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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水浒》 - 和谐历史档案馆 Banned Historical Archives
标题: 评《水浒》
作者:竺方明
时间: 1975.8.31
标签:重要报刊和社论 文学艺术 文章 批陈整风和批林批孔
选择来源: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第一版)
评《水浒》
《水浒》是一部“歌颂农民革命斗争”的小说吗?否。它是一部宣扬投降主义的小说。
《水浒》是一部“革命教科书”吗?否。它是一部反面教材。
鲁迅说得好:“一部《水浒》,说得很分明:因为不反对天子,所以大军一到,便受招安,替国家打别的强盗──不‘替天行道’的强盗去了。终于是奴才。”
《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写了投降,宣扬了投降主义路线,可以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一切共产党人,一切革命人民,要知道什么是投降派,请读《水浒》,请看《水浒》中的宋江。
一条投降主义路线
《水浒》是以北宋末年的农民起义为题材的古典小说。毛主席指出:“地主阶级对于农民的残酷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迫使农民多次地举行起义,以反抗地主阶级的统治。”北宋末年,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不断激化,“政日以堕,民日以困”,封建制度已经走下坡路。农民起义风起云涌,向地主阶级的统治进行了勐烈冲击。可是,曾经被誉为“农民革命史诗”的《水浒》,是怎样描写农民起义的呢?
《水浒》这部书,只反贪官,不反皇帝。
贪官是坏的,皇帝是好的──这个思想,贯穿全书。小说中这样写道:“至今徽宗天子,至圣至明,不期致被奸臣当道,谗佞专权”,“却是蔡京、童贯、高俅、杨戬四个贼臣,变乱天下,坏国,坏家,坏民。”书中的梁山泊首领宋江,每当俘获朝廷将领的时候,再三申言:“小可宋江怎敢背负朝廷”,“只被滥官污吏,逼得如此”。宋江领导的农民起义队伍,安营扎寨,招兵买马,攻高唐,闹华州,打大名府,主要的打击对象就是高知府、贺太守、梁中书这类的贪官。
在封建国家中,皇帝是最高的统治者,是地主阶级的总代表,是一切封建官吏的总后台。农民阶级要反对地主阶级的反动统治,就非反皇帝不可。只反贪官,不反皇帝,是不能动摇地主阶级统治的。中国历史上,北宋以前的黄巾起义,北宋时的方腊起义,就都是反皇帝的,都把斗争的锋芒直指以“天子”为象征的地主阶级专政。
《水浒》中的宋江一伙,是不反皇帝的,是忠于皇帝的。他们最害怕反皇帝的“黑旋风”。李逵不是要“杀去东京,夺了鸟位”么?那可万万不行,“你这厮胡说”,“再如此多言插口,先割了你这颗头来为令,以警后人”!宋江临死,还要对李逵下毒手,不扑灭这颗反皇帝的火种,他死不瞑目。宋江标榜的是“替天行道”。天国的上帝,乃是地上君王的再现。宋江的“天”,其实就是宋朝乾坤,赵家社稷,徽宗天子。宋江的“道”,就是孔孟之道,封建阶级的统治之道。一句话,“替天行道”就是要“尽忠报国”,为大宋王朝效劳。
