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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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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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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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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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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ENINGQUANJ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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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卷1907年6月一1908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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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全集》第二版是根据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决定,由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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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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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正文和附录中的文献分别按写作或发表时间编排。在个别情况下,为了保持一部著作或一组文献的完整性和有机联系,编排顺序则作变通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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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每篇文献标题下括号内的写作或发表日期是编者加的,文献本身在开头已注明日期的,标题下不另列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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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18年2月14日以前俄国通用俄历,这以后改用公历,两种历法所标日期,在900年2月以前相差12天(如俄历为1日,公历为13日),从900年3月起相差13天,编者加的日期,公历和俄历并用时,俄历在前,公历在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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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目录中凡标有星花*的标题,都是编者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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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在引文中尖括号《〉内的文字和标点符号是列宁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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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未说明是编者加的脚注为列宁的原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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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人名索引》、《文献索引》条目按汉语拼音字母顺序排列,在《人名索引》条头括号内用黑体字排的是真姓名;在《文献索引》中,带方括号[】的作者名、篇名、日期、地点等等,是编者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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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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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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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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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1-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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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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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对抵制(摘自社会民主党玫论家的札记)(6月26日〔7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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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0小44444”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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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葛伊甸伯爵〔我回非党的“民主主义者”教导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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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9)(6月)…3442关于社会民主工党对第三届杜马的态度问题的报告提纲(在7月8日彼得堡市代表会议上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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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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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会议(“第二次全国代表会议”)文献(7月)…45-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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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关于参加第三届国家杜马选举问题的决议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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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4日和23日〔7月9日和8月5日)之问)…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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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关于全俄工会代表大会决议草案的初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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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1日和23日8月3日和5日)之间)…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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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关于反对抵制的发言(7月21日和23日〔8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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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5日)之间)报道…………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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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论家札记(8月22日四月4日们)…9一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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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图加特代表大会关于《军国主义和国际冲突》决议的注释(8月下半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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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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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全集第十六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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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图加特国际社会党代表大会(8月和10月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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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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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蔡特金《斯图加特国际社会党代表大会》一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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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8月和10月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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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G-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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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图加特国际社会党代表大会9月和10月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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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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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年来》文集序言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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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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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军国主义的宜传和社会主义工人青年团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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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8日21日])…106-19革命和反革命(10月20日〔11月2日)“110-118“社会革命党人”是怎样编写历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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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0日〔11月2日〕)****…*…19-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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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圣彼得堡组织代表会议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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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7日11月9日〕)*4……122-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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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关于第三屁因家杜马的报告报道……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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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关于第三届因家杜马的决议…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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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关于社会民主党参加资产阶级报刊问圈的报告报道…127第三届杜马(10月9日〔11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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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因—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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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普列汉诺夫的一篇文章(10月9日11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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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0000044440404440404044440400440400044040400440004004040404440139-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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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恶的狂饮节”在准备中(11月5日〔18日)…14147可是评判者是些什么人呢?(11月5日〔18日))…148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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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四次代表会议(“第三次全国代表会议”)文献(11月5日和12日〔18日和25日)之间)4444040044404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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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0044440404440404044444404044404044444404044+0404444040444”157-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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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关于第三届国家杜马中社会民主党党团的策路的报告…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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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报道444*444…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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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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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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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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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关于第三届国家杜马中社会民主党党团的策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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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的总结发言……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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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关于第三届因家杜马中社会民主党党团的策略的决议…166第三届国家杜马和社会民主党(11月上半月)…1田一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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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沃伊诺夫(阿·瓦·卢那察尔斯基)论党同工会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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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书的序言(11月和12月8日〔21日)之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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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4440404440176-1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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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民主党在905一907年俄国第一次革命中的土地纲领(11一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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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5-3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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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俄因土地变革的经济基础和实质…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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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欧俄土地占有情况…1862。斗争是为了什么?…旧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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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立宪民主党的著作家们掩盖斗争的实质…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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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土地变革的经济实质及其思想外衣…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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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资产阶级的农业演进的两种方式…2046。革命中土地纲领的两条路线…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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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俄国的上地面积。是殖问题…2138。第一堂经济结论的小结29第二章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土地纲领及其在第一次革命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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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受到的检验”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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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俄国社会民主工党过去的土地纲领究宽错在什么地方?…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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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现行土地纲领…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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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实际生活对地方公有派的主要论据的检验…2264。农民的土地纲领……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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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中世纪土地占有制和资产阶级革命…2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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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为什么俄国小私有者不得不主张国有化?…2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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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农民和民粹派论份地的国有化…2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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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主张分配的M.沙宁等人的错误…2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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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全集第十六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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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国有化和地方公有化的理论基础…2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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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什么叫作土地因有化?…2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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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彼得·马斯洛夫修改卡尔·马克思的草稿…2643,要推翻民粹主义就必须推翻马克思的理论呵?…2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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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否认绝对地租同地方公有化纲领有没有联系?…2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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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从发展资本主义着眼对土地私有制的批判…2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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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土地因有化和“货币”地租…2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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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在怎样的条件下才能实现国有化?…2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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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国有化是向土地分配的过渡吗?…287第四章土地纲领问题方面的改治上和策路上的考虑…囚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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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止复辟的保证”…2因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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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地方自治是“抵海反动势力的支柱”…囚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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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中央政权和巩固资产阶级国家…3014。政治变革的规模和土地变革的规模…3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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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农民革命不需要由农民夺取政权吗?…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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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土地因有化是不是相当灵活的手段?…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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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土地地方公有化和地方公有社会主义…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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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地方公有化造成的混乱思想举例…327第五章各阶级、各政党在第二届杜马讨论土地问题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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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现…33引1,右派和十月党人……3322。立宪民主党人…3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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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右派农民…3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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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无党派农民…3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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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民粹派知识分子”3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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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劳动派(民粹派)农民…3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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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社会革命党人…3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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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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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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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民族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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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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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社会民主党人…380结束语3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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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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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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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短评(2月13日26日〕)…3阳8-4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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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产者报》编辑部的声明(2月13日〔26日》…405新土地政策(2月20日3月4日》…406一410工会的中立(2月20日〔3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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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4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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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葡萄牙国王事件(2月20日〔3月4日))…422-426关于扩大杜马预算权的辩论(2月8日3月13日)…427一4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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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扩大杜马预算权的辩论》一文的补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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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26日4月8日〕)……434公社的教训(3月10日〔23日〕)…435-4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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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场预先策划的警察式爱国主义的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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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12日〔25日))044040004040000004440400440+04044040400040439—444关于自由派对人民的欺骗(3月12日〔25日)…445一4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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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自由派对马克思的评价(3月12日C25日)…450一4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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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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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会议(“第二次全国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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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的材料(907年7月14日和23日〔7月9日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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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5日门之间)……4554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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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反对抵制的发言提纲…4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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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关于参加第三届国家杜马选举问题的决议草案初稿…4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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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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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全集第十六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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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关于参加第三届国家杜马选举问题的整个决议的提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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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点…4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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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关于参加第三届国家杜马选举问题的决议第二部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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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点和第二点理由…460”5.关于工会代表大会问题的发言提纲要点…4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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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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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1n9;1n11t5n3t1n915t1n1t1n11n11n1111463-5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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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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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5-5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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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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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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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有列宁《斯图加特国际社会党代表大会》一文的《旧08年大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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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书》的封面。这是列宁自己保存的一本…65列宁《十二年来》文集的扉页…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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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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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卷收载列宁907年6月至908年3月即俄国斯托雷平反动时期初期的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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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俄国革命持续了将近两年半,到907年年中,沙皇政府控制了局势并转入进攻。907年6月2日,沙皇政府速捕了社会民主党党团成员,翌日解散了第二届国家杜马,同时领布了新的选举法,进一步限制工农的权利,保证地主和大资产阶级对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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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届杜马的绝对控制。六三政变标志着第一次俄国革命的结束和斯托雷平反动时期的开始。以大臣会议主席斯托雷平为首的专制政府对工人和农民进行残酷的镇压。成千上万的革命参加者或惨遭杀害,或被捕入狱,或被放逐服苦役。反动政府破坏各地的社会民主党组织,查封工会组织,迫害布尔什维克。列宁为了躲避沙皇暗探的追捕,于6月匿居芬兰,12月再度出国,侨居日内瓦。鉴于完全恢复革命前的秩序已不可能,沙皇政府开始实行以六三体制和新土地政策为主要内容的新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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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三体制就是把全部政权交给农奴主一地主,使资产阶级享有种种特权,其目的是建立农奴主一地主和资产阶级的同盟,以保持沙皇政府的反动统治。第三届杜马就是要体现这个体制。修改后的选举法规定,地主和大资产阶级选民团推选出的复选人占总数的/4以上,而工人和农民推选出的复选人却不到总数的/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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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全集第十六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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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非俄罗斯民族被剥夺选举权。社会革命党人和部分布尔什维克主张抵制第三届杜马的选举。本卷第1篇文章《反对抵制》以及《关于社会民主工党对第三届杜马的态度问题的报告提纲》、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会议关于参加第三届国家杜马选举问题的决议草案等文献,批驳了抵制派的论据,阐述了社会民主党应当采取的策略。列宁指出,对某一机构是否采取抵制手段,不应以其反动程度为依据,而应以采取抵制的斗争条件是否存在为依据。抵制杜马是向旧政权的直接攻击,目的是使它不能建立这种机关。列宁根据俄国革命的经验说,只有在革命进入高潮并能转入武装起义的情况下,抵制杜马才是正确的策略。他认为,在当时,革命正处于低潮,不具备抵制杜马的客观条件,社会民主党应当参加第三届杜马选举,争取有代表进入这个反动机构,以便利用它来同沙皇政府和立宪民主党进行斗争。他在批评主张抵制的人时写道,马克思主义“要求革命家要善于思考,善于分析采用旧的斗争手段的条件,而不是简单地重复某些口号”。(见本卷第2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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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杜马的选举达到了沙皇政府预期的结果。442名代表中,黑帮分子、十月党人和立宪民主党人占4阳个,代表工人阶级的社会民主党人占9个,代表农民的劳动派占14个。本卷中的《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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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届杜马》、《第三届国家杜马和社会民主党》、列宁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四次代表会议(“第三次全国代表会议”)上所作的报告和提出的决议、《“可恶的狂饮节”在准备中》等文献,分析了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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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届杜马的反动成分及其反人民的活动,提出了布尔什维克的杜马斗争策略。列宁指出,在第三届杜马中将会有两个多数:黑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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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十月党人的多数和十月党人一立宪民主党人的多数。前者是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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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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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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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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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的,占杜马代表的/3强,他们主张加紧镇压和保护农奴主一地主的利益,甚至企图完全恢复专制政体。后者也是反革命的,没有超过杜马代表的半数,他们主要代表大资产阶级的利益,依靠同政府的勾结,并且用徒有其名的改革来掩盖他们反对革命的斗争。这两个多数都屈从沙皇政府。沙皇政府为了保持自身的平衡,可以轮流依靠它们。列宁认为,社会民主党人应该利用这个杜马宜传党的政治观点和社会主义观点,广泛地开展争取建立民主共和国、没收地主土地、实行八小时工作制的鼓动工作。他强调指出,社会民主党人既要揭露黑帮地主和专制政府的暴虐,也要揭露立宪民主党人的反革命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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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托雷平的新土地政策企图按照地主的方式解决土地问题,以适应国内资本主义的发展并制止农民革命的再爆发。俄国社会民主工党需要根据俄国第一次革命的经验修改自己的土地纲领。列宁在907年11一12月撰写的《社会民主党在905一907年俄国第一次革命中的土地纲领》这部重要著作依据905一907年土地运动的丰富历史经验,批判了地主资产阶级政党和小资产阶级政党的土地纲领以及孟什维克的土地地方公有化纲领,从理论上深刻论证了布尔什维克的土地纲领。这部著作占本卷将近一半的篇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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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认为,修改俄国社会民主党的土地纲领,必须依据俄国土地占有情况的新材料。他说明土地问题在沙皇俄国之所以十分尖锐,是因为大部分土地掌握在一小撮贵族和地主手里,千百万农民因缺少土地而陷入困境。在俄国欧洲地区,3万个贵族和地主拥有7000万俄亩土地,每户平均有500俄亩以上,其中农奴制大地产占有者每户平均有2333俄亩,而1050万农户共拥有7500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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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全集第十六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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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亩土地,每户平均仅有7俄亩。这种情况造成耕作技术落后,农民群众愚味无知,农奴徭役制剥削形式繁多。这是农民展开土地斗争的根本原因。土地变革的实质就是消灭地主土地占有制和俄国农业制度中的一切农奴制残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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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指出,俄国的土地变革可以通过两条道路来实现:一条是改良的道路即普鲁士式的道路,另一条是革命的道路即美国式的道路。第一条道路就是农奴制地主经济逐渐转变为资产阶级经济,大批农民变成贫农和雇工,同时分化出少数富农。这条道路仍然保存地主经济和大地产,使生产力发展速度和资本主义的发展极度缓慢,使广大农民群众在很长时期内遣受农奴制的剥削和奴役。第二条道路就是用暴力摧毁地主土地占有制,消灭农奴制大地产,使土地完全转归农民,宗法式的农民转变为资本主义农场主。这条道路使俄国资本主义更自由更迅速地发展,能尽快地发展生产力,能在最大程度上符合农民群众的利益。列宁指出,在186一905年期间,在俄国已经出现资本主义农业演进的两种方式。地主和农民之间的阶级斗争是要决定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走哪条道路。各阶级在俄国革命中提出的两种土地纲领,其基础就是这两种可能的资本主义农业演进方式。列宁在分析各政党和各阶级的土地纲领以及两届杜马中围绕土地问题的斗争之后指出,所有地主和资产阶级的政党(从黑帮地主到立宪民主党人)都主张改良的地主式的发展道路,而无产阶级代表和农民代表则主张革命的农民式的发展道路。农民代表和民粹派提出土地国有化和平均分配土地的要求。列宁揭示了他们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错误,同时肯定他们的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平等思想在反对专制制度和农奴制大土地占有制的斗争中是最革命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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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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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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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用主要的篇幅论述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各种土地纲领在俄国第一次革命中所受到的检验。他指出,过去所有土地纲领的基本错误在于没有很具体地设想到俄国资本主义农业演进可能是哪一种方式。他批判了孟什维克的土地地方公有化纲领,指出这个纲领不是要消灭农奴制关系的残余,不是为了给资本主义彻底扫清道路,而是要巩固份地所有制,仅仅要求把非份地收归地方公有。列宁写道,在俄国,不仅地主土地所有制是中世纪的所有制,而且农民份地所有制也是中世纪的所有制。布尔什维克的土地纲领主张在极大限度地保持农民利益的条件下消灭村社和中世纪的份地所有制,即废除土地所有制,将全部土地收归国有,完全摆脱农村中的农奴制度。俄国第一次革命用事实否定了孟什维克的全部论据。农民群众没有接受孟什维克的纲领,而是主张土地国有化。列宁指出,激进农民的口号是:无论是地主土地占有制还是份地占有制都不应该存在,应该存在的只是新的自由的土地所有制。这个口号最真实、最彻底、最坚决地表现了资本主义的要求,表现了在商品生产条件下尽量发展土地生产力的要求。列宁论述了土地国有化和地方公有化的理论基础。他指出,土地国有化的科学概念同地租理论有密切联系。级差地租同有没有土地私有制完全无关。土地国有化并不消灭级差地租,而是把它交给国家。土地私有制产生绝对地租,妨碍对农业自由投资。土地国有化消灭土地私有制,从而也消灭绝对地租。它废除阻碍资本主义发展的垄断。列宁强调指出,布尔什维克肯定土地国有化才是彻底消灭农业中一切中世纪制度的最正确的方式,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可能有的最好的土地制度。孟什维克否认绝对地租理论,就是根本否认资本主义制度下土地私有制的经济意义,结果必然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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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全集第十六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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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马克思主义对于土地国有化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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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探讨了农民资产阶级革命和它的动力问题,探讨了土地国有化和政治变革的关系。他指出,俄国革命的经验证明,“俄国革命只有作为农民土地革命才能获得胜利,而土地革命不实行土地国有化是不能全部完成其历史使命的”。(见本卷第田2页)因此,在俄国资产阶级革命中,党的纲领只能主张土地国有化。列宁说,土地改革和政治改革之间应该彼此适应,经济变革要求有与之相适应的上层建筑。只有无产阶级领导农民推翻沙皇制度并建立起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才能实现土地国有化。土地国有化有助于向社会主义革命过渡。列宁指出,土地地方公有化纲领表现出孟什维克不懂得无产阶级和农民的联盟才能保证俄国资产阶级革命的胜利,不懂得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革命中的领导作用。“不推翻专制制度的农民土地革命,一一这就是孟什维克极其反动的主张。”(见本卷第囚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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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把他的论述概括为三点:“第一,马克思主义不能把俄国社会主义的命运同资产阶级民主变革的结局联结在一起:第二,马克思主义应该估计到俄国农业可能有两种方式的资本主义演进,并且向人民明确说明每一种可能性的条件和意义:第三,马克思主义应该坚决反对那种认为在俄国没有激进的政治变革也可能实现激进的土地变革的观点。”