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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旗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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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七六年第三期 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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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语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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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三项指示为纲”,安定团结不是不要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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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存在是一个事实;有些人否认这种事实,否认阶级斗争的存在,这是错误的。企图否认阶级斗争存在的理论是完全错误的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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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语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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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决定意识。在不同的阶级、阶层、社会集团的人们中间,对于这个社会制度的大变动,有各种不同的反映。广大人民群众热烈地拥护这个大变动,因为现实生活证明,社会主义是中国的唯一的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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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语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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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大胆指导运动,不要前怕龙,后怕虎。干部和农民在自己的斗争经验中将改造他们自己。要让他们做,在做的中间得到教训,增长才干。这样,大批的优秀人物就会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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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不了解这一点,就不能得到起码的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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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语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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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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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的谁胜谁负,要在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内才能解决。如果弄得不好,资本主义复辟将是随时可能的。全体党员,全国人民,不要以为有一二次、三四次文化大革命,就可以太平无事了。千万注意,决不可丧失警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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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判修正主义路线 回击右倾翻案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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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资产阶级民主派到走资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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池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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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回击右倾翻案风的伟大斗争,正在教育、科技、文艺等上层建筑的各个领域健康地发展,批判的锋芒,直指提出“三项指示为纲”那个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继续和深入,是政治思想战线上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的又一次大较量。认真地学习毛主席的重要指示,坚决击退这股右倾翻案风,深入地批判那条同毛主席革命路线相对抗的修正主义路线,批判“三项指示为纲”的修正主义纲领,使这场斗争取得更大的胜利,这是摆在全党同志和全国人民面前的一件大事。经过这场斗争,我们的广大干部和群众,必将受到一次深刻的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教育,进一步提高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觉悟;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必将大大地向前推进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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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大辩论的深入发展,向人们提出了一些发人深省的问题:为什么有的人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革过别人的命,到了社会主义革命时期总是同革命唱反调,成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为什么有的走资派受到文化大革命的批判之后,发誓“永不翻案”,可是重新工作没多久就大刮右倾翻案风,对文化大革命又是翻案又是算帐,成了不肯改悔的走资派?为什么不肯改悔的走资派要否认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反对以阶级斗争为纲,公然抛出“三项指示为纲”的修正主义纲领,同毛主席为我们党制定的基本路线相对抗?针对这些问题,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作指导,运用阶级分析的方法来剖析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的阶级立场和世界观,就可以找到这股右倾翻案风的阶级根源和思想根源,可以更好地发挥反面教员的作用,使我们从中得到有益的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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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五九年,毛主席在党的八届八中全会上曾经深刻地指出,党内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从来不是无产阶级革命家,只不过是跑到无产阶级革命队伍里来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民主派;他们从来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只不过是党的同路人。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也正是这样一种人。他们是带着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来参加无产阶级革命队伍的,他们在组织上入了党,思想上并没有完全入党,甚至完全没有入党。他们在程度不同地接受党的最低纲领即新民主主义革命纲领时,并没有把它同党的最高纲领即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纲领联系起来,他们不懂得也不准备去实践党的最高纲领。也就是说,他们的世界观并不是无产阶级的共产主义世界观,而是一个资产阶级的王国。这种资产阶级立场、世界观又没有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得到改造;当革命从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向社会主义革命阶段转变的时候,他们的思想并没有随着革命的转变而转变。相反,他们的身子虽然进了社会主义社会,思想却还停止在民主革命阶段,这就决定了他们对社会主义革命必然产生抵触甚至反对。资产阶级民主派的立场和世界观,代表资产阶级,就是右倾翻案风的阶级根源和思想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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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是性质、对象、任务都有本质区别的两个革命阶段。前者发生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旧中国,它要解决的主要矛盾,是包括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在内的人民大众,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矛盾。所以它的性质是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它的任务,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下,推翻帝国主义、封建地主阶级和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在中国的统治,把革命引向社会主义。随着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我国的社会性质和主要矛盾已经发生变化。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成了国内的主要矛盾。这个主要矛盾,不仅存在于社会上,而且反映到党内。我们所进行的社会主义革命,就是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革命。革命的锋芒主要是指向资产阶级,指向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它的任务是要用无产阶级专政代替资产阶级专政,用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并在长期的阶级斗争中逐步造成资产阶级既不能存在又不能产生的条件,最后消灭阶级,实现共产主义。一九四九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标志着社会主义革命阶段的开始。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指引下,二十多年来,社会主义革命已经取得了伟大的胜利,但是还远远没有完结,还在继续深入发展。革命转变了,向前发展了,要求人们的思想也要随着革命的转变而转变,随着革命的发展而发展。如果思想还停止在旧阶段,用资产阶级民主派的立场和世界观来认识和对待社会主义革命,那就会代表资产阶级,就会成为走资派,成为社会主义革命的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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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以后,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指引下,广大工人、贫下中农,广大党员、干部没有停顿,而是沿着社会主义道路继续前进。但是党内有一些人的思想还停止在民主革命阶段,不想沿着社会主义道路继续前进,继续革命了。不前进,就会倒退,不革命,就会搞复辟,不走社会主义道路,必然要走资本主义道路。列宁曾经指出:“有些人象小私有者一样看待对资本家的胜利,他们说:‘资本家已经捞了一把,现在该轮到我了。’”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不也是这样吗?他们害怕社会主义革命革到自己头上,触动私有制,触动他们所喜欢的资产阶级法权,触动他们要维护的传统观念,触动他们的资产阶级立场和世界观,成了资产阶级的代表。社会主义革命越深入,他们同革命的矛盾,同坚持继续革命的工人、贫下中农的矛盾,也就越尖锐。在社会主义革命的进程中,他们后退了,反对革命了。就是那个作为右倾翻案风“风源”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曾经反对农业合作化和人民公社化,支持包产到户,鼓吹“不管白猫黑猫,捉住老鼠就是好猫”的谬论,后来又反对文化大革命,镇压革命群众运动,现在又闹翻案、搞复辟。从资产阶级民主派到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从民主革命时期党的同路人到社会主义时期的反对派、复辟派,从思想停止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到搞修正主义,这不正是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所实际走过的道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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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经验和现实的斗争都说明,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思想还停止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就会搞修正主义,推行修正主义路线。毛主席指出:“修正主义是一种资产阶级思想。修正主义者抹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区别,抹杀无产阶级专政和资产阶级专政的区别。他们所主张的,在实际上并不是社会主义路线,而是资本主义路线。”从思想体系和阶级根源来看,资产阶级的立场、世界观和修正主义是一致的。机会主义、修正主义是工人运动中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派别和思想,它的特征是叛卖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向资产阶级投降。修正主义者总是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鼓吹阶级调和论,阶级斗争熄灭论和唯生产力论,总是用这些修正主义谬论,来反对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反对无产阶级专政。从伯恩施坦、考茨基到托洛茨基、布哈林,从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到刘少奇、林彪,都是这么干的。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也是这样。他迫不及待地抛出“三项指示为纲”的修正主义纲领,鼓吹阶级斗争熄灭论和唯生产力论,以此来否定党的基本路线,同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关于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相对抗;并用它来干扰、破坏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学习运动和评论《水浒》;用它在各个领域推行修正主义路线。去年在教育、科技、文艺以及其他战线出现的反对毛主席革命路线,反对文化大革命和社会主义新生事物的各种奇谈怪论,就是根据“三项指示为纲”这个修正主义纲领派生出来的。思想停止在民主革命阶段,否认社会主义时期的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就必然要搞修正主义。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刮起的右倾翻案风,又一次说明了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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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说:“什么‘三项指示为纲’,安定团结不是不要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这是对“三项指示为纲”的修正主义纲领的深刻批判。二十多年来,我们所进行的社会主义革命已经取得了伟大的胜利,但是,阶级斗争并没有熄灭。失败的阶级,人还在,阶级还在,还要挣扎,时刻梦想着复辟;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还存在,大量未改造好的知识分子还存在;小生产的习惯势力和传统影响还存在,还在产生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所有这些不是人们都看见了的事实吗!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理人,刘少奇、林彪反党集团妄图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的阴谋活动,不是使人们感到惊心动魄吗!林彪一类党内新的资产阶级分子的产生,不是给我们以深刻的教育吗!清华大学的同志说得好:走资派还在走,投降派确实有。在这种情况下,能说阶级斗争熄灭了吗?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抛出“三项指示为纲”,鼓吹阶级斗争熄灭论和唯生产力论,并不是要真正熄灭阶级斗争,他们是要扑灭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斗争,而代表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进行斗争。他们要安定团结、发展生产是假,不要无产阶级专政,而要资本主义复辟才是真的。他们的修正主义路线是破坏安定团结、破坏社会主义生产的。这就从反面告诉我们,必须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从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各个方面,加强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不断地把社会主义革命推向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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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革命胜利以后,是把革命停止在旧阶段不再前进,还是坚持搞社会主义革命,为最终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也就是说要不要坚持不懈地革资产阶级的命,这是无产阶级革命派和资产阶级民主派、马克思主义者和修正主义者的一个根本分歧。社会主义时期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正是围绕着这个问题展开的。修正主义路线的头子因为他们自己代表资产阶级,都反对革资产阶级的命,特别反对革党内资产阶级的命。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为什么对文化大革命那么反感?为什么把文化大革命中涌现出来的社会主义新生事物,看成眼中钉、肉中刺,千方百计地想把它们“整”掉,而对文化大革命批判过的资本主义、修正主义的黑货,又那么舍不得,总想把它们恢复过来?就是因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实质上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政治大革命”。这场大革命摧毁了刘少奇、林彪两个资产阶级司令部,批判了他们的修正主义路线,整了党内走资派,革了党内资产阶级的命,批判了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对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教育、文艺及其他上层建筑进行了改革。所有这些,同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所代表的资产阶级利益,所顽固坚持的资产阶级立场和世界观是相对抗的,同他们极力要走的那条资本主义道路是背道而驰的。这就决定了他们必然要充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反对派。人们还清楚地记得,就是那个带头刮右倾翻案风的人,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同刘少奇一起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企图把轰轰烈烈的革命群众运动镇压下去。然而,这种倒行逆施并没有能够扭转革命车轮的前进,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取得了伟大的胜利。但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并没有从中吸取教训,仍然代表资产阶级,用修正主义的眼光来看待这场大革命,把文化大革命以后的大好形势看成一团漆黑,总认为这也不行,那也不好,不翻案、不复辟就不舒服。“只要人家说你复辟了,你的工作就干好了”。这个自白把不肯改悔的走资派代表资产阶级搞复辟的反动立场暴露得清清楚楚了。他们的这次表演,又一次证明了毛主席的英明论断:革命的谁胜谁负,要在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内才能解决。如果弄得不好,资本主义复辟将是随时可能的。全体党员,全国人民,不要以为有一二次、三四次文化大革命,就可以太平无事了。千万注意,决不可丧失警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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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把社会主义革命推向前进,就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对社会主义社会各方面存在的资产阶级法权加以限制。这也是思想停止在民主革命阶段的人不能接受而要加以反对的。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旧社会遗留下来的痕迹,存在着资产阶级法权,存在着三大差别。这些东西是产生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的土壤和条件。限制资产阶级法权,逐步地铲除和消灭旧社会遗留下来的痕迹,这是社会主义时期一项长期的任务。社会主义革命越深入,就越要把这个任务提出来,越要着手这方面的工作。毛主席指出:“我国现在实行的是商品制度,工资制度也不平等,有八级工资制,等等。这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所以,林彪一类如上台,搞资本主义制度很容易。因此,要多看点马列主义的书。”毛主席的指示反映了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要把社会主义革命推向前进的愿望和要求,也引起了思想停止在民主革命阶段的人的害怕和抵触。资产阶级法权正是那些要阻止革命前进的人的命根子,他们所欣赏、所追求的就是这一块资产阶级法权。他们总是把资产阶级法权看成天经地义、不能触动的,总想把它强化和扩大。当革命革到这些人的头上,要求限制他们维护的那部分资产阶级法权时,他们就要跳出来反对。不肯改悔的走资派为什么那样仇视从各个方面限制了资产阶级法权的新生事物?为什么对批判物质刺激、知识私有等资产阶级法权思想提出种种责难?为什么那样害怕提出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问题,并千方百计加以反对?为什么竟然明目张胆地同毛主席 的指示唱反调,胡说“限制资产阶级法权,也要有一个物质基础,没有,怎么限制?”就是因为他代表资产阶级,他要维护并强化资产阶级法权,维护并扩大 资产阶级赖以产生和存在的基础。这就进一步暴露了不肯改悔的走资派的资产阶级立场和世界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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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思想停止在民主革命阶段,因而同社会主义革命相抵触甚至相反对,这是二十多年来我们党内反复出现的一种历史现象。例如,一九五三年我们党决定实行统购统销政策,这是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一个重要步骤。当时党内就有人跳出来坚决反对,他们虽然顶着共产党员的称号,却成了城乡资本主义势力反对社会主义革命的代言人。在农业合 作化时期,刘少奇一伙大批砍掉合作社,而后又当算帐派,刮起一阵所谓合作社没有优越性的小台风。他们为什么会逆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潮流而动呢?他们想的做的为什么同几亿农民想的做的,是如此不同甚至相反呢?根本问题就是他们的思想还停止在民主革命阶段,他们总是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为少数人服务。正象毛主席所指出的:“他们老是站在资产阶级、富农、或者具有资本主义自发倾向的富裕中农的立场上替较少的人打主意,而没有站在工人阶级的立场上替整个国家和全体人民打主意。”又如,一九五七年资产阶级右派利用党的整风,向无产阶级发动猖狂进攻的时候,党内也有人主张资产阶级的纲领。他们同社 会上的资产阶级右派互相呼应,要求实行资产阶级的“民主”、“自由”和“平等”,反对党的领导,尤其反对党对教育、科学的领导,鼓吹什么“外行不能领导内行”,“教授治校”等口号。他们实际上是主张走资 本主义道路,反对走社会主义道路,反对无产阶级专政。一九五九年彭德怀右倾机会主义反对党的总路线,否定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再一次暴露了一些人的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本来面目。他们要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 推行资本主义的纲领和口号,这就不能不被社会主义革命的潮流所淘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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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共产党内还会有一些人思想停止在民主革命阶段,用资产阶级的立场、世界观看待事物,这种现象并不奇怪。我们的党是伟大、光荣、正确的党。在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 线指引下,党所领导的革命事业取得了伟大的胜利。 但由于我们党在过去长时期内所领导的革命运动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质的,因此有不少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参加到革命队伍中来,包括加入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他们中有许多人接受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育,经过长期革命斗争的锻炼,已经逐步抛弃了资产阶级世界观,接受或树立了无产阶级的立场和世界观。但也还有少数人受资产阶级思想影响很深 而又没有接受党的教育和改造,他们的立场、世界观没有发生变化。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着资产阶级,它的思想也必然会影响到无产阶级先锋队中某些人,使他们变为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修正主义者。这些人的世界观总是要在政治问题和思想问题上用各种办法顽强地表现出来,要他们不表现是不可能的。因此,无产阶级政党对于这种要按照资产阶级的面貌来改造党、改造社会的企图,必须进行坚决的斗争。对于犯有错误的同志,我们党历来的方针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在当前这场斗争中,我们要继续执行这个方针,耐心地帮助犯有错误的同志,改正错误,以搞好团结,搞好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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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说:“我们反对革命队伍中的顽固派,他们的思想不能随变化了的客观情况而前进,在历史上表现为右倾机会主义。这些人看不出矛盾的斗争已将客观过程推向前进了,而他们的认识仍然停止在旧阶段。一切顽固党的思想都有这样的特征。他们的思想离开了社会的实践,他们不能站在社会车轮的前头充任向导的工作,他们只知跟在车子后面怨恨车子走得太快了,企图把它向后拉,开倒车。”在社会主义革命的车轮滚滚向前的时候,顽固地要把车子停下来、向后拉的人,总是会有的,过去有,现在有,将来还会有。不肯改悔的走资派不正是从这方面在给我们上课吗?但是,他们总是少数,真理不在他们手里,群众不在他们一边。群众要求革命,翻案不得人心。无产阶级必将战胜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社会主义必将战胜资本主义,共产主义一定能够在全世界实现,这个历史发展的总趋势是谁也改变不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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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文艺革命,反击右倾翻案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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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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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夏、秋,当教育界、科技界右倾翻案风甚嚣尘上的时候,文艺界同样很不平静:谣言纷起,浊浪翻滚。其攻击的矛头,肆无忌惮地指向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指向伟大领袖毛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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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不禁要问,文艺界的这股黑风又是从哪里刮出来的?现在很清楚,风源还是出自那个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这就表明,文艺界的斗争,也不是孤立的、偶然的现象,它有深刻的政治背景,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生死搏斗的一个重要方面。资产阶级在哪里进攻,无产阶级就要在哪里将它击退。现在是文艺战线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时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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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在一九六二年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指出:“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亿万人民参加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从文化教育阵地开始发起的。代表着地主资产阶级利益的党内走资派,总是把教育革命、文艺革命视为眼中钉、肉中刺,必欲除之而后快。他们的反攻倒算,也是首先从这里下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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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界的右倾翻案风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集中攻击革命样板戏,妄图以此为突破点,否定以革命样板戏为标志的无产阶级文艺革命,翻文化大革命的案,让修正主义文艺黑线卷土重来,取代文化大革命以来毛主席革命路线在文艺领域的正确领导,以达到从文艺舞台到政治舞台复辟资本主义的罪恶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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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从兴起到现在,已经十年了。文艺界的十年,是旧貌变新颜的十年,是变资产阶级专政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十年。文艺革命带来的巨变,主要的标志,就是一大批革命样板戏的相继问世。对革命样板戏是肯定还是否定,一直就是文艺战线两个阶级、两条路线斗争的焦点。无产阶级的辉煌胜利,必然是资产阶级的惨痛失败。革命样板戏所展示的方向、道路,所产生的深远影响及其作为榜样的力量,使资产阶级又恨又怕,因此,他们总要制造各种奇谈怪论进行诽谤。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制造了所谓“样板戏不能一花独放”的谬论,随之从阴暗的角落就吹出了“样板戏阻碍文艺发展”的冷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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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样板戏究竟是“一花独放”还是促进了社会主义文学艺术的“百花齐放”?是“阻碍”还是推动了文艺创作的发展?这是一个必须辩论清楚的大是大非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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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在革命样板戏带动下,戏剧、文学、电影、音乐、舞蹈、曲艺、美术、摄影等都有所发展,特别是近年来,无论在质量方面或数量方面,更有新的飞跃。仅在最近两年到首都参加文艺调演的戏剧、音乐、舞蹈、曲艺、木偶、皮影的节目,就有一百九十多台。再拿曾经是比较薄弱的故事影片创作来说,近年来也加快了步伐,出现了不少思想性、艺术性都比较好的影片。可以断言,如果没有革命样板戏的带动,就很难出现象《春苗》、《决裂》、《第二个春天》、《闪闪的红星》、《青松岭》、《难忘的战斗》等这样一些优秀的故事影片。一大批表现了中国劳动人民勤劳智慧,体现了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方针的科教影片涌现出来了,有力地批判了洋奴哲学。广大革命文艺工作者,认真学习革命样板戏的创作经验,创作了大批新作品。全国各地的剧种、曲种,普遍移植了革命样板戏,有力地促进了这些艺术品种的新发展。至于群众性的业余文艺创作,这几年更是空前活跃,生气勃勃。总之,大量的事实证明,以革命样板戏为标志的文艺革命,促进了社会主义文艺的日益繁荣,促进了艺术品种和艺术风格的多样化,呈现出百花齐放、欣欣向荣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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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问右倾翻案风的鼓吹者,你们攻击革命样板戏“一花独放”、“阻碍文艺发展”,根据何在?你们把眼睛瞪得那么大,可是对铁一般的事实,却一概视而不见,死死抱住一个不承认主义,硬给革命样板戏定下罪名,这不是太霸道了吗?革命样板戏这样一种革命的政治内容和艺术形式比较完美地统一的艺术珍品,赢得了广大工农兵的衷心赞美,他们争看样板戏,学唱样板戏,样板戏已是家喻户晓,深入人心。然而那个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竟然一次都不肯去看,还捏造说“现在样板戏都卖不出去票了”。这不是无中生有、造谣诬蔑又是什么?文化大革命之前,当旧戏充斥舞台时,上座率常常很低,有时甚至台下的观众比台上的演员还少,党内的走资派何曾说过“卖不出去票了”?对于文艺舞台上泛滥一时的封、资、修货色,他又何曾指出过那是地主资产阶级的“一花独放”?非但没有,而且热心提倡,赞不绝口。今天,当无产阶级的革命文艺刚刚占领舞台,他就气势汹汹地横加指责。两相比较,他爱什么,恨什么,站在哪个阶级的立场上为哪个阶级说话,难道不是一清二楚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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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样板戏是不是对任何文艺的发展都不“阻碍”呢?不见得,革命样板戏对于社会主义文艺的发展无疑是促进,是推动;而对于那些封、资、修反动文艺的发展是决定地要限制,要阻碍的。