在《水浒》中,反对贪官和忠于皇帝,是一致的。“忠为君王恨贼臣”,这句诗道出了其中奥妙。宋江等人“恨贼臣”,反贪官,不过是表明他们一片忠心为君王,要为“至圣至明”的皇帝“整顿朝纲”,除掉“贼臣”,修补地主阶级的国家机器,维护封建王朝的统治。宋江和高俅的斗争,是地主阶级内部这一派反对那一派的斗争。他们之间,在维护封建统治、反对农民革命方面是完全一致的。两者的矛盾,主要是“当道”与不“当道”、“专权”与不“专权”的矛盾。围绕这个矛盾,他们展开了争权夺利的激烈斗争。
《水浒》中的梁山泊农民起义,正是由于宋江不反皇帝,终于让人招安了。
反动的地主阶级政权,对于农民起义,历来采取反革命的两手:征剿和招安。打得垮的就征剿,打不垮的就招安。小说中的朝廷,交替使用了这两手,最后搞了招安这一手。
书中的宋江,恰恰适应了封建统治阶级的需要,推行一条投降主义路线,把受招安作为农民起义的奋斗目标。起义,就是革命;受招安,就是投降。两者本来是水火不能相容的。可是,《水浒》竟然把这两者统一了起来,炮制了一个“造反为招安”的标本。
反对招安还是接受招安,这是梁山泊农民起义中革命路线和投降路线两条路线斗争的焦点。这支农民起义队伍的领袖不好,投降。李逵、吴用、阮小二、阮小五、阮小七是好的,不愿意投降。在小说中,宋江的投降主义路线居于统治地位,李逵等人的反投降路线则处在下风。尤其是,小说嘲笑和否定了李逵等人的反投降路线,把它写成是愚蠢莽撞的行动,用来反衬宋江投降路线的正确性。可见,小说所要肯定和宣扬的恰恰是宋江那条投降主义路线。招安好,投降好!──这就是《水浒》的主题歌。
《水浒》中的梁山泊农民起义队伍,在受招安之后,就走上了镇压农民起义的道路。
原来是“替天行道”的“强盗”,如今成为“官兵”了。做“强盗”的时候,“替天行道”是反贪官;当了“官兵”,“替天行道”要干什么呢?宋江等人主动从朝廷讨来“圣旨”,去打方腊这个不“替天行道”的“强盗”了。方腊的起义军,占据八州二十五县,改建年号,“南面为君”,确实是一支不“替天行道”的反皇帝的农民起义队伍。在这支农民起义队伍面前,宋江一反他当年在“官兵”面前那种卑躬屈膝的常态,摆出一副杀气腾腾的架势,自称“天兵到此”,恶狠狠地叫嚷:“我若不把你杀尽,誓不回军!”对于俘获的方腊起义军将领,“剖腹剜心”,无所不用其极。他的反革命立场是何等鲜明,他那镇压农民起义的刽子手嘴脸是何等狰狞!此时此地,宋江之流“替天行道”的反动本质,也就暴露无遗了!
打方腊,是彻头彻尾的反革命行为。对于这样的反革命行为,《水浒》竟然为之歌“功”颂“德”,高唱“名标青史千年在,功播清时万古传”的赞美诗。然而,“终于是奴才”。在奴才的脸上涂了一层发光的油彩,只能使革命人民更加憎恨和厌恶。
只反贪官,不反皇帝──接受招安──镇压农民起义,这就是《水浒》宣扬的投降主义路线的三部曲。
有一种曾经颇为流行的论调,说什么宋江投降是“农民的局限性”。这种论点,抹煞了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两个对立阶级、坚持农民起义路线和坚持投降主义路线两条路线的原则界限,实质上是为投降派辩护。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前仆后继,不屈不挠,向地主阶级的统治发动了勐烈的进攻,显示了中国农民阶级的革命硬骨头精神。只是由于当时没有新的生产力和新的生产关系,没有新的阶级力量,没有先进的政党,最后总是陷于失败。但是,失败不等于投降。向封建统治阶级投降,那是叛徒和奴才的勾当,跟“农民的局限性”风马牛不相及。斗争不屈而失败,同追求升官发财而投降,怎么能说成一回事!?农民阶级尽管也有这样那样的“局限性”,但决没有向封建统治阶级投降的这种“局限性”!
