经过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卫生战线广大革命群众,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卫生路线,深入批判修正主义的卫生路线,使卫生战线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近几年来,卫生工作的人力、物力、财力的重点逐步放到农村。特别是当农村出现了赤脚医生和合作医疗这两个社会主义新生事物以后,那里缺医少药的状况有了显著改变。不仅中国劳动人民对此感到高兴,世界上许多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生活的人民,也从两种医疗制度的鲜明对比中,热情赞扬了赤脚医生、合作医疗等真正为人民服务的新事物。对于这一切革命变化,一心只想着“城市老爷”的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当然是非常不满的。他迫不及待地跳出来,攻击赤脚医生“水平低”,朝说什么赤脚医生以后要“穿草鞋”、“穿布鞋”、“穿皮鞋”。他那种急于翻案的反动心情,促使他攻击新生事物甚至达到语无伦次的地步。在他的煽动下,社会上一时也刮起了一股否定合作医疗的冷风,有的说合作医疗是“社会主义办了共产主义的事”,是“共产风”,等等。
到底应当怎样看待赤脚医生的医疗技术水平?医疗技术不是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头脑里固有的。它是在医疗实践中产生并在医疗实践中不断提高的。赤脚医生以农村常见病、多发病为重点,又防又治,会用中西两法,并能自己采、种、制中草药,不仅具有一定的技术水平,而且技术比较全面。有些被资产所级专家、权威宣布为“不治之症”的疾病,却被赤脚医生治好了。赤脚医生和所谓“科班出身”的医生相比,无非是他们没有上过正式的医科大学。但医疗水平的高低,同上没上过大学却没有必然的联系。不能迷信大学,真正的本事不是在学校学的,更何况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心目中的大学,还是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统治下的旧医科大学。那时由于轻视实践,毕业生往往开始时不能独立地防病治病。又由于他们学的一套多适合城市的需要,一旦到了农村,失去了原有的医疗设备条件,就更显得束手无策。他们同那些熟悉农村疾病特点和发病原因,熟悉农民身体素质的赤脚医生相比,其医疗技术水平是不见得怎么高明的。当然赤脚医生也还需要通过实践和培训,继续提高为人民服务的本领。但是,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攻击赤脚医生“水平低”,决不是想要提高他们的技术水平。教育界右倾翻案风的鼓吹者,就竭力反对医学院校学习朝阳农学院社来社去的经验培养赤脚医生。他们只批准一所学校这样做,还明确地说“只此一家,下不为例”。这就暴露出,他们笑赤脚医生“水平低”,不过是为扼杀这个新生事物制造舆论。这样一来,赤脚医生因“水平低”而不准存在,而他们心目中“高水平”的医生又只能为“城市老爷”服务,这不就是要广大贫下中农永远处于缺医少药的状况吗?
鼓吹赤脚医生穿起鞋来,是修正主义者的一种骗术。赤脚医生,贵在“赤脚”。他们是亦农亦医、坚持参加农业集体生产劳动和集体分配的新型医生队伍。唯其“赤脚”,脚上有泥巴,肩上有药箱,他们心里才有贫下中农和其他社员群众,才能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试想赤脚医生都穿起“皮鞋”来,那还怎么为平常主要是在田间劳动的社员群众服务?手离开劳动,心也就离开了群众,久之就会滋长轻视劳动人民的资产阶级思想。说穿了,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鼓吹赤脚医生穿鞋,就是妄图使他们背离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穿修正主义的鞋,走资本主义的路。广大赤脚医生说得好,党内不背改悔的走资派害怕我们打赤脚,证明我们做对了。我们就是要不脱离劳动,不脱离群众,迈开这双铁脚板,永远赤脚闹革命。
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还恶毒地攻击赤脚医生说:“赤脚医生不能一步登天!”在他看来,医疗卫生部门和卫生工作只能由少数“内行”去垄断,赤脚医生的“赤脚”是不许踏进这个地方一步的。这同农业合作化运动中所谓“鸡毛不能上天”的谬论多么相似!毛主席当时驳斥包括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在内的刘少奇一伙的这种修正主义观点时说:在社会主义时代,鸡毛不能上天已经不是真理了。“穷人要翻身了。旧制度要灭亡,新制度要出世了。鸡毛确实要上天了。”“在中国,正在上天。在全世界,都是要上天的。”毛主席驳得多么好啊!经过文化大革命,赤脚医生和其他社会主义新生事物确实要登天了!无产阶级、贫下中农要掌握医疗大权了!
差不多和赤脚医生同时产生的农村合作医疗,反映了广大贫下中农在毛主席革命卫生路线指引下,尽快改变农村缺医少药面貌的迫切要求,是他们在医药问题上组织起来,实行互助合作,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革命创举。合作医疗的资金一部分是社员自力更生积累起来的,一部分是社员的公益金,本来就是兴办集体福利事业的,一部分是社员筹集的,无论哪一部分,都保证用于社员的防病治病。来于社员,又用于社员,这同一平二调的“共产风”有着本质的区别。合作医疗可以防止社员因生疮害病而造成生活困难,这是有利于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这正是合作医疗的优越性。发展这种社会主义的新生事物,正是社会主义历史阶段应当做的事,怎么能说成是“社会主义办了共产主义的事”?是的,在社会主义历史阶段中,会出现许多具有共产主义萌芽性质的新生事物,如果因此就非除去不可,那么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所有带有共产主义萌芽性质的新生事物,当不就都没有了生存的余地?这样一来,社会主义岂不是永远不能过渡到共产主义,而只能倒退到资本主义?所谓“社会主义办了共产主义的事”,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是站不住脚的。共产党人就是要不断创造条件,为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扼杀社会主义新生事物,害怕甚至痛恨共产主义,那还有一点共产党员的气味吗?
认清主要矛盾 坚持继续革命
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在攻击社会主义新生事物的同时,还竭力鼓吹卫生战线当前的主要问题是“不学技术”,“不钻研业务”。似乎当前卫生战线的主要矛盾不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而是学不学技术的问题。这不是赤裸裸地否定党的基本路线、贩卖阶级斗争熄灭论吗?
当前,卫生战线的主要矛盾到底是什么?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以自己的言行,生动地回答了这个问题。他一面喋喋不休地叫嚷主要矛盾是“不学技术”,一面却代表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发动猖狂进攻。他所攻击的主要问题,例如卫生工作要不要为无产阶级和贫下中农服务,要不要为大多数人服务,要不要把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等等,都是卫生其作的方向、道路问题。在这些根本问题上,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从来没有停止过,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中都不会停止。显然,如果无产阶级听信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的谣言和诡辩,一头扎进“技术”、“业务”里去,而在上述那些根本问题上放松了警锡,不抓阶级斗争这个纲,卫生工作就一定会走到邪路上去。鼓吹“钻研业务”、“学技术”,不过是党内不背改悔的走资派施放的烟幕面已。阶级斗争熄灭论,从来就是一种虚伪的修正主义理论,它想“熄灭”的只是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斗争,而它本身就是资产阶级麻痹和攻击无产阶级的思想武器,就是为了便于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大举进攻才制造出来的。
毛主席指出:“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中,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这对各条战线、各项工作来说,都是普遍适用的。卫生战线固然有着各种各样的矛盾,但其主要矛盾仍然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这个矛盾规定和影响着其它矛盾的存在和发展。技术问题,只有在无产阶级政治统帅下,通过抓阶级斗争才能正确地加以解决。钻研技术为什么?是为了提高人民的健康水平,还是为了个人的名利?这个问题不解决,单纯就技术抓技术,必然要迷失方向。卫生界确实有人散布过“技术书不用看,手术室不用转,随大流也吃饭,免得出事受批判”的消极言论。但是,怎样看待这些言论呢?说到底,这些言论不过是“技术私有”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的翻版。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严重的人,过去不是把听诊器、手术刀、诊断书当作为人民服务的工具,而是当成等价交换的商品,当成向党向人民讨价还价、要名要利的手段。在文化大革命中,在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运动中,我们批判资产阶级法权思想,批判“技术私有”观念,那些对这种批判有抵触的人,就放出了如上的言论。这实际上仍然是阶级斗争的一种反映。紧紧抓住阶级斗争这个纲,不断批判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鼓励医务人员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鼓励他们认真改造世界观,把立足点转移到无产阶级方面来,只要他们树立了为人民服务的思想,钻研技术的问题也就一定能迎刃面解。
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攻击党的领导“不懂业务”,叫嚷要由他所谓“懂业务”的人来领导卫生部门。这是他从组织上推行“三项指示为纲”的修正主义纲领的具体表现。在这个问题上,卫生部门是有深刻教训的。毛主席早就严厉批评卫生部门的某些领导同志强调卫生工作是特殊的技术工作、“你不懂这一门,你就不能管我”的错误思想,指出党必须领导一切,必须领导卫生工作。党对卫生工作的领导,最根本的是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领导。政治是统帅,是灵魂。卫生部门的领导,只有紧紧抓住阶级斗争这个纲,才能心明眼亮,明确继续革命的方向。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重弹当年资产阶级右派向党进攻时用过的“不懂业务不能当领导,外行不能领导内行”的陈词滥调,就是要把那些所谓“热心”复辟的内行、不肯改悔的走资派请上台,让他们窃据领导权,复活“城市老爷卫生部”,为他们复辟资本主义服务。历史的车轮不容倒转。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广大人民群众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觉悟大大提高。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是非常孤立的,他倒行逆施的复辟阴谋是不能得逞的。但是,这又一次惊心动魄的复辟与反复辟的斗争,却深刻地教育了我们:革命的谁胜谁负,要在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内才能解决。如果弄得不好,资本主义复辟将是随时可能的。全体党员,全国人民,不要以为有一二次、三四次文化大革命,就可以太平无事了。千万注意,决不可丧失警惕。我们一定要认真学习毛主席关于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指示,学习毛主席关于反击右倾翻案风的一系列指示,遵照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批判“三项指示为纲”这一修正主义纲领,坚决反击右倾翻案风。我们要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搞好卫生战线的各项工作,把卫生革命进行到底!
一个复辟资本主义的总纲——《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剖析
程越
  伟大的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正在乘胜前进。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提出的“三项指示为纲”的修正主义纲领,受到了毛主席和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深刻批判。毛主席指出:“什么‘三项指示为纲’,安定团结不是不要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毛主席的指示从根本上指明了“三项指示为纲”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否定党的基本路线,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的反动实质。
  有少数人曾经认为,“三项指示为纲”只是一个“提法”问题。那么,好,现在让我们再来看一篇在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指使下炮制的文章。此文题为《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以下简称《总纲》),它以更露骨的语言,彻底暴露了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抛出的“三项指示为纲”,是一个全面复辟资本主义的纲领。
一
  《总纲》一开头就提出要把在今后二十五年实现“四个现代化”作为党的奋斗目标,接着就提出了“三项指示为纲”。文中写道:“三项指示”“不仅是当前全党、全军和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而且也是实现今后二十五年宏伟目标的整个奋斗过程中的工作总纲”。这样一个概括,尖锐地表明了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抛出的“三项指示为纲”,完全是为了对抗毛主席关于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指示,否定我们党的基本纲领和基本路线。
  包括今后二十五年在内的整个社会主义历史时期,我们全党全国人民的根本任务是什么?这在我们党的《章程》《第一章 总纲》中有明确的规定:“中国共产党的基本纲领,是彻底推翻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用无产阶级专政代替资产阶级专政,用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党的最终目的,是实现共产主义。”为了实现我们党的这个基本纲领,毛主席提出了我们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这就是:“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中,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要认识这种斗争的长期性和复杂性。要提高警惕。要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要正确理解和处理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问题,正确区别和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不然的话,我们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就会走向反面,就会变质,就会出现复辟。我们从现在起,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使我们对这个问题,有比较清醒的认识,有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因此,不仅当前,而且包括今后二十五年在内的整个社会主义历史时期,我们全党全国人民的根本任务,不能是别的,只能是为实现我们党的基本纲领,贯彻执行我们党的基本路线而奋斗。我们要不要发展国民经济呢?要不要分两步走,在本世纪内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呢?当然要,但这只是为实现我们党的基本纲领而应该完成的一项任务,虽然这是一项宏伟的任务,但不是我们党的根本任务,更不是我们党的全部任务。本来“四个现代化”是在谈到发展国民经济这个任务时作为一个规划提出来的。但是《总纲》却偷天换日,把实现“四个现代化”,当作当前和今后二十五年各项工作的一个大前提提出来,要我们各项工作围着这个前提转。这充分说明,在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看来,当前,今后二十五年,以及整个社会主义历史时期,唯一的任务是搞生产建设,什么阶级斗争,什么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统统都不要了。这就彻底否定了我们党的基本纲领,彻底篡改了我们全党全国人民的根本任务和前进方向。
  《总纲》在提出这个不讲阶级斗争、不讲社会主义革命的大前提后,笔锋一转,说什么“三项指示为纲”,不仅是当前,而且包括今后,是今后二十五年中“各项工作的总纲”。这样,它就荒谬地把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理论问题等重要指示,篡改成只是为实现“四个现代化”服务的东西。这是彻头彻尾地歪曲毛主席的指示。玩弄折中主义和诡辩术的人是反对辩证法的,是不讲辩证逻辑的,但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及其《总纲》却连形式逻辑都不讲,连个推理都没有,只是用“不能割裂的统一整体”为借口,硬搞出一个“三项指示为纲”,并立刻变成全党全国今后二十五年中“各项工作的总纲”。这不是强加于人吗?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正是用这种手法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否定党的基本路线,炮制出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根本对立的、与毛主席的指示毫不相干的修正主义纲领。
《总纲》全文从所谓实现“四个现代化”开头,又以实现“四个现代化”为结束,这决不是偶然的。这里提出的是一个十分重大的问题,即中国今后的历史路程包括今后二十五年应该如何走?我们认为,我国现在正处在一个重要的历史发展时期:是坚持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建设起更加繁荣昌盛的伟大社会主义国家,逐步迈向共产主义;还是搞修正主义,复辟倒退,走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的老路?今后几十年必然是这样两条道路、两种前途进行激烈斗争的时期。为了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我们必须为实现第一种前途、反对第二种前途而斗争。而党的基本路线就是实现这个目标的唯一正确的路线,是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的生命线。所以,毛主席一再指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和阶级斗争”,对党的基本路线“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既然要以“三项指示为纲”来取代党的基本路线,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那他就是要走第二种前途,反对第一种前途,他的所谓实现“四个现代化”,其实只是他全面复辟资本主义的一张蓝图。对于这条修正主义路线,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当然是要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的。
二
  “三项指示为纲”难道真的是包括了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吗?完全是假的,是骗人的。人们只要看看《总纲》是怎样歪曲和反对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理论问题的指示,就可以明白修正主义者所玩弄的把戏了。
  前年年底,毛主席作了关于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指出:“列宁为什么说对资产阶级专政,这个问题要搞清楚。这个问题不搞清楚,就会变修正主义。要使全国知道。”毛主席在谈到社会主义制度时说:“总而言之,中国属于社会主义国家。解放前跟资本主义差不多。现在还实行八级工资制,按劳分配,货币交换,这些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所不同的是所有制变更了。”毛主席指出:“我国现在实行的是商品制度,工资制度也不平等,有八级工资制,等等。这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所以,林彪一类如上台,搞资本主义制度很容易。因此,要多看点马列主义的书。”毛主席这些指示的主要内容,是强调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对于反修防修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为我们进一步指明了无产阶级专政下在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两个方面继续革命的方向。可是,《总纲》在谈到理论问题的指示时是怎么说的呢?它对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指示的主要内容,即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问题,完全抛在一边,甚至连一句话都没有提到。对资产阶级法权这个有关产生新资产阶级的土壤和条件的问题,对主要危险是修正主义的问题,对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问题,对走资派的问题,在《总纲》中都消失得无影无踪。这清楚地表明,所谓“三项指示为纲”,完全是为了歪曲和取消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的指示,歪曲和取消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
  取消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实际内容,表明了走资派的资产阶级本质。毛主席最近一针见血地指出:“社会主义革命革到自己头上了,合作化时党内就有人反对,批资产阶级法权他们有反感。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还在走。”毛主席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深刻指出了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所犯的路线错误及其煽起的右倾翻案风的思想根源和阶级根源。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正是害怕社会主义革命革到自己头上,限制他们所喜欢的资产阶级法权,触动他们的资产阶级立场和世界观,所以迫不及待地抛出“三项指示为纲”,反对以阶级斗争为纲,歪曲和篡改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的指示,鼓吹阶级斗争熄灭论,来保护党内外资产阶级的利益。那些挂着“共产党人”招牌,实际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人,在马克思主义革命锋芒面前,怀着本阶级即将灭亡的恐惧,总是千方百计地歪曲、阉割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内容,磨钝它的革命锋芒,使之适合资产阶级的需要。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及其《总纲》不正是这样干的吗?
  事情是不是到此为止呢?不是。那些否认以阶级斗争为纲,鼓吹阶级斗争熄灭论的人,从来只是要“熄灭”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斗争,从来不“熄灭”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进攻。《总纲》在反对阶级斗争的同时,杀气腾腾地向无产阶级进攻,正是表明了阶级斗争的这个特点。
  我们党的基本理论和基本实践告诉我们: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主要危险是修正主义,革命的对象是资产阶级,重点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但《总纲》却怎么说呢?它打起反对极“左”的旗号,说什么现在的主要问题是,有这么一些“反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敌人,继承林彪的衣钵,总是把我们的革命口号接过去,加以歪曲,加以割裂”,他们“把党的好干部和先进模范人物打下台”,甚至说“这种斗争就是当前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集中表现”。
  《总纲》在这里使用了“反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敌人”这样一个名词,却故意掩盖它的阶级内容。这是指谁呢?是指党内走资派吗?不是。《总纲》对党内走资派这一概念,如同阿Q对自己头上的疮疤,不仅自己讳莫如深,也不喜欢别人提。是指地、富、反、坏、新老资产阶级分子吗?也不是。因为《总纲》明确说明了这些人不在“反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敌人”这个概念之内。其实,从他们认为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就是违背了“三项指示为纲”这个“不能割裂的统一整体”来看,这里所谓“把革命口号加以割裂”的“阶级敌人”,就是坚持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中国共产党人,就是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们站在资产阶级反动立场上,把坚持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专政的一切革命的人们宣布为“阶级敌人”。他们在文章上这样写,在实践中也是这样做的。他们把林彪极右的修正主义路线改为极“左”,这样,就可以用“继承林彪的衣钵”一类语言来攻击一切批判修正主义即右倾机会主义的革命人民,攻击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而把刘少奇、林彪的修正主义路线都当作宝贝供起来。什么“继承林彪的衣钵”(一点也不继承刘少奇的衣钵!),什么“把我们的革命口号接过去,加以歪曲,加以割裂”,这种胡风式的语言,对于地、富、反、坏、新老资产阶级分子,以及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和要翻文化大革命的案、算文化大革命的帐的人来说,完全可以心领神会,为说出了他们的心里话而高兴。
  《总纲》还攻击阶级斗争、路线斗争,说什么“把党的好干部和先进模范人物打下台”。这完全是造谣诬蔑。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说过:“对老工人,对有经验的干部,一定要落实好政策,因为运动一来往往伤害了这一部分人。”《总纲》说的那些话正是从这里抄来的。“运动一来”这句话,把我们党进行过的历次重大路线斗争都包括在内了,也就统统予以抹杀了。请问:从批判陈独秀、李立三、瞿秋白、罗章龙、王明、张国焘到批判高岗、彭德怀、刘少奇、林彪,每次“运动一来”都“伤害了”有经验的老干部和老工人吗?都“把党的好干部和先进模范人物打下台”了吗?这不是对我们党在毛主席领导下进行的历次政治运动包括文化大革命的歪曲和诬蔑吗?在这里,《总纲》完全暴露了它把矛头指向毛主席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反动面目。我们说,“运动一来”是要“伤害”人的,但决不是“往往伤害”有经验的老干部、老工人,而是要“伤害”那些“老”修正主义路线头子,“伤害”他们所推行的错误路线。如果不同他们的错误路线斗争,我们党就不能发展,就不能带领全国人民从民主革命胜利地进入社会主义革命,也就不能继续前进到共产主义。正因为“运动一来”要“伤害”修正主义路线,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才为此而感到悲伤,要为之翻案,要把我们党的历史倒过来写。但这只能是痴心梦想!
  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要翻文化大革命的案,算文化大革命的帐,要以他的“三项指示为纲”在各个领域进行复辟活动,是很猖狂的。他一再叫喊要“整顿”。怎么“整顿”呢?《总纲》说得很明确:要用“三项指示为纲”来“整顿各方面的工作。工业要整顿,农业要整顿,交通运输要整顿,财政贸易要整顿,科学技术要整顿,文化教育卫生要整顿,文学艺术要整顿,军队要整顿,党也要整顿。”好家伙,九大“整顿”!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从党内到党外,从地方到中央,统统不行,统统要“整顿”,点滴不漏,简直是天罗地网。我们也说某个方面的某些工作需要整顿,那是为了进一步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和方针政策,把工作做得更好。而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要进行的这种包罗万象的“整顿”是什么呢?我们通过教育、科技、文艺、卫生等领域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已经看得很清楚,他就是要用“整顿”来翻文化大革命的案,算文化大革命的帐,回到刘少奇、林彪的修正主义路线上去。他要搞全面“整顿”,就是要全面反攻倒算,就是要全面复辟资本主义。
如果象《总纲》说的,有人“打着反修正主义的旗号搞修正主义,打着反复辟的旗号搞复辟”,那么,这正是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及其鼓吹“三项指示为纲”的《总纲》的自画象。
三
  在政治和经济、革命和生产的关系问题上,《总纲》也是对毛主席的指示大肆歪曲和篡改。它根本不谈经济领域的阶级斗争和社会主义革命,而是把发展国民经济纳入了修正主义唯生产力论的轨道。
  大家都知道,我国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虽然基本完成,但并没有全部完成。在已经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部分,也还存在改造与反改造,复辟与反复辟的尖锐斗争。在人与人的关系方面、分配方面,都还有继续深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问题。因此,我们在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时候,必须努力解决生产关系各方面的问题,搞好上层建筑领域的革命,也就是说,要抓阶级斗争这个纲,抓革命,促生产。《总纲》反对“抓革命,促生产”的正确方针,因而极力攻击文化大革命以来是“只讲政治,不讲经济,只讲革命,不讲生产,一听到要抓好生产,搞好经济建设,就给人家戴上‘唯生产力论’的帽子,说人家搞修正主义”。这种攻击,恰好暴露出《总纲》坚持修正主义唯生产力论的反动立场。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广大革命群众运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开展了对刘少奇、林彪的修正主义路线的革命大批判,包括对他们贩卖的唯生产力论的批判。这种大批判,是无产阶级粉碎资本主义复辟的阶级斗争。这就是《总纲》所诬蔑的“只讲政治,不讲经济,只讲革命,不讲生产”。但是,大量生动的事实表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我国生产力发展的强大动力。人民群众对修正主义路线的批判,对唯生产力论的批判,推动了社会主义生产的大发展,结出了丰硕的成果。人民群众为刘少奇、林彪一类戴上了“修正主义”、“唯生产力论”的“帽子”对不对呢?很对!这两顶“帽子”很合适,万万不能摘掉!列宁说得好:“否定修正主义是为了掩饰自己的修正主义。”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及其《总纲》否定对修正主义唯生产力论的批判,就是为了继承刘少奇、林彪的衣钵,继续推行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和唯生产力论。
  说我们“只讲政治,不讲经济,只讲革命,不讲生产”,这完全是混淆是非,颠倒黑白。试问:八亿人民依靠自己的力量有饭吃,有衣穿,建立起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国民经济体系,粉碎了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的经济封锁和讹诈,这是“不讲经济”、“不讲生产”吗?吃着人民群众种出的粮食,穿着人民群众做成的衣服,坐在人民群众建造的房子里,发出这种所谓“不讲经济”、“不讲生产”的昏话,简直是对我们党,对长期战斗在工农业生产第一线的广大群众和干部的无耻诽谤!