这在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看来,是大快人心的好事。不破不立,不塞不流,不止不行,不把封、资、修的反动文艺打倒,无产阶级的革命文艺是建立不起来的。“俏也不争春,只把春来报”,革命样板戏这报春的红梅,必然而且已经迎来了社会主义文艺的满园春色,并且展示了更加灿烂的万紫千红的前景。放社会主义文艺之香花,锄封、资、修文艺之毒草,这始终是无产阶级在文艺领域坚定的阶级政策。不肯改悔的走资派的所谓“独放”论,实际上就是要把革命样板戏这报春的红梅统统砍掉,从而抹杀社会主义文艺的百花齐放,让他所热心提倡的封、资、修反动文艺的毒草重新独霸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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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上决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不肯改悔的走资派为什么对革命样板戏那么切齿痛恨?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由于革命样板戏塑造了一系列无产阶级的英雄典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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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教导我们:文艺应当为工农兵服务,应当表现“新的人物,新的世界”。十年前,在毛主席亲切关怀下产生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明确指出:“要努力塑造工农兵的英雄人物,这是社会主义文艺的根本任务。”这一根本任务的提出,有力地体现了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无产阶级培育的革命样板戏为实现这一根本任务,满腔热情、千方百计地塑造了一个个光彩夺目的无产阶级英雄典型,把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牛鬼蛇神赶下了文艺舞台,在革命的文艺史上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绩。正因为如此,社会主义文艺的根本任务就必然招致资产阶级的攻击,他们总是认为这也“不科学”,那也“不妥当”,巴不得有朝一日无产阶级会放弃这一根本任务。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所以一直不看革命样板戏,就因为工农兵英雄形象占领了文艺舞台而心里不舒服,联想到被赶下舞台的牛鬼蛇神,就更其黯然神伤。一九六四年,《奇袭白虎团》剧组为他组织专场演出,演员已经化好了装,但他就是执意不看,却偏要看吕剧的一出旧戏《姊妹易嫁》。十年后,他不但仍然坚持不看革命样板戏,而且对学习革命样板戏经验而创作的优秀作品也非常反感。电影《春苗》,他看了一半就拂袖而去,连声斥之为“极左”。相反,凡是和革命样板戏唱对台戏的作品,或者歪曲工农兵形象的作品,他就一见倾心,亲自出马,大力撑腰。总之,无产阶级支持的他偏反对,无产阶级反对的他偏提倡,就是要同无产阶级对着干,同《纪要》提出的社会主义文艺的根本任务对着干。是不是主张工农兵英雄人物占领文艺舞台,实质上就是承认不承认工农兵群众是我们国家的主人。党内走资派反对文艺歌颂和塑造工农兵英雄人物,就是代表资产阶级,否定工农兵群众在我们国家的政治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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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阶级攻击革命样板戏的再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因为革命样板戏的创作经验总是强调反映阶级斗争。这当然也触痛了他们的神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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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认为,阶级斗争是历史发展的直接动力,是社会变革的巨大杠杆。而修正主义者则非常害怕这一真理。“资产阶级‘希望’限制阶级斗争,歪曲并缩小它的概念,磨钝它的锋芒。”那个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抛出“三项指示为纲”的修正主义纲领,以目乱纲,以目代纲,目的在于否认阶级斗争这个纲,复辟资本主义。其理论基础就是阶级斗争熄灭论。这一反动谬论流毒深广,在各个领域都有表现。在文艺方面,就是否认现实生活普遍存在着阶级斗争,反对文艺作品表现阶级斗争。在所谓“三项指示为纲”的煽动之下,什么“生活中并不是到处都有阶级斗争”呀,什么“强调写阶级斗争就有点绝对化”呀,光怪陆离,不一而足。这些论调的共同特点,就是把矛头指向反映了我国各个革命历史时期阶级斗争的革命样板戏,反对在激烈的阶级斗争中塑造无产阶级英雄典型。他们甚至把革命样板戏在这方面和其它方面的创作经验统统诬蔑为“束缚创作精神”的“紧箍咒”,是作品“雷同化的根源”。其实,鼓吹阶级斗争熄灭论的人,他们自己是不熄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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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他们对革命文艺的反对声中,不就可以看出阶级斗争并没有熄灭吗?在文艺界,文化大革命以来的十年中,资产阶级哪一年曾停止过对文艺革命的进攻?历史和现实的经验告诉我们,阶级斗争熄灭论的乌鸦声聒噪得最响之日,恰恰是阶级斗争进行得十分激烈之时。那些反对革命文艺反映阶级斗争的论调本身,也正是意识形态领域阶级斗争激化的一种表现。革命样板戏占领文艺舞台,的确是修正主义宣扬阶级斗争熄灭论的一大障碍。他们为了打开复辟的道路,就一定要在大肆攻击革命样板戏的同时,极力为《三上桃峰》、《不平静的海滨》等受过批判的毒草、坏作品翻案,进行反攻倒算。煽阴风,造谣言,瞬息间似乎毒草不毒了,坏戏不坏了,黑画不黑了,香花也不香了。把文艺界这股颠倒黑白、混淆是非的右倾翻案风和教育界、科技界以及其它领域的类似情况联系起来,就足以说明:阶级斗争确实是“到处都有”,它的存在确实是“绝对”的。革命样板戏的创作经验强调表现阶级斗争,是“紧箍咒”吗?对了,对于你们所代表的资产阶级来说,岂止是“紧箍咒”,简直是千钧棒!是“雷同化的根源”吗?错了,你们所贩卖的阶级斗争熄灭论,才真正是修正主义文艺作品“雷同化的根源”。阶级斗争的存在谁也否认不了,革命文艺如果不去反映阶级斗争,就必然会滑到修正主义邪路上去。我们一定要遵循党的基本路线,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努力反映阶级斗争的重大题材,努力反映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马克思主义同修正主义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特别是要把反映无产阶级专政下和党内走资派的斗争作为重要的创作课题,使我们的文艺更加富于战斗性,更加深刻地反映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的特点和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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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文艺战线两个阶级、两条路线斗争的集中表现,归根到底,仍然是一个如何对待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问题。对于文化大革命前后文艺领域的状况,存在着截然相反的两种估计。无产阶级的结论是今胜昔。昔日的文艺界是被修正主义文艺黑线统治着,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正如毛主席曾经指出的,“许多部门至今还是‘死人’统治着”,文化部“如不改变,就改名帝王将相部,才子佳人部,或者外国死人部”。而今日的文艺界,无产阶级专了资产阶级的政,毛主席革命文艺路线阳光普照,社会主义文艺舞台到处莺歌燕舞。这一切,在资产阶级看来,却大不以为然了。他们是顽固的“今不如昔”论者。在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眼里,文艺革命这一新生事物,这也不是,那也不是;经过文化大革命锻炼成长起来的新的领导班子和革命文艺队伍,这也不行,那也不行。总之,他是横下了心,要“整顿”一番。于是,策划于密室,点火于基层。他们妄图强迫文艺界有的老知识分子“上书言事”,攻击党的文艺政策,诋毁文艺革命的大好形势;当这种企图受到抵制时,居然指令旁人捉刀代笔,简直到了不择手段的地步!在所谓“整顿”令的煽动下,社会上顿时出现了一股吹捧“十七年”修正主义文艺黑线,吹捧旧文化部,吹捧“四条汉子”的妖风,公然叫嚷什么“对十七年的文艺要重新估价”。为修正主义文艺黑线和旧文化部评功摆好,扬幡招魂,就是直接否定毛主席对解放后十七年文艺问题的历次批示,就是否定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线,让地主资产阶级的“还乡团”重新回到文艺界来称王称霸。一想到如此严重的资本主义复辟的图景,无产阶级和广大革命人民群众,每一个革命文艺战士能够答应吗?当然不能。我们只有一个回答: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决不允许轻易丧失,必须用战斗来保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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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从来就是针锋相对的。资产阶级越是仇视和攻击以革命样板戏为标志的无产阶级文艺革命,我们就越是要珍惜它,热爱它,捍卫它。当前,各条战线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继续和深入,关系着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我们一定要在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下,深刻认识这场斗争的实质和意义,狠批“三项指示为纲”这一修正主义纲领,深入开展革命大辩论,夺取无产阶级文艺革命的新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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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倾翻案风与资产阶级法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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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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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大刮右倾翻案风,有深刻的阶级根源和思想根源,也有其经济基础。在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中,深入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弄清右倾翻案风与资产阶级法权的关系,对于我们认清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的资产阶级本性,提高对这场斗争重要意义的认识,自觉地坚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是很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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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虽然取得了伟大的胜利,建立了并且正在不断地巩固和加强着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制度,但是,这同我们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时期所要完成的消灭阶级、消灭三大差别的任务比较起来还只不过是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最初步骤”。正如毛主席经常提醒我们的那样,社会主义社会中还长期存在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由于资产阶级法权的存在,在事实上还存在着不平等。我们的国家还是一个“没有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国家”。我们的经济基础还不稳固。产生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土壤依然存在。这种情况是不可避免的,因为社会主义社会是从资本主义社会中产生出来的,它在经济、道德和精神方面都不能完全摆脱资本主义的传统或痕迹。对于资产阶级法权,我们既要承认它,又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不能任其发展和扩大。不承认它,企图一下子把它扫除干净,实际上是不可能的。但是,如果对它不加以限制,任其发展和扩大,就会加强资产阶级的力量,助长党内新产生的资产阶级的复辟活动,我们就不但不可能向共产主义前进,而且会导致资本主义复辟。刘少奇、林彪推行修正主义路线,竭力维护和扩大资产阶级法权,使一部分单位不同程度地改变了社会主义的性质,不就是很深刻的教训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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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制资产阶级法权,这是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列宁曾经说过:“到现在为止的全部有记载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都是不断更替地由一些社会阶级统治和战胜另一些阶级的历史。这种情形,在阶级斗争和阶级统治的基础即私有制和混乱的社会生产消灭以前,将会继续下去。无产阶级的利益要求消灭这种基础,所以有组织的工人自觉进行的阶级斗争,也就应该指向这种基础。”(《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列宁这段话清楚地诉我们,只要阶级斗争和阶级统治的经济基础还存在,阶级斗争就不会止息,而消灭这种经济基础,则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进行阶级斗争的重要内容。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为了把革命事业推向前进,实现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总是要从实际出发,积极采取措施,限制资产阶级法权,“把自己的阶级敌人从最后的角落里赶走,挖掉他们统治的老根,铲除能够产生(必定产生)雇佣奴隶制、群众贫困和富人大发横财的肥壤沃土”(列宁:《被旧事物的破灭吓坏了的和为新事物而斗争的》)。而剥削阶级是不甘心于失败的,对其赖以存在的条件即经济基础被削弱以至被消灭,必然要进行顽强的反抗。我们对资产阶级法权越是加以限制,他们反限制的活动就会越是猖狂,这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阶级斗争的客观规律。在对待资产阶级法权这个问题上,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限制和反限制的斗争,是不可避免的,这种斗争必将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存在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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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为什么大刮右倾翻案风,要翻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案呢?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我们进一步限制了资产阶级法权。刘少奇、林彪两个资产阶级司令部被摧毁了,他们推行的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受到革命群众的批判,一大批对于限制资产阶级法权有着重要意义和作用的社会主义新生事物蓬蓬勃勃地生长和发展起来。面对这种情况,死死抱着资产阶级法权不放的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怎么能不耿耿于怀,又怎么能看得惯呢?社会主义新生事物是无产阶级战胜资产阶级的崭新成果,是社会主义革命深入发展的重要标志,革命人民无不为之欢欣鼓舞,而在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看来却是一团糟。例如,老中青三结合,包括革命老干部的发挥作用和革命青年干部的成长,对于他们把持各级领导机构,推行修正主义路线,是很不利的,因而强调做工作还得靠“老”走资派即妄图复辟资本主义的他们那一伙;工农兵上大学,打破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学校的一统天下,取消了资产阶级霸占教育阵地的特权,因而他们极力加以攻击,主张还是中学生直接上大学;科学技术人员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广大群众掌握科学技术,资产阶级对于科学技术的垄断被摧毁了,他们又丧失了一块“世袭领地”,因而也拼命反对,叫嚷什么不宜笼统提开门搞科研;合作医疗的广泛推行,赤脚医生的茁壮成长,我国广大农村缺医少药的落后面貌正在逐步改变,冲击着“城市老爷”们所把持的医疗卫生大权,这在他们看来,也是不能允许的,因而大肆攻击赤脚医生水平低,合作医疗是刮“共产风”;等等。总之一句话,他们从维护资产阶级法权的角度,用刘少奇、林彪也包括他们自己过去搞的修正主义那一套去衡量一切,对今天欣欣向荣的社会主义事业怎么看都不顺眼,什么都不如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前了。怎么办呢?只好“扭”,把一切都“扭”到修正主义路线上去,“扭”到资本主义道路上去。于是,在他们抛出的“三项指示为纲”的修正主义纲领下面,造出种种奇谈怪论,并以“整顿”为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涌现的社会主义新生事物大杀大砍。这就充分暴露了他们顽固坚持修正主义、反对马克思主义的反动立场。他们竭力推行一条与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根本对立的修正主义路线,反对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完全是代表了被推翻的地主资产阶级和新产生的资产阶级分子的利益,反映了这些阶级敌人安图复辟篡权的愿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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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去年的一段时间内,右倾翻案风刮得那么凶,不是偶然的,它是社会主义革命日益深入激起了资产阶级强烈反抗的必然反映。前年年底,伟大领袖毛主席作了关于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指出:“列宁为什么说对资产阶级专政,这个问题要搞清楚。这个问题不搞清楚,就会变修正主义。要使全国知道。”毛主席在谈到社会主义制度时说:“总而言之,中国属于社会主义国家。解放前跟资本主义差不多。现在还实行八级工资制,按劳分配,货币交换,这些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所不同的是所有制变更了。”毛主席指出:“我国现在实行的是商品制度,工资制度也不平等,有八级工资制,等等。这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所以,林彪一类如上台,搞资本主义制度很容易。因此,要多看点马列主义的书。”毛主席的这些重要指示,指出了社会主义革命的性质、对象、任务和前途,强调了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对反修防修、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性和重要性,给我们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提供了强大的思想武器。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遵照毛主席的指示,深入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水平和理论水平有了提高,决心以阶级斗争为纲,更好地贯彻执行党的基本路线,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的胜利成果,积极扶持社会主义新生事物的成长。同时,广大工农兵群众、革命干部和革命知识分子,在认识提高的基础上,深入批判资产阶级法权思想,并抓紧调查研究,从实际出发,正在研究对资产阶级法权进一步加以限制的恰当措施,以逐步缩小三大差别,缩小等级差别,逐步创造使资产阶级既不能存在也不能再产生的条件,把社会主义事业推向前进。就是在这种形势下,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出于他们的资产阶级本性,感到大势不妙,迫不及待地跳了出来。他们不仅对于研究如何进一步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大泼冷水,甚至无理地不准提“资产阶级法权”这个概念,而且对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已经采取的一些革命措施也要反掉,赤裸裸地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对着干起来了。这一点也不奇怪。每当革命向前发展的时候,每当革命的新生事物出现的时候,总是有人要跳出来反对的。这是好事,而不是坏事。毛主席在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成立三周年的时候、“一部分人是反对抗大的,这就是国内的投降派和顽固派。这一点正是表明抗大是一个最革命最进步的学校,如若不然,他们就不会反对了。”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反对社会主义的新生事物,反对限制资产阶级法权,这说明我们做对了,触到他们的痛处了,同时也说明他们是坚持修正主义路线的顽固派和为资产阶级效劳的投降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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刮右倾翻案风的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反对限制资产阶级法权,有一种论调,说什么:“限制资产阶级法权,也要有一个物质基础,没有,怎么限制?”这就是说,现在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物质基础还不具备。请问:要具备什么样的物质基础才能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呢?在无产阶级夺取全国政权以前的革命战争年代,从毛主席上井冈山到全国解放的长时期中,物质条件那么艰苦,我们能够实行军事共产主义,一没有那么多等级,二没有什么薪水,官兵平等,军民一致。现在,我们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指引下,经过二十多年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特别是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制度空前巩固,毛泽东思想深入人心,人们的思想觉悟有了很大提高,社会生产力有了很大的发展,物质条件比革命战争时期不知要好多少倍,难道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条件反而不具备了吗?总不能说因为现在物质条件比过去好,所以才不具备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物质基础吧!如果说现在社会产品还没有达到极大丰富的程度,这倒是事实。然而,只有到了社会产品极大丰富的时候才能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吗?如果那样,那就只好等到共产主义了。可是,现在不对资产阶级法权加以限制,资本主义就会复辟,生产力的发展就会受到阻碍,共产主义就不可能实现,社会产品的极大丰富也只能是幻想。可见,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胡说什么物质基础不具备,完全是反对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并进而反对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一种借口。从无产阶级革命的历史经验来看,修正主义路线的头子,往往是以不具备条件为名,行反对革命之实的。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为了走资本主义道路而反对社会主义革命,为了维护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的资产阶级法权而反对农业合作化运动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不都是把不具备条件作为他的一种借口吗?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所走的,还是刘少奇、林彪那一条修正主义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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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对于资产阶级法权思想要继续批判,不批判就不能巩固在限制资产阶级法权方面已经取得的成果,就不能为进一步采取限制措施扫除障碍。但是,批判资产阶级法权思想,并不能完全代替在实际生活中限制资产阶级法权。限制资产阶级法权是有具体物原内容的。我们的目的是要逐步缩小直至在将来完全取消资产阶级法权,使人们“从形式上的平等转到事实上的平等”(列宁:《国家与革命》)。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玩弄的只能提批判思想而不能讲限制更不准提批判资产阶级法权的把戏,就是不允许触动资产阶级法权的一根毫毛,相反,还要加以无限止地发展和扩大。实际上,他们讲批判资产阶级法权思想,也是假的。他们对于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群众运动,对于广大群众起来积极批判和抵制资产阶级法权思想,不是怕得要死、恨得要命吗?他们对于资产阶级生活作风之类已经被群众批得很臭的东西,不是还很欣赏并且抱住不放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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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大刮右倾翻案风,反对限制资产阶级法权,成了资产阶级在我们党内的代理人,对每个党员、干部和每个革命者是一次很深刻的教育。严峻的阶级斗争现实告诉我们,随着社会主义革命的日益深入,自己的思想能不能跟上形势的发展,在限制资产阶级法权这个问题上会突出地表现出来。要不要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对限制资产阶级法权采取什么态度,这对于能不能坚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是一个重要的考验,是搞马克思主义还是搞修正主义的一个试金石。在我们党内和革命队伍里,有许多人是从民主革命时期走过来的,曾经为党为人民做了一些有益的工作。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他们中的多数跟随着工人、贫下中农的步伐,继续前进,但也有一部分人不想前进,思想仍然停留在民主革命阶段,有些人甚至后退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中央委员会告共产主义者同盟书》中说:“民主主义的小资产者根本不愿为革命无产者的利益而变革整个社会,他们所要求的社会制度的改变,是想使现存社会尽可能让他们感到满意而舒服。”这段话指出了某些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思想特征。我们的革命队伍中,也有类似的人。这些人,不了解历史的远景,他们受资本主义的陈规所束缚,就象小私有者那样盘算自己的利害得失,不考虑实现共产主义这个无产阶级革命的最终目的。民主革命任务完成了,自己的目的就达到了,不想继续革命了。社会主义革命每前进一步,他们都若有所失,对于限制资产阶级法权,他们就有反感。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就是这样一些人的代表。然而,社会总是要前进,历史总是要发展,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决不能停滞不前。当着无产阶级和革命群众沿着马克思主义路线继续革命的时候,他们就有可能充当阻挡革命洪流前进的顽固派的角色。一切愿意继续革命的同志,都要认识阶级斗争的这种规律,认真看书学习,努力改造自己的世界观,做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促进派,跟着工人、贫下中农一道继续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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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说:“想要阻挡潮流的机会主义者虽然几乎到处都有,潮流总是阻挡不住的,社会主义到处都在胜利地前进,把一切绊脚石抛在自己的后头。”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大刮右倾翻案风,向无产阶级反攻倒算,反对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妄图阻挡历史车轮前进,搞复辟倒退,这是痴心妄想。深入开展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必将大大提高广大群众和干部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自觉性,进一步削弱资本主义复辟的经济基础。在当前反击右倾翻案风这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个阶级、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两条路线的大搏斗中,我们要认真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努力钻研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深入批判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抛出的“三项指示为纲”的修正主义纲领,认清走资派还在走对于社会主义事业的危险性,积极扫除前进道路上的障碍,夺取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新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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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许篡改革命接班人的五条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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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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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反击右倾翻案风斗争的逐步深入,人们越来越清楚地看到,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提出“三项指示为纲”的修正主义纲领,顽固地推行一条与毛主席革命路线相对抗的修正主义路线,大刮右倾翻案风,从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向无产阶级发动了全面进攻。为了实现复辟资本主义的反动政治目的,他们在干部和领导班子问题上也散布了大量的奇谈怪论,极力反对和篡改毛主席提出的关于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五条标准。揭露和批判这些奇谈怪论,坚持革命接班人的五条标准,是反击右倾翻案风的一个重要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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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总结了国内外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特别是鉴于赫鲁晓夫叛徒集团篡夺苏联党和国家领导权的深刻教训,完整地提出了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五条标准。这就是: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为中国和世界大多数人谋利益;能够团结大多数人,但要特别警惕赫鲁晓夫那样的个人野心家和阴谋家,防止这样的坏人篡夺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有事同群众商量;勇于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五条标准,最基本的是搞马克思主义,不搞修正主义。“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搞马克思主义,全心全意为中国和世界大多数人谋利益,就能够团结大多数人一道工作,模范地执行党的民主集中制,密切联系群众,严于解剖自己,勇于批评和自我批评。反之,搞修正主义,为少数剥削阶级分子效劳,就必然搞宗派,闹分裂,脱离群众,坚持错误路线。因此,我们培养和选拔革命接班人,首先要看他是搞马克思主义还是搞修正主义,是不是坚持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坚决按照毛主席提出的五条标准培养革命接班人,注意老、中、青三结合,才能保证我们党和国家的领导权掌握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手中,彻底推翻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用无产阶级专政代替资产阶级专政,用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最终实现共产主义。这是关系到我们党和国家命运和前途的极其重要的问题,是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百年大计,千年大计,万年大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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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竟按照什么标准培养接班人,历来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两个阶级、马克思主义同修正主义两条路线斗争的一个原则问题。刘少奇、林彪等修正主义路线的头子,从反革命的政治需要出发,都曾提出过一套修正主义的标准。刘少奇抛出黑《修养》、黑“六论”,用封、资、修的思想毒素腐蚀共产党员和革命干部;林彪则采取鱼目混珠、以伪乱真的手法,用所谓“高举”、“突出”、“干劲”三个条件取代毛主席的五条标准。他们的共同特点,都是不谈马列主义,不谈路线,不谈为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谋利益,妄图按照他们资产阶级的面貌改造我们的党,改造干部队伍,实现其复辟资本主义的罪恶阴谋。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袭用了刘少奇、林彪的老谱,公然篡改毛主席关于培养革命接班人的五条标准。他完全抛弃了阶级斗争这个纲,抛弃了党的基本路线,起劲地叫嚷什么要起用“敢字当头”、“不怕个人被打倒”的干部呀,要“整顿”“软、懒、散”的领导班子呀,等等。这些奇谈怪论,正是他那个“三项指示为纲”的修正主义纲领在干部问题上的必然反映。我们要用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观点,去剖析这套修正主义谬论的反动实质,揭露其险恶用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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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敢”与“不敢”,从来不是抽象的,它总是包含着具体的阶级内容,同一定的路线相联系的。无产阶级的“敢”同资产阶级的“敢、内完全相反。在同国内外阶级敌人的激烈搏斗中,在同党内机会主义路线的尖锐斗争中,在一切艰难险阻面前,毛主席一贯教导我们,要有无产阶级大无畏的英雄气概和彻底革命精神,敢于斗争,敢于胜利。这样的敢,无疑是应当发扬的。“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征途中,我们就是要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指引下,敢于同资本主义斗,敢于同修正主义斗,敢于同错误倾向斗,乘风破浪,不断前进,攀登新的高峰,夺取新的胜利。提出“三项指示为纲”的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离开阶级斗争这个纲,离开党的基本路线,大谈其“敢字当头”,他到底是要干什么呢?大量的事实表明,他不讲党的基本路线,正是为了推行他那条修正主义路线,他不要无产阶级向资产阶级进行斗争这个纲,正是要代表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进攻。这样的“敢字当头”,只能是意味着敢于对抗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敢于颠覆无产阶级专政,敢于复辟资本主义。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气势汹汹地叫嚷“不怕个人被打倒”,这无非是给坚持资本主义道路的复辟势力撑腰打气,鼓动他们敢于向无产阶级挑战,翻文化大革命的案,向革命群众反攻倒算。在右倾翻案风甚嚣尘上的时候,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曾经得意忘形地说:“只要人家说你复辟了,你的工作就干好了。”