一个投降派的典型
宋江是《水浒》的主人公。在文学作品中,“主要人物是一定的阶级和倾向的代表”。《水浒》为了鼓吹投降主义,用浓笔酣墨刻画和歌颂了宋江这个投降派的典型。
“借得山东烟水寨,来买凤城春色。”这两句话是宋江反革命一生的自供状,维妙维肖地勾画出他这个投降派的反动嘴脸。宋江溷进梁山泊农民起义的“烟水寨”,就是为了叛卖农民革命事业,去换取朝廷招安、升官发财的“凤城春色”。
《水浒》中的宋江,出身于地主阶级家庭,“自幼学儒”,“曾攻经史”,是一个满脑子装着儒学秕糠的孔孟之徒。他把农民起义看作是“犯了迷天大罪”,参加起义就是“不忠不孝”,因而几次拒绝上山。宋江不得不上梁山后,“身居水浒之中,心在朝廷之上”,左一个声明“宋江等本无异心”,右一个表白自己“忠肝盖地”,要“尽忠报国,死而后已”。接受招安后,他就更加死心塌地替封建统治阶级卖命,去镇压别的农民起义军。直到临死,他还念念有词,说什么“宁可朝廷负我,我忠心不负朝廷。”甚至宋江死了,《水浒》还要让他的幽灵进入宋徽宗的梦境,向皇帝“垂泪启奏”,真可谓忠君报国,死而不已。总括宋江一生,他一直以“忠君”作为自己言行的最高准则,根本不是什么“农民起义的杰出领袖”,而是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大宋皇帝的忠实奴才。
正是由于“忠君”,宋江一贯热中于受招安。早在他上梁山之前,当武松被逼投奔二龙山的时候,宋江就劝武松:“如得朝廷招安,你便可撺掇鲁智深、杨志投降了”。宋江本人,如果能够在仕途上爬得上去,他是决不会上山的。但是,杀惜、刺配、被判死刑,弄得他“名又不成,功又不就”,甚至连命都保不住了,只好“权借水泊”,“随时避难”。宋江上了梁山,就起劲地鼓吹招安,等待招安,乞求招安,推行一条投降主义的路线。
为了受招安,他处心积虑地排斥晁盖,架空晁盖,两面三刀,小恩小惠,笼络人心,篡夺领导权。晁盖一死,他就把晁的聚义厅改为忠义堂。“聚义”换成“忠义”,一字之差,篡改了梁山泊农民起义的革命路线。
为了受招安,他不敢“侵占州府”,不去扩大农民起义军的地盘,故意放走朝廷的残兵败将,留下日后投降的后路。
为了受招安,他软硬兼施,排挤革命派,压制革命派;同时招降纳叛,网罗世袭贵族、朝廷将领和豪绅地主,委以重任,组成一支推行投降主义路线的骨干队伍。
为了受招安,他在一百零八人大聚会时,当众宣布“惟愿朝廷早降恩光,赦免逆天大罪”,公开抛出了乞降的纲领。接着,在菊花会上,他又赋词明志,“望天王降诏早招安,心方足。”
为了受招安,他亲自出马,打通皇帝宠妓李师师的“枕头上关节”;派人向殿前太尉宿元景行贿,求宿太尉在皇帝面前说情;在梁山泊的死对头高俅被俘后,他竟奴颜婢膝地“纳头便拜,口称:‘死罪’”,乞求“慈悯”。其行径之卑劣,令人作呕。
小说屏晁盖于一百零八人之外,又让他在宋江上山不久,中箭身亡,及早“归天”,正是为了突出宋江这个投降派,为他受招安扫除障碍。晁盖是梁山泊农民革命事业的奠基人,他有意“托胆称王”,立志“要和大宋皇帝作对”,坚持了一条农民起义的革命路线。宋江钻进农民起义队伍以后,以革命者的姿态,干反革命的勾当,用他的投降主义路线“修正”了晁盖的革命路线,搞修正主义。轰轰烈烈的梁山泊农民起义,就是这样葬送在宋江一伙投降派之手。宋江根本不是什么革命的“同路人”,而是一个把农民起义引向毁灭道路的叛徒。他对农民起义也谈不上什么“有功”,而是一个出卖农民革命的大罪人。
有的评论文章说什么宋江这个人物具有双重性格,既有妥协性,又有革命性。这个论点是完全站不住脚的。宋江身在梁山,心在朝廷,自始至终坚持投降主义路线。他一贯忠于封建王朝,一贯反对农民革命,是钻到革命队伍里来破坏革命的,根本没有什么革命性可言。宋江的性格是统一的,统一就统一在他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投降派典型。
一套投降主义哲学
《水浒》这部书,为了宣扬投降主义路线,歌颂宋江一伙投降派,极力兜售腐朽透顶的孔孟之道,鼓吹一整套投降主义哲学。
“天命论”是剥削阶级维护其反动统治,毒害劳动人民的思想武器。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为了反抗地主阶级的统治,总是把批判的锋芒指向这一反动的精神枷锁。而《水浒》却在第一回,开宗明义,就说人间的治乱祸福都是“天命”。不仅宋朝的历代皇帝是上天差遣的神仙下凡来统治人间,而且《水浒》的一百零八人也是天遣的“魔君”来世上历劫,退净“魔心”,以成“正果”。这一来,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的关系,就不再是两个敌对阶级的关系,而是同样奉“天命”而来,为行“天道”而生的了。一部《水浒》就建筑在这块“天命”的基石之上。书中两处“石碣天文”的描写,两次“九天玄女”的出现,两番“龙君”的显灵,都是在情节发展的关键所在,强调“天命”的无上权威和主宰力量。例如,宋江刚刚上山,“九天玄女”就给他传下“法旨”:“汝可替天行道:为主全忠仗义,为臣辅国安民,去邪归正”。因此,农民起义队伍向地主阶级投降便是“顺天”;为皇帝尽忠,护地主阶级之国便是“替天行道”。《水浒》就这样把可耻的投降行为蒙上了一层神圣的灵光,把“天命论”当成了宣扬投降主义的理论根据。