  马克思主义同修正主义唯生产力论的分歧,根本不在要不要抓生产,要不要搞好经济建设。马克思主义从来重视生产力的发展,但是,马克思主义也从来认为,生产力的发展离不开生产关系及其上层建筑的改革,只有抓革命,才能促生产。生产关系调整好了,就为生产力的发展开辟了道路。人是最重要的生产力。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无产阶级政治挂了帅,人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充分调动起来,就必定能促使生产突飞猛进。而唯生产力论则是不要阶级斗争,不搞上层建筑和生产关系的社会主义革命,把发展生产作为唯一的决定性的东西。这才是问题的实质。如果象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鼓吹的那样,埋头搞生产,搞建设,不讲阶级斗争,不讲革命,让修正主义上了台,资本主义复辟成功,那么发展起来的经济、生产和“四个现代化”,都会变成压迫、奴役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物质力量。所以,列宁在十月革命胜利后就一再提醒党和人民:“我们十分之九的注意力和实际活动都是而且应当是放在这个基本问题上:推翻资产阶级,建立无产阶级政权,根除资产阶级复辟的任何可能性。”
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及其《总纲》这样起劲地攻击别人“不讲经济”、“不讲生产”,他真的是热心社会主义生产吗?不!他热心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是破坏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破坏生产力。他心目中的“搞好生产”,实际上是要恢复资本主义那一套,这在《总纲》关于企业管理的论述中暴露得很清楚。《总纲》说,随着生产和技术愈来愈发展,“规章制度就会愈来愈严密,愈来愈要求人们严格地遵守这种规章制度”,“不但资本主义社会是这样,社会主义社会是这样,将来共产主义社会也还是这样”。这种论调完全否定了规章制度的阶级性,完全否定了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我们知道,规章制度是反映人们在生产中的关系的,有鲜明的阶级性。资本主义社会经济部门的规章制度,是压迫、榨取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血汗的制度。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是社会的主人。我们主张依靠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建立适合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规章制度。我们反对无政府主义,也反对对工人和劳动人民实行资产阶级专政的“管、卡、压”。毛主席亲自批示的“鞍钢宪法”,就是社会主义企业规章制度应遵循的基本原则。《总纲》对此只字不提,却大喊大叫要建立“愈来愈严密”的规章制度。资本主义经济部门的规章制度确实是十分严密、十分严格的,工人们连拉屎撒尿也得计算时间,如有超越,就要受到各种惩罚。《总纲》居然把这种规章制度说成是超阶级、超时代的东西,说不但资本主义社会是这样,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也是这样。这不是主张复辟资本主义又是什么?这不是主张专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的政又是什么?联系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的其它种种言行,就更清楚地看到,他抛出“三项指示为纲”,把发展国民经济也当作“纲”,就是为了贯彻他那条“不管白猫黑猫”,不管帝国主义还是马克思主义,实际上是要资本主义不要社会主义的修正主义路线。
四
  “三项指示为纲”,是用马克思主义的词句、折中主义的手法炮制出来的。它是一个虚伪而又反动的修正主义纲领。作为宣扬“三项指示为纲”的《总纲》,也反映了这样的特征。它是一个在理论上十分贫乏,在手段上十分恶劣,支离破碎、东拼西凑、逻辑混乱、思想矛盾的大杂烩。但它有助于我们进一步认识和批判“三项指示为纲”的反动实质,从这一点来说,它是一份难得的反面教材。
  深入批判“三项指示为纲”,对我们坚持马克思主义、反对修正主义,坚持社会主义、反对资本主义,有重要的意义。一个政治纲领,可以是长篇的论述,也可以是简单的概括。但无论前者或后者,它总是包括着是马克思主义还是修正主义的原则问题,包括着坚持还是反对无产阶级政党理论基础的问题。无产阶级革命导师从来十分重视无产阶级政治纲领的原则性和纯洁性,总是旗帜鲜明地同各种机会主义、修正主义纲领作不调和的斗争,从政治上、思想上对它们进行深入、彻底的批判,给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指明正确的方向。马克思在批判《哥达纲领》时就说过:“我的义务也不容许我即使只用外交式的沉默方法来承认一个我认为极其糟糕的、会使党堕落的纲领。”当机会主义者杜林冒出来反对党的理论基础的时候,恩格斯就打算批判杜林,马克思坚决支持这一想法,恩格斯便毅然地“把一切都搁下来去收拾无聊的杜林”。
在有关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的问题上,必须采取严肃的战斗的态度。因为理论基础问题上的错误观点或口号,都会由此而彻底背弃马克思主义,走上修正主义的斜路。当赫鲁晓夫提出“和平过渡”的修正主义路线时,毛主席就尖锐地指出:“十月革命还灵不灵?还可不可以作为各国的模范?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赫鲁晓夫的报告说,可以经过议会道路去取得政权,这就是说,各国可以不学十月革命了。这个门一开,列宁主义就基本上丢掉了。”当刘少奇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提出所谓“四清和四不清的矛盾”时,毛主席就觉察到这是否认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是主要矛盾,否认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原则问题,指出:“忘记十几年来我党的这一条基本理论和基本实践,就会要走到斜路上去。”当林彪抛出“天才论”这个修正主义理论纲领时,毛主席及时揭露了它的反动本质,指出:“是英雄创造历史,还是奴隶们创造历史”,人的知识(才能也属于知识范畴)是先天就有的,还是后天才有的,是唯心论的先验论,还是唯物论的反映论,这是两个阶级、两条路线、两种世界观的大是大非问题,号召全党站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上,同林彪的修正主义划清界限。今天,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抛出的“三项指示为纲”,同样不是一个简单的提法问题,而是涉及到是否坚持我们党的基本纲领和基本路线的问题,涉及到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还是复辟资本主义的问题。为了坚持马克思主义,保卫无产阶级政党的理论基础,不使它受到篡改和歪曲,我们必须战斗,必须对“三项指示为纲”进行彻底的批判。我们相信,通过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通过对“三项指示为纲”的彻底批判,我们的党和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必将更加迅猛地向前发展,必将取得更大的胜利。
批判洋奴哲学
方海
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是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还是推行洋奴哲学、爬行主义,这是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两条路线的原则分歧,是社会主义历史阶段两个阶级、两条道路斗争的一个重要方面。
去年夏季前后,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炮制“三项指示为纲”的修正主义纲领,鼓吹唯生产力论,在“一切为了现代化”的幌子下,又大肆贩卖洋奴哲学。他公开主张把发展生产、发展科学技术的希望寄托在外国,叫嚷“要拿出多的东西换取外国最新最好的设备”,还说什么“这是最可靠的”,而且是“一个大政策”。一时,崇洋迷外之风又刮起来了。国内劳动群众的创造受到议论讥笑,坚持自力更生的革命精神受到非难攻击,似乎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不对了,推行洋奴哲学、爬行主义反而有理了。
同教育、科技、文艺、卫生等战线上的右倾翻案风一样,这股风攻击的矛头,也是直接指向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当前,反击右倾翻案风的伟大斗争正在深入开展,我们必须继续批判洋奴哲学,揭露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所推行的洋奴哲学、爬行主义的反动本质。
伟大领袖毛主席指出:“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破除迷信,独立自主地干工业、干农业,干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打倒奴隶思想,埋葬教条主义,认真学习外国的好经验,也一定研究外国的坏经验——引以为戒,这就是我们的路线。”这条马克思主义的路线,是建立在坚定地相信和依靠人民群众,坚定地相信和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的基础上的。社会的财富是工人、农民和劳动知识分子自己创造的。在社会主义制度的基础上,我国人民能够发挥出无穷无尽的力量。我们有毛主席为首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只要坚持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搞好生产关系方面和上层建筑方面的革命,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发挥人民群众的聪明智慧和创造才能,完全能够依靠我们自己的力量,建设起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
与此相反,党内机会主义路线的头子总是鼓吹洋奴哲学、爬行主义,推行一条同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完全对立的修正主义路线。他们看不见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的力量,根本否认人民群众创造历史这一马克思主义的真理;他们抹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无产阶级专政和资产阶级专政的区别,不相信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他们拜倒在西方资产阶级的面前,甘心跟在别人后面一步一步地爬行,甚至主张卖国投降,非向外国乞讨过活。刘少奇、林彪所推行的就是这么一条路线。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中,广大群众和于部对刘少奇、林彪推行的洋奴哲学、爬行主义的修正主义路线进行了深入的批判,大长了无产阶级的革命志气,极大地激发了广大群众自力更生建设社会主义的革命精神。全国人民扬眉吐气,发奋图强,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取得了许多重大的成就。人造地球卫星按预定计划返回地面,新的石油勘探开采技术的采用,大型内燃机车、大容量双水内冷汽轮发电机组、百万次电子计算机、电子扫描显微镜、各种类型数控机床等新产品试制成功,都表明我们在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的道路上正凯歌行进。但是,两条路线的斗争并没有结束。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跳出来推行洋奴哲学、爬行主义,正是继承刘少奇、林彪的衣体。
我们同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的分歧,并不在于要不要“四个现代化”,面在于走什么道路,执行什么路线,究竟把社会主义建设的基点放在那里。毛主席早就指出:“我们的方针要放在什么基点上?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叫做自力更生。”把立足点放在自力更生上,是我们进行革命和建设的一条根本原则,是战胜一切困难夺取胜利的可靠保证。在革命战争年代,我们依靠自己的力量,依靠全体军民的创造力,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在革命战争胜利以后,我们又在物质条件十分困难的情况下,依靠自力更生,打破了帝国主义的封锁禁运,顶住了社会帝国主义的刁难破坏,独立自主地发展社会主义经济,把一个贫穷落后的旧中国,建设成为初步繁荣昌盛的社会主义新中国。但是,我们面临的任务仍然是很艰巨的。完成艰巨的任务靠什么?基本的一条就是靠充分动员和依靠广大革命群众。离开这一条,我们就不可能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因此,我们更要自觉地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绝对不能离开这个基点。
我们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又是一个人口众多的大国,我们既不能掠夺别国人民的财富,也不能依赖任何外国的力量来搞建设。吃现成的要受气,依赖别人是建设不成社会主义的。只有从本国的实际情况出发,依靠本国人民群众的创造力,充分利用和挖据本国的资源和潜力,才能在不太长的时间里,建立起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使我们的国家更能经受风险,立于不败之地。根据我们的经验,在建设社会主义的过程中,一个省、一个地区,直到一个工厂、一个公社都要发扬自力更生的精神,何况是一个国家?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大唱反调,到处叫嚷要千方百计出口,去“换回好多好东西回来”,据说这样就能加快资源的开发,加快工业的技术改造,加快科研的步伐,真是妙不可言。世上难道真有这样的事吗?国际上存在阶级斗争,这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工人群众从长期的斗争实践中很懂得这一点,他们说:“我们决不能把社会主义建设的命运系在别人的腰带上”。这句话尖锐地指出要注意被别人卡住脖子,牵着鼻子走的危险。如果不把立足点放在自力更生上,样样靠引进,为了引进,甚至把发展经济主要立足于国内市场的社会主义原则丢在一边,无原则地以出口换进口,势必造成那么一种状况:自己能生产的无限制地进口;国内很需要的又无限制地出口;买人家先进的,自己造落后的,甚至把矿山资源的开采主权也让给人家。这样下去,岂不是要把我国变成帝国主义国家倾销商品的市场、原料基地、修配车间和投资场所吗?那里还有什么工业化的速度,那里还谈得上独立自主地发展社会主义经济!这只能作帝国主义的经济附庸。经济上丧失独立,政治上也就不可能自主。中国人民在历史上遭受过的创痛是很深的。一百多年前,清朝洋务派头子李鸿章、曾国藩,不就是鼓吹“中国欲自强,则莫如学习外国称器。欲学习外国利器,则莫如觅制器之器”吗?这伙洋奴汉奸,一味想买外国的“制器之器”,摘所谓“自强”。结果呢,中国非但没有因此强盛起来,反而越来越深地陷入了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深渊。国民党反动派统治旧中国二十多年,喊了二十多年“建设”,他们的所谓“建设”,不也是把眼睛盯在外国资本家身上,拿国家的资源和主权去换取洋设备的吗?他们换了二十多年,弄出个什么名堂呢?国家主权、经济命脉全都落到了帝国主义的手里,旧中国经济那种衰落破败的悲惨景象,人们不是记忆犹新吗?
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只有把立足点放在自力更生上,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创造力,才能真正赢得高速度。这已经为二十多年来,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以来的无数事实所证明。我们的石油工业近十五年平均每年增长百分之二十以上,靠的是自力更生,其速度之快,连我们的敌人也无法否认。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我们的造船工业的发展速度也很快。文化大革命以前,刘少奇宣扬“造船不如买船,买船不如租船”,机引进,船买进,眼睛盯着外国的一点技术专利,国产的货轮和船用柴油机长期得不到发展。在文化大革命中,广大工人群众、干部批判了洋奴哲学、爬行主义的修正主义路线,才改变了面貌。一九七0年,上海工人开始打造船工业翻身仗,到一九七五年的六年中,船舶的吨位和柴油机的马力都超过了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的总和。文化大革命前只造了一艘万吨轮,而这六年中万吨级以上的船舶就造了四十四粮。到底是自力更生快,还是搞洋奴哲学快,不是很清楚吗?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口口声声说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却偏偏闭住眼睛不看事实,真是偏见比无知离真理更远!
搞社会主义,首先要坚持正确的方向和道路。无论办什么事情,都要考虑到是否符合党的基本路线,是否坚持社会主义道路,是否对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有利。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打着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旗号,到处鼓吹只要拿到先进的技术、设备,不管走什么路,用什么方法都可以。毛主席最近指出:“他这个人是不抓阶级斗争的,历来不提这个纲。还是‘白猫、黑猫’啊,不管是帝国主义还是马克思主义。”按照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的一套办,必然把我国经济引向资本主义道路。他在谈到引进技术、设备的“理由”时曾经说:“外国的产品,一剖开好多东西也是别的国家的。”外国者,资本主义国家也。难道我们的国家发展经济也可以按着资本主义国家那么一条路子走吗?外国产品剖开来,确是好多东西都是别的国家的。这种经济上相互依赖的现象,是资本主义制度和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体系所决定的。正因为如此,经济危机在一国出现,就象瘟疫一样,很快波及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其实,即使是资本主义国家,完全依靠外国,也不可能真正发展自己的独立经济。那些依赖别人发展经济的国家,纵然一时经济发展比较快,也是虚假的繁荣,基础极为脆弱。一有风吹草动,不是闹这个荒,就是闹那个荒,简直无法掌握自己的命运。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要有自己的独立的经济体系,只能走自己工业发展的道路。离开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不但搞不成社会主义的现代化,而且会使我们的社会主义国家蜕化变质,复辟资本主义,靠向外国乞讨过活。苏修就是一面镜子。苏联全面复辟资本主义之后,官僚垄断资本向西方垄断资本买专利权,借贷款,甚至不惜把未开发的资源拿去作抵押。自称有强大工业基础的超级大国,外债却越背越重,从一九六四年到一九七五年上半年,向西方国家乞求贷款竟达一百六十三亿类元。一手向人家掠夺,一手又向人家乞讨,这是苏修叛徒集团搞假共产主义的一大特色。
我们提倡自力更生,并不是拒绝学习和研究外国的经验,包括好的经验和坏的经验。我们也不是反对引进某些确实有用的外国技术、设备。但是,对待外国的经验以及技术、设备,都要具体分析,加以鉴别,“排泄其糟粕,吸收其精华”,使其为我所用。学习要和独创结合,立足于超。决不能生吞活剥地照抄照搬,不管好的和坏的、成功的和失败的,适合我国需要的和不适合我国需要的,一古脑儿统统搬来。毛主席历来号召我们,要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埋葬教条主义,打倒奴隶思想,批判那种认为“外国月亮比中国的圆”的洋奴哲学。因为这些东西是室息人民群众的革新创造精神、束缚人民群众手脚的精神枷锁。洋教条、洋偶像不扫荡,生动活泼的革命精神就焕发不出来。
把资本主义国家的技术、设备一概看成是先进的,是一种形而上学的观点。它们有先进的,也有落后的,即便是先进的东西也有落后的因素,决不能不加分析,说成绝对的好。何况由于资本主义制度的腐朽性,在某些部门已经出现技术停滞的趋势。形式主义地收外国的东西,在中国过去是吃过大亏的。那些育目崇拜外国的人,看不起本国人民群众的智慧和力量,在“洋”人面前矮半截,以为事事不如人,连某些资产阶级思想家都不如。清代的学者严复就很赞赏“学我者病,来者方多”的说法,不主张生搬硬套,懂得后来可以居上的道理。我们不能走世界各国技术发展的老路,跟在别人后面一步一步地爬行。我们要有无产阶级的雄心壮志,最于走前人没有走过的道路,敢于攀登前人没有攀登过的高峰。外国有的,我们要有;外国没有的,我们也要有。文化大革命以来,许多工厂试制成功的新产品、新材料,有不少就是工人群众发奋图强、土法上马搞出来的。工人们豪迈地说:西方资产阶级能办到的,东方无产阶级也一定能办到,而且办得更好;西方资产阶级办不到的,我们东方的无产阶级也能办到。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却把中外资产阶级的东西奉若神物,对于我国人民群众的创造从来看不上眼,只许永远跟着别人爬行。这种洋奴哲学很不得人心,理所当然地受到了人民群众的抵制和批判。对于这种抵制和批判,他们极为不满。但是,真理不在他们一边。资产阶级“大人物”妄图扼杀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压制人民群众,是办不到的。
洋奴哲学、爬行主义有着深刻的阶级根源和思想根源。修正主义的路线也就是资产阶级的路线。中国的买办资产阶级从来是帝国主义的附庸,历来奉行洋奴哲学。民族资产阶级先天就有软弱性,既怕民众,也怕帝国主义。它同帝国主义有矛盾的一面,在一个时期里有可能与民众结成统一战线去反对帝国主义,但它又有依附于帝国主义经济的一面,常常屈服于帝国主义的压力,崇洋迷外。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党内的资产阶级。在民主革命阶段,他们就是带着资产阶级的这种劣根性跑进党内来的。进入社会主义革命时期,没有把立足点移过来,仍然代表资产阶级。他们害怕群众、害怕帝国主义的劣根性愈来愈发作,就不能不同广大人民群众处于尖锐对立的地位。阶级投降和民族投降是一对孪生兄弟。对内搞阶级投降,对外必然要搞民族投降,鼓吹洋奴哲学。
洋奴哲学,是帝国主义长期侵略我国的精神产物。只要阶级和阶级斗争还存在,只要帝国主义还存在,洋奴哲学的幽灵总会在一部分人的头脑中徘徊。因此,批判洋奴哲学,是个长期的斗争任务,必须反复地进行下去。我们一定要遵照毛主席的教导,以阶级斗争为纲,深入批判洋奴哲学,批判修正主义,更加自觉地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加速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步伐,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进行到底。
修正主义的组织路线必须批判
柏杉
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在鼓吹“三项指示为纲”、推行一条与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相对抗的修正主义政治路线的同时,也推行了一条与之相适应的组织路线。在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中,对这条组织路线也必须进行批判。
他所推行的修正主义的政治路线,是以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涌现出来的革命的新生事物、搞复辟倒退、搞反攻倒算为主要内容和主要特征的。为这条政治路线服务的组织路线,也是翻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案,也是搞反攻倒算,妄图让那些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受到批判并且心怀不满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重新掌握领导权,恢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前一些部门和单位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实行专政的那样一种局面,为全面复辟资本主义创造条件。
毛主席说:“一个政党要引导革命到胜利,必须依靠自己政治路线的正确和组织上的巩固。”(《矛盾论》)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摧毁了刘少奇、林彪两个资产阶级司令部,清算了他们推行的修正主义的政治路线,同时也清算了为他们的政治路线服务的组织路线,夺回了被刘少奇一帮叛徒、特务、死不改悔的走资派和林彪一伙死党篡夺了的那一部分权力。在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机构中,按照毛主席提出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五条标准,建立了老中青三结合的领导班子。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成果,是我们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兴旺发达的一个重要标志。这种老中青三结合的领导班子,对于贯彻执行党的基本路线,反修防修,团结两个百分之九十五,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已经发挥了并且正在发挥着重大作用。实践证明,这个社会主义的新生事物有着强大的生命力。毛主席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组织路线及各项政策是完全正确的。
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对于我们坚持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组织路线,怕得要死,恨之入骨。他深知,路线“要由人来执行”。什么人掌权,有什么样的领导班子,对于实行一条什么样的路线,至关重要。要推行“三项指示为纲”的修正主义纲领,改变党的基本路线,就非在组织路线上翻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案不可。所以,他竭力在领导班子问题上大做文章,连会必讲班子,讲班子必讲“整顿”。他完全抛弃搞马克思主义还是搞修正主义这个政治方向问题,大讲特讲什么“软”班子、“懒”班子、“散”班子,为他“整顿”领导班子大造舆论。他妄图通过“整顿”领导班子,把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涌现出来的老中青三结合这个社会主义新生事物“整顿”掉,把党的“九大”和“十大”已经作了结论的刘少奇、林彪的修正主义组织路线再“整顿”回来。他所谓的“整顿”领导班子,实际就是要换班夺权。
为了适应推行“三项指示为纲”这一修正主义纲领的需要,他还提出了“党性强,作风好,能团结人”的选拨干部的标准,明目张胆地同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五条标准相对抗。在他提出的“标准”中,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这个最根本的、最主要的标准不见了。抛弃了这个标准,他所说的“党性”,是无产阶级的党性吗?显然不是。党性是阶级性的集中表现。毛主席规定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五条标准的第一条,就是搞马克思主义,不搞修正主义。这是无产阶级选拨干部的基本标准,也是无产阶级党性的根本体现。用“三项指示为纲”否定阶级斗争为纲,改变党的基本路线,用修正主义代替马克思主义,哪里还谈得上无产阶级党性呢?因此,他所说的“党性”,只能是资产阶级的党性,修正主义的党性。他把所谓“敢’字当头”作为选拨干部的基本出发点,用他的话来说,就是“不怕”,“敢摸老虎屁股”,“这是第一位的”。这是他所谓“党性强”的最好注解。他曾经声嘴力竭地叫喊:“要找一些不怕打倒的人”,去建立“强有力的,‘敢’字当头的,有能力的领导班子”。离开了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他所说的这个“敢”,是敢干什么呢?就是象有的人那样,敢写诬告信,敢作放毒演说,敢拟翻案提纲,敢造政治谣言,敢把矛头指向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一句话,就是敢跟着他搞修正主义。这同无产阶级敢于革命、敢于斗争的精神是完全相对立的。他代表资产阶级,向资产阶级投降,不但不敢强调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斗争,而且根本不敢触动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一根毫毛。可见,他这个“党性强”,就是丧心病狂地反对马克思主义,顽固地搞修正主义。什么“党性强”,就是“复辟狂”!