(见本卷第311页)列宁在917年9月为这本书写的跋中指出,在新的时期,当资本主义矛盾的发展把社会主义革命提上日程的时候,土地国有化就不仅是资产阶级革命的“最新成就”,而且是走向社会主义的一个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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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很重视研究布尔什维克同各种机会主义者和修正主义者进行不调和斗争的经验。本卷的《十二年来)文集序言》是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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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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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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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为当时准备出版的列宁著作三卷集《(十二年来)文集》写的。这篇序言简明地叙述了俄国马克思主义思潮和革命社会主义思潮中的两派在195年至907年间围绕党的纲领问题、策略问题和组织问题进行的斗争,阐明了列宁在各个时期如何用不可调和的革命精神解决这些问题。列宁指出,合法马克思主义、经济主义和孟什维主义是同一历史趋势的不同表现形式,同他们进行的思想斗争“表明了理论上不调和的论战在实践上和政治上的价值”。(见本卷第阳页)列宁根据俄国马克思主义者同各种机会主义者的斗争经验指出,特别是在俄国这样一个小资产阶级占优势的国家里,在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工人政党内必然存在产生机会主义的条件,“了解一下这种倾向在俄国社会民主党的不同发展时期的不同表现形式,对于巩固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对于俄国工人阶级在自己的解放斗争中得到锻炼,是十分必要的”。(见本卷第10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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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利用群众行动暂时沉寂的时期,研究俄国第一次革命中革命和反革命斗争的经验,并把这种经验交给群众作为未来斗争的指南。列宁的《革命和反革命》一文初步总结了905一907年革命。他指出,第三届杜马的召开结束了相信专制政府和人民代表机关可以和平共处的时期,开辟了革命发展的新时代。在这个时期,把俄国的革命和反革命、革命进攻时期(905年)同反革命玩弄立宪时期(906年和907年)进行对照,才能决定当前的政治路线。列宁说,革命斗争完全证实了布尔什维克关于无产阶级在俄国资产阶级革命中起领导作用的理论。无产阶级实际上一直在领导革命。俄国解放运动所获得的一切,完全是无产阶级领导群众进行革命斗争的结果。在群众运动的低潮时期,社会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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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全集第十六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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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领导地位被操纵两届杜马的立宪民主党人所取代。立宪民主党领导的运动证明了俄国资产阶级的反动性和它对沙皇制度的卑躬屈节。两届杜马的反革命时期使农民群众认清资产阶级不能成为他们的领袖和同盟者。905年革命进攻时期证明,无产阶级能够领导农民进行反对农奴主一地主和沙皇专制制度的斗争。列宁坚信,新的全民的政治危机必将到来,那时又将使无产阶级担当起全民运动的领导者的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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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论家札记》、《政治短评》、《新土地政策》等文章,阐明了当时的政治经济形势,指出了党在新形势下的任务和革命斗争的前景。革命的失败使孟什维克丧失了信心。他们放弃了革命的斗争方法,主张同立宪民主党人一起参加杜马的立法工作。地主和大资产阶级的政党十月党操纵着第三届杜马,立宪民主党已成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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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党的奴仆。列宁揭露说,按专制政府的意图,新杜马的使命是:“通过旧政权同地主和大资产阶级在微小的立宪改革的基础上的直接勾结来结束革命”。(见本卷第54页)资产阶级公然背叛革命,同旧政权紧密勾结,小资产阶级软弱动摇。列宁说,无论俄国革命今后如何发展,无论无产阶级会经历怎样的艰难困苦,对资产阶级的憎恨和对小资产阶级政党的蔑视必将团结无产阶级的队伍,锻炼无产阶级,使他们将来能给整个资产阶级社会以毁灭性的打击。列宁进一步揭露了沙皇政府的新土地政策。他指出,沙皇大臣斯托雷平、黑帮地主和大资产阶级懂得,不破坏旧的土地制度,就不能保证俄国经济的发展,就不能建立新的阶级支柱以保持自己的政权,就不能摆脱构成俄国革命最深刻原因的矛盾即:“一方面是最落后的土地占有制和最野查的乡村,另一方面又是最先进的工业资本主义和金融资本主义”。(见本卷第400页)新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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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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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政策就是按照地主的办法破坏旧的土地制度,用暴力手段破坏村社,使大批农民更快地破产。列宁认为,社会民主党应当更加坚决地向群众提出农民同无产阶级一起举行起义的口号,只有举行这样的起义,才能阻止斯托雷平的改革。在反动年代的黑暗日子里,列宁发出了充满信心的声音:“我们善于在革命以前长期进行工作。人们说我们坚如磬石,这不是没有原因的。社会民主党人已建立起无产阶级的党,这个党决不会因第一次军事进攻遭到失败而心灰意懒,决不会张皇失措,决不会热中于冒险行动。”(见本卷第403一40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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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卷收载的一部分著作是有关第二国际第七次(斯图加特)代表大会的。907年8月间,列宁作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代表团的成员参加了第二国际斯图加特代表大会,并作为社会党国际局的成员参加了大会主席团,还参加了关于军国主义和国际冲突问题的决议起草委员会。这是列宁第一次出席国际的会议,他在会上同第二国际机会主义者进行了直接的斗争。两篇题为《斯图加特国际社会党代表大会》的文章全面介绍了大会的情况。《克·蔡特金(斯图加特国际社会党代表大会》一文的注释》对一些事实作了说明,《“社会革命党人”是怎样编写历史的》一文揭露了社会革命党人对大会情况的歪曲。列宁认为,这次大会在确定社会主义政党的策略方面起了卓越的作用。他写道:“斯图加特代表大会在一系列最重大问题上将国际社会民主党的机会主义派和革命派作了鲜明的对比,并且本着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的精神解决了这些问题。”(见本卷第8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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殖民地问题是大会上引起激烈争论的一个问题。荷兰代表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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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科尔提出的决议草案,根本不谈无产阶级政党反对殖民政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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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全集第十六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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斗争,竟宣称:“大会并不在原则上和在任何时候都谴责任何殖民政策,殖民政策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可以起传播文明的作用。”在委员会的讨论中,支持这个提案的机会主义者形成了多数。列宁认为,这个论点实际上等于直接向资产阶级政策倒退,向替殖民战争和野蛮行为辩护的资产阶级世界观倒退。在大会讨论中,机会主义者伯恩施坦、大卫代表德国代表团的多数人,发言肯定“社会主义的殖民政策”,攻击左派不了解改良的意义。列宁指出,“社会主义的殖民政策”这个概念本身就是荒谬透顶的。经过尖锐的斗争,大会通过了比以往更尖锐地谴责殖民政策的决议。列宁说,殖民地问题的讨论暴露了社会党内的机会主义的真面目,表明欧洲一些国家里形成了使无产阶级沾染上殖民沙文主义的物质经济基础。列宁希望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认识到殖民沙文主义的害处及其产生的原因,以便团结各国无产阶级去同这种机会主义进行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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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同工会的关系问题是大会讨论的第二个问题。机会主义者反对工会接受党的领导。法国社会党多数派提交大会的决议草案,主张党和工会建立自由合作的关系,彼此不相从属。德国代表中有一半是工会代表,他们支持这个草案。普列汉诺夫坚决主张工会中立。布尔什维克和各国党的左派反对工会中立的观点。大会通过的决议否决了中立思想,肯定工会和社会党必须有密切的联系。列宁认为,这个决议对俄国人有特别重大的意义,因为它会加速俄国社会民主党同俄国自由派赞赏的中立思想彻底决裂。他指出,鼓吹工会中立对社会民主党内的机会主义有利,事实上已经给德国带来了恶果,使德国的工会极明显地倾向机会主义。收入本卷的沃伊诺夫(安·瓦·卢那察尔斯基)论党同工会的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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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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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一书的序言》和《工会的中立》一文进一步批判了工会中立论,强调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在进行工会活动时,应该使工会同党接近,启发工人的社会主义觉悟,使他们认识到无产阶级革命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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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讨论的最重要的也是斗争最邀烈的问题是反对军国主义的问题。提交大会讨论的决议草案共有四个,一个是倍倍尔代表德国社会民主党提出的,其他三个是法国社会党的代表爱尔威、盖德、饶勒斯和瓦扬分别提出的。列宁着重分析了爱尔威和倍倍尔的决议草案。爱尔威的草案要求用罢工和起义来反对任何战争。列宁指出,爱尔威的观点是半无政府主义观点。爱尔威的错误在于:不懂得战争是资本主义的必然产物,无产阶级不能拒绝参加革命战争:不懂得能否用罢工和起义反对战争,取决于战争所引起的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的客观条件:为了反对军国主义而忘记社会主义。列宁说,问题的实质不在于仅仅防止战争的爆发,而在于利用战争所产生的危机加速推翻资产阶级。列宁还批判了福尔马尔等人提出的以议会斗争方式反对战争的主张。倍倍尔的草案的缺点是没有明确提出无产阶级的积极任务。罗·卢森堡和俄国社会民主党代表对倍倍尔的决议提出的修正案强调指出:“必须在青年中进行鼓动工作:必须利用战争所引起的危机加速资产阶级的崩溃:必须注意到斗争的方法和手段必然随着阶级斗争的加剧和政治形势的改变而改变。”(见本卷第73页)经过修正的这个决议案在大会上被一致通过。列宁认为,这项决议既对军国主义问题作了唯一科学的马克思主义分析,又向各国工人政党介绍了一些最坚决最革命的斗争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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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卷文献比《列宁全集》第1版相应时期的文献增加13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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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全集第十六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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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有: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会议上关于反对抵制的发言、《斯图加特代表大会关于(军国主义和国际冲突)决议的注释》、《克·蔡特金(斯图加特国际社会党代表大会》一文的注释》、《反军国主义的宜传和社会主义工人青年团体》、《“社会革命党人”是怎样编写历史的》、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四次代表会议(“第三次全国代表会议”)上所作的《关于第三届国家杜马中社会民主党党团的策略的报告》的记录稿和总结发言、《第三届国家杜马和社会民主党》。《附录》中的文献都是新增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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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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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对抵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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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社会民主党政论家的札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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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7年6月26日〔7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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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以前举行了教师代表大会,与会的大多数人都是受社会革命党人影响的,大会在社会革命党的一位知名代表的直接参与下,通过了关于抵制第三届杜马的决议。社会民主党人教师和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代表5一起在表决时弃权,因为他们认为这类问题必须由党的代表大会或代表会议来决定,而不应该由非党的政治性的职业联合会来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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抵制第三届杜马的问题,就这样作为当前的革命策略问题而出现了。虽然我们还没有看到社会革命党的正式决定,也没有看到社会革命党的文件,但是从该党代表在上述代表大会上的发言来看,社会革命党对这个问题已经作了决定。在社会民主党内,这个问题已经提出并且正在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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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革命党究竞用什么理由来为自己的决定辩解呢?教师代表大会的决议实际上讲到了第三届杜马毫不中用,搞六三政变“的政府是反动的和反革命的,新的选举法是地主性质的,等等,等等①。他们的论据是这样提的:由于第三届杜马极端反动,采取抵制这样的斗争手段或口号自然是完全必要和合理的。每一个社会民主党人都看得很清楚,这样的论断是不足取的,因为这里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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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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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对抵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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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对可以实行抵制的历史条件作分析。社会民主党人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出发,认为实行抵制不取决于某一机关的反动程度如何,而是如俄国革命经验现在也已经表明的那样,取决于实行称作抵制的这一特殊手段的特殊斗争条件是否存在。谁如果不考虑我国革命两年来的经验,不仔细研究这种经验就来谈论抵制,那就只好说这种人是太健忘了,而且什么也没有学到。现在我们就是试图从分析这个经验来着手研究一下抵制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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抵制布里根杜马?无疑是我国革命在实行抵制方面最重要的经验。况且这次抵制还获得了最完全、最直接的成功。所以我们的首要任务是研究抵制布里根杜马的历史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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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研究这个问题时,首先会看到两点。第一,抵制布里根杜马是一场反对我国革命转上(即使是暂时地转上)君主立宪道路的斗争。第二,这次抵制是在最广泛、最普遍、最强大、最急剧的革命高潮的形势下进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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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来谈谈第一点。对某一机关的任何抵制都不是在该机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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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是这个决议的原文:“鉴于:(1)作为召集第三届国家杜马的依据的新选举法剥夺了劳动群众在此以前所享有的、花了很大代价才取得的一点起玛的选举权:2)该选举法为了居民中最反动的特权阶层的利益竞公然粗桑地强奸民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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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第三届杜马,按其选举的方法和组成来说,是反动政变的结果:(4)政府是要利用人民群众参如杜马选举这一点来说明人民承认政变,一一全俄教师和国民教有活动家联合会第四次代表大会决定:(1)拒绝同第三届杜马及其各个机构建立任何联系:2)不以组织名义直接或间接地参加选举:(3)以组织名义广泛宣传本决议中所表明的对第三届国家杜马及杜马选举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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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对抵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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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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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围内进行的斗争,而是反对该机关的产生,或者说得广一点,是反对该机关变为现实的斗争。所以,谁要象普列汉诺夫及其他许多孟什维克那样,以马克思主义者必须利用代表机关这种空泛的论断来反对抵制,那就只能暴露出他们的可笑的学理主义。这样来谈论问题,无异于再三重复无可争辩的真理以回避所争论的问题的实质。马克思主义者应该利用代表机关,这是无可争辩的。但是能不能因此就得出结论说,马克思主义者在一定条件下只能赞成在某个机关的范围内进行的斗争,而不能赞成反对建立这个机关的斗争呢?不,得不出这样的结论,因为这种空泛的论断只有在不可能进行反对这类机关产生的斗争的情况下才适用。所以在抵制问题上争论的焦点就在于有没有可能来进行反对这类机关产生的斗争。普列汉诺夫之流自己提出的那些反对抵制的论据,暴露了他们并不懂得问题之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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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如果说对某一机关的任何抵制都不是在该机关范围内进行的斗争,而是反对建立该机关的斗争,那么抵制布里根杜马同时也是反对建立整套君主立宪类型的机关的斗争。905年清楚地表明,存在着进行总罢工(1月9日以后的罢工浪潮)和军队起义(“波将金号”)这种直接的群众斗争的可能性。也就是说,群众的直接的革命斗争是事实。另一方面,企图把运动从革命就最直接最狭窄的意义而言)道路引上君主立宪道路的8月6日的法令“也是事实。群众的直接的革命斗争道路和君主立宪道路之间的斗争,在客观上是不可避免的。可以说,当时需要对革命下一步发展的道路作出选择,并且决定这个选择的当然不是这些或那些集团的意志,而是各革命阶级和各反革命阶级的力量。而力量又只有在斗争中才能衡量和考验。抵制布里根杜马的口号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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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对抵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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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坚持直接的革命斗争道路反对立宪君主制道路的斗争口号。当然,在立宪君主制道路上也可能有斗争,不但可能有,而且还不可避免有斗争。在君主立宪的范围内也可能继续进行革命并酝酿新的革命高潮:在君主立宪的范围内,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也可能进行斗争,而且一定要进行斗争一一阿克雪里罗得和普列汉诺夫在905年曾经非常热心但非常不合时宜地论证过的这个最起码的真理,现在仍然不失为真理。可是当时历史提出的并不是这个问题,阿克雪里罗得或普列汉诺夫的议论都是“文不对题”,换句话说,他们是用从新版德国社会民主主义教科书中找出的问题来代替历史提出的让斗争着的各种力量解决的问题。当时,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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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场选择下一步斗争道路的斗争是历史的必然。是由旧政权召集俄国第一个代表机关,从而在一定的时间内(时间也许很短,也许较长)把革命引上君主立宪的道路呢,还是由人民以直接的冲击去扫除(或者至少动摇)旧政权,使它不能把革命引上君主立宪的道路,从而保证(也是在或长或短的时间内)群众的直接的革命斗争的道路?这正是阿克雪里罗得和普列汉诺夫当时没有察觉到的问题,而905年秋天,历史却把这个问题向俄国各革命阶级提了出来。社会民主党对积极抵制的宜传,就是提出这个问题的一种方式,就是无产阶级政党自觉地提出这个问题的一种方式,就是提出一个为选择斗争道路而斗争的口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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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传积极抵制的布尔什维克正确地理解了历史客观地提出的问题。905年10一12月斗争实际上是一场选择斗争道路的斗争。这场斗争起伏很大:起初革命人民占了上风,使旧政权不可能立即把革命引上君主立宪的轨道,扫除了警察自由派类型的代表机关,建立了纯革命类型的代表机关,即工人代表苏维埃,等等。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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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对抵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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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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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时期是群众最自由、主动精神最充分、工人运动发展得最广泛最迅速的时期,因为当时人民的冲击清除了君主立宪的机关、法律和种种障碍,因为出现了一个“政权空白时期”一旧政权已被削弱,而人民的革命新政权工农兵代表苏维埃等)还没有强大到足以完全代替旧政权。十二月斗争的结果却相反:旧政权胜利了,击退了人民的冲击,保住了自己的阵地。但是不言而喻,当时还没有理由认为这个胜利是决定性的胜利。905年十二月起义得到了继续,表现为906年夏天爆发了一连串分散的、局部的军队起义和罢工。抵制维特杜马”的口号是为把这些起义集中和联合起来而斗争的口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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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研究俄国革命抵制布里根杜马的经验得出的第一个结论是:抵制的客观根据是一场由历史提到日程上来的决定下一步发展道路形式的斗争,是一场决定由旧政权还是由新的自发的人民政权来召开俄国第一次代表会议的斗争,是一场决定走直接的革命道路还是(在一定时间内)走君主立宪道路的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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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过去在书刊中常常出现而在讨论本题时又一再提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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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问题就是所谓抵制口号简单、明了和“走直线”的问题,以及是选择直接发展道路还是曲折发展道路的问题。直接推翻或者至少削弱旧政权,由人民直接建立新的政权机关,这无疑是一条最直接的道路,它对人民最有利,但是也需要为之付出极大的力量。在力量占压倒优势时,用直接的正面攻击也能取得胜利。在力量不足时,就可能需要走迂回的道路,需要等待时机、曲折行进、实行退却等等。当然,君主立宪的道路一点也不排斥革命,这条道路也在间接地酝酿并发展革命的因素,不过这条道路要漫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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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曲折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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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对抵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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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所有孟什维克的书刊中,尤其是905年(10月以前)的书刊中,都贯穿着对布尔什维克的责难和劝导,责难他们“走直线”,劝导他们必须重视历史发展的曲折道路。孟什维克书刊的这个特征也是一种空谈的例证,他们好象在说什么马吃燕麦、伏尔加河流入里海2,用这种再三重复无可争辩的事实的办法来混淆所争论的问题的实质。历史通常都是循着曲折的道路发展的,马克思主义者必须善于重视历史的极其复杂奇特的曲折道路,这是无可争辩的。但是,当历史本身提出是选择直接道路还是曲折道路这个问题让斗争着的各种力量去解决的时候,再三重复无可争辩的东西就丝毫无助于解决马克思主义者该怎么办的问题。在发生这种情况的时刻或时期,用空谈历史通常的曲折性的办法来支吾搪塞,那就等于变成套中人,一门心思地去琢磨马吃燕麦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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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所共知的事情。而革命时期正好多半是这样的历史时期,即斗争若的各种社会力量的冲突要在相对短的时间内解决国家在一个相对说来很长的时期内是走直接发展道路还是走曲折发展道路的问题。重视曲折的道路是必要的,但这绝不排斥马克思主义者应该在群众的历史的决定关头善于向群众解释走直接道路的好处,应该善于帮助群众为选择直接的道路而斗争,善于提出这种斗争的口号等等。所以只有不可救药的庸人和非常愚蠢的学究才会在否定直接道路而确定曲折道路的决定性的历史性战斗结束以后,讥笑那些为直接道路斗争到底的人。这正象特赖奇克之流的德国警察的御用历史学家讥笑1848年马克思提出的革命口号和所走的革命直线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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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对历史的曲折道路的态度,实际上同它对妥协的态度是一样的。历史的任何曲折转变都是妥协,是已经没有足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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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对抵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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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力量彻底否定新事物的旧事物同还没有足够的力量彻底推翻旧事物的新事物之间的妥协。马克思主义并不拒绝妥协,马克思主义认为必须利用妥协,但这决不排斥马克思主义作为活跃的经常起作用的历史力量去全力进行反对妥协的斗争。谁弄不明白这个似乎矛盾的道理,那他就是对马克思主义一窍不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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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格斯有一次在一篇论公社布朗基派流亡者的宜言①1874年)的文章中非常清楚生动、简明扼要地表明了马克思主义对妥协的态度。公社布朗基派流亡者在他们的宣言中写道,他们不容许任何妥协。恩格斯嘲笑这个宣言,他说,问题不在于拒绝利用形势注定我们实行的妥协(或者是:形势强迫我们实行的妥协因为无法查对原文,只能凭记忆引用,谨向读者致歉),问题在于明确地意识到无产阶级的真正的革命目的,善于在各种形势下通过曲折道路和妥协来追求这些目的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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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从这个角度出发,才能对向群众提出的抵制口号的简单、直接和明了的特点加以评价。这个口号的上述一切特点之所以好,并不是因为这些特点本身好,而只是因为这个口号所适应的客观形势中存在着为选择直接发展道路或曲折发展道路而斗争的条件。在布里根杜马时期,这个口号之所以是工人政党的正确的和唯一革命的口号,并不是因为它是最简单、最直接和最明了的口号,而是因为当时的历史条件向工人政党提出了参加争取简单的直接的革命道路、反对曲折的君主立宪道路的斗争这样一个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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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问,究竞根据什么标准,说当时存在着这些特殊的历史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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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这篇论文编入德文文集《《人民国家报)国际问题论文(nternationalesus dem Volksstaat》).俄译本:《《人民国家报)论文集》知识出版社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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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第584一586页。一一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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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对抵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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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呢?究竞根据什么主要的标志,说客观形势的特点使简单、直接、明了的口号没有成为空话,而成了唯一适合实际斗争的口号呢?我们现在就来谈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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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回顾一场已经结束的斗争(至少直接形式的斗争已经结束)时,根据那个时期各种不同的和相互矛盾的标志和征兆,得出一个总的结论,自然是最容易不过了。斗争的结局一举解决了所有的问题,并且轻而易举地消除了一切怀疑。但是我们现在必须确定各种有助于弄清斗争前的局势的标志,因为我们想把历史的经验教训运用到第三届杜马的问题上。上面我们己经指出,最广泛、最普遍、最强大、最急刷的革命高潮是905年抵制得到成功的条件。现在应该研究,第一,特别强大的斗争高潮同抵制有什么关系:第二,特别强大的高潮有些什么特征和显著的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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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已经指出,对某一机关的抵制并不是在该机关的范围内进行的斗争,而是反对该机关产生的斗争。任何这样的机关只能从己经存在的即旧的政权中产生。这就是说,抵制是一种斗争手段,用来直接推翻旧政权,或者在冲击力量还不足以推翻旧政权时至少用来削弱这个政权,使它不能创立这个机关,不能利用这个机关①。所以,抵制要获得成功,就需要同旧政权进行直接的斗争,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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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本文所说的都是积极抵制,即不是简单地不参加旧以权设置的各种机关,而是向旧攻权进行神击。应该向没有读过抵制布里根杜马时期社会民主党的书刊的读者提一提:社会民主党人当时公开讲积极的抵制,坚决提倡积极抵制,反对消极抵制,甚至坚决把积极抵制同武装起义结合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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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对抵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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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举行反对旧政权的起义,需要在许多场合下让群众起来抗拒当局的命令(这种群众的抗拒是发动起义的条件之一)。抵制就是拒绝承认旧政权,当然不是口头上拒绝,而是行动上拒绝,也就是说,不是只表现在各组织的呼吁或口号上,而是表现在人民群众的某些运动上,如不断违反旧政权的法律,不断建立新的、非法的、但实际上存在的机关,等等,等等。这样,抵制同广泛的革命高潮之间的关系就很明显了:抵制是最坚决的斗争手段,它要否定的并不是某个机关的组织形式,而是该机关的存在本身。抵制是向旧政权的直接宣战,是向旧政权的直接攻击。没有广泛的革命高潮,没有到处越出旧的合法范围的群众骚动,就根本淡不上抵制的成功。在谈到905年秋季高潮的特征和标志时,我们不难看出,当时的情况是革命展开不间断的群众性的进攻,不断攻击敌人并迫使敌人退却。镇压不但没有使运动削弱,反而使它更加扩大了。1月9日以后发生了大规模的罢工浪潮、罗兹的街垒战4、“波将金号”的起义。在出版、结社、教育等方面,旧政权所规定的合法范围到处都在不断地被冲破,冲破这种范围的绝不只是“革命者”,而且还有普通人,因为旧政权确实已被削弱,确实已经老朽得失去了控制能力。高潮力量的特别显著和准确无误的(从革命组织的角度来看)标志,就是革命者提出的口号不仅不是毫无反响,而是完全落后于生活了。不论是1月9日的事件,还是以后的群众性罢工和“波将金号”的起义,都走到了革命者直接号召的前头。在905年,群众对革命者发出的任何一个号召从来没有持消极态度,没有默不作声,没有拒绝参加斗争。在这样的情况下,抵制是对一触即发的气氛的自然的补充。当时这个口号根本不是什么“凭空虚构”,它只是准确而忠实地表达了勇往直前、走向直接冲击的高潮。恰恰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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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对抵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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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搞“凭空虚构”的却是我们的那些孟什维克,他们回避革命高潮,迷恋于沙皇在宜言上或8月6日的法令上许下的空洞诺言,对转上立宪君主制轨道的诺言信以为真。孟什维克(和帕尔乌斯)当初制定自己的策略时所根据的不是最广泛、最强大和最急剧的革命高潮这一事实,而是沙皇的向立宪君主制转变的诺言!难怪这类策略成了既可笑又可怜的机会主义。难怪孟什维克凡是谈到抵制时,总是竭力不去分析抵制布里根杜马这一革命中最重大的抵制经验。但是光承认孟什维克在革命策略上的这个也许是最大的错误是不够的。还应该清楚地认识到,产生这个错误的根源就在于不了解使革命高潮成为现实而使向立宪君主制转变成为空洞的警察式诺言的那种客观情况。孟什维克所以犯错误,并不是因为他们对待问题主观上没有革命情绪,而是因为这些可怜的革命者思想上落后于客观革命形势。孟什维克犯错误的这两个原因是很容易混淆的,但是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混淆这些原因就是不能容许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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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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抵制同俄国革命某一时期的特殊历史条件的关系,还应从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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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加以研究。905年秋季和906年春季社会民主党的抵制运动的政治内容是什么呢?这个运动的内容,当然不是重复抵制这个字眼或者号召不要参加选举。号召不顾专制制度所要求的迁回曲折的道路而进行直接的冲击,也还不是抵制运动的全部内容。上述问题甚至不能和反对立宪幻想的斗争等量齐观,后者才是整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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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对抵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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抵制鼓动工作的中心。这一斗争真正是抵制的活的灵魂。想一想抵制派的讲话和他们的全部鼓动工作,看一看抵制派的最重要的决议,那你就会深信这样的论点是多么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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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什维克从来不懂得抵制的这个方面。他们总是觉得,在立宪刚开始的时期就同立宪幻想作斗争是荒唐的、无意义的,是“无政府主义”。孟什维克的这种观点在斯德哥尔摩代表大会5上的一些发言中,我记得特别是在普列汉诺夫的发言中已经说得很清楚,至于孟什维克的书刊就更不用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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乍一看,孟什维克就象一个人洋洋得意地教训他人说马吃燕麦一样,他们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确实似乎是无懈可击的。在立宪刚开始的时期就宜布同立宪幻想作斗争!难道这不是无政府主义吗?难道这不是荒唐之极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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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在发这些议论时堂而皇之地提到一些简单的常识,从而把问题庸俗化了,这是由于他们绝口不谈俄国革命的特殊时期,将抵制布里根杜马置诸脑后,泛泛地把我国过去和将来的整个革命看作产生立宪的革命,而不去研究我国革命所经过的道路的具体阶段。这就是普列汉诺夫之类的人大谈辩证唯物主义方法而又违反辩证唯物主义方法的一个例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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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的,我国的资产阶级革命,整个说来,也象任何资产阶级革命一样,归根到底就是一个建立立宪制度的过程,如此而已。这是公认的道理。这个公认的道理可以用来揭露某种资产阶级民主派的纲领、理论、策略等等的冒牌社会主义的步调。可是在这样一些问题上,例如:在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工人政党应该把国家引向怎样的立宪制度:在革命的某些时期,工人政党到底应当怎样为争取特定的(即共和制的)立宪制度而斗争一在这些问题上,你能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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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对抵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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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个公认的道理中吸取有用的东西吗?不能。阿克雪里罗得和普列汉诺夫所特别喜爱的这个公认的道理在这些问题上很难给你什么启发,正如马吃燕麦这个信念在你选择合适的马和学会骑马这个问题上很难给你启发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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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尔什维克在905年和906年初曾经说过,同立宪幻想作斗争应该成为当时的口号,因为正是在这个时期,客观形势提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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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让斗争着的各种社会力量去解决的问题:在下一步将要取得胜利的是直接的道路,即进行直接的革命斗争和革命在充分民主的基础上直接建立代表机关的道路呢,还是迂回曲折的道路,即君主立宪和“杜马”类型的警察式“立宪”(带引号的!)机关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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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问题确实是客观形势提出来的呢,还是布尔什维克瞎扯理论、“凭空虚构”的?对这个问题,俄国革命的历史现在已经作出了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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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5年的十月斗争就是反对革命转上君主立宪制轨道的斗争。10一12月时期就是实现无产阶级的、真正民主的、广泛的、勇敢的、自由的立宪的时期,这种立宪真正表现了人民的意志,而与杜巴索夫和斯托雷平立宪制时期的假立宪迥然不同。开展争取真正民主的(即存在于完全肃清旧政权以及与之有关的一切丑恶东西的基础上的)立宪的革命斗争,就要求最坚决地反对用警察式君主立宪制来诱惑人民。而社会民主党内反对抵制的人却怎么也弄不懂这个并不复杂的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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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们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出俄国革命发展的两个时期。高潮时期(905年)和低潮时期(906一907年)。在第一个时期,人民的主动精神发挥得最充分,居民中所有阶级的自由而广泛的组织都得到最大的发展,出版有最充分的自由,人民最不理会旧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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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最无视它的机关和命令一当时这一切都是在没有那种得到官僚承认的、用正式规章或条例体现出来的立宪的情况下实现的。接着,在第二个时期,人民的主动精神、组织性、出版自由等等都很不发达并不断低落,一一这时存在着由杜巴索夫和斯托雷平之流炮制、为杜巴索夫和斯托雷平之流承认并由杜巴索夫和斯托雷平之流来维护的天知道的“立宪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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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过去的一切已经昭然若揭,一目了然,大概没有哪个学究敢于否认无产阶级所进行的反对事态转上立宪君主制轨道的革命斗争的合理性和必要性,否认反对立宪幻想的斗争的合理性和必要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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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恐怕任何一个稍有头脑的历史学家都会把905年到907年秋天的俄国革命过程划分为这样两个时期:“反立宪的”(如果可以这样表述的话)高潮时期和“立宪的”低潮时期,即人民抛开警察式(君主)立宪去争取和实现自由的时期和君主“立宪制”压制人民自由的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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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立宪幻想的时期,即第一届和第二届杜马时期,我们已经看得清清楚楚,所以弄清当时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反对立宪幻想的斗争的意义已经不是什么难事了。可是在当时,即在905年和906年初,无论资产阶级阵营中的自由派还是无产阶级阵营中的孟什维克,都不明白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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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第一届和第二届杜马时期,从一切意义上来说,从一切方面来说,都是立宪幻想的时期。这一时期没有违反过“任何法律非经国家杜马承认均不得生效”这个庄严的诺言。就是说,立宪制存在于纸面上,并且不断使所有俄国立宪民主党”奴才的心灵深受感动。在这个时期,杜巴索夫和斯托雷平都实验了、检验了、试行了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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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的立宪制,竭力使它适应于旧的专制制度。杜巴索夫先生和斯托雷平先生似乎是这个时期最强有力的人物,他们千方百计地努力使“幻想”成为现实。幻想终究是幻想。历史完全证实了革命的社会民主党的口号是正确的。然而,不仅是杜巴索夫和斯托雷平之流试图实现“立宪制”,不仅是立宪民主党奴才们颐扬立宪制,奴颜婢膝地大费唇舌(类似第一届杜马中的罗季切夫先生),证明说君主是没有责任的,说如果认为君主应对大暴行负责,那就是大逆不道。不,不仅他们这些人是这样,而且广大的人民群众在这个时期中无疑也在不同程度上相信“立宪制”,相信杜马,而不听社会民主党的警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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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说,俄国革命中的立宪幻想时期是全国迷恋于资产阶级偶像的时期,就象西欧一些国家有时迷恋于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反犹太主义、沙文主义等偶像一样。社会民主党的功劳在于:只有它没有受资产阶级的愚弄,只有它在立宪幻想时期始终举着同立宪幻想作斗争的旗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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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试问,到底为什么抵制是反对立宪幻想的特殊的斗争手段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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抵制有一个特点,使得任何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乍一看到这个特点都会立即不由自主地对抵制产生反感。抵制选举就是放弃议会活动,这就不免使人觉得是一种消极的拒绝、放弃和回避。专门仿效德国的帕尔乌斯就是这样看问题的,他在905年秋天气势汹汹然而一无所得地咆哮了一番,企图证明积极的抵制终究是个坏东西,因为它毕竞还是抵制…至今从革命中什么也没有学到而且愈来愈向自由派演化的马尔托夫也是这样看问题的,他在《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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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报》上的一篇近作,证明他甚至不会象一个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应该做的那样来提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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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抵制的这个可说最使马克思主义者反感的特点,是完全可以用产生抵制这种斗争手段的时代所具有的特点来说明的。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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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局君主杜马,即布里根杜马,是诱使人民脱离革命的诱饵。这种诱饵是一个穿着立宪外衣的假人。人人都不免要上当。有的是出于阶级的私利,有的是由于考虑不周,结果都上了布里根杜马的当,后来又上了维特杜马的当。所有的人都着了迷,所有的人都深信不疑。参加选举并不是平常地简单地履行普通的公民义务。参加选举就是为君主立宪上台举行庆典。参加选举就是从直接革命道路向君主立宪道路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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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民主党在这样的时候不得不全力以赴、大张旗鼓地发出抗议和警告。这也就意味若拒绝参加选举,不仅自己不参加而且号召人民也不参加,发出向旧政权冲击的呐喊,而不是在旧政权建立的机关的范围内进行活动。全民对“立宪”君主制这一资产阶级警察偶像的迷恋,要求作为无产阶级政党的社会民主党向全民“表明”自己反对和揭露这个偶像的观点,全力开展斗争以反对建立成为这种偶像的化身的机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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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切都说明,不仅是获得直接成功的对布里根杜马的抵制,而且连看来已经失败的对维特杜马的抵制,在历史上都有充分的根据。现在可以看出,为什么说这只是表面上的失败,为什么社会民主党要始终不渝地坚持反对我国革命向立宪君主制转变。这一转变实际上就是转向绝路。君主立宪的幻想原来不过是一种前奏或幌子,一种点缀,一种用来转移视线、好让旧政权为废除这种“立宪制”作准备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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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已经说过,社会民主党要始终不渝地坚持反对用“立宪制”来压制自由。“始终不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要坚持到社会民主党所反对的机关违反社会民主党的意志而成为事实时为止,坚持到俄国革命向君主立宪的转变这一革命低潮、革命失败的必然标志(在一定时间内)违反社会民主党的意志而成为事实时为止。立宪幻想的时期是妥协的一次尝试。我们曾经竭尽全力同妥协进行斗争,我们不得不进行这场斗争。但既然形势违反我们的意志,无视我们的努力,使我们的斗争以失败告终,从而把妥协强加于我们,那我们就只好参加第二届杜马,只好考虑妥协。至于要妥协多久,那自然是另外一个问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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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对抵制第三届杜马应该得出怎样的结论呢?也许应该得出这样的结论:在立宪幻想时期开始时必须实行的抵制,在这个时期结束时也是必要的?这是“类比社会学”式的“卖弄聪明”,而不是严肃的结论。抵制在俄国革命开始时所具有的那种内容,现在已经不可能有了。现在既不能警告人民防止立宪幻想,也不能开展反对革命转上立宪君主制绝路的斗争。抵制中原来的那种活的灵魂不可能再有了。即使要实行抵制,它无论如何只能具有另一种意义,无论如何只会具有另一种政治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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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我们所研究的抵制的历史特点,还提供了一个反对抵制第三届杜马的理由。在向立宪转变的初期,全国的注意力不可避免地集中到杜马上去了。我们曾以抵制来反对,而且也不得不以抵制来反对把注意力集中到绝路上去,反对这种由于愚味无知、觉悟不高、软弱无力或出于反革命私利而产生的迷恋。现在,对任何杜马或者对第三届杜马不仅没有什么全国性的迷恋,甚至连稍微广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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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点的迷恋也没有。从这方面来说实行抵制就没有必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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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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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实行抵制的条件无疑应从当时的客观形势中去找。从这个观点出发来把907年秋季和905年秋季的形势作一比较,就不能不得出一个结论:我们现在宜布抵制是没有根据的。无论从直接的革命道路和“曲折”的立宪君主制道路之间的相互关系来看,无论从群众性的高潮来看,无论从同立宪幻想作斗争的特殊任务来看,目前的形势都和两年以前截然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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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历史向君主立宪的转变不过是警察的许诺。而现在这个转变已经成为事实。不愿坦率承认这个事实,是一种可笑的害怕真理的表现。但是,如果从承认这一事实得出俄国革命已经结束的结论,那就错了。不,现在还没有根据作这个结论。当客观形势决定要为直接的革命发展道路而斗争时,马克思主义者就必须进行这种斗争,但是,我们再说一遍,这并不是说我们就不应该考虑实际上已经确定下来的曲折的转变了。从这一方面来说,俄国革命的进程已经完全确定下来了。在革命初期,出现了短暂的、然而非常广泛又极其迅速的高潮:后来,从905年十二月起义开始,则是极其缓慢又持续不断的低潮。开始是群众的直接革命斗争的时期,后来是向君主立宪转变的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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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不是说后来的这次转变就是最终的转变呢?是不是说革命已经结東而“立宪”时期已经来到了呢?是不是说等待新高潮、为新高潮作准备没有根据了呢?是不是说应该抛弃我们纲领的共和性质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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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对不是。只有那些自由派庸人,例如我国那些一味以随手拈来的论据为奴颜婢膝的行为辩解的立宪民主党人,才会得出这样的结论。