这个自白,真是淋漓尽致地活现出一副复辟狂的面目,道破了他们“敢字当头”的阶级实质,很可以擦亮那些天真善良、有点书生气的人们的眼睛。列宁说得好:“从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是一整个历史时代。只要这个时代没有结束,剥削者就必然存着复群希望,并把这种希望变为复辟行动。被推翻的剥削者不曾料到自己会被推翻,他们不相信这一点,不愿想到这一点,所以他们在道到第一次严重失败以后,就以十倍的努力、疯狂的热情、百倍的仇恨投入战斗,为恢复他们被夺去的‘天堂”、为他们的家庭而斗争”。(《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你看,被推翻的剥削者不是很有点“敢字当头”的味道吗!在或者是无产阶级专资产阶级的政,或者是资产阶级专无产阶级的政这样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面前,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抛弃阶级斗争这个纲,抛弃党的基本路线,抽象地谈“敢字当头”,并妄图用以篡改毛主席关于革命接班人的五条标准,要把我们的广大干部引向哪里去,不是很清楚吗?然而,他们的用心是徒劳的。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锻炼和考验的广大共产党员和革命干部,已经识破了他们的险恶用心,并正在与之作坚决的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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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级领导班子实行老、中、青三结合,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出现的社会主义新生事物,是按照毛主席提出的五条标准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好形式。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指引下,经过文化大革命,经过批林批孔,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评论《水浒》,我们各级三结合的领导班子不断完善,更加朝气蓬勃,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当然,三结合的领导班子在前进中也还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需要加强自身的革命化建设。领导班子的建设,最根本的,是以阶级斗争为纲,端正思想政治路线。思想政治路线端正了,其他问题才能得到更好的解决。所谓整顿“软、懒、散”,离开阶级斗争这个纲,不从路线上看问题,就不可能有正确的标准和正确的做法。为了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我们的各级领导班子必须成为能够坚决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有战斗力、有革命干劲、紧密团结的坚强指挥部。但如果路线错了,又不及时改正,岂不是越“硬”越糟吗?方向不对,只拉车不看路,岂不是越“勤”离毛主席革命路线越远吗?难道可以不问路线是非,认为凡是领导成员间有分歧、有斗争,就一概是“散班子”吗?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脱离阶级斗争这个纲,大整所谓“软、懒、散”的领导班子,他的目的,说穿了,就是要全盘否定老、中、青三结合,扼杀这一社会主义新生事物,就是要打击坚持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干部,排斥文化大革命中涌现出来的新生力量,把那些热衷于搞资本主义、修正主义的人塞到各级领导班子中去,建设一个搞马克思主义是“软”的,而搞修正主义却是“硬”的领导班子,以同无产阶级争夺领导权,为复辟资本主义作组织上的准备。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不是说什么干部不管犯过什么错误都要用吗?这并不是在关心犯错误的干部,而是力图把那些对文化大革命不满,要算文化大革命的帐的人都网罗起来,组成他们大刮右倾翻案风的“硬”班子。广大革命干部,包括犯过错误,已经或者愿意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的同志,千万不要上当!试看,教育界、科技界曾经被他们把持了领导权的某些部门,右倾翻案风刮得最凶,修正主义沉渣泛起,不就是他们搞所谓“整顿”的标本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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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革命的同志们,要认真学习毛主席关于党的建设的教导,重温毛主席在文化大革命中关于领导干部、共产党员思想作风问题的许多重要教导。毛主席指出:“党组织应是无产阶级先进分子所组成,应能领导无产阶级和革命群众对于阶级敌人进行战斗的朝气蓬勃的先锋队组织。”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当然必须是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毛主席还说过:“国家机关的改革,最根本的一条,就是联系群众。”毛主席非常鲜明地把党组织包括各级党委的无产阶级性质放在第一位,非常重视联系群众,把它作为改革国家机关的根本问题提出来,因为只有密切联系群众的无产阶级先锋队,才能够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同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进行斗争,反对修正主义,限制资产阶级法权,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伟大事业而斗争到底。这同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把党的建设说成只是反对所谓“软、懒、散”,是一个多么尖锐的对照!搞社会主义还是搞资本主义这样两条相对立的路线,不是非常清楚吗?刮右倾翻案风的人抹杀和对抗毛主席的这些指示,用什么“几个字”来篡改和代替它,我们难道不应当重新学习和坚决执行毛主席这些指示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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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指出:“为了保证我们的党和国家不改变颜色,我们不仅需要正确的路线和政策,而且需要培养和造就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在主席的这一论断,精辟地阐明了党的政治路线与组织路线的辩证关系,阐明了在贯彻执行党的政治路线的过程中干部所起的重要作用。毛主席为我们党提出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制定了党在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和政策。为了确保这条马克思主义路线得以贯彻并坚持到底,我们必须按照毛主席提出的五条标准,从上到下地、普遍地、经常不断地注意培养和造就革命事业接班人,把无产阶级的优秀分子选拔到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岗位上来。刮右倾翻案风的人那样狂热地在干部和领导班子问题上大做文章,充分说明他们十分懂得接班人的重要。他们不仅有一条与毛主席革命路线相对抗的修正主义政治路线,而且有一套篡党夺权的组织措施。一旦得逞,他们就要继续实现刘少奇、林彪的反革命未竟事业,变无产阶级专政为资产阶级专政,整个中国就要改变颜色了。伟大领袖毛主席高瞻远瞩,洞察一切,亲自发动和领导了这场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这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一切不愿意中国变修的工人、贫下中农、共产党员、革命干部和革命知识分子,都要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地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一边,把反击右倾翻案风的伟大斗争进行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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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续革命 永不停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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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本溪市委员会书记 罗定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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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大领袖毛主席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曾经教导我们:“不要吃老本,要立新功!”最近,毛主席又再次提醒我们要正确对待文化大革命。毛主席的话语重心长,充分体现了对老干部的关怀和爱护,为我们老干部指明前进的方向。在当前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中,我重温毛主席的教导,回顾自己走过的道路,感到十分亲切,决心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指引下,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永不停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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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抗日战争初期参加革命的。在战争年代,我跟着党走,打日本帝国主义,打蒋介石,方向明,决心大,总感到有一般使不完的劲。可是进城以后,特别是在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在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影响下,自己前进的步子就逐渐慢了下来,甚至一度走上了资本主义道路。为什么我对党所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能持积极态度,对同样是党所领导的社会主义革命却不那么积极,经常处于被动状态,甚至犯了走资派的错误呢?这当中有许多深刻的教训。其中带根本性的一条,就是在进入社会主义革命时期以后,自己的思想仍然在很大程度上停留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没有社会主义革命的精神准备,对社会主义革命的性质、对象、任务和前途缺乏深切的理解。建国以来二十多年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特别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实践证明,不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头脑,提高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觉悟,是过不好社会主义革命这一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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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的基本结束和社会主义革命阶段的开始。为了使我们的思想能适应这一革命的转折,建国前夕,毛主席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就指出,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胜利后,国内的主要矛盾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就是要解决这个矛盾,要实行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彻底消灭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改造小生产,限制资产阶级法权,铲除滋生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土壤,为实现共产主义创造条件。这同过去民主革命时期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斗争,在性质上有着根本的区别。思想停留在民主革命阶段,看不到主要矛盾的变化,看不到革命性质的变化,就会忘记阶级和阶级斗争,就会对社会主义革命不理解、有抵触,甚至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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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民主革命取得胜利后,我认为三座大山推翻了,革命成功了,该喘喘气、过好日子了。这样,就很自然地接受了刘少奇所谓的“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等修正主义黑货。毛主席领导的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运动,使我受到了很大的教育,感到革命并不象自己原来想的那样已经到头了。可是,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又认为这回可差不多了,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建立,社会主义革命大功告成了。这时,刘少奇一伙胡说什么“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已经基本上解决”,国内的主要矛盾“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自己又一拍即合,上当受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前,我在鞍山市委工作,抓过一段工业。当时自己错误地认为,“鞍钢宪法”战胜了“马钢宪法”,党对企业的领导和政治挂帅的问题基本上解决了,工作重心应该是发展生产了。所以,放松了阶级斗争,没有贯彻执行“鞍钢宪法”,却执行了刘少奇的修正主义办企业路线,大搞“奖金挂帅”、“物质刺激”,把社会主义企业引向了邪路。这一个又一个的教训,实在太深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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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六五年,毛主席在批判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时曾经指出:“整个过渡时期存在着阶级矛盾、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两条道路斗争。忘记十几年来我党的这一条基本理论和基本实践,就会要走到斜路上去。”这是一个千真万确的真理。我之所以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往往很不理解,往往执行得很不认真,很不得力,而对代表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的修正主义路线往往易于接受,原因就在于看不到或者不承认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看不到或者不承认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和两条道路的斗争,背离了我们党的基本理论和基本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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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不仅要懂得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还要进一步搞清楚社会主义革命的主要对象。在社会主义社会中,被打倒的地主资产阶级决不甘心于他们的失败,总是妄图复辟。同时,由于资产阶级影响的存在,小生产影响的存在,资产阶级法权的存在,还会不断地产生新的资产阶级分子。社会上的阶级斗争必然反映到党内来,党内就会产生代表资产阶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搞社会主义革命,应当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应当知道党内还有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毛主席在我国农村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期间,曾经明确指出:“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中共中央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通知》中,毛主席也告诫我们:“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我们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就是要与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作斗争。去年夏季前后,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提出“三项指示为纲”的反动纲领,刮起一股右倾翻案风,妄图改变党的基本路线,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这又一次说明,当前的主要危险仍然是修正主义,代表地主资产阶级利益在党内搞修正主义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还在走。我们必须深入地批判这一条修正主义路线,反击右倾翻案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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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革命的实践经验证明,少数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期的革命者,在社会主义革命阶段如果不注意自己的思想改造,不能随着工人、贫下中农的步伐前进,思想仍然停留在民主革命阶段,就有可能转化成为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成为社会主义革命的对象。这种现象并不奇怪。列宁曾经指出:“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过程中,许多人加入我们的党,并不纯粹是由于拥护我们党的无产阶级纲领,而主要是因为看到我们党为争取民主而进行了光辉的坚决的斗争,他们在接受无产阶级政党的革命民主主义的口号时,并没有把这些口号同社会主义无产阶级的整个斗争联系起来。”(《“无产者报”扩大编辑部会议》)思想停留在民主革命阶段的人,正是这样。他们在民主革命阶段还可以部分地同意无产阶级政党的最低纲领,在党的领导下为革命做一些有益的工作。但是,到了社会主义革命时期,有的人就在革命中途停下来不再继续前进了,就后退了,甚至反对革命了。当社会主义革命日益深入,要限制到他们喜欢的那一部分资产阶级法权的时候,他们就很有反感,就会抵触革命,反对革命,走向革命的对立面,成为代表资产阶级的走资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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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停留在民主革命阶段,是资产阶级世界观的反映。要使自己的思想跟上社会主义的前进步伐,就必须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自己,在革命斗争实践中对资产阶级世界观进行一番彻底的改造。记得在五·七干校学习期间,有一次到农场参加生产劳动,有位女工亲切地对我说:“老罗,你过去是市委书记,是大官老爷,咱普通工人见到你都很难。现在,你能同咱一块干活,也敢叫你老罗了,你可不要再变了!”这位农场女工的话对我教育很大。我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前,当官做老爷,工农感情丢掉了,政治上思想上已经部分地变质了。如不改变这种状况,不同工农群众一道革命,就要被历史所淘汰。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的教育,我比较地注意了改造世界观,注意了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克服当官做老爷的思想。在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运动中,我到本溪市合金厂和工人、基层干部一起学习理论,批判修正主义,一起进行调查研究,解决办企业的路线和领导权问题。通过一段蹲点调查,我亲眼看到了工厂经过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发生的深刻变化,看到社会主义新生事物和新生力量茁壮成长,看到大好形势和大好形势下的阶级斗争,进一步提高了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自觉性。当然,“世界观的转变是一个根本的转变”不能一蹴而就,也不能一劳永逸。用无产阶级世界观代替资产阶级世界观,需要经过长期的痛苦的磨练。但是,只要坚持不断地注意自己的思想改造,就能够做到在继续革命的道路上永不停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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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正在开展的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继续和深入。我决心站稳无产阶级立场,旗帜鲜明地同修正主义路线作斗争,并在斗争中继续努力改造世界观,正确对待文化大革命,正确对待群众,正确对待自己,为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巩固和发展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而战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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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点哲学 继续批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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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丘的亡灵与教育界的奇谈怪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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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天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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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在教育、科技、文艺等领域,一场批判修正主义路线、回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正在向纵深发展。随着斗争的深入,人们可以更加清楚地看到,在右倾翻案风的各种奇谈怪论中,贯穿着一条“克已复礼”的修正主义黑线,游荡着孔丘的亡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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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在我国由奴隶制向封建制大转变的春秋末期的孔丘,面对奴隶制“礼崩乐坏”的局面,忧心如焚,惶惶不可终日。他把当时的一切社会改革都斥之为“无道”,认为从政治制度到教育制度,从人们的治学精神到道德品质,都是“一代不如一代”。为了实现“克己复礼”的反动纲领,孔丘四处游说,从政兴学,删诗订礼,反对奴隶的暴动和新兴地主阶级的“僭越”,反对包括教育改革在内的一切社会改革。今天,制造奇谈怪论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否认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教育革命蓬勃发展的大好形势,大唱“今不如昔”的反调,到处发指示,作报告,叫嚷“文化革命以来,教育革命总没有解决好”,因面就是要“扭”。他们从学校的培养目标到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等各个方面,都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相对抗,妄图把无产阶级教育革命事业前进的车轮,重新拉回到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的老路上去,复辟资本主义。请看,他们的言行和昔日的孔丘有着多么惊人的相似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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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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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作为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专政的工具,是通过为一定的阶级培养人材体现出来的。所以,右倾翻案风的鼓吹者在企图扭转教育革命的方向时,首先着力于歪曲无产阶级的培养目标。为此,他们反对批判“读书做官”论,重新搬出了孔家店“学而优则仕”的陈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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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面优则仕”是孔丘的得意门徒子夏提出来的,这个口号集中概括了孔丘的办学目的。孔丘执教一生,就是为了替奴隶主贵族训练精通周礼的官僚。孔丘及其徒子徒孙都把读书做官看成天经地义的事情。子路说:“不仕无义”,(《论语·微子》》认为读书人不当官就不合道理;孟轲则说:“士之仕也,犹农夫之耕也”,(《孟子·滕文公下》》认为读书当官同农民种地一样理所当然。他们坚决反对士人成为劳动者,谁这样想、这样做,谁就搞乱了“君子”与“小人”的等级名分,谁就要遭到遗责。总之,读书是当官的阶梯,学校是培养劳心“君子”的殿堂,这就是孔丘办学的方向和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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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家店精心修建“学面优则仕”这架“梯子”,其终极目的不仅仅是为了猎取个人的功名利禄,而是要儒家之徒挤进执政者的行列,借助国家机器的力量,推行儒家复古倒退的路线,以维护日益腐朽没落的奴隶制度,使整个奴隶主阶级逃避被推翻的灭顶之灾。孔丘说的“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论语·阳货》》就把这种意图表达得一清二楚。他的一些所谓“学而优”的弟子,当官以后正是这样做的。例如,那个被孔丘列为“政事”科“优等生”的子路,到鲁国新兴封建主季氏那里当“家宰”,实际上是充当内奸,制造了“堕三都”事件,削弱了鲁国的新兴势力。另一名被孔丘列为“文学”科“优等生”的子夏,在魏国当魏文候的老师时,幕后操纵国政,让旧贵族魏成子取代法家李锂担任魏相,导致李埋变法中途夭折。孔门师徒的行径充分说明,“学而优则仕”的要害是“复礼”。韩非就看出了这一点,他曾警告新兴的封建统治者,如果重用那些沿着“学面优则仕”道路爬上来的儒生,便有亡国灭朝之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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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千年来,一切反动统治阶级一直坚持“学而优则仕”这条道路,把读书当做爬上统治地位的进身阶梯,使学校成为训练剥削阶级“治人者”、“劳心者”的地方,教育成了对劳动群众专政的武器。今天,无产阶级就是要翻这个历史的旧案。毛主席规定的应该使受教育者“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的培养目标,以及毛主席关于“要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到学校学几年以后,又回到生产实践中去”的指示,就是要拆掉“学而优则仕”的“梯子”,同孔孟之道的传统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文化大革命中,教育战线涌现出来的一系列新生事物,例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学生社来社去,“七·二一”工人大学广泛兴办,等等,就都是毛主席这一光辉思想的具体实践。然而,刮右倾翻案风的人对于这幽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社会主义新生事物,却一百个看不惯;对于拆掉读书做官的“梯子”,一千个不同意。他们大叫大嚷:“不培养干部,办大学干什么?”“学校就培养工人、农民,这样学校就取消了。”这些奇谈怪论清楚地表明,他们在学校的培养目标上如此顽固地反对毛主席的《七·二一指示》,反对党的教育方针,就是仍然要坚持孔家店的“学而优则仕”的道路,千方百计地保留读书做官这架“梯子”,以扩大资产阶级法权,扩大三大差别,为资本主义复辟培植社会基础。因此,无产阶级决不能迁就他们,迁就他们就是迁就了被推翻的地主资产阶级,就会重蹈苏联变修的覆辙,就有亡党亡国的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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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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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一定的教育方针,必然要采取与之相适应的教学内容。面一定的教学内容,又都是为实现一定的培养目标服务的。孔丘为了培植“守死善道”的“仁人”、“君子”,以诗书礼乐为教材,向青年灌输奴隶主阶级的思想文化。与此同时,孔丘把当时出现的革新思潮污蔑为异端邪说,严禁学生与之接触。在孔家店,一切实际的知识、技艺,也都被断然排斥于教学内容之外。子夏曾明确表示,做工不是“君子”所应致力的事业;樊迟请求学习种庄稼,便被孔丘斥为“小人”;卫灵公求教军事,孔丘干脆拒绝答复。总之,在孔丘看来,从学习革新政治,到学习实际知识和技艺,统统是非法的、不能允许的。正因为如此,孔门不仅盛产反动分子,而且制造了一大批不学无术之徒,他们空有“学者”的虚名,其实都是无用的秕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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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孔丘的这种反动教育思想,毛主席早在三十年代就作过深刻批判,明确指出:“中国古代在圣人那里读书的青年们,不但没有学过革命的理论,而且不实行劳动。”这就一针见血地揭露了孔家店教学内容的要害。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一开始,毛主席又在《五·七指示》中明确提出:“学生也是这样,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即不但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毛主席的这一指示,把学习阶级斗争和生产斗争的实际知识纳入了教学内容,这既是与孔家店的传统反其道而行之,也是对刘少奇搞的那一套封、资、修教学内容的一个伟大的反潮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广大师生遵循毛主席的《五·七指示》,实行开门办学,把学文与学工、学农、学军以及批判资产阶级有机地结合起来,提高了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觉悟,增长了才干,取得了丰硕成果。但是,奇谈怪论者对这一切却视而不见,充耳不闻,胡说““三学’有过头的地方”,实际上是重操孔老二的故仗,要把学工、学农、学军从教学内容中排斥出去。在他们看来,不这样做,就是“不讲学文化”。而他们的所谓“学文化”,也不过是一个反对教学改革的幌子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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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竟什么是文化?奇谈怪论者要的又是什么文化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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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教导我们:“一定的文化(当作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一切文化“都是属于一定的阶级,属于一定的政治路线的”。这说明,在阶级社会里,决没有什么超阶级、超政治的文化。一部《论语》,多处提到“学文”,而孔丘所说的“学文”,是指的学习以礼为核心的没落奴隶制的典章文物,因此孔丘的“文教”也就是“礼教”。“礼”指的是殷周奴隶社会的分封、等级、世袭等制度,它是奴隶主贵族“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岗”(《左传》隐公十一年)的工具。孔丘把“学礼”作为培植奴隶主阶级下一代的根本措施。他曾对自己的儿子说:“不学礼,无以立”,(《论语·季氏》)认为不学周礼便不能站稳奴隶主阶级的立场。孔丘一再强调,对于礼制不可稍有违反,他说:“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论语·颜渊》)他要求人们在“礼”的面前,诚惶诚恐,不得越雷池一步。孔丘对弟子的要求,最根本的是不得“违礼”。颜渊之所以被孔丘一再推崇、表彰,就是因为他在“礼”的面前“不违如愚”;(《论语·为政》)相反,较有政治才干的冉求,由于帮助季氏发展封建经济,使得“季氏富于周公”,(《论语·先进》)这显然是“违礼”之举,所以孔丘扬言要将冉求革出教门。可见,孔丘的“礼教”完全是扼杀青年革命精神的纹索。孔丘就是企图用这种礼教来训练维护奴隶制度的忠实奴才。的传统反其道而行之,也是对刘少奇搞的那一套封、资、修教学内容的一个伟大的反潮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广大师生遵循毛主席的《五·七指示》,实行开门办学,把学文与学工、学农、学军以及批判资产阶级有机地结合起来,提高了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觉悟,增长了才干,取得了丰硕成果。但是,奇谈怪论者对这一切却视而不见,充耳不闻,胡说““三学’有过头的地方”,实际上是重操孔老二的故仗,要把学工、学农、学军从教学内容中排斥出去。在他们看来,不这样做,就是“不讲学文化”。而他们的所谓“学文化”,也不过是一个反对教学改革的幌子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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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竟什么是文化?奇谈怪论者要的又是什么文化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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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教导我们:“一定的文化(当作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一切文化“都是属于一定的阶级,属于一定的政治路线的”。这说明,在阶级社会里,决没有什么超阶级、超政治的文化。一部《论语》,多处提到“学文”,而孔丘所说的“学文”,是指的学习以礼为核心的没落奴隶制的典章文物,因此孔丘的“文教”也就是“礼教”。“礼”指的是殷周奴隶社会的分封、等级、世袭等制度,它是奴隶主贵族“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岗”(《左传》隐公十一年)的工具。孔丘把“学礼”作为培植奴隶主阶级下一代的根本措施。他曾对自己的儿子说:“不学礼,无以立”,(《论语·季氏》)认为不学周礼便不能站稳奴隶主阶级的立场。孔丘一再强调,对于礼制不可稍有违反,他说:“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论语·颜渊》)他要求人们在“礼”的面前,诚惶诚恐,不得越雷池一步。孔丘对弟子的要求,最根本的是不得“违礼”。颜渊之所以被孔丘一再推崇、表彰,就是因为他在“礼”的面前“不违如愚”;(《论语·为政》)相反,较有政治才干的冉求,由于帮助季氏发展封建经济,使得“季氏富于周公”,(《论语·先进》)这显然是“违礼”之举,所以孔丘扬言要将冉求革出教门。可见,孔丘的“礼教”完全是扼杀青年革命精神的纹索。孔丘就是企图用这种礼教来训练维护奴隶制度的忠实奴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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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刮右倾翻案风的奇谈怪论者口口声声强调“学文”,但是,他们一方面把参加阶级斗争、学习革命理论污蔑为“政治冲击业务”,另一方面又把学文与学工、学农、学军对立起来,叫嚷“三学”影响了“学文”。既然否定了革命的理论知识,排斥了生动的实际知识,那么,他们所要学的“文化”,就只能是封、资、修的破烂,只能是毒害学生、摧残青年的反动文化。学习这样的文化,只能扼杀青年朝气蓬勃的革命精神,使人越学越蠢,越学越修。