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推行修正主义路线,翻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案,搞复辟倒退、反攻倒算,依靠的重要力量,就是那些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民主派。他打出来的族号,是所谓关心老干部,重视老干部。他说什么:“领导班子要依靠老的。”他所说的“老干部”是哪些人呢?是那些坚持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坚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老同志吗?不是的。这些老同志,经过长期革命斗争的锻炼,为党和人民做过有益的工作,是老中青三结合这个崭新事物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都在各级领导班子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他对这些老同志不仅不关心、不依靠,而且造谣中伤,恶意攻击,想方设法要把他们排挤出去。早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前,他就曾经叫城“老的不行”。现在他反复强调“要依靠老的”,只不过是一个骗人的幌子。他所要依靠的“老干部”,实际是“老”走资派,是少数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一不满意,二要算帐,反对社会主义革命,对批判和限制资产阶级法权有反感的人。这是一条什么样的组织路线,以及这条组织路线的反动性,不是很清楚吗?
重用那些未改造好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也是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推行的组织路线的一个重要内容。教育、科研、文艺、卫生等思想文化领域,是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进行较量的重要阵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首先从这里开了刀,在上层建筑领域里加强了无产阶级专政,从而打破了某些部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独霸的一统天下。应当看到,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许多革命的知识分子有了很大的进步,他们在科学、教育、文化、卫生等各个不同的岗位上,对人民作出了应有的贡献,有的并担任了各级领导工作。但是,有些未改造好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并不服输。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妄图利用这一点,反掉工人阶级占领上层建筑领域这一社会主义新生事物,让未改造好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重新掌握领导权。他说:“在技术业务上不行,就让人家干。”在这里,他所说的“人家”,并不是指革命的知识分子,而是明目张胆地要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统治代替党的领导,代替工人阶级的领导,恢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前“专家治所”、“教授治校”那样一种局面。他这样干,不只是要占领这几块阵地,而是要通过这些资产阶级的“世袭领地”培养修正主义的接班人,象苏修已经于了和正在干的那样。苏修的那个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的基本力量,就是从这些领城里培植出来的所谓“红色专家”。我们如果依了那个走资派,苏联的今天,将会是我们的明天。这是很值得警惕的。
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在纠集复辟力量的同时,对坚持搞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干部,特别是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涌现出来的革命青年干部,则不择手段地进行排斥和打击。列宁曾经指出:“我们是未来的党,而未来是属于膏年的。我们是革新者的党,而青年总是更乐于跟着革新者走的。我们是跟旧的腐朽事物进行忘我斗争的党,而青年总是首先投身到忘我斗争中去的。”(《孟什维主义的危机》)革命的青年干部的长处,是对新鲜事物有敏锐的感觉,有高度的政治热情和革命积极性。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他们积极响应毛主席的伟大号召,造了走资派的反。今天,他们又积极批判并带头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坚决抵制复辟倒退和反攻倒算,走同工农相结合的道路。因此,在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看来,革命的青年于部是他推行修正主义路线的一大障碍,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他在青年干部问题上,散布了许许多多的奇谈怪论,一个主要论调是说“他们根本没有经验”,“提拨太快了”。当然,青年同志也有一个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认真改造自己的世界观,在斗争实践中不断积累经验的问题。但是,他所说的经验是什么呢?决不是毛主席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所科学地总结的中国革命丰富的历史经验,决不是广大劳动人民的实践经验,而是象他那样跟着刘少奇一起搞修正主义的经验,包括着“不管白猫黑猫,捉住老鼠就是好猫”一类的经验,这些都是早就被革命人民批判过的东西。他说青年干部没有经验,要叫他们“一律到基层去锻炼改造”,就是要把不肯接受他那一套搞修正主义的经验的革命青年同志打下去。他还大肆叫嚷今后干部“要按级提拨”,“和台阶一样,一阶一阶的上,不能跳着来”。这个所谓“台阶”,不就是封建的等级观念、资产阶级法权思想在组织问题上的体现吗?不就是刘少奇对干部“论资排辈”的再版吗?不就是一切反动没落的统治阶级维护他们统治地位惯用的手段吗?按照他这个“台阶”论,什么培养革命的新生力量,什么老中青三结合的原则,通通都被一笔勾销了。这样,老一代革命家开创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就会中断,培养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就会成为一句空话。
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推行的组织路线,是以阶级斗争熄灭论和唯生产力论为理论基础的,其要害是为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拼凑“翻案派”,为复辟资本主义组织“还乡团”,让党内的资产阶级上台。这条组织路线有其深刻的阶级根源。在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由于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还实行商品制度、货币交换,还存在着资产阶级法权,旧土壤不可避免地会产生新毒草。这种新毒草会在执政的共产党内生长出来。跑到无产阶级革命队伍里来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民主派,民主革命胜利以后,他们有了很高的地位,有了很大的权力,享受着很好的待遇,自己不革命了,还反对别人革命。他们本身就属于资产阶级,也代表新老资产阶级的利益。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正是党内外资产阶级的总代表。他顽固地坚持资产阶级法权和资产阶级法权观念,知识私有不能批判,资产阶级大人物的权力不容侵犯,等级名位不能越雷池半步,受资产阶级压的小人物不准起来革命。从组织路线上,我们同样可以看到不肯改悔的走资派代表资产阶级的阶级实质。
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推行的组织路线,跟刘少奇、林彪的组织路线是一路货色。刘少奇是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林彪是罢一批人的官,升一批人的官,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则是大撤职,大调动,大换班。他们都是搞修正主义.反对马克思主义,都是组织复辟势力、打击革命力量,都是以复辟资本主义为最终目的,因而本质上都是右的。他们又都是从孔老二那里接续的“香火”。孔老二镇压革新派要“纠之以猛”,上台三个月杀了少正卯,那个走资派对革命派要““严’字当头”,一经重新工作就对革命派开刀;孔老二“举逸民”、“举贤才”,网罗复辟势力,那个走资派则扶植还在走的走资派和未改造好的知识分子,拼凑“还乡团”。他踩着孔老二的脚印,亦步亦趋,从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向无产阶级进行全面的反攻倒算。
列宁说过:“什么叫做复辟?复辟就是国家政权落到旧制度的政治代表手里。”(《社会民主党在俄国第一次革命中的土地纲领》)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重新工作的时间不长,但在政治上和组织上的反攻倒算搞得很凶。在右倾翻案风刮得厉害的少数几个地方,走资派弹冠相庆,革命派受到打击。而在他们搞换班夺权得手的地方,“三项指示为纲”叫得最响,复辟资本主义的倒车开得最快。这些触目惊心的事实,充分说明了复辟势力的疯狂性和反动性。不难设想,让他放手干下去,“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现全国性的反革命复辞,马列主义的党就一定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党,变成法西斯党,整个中国就要改变颜色了”。
这个曾经追随刘少奇搞修正主义、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被批判过并且发誓“永不翻案”的人上演的这幕复辟丑剧,进一步打开了我们的眼界,使我们更加清楚地看到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长期性,看到可能发生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我们要在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下,以阶级斗争为纲,把反击右倾翻案风的伟大斗争进行到底!
不容抹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区别——驳“白猫黑猫”论
靳志柏
在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中,伟大领袖毛主席深刻地揭露和批判了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搞修正主义的本质,指出:“他这个人是不抓阶级斗争的,历来不提这个纲。还是‘白猫、黑猫”啊,不管是帝国主义还是马克思主义。”认真学习毛主席这一重要指示,深入批判反动的“白猫黑猫”论,划清马克思主义与修正主义,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界限,对于我们坚持党的基本路线,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不管白猫黑猫,捉住老鼠就是好猫”的反动谬论,是在一九六一年出笼的。那时,由于苏联赫鲁晓夫叛徒集团的破坏和严重的自然灾害,我国遭到暂时的经济困难,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十分尖锐激烈。国内外阶级敌人对于我们所面临的暂时经济困难拍手叫好,污蔑我国经济处于“崩溃的边缘”,认为社会主义中国要垮台了。面我们党内修正主义路线的头子和国内外阶级敌人一唱一和,竭力歪曲出现暂时困难的原因,把它归之于社会主义制度,归之于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根本不提苏修的破坏和严重的自然灾害。他们错误地估计形势,以为复辟资本主义的时机已到,便猖狂地向社会主义进攻。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声嘶力竭地叫搭:“工业上要退够,农业上也要退够,包括包产到户、单干。”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林彪也拼命鼓吹什么在世界上各种生产关系中“看那种能提高生产即用那一种”,实际上是要复辟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在这种情况下,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也跳出来叫嚷:“社会主义优越在哪里呢?前几年还可以看出优越性,这几年不行了,不能吹牛了”,大肆鼓吹“不管白猫黑猫,捉住老鼠就是好猫”。唯恐别人不懂,他还特别解释说:“看来,生产关系什么形式为好,恐怕要采取这样一种态度,就是哪种形式在哪个地方容易比较好地恢复和发展生产,就采取哪种形式”,“只要能增产,单干也可以”。显然,在他看来,社会主义制度不灵了,“捉不住老鼠”;还是资本主义制度好,可以“捉得住老鼠”。他力图把集体经济倒退为个体经济,把在社会主义道路上前进的新中国“扭”回到资本主义道路上去。
究竟是社会主义好,还是资本主义好?中国要向哪里去?这个问题,本来是很清楚的。毛主席早就明确指出:“我国现在的社会制度比较旧时代的社会制度要优胜得多。如果不优胜,旧制度就不会被推翻,新制度就不可能建立。所谓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比较旧时代生产关系更能够适合生产力发展的性质,就是指能够容许生产力以旧社会所没有的速度迅速发展”。(《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当时,我国虽然遇到了暂时的经济困难,但这只是前进中的困难,依靠党的领导和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依靠社会主义制度本身,是能够克服的。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指引下,全党和全国人民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批判修正主义,批判资本主义,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加强和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制度,进一步落实党在农村的各项政策,巩固了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集体经济,进一步调动了广大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使国民经济得到迅速恢复和发展,形势很快就开始好转。从此,我国农业生产连续十四年获得好收成,工业生产也蒸蒸日上。这一光辉的历史事实,不是充分显示了社会主义制度比较资本主义制度蕴藏着无可比拟的伟大力量吗?对于否定社会主义、鼓吹资本主义的“白猫黑猫”论,不是有力的批判和否定吗?铁一般的事实雄辩地证明:“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如果照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所主张的那样办,让资本主义的“白猫黑猫”一齐出笼,搞单干,搞投机倒把,搞自由经营,那么,社会主义集体经济就会被瓦解,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断送,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就会变成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资本主义在苏联复辟的那种情景,就会在我国出现。这是全党和全国人民绝对不能答应的。我们只能前进,不能倒退,只能走社会主义道路,不能走资本主义道路。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白猫黑猫”论受到广大革命群众严肃的批判。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虽然口头上承认这种论调是“错误的”,表示要“改正”,但是,他真的改正了吗?没有。他重新工作后,就又旧病复发,变本加厉地贩卖“白猫黑猫”那一套货色,坚持走资本主义道路。他炮制的“三项指示为纲”的修正主义纲领,就是“白猫黑猫”论的继续和发展,而把阶级斗争这个纲抛到九霄云外。他否认社会主义社会存在阶级和阶级斗争这个客观事实,宣扬阶级斗争熄灭论,实际上是要“熄灭”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斗争,而鼓动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进攻。他讲什么安定团结,把国民经济搞上去,都不过是个幌子,实际上是要分裂革命队伍,破坏工农业生产。
不仅如此,党内那个不背改悔的走资派在其它方面还散布了许多类似这样的奇谈怪论,妄图在各个领域用修正主义路线代替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他露骨地说:“白专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好处”,“应爱护,赞扬”。在他的煽动下,什么“不管黑线、红线,培养出人,能搞出东西就行”签谬论也纷纷出笼。红专还是白专,这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问题。知识分子只有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与工农群众相结合,做到又红又专才能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作出贡献。那种顽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知识分子,不管有怎样的“专”,对我们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不仅没有好处,反而有害处。正如毛主席所指出的:“这种人不喜欢我们这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他们留恋旧社会。一遇机会,他们就会兴风作浪,想要推翻共产党,恢复旧中国。这是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条路线、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路线中间,顽固地要走后一条路线的人。”(《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事实不正是这样的吗?一九五七年,文化、教育、科技界的一些右派分子,就是由白专道路走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泥坑的。这种人是刘少奇、林彪一类复辟资本主义的社会基础和工具。如果说有好处的话,就是对复辟资本主义有好处,对叛覆无产阶级专政有好处。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锻炼,我国绝大多数的知识分子有了不同程度的进步,他们愿意为社会主义服务,愿意和工农群众相结合,但是,他们的头脑中还有许多资产阶级旧思想,需要继续改造自己的世界观。一九五七年,毛主席殿切地希望“我国的知识分子继续前进,在自己的工作和学习的过程中,逐步地树立共产主义的世界观,逐步地学好马克思列宁主义,逐步地同工人农民打成一片,而不要中途停顿,更不要向后倒退,倒退是没有出路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正当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遵照毛主席的教导,朝着又红又专的目标前进的时候,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却鼓吹什么白专“有好处”,实际上是反对党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进行思想改造,妄图把广大愿意进步的知识分子重新拉回到文化大革命前的修正主义老路上去,充当他复辟资本主义的工具。用心何其毒也!
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还喋喋不休地鼓吹“敢字当头”,“要突出一个敢字”。这里,他一不讲为哪个阶级服务,二不讲走什么道路,三不讲执行什么路线,认为只要敢干就是好的,实质上还是“白猫黑猫”论。在阶级社会里,“敢”都是具体的,超阶级的抽象的“敢”是没有的。我们提倡的是“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的无产阶级的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在为共产主义奋斗的征途上,要不怕任何强大的敌人,不畏任何艰难险阻,敢于斗争,敢于胜利,敢于反潮流,敢于打破一切旧秩序,建设一个新世界。而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那么起劲地鼓吹“敢字当头”,“横下一条心,拼命干”,他究竟要拼命于什么呢?就是煽动一小最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拼命”和无产阶级较量,敢于搞修正主义,敢于复辟资本主义。由于走社会主义道路是人心所向,走资本主义道路是十分孤立的,有的人想翻案而又怕翻案,想复辟而又不敢复辟。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深知他们这种心理状态,于是拼命鼓吹“敢字当头”,为他们撑腰打气,鼓动他们刮右倾翻案风,翻文化大革命的案,算文化大革命的帐。戳穿了,这种“敢”字同彭德怀鼓吹的“海瑞精神”和林彪鼓吹的“江田岛精神”,实质上是一样的,只不过抽象的“敢”字比较隐晦,因而更有欺骗性罢了。
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鼓吹“白猫黑猫”论虽不是在讲哲学,但这涉及到什么是真理的客观标准这个认识论的重要问题。认为只要“捉住老鼠就是好猫”,不过是那个臭名昭著的资产阶级实用主义哲学的翻版。实用主义鼓吹“有用即是真理”,标榜自己是超阶级的哲学,其实,是地地道道的主观唯心主义。它根本否认真理的客观性,根本否认千百万群众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而以是否对我即资产阶级有用作为衡量正确与错误的依据。按照这种反动的“真理”观,谣言和诡辩对搞阴谋诡计有用,残酷剥削劳动人民对资产阶级有利,阶级斗争熄灭论、唯生产力论对复辟资本主义有好处,就都成了真理。显然,这种哲学是为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制度作辩护的,是极其荒谬和反动的。正因为实用主义暂学是维护资产阶级利益的,又有一定的欺骗性,所以正适合修正主义者搞复辟、摘倒退的需要。他们常常从资产阶级的思想武库里拣起这个破烂武器向无产阶级进攻。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以“增产”为幌子,鼓吹单干,否定社会主义道路;以“有用”为理由,鼓吹白专,否定红专;以“能解决问题”为借口,鼓吹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进攻的“勇敢”精神,反对无产阶级推翻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大无畏的革命精神,等等,这不都是资产阶级实用主义的货色吗?他为了反对社会主义,竟然乞灵于实用主义,完全抹杀真理的客观标准,否认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抛弃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这说明他堕落到何等的地步!