不能这样说。这只是说,为了全面维护我们的整个纲领和我们的全部革命观点,我们应该使直接的号召适合当前的客观形势。我们要宜传革命的必然性,经常不断并始终不渝地在各方面积聚燃料,为了这些目的而小心爱护和扶持我国革命最好时期的革命传统,肃清这个传统中的自由派寄生虫的影响,同时,我们也不要放弃在向君主立宪日常转变过程中进行日常工作。我们要做的就是这些。我们应该为掀起新的广泛的高潮作准备,但是不问情况硬要提出抵制的口号,就没有任何根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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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已经说过,抵制只有作为积极的抵制在当前的俄国才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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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的意义。这就是说,不是消极地拒绝参加选举,而是为了直接冲击的任务不去理睬选举。从这个意义上说,抵制就必然等于号召实行最有力、最坚决的进攻。没有广泛、普遍的高潮,这样的号召就没有意义,可是目前有没有广泛、普遍的高潮呢?当然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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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号召”,那么现在的形势和905年秋天的形势在这方面的差别是特别明显的。我们已经指出,当时在整整一年中,对于号召,群众从来没有默不作声。群众的攻势跑到组织的号召的前头去了。现在我们正处在革命的停顿时期,许多号召始终得不到群众的响应。例如,906年初扫除维特杜马的号召,906年夏季第一届杜马解散后举行起义的号召,为抗议第二届杜马的解散及907年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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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政变而进行斗争的号召,都是这样。拿我们的中央委员会关于最近这些行动的通报°来说吧。你们可以看到在这个通报中公开号召用各地条件所允许的形式进行斗争(游行示威、罢工、同专制制度的武装力量作公开的斗争)。这是口头的号召。907年6月基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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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黑海舰队的武装起义”是用行动发出的号召。无论哪一种号召都没有得到群众性的响应。既然反动势力对革命最露骨和最直接的冲击一一解散两届杜马和发动政变一在当时都没有引起高潮,那么现在有什么根据要以宜布抵制的形式立即再次发出号召呢?现在的客观形势使“宜布”抵制有成为空喊的危险,这不是很清楚吗?当斗争风起云涌,席卷各地的时候,“宜布”抵制是合理的和必要的,发出战斗的号召是革命无产阶级的责任。但是这样的斗争既不是可以凭空虚构的,也不是单凭一声呐喊就能触发的。既然我们根据较直接的原因试着提出来的许多战斗号召都没有什么结果,我们自然就应该为“宜布”口号寻找有力的根据,因为如果没有实现战斗号召的条件,宣布这种口号是没有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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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要想使社会民主主义的无产阶级深信抵制口号是正确的,他就不应该只迷恋于一些曾经起过伟大而光荣的革命作用的铿锵的话语,而应该仔细想想可以采用这类口号的客观条件,并且应该懂得,提出这种口号,就意味着已经间接假定存在着出现广泛的、普遍的、强大的、急剧的革命高潮的条件。但是在我们当前这样的时期,在革命暂时停顿的时期,无论如何也不能间接假定有这样的条件。我们自己和整个工人阶级都必须直接而明确地认识并弄清条件。否则,就有可能成为爱唱高调的人,这样唱高调或者是由于不明白这些高调的真正含义,或者是由于不敢如实说出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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抵制是俄国革命中事变迭起的英勇时期的优良革命传统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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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面我们说过,我们的任务之一就是小心爱护这些传统,扶持这些传统,肃清其中自由派(和机会主义)寄生虫的影响。我们必须对这个任务稍加分析,以便正确地确定任务的内容并消除很可能产生的曲解和误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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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和其他一切社会主义理论的不同之处在于,它出色地把以下两方面结合起来:既以完全科学的冷静态度去分析客观形势和演进的客观进程,又非常坚决地承认群众(当然,还有善于摸索到并建立起同某些阶级的联系的个人、团体、组织、政党)的革命毅力、革命创造性、革命首创精神的意义。从马克思的全部历史观点出发,必然会对人类发展的革命时期给予高度的评价,因为正是在这样的时期,所谓和平发展时期慢慢积累起来的许多矛盾才能够解决。正是在这样的时期,各个不同的阶级在确定社会生活形式方面的直接作用才得到最有力的表现,而后来长期以更新了的生产关系基础为依托的政治“上层建筑”的基本方面才得以建立。而且,马克思和自由派资产阶级的理论家不同,他并不认为这样的时期是脱离了“正常的”道路,是“社会病态”的表现,是过激和谬误的可悲的结果,他认为这是人类社会历史中最有生气、最重要、最本质、最具有决定性的关头。马克思和恩格斯参加1848一189年的群众革命斗争的时期,是他们一生活动中最令人瞩目的中心点。他们从这一中心点出发来判定各国的工人运动和民主运动的成败。他们为了最明白最清楚地判定各个不同阶级的内在本性及其倾向也总是回过来研究这一中心点。他们总是从当年的革命时期出发来评价后来出现的较小的政治派别、政治组织、政治任务和政治冲突。象桑巴特这样的自由派思想领袖对马克思的活动和著作的这一特点恨之入骨,把它说成是“流亡者怨气的表现”,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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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没有缘故的。警察式资产阶级的大学中的学蠹们把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整个革命世界观的最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归结为他们的流亡生活中的个人怨气和个人困苦的表现,这原是不足为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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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在一封好象是给库格曼的信中,曾经附带提出了一个从我们现在所讨论的问题来看很能说明问题、特别有意思的见解。他指出,德国的反动派成功地把对1848年革命时期的回忆和这一时期的传统从人民的意识中几乎完全抹掉。①这里,反动派和无产阶级政党在对待本国的革命传统的问题上各自所担负的任务恰成鲜明的对照。反动派的任务是抹掉这些传统,把革命说成是“丧失理智的自发势力”(这是司徒卢威对德文“das tolle Jahr”的译法,德文本意为“丧失理智的一年”,是德国警察式资产阶级的历史学家们以至德国大学的历史学教授们形容1848年的用语)。反动派的任务是迫使人民忘掉革命时期所产生的丰富多采的斗争方式、组织形式、思想和口号。愚蠢地赞美英国小市民的维伯夫妇力图把宪章运动这个英国工人运动的革命时期说成不过是傻呵呵的幼稚,是“幼年的罪孽”,是不值一提的天真,是偶然的反常的越轨。而德国的资产阶级历史学家也是这样藐视德国的1848年。反动派对法国大革命的态度也是如此。这场大革命至今还遭到强烈的敌视,这证明它对人类至今还具有深远而有力的影响。我国的反革命的英雄们,尤其是象司徒卢威、米留可夫、基泽韦捷尔以及诸如此类的昨天的“民主主义者”,在卑鄙地诬蔑俄国革命的革命传统时也是这样争先恐后。自从无产阶级的直接的群众斗争赢得了为旧政权的自由派奴才们赞不绝口的一点点自由到现在还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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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第584页.一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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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年,而在我国的政论界,已经形成了一个自称为自由主义的(!)大流派,它在立宪民主党的报刊的扶持下,专门把我国的革命、革命斗争方法、革命口号、革命传统说成是某种低级的、原始的、幼稚的、自发的、疯狂的…甚至罪恶的东西…在这方面,从米留可夫到卡梅尚斯基,中间可说是只有一步之差!而反动派的业绩,即起初把人民从工农代表苏维埃赶到杜巴索夫一斯托雷平杜马中去,现在又把他们赶到十月党人杜马中去的业绩,反过来却被俄国自由派英雄们当成是“俄国立宪意识成长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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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国社会民主党无疑有责任极其仔细而全面地研究我国的革命,普遍向群众介绍革命的斗争方式和组织形式等等,应巩固人民中的革命传统,使群众深信唯有通过革命斗争才能多少得到一点重大而持久的改善,应始终如一地彻底揭发那些沾沾自喜的自由派的卑鄙行径,因为这些人用“立宪的”卑躬屈膝、背叛变节行为和莫尔恰林习气把社会搞得乌烟瘴气。在争取自由的历史上,十月罢工或十二月起义中的一天,比起立宪民主党人在杜马中奴颜婢膝地高谈没有责任的君主、高谈君主立宪制度的儿个月来,其意义始终要大上一百倍。我们必须注意一一除了我们谁也不会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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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人民对于这些充满生气、内容丰富、意义伟大和果实丰硕的日子的了解,比对于令人室息的“立宪”以及巴拉菜金“和莫尔恰林们崭露头角的那几个月的了解要仔细得多,详尽得多,具体得多,因为在斯托雷平及其书报检查机关的宪兵们的蓄意纵容下,我国自由派政党的机关报和无党派的“民主主义的”(呸!呸!)报刊正在卖力地大肆渲染那几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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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无疑问,许多人之所以同情抵制,正是因为革命家令人钦佩地努力维护以往的优良的革命传统,用勇敢、公开、坚决的斗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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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花使现时沉闷的日常生活的一潭死水重现生机。可是正因为我们珍视这种爱护革命传统的态度,我们才应该坚决反对这样一种观点,即以为采用了特定历史时期的一个口号,就能促使这个时期的基本条件重新出现。维护革命的传统,善于利用这些传统来进行经常的宜传鼓动,来向群众介绍对旧社会直接采取攻势应该具备的条件一一这是一回事:把一个口号从过去使它产生并获得成功的全部条件中抽出来加以重复,并在根本不同的条件下去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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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是另一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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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高度重视革命的传统,严厉抨击对革命传统的叛卖和庸俗的态度,而同时要求革命家要善于思考,善于分析采用旧的斗争手段的条件,而不是简单地重复某些口号。1召2年法国的“民族”传统也许永远是某些革命斗争手段的典范,然而马克思却于1870年在著名的第一国际《宣言》中,提醒法国无产阶级不要错误地在另一时期的条件下搬用这些传统。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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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的情况也是如此。我们应该研究实行抵制的条件,我们应该向群众灌输这样的思想:在革命高潮时期抵制是完全合理的、有时是必不可少的手段(不管那些枉费心机地滥用马克思名字的学究说些什么)。但是现在是否存在这个高潮,是否存在宣布抵制的这个基本条件,这个问题应当善于独立地提出来,并且在认真分析材料的基础上加以解决。我们的责任就是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为这样的高潮的到来作准备,并在适当的时机不拒绝实行抵制,可是,如果认为总可以用抵制的口号来对付任何糟糕的或非常糟糕的代表机关,那就是绝对错误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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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看一看那些为在“自由日子”里实行抵制进行辩解和论证的理由,你就会立即知道,在现在的形势下简单地搬用这些论据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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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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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5年和906年初,我们在主张抵制时曾经说过,参加选举会挫伤士气,会把阵地让给敌人,会把革命的人民引入歧途,会使沙皇政府容易同反革命资产阶级达成协议等等。这些论据的基本前提是什么呢?这个前提并不是任何时候都能明白地说出来的,但任何时候都能意会到,在当时这是不言而喻的。这个前提就是不经过任何“立宪的”渠道而寻求直接表现并且已经直接表现出来的群众的充沛的革命毅力。这个前提就是革命势力不断地向反动势力进攻。敌人为了削弱对他们的全面冲击会故意交出阵地,如果我们因占领和防守这些阵地而削弱对他们的进攻,那我们就是犯罪。如果没有这种基本前提而硬搬这些论据,你就会立即感到你的整个“音乐”走了调,基调不对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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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图借口第二届杜马和第三届杜马不同来为抵制辩护,这也是徒然的。认为立宪民主党人(他们在第二届杜马中把人民完全出卖给了黑帮分子)同十月党人有重大的和根本的区别,认为被六三政变所中断的臭名远扬的“立宪制”多少有些现实意义一一所有这切与其说符合革命的社会民主党的精神,倒不如说更符合庸俗民主主义的精神。我们总是一而再、再而三地说,第一届和第二届杜马的“立宪制”不过是海市蜃楼,立宪民主党人的空谈不过是转移人们的视线,以掩盖他们的十月党人的本质,杜马这种机构根本不是能满足无产阶级和农民要求的手段。对我们来说,907年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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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政变是905年十二月失败的自然的和必然的结果。我们从来没有对“杜马”立宪制的好处“入迷”,我们也不会因为涂脂抹粉的、用罗季切夫的空话加以美化的反动变为露骨的、公开的、粗暴的反动而感到特别的失望。这后一种反动倒可能是一个好得多的手段,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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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使一切鲁莽的自由派傻瓜以及被他们引入歧途的各类居民清醒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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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把孟什维克关于国家杜马的斯德哥尔摩决议同布尔什维克关于国家杜马的伦敦决议比较一下,就可以看出,前一个决议舞文弄墨,言之无物,尽唱些有关杜马意义的高调,因肩负杜马工作重任而趾高气扬。后一个决议则简单扼要,严谨朴实。前一个决议充满着小市民由于社会民主党同立宪“来自人民的新政权”以及诸如此类的官方炮制的谎言)相结合而洋洋得意的情绪。后一个决议则可以大致转述如下:既然万恶的反革命势力把我们赶入这个万恶的畜栏,我们在那里也要为革命的利益工作,不叫苦,也不吹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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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在直接的革命斗争时期,孟什维克就拥护杜马,反对抵制,他们可以说曾经向人民许过愿,说杜马将是一种革命的工具。可是他们许的这个愿是完全落空了。而我们布尔什维克,如果说曾许过什么愿的话,那么我们只是作了这样的保证:杜马是反革命的产物,不能指望它会办出什么真正的好事。迄今为止,我们的观点已经得到了很好的证明,可以担保说,这种观点还将从以后的事件中得到证明。不根据新的材料来“修改”和沿用10一12月的战略,俄国就决不会有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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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如果有人对我说,第三届杜马不能象第二届杜马那样加以利用,也不能向群众说清参加这届杜马的必要性,那我就要回答说,要是“利用”指的是孟什维克侈谈的所谓杜马是革命的工具等等,那当然是不能利用的。可是连前两届杜马事实上也都不过是通往十月党人杜马的阶梯,而我们还是利用过这两届杜马来达到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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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而微不足道的目的(宜传和鼓动,批判和向群众阐明当前发生的事情),为了这个目的,我们总是会利用那些坏透了的代表机关的。在杜马中发表演说绝不会引起“革命”,利用杜马进行宜传绝没有什么特殊,但社会民主党从这两方面得到的好处,并不比从书刊上发表的文章或在其他会议上发表的演说中得到的好处少,而有时还要多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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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也应该同样简单明了地向群众说明我们参加十月党人杜马的原因。由于905年12月的失败,由于906一1907年“挽回”这次失败的尝试没有成功,反动派必然要,而且以后还要不断地把我们赶进愈来愈槽的冒牌立宪机关。我们要随时随地坚持我们的信念,宣传我们的观点,并且总是反复地说,只要旧政权还存在,只要它还没有连根拔掉,我们就不能指望它办什么好事。我们要为新的高潮创造条件,而在这个高潮到来以前,同时也为了这个高潮的到来,我们必须更顽强地工作,不要提出只是在高潮的条件下才有意义的口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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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把抵制看作是使无产阶级和一部分革命的资产阶级民主派同自由派和反动派对立起来的一种策略方针,那也是错误的。抵制并不是一种策略方针,而是适用于特殊条件的一种特殊的斗争手段。把布尔什维主义同“抵制主义”混为一谈,正如把布尔什维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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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参看905年无产者报》(日内瓦出版)关于抵制布里根杜马的文章(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1卷第160一167页。一编者注),该文指出:我们并不笼统地拒绝利用杜马,但是现在我们要解决我们当前的另外一个课题一为争取直接的革命道路而斗争。还可参看96年无产者报》(俄国出版)第1号上的文章论抵制》(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3卷第336一343页.)一编者注),这篇文章强调,杜马工作所带来的好处是微不足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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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同“战斗主义”混为一谈一样,都是错误的。905年春在伦敦召开的布尔什维克第三次代表大会和在日内瓦召开的孟什维克代表会议分别通过的两个具有原则区别的决议,已经充分说明并体现了孟什维克策略方针和布尔什维克策略方针的区别。当时没有谈到、而且也不可能谈到抵制或“战斗主义”。无论在第二届杜马选举中(当时我们不是抵制派),还是在第二届杜马中,我们的策略方针都与孟什维克的策略方针截然不同,这是人所共知的。这两种策略方针在一切斗争的方法和手段上,在每一个斗争场合都有分歧,但是绝没有形成任何特殊的、为某种策略方针所特有的斗争方法。因此,如果用革命对第一届或第二届杜马的期望的破灭,即“合法的”、“强有力的”、“持久的”和“真正的”立宪制的破产,来证明抵制第三届杜马是正确的,或者由此提出这种抵制,那么这就是一种糟透了的孟什维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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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把主张抵制的最有力的和唯一符合马克思主义的论据放在最后来研究。没有广泛的革命高潮,积极的抵制就没有意义。就算是这样吧。可是广泛的高潮是从不广泛的高潮发展而来的。现在已经有某种高潮的标志。我们应该提出抵制的口号,因为这个口号能保持、发展并扩大正在开始的高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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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看来,这是一个多少能够清楚地说明社会民主党人中间为什么有赞成抵制的倾向的基本论据。同时,那些最接近直接的无产阶级工作的同志,看问题不是从按一定的类型“确定的”论据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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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而是从他们同工人群众的接触中所得到的印象的总和出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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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革命发展长期停顿的原因问题,似乎是社会民主党两派至今还没有发生过分歧的不多几个问题之一。“无产阶级没有恢复元气”,这就是原因。的确,10一12月的斗争几乎完全是由无产阶级一个阶级承担的。只有无产阶级一个阶级经常地、有组织地、不间断地在为全民族而奋斗。在无产阶级占人口比例最小(与欧洲各国相比)的国家中,无产阶级会因进行这样的斗争而弄得精疲力竭,这是不足为怪的。况且,在12月以后,正是无产阶级受到了反动的政府和反动的资产阶级联合势力的猛烈攻击,而且此后不断地受到这种猛烈攻击。在一年半的时间里,警察的迫害和处决使无产阶级人数锐减,而一连串的同盟数业一从“惩罚性地”关闭官办工厂到资本家以阴谋对付工人一一使工人群众的贫困达到了空前未有的地步。而现在,有些社会民主党的工作者说,在群众中已经出现了情绪高涨和无产阶级积蓄力量的标志。对这个不十分明确、不易完全捉摸到的印象作补充的还有一个更有力的论据:在某些工业部门中确实出现了复苏。对工人的需求的增长,必然会加强罢工运动。工人必将设法弥补他们在受迫害和同盟歇业时期所遣到的巨大损失,至少也得弥补一部分。最后,第三个论据也是最有力的论据,就是现在指出的并不是没有把握的、仅仅预期可能发生的罢工运动,而是各工人组织已经决定举行的一次最大的罢工。1万纺织工人的代表们早在907年初就曾讨论过自己的处境,并拟订了加强这个工业部门的工会的措施。第二次来开会的,己经是2万纺织工人的代表了,他们决定在907年7月举行纺织工人的总罢工。直接卷入这次运动的工人会有40万。这次运动是从莫斯科地区,即俄国最大的工人运动中心和最大的工商业中心开始的。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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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对抵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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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在莫斯科,而且也只有在莫斯科,群众性的工人运动才最有希望成为具有决定性政治意义的广泛的人民运动。而纺织工人是所有工人群众中报酬最低、思想最落后、参加前几次工人运动最少、同农民的联系最密切的部分。这些工人的主动精神可以说明,卷入这次运动的无产阶级阶层将比过去广泛得多。而罢工运动同群众革命高潮之间是有联系的,这在俄国革命史上,已经不止一次地得到了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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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民主党的直接责任就是要全神贯注、全力以赴地椎进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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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运动。这方面的工作同十月党人杜马的选举比较起来,无疑具有首要的意义。应该使群众确信,必须把这一罢工运动变成对专制制度的全面和广泛的冲击。抵制的口号就意味着把注意力从杜马转移到直接的群众斗争上来。抵制的口号就意味着使新的运动充满政治的和革命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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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些确信必须抵制第三届杜马的社会民主党人,他们的思路大致就是如此。这是赞成抵制的论据,它无疑是符合马克思主义的,而同一味重复脱离特殊的历史条件的口号毫无共同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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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不管这个论据多么有力,在我看来,它终究还不足以使我们立即接受抵制的口号。这个论据所强调的东西,对曾经思考过我国革命教训的俄国社会民主党人说来本来是不容置疑的,这就是:我们不能拒绝实行抵制,我们应该准备在适当时机提出这个口号,我们对抵制这个问题的提法,同自由主义的、庸俗空虚的、没有任何革命内容的提法一规避还是不规避①?一一毫无共同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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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见前社会民主党刊物的撰稿人、现自由派报纸撰稿人尔·马尔托夫在同志报上提出的典型的自由主义论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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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对抵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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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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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姑且把社会民主党内拥护抵制的人所说的工人情绪的变化、工业的复苏和纺织工人的七月罢工,全都当作是已经得到证实和完全符合事实的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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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一切可以得出什么结论呢?我们看到某种具有革命意义的局部的高潮正开始出现。①我们应不应该全力以赴地支持并发展这个高潮,竭力使它成为普遍的革命高潮,然后再变成一种进攻性的运动呢?当然应该。在社会民主党人中(也许只有为《同志报》撰稿的人除外)对此是不会有分歧意见的。但是在目前,在局部的高潮刚刚开始,在它还没有最后成为普遍的高潮以前,为了使运动向前发展,是否需要提出抵制的口号呢?这个口号是否能够促进当前运动的发展呢?这是另外一个问题,我认为对这个问题只能作否定的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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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把局部的高潮发展成为普遍的高潮,可以而且应该提出直接的论据和口号,而不必涉及对第三届杜马的态度。12月以后事态的发展,完全证实了社会民主党人对君主立宪的作用、对直接斗争的必要性的看法。我们要说,公民们,要是你们不愿意俄国的民主事业象905年12月以后立宪民主党人先生们把持民主运动时期那样每况愈下、一落千丈的话,那就请你们来支持刚刚开始的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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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有人认为,纺织工人的罢工是一种使工会运动脱离革命运动的新式的运动但是对这种观点我们可以不去理睬,因为第一,从悲观方面去解释一切复杂的现象的征兆,可以说是一种危险的方法,常常会把许多没有完全“在马酸上坐稳的”社会民主党人引上歧逸:其次,如果纺织工人的罢工具有这些特点,那么我们社会民主党人无疑应该竭力为消除这些特点而斗争。一旦我们斗争成功,问题必将会象我们所提的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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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对抵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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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运动的高潮,支持直接的群众斗争吧。离开直接的群众斗争,俄国的自由就没有也不可能有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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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鼓动无疑将是完全彻底的革命的社会民主党的鼓动。是否一定还要补充说:公民们,你们不要相信第三届杜马,要学习我们社会民主党人,用抵制杜马来表示我们的抗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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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前情况下,作这样的补充不仅没有必要,甚至可以说是荒唐可笑的。其实本来就没有人相信第三届杜马,也就是说,那些能够促进民主运动的居民阶层,过去无疑普遍地迷恋于第一届杜马,热中于在俄国建立立宪机关(只要是立宪的,不管什么样的都行)的最初的尝试,现在却不迷恋于、也不可能迷恋于第三届杜马这个立宪机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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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5年和906年初广大居民的注意力都集中在第一个代表机关上,即使它是建立在君主立宪的基础上的。这是事实。社会民主党人当时必须反对这种代表机关,而且要用最明确的态度表示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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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情况不同了,当前的特征不是迷恋于第一个“议会”,不是相信杜马,而是对高潮缺乏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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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样的情况下过早提出抵制的口号,丝毫不能加强运动,不能消除运动中的实际障碍。不仅如此,这样做甚至还有削弱我们的鼓动力量的危险,因为抵制是一个与已经形成的高潮同时出现的口号,而现在最糟糕的是广大的居民对高潮缺乏信心,看不见高潮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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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应该注意使这个高潮的力量在实际上得到证实,过后我们什么时候都来得及提出间接反映这种力量的口号。不过也还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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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问题:为了开展进攻性的革命运动,是否需要提出特别的口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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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对抵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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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转移对…第三届杜马的注意。也许没有必要。为了不去注意某个重要的和确实能够使没有经验的、还没有见过议会的群众迷恋的东西,也许有必要抵制这个不应该去注意的东西。但是为了不去注意完全不能使当今民主主义或半民主主义群众迷恋的机关,就不一定要宜布实行抵制。现在关键不在于抵制,而在于直接努力把局部的高潮变为普遍的高潮,把工会运动变为革命的运动,把对同盟歇业的防御变为对反动派的进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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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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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来简要地归纳一下。抵制的口号是特殊的历史时期的产物。905年和906年初的客观形势提出了一个让斗争着的各种社会力量来解决的问题,即选择下一步发展道路的问题:走直接革命的道路还是向君主立宪转变。在抵制方面进行鼓动的内容主要是同立宪幻想作斗争。广泛的、普遍的、急剧的和强大的革命高潮是抵制成功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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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所有这几个方面来看,907年秋季以前的形势说明完全不必提出这样的口号,也没有理由提出这样的口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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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继续进行准备选举的日常工作、不事先拒绝参加最反动的代表机关的同时,应该把全部宣传鼓动都用来向人民说明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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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月失败同接踵而来的对自由的摧残和对立宪制的亵渎之间的联系。我们应该使群众坚信,不进行直接的群众斗争,这样的亵渎势必继续下去并且会变本加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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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出现高潮、迫切需要提出抵制的口号时,我们决不拒绝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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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对抵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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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口号,目前我们则应端尽全力,通过直接的影响,把工人运动的一些局部的高潮发展成为普遍的、广泛的、革命的和对整个反动派、对反动派基石进攻的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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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7年6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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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于日7年7月底圣彼得堡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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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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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抵制第三屈杜马》小册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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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6卷第一3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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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葛伊甸伯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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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非党的“民主主义者”教导人民什么?)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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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7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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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亚·葛伊甸伯爵的逝世使俄国遭到重大的损失,所有的进步报刊都对此表示深切的哀悼。彼得·亚历山德罗维奇的卓越的形象,感召若不分党派的一切正人君子。如此幸运实属罕见!!”接下来是从右翼立宪民主党的《俄罗斯新闻》1上摘来的一大段引文。在引文中,对这位“完人”的毕生业绩深表感动的,是多尔戈鲁科夫家族的一员一一帕·德·多尔戈鲁科夫公爵,而多尔戈鲁科夫家族的代表已经直截了当地承认他们的民主主义思想源远流长!宁可同农民和平解决,也不要等他们自己动手夺取土地…“凡是习惯于尊重人的人,不管他以哪个党派的面目出现,对于葛伊甸伯爵的逝世无不感到悲痛,我们也深有同感。而己故的葛伊甸首先正是一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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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7年6月9日星期二的《同志报》第囚6号就是这样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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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志报》的政论家们不仅是我国合法报刊中最热忱的民主主义者,他们还自命为社会主义者一一当然是批判的社会主义者。他们都是一些准社会民主党人。在这家用普罗柯波维奇先生、库斯柯娃女士、波尔土加洛夫先生和其他的“前马克思主义者”的署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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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葛伊甸伯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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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缀版面的《同志报》上,普列汉诺夫、马尔托夫、斯米尔诺夫、佩列亚斯拉夫斯基、唐恩等孟什维克都备受青睐。总之,《同志报》的政论家们是我国“有学识的”、绝对不搞狭隘的地下活动的、“民主主义的”以及如此等等的社会中的最“左翼”代表,这是丝毫不用怀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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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在报上看到上面引的那几行文字时,禁不住要对这些先生大声喊道:我们布尔什维克显然不属于《同志报》这伙正人君子之列,该是多么幸运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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饿国有学识的民主派的“正人君子”先生们!你们在愚弄俄国人民,使他们染上卑躬屈节和奴颜婢膝的恶习,在这方面你们要胜过普利什凯维奇、克鲁舍万、杜勃洛文这些臭名远扬的黑帮分子百倍,而你们却在进行一场反对这些黑帮分子的如此热心、如此自由主义、如此廉价、对你们如此有利又如此保险的战争。你们听到如此“荒谬的奇谈怪论”,会耸耸肩膀,和你们社会里的所有“正人君子”一起报以轻蔑的讥笑吧?是的,不错,我们很清楚,世界上无论什么也改变不了你们庸俗的自由派的自满自足。我们之所以感到很高兴,是因为我们的全部活动象一道铜墙铁壁,使我们能同俄国有教养的社会的这伙正人君子划清界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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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不能找出几个说明黑帮分子使比较广大一点的居民阶层受到腐蚀并走入歧途的例子呢?找不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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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他们的报刊、他们的社团、他们的会议、第一届或第二届杜马的选举,都不能提供这样的例子。黑帮分子制造有警察和军队参加的暴行和兽行,激起了人们的愤怒。黑帮分子施展欺骗、捣鬼和收买的手段,引起了人们对他们的憎恨和蔑视。黑帮分子用政府的经费,组织了一帮听从警察驱使的酒徒。所有这一切,丝毫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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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葛伊甸伯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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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会对广大一点的居民阶层产生什么危险的思想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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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同样毫无疑问的是,我国合法的、自由主义的和“民主主义的”报刊却产生了这样的影响.第一届和第二届国家杜马的选举、各种会议、各种社团、教学事务等无不证明这一点。而同志报》在葛伊甸逝世问题上的言论,清楚地表明了这是一种怎样的思想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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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的损失…卓越的形象…幸运…首先是一个人。”地主葛伊甸伯爵在十月革命”以前高尚地充当一个自由主义者。在人民取得了第一次胜利以后,即在905年10月17日以后,他毫不犹豫地立刻投靠反革命阵营,投靠十月党,投靠这个痛恨农民、痛恨民主派的地主和大资本家的政党。这位贵族在第一届杜马时拥护政府,在第一届杜马解散后为参加内阁进行过谈判(但没有谈妥)。这就是这位典型的反革命地主的生涯中几个最主要的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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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一批衣冠楚楚、有学识有教养的先生出场了,他们高谈自由主义、民主主义、社会主义,口口声声同情自由事业,同情农民争取土地、反对地主的斗争,实际上这些先生在报刊上,在各种社团中、在各种会议和选举中垄断了合法反对派的地位,就是这些人举目望天,向人民说教:“如此幸运实属罕见!…已故的伯爵首先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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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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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错,葛伊甸不仅是一个人,而且是一个既善于理解本阶级的共同利益、又善于非常聪明地维护这些利益的公民。而你们这些有学识的民主派先生,不过是可怜的傻瓜,你们在用装疯卖傻的自由派行径掩盖自己的无能,你们只会替地主阶级充当文化奴仆,此外便别无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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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主对人民的影响并不可怕。他们要使比较广大一点的工人群众甚至农民群众在比较长一点的时间内受他们的欺骗,那是永远也办不到的。但是有一些知识分子,他们不直接参加剥削,练就了搬弄空泛词句和概念的本领,热中于种种“谆谆”教海,有时还出于真诚的愚蠢把自己所处的跨阶级地位奉为超阶级政党和超阶级政策的原则一这样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对人民的影响是危险的。这一点,也只有这一点,才是能带来真正恶果的对广大群众的毒害,需要社会主义运动全力以赴来同这种毒害作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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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派和民主派的无耻之徒,自命超越任何“党派”,持“全人类”的观点,他们上气不接下气地说:“葛伊甸是一个有教养、有文化、讲人道和能宽容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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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敬的先生们,你们错了。这不是全人类的观点,而是全体奴才的观点。意识到自己的奴隶地位而与之作斗争的奴隶,是革命者。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奴隶地位而过着默默无言、浑浑盟噩、忍气吞声的奴隶生活的奴隶,是十足的奴隶。对奴隶生活的种种好处津津乐道并对和善的好主人赞赏不已以至垂诞欲滴的奴隶是奴才,是无耻之徒。《同志报》的诸位先生,你们正是这样的无耻之徒。你们以极其恶劣的宽容态度为之感动的是:那位支持反革命政府的反革命地主竞是一个有教养、讲人道的人。你们不明白,你们不是在把奴隶变成革命者,而是在把奴隶变成奴才。你们关于自由和民主的言论,只不过是故弄玄虚的高论,是陈词滥调,是时髦的空话或欺人之谈。这是一块粉饰得并不高明的招牌。而你们自己就是粉饰的坟墓。你们的灵魂是卑劣透顶的,你们的文化和学识统统不过是一种熟练的变相卖淫。这是因为你们在出卖自己的灵魂,不过你们出卖灵魂不仅是出于生活需要,而且是出于“对艺术的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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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葛伊甸伯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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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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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感动地说:“葛伊甸是一个坚定的立宪主义者。”你们这是在撒谎,要么就是已经完全被葛伊甸之流所蒙蔽。在人民面前公开地把一个建立政党来支持维特、杜巴索夫、哥列梅金和斯托雷平政府的人说成是坚定的立宪主义者,这无异于把某个红衣主教说成是反对教皇的坚定战士。你们这些民主主义者不去教导人民正确理解立宪制,却在自己的著作中把立宪制说成是姜汁鲟鱼“。毫无疑问,对反革命的地主说来,立宪制正是姜汁鲟鱼,是尽力改进掠夺和制服庄稼汉以至全体人民群众的各种手段的一种方式。如果说葛伊甸是一个坚定的立宪主义者,那么杜巴索夫和斯托雷平也是坚定的立宪主义者了,因为他们的政策实际上也得到了葛伊甸的支持。要是没有十月党人其中也包括葛伊甸的支持,杜巴索夫和斯托雷平就不成其为杜巴索夫和斯托雷平,也推行不了他们的政策。请问“正人君子”中英明之至的民主主义者,到底应该根据什么来判断一个人的政治面貌“立宪主义者”)呢?是根据他的言论,根据他的捶胸顿足,根据他的鳄鱼的眼泪呢,还是根据他在社会舞台上的实际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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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葛伊甸的政治活动中,什么是具有代表性和典型性的呢?是第一届杜马解散后他未能就参加内阁的问题同斯托雷平达成协议呢,还是在这一事件之后他前去同斯托雷平进行谈判?是他从前某个时候发表过某种自由派言论呢,还是在10月17日以后他马上成了十月党人仁反革命者)?你们在把葛伊甸称作坚定的立宪主义者时,教导人民说,前者是具有代表性和典型性的。这就是说,你们连民主主义的起码知识也不懂,却在那儿毫无意义地跟着重复民主主义口号的片言只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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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葛伊甸伯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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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派社会中的正人君子们,你们要记住,所谓民主就意味着同反革命地主对国家的统治作斗争,而葛伊甸先生所支持的以及他的整个政治生涯所体现的,却正是这样的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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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伊甸是一个有教养的人,”我们的沙龙民主主义者感动地说。是的,这一点我们已经承认了,而且也乐意承认,他比民主主义者们更有教养,更有头脑这倒不一定同受教育有关),因为他对本阶级的利益和他那反革命社会活动的利益的理解,比你们这些《同志报》的先生对解放运动的利益的理解要高明。这位有教养的反革命地主善于巧妙而狡猾地维护本阶级的利益,熟练地用冠冕堂皇的词句和表面上的绅士风度来掩饰农奴主的追逐私利的意图和贪得无厌的野心,他坚持(在斯托雷平之流面前)用阶级统治的最文明的方式来保护这一利益。葛伊甸之流把自己的“教养”全都用来为地主阶级的利益服务。在一个真正的民主主义者而不是俄国微进派沙龙中的“正派的”无耻之徒看来,这倒可以作为政论家用以表现现代社会中将教养用于卖淫勾当的极好题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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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主义者”一谈到有教养时,总想使读者联想到丰富的知识、开阔的视野、高尚的智慧和心灵。对葛伊甸这班先生说来,教养就是薄薄的一层脂粉,就是训练有素的本领,就是“练就”一套以绅士风度来从事最粗暴、最肮脏的政治投机的功夫。这是因为葛伊甸的十月主义,他的“和平革新派5思想”,以及他在第一届杜马解散后同斯托雷平的各次谈判,其本质统统无非是从事最粗暴、最肮脏的勾当,无非是设法以更稳妥、更狡猾、更巧妙、更隐蔽、更不外露的手法来维护高贵的俄国贵族榨取千百万“乡巴佬”血汗的权利。这些乡巴佬无论在1861年以前还是在1861年,无论在1861年以后还是在905年以后,都始终不断地遭受这些葛伊甸的掠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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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葛伊甸伯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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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前,涅克拉索夫和萨尔蒂科夫就教导俄国社会要透过农奴主一地主有教养这种傅粉施朱的外表,认清其掠夺的需要,教导人们憎恨这等人的虚伪和冷酷。然而,那些以民主主义遗产的保护者自诩、参加立宪民主党①或者成为立宪民主党应声虫的现代俄国知识分子,却教导人民要奴颜婢膝,并以自己作为非党民主主义者能不偏不倚而扬扬得意。这种表演怕是比杜巴索夫和斯托雷平的业绩更加令人生厌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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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龙民主主义者得意得上气不接下气地说:“葛伊甸是‘人'。葛伊甸是讲人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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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伊甸的人道精神所引起的这种感动,使我们不仅想起了涅克拉索夫和燕尔蒂科夫,而且也想起了屠格涅夫的《猎人笔记》。在我们的面前,是一个文明的、有教养的地主,他举止文雅,待人和蔼,有西欧风度。地主请客人饮酒,高谈阔论。他问仆役说:“为什么酒没有温热?”仆役没有作声,脸色变得苍白。地主按了一下铃,轻声地对进来的仆人说:“费多尔的事…去处理吧。”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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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看,这就是葛伊甸式的“人道精神”或葛伊甸之流的人道精神的典范。屠格涅夫笔下的地主,比起莎尔特奇哈来…也是“讲人道”的人,他是如此人道,以致没有亲自到马厩去看看鞭挞费多尔的事是否很好地处理了。他是如此人道,以致没有去过问鞭挞费多尔的树条是否在盐水里浸泡过。他这个地主自己对仆役不打不骂,他这个有教养的人,只是站得远远地“处理”,温文尔雅又充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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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立宪民主党人在评价葛伊甸时所表现的奴才相,较之《同志报的先生们更甚百倍。我们把同志报的先生们看作俄国“社会”中“正人君子”的“民主主义”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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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葛伊甸伯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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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道精神,不吵不嚷又不“公开出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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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伊甸的人道精神也正是如此。他自己没有同卢热诺夫斯基和菲洛诺夫之流一起参与拷打和折磨农民。他也没有同连年坎普夫和美列尔一扎科梅尔斯基之流一起去进行讨伐。他没有同杜巴索夫一起去血洗莫斯科。他是如此人道,以致没有去建立这类业绩,而让全俄“马厩”中的这类英雄去“处理”,自己却坐在宁静雅致的书斋里领导着支持杜巴索夫之流的政府的政党一这个政党的领袖们为征服莫斯科的杜巴索夫举杯祝贺“费多尔的事”派杜巴索夫之流去“处理”,自己不到马厩去,难道这不是确确实实的人道精神吗?在主持我国自由派和民主派报刊政治栏的老懦夫们看来,这是人道精神的典范…“他是个连苍蝇也不肯伤害的大好人!”