因此,奇谈怪论者所津津乐道的“学文”,与毛主席《五·七指示》中的“学文”,是根本不相同的,倒是与孔丘的那个“学文”一脉相承,没有多大差异。可见,我们和奇谈怪论者在教学内容问题上的分歧,决不是一个要不要学文化的论争,而是究竟用哪个阶级的思想政治路线教育青年的原则分歧。所以必须把它辩论清楚,以肃清孔孟之道的流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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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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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一定教学内容相适应的教学方法,同样是从属于一定的教育路线和方针的。孔丘在向其门徒灌输礼、义、孝、悌等政治道德教条时,十分讲究方法。今天,奇谈怪论者为了扭转教育革命的方向,反对改革旧的教学方法,胡说什么“过去是路线错了,不是说一切方法都错了”。实际上是他们要把一整套认识同实践相脱离、主观同客观相分裂的旧的教学方法重新恢复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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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上真的有“错误路线”下面的“正确方法”吗?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方法论与世界观是统一的,一定的方法总是服务于一定的路线的。就拿孔丘来讲,他的一整套教学方法,一点也没有脱高其“克己复礼”的政治纲领和先验主义的认识路线。例如,“学面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这个所谓的“治学名言”,拆穿了,不过是培养复辟分子的唯心主义的修身养性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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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丘所谓的“学”,仅限于背诵、叙述“生而知之”的“圣人”制订的古代文物典章。有一次,子路要一个青年到费城去担任实际工作,孔丘就大为生气,指责子路:“你这是误人子弟。”子路反问道:“那地方既有人民,又有政权,为什么一定要读书才算做学问呢?”这番话驳得孔丘无言对答,只好大骂子路狡辩。(见《论语?先进》)这就说明,在孔丘看来,接触实际不算学习,只有象子张那样把古圣先贤的信条写在衣带上,整天哼哼唧唧,背诵不已,才能从孔丘那里赢得“好学”的赞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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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孔家店,所谓的“思”,也不是指的对于从客观外界获得的感性材料的加工制作过程,不是正确反映客观实际的理性认识,而是一种超感觉的、唯心主义的主观体验,是要人们以周礼为尺度,经常不断地“内讼”、“自省”、“三省吾身”。总之,孔丘的“学”,是死读儒家经书;孔丘的“思”,是闭门思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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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的奇谈怪论者在学习观、知识观上顽固地坚持孔丘的唯心主义路线。他们反对学生参加三大革命运动的实践,污蔑开门办学是“实践——实践——实践”,就是要排斥实践、取消实践,企图重新拾起孔丘“学而思”、“思而学”的那一套,让学生关门读书,从理论到理论,从概念到概念,陷入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泥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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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竟什么是知识?怎样才能学习知识?辩证唯物论认为,自从人类进入阶级社会以来,知识只有两大类,这就是阶级斗争知识和生产斗争知识,哲学则是关于自然知识和社会知识的概括和总结。要学习和掌握这些知识,一点也不能离开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三大革命运动的实践。因此,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排斥一切否认实践重要性、使认识离开实践的错误理论”。而旧的教学方法恰恰与此相反,它的基本特征是“理论和实际分离”,“书本与生活实践完全脱节”。这种特征,是一切没落阶级的思想特征,也是一切机会主义者、修正主义者的思想特征。这种认识路线上的一致性,使得右倾翻案风的鼓吹者与孔丘的方法论完全一致。而这种主观和客观相分裂、认识和实践相脱离的教学方法,从来都是为培养剥削者、压迫者服务的。孔丘用这样的方法,训练出一批“不耕而食,不织而衣”的寄生虫,他们“国无事不用力,有难不披甲”,(《韩非子·外储说左上》不事耕战,以游说干禄为生,“呼先王以欺愚者而求衣食焉”。《荀子·儒效》)当时的劳动人民就骂这帮人是“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可见,一定的教学方法是决定于一定的教育路线的。因此,毛主席在批判旧教育制度的同时,也多次严肃批判了旧的教学方法,并把改革旧的教学方针和方法,与改革旧的教育制度联系在一起,作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个极其重要的任务”。奇谈怪论者却与毛主席的一贯教导相背离,一再为旧的教学方法大唱赞歌,唯恐这些摧残人材的货色绝迹于世,要人们赶紧照搬。他们说过去“路线错了”是言不由衷,说过去“方法不见得都错”却流露了真情。其实质是企图通过恢复“三脱离”、“三中心”这一套旧教学方法,来复群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学校的旧教育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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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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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和现实的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事实都一再表明,教育领域从来就是革命阶级与反动阶级争夺的一个重要阵地。孔丘在“斥乎齐,逐乎宋、卫,困于陈、蔡之间”,“累累若丧家之狗”,(《史记·孔子世家》)政治上到处碰壁的落魄时刻,仍然“讲诵弦歌不衰”,死死抓住教育不放,惨淡经营私学,就是力图利用殷周奴隶制旧传统在这个领域所占有的某种优势,达到恢复文武周公之道的目的。今天,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地主资产阶级处于被专政的地位,特别是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无产阶级在上层建筑领域加强了全面专政。教育这个长期被剥削阶级霸占的“世袭领地”,也正在被改造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但是,被推翻的地主资产阶级决不甘心退出这个阵地,妄图把它当作复辟资本义的桥头堡。充当他们在党内代理人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在教育界大刮右倾翻案风,并非他们真的“热心”教育事业,而是要在这里打开缺口,进面翻整个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案,搞“克己复礼”,开历史倒车,把社会主义的新中国拉回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的老路上去。因此,我们同不肯改悔的走资派之间的斗争,决不仅仅是怎么办教育的大辩论,面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生死搏斗,是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命运和前途的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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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刮右倾翻案风的走资派的种种表演中,我们还可以明白无误地看到,他们都是地地道道的尊孔派。鲁迅曾经说过:“尊孔,崇儒,专经,复古,由来已经很久了。”(《十四年的“读经’》)事实正是这样。就我们党内的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而言,从陈独秀、王明,到刘少奇、林彪,凡是搞机会主义、修正主义的无不是孔老二的忠实信徒。所以如此,因为他们和孔丘一样都是腐朽没落阶级的代表人物,他们有共同的反动政治要求和反动的思想基础,他们手中没有真理,拿不出什么象样的货色来,只能拜倒在孔丘的脚下,从儒家学说中寻求反革命的理论根据,“以昨天的卑鄙行为来为今天的卑鄙行为进行辩护”。要革命必须批孔,反修必须批孔,这是一条重要的历史经验。我们今天批判奇谈怪论,反击右倾翻案风,也必须继续深入批孔。只有这样,才能挖出奇谈怪论的思想根源和历史根源,进一步认清右倾翻案风的反动实质,保卫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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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斗正未有穷期,老谱将不断的袭用。”(鲁迅。《伪自由书·后记》)只要阶级和阶级斗争还存在一天,尊孔复古的老戏总会有人要演,因而我们批判孔丘及其徒子徒孙的斗争也就不能停止。两千多年前,搞“克己复礼”的孔丘,早已身败名裂,成为千古罪人;今天,效法孔丘逆历史潮流而动的人,也决不会有什么美妙的结局。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胜利进军是任何力量也阻挡不住的。让我们发扬“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的大无畏革命精神,迎头痛击右倾翻案风,把批孔斗争继续深入进行下去,为反修防修,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作出新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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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修必须批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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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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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反击右倾翻案风的伟大斗争正在乘胜前进。这是一场马克思主义同修正主义两条路线的大辩论,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两大对抗阶级的又一次大交锋,也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继续和深入。为了彻底揭露和批判目前党内存在的那条修正主义路线的反动实质,深入开展反修防修的斗争,我们必须继续批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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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七四年,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批林批孔运动是一场重大的阶级斗争。它所要解决的根本问题是坚持继续革命,反对复辟倒退。在这场斗争中,广大革命群众和革命干部牢牢抓住阶级斗争这个纲,努力学习马列和毛主席的著作,认真研究现状,研究儒法斗争和整个阶级斗争的历史,深入揭露和批判林彪修正主义路线的极右实质,批判宣扬复辟倒退的孔孟之道,有力地回击了一九七二年出现的那股复辟资本主义的反动思潮,推动了上层建筑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各条战线的斗、批、改,促进了群众性的理论队伍的蓬勃发展,巩固和发展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成果。这场斗争深刻说明:反修防修必须深入批孔。孔孟之道是修正主义的重要思想武器。从本质上揭露修正主义路线同孔孟之道的联系,使人们都知道孔孟之道的反动性和虚伪性,对于我们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具有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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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那些刮右倾翻案风的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为了向文化大革命原攻倒算,到处散布反对和否定批林批孔的奇谈怪论。他们用恶毒的语富污蔑和咒骂批林批孔运动,妄图否定这场伟大的反修防修斗争的成果。人们不禁要问:这些顶着共产党员称号的人为什么这样仇视和反对批林批孔运动呢?一经剖析,就会看得很清楚:他们所推行的那条路线正是刘少奇,林彪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的继续,追根溯源,又是同孔老二的“克己复礼”反动路线一脉相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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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和现实的阶级斗争告诉我们:凡是搞复辟的人,必然要反对和改变正确路线。两千多年前,孔老二为了反对封建制代替奴隶制的社会变革,维护和复辟腐朽的奴隶制度,炮制了一条“克己复礼”的反动路线,同法家的革新路线相对抗。它的具体内容就是“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为了推行这条反动路线,他提出“正名”,用奴隶制度的“周礼”来“匡正”已经变革了的社会现实,妄图把当时出现的新生事物统统砍掉,恢复奴隶社会的旧制度、旧秩序、旧文化。历史上的一切反动派,从赵高、王莽到袁世凯、蒋介石,为了开历史的倒车,无不到孔家店去寻找思想武器。“克己复礼”就成为他们搞反革命复辟活动的一面旗帜,“正名”就成为他们镇压革命派的一条大棒。中国的修正主义的一个特点,就是不但用资产阶级的反动思想,而且用孔孟之道“修正”马克思主义。从陈独秀、王明到刘少奇、林彪,都是如此。当前刮右倾翻案风的人也不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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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右倾翻案风总“风源”即那个提出“三项指示为的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身上,我们又一次看到了孔老二幽灵的再现。当文化大革命摧毁了刘少奇资产阶级司令部的时候,他施展“克己”的手段,一再发誓“永不翻案”,要“悔过自新,重新做人”。一旦重新工作,大权到手,便立即举起“复礼”的黑旗,公开叫嚷要“复辟”,要当“还乡团”,疯狂向文化大革命反攻倒算。他为了搞“克己复礼”,拼命鼓吹阶级斗争熄灭论,抛出所谓“三项指示为纲”,从根本上篡改党的基本路线,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他真的是要“熄灭”阶级斗争吗?不。他要“熄灭”的是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而对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不但不“熄灭”,面且抓得很紧,企图一手把无产阶级革命派打下去,一手把资产阶级复辟势力扶上台。他实际上干的正是“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他们反对提“把学校办成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反对在科技战线提“无产阶级专政”,就是要“兴”已经被文化大革命摧毁了的那些资产阶级独立王国。他们反对同“十七年”修正主义路线对着干,叫喊“过去一些做法不一定都错”,要“批判地继承”,就是要“继”刘少奇、林彪反党集团之“世”,重新推行他们那条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他们反对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反对毛主席关于革命接班人的五条标准,反对各级领导班子坚持老、中、青三结合的原则,叫喊“就是要靠我们这些老家伙”!实际上,他们并不是要靠坚持继续革命的老干部,而是要打击坚持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老、中、青广大干部,“举”文化大革命中受过批判而又不背改悔的“老”走资派,让他们重新上台专无产阶级的政。“修正主义上台,也就是资产阶级上台”,对此我们应当保持高度警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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刮右倾翻案风的走资派为了翻文化大革命的案,拼命鼓吹“今不如昔”。他们把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以来的大好形势描述得一团漆黑。在他们看来,文化大革命中涌现的社会主义新生事物都是不合法的,“应该调整过来”;被群众批判过的那些修正主义的东西才是“正统”,统统应当恢复。他们甚至学着孔老二的腔调叫嚷:“名不正,言不顺,首先要正名”!那个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提出要“整顿”文化大革命以来的一切,工业、农业、商业、文化教育等各个方面都要“整顿”。“整顿”的标准是什么呢?他直言不讳地宣称:“只要人家说你复辟了,你的工作就干好了。”真是一语道破天机:原来他们是以“整顿”为名,行复辟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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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教育界,他们打着“整顿”旗号,反对工人阶级领导学校,反对工农兵上大学,反对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证蔑教育革命中出现的新生事物“总不是正”。在他们看来,只有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学校,搞“学面优则仕”,培养精神贵族,才是“正统”。他们提出“整顿”教育的目的,是要把学校重新变为资产阶级专政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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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科技界,他们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反对从工农兵中培养和选拨科技人员,反对开门办科研,叫喊“说复旧就复旧”。他们认为只有复专家治所、关门办所、业务至上、“白专”道路之旧才是“正统”。他们在科技界“整顿”的目的,是要让资产阶级重新垄断科学技术,把科研部门变成复辟资本主义的阵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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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艺界,他们制造种种流言蜚语,妄图搞垮无产阶级的领导,为修正主义文艺路线翻案。他们恶毒攻击革命样板戏是“一花独放”,极力鼓吹资产阶级自由化。在他们看来,只有让修正主义分子把持文艺界,让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牛鬼蛇神占领舞台,才是“正统”。他们提出“整顿”文艺的目的,是妄图使文艺部门重新交成匈牙利裴多菲俱乐部那样的团体,使文艺领城成为孔孟之道和资产阶级思想自由泛盘的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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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其他领域也是这样。事实充分说明:他们所谓“整顿”,就是要压制无产阶级革命派,打击革命的新生力量,扼杀社会主义新生事物,使各项工作“率由旧章”,纳入修正主义的轨道,从而达到反革命复辟的目的。这不正是孔老二的“正名”在新形势下的翻版吗?如果按照他们这一套去做,不要很长时间,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成果就会付诸东流,资本主义就会在中国全面复辟。那是多么危险的情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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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党内存在的那条修正主义路线直接继承孔孟之道的衣钵,不是偶然的,它有着深刻的社会背景和阶级根源。刮右倾翻案风的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同两千多年前的孔老二一样,都是社会大变动时期反动没落阶级的代表人物。而搞复辟倒退,反对革新,正是一切反动没落阶级共同的阶级本质和政治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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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党内走资派当中,有些人在民主革命时期是积极的。但是,他们从来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只不过是党的同路人,在革命的过程中他们又没有很好地改造世界观。在进入社会主义革命时期以后,他们的思想仍然停留在老地方。对于社会主义革命,他们不但毫无热情,反而处处抵触。这些人严重脱离群众,做官当老爷,利用手中的职权来维护和扩大资产阶级法权,名为共产党员,实际上从思想到生活已经资产阶级化了。什么共产主义理想,什么全人类的解放,他们早已抛到九霄云外。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中,他们站在革命的对立面,成了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鲁迅说过:“曾经阔气的要复古,正在阔气的要保持现状,未曾阔气的要革新。”鲁迅讲的是革命派和反动派的阶级分野。在社会主义社会,同样存在着这样的阶级分野。“曾经阔气的”和“正在阔气的”,即旧的资产阶级和新的资产阶级分子,以及他们的代表人物——党内走资派,他们拼命要求巩固、扩大和强化资产阶级法权,反对社会变革。同他们相反,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则要求前进,反对倒退。无产阶级坚持继续革命的目的,不是为了使自己“阔气”,而是要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逐步限制资产阶级法权,造成使资产阶级既不能存在也不能再产生的条件,最后实现共产主义。从合作化、人民公社化,一直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随着社会主义革命不断深入,党内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同无产阶级和广大革命人民之间的矛盾就越来越尖锐。特别对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限制资产阶级法权,他们十分反感,十分抵触。他们觉得文化大革命和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对他们很不利,革命革到自己头上来了,所以咬牙切齿,要翻文化大革命的案,要把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社会主义新生事物统统砍掉。他们要求守旧、复古、倒退,这就决定了他们必然乞灵于孔孟之道。社会主义时期的现实斗争表明,孔孟之道还有它的社会基础。无产阶级要变草,要不断扫除前进道路上的障碍,就必须不断批孔。革命与复辟、前进与倒退的斗争,对于资产阶级法权限制与反限制的斗争,必将贯穿于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因此,批孔和尊孔的斗争也必将长期地存在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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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历史上,凡是搞复辟倒退的人,都搞唯心论。他们的世界观“都是以主观和客观相分裂,以认识和实践相脱离为特征的”。孔老二是这样,社会主义时期党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也是这样。孔老二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唯心主义者。他“生今之世,志古之道”,生活在封建制兴起的大变革时代,思想却顽固地停留在奴隶制的西周。他所谓的“道”,其实就是没落奴隶主贵族复辟奴束制的要求。他把这种没落阶级的要求神圣化,用来对抗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对抗人民群众的革命实践。孔老二一生为复辟奴隶制四处奔走,到处碰壁,极端孤立,但是死不回头,就是靠了这种唯心论的世界观做他的精神支柱。现在那些刮右倾翻案风的党内走资派也同样奉行一条否认社会客观规律、否认群众革命实践的主观唯心主义的路线。在他们眼里,根本看不到社会主义社会不断变革的现实,根本看不到以新事物代替旧事物的历史潮流,也根本看不到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最广大的人民群众。他们顽固地站在新老资产阶级的立场上,把极少数反对社会变革的人们的利益和要求,当成唯一的实在,当成真理的唯一标准。凡是对他们这些人有利,符合他们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主观要求的,就是真理;凡是不符合他们利益和要求的,就是谬误,应该一棍子打死。“不管白猫黑猫,捉住老鼠就是好猫”,这就是他们的哲学信条。他们用这种唯心论的世界观来看待文化大革命这一场空前深刻的社会大变革,就得出了“今不如昔”的结论。也正是靠着这种唯心论壮胆,他们拿出孟轲那种“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含我其谁”的架势,大喊要“整顿”,要“复辟”,杀气腾腾,简直不可一世。他们明明知道搞复辟倒退根本违背了党的基本纲领,也明明知道搞复辟倒退必然会激起广大群众的强烈愤怒和反对,但他们仍然一意绳行,象发了疯似地同客观规律相对抗,同人民群众的革命实践相对抗,并且一再叫喊:人要有一股劲”,“不要怕打倒”,“横下一条心,拼命干”。他们这种开历史倒车的顽固性和疯狂性,同当年孔老二“知其不可而为之”的死硬劲头,不是一模一样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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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在《实践论》中指出:“我们反对革命队伍中的顽固派,他们的思想不能随变化了的客观情况而前进,在历史上表现为右倾机会主义。这些人看不出矛盾的斗争已将客观过程推向前进了,而他们的认识仍然停止在旧阶段。一切顽固党的思想都有这样的特征。他们的思想离开了社会的实践,他们不能站在社会车轮的前头充任向导的工作,他们只知跟在车子后面怨恨车子走得太快了,企图把它向后拉,开倒车。”毛主席这段话深刻揭露了修正主义者和包括孔老二在内的一切顽固派在世界观上的共同特征,对于我们当前的斗争有重大的指导意义。我们要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学一点中国哲学史,深入批判孔老二和刮右倾翻案风的党内走资派的唯心论,同时在自己的头脑中清除唯心论和形而上学的思想影响,端正认识路线,尊重唯物论,尊重群众的革命实践。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在社会主义革命时代跟上历史前进的步伐,永远做革命的促进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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彻底肃清孔孟之道的流毒,“还须费很大的气力,还是今后革命改造路上的一个大工程”。一切修正主义者,一切反对社会变革的人,都是尊孔派。他们都害怕批孔,反对批孔,破坏批孔。而一切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一切革命派,则要在继续革命的征途上高举批孔的大旗。我们要以阶级斗争为纲,把批修和批孔结合起来,保证我们国家永远沿着毛主席指引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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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一点中国哲学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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翟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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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全党和全国人民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正在深入发展。在这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大搏斗中,结合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认真学一点中国哲学史,这对于我们加深对社会主义革命的性质、对象、任务和前途的认识,从思想根源上批深批透刮右倾翻案风的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所推行的修正主义路线,是很有益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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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是阶级斗争的工具。自有阶级社会以来,哲学史就是各个历史时期的阶级斗争在哲学上的反映。列宁指出:“不能不看到哲学上的党派斗争,这种斗争归根到底表现着现代社会中敌对阶级的倾向和思想体系。最新的哲学象在两千年前一样,也是有党性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定的政治路线总要以一定的哲学思想作理论根据,一场政治大变革的酝酿、发生和发展过程,必然伴随着一场哲学大论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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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斗争同政治斗争这种紧密相联的特点,我们翻一翻中国哲学史就看得很清楚。两千多年前,春秋战国时代哲学战线上的一场大辩论,就不只是单纯的学术论争,而是深刻反映了没落奴隶主阶级和新兴地主阶级之间两条政治路线的根本对立。代表没落奴隶主阶级利益的儒家,为了替他们这个阶级的复辟行为作辩护,在哲学上狂热鼓吹唯心论的“天命论”和“生而知之”的先验论,鼓吹一代不如一代的历史倒退论。代表新兴地主阶级利益的法家,为了替本阶级的变革实践找根据,针锋相对地批判了反动的儒家哲学,坚持唯物论,坚持进步变革的历史观。当时的儒法两家竞相著书立说,游学讲演,在哲学问题上争论不休,最根本的是要解决这样一个重要问题:究竟是复辟倒退有理还是进步变革有理?法家同儒家在哲学上所进行的这一场大辩论,是直接为封建制代替奴隶制这一政治任务服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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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说:“在阶级存在的条件之下,有多少阶级就有多少主义,甚至一个阶级的各集团中还各有各的主义。”(《新民主主义论》》儒家哲学和法家哲学在汉代中期以前是不同阶级的主义,从此以后,在长期的封建社会里则表现为一个阶级的各集团的主义。地主阶级内部革新派和顽固派之间的两条政治路线斗争,同样地在哲学上得到了深刻的反映。北宋时期的“荆公新学”同唯心主义理学的斗争,就生动地证明了这一点。改革家王安石为了推行进步的变法主张,提出了“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理论纲领,强调“天道尚变”,对儒家唯心论的天命论和复古倒退的历史观进行了勇敢的挑战。顽固派司马光则端力强调“天不变,道赤不变”,一再叫嚣“祖宗之法,不可变也”。(《宋史·司马光列传》》这种敬天法祖的反动哲学,矛头是直接指向王安石变法的。以司马光为头子的大地主阶级顽固派的思想代表程颍、程颐,大肆宣扬唯心主义的理学,叫嚷“如今日却要先整顿”,(《河南程氏遗书》第二)替司马光搞反攻倒算造舆论。司马光一上台,就借“整顿”为名,放手干他的复辟倒退勾当,“以复祖宗法度为先务”,(《宋史·后妃列传》》完全恢复了大地主阶级统治的旧秩序,仅仅一年左右的时间,就葬送了王安石变法的成果。此后,随着大地主阶级顽固派的进一步反动,唯心主义的理学更加神气活现地统治了思想领域。从中国历史上具体考察这种哲学上的党派斗争,可以帮助我们懂得,政治上进步与反动的斗争,同进步哲学与反动哲学的斗争是须臾不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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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每一次重大的政治变革,不仅当时在不同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的人们的思想上引起不同的反映,面且作为反映这场变革的哲学斗争所延续的时间,往往要比政治变革本身长久得多。北宋王安石的变法相继不过几年,而对这场革新的争论却持续了几百年。从儒家营垒来说,先有程颗、程颐兄弟的《二程遗书》,“诋毁安石之言”;(蔡上翔:《王荆公年谱考略》》继有朱熹的《三朝名臣言行录》,汇集了顽固守旧派攻击王安石的言论;此后如《见闻录》、《纪闻》、《笔录》一类的著作“不胜其繁”,纷纷出来咒骂早已成为历史的王安石变法。与此相反,一些主张变革的进步思想家都肯定和推崇王安石变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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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中,反动阶级必然被革命阶级所推翻和消灭,这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但这个阶级的思想体系并不会因此而很快进入坟墓。一种反动哲学思潮尽营在当时被进步的革命的思想家批判得体无完肤,但只要略经改头换面仍然对以后的反动阶级有用。这种情形,正如列宁说的那样:“人在生理上是要自然‘死亡’的,但是思想政治流派不会这样死亡。”《法国社会党人的正直呼声》)至于唯物论同唯心论、辩证法同形而上学的斗争,就是到阶级消灭以后的共产主义社会也还会存在,不过它反映的社会矛盾不同于阶级社会罢了。董仲舒的唯心主义形面上学的神学世界观,是地主阶级的历史地位由进步转向反动时期的产物。他所戴吹的“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形而上学,并没有随着董仲舒的死去以及王充和黄巾起义的批判而销声匿迹,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它几乎成了反动统治阶级的哲学信条。毛主席说:“在中国,则有所谓‘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形而上学的思想,曾经长期地为腐朽了的封建统治阶级所拥护。”(《矛盾论》)毛主席在这里不仅有力地批判了董仲舒的反动世界观,而且深刻阐明了一条规律,即历史上出现的反动哲学流派,总会在以后的反动阶级那里得以借尸还魂;而反动阶级为了替自己的倒行逆施辩护,又必然会寻找历史上的反动哲学作精神武器。因此,一切进步的阶级为了实现革命的变革,就必须批判历史上的反动哲学,肃清其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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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哲学史上,延续了几千年的反孔和尊孔的斗争,集中地表现了革命阶级和地主阶级内部的革新派同腐朽的反动阶级的生死搏斗。春秋战国时期形成的孔孟之道,是一个反对革命、反对进步、主张复辟、主张倒退的思想体系,反映了反动阶级中死硬派的思想特征。在先秦,它直接为没落奴隶主贵族反对新兴地主阶级,粗挠封建制取代奴隶制的变革服务。到西汉以后,它又逐步演变为走向没落的中国封建社会和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统治思想。毛主席说:“那时的统治阶级都拿孔夫子的道理教学生,把孔夫子的一套当作宗教教条一样强迫人民信奉”。(《反对党八股》》直接为帝国主义服务并为它所养养的买办资产阶级,一开始就把孔孟之道率为信条,卖国和尊孔相结合,是这个阶级的重要特点。民族资产阶级一些代表人物在反对封建制度的斗争中,曾经同孔孟之道斗过几阵子,但是不彻底,后来很快由反孔转为尊孔了。无论是地主阶级还是资产阶级,当它们逐渐丧失了上升时期所具有的革命性面变为日趋保守、反动的时候,他们都需要一种保守、反动的哲学思想,用以作为自己的精神支柱。因此,孔丘及其哲学在反动阶级那里鸿运亨通,就决不是偶然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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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推动历史前进,进步的革命的阶级或阶层总是前赴后继地进行反孔批孔的斗争。