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是根本对立的,始终存在着不可调和的斗争。斗争的结果只能是一个发展,一个消灭,一个“吃掉”一个。而一切修正主义者都企图取消这个斗争。正如毛主席指出的:“修正主义者抹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区别,抹杀无产阶级专政和资产阶级专政的区别。他们所主张的,在实际上并不是社会主义路线,而是资本主义路线。”(《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从鼓吹“白猫黑猫”论,到抛出“三项指示为纲”,这说明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一贯推行的是一条资本主义路线,即修正主义路线。这条路线就是要否认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是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否认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危险是修正主义,翻文化大革命的案,算文化大革命的帐,以达到变社会主义制度为资本主义制度,变无产阶级专政为资产阶级专政。
要重视反面教员的作用。新老修正主义者总是玩弄抽象的超阶级的手法,把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无产阶级专政和资产阶级专政的界限弄得含糊不清,进而用修正主义路线代替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刘少奇为了反对新民主主义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的转变,就排命鼓吹“资本主义的剥剂不但没有罪过,面且有功劳”,“剥削人越多,对人民有利越多”,妄图破坏社会主义革命事业。这从反面告诉我们,在阶级斗争、路线斗争问题上划清界限是十分重要的。在当前反击右倾翻案风的伟大斗争中,我们要认真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提高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觉悟,进一步认识社会主义革命的性质、对象、任务和前途,划清政治上、思想上的路线是非,深入批判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的修正主义路线,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进行到底。
积极参加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
“南京路上好八连”党支部
去年十二月初以来,我们连在上级党委的领导下,积极参加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反击右倾翻案风的伟大斗争。几个月来,全连干部战士认真学习毛主席的一系列重要指示,学习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论述,运用黑板报、大批判专栏、批判会、赛诗会等形式,歌领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的伟大胜利,歌领社会主义的新生事物,批判右倾翻案风的奇谈怪论,批判抛出“三项指示为纲”的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班班办大批判专栏,人人写大批判文章。到目前为止,共写出批判文章六百八十多篇。学习和批判,使大家受到了极其深刻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教育,有力地促进了连队的建设和各项工作的开展。
回顾几个月来的斗争实践,我们深深体会到,要积极参加斗争,首先必须提高对这场斗争的性质、任务、意义的认识。随着斗争的深入发展,通过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我们越来越清楚地看到,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刮起这股右倾翻案风,就是企图开历史的倒车,搞复辟倒退。如果让他的阴谋得逞,党就要变修,国家就要变质,劳动人民就要吃二遍苦。反击右倾翻案风,批判修正主义路线,是摆在全党、全军、全国人民面前的一件大事。毛主席亲自缔造和指挥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在社会主义时期,人民解放军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坚强柱石。对外反侵略颠覆,对内反复辟倒退,是我军的根本任务。在党的领导下,和全国人民一道,坚决击退这股右倾翻案风,是我们军队的光荣责任。同志们说得好: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搞复辟倒退,我们工农兵就要反复辟倒退;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要翻文化大革命的案,我们就要反翻案,保卫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
积极参加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也是加强部队建设所必需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我军广大干部战士响应毛主席的伟大号召,积极参加“三支”、“两军”,和人民群众一道批判修正主义,批判资产阶级,为摧毁刘少奇、林彪两个资产阶级司令部立了新功。在斗争中,我们经受了很大的锻炼,受到了深刻的教育,军民关系更加密切,官兵之间更加团结,军政素质大为提高。通过畅谈文化大革命的收获体会,干部战士更加认识到,当前正在进行的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正是部队进行党的基本路线教育,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最好课堂,是在阶级斗争的大风大浪中经受锻炼的极好时机。
在革命大批判中,我们十分注意掌握斗争的大方向,把批判的矛头对准抛出“三项指示为纲”的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对准他推行的那条修正主义路线。毛主席指出:“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还在走。”当前这场斗争就是党内资产阶级,党内走资派挑起来的。去年夏季前后出现的那股右倾翻案风之所以刮得那么猛,来势那么凶,根子和风源就是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和他推行的“三项指示为纲”的修正主义纲领。战士们说: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谬论很多,有个中心;流毒很广,有个纲领。这就是“三项指示为纲”。其它种种奇谈怪论都是从这个黑纲领中派生出来的。为了推行这个修正主纲领,全面复辟资本主义,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极力鼓吹阶级斗争熄灭论、唯生产论以及唯武器论、单纯军事观点等修正主义谬论,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反对先产阶级对资产阶级专政。他代表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猖狂进攻,大肆散布“今不如昔”的谬论,把文化大革命以来的大好形势说得漆黑一团,把经过文化大革命锻炼的人民解放军说得一无是处。他反对老、中、青三结合,妄图扼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涌现出来的新生力量,为走资派重新上台制造舆论。在批判中,我们紧紧抓住“三项指示为纲”,把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在各个方面散布的奇谈怪论,进行梳辫子、列专题,逐个加以批判。共批判了十一个方面,八十多段黑话,从各个不同的侧面剖析“三项指示为纲”的反动实质,揭露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全面复辟资本主义的罪恶目的。大家反映:这样批,既打中要害,又深受教育。
毛主席说:“我们的斗争需要马克思主义。”参加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需要把学习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放在首位。战士们说,学习是批判的基础,斗争越深入,越需要抓紧学习。在批判中,我们不满足于每个同志表了态、发了言,而要求大家对修正主义的谬论,能够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批深批透,道理讲得透彻,批判有理论根据。在批判“三项指示为纲”的修正主义纲领时,我们组织大家认真学习毛主席关于社会主义时期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论述,使大家认识到,“三项指示为纲”修就修在反对以阶级斗争为纲,它的理论基础就是阶级斗争熄灭论和唯生产力论。我们还组织大家学习列宁《再论工会、目前局势及托洛茨基和布哈林的错误》,反复领会列宁的这一教导:““又是这个,又是那个’,‘一方面,另一方面’——这就是布哈林在理论上的立场。这就是折中主义。”大家从布哈林把政治和经济并列起来反对马克思主义的卑劣行径中,看清党内那个不肯改梅的走资派讲“三项指示为纲”,并不是要真正贯彻执行这三项指示,而是在玩弄折中主义的手法,偷运“不管白猫黑猫,捉住老鼠就是好猫”的那一套修正主义货色。经过这样反复的学习和批判,大家对“三项指示为纲”的反动实质看得更清、批得更透了。
通过学习和批判,连队的干部战士,进一步加深了要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认识。毛主席说:“什么‘三项指示为纲’,安定团结不是不要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以毛主席的指示为武器,批判“三项指示为纲”,我们进一步认识到,只有阶级斗争才是各项工作的纲。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是社会主义时期的主要矛盾。这个主要矛盾是普遍存在的,它不仅存在于社会上,而且存在于共产党内。它对各条战线、各方面工作中的其它矛盾,起着支配的、决定的作用。因此无论什么工作,包括教育、科技、文艺、卫生、经济工作、部队建设等等,都必须坚持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斗争,才能提起纲来,才能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同志们说,军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更应该坚持阶级斗争这个纲,决不允许用别的什么纲来代替阶级斗争这个纲。我们连队进城以后,所以能够打败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进攻,做到身居闹市,一尘不染,正是因为认真学习了毛主席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的报告,没有放松阶级斗争这个纲。干部战士一致表示,要继续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不断地批判资产阶级,批判修正主义,按照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搞好部队建设,搞好各项工作。
在参加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中,我们坚持正面教育。连队的学习和批判活动都是在上级党委和党支部统一领导下,有组织有步骤地开展的。党支部要求支部成员学在前,批在先,并注意发挥理论队伍的作用,使连队干部和理论骨干成为学习和批判的突击队。几个月来,我们遵照毛主席关于“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的方针,以纲带目,统筹安排各项工作。由于这样做了,连队建设和各项工作都出现了一个新的局面。干部战士的阶级斗争、路线斗争和继续革命的觉悟有了新的提高,学习马列和毛主席著作更加广泛深入。共产主义精神发扬光大,学雷锋、做雷锋蔚然成风。同志们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告诉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雷锋精神代代传,千万个雷锋在成长。全连今年退伍的老战士,响亮地提出“阶级斗争胸中装,反修防修不下岗”,坚决要求到农村去,到边疆去,为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缩小三大差别,艰苦奋斗一辈子。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促进了战备工作的进一步落实,今年开训以来,军事训练取得优秀成绩。我们决心更好地学习毛主席的一系列重要指示,认真总结经验,不断提高同资产阶级,修正主义的作战能力。
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
共产党员要为大多数人谋利益
岳海
为中国和世界大多数人谋利益,这是我们党的宗旨,也是每一个真正愿意为共产主义事业献身的共产党员的行动准则。
毛主席在谈到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条件时,把为大多数人还是为少数人谋利益的问题,作为区分马克思主义者和修正主义者的一个重要标志,教导我们:“要为大多数人民谋利益,为中国人民大多数谋利益,为世界人民大多数谋利益,不是为少数人,不是为剥削阶级,不是为资产阶级,不是为地、富、反、坏、右。”为大多数人还是为少数人谋利益,实质是站在哪个阶级立场上的问题。我们共产党人应该坚定地站在无产阶级立场,始终坚持为大多数人谋利益,沿着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在革命的征途上永不停步,永远革命。
在当前反击右倾翻案风的伟大斗争中,重温毛主席关于共产党员要为大多数人谋利益的教导,剖析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为什么人谋利益的,深入揭露他们代表资产阶级的阶级实质,可以从正反两个方面给我们许多有益的启示。
在社会主义历史时期,什么是广大工人、贫下中农以及其他劳动群众这个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呢?就是在无产阶级先锋队——共产党的领导下,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直至消灭一切阶级和一切阶级差别,最终实现共产主义。建国前夕,毛主席就向全党指出,取得民主革命的胜利,不过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今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在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之后,毛主席又教导我们,要用对立统一规律观察社会主义社会,要看到社会主义时期始终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还要继续革命。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恰恰在这个问题上背叛了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他为了保护资产阶级的利益,竭力巩固和扩大资产阶级法权,推行修正主义路线,妄图复辟资本主义,把历史拉向后退。
毛主席在关于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指出:“总而言之,中国属于社会主义国家。解放前跟资本主义差不多。现在还实行八级工资制,按劳分配,货币交换,这些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所不同的是所有制变更了。”毛主席还指出:“我国现在实行的是商品制度,工资制度也不平等,有八级工资制,等等。这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所以,林彪一类如上台,搞资本主义制度很容易。因此,要多看点马列主义的书。”我们现在还是建设了一个没有资本家的资产阶级国家,还存在着资产阶级法权,这是产生新的资产阶级分子的重要经济基础。这些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我们只有经过长期的斗争,坚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对资产阶级法权加以限制,才能逐步造成使资产阶级既不能存在也不能再产生的条件,实现共产主义的伟大目标。马克思主义者对资产阶级法权从来持批判态度,认为它在社会主义历史阶段虽然是不可避免的,但又是必须加以限制并逐步予以消除的一种“弊病”;而修正主义者却把它看成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竭力加以巩固和扩大。为什么呢?就是因为资产阶级法权的存在是滋生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土壤和条件,是修正主义者安身立命之所,也是他们搞复辟倒退的工具。资产阶级法权用形式上的平等掩盖事实上的不平等,扩大资产阶级法权,就是扩大事实上的不平等。那些渴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正是利用商品制度和货币交换原则,通过合法和非法的途径,侵占国家、集体的财产;正是利用分配领域和相互关系方面的资产阶级法权,大搞物质刺激,扩大等级差别。新资产阶级分子就从这块“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的土壤里生长出来。
资产阶级法权不仅是产生社会上的资产阶级的土壤,更重要的,它同时也是使党内一些想维护和扩大资产阶级法权利益的人,逐步变为党内的资产阶级的土壤。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是从这块旧土壤上长出来的新毒草。列宁在十月革命胜利后曾经指出:“有些人象小私有者一样看待对资本家的胜利,他们说:‘资本家已经捞了一把,现在该轮到我了。’可见他们每一个人都是产生新的一代资产者的根源。”走资派正是这样的“新的一代资产者”。他们官做大了,薪水高了,生活好了,就不想革命了,不但力图保住已经取得的东西,而且力图再捞一把。这样,他们就必然要保护包括他们自己在内的新老资产阶级的利益,干复辟资本主义的勾当。而一旦他们推行修正主义路线,“引导无产阶级适合资产阶级一群一党的私利”,就背叛了无产阶级,使自己的阶级地位发生转化,转到资产阶级方面去了。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从民主革命时期的“同路人”,到社会主义革命时期成为党内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经历,充分说明了这一点。他本来是带着高官厚禄,入股分红的严重资产阶级法权思想参加共产党的,把革命事业作为他的进身阶梯。民主革命胜利了,政治上物质上都得到很大的利益,他的最终目的也就达到了。当社会主义革命逐步深入,对资产阶级法权不断加以限制的时侯,他就以资产阶级法权的辩护士和卫道士的姿态出现,竭力加以维护。他对冲击了资产阶级法权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社会主义新生事物拼命加以攻击,妄图算文化大革命的帐,翻文化大革命的案;他利用资产阶级法权网罗一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拼凑“还乡团”,实行资本主义复辟;他利用人与人之间的资产阶级法权,挑拨新老干部的关系,打击革命的新生力量;他以资产阶级法权为诱饵,妄图把知识分子引上“三名三高”的白专道路;等等。这样,他就在党内充当了资产阶级利益的代表,而从根本上背叛了无产阶级的革命利益。
走资派既然在党内代表资产阶级的利益,是党内的资产阶级,因而他们同广大工农兵、革命干部和革命知识分子之间,不能不存在尖锐的矛盾。这种矛盾是社会主义时期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集中表现,也是社会的阶级矛盾在党内的反映。广大工农兵、革命干部和革命知识分子,要求继续革命,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建设社会主义,实现共产主义,而党内走资派这些修正主义老爷们却要维护和扩大资产阶级法权,复辟资本主义。他们之间的斗争是两个对抗着的阶级之间的斗争。这种斗争在社会主义社会将长期存在。走资派既要搞修正主义,就不能不压制革命人民的革命要求。工农兵、革命干部和革命知识分子不喜欢修正主义的大人物压他们,就不能不起来革党内走资派的命。当前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正是在这种形势下出现的。当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为了维护资产阶级的利益,扯起“三项指示为纲”的黑旗,挥舞“整顿”的大棒,撒下天罗地网,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完全摧毁的时候,革命人民难道不应当起来同他们作坚决的斗争吗?
毛主席最近指出:“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还在走。”毛主席的指示,深刻地揭露了走资派代表资产阶级的阶级实质,明确告诉我们,走资派就是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党内的资产阶级。煽起右倾翻案风的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也就是党内资产阶级的总代表。列宁教导我们:分析一切社会问题,“必须牢牢把握住社会阶级划分的事实,阶级统治形式改变的事实,把它作为基本的指导线索”。用列宁提出的这个“基本的指导线索”去分析党内的走资派,就可以十分清楚地看到,他集中代表了新老资产阶级的利益,是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表人物,就看到他们在政治、经济、思想等方面深刻的阶级特征。为什么在政治上他们总是站在资产阶级的反动立场,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反对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反对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制度,顽固地推行一条复辟倒退的修正主义路线呢?为什么在经济上他们总是极力强化和扩大资产阶级法权,大搞物质刺激,利润挂帅,破坏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妄图变社会主义所有制为资本主义所有制呢?为什么在思想上他们总是顽固坚持资产阶级世界观,维护封、资、修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用孔孟之道腐蚀毒害人们,为资本主义复辟制造舆论呢?这只能从他们代表资产阶级的这个阶级实质上来解释。随着社会主义革命的不断深入,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斗争的新的更高形式便提到日程上来了”。我们必须充分认识党内走资派的危害性和危险性,同他们进行坚决的斗争,保证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权牢牢掌握在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手里,而不被资产阶级所篡夺。
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之后,共产党处于执政党的地位。我们的党员,特别是担负领导工作的党员干部,能否正确对待党和人民给予的地位、权力和待遇,是关系到能否继续革命、能否为大多数人谋利益的重大原则问题。毛主席说:“我们的权力是谁给的?是工人阶级给的,是贫下中农给的,是占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广大劳动群众给的。”“我们共产党人不是要做官,而是要革命,我们人人要有彻底的革命精神,我们不要有一时一刻脱离群众。”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和执掌政权,是为了要运用这个强有力的专政工具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以便最后消灭一切阶级和一切阶级差别,实现共产主义,而绝不允许利用人民给的权力来为少数人谋私利,来扩大资产阶级法权,增添产生新的资产阶级的土壤和条件。我们有许多优秀的党员干部,遵照毛主席的教导,自觉限制资产阶级法权,身不离劳动,心不离群众,做官不象官,掌了权不为个人,地位高不搞特殊,全心全意地为大多数人谋利益。可是,有些人站在资产阶级立场看问题,就不是这样。他们把参加革命当作投资,投了资就应该获得“利润”;把执政看作是做官,做了官就应该有特权;把人民给的物质待遇,看作是理应享受的东西,甚至不择手段地去谋取私利,把权力转化为“资本”。这种人,随着自己的地位越高,权力越,就会越贪婪,越凶狠,就必然成为搞修正主义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很值得我们严重警惕。如果那一个干部“只想从执政党党员的地位‘捞到’好处而不愿肩负为共产主义忘我工作的重担”,他就再也不是一个共产党员了。这样的人如果坚持不改,终归要走向群众的对立面,为历史所抛弃。
共产党员要做到为大多数人谋利益,归根到底必须加强世界观的改造。毛主席十分重视世界观的改造问题,强调指出:“不仅那些基本立场还没有转过来的人要改造,而且所有的人都应该学习,都应该改造。”如果世界观是资产阶级的,就容易接受修正主义的影响,跟着修正主义路线跑,站在资产阶级方面,与党的宗旨、党的路线相背离,甚至会随堕落成为修正主义分子。这在我们党内两条路线斗争史上,是屡见不鲜的。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在这个问题上也给我们上了很好的一课。我们一定要遵照毛主席的教导,在革命斗争实践中,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刻苦改造世界观,清除资产阶级法权思想的影响,与一切传统观念实行彻底的决裂,做一个全心全意地为中国和世界大多数人谋利益,为解放全人类而奋斗终身的共产党员。
走资派为什么害怕评论《水浒》?
燕枫
去年八月,正当右倾翻案风甚嚣尘上、阶级斗争十分尖锐的关键时刻,伟大领袖毛主席发出了关于评论《水浒》的重要指示:“《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水游》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屏晁盖于一百O八人之外。宋江投降,搞修正主义,把晁的聚义厅改为忠义堂,让人招安了。宋江同高俅的斗争,是地主阶级内部这一派反对那一派的斗争。宋江投降了,就去打方腊。”毛主席的指示,深刻地揭露了宋江以及古今一切投降派搞修正主义、投降主义的反动本质,为我们提供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反修防修的强大思想武器,也为我们提供了识别和批判当时正在猖狂进攻的右倾翻案风的强大思想武器。它象战斗号角,鼓舞着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奋起向修正主义,投降主义进行勇猛冲击;它象万钧雷霆,引起了资产阶级及其代表人物的极端恐惧。围绕着评论《水浒》的问题,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马克思主义同修正主义,展开了一场短兵相接的激烈斗争。
在这场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激烈搏斗中,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赤膊上阵,进行了充分的丑恶表演。他非常害怕评论《水浒》会触及他的右倾翻案活动,因而极力贬低评论《水浒》的重大意义,胡说什么评论《水浒》“起不了什么大作用”;他疯狂压制评论《水浒》的群众运动,到处灭火,说什么不要“听到风就是雨”“以为要搞什么运动了”;他蓄意扭转评论《水浒》的斗争大方向,一再故作镇静地表白:“你怕什么,又不是宋江、投降派”;更有甚者,他竟然恶毒攻击评论《水浒》是借题目“做文章”,“搞阴谋”把矛头直接指向伟大领袖毛主席。真是嚣张到了极点!
从这里,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表面上其势汹汹,内心却虚弱得很。他说不要“听到风就是雨”,正是想阻挡一场革命的暴风雨的来临。他使尽浑身解数,反对评论《水浒》的伟大斗争,不过是一种绝望的挣扎。
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为什么这样害怕评论《水浒》?因为他是一个搞修正主义的现代投降派。毛主席关于评论《水浒》的重要指示,亿万群众评论《水浒》的伟大斗争,打在古代投降派身上,疼在现代投降派心上,使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如惊弓之鸟,这是很自然的事情。
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古今投降派搞修正主义、投降主义,最根本的一条,就是篡改革命队伍的正确路线。宋江在梁山“把寨为头”,干的头一件事就是把“聚义厅”改为“忠义堂”,用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的投降主义路线,取代了晃盖的革命路线。路线变了,一切都变。梁山农民起义的大好革命形势被断送了,农民阶级的革命武装变成了地主阶级的反动武装,一场轰轰烈烈的农民起义终于烟消火灭,旗倒人亡,革命事业毁于一旦。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一重新工作,就背着毛主席和党中央,迫不及待地抛出了“三项指示为纲”的修正主义纲领,否定我党二十多年来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基本理论和基本实践。他的目的,就是要改变党的基本路线,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毛主席正是从路线上,从反修防修,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重大意义上,提出以《水浒》“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的。我们就是要遵照毛主席的指示,开展评论《水浒》的活动,大做反修防修的“文章”。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那么害怕革命的人们借《水浒》的题目“做文章”,不正好暴露出自己是搞修正主义的现代投降派吗?至于说到“搞阴谋”,说错了,这是阳谋。反对修正主义、投降主义,不是白纸黑字,写得清清楚楚的吗?自己心里没有鬼,又何必这样暴跳如雷呢?
领导权掌握在哪个阶级手里,对于革命的成败至关重要。因此,古今投降派搞修正主义、投降主义,就必然要拼命地篡夺领导权。毛主席批判《水浒》“屏冕盖于一百〇八人之外”,就是强调了领导权的重要性。宋江招降纳叛,网罗党羽,安插亲信,排除异己,使梁山起义军的领导权逐渐掌握在“帝子神孙,富豪将吏”之类地主阶级代表人物手里,是他推行投降主义路线的一个重要条件。正是依靠这些人,宋江改变了梁山起义军的革命性质,实现了他“归顺朝廷”的反革命宿愿。同投降派宋江一样,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不是也很重视抓领导权吗?他以“整顿”为名,一方面排斥和打击坚持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新老干部,一方面搜罗和重用那些在文化大革命中被群众批判过而至今一不满意、二要算帐的走资派。他企图把这些人重新扶植起来,拼凑搞修正主义的班底,作为他翻案复辟的骨干力量。在评论《水浒》的过程中,广大群众从宋江篡夺梁山起义军领导权的教训,进一步认清了修正主义者妄图算夺党和国家各级领导的危险,懂得了“复辟就是国家政权落到旧制度的政治代表手里”这个道理,这使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如芒在背,生怕他的军心发生动摇,到处叫喊“不要怕”。果真不怕吗?那又何必“此地无银三百两”呢?不肯改悔的走资派讲了那么多为他的“班底”撑腰打气的话,诸如“横下一条心”、“不要怕第二次被打倒”之类,既暴露了他极力拼凑修正主义班子,进行翻案复辟的险恶用心,同时,也使人们看出他极其虚弱的本质。
古今投降派搞修正主义、投降主义,虽然有着各自的历史的和阶级的内容,但是,从本质上看,他们都是腐朽没落的剥削阶级的代表人物。宋江是一个混入农民起义队伍的地主阶级分子,贯通孔孟的忠孝仁义之道,精熟剥削阶级的权术机巧,野心勃勃地要干一番反革命事业,以图“封妻荫子”,“官爵升迁”。他上山不是为了革命,而是为了投降,即向封建王朝曲线“尽忠”。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虽然挂着“共产党员”的招牌,实际上却代表了党内外资产阶级的利益。民主革命时期,他带着剥削阶级的烙印走到革命队伍中来,世界观始终没有得到彻底改造。他从来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而是资产阶级民主派。他名为共产党员,想的却是建立一个资产阶级的理想王国。革命进入社会主义阶段以后,他的思想仍然停留在民主革命阶段,顽固坚持资产阶级立场,因而就必然同社会主义革命格格不入,同无产阶级发生对抗,就必然要成为代表资产阶级利益、拉历史车轮倒退的复辟狂。他大刮右倾翻案风包括反对和破坏评论《水浒》的一系列丑恶表演,不就是最清楚的证明吗?