支持杜巴索夫之流,坐享杜巴索夫之流镇压的成果,而又不必替杜巴索夫之流承担责任,“如此幸运实属罕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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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龙民主主义者认为,抱怨一通葛伊甸之流为什么没有来治理我们,就算是登峰造极的民主主义(因为这位沙龙笨伯根本想不到这是葛伊甸和杜巴索夫之流之间的“自然”分工)。请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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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可惜,现在正是他(葛伊甸)最有用的时侯,他却去世了。否则他现在会同极右分子进行斗争,发挥他最好的精神素质,以他所固有的毅力和机智捍卫立宪原则.”(6月22日星期五同志报》第囚9号刊登的普斯科夫省通讯纪念葛伊甸伯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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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可惜,有教养、讲人道的和平革新党人葛伊甸,竞未能以他关于立宪的漂亮空话来掩盖第三届杜马即十月党人杜马的真相,来掩盖破坏杜马的专制制度的真相!“民主主义者”政论家的任务不是去撕破虛伪的外衣,把压迫人民的敌人赤裸裸地暴露在人民面前,而是为失去了美化十月党人的老奸巨滑的伪君子感到惋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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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葛伊甸伯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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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庸人?一根空肠子,充满恐惧和希望,乞求上帝发慈!(W as ist der Philister?Ein hohler Darm,voll Furcht u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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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ffnung,dass Gott erbarm!)什么是立宪民主党阵营的或接近立宪民主党阵营的俄国自由派和民主派庸人?一根空肠子,充满恐惧和希望,乞求反革命地主发慈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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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7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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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于日07年9月初圣彼得堡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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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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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之声》文集第1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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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6卷第37一4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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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社会民主工党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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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届杜马的态度问题的报告提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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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7月8日彼得堡市代表会议上宣读)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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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俄国革命的经验表明:如果抵制杜马的确是积极的抵制,也就是说,如果它所代表的是广泛的、普遍的革命高潮直接转入对旧政权进行直接神击(即武装起义)的力量,那么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抵制杜马才是革命的社会民主党的唯一正确的决定。如果抵制的内容是,无产阶级警告全体人民不要象小资产阶级那样盲目迷恋于立宪幻想和旧政权恩喝的、最初建立的所谓立宪机关,那么抵制就是在完成伟大的历史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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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如果认为没有广泛的、普遍的、强大的、急剧的革命高潮这个条件,没有旨在推翻旧政权的全民的直接冲击这个条件,脱离同人民对恩赐的立宪制的迷恋作斗争这一任务,抵制手段本身就能起作用,那就是感情用事,而不是理智地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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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因此,如果根据有利于十月党人的选举法取代了有利于立宪民主党人的选举法这一事实,根据公开的十月党人的杜马正在代替第二届杜马(第二届杜马说的是立宪民主党人的话,做的是十月党人的事,社会民主党人参加了,对革命事业也不无益处)这一事实,根据这些便宜布抵制杜马,那不仅是以革命的冲动来代替坚韧不拔的革命工作,而且也暴露出社会民主党人自己对立宪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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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社会民主工党对第三届杜马的态度问题的报告提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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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杜马和立宪民主党的立宪活动还普遍抱有糟透了的幻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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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革命的社会民主党的整个鼓动工作的焦点,应该是向人民说明,907年六三政变是905年十二月起义失败的直接的和绝对不可避免的结果。俄国革命的第二个时期的教训,即906年和907年的教训就是:在人们普遍相信立宪制、普遍采用所谓立宪斗争手段的情况下,在无产阶级遭到失败,还没有积聚力量、恢复元气、更加广泛得多地投入旨在推翻沙皇政权的更坚决更有力的革命冲击以前,在这一整个时期内,反动派的不断进攻、革命的不断退却都是势所必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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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目前罢工运动在莫斯科工业区如火如茶,并开始波及俄国其他地区,我们应该把这种形势看作是不久的将来可能出现的革命高潮的最有力的保证。因此,社会民主党不仅应该竭尽全力支持并发展无产阶级的经济斗争,而且应该竭尽全力把这一目前还只是工会性质的运动变成广泛的革命高潮,变成工人群众同沙皇政府武装力量的直接斗争。只有社会民主党在这方面的努力获得成功,只有在采取攻势的革命运动已经发生的基出上,与对群众的直接号召(号召他们举行武装起义,推翻沙皇政权,代之以临时革命政府,以便在普遍、直接、平等和无记名投票的基础上召开立宪会议)密切结合起来的抵制口号,才具有重大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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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07年7月印成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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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16卷第46一4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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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会议(“第二次全国代表会议”)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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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7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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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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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参加第三届国家杜马选举问题的决议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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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4日和23日〔7月9日和8月5日)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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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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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俄国革命的经验表明,只有在广泛、普遍、急剧的革命高潮发展成为武装起义的形势下,只有同在旧政权召开第一次代表会议的情况下产生的立宪幻想作斗争这一思想任务联系起来,积极的抵制才是社会民主党的正确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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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没有上述这些条件,即使革命时代的一切条件均已具备,革命的社会民主党的正确策略也要求象第二届杜马时期一样参加杜马选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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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社会民主党一向指出立宪民主党在实质上就是十月党,指出立宪民主党的选举法(905年12月11日颁布的)在专制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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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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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会改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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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是靠不住的,社会民主党没有任何理由因十月党的选举法取代了立宪民主党的选举法便改变自己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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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目前在俄国中部工业区日益发展的罢工运动是不久的将来可能出现的革命高潮的最有力的保证,它同时要求进行不屈不挠的工作,把目前还只是工会性质的运动发展成为政治运动和势必发动武装起义的直接的革命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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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会议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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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第三届杜马的选举也要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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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向群众说明907年六三政变同905年十二月起义的失败、同自由派资产阶级的叛变的关系,同时论证单靠工会斗争是不够的,要努力把工会罢工运动变成政治运动和群众通过起义推翻沙皇政府的直接革命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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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向群众说明,对杜马的抵制本身不能把工人运动和革命斗争提到更高的阶段,抵制的策略只有在我们使工会运动的高潮变成革命冲击的努力获得成功的条件下才是恰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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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于日33年《列宁文集》俄文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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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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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5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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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6卷第5一5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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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会改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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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全俄工会代表大会决议草案的初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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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1日和23日〔8月3日和5日]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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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会议认为:全体党员有义务努力贯彻伦敦代表大会“关于工会的决议:在建立各工会同社会民主党的组织上的联系或者在工会承认社会民主党的领导时,要考虑各地的各种条件:在任何情况下都要首先注意使工会中的社会民主党人不是一味消极地迁就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派别(立宪民主党人、非党进步派”、社会革命党人等)最喜欢的“中立”立场,而是始终不渝地坚持社会民主党的全部观点,始终不渝地促使工会承认社会民主党在思想上的领导,并且同工会建立经常的实际的组织上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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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于日33年《列宁文集》俄文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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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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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5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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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6卷第5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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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会议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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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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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反对抵制的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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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1日和23日〔8月3日和5日]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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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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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在反对抵制时,主要强调两点理由,这就是:只有当群众运动广泛兴起,武装起义提上日程的时候,实行抵制才是恰当的。这时,抵制才是破除立宪幻想的斗争手段。那种认为抵制本身仿佛能够激发群众斗志的意见是完全错误的,因为抵制的策略不可能是别的,而只能是已经兴起的群众运动的唯一体现而已。社会民主党抵制布里根杜马也好,抵制第一届国家杜马也好,都不过是从属于人民群众反对旧制度的积极斗争的一个现象。在社会民主党的手中,抵制只是防止群众沉溺于立宪幻想并促使他们去进行直接斗争的一种手段。可是现在既没有群众的积极斗争,也没有立宪幻想,因此,抵制的策略就失掉了任何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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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于日07年8月12日斗争报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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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自列宁文集俄文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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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脱维亚)第S2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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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8卷第23一2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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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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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论家札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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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7年8月22日9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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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届杜马解散以后,消沉、悔过、变节成了政论界的显著特点。从司徒卢威先生开始,到《同志报》,直到许多接近社会民主党的作家,都抛弃了革命,抛弃了革命的传统,抛弃了革命的斗争方法,想方设法向右转。为了说明现在某些社会民主党人都发表了一些什么言论,我们随手举出最近报刊上发表的他们的两篇著作:《教育》杂志43第7期上涅韦多姆斯基先生的文章和同志报》第348号上弗·哥尔恩先生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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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涅韦多姆斯基先生在文章的一开始就对第二届杜马中的立宪民主党人进行了最尖锐的批评,为社会民主党左派联盟的策略和行动作了最坚决的辩护。他的文章的结尾是这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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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陈述式来说,我觉得,有一点是任何社会民主党人都应该很清楚的:在我们所处的政治演进阶段,社会党的活动归根到底只不过是为资产阶级政党开降道路,为它们暂时的胜利作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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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得出这样的命令式:不论这个‘善变的'(“忽而是黑头发的,忽而是淡黄头发的”)立宪民主党是什么样的,只要它是唯一的反对党,就得使社会党的活动与它的活动协调起来。这是节约力量的原理所决定的·总之,可以一点不含讥讽地说(米·涅韦多姆斯基先生必须预先作这样的声明,因为他写起文章来总是离不开矫揉造作、转弯抹角,把读者和作者自己都搞得晕头转向》,米留可夫的这句话完全正确地确定了政党之间相互关系的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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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论家札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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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点…(这里指的是米留可夫下面这句话:“要用人民的干涉来威胁,就必须先作好进行干涉的准备,因此,凡是觉得杜马本身的权力不足以完成其巨大任务的人,都应该致力于这种准备工作”:涅韦多姆斯基先生对这句话的解释是正确的,他说:让左派去准备和发起运动吧,“而立宪民主党人先生们和杜马对此是会考虑的”)…这句话出自对此考虑的政党的代表之口,也许未免有点恬不知耻,但是当普列汉诺夫这样的人这样来提出问题,那就不过是正确地、现实主义地规定了社会民主党的行动方针和它利用自由主义反对派力量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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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以设想,当这班先生亲切地拍拍普列汉诺夫的肩膀时,普列汉诺夫一定会感到一说得温和点一有些难为情。但是普列汉诺夫自己提出了诸如社会民主党同立宪民主党纲领一致、维护杜马之类的立宪民主党式的口号,别人当然就有权这样利用他的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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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请听听弗拉·哥尔恩先生是怎么说的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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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要战胜它(即土地占有者和大资产者根据六三选举法结成的反民主同盟》,必须具备两个条件。第一,所有的民主阶层,包括无产阶级在内,必须协调一致,结成一个同盟来和这一个同盟相对抗:第二,进行斗争不是靠想出一些最坚决的口号,以便排除不够革命的分子和加快分明是少数的革命者参加的运动黑体是哥尔恩先生用的》,而是靠能够吸引群众的同反民主同盟的具体措施进行的现实的、具体的斗争。要建立民主的同盟,并不需要合并,所必需的只是在斗争的途径和斗争的直接目标上达成协议,只要群众自觉的代表者(各个政党)站在争取实际改变社会生存条件的立场上,而不是仅仅出于鼓动观点,那么在这些方面达成协议是完全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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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两段摘录中难道还不能清楚地看出,我们这两位满口都是立宪民主党时髦话的英雄所说的其实都是一回事吗?只是哥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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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论家札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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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先生稍微坦率一点,稍微赤裸裸一点而已,但是他同涅韦多姆斯基先生的差别,并不比司徒卢威先生同纳波柯夫先生或马克拉柯夫先生的差别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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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有它内在的逻辑。有人多次指出过,社会民主党人和自由派之间达成技术上的协议是可能的,但这丝毫也不会导致一切社会民主党人(我们在这里所指的不是非党的社会民主主义者,也不是玩弄两面手法、在党内说一套、在“自由的”非党报纸上另说一套的人)所一贯抵制的政治联盟。但是现实生活总不断粉碎这些美妙的理论和善良的愿望,因为在达成“技术上的”协议的掩盖下,建立政治联盟的思想就会不断冒出来。在小资产阶级国家里,在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在工人政党内部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人数很多的情况下,这种要无产阶级在政治上服从自由派的倾向有着最现实的根源。而这种植根于客观形势的倾向,就是冒牌社会主义者在同立宪民主党人建立同盟这个问题上玩弄的一切政治手腕的实际内容。哥尔恩先生这个知识分子,只会说些社会民主主义的词句,而他的意愿、他的思想实质、他的“内心”却全都纯粹是自由主义的或小市民气的,他天真地鼓吹的恰好就是政治联盟,即“民主的同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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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能说明问题的是,哥尔恩先生不得不加上一句:“并不需要合并!”他加的这一句,只是暴露了他残存的一点玷污了的社会主义良心。这是因为他说“并不需要合并,而只要达成协议”,就等于对这种“协议”作了一番描述,给“协议”的内容下了一个定义,而这番描述和这个定义就淋漓尽致地暴露出他背叛了社会民主主义。问题并不在于字眼,并不在于把它说成是“合并”还是“达成协议”。问题在于这种“结合”的实际内容是什么。问题在于你把社会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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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论家札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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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党送给自由派做姘妇时要价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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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钱定得很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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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放弃鼓动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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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不要去“想出”一些坚决的口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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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不要排除不够革命的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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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不要“加快”分明是少数的革命者参加的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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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能为这种无以复加的、最卑鄙的背叛行为制定出一个更明白、更确切的纲领,我就给他发奖。哥尔恩先生与司徒卢威先生不同的地方只是司徒卢威先生清楚地看到自己的道路,并且在一定程度上“独立地”决定自己的行动。而哥尔恩先生则完全被养育他的立宪民主党牵着鼻子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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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弃鼓动观点”,第二届杜马中的立宪民主党人一直就是这样教导人民的。这就是说,不要提高工人群众和农民的觉悟,也不要使他们有更高的要求,而要降低、抑制、扑灭这种觉悟和要求,鼓吹社会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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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去想出一些坚决的口号”,这就是说,要我们象立宪民主党人那样,不去宜传社会民主党人早在革命以前很久就提出的口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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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排除不够革命的分子”,这就是说,不要在群众面前对立宪民主党的伪善,谎言和反动作任何批评,要同司徒卢威先生亲热拥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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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加快分明是少数的革命者参加的运动”,这实质上就是说,要我们放弃革命的斗争方法,因为完全不容置辩的是,自始至终参加了905年的革命行动的,分明是少数的革命者。正因为参加斗争的虽然也有群众,但毕竞是只占少数的群众,所以他们在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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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论家札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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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中就没有取得完全成功。然而俄国解放运动的一切胜利,这个解放运动的一切成就,完完全全、毫无例外地就是靠只占少数的群众进行的这一斗争取得的。这是第一点。其次,自由派及其应声虫所谓的“加快了的运动”,是唯一由群众(可惜是第一次,而且只占少数)独立地而不是通过代理人参加的运动,是唯一不害怕人民、表达了群众的利益、得到没有直接参加革命斗争的广大群众的同情(这点已由第一届、特别是第二届杜马的选举证明了)的运动。哥尔恩先生的“加快分明是少数的革命者参加的运动”这种说法,是一种最流行的、纯粹布勒宁式的对事实的歪曲。布勒宁的报纸“在第二届杜马时期同阿列克辛斯基争论时,总是把事情说成这样:它敌视阿列克辛斯基不是由于阿列克辛斯基进行争取政治自由的斗争,而是由于阿列克辛斯基要求有…砸玻璃、爬路灯杆等等的自由。现在《同志报》的这位政论家也正是在学黑帮分子的这种故技。他力图把事情说成这样:妨碍社会党人同自由派达成协议的,根本不是社会党人一向主张而且永远主张提高群众的革命觉悟和革命积极性,而只是社会党人在加快,也就是在支持、在人为地激化运动,在煽动分明是没有希望的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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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这些胡说我们的回答很简单。在第一届和第二届杜马时期,切社会主义的报刊,不论孟什维克的还是布尔什维克的,都斥责任何“加快”运动的做法…立宪民主党人在第一届和第二届杜马中向社会民主党人开火,不是因为社会民主党人加快了运动,而是因为他们提高了群众的革命觉悟,使他们有更高的要求,揭露了立宪民主党人的反动性,揭露了立宪幻想不过是空中楼阁。这些人所共知的历史事实绝不是在报上耍弄一套把戏就回避得了的。至于说到哥尔恩先生发表意见的方式,在我们这个“有教养的社会”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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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论家札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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弃革命,沉湎于色情作品的时代,是很有代表性的。以社会民主党人自居的人物,为了要在广大的公众面前发表关于工人政党在“加快”“分明是”少数人参加的运动这一类新时报式的言论,竞然投到非党报纸方面去了!在我国,背叛情绪也造成了背叛风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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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们从另一方面来研究一下。得到那些假社会民主党人宜扬的涅韦多姆斯基先生和哥尔恩先生之流的观点令人十分反感,这些观点无疑是我国广大资产阶级知识界、自由主义化“社会”、愤愤不平的官吏等的极其典型的和自然而然的观点。把这些观点仅仅看作是政治上没有主见、萎靡不振、动摇不定的小资产阶级的表现是不够的。还应该从我国革命发展的当前形势的角度来加以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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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正是现在,在第三届杜马召开的前夕,某些小市民会产生这样一些观点呢?因为这些人随着政府政策的每个转折都乖乖地改变自己的信念,他们相信十月党人杜马,也就是说,认为十月党人杜马的使命是可以完成的,于是便急急忙忙去适应“十月党人的改革”,急急忙忙寻找理论上的根据来证明自己迎合十月党言行的做法是正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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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政府的意图,十月党人杜马的使命是:通过旧政权同地主和大资产阶级在微小的立宪改革的基础上的直接勾结来结束革命。抽象地说,这并不是绝对不可能的,因为在西欧,许多资产阶级革命都以确立“十月党式的”立宪制度而告结束。问题只在于,能够阻止革命的十月党人的“改革”在当前的俄国是否行得通?由于我国革命的深刻,十月党人的“改革”是否也注定会象立宪民主党人的“改革”那样遭到破产呢?十月党人杜马会不会也象立宪民主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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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论家札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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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马那样,成为恢复黑帮分子和专制政府的统治的过程中一个小小的插曲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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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经历了群众直接革命斗争的时期(905年),获得了一些自由的成果。后来我们又经历了这一斗争陷于停顿的时期(906年和907年的半年)。在这一时期,反动派取得了一系列的胜利,革命却从未取胜过,而且还丧失了第一个时期所获得的成果。第二个时期是立宪民主党时期,是立宪幻想时期.群众对专制制度下的“议会活动”多少还有些相信,而专制政府也懂得清一色黑帮分子的统治是危险的,于是企图同立宪民主党人达成协议,它进行了试验,试了各种式样的立宪外套,看看改革到什么程度是俄国的“主人”即大地主老爷们所能接受的。虽然立宪民主党人在第二届杜马中完全是按十月党人方式行事的,他们不仅没有抨击政府,没有挑动群众反对政府,而且还不断地安抚群众,同“左派”,即同无产阶级的和农民的政党进行斗争,公开坚决支持现政府(预算等),他们那个党的立宪试验还是以失败告终了。总而言之,立宪民主党的立宪试验之所以没有成功,并不是因为立宪民主党人或政府没有善良的愿望,而是因为俄国革命的客观矛盾太深了.这些矛盾原来如此之深,以至立宪民主党的小桥无法跨越这一深渊。试验表明,甚至在群众斗争暂时被完全镇压下去、旧政权可以在选举中恣意舞弊等等的情况下,农民群众(资产阶级革命的成败主要取决于农民)依然提出了一些重大的要求,作为调停人的立宪民主党纵然用尽一切外交手腕也无法使这些要求迎合特权地主的统治。现在司徒卢威先生对劳动派5(对社会民主党人就不用说了)抱有敌意,《言语报》“对他们大张挞伐,这并不是偶然的,也不单纯是资产阶级辩护士因为庄稼汉拒绝他们的效劳而产生的一种怨恨。这是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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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论家札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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宪民主党人演进过程中必然采取的一个政治步骤。无法使地主同劳动派和解,那就是说(对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来说,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不应该发动更广大的群众来反对地主,而应该降低劳动派的要求,向地主作更多的让步,象司徒卢威和《言语报》所说的那样,“丢掉革命的空想”,或者象立宪民主党人的新奴仆哥尔恩先生所说的那样,不要去想出一些坚决的口号,不要去加快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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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为了迎合地主,就把选举完全交给他们主持,实际上剥夺了农民的选举权。立宪民主党人为了迎合地主,就攻击劳动派的革命精神和不肯让步的态度。象同志报》的撰稿人、特别是哥尔恩先生这样的非党的政客们,为了迎合地主,就号召无产阶级和农民使自己的政策同立宪民主党的政策“保持一致”(照涅韦多姆斯基先生的说法是“协调起来”),同立宪民主党人建立“民主的同盟”,放弃“坚决的口号”,等等,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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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干得很有步骤。它一步一步地把“加快了的运动”所取得的成果以及在这一运动沉寂下去后没有得到保护的东西都夺去了。它一步一步地摸索,看地主老爷可能赞同什么样的“改革”。立宪民主党人没能办到这一点吗?是由于左派的干扰,立宪民主党人尽管真诚希望、拼命努力也没能办到吗?那就是说,必须削减“左派”的选举权,把决定权交给十月党人,只有在连这个试验也失败了的情况下,才不得不完全屈从于“贵族联合会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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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的行动是有用意、有步骤、有逻辑的。这是地主的阶级利益的逻辑。要捍卫这些利益,不管怎么说也要保护俄国资产阶级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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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实现政府的这些计划,必须用暴力压制群众的利益和群众的运动,剥夺他们的选举权,把他们交给13万人“去摆布。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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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论家札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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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能不能实现,这个问题现在谁也解答不了。这个问题只有斗争才能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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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社会民主党人是用自己的斗争来解答这个问题的。立宪民主党人则是用反左派的…斗争来解答这个问题的。立宪民主党人争取由政府解答这个问题,他们在第二届杜马的议会讲坛上有步骤地这样做了。现在他们还在有步骤地通过反社会民主党人和反劳动派的思想斗争来这样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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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在俄国普通的知识分子以及任何有点教养的小市民听来,这是奇谈怪论:自命为民主主义者、满口自由主义词句的立宪民主党人,竞在争取由政府解答这个问题!这显然是不合情理的!既然是民主主义者,那就该统统都归到“民主的同盟”中去!对政治上头脑简单的人来说,这是一个很明白的结论,甚至两年的俄国革命也没有使这些人学会在各阶级的斗争中去寻找政府的措施和自由派的空话的真正的实质。我国知识分子的阵营中,有多少“马克思主义者”,信仰的是阶级斗争原则,而实际上在谈到立宪民主党人、谈到杜马的作用、谈到抵制时,却完全象是自由派!究宽还要经过多少次立宪民主党的预算表决,这些政治上的傻瓜才能弄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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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在欧洲早已为人熟知的现象:自由派发表演说时反对政府,而在每个重大问题上却是支持政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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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届杜马代替第二届杜马,就是由靠立宪民主党人帮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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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党人来代替象十月党人那样行事的立宪民主党人。操纵第二届杜马的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政党,这些知识分子以民主主义者自居时利用人民,支持政府时则依靠资产阶级。操纵第三届杜马的必定是地主和大资产者的政党,他们雇用一批表面上当反对派、实际上为他们效劳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个简单的道理已经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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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论家札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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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宪民主党的全部政治行动、特别是第二届杜马所证实。这个简单的道理现在连普通人也开始懂得了:日尔金先生就是一个例证,如果怀疑他同情布尔什维主义或者怀疑他对立宪民主党人怀着刻骨仇恨,那就太可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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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尔金先生在今天的《同志报》第351号上,转述了一个“精神抖擞的”(原文如此!日尔金先生对“精神抖擞”的理解同哥尔恩或涅韦多姻斯基的理解大致相同)乡巴佬的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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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我谈话的那些十月党人中的地主这样讲:‘可以选举立宪民主党人。他们好在哪里呢?好在肯让步。在第一届杜马里,他们提出很多要求。在第二届杜马里,他们就让步了。甚至连纲领也作了删减.在第三届杜马里他们一定会作更多的让步。看着吧,他们还会达成什么交易的。况且,说老实话,十月党人中还没有哪一个我们能保证他一定当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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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让立宪民主党人当选吧。我们之间没有多大差别。他们在第三届杜马中会更加向右转…我们同十月党人友好相处是出于需要…他们的演说家或大人物在哪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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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要是只按政党的名称、纲领、诺言和演说来判断政党,或者谁要是只满足于拙劣的、伯恩施坦化了的“马克思主义”,一味重复支持资产阶级民主派进行资产阶级革命这个老生常谈,他才会对左派同立宪民主党人在第三届杜马中结成民主的同盟抱有希望。但是谁要是还有一点点革命嗅觉,对我国革命的教训还抱有一点点慎重的态度,谁要是确实能遵循阶级斗争的原则,能按改党的阶级性质来判断政党,他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政党只配给大资产者政党当奴仆这一点就不会感到奇怪了。哥尔恩先生和涅韦多姆斯基先生之流居然认为立宪民主党人同民主派的分歧是例外,而他们同十月党人的分歧则是常规。情形恰好相反。立宪民主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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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论家札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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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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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阶级本性来说是十月党人真正的本家。立宪民主党的民主主义是一种装璜,是对群众的民主主义的一种暂时的反映,或者说是一场公开的骗局,俄国的伯恩施坦分子和小市民,特别是《同志报》的那些人,却上了它的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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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如果你从这方面来看看我们所关心的问题,如果你明白了立宪民主党人这些帮助地主用少得可怜的改革来满足庄稼汉要求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真正的历史作用,那你就会看出哥尔恩先生和涅韦多姆斯基先生之流劝无产阶级同立宪民主党人一致行动的高深学问!十月党给我们许下的“改革”一清二楚。地主叫庄稼汉感到“满意”,叫他们如此满意,以致不用讨伐队,不鞭答农民,不枪杀工人,就不能迫使居民接受改革。立宪民主党的教授充当反对派:他从现代法学的观点论证讨伐队条例必须得到宪法的确认并谴责警察的过分热心。立宪民主党的律师充当反对派:他论证根据法律应当鞭打60下而不是200下,论证应当拨款给政府购买答杖,条件是应当格守法律。立宪民主党的医生准备数一数受答刑者的脉搏,并写出一份关于必须把鞭打数目的最高限额减少一半的调查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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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届杜马中的立宪民主党反对派难道不是这样做的吗?十月党人地主为了有这样的反对派,不仅要把立宪民主党人选入杜马,而且还同意付给立宪民主党人以教授的薪俸或者别的什么薪俸,这难道还不清楚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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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党人同立宪民主党人在第二届杜马中,在第二届杜马后或在第三届杜马时建立的民主的同盟,由于客观形势,实际上就是把工人政党变成自由派的盲从而可怜的附属品,就是社会党人对无产阶级利益和革命利益的彻底背叛。涅韦多姆斯基先生和哥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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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论家札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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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先生之流很可能并不明白自己干的是什么。这些人的信念往往只限于在嘴上说说而已。实质上他们力求同工人阶级的独立政党,同社会民主党断绝往来。懂得自己的任务的社会民主党应当同这些先生断绝往来。遗憾的是,我们有些人至今还对资产阶级革命这个范畴理解得太片面。例如,我们有些人忽略了:这个革命应该向无产阶级表明,而且也只有这个革命才能第一次向无产阶级表明,本国的资产阶级事实上究竞怎么样,在各该国家的这场资产阶级革命中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民族特点是什么。只有当本国的历史向无产阶级揭示了作为一个阶级、作为一个政治整体的资产阶级的整个面貌,揭示了作为一个阶层、作为在某些公开的广泛政治活动中有所表现的一定的思想和政治力量的小市民的整个面貌,无产阶级才能真正地、最终地、广泛地成为一个独立的阶级,同所有资产阶级政党相抗衡。我们应该不倦地向无产阶级阐明资本主义社会中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阶级利益的实质这些理论上的道理.但是真正广大的无产阶级群众要深刻领会这些道理,只有使他们看到并体会到某些阶级政党的所作所为,也就是说,无产阶级除了对这些政党的阶级本性有清楚的认识,还要对资产阶级政党的全部面貌有直接的感受。恐怕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的资产阶级在资产阶级革命中会象我国的资产阶级这样反动野蛮,同旧政权这样紧密勾结,对文明、对进步、对维护人类的尊严这样“超脱”,连一点点哪怕近似于真诚的同情也没有一一愿我国无产阶级通过俄国资产阶级革命将倍加憎恨资产阶级,将倍加坚决地同它作斗争。大概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的小资产阶级(从“人民社会党人”和劳动派直到钻进社会民主党内的知识分子)在斗争中会这样怯濡,这样没有气节,背叛情绪会这样可耻地泛滥,对崇拜资产阶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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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论家札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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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尚的英雄或反动暴力的英雄会这样刻意逢迎一一愿我国无产阶级通过我国资产阶级革命将倍加蔑视小资产阶级的软弱和动摇。无论我国革命今后如何发展,无论无产阶级有时还会经历怎样艰苦的时期,这种憎恨和蔑视必将团结无产阶级的队伍,必将使无产阶级摆脱出身于其他阶级的坏人,增强无产阶级的力量,锻炼无产阶级,使他们将来能给整个资产阶级社会以毁灭性的打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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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于日07年9月初圣彼得堡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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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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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之声奶文集第1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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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6卷第54一6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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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图加特代表大会关于《军国主义和国际冲突》决议的注释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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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7年8月下半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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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代表大会认为工人阶级的责任,特别是工人阶级在议会中的代表的责任,是注意到资产阶级社会的阶级性质,全力以赴地反对各国的侵略政策,拒绝这方面的拨款,并用社会主义精神和各民族兄弟般的团结的思想教育工人阶级的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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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国的修正案中原来还有一个论点:“使统治阶级不敢利用他们(青年)作为巩固其阶级统治、反对战斗的无产阶级的工具。”