先秦的法家如商秩、韩非痛斥以孔丘为代表的儒家是“虱”、“蠹”一类的害人虫;尔后地主阶级内部的革新派,也总是注意清除孔孟之道为革新变法设置的障碍。至于我国历史上的每一次农民起义,都对孔丘和儒家思想给以沉重打击,那更是光辉的斗争业绩。鉴于我们党内历次机会主义路线的头子都是尊孔派,因此,毛主席在领导中国革命的进程中,总是把批判机会主义、修正主义路线和批判孔孟之道结合起来,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是这样,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也是这样。这是我们党进行两条路线斗争的一条重要历史经验。认真总结和研究中国哲学史上反孔与尊孔的斗争经验,我们就会进一步认清为什么挂着共产党员招牌的修正主义路线的头子必然尊孔,必然信奉孔孟之道,必然搞唯心论和形而上学,从而鼓舞着我们把反孔批孔的斗争长期地坚持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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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哲学史还清楚地表明,凡是处于没落时期的反动阶级,在哲学上往往带有折中主义的特征。从春秋末期的孔丘到战国中期的思孟学派,都狂热地鼓吹“中庸之道”,宣扬阶级调和。这是因为他们所代表的奴隶主阶级,在当时已是江河日下,只好求教于中庸之道,用折中主义手法来欺霸人民,企图取消新兴地主阶级和劳动人民反对奴素制的革命。折中主义为什么会同没落阶级结下不解之缘呢?鲁迅说得很深刻:“特到满口‘中庸’时,乃是势力已失,早非‘中庸’不可的时候了。”这就是说,“势力已失”的没落阶级非搞折中主义不可。在中国哲学史上曾被称为“兼儒、墨,合名、法”的《目氏春秋》的出笼,就是一种以折中主义面目出现的反动思潮。吕不韦在战国未期主编这部书的时候,儒家思想统治摇摇欲坠,于是不得不打起“杂家”的族号来偷运儒家的黑货,“以儒为主,而参以道家墨家”,(《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一七)实质上就是以折中主义手法来推行“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的反动政治纲领。汉代中期问世的《淮南子》一书,也具有这个特点。西汉初期的法家,是在清静无为的黄老之学的外衣下推行法治路线的。他们讲安定,是为了巩固新兴地主阶级政权的需要。在封建中央集权巩固的情况下,吴楚七国之乱的漏网分子刘安,招徕门客主编了《淮南子》,接过法家提出的清静无为的口号,实际上却是“总统仁义”,用孔孟之道来篡改法家路线,为奴隶主残余势力搞分裂倒退服务。反动没落阶级用折中主义的手法骗人,也为背叛无产阶级的修正主义者所因袭。列宁深刻地指出:“把马克思主义改为机会主义的时候,用折衷主义冒充辩证法是最容易欺确群众的。”(《国家与革命》)现在刮右倾翻案风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正是用折中主义的诡辩术,叫卖阶级斗争熄灭论和唯生产力论,反对以阶级斗争为纲,篡改党的基本路线。这反映了被推翻的地主资产阶级反动、没落和虚弱的本质。我们学一点中国哲学史,就有助于识破机会主义者、修正主义者玩弄的折中主义手法,正确地开展斗争。既然哲学史及其所反映的阶级斗争史表明了阶级斗争和思想斗争都是不可调和的,那我们就决不能同那些搞折中主义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讲中庸之道,面应当从政治路线和思想路线上同他们划清界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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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学一点中国哲学史,完全是为了现实斗争的需要。透过哲学斗争可以看到阶级斗争的实质,可以了解阶级斗争的规律。我们所处的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大多数人要搞马克思主义,走社会主义道路,但也有少数人要搞修正主义,走资本主义道路。我们今天的社会具有两种可能性:或者沿着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引的社会主义方向不断前进,直至共产主义;或者复辟资本主义。这种复辟与反复辟的斗争总是同哲学上的两条路线斗争紧密相联系的。建国以来,从“综合经济基础论”、“思维与存在没有同一性”到“合二而一论”和“天才论”,都是为刘少奇、林彪的修正主义路线制造理论根据的。由于党内机会主义路线的头子都是政治骗子,手中没有任何真理,每当向党发动进攻的时候,他们总不免要乞灵于孔孟之道。现在还在走的走资派,又效法孔丘“克己复礼”,玩弄折中主义手法,鼓吹“三项指示为纲”,妄图改变党的基本路线,对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搞反攻倒算,向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发动猖狂进攻。大量事实表明,刮右倾翻案风的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在思想理论上是孔孟之道的忠实信徒,完全背叛了马克思主义、列字主义、毛泽东思想。他们同历次机会主义路线的头子一样,都是“以主观和客观相分裂,以认识和实践相脱离为特征的”。毛主席在《实践论》这篇光辉哲学著作中深刻地指出了一切顽固党的思想特征:“他们的思想离开了社会的实践,他们不能站在社会车轮的前头充任向导的工作,他们只知跟在车子后面怨恨车子走得太快了,企图把它向后拉,开倒车。”现在刮右倾翻案风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不就是这样的顽固党吗?为了开历史的倒车,他们就不能不继承孔丘的政治路线和思想路线,不能不搞唯心论和形而上学,不能不搞折中主义的诡辩论,从历史上反动阶级的哲学武库中寻找复辟倒退的理论根据。我们要把右倾翻案风从思想根源上批深批透,就必须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学一点中国哲学史,自觉地理解和掌握政治斗争和思想斗争的规律,因势利导地去夺取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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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人开展教育革命大辩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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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对教育革命大辩论的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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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广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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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教育战线反击右倾翻案风的革命大辩论,正在蓬勃发展,破浪前进。革命方兴未艾,必然影响全国。毛主席教导我们:“领导一定要走在运动的前面,不要落在它的后面。”教育战线各级党委加强对运动的领导,是把大辩论继续引向深入和夺取这场斗争胜利的根本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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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不能很好地领导这场斗争,首先在于对这场斗争的认识如何。我们必须认真学习毛主席的重要指示,深刻理解毛主席、党中央的有关部署,学习清华大学开展教育革命大辩论的经验,弄清这场大辩论的实质、意义和目的,充分认识这场斗争的严重性和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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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战线这场斗争,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个阶级、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两条路线的尖锐斗争。斗争的锋芒是指向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右倾翻案风的鼓吹者高喊着“关心教育”、“提高教育质量”的口号,似乎争论只是教育上的问题,实际却完全不是这么回事。他们攻击的矛头是直接指向毛主席、党中央的,他们要翻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案,算文化大革命的账,想推翻无产阶级专政,复牌资产阶级专政。抓住这个本质问题,才能充分认识这是一场关系到我们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激烈的阶级斗争。毛主席指出:“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必须同生产劳动相结合。”他们则背道而驰,攻击无产阶级政治挂帅是“政治冲击业 务”,污蔑教育同生产劳动相结合,实行开门办学是“实践——实践——实践”。毛主席说:“我们的教育方针,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他们说,不行,这样做是忽视智育,是“不学文化”;大学培养工人、农民这样的劳动者是超越阶段,是“现在就要搞共产主义”。毛主席说:“实现无产阶级教育革命,必须有工人阶级领导”。他们说,不行,“要有热心科学的外行来领导”。毛主席说:大学“要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他们说,也不行,“要挑中学生好的,要直接上大学”,如此等等。很明显,这股风想要卷走的,是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是教育革命的丰硬成果;它所刮来的,恰恰是文化大革命中广大群众多次批判过的修正主义教育路线。试想,离开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还有什么无产阶级的“教育质量”可言呢?依了这一套去做,教育不就变成了培养资产阶级贵族老爷的工具了吗?如果让这些人去接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班,无产阶级的江山不就要被资产阶级夺过去了吗?我们一定要透过现象看本质,认清他们反对毛主席革命路线的真面目,决不要上他们那些花言巧语的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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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个月来的大辩论,使我们越来越清楚地看到,教育界的斗争不是弧立的,右倾翻案风的风源,就是提出“三项指示为纲”这个修正主义纲领的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他抛出一条到处搞复辟的修正主义路线,这也要“扭”,那也要“扭”,其要害就是要扭转我们党和国家的社会主义方向,改变党的基本路线,复辟资本主义。就是这个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过去曾犯过严重的路线错误,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他表示“悔过自新”、“永不翻案”之后,党曾给子他悔改的机会,但事实表明,他并没有放弃修正主义的那一套,反而变本加厉,进行反攻倒算,要同无产阶级继续较量。当前开展的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继续和深入。毛主席指出:“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在路线问题上没有调和的余地。”对于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的挑战,我们只能发动群众,坚决斗争。因此,教育革命大辩论的内容,必然地要从反击教育界的右倾翻案风,逐步发展到反击政治思想战线其他方面的右倾翻案风。只有这样,才能保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保卫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巩固我们的无产阶级专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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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同志担心开展大辩论会打乱学校已经建立起来的正常秩序。什么样的秩序是正常秩序?按照唯物辩证法,矛盾和斗争是永远存在的。毛主席最近指出:“什么‘三项指示为纲’,安定团结不是不要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通过批判和斗争,可以推动各项工作不断向前发展,也方以促进在毛主席革命路线基础上的安定团结。文化大革命以前的十七年,教育战线被修正主义路线所统治,“师道尊严”神圣不可侵犯,要求学生只能“闭门读书”,只能作“五分加绵羊”式的驯服工具。在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里,学校出现这种幕气沉沉、一潭死水的局面,不是咄础怪事吗?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广大革命师生响应毛主席关于“教育要革命”的号召,奋起批判修正主义路线,以阶级斗争为主课,开展革命大批判,以社会为工厂,开门办学,使学校同社会生活和现实斗争紧密联系起来,开始打破了资产阶级的旧秩序,出现了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这才是无产阶级学校的新秩序。如果教育战线的同志幻想学校生活“平平静静”,那就中了修正主义路线的毒计。刮右倾翻案风的人极力反对教育革命的目的之一,就是妄图恢复资产阶级的旧秩序,即恢复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状况。我们开展大辩论,如果说会打乱学校的某些秩序的话,那只会打乱刮右倾翻案风的人妄图重新建立的资产阶级的旧秩序,而无产阶级的新秩序必将在这场大辩论中得到进一步的巩固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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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辩论会不会影响教学呢?这种担心也是不必要的。开展大辩论并不是不要教学。遵照毛主席关于“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的方针,运动期间不停课,不停产,不搞战斗队,我们应当而且能够把教学搞得更好。清华大学和其他一些先进单位的经验证明,“阶级斗争,一抓就灵”。开展大辩论,反击右倾翻案风,广大革命师生明辨了路线斗争的大是大非,提高了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觉悟,坚定了教育要革命的方向,进一步激发了社会主义积极性,就能够在教学、科研、生产各个方面做出更大的成绩。毛主席指出:“阶级斗争是你们的一门主课”。列宁说过:“在革命时期千百万人民一个星期内学到的东西,比他们平常在一年糊涂的生活中所学到的还要多。”在运动中引导广大师生把学习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同批判右倾翻案风的奇谈怪论结合起来,在斗争中学习识别潮流,辨别风向,写大字报、批判稿,作社会调查,更能够理论联系实际,更能够学得生动活泼,提高阶级斗争、路线斗争觉悟,锻炼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反之,如果担心大辩论会影响教学,因而不敢放手发动群众,不能在路线问题上辨明是非,那就不单是教学搞不好,甚至还可能走回头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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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同志在右倾翻案风的影响下,说过些错话,做过些错事,大辩论开始以来,有些顾虑。这些同志应当放下思想包袱,振奋革命精神,放手发动群众,大胆领导运动。由于路线斗争觉悟不高,或者受了传统观念的影响,在我们党内历次路线斗争中,总有一些同志受骗上当。这些同志和提出并坚持错误路线的人是不一样的。毛主席指出:“有错误不要紧,我们党有这么个规矩,错了就检讨,允许改正错误。”这是我们的一贯方针。那些受右倾翻案风影响的同志,应当和群众一起战斗,带头学习和批判,在斗争中接受教育,和右倾翻案风划清界限,不断提高路线斗争觉悟,跟上革命的新形势,决不能因为说过一些错话,办过一些错事,就个人患得患失,放弃领导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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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革命大辩论正在深入发展。运动发展很快,形势一片大好。这场运动自始至终要在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和各级党委的领导下进行。为了保证运动的健康发展,为了夺取大辩论的胜利,教育战线各级党委要切实注意党的政策。“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要认真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和党的各项方针、政策,严格区分和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牢牢把握斗争的大方向。教育革命大辩论,就是要批判右倾翻案风,特别是要批判其总根源——提出“三项指示为纲”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所推行的那条修正主义路线。对犯错误的同志,我们要遵循毛主席的教导,坚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促使他们改正错误,如果他们真正改正错误,我们欢迎。我们要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和群众,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把各项工作做得更好。让我们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指引下,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以“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的大无畏革命精神,去夺取教育革命大辩论的更大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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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分子决不走回头路——批判反动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奇谈怪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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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师范大学大批判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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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夏秋以来,教育界、科技界右倾翻案风的鼓吹者,顽固地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摆出一副要为知识分子“请命”的架势,反对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进行思想改造,否定党对知识分子团结、教育、改造的政策。他们说什么:“一来运动就批知识分子,批得什么都不是”,“积极性能调动起来吗?”当前,反击右倾翻案风的伟大斗争,正在揭开他们的庐山真面目。这就促使人们想一想:他们在知识分子问题上如此大做文章,究竟是为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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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奇谈怪论,无视客观实际,确实怪得出奇。建国以来,我们党领导的历次政治运动,从土地改革到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文化大革命,有哪一次是专批知识分子的?知识分子的状况,毛主席《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早已作了科学的分析。绝大多数知识分子积极参加历次政治运动,在运动中经受锻炼,接受教育。当然,也会有反对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知识分子受到批判,不过他们只是知识分子中的极少数。这怎么能歪曲成“一来运动就批知识分子”呢?在触及人们灵魂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广大知识分子在深入批判刘少奇、林彪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的同时,不可避免地要触及到自己的资产阶级世界观。这种“触及”,是为了解除修正主义路线加在自己身上的精神枷锁,摆脱资产阶级名利缰绳的束缚,把立足点转到无产阶级方面来。正是在这个过程中,促使知识分子提高了改造世界观、同工农相结合的自觉性,从而明确了前进的方向,看到了光辉的前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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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以来,我校广大教师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接受工人阶级的再教育,走出高楼深院,到工农兵当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经风雨,见世面,不少人精神面貌发生了深刻变化。文科师生走向社会,同工农兵一道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一道开展革命大批判,既参加了战斗,又在工农兵中吸取营养,从政治上、业务上提高了自己。近两年之内,他们和工农兵一起写出了《泥腿子学哲学》、《孔老二罪恶史》等一批学习马列和评法批儒的著作。在学理论、评《水浒》的运动中,历史系部分师生三次奔赴皖南、浙西,跋山涉水,实地调查,在贫下中农支持下,搞清了方腊的雇工出身和革命历史,翻了史学上八百多年的一桩旧案。参加调查的教师说:“过去关在房子里搞历史,在故纸堆里讨生活,越搞越糊涂;现在依靠工农兵搞史学革命,越干方向越明,劲头越足。”广大教师在斗争中学到了马克思主义,增添了无产阶级感情,焕发了革命朝气。事实无情地驳斥了知识分子被“批得什么都不是”的无耻谰言。而被彻底批判的,只是修正主义路线和资产阶级恩想,通过批判,知识分子中越来越多的人对它深恶痛绝,下决心与之决裂。这是极大的好事。文化大革命前的十七年,在修正主义路线的统治下,旧学校资产阶级思想泛滥。有的人苦心经营“自留地”,向往“一篇论文定终身”,闹得神魂频倒,神经衰弱。而写出来的东西,非但与革命格格不入,还自觉不自觉地帮了资产阶级的忙。个别人甚至视知识为资本,对党搞什么“实力政策”,最后走上反党反人民的罪恶道路。这种教训,人们至今记忆犹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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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明显,两条路线引出了两种积极性。修正主义路线既害了革命,也害了知识分子自己;只有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才体现了对知识分子的真正关心、爱护。右倾翻案风的鼓吹者,对文化大革命后知识分子焕发出来的社会主义积极性一笔抹杀,他们要“调动”的是文化大革命前那种个人奋斗、成名成家的资本主义积极性。广大知识分子从文化大革命前后的对比中,认清了“调动”后一种积极性,只能充当复辟资本主义的工具。他们再也不愿意重蹈文化大革命前的覆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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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分子在文化大革命中的显著进步,是我们党贯彻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结果,显示了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的强大威力。毛主席亲自制定的党对知识分子团结、教育、改造的政策,是无产阶级的坚定的阶级政策。知识分子本身不是一个独立的阶级或阶层,他们可以为无产阶级服务,也可以为资产阶级服务。我们党一向非常重视知识分子工作,十分注意团结他们,在团结的同时,总是采取各种办法耐心细致地教育、改造他们,把他们引上革命的道路,发挥积极的作用。教育、改造的过程,也是增强团结基础的过程。通过教育和改造,使知识分子转变世界观,同工农兵打成一片,和工农兵感情深了,共同语言多了,这样就能更好地和工农兵团结在一起,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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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倾翻案风的鼓吹者诬蔑党对知识分子的政策是“光改造”,甚至胡说这是把知识分子当作“专政对象”。在他们看来,似乎讲改造就是不要团结,要团结就不能讲改造,实际上,他们是要取消改造,反对知识分子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把知识分子推向工农群众的对立面。右倾翻案风的鼓吹者,对知识分子名曰“爱”之,实则害之,这是十分清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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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对待思想改造?站在不同阶级的立场,就有着截然不同的看法。帝国主义者证之日“洗脑筋”,社会帝国主义者诬之曰“迫害”,林彪一伙攻击为“变相劳改”,右倾翻案风的鼓吹者胡说是“专政”,用语虽有不同,用意都是攻击我们党的知识分子政策。无产阶级认为,改造并不是坏事,而是好事,特别是人民内部的思想改造,它是促使人们继续革命的不可缺少的条件。由于客观世界在不断变化,人们要参加变革现实的斗争,就必须不断改造主观世界以适应这种变化的需要。因此,“不仅那些基本立场还没有转过来的人要改造,而且所有的人都应该学习,都应该改造。”当社会到了人人都能自觉改造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的时候,就到了共产主义。经过文化大革命的锻炼,广大知识分子深深懂得:“没有这个改造,什么事情都是做不好的,都是格格不入的”。正是在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的鼓舞下,我校涌现了一批决心把无产阶级教育革命进行到底的积极分子,不仅大多数中、青年教师在教育革命实践中意气风发,一些老教师也感激文化大革命对自己的教育,说是“老树连春更著花”,表示要为党“尽余年之力,为教育革命作出自己的贡献。这些事实,对那些还诬蔑改造的人是一记响亮的耳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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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倾翻案风的鼓吹者,对于知识分子的进步,惶惶不安,一所说知识分子还要长期改造,更是火冒三丈。他们别有用心地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两头小中间大的估计现在有没有变化?”实际上,这是攻击毛主席对知识分子状况的估计已经过时。这种论调,完全取消了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否定了意识形态领城里的阶级斗争,是道道地地的阶级斗争熄灭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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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反复教导我们,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我国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谁胜谁负的斗争,还需要一个相当长的时间才能解决”。这种斗争,必然反映到知识分子队伍中来。文化大革命以来,虽然很多知识分子政治上、思想上有了不同程度的进步,但是必须看到,他们多数人是旧学校培养的,有的来自旧社会,有的受了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毒害。无产阶级在教育上来一个根本革命,还刚刚开始。要造就无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宏大新部队,其中包括对原有知识分子的改造,决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因此,就知识分子的多数人来说,用无产阶级世界观代替资产阶级世界观,还是长期的任务。今天我国知识分子的状况,仍然如同毛主席《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所分析的那样,比较熟悉马克思主义,并且站稳无产阶级立场的,是少数;大多数是拥护社会主义,愿意为人民服务的,但是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对我们国家抱着敌对情绪的知识分子是极少数。“这种状况在一个很长的时间内还会存在。”毛主席关于知识分子“两头小中间大”的估计,决没有过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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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观的转变是一个根本的转变”。知识分子的世界观改造,需要经过长期的甚至是痛苦的磨练,需要战胜可能出现的摇摆和反复。我校生物系在文化大革命中曾经迁到农村办学,一九七二年,在错误思潮影响下,又搬回城市。去年学习朝阳农学院办学经验以后,明确了为农业服务的方向,又重新搬回农村。几年来,不少教师深入社队、工厂,研制微生物农药,开展植物保护等工作,受到贫下中农的欢迎。生物系这一段“农村——城市——农村”的经历说明,知识分子的改造,不会一帆风顺。他们正是在克服摇摆和反复的过程中,不断取得进步。右倾翻案风的鼓吹者,企图利用知识分子改造途中可能出现的曲折和反复,散布怀疑情绪,拖知识分子的后腿,这完全是徒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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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教导我们:在整个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意设的过程中,对知识分子的改造是一个极大的问题。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之后,要按照自己的面貌就改造知识分子,把他们引到无产阶级革命的轨道;资产阶级则极力要保持他们对知识分子的影响,反对这一改造。在这个问题上,一直存在着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激烈斗争。文化大革命前,刘少奇一伙顽固推行修正主义路线,干扰和破坏毛主席的知识分子政策,用资产阶级思想腐蚀和拉拢知识分子,妄图把知识分子变为他们复辟资本主义的工具。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粉碎了刘少奇、林彪两个资产阶级司令部,使他们利用知识分子搞资本主义复辟的阴谋归于破产。但是,斗争并没有结束。今天那些刮右倾翻案风的人,为了搞“克己复礼”,搞复辟倒退,又极力反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公然声称要由“第一流”的“权威”来执掌科技界领导大权。由此可见,右倾翻案风的鼓吹者在知识分子问题上的种种奇谈怪论,归根结底,就是妄图把知识分子拉回到修正主义老路上去,用资产阶级思想改造知识分子,为他们复辟倒退的修正主义路线服务。对此,我们要大喝一声:不行!“依了你们,实际上就是依了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就有亡党亡国的危险。只能依谁呢?只能依照无产阶级先锋队的面貌改造党,改造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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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早就指出:“凡属倒退行为,结果都和主持者的原来的愿望相反。古今中外,没有例外。”今天右倾翻案风的鼓吹者,同样逃不脱这个历史规律。他们低估了党的力量,低估了工人农民的觉悟,也低估了经过文化大革命锻炼的广大知识分子的觉悟。他们不惜制造种种政治谣言,挑拨知识分子和党的关系,满以为这样一来,会有很多知识分子跟着他们跑。然面,他们诋毁文化大革命、拉知识分子倒退的奇谈怪论,不但激怒了广大工农群众,也得罪了广大愿意进步的知识分子,使他们自己陷于极端孤立的地位。在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一场反击右倾翻案风的群众运动正在深入发展。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的复辟迷梦必将被彻底粉碎。而广大知识分子必将在这场反修防修、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伟大斗争中继续前进,在革命化劳动化的大道上,迈出更加坚实的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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驳“白专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好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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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师范大学地理系大批判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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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专”道路是受到广大工农兵和革命知识分子多次批判过的修正主义货色。可是,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在大刮右倾翻案风的时候又把它端了出来,大加赞扬,极力提倡,还制造了一条“理由”,说什么“白专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好处”。真是奇谈怪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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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专道路意味着什么?这对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来说,是很清楚的。“白”是“红”的对立面,是代表反动派、代表资产阶级的,正如“白军”、“白区”、“白色恐怖”,是为了对抗红军、红区,镇压革命而存在的。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那样喜欢“白”,这难道不是赤裸裸地表现出他代表资产阶级的阶级本性吗?“白专”就是在资产阶级思想指导下,为资产阶级钻研业务,为资产阶级政治服务。因此,白专道路就是资本主义道路。对于这样一条道路,刮右倾翻案风的走资派却说“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好处”,这清楚地说明,他是明目张胆地要在中国复辟资本主义,他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干劲”已经到了毫不掩饰的猖狂程度。还在走的走资派岂但在走,简直是在资本主义道路上使劲跑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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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教导我们:政治是统帅,是灵魂,“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毛主席的指示,深刻地揭示了政治与各种专业间的辩证关系,告诉我们,社会主义的各行各业,只有在无产阶级政治的统帅下,才能沿着正确的方向发展。毛主席从来要求我们用无产阶级政治统帅业务,走又红又专的道路。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以实现“四个现代化”为幌子,要人们去理头搞科研,埋头学文化,实际上就是让教育、科研走上为他们复辟资本主义服务的邪道。这是他们反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顽固坚持修正主义路线的一个明显例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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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专”决不是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好处,而是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有严重的危害。