毛主席指出:“想要阻挡潮流的机会主义者虽然几乎到处都有,潮流总是阻挡不住的”。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尽管玩弄了种种伎俩,对评论《水游》进行猖狂的干扰和破坏,妄图把它引向斜路,但是,他不仅未能阻挡住评论《水浒》的革命斗争洪流,反而更加暴露了自己搞修正主义、投降主义的真面目。毛主席关于评论《水浒》的重要指示,反映了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强烈愿望。在毛主席重要指示的指引下,评论《水浒》的群众运动蓬蓬勃勃地开展起来,冲破重重阻力,不断深入,在反对修正主义、投降主义的斗争中发挥了强大的威力。不肯改悔的走资派不是说评论《水浒》“起不了什么大作用”吗?实际情况又怎么样呢?通过评论《水浒》,广大群众和干部提高了识别修正主义、投降主义的能力,从古代投降派身上看清了现代投降派的反动本质,从思想上为反击右倾翻案风作了准备。毛主席关于评论《水浒》的重要指示,不但是在当前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中识别修正主义、投降主义的思想武器,而且对于我党和我国人民今后坚持马克思主义,反对修正主义,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都有重要的意义。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妄图贬低评论《水游》的重大意义,完全是徒劳的。历史的现实的阶级斗争事实反复证明、凡是修正主义者,都要搞投降。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党内走资派,就是投降资产阶级的奴才。“走资派还在走”,这是整个社会主义时期长期存在的社会规象。只要存在阶级和阶级斗争,就会产生宋江一类的投降派。在当前反击右倾翻案风的伟大斗争中,我们要结合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继续评论《水浒》,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把反对修正主义、投降主义的斗争进行到底。
倒退是没有出路的
甘戈
当前这场反击右倾翻案风的伟大斗争,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继续和深入,它保卫和发展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抛出“三项指示为纲”的修正主义纲领,推行一条与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相对抗的修正主义路线,目的就是要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他在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向我们党、向无产阶级和广大革命人民发起了全面进攻,妄图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倒转历史车轮,把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引向修正主义的邪路。这是一场革命与复辟、前进与倒退的斗争,它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与命运,关系到是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向共产主义前进,还是使革命半途而废、向资本主义倒退这样一个根本问题。
马克思主义认为,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就是宣布不断革命,就是无产阶级的阶级专政,这种专政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差别,达到消灭这些差别所由产生的一切生产关系,达到消灭和这些生产关系相适应的一切社会关系,达到改变由这些社会关系产生出来的一切观念的必然的过渡阶段”。消灭这四个一切,就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历史任务和实际内容。这是由无产阶级的阶级地位决定的。无产阶级只有彻底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在民主革命胜利后,工人、贫下中农没有停顿,他们要求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他们不喜欢走资派一类的“大人物”压他们,不喜欢滋生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法权永远存在,不喜欢一切事实上的不平等现象,他们要向消灭那四个一切的共产主义大目标前进。伟大领袖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不断革命思想,集中地代表了工农群众的根本利益和根本愿望。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二十多年来,我国广大的工农兵、革命干部和革命知识分子,正是遵循着毛主席所指引的道路,不停顿地把社会主义革命从一个阶段推进到另一个阶段。
全国完成土地改革以后,掌握了自己命运的广大贫下中农,不顾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大人物”的压制和反对,遵照毛主席所指引的合作化方向,依靠自己的力量,用“穷棒子”精神,办起了农业生产合作社。尽管刘少奇一伙对农业合作化运动大肆诬蔑,大杀大砍,但农业合作化的高潮仍然一浪高过一浪,冲破阻力,胜利前进。接着,又出现了个体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高潮。到了一九五六年,全国就基本上完成了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社会主义革命并没有就此结束,工农群众还在继续前进。随着一九五七年的整风运动和反右派斗争的伟大胜利,一个前所未有的革命群众运动在我国出现了。亿万革命人民在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指引下,意气风发地推动着我国社会主义的经济革命、政治革命、思想革命、技术革命、文化革命不断向前奋进。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使亿万人民群众发挥出无穷的智慧和伟大的力量,开辟了一个振奋人心的大跃进的新局面。人民公社这个具有强大生命力的崭新的社会组织,在人民群众的手中应运而生,社会主义到处都在胜利地前进。尽管彭德怀那一小最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把几亿人民的伟大革命运动诬蔑为“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胡说什么人民公社“办早了”、“搞糟了”,丝毫也没有阻挡住工农群众前进的雄伟步伐。全党和全国人民在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粉碎了他们的进攻,继续向着社会主义的伟大胜利和共产主义的伟大前途英勇进军。
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亿万人民参加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反修防修的伟大实践,它把我国社会主义革命推进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在这场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政治大革命中,亿万人民充分运用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形式,向资产阶级发动了全面进攻,把斗争的矛头直接指向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摧毁了刘少奇、林彪两个资产阶级司令部,批判了他们的修正主义路线,荡涤着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污泥浊水。在毛主席关于“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的伟大号令下,工人阶级和自己可靠的同盟军贫下中农,向文化、教育等上层建筑的各个领域胜利进军。以革命样板戏为标志的文艺革命,带来了社会主义文艺的绚丽春天。教育革命沿着毛主席指引的方向,在斗争中胜利前进。卫生革命改变着农村缺医少药的面貌,合作医疗普遍推广,赤脚医生健康成长。广大干部走五七道路,焕发了革命青春。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在广阔天地里茁壮成长。工农兵理论队伍的发展壮大,推动了思想文化战线的社会主义革命。所有这一切,都是无产阶级战胜资产阶级的崭新成果,是亿万群众生气勃勃的创造,它从各方面限制了资产阶级法权,标志着我国广大工农群众正在不停顿地在社会主义道路上前进。
我国建国二十多年来的历史表明,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指引下,我们党“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所经历的各个发展阶段上”,“始终代表整个运动的利益”,率领着广大工农兵、革命干部和革命知识分子,在社会主义革命的道路上不断前进。但是,党内有的人却总是阻挡工农群众前进的步伐,顽固地坚持向资本主义倒退。这是为什么呢?毛主席最近指出:“社会主义革命革到自己头上了,合作化时党内就有人反对,批资产阶级法权他们有反感。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还在走。”毛主席明确地指出了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是社会主义时期党内的资产阶级。这些人所代表的资产阶级利益,决定了他们必然要反对社会主义革命,走资本主义道路。他们当中有些人,是作为资产阶级民主派参加革命的,他们只是部分地同意党的最低纲领,并没有接受党的最高纲领。他们并不要求消灭一切剥削阶级和剥削制度,变革整个社会,而只是要使现存社会尽可能变得让他们自己满意而舒服。民主革命的胜利,对他们来说,就意味着革命的结束。当革命进入社会主义阶段以后,他们同工农群众的矛盾,就愈来愈尖锐。他们做了大“官”,就“只想从执政党党员的地位‘捞到’好处而不愿肩负为共产主义忘我工作的重担”,把为人民服务的职权变成统治人民的特权,利用他们支配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权力,谋取个人的私利,变成新的资产阶级。为了维护资产阶级的利益,维护他们极少数人的利益,他们处处同工农群众的革命发生对抗。他们象地主害怕失去土地、资本家害怕失去资本一样,害怕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害怕工农群众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总想把工人农民拉向后退。恩格斯指出:“无产阶级的运动必然要经过各种发展阶段;在每一个阶段上都有一部分人停留下来,不再前进。”党内这种资产阶级民主派,如果不改造思想,停止、倒退是必然的,成为走资派同样是必然的。
阶级斗争是“历史的直接动力”。那些仅仅是身子到了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民主派,虽然口头上也赞成社会主义,但由于他们不承认社会主义时期有阶级斗争,所谓拥护社会主义革命就成了一句空话。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抛出“三项指示为纲”的修正主义纲领,公开叫嚷“阶级斗争哪能天天讲?”面对着阶级和阶级斗争的现实,无产阶级不天天讲阶级斗争行吗?实际上,反对“天天讲”阶级斗争的走资派,自己却猖狂地叫喊要“一年三百六十天”都向人民群众进攻,他一天也没有忘记向无产阶级斗争。我们讲前进是有阶级内容的,就是无产阶级战胜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马克思主义战胜修正主义,逐步消灭一切剥削阶级和剥削制度,向共产主义前进。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则相反,他竭力抹杀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实际上就是向资本主义的大倒退。
有些人跟不上工农群众前进的步伐,成为社会主义革命的反对派,同他们高高在上、脱离群众的革命斗争实践是分不开的。他们既不读马列主义的书,又不参加群众的革命斗争实践,这就不可能树立共产主义的世界观。马克思主义认为,历史活动是人民群众的事业,“生气勃勃的创造性的社会主义是由人民群众自己创立的”。人民群众直接参加着社会的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三大革命运动,他们对于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社会各阶级的状况、各阶级之间的关系、革命每个阶段所要解决的问题等等,是“真正亲知的”。他们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在革命实践中,每时每刻都会表现出来。不深入到群众中去,就看不见群众中蕴藏着极大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就不知道群众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的决心和信心,就不相信群众中有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丰富的智慧和经验,就不能理解群众所创造的一批又一批社会主义新生事物,因而也就看不见自己同群众的差距。只有深入实际,深入群众,倾听群众的意见,虚心向群众学习,才能跟上群众前进的步伐。毛主席指出,革命的政治家“只是千千万万的群众政治家的领袖”,“而不是闭门造车,自作聪明,只此一家,别无分店的那种贵族式的所谓‘政治家’,——这是无产阶级政治家同腐朽了的资产阶级政治家的原则区别”。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由于长期脱离群众,听不进群众的意见,必然要同千千万万的群众政治家相对抗,他所推行的那条路线,必然是同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相违背的修正主义路线。就象一切腐朽的资产阶级政治家一样,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用他自己的所作所为,从反面给人们一条深刻的教训。我们要坚持继续革命,就要真正深入到群众中去,向群众学习,同工农群众一起前进。
我们共产党人是无产阶级的先锋战士,是为大多数人谋利益的。不但民主革命后不能停止,要继续前进,社会主义革命进行了二十多年的今天,也还是要革命、要前进。就是一千年、一万年以后,那时的人民群众中的先进分子也是要继续革命的。列宁指出:“在政治上,也象在整个社会生活中一样,不前进,就要成为落伍者。或者是资产阶级在民主革命后壮大起来(民主革命自然地加强着资产阶级),把工人和农民群众的胜利果实全部夺去,一或者是无产阶级和农民群众给自己打通前进的道路。”这就十分尖锐地告诉我们,民主革命后,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如果不坚持继续前进,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资产阶级就会壮大起来,革命就会遭受失败。从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是一个历史阶段。在这个历史阶段中,不但被推翻的剥削阶级人还在,心不死,时刻梦想复辟,而且由于资产阶级法权还存在,小生产的影响还存在,新的资产阶级分子就不可避免地要产生出来。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是党内的资产阶级。他们手中掌握着很大的权力,顶着“共产党员”的称号,搞修正主义,有很大的欺骗性;比旧的资产阶级更危险。他们一旦得逞,资本主义就要复辟,历史就要倒退,人民就要遭殃,党和国家就要改变颜色,黑暗的旧社会就要重现,千千万万的劳动人民就要重新沦为被剥削、被压迫、任人欺辱的奴隶。这是多么危险的情景啊!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推行修正主义路线,妄图复辟倒退,广大工农兵、革命干部和革命知识分子是决不容许的。他们在群众中如此孤立,就是最现实的有力的证明。
无产阶级必将战胜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必将战胜资本主义,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总趋势,是不依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虽然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可能会出现暂时的反复,出现曲折,搞复辟、搞倒退的人也可能得意于一时,但最终不能不在前进的历史车轮面前碰得粉碎。“凡属倒退行为,结果都和主持者的原来的愿望相反。古今中外,没有例外。”中国历史上复辟派的祖师爷孔老二安图复辟奴隶制,袁世凯、张勋妄图复辟封建帝制,刘少奇、林彪妄图复辟资本主义,哪一个不是这样呢?一九五五年,毛主席针对那些阻挡中国农村社会主义高潮的顽固派,尖锐地指出:“想要阻挡潮流的机会主义者虽然几乎到处都有,湖流总是阻挡不住的,社会主义到处部在胜利地前进,把一切绊脚石抛在自己的后头。”今天,在全国人民回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中,我们奉劝那些顽固派和复辟派,还是丢掉你们那种复辟倒退的幻梦吧!因为历史早已作了结论:倒退是没有出路的。我们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对前途充满胜利的信心,不管顽固派和复辟派怎样反对和咒骂,怎样捣乱和破坏,都不能阻挡我们坚定地沿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道路向前奋进。
马克思主义与自然科学
辛风
右倾翻案风的鼓吹者采用断章取义的卑劣手法,歪曲毛主席关于马克思主义和自然科学的关系的论述,借口马克思主义不能代替自然科学,妄图否定马克思主义对自然科学的指导。这是他们按照“三项指示为纲”的修正主义纲领,在科技部门推行修正主义路线的一个突出表现,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公开背叛。对此,必须予以彻底的揭露和批判。
毛主席说:“马克思主义只能包括而不能代替文艺创作中的现实主义,正如它只能包括而不能代誉物理科学中的原子论、电子论一样。”(《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主席这个指示,全面地概括了马克思主义同自然科学的关系,清楚地指明了马克思主义对自然科学的指导意义。
马克思主义是包括自然科学在内的全部人类知识的结晶。马克思主义哲学,即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则是关于自然知识和社会知识的概括和总结”(《整顿党的作风》》,它深刻地揭示了自然界、人类社会和思维发展的一般的规律。正因为这样,马克思主义哲学就给无产阶级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提供了唯一正确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给自然科学研究提供了锐利的思想武器。当然,各门具体科学都有自己特殊的研究对象,都要解决自己的特殊矛盾。马克思主义哲学不应该也不可能代替各门具体科学的研究,替它们解决各种具体的问题。但是,决不能因此就否认马克思主义哲学对各门具体科学的指导作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告诉我们:人的认识总是这样两个过程的互相联结,即由特殊到-一般,又由一般到特殊。人们总是首先认识许多不同事物的特殊的本质,然后进一步进行概括工作,认识事物的共同本质。当已经认识了这种共同的本质以后,这种共同的认识就成为继续研究各种具体事物的指导。马克思主义哲学正是这样。它既然是包括自然科学在内的各门科学的共同本质的认识和概括,因而就比各门具体科学更深刻、更正确、更完全地把握事物的本质,当然就能够成为自然科学研究的指导。自然科学工作者接受这种指导,才能沿着正确的方向,进行本专业的科学研究,解决本专业的特殊矛盾。
新老修正主义者为了篡改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实质,往往打着红旗反红旗,断章取义地摘引一些马克思主义的词句,来为自己的反动言行作辩护。右倾翻案风的鼓吹者也是这样。他们掐头留尾地引用毛主席关于马克思主义和自然科学的关系的论述,妄图论证自己的修正主义观点,但是,只要认真读一读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这篇光辉著作,就可以清楚看到,毛主席讲马克思主义只能包括而不能代替自然科学这段话,正是为了批判那种认为文艺可以脱离政治、认为马克思主义“妨害创作情绪”的错误观点,正是强调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作用。毛主席强调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一切革命者都应该学习的科学”,一切革命者必须学会“用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观点去观察世界,观察社会”。右倾翻案风的的鼓吹者只讲“不能代替”而不讲“包括”,把马克思主义的指导说成是“妨碍”或“破坏”自然科学研究。这种论调;不正是毛主席当年批判过的那种认为马克思主义“妨害创作情绪”谬论的翻版吗?真是弄巧成拙。他们本来想把毛主席这段话作为自己反马克思主义的挡箭牌,结果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使自己的修正主义嘴脸暴露无遗。
自然科学从来就离不开哲学的指导,从来都是受哲学支配的。恩格斯早在十九世纪就批判了自然科学家忽视哲学、企图摆脱哲学的错误倾向,他说:“不管自然科学家采取什么样的态度,他们还是得受哲学的支配。问题只在于:他们是愿意受某种坏的时髦哲学的支配,还是愿意受一种建立在通晓思维的历史和成就的基础上的理论思维的支配。”(《自然辩证法》)人们从事自然科学研究,同进行别的研究工作一样,都离不开一定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一定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又总是为一定的阶级利益服务的。资产阶级的御用学者叫喊哲学妨碍科学,鼓吹科学脱离哲学,说穿了,不过是想要摆脱唯物主义和辩证法,而接受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罢了。右倾翻案风的鼓吹者否定自然科学必须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实际上就是要人们接受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把自然科学研究纳入修正主义的轨道。
刮右倾翻案风的人为了反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指导,还拿某些资产阶级自然科学家取得一些成就的事例作论据,贩卖“纯科学”和“业务第一”的滥调,欺骗那些思想糊涂的人。然而自然科学发展的规律,完全戳穿了他们的这种欺骗。
自然科学的历史告诉我们,某些资产阶级自然科学家之所以取得一些成就,是由于他们在科学研究中,在某些问题上运用了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思想的结果。例如,牛顿正是由于在自然科学研究中坚持了自发的唯物主义,承认物质的客观性,才使他发现了古典力学三大定律及万有引力定律,发现了机械运动的规律。青年时代的康德也是由于他具有一定的唯物主义和辩证法思想,从行星本身的矛盾运动出发,才提出了具有重要科学价值的关于天体演化的“星云说”。大量事实说明,辩证唯物主义是指自然科学前进的唯一正确的世界观,自然科学的发展总是不断地证实和丰富马克思主义哲学。正如列宁所说:“自然科学方面的最新发现,如镭、电子、元素转化等”,“灿烂地证实了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而自然科学一旦离开辩证唯物主义,就必然会走向邪路。恩格斯在分析十九世纪自然科学状况时指出,自然科学本身的发展,已经打破了形而上学的自然观,达到了辩证的结论,“如果立即沿着这个方向坚决地继续研究下去,那末自然科学现在就会进步得多。”(《自然辩证法》)可是,当时的一些自然科学家由于受到历史条件和阶级条件的限制,只能自发地而不能自觉地运用唯物主义和辩证法,致使他们的科学研究受到很大的局限,不能不在研究工作中走着漫长、曲折和痛苦的道路。许多人思想混乱,丧失了对正确与错误的判断能力,甚至当真理碰到鼻子尖上时仍然看不到,只能在黑暗中摸索。不仅如此,许多人还由于没有正确的哲学思想作指导,抵挡不住宗教和唯心主义的侵袭而终于成了它的俘虏,从而走上了歧途。牛顿对力学作出了贡献,但在机械论和形而上学世界观的支配下,从相信有绝对静止状态存在,发展到承认“神的第一推动”,滑入了唯心主义和信仰主义的泥坑。爱因斯坦在物理学中提出过反映高速运动规律的相对论,但在世界观上却接受了反动的马赫主义,最后在科学研究中得出了“字宙有限”的错误结论。二十世纪初,物理学中发现的X射线、柏克勒尔射线、镭和电子等,这本来是科学的巨大进步,但是许多物理学家由于缺乏辩证法思想,不仅看不到它的革命意义,反而把它说成是“物理学的危机”,说什么“原子非物质化了”,“物质消失了”,从而直接帮助了反动的唯心主义,有的甚至走上了反科学的道路。今天,在苏联,由于资本主义全面复辟,许多自然科学家放弃了辩证唯物主义,有的人甚至堕落到利用科学技术去研究“心灵学”和“天才复制”,宣扬“唯能论”等唯心主义谬论,走上了背叛马克思主义的道路,严重地阻碍了科学的发展。
历史事实雄辩地证明了列宁的光辉论断:“任何自然科学,任何唯物主义,如果没有充分可靠的哲学论据,是无法对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袭和资产阶级世界观的复辟坚持斗争的。为了坚持这个斗争,为了把它进行到底并取得完全胜利,自然科学家就应该做一个现代的唯物主义者,做一个以马克思为代表的唯物主义的自觉拥护者,也就是说应当做一个辩证唯物主义者。”(《论战斗唯物主义的意义》)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它具有鲜明的阶级性。科学工作者要掌握它,成为一个自觉的辩证唯物主义者,就必须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转变阶级立场,努力改造世界观。不仅科学研究本身需要辩证唯物主义的指导,而且每个科学工作者都有一个为谁服务和怎样服务的问题,解决好这个问题,更需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我们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我们的科学技术,只能是为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服务,为无产阶级专政服务,决不能为资产阶级服务,为修正主义服务。这就要求我们的科技人员,必须把立足点真正移到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一边来,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坚持开门办科研、群众办科研的正确方向,使科学技术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反对在科技界提无产阶级专政,反对自然科学工作者学习马克思主义,把学习马列和参加政治活动诬蔑为“苛捐杂税”,还胡说什么“白专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好处”,反对知识分子改造世界观,妄图把科技人员引向修正主义的白专道路。他们这些谬论,并不是什么新东西,不过是文化大革命中早已批判过的“纯科学”和“业务第一”的那套修正主义货色的翻版,其根本目的,就是要取消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如果让这条修正主义路线得逞,我们的社会主义祖国就要重蹈苏联“卫星上天,红旗落地”的覆辙。这只会对地主资产阶级有好处,对帝国主义有好处,而对于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却是莫大的灾难!