这句话被委员会删去了,并不是因为有人在原则上不同意,而是因为德国人认为这些话不合法、会给解散德国社会民主党组织提供口实。决议有关条文的基本思想并没有因这一节而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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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遇到战争危险时,各有关国家的工人阶级及其在议会中的代表有责任依靠国际局的支持,竭尽所能,采用他们认为合理的一切手段阻止宜战,至于采用哪一种手段,这将取决于阶级斗争尖锐化的程度和总的政治形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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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图加特代表大会关于军国主义和因际冲突》决议的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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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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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俄国的修正案中说,这些手段阻止战争的手段)视阶级斗争尖锐化的程度等而改变和加强(sich andern und steigern)。委员会删去了“加强”,只留下“改变”二字。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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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于日07年9月初圣彼得堡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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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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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之声》文集第1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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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6卷第75一7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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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图加特国际社会党代表大会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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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7年8月和10月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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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以前闭幕的斯图加特代表大会是无产阶级国际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头五次代表大会是在第一国际时期(1866一1872年)召开的,马克思领导了第一国际,他试图(照倍倍尔的恰当说法)自上而下地确立战斗的无产阶级的国际团结。在各国社会党没有团结起来、巩固起来以前,这种尝试是不会成功的,但是第一国际的活动对所有国家的工人运动作出了很大的贡献,留下了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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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国际是在18田年巴黎国际社会党代表大会上宜布成立的。以后在布鲁塞尔(191年)、苏黎世(193年)、伦敦(1阳6年)、巴黎(900年)和阿姆斯特丹(904年)举行的历次代表大会上,这个新的国际依靠各国坚强的党,完全巩固下来了。参加斯图加特代表大会的代表共884人,他们来自欧洲、亚洲(日本,部分来自印度)、美洲、澳洲、非洲(来自南部非洲的代表1人)的25个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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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图加特国际社会党代表大会的伟大意义,就在于它标志着第二国际已经完全巩固,标志若国际代表大会已经变为解决实际问题的会议,对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性质和方向正在产生极其重大的影响。国际代表大会的决定在形式上对各国并没有约束力,但在道义上却意义重大,以至不遵守决定的情况实际上可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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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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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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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有列宁《斯图加特国际社会党代表大会》一文的《908年大众历书》的封面。这是列宁自己保存的一本(按原版缩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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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图加特国际社会党代表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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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绝无仅有的,恐怕比各国党不遵守本党代表大会决定的情况还要罕见。阿姆斯特丹代表大会使法国社会党人联合了起来,大会反对内阁主义的决议真正体现了全世界觉悟的无产阶级的意志,确定了各国工人政党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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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图加特代表大会在这方面又迈进了一大步,在许多重要问题上成了确定社会主义运动政治路线的最高机关。斯图加特代表大会比阿姆斯特丹代表大会更加坚定地确定了这条反对机会主义的革命的社会民主主义路线。关于这一点,克拉拉·蔡特金主编的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女工的刊物《平等》()ie Glcichheit》)杂志说得对:“在所有问题上,某些社会党的种种机会主义倾向由于各国社会党人的合作已经得到了纠正,这些党已开始采取革命的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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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有一个值得注意的令人痛心的现象,就是一向捍卫马克思主义革命观点的德国社会民主党,这次却动摇不定或者说采取了机会主义的立场。斯图加特代表大会证实了恩格斯关于德国工人运动的一个深刻的见解。1886年4月因日,恩格斯在给第一国际老战士左尔格的信中写道:“特别是在德国人派了这么多庸人参加帝国国会(不过这也难免)以后,有人出来同他们争夺一下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的领导权,一般说来是件好事。德国在平静时期切都变得庸俗了。在这种时侯,法国竞争的刺微是绝对必要的,而这种刺激是不会没有的。”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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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斯图加特,并不缺乏法国竞争的刺激,而且这种刺激确实必要,因为德国人当时表现得很唐俗。对俄国社会民主党人来说,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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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见《马克思恩格斯全第36卷第471页.一一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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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图加特国际社会党代表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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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到这一点是很重要的,因为我国的自由派(而且不仅是自由派)正在拼命把德国社会民主党最不体面的东西说成值得仿效的榜样。德国社会民主党最有头脑最杰出的思想领袖们自己看到了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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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点并且丝毫不顾面子,坚决地指出来,引以为戒。克拉拉·蔡特金的刊物写道:“在阿姆斯特丹,德累斯顿的决议是全世界无产阶级的议会上一切争论的革命主旨,而在斯图加特代表大会上,福尔马尔在军国主义问题委员会上的发言、佩普洛夫在侨居问题委员会上的发言和大卫(我们还要加上伯恩施坦)在殖民地问题委员会上的发言,都是些刺耳的机会主义的不协和音。这一次德国代表在大多数委员会内,在大多数问题上都成了机会主义的首领。”卡·考茨基在评价斯图加特代表大会时写道:“德国社会民主党在第二国际中一向所起的实际上的领导作用,这次丝毫没有表现出来。”现在来探讨一下代表大会上讨论过的一些问题。关于殖民地问题,委员会内未能消除意见分歧。机会主义派和革命派之间的争论是由大会自己解决的:127票赞成,108票反对,10票弃权,革命派获得多数。我们顺便指出一个可喜的现象,俄国社会党人在所有的问题上都一致本着革命的精神投了票。(俄国共有20票,其中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0票,波兰代表除外:社会革命党人7票:工会代表3票。其次,波兰共有10票:波兰社会民主党4票,波兰社会党和波兰非俄属部分6票。最后,芬兰两个代表共有8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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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讨论殖民地问题的时候,委员会内形成了机会主义多数派,在决议草案中出现了这样的离奇古怪的句子:“大会并不在原则上和在任何时候都谴责任何殖民政策,殖民政策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可以起传播文明的作用。”这个论点实际上等于直接向资产阶级政策倒退,向替殖民战争及野蛮行为辩护的资产阶级世界观倒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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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图加特国际社会党代表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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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美国代表说,这是倒退到罗斯福那里去了。用“社会主义殖民政策”和在殖民地进行切实的改良工作之类的任务来替这种倒退辩护的尝试是十分不妥当的。社会主义从来不反对在殖民地也要进行改良,但是这同削弱我们反对对其他民族征服、奴役、施加暴力和进行掠夺的“殖民政策”这一原则立场,没有也不应有丝毫共同之处。一切社会党的最低纲领既适用于宗主国,也适用于殖民地。“社会主义殖民政策”这个概念本身就是极其混乱的。大会从决议中删去了这句话,而且比过去的决议更尖锐地谴责了殖民政策,这是完全正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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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社会党同工会的关系问题的决议,对我们俄国人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这个问题在我国已经提到日程上来了。斯德哥尔摩代表大会赞成非党的工会,即肯定了我国以普列汉诺夫为首的批人主张工会中立的立场。伦敦代表大会在主张党的工会,反对工会中立方面前进了一步。大家知道,伦敦代表大会的决议在一部分工会中,特别在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报刊上引起了激烈的争论和不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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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斯图加特代表大会上,实际上问题就是这样摆着的:工会应该中立呢还是应该同党更加接近?国际社会党代表大会表示赞成工会同党更加接近,对这点读者只要读一下大会的决议就会相信的。决议根本没有谈到工会应当中立,也根本没有谈到工会应当是非党的。考茨基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内坚持工会同党接近,反对倍倍尔的中立主张,所以他向莱比锡工人作关于斯图加特代表大会的报告时(907年《前进报》5第2阳号附刊),完全有权利宜布:“斯图加特代表大会的决议把我们要谈的一切都谈到了。它永远否定了工会中立的主张。”克拉拉·蔡特金写道:“已经没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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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图加特国际社会党代表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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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斯图加特)在原则上反对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的基本历史趋势,即把政治斗争同经济斗争结合起来,把各种组织尽量紧密地团结成社会主义工人阶级的统一的力量。只有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的代表普列汉诺夫同志应当说是孟什维克的代表,是他们派普列汉诺夫到委员会里去为“工会中立”辩护的》和法国代表团多数成员借口他们国家的特点,企图用一些根本不能成立的理由证明对这个原则作某些限制是正确的。与会的绝大多数人都赞成社会民主党和工会一致行动这一坚决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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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指出,普列汉诺夫这个不能成立的(蔡特金说得对)论据,就这样发表在俄国各家合法报纸上。普列汉诺夫在斯图加特代表大会的委员会上借口说,“俄国有11个革命政党”:“工会到底应当同其中哪一个政党一致行动呢?”(引自《前进报》第96号附刊1)。普列汉诺夫这个借口,无论在事实上或在原则上都是不正确的。事实上,在俄国的每一个民族中,争取对社会主义无产阶级施加影响的都只有两个党:社会民主党和社会革命党,波兰社会民主党和波兰社会党,拉脱维亚社会民主党和拉脱维亚社会革命党(即所谓“拉脱维亚社会民主党人同盟”),亚美尼亚社会民主党和达什纳克楚纯等等。出席斯图加特大会的俄国代表团也立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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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分为二了。11这个数目字完全是随便编造的,是在蒙蔽工人。在原则上普列汉诺夫也是不正确的,因为在俄国,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和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之间的斗争在任何地方,包括工会内部,都是不可避免的。例如,英国人虽然也有两个互相对立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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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政党:社会民主联盟(S.D.F.)和“独立工党”4L.P),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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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他们却没有想到要反对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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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斯图加特代表大会上遭到屏弃的中立思想已经给工人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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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图加特国际社会党代表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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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来了不小的危害,这点从德国的例子中可以看得特别清楚。中立思想在德国传播最广,运用得也最多。结果,德国工会的机会主义倾向十分明显,以致象考茨基这样在这个问题上非常谨慎的人也公开承认了这种倾向。他向莱比锡工人作报告时直截了当地说:德国代表团在斯图加特所表现的“保守性”,“只要看一下代表团的构成就清楚了。其中有一半是工会的代表,这样,我们党‘右翼'的力量,就显得比他们在党内的实际力量要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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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图加特代表大会的决议无疑会加速俄国社会民主党同我国自由派如此钟爱的中立思想彻底决裂。我们在保持必要的小心谨慎和循序渐进的态度、决不轻举妄动的同时,必须在工会中坚持不懈地进行工作,使工会与社会民主党日益接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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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关于侨居问题,在斯图加特代表大会的委员会中非常明显地暴露了机会主义派和革命派之间的分歧。机会主义派鼓吹限制落后的没有觉醒的工人特别是日本人和中国人)的迁徙权。狭隘的、行会式的闭关自守精神和工联主义的挂他精神使这些机会主义者意识不到社会主义的任务:启发和组织无产阶级中那些还没有参加工人运动的阶层。大会拒绝了一切这类企图。甚至在委员会中,主张限制迁徙自由的人也寥寥无儿,贯穿国际代表大会的决议的是所有国家的工人在阶级斗争中要团结一致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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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妇女选举权问题的决议也是一致通过的。只有来自半资产阶级的“费边社”的一个英国妇女,主张可以不争取完全的妇女选举权,只要争取有限制的、有产妇女的选举权就行了。代表大会坚决否决了这种意见,主张女工在进行争取选举权的斗争时,不要同资产阶级中主张男女平权的妇女联合,而要同无产阶级的阶级政党联合。大会认为,在争取妇女选举权的运动中,必须完全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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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图加特国际社会党代表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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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社会主义原则,坚持男女平权,不要贪图任何方便而歪曲这些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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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委员会内,在这方面发生了很有趣的意见分歧。奥地利人(维克多·阿德勒、阿德尔海德·被普)为自己在争取男子的普选权的斗争中的策略辩解,他们认为,为了取得这个权利,方便的做法是,在鼓动时不把妇女也有选举权的要求提到首要地位。德国的社会民主党人,特别是蔡特金,早在奥地利人开展争取普选权的运动时就反对这种主张。蔡特金在报刊上写道:无视妇女选举权的要求在任何情况下都是不应该的:奥地利人为了贪图方便,采取机会主义的态度,牺牲了原则:如果他们也能同样坚决捍卫妇女选举权,他们就不会削弱、而只会扩大鼓动的规模和加强人民运动的力量。在委员会里完全赞成蔡特金的,还有一位卓越的德国女社会民主党人齐茨。阿德勒间接为奥地利人的策略进行辩护的修正案(在这个修正案中只谈到要进行不断的斗争来争取全体公民确实都有选举权,而没有谈到在进行争取选举权的斗争的同时必须始终坚持男女平权的要求)以12票对9票遭到否决。上面提到的齐茨在国际妇女社会党人代表会议这次代表会议与国际社会党代表大会同时在斯图加特举行)上的发言,最确切地表达了委员会和代表大会的观点,她说:“我们在原则上应当要求我们认为正确的一切,只有在斗争力量不足时,我们才接受可以得到的东西。这是社会民主党一贯的策略。我们的要求愈低,政府的让步也就愈小…”读者从奥、德两国女社会民主党人的这次争论中可以看出,优秀的马克思主义者对于稍微背离坚定的原则性的革命策略的言行,态度是多么严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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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的最后一天,讨论了大家最关心的军国主义问题。声名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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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图加特国际社会党代表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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藉的爱尔威为他的完全站不住脚的论点辩护,他不善于把战争同整个资本主义制度联系起来,不善于把反军国主义的鼓动同社会主义运动的整个工作联系起来。爱尔威的草案一一用罢工和起义来“回答”任何战争一一表明他完全不懂得,采取某一种斗争手段并不取决于革命者事先的决定,而取决于战争所引起的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的客观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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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尔威固然轻率、浅薄,热中于华丽的词句,但如果只是教条式地讲些社会主义的空泛道理去反驳他,那目光也就太短浅了。这个错误以福尔马尔犯得最重(倍倍尔和盖得也没有完全避免)。他这个人非常自满,醉心于老一套的议会活动,他大骂爱尔威,却不知道正是他自己的狭隘刻板的机会主义迫使人们承认,尽管爱尔威本人对问题的提法在理论上是荒谬可笑的,但是在其思想中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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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线有生命力的东西。在运动处于新的转折时,理论上的荒谬往往掩盖着某种实际的真理。问题的这一方面,正是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特别是罗莎·卢森堡在发言中所强调指出的,他们号召人们不要只重视议会斗争方式,号召根据未来战争和未来危机的新情况来行动。罗莎·卢森堡和俄国社会民主党代表(列宁和马尔托夫,他们两人在这个问题上是一致的)一起对倍倍尔的决议案提出修正案,在修正案中强调指出:必须在青年中进行鼓动工作:必须利用战争所引起的危机加速资产阶级的崩溃:必须注意到斗争的方法和手段必然随着阶级斗争的加剧和政治形势的改变而改变。这样一改,倍倍尔原来那个教条主义的、片面的、僵化的、可以作福尔马尔式的解释的决议案终于面目为之一新。决议案重申了一切理论上的道理,以教训那些为了反军国主义而忘记社会主义的爱尔威分子。但是这些道理并不是要我们去为议会迷辩护,去一味推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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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图加特国际社会党代表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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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平手段,歌颂当前相对和平与平静的局势,而是要承认一切斗争手段,要估计到俄国革命的经验,要发扬运动中有积极作用的和创造性的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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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止一次提到的蔡特金的刊物,正是十分正确地抓住了大会反军国主义的决议中这一个最出色最重要的特征。蔡特金在谈到反军国主义的决议时写道:“这里,工人阶级的革命毅力(T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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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Kraft)和工人阶级对自己斗争能力的坚强信心终于一方面战胜了无能的悲观主义的说教和力图局限于旧的、单纯议会斗争方式的僵化思想,另一方面也战胜了法国半无政府主义者爱尔威之流的愚蠢的反军国主义的狂热。由委员会和各国将近900名代表最后一致通过的决议,用热烈的词句表述了从上次国际代表大会以来革命的工人运动的巨大高涨:决议作为一个原则,提出无产阶级的策咯要有灵活性,要能够发展,能随着条件的成熟而更加锐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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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uspitzu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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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尔威思想被驳倒了,但是这并不说明机会主义是对的,而且也不是从教条主义和消极的观点来反驳的。迫切要求采取更坚决的和更新的斗争方法,这是国际无产阶级所完全承认的,同时也是与经济矛盾的日益尖锐、与资本主义所产生的危机的全部情况密切相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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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进行空洞的爱尔威式的威胁,而是明确地意识到社会革命的不可避免,坚定不移地决心斗争到底,准备采取最革命的斗争手段,一这就是斯图加特国际社会党代表大会关于军国主义问题的决议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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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产阶级大军在所有国家中正在日益坚强起来。他们的觉悟、团结和决心不是与日俱增,而是与时俱增。资本主义搞得自己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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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图加特国际社会党代表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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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伏,有增无已,而这支大军必将利用这些危机来摧毁资本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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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于907年10月圣彼得堡种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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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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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社出版的《日05年大众历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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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6卷第9一田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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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蔡特金《斯图加特国际社会党代表大会》一文的注释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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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7年8月和10月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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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图加特国际社会党代表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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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是德国社会民主党双周刊《平等》(如ie Gleichheit》)杂志一篇社论的译文,该刊由克拉拉·蔡特金主编,是德国女工运动的机关刊物。文中对斯图加特代表大会的评价很正确、很有见地,用简短鲜明的论点概括了代表大会的辩论和决议的丰富的思想内容。我们对这篇文章加几条注释,目的是告诉俄国读者一些从西欧社会主义报刊中得知的事实,这些事实大部分都被就斯图加特代表大会讲了不少谎话的、我国立宪民主党人和半立宪民主党人的报纸(如同志报》)所歪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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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社会民主党和工会的关系问题最清楚不过地表明了各国觉悟的无产者的同心同德。已经没有人在原则上反对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的基本历史趋势,即把政治斗争同经济斗争尽量紧密地结合起来,并把各种组织尽量紧密地团结成社会主义工人阶级的统一的力量。只有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的代表普列汉诺夫和法国代表团多数成员借口他们国家的特殊条件,竭力用一些根本不能成立的理由证明对这个原则作某些限制是正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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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蔡特金斯图加特国际社会党代表大会》一文的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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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国社会民主党出席斯图加特大会的代表团为了委派代表参加委员会,事先讨论过问题的实质。在工会同社会党关系问题委员会中,普列汉诺夫所代表的不是全体俄国社会民主党人,而是孟什维克。普列汉诺夫到委员会去是为“工会中立”这一原则辩护的。布尔什维克委派沃伊诺夫参加委员会,他捍卫了党的观点,即捍卫了符合伦敦代表大会精神的反对工会中立、主张工会同党密切接近的决议。因此,克·蔡特金认为“不能成立的”,不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代表的理由,而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内孟什维克反对派代表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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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工人阶级的革命毅力和工人阶级对自己斗争能力的坚强信心终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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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战胜了认为自己无能的悲观主义的说教和坚持局限于旧的、单纯议会斗争方式的保守主张,另一方面也战胜了法国半无政府主义者爱尔威之流的愚猛的反军国主义的狂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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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的作者在对比遭到代表大会屏弃的两种背离社会主义的倾向,即爱尔威的半无政府主义和主张“单纯议会”斗争形式的机会主义时,没有提到这一机会主义的任何一个代表的名字。在斯图加特代表大会的委员会中,王德威尔得在反驳福尔马尔的机会主义的发言时,就军国主义问题也作了同样的对比。王德威尔得说:福尔马尔暗示要开除爱尔威,我反对这种做法,并且警告福尔马尔,因为开除极左派就会引起开除极右派的念头(福尔马尔是德国最“右的”机会主义分子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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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蔡特金斯图加特国际社会党代表大会》一文的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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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在妇女选举权问题上,具有鲜明原则性的阶级观点也战胜了机会主义的资产阶级观点,前一种观点把妇女选举权只看作是无产阶级的阶级权利和阶级事业的有机部分,而后一种观点则指望通过讨价还价为妇女从统治阶级那里争得残缺不全的有限制的选举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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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斯图加特代表大会上,只有Fabian Society(“费边社”一一坚持极端机会主义观点的英国知识分子的冒牌社会主义组织)的一个英国妇女为这种资产阶级观点辩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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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代表大会在这方面确认国际妇女代表会议的决定是正确的,并明确声明,各国社会党在自己争取选举权的斗争中,应该提出并且坚持争取妇女选举权的原则要求,不要有任何“贪图方便的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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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暗指奥地利社会民主党人而言的。在国际社会党妇女代表会议上和代表大会的妇女问题委员会中,德奥两国的女社会民主党人曾进行过论战。克·蔡特金早已在报刊上指责过奥地利社会民主党人,指责他们在争取选举权的鼓动中把为妇女争取选举权的要求推后了。奥地利人为自己所作的辩护很不成功,在这个问题上小心翼翼地推行“奥地利的机会主义”的维克多·阿德勒的修正案,在委员会中以12票对9票遭到否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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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于日07年10月圣彼得堡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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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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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电》文集第1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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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6卷第909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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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图加特国际社会党代表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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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7年9月和10月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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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8月在斯图加特召开的国际社会党代表大会,其特点是出席的人非常多,代表性很广泛。世界五大洲都派了代表,代表总数为886人。代表大会不但大规模展示了无产阶级斗争的国际团结,而且在确定各国社会党的策略方面起了突出的作用。大会就许多至今一直由各国社会党自行解决的问题作出了共同的决议。社会主义运动已经团结成一支国际力量,这一点特别明显地表现为需要各国在原则上一致解决的问题数量在增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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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把斯图加特各项决议的全文刊登于后。“我们先来简略地谈一谈每一项决议,以便指出代表大会上有争议的主要各点和辩论的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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殖民地问题在国际代表大会上讨论已经不是第一次了。在此之前,历次国际代表大会的决议一直是把资产阶级的殖民政策作为掠夺和暴力的政策而坚决加以遣责的。这一次,在代表大会的委员会中,以荷兰人万科尔为首的机会主义分子在人数上占了上风。决议草案中塞进了这样的话:大会并不在原则上都谴责任何殖民政策,殖民政策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可以起传播文明的作用。委员会中的少数(德国的累德堡、波兰和俄国的社会民主党人以及其他许多人)坚决反对这种看法。问题提到了代表大会上,两派力量不相上下,于是展开了空前激烈的辩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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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图加特因际社会党代表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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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会主义者一致拥护万科尔。伯恩施坦和大卫代表德国代表团多数人发言,肯定“社会主义殖民政策”,并且猛烈地攻击激进派,说他们否定也没有用,说他们不懂得改良的意义,说他们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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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切实的殖民纲领,等等。不过他们受到考茨基的反对,考茨基不得不敦促代表大会表示反对德国代表团的多数人。他正确地指出:根本不存在否定争取改良的斗争的问题,因为在决议的其他没有引起任何争论的部分中对这一点说得非常明确。问题在于我们是否应当向资产阶级现行的掠夺和暴力的制度让步。目前的殖民政策,应当在代表大会上加以讨论,而这一政策是以直接奴役未开化的民族为基础的:资产阶级实际上是在殖民地实行奴隶制度,使当地人遭受闻所未闻的侮辱和压迫,用提倡酗酒、传播梅毒来向当地人“传播文明”。在这种情况下,社会党人居然会含糊其词地说什么可以在原则上肯定殖民政策!这就是公开转向资产阶级的观点。这就是在使无产阶级服从资产阶级思想、服从目前特别嚣张的资产阶级帝国主义方面跨出的坚决的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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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员会的提案在代表大会上以128票对108票(10票弃权(瑞士))遭到否决。应当指出,在斯图加特代表大会上进行表决时,各国第一次拥有不同的表决票数:由20票(各大国,包括俄国在内)到2票(卢森堡)。没有推行殖民政策或深受殖民政策之苦的小国的总数,超过了那些使无产阶级也沾染上一些侵略狂的国家。这次就殖民地问题进行的表决,具有很重要的意义。第一,经不起资产阶级诱惑的社会党内的机会主义在这里特别明显地暴露了自己的真面目。第二,这里暴露出欧洲工人运动的一个缺点,这个缺点会给无产阶级事业带来不少危害,因此值得高度重视。马克思曾不止一次地谈到西斯蒙第的一句意义重大的名言:古代的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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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图加特国际社会党代表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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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者靠社会过活:现代社会靠无产者过活。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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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有产者(然而是不劳动者)阶级是不能推翻剥削者的。只有养活全社会的无产者阶级才能够进行社会革命。而推行广泛的殖民政策的结果,使欧洲无产者在一定程度上陷入这样的境地:全社会不是靠他们的劳动、而是靠几乎沦为奴隶的殖民地人民的劳动来养活的。例如,英国资产阶级从印度和其他殖民地的亿万人民身上榨取来的收入,比从英国工人身上榨取来的收入更多。在这种情况下,在某些国家里便形成了使一国的无产阶级沾染上殖民沙文主义的物质经济基础。当然,这可能只是暂时的现象,但是,必须明确地意识到它的害处,了解它产生的原因,以便团结各国无产阶级去同这种机会主义进行斗争。这一斗争必然会取得胜利,因为在所有资本主义国家中,“特权”国家愈来愈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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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妇女选举权问题,在代表大会上几乎没有引起争论。只有英国极端机会主义的“费边社”中的一位英国妇女,主张社会党人可以只争取有限制的妇女选举权(即不是普遍选举权,而是有资格限制的选举权)。这位女费边派分子是完全孤立的。她的观点的实质很简单,就是英国资产阶级的太太们只希望自己得到选举权,而不希望把选举权扩大到无产阶级妇女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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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际社会党代表大会召开的同时,在斯图加特的同一座房子里召开了国际社会党妇女第一次代表会议。这次代表会议和代表大会的委员会在讨论决议案时,德奥两国社会民主党人之间发生了很有意思的争论。奥地利社会民主党人在争取普遍选举权的时候,把男女平等的要求往后放:他们从实际主义出发,强调的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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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见《马克思恩格斯全第16卷第4D6页.一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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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图加特因际社会党代表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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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普遍选举权的要求,而是男子选举权的要求。蔡特金和德国其他社会民主党人在发言中都向奥地利人正确地指出,他们做得不对,他们不大力提出男女均应享有选举权的要求,就是削弱群众运动的力量。斯图加特决议最后一句话“必须同时提出男子和妇女都享有普遍选举权的要求”),无疑是针对奥地利工人运动史上这个过分“实际主义”的插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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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社会党同工会的关系的决议对我们俄国人有特别重大的意义。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斯德哥尔摩代表大会主张非党的工会,从而采取了工会中立的立场。我国非党的民主主义者、伯恩施坦派和社会革命党人都一贯坚持这个立场。与此相反,伦敦代表大会提出了另一个原则:使工会同党接近,直到承认工会(在一定条件下)是党的工会。在斯图加特,俄国小组社会民主党人分组(各国社会党人在国际代表大会上均组成独立的小组)在讨论这一问题时发生了分裂(在其他问题上没有分裂)。普列汉诺夫原则上主张工会中立,而布尔什维克沃伊诺夫捍卫伦敦代表大会和比利时决议(决议同德·布鲁凯尔的报告一起随代表大会文件印发:这个报告很快将用俄文发表)的反对工会中立的观点。克拉拉·蔡特金在她的《平等》杂志上正确指出,普列汉诺夫主张工会中立的论据,同法国人的论据一样,是不能成立的。而斯图加特代表大会的决议,正如考茨基所正确指出的和每一个仔细读过这个决议的人所确信的那样,否定了对“工会中立”的原则承认。决议只字未提工会的中立性或非党性。相反,倒是极其肯定地承认了工会同社会党保持密切联系和巩固这种联系的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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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伦敦代表大会关于工会的决议现在有了斯图加特决议这个坚实的原则基础。斯图加特决议规定所有国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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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图加特国际社会党代表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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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会都必须同社会党保持牢固的和密切的联系:伦敦决议指出,对于俄国来说,这种联系的形式在对此有利的条件下应当是使工会具有党性,党员应当为此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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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要指出,工会中立原则的害处在斯图加特暴露出来了:德国代表团中占半数的工会代表最固执地坚持机会主义观点。所以,例如在埃森,德国人是反对万科尔的(在埃森召开的只是党的代表大会,而不是工会的代表大会),而在斯阁加特却拥护起万科尔来了。鼓吹工会中立对社会民主党内的机会主义有利,事实上己经给德国带来了恶果。这个事实今后所有国家都不能不考虑,俄国尤其要重视,因为在俄国,为无产阶级出主意、建议无产阶级保持工会运动“中立”的资产阶级民主派实在太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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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侨居问题的决议我们只谈几句。在这个问题上,委员会中也有人企图维护狭隘的行会观点和通过禁止落后国家工人(来自中国等国的苦力)入境的决议。这也是某些“文明”国家的无产者中的贵族作风的表现,他们从自己的特权地位中得到了某些好处,所以便常常忘记了国际阶级团结的要求。代表大会上没有人出来为这种行会的和小市民的狭隘观点辩护。决议完全符合革命的社会民主党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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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们来谈谈代表大会的最后一项恐怕也是最重要的一项决议:关于反军国主义问题的决议。轰动了法国和欧洲的声名狼藉的爱尔威在这个问题上维护半无政府主义的观点,他天真地提议以罢工和起义来“回答”任何战争。他不懂得,战争是资本主义的必然产物,无产阶级不能拒绝参加革命战争,因为这样的战争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是可能发生的,而且也曾经发生过,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他也不懂得,能不能“回答”战争,取决于战争所引起的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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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图加特国际社会党代表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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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性质。根据这些条件才能选择斗争手段,同时这一斗争的目的不应当是(这是爱尔威思想的第三个误解或考虑欠周的地方)单纯以和平来代替战争,而应当是以社会主义来代替资本主义。问题的实质不在于仅仅防止战争的爆发,而在于利用战争所产生的危机加速推翻资产阶级。但是,在爱尔威思想中尽管充斥半无政府主义谬论,却也包含了一个实际上正确的内容:促进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这是指不要仅仅局限于议会斗争手段,要使群众进一步意识到在战争必然引起危机的时候必须采取革命的行动方式,最后,要使群众比较深切地意识到工人的国际团结,意识到资产阶级爱国主义的虚伪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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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德国人提出的、在一切根本问题上同盖得决议案相一致的倍倍尔的决议案,其缺点恰恰在于它根本没有指出无产阶级的积极任务。这就使人们有可能戴着机会主义眼镜来看倍倍尔的正统的论点。福尔马尔立刻把这种可能性变成了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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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罗莎·卢森堡和俄国社会民主党代表对倍倍尔的决议案提出了修正。这些修正是:(①)说明军国主义是阶级压迫的主要工具:(2)指出在青年中进行鼓动工作的任务:(3)强调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不仅是防止战争的爆发或尽快结束已经爆发的战争,而且还要利用战争造成的危机来加速资产阶级的崩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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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这些修正,分委员会(由反军国主义问题委员会选举产生的)都已经吸收到倍倍尔的决议案中去了。此外,饶勒斯提出了一个很好的方案:不指出斗争手段(罢工、起义),而指出无产阶级反战斗争的历史范例,从欧洲的游行示威直到俄国的革命。经过这一番修改,决议固然太长,然而思想确实是丰富了,而且确切地指出了无产阶级的任务。这项决议既严密地作了正统的即唯一科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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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图加特国际社会党代表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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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分析,又向各国工人政党介绍了一些最坚决最革命的斗争措施。这项决议,用福尔马尔的方式读不下去,用天真的爱尔威思想的小框框也装不进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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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的说来,斯图加特代表大会在一系列最重大的问题上将国际社会民主党的机会主义派和革命派作了鲜明的对比,并且本着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的精神解决了这些问题。经过这次大会辩论而得到了阐明的大会的各项决议,应当成为每一个宜传员和鼓动员的必备手册。斯图加特代表大会所做的工作必将有力地促进各国无产者策略的统一和革命斗争的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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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于日07年10月20日无产者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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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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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7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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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6卷第67一7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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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年来》文集序言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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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7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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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给读者的这本文集,收集了1细5一905年这一时期的文章和小册子。