这对于亲身经历并深受“十七年”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毒害的人来说,是记忆犹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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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大革命前,在修正主义路线的影响下,有的人走上了白专道路。他们脱离政治,脱离实际,埋头钻业务,关门死读书。虽然读书几十本,论文写了几十篇,但实践用不上,生产不沾边。拿我系河口海岸研究室来说,以前颇有几个成天写书、写论文的人,但他们所研究的尽是一些所谓专家出的对实际毫无意义的题目,面对国家需要研究的圈垦土地、改良港口等实际问题却不感兴趣。这难道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好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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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走上白专道路的人,为了个人名利,为了论文一鸣惊人,不择一切手段地垄断资料,伪造数据,对他人“保密”、“封锁”,这就不能不影响科研事业的发展和社会主义建设,怎么能说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好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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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着修正主义路线走白专道路的人,平时不关心无产阶级政治,但头脑里浸透着资产阶级政治。他们是一些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者。一旦个人的名利得不到满足,就会产生对社会主义制度的不满,发展下去,遇到适当的气候和土壤,就会跳出来反党反社会主义,反对无产阶级专政。一九五七年反右斗争中,我们地理系就有不少所谓“拔尖”的“好学生”,堕落成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试问:这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究竟有什么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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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主义路线鼓吹白专道路,是要广大知识分子成为他们复辟资本主义的社会基础。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篡夺了苏联党和国家的领导权后,把学校变成资产阶级专政的工具,培养大批走白专道路的大学毕业生,以高官厚禄为钓饵,让他们掌握各级领导权,要他们为社会帝国主义服务。这些所谓专家实际上是社会帝国主义搞扩军备战、制造杀人武器、镇压人民群众、掠夺第三世界的工具,这就是白专道路的最后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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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很清楚,如果说“白专”有什么好处的话,那只能是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内的资产阶级及其代表人物刘少奇、林彪一类妄图复辟资本主义有好处。他们走苏修的老路,极力推行修正主义路线,热心提倡白专道路,培添复辟资本主义的土壤。提倡“白专”,实际上就是打着白旗反对红旗,组织“白军”攻打“红军”,发展“白区”围剩“红区”,最后改变我们党和国家的性质,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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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使我们的党和国家不改变颜色,为了把我们的国家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我们只能走毛主席指引的又红又专的道路。波澜壮阔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有力地推动了教育革命的迅猛发展,工人阶级占领上层建筑领域的阵地,工农兵学员上大学,管大学,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改造大学,开门办学,开门搞科研,为我们走又红又专的道路创造了条件。以我们地理系为例,几年来,革命师生坚持“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必须同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在无产阶级政治统帅下,把书本知识、科研任务与生产实践相结合,为金山的围垦,陈山码头的选址,连云港港区的扩建,为黄山茶林场新建公路的勘测和中小型水库的勘测与设施,为长江口航道的研究,崇明岛的港口建设规划以及上海市郊区农田水利规划等、作出了一定的贡献,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广大革命师生不怕烈日严寒,不怕风急浪涌,克服了一个又一个艰难险阻,坚韧不拨地战斗在荒山原野、河口海岸,夺取了一个又一个的胜利,受到有关部门和工农群众的热情赞扬。事实证明,只有始终坚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引导学员走又红又专的道路,才能为社会主义作出贡献,才能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服务。如果按修正主义路线办学,走白专道路,即使学的知识再多,也不能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不能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这样培养出来的人又有什么用呢?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想把文化大革命的成果全部否定,重新拉我们走白专道路,这是广大工农兵和革命知识分子决不能允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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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反对“白专”,决不是象右倾翻案风的鼓吹者污蔑的那样,“不学文化”,“不敢讲专”。我们批判“白专”,正是为了更好地认识红与专、政治与业务的关系,坚持无产粉级政治挂帅下的专,坚持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为建设社会主义钻研业务,学习文化。我们的工农兵学员肩负无产阶级的阶级重任来到学校,用毛泽东思想改造学校,并刻苦认真地学习文化,学习专业。他们走出校门能很好地胜任工作,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积极地贡献自己的一切。这是对右倾翻案风的有力回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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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专”还是“白专”,这是坚持毛主席革命路线还是推行修正主义路线、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问题。“白专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好处”这个问题所以值得展开辩论,就是因为它剥去了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的伪装,直截了当地说明提出“三项指示为纲”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的全部目的,就是为了复辟资本主义。我们要坚决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上,同这股复辟资本主义的右倾翻案风进行斗争,把批判修正主义的斗争进行到底。我们要沿着毛主席的《五·七指示》的方向,引导工农兵学员坚定地走又红又专的道路,为培养出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为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而努力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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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门办学不容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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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医学院大批判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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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倾翻案风的鼓吹者,别有用心地攻击开门办学使教育质量降低了,是“实践——实践——实践”、“不要理论”,使教师“无所适从”了,等等。他们攻击开门办学这个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涌现出来的新生事物,就是要否定无产阶级教育革命,妄图在教育阵地上恢复资产阶级统治我们学校的状况,为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全面复辟资本主义创造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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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我们西安医学院遵照毛主席的《五·七指示》和《六·二六指示》,面向农村,开门办学,取得了一定的成绩。这些成绩,是对右倾翻案风的有力回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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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革命使教育质量不断提高,这是事实。那些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在事实面前不能不遭到可耻的失败。以我们学校来说,旧医学院学制六年,现在工农兵学员只学三年,但学三年比学六年的质量还要高。就从学生的业务水平看吧。旧医学院的学生,“一年不沾医学边,三年不沾临床边,六年不沾工农边”,书读得不少,但如何应用却懂得不多。正如毛主席指出的:“知识分子从书本上得来的知识在没有同实践结合的时候,他们的知识是不完全的,或者是很不完全的。”那时候刚刚毕业的学生,不讲全体,也不说极个别的,可以说相当一个多数是“说起来一套一套,见了病人冷汗直冒”。直到毕业以后,再经过一段时间的实践,才逐步学会防病治病。现在我们实行开门办学,学生从一年级就开始下乡参加防治常见病多发病的实践活动,使得书本知识与医疗实践紧密结合起来,学生开始学得比较完全的知识。现在二年级的学员一般都能在教师指导下完成痔、瘘、阑、疝等外科手术,诊治部分常见疾病;三年毕业后就能独立工作,不仅可以初步运用中西医结合的方法防治常见病多发病,而且有的能在医疗条件较差的农村独立完成象脑脊膜膨出切除这样一些难度较大的外科手术。这样前后一对比,哪种质量高,哪种质量低,不就很清楚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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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讲质量,政治质量是更重要的。对医学院的学生来说,如果认为不管政治上表现如何,不管为谁服务,只要会看病就是“高质量”,那是道道地地的修正主义观点。医学院培养的学生能不能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愿不愿意为广大工农兵看病,这是第一位的问题。在修正主义路线统治下,旧医学院培养的学生,有的人“技术学到手,人被资产阶级夺走”;有的人“拿了针头,忘了锄头”,向往大城市、大医院,不愿为工农兵服务,想当资产阶级精神贵族。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来看,这种教育还有什么质量可谈呢?要使学生真正把立足点移到工农兵这方面来,树立为工农兵服务的思想,应该使他们在学习期间就深入工农兵群众,深入火热的实际斗争生活,学工、学农、学军,这就必须开门办学。文化大革命以来,我们带领师生走毛主席指引的五·七道路,正是为了首先解决为什么人的问题。通过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工农兵学员的思想觉悟不断得到提高,对旧社会、对修正主义卫生路线更加仇恨,对毛主席而革命卫生路线理解得更深刻。大家都表示,不能做对人民疾苦漠不关心的资产阶级精神贵族,而要坚决执行毛主席的革命卫生路线,做贫下中农的贴心人。他们为才让病人少受痛苦,在自己身上互相练习打针、扎针;有的学员听说蜂螫能治面神经麻痹,就在自己身上作试验;有的学员为了抢教重危病人,摸黑走几十里路去取药,没有血库就献出自己的鲜血。毕业时,不少学员坚决要求到农村去,到艰苦的地方去,做缩小三大差别、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促进派。这是那些资产阶级精神贵族可以比拟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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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证明,只有坚持开门办学,走与工农兵相结合的道路,才能使学生在为人民服务的过程中,锤炼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学习为人民服务的本领。而有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医疗技术就可以发挥得更好。在开门办学过程中,我们遇到过一位患腮腺混合瘤的贫农老大娘。文化大革命以前,她的病也经医生治过,因为医生治疗不认真,没有治好。我们师生怀着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克服了种种技术上的困难,终于为她摘除了肿瘤。这说明,医生对病人的思想感情不同,医疗结果就不一样。只有具备了为人民服务的好思想,医疗技术才能发挥更大的作用,才能在为人民除害灭病的斗争中做出较大的贡献。培养这种又红又专的工农兵学员,才真正称得上是无产阶级的高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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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门办学是“实践——实践——实践”、“不要理论”吗?比起旧学校,开门办学后实践的确多了,但这有什么不好呢?“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把实践提到第一的地位”。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是认识客观世界、取得比较完全知识的途径,从根本上说,教学也必须遵循这一途径。正是由于开门办学比过去重视了实践,所以才打破了过去“理论——实践——理论”的头足倒置的唯心主义教学体系。但是,开门办学重视实践决不是说不要理论,而只是强调理论联系实际,做到理论和实践统一。毛主席说:“真正的理论在世界上只有一种,就是从客观实际抽出来又在客观实际中得到了证明的理论”。学习理论完全脱离实践,一点感性知识都没有,是不能学好的。如药理学这门基础理论课,过去在教室里讲很长的时间,但一进入临床,往往不会用药,也忘了“理”。开门办学后,我们结合工农兵学员防治疾病的实践去讲这门课。学员边学理论,边实践,理解得深,学了能够应用,使医学基础理论从书本中和课堂上解放出来了。又如,临床理论课,我们结合典型病例进行教学。有一个医教队,遇到一位大医院诊断不清的贫血患儿,学员们在教师的指导下,从调查研究入手,翻阅了很多资料,正确诊断为自家免疫性贫血,治愈了患儿。然后师生一起进行总结,由教师进行讲解,从个别到一般,使学员不但对自家免疫性贫血认识得比较深刻,而且对各种贫血的特点、发病原因、鉴别诊断要点及防治办法,都得到比较系统的理论知识。这样联系实际进行理论教学,改变了死记硬背书本的状况,学到了理论与实践统一的比较完全的知识。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一看我们结合实际学理论,就大喊什么“不要理论”了,这只能证明他们对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一窍不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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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实践而发现真理,又通过实践而证实真理和发展真理。”医学书本上的理论,是前人的经验总结,随着客观事物的发展,随着人们认识的发展,有的地方会出现不符合实际的情况。通过开门办学,师生在医疗实践中可以纠正这些地方。如,过去的书本规定,血色素低于百分之六十五时,不能作胆总管囊肿空肠吻合这样一类大型手术。在农村开门办学中,我们遇到一位患胆总管囊肿的病人,血色素仅百分之三十,但不立即动手术,病人可能有生命危险。为了抢救病人,我们在作了各种科学分析及准备后,给患者做了手术,获得了成功,类似这样的事例,曾不只一次地遇到。事实说明:开门办学,不断解决实际生活向医学提出的新问题,可以获得对疾病的新认识,积累同疾病作斗争的新经验,可以使医学理论不断丰富、完善。这根本不是“不要理论”,而是使学生学到更加科学的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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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理论都要么?也不是。我们确实“压”了一些理论。旧医学理论大半是照抄外国的,整个医学体系和教学体系都深深打着剥削阶级的烙印。旧医学院素程门类繁多,内容陈腐,三十多门课程中,每门又自成体系。医学基础课非常烦琐,从细菌鞭毛的染色方法到蚊子翅膀的脉络走向,从保持健康应当食用多少水果、牛奶、鸡蛋到鱼的新鲜与否的鉴别方法,甚至与医学不沾边的文昌鱼的解剖结构,也成了医学理论的一部分。旧的医学教材塞进了不少宣扬唯心主义和形面上学的垃圾,如把医学理论的产生归功于几个天才等等。开门办学,把这些东西拿到实际生活中去一检验,就看出它们是一些学了无用的东西。对于这些充塞在旧医学中的陈腐的理论,我们不仅压了,而且还要不断地压,直到把它压个干净。因为不把它压下去,它就会替资产阶级来压垮我们的青年一代。如果因此就骂我们是“不要理论”,那就正好暴露出右倾翻案风的鼓吹者维护资产阶级思想体系、复辟资本主义的反动嘴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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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门办学给教师提出了许多新课题。右倾翻案风的鼓吹者借题发挥,说什么教师“无所适从”,这是不符合实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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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看到,大多数教师是从旧学校出来的,本身受的是资本主义、修正主义的教育,许多人的世界观基本上还是资产阶级的。他们虽然有了一些书本知识,但有的理论脱离实际,如基础医学理论课教师不会看病;有的离开了现代化医疗设备就束手无策,不会在农村现有条件下防病治病,开展教学工作;分工过细,西医不懂中医,治眼的不会治牙等等。过去,他们年复一年地照着旧的一套向学生灌输。如果不改变教师的这种状况,要培养工农兵需要的学生是不可能的。“教改的问题,主要是教员问题。”开门办学,对于广大教师来说,就是要在政治上接受再教育,业务上进行再学习,以“适从”于无产阶级教育革命,“适从”于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工作。在开门办学中,广大教师虚心向贫下中农学习,刻苦改造世界观,思想进步很快,有的还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许多人在业务上也取得了可喜的成绩。我院教师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编写了二十多种新教材,使之适应无产阶级教育革命的需要,基础理论课教师都分期到临床各科学习诊治常见病多发病。绝大部分临床课教师都参加了中医学习班,初步学到了中医的基本理论和治疗方法。许多教师积极参加农村卫生革命,向赤脚医生学习,贯彻预防为主的方针。实践使教师打破狭隘分工,由专一到兼二兼三,向一专多能发展,锻炼自己在农村条件下独立开展医疗和教学工作的本领。很多事实证明,开门办学正是使教师对于教育革命由不“适从”到“适从”的途径。广大教师通过开门办学,更适应农村三大革命运动的需要,适应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需要。他们心情舒畅,感到在自己的岗位上大有可为。右倾翻案风的鼓吹者借这个问题作文章,妄图挑拨革命教师来反对开门办学,只能是枉费心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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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门办学还是关门办学,反映了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激烈斗争。回顾已经走过的道路,我们深深地感到,实行开门办学,每前进一步,都会遭到资产阶级顽强的抵抗。我们正是由于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党的基本路线,批判修正主义路线,才取得了教育革命的节节胜利。前一个时期,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兴风作浪,刮起了右倾翻案风,企图否定教育革命的伟大成果,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反攻倒算。我们决心以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武器,深入开展教育革命大辩论,粉碎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的猖狂进攻,继续坚持开门办学,将无产阶级教育革命进行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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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阶级斗争为纲 把各项工作做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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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管理的两条路线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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宫效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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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我国经济战线呈现一片欣欣向荣的大好形势,社会主义企业管理的面貌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许多工矿企业,深入地批判刘少奇、林彪的修正主义路线,认真贯彻执行“鞍钢宪法”,开展“工业学大庆”的群众运动,进一步加强了党的领导,建立了老中青三结合的领导班子,群众性的学习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运动蓬勃开展,“七·二一”工人大学如雨后春笋拨地面起,一大批有社会主义觉悟和有理论有实践经验的工人正在茁壮成长,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等也有了新的发展。所有这些,都显著地改善了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进一步焕发出广大工人的主人翁精神,有利于把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落实到基层,有利于在社会主义企业内部形成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的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文化大革命以来的十年中,我国工业生产全面高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蓬勃发展,企业管理制度的改革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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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管理制度的改革,是上层建筑和生产关系的一场深刻的社会主义革命。毛主席早就说过:“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基本的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已经建立起来,它是和生产力的发展相适应的;但是,它又还很不完善,这些不完善的方面和生产力的发展又是相矛盾的。除了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发展的这种又相适应又相矛盾的情况以外,还有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又相适应又相矛盾的情况”。毛主席对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辩证关系的精辟分析,为我们改革企业管理制度指明了方向。我国的社会主义企业,有相当一部分是从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义手里接收过来的,或者是经过社会主义改造的原来的资本主义企业。文化大革命以前,这些企业的管理制度虽然经过多次改革,但是,资产阶级的一套即资本主义管理制度的影响还比较大。这些企业以及建国以后新建的大批企业,由于受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的干扰,照搬外国,又不同程度地接受了修正主义企业管理的一套,搞什么利润挂帅、物质刺激、技术第一、专家治厂,对工人实行“管、卡、压”,严重地束缚了工人群众的积极性。为了不断完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把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落实到基层,在社会主义企业里,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深入批判修正主义办企业路线,逐步改革上层建筑中不适应经济基础的部分,改革生产关系中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部分,是完全必要的。建国二十多年来,历次社会主义革命运动,实际上都对社会主义企业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进行过不同程度的调整。特别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深入批判了刘少奇、林彪的修正主义路线,在企业里认真进行斗、批、改,进一步改革了上层建筑、生产关系中那些同经济基础、生产力不相适应的部分,从而推动了整个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迅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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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待企业管理制度的这场革命,如同对待任何革命变革一样,不同阶级总是采取不同的态度。无产阶级兴高采烈,认为好得很,资产阶级却惊恐万状,叫嚷“搞乱了”。去年以来,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提出了一个“三项指示为纲”的修正主义纲领,反对以阶级斗争为纲,反对无产阶级政治统帅经济,反对“鞍钢宪法”的原则,攻击企业管理的斗、批、改,就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突出表现。毛主席指出:管理也是社教。就是说,管理问题也是一个阶级斗争问题。为了进一步贯彻执行“鞍钢宪法”,切实办好社会主义企业,我们必须以阶级斗争为纲,认真总结企业管理的经验,特别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的新鲜经验,进一步批判修正主义办企业路线,把企业管理的斗、批、改继续进行下去,进行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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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教导我们: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社会主义企业能不能办好,关键在于领导权掌握在哪个阶级的手里,执行什么样的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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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在党的九届一中全会上明确指出:“看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搞是不行的,我们这个基础不稳固。据我观察,不讲全体,也不讲绝大多数,恐怕是相当大的一个多数的工厂里头,领导权不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不在工人群众手里。”在文化大革命以前,相当多数企业的领导曾经跟着刘少奇那条路线走,企业的领导权问题实际上并没有解决。文化大革命以来,这种情况开始改变了。许多企业遵照毛主席的教导,经过斗、批、改,建立了老中青三结合的领导班子。参加企业领导班子的,除了经过文化大革命锻炼,路线斗争觉悟有了提高的老干部外,令人高兴的是有了一大批觉悟较高、有实践经验的老工人和青年工人干部。老干部和新干部团结在一起,认真看书学习,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批判修正主义路线,加强党的领导,密切联系群众,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抓革命,促生产,使社会主义企业的各项工作出现了朝气蓬勃的新面貌、企业领导权问题上的变化,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它对于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具有重大意义。当然,这绝不是说在这些企业里就没有阶级斗争了。阶级斗争依然存在,无产阶级对企业的领导权只有在阶级斗争中才能得到巩固。至于那些领导权还没有掌握在马克思主义者和工人群众手里的企业,就更需要抓紧阶级斗争,解决企业的领导权问题。斗争实践告诉我们,领导权掌握在哪个阶级手里,执行什么路线,对企业的发展方向是具有决定作用的。不把领导权紧紧掌握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和工人群众手里,路线不对,就不可能振起广大群众的革命精神,生产斗争、科学实验也就不可能摘好,甚至还要走到邪路上去。这样的例子,在文化大革命以前不是屡见不鲜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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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企业管理中的这一变化,资产阶级及其代表人物当然是很不高兴的。他们把企业管理的形势描绘得漆黑一团,把新生的三结合领导班子说得一无是处,打着“整顿”的旗号,想一巴掌把大批新生力量打下去。同时,却离开阶级分析,鼓吹建立什么“强有力的、敢字当头的、有能力的领导班子”,并且扬言要找那些“不怕个人被打倒”的人。他们所说的“敢”呀,“强”呀,“不怕被打倒”呀,等等,无非是寻找那些敢于搞修正主义,敢于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敢于搞复辟倒退的人,妄想把已经由无产阶级掌握的企业领导权重新夺到他们的手里,以便推行修正主义路线,复辟资本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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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好社会主义企业,必须不是在口头上,而是在企业的各项管理工作中,真正承认工人群众是企业的主人,相信他们,依靠他们。马克思主义者历来满腔热情地歌颂人民群众在历史上的作用,强调依靠广大群众办好各项事业。毛主席早在全国解放前夕就指出:在城市斗争中,“必须全心全意地依靠工人阶级”。在“鞍钢宪法”中,毛主席进一步规定了工人参加管理,通过有工人和领导干部、技术人员参加的三结合的形式解决工厂中各项问题等基本原则。但是,在文化大革命以前,一些企业里,由于修正主义路线的干扰和破坏,有些干部并没有真正把工人当作主人,而是实行“领导立法,管理人员执法,工人守法”那一套,因此大大地压抑了工人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文化大革命以来,这种情况开始改变。许多工矿企业,批判了修正主义办企业路线,工人阶级也在斗争中不断提高自己的政治觉悟,创造了在党的领导下依靠工人群众参加管理的许多新经验。例如:工人不仅参加班组的各项管理工作,而且选派不脱产的群众代表参加三结合的各级领导班子,直接参与企业的领导;组织各种形式的三结合小组,吸收工人参加生产、技术、计划、财务等方面的管理;对生产中出现的问题,组织工人调查组进行调查,提出解决意见;运用座谈会、大字报、小评论等形式,发动工人对企业领导在执行路线、政策方面存在的问题,提出批评,实行有效的革命监督,等等。由于工人群众行使了当家作主的权力,有利于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贯彻执行,党的领导也加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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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却攻击工人行使当家作主的权力,胡说什么把企业管理搞“乱”了。对这个“乱”字,必须作阶级分析。地主、资产阶级认为“乱”的,对革命人民来说,恰恰是正常的秩序。有人曾对列宁说:革命后必须建立正常的秩序。列宁回答:如果想做革命者的人竟忘记了革命秩序是历史上最正常的秩序,那就糟了。事情正是这样。广大工人群众认真学理论,自觉作主人,登上了上层建筑的舞台,积极参加斗、批、改,确实把修正主义那套庞大的管理机构,依靠少数人管理企业的办法打乱了;在党的领导下,建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行使厂矿的行政权力,也把修正主义过去那套“一长挂帅,四总当家”的“一长制”、“专家治厂”打乱了。这样的“乱”,在无产阶级看来,恰恰是最正常的秩序。它乱了修正主义的秩序,建立了社会主义秩序,加强了无产阶级专政。这是“鞍钢宪法”在文化大革命中的发扬光大,是广大工人群众的伟大创造,是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史上的灿烂篇章。你若是确立了革命观点的人,看了这些必定感到一种从来未有的痛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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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以后,列宁曾经指出:“现在最主要的任务之一,也许是最主要的任务,就是尽量广泛地发扬工人以及一切被剥削劳动者在创造性的组织工作中所表现的这种独创精神。无论如何要打破这样一种荒谬的、怪诞的、卑鄙的、龌龊的陈腐偏见,似乎只有所谓‘上层阶级’,只有富人或者受过富有阶级教育的人,才能管理国家,才能管理社会主义社会的有组织的建设。”不肯改梅的走资派,正是抱着这种荒谬的、怪诞的、卑鄙的、龌龊的陈腐偏见不放的人。在他们看来,只有那些“专家”、“内行”、“受过富有阶级教育的人”,才能管理企业,工人则无权过问。实际上,还是妄想恢复已经被批判过多次的“一长制”和“专家治厂”,依靠少数人统治多数人,在企业里实行资产阶级专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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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不要规章制度!”不对。我们仅仅不要修正主义的规章制度,至于有利于调动工人社会主义积极性、有利于发展生产的规章制度,我们不但要,而且要使它不断完善。规章制度是上层建筑。工人群众是国家和企业的主人,反映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规章制度必须有利于发挥工人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为什么有些规章制度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工人群众的批判,被冲掉了呢?根本原因是这些规章制度不适应经济基础和生产力发展的需要。它们有的是对工人实行“管、卡、压”,束缚了工人的社会主义积极性;有的是脱离实际,内容烦琐,工人记不住,做不到;也有的虽然基本上符合生产实际,但在制订和贯彻执行这些制度的时候,没有充分发动和依靠工人群众,因而不被群众接受。上海第三十三棉纺厂在改革规章制度中就有这样的体验。为了提高细纱挡车工人的操作技术水平,他们建立了一项技术测定制度。但是,在文化大革命前,这项本应有利于生产的制度,由于搞修正主义的“管、卡、压”,经常由值班长、技术员手拿秒表,对挡车工搞明测、暗测,以至“偷测”,凡是不合标准的,工人就被扣分扣奖。