右倾翻案风的鼓吹者为了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指导,还采用一九五七年资产阶级右派向党进攻的卑鄙手法,叫嚷什么不能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来解决“自然科学范围内带哲学性质的具体争论”,诬蔑用辩证唯物主义分析这种争论是什么“简单依靠摘引几句经典著作加以逻辑的引伸”。他们认为,这种“带哲学性质”的问题的解决,要“依靠科学实验本身来得出公认的结论”。他们口头上讲要百家争鸣,实际上却又害怕人们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去批判唯心论和形而上学。这再一次暴露了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的极端仇视和恐惧心理。
我们历来坚持百家争鸣的方针,主张自然科学上的具体问题要通过讨论和实践去解决,“科学上不同的学派可以自由争论”。可是讲百家争鸣时却不能忘记这个根本问题;“我们提倡百家争鸣,在各个学术部门可以有许多派、许多家,可是就世界观来说,在现代,基本上只有两家,就是无产阶级一家,资产阶级一家。”(《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讲百家争鸣而却害怕和反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同资产阶级哲学的争论,这决不是真要百家争鸣,而是要使自然科学这块园地毒草丛生。自然科学范围内“带哲学性质”的争论是什么呢?无非是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辩证法和形而上学的斗争。这两条基本哲学路线的争论,对马克思主义者来说,除了依靠为资产阶级庸人们所忌恨的辩证唯物主义作为战斗武器之外,还能依靠什么呢?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物理学中的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两个对立的学派,在从事具体的科学研究时,进行计算或实验得出的结论是大体一致的,而他们对于物理学理论是否反映客观世界的问题,在哲学上却存在着根本的分歧。这种哲学上的分歧,并没有因为科学实验“得出公认的结论”而消除。解决的办法,只能是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去批判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右倾翻案风的鼓吹者所谓“带哲学性质的具体争论”,要“依靠科学实验本身来得出公认的结论”云云,不过是当年俄国马赫主义者用具体科学的“一致”,来抹杀两条基本哲学路线对立的故伎重演而已。要正确解决自然科学中属于世界观方面的理论问题,以及科学研究中的具体问题,都必须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指导。自然科学工作者只有掌握了辩证唯物主义,才能避免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少走弯路,顺利地进行自己的科学研究。列宁指出:“遵循着马克思的理论的道路前进,我们将愈来愈接近客观真理(但决不会穷尽它);而遵循着任何其他的道路前进,除了混乱和谬误之外,我们什么也得不到。”(《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
无产阶级革命导师从来十分关注自然科学中两条哲学路线的斗争,并且直接参加了对唯心主义和形面上学的批判,运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对自然科学的成就作出了深刻的哲学总结,对自然科学中的许多哲学问题作出了正确的结论。马克思和恩格斯没有作过测定原子量的具体实验,却提出了“原子决不能被看作简单的东西或已知的最小的实物粒子”(《自然辩证法》)的重要思想。列宁没有参加观察电子的实验,却作出了“电子和原子一样,也是不可穷尽的”光辉结论。毛主席运用唯物辩证法,根据“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这个原理,概括了基本粒子的研究成就,提出了基本粒子也是无限可分的精辟论断,为物理学的研究指明了方向。自然科学的成就已经并且还将继续证明,革命导师的这些英明论断,是完全正确的。在刮右倾翻案风的人看来,没有亲自参加科学实验,就无权过问自然科学范围内的哲学争论,按照这种逻辑,岂不是从根本上否定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毛主席对自然科学中的唯心主义的批判和由此作出的全部结论吗?他们抛出这种谬论,决不是偶然的。这同他们鼓吹的要由“科技界公认的”“第一流”的“权威”来掌握大权,取消党对科技工作的领导等谬论是一脉相承的。这充分说明,他们不懂马列,反对马列,是共产党内的资产阶级,其目的就是要复辟资本主义。
科学技术领域,从来就存在着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辩证法和形而上学的激烈斗争,而这两种世界观的斗争,归根到底总是表现着敌对阶级之间的利害冲突。这是自然科学史上无数事实所证明了的。杰出的天文学家哥白尼,以他符合于客观世界本来面目的“日心说”,推翻了托勒密的唯心主义“地心说”,从根本上动摇了中世纪神权统治的基础,表现了资产阶级在上升时期的革命意志和要求。但是,这一革命的科学学说却受到了基督教徒的恶毒诋毁和攻击,把“日心说”进一步向前推进的布鲁诺甚至还被反动教会活活烧死。这充分说明了科技领域里阶级斗争的尖锐和激烈。正如列宁指出的:“有一句著名的格言说:几何公理要是触犯了人们的利益,那也一定会遭道到反驳的。自然历史理论触犯了神学的陈腐偏见,引起了并且直到现在还在引起最激烈的斗争。”(《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反动阶级为了维护他们的利益,总是紧紧地把持着自然科学这块阵地,通过他们的御用哲学家和自然科学家,歪曲利用自然科学的成就,反对唯物主义,宣扬唯心主义,把科学技术的新发现、新成果统统纳入他们反对社会进步、反对革命斗争的反动政治之中。一切机会主义者、修正主义者,第二国际的修正主义者、俄国的马赫主义者,到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以及刘少奇和林彪之流,都是竭力歪曲和利用自然科学的成就,向马克思主义哲学进攻,为推行其修正主义路线制造理论根据。
在社会主义社会,科技领域和其它领域一样,同样存在两条路线、两种世界观的激烈斗争。长期以来,科技领域一直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一块世袭领地。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情况有所好转,但是,资产阶级还在利用自己在知识上的某些优势,同无产阶级较量。目前教育、科技、文艺等领域正在开展的大辩论,就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个阶级的大搏斗,是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斗争的深入。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全面地推行一条同毛主席革命路线相对抗的修正主义路线,妄图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成果,反对无产阶级专政,要让科学技术离开马克思主义,重新为资产阶级服务。这是革命人民包括广大革命的科技人员决不答应的。在反击右倾翻案风这场关系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斗争中,我们必须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党的基本路线,认真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读点哲学史,深入批判资产阶级,批判修正主义,让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牢牢占领科技阵地。
决不能走白专道路
中山大学大批判组
把知识分子往哪条道上引,是引导他们走又红又专的道路,还是走白专道路,这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长期以来争夺知识分子的一个尖锐问题。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顽固地坚持修正主义路线。他抛出“.三项指示为纲”的修正主义纲领,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大肆宣扬白专道路,妄图把知识分子拉上资本主义邪道。这是我们广大革命知识分子不能容忍的。
党内那个不肯改侮的走资派胡说什么“搞科研的人,允许是书呆子”。什么是“书呆子”?知识分子能不能当“书呆子”?这个问题必须彻底辩明。其实,对这个口号,我们并不陌生。文化大革命以前的十七年,学校在修正主义路线的统治下,就是要学生不问无产阶级政治,埋头业务,“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这不就是培养“书呆子”吗?然而,正是在这种培养“书呆子”的过程中,浸透着彻头彻尾的资产阶级政治,学校从培养目标到教学内容、教学方法,都是为了培养资产阶级精神贵族。所谓不问政治,埋头钻业务,实际上就是要学生受资产阶级的奴化,任凭资产阶级牵着鼻子走,使学生读书的时间越长,离工农群众的感情越远,头脑中充塞的资产阶级思想越多,向党和人民要价越高,有的甚至走到人民的对立面去了。显而易见,所谓“书呆子”,只不过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代名词。无产阶级公开申明自己的观点:“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必须同生产劳动相结合。”学校培养的应是“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在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激烈斗争中,要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建设社会主义服务,为完成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而斗争。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要知识分子不问无产阶级政治,不与工农群众相结合,不参加社会实践,不进行世界观改造,而去当“书呆子”,就是妄图翻文化大革命的案,恢复修正主义路线对学校的统治,把青年学生培养成为复辟资本主义的驯服工具。
我们反对当“书呆子”,但丝毫不是象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所污蔑的那样,是“不读书”。问题不在是不是读书,而在读什么书,怎样读书,为哪个阶级读书,这才是实质性的东西。书本中包含有强烈的阶级内容,其中有正确总结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在阶级斗争和生产斗争中积累起来的丰富经验的,也有宣扬或渗透着剥削阶级思想毒素和偏见的,对不同书籍,对书本中的不同内容,应持不同的态度,要有分析、有区别地读现成的书本。同时,我们读书是为了革命,为了解决三大革命运动提出来的实际问题,只有联系实际去读,亲身参加变革现实的社会实践,才能学到全面的知识,才能培养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闭口不提怎样读书,为哪个阶级读书,而极力鼓吹大家去当“书呆子”,就是有意抹杀书本内容的阶级性,要人们去钻那些封、资、修的毒草,成为资产阶级思想的俘虏。这其实就是以前买办资产阶级文人胡适之流鼓吹的“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的反动政治主张的翻版,都是用来反对无产阶级,反对马克思主义的。
我们要培养的是又红又专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所以我们必须进行教育革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广大革命师生在毛主席的《五·七指示》指引下,实行开门办学,走与三大革命运动实践相结合、与工农群众相结合的道路,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可是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却说这样是白白地“占了好多时间”。
到底是“开门”白占了时间,还是“关门”白占了时间?修正主义路线统治下的“十七年”,学校的大门紧关着。学生一入学,就被禁锢在高楼深院里,成天沿着“宿舍——教室——图书馆”三点一线转,死读书,读死书。这样,使得学校与沸腾的社会生活脱节,教学与三大革命运动实践脱节,师生与工农群众脱节,教学内容中有不少没有多少用处的东西。如微生物学中大讲莫斯科上空的微生物分布,气象学中大讲“苏联气团”;还有象“马尾巴的功能”一类无聊而又烦琐的东西,这难道不是白白地“占了好多时间”吗?至于书上有些前人的好的经验总结,由于不能联系实际学习,学生在理论上虽然知道了,到实践中却不会运用,还得重新学习,这难道不也是白白地“占了好多时间”吗?旧学校虽然学制长达四、五年,乃至七、八年,学习的课程几十门,书本好几堆,却使学生没学到多少知识,有的身体还搞垮了。整整“十七年”的时间,全国那么多的大学,如果不是修正主义路线统治学校,那该培养出多少更有用的人材,把我国的科学技术更迅速地推向前进。应当说,白白占了学生好多时间的,不是无产阶级教育革命,而正是那条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开门办学后,我们坚持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结合典型产品、战斗任务组织教学,既使学生学到了理论与实践结合的知识,又解决了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一些实际问题,如我校金属系稀有金属化学专业师生在有关工厂开门办学,一面学习工人阶级急国家之所急、大胆闯新路的革命精神,一面联系实际进行研究,刻苦钻研理论,大胆改革工艺方案,终于使电解法制海绵钛大电流试验取得成功,回收率、合格率和电流效率都达到先进水平。教育革命中的大量事实,都充分说明,按照毛主席指引的五七道路办学,学生比过去学得好,学得多,根本不是白占了时间,而是省了时间。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无视铁一般的事实,硬说开门办学是白占了时间,可见他反对教育革命的态度是多么顽固!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当年刘少奇一伙扼杀一九五八年的教育革命时,就是贩卖的“智育第一”、白专道路这样一些修正主义黑货。今天,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又拣起这些破烂武器,妄图全盘否定无产阶级教育革命的成果,恢复“十七年”那种修正主义的教育制度。我们就要反其道而行之,继续深入开展无产阶级教育革命,坚持开门办学,坚持与工农相结合,与三大革命运动实践相结合,永远走又红又专的道路!
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说,不走白专道路,“因此我们技术是落后的”,攻击我们不能攀登科学高峰,“中峰也不行,低峰还是问题”。这完全是胡说。搞科学研究,必须解决目的、方向问题。是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搞科研,还是为捞取名利搞科研?这是科研人员必然碰到和必须解决的根本问题。走白专道路的人总是想为个人获取名利地位,根本不可能真正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为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基础服务。个人名利得不到满足,他们就会对社会主义制度抵触和反对,根本谈不上发挥社会主义积极性,这怎么可能促使科学技术发展呢?走白专道路,必然会使名利之争、门户之见等资产阶级思想自由泛滥,造成协作中计较以谁为主,分工时挑肥拣瘦,互相垄断资料,隐瞒经验,这又怎么可能促进科学技术发展呢?走白专道路,埋头资料室、图书馆,不愿到广大人民群众中去,不可能吸取群众的智慧,总结群众的经验,这就使得科学技术的发展失去源泉,这又怎么可能促使科学技术发展呢?在社会主义国家中,白专道路只能阻碍科学技术的发展,阻碍攀登科学的高峰。这样的例子在文化大革命前的十几年中真是说也说不完。如我们学校那时就有人宣扬“政治上不进法院,健康上不进医院,业务上要进科学院”的谬论。有的人说什么“青天有路终须上,字宙无名死不休”,说什么参加政治活动,犹如鲜花,一时好看,终会凋谢;而埋头业务,搞出成果,就象碑石,流传千古,等等。这种走白专道路的反动论调,使不少人受到毒害,不仅碑石没有树起来,青天也没有爬上去,有的反而跌进了反党反人民的泥坑。象这样培养出来的学生,又怎么能促进科学技术的发展呢?
事实已经证明,走白专道路根本不可能为革命攀登科学技术的高峰,坚持又红又专,才能促进科学技术的发展。如我校数力系力学专业七二届毕业班学员,在完成有关船舶螺旋桨优选设计的科研任务中,始终抓紧思想和政治路线方面的教育,在工人、贫下中渔和解放军同志的教育下,他深深体会到,搞螺旋桨优选设计,也要坚持同修正主义教育、科研路线斗,同洋奴哲学、爬行主义斗。他们刻苦钻研环流理论和其他数学基础理论,对国外先进的螺旋桨的设计方法及其性能进行深入的研究和分析,同时认真学习和总结群众设计、制造螺旋桨的丰富经验,终于设计制造出一种变螺距螺旋桨。经过试验,证明它在航速和拖力方面都达到了先进水平。这是对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鼓吹白专道路的一个有力回击。当然,我国的科学技术还是比较落后的,但造成这种落后状况的一个重要原因,正是修正主义路线的破坏和干扰。因此,我们必须彻底批判白专道路,在党的领导下,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实行专门人员与群众相结合,大搞群众运动,促进我国科学技术的发展。我们相信:“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指引下,我国的科学技术一定能赶上和超过世界的先进水平。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给我们的深刻教育之一,就是使我们认识到了不问政治、埋头业务、当“书呆子”的危险性,看透了白专道路的虚伪反动的本质,白专道路实际上就是资本主义道路,我们决不能走这条路。我们广大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要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指引下,积极参加反击右倾翻案风的伟大斗争,进一步促进教育革命的深入发展,永远前进在又红又专的康庄大道上!
以阶级斗争为纲 把各项工作做好
学大寨要以阶级斗争为纲
路阳
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批林批孔和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学习运动,农业学大寨的群众运动莲勃发展,先进单位不断涌现,形势大好。但是,在学大寨的问题上,仍然存在着严重的斗争。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为了推行“三项指示为纲”的修正主义纲领,在农村复辟资本主义,极力歪曲大寨的经验,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妄图把农业学大寨运动纳入修正主义的轨道。
大寨是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树立的一面红旗,是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多快好省地发展社会主义农业的典型。大寨始终把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教育农民放在首位,努力清除剥削阶级的思想影响,破除小生产的传统观念;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断地同修正主义、资本主义开展针锋相对的斗争,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集体经济;深入开展上层建筑和生产关系方面的革命,注意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实行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大寨的经验很丰富,集中到一点,就是始终抓紧阶级斗争这个纲,大批修正主义,大批资本主义,大干社会主义。农业学大寨,首先和主要的就是要学习这个根本经验,解决好农业发展的方向道路问题。
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接过农业学大寨的口号,却抽掉了大寨经验中最根本的东西,“把资产阶级可以接受或者似乎可以接受的东西放在第一位来加以颂扬”。他讲学大寨,根本不讲阶级斗争,不讲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学习运动,而是把学大寨说成是什么“老老实实地干”。这样一来,学大寨仅仅就是学一个“干”字了。这是对农业学大寨运动最恶劣的歪曲。
农业学大寨运动,是一场深刻的社会主义革命,是农村中无产阶级战胜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马克思主义战胜修正主义的伟大斗争。进行这样一场伟大的革命运动,不紧紧抓住阶级斗争这个纲,运动就不能沿着正确的方向健康发展。党的基本路线告诉我们,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始终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农村的主要矛盾,就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这个矛盾是不可能一下子得到解决的。农业合作化、人民公社化以后,广大农民走上了社会主义集体化的道路,但是,上层建筑和生产关系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远远没有完结。如何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如何依靠广大贫下中农,正确处理农村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打击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批判资本主义倾向,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如何坚持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教育农民,使他们摆脱旧的思想和传统观念的来等;如何积极创造条件,根制资产阶级法权,逐步铲除产生资本主义的土壤,努力缩小三大差别;如何在农村贯彻执行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的方针等等,仍然是我国农村面临的十分艰巨而重大的革命任务。这些任务,需要我们付出长期的艰苦的务力,才能逐步实现。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在我国农村,不仅被打倒的剥削阶级人还在,阶级还在,时刻梦想复辟,而且还存在着滋生资本主义和新的资产阶级分子的土壤和条件,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阶级基础。小生产的影响仍然广泛存在,一部分富裕农民的资本主义自发倾向还比较严重,有些人随时都想离开社会主义道路。党员的一部分,干部的一部分,都有发生资产阶级生活作风的,有的甚至变成了新的资产阶级分子。在集体经济内部,在生产、分配、交换等方面,是坚持社会主义原则,还是在集体经济名义的掩护下搞资本主义活动,问题也没有解决。这些都说明,农村中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还是长期的,复杂的,有时是很激烈的。不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不加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农业的发展就会走到邪路上去。
学大寨,是要大干的。但是,只有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批判修正主义,批判资本主义倾向,充分调动广大干部和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干,才有方向,才有动力。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路线对头了,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调动起来了,才能越干越想干,越干越敢干,越干越会干。自从一九六四年毛主席发出农业学大寨的号召以来,经过文化大革命,我国农村的形势一直很好。社会主义阵地更加巩国,集体经济不断发展,粮食生产连年丰收。这一切都是由于广大干部和贫下中农,遵照毛主席关于“千万不要忘记阶级和阶级斗争”的教导,紧紧抓住农村的主要矛盾,深入开展社会主义羊命,坚持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取得的。如果不抓住阶级斗争这个纲,不批判修正主义路线,不批判资本主义倾向,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调动不起来,就堵不住资本主义的路,也迈不开社会主义的大步。过去,在刘少奇、林彪修正主义路线的毒害下,有些单位,“嘴上喊大干,不抓纲和线”,结果,人心散,方向偏,要么根本干不起来,要么干到资本主义邪路上去了。现在,有些单位,学大寨没有上路,原因退多但最主要的还是因为没有抓住阶级斗争这个纲。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告诉我们,学大寨,就必须象大寨那样,紧紧抓住阶级斗争这个纲。这样,才能学得好。
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讲“大干”,只字不提党的基本路线,不提抓阶级斗争这个纲。他的所谓“大干”,实际上是要人们埋头生产,不管方向道路,还是“不管白猫黑猫,捉住老鼠就是好猫”。按照他那一套去做,必然把农村引向复群资本主义的道路。他所说的“农业要整顿”,就是要“整”掉大寨的根本经验,“整”掉阶级斗争这个纲,把农业学大赛运动“整”到修正主义的邪路上去。
大寨的经验告诉我们:要巩固农村的社会主义阵地,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必须注意研究并解决农村上层建筑和生产关系方面的问题。我国农村的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之间,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之间,也存在着又相适应又相矛盾的情况。毛主席指出:“总而言之,中国属于社会主义国家。解放前跟资本主义差不多。现在还实行八级工资制,按劳分配,货币交换,这些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所不同的是所有制变更了。”在农村中,资产阶级法权在所有制方面还没有完全取消,在人们的相互关系方面还严重地存在,在分配方面还占着统治地位。资产阶级法权的存在,在社会主义时期是不可避免的,但必须“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如果不加以限制,那就会成为社主义新生事物发展的绊脚石,就会扩大滋生资本主义的土壤,为资本主义复辟创造条性。因此,根据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认真研究并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限制资产阶级法权,这是农业学大寨运动的一个重要任务。此外,在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之间,也存在着又相适应又相矛盾的情况。经过历次革命运动,农村的社会主义思想阵地不断发展、巩固与扩大,但是,孔孟之道和其他的剥削阶级思想,仍然腐蚀着农民的思想,阻碍着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剥削阶级思想,是资本主义复辟的思想基础。深入开展上层建筑领域的革命,不断加强对农民的政治思想教育,批判修正主义路缆,批判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是促进农业沿着社会主义方向发展的重要保证,也是农业学大寨的一个重要内容。我们学大寨,一定要学习这方面的经验。
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极力反对学习大寨在这方面的重要经验。他对农村中各种有利于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社会主义新生事物十分反感,并污蔑限制资产阶级法权没有“物质基础”。这种谬论同广大农民群众的革命实践完全是背道而驰的。大寨以及许多学大寨的先进单位,从文化大革命以来,在限制资产阶级法权方面,已经积系了不少经验。比如:他们充分发挥人民公社的一大二公的优越性,积极发展社队企业,不断提高生产大队和公社所有部分的比重,逐步缩小队与队之间的差别;干部坚持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平等待人,与群众打成一片;在分配问题上,坚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正确处理国家、集体和个人三者的关系,随着生产发展、收入增加,适当提高积累的比重,逐步缩小社员之间收入上的差距;深入开展上层建筑领域的革命,热情地扶植社会主义的新生事物,建立贫下中农理论队伍,关怀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的成长,发展合作医疗,培养赤脚医生,等等。这说明,从本地实际情况出发,认真研究并采取积极措施限制资产阶级法权,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可能的。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诿藏限制资产阶级法权没有“物质基础”,正好说明他的身子虽然进入了社会主义革命阶段,而思想还停止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说明他代表资产阶级,因而要维护并强化资产阶级法权,维护资产阶级赖以生存的基础。
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还歪曲大寨的经验,把阶级斗争与实现农业现代化对立起来,把实现农业现代化放在高于一切的位置。这是他破坏农业学大寨运动,妄图把它引向邪路的一个方面。
农业现代化是有阶级性的。世界上有各种各样的农业现代化。有社会主义的农业现代化,也有资本主义的农业现代化。前者是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深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服务的;后者是资产阶级压迫和剥削广大劳动人民的手段。两者是根本对立的。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闭口不讲阶级斗争,不讲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不讲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完全抹杀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社会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本质区别,去进什么农业现代化,不过是以现代化为名,行复辟资本主义之实。他要的实际上是资本主义化,修正主义化。刘少奇曾经用所谓“先机械化,后合作化”的修玉主义谬论,反对合作化,反对社会主义革命。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现在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讲现代化,正是继承刘少奇的衣钵,目的同样是要破坏农村的社会主义革命,使农业走资本主义道路。
毛主席教导我们:“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阶级斗争与现代化的关系,只能是前者统帅后者,不容颠倒,不容平列,更不容以现代化否定和抹杀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在不断巩固和发展农业集体化的基础上,加连实现农业的现代化,是发展我国社会主义农业的一个重要步骤。我们一定要实现我国农业的现代化,用更多的现代化机器、化学肥料、农药和现代科学技术武装农业,使我国农业得到更快的发展。但是,农业现代化,同农村中的其他一切工作一样,是受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这个主要矛盾所支配和制约的。这个主要矛盾,决定着农村中的一切工作,也决定着农业现代化的发展。毛主席在《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一书中早就指出:“我们现在不但正在进行关于社会制度方面的由私有制到公有制的革命,而且正在进行技术方面的由手工业生产到大规模现代化机器生产的革命,而这两种革命是结合在一起的。”紧紧抓住阶级斗争这个纲,贯彻执行党的基本路线,深入开展上层建筑和生产关系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正确解决农业发展的方向和道路问题,农业现代化才能得到迅速发展。这是我们发展社会主义农业现代化,建设社会主义大农业的一条基本经验。大寨大队在农业现代化的道路上所以前进得比较快,就是因为他们抓了阶级斗争这个纲,摆正了革命化与现代化的关系。他们认真贯彻执行党的基本路线,批判和抵制刘少奇、林彪所推行的修正主义路线,批判农业现代化问题上的各种资本主义倾向。正是通过不断的斗争,坚持了社会主义方向,排除了修正主义路线的破坏和干扰,落实了毛主席提出的关于实现农业现代化的一系列方针政案,农业现代化才得到了比较迅速的发展。学大寨,我们也要学习大赛正确处理阶级斗争与农业现代化关系方面的经验。
如同社会主义建设其他重大问题一样,在农业现代化问题上,也始终存在着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尖锐斗争。是坚持社会主义方向,还是搞修正主义的一套;是依靠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大搞群众运动,还是只靠少数人;是坚持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方针,还是依赖国家,搞大洋全,铺张浪费;以及农业机械如何使用、管理等问题,斗争都是很激烈的。这些问题不解决,现代化就没有正确的方向,就发展不起来。即使一时发展起来,也不能达到为发展社会主义农业服务的目的。我国农业现代化,在文化大革命前发展缓慢,为什么经过文化大革命很快地发展起来了呢?根本的原因,是由于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摧毁了刘少奇、林彪两个资产阶级司令部,深入地批判了他们推行的修正主义路线,落实了毛主席关于农业现代化问题的一系列指示,调动了工人阶级和广大农民搞社会主义农业现代化的积极性。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是我国农业现代化发展的巨大动力。只要紧紧抓住阶级斗争这个纲,坚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批判修正主义路线,真正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我国农业现代化必将很快地发展起来。相反地,如果让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宣扬的那一套得逞,我国社会主义农业生产关系必然道到破坏,要实现社会主义的农业现代化也就根本不可能了。
反击右倾翻案风的伟大斗争正在胜利发展。让我们在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认真学习毛主席的重要指示,紧紧抓住阶级斗争这个纲,坚持党的基本路线,深入批判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和他所推行的修正主义路线,坚持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搞好春耕春种,把农业学大寨、普及大寨县的群众运动更加广泛深入地开展起来。
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战歌——赞近年来上映的一批科教影片
洪松
近年来,我国科教电影工作着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指引下,创作和拍摄了又一批新的科教影片。它们生动地反映了我国工农业生产和科学技术发展的新成果,展现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大好形势,为我国广大工农兵和革命科技人员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谱写了一曲曲嘹亮的战歌。
是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还是搞洋奴哲学、爬行主义?这是一个路线问题。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煸起的右倾翻案风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为早已被革命人民批得臭不可闻的洋奴哲学、爬行主义翻案。但是,“翻案不得人心”,广大革命群众、革命知识分子和革命干部是要前进、要革命的。影片《船用万匹机》、《平炉吹氧炼钢》、《石油开采》、《喜见光明》、《固沙造林》、《稻田养萍》等等,就忠实地记录了工农群众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不断战胜爬行主义、洋奴哲学的战斗历程。
其中,《船用万匹机》是很有代表性的一部。船用重型低速万匹马力柴油机是万吨远洋轮的心脏,制造的技术比较复杂。文化大革命为我国工人阶级自力更生制造船用万匹机开辟了道路,但是,在要不要造机、怎样造机等一系列问题上,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始终存在着针锋相对的斗争。信奉洋奴哲学的走资派,先是鼓吹“造船不如买船,买船不如租船”,扼杀造船工人的革命首创精神;继而用洋奴哲学声称“国产机出毛病是必然的,外国机出毛病是偶然的”,对国产机件百般挑剔,横加指责;再而宣布国产万吨轮“跑跑沿海还可以,要跑远洋可不行”,无理禁止国产万吨轮远航。我们英雄的造船工人,一次又一次地迎头痛击了修正主义路线的挑战,终于造出了我们自己的万匹机,赢得了国产万吨轮的远航权,给了那些洋奴哲学的鼓吹者一个有力的回击。影片特别叙述了围绕着制造万匹机的主重部件大曲轴辰开的尖锐斗争。早在文化大革命前,工人们芦席棚里闹革命,解决了一个又一个重大技术问题,造出了我国自己的第一根大曲轴,它的化学成分和机械性能完全符合标准。然而,有些人却被洋奴哲学迷了心窍,借口国产曲轴的表面上有几个小麻点,外观质量不合格,悍然判处这根曲轴以死刑,致使我国自造的远洋轮船体在水里整整泡了五年。直到文化大革命中,工人们才给这根曲轴平了反,把它安装在国产的万吨级油轮上。这条油轮至今已在海上安全航行了六年有余。当银幕上映出第一条国产远洋货轮远航归来的画面时,解说员高声朗读着毛主席的教导:“中国劳动人民还有过去那一副奴隶相么?没有了,他们做了主人了。”革命观众看到这里,怎能不由衷地感到扬眉吐气呢?