这些著作都是论述俄国社会民主党的纲领问题、策略问题和组织问题的。在同俄国马克思主义思潮的右翼所作的斗争中,这些问题经常不断地被提出来进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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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初,这场斗争是在纯理论领域中进行的,针对的是我国90年代合法马克思主义的主要代表司徒卢威先生。1细4年底和195年初是我国合法的政论界发生急剧转变的时期。当时马克思主义首次在我国政论文章中出现,介绍马克思主义的,不仅有在国外的“劳动解放社”活动家,而且有在俄国的社会民主党人。著作界的活跃景象和马克思主义者同当时几乎完全主宰着进步著作界的民粹派老首领(如尼·康·米海洛夫斯基)所进行的激烈论战,是俄国大规模工人运动高涨的先声。俄国马克思主义者的写作活动是无产阶级奋起斗争,即196年举行的有名的彼得堡罢工的直接序幕。这些罢工为我们整个革命中最强大的因素即后来持续高涨的工人运动开辟了新纪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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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的写作条件迫使社会民主党人使用伊索式的语言,而且只限于谈那些同实践和政治相距很远的最一般的原理。这种情况使得各种各样的马克思主义者在反对民粹主义的斗争中特别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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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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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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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十二年来》文集的扉页按原版缩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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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年来文集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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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成联盟进行这一斗争的除了国外的和国内的社会民主党人,还有司徒卢威先生、布尔加柯夫先生、杜冈一巴拉诺夫斯基先生、别尔嘉耶夫先生等人。这些人都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他们同民粹派决裂,就是从小市民社会主义或者说农民社会主义)转到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而不是象我们那样转到无产阶级社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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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俄国革命的历史,其中包括立宪民主党的历史,尤其是司徒卢威先生的演变(几乎演变成十月党),使这个道理不言自明了,使它成了政论界人人皆知的普通常识。但在当时,即194一1阳5年期间,还只能根据某个著作家稍稍偏离马克思主义的行为来证明这个道理,那时这个常识还刚开始被了解。因此,现在把我本人反驳司徒卢威先生的文章(《民粹主义的经济内容及其在司徒卢威先生的书中受到的批评》①,该文署名克·土林,载于被书报检查机关烧毁的《(俄国经济发展问题的资料)文集》195年圣彼得堡版)重新全文发表,有三个目的。第一,由于读者已经读过司徒卢威先生的著作和民粹派在194一1阳5年反对马克思主义者的文章,所以对司徒卢威先生的观点进行批评就是有意义的。第二,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在和司徒卢威先生共同反对民粹派的同时就向他提出的警告,对于回答那些一再指责我们同这些先生结成联盟的人,对于评价司徒卢威先生的引人注目的政治生涯,也都是有意义的。第三,过去同司徒卢威进行的在很多方面已经过时的论战,可以作为大有教益的借鉴。这个借鉴表明了理论上不调和的论战在实践上和政治上的价值。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无数次受到指责,他们被说成过分热中于同“经济派”“、伯恩施坦派、孟什维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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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卷第因T一465页.一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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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年来文集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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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这样的论战。现在这些指责在社会民主党内部的“调和派”和党外的半社会主义“同情者”中间很有市场。我们这里有人非常喜欢这样说:俄国人,其中包括社会民主党人,尤其是布尔什维克,过分热中于论战和分裂。我们这里有人还喜欢忘掉这样一点:人们过分热中从社会主义跳到自由主义,这是资本主义国家的条件,其中包括俄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条件,尤其是我国知识分子的生活条件和活动条件的产物。从这个角度来看看十年以前的情况,看看在理论上同“司徒卢威主义”当时已有哪些分歧,以及哪些不大(初看起来不大)的分歧造成了各政党在政治上的彻底分野,引起了在议会中、在许多报刊上和民众集会等场合的无情斗争,是很有好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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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到反驳司徒卢威先生的这篇文章,我还应当指出,这篇文章的基础就是1知4年秋天我在一个人数不多的、当时的马克思主义者的小组里所作的报告。在当时彼得堡进行工作的一批社会民主党人(一年后他们建立了“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中,参加这个小组的有斯塔·拉·和我。当时的合法马克思主义著作家参加这个小组的有彼·伯·司徒卢威、亚·尼·波特列索夫和克·。在这个小组里,我作了一次报告,题目是:《马克思主义在资产阶级著作中的反映》。从题目可以看出,这次同司徒卢威的论战,比195年春发表的那篇文章尖锐得多和明确得多(就社会民主主义的结论来说)。那篇文章里讲得比较温和,一方面是考虑到书报检查制度,另一方面是为了要同合法马克思主义结成“联盟”共同反对民粹主义。当时彼得堡的社会民主党人把司徒卢威先生“往左推”的做法,并不是毫无效果的,司徒卢威先生发表在被烧毁的文集(1细5年)中的文章和发表在《新言论》杂志”(1阳7年)上的某些文章,清楚地证明了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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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年来文集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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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在读195年反驳司徒卢威先生的文章时必须注意到,这篇文章在很多方面是后来的经济著作(特别是《资本主义的发展》)的纲要。末了,我要提请读者注意这篇文章的最后几页,在这几页中,着重指出了民粹派作为一个正处于资产阶级革命前夜的国家里的革命民主派别的积极的(在马克思主义者看来)特征和方面。这里从理论上对一些论点作了阐述,这些论点在过了十二三年以后的第二届杜马选举时的“左派联盟”和“左派联盟”的策路中,都在实践上和政治上得到了反映。反对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这一思想并坚持绝对不容许建立左派联盟的那部分孟什维克,在这方面背叛了曙光》杂志严和旧《火星报》所竭力维护的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的极其重要的老传统。不言而喻,有条件有限制地允许实行“左派联盟”的策略,必然还是以马克思主义在理论上对于民粹主义的那些基本看法为依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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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接若反驳司徒卢威的文章(194一195年)之后,是1897年底根据社会民主党人195年在彼得堡的工作经验写的《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的任务》一文①。那些在本文集所收的其他文章和小册子中以同社会民主党右翼论战的方式阐述的观点,在这本小册子中则是以正面方式阐述的。这里重印了《任务》一文的儿篇序言,以便指明这篇文章同我们党发展的各个不同时期的联系(例如,阿克雪里罗得写的序言着重指出这本小册子同反对“经济主义”斗争的联系,而902年的序言则着重指出民意党人和民权党人的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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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自治机关的迫害者和自由主义的汉尼拔》②一文于9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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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2卷第42649页。一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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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5卷第18一64页.一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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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发表在国外出版的曙光》杂志上。这篇文章可以说是勾销了社会民主党人同司徒卢威这个政治家的联系。1阳5年人们就警告过他,并递慎地同他这样一个盟友保持距离。901年又向他这个连纯民主的要求都不能比较彻底地加以坚持的自由派分子宜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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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阳5年,即西欧出现“伯恩施坦主义”、而俄国许多“进步”著作家同马克思主义彻底决裂的前几年,我就指出司徒卢威先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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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不可靠的马克思主义者,社会民主党人应该同他划清界限。901年,即立宪民主党在俄国革命中出现和该党在第一届和第二届杜马中政治上遭到惨败的前几年,我就指出了那些后来在905一907年间的群众改治活动和政治行动中表现出的俄国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特征。《自由主义的汉尼拔》一文批评的是一个自由派分子的错误论调,这个批评对于今天我国革命中最大的自由派政党的政策也几乎完全适用。有些人总以为我们布尔什维克在905一907年间同立宪幻想和立宪民主党进行无情斗争违背了社会民主党人对自由派的老政策,《自由主义的汉尼拔》这篇文章可以给这些人指明他们的错误。布尔什维克仍然忠于革命的社会民主党的传统,并未受资产阶级狂热的影响,这种狂热在“立宪的曲折道路”时代受到自由派的支持,并且一度模糊了我们党右翼的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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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是《怎么办?》①,这本小册子是902年初在国外出版的。书中所批评的已经不是著作界的右翼,而是社会民主党组织中的右翼了。1阳8年召开了社会民主党人第一次代表大会“,这次大会上成立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国外的“俄国社会民主党人联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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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同上,第6卷第一183页.一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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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5,其中也包括“劳动解放社”,成了党的国外组织。但是党的中央机关被警察所摧毁,没能恢复。党的统一实际上并不存在,那只不过是一种想法,一项指示。由于对罢工运动和经济斗争的迷恋,当时便产生了社会民主党内的机会主义的特殊形式,即所谓“经济主义”。当《火星报》小组900年底开始在国外进行活动时,由此产生的分裂就已经成为事实。900年春,普列汉诺夫退出在国外的“俄国社会民主党人联合会”,单独成立了一个组织一“社会民主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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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星报》开始工作时,表面上同这两个派别无关,实际上是同普列汉诺夫派一起反对“联合会”。合并的尝试(901年6月在苏黎世举行的“联合会”和“社会民主党人”代表大会)没有成功”。《怎么办》这本小册子系统地阐述了意见分歧的原因和《火星报》的策略及组织活动的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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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么办》这本小册子经常被布尔什维克目前的论敌孟什维克以及资产阶级自由主义阵营中的著作家(立宪民主党人、《同志报》中的“无题派”等)提到。所以,我重印这本小册子时,只是将它稍加删节,省去一些有关组织问题的细节或论战中的零碎意见。关于这本小册子内容的实质,必须提请现在的读者注意以下几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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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同《怎么办》这本小册子进行论战的人所犯的主要错误,就在于他们把这一著作同一定的历史背景、同那个在我们党的发展中早已成为过去的一定时期完全割裂开来了。例如,帕尔乌斯就明显地犯了这个错误(更不用说为数众多的孟什维克了),他在这本小册子出版多年以后写文章说,这本小册子中关于建立职业革命家组织这一思想是不正确的或者是夸大其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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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这种意见简直让人觉得可笑,因为人们似乎想把我们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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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发展中的整整一个时期一笔抹杀,想把当时必须为之斗争、而现在早己巩固下来并且业已完成使命的成果一笔抹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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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来说《火星报》夸大了(在901年和902年!)建立职业革命家组织这一思想,这等于是在日俄战争以后责难日本人,说他们夸大了俄国的兵力,说他们在战前对同这支兵力作战过于操心。当时日本人为了取得胜利,必须集中全部力量来对付俄国可能动员的最大数量的兵力.遗憾的是,现在有许多人是站在一旁评论我们的党,他们不了解情况,看不到建立职业革命家组织这一思想现在已经获得完全的胜利。但是当时如果不把这一思想提到首要地位,不“夸大其词地”向妨碍实现这一思想的人讲清楚这一思想,那么这一胜利是不可能取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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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么办》一书是901年和902年火星派的策略、火星派的组织政策的总结。确切地说,是一份地地道道的“总结”。谁要是费神去读一读901年和902年的《火星报》,他肯定会确信这一点①。谁要是评论这部总结却又不知道火星派同当时占优势的“经济主义”的斗争,不理解这场斗争,那他就是信口开河。《火星报为建立职业革命家组织进行了斗争,在901年和902年斗争得特别坚决,打败了当时占优势的“经济主义”,在903年最终建立起这个组织,虽然后来火星派发生了分裂,虽然在狂飙突进时期遭到过种种风浪,但是《火星报》还是保持住了这个组织,在整个俄国革命期间保持住了这个组织,从90一902年到907年,始终保存了这个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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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争取建立这个组织的斗争早已结束,种子播下了,谷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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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本书第3卷将转载火星报影在这几年中刊载过的最重要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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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熟了,收割完毕了,这时有人居然出来宜称:“建立职业革命家组织这一思想被夸大了!”这不是很可笑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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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把整个革命前的时期和革命这最初的两年半(905一907年)作一个总的回顾,只要把我们社会民主党在这一时期所表现的团结性、组织性和政策的继承性同其他政党比较一下,那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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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会承认,在这方面我们党比其他所有的政党,比立宪民主党、社会革命党等等优越,这是毫无疑义的。社会民主党在革命前就制定了为全体党员正式承认的社会民主党纲领,在对纲领进行修改时并没有因为纲领而发生分裂。社会民主党尽管后来发生了分裂,但是它在903一907年(正式是在1905一906年)仍然为公众提供了关于党内情况的最充分的资料(党的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布尔什维克的第三次代表大会、第四次统一代表大会即斯德哥尔摩代表大会的记录)。社会民主党尽管后来发生了分裂,但它还是比其他各政党更早地利用了昙花一现的自由时期,来建立一个公开组织的理想的民主制度:实行选举制和按有组织的党员人数选举代表大会的代表。这是无论社会革命党还是立宪民主党至今都还没有做到的,虽然立宪民主党是一个几乎合法的、组织得最好的资产阶级政党,它的经费比我们多得多,利用报刊的自由和公开存在的可能性也比我们大得多。有各个政党参加的第二届杜马的选举,难道不是很明显地证明了我们党和我们杜马党团在组织上的团结要比其他任何政党都强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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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问,我们党的这种高度的团结、巩固、稳定是由谁来实现,谁来实施的呢?是由主要在《火星报》参加下建立起来的职业革命家组织实现的。凡是清楚我们党的历史、亲身参加过党的建设的人,只要看一看我党任何一个派别的代表组成,例如出席伦敦代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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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的各派别的代表组成,他就会相信这一点,并且会马上看出其中有一批比其他党员更尽心竭力地培育了我们党的老骨干。当然,取得这一成就的基本条件是:由于客观的经济原因,在资本主义社会的所有阶级中,工人阶级(它的优秀分子建立了社会民主党)最有组织能力。没有这一条件,建立职业革命家组织就是一种儿戏,就是冒险行为,就是一个空招牌,所以《怎么办?》这本小册子再三强调:它所主张建立的组织只有同“真正革命的和自发地起来斗争的阶级”相结合才是有意义的。但是无产阶级联合成为阶级这一客观上极强的能力,是通过活生生的人来实现的,是只有通过一定的组织形式来实现的。在我国的历史条件下,在900一905年的俄国,除火星派组织外,其他任何组织都不能建立象现在已经建立起来的这样一个社会民主工党。职业革命家完成了他们在俄国无产阶级社会主义运动史中的使命。任何力量现在都破坏不了这个早已突破902一905年“小组”这种小框框的事业。有人埋怨那些当初只有通过斗争才能保证正确完成战斗任务的人夸大了战斗任务,任何这样的事后埋怨都抹杀不了既得成果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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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刚才提到了旧《火星报》(从903年底第51号起,《火星报》转向孟什维主义,并且宣称:“在旧《火星报》和新《火星报》之间有道鸿沟,”一一这是孟什维克的《火星报》编辑部所赞许的托洛茨基的小册子中说的一句话)的小组这种小框框的问题。关于这种小组习气,必须向现在的读者解释一下。无论在《怎么办豫这本小册子中还是在随后的《进一步,退两步》①这本小册子中,读者都会看到国外小组之间所进行的激烈的、有时是狂暴而残酷的斗争。毫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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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8卷第97一425页.一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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疑问,这一斗分有许多令人不快的地方。毫无疑问,这场小组斗争是在这个国家的工人运动还很年轻、还不成熟时才有可能出现的现象。毫无疑问,俄国当代工人运动的当代活动家,必须同小组习气的种种传统断绝关系,必须忘掉和抛弃小组生活与小组纠纷的许多琐事,以便加紧完成社会民主党当前的任务。只有吸收无产阶级分子来扩大党,并且同公开的群众活动结合起来,才能消除过去遗留下来的一切不适合当前任务的小组习气的痕迹。布尔什维克曾在905年11月的《新生活报》2上宜布,一旦有了公开活动的条件就立即向工人政党的民主组织过渡①,这个过渡实质上就是同旧日小组习气中的过时的东西断然决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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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的,正是“同过时的东西决裂”,因为一味责难小组习气是不够的,还必须善于了解它在过去那个时期的独特条件下所起的作用。当时小组是必不可少的,它们起了积极的作用。在一个专制制度的国家里,特别是在俄国革命运动的整个历史所造成的那种条件下,社会主义工人政党只能由小组发展而来。小组这种狭窄的、封闭的、几乎总是建立在个人友谊基础上的极少数人的结合,是俄国社会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发展中必经的阶段。随着这一运动的发展,才出现了把这些小组联合起来、建立小组之间的牢固联系和保持继承性的任务。要完成这一任务,就不能不在专制制度“所能顾及的范围以外”,也就是在国外建立稳固的作战基地。国外小组就是这样出于需要而产生的。各国外小组之间还没有联系,俄国党对它们还没有权威,因此,它们在对当前运动的基本任务的理解上,也就虽在对究竞应当如何建立一个作战基地、从哪一方面来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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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2卷第77一87页.一一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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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全党的建设这个问题的理解上,必然会发生分歧。在这种条件下,这些小组之间的斗争就是不可避免的了。现在我们回顾过去,可以清楚地看到,究竞哪一个小组确实可以起到作战基地的作用。但是当时各个小组刚刚开始活动,这点谁也说不清,只有通过斗争才能解决争论。记得后来帕尔乌斯曾经指责旧《火星报》进行残酷的小组斗争,他在事后鼓吹调和主义的政策。不过事后这样说说容易,而这样说,也正暴露了他对当时情况的无知。首先,当时没有任何标准来衡量这个或那个小组的力量和重要性。许多小组徒有虚名,现在已被人忘掉,但当时它们却想通过斗争来证明自己有存在的权利。其次,各小组之间的分歧,是在于如何进行在当时还是新的工作。我当时就指出(在《怎么办》里),分歧看来似乎很小,但实际上却有很大的意义,因为在新的工作开始的时候,在社会民主运动开始的时候,确定这一工作和这一运动的总的性质,对于宣传、鼓动和组织工作将产生极大的影响。后来社会民主党人之间的一切争论所涉及的,都是工人政党在某一情况下应该怎样进行政治活动的问题。而当时所涉及的,是确定任何社会民主主义政策的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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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的原则和最根本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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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组活动完成了自己的使命,现在当然已经过时了。但是小组活动所以过时,正是因为而且仅仅因为小组斗争以最尖锐的方式提出了社会民主党的一些主要问题,并且以不可调和的革命精神解决了这些问题,从而为广泛的党的工作奠定了牢固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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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作界曾就《怎么办?》一书提出一些枝节问题,我现在只谈以下两个问题。904年,在《进一步,退两步》小册子刚出版不久,普列汉诺夫曾经在《火星报》上声明他在自发性和自觉性问题上同我有原则分歧。我既没有对他的这个声明作答(如果不算日内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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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进报》上的一个附注的话),也没有对孟什维克书刊上出现的许多重复这一内容的文章作答,我没有作答,是因为普列汉诺夫的批评显然是在吹毛求疵,断章取义,抓住我个别的表述得不完全恰当或不完全确切的说法,完全无视小册子的总的内容和整个精神。《怎么办?》是在902年3月出版的。党纲草案(由普列汉诺夫起草并经《火星报》编辑部修改过)是在902年6月或7月发表的。这个草案中关于自发性和自觉性的关系的表述,是得到《火星报》编辑部的一致同意的(普列汉诺夫同我在纲领问题上的争论是在编辑部内部进行的,但是争论的正好不是这个问题,而是关于大生产排挤小生产以及对无产阶级以至劳动阶级的观点要作区分的问题,在前一个问题上,我要求表述得出普列汉诺夫更明确些,在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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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问题上,我主张给党的纯无产阶级性质下一个更严格的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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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根本谈不到纲领草案和《怎么办》之间在这个问题上有什么原则区别。在第二次代表大会上(903年8月),当时的“经济派”马尔丁诺夫曾反驳我们在纲领中所表述的对自发性和自觉性的看法。如我在进一步,退两步》这本小册子中强调指出的那样,所有火星派分子都反对马尔丁诺夫①。由此可见,意见分歧实际上是发生在火星派和经济派之间,而经济派所攻击的正是《怎么办?》和纲领草案中共同的东西。我在第二次代表大会上也没有特意想把我在《怎么办?路中所作的表述当作一种构成特殊原则的“纲领性的”东西。相反,我使用的是后来常常被引用的矫枉过正的说法。我说在《怎么办豫中我是把经济派弄弯了的棍子直过来(见90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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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8卷第219一221页.一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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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内瓦版《903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记录》)。正因为我们使劲把弯的直过来,我们的“棍子”将永远是最直的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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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话的意思是很清楚的:《怎么办?》是用论战方式来纠正“经济主义”,因此离开小册子的这个任务来看它的内容是不对的。这里要指出:普列汉诺夫反驳《怎么办》的文章并没有收入新《火星报》的文集(《两年》),所以我现在不去谈普列汉诺夫的论据,只是向现在的读者说明一下问题的实质,因为他们会发现孟什维克的许多著作都提到过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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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要指出的是关于经济斗争和工会问题。我对这个问题的观点常常被著作界曲解。因此必须强调指出,《怎么办豫中有许多篇幅是用来阐述经济斗争和工会的重大意义的。比如说,我当时曾经主张工会中立。同我的论敌的种种断言相反,从那时起,无论在小册子中或在报纸文章中,我都没有改过口。只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伦敦代表大会和斯图加特国际社会党代表大会,才使我得出结论:在原则上坚持工会中立的主张是不行的。工会要同党密切接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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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唯一正确的原则。竭力使工会同党接近并且同党联系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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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起一这应该是我们的政策,而且必须在我们的一切宜传、鼓动和组织工作中坚决地加以贯彻,既不追求我们的政策得到别人简单的“承认”,也不把思想不一致的人逐出工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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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退两步》这本小册子是904年夏天在日内瓦出版的。它叙述了孟什维克和布尔什维克之间在第二次代表大会(1903年8月)上开始出现的分裂的第一阶段。我把这个小册子删去了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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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7卷第253页。一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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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一半,因为关于组织问题斗争的细节,特别是关于党中央机关人选问题上的斗争细节,现在的读者绝对不会感兴趣,实际上也是应予忘记的我认为,这里重要的是对第二次代表大会上有关策略观点和其他观点的斗争的分析以及反对孟什维克组织观点的那场论战。要了解孟什维主义和布尔什维主义这两个对工人政党在我国革命中的全部活动产生深刻影响的派别,就必须弄清这两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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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社会民主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的许多争论中,我要指出的是关于土地纲领的争论。事实清楚地证明,我们当时的纲领(归还割地)是过分狭窄了,低估了革命民主主义农民运动的力量一一关于这一点我将在本书第2卷①中去详谈。这里重要的是要强调指出:就连这样一个过分狭窄的土地纲领,当时社会民主党的右翼也觉得太广泛了。马尔丁诺夫和其他“经济派分子”反对这个纲领,理由是它似乎走得太远了!由此可见,旧《火星报》反对“经济主义”的整个斗争,即反对缩小和贬低社会民主党的政策的整个性质的斗争,具有多么重大的实际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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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904年上半年)同孟什维克的意见分歧只限于组织间题。我曾把孟什维克的立场说成“组织问题上的机会主义”。帕·波·阿克雪里罗得反对这个说法,他在给考茨基的信里写道:“我智力低下,不能理解组织问题上的机会主义'是什么东西,它是作为一种独立的、跟纲领观点和策略观点没有有机联系的东西提出来的。”(904年6月6日给考茨基的信,收入新《火星报》的两年》文集第2卷第14妇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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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观点上的机会主义同策略观点上的机会主义之间有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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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见本卷第221一223页。一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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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机的联系,孟什维主义在905一907年的全部历史已经作了充分的说明。至于说到“组织问题上的机会主义”这个“不可理解的东西”,那么实际生活已经非常出色地证实了我的评价,这是我自己也没有预料到的。只要提一下孟什维克切列万宁的例子就够了,连他现在也不得不承认(见他关于旧07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伦敦代表大会的小册子)阿克雪里罗得的组织计划(臭名远扬的“工人代表大会”等等)只会造成危害无产阶级事业的分裂。不仅如此,这个孟什维克切列万宁在小册子中还说普列汉诺夫在伦敦曾经不得不在孟什维克派内部反对“组织上的无政府主义”。所以,既然切列万宁和普列汉诺夫在907年都不得不承认有影响的孟什维克有“组织上的无政府主义”,那么我在904年反对“组织问题上的机会主义”就不是徒劳之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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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什维克从组织上的机会主义发展到了策略上的机会主义。《地方自治运动和火星报》的计划》①这本小册子(904年底,大概是11月或12月在日内瓦出版)就指出了他们在这条道路上所走的第一步。在现在的书刊中往往可以遇到这样一种看法,说在地方自治运动问题上的意见分歧是由于布尔什维克认为向地方自治人士示威不会有任何好处而引起的。读者可以看出,这种看法是完全错误的。意见分歧的产生,是因为孟什维克当时大谈什么不要引起自由派的恐慌,尤其是因为902年罗斯托夫罢工“、903年夏季罢工和街垒战发生之后,也就是在905年1月9日的前夕,孟什维克把向地方自治人士的示威吹捧成了示威运动的最高形式。我们对孟什维克的“地方自治运动计划”的这个评价,已经由布尔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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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9卷第田一78页.一一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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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克的《前进报》第1号(905年1月在日内瓦出版)上的一篇评论这个问题的小品文的标题表达出来了,那个标题是:《无产者的漂亮示威和某些知识分子的拙劣议论》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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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本文集的最后一本小册子《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②,是905年夏天在日内瓦出版的。该小册子系统地叙述了同孟什维克的基本策略分歧。春天在伦敦召开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布尔什维克)的决议和孟什维克在日内瓦召开的代表会议的决议把这些分歧完全固定下来了,并且使它们变成了从无产阶级的任务若眼对我国整个资产阶级革命所作的估计上的根本分歧。布尔什维克向无产阶级指出,应在民主革命中担任领袖。孟什维克则把无产阶级的作用归结为担当“极端反对派”的任务。布尔什维克从正面肯定了革命的阶级性质和阶级意义,说胜利的革命就是“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孟什维克总是把资产阶级革命的概念解释得极不正确,以至认为无产阶级在革命中要安于充当从属和依附于资产阶级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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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都知道这些原则性的意见分歧是怎样反映到实践活动上来的。布尔什维克抵制布里根杜马,孟什维克则动摇不定。布尔什维克抵制维特杜马,孟什维克也动摇不定,他们号召参加选举,但不参加选举杜马代表“。孟什维克在第一届杜马中支持立宪民主党内阁和立宪民主党的政策,而布尔什维克则坚决地揭露立宪幻想和立宪民主党的反革命性,同时宣传建立“左派执行委员会”的主张。再往后,在选举第二届杜马时布尔什维克主张建立左派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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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9卷第117一122页。一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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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同上,第11卷第一124页.一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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盟,而孟什维克则号召同立宪民主党人结成联盟,如此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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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俄国革命中的“立宪民主党时期”(这是906年3月出版的《立宪民主党人的胜利和工人政党的任务》这本小册子中的说法)①看来已经结束了。立宪民主党人的反革命性已被完全揭穿。立宪民主党人自己开始承认他们一直是反对革命的,司徒卢威先生也坦率地倾吐了立宪民主党的自由主义衷肠。觉悟的无产阶级现在愈是仔细地回顾这整个立宪民主党时期,回顾这整个“立宪的曲折道路”,就会愈加清楚地看到,布尔什维克事先对这个时期和对立宪民主党的实质所作的评价是完全正确的,孟什维克确实执行了错误的政策,这一政策的客观作用就是用使无产阶级受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支配的政策来代替独立的无产阶级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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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对12年以来(195一907年)俄国马克思主义运动和俄国社会民主党内两派的斗争作一个总的回顾,那就不能不得出这样的结论:“合法马克思主义”、“经济主义”和“孟什维主义”是同一个历史趋势的不同的表现形式。司徒卢威先生之流的“合法马克思主义”(1阳4年)是马克思主义在资产阶级著作中的反映。“经济主义”作为1897年和随后几年的社会民主主义运动中的一个特殊派别,实际上实现了资产阶级自由派的“信条”:工人进行经济斗争,自由派进行政治斗争。孟什维主义不仅是著作界的一个流派,不仅是社会民主主义运动中的一个派别,而且是一个派别组织,它在俄国革命的第一个时期(905一907年)所执行的,实际上是使无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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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2卷第242一39页.一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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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级受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支配的特殊政策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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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切资本主义国家里,无产阶级必然通过许多过渡环节同它的右邻一一小资产阶级联系在一起。在一切工人政党中,必然要形成明显程度不同的右翼,这个右翼在观点、策略和组织“路线”上表现出小资产阶级机会主义倾向。在俄国这样的小资产阶级国家里,在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在年轻的社会民主工党成立的初期,这些倾向不能不比欧洲的任何地方表现得突出得多、明确得多和鲜明得多。了解一下这种倾向在俄国社会民主党的不同发展时期的不同表现形式,对于巩固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对于俄国工人阶级在自己的解放斗争中得到锻炼,是十分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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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7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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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于日07年11月圣彼得堡种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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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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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社出版的《十二年来影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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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6卷第95-11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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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对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各种派别和流派之间斗争的分析(见904年出版的小册子进一步,退两步》),无可争辩地证明了1细7年和随后几年的“经济主义”同“孟什维主义”有直接的联系。关于社会民主党内的“经济主义"同18图5一1田7年的“合法马克思主义”或“司徒卢威主义"有联系这一点,我在《怎么办》(旧02年)一书中己经指出了。合法马克思主义,经济主义.孟什维主义不仅有思想上的联系,而且有直接的历史继承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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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军国主义的宣传和社会主义工人青年团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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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7年10月8日C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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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在斯图加特国际社会党代表大会上,讨论了军国主义问题,同时,与之相联系也讨论了反军国主义的宣传问题。在通过的有关决议中有一处提到,代表大会认为劳动阶级的责任是“促使工人青年受到各民族兄弟般的团结和社会主义精神的教育,促使他们具有充分的阶级自觉”。代表大会认为,这是使军队不再成为统治阶级手中可以任意支配的、随时能用来反对人民的盲目工具的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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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役士兵中进行宜传是极为困难的,有时几乎是不可能的。军营生活、严密监视、很少外出,这一切使士兵和外界交往极端困难:军事纪律、令人不可思议的残暴的机械式训练,使士兵感到畏惧:军事长官竭力要把“灰色畜生”头脑中的活的思想和人的感情统统打掉,向他们灌输盲目服从的心理以及对“外部的”和“内部的”敌人毫无理性的疯狂的仇恨情绪…士兵们与世隔绝,孤独、愚昧而又胆怯,头脑里塞满了对周围事物极其荒谬的看法,接近他们要比接近役龄青年困难得多,后者生活在亲友中,共同的利益把他们与亲友们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在工人青年中进行的反军国主义的宜传,到处都取得良好的效果。这具有巨大的意义。作为自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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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军国主义的宣传和社会主义工人青年团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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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社会民主党人参加军队的工人,对当权者来说是靠不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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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各国全都有社会主义工人青年团体。在有些国家,如比利时、奥地利、瑞典,这些团体都是担负着党的重要工作的庞大组织。当然,青年团体的主要宗旨是自学,是树立明确严整的社会主义世界观。不过与此同时,青年团体也在进行实际工作。他们在为改善学徒的生活状况而斗争,努力保护学徒不受老板贪得无厌的剥削。社会主义工人青年团体把更多的时间和注意力用于反军国主义的宜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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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这个目的,青年团体努力与青年士兵建立密切的联系。做法是这样的:一个青年工人还没有当兵的时候,他参加青年团体,交纳会费:当兵以后,青年团体继续和他保持经常的联系,定期给予少量的资助这在法国叫作“士兵小捐”),这种资助尽管本身数目很小,对他却有重要意义。而从士兵这一方面来说,则有义务定期向青年团体报告他所在军营内发生的一切,谈他自己的感受。这样,士兵在入伍以后,也不会同他原来所在的那个组织失去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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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兵总是被尽量赶到离家乡远一些的地方去服役。这样做的用意是要使士兵和当地居民没有任何共同的利益,使他感到自己和当地居民漠不相关。这样就较为容易强迫他服从命令一一向群众开枪。工人青年团体努力消除士兵和当地居民之间的这种隔膜。各青年团体之间是互有联系的。原是自己家乡青年团体成员的士兵一到新的城市,当地的青年团体就把他当成期待已久的客人来欢迎,使他很快和当地居民休戚相关,青年团体对他尽量帮助。他不再是异乡人,外来人。他还知道,如果他发生了什么不幸,肯定会得到帮助和支持。他意识到这一点,就勇气倍增,他在军营里就敢作敢为,敢于捍卫自己的权利和人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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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军国主义的宣传和社会主义工人青年团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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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青年士兵的密切联系,使青年团体有可能在士兵中进行广泛的反军国主义的宣传。这种宣传主要是借助反军国主义的书刊来进行的。青年团体大量出版和发行这种书刊,特别是在法国、比利时以及瑞士、瑞典等国。书刊的内容多种多样:印有反军国主义图画的明信片,士兵反军国主义的歌曲集(其中有许多歌曲在士兵中颇为流行),《士兵手册》(在法国发行量达10万份以上),各种各样的小册子、号召书、传单:为士兵出版的周报、周刊、双周报、双周刊和月报、月刊,其中有的还附有插图。《军营报》、《新兵》、《青年士兵报》、《皮尤皮尤》(青年新兵的亲呢外号)、《前进报》都发行很广。例如在比利时,《新兵》和《军营报》的发行量均达6万份。在招募新兵时,杂志出版得特别多。士兵报纸的专号分别按所有新兵的住址寄给他们。反军国主义的书刊给士兵送进军营,在街上递给他们,士兵在如啡馆、小饭馆,凡是他们所到之处,都能得到这种书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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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工人青年团体特别关心新兵。为他们隆重地送行。招募新兵的时候,要在城里组织游行。例如在奥地利,穿着丧服的新兵在送葬乐曲的伴奏下穿过全城。一辆用红布装饰起来的车子行驶在他们前面。墙上到处贴满红色标语,上面印着大字:“你们决不向人民开枪!”还举行欢送新兵的晚会,会上发表激烈的反军国主义的演说。总之,用一切办法唤起新兵的觉悟,预防他们受到军营里不择手段地灌输给他们的那些思想感情的毒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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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青年的工作没有白做。在比利时,士兵中已经有近15个士兵团体,这些团体大多靠拢社会民主工党,并且相互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有些团里2/的士兵组织起来了。在法国,反军国主义的情绪十分普遍。在敦基尔欣、克勒佐、隆维、蒙索莱米讷发生罢工期间,调去镇压罢工工人的士兵声明,他们同罢工工人站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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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军国主义的宣传和社会主义工人青年团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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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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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队中的社会民主党人日益增多,军队愈来愈不可靠。一旦资产阶级不得不和组织起来的工人阶级面对面进行较量,军队将站在哪一边呢?社会主义工人青年正全力以赴,怀着青年所特有的满腔热情,努力争取做到使军队站在人民一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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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于日07年10月8日前进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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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自列宁全集静俄文第5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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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6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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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6卷第114一11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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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和反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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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7年10月20日〔11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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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5年10月,俄国处于革命的最高潮。无产阶级把布里根杜马从前进的道路上一脚踢开,引导广大人民群众向专制制度作直接斗争。907年10月,我们则处于看来是公开的群众斗争的最低潮。不过,905年十二月失败以后开始的低潮时期,不仅使立宪幻想风靡一时,而且也使这种幻想完全破灭。在两届杜马被解散和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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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政变以后召开的第三届杜马,明显地结束了相信专制政府同人民代表机关可以和平共处的时期,开辟了革命发展的新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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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前这个时期,人们不由得会把俄国的革命同反革命、把革命冲击的时期(905年)同反革命玩弄立宪的时期(906年和907年)进行比较。要确定当前的政治路线,就免不了要作这种比较。把“革命的错误”或“革命幻想”同“有益的立宪工作”进行对比,这便是当前政治书刊的基调。立宪民主党人在竞选大会上叫嚷的是这个。自由派的报刊唱的、喊的、唠叨的也是这个。这里还有一位司徒卢威先生,他因为“妥协”的希望彻底破灭而穷凶极恶地拿革命者出气。这里还有一个米留可夫,尽管他一贯装模作样,狡诈善变,但事态的发展终于迫使他得出一个清楚的、准确的和一这是主要的一与事实相符的结论:“敌人在左边”。