“忠义”是封建宗法思想的核心,是封建伦理道德的教条。《水浒》极力歌颂宋江为代表的投降派“忠义双全”,宣扬投降就是“忠义”,“忠义”必须投降。地主阶级中的有些人正是在这一点上看出了《水浒》宣扬“忠义”的妙用。有的人说:“《水浒》而忠义也,忠义而《水浒》也”,简直把《水浒》当成了“忠义”的代名词;有的人则干脆把《水浒》书名改为《忠义水浒传》。《水浒》这部书确实是以“忠义”为中心来设置矛盾,展开情节,塑造人物的。“忠义者”和不“忠义者”的矛盾是统贯全书的基本矛盾。小说中,反面人物高俅,“若论仁、义、礼、智、信、行、忠、良,却是不会”;正面人物宋江,则是“为人一世,只主张‘忠义’二字”。《水浒》写宋江的“造反”,不是“官逼民反”,而是“奸”逼“忠”反。他权居水泊,积聚力量,专等招安,报效朝廷,可以说是曲线“尽忠”。在对待农民起义的问题上,《水浒》向地主阶级提供了比暴力镇压更加毒辣的思想和策略,即用“忠义”这条绳索把农民起义队伍拉向投降。
升官发财是一切剥削阶级的人生哲学,功名利禄是一切反动统治阶级网罗奴才的诱饵。《水浒》通过描写宋江的一生──从“虽有忠心,不能得进步”开始,到被迫上山,接受招安,去打方腊,终于功成名就结束,宣扬了反动腐朽的人生哲学。宋江认为人生在世,就要求得“官爵升迁”,“封妻荫子”,“光耀祖宗”,“青史留名”。这个“凌云志”,促使他自己大搞投降活动;他引诱别人投降的时候,也常常使用这一套。宋江可耻地死了,他手下的大部分头领也都在打方腊的过程中做了牺牲品。但《水浒》写的宋江等人的下场,并不象有人所说的“招安后的悲剧结局本身就带有批判性,告诉读者──此路不通”。恰恰相反,《水浒》的整个结局,不是批判性的,而是歌颂性的。你看,死了的,“各授名爵”,有子孙者“承袭官爵”,无子孙者“敕赐立庙”;活着的,“管军管民,护境为官”。宋江死后,天子还“敕封宋江为忠烈义济灵应侯”,并命于梁山泊“起盖庙宇,大建祠堂”,“御笔亲书‘靖忠之庙’”,“年年享祭,岁岁朝参,万民顶礼”。在地主阶级眼里,还有比这更大的荣耀么?“生当鼎食死封侯,男子生平志已酬”。《水浒》全书结尾中的这两句诗,也就是宣扬投降主义哲学最后完成的一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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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往今来,革命阵营中总会出现叛徒,出现投降派。宋江,是古代投降派。修正主义者,向国内资产阶级和外国帝国主义投降,是现代投降派。刘少奇、林彪一类,推行修正主义路线,复辟资本主义,就是对内搞阶级投降主义,对外搞民族投降主义。在社会主义历史阶段,要反修防修,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就必须知道投降派,识别投降派,反对投降派。
在当前学习理论、反修防修的运动中,我们应该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坚持阶级分析的方法,开展对《水浒》的评论和讨论,揭露《水浒》宣扬投降主义的本质,揭露宋江搞修正主义、投降主义的真面目,批判《水浒》研究中的阶级斗争调和论,划清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原则界限,充分发挥这部反面教材的作用。这不但对于古典文学研究,对于整个文艺评论和文艺工作,而且对于中国共产党人、中国无产阶级、贫下中农和一切革命群众,在现在和将来,坚持马克思主义、反对修正主义,把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坚持下去,都有重大的、深刻的意义。
(载《人民日报》一九七五年八月三十一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