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本人就是一个洋奴哲学的狂热鼓吹者。他到处鼓吹要“引进外国的技术、装备”,甚至强调这就是一个“大政策”。这是公开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唱反调。毛主席指出:“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破除迷信,独立自主地干工业、干农业,干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打倒奴隶思想,埋葬教条主义,认真学习外国的好经验,也一定研究外国的坏经验——引以为戒,这就是我们的路线。”毛主席提出的这条路线,使我们战胜了帝国主义的封锁,顶住了社会帝国主义的压力,任凭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风潮起伏,我国经济始终扎实地蓬勃发展。而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所谓的“大政策”,实际上是要图干扰和破坏我国经济沿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向前发展。影片《平炉吹氧炼钢》所表现的钢铁工人在平炉上成功应用吹氧炼钢这项新工艺,长了革命人民的志气,灭了资产阶级的威风,也是对那个所谓“大政策”的有力批判。吹氧要有氧枪,外国资本家把它当作“专利”,对我们实行封锁。有的人也跟着鹦鹉学舌,人云亦云,说什么氧枪结构高级,我们没有能力制造。但是,钢铁工人不信天,不信鬼,狠批崇洋媚外思想,勇于变革,敢于创新,经过多次试验,终于造出了“争气”枪,大大缩短了炼钢时间,提高了钢产量,为我国中小型平炉的技术改造闯出了一条新路。试想,如果依了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的“大政策”,整天速恋着“引进”,岂不是我国永远不能有自己的氧枪了吗?正如工人们所批判的:这种“大政策”,是把我们的脖子往外国资产阶级的绳索上套!
总之,在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看来,中国的无产阶级样样不如外国的资产阶级,凡事只能依样画葫芦,仰他人的赛息,外国没有的,连做梦都不敢想。近年来上映的这批影片以生动的事实,对这种贾桂精神作了无情的嘲弄。例如,《石油开采》告诉我们,西方石油界由于不敢采用油井早期内部运水,普遍发生由于油层压力减小而不能自喷,但大庆工人发扬了“叫油快走就快走,叫水慢流就慢流”的英雄气概,大胆采用了这一新工艺,实现了稳产高产。又如,在《工厂防矽尘》中,我们不仅看到了许多工业部门同危害工人健康的矽尘作斗争的许多有效措施,并且由此而进一步推动了技术革新,创造了翻砂不用砂的新工艺。请问:外国资产阶级所做不到的,中国的无产阶级为什么就不可以做到?这不是吹牛皮、放大炮,而是已为活生生的许多事实所证明了的。我们并不排斥和反对从国外进口一些必要的可资借鉴的先进设备和技术,但决不能单纯依赖它,迷信它,也不能全盘照搬,而是必须根据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需要,结合本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加以必要的批判和改造。而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则还抱着他那套“不管白猫黑猫,捉住老鼠就是好猫”的腐朽哲学不放,极力抹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的根本区别,马克思主义同修正主义的根本区别,把外圈的设备和技术吹上了天,将“引进”看成是万应灵药。这样做的结果,势必要把资本主义和修正主义也一起“引进”到社会主义中国来,把资本家剥削和压迫工人的那一套也“引进”到社会主义中国来,这样下去,不要很多时间,整个中国就都要改变颜色了。
崇洋媚外,必然轻视本国人民群众的创造。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煽起的右倾翻案风,硬是不相信群众,不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妄图扼杀群众的创造性。他们口口声声说“依靠工农兵是相对的”,诬蔑工农兵“文化水平太低”,不配搞科研。好吧,就请他们睁开眼睛看一看许多科教影片所揭示的事实吧!它们从不同侧面反映了我国工人、贫下中农的聪明才智和无限创造力,同时也生动地反映了许多科技人员经过文化大革命的锻炼,遵循同工农相结合的方向,取得了可喜的科研成果。除了在前面提到的影片之外,在《地震》这部影片中,不仅可以看到广大革命群众,从工人到农民,从孩子们到老炊事员,长年累月,孜孜不倦地用各种土办法监视地壳活动,而且还可以看到一批批革命地质工作者活跃在群众之中,战斗在田野山间,精心地进行观察和测定。正是由于坚持走专业工作者与群众结合的道路,贯彻执行土洋结合的两条腿走路的方针,我国在地震预测预报的准确性上很快就达到了世界的先进水平。此外,如《箱式太阳灶》、《腐植酸类肥料》、《电厂煤渣变磷肥》等影片通过反映工农群众的发明创造,也都反复地证明了“卑贱者最聪明”的伟大真理。究竟是工农群众“水平低”,还是那些自以为高贵的资产阶级老爷最感蠢,无数事实都已经作出了回答,这难道还有什么怀疑吗?
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归根到底,是建立在充分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发挥群众的创造精神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上的。因此,走无产阶级自己发展科学技术的道路,就必须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指导下,开展群众性的科学研完和技术革新。很多科教影片在这方面都是颇具特色的。如,《观云测天》在介绍群众性的气象预测预报和同灾害性气侯作斗争的活动时,较深刻地批判了“天命论”,室传了人定胜天的观点。《山村小水电》通过反映缺水少水的山区大办小水电的动人事迹,宣传了只要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创造条件,小水就可以转化为大水,水少就可以转化为水多的辩证法。《因地制宜搞革新》,通过拍摄一家小厂在十分拥挤的厂房椅生产自动线,宣传了上游无止境、潜力无穷尽的思想。
近年来上映的这批影片满怀信心地告诉我们,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一旦掌握了辩证唯物主义这一普遍真理,就开辟了认识世界、改造世界无限广阔的道路,就一定能在不远的将来,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让那些洋奴哲学的信奉者去向离隅而泣吧!
文艺革命对我的教育和培养
杨春霞
去年夏秋,在党内那个不肯改梅的走资派的煽动下,文艺界出现了一股攻击革命样板戏、吹捧“十七年”修正主义文艺黑线的逆流。资产阶级为了替修正主义文艺黑线评功摆好,竟然胡说演革命样板戏的人都是“十七年”培养出来的,这是对无产阶级文艺革命的恶毒攻击,也是对我们每一个在文艺革命中成长起来的文艺战士的最大诬蔑。
以革命样板戏为标志的文艺革命,不仅出好作品,出好经验,而且还培养出一支无产阶级自己的文艺队伍,所有这些成就到底应该属于无产所级,还是属于资产阶级?应该归功于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线,还是归功于“十七年”文艺黑线?这是不容颠倒的大是大非问题。“比如一棵桃树,树上结了桃子,这桃子就是胜利果实。桃子该由谁摘?这要问桃树是谁栽的,谁挑水浇的。”对此,我们每一个文艺战士都有着切身的体会,最有发言权。
我是党培养的一个青年演员。我从十一岁开始学戏到现在,已有二十多年了,经历了文艺界天地翻覆的巨大变化。过去,文艺黑线要把我培养成修正主义的黑尖子,把我推到了修正主义的死胡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把我从旧营垒里教了出来,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线指引我走上了革命的金光大道,使我焕发了革命青春和艺术青春。新旧对比,心潮起伏。我永远忘不了文艺革命对我的教育和培养,也永远忘不了“十七年”文艺黑线对我的奴化和毒害。
一九五四年,我戴着红领巾,跨进了上海戏曲学校。但是,在修正主义文艺黑线控制下,学校教的都是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的戏,散布的都是“一招鲜,吃遍天”等资产阶级名利思想。入校以后,我学的第一出戏是昆曲《长生殿·定情赐金》。当时有人对我说:“你是块唱青衣的好坯子,这是开蒙戏,要好好打打基础,将来前途无量。”为了学好杨贵妃这个角色,每天要去模仿贵妇人的神态,嘴里唧唧咕咕唱的都是“受宠承恩,一霎里身判人间天上”这类我都不能理解的戏词。试想,从红领巾到杨贵妃,从热火朝天的社会主义新中国到充满了封建帝王没落情调的宫阙,这个差距有多么大啊!就在我还不很懂事的少年时代,修正主义文艺黑线把持下的旧戏校就这样用地主资产阶级的反动思想给我开了“蒙”。他们“教育”我们这些青少年的目的,正如列宁所说:“就是训练对资产阶级有用的奴仆”。几年过去了,在资产阶级个人奋斗、成名成家思想和旧戏里所散布的一套孔孟之道的毒害下,我们这些刚进学校时天真烂漫的红领巾变成了一批暮气沉沉的小老艺人。我的思想也逐渐发生了变化,为了学好观当名角,一天到晚浑浑噩噩扎在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的“传统”剧目里。政治热情淡薄了,同志关系疏远了,什么祖国的前途、革命的理想似乎都没有关心的必要了,旧戏校就是这样把我引上了追求资产阶级名利的邪路。
毕业以后,我分配在上海青年京昆剧团(后改名为上海青年京剧团)。“十七年”修正主义文艺黑线控制下的文艺界是一个黑色大染缸,资产阶级思想泛滥成灾。什么拜师啊,深造啊,出国啊,成了剧团里追求的目标。在资产阶级思想的腐蚀下,我周围的人,有的堕落了,有的犯了严重错误。我也沉湎在“艺术至上”的迷雾中不能自拔,甚至为自己能唱几出“重头戏”而沾沾自喜。但是,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的戏是为资产阶级服务的,只受到资产阶级的吹捧,而广大工农兵群众根本不爱看。有一次,我们到上海郊区演出《小上坟》、《断桥》等剧目,贫下中农看了很生气,尖锐地批评说:“你们名叫青年剧团,还尽演这种老排牙的旧戏,为啥不演社会主义新节目?”这使我思想上受到很大震动。但是,到底什么是正确方向,什么是革命道路,在我当时的头脑里还是一片朦胧。“十七年”修正主义文艺黑线究竞给了我们什么?他给我们灌输了封,资、修的毒素,它使我们和工农兵分离了,它把我们这些青年人变成了娇滴滴的精神贵族,它要我们做旧京剧的殉葬品,它要把我们变成复辟资本主义的工具,去挖社会主义的墙脚。看,“十七年”的这种“培养”,难道不是对我们青年进行摧残和毒害吗?
“而今迈步从头越”。一九六四年,伟大的京剧革命开始了,革命的洪流激荡着我,使我逐步看到文艺工作者只有走毛主席所指引的为工农兵服务的道路,才有真正的前途。在无产阶级文艺革命的战斗中,我重新迈开了第一步。一九七一年,我接受了扮演革命现代京剧《杜鹃山》中柯湘这个角色的光荣任务,心情十分激动,恨不得一下子就把柯湘演好。当初,我以为演了几年戏,有了一点舞台经验,过去打下的那些基础总还用得上吧,但实际情况并不是这样。旧的思想,旧的东西,不但不能帮助我塑造柯湘的形象,反而成了我前进道路上最大的障碍。
首先遇到的是思想感情不对头。从前演惯了贵妇人、小姐,现在要演无产阶级的党代表,同志们都为我“气质差”而担心,我自己也感到和柯湘这一英雄人物的距离太远。但是,一个演员的“气质”并不是天生的,而是可以改造的。要改变旧戏校所赋予我的那种“气质”,唯一的途径,就是遵照毛主席的教导:“一定要把立足点移过来,一定要在深入工农兵群众、深入实际斗争的过程中,在学习马克思主义和学习社会的过程中,逐渐地移过来,移到工农兵这方面来,移到无产阶级这方面来”。领导上把创排《杜鹤山》的第一课选在井冈山。我和同志们一起打起了背包,来到当年毛主席曾经住过的大井,和贫下中农一起开始了火热的斗争生活。有一次贫下中农带领我们沿着毛主席挑粮走过的小路,登上了黄洋界。大家国坐在槲树下听贫下中农讲起了毛委员教育红军战士的故事。那时,毛主席也站在这里,指着伏卧在脚下层密重叠的山峰,引导战士们要从井冈山看到全中国、全世界。毛主席开辟的井冈山道路,是中国革命的胜利之路。毛主席的伟大革命实践,给了我很大的教育。“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回过头去看看我们这些人在“十七年”文艺黑线统治下所走过的道路,那是多么渺小啊!是党,是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把我引上了正路。我觉得如果不改造世界观,肃清文艺黑线对我的影响,就不能完成党交给我的任务,那就事负了党和毛主席对我们青年一代的精心培育和殷切期望。
然而,我的前进道路也不是平坦的,两种思想的激烈斗争,直接反映在排练中。比如排练《砥柱中流》的过程中,我曾有一度对柯湘在这场戏中的思想感情怎么也把握不准。开始我演得很严峻,以为这样表演才有分量。但是,同志们批评我“演得干巴巴的,一脸官气,缺乏无产阶级感情”。以后我又走到了另一极端,淡得缠纬、委坑,完全陷入到个人感情里去了。同志们又尖锐地指出:“这样演法,柯湘的党性原则不见了。”为什么会出现两个极端的表演呢?一查原因,原来还是旧戏校传给我的那一套世界观、艺术观在作怪,用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的偏见去观察、分析和理解柯湘的内心世界,势必歪曲这一英雄形象。于是,我又重新学习毛主席在井冈山斗争时期写的伟大著作和光辉诗篇,比较清楚地认识到共产党员的高度的党性原则和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是不矛盾的,是统一在优秀品质之中的。我原先或“严峻”或“委婉”的表演,正是小资产阶级情调的流露,和柯湘的思想感情是格格不入的,必须彻底摒弃。这样,我才逐步地掌握了柯湘在这场戏中晓之以马列主义道理和动之以无产阶级感情的关系,开始较准确地揭示了她的内心世界。这说明了,要在艺术创作中我到正确的途径,要迈开新的一步,必须经过一场深刻的思想革命。
思想要改造,艺术上也必须来一番改造。过去我学的是青衣,在舞台上要求“手不露腕,笑不露齿,行不动裙”,用这一套东西来表现工农兵是根本不行的。京剧的艺术形式,只有在无产阶级世界观指导下“给了改造,加进了新内容”,才能焕发出新的艺术生命力。我过去所学的程式,如果不经彻底改造,就会来缚我的手脚,甚至不知手往那里放,台步怎样走。要演好无产阶级英雄人物,在艺术上必须走新路,不能走老路。我对老路是不愿走,而对新路却不会走,只能学着走,拼命走。《杜鹃山》的艺术处理,从念白的韵律性开始,从多方面对表演规范化进行了新的尝试。为了培养我们,领导亲自带领我们拜工农兵为老师,直接向工农兵的大热斗争生活吸取养料。贫下中农手把手地教我插秧、割麦、挑担,给我讲授阶级斗争和生产劳动的知识。在整个排练过程中,党和同志们想尽了一切办法,帮助我攻克一个又一个的艺术难关,使我学到了在旧戏校根本学不到的新东西。我过去武功底子比较差,现在大家都来帮我练习武打,为了一个动作的准确性,有的同志每天要在地上摔打十遍、二十遍。我原来的音色不厚润,现在经过领导和集体的反复帮助,唱法大为改变,学会了真假嗓结合的发声方法和较丰富的润腔方法,从而扩大和增强了表现力。我演的柯湘,真是可称为一尊形象千人手,千滴汗来一曲流,一招一式、一字一腔都渗连着党的心血,凝聚着集体的智慧。如果不搞文艺革命,就决不会有我们这一代人的革命青春和艺术青春。有人想把我们在表演艺术上的成就算在“十七年”的“功劳簿”上,这不是睁着眼睛说瞎话吗?资产阶级所津津乐道的“十七年”文艺黑线这本“功劳薄”,恰恰是他们宣扬封、资、修文艺的罪恶史,是他们妄图复除资本主义的变天帐,不对此进行彻底清算,就没有社会主义文艺百花齐放的春天。
想想过去“十七年”的沉痛教训,看看文化大革命以来十年的光辉战绩,我们革命文艺工作者怎能不激情满怀?我们决不走回头路,决不允许“十七年”的历史重演!我们一定要以阶级斗争为纲,以实际行动保卫革命样板戏,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现在,斗争正在激烈地进行着,我们要时刻提高警惕,积极投入回击右倾翻案风的战斗。在文艺革命的征途上,我仅仅迈出了第一步,我决心坚定地迈出第二步,第三步,永远沿着毛主席革命文艺路线向前迈进!
科学史研究
“天有可测风云”
邱向群
人们生活在地球上,每时每刻都在同环绕着地球的大气打交道。阶级斗争和生产斗争的需要,推动着人们不断地增长了对天的认识,获得了许多关于风云变化的规律性知识。刮右倾翻案风的人否定劳动人民的社会实践对科学发展的作用,而历史告诉我们:正是劳动人民在阶级斗争和生产斗争中,不断推动了气象学的进步。随着社会的进步和生产的发展,日益发展的气象学对大气运动的规律认识得越来越深入,“天有不测风云”这句老话,正在向着“天有可测风云”的新认识转化。
一
历史悠久的气象学,起源于古代劳动人民农牧业生产的实践,劳动人民在生产中创建了古代的气象学。为了进行农牧业生产,就必须了解植物生长、动物生活与气候变化的关系,劳动人民在长年累月的生产实践中仔细观察了年复一年的草木生长、禽兽活动和自然界其它变化的特点,来认识一年中气候的变化,指导生产活动。在我国,很早就认识了四季的更选,而且还逐步总结、区分出各个节气。公元前十四——十二世纪的殷墟甲骨文中已有晴、阴、霍、雾、虹、蜺、霜、雹等十多种气象词汇,而且有日至的记载,多次出现季字,说明当时已有四季的概念。到了战国时期,已经有了二十四个节气的名称。由于生产发展的需要,后来又把每个节气分成三个候,每候五天,观察和记录了各个气候的气候状况,动植物生态和其它自然现象。二十四节气和七十二候反映了一年中各个时期气候变化、野生动植物生长活动的特点及其与农事活动的关系,是劳动人民在长期生产实践中总结出来的一部综合农事历,至今对指导农业生产仍然有着重要的意义。
节气和候反映了各个时期一般的气候状况。农业生产还要求掌握各个时期天气变化的规律,预报天气的变化。古代劳动人民在生产中总结了各种天象,物象与天气变化的关系,用生动简练的语言表达出来,这就是用来预报天气的天气谤语。我国是使用天气谚语历史最久的国家之一。平在《诗经》中就有“朝隮于西,崇朝其雨”(早上西方出虹,午前就要下雨)等记载。汉代以后,随着农业生产的进一步发展,天气谚语开始被汇集成书,出现了《农家谚》等著作。到了唐朝,有人把预报降水的天气谚语汇编成《相雨书》。而明代的《田家五行》则是集天气谚语之大成,共十余类三百多条,可算是世界上最详细的天气谚话书之一。后来还有更进一步的发展,除了以诗文的形式表达的天气谚语以外,在明清之际流传下来的《白猿献三光图》,载有一百三十多幅云图用来说明天气变化的规律,不少内容与现代气象学原理相当一致。在世界各地也曾有过许多天气请语书,如古希腊的《征侯书》,十五世纪日本的《船行要术》,十八世纪美国的《班布瑞牧人的规律》,等等。这些天气谚语涉及面很广,内容十分丰富,,是广大劳动人民长期战天斗地实践经验的总结,是农民、牧人、渔夫、水手集体智慧的结晶。
我国各地流传的天气谚语中,有的是反映某一地区或某一季节的气候状况的,如“早西风,晚东风,土干田难种”,说明我国东部沿海地区睛好天气下,海陆风的日变化;“小暑南风十八朝,上午打柴下午烧”,形容夏季大范围干热气团控制下天气的特点;而“夏雨隔牛背”则形象地描绘出夏季小范围雷阵雨的情况;还有“日落乌云洞,明朝晒得背皮疼”、“云行东,车马通,……云行北,好晒麦”一类预报天气变化的;有的则是展望生产前景的,如“麦盖三床被,头枕馍馍睡”,等等。“种田”、“打柴”、“晒麦”、“隔牛背”这类词汇是劳动人民生产活动的真实写照,它清楚地说明,这些天气谚语的作者是广大的劳动群众。劳动人民在生产活动中逐渐地了解了天气现象、天气变化的一些规律,总结成天气谚语,在群众中流传和应用,并在实践中不断丰富。这些经过广大劳动人民从实践——认识——再实践的过程中提炼出来的天气谚语,长期以来成为劳动人民改造自然的有力式器。直到今天,用谚语形式表达出来的大量经验在提高地区性天气预报的准确率方面仍然起着重要的作用。这些历史事实,雄辩地证明了劳动人民是创建气象学的主力军。那些认为科学技术只是少数“天才”的科学家的发明创造的人,难道不应该从这里得到一些启发吗?