这里还有一些和《同志报》气味相投的政论家,如库斯柯娃、斯米尔诺夫、普列汉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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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和反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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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哥尔恩、约尔丹斯基、切列万宁等等,他们遣责10一12月斗争是轻举妄动,并不同程度地公开鼓吹同立宪民主党人结成“民主的”同盟。这股浊流中的真正的立宪民主党分子代表资产阶级的反革命利益,表现了知识分子小市民的无以复加的奴才相。那些还没有完全堕落到司徒卢威这一地步的人,主要的特点就是不懂得俄国的革命和反革命之间的联系,不能把我们所经历的一切看成按照自己的内在逻辑发展的完整的社会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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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冲击时期从实际上表明了俄国居民的阶级构成和各个不同的阶级对旧专制政府的态度。事态使所有的人,甚至使那些同马克思主义格格不入的人现在都学会了把905年1月9日,把属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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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特定阶级的群众的第一次自觉的政治运动,作为革命纪元的开始。社会民主党通过对俄国的经济现实进行分析,得出了无产阶级在我国革命中起领导作用、学握领导权的结论,这样的说法在当时似乎是理论家死啃书本的结果。革命证实了我们的理论,因为它是唯一真正革命的理论。无产阶级实际上始终在领导革命。社会民主党实际上是无产阶级在思想上的先进部队。群众斗争在无产阶级的领导下,发展异常迅速,超过了许多革命家的预料。在一年的时间内,群众斗争就发展到了历史上革命冲击的最坚决的形式,发展到了群众性的罢工和武装起义。就在斗争的进程中,无产阶级群众的组织以惊人的速度不断发展。紧跟在无产阶级之后,组成革命人民战斗骨干的其他居民阶层也开始组织起来。各种职员这些半无产阶级群众组织起来了,接着农民民主派,职业知识分子等也都组织起来了。无产阶级的胜利时期是群众的组织性加强的时期,这种加强在俄国是空前的,即使以欧洲的标准来看也是巨大的。这个时期,无产阶级在自己的劳动条件上争得了许多改善。而农民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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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和反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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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争得的,是地主的专横“收敛”了,地租和地价降低了。整个俄国争得了相当程度的集会、言论和结社自由,使专制政府公开放弃了老一套做法,承认了立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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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国解放运动迄今所获得的一切,完全是、纯粹是无产阶级领导下的群众革命斗争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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斗争发展中的转折,是从十二月起义失败之后开始的。随着群众斗争的逐渐削弱,反革命步步转入进攻。第一届杜马时期群众斗争还显示出非常强大的威力:农民运动在加强,农奴主一地主的巢穴大批被捣毁,士兵不断起义。当时反动派进攻得很慢,不敢立即发动政变。直到906年7月斯维亚堡起义和喀琅施塔得起义被镇压下去以后,反动派才胆子大了起来,建立了战地法庭制度,开始一点一点地剥夺选举权(参议院的说明2),最后终于用警察包围了第二届杜马,把臭名远扬的立宪全部推翻。当时一切自行发起的、自由的群众组织都没有了,只有在杜巴索夫之流和斯托雷平之流所解释的警察立宪范围内的“合法斗争”。原来起领导作用的是社会民主党人,这时起领导作用的则是操纵两届杜马的立宪民主党人。群众运动的低潮时期是立宪民主党的全盛时期。立宪民主党利用这个低潮,以立宪“斗士”的面目出现。它竭力使人民保持对这一立宪的信赖,并鼓吹必须以“议会”斗争为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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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宪民主党的立宪”的破产就是立宪民主党的策略和立宪民主党在解放斗争中的领导权的破产。只要把革命的这两个时期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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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番比较,我国自由派关于“革命幻想”和“革命的错误”的种种议论的自私的阶级性质就昭然若揭了。无产阶级的群众斗争给全体人民带来的,是斗争的成果,而自由派对运动的领导,却只带来了失败。无产阶级的革命冲击不断提高群众的觉悟和他们的组织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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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和反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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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断向他们提出更高的任务,促使他们日益独立地参加政治生活,教导他们怎样进行斗争。自由派在两届杜马时期的领导却降低了群众的觉悟,瓦解了他们的革命组织性,模糊了他们对民主主义任务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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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届和第二届杜马的自由派领袖们向人民精彩地表演了卑躬屈节的合法“斗争”,斗争的结果是专制的农奴主大笔一挥抹去了自由派空谈家的立宪天堂,并且还肆意讥笑那些在大臣前厅里等待求见的人精明的外交手腕。在俄国的整个革命时期中,自由派毫无成果和成绩可言,也没有做过一点民主主义的工作来组织人民的力量进行争取自由的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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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905年10月以前,自由派对群众的革命斗争有时还采取同情的中立态度,但即使在当时他们也已经开始反对群众的革命斗争了,他们派遣代表团向沙皇无耻地进谗言,他们支持布里根杜马并不是由于考虑不周,而是出于对革命的毫不掩饰的仇恨。905年10月以后,自由派的全部作为,就是无耻地出卖人民自由的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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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5年11月,他们暗中派司徒卢威先生去同维特先生密谈。906年春,他们破坏革命的抵制,拒绝公开向欧洲表示反对借外债,从而帮助政府弄得数以十亿卢布计的金钱来征服俄国。906年夏,他们私下同特列波夫就大臣职位问题讨价还价,并且在第一届杜马中同“左派”也就是同革命派进行斗争。907年1月,他们又去向警察政权献股勤(米留可夫晋谒斯托雷平)。907年春,他们在第二届杜马中支持政府。革命派很快揭露了自由派,并且用事实表明了他们的反革命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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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方面来说,抱立宪希望的时期对人民远远不是没有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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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和反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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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第一届和第二届杜马的经验,不仅使人懂得了自由派在我国革命中所起的作用是微不足道的。不仅如此,这个经验也在实际上打消了由那个只有政治上幼稚无知或者老朽昏聩的人才会认为是真正实行立宪“民主”的党领导民主运动的企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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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5年和906年初,俄国资产阶级民主派的阶级成分还不是人人都清楚的。当时希望把专制政府同真正能够代表比较广大的人民群众的代表机关结合起来的,不仅是穷乡僻壤的愚昧无知、备受压制的居民,就连专制政府的统治集团,也不是没有抱着这种希望的。为什么布里根杜马和维特杜马的选举法都给农民相当多的代表名额呢3因为当时还相信农村存在拥护君主制的情绪。“乡巴佬会来搭救的”一906年春政府报纸发出的这种感叹,表达了改府对农民群众的保守性寄予的希望。当时立宪民主党人不仅没有意识到农民的民主主义和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之间的对抗,而且唯恐农民落后,他们唯一希望的,就是杜马将有助于把思想保守的或无动于衷的农民变成自由主义者。906年春,司徒卢威先生表示了大胆的愿望,他写道:“农民在杜马中将成为立宪民主党人”。907年夏,同是这位司徒卢威先生,却举起了同劳动派政党或左派政党作斗争的旗帜,把这些政党看作是资产阶级自由派同专制政府进行勾结的主要章碍。在一年半的时间里,自由派的口号从为争取在政治上给农民启蒙而斗争,变成了为反对农民在政治上启蒙“过头”和要求“过高”而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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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号的这一改变,再清楚不过地表明了自由主义在俄国革命中已经彻底破产。民主主义的农村居民群众同农奴主一地主之间阶级对抗之深刻,远远超出了胆小糊涂的立宪民主党人的想象。因此,他们指望在争取民主的斗争中学握领导权的尝试很快就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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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和反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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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再也无法挽回。因此,他们想使小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的人民群众同十月党人地主、黑帮地主和解的整个“路线”也遭到了破产。两届杜马的反革命时期一个很大的、尽管是消极的成果,就是变节的“人民自由”的“斗士”遭到破产。在下层进行的阶级斗争抛弃了这些大臣前厅里的英雄,使他们从觊觎领导权的人变成稍稍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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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层立宪油彩的十月主义的普通奴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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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派已经破产,己经实际考验了自己是否适合做一个民主斗士,或者至少做一个民主队伍中的斗士,如果有人直到现在还看不到这一点,那他就等于一点也不了解两届杜马的政治历史。这些人从毫无意义地重复早已背熟了的支持资产阶级民主派这一公式,转而开始发出反革命的长吁短叹社会民主党人应该对立宪幻想的破灭毫不惋惜。他们应该讲一讲,马克思在谈到德国的反革命时是怎么说的,马克思说:人民赢得的就是他们丢掉了幻想①。俄国资产阶级民主派赢得的就是他们丢掉了不称职的领袖和没出息的同盟者。这样更有利于这个民主派在政治上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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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产阶级的政党所要做的是设法使广大群众更深入地思索和更切实地领会我国革命和反革命的丰富的政治教训。向专制制度冲击的时期,使无产阶级展示了自己的力量,使它学会了革命策略的基本原理,并使它看清了唯一能争得切实改善的直接的群众斗争得以成功的条件。由于在长时期内对无产阶级的力量进行培养、教育和组织,数十万工人才奋起斗争,给了俄国的旧专制制度以致命的打击。由于进行了长期的、不显眼的工作(领导无产阶级进行了形形色色的阶级斗争),建立了巩固的坚定的政党,才爆发了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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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见《马克思恩格斯全第6卷第162页.一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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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和反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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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的群众斗争,这种爆发才有条件变成革命。现在,无产阶级作为人民的先进战士,必须加强自身的组织,清除自己身上知识分子机会主义的种种霉斑,团结自己的力量来进行同样坚定的顽强的工作。历史的进程和广大群众的客观处境向俄国革命提出的任务还没有完成。新的、全民的政治危机的因素不仅没有消除,反而更为加深和增多了。这个危机的到来又将使无产阶级担当起全民运动的领导者的使命。工人的社会民主党应当准备担当这个重任。在以905年和随后几年的事态作肥料的土壤里播下种子,将获得高出十倍的好收成。905年底,我们的党只有几千个自觉的工人阶级先进分子,却发动了上百万的无产者起来斗争:现在,我们的党已经拥有好几万经过革命考验而且在斗争中更加密切联系群众的工人社会民主党人,就一定能够带领上千万人去把敌人打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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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许多革命事件的影响下,俄国工人运动的社会主义任务和民主主义任务都显得无比突出、极其迫切了。同资产阶级的斗争正上升到更高的阶段。资本家结成了一个个全俄的联合组织,同政府勾结得更紧,更频繁地采取最极端的经济斗争手段,直到举行大规模的同盟橄业,以便“制服”无产阶级。但是迫害只能吓倒那些垂死的阶级:资本家老爷们成功得愈快,无产阶级的人数就愈多,团结就愈紧。无产阶级的不可战胜是以俄国和全世界的经济发展来作保证的。资产阶级在我国革命中第一次开始形成为一个阶级,形成为一支统一的和自觉的政治力量。这样,全俄国的工人也将更加顺利地组成为一个统一的阶级。资本世界和劳动世界之间的鸿沟将更为加深,工人的社会主义意识将更为明确。在无产阶级中进行的社会主义鼓动,从革命的种种试验中得到充实之后,将变得更加明确。资产阶级的政治组织是促进社会主义的工人政党最后形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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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和反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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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好的推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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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政党争取民主的任务,今后只会在准备倒向自由派的知识分子“同情者”中间引起争论。对于工人群众来说,在革命的烈火中,这些任务已经变得非常明确了。资产阶级民主派作为俄国的一种历史力量,它的基础、唯一的基础是农民群众,这一点无产阶级是根据经验知道的。无产阶级已经在全国范围内担负了领导农民群众进行反对农奴主一地主和沙皇专制制度的斗争的使命,现在没有任何力量能使工人政党离开这条正确的道路。立宪民主党人打着民主主义的旗帜,把农民置于十月主义的卵翼之下,他们已经起到了自由派政党的作用,而社会民主党不理睬那些孤独的怨天尤人的人,它将继续向群众说明自由派的这种破产,说明资产阶级民主派如果不彻底摆脱同十月主义奴仆的同盟,就不能完成自己的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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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国资产阶级民主派今后的命运如何,现在谁也说不上来。也许立宪民主党人的破产会导致成立一个农民的民主主义的政党,即真正的群众性的政党,而不是象社会革命党那样的恐怖分子的组织。也许小资产阶级政治团结上的客观困难会使这样的政党不能成立,并使农民民主派长期处于目前这种松散的、不定形的、软弱无力的劳动派群众的状态。不论出现哪一种情况,我们的路线只有一条,即通过对一切动摇行为的严厉批评和不屈不挠的反对民主派同反革命本性暴露无遗的自由派合流的斗争来锻炼民主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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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动派走得愈远,黑帮地主就愈得狂:黑帮地主把持专制政府愈厉害,俄国的经济发展和摆脱农奴制残余的过程也就愈缓慢。这就是说:在城乡小资产阶级群众中,自觉的和战斗的民主主义将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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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和反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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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更加有力、更加广泛的发展。十月党人强加在农民身上的饥饿、暴力和凌辱所引起的群众性反抗将更为剧烈。社会民主党将设法使号称立宪民主党的这一伙自由派野心家在必然到来的民主主义斗争的高潮中,不能再次在民主派队伍中制造分裂和混乱。或者同人民一起,或者反对人民一一二者必居其一,这是社会民主党早就向任何安图在革命中担当“民主派”领袖的人提出的问题。迄今为止,并不是所有的社会民主党人都善于始终不渝地坚持这条路线:有些人自己就轻信了自由派的诺言,有些人对这些自由派同反革命的勾勾搭搭假装看不见。现在,最初两届杜马的经验已经使我们受到了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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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使无产阶级学会了群众斗争。革命证明了无产阶级能率领农民群众进行争取民主的斗争。革命把小资产阶级分子从纯粹无产阶级政党中清除出去,使党团结得更加紧密。反革命使小资产阶级民主派放弃了从自由派中寻找领袖和同盟者的企图,因为自由派害怕群众斗争比害怕火还要厉害。我们依靠事变中取得的这些教训,可以大胆地向黑帮地主的政府说:你们就这样干下去吧,斯托雷平先生们!你们播下种子,我们将收获果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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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于907年10月20日无产者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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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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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7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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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6卷第118一12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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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革命党人”是怎样编写历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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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7年10月20日〔11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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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革命党中央机关报《劳动旗帜》4第5号有一篇关于斯图加特代表大会的社论,其中充满了社会革命党人惯用的连篇累牍的空话和漫无节制的吹嘘。在转载的电文中,社会革命党中央委员会向欧洲宣布:“革命斗争要求社会革命党中央委员会坚守岗位。”声称该中央委员会对社会革命党代表在国际局里的“不懈努力”十分满意。《劳动旗帜》断言:“社会党国际作出决议赞同我们一贯采取的对工会运动的观点。”代表大会不顾教条主义者考茨基的反对,在制定最低工资法问题上“站到了我们这一边”。三年来,“我们俄国社会党人”“发展成为一个群众性的大党。国际也公开地、怀着敬意地(!)承认了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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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为了向社会革命党人表示敬意,欧洲派出过3万名信使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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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可恶的社会民主党人却在俄国小组里耍弄“小阴谋”:他们反对社会革命党人所提出的社会民主党人和社会革命党人参加表决的票数应该相等的要求。社会民主党人要求给自己11票,给社会革命党6票,给工会3票。国际局决定给社会民主党10票,给社会革命党7票,给工会3票。“阿德勒和倍倍尔在投票反对我们的要求时声明,他们绝不愿意贬低社会革命党的作用,他们承认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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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革命党人”是怎样编写历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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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是俄国社会主义运动和革命的重要因素。但是他们想主持公道,并且想要确定大体的力量对比关系。”(《劳动旗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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轻率啊,我们的赫列斯塔科夫们真是太轻率了!无论是社会革命党的作用也好,“重要因素”也好,国际局都没有谈到,也不可能谈到。一个党既然己获准参加代表大会和国际局,那么国际局及其成员就不会再对该党的作用和重要性进行估量了。国际局只会对各个党的力量进行估量,以便分配票数.倍倍尔和阿德勒同意我们社会民主党在国际局里的代表提出的论据,即:社会民主党人和社会革命党人的力量是不相等的。他们既然同意这一论据,自然注意到,他们不是在评论原则和方针,不是来解决社会民主党纲领和社会革命党纲领之间的争论,而仅仅是对力量进行估量,以便分配票数.把这种不言而喻的附带说明当成承认社会革命党人是“重要因素”,这是赫列斯塔科夫式的行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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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革命党人尤其轻率的是,他们在单凭记忆、不准确地转述倍倍尔和阿德勒的附带说明的意思时,对问题的实质性论据避而不谈。他们在讲倍倍尔的附带说明时夸大其词,而对我们实际的争论情况却闭口不谈。这是为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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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我们的代表在国际局里是这样争论的。社会民主党代表提到了第二届杜马代表的人数,认为这是衡量各党力量最准确的标准,并且说明,选举法对农民比对工人更有利。社会革命党代表反驳说,在杜马中除了社会革命党党团以外,还有劳动派和人民社会党这些准社会革命党人。他说,应该把他们的这一部分力量算到社会革命党人中去:此外,人民社会党人还拥有一一这是社会革命党人的原话一“第一流的作家”(“ecrivains de premierordre'”,鲁巴诺维奇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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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革命党人”是怎样编写历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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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民主党代表对此回答说:不错,人民社会党拥有“第一流的作家”,就象法国激进社会党和激进党?拥有克列孟梭一类作家(也是“第一流的作家”!)一样。可是,借用别的政党来证实自己有力量,对于一个独立的政党来说,这样做体面吗?既然连人民社会党的“第一流的作家”本人都不想请求准许他们参加代表大会,这样做体面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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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再补充一句,在俄国把自己装扮成超级革命者,而在欧洲却死乞白赖地拉人民社会党人来帮忙,这样做体面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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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于907年10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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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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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产者报第17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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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6卷第128一13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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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圣彼得堡组织代表会议文献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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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7年10月27日〔11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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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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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第三届国家杜马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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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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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人首先说明了第三届杜马的构成情况。政府简单地凭借经验拼凑了六三选举法,其结果是杜马中出现了两个可能形成的多数:十月党人一黑帮多数和十月党人一立宪民主党人多数。二者无疑都是反革命的。政府在推行反动政策时,将交替依靠其中的一个。同时,政府将侈谈纸上的“改革”,以此来掩饰其专制农奴制的行径。立宪民主党人在行动上将执行反革命的叛卖政策,而在口头上却把自己说成是真正民主主义的反对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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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宪民主党人在杜马中同十月党人勾结起来,这是必然的,他们已经开始这样做了,报告人用从立宪民主党和十月党的党报上摘录下的许多引文、用这两个党活动的一系列事实以及立宪民主党上一次代表大会以来的报道证明了这一点。立宪民主党同旧制度相勾结的政策,在第三届杜马中表现得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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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关于第三届国家杜马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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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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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显,这一政策的真正性质,现在谁也不会再有什么怀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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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无论前一个杜马多数还是后一个杜马多数,客观上都不能满足无产阶级、农民和城市民主派中较为广大的群众的迫切的经济要求和政治要求。同以往一样,代表人民中这些阶层的需要的,将首先是社会民主党.第三届杜马的构成和活动会给社会民主党提供丰富的和极好的宣传材料,这些材料应当用来反对黑帮政府、公开的农奴主一地主、十月党人和立宪民主党人。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仍然是在最广大的人民群众中广泛宣传在普遍的…选举权的基础上召开全民立宪会议的主张。因此,根本谈不上在杜马中支持“左派”十月党人或者立宪民主党人的问题。不管社会民主党在第三届杜马中的席位多么少,它也应当利用杜马讲坛和质询权等等来贯彻独立的社会主义的和彻底民主主义的路线。只许同左派代表的集团达成某些协议(特别是由于必须有30人署名才能提出质询),而且只能以不违反社会民主党的纲领和策路为限。为此,必须组织一个情报局,它对任何人不具有约束力,而只是为社会民主党提供影响左派代表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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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人接着说,社会民主党中已经有人在叫嚷要支持“左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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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党人(例如在选举主席团时)、同立宪民主党人一起组织情报局以及所谓“保护”我们的杜马党团。孟什维克关于支持十月党人的种种言论,最清楚不过地证明了孟什维克策略的彻底破产。当杜马为立宪民主党人所把持时,孟什维克叫嚷要支持立宪民主党人。斯托雷平刚一修改选举法、使之有利于十月党人,孟什维克又准备支持十月党人了。孟什维克沿着这条道路究竞要走到哪里去呢?报告人认为同立宪民主党人一起成立情报局是不能容许的,因为这就等于给公开的敌人提供情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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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圣彼得堡组织代表会议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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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人在谈到“保护”党团问题时说:党团确实应当保护。但这样做是为了什么呢?只能是为了使党团在杜马中高高举起社会民主党的旗帜,只能是为了使党团在杜马中同形形色色的反革命分子一从参加同盟的人直到立宪民主党人一一进行不调和的斗争。但绝对不是让党团去支持“左派”十月党人和立宪民主党人。党团的存在如果是以支持这些集团即支持同斯托雷平专制政府相勾结为前提的话,那还不如干脆体面地停止自己的活动,党团假如因此而被驱逐出杜马的话,那就要向全体人民讲清它被驱逐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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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在结束报告时主要谈了孟什维主义的基本错误一一“全国反对派”的思想。俄国资产阶级本身从来就不是革命的。原因很明显:这是由俄国工人阶级所处的地位和它在革命中的作用所决定的。列宁逐一分析了孟什维克其余的论点,提出了载于《无产者报》第9号的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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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于907年11月19日无产者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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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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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0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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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6卷第133一13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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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关于第三届国家杜马的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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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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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第三届国家杜马的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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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第三届杜马中的社会民主党党团必须遵循伦敦代表大会关于国家杜马的决议以及关于非无产阶级政党的决议,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圣彼得堡组织代表会议认为有必要提出如下几点,以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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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步阐明这些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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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在第三届杜马中己经形成了两个多数:黑帮一十月党人多数和十月党人一立宪民主党人多数。前者是反革命的,他们坚决主张加紧镇压、主张保护地主特权,甚至力图完全恢复专制制度。后者无疑也是反革命的,但是他们喜欢用某些徒有虚名的、官僚式的“改革”来掩盖他们反对革命的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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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杜马中的这种情况特别有利于政府和立宪民主党人玩弄两面的政治把戏。政府想在加紧镇压并继续用武力来“征服”俄国的同时,把自己装扮成立宪改革的拥护者。立宪民主党人投票时实际上同反革命的十月党人保持一致,却想把自己不仅装扮成反对派,而且还装扮成民主派的代表。在这种情况下,社会民主党就肩负着特别艰巨的任务:无情地向人民揭露这种把戏,既揭露黑帮地主和政府的暴力行为,也揭露立宪民主党人的反革命本质。社会民主党人对立宪民主党人直接或间接的支持(无论是投票支持右派立宪民主党人或“左派”十月党人参加主席团,还是组织有立宪民主党人参加的情报局以及同他们的政策协调行动等等),目前都会直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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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圣彼得堡组织代表会议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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损害对工人群众进行阶级教育的事业和革命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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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社会民主党在不折不扣地坚持自己的社会主义目标并从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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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立场出发批判所有的、甚至最民主的、“劳动派的”资产阶级政党的同时,在自己的鼓动工作中应当首先向广大人民群众说明第三届杜马完全不符合人民的利益和要求,因而[应当]首先广泛地大力宣传在普遍、直接、平等和无记名投票的基础上召开立宪会议的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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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社会民主党在第三届杜马中的主要任务之一是:揭露政府和自由派各项提案的阶级实质,同时要特别注意涉及广大人民群众的经济利益的问题(工人问题、土地问题、预算问题等等),何况第三届杜马的构成会给社会民主党的鼓动工作提供极为丰富的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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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社会民主党在杜马中尤其必须利用质询权,为此必须在丝毫不违背社会民主党的纲领和策路、不缔结任何联盟的情况下,同比立宪民主党人左的其他集团协同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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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避免再犯社会民主党在第二届杜马中所犯的错误,社会民主党党团应当立即建议杜马中的左派一只能是左派,即能够同立宪民主党人进行斗争的人一代表成立情报局,这个情报局对参加者没有任何约束力,但是能为工人代表提供经常以社会民主党政策的精神来影响民主派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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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于日07年11月5日无产者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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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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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日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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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6卷第136一13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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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关于社会民主党参加资产阶级报刊间题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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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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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社会民主党参加资产阶级报刊问题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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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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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同志的第二个报告讲的是关于社会民主党参加资产阶级报刊的问题。报告人叙述了国际社会民主党两翼在这个问题上的观点,特别是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正统派和修正主义者的观点。正统派在德累斯顿党代表大会”上同意允许参加不敌视社会民主党的报刊这一提法,理由是,这实际上等于完全不许参加,因为在目前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里,不敌视社会民主党的资产阶级报刊是没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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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人坚持绝对不允许在政治上参加资产阶级报刊,特别是所谓非党报刊的观点。例如《同志报》这样的报刊,它们以隐蔽的伪善手法同社会民主党作斗争,给社会民主党带来的害处远远超过公开敌视社会民主党的资产阶级政党的报纸。在这方面,普列汉诺夫、马尔托夫、哥尔恩、科甘等在《同志报》上所发表的言论就是最好的例证。所有这些言论都是反对党的:实际上并不是社会民主党的同志们利用了资产阶级的《同志报》,而是这家报纸利用了上面这些同志来反对它所仇恨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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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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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圣彼得堡组织代表会议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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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为止,《同志报》没有发表过一篇不合它的编辑部口味的社会民主党人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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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于日07年11月日日《无产者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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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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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0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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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6卷第13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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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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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届杜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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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7年10月29日〔11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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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正在利用它6月3日所犯下的反人民的无耻罪行的后果:一部不仅完全歪曲了人民的意志、甚至也歪曲了那些享有选举权的少数人的意志的,迎合一小撮地主和资本家的畸形的选举法,给沙皇政府带来了梦寐以求的果实。杜马应选442名代表,在写这篇文章的时候已经选出了432名,还有10名尚待选举,这样,总的选举结果已经相当清楚了。根据比较准确的统计,社会民主党人占18席,其他左派占13席,立宪民主党人占46席,同立宪民主党相近的党派占55席,十月党人占92席,同十月党人的主张近似的党派占21席,各种右派占171席(其中包括俄罗斯人民同盟的32席),无党派人士占16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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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除去少数无党派人士,其余的所有代表可以分成四派:极左派占全体代表的7%强,中派左翼(立宪民主党)占23%,中派右翼(十月党)占25.1%,右派占40%:无党派人士不到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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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四派中的任何一派单独都构不成绝对多数。这样的结果是否完全符合新选举法的鼓吹者和炮制者的愿望和期待呢?我们认为,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应当是背定的,按照支持专制沙皇制度的统治集团的观点,俄国的新“议会”是一个名副其实的无双议院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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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无双议院是1815年路易十八对法国黑帮众议院的称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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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届杜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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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在于我国象任何一个专制或半专制的国家一样,实际上存在两个政府:一个是正式的政府一一内阁,另一个是幕后的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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宫廷奸党。宫廷奸党随时随地都依靠最反动的社会阶层即封建贵族(我国叫作黑帮贵族),封建贵族的经济力量来源于大地产以及与之有关的半农奴制经济。这个娇生惯养、腐化堕落的社会集团是最无耻的寄生虫的鲜明典型。他们堕落到了何等荒唐的地步,可以由柏林毛奇一哈尔登诉讼案“这场闹剧来说明,这一诉讼案揭露了半专制的德皇威廉二世的宫廷中权贵奸党是多么卑部龌龊。在我们俄国,这类人的类似的卑部行径也并非绝无仅有,这已经不是什么秘密了。第三届杜马中的大量“右派”一如果不是全部,至少是其中的绝大多数一一所要维护的,正是黑暗的过去所遗留给我们的这些社会渣滓和“粉饰的坟墓”的利益。对于这些老顽固(因为“死硬派”这个称号对于他们是过于光荣了)来说,保存农奴制经济、贵族特权和专制贵族制度是个生死攸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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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顽固们通常利用自己那种廷臣的无限权力,竭力把正式的政府即内阁也完完全全控制起来。而内阁的相当一部分成员通常也就是他们的傀儡。但是,内阁的大多数就其成分而言往往不完全适合奸党的要求。农奴制时代的老朽的吸血鬼在这儿遇到了原始积累时期的吸血鬼的竞争,后者同样是野蛮的、贪婪的、寄生性的,不过是披上了一点文明的外衣,而主要的是,同样也希望通过保证金、津贴、租让和保护税率等方式来捞一把。原始积累时期的典型的农业和工业资产阶级这一阶层,在十月党和追随十月党的派别中得到了体现。他们有很多利益干脆同黑帮是一致的:经济上的寄生性、特权和克瓦斯爱国主义,无论从十月党人的观点还是从黑帮的观点来看都是必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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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5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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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届杜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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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在第三届国家杜马中就形成了一个黑帮一十月党人多数:在432席中他们占了284席,这个可观的数字占全体代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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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7%,即2/3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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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多数是一个堡垒,它保证政府能通过土地政策帮助破产的地主变卖自己的土地来赚钱,把少地农民榨取一空,保证政府能把劳工法变为资本最野蛮地剥削无产阶级的工具,通过财政政策使捐税的主要负担仍然落到人民大众的身上。这个多数是推行贸易保护主义和军国主义的堡垒。十月党人一黑帮多数的反革命性质是谁都不会否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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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问题在于这并不是第三届杜马中唯一的多数。还有另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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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多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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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帮是十月党人的可靠同盟者,正如宫廷奸党在维护沙皇制度的问题上是内阁的可靠同盟者一样。但是,宫廷奸党表现出的本能的欲望,与其说是要同内阁联合,倒不如说是要控制内阁,同样,黑帮也渴望对十月党人实行专政,为所欲为,企图踩在他们的头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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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主义虽然也极其贪婪并且是寄生性的,但是它的利益不能允许农奴主土地占有制处于独占统治地位。这两个彼此有着血缘关系的社会集团都力图多捞到一点好处,因此它们在地方自治和中央国家政权组织的问题上也必然要发生分歧。黑帮在地方自治机关和市杜马内已别无他求,而在中央需要的就是“打倒万恶的立宪制”。十月党人无论在地方自治机关和在杜马内都需要扩大自己的影响,而在中央则需要“立宪制”,哪怕这个立宪制对群众来说是支离破碎的冒牌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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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难怪《俄国旗帜报》要大骂“十月党”,而(莫斯科呼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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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届杜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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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1则认为第三届杜马中的右派过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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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客观形势逼迫十月党人去寻找这方面的同盟者。本来早就可以找到中派左翼(立宪民主党)这个同盟者,中派左翼早就宜布对立宪制是赤胆忠心的,但是问题在于立宪民主党现在所代表的资本主义积累时期的年轻的俄国资产阶级,保留了一些很不体面的旧朋友和一些令人讨厌的旧传统。不过政治方面的传统倒是容易放弃的:立宪民主党人早在第一届杜马以前就宣布自己是君主派:在第二届杜马中他们也曾默默地放弃过责任内阁:立宪民主党关于各种“自由”的草案,本身就设下了对付这些自由的重重障碍和陷阱,所以完全可以指望他们在这些方面会有长足的进步。对于起义和罢工,立宪民主党人本来就是加以指责的,起初是温和的指责,后来是沮丧的指责,到了905年12月以后,这种指责一半变成了蔑视,而在第一届杜马解散以后,就变成毫不客气的否定和斥责。玩弄手腕、互相勾结、同当权者讨价还价一这就是立宪民主党策略的基础。至于那些不体面的朋友,很早以前立宪民主党人就把他们只是称作“邻居”,而不久以前已经公开宣布他们是“敌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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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达成协议是可能的,于是形成了一个新的、同样是反革命的多数一十月党人一立宪民主党人多数。