“秒表滴答,心跳一百”,工人们对这项制度痛恨极了。在文化大革命中,这项制度理所当然地被群众冲掉了。在进行斗、批、改的过程中,工人群众通过批判修正主义,总结经验,认为技术测定还是需要的,群众反对它,是因为当时通过它对工人实行“管、卡、压”,伤害了工人群众的积极性,造成管理人员同工人之间的对立,破坏了人与人之间的社会主义关系。经过讨论,取消了扣分扣奖,又建立了新的技术测定制度,工人们很高兴。这个经验证明,制度要有利于生产,首先必须有利于调动工人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这是衡量规章制度是否合理的重要标准。规章制度只要是总结了群众的实践经验,反映了生产技术规律,并且依靠群众来制订和贯彻执行,那就一定会调动群众的积极性,促进生产的发展。实际上,现在群众的觉悟高了,他们遵守合理的规章制度的自觉性也提高了。刮右倾翻案风的人对于这些却一概看不见,.他们颠倒是非,混淆黑白,硬说“根本谈不上什么规章制度”了,要来个“整顿”。他们的“整顿”是要整掉社会主义新生事物的革命秩序和合理的规章制度,倒退到刘少奇那条修正主义路线上去,而且跑得更远。但这也恰好从反面告诉我们,破除旧的规章制度,建立新的规章制度,是一场阶级斗争。资产阶级及其代表人物之所以抱住旧的规章制度不放,是因为它有利于复辟资本主义;他们对改革规章制度之所以百般阻拦,则是因为它正确反映了无产阶级的愿望和要求,有利于巩固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有利于把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落实到基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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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社会主义企业里,依靠什么来调动工人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毛主席一贯教导我们:“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解放二十多年来,我们就是依靠加强党的思想政治工作,靠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工人群众,不断提高工人群众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觉悟,把工人群众的草命自觉性激发出来,变成了推进革命和生产前进的巨大物质力量。与此相反,修正主义路线的头子,总是迷信物质刺激,利润挂帅,反对无产阶级政治挂帅。建国以来,围绕这个问题曾经进行过反复的斗争。现在的斗争,不过是长期以来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阶级斗争的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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刮右倾翻案风的人之所以特别喜爱物质刺激,因为它是修正主义管理企业的药方,他们要复辟资本主义,只能乞灵于它。我们的企业是社会主义企业,决不能用修正主义的办法。实践证明,物质刺激,只能刺激出个人主义积极性,破坏工人之间的团结,助长资产阶级的歪风邪气,而决不能调动什么社会主义积极性。如果按照他们的修正主义办法,生产是上不去的,或者暂时上去了,社会主义企业也会走偏方向,甚至有变质的危险。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鼓吹物质刺激,正说明他们是顽固地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把工人群众当作资本的奴隶,把劳动力当作商品。在他们看来,只有用金钱作钓饵,才能刺激人们更多地劳动。我们社会主义企业难道可以接受这种建立在资产阶级利己主义基础上的资本主义原则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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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看到,我国现在还实行商品制度和货币交换,资产阶级法权在人们的相互关系方面还严重存在,在分配方面还占统治地位,搞物质刺激,奖金挂帅仍然有一定的市场。因此,我们必须坚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深入批判修正主义,坚持对广大群众进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思想教育,批判资产阶级法权思想,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即使在工人群众中,有的人还有某些雇佣观念的残余,也要认识到,这正是剥削阶级长期散布的旧的传统观念还没有肃清的表现,是刘少奇、林彪修正主义路线腐蚀工人思想的后果。因此,就更需要我们满腔热情地做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启发他们的阶级觉悟,帮助他们迅速赶上先进的行列。只有这样,才能充分发挥工人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对物质刺激之类的修正主义货色是非批不可的。如果我们放松了对修正主义的批判,这些东西很容易卷土重来,那就不仅会腐蚀工人的思想,而且必然要瓦解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破坏生产力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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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管理问题上两条路线的斗争,归根到底是搞马克思主义还是搞修正主义,是坚持社会主义方向还是复辟资本主义的斗争。毛主席教导我们:“什么‘三项指示为纲’,安定团结不是不要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我们要认真学习毛主席的这一重要指示,牢牢掌握阶级斗争这个纲,深入批判阶级斗争熄灭论和唯生产力论,认真总结文化大革命以来的企业管理经验,进一步搞好斗、批、改,回击右倾翻案风。“想要阻挡潮流的机会主义者虽然几乎到处都有,潮流总是阻挡不住的,社会主义到处都在胜利地前进,把一切绊脚石抛在自己的后头。”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搞修正主义、搞复辟倒退,也同样阻挡不住社会主义的历史潮流继续奔腾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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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大寨要抓住阶级斗争这个纲——山西昔阳县东沟大队的调查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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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学大寨是一个伟大的革命运动。只有紧紧抓住阶级斗争这个纲,认真贯彻执行党的基本路线,深入批判修正主义,批判资本主义,才能真正做到抓革命促生产,这是实践反复证明了的一条基本经验。去年以来,昔阳县东沟大队通过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揭露矛盾,端正经营方向的过程,再次说明了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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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沟是昔阳县南部地区洪水公社的一个大队。这里山多地少,平均每人只有一亩一分地,自然条件较差。在这“一亩一分地里”怎样闹革命?长期以来,是这个大队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一个重要问题。文化大革命以前,在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影响下,大队党支部缺乏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处处依赖国家支援,生产发展不快。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批判了修正主义路线,大家的觉悟提高了,开展了学大寨的运动,改变了生产条件,自然面貌有了初步变化,并且从一个粮食不能自给的队变成了向国家交售商品粮的队。但是,在集体经济内部究竟是走什么道路的问题并没有完全解决,修正主义路线的流毒并没有肃清。近几年来,在党支部领导成员中,那种认为“东沟地少人多,要想富,找门路”的资本主义思想又在抬头。在资本主义自发势力的影响下,他们错误地认为“只要集体增产增收,地里打下的和外边赚来的都一样”,把主要的人力、物力放到搞不正当的副业上去,重副轻农,以副伤农。全大队平车三十四辆,用于副业的就有二十三辆;大队购置的动力机械、加工机械、水泵等也大部分用到脱离农业的副业上。这样做的结果,看来收入增加了,但是,方向歪了,人心散了,削弱了集体经济,助长了资本主义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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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的发表,鼓舞和教育了东沟大队的干部和社员,给了他们强大的思想武器。干部和社员反复学习毛主席的教导,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对照大寨经验,重新认识自己走过的道路。毛主席说:“列宁为什么说对资产阶级专政,这个问题要搞清楚。这个问题不搞清楚,就会变修正主义。要使全国知道。”毛主席的教导擦亮了干部、社员的眼睛,照亮了前进的方向。大家纷纷议论:这几年东沟走的道路是不是有利于加强对资产阶级专政,落实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呢?是不是象大寨那样,狠抓阶级斗争,执行党的基本路线,坚持了社会主义方向呢?是不是发展和壮大了集体经济,调动了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呢?一系列的问题提了出来。这时候,上级党委的同志来到这里,同这个大队的干部和社员一起,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对照大寨的根本经验,联系本队的实际,揭露矛盾,分析矛盾,开展了革命大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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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集体增产增收,地里打下的和外边赚来的都一样。”是这样吗?在革命大批判中,大家摆事实,讲道理,总结历史的和现实的经验教训,深入批判了这一错误观点。一九六三年东沟遭受洪游灾害。当时在国家和兄弟社队的支援下,完全可以依靠和发挥集体经济的力量,恢复和发展生产。但由于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的于扰和破坏,大队党支部以“闹钱渡灾”为名,让社员外出搞副业赚钱,涣散了人心,资本主义泛滥,给集体经济造成严重损失。这几年,批判了修正主义路线,开展了农业学大寨运动,本来应该使生产得到进一步发展,但是,又由于大队党支部一心只想抓收入,把主要的人力、物力放在搞不正当的副业上,割弱了集体经济。农业的固定资产逐年下降,大队纯收入中农业部分还占不到百分之五十,百分之七十的农田还是跑水、跑土、跑肥的“三跑田”,生产条件没有得到基本改变。贫下中农批评说:我们这里资本主义不臭,社会主义不香,喊的是学大寨,实际上在往资本主义道路上走,这能说一样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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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回顾和总结,干部、社员进一步认识到,在农村集体经济的经营方向上,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是长期的。什么时候抓紧了对资本主义的斗争,集体经济就沿着社会主义方向前进,生产就发展;什么时候放松了对资本主义的斗争,集体经济就会偏离社会主义方向,生产就会受损失。如果“只管钱和粮,不问纲和线”,那就会被资本主义牵着鼻子走,发展下去,社会主义的集体经济就有变质的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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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大队领导热心于搞不正当的副业?支部有的领导成员原来觉得辛辛苦苦抓收入是为集体,还受到批评,有些想不通。在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过程中,大家分析,这主要是有的同志对要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就必须对资产阶级法权加以限制这个道理弄不明白。目前农村在生产关系的各个方面还不同程度地存在着资产阶级法权。资产阶级法权是产生资本主义和新的资产阶级分子的土壤和条件。如果我们不坚持批判资本主义,不对资产阶级法权实行必要的限制,那就很可能是收入越增加,资产阶级法权却越膨胀,资本主义越泛滥,这样就必然要破坏社会主义的生产。事实教育大家清楚地看到,东沟大队这几年搞不正当的副业,对资产阶级法权不是限制而是扩大,对资本主义倾向不是批判而是纵容,结果不仅使少数有严重资本主义倾向的人趁机活动起来,社员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受到压抑,而且腐蚀了干部的思想。有的干部对经营方向中存在的问题,搞不清它的性质,分不清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资本主义,看不到它的危害,总认为粮食增了产,收入增加了,就是学了大寨,就是搞的社会主义。经过学习和批判,许多同志清醒过来,他们说:“我们这样做,是把集体经济的车往资本主义路上开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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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进一步提高大家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觉悟,上级党委的同志又着重帮助这个大队的党支部围绕着“一亩一分地里闹革命的主要障碍是什么”这个问题,展开讨论,进行整风。通过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提高了认识,进一步划清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界限,联系过去一段走过的道路,大家很快认识到,原来东沟大从前进中的主要障得不是什么“人多地少”,而是严重的资本主义倾向。大家总结经验教训时说,过去认为只要粮食产量提高了,收入增加了,就是走的社会主义道路,这是完全错误的。学大察,就必须紧紧抓住阶级斗争这个纲,经常开展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不断地批判修正主义路线,批判资本主义倾向,坚持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在提高认识的基础上,这个大队遵照毛主席提出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五个条件和老中青三结合的原则,调整充实了领导班子,决心以阶级斗争为纲,重新迈开学大寨的步伐,在“一亩一分地上”创造出新成绩。大队重新整顿了副业,兴办了直接为农业服务的养牛场、农机修配厂,培育苗圃,并且把过去用到副业上的资金、机械、劳力的大部分转到农业上来。计划三年建成六百亩高标准的园田,去年七月已经开始动工开办了一项搬山填沟造平原的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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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照毛主席关于“一个路线,一种观点,要经常讲,反复讲”的教导,去年下半年以来,大队党支部还加强了对群众的基本路线教育。他们经常联系本大队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实际,联系党支部几年来“离纲偏线”的教训,引导社员揭露资本主义倾向的表现,认识资本主义倾向的危害,打击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大队办的政治夜校越办越好,农民理论队伍从无到有,不断壮大,合作医疗进一步巩固。业余文艺宣传队讲革命故事,创作革命诗歌,开办图书室,移风易俗,破旧立新,成为宣传社会主义思想,加强对资产阶级专政的坚强阵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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堵住了资本主义的路,迈开了社会主义的步。去年一年,这个大队学理论,抓路线,以阶级斗争为纲学大寨,促进了农业生产和集体经济沿着社会主义方向迅速发展。粮食总产量由一九七四年的九十二万斤增加到一百一十万斤,亩产跨过了“长江”,达到九百斤。新建了一个高灌站,扩大水浇地二百七十亩,并且购置了两台拖拉机,机耕面积扩大到百分之六十。回顾一年来的进步,这个大队的干部、社员高兴地说:“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的指示,给我们在学大寨的道路上指明了航向,要紧紧抓住阶级斗争这个纲不能丢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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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山西省委员会、中国共产党昔阳县委员会调查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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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首都钢铁公司石钢炼钢厂的调查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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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都钢铁公司石钢炼钢厂,是我国自己设计、自己兴建的一座炼钢厂。文化大革命以前,在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的影响下,这个厂的党委只注意抓生产,不注意抓路线,使企业偏高了社会主义方向,生产发展也受到严重阻碍。在文化大革命中,广大干部和工人批判了刘少奇、林彪的修正主义路线,坚持毛主席提出的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正确处理政治和经济的关系,使生产持续增长,年年超额完成国家计划,并提前两年实现了这个厂第四个五年计划规定的指标。去年的钢产量比一丸云五年增长了五点三倍,超过设计能力百分之八十九;自一九六九年以来,在不增加主要设备的情况下,钢产量每年递增百分之十七,各项主要技术经济指标都达到了先进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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炼钢厂生产的迅速发展,是在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激烈斗争中取得的,是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贯彻执行党的基本路线的结果。炼钢厂的干部和群众经常讲的一句话是:“炼钢首先要抓纲”,这个纲就是阶级斗争。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社会主义企业,究竟是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党的基本路线,沿着社会主义方向前进,还是搞唯生产力论、阶级斗争熄灭论,推行修正主义路线,复辟资本主义,始终存在着尖锐的斗争。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种斗争并没有熄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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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六九年,党的“九大”以后,正当全厂职工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深入搞好斗、批、改,决心促进炼钢生产大发展的时候,从一九六九年七月至一九七O年七月的一段时间,林彪反党集团的主要成员陈伯达先后十二次第到首钢,疯狂破坏、干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大肆贩卖唯生产力论和阶级斗争熄灭论,要炼钢厂集中一切人力、物力搞“自动化”,叫嚷以电子为中心,搞所谓“第二次工业革命”。面当时炼钢厂面临的首要任务,恰恰是要以阶级斗争为纲,认真搞好斗、批、改,用革命推动生产。经过文化大革命锻炼的炼钢厂广大职工,没有听陈伯达那一套,对他所贩卖的修正主义货色进行了抵制。他们坚持毛主席提出的抓革命,促生产的伟大方针,首先抓了企业的斗、批、改,清理阶级队伍,整党,落实各项无产阶级政策。革命促进了生产。由于充分调动了广大职工的社会主义积极性,一九六九年创造了建厂以来钢产量的最高纪录,一九七O年继续前进,钢产量大幅度提高,第一次突破了设计水平。炼钢厂的广大职工在斗争中进一步加深了对党的基本路线的理解,更明确地树立了“炼钢首先要抓纲”的思想,认识到,什么时候抓紧阶级斗争这个纲,就纲举目张,生产上得快;什么时候离开了这个纲,就迷失方向,生产也摘不上去,大大提高了对修正主义路线进行斗争的自觉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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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企业是坚持无产阶级政治挂师,还是搞物质刺激,利润挂帅?这一涉及到企业方向道路问题的斗争,也是有反复的。毛主席在谈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性时指出,在我们的社会主义企业里,有人跟着过去刘少奇的那条修正主义路线走,“无非是搞什么物质刺激,利润挂帅,不提倡无产阶级政治,搞什么奖金,等等”。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对这些东西进行了深入的批判。但是,清除这条修正主义路线在社会主义企业中的流毒,是长期的战斗任务。稍为放松对修正主义路线的批判,它就会再冒出来。一九七四年,炼钢厂由于设备检修,到第三季度末,生产任务只完成全年的百分之七十一。在时间紧,任务重的情况下,有人又重新搬出了物质刺激的老“法宝”,主张搞一点奖金来“调动”群众的积极性。当时,正是批林批孔运动普及、深入、持久开展的时侯,究竟是靠伟大的革命运动来提高群众的觉悟,从根本上调动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还是靠物质刺激,搞什么奖金来刺激个人主义积极性?厂党委引导大家回顾了文化大革命前搞物质刺激,奖金挂帅的恶果。那时,就因为实行物质刺激,奖金挂帅,腐蚀了人们的思想,破坏了革命团结,使企业走偏了方向。大家激动地说,这条回头路坚决不能走。那么应该怎么办呢?三班电工小组在批林批孔运动中的巨大变化,给了大家以深刻的启示。这个组原来是一个比较后进的班组,他们通过狠批林彪“克己复礼”的修正主义路线,纠正了过去小组内“只抓电线,不抓路线;只顾线头,不管人头”的错误倾向,在小组内以党、团员为骨干,加强了政治思想工作,由后进转化为先进。过去,炼钢车间转炉电器控制室由于设计位置不合理,经常被水流,对生产带来很大影响,投产十年一直没得到解决,成为炼钢厂的一个“老大难”问题。这个小组的工人经过批判唯心论的“天才论”和林彪、孔老二鼓吹的“上智下局”,“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等谬论,提高了工人阶级当家作主的责任感和创造精神,主动承担了这个“分外”活,利用工余时间,自己提方案,自己施工,终于解决了这个难题,保证了安全生产。这件事情说明,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焕发出群众中蕴藏着的极大的社会主义积极性,是推动各项工作的强大动力。厂党委进一步认识到,越是在时间紧、任务重的情况下,越要紧紧地抓住阶级斗争这个纲,越要坚定不移地贯彻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于是,他们带领广大职工抓住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复辟和反复辟这个斗争焦点,狠批林彪“克己复礼”的修正主义路线。大批促大干,大批促高产,在批林批孔运动的推动下,全厂掀起了生产热潮。领导干部日夜奋战在第一线,洗衣房的“五·七”战士服务到炉前,炼钢工人豪迈地表示:为革命夺高产,吃苦流汗心里甜。全厂出现了一处有困难,八方来支援,干群一条心,团结齐奋战的热火朝天的动人景象,生产纪录节节上升。一九七四年第四季度,炼钢厂不但夺取了批林批孔运动的新胜利,钢产量也打破了建厂以来的最高纪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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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验证明,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才能提高广大职工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觉悟,把蕴藏在他们当中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充分调动起来。一九七〇年,国家要求炼钢厂的钢产量要有一个大幅度提高。一些同志算来算去,认为要大量增产,就得向国家要投资,要设备,在原有三座转炉的基础上,扩建一座转炉,保证每天有两座炉子正常生产,两座炉子作生产准备,这个方案叫“四保二”。另外一些同志不同意这种办法,认为依靠群众,挖掘设备潜力,现有的三座转炉,照样可以做到两座炉子生产,叫做“三吹二”。到底是“四保二”还是“三吹二”,引起了争论。厂领导把这个问题交给群众,发动全厂职工进行讨论。大家学习毛主席关于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伟大教导,进行深入分析。工人们尖锐地指出,“三吹二”和“四保二”之争,决不是单统的生产技术之争,而是相信不相信群众,要不要大搞群众运动的路线之争。他们批评了那种眼睛里只有设备,没有群众的错误思想,一针见血地指出:“你们算来算去,为什么不算广大工人经过文化大革命的锻炼,红心向党,蕴藏着多大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同时,根据他们自己丰富的实践经验,提出了许多挖掘企业潜力,实现“三吹二”的合理建议。群众教育了干部,统一了大家的认识。这一年,在炼钢厂出现了大搞技术革新的群众运动,广大职工开动脑筋,群策群力,在每个生产环节上挖掘设备潜力,实现了“三吹二”,在不增加设备和投资的情况下,钢产量比上一年增加了百分之六十九。从那时开始搞起来的三结合扩大转炉装入量的技术革新试验,持续奋战五年,在兄弟单位的支援下,终于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仅这一项措施,每年就可以为国家多产钢十几万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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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斗争实践中,炼锅厂党委深深体会到,路线是根本,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路线对了头,群众真正动员起来了,炼钢生产中存在的各种困难,都会迎刃而解。因此,他们讨论革命和生产的重大问题,吸收工人代表参加;碰到生产技术难题,发动群众搞会战;重大技术革新,依靠群众攻关,并且逐步形成了一套依靠工人群众管理社会主义企业的制度。由于充分发挥工人群众的智慧和力量,使炼钢生产一步一层楼,一直蓬勃向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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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级斗争是长期的,复杂的,要在大风大浪中不动摇,不转向,必须坚持学习马克思主义,批判修正主义。为此,炼钢厂党委会和革委会成员努力做到认真读马列和毛主席的书,积极开展恩想斗争,不断提高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觉悟。在领导成员中,有的人在文化大革命中受过群众的批评,他们经常注意正确对待文化大革命,正确对待群众,正确对待自己。一九七五年,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发表以后,炼钢厂党委在学习过程中,联系本厂实际,努力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弄清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自觉地限制资产阶级法权,批判资产阶级法权思想,抵制资产阶级生活作风。这些年来,他们没有人利用职权搞特殊化。领导干部经常参加生产劳动,每人一身工作服,在第一线做思想政治工作,在第一线指挥生产。哪里有困难,干部就在哪里同工人一起战斗。领导干部的模范行动,振奋了群众的革命精神。工人们说:“领导敢上山,我们能打虎;领导敢下海,我们能擒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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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最近指出:“什么‘三项指示为纲’,安定团结不是不要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炼钢厂的干部群众,从自己多年来的实践中深深体会到,这是一个颠扑不破的真理。要真正抓住阶级斗争这个纲,不仅要同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作斗争,更为重要的是要同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以及他们推行的修正主义路线作斗争。这样,才能保证企业保持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把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落实到基层。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打着关心发展生产的幌子,玩弄折中主义和诡辩论,提出“三项指示为纲”的修正主义纲领,把政治和经济平列起来,否定政治挂帅,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篡改党的基本路线,反对抓革命,促生产的伟大方针,充分暴露了他们妄图复辟资本主义的真面目。现在,炼钢厂的广大职工正决心用自己抓革命,促生产的实际行动,回击这股右倾翻案风,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成果,争取为发展我国的钢铁工业做出更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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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北京市委宣传组调查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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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继续和深入——喜看清华大学教育革命大辩论破浪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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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教育界、科技界开展的革命大辩论是一场什么性质的斗争?今年的头一个月,清华大学的干部和尊众以丰富的斗争成果告诉我们,它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大搏斗,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继续和深入,它关亲着我们党、我们整个国家的前途和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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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的两首词和《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元旦社论的发表,极大地鼓舞了清华大学广大师生员工反击右倾翻素风的革命斗志,进一步提高了他们对这场斗争实质的认识。他们回顾了这场大辩论的进程:去年夏季前后,社会上刮起一股右倾翻案风。清华大学跳出了坚持修正主义路线的极少数几个人,攻击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攻击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伟大领袖毛主席洞察当前阶级斗争的动向,及时抓住战机,亲自发动了这场革命大辩论。在毛主席、党中央的亲切关怀下,在各级党组织的领导下,广大干部和群众对修正主义进行了大揭发、大批判。随后,他们又对整个教育界、科技界的右倾翻案风展开了猛烈的反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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斗争中揭露的大量事实越来越充分地说明,这场斗争不是孤立的,不是偶然的,它有着深刻的政治背景。教育界、科技界的右倾翻案风是当前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突出表现。在学习毛主席词二首和元旦社论中,许多同志提出了一系列的问题;在同一时间里,教育、科技等战线为什么都有那么极少数几个人跳出来刮右倾翻案风?他们为什么那样疯狂,把攻击的矛头指向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指向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他们为什么敢于如此放手大干,要算文化大革命的账,要翻文化大革命的案?他们为什么那样有特无恐,把希望寄托在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复辟势力上?这股右倾翻案风是从哪里刮起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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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些问题的面前,清华大学党委引导广大师生员工,把教育界的修正主义奇谈怪论跟社会上出现的怪现象联系起来,把现实斗争同马克思主义反对机会主义的历史加以比较。答案很清楚,这场斗争不只是教育质量高低的争论,不只是怎样实现“四个现代化”的争论,不只是几个单位的领导权问题。刮右倾翻案风的人从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猖狂地向无产阶级全面进攻。他们这也要“担”,那也要“极”,最根本的一条,就是要改变党的基本路线,从而扭转我们整个国家的马列主义方向和社会主义道路,改变我们整个国家的颜色。工农兵学员说得好:“右倾翻案风得逞,就是资本主义在中国复辟,不但我们要被赶出校门,千百万阶级兄弟还要人头落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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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大学党委组织广大师生员工,重温了毛主席文化大革命以来的重要指示,以阶级斗争为纲,对刮右倾翻案风的人作了阶级分析。在大辩论开始的时候,清华大学就贴出《走资派还在走》的大字报,把斗争的重点放在整党内一小振不肯改悔的走资派上。随着大辩论的进一步深入,阶级阵级越来越清楚了。刮右倾翻案风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主要就是那些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批判、被揭发过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他们有的在风头上认输,风过就翻案,有的根本就没有认过输。他们中间,有的是混进革命队伍的阶级异己分子,有的在民主革命时期是积极的,到了社会主义时期,却处处跟无产阶级对抗。随着社会主义革命步步深入,我们必须掌握阶级关亲的变化。有的人过去是党的同路人,但从来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世界观是个资产阶级的王国。在社会主义革命越来越深入的今天,他们站到敌对阶级一边去了,也就是说,站到地主、资产阶级一边去了。他们一上台,就顽固地代表着地主、资产阶级的愿望,坚持走资本主义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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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就是这样无情地告诉我们:走资浪还在走,投降派确实有。这股右倾翻案风的风源在哪里?就在党内那些坚持刘少奇、林彪的修正主义路线,至今不肯改悔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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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这样的分析、研究,广大干部、群众更深刻地认识到,当前的主要矛盾仍然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当前的主要危险仍然是修正主义,最危险的是代表地主、资产阶级利益的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还在走,这是整个社会主义时期长期存在的社会现象,是阶级斗争的规律所决定的,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清华大学党委掌握了运动发展的趋势,迅速作了大辩论深入开展的部著。