我国古代气象学的成就是多方面的,气象观测仪器的创制与改进就是一个重要方面。我国很早就已经发明了一种用鸟类羽毛做的风标。汉代长安灵台(观象台)上建造的相风铜鸟则是世界上最早的固定测风器之一。南宋秦九部的《数书九章》中有“天池测雨”、“竹器验雪”等算题,说明南宋以前各地已有测量雨雪的器具,而欧洲约在四百年之后才出现雨量器的设想。公元前二世纪我国人民就己根据“燥故炭轻,湿故炭重”的道理,用炭的轻重表测量空气的湿度。而在欧洲直到十五世纪才提出称羊毛重量以测空气湿度的类似方法。清朝黄履庄发明的验冷热器和验燥湿器更是灵敏度较高的仪器。据论载“验燥湿释内有一针,能左右旋,燥则左旋,湿则右旋,毫发不爽,并可预证阴睛”,很象现代的毛发湿度表。至于我国气象资料的记载,时间之长和内容之丰富都是世界上少有的,这是研究气候变化的极为宝贵的材料。我国古代劳动人民不但在天气预报方面做出了许多重要的贡献,而且在控制天气方面也是走在前列的。早在十七世纪末,就有人记载了甘肃人民用火炮轰击雹云、人工消雹成功的事实。
“真理是在同谬误作斗争中间发展起来的。”与劳动人民在生产实践中创建气象学这支主流相对立,反动统治阶级及其御用文人为了维护其腐朽的统治,总是利用人们还感到“变幻莫测”的气象现象大肆宣扬天命论,把气象学引入唯心主义宗教神学的歧途。他们所散布的谬论邪说不但遭到了劳动人民的反对和唾弃,而且也受到一些进步的思想家的批判。我国古代主张革新前进的法家在同主张复辟倒退的儒家作斗争中,批判了儒家鼓吹的天命论、先验论,对天气现象作出了唯物主义的解释,对气象学的发展起了促进作用。例如,东汉法家王充批判儒家宣扬的雨是上天所赐和祭天求雨的迷信,明确指出雨是水从地上蒸发到空中再降下来的。他还驳斥儒家“雷为天怒”的胡说,指出:“雷者,太阳之激气也”,并从太阳辐射的季节变化来说明一年中雷的变化。法家重耕战,因而比较注意群众的生产实践,他们的著作中总结了许多劳动人民的实践经验,如宋代法家流括著的《梦溪笔谈》一书中就总结有群众观天和预测天气的经验。明明劳动群众是创造科学的主力军,可是,反动统治阶级却极力贬低并扼杀劳动人民的科学成果。我国古代那些反动没落阶级的代表孔孟之徒,看不起劳动人民用朴素的语言表达出来的天气诗语和他们的发明创造,不屑于把它们载入史册。今天,那些信奉孔孟之道的右倾翻案风的鼓吹者也同样看不起工农兵,妄图把广大群众排斥在科学研究的大门之外。“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广大劳动人民在发展气象学中所作的巨大贡献,就是对他们那些奇谈怪论的有力批判。
二
由于天气谚语总结的往往只是在一个比较小的地区所观察到的天气变化的规律,用来预报天气有一定的局限性。十六世纪以后,伴随着欧洲资本主义制度代替封建主义制度这一巨大的社会变革,在剧烈的阶级斗争中,气象学也从古代的天气谚语阶段发展到近代的天气图阶段。
天气图也称综观图,就是把各地许多气象站同时观测到的温度、湿度,气压,风速等气象记录和天气状况,用统一的符号标记在同一张地图上,进行综合的研究,以判断天气的变化趋势。天气谚语所反映的较多是局部地区的规律,天气图则是在比较大的范围从整体上来研究大气的运动;天气谚语主要是依靠人的感官对各种天象,物象做定性的观察总结出来的,而天气图则主要是以气象仪器的观测数值为依据,并且运用了已己经发达起来的物理学、数学等方面的知识,对天气现象能够作出更加符合客观实际的科学分析。有了天气图,人们以对不同地点出现的天气现象和天气变化进行综合比较,有利于使已有的大量感性经验逐渐上升到理性的分析。这样,对大气的认识就比过去更系统和更全面了,为大范围的天气预报打下了基础。
那么,天气图是怎样出现的呢?在资产阶级的气象史书中,不是把它归功于这位数学教授,就是那位天文学家。事实上,如果没有劳动人民推动生产发展到比较高的水平,各门科学枝术也得到相应的发展,为建立统一气象观测网准备了必要的物质技术条件,任何一个“天才”、“学者”也是不可能凭空绘制出天气图的。恩格斯曾指出:“如果说,在中世纪的黑夜之后,科学以意想不到的力量一下子重新兴起,并且以神奇的速度发展起来,那末,我们要再次把这个奇迹归功于生产。”(《自然辩证法》)象其它科学部门一样,在气象学史中,天气圈的出现,也只能“归功于生产”。
利用许多地方的气象资料,用统一的眼光研究大气运动的想法很早就有了。据我国史书记载,十八世纪初,我国清代皇帝康熙“常立小旗占风,并令直隶各省,凡起风下雨之时,一一奏报。见有京师于是日内起西北风,而山东于是日内起东南风者”,因而确认了“隔里不同风”的古语。这是最早的天气图思想的萌芽,并且已有了风向不连续性的概念,在当时的确是难能可贵的。但是,那时我国还处于封建社会,小农经济的小规模生产活动和小范围的交换活动尚无认识大范围天气规律的社会需要,就不可能为统一观测网的建立提供客观条件。
在十八世纪末到十九世纪初的欧洲,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工业、贸易,特别是远洋航海事业的发展,对于认识大范围天气变化规律有了越来越迫切的需要,并提供了必要的物质条件。于是,欧洲的一些资本主义国家相继建立起了气象观测网。一八二〇年,德国人布朗狄斯以通信方式收集了观测网的气象资料,第一次绘制成历史天气圈,这对于研究天气的变化规律虽然有价值,但毕竟是“死”的天气图,不能直接用于天气预报。当时有不少人在设想,如能绘制当日的“活”的天气圈,就可以作出及时的天气预报,使暴风灾害得以预防。然而,由于缺乏高速的通讯工具,这种愿望却不能实现。直到电报发明以后,才在十九世纪中利用电报收集资料绘制出了第一张当日的天气图。这张图在伦敦博览会上展出,吸引了许多人,引起根大的轰动。可是,这张图在当时只是起了一种商业广告的作用,仍然未能用于实际的天气预报。因为维持大范围统一观测网的观测活动,并及时用电讯方式传递气象资料和天气情报,要花费大量的经费和人力,还需要电讯、新闻部门的协作,这就远非任何个人甚到任何气象学术团体力所能及的了。当时有一些科学家如法国的拉马克等人,曾向本国政府建议:由国家成立专门的气象机构来负责气象资料的收集和天气预报这种大规模的复杂的科学工作。可是,资产阶级认为这是花费大又不赚钱的事,不肯支持。当时的法国统治者就以“不要做徒劳无益的事,还是搞你的生物学去”这么一句话,拒绝了拉马克的建议。
一八五四年,英法与帝饿争夺中东而发生了克里米亚战争。十一月十四日美法联合舰队突然遭到暴风雨的袭击,法国的主力舰“亨利四世”号沉没。军事上和经济上的巨大损失使法国统治者大为震惊,海军大臣下令调查舰队失事原因。巴黎天文台长列佛利根据气象资料绘出天气圈,发现这次风系是一个低气压,几天前已出现在西歌,然后有规律地沿着地中海由西向东移至黑海。他的调查证明,完全有可能在事前作出风暴来临的预报,使舰队免受风暴灾害。于是列佛利关于建立国家气象事业的建议立即得到了政府的采纳,于一八六O年成立了法国气象局,从一八六三年起开始运用天气图向各主要港湾发布风暴警报。
从第一张天气图的诞生到天气图应用于实际的天气预报,经历了四十多年的曲折道路。历史事实雄辩地证明了恩格斯的英明论断:“社会一旦有技术上的需要,则这种需要就会比十所大学更能把科学推向前进。”但是,也正象恩格斯所说:“可惜人们写科学史时已惯于把科学看做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恩格斯致符·博尔吉乌斯》)这种唯心史观至令仍然支配着某些人们的头脑。一九七三年国际气象组织成立一百周年的大会上还有人宣称,近代气象学“是由那些对大气及其活动感兴趣的纯研究工作者、物理学家、天文学家创立的”。这种说法显然是至曲气象学的历史的。没有生产发展对气象学提出的客观要求,没有生产给气象学发展提供的物质条件,科学家的兴趣就只能是一种空想。天文学家列佛利之所以去收集各地的气象资料,绘出天气图,并不是由于他对大气活动突然发生了兴趣,而是由于“亨利四世”舰的沉没。自从天气图用于天气预报以后,有不少的科学家提出了天气预报的新原理和新方法,这些都是以各地广泛分布的气象站提供的大量气象资料为基础的。这些台站网的建立是生产的需要,也是由当时生产发展的水平所能提供的气象仪器和装备来保证的、如果割断了气象学与生产的联系,气象学就不可能发展、前进。
三
“任何新生事物的成长都是要经过艰难曲折的。”近代气象学的进一步发展也是这样,它的每一个重大进展都是冲破旧的传统观念,与唯心主义、形而上学进行斗争的结果。
在十七世纪发明气压表以后,人们就已经发现天气变化与气压变化有密切的联系,气压下降常常出现坏天气,而气压上升常常会出现好天气,因此强调了气压的作用,气压表曾被称为“睛雨表”、“天气的眼镜”。在天气图出现以后,在天气预报的实践中人们把气压相同的点连成曲线,绘出等压线后,发现天气的地理分布与气压水平分布之间有极为密切的关系。一八八五年,英国人阿勃科仑贝总结了这些经验,提出了依据等压线形状预报天气的新原理——“等压线天气学”。由于它能提供预报天气的简便方法,受到人们的重视和欢迎,并且得到广泛应用。从此,人们在影响天气变化的多种因素中突出地强调了气压的作用。本来应该根据各种因素综合分析来作出的天气预报,变成了单纯根据等压线形状,机械奈用现成模式的预报。这是一种片面地、孤立地观察问题的形而上学方法。这种方法阻碍人们深入认识天气变化的本质,导致了天气预报准确率下降。这种形而上学思想方法的流行和统治,造成了气象学近半个世纪停滞不前的局面。
首先打破这种僵局的是在挪威的以维?皮叶克尼新为首的一批敢于革新的北欧气象工作者。在二十世纪初刚刚获得独立的挪威,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遇到了交战的大国封锁气象情报的困难。为了确保本国渔业生产和航海事业,要求作出比较准确的天气预报。于是在挪威本土和沿海岛屿兴建了许多新的气象台站,增设的台站数目为原有的台站的十倍。挪威气象工作者利用这样稠密的气象观测网所得的数据,对天气现象进行了比较深入细致的分析。他们发现大气中存在着物理性质比较均匀一致、水平范圈达到几千公里的大空气团,而在性质不同的冷暖气团之间存在着一个范围很狭窄的界面,在这个秩窄的界面上,各种气象要素的变化最为激烈,云雨等天气现象主要集中在这获窄的界面上,从而发现并不是所有的低气压系统都带来暴风雨,而真正带来暴风雨的低气压大都是和这种界面联系在一起的低气压,他们称之为锋面气旋。他们根据实践总结出一套锋面气旋学说,突破了旧的僵化了的“等压线天气学”,创立了新的天气分析和预报方法,许多重要的天气事实从理论上得到了合理的解释,对天气演变规律的认识更加深入了,使停滞了半个世纪之久的气象学重新获得了生气。在近代气象学史上的这个重大突破,当然是由于生产的需要而建立的稠密的台站网提供了详细的资料;而从思起方法来说,正是由于实践突破了形而上学方法的来缚。这些北欧气象工作者不是片面地只看气压的高低,而是分析了大气中两种不同性质的气团的关系,看到了两者之间的对立和斗争,而这种斗争带来了天气激烈的变化,这就能比较深入地认识天气变化的本质,气象学从此跃进到一个新的阶段。
然而,“新过程又包含着新矛盾”,一系列新的斗争开始了。锋面学说使中纬度地区的短期天气预报的准确率大为提高了,可是有的人又把锋面学说绝对化了;他们对气团的分析,走上了脱离实际、烦琐分类的歧路;还有人把这种在中纬度地区行之有效的方法不加分析地机械地套用到低纬度地区,以致得出了错误的结论。这些都是阻碍气象学的健康发展的。这也说明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是阻碍科学发展的反动世界观。
由于大气运动本身所具有的复杂性,今天,人们对大气运动的认识还没有达到完全准确地预报天气和有把想地控制局部地区天气的程度。当前,人造地球卫星、电子计算机等应用到气象学中,使气象资料的积累、情报的交换、大量数据的处理,以至天气的预根都日超机械化、自动化。各种新技术的应用,为气象学的发展提供了空前良好的条件。但是,随着近代气象学的发展,学科的分支越来越细,客观上容易助长形而上学的思想方法。例如局限于从学科的某一方面进行研究,忽视了对大气运动作全面综合的分析;只注意形态分类,不注意对大气运动的物理本质作深入的研究;过分强调机器的作用,而忽视人的因素,忽视预报员和群众经验的重要作用,等等。这些都是形而上学思想在新条件下的表现,若不加以注意和纠正,必将给气象学的发展带来新的障碍。
近代气象学发展中的曲折和斗争,有力地说明了自然科学工作者树立正确的世界观的重要性。恩格斯早就指出:“不管自然科学家采取什么样的态度,他们还是得受哲学的支配。问题只在于:他们是愿意受某种坏的时髦哲学的支配,还是愿意受一种建立在通晓思维的历史和成就的基础上的理论思维的支配。”(《自然辩证法》)恩格斯还一再提醒自然科学工作者“当心形而上学呵·”!可是当前右倾翻案风的鼓吹者却背离这些英明的告诫,借口马克思主义不能代替自然科学来反对马克思主义对自然科学的指导。他们这样做,正是恩格斯所指出的,要用某种坏的时影的哲学来支配自然科学工作者的头脑。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我们自然科学工作者一定要警惕这种修正主义谬论,不要上当受骗。我们一定要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努力“做一个以马克思为代表的唯物主义的自觉拥护者,也就是说应当做一个辩证唯物主义者”。(列宁:《论战斗唯物主义的意义》)
四
我国古代劳动人民曾经对气象学的发展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到了近代,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国民党的反动统治使我国气象事业受到了极大的摧残。寥寥可数的气象台站,大部分为帝国主义所把持,为它们侵略和掠夺中国服务。气象事业是如此,当然更该不上气象科学的发展了,那时我国的气象学已处于态态一息的状况。
“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毛主席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社会主义新中国的建立,使我国的气象事业和气象科学获得了新生。特别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气象工作有了迅速的发展。与解放前那种凋落衰败的景象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现在气象台站从内地到边疆遍布全国,台站的数目和密度一跃而进入世界的前列。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的阶级性质,决定了我国气象事业的根本性质。同帝国主义为侵略和掠夺服务的方向相反,我国的气象事业是保护人民的,首先是保护劳动人民的。因此,灾害性天气预报工作受到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成为我国气象工作的重点。我们已经建立了现代化的台风监视网,使台风造成的损失大为降低。对寒潮、大风、暴雨和冰雹等灾害性天气的预报也都在抗灾斗争中发挥了显著的作用。在毛主席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劳动人民的智慧得到了充分的发挥。在一九五八年的大跃进中,随着人民公社的建立,农村气象观测哨如雨后春笋般地涌现出来,为农业生产大跃进服务。广大群众和气象工作者把群众的气象经验、古代的气象知识同近代气象科学原理相结合,创立了我国独特的单站天气预报的方法,使我国气象预报的准确率大大提高,达到了世界先进水平。但是,文化大革命以前由于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的干扰和破坏,我国气象事业和气象科学前进的步伐受到了影响和阻碍。
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广大气象工作者狠批了刘少奇、林彪的修正主义路线,贯物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为工农兵服务,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使气象科学呈现出一派蓬勃发展、欣欣向荣的大好形势。近几年来,在灾害性天气预报,高原气象、热带气象、卫星气象、雷达气象、数值预报、统计预报、气候变迁以及人工降雨和人工消雹等领域,在实践和理论方面都有较大的进展,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为国民经济和国防建设作出了新的贡献。
回顾气象学的发展,特别是我国气象学的发展,总结历史的经验,使我们更加充满信心地展望未来,真是“风景这边独好”。与腐朽没落的资本主义社会中那种“冰河期到来”、“世界饥荒”、“人类毁灭”的悲观论调相反,我们相信,“天有可测风云”,“人定胜天”!我们坚信在毛主席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党的基本路线,贯彻执行毛主席一系列的方针、政策、指示,我们就能把气象科学推向新的高峰,为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作出更大的贡献。教育界、科技界的右倾翻案风的鼓吹者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的大好形势,反对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和党对科技工作的领导,反对用马克思主义占领科技阵地和指导科研,反对科技人员同工农结合和科技工作大搞群众运动。气象学的历史,就是对他们这些资产阶级、修正主义观点的有力批驳。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是一场严重的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它关条到我们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我们科技工作者一定要在党的领导下积极战斗,彻底批判这条与毛主席革命路线相对抗的修正主义路线,去夺取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更大胜利。我国的气象工作一定能在这场伟大的斗争中得到新的发展,对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翻案不得人心
《人民日报》社论
在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一个反击右倾翻案风的伟大斗争正在全国胜利发展。
伟大领袖毛主席最近指出:“翻案不得人心。”毛主席的话,充分表达了广大革命人民反对复辟倒退、坚持继续革命的强烈愿望,揭露了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逆历史潮流而动的反动本质,鼓舞着全党全军全国人民更加积极地投入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
这场斗争是资产阶级挑起来的。去年夏季前后,社会上刮起了一股右倾翻案风。刮这股风的人,反对以阶级斗争为纲,篡改党的基本路线,否定无产阶级教育革命、文艺革命,否定科技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否定老、中、青三结合,否定各条战线的社会主义新生事物,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翻文化大革命的案,算文化大革命的账。他们的翻案活动,是有理论、有纲领、有组织的。他们的矛头对着伟大领袖毛主席,对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对着广大革命群众。不回击这股右倾翻案风,岂不是容忍修正主义泛滥,资本主义复辟吗?
从清华大学开始的革命大辩论,给右倾翻案风以迎头痛击,大得人心,赢得了全国各族广大人民热烈的支持和拥护。广大革命群众、革命干部,认真学习清华大学的经验,在党的领导下,批判“三项指示为纲”,使刮翻案风的党内走资派完全陷入孤立的境地。事实证明:工农兵、革命干部和革命知识分子,即占人口总数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人民大众,是要革命的,是拥护社会主义的。他们不喜欢搞修正主义的大人物压他们。走社会主义道路是他们的根本要求,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代表了他们的根本利益,他们要求巩固和发展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限制资产阶级法权,把社会主义革命推向前进。搞修正主义,翻文化大革命的案,人民群众是决不答应的。
毛主席最近指出:“社会主义革命革到自己头上了,合作化时党内就有人反对,批资产阶级法权他们有反感。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还在走。”毛主席这个极其深刻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分析,总结了我国二十多年来社会主义革命的历史经验,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是我们反修防修强大的思想武器,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强大的思想武器。毛主席在这里明确指出,走资派就是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党内的资产阶级。从合作化到批资产阶级法权,社会主义革命每前进一步,都要受到党内资产阶级的抵抗。由于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还存在产生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土壤和条件,总会在党内出现走资派,出现新的资产阶级的代表,“走资派还在走”的现象将长期存在。煽起右倾翻案风的那个人,就是在文化大革命前追随刘少奇搞修正主义、对抗历次社会主义革命运动、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批判过而不肯改悔的走资派。他口头上说什么“永不翻案”,一旦重新工作,旧病复发,又继续走资本主义道路了。这种人,从来也不是马克思主义者,而是毛主席曾经指出的思想至今还停止在民主革命阶段的资产阶级民主派。正同《水浒》中的宋江虽在农民起义队伍中却代表地主阶级一样,走资派名为“共产党员”,实际上代表党内外的新旧资产阶级。我们要记住,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主要危险是修正主义,革命的对象是资产阶级,重点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关系到我们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历史上每一个大的社会变革以后,总会有人象孔老二那样跳出来搞翻案,搞复辟。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样一场伟大革命,也必然会出翻案派。这次翻案和反翻案、复辟和反复辟的斗争,是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刘少奇、林彪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斗争的继续和深入,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继续和深入。这样的斗争,今后还会继续下去。对这一点,我们一定要保持清醒的头脑。
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在各级党委领导下进行。不搞串连,不搞战斗队。要认真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学习毛主席七届二中全会以来关于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一系列论述,学习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反击右倾翻案风的一系列重要指示,认清社会主义革命的性质、对象、任务和前途。领导干部要站在运动的前列,带头学,带头揭,带头批,带头反击右倾翻案风。要相信群众,依靠群众,放手发动群众,牢牢掌握斗争的大方向,团结起来,集中批判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的修正主义路线。广大革命群众和革命干部,都要记住毛主席关于“扩大教育面,缩小打击面”,“惩前毖后,治病救人”这些教导。对少数执行了错误路线的领导干部,要帮助他们转变立场,欢迎他们改正错误。要坚持“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的方针,把各项工作包括工农业生产都搞得更好,警惕阶级敌人的捣乱,警惕有人用破坏生产来破坏革命。要通过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进一步促进安定团结,巩固和发展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的伟大成果。
让我们在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以阶级斗争为纲,把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进行到底!
目录
目录 1
批判修正主义路线 回击右倾翻案风 2
反击卫生战线的右倾翻案风 2
一个复辟资本主义的总纲——《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剖析 10
批判洋奴哲学 21
修正主义的组织路线必须批判 27
不容抹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区别——驳“白猫黑猫”论 33
积极参加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 38
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 42
共产党员要为大多数人谋利益 42
走资派为什么害怕评论《水浒》? 47
倒退是没有出路的 51
马克思主义与自然科学 56
决不能走白专道路 63
以阶级斗争为纲 把各项工作做好 68
学大寨要以阶级斗争为纲 68
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战歌——赞近年来上映的一批科教影片 74
文艺革命对我的教育和培养 78
科学史研究 82
“天有可测风云” 82
转载:翻案不得人心 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