各级党委成员深入到班组中去,把基层党支部建设成为同资产阶级斗,同修正主义斗的坚强堡垒,以班组为基点开展大学习、大批判,既加强了党对运动的领导,又广泛地发动了群众。广大干部、群众,同仇敌忾,在前一段大辩论的基础上,紧紧抓住右倾翻案风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改变党的基本路线,复辟资本主义的实质,把教育界、科技界以及社会上其他方面的修正主义谬论联系起来,进行系统的、深入的大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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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批判的过程中,师生员工紧密联余现实斗争,如饥似渴地攻读马列著作、毛主席著作。在政治与经济的关系等问题上,伟大的革命导师列宁同伯恩斯坦、考茨基、托洛茨基、布哈林,毛主席同陈独秀、刘少奇、林彪,都作过坚决的斗争,写下了无辉的著作。“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一个路线,一种观点,要经常讲,反复讲。只给少数人讲不行,要使广大革命群众都知道。”广大干部、讲众认真学习了列宁、毛主席的重要论述,也学一点马克思主义哲学,学一点中国哲学史。他们研究了革命导师的斗争经验,也研究了苏联沦为社会帝国主义的惨痛教训。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革命大辩论步步深入,大批判的水平越来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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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工业自动化系自动化专业三一班的工农兵学员,写了一张大字报,开始时题为《到成是谁拖了四个现代化的后腿》。大字报以大量的事实说明,“拖四个现代化后腿”的不是我们,而是那股右倾翻案风。随着大辩论的深入,许多同志提出,刮右倾翻案风的人真的关心四个现代化吗?带着这个问题,工农兵学员反复学习马列著作、毛主席著作。大字报每修改一次,思想认识都提高一步。最后,他们把大字报的题目改为《右倾翻案风要搞现代化,还是要复辟》。大字报指出:资产阶级所谓不讲阶级斗争是假,目的是麻养人民群众,反对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斗争。不讲阶级斗争,不讲路线,现代化或者搞不成,或者在一个时期暂时榜上去了,但最终还要垮下来,或者搞成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的现代化。右倾翻案风以“四个现代化”作大棒,扼杀社会主义新生事物,向无产阶级进攻。这就说明,他们搞现代化是假,复辟资本主义是真,卫星上天是幌子,红旗落地才是真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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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广大师生员工对这个谬论的批判,又有了新的进展。他们把教育界、科技界以及社会上其他方面的修正主义奇谈怪论联系起来批判,不仅看到大旗成下包藏着极为险恶的祸心,而且看到“四个现代化”的背后有一整套修正主义的纲领、路线。刮右倾翻案风的人,公开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实际上是要以他们的修正主义路线为纲。他们到处煽动人们刮“业务台风”,“经济台风”,“八级不够,就刮它十二级”,妄图把无产阶级政治,把阶级斗争这个纲,把党的基本路线一股脑儿刮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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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纲,无产阶级革命导师早有英明的论断。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将近四十年来,我们都非常重视阶级斗争,认为它是历史的直接动力,特别是重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认为它是现代社会变革的巨大杠杆;所以我们决不能和那些想把这个阶级斗争从运动中勾销的人们一道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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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指出:“政治同经济相比不能不占首位。不肯定这一点,就是忘记了马克思主义的最起码的常识。”“机会主义恰巧在最主要之点不承认有阶级斗争,即不承认在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时期,在推翻资产阶级并完全消灭资产阶级的时期有阶级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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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指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和阶级斗争”。“安定团结不是不要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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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了革命导师的教导,再看看那些右倾翻案的奇谈怪论,清华大学广大师生员工清楚地认识到,妄图改变党的基本路线,以达到他们复辟资本主义的罪恶目的,就是这股右倾翻案风的政治纲领。什么“教育质量低”,“科研落后了”,“施了四个现代化的后腿”等等谬论,都是从这里派生出来的。为了向无产阶级反攻倒算,正在走的走资派猖狂反对马克思主义,攻击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他们所顽固坚持的,恰恰是刘少奇、林彪相继推行,并且接连破产的修正主义路线,恰恰是刘少奇鼓吹了十七年,而林彪妄图塞进党的“九大”政治报告中去的阶级斗争熄灭论、唯生产力论等修正主义黑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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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改变党的基本路线,他们既打着红旗反红旗,又搞了折衷主义。面对着他们这种反革命手法,广大师生员工翻开列宁的光辉著作《再论工会、目前局势及托洛获基和布哈林的错误》,发现这种手法不过是从布哈林那里拣来的破烂。在列宁同托洛茨基、布哈林的论战中,布哈林曾说什么列宁是“从政治上”看问题托洛茨基是“从经济上”看问题,而他却要把双方统一起来,来个“缓冲”。对于这种谬论,列宁给予严厉的驳斥,列宁说:“布哈林宣传把从政治上看问题和从经济看问题结合起来,这样就在理论上落到折衷主义立场上去了。”“如果说(或者只是间接地表达了这种思想)从政治上看问题和‘从经济上’看问题有同等的价值,“二者’都可以采用,这就是忘记了马克思主义的最起码的常识。”折衷主义就是修正主义。穷途末路的修正主义者既要反革命,又要掩人耳目,不惜故伎重演。革命人民却以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武器,及时撕下他们的面纱,揪住了他们向无产阶级进攻的黑手,抓住了他们复辟资本主义的狐狸尾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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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这样以学习推动大批判的事例,在清华大学比比皆是。许多同志在写一张大字报的过程中,阅读了十几篇,甚至几十篇马列著作、毛主席著作。精密仪器系机床专业三二班的工农兵学员说:“这样写大字报,时间虽然花得多,但是要害抓准了,思想认识提高了。斗争需要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指引我们去战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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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大辩论既然是一场伟大的革命运动,必然会遇到阻力。清华大学的教育革命大辩论就是冲破了重重阻力之后,迅猛向前发展的。这种阻力主要来自党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和旧的习惯势力。正在走的走资派还在妄圈压制这场大辩论,压制群众起来反击右倾翻案风,还在重曲这场斗争的实质,用资产阶级法权思想、旧的传统观念腐蚀干部和群众,要图拉拢一部分人跟着他们走资本主义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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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的挣扎是徒劳的。在遇到阻力的时候,清华大学的一位领导干部就说:“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走资派要走资本主义道路,此路不通,经过文化大革命锻炼的广大工农兵、革命干部、革命知识分子绝不答应。我们充满信心去夺取大辩论的胜利,击碎任何走资派复辟倒退的递梦。”三个月来,清华大学的大辩论如火如荼,广大师生员工同仇敌忾,团结战斗,组成了浩浩荡荡的革命大军,取得一个又一个回合的胜利。这样的事实就充分说明,只要我们抓住这场斗争的实质,揭露极少数人顽固坚持刘少奇、林彪修正主义路线的狰狞面目,那么,广大干部、群众,包括受了他们影响的同志,就会很快起来,同他们作坚决的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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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股右倾翻案风,有它的国际根源和国内根源。由于资产阶级法权的存在,旧的传统观念的存在,由于阶级的存在,旧社会的细菌还在时时刻刻地侵蚀我们的肌体,因此,它在干部、群众中还有一定的市场。我们这场大辩论就是要在斗争中锻炼群众,使广大群众更加深刻地认识产生修正主义的社会根源,尽可能地缩小修正主义的市场。在这场大辩论中,清华大学广大师生员工的阶级斗争、路线斗争和继续革命的觉悟,识别真假马克思主义的能力,都有很大的提高,共产主义思想正在迅速增长。他们说:“在大辩论中,我们失去的是旧社会的精神锁链,得到的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光辉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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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极少数几个处境十分孤立,而且越来越孤立的走资派们,清华大学的革命群众告诉他们:“如果你们愿意改邪归正,真的而不是假的,我们欢迎。但是,如果你们还想搞什么名堂,那就回顾一下吧,妄图镇压文化大革命的刘少奇,连同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一起被革命群众运动的洪流冲得粉碎。”清华大学的干部、群众正是以这样的革命气概,在党的领导下,高声吟诵着毛主席的词二首胜利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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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雷动,旌旗奋,是人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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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看天地翻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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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日报》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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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一九七六年二月六日《人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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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害是复辟资本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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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师生员工批判“三项指示为纲”的修正主义纲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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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定团结不是不要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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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大领袖毛主席最近发出的这一重要指示,极大地鼓舞了北京大学广大革命师生员工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志。他们说:“三项指示为纲”是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全面对抗毛主席革命路级的修正主义纲领。毛主席的指示就是对它的针锋相对的批判。我们要车牢掌握和充分运用这个强大的思想武器,把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进行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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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党委引导广大革命师生员工,围绕毛主席这一重要指示,学习马、列和毛主席关于阶级斗争的论述,回顾了一年来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激烈斗争。一九七五年春,全党、全军、全国人民认真学习伟大领袖毛主席关于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重要指示。毛主席指出:“列宁为什么说对资产阶级专政,这个问题要搞清楚。这个问题不搞清楚,就会变修正主义。要使全国知道。”“我国现在实行的是商品制度,工资制度也不平等,有八级工资制,等等。这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所以,林彪一类如上台,搞资本主义制度很容易。”毛主席的重要指示,进一步提高了全国人民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党的基本路线,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进行到底的自觉性。毛主席提醒大家:“林彪一类如上台,搞资本主义制度很容易。”广大革命群众展开了热烈的学习和讨论,同时,也引起了代表资产阶级利益、企图复辟资本主义的那些人的害怕和抵抗。他们反对批判修正主义,对批判资产阶级法权有反感。他们要想法破坏这个学习。就是在这个期间,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别有用心地至曲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指示,把其他两项指示同关于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指示并列起来,蛊惑人心地提出了一个“三项指示为纲”的口号,想以这种手法来否定毛主席历来关于要以阶级斗争为纲、要抓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的教导,否定毛主席关于要把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搞清楚的重要指示,否定要把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放在首要地位。还说什么:“这三条重要指示,是互相联系的,不能分割开”。此后,便到处鼓吹这就是“各项工作的总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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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重的斗争现实,使大家深刻地认识到,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这样迫不及待地抛出这个修正主义的纲领,这样明目张胆地对抗毛主席关于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指示,就是要反拌以阶级斗争为纲,反掉党的基本路线,反掉对修正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反掉党内走资派很害怕的对资产阶级法权的限制。“三项指示为纲”的要害就是要搞修正主义,复辟资本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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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中,究竟以什么为纲?北京大学师生员工认真学习了马、列和毛主席的有关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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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和恩格新指出:“将近四十年来,我们都非常重视阶级斗争,认为它是历史的直接动力,特别是重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认为它是现代社会变革的巨大杠杆,所以我们决不能和那些想把这个阶级斗争从运动中勾销的人们一道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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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指出:“无产阶级专政不是阶级斗争的结束,而是阶级斗争在新形式中的继续。无产阶级专政是取得胜利、夺得政权的无产阶级进行阶级斗争,来反对已被打败但还没有被消灭、没有绝迹、没有停止反抗、反而加紧反抗的资产阶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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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中国革命从新民主主义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的前夕,毛主席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就指出:在夺取全国政权之后,国内的主要矛盾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毛主席特别提醒我们,在拿枪的敌人被消灭以后,不拿枪的敌人依然存在,他们必然地要和我们作拼死的斗争,我们决不可以轻视这些敌人。在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毛主席又告诫全党:“阶级斗争并没有结束。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还是长时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一九六二年,毛主席指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和阶级斗争”,并为我们党提出了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一九六五年,毛主席在批判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时再次指出:“整个过渡时期存在着阶级矛盾、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两条道路斗争。忘记十几年来我党的这一条基本理论和基本实践,就会要走到斜路上去。”一九六六年,毛主席在五月十六日的《通知》中,又指出:“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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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导师的英明论断,使广大师生员工深刻认识到,在有阶级存在的社会里,级斗争是历史发展的动力和杠杆。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始终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是主要矛盾。“由于它的存在和发展,规定或影响着其他矛盾的存在和发展。”因此,我们的各项工作,必须以阶级斗争为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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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提出以三颈指示为“各项工作的总纲”,就是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与毛主席的一贯教导相对抗。他们不仅把安定团结、发展国民经济提到“纲”的地位,而且提出什么整顿为纲,等等。就是凭着这种以目乱纲、以目代纲的折中主义手法,把阶级斗争这个纲排除到九霄云外去了。北京大学广大革命师生员工,学习了无产阶级革命导师同机会主义斗争的历史,发现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大肆鼓吹的货色,不过是国内外机会主义者一再贩卖的阶级斗争熄灭论、唯生产力论。他们要建设的“社会主义”,不过是赫鲁晓夫“土豆烧牛肉”的“仙山琼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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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为什么要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他们要干什么?看一看下面这个自白,就一清二楚了。在右倾翻案风甚烈尘上的时候,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曾露骨地说:“只要人家说你复辟了,你的工作就干好了。”这就充分说明,他们搞“三项指示为纲”的全部目的,就是复辟资本主义。他们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并非要取消阶级斗争,而是要麻痹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的革命警惕性。他们要否定的是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至于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的进攻,他们不但不放弃,而且越来越牢地抓在手中。他们放手地向无产阶级进行反攻倒算,效法孔老二“克己复礼”,大干复牌资本主义的勾当。“三项指示为纲”的修正主义纲领一出笼,以复辟倒退为宗旨的右倾翻案风便司起来,这就是明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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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在同机会主义作斗争中指出:“马克思主义在理论上的胜利,逼得它的敌人装扮成马克思主义者,历史的辨证法就是如此。”打着红旗反红旗是一切机会主义者反对马克思主义的祖传法宝。北京大学革命师生员工,列举大量事实揭露,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嘴上喊着要贯彻落实毛主席的三项指示,实际上却在给革命群众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运动大泼冷水,扩大资产阶级法权,扩大三大差别,以资产阶级贵族老爷的态度,大刮右倾翻案风,鼓吹“今不如昔”,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成果,扼杀社会主义的新生事物。在被他们篡夺了领导权的个别部门,正在走的走资派一面“请隐士”、“举逸民”,把没有改造好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捧上了天,妄图让他们凌驾于党委之上;一面又极力挑拨知识分子同党的关系,反对知识分子沿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不断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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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歪曲安定团结的口号,用种种办法破坏安定团结,否定老、中、青三结合,否定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五个条件。事实充分说明,搞修正主义,必然要搞分裂,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是制造分裂的根源。他们颠倒黑白,肆无忌惮地分裂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把矛头指向伟大领袖毛主席,指向毛主席的革命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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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把发展国民经济,实现四个现代化作为蛊惑人心的大旗,到处煽动刮“业务台风”、“经济台风”,妄图把无产阶级政治,把阶级斗争这个纲,把党的基本路线统统刮掉,以资产阶级政治,以修正主义路线取而代之。在有的单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被批臭了的物质刺激、利润挂帅和“管、卡、压”的规章制度,又被重新搬了出来,因而阻碍了生产的发展。北京大学校办工厂的工人说得好:“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根本不是要发展社会主义生产,而是要挖社会主义墙脚,破坏生产,复辟资本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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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触目惊心的事实,使北京大学广大革命师生员工,看清了“三项指示为纲”这个修正主义纲领的危害。他们重温了毛主席的重要指示,如果忘记了阶级和阶级斗争,忘记了无产阶级专政,“那就不要很多时间,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现全国性的反革命复辟,马列主义的党就一定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党,变成法西斯党,整个中国就要改变颜色了。”联系现实斗争,请同志们想一想,这是一种多么危险的情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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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广大革命师生员工抓住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搞修正主义路线的要害,揭露和批判了“三项指示为纲”的修正主义纲领,更加深刻地认识到,当前这场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大搏斗,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绕同刘少奇、林彪修正主义路线斗争的继续,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继续和深入。他们说:“教育革命的大辩论已取得很大胜利,但斗争并没有结来,还在继续深入发展。毛主席为我们党制定的政策,历来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如何动作,我们将拭目以待。”北京大学革命师生员工满怀豪情壮志,决心在毛主席、党中央的领导和关怀下,在校党委和各级党组织的直接领导下,同全国人民并肩作战,及时识破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可能玩弄的任何阴谋,乘风破浪,夺取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更大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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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日报》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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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一九七六年二月十七日《人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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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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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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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判修正主义路线 回击右倾翻案风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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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资产阶级民主派到走资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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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文艺革命,反击右倾翻案风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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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倾翻案风与资产阶级法权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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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许篡改革命接班人的五条标准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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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续革命 永不停步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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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点哲学 继续批孔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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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丘的亡灵与教育界的奇谈怪论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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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修必须批孔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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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一点中国哲学史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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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人开展教育革命大辩论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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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对教育革命大辩论的领导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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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分子决不走回头路——批判反动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奇谈怪论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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驳“白专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好处”论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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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门办学不容否定 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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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阶级斗争为纲 把各项工作做好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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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管理的两条路线斗争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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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大寨要抓住阶级斗争这个纲——山西昔阳县东沟大队的调查报告 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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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首都钢铁公司石钢炼钢厂的调查报告 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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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继续和深入——喜看清华大学教育革命大辩论破浪前进 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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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害是复辟资本主义 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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