这个多数固然暂且不到半数一一在己选出的代表432人中占214人一一但是,第一,无党派人士中即使不是全体,至少也有一部分肯定会去归附他们,第二,完全有理由相信,这个多数在今后的选举中人数一定会增加,因为还没有进行选举的城市和大部分省选举会议将要选出的人当中,绝大多数不是十月党人就是立宪民主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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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认为自己能够左右局势。看样子自由派资产阶级也承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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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届杜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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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现实。在这种情况下,他们所进行的交易一定比任何时候都更带有最下流最具叛卖性的妥协的烙印,说得确切些,就是放弃一切哪怕带有一点民主主义的自由派阵地。很明显,不通过新的群众运动而采用这种搞交易的办法,多少民主一点的地方管理机关和中央立法机关是建立不起来的。这是十月党人一立宪民主党人多数所办不到的。那么,能够指望黑帮一十月党人多数,指望同资本家吸血鬼结盟的野蛮的地主会多少解决一点土地问题和改善一些工人的生活状况吗?对这个问题只能报以苦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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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很明显,我们的无双议院就连最马虎地完成客观存在的革命任务也办不到。它一点都不能治好旧制度给俄国留下的开裂的伤口,它只能用一些微不足道的、无可奈何的、虚假的改革来遮盖这些伤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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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举的结果再一次证实了我们的坚定信念:俄国不可能通过和平的道路摆脱它目前的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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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情况下,社会民主党当前的首要任务是十分明确的。社会民主党以社会主义的胜利为自己的最终目的,深信要达到这个目的必须有政治自由,同时注意到在目前情况下不通过公开的群众行动而通过和平道路是不能实现这种自由的,社会民主党现在仍然必须首先提出民主的和革命的任务,当然,一刻也不放弃宣传社会主义,不放弃维护狭义的无产阶级阶级利益。社会民主党作为现代社会最先进、最革命的阶级一无产阶级的代表(无产阶级在俄国革命中实际证明了它有能力担当群众斗争的领袖),必须千方百计地使无产阶级在这个即将到来的革命斗争的新阶段中,在这个与以往相比自觉性远远多于自发性的革命阶段中,仍然起领袖的作用。为了这个目的,社会民主党必须全力以赴地争取对民主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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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届杜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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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群众的领导权,使这些群众的革命毅力得到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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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努力会使无产阶级政党同其他的阶级政治组织发生激烈的冲突,这些政治组织出于他们所代表的集团的利益,憎恶和害怕民主主义革命,这不仅是由于害怕革命本身,而主要的是由于无产阶级掌握了民主主义革命的领导权,这就包含着社会主义的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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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马中的两个多数一黑帮一十月党人多数和十月党人一立宪民主党人多数(斯托雷平政府打算轮流地依靠它们以保持平衡)一将各自以自己的方式在不同的问题上充当反革命的多数,这是非常明显的,不容怀疑的。这两个多数中的任何一个,甚至其中的任何一些个人,都根本不可能去同内阁进行斗争,去进行稍微有系统或者有计划的斗争。可能发生的只是个别的和暂时的冲突。这种冲突首先可能在第一个多数中的黑帮分子和政府之间发生。但是不要忘记,这些冲突不可能深刻,政府可以根本不改变它的反革命立场,依靠第二个多数便能轻而易举地在这些冲突中取胜。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以及第三届杜马中其他一切倾向革命的分子尽管非常愿意利用这些冲突来促进革命,但他们所能做到的只是利用这些冲突达到纯粹的鼓动目的:这里根本谈不上对冲突的任何一方加以“支持”,因为这种支持本身就是反革命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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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第二个多数中的各个部分之间,例如以立宪民主党人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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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十月党人和政府为另一方这两者之间可能发生的冲突,能更多、更好地加以利用。然而这方面的情况也是如此:不仅由于主观的情绪和意愿,而且也由于客观条件,这些冲突也将是不深刻的、暂时的,这些冲突只不过是一种手段,使政治贩子更容易按照表面上冠冕堂皇而实质上违反民主利益的条件去搞交易。所以,社会民主党应当不拒绝利用这些冲突,即使这些冲突并不深刻,并不经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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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届杜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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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应当不仅同政府、黑帮、十月党人,而且同立宪民主党人进行顽强的斗争,以实现民主的和革命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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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社会民主党应当在第三届国家杜马中给自己提出的基本目标。十分明显,这就是无产阶级政党在第二届杜马中给自己提出的那些目标。这些目标在伦敦代表大会关于国家杜马决议的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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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中已经表述得十分清楚。这一项说:“社会民主党在杜马中的直接的政治任务是:(一)向人民说明,把杜马当作实现无产阶级和革命小资产阶级特别是农民的要求的工具,是完全不合适的:(二)向人民说明,只要实权还操在沙皇政府手中就无法通过议会来实现政治自由,说明人民群众必不可免地要同专制制度的武装力量进行公开的斗争,因为它能保证革命取得彻底胜利一政权转交到人民群众手中,并在普遍、平等、直接和无记名投票的基础上召开立宪会议。”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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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决议,特别是结尾几句话,也阐明了社会民主党在第三届杜马活动中的极重要的特殊的任务,社会民主党的代表应当完成这一任务,以彻底揭露六三政变罪行的卑部龌。他们在揭露这个罪行时,当然不应当从自由派的立场出发说这是公然违反宪法的,而应当说明这是放肆地粗暴地违反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是露骨的、令人气愤的强奸民意。因此就需要向广大人民群众说明,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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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届杜马是完全不符合人民的利益和要求的,因而,要广泛地、有力地宣传在普遍、直接、平等和无记名投票的基础上召开全权立宪会议的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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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见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64年人民出版社版第1分册第202页。一一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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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届杜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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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伦敦决议还在下面一段话里非常清楚地确定了社会民主党在国家杜马中的工作性质:“应当把社会民主党杜马党团的批评、宜传、鼓动和组织的作用提到首位”:“杜马斗争的总的性质应当服从于无产阶级在杜马外进行的整个斗争,同时,特别重要的是要利用群众的经济斗争,并且为这一斗争的利益服务”。①十分清楚,杜马工作的这种性质同如上所述的社会民主党目前在杜马中应该给自己提出的那些目标,有着多么密切的、不可分割的联系。在有极大可能发生群众运动的情况下,社会民主党人在第三届杜马里进行和平的立法工作,不仅不适宜,不仅是可笑的唐·吉诃德精神,而且是对无产阶级利益的直接背叛。和平的立法工作必然会使社会民主党“降低它的口号,而这样做只能使社会民主党在群众心目中威信扫地,使社会民主党脱离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②无产阶级在杜马中的代表不可能犯比这更大的罪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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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民主党应当大张旗鼓地极其尖锐地开展批判,尤其是因为在第三届杜马中可供批判的材料将是非常丰富的。杜马中的社会民主党人应当彻底揭露杜马将要通过的政府或者自由派提出的措施和提案的阶级实质,而且必须完全按照代表大会的决议的精神,特别注意那些涉及广大人民群众的经济利益的措施和提案:其中包括工人问题、土地问题和顶算问题等等。在所有这些问题上,社会民主党应当针对政府和自由派的观点提出自己的社会主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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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见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旧64年人民出版社版第1分册第202一203页。一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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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94年人民出版社版第1分册第202一203页.一一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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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届杜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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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民主主义的要求,这些问题是人民生活中最敏感的神经,同时也是政府和杜马中两个多数所依靠的那些社会集团的最大痛处所有这些鼓动任务、宜传任务和组织任务,杜马中的社会民主党人除了通过在杜马讲坛上发表演说,还要通过提出法案和向政府提出质询来加以实现。但是这里有一个很大的困难:提出法案或者提出质询时至少要有30名代表署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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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届杜马里没有也不会有30名社会民主党人。这是毫无疑问的。那就是说,单独一个社会民主党,没有其他集团的协助,是既不能提出法案,也不能提出质询的。这无疑会使问题变得非常困难,非常复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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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这里说的是彻底民主主义性质的法案和质询。社会民主党能在这方面指望立宪民主党协助吗?当然不能。立宪民主党现在已经完全准备赤裸裸地公开妥协了,连那些原来就被各种附带条件和例外弄得支离破碎、降到最低限度的纲领要求也一点不会提出来一一难道这样的立宪民主党会用民主主义的质询去触怒政府吗?我们都记得,早在第二届杜马中,立宪民主党的演说家在质询时所作的发言己经毫无生气,他们有时象小孩子那样嘟嘟囔囔,有时是客客气气、毕恭毕敬提出问题。杜马正在把对付人民的罗网编织得更牢固更可靠,使之变成锁链,它在这方面的“工作能力”现在已经成为话柄,大臣老爷阁下们可以高枕无忧了,因为立宪民主党是难得打扰他们的(当然啦,不是还要立法么!),即使要打扰一下,那也会是非常彬彬有礼的。米留可夫在竞选大会上保证“保住火种”,并不是无缘无故的。难道只是米留可夫一个人吗?唐恩坚决反对“打倒杜马”的口号是什么意思呢?不也是“保住火种”吗?普列汉诺夫在谈到“支持”把卑躬屈节当成“斗争”的“自由派资产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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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届杜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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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时,不也正是劝社会民主党人要如此这般地“彬彬有礼”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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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立宪民主党人根本不会对社会民主党人的立法提案附议,因为这些法案将具有鲜明的鼓动性质,将充分地体现出彻底民主主义的要求,立宪民主党人当然会因此怒火中烧,他们的怒火一点也不会亚于十月党人,甚至不会亚于黑帮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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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在这方面也不应当把立宪民主党考虑在内。在提出质询和法案的问题上,社会民主党只能指望得到比立宪民主党左的集团的协助。看来,这些集团同社会民主党人加起来可以达到30人,所以也就具备了提出这方面动议的完备的合乎手续的条件。自然,这里所说的并不是什么同盟,而是一些“共同行动”,这种共同行动,正如伦敦代表大会决议所说的,“决不应当违背社会民主党的纲领和策略,而只服务于同时向反动势力和自由派资产阶级叛卖性的策略进行总攻击的目的”。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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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于日07年10月因日无产者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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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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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8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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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6卷第1田一1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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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见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旧4年人民出版社版第1分册第200页。一一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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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普列汉诺夫的一篇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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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7年10月29日〔11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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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列汉诺夫在10月20日《同志报》上的一篇文章中继续造谣,并对社会民主党的纪律加以嘲弄。例如,普列汉诺夫在反驳有人指责他成了普罗柯波维奇先生、库斯科娃女士之流的经常撰稿人时,竞造谣说:“大家都知道,《同志报》是左派联盟的机关报。”这是造谣。第一,《同志报》从来就不是左派联盟的机关报。左派联盟不可能有共同的机关报。第二,布尔什维克从来没有在《同志报》上进行过任何政治活动,从来没有在这样的报纸上反对过社会民主党内的同志。第三,布尔什维克建立了左派联盟,就使《同志报》发生了分裂,赶走了(诚然只赶走了一个星期)其中拥护立宪民主党的分子。1“而普列汉诺夫却拉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去向立宪民主党人摇尾乞怜。布尔什维克没有参加《同志报》,推动它向左转。普列汉诺夫参加了《同志报》,却拖者它向右转。不用说,他提左派联盟真是提得太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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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普列汉诺夫避开了别人让他为资产阶级报纸写资产阶级所喜爱的东西这个问题,而以嘲弄工人政党的纪律来博得自由派更大的欢心。他大声叫嚷说:“如果要我背叛原则,那我就不一定服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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阁下,这是一句无政府主义的庸俗话,因为党的原则在两次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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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普列汉诺夫的一篇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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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大会之间是由中央委员会来维护和解释的。如果中央委员会违背了代表大会的意志,违背了党的章程等等,你有权利拒绝服从。但是在目前的情况下,没有一个人试图断言中央委员会关于选举的指示是违背了代表大会的意志的。可见,普列汉诺夫不过是用“背叛原则”这样的话来掩饰自己背叛党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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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普列汉诺夫想挖苦圣彼得堡委员会,说在第二届杜马选举中它自己就没有服从中央委员会。我们的回答是:第一,圣彼得堡委员会曾拒绝履行使组织分裂的要求,也就是反对干涉党章所保证的、它应有的自治权。第二,孟什维克在第二届杜马选举中分裂了组织,关于当时冲突的这一面,普列汉诺夫在资产阶级报纸上绝口不谈!普列汉诺夫的那些论据归结起来就是一条:孟什维克在第二届杜马选举中分裂了党的彼得堡组织,所以我现在就有权利分裂整个党了!这就是普列汉诺夫的逻辑,这就是普列汉诺夫的所作所为。大家都好好记住吧:普列汉诺夫在制造分裂。他所怕的只是直言不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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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于日07年10月因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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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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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产者报》第18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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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6卷第150一15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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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恶的狂饮节”在准备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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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7年11月5日〔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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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的德国马克思主义者弗兰茨·梅林,在评述社会民主党在俄国第二届杜马中的任务和俄国自由派的动向时,曾经写道:德国自由派在“有益的工作”这个口号的掩饰下,已经在可怜而可耻的道路上走了60年。178阳年夏天,当国民议会在一夜之间完成了法国农民的解放的时候,天才的卖身求荣的冒险家米拉波,这位立宪民主派的最伟大的英雄曾经把这一事件比作“可恶的狂饮节”。但是在我们看来(在我们社会民主党人看来),这却是有益的工作。与此相反,普鲁士农民的解放,却象乌龟爬行一样,从1807年到1865年几乎拖了60年,并且无数的农民被残暴地夺去了生命,我国自由派认为这是“有益的工作”,而加以大肆宜扬杨。在我们看来,这却是“可恶的狂饮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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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林就是这样说的。现在,第三届杜马即将召开,十月党人想一本正经地开始这个可恶的狂饮节,立宪民主党人准备象奴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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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样卖力地参与其事,社会民主党内也有(这真叫我们丢脸)一批普列汉诺夫分子打算替狂饮节出一把力。在这个时候,我们不能不回想起梅林的这番话来。让我们来仔细看看这些准备工作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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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届杜马召开前夕,各政党都纷纷加紧开会讨论自己在杜马中的策略问题。十月党人在莫斯科会议上制定了十月十七日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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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恶的狂饮节”在准备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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盟议会党团的纲领草案,他们的发言人普列瓦科先生在莫斯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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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宴会上打出了“俄国自由主义立宪党的旗帜”。立宪民主党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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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四天的工夫开完了他们的所谓第五次“党”代表大会。左派立宪民主党人彻底垮台,被完全赶出了立宪民主党中央委员会(中央委员会由完全操纵“党”的38人组成)。右派立宪民主党人得到了完全的行动自由,即按照《关于第三届杜马中策略问题的报告》,按照这个替“可恶的狂饮节”作辩解的出色的“历史性的”辩护词的精神去行动的自由。社会民主党人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和圣彼得堡组织代表会议上,开始讨论第三届杜马中的策略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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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党的议会纲领的特点,就是公开赞同立宪民主党人在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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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届杜马中实际上也在执行的、只不过用了各种漂亮空话和托词来加以掩饰的反革命政策。例如,十月党人公开宜称,修改根本法和选举法是“不合时宜的”,因为首先需要实行“一系列刻不容缓的改革”,以便“安抚人心,消除各种由贪欲和阶级利益引起的斗争”。立宪民主党人嘴上没有这么说,然而他们在第二届杜马中恰恰就是这么做的。又如,十月党人主张“吸引尽可能广泛的人士参加自治”,同时又主张要“保证”贵族有“适当的代表权”。这种露骨的反革命主张比立宪民主党的政策诚实:立宪民主党口头上答应实行普遍、直接、平等和无记名投票,但是实际上它无论在第一届杜马或第二届杜马中,都拼命反对地方土地委员会按这种方式选举产生,并建议在这样的委员会中农民和地主各占一半,这同样也就是要“保证贵族的代表权”。再如,十月党人公开拒绝强制转让地主的土地。立宪民主党则表示“赞同”,但他们是这样来赞同的:当第二届杜马就是否要作出一项承认强制转让的一般规定以结束土地问题辩论进行表决时,立宪民主党便同右派站在一起投票反对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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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和社会民主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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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党人以巩固反革命的“胜利”为条件,准备答应进行任何自由主义的改革。这里包括什么“扩大杜马预算权”(这可不是闹着玩的!),“扩大杜马对政权行动的合法性的监督权”,保障法院的独立性,“不再限制成立工人经济组织和举行经济罢工”(指“不危及国家和社会利益的罢工”),“巩固正当的公民自由的原则”,等等,等等。代表政府的“十月”党就象斯托雷平先生的政府本身一样,慷慨地说了一大堆“自由主义的”空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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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宪民主党人在他们的代表大会上对关于对待十月党人的态度问题是怎么提的呢?为数很少的左派立宪民主党人原来都是些空谈家,他们连有条有理地提出问题都不会。而为数众多的改头换面的十月主义的右派骑士,则紧紧地纠集在一起,以便最卑都无耻地掩盖真相。左派立宪民主党人的软弱无能,最突出地表现在他们的决议草案中:草案第1条建议立宪民主党“采取极端反对派的立场,不要接近同它(立宪民主党)的精神和纲领都格格不入的十月党”。第2条则号召“不要拒绝支持可以引导国家走向解放和民主改革的法案,不管这些法案来自何方”。这真是笑话,因为在第三届杜马中可以获得多数支持的法案除了来自十月党,不可能来自其他方面!左派立宪民主党人先生们遭到失败完全是活该,因为他们是可怜的胆小鬼或傻瓜,他们不会明明白白、直截了当地指出,企图在这样一个杜马中行使立法权是有失体面的,同十月党人投一样的票就是支持反革命。看来,左派立宪民主党人中间有个别人是明白事理的,但是作为沙龙民主主义者,他们在代表大会上畏首畏尾。至少日尔金先生曾经在《同志报》上透露过立宪民主党人萨福诺夫的如下一段私下的谈话:“我认为,立宪民主党党团目前应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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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恶的狂饮节”在准备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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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取第一届杜马中的劳动团的立场。采取反对派立场,讲一些激烈的话,如此而已。而他们却打算行使立法权。怎么行使呢?靠同十月党人的交情和联盟吗?多么奇怪的右倾。全国都左,我们却在向右转。”(《同志报》第407号)看来,萨福诺夫先生也有感到羞愧、良心发现的时候…不过只是在私下里表露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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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米留可夫先生及其一伙却充分表现了他们恬不知耻、丧尽天良的野心家的一贯本色。他们通过的决议掩盖了问题的实质,为的是去欺骗广大的公众,在议会中出卖灵魂的自由派英雄们一直就是这样欺骗人民的。代表大会的决议(“提纲”)对十月党人只字未提!这是难于置信的,然而却是事实。立宪民主党代表大会的中心问题,就是立宪民主党人要不要同十月党人投一样的票。全部争论都是围绕着这个问题进行的。但是资产阶级政客的全部本领,就是欺骗群众,掩盖自己在议会中的勾当。立宪民主党代表大会10月26日通过的《关于策略的提纲》是一份经典性文件,它表明:第一,立宪民主党人怎样同十月党人勾结在一起:第二,自由派用来欺骗群众的决议究竞是怎样写成的。应当把这份文件同“十月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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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日同盟”的“议会纲领”比较一下,也应当把它同米留可夫在立宪民主党代表大会上作的《关于策略问题的报告》(《言语报》第255号)对照一下。下面就是这个报告中最重要的几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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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虽然处于反对派的地位,但是(正是“但是”!》它决不会起不负责任的少数派的作用,所谓不负责任的少数派的作用,也就是党所形容的极左派在杜马中的那种行为。(如果把这种议会腔调的话改成通俗易懂、直截了当的话,就是:十月党人先生们,行行好,给我们一席之地吧,我们实在只是挂名的反对派啊!》党不会把杜马当作准备开展杜马外的活动的工具,而是把它当作具有法律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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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规定的那部分最高权力的最高国家机关。十月党人直截了当地宜称,修改根本法是不合时宜的,这不是更诚实吗)党在第三届杜马中也和在前两届杜马中一样,决心积极参加杜马的立法工作。党始终认为这种活动是党的主要的和根本的活动,以这一活动来同左派的鼓动目的和右派的秘密活动相抗衡。”得啦,先生们,说到“秘密活动”,你们又在撒谎,因为在上两届杜马中,正是你们同大臣们或大臣的仆从们在搞秘密活动!而放弃鼓动就是彻底地永远地放弃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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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在第三届杜马中行使立法权,就必须以某种方式,直接或间接地同十月党人纠集在一起,完全站到反革命的和维护反革命胜利的立场上去。立宪民主党力图避而不谈这个显而易见的事实。但是他们在报告的另一个地方却说漏了嘴:“要行使立法提案权,应该事先弄清楚党的提案是否真正通得过。”而能不能通过,取决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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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党人。弄清楚是否通得过,就是说要在暗地里求助于十月党人。行使动议权要预先弄清楚提案是否通得过,就是说要阉割自己的提案以讨好十月党人,就是说要使自己的政策受“十月党”支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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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们,中间道路是没有的。要么做一个采取真正反对派立场的党,那样一来就是做不负责任的少数派。要么做一个积极参与反革命立法的党,那样一来就是在十月党人面前卑躬屈节。立宪民主党选择了后一条道路。据说,黑帮杜马因此把右派立宪民主党人马克拉柯夫选进主席团,以资奖励!马克拉柯夫对此是当之无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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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为什么直到现在还有一些社会民主党人主张支持立宪民主党呢?这类社会民主党人是知识分子市侩习气和整个俄国生活的市侩习气的产物。这类社会民主党人是由普列汉诺夫的庸俗马克思主义熏陶出来的。在社会民主党圣彼得堡组织代表会议上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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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恶的狂饮节”在准备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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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可以看出,孟什维克追随右派杜马,继续向右转。他们准备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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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党,也就是支持代表政府的党!社会民主党人为什么不投比鲍勃凌斯基强的霍米亚科夫的票呢?这是一个是否恰当的问题!既然只能在鲍勃凌斯基和普利什凯维奇之间选择一个,那么为什么不投前者的票呢?既然马克思教导我们要支持资产阶级反对封建主①,那么为什么不支持十月党人反对黑帮分子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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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啊,说来惭愧,但不说也不对:普列汉诺夫把他那些孟什维克弄到使社会民主党蒙受奇耻大辱的地步。他象一个名副其实的套中人,老是重复“支持资产阶级”的陈词滥调,他唠叨得叫人发昏,使人再也弄不明白无产阶级在革命斗争中、在反对反革命的斗争中的特殊任务和特殊条件究竞是什么。马克思对革命时代的分析,全都是围绕着真正的民主派尤其是无产阶级同立宪幻想、同自由派的叛卖行为、同反革命的斗争来进行的。普列汉诺夫承认马克思,但是他承认的是被歪曲成司徒卢威的马克思.现在就让普列汉诺夫自食其果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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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派在俄国革命中的反革命性质已经被10月17日以前特别是10月17日以后的全部事态的发展所证实。第三届杜马甚至能使瞎子也看清楚了。立宪民主党人同十月党人的接近是一个政治事实,任何托词和狡辩也掩盖不了。让低能的伯恩施坦派报纸《同志报》无可奈何地为此啜泣吧,让它一边啜泣,一边在政治上牵线,把立宪民主党人往十月党人那边推吧。社会民主党应当懂得俄国自由派的反革命性的阶级根源。社会民主党应当在杜马中无情地揭露立宪民主党人靠近十月党人的一切手段,揭露所谓民主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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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503页.一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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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派的种种卑鄙行径。工人政党一定会对所谓“保住火种”的种种见解嗤之以鼻,让社会主义的旗帜和革命的旗帜高高飘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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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于907年11月5日无产者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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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自《列宁全集等俄文第5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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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日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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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6卷第152一15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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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评判者是些什么人呢?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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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7年11月5日〔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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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阶级报刊幸灾乐祸地嘲笑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内孟什维克和布尔什维克的分裂,尤其是嘲笑伦敦代表大会上的激烈斗争,这己是屡见不鲜的事了没有人想到要去研究一下这些分歧,分析一下这两种倾向,向读者介绍一下分裂的历史和孟什维克同布尔什维克分歧的整个性质。《言语报》和《同志报》的政论家韦尔格日斯基之流、叶・库・之流、列亚斯拉夫斯基之流等等penny-arliner(文丐们),纯粹捕风捉影,搜瘦集饱食终日的沙龙清谈家们“津津乐道的”“丑闻”细节,并且力图用有关我党斗争的乱七八糟的笑话来搅乱人们的头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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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革命党人也采取了这种庸俗嘲笑的态度。《劳动旗帜》第6号的一篇社论,搬出切列万宁对伦敦代表大会上的争吵情况的描述,嘲笑“成千上万”的花费,兴致勃勃地大谈“俄国社会民主党当前内部状况的一幅满不坏的图景”。这样的开场白,自由派是用来为吹捧普列汉诺夫这类机会主义者作铺垫的,而社会革命党人则是用来为严厉斥责这些机会主义者作伏笔的(现在社会革命党人也在重复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反对召开工人代表大会的论据!他们到底醒悟过来了!)。但是无论前者或后者,对社会民主党内的严重斗争都同样采取了幸灾乐祸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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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评判者是些什么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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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先简单谈一下发动这场进攻的自由派英雄们,然后再详细谈谈“同机会主义作斗争”的社会革命党英雄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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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派嘲笑社会民主党内的斗争,是为了掩盖他们在立宪民主党问题上对公众一贯的欺骗。他们的欺骗是彻头彻尾的,立宪民主党本身的内部斗争以及立宪民主党人同当局的谈判都始终被掩盖了。谁都知道,左派立宪民主党人在指责右派,谁都知道,米留可夫之流、司徒卢威之流等等先生们曾谒见过斯托雷平之流先生们。然而确切的事实却被掩盖起来了。分歧被遮盖起来,关于司徒卢威先生们同左派立宪民主党人的争论只字未提。历次立宪民主党代表大会统统没有记录。无论是他们党的党员总数还是各组织的党员人数,自由派均未公布。各个委员会的倾向也无从知道。十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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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团漆黑,《言语报》十足的官方的造谣,谒见过大臣的人们对民主派的十足的欺骗一这就叫作立宪民主党。靠着议会活动向上爬的律师和教授们伪善地谴责地下活动,赞扬各政党的公开活动,而实际上是嘲弄公开性这一民主原则,向公众掩盖自己党内的各种不同的政治倾向。跪倒在米留可夫脚下的普列汉诺夫,看不出立宪民主党人这种粗暴的、航脏的、包上一层文明外衣的对民主派的欺骗,他该有多么近视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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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社会革命党人又如何呢?他们是否履行了正直的民主派(我们谈到社会革命党人时,不把他们叫作社会党人)的职责呢,就是说,他们是否在明白而真实地向人民说明那些想带领人民前进的人们中间的各种政治倾向的斗争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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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来看看事实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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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革命党905年十二月代表大会2,是第一次也是唯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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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发表了记录的代表大会。中央机关报的代表图奇金先生大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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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评判者是些什么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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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道:“社会民主党人似乎曾经真心实意地确信,政治自由到来之日,即是我党政治上灭亡之时…自由时代所证明的却是另一种情况。”(记录补充材料,第28页)得了,图奇金先生,是这样吗?自由时代真的证明了这一点吗?社会革命党在905年、906年、907年的实际政策真的证明了这一点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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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来看看事实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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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革命党代表大会的记录(905年12月举行大会,906年公布记录!)中写道:一批在这次大会上只有发言权的著作家,10月17日以后“坚决要求社会革命党中央组织一个公开的党”(记录第9页:以下引文均引自记录)。他们向社会革命党中央委员会“建议成立的,不是公开的社会革命党组织,而是单独的与它平行的人民社会党”(第51页)。中央拒绝了这个建议,并且把问题提交代表大会讨论。代表大会以多数票对1票(7票弃权)否决了人民社会党人的提案(第66页)。图奇金先生拍着胸脯叫道:“难道一个人可以同时参加两个党吗?”(第61页)而舍维奇先生暗示了一下人民社会党人近乎自由派,结果人民社会党人罗日杰斯特文斯基先生就沉不住气了(第田页),他声言“谁也没有权利”把他们叫作“半自由派”(第田页)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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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就是这样。905年社会革命党人同“半自由派”的人民社会党人决裂了。真的决裂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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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905年,报刊是党公开影响群众的最有力的手段。在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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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舍维奇先生看到这位沉不住气的人民社会党人受了委屈,便稍稍让了步,“作了修正”(第63页),“以个人名义(:》解释”说:“我并没有打算把讲演人列入自由派玫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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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评判者是些什么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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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自由日子”里,社会革命党人一直是同人民社会党人结成联盟来办报的,诚然,这是十二月代表大会以前的事。从形式上看社会革命党人在这个问题上是做得对的。但是实际上他们却在充分自由的时期,在最能公开影响群众的时期,向公众掩盖了党内两种不同的倾向.他们的分歧并不比社会民主党内的分歧小,不过社会民主党关心的是把分歧弄清楚,而社会革命党人关心的则是用外交手腕来掩盖分歧。905年的事实就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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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看看906年。这是第一届杜马的“小自由”时期。社会主义的报纸重整旗鼓。社会革命党人又同人民社会党人结成联盟,他们的报纸是合办的。难怪在代表大会上同“半自由派”的分裂是一种外交手腕了:高兴分裂就分裂,不高兴分裂就不分裂!提案被否决了,“同时参加两个党”的想法遣到了嘲笑,但是…但是人们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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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身跨着两个党,并且感恩不尽地叫道:感谢上帝,我们不象起内江的社会民主党人!事实就是这样。俄国两个出版自由时期的标志是,社会革命党人同人民社会党人结成了联盟,用欺骗手法“外交手腕”)向民主派掩盖了他们党内出现的两种迥然不同的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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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看看907年。在第一届杜马以后,人民社会党人正式建立了自己的政党。这原是不可避免的,因为在第一届杜马中,在各政党第一次对全俄农民代表发表演说时,人民社会党人和社会革命党人提出了不同的土地法案(104人法案和33人法案)。人民社会党人当着劳动派代表的面,击败了社会革命党人,为自己的法案即自己的土地纲领征得的签名要多两倍多。而这个纲领,据社会革命党人维赫利亚耶夫认为(《我们的思想》文集第1集中的文章:《人民社会党和土地问题》圣彼得堡907年版),同906年11月9日的法令1“一样”,“将会否定村社土地使用制的根本原则”。这个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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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评判者是些什么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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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把“自私自利的个人主义的表现”合法化了(维赫利亚耶夫先生的文章,第阳页),“用个人主义脏水污染了思想的巨流”(同上,第91页),走上了“怂恿人民群众中的个人主义和利己主义思潮的道路”(同上,第9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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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象是很清楚了吧?农民代表绝大多数都表现出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社会革命党人向全俄农民代表发表的首次演说,就出色地证实了社会民主党的理论,事实上使社会革命党人变成了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极左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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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也许社会革命党人在人民社会党人离开了他们并在劳动团中通过了自己的纲领以后,总该同人民社会党人十分明确地划清界限了吧?没有。彼得堡第二届杜马的选举所表明的情况正好与此相反。同立宪民主党人的联盟,是当时社会主义运动内的机会主义的最重大的表现。黑帮危险是一个幌子,它掩盖着向自由派屈服的政策。立宪民主党的报刊强调孟什维克和人民社会党人的“温和”,就特别明白地揭示了这一点。社会革命党人采取什么态度呢?我们的“革命党人”同人民社会党人和劳动派结成了联盟:建立这一联盟的条件对公众隐瞒起来了。我们的革命党人完全同孟什维克一样,跟在立宪民主党人的后面跑。社会革命党的代表向立宪民主党人建议结成联盟(907年1月18日的一次会议。参看尼·列宁的小册子《你会听到蠢人的评判…》907年1月15日圣彼得堡版。“小册子指出,在协议的问题上,社会革命党人在政治上是不老实的,它一面同907年1月7日向立宪民主党人宜战的社会民主党进行谈判,一面又同立宪民主党人进行谈判)。社会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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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4卷第272一因0页.一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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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评判者是些什么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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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人参加左派联盟是违背自己的意愿的,是由于遣到立宪民主党人的拒绝的缘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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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社会革命党人在同人民社会党人完全决裂以后,实际上执行了人民社会党人和孟什维克的政策,即机会主义者的政策。他们的“长处”就在于:他们把执行这一政策的动机和自己党内的思潮掩盖起来,蒙蔽世人耳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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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7年2月间社会革命党的紧急代表大会“不仅没有提出这个同立宪民主党联盟的问题,不仅没有认清这样一项政策的影响,反而确认了这一政策!请想一想格·安·格尔舒尼在这次代表大会上发表的讲话吧。《言语报》当即对这篇讲话大加赞扬,就象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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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贯称赞普列汉诺夫一样。格尔舒尼说,他仍然坚持“原来的意见:立宪民主党人现在还不是我们的敌人”(小册子《格·安·格尔舒尼在社会革命党紧急代表大会上的讲话》907年版第11页。全书共15页,上面印着社会革命党的口号:“在斗争中争得自己的权利”)。格尔舒尼警告反对派不要搞内部的相互争斗,他说:“人民会不会不再相信通过人民代表机关来管理国事这种可能性呢”。(同上)显然,社会革命党代表大会本着这位热爱立宪民主党的人的精神通过了一项决议,决议中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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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大会认为,在各个派别孤立行动以及各党团之间斗争激烈的情况下,在杜马中截然划分党派界限,会使反对派多数的活动完全陷于瘫痪,从而在劳动阶级心目中降低人民代表机关这一思想本身的威信。”(社会革命党《党内消息》杂志5907年3月8日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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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已经是彻头彻尾的机会主义了,比我们的孟什维主义还要恶劣。格尔舒尼迫使社会革命党代表大会重蹈普列汉诺夫路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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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评判者是些什么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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覆辙,不过他干得稍微笨拙些罢了。社会革命党杜马党团的全部活动,都反映了立宪民主党的这种关心全国反对派团结的策略的精神。社会民主党人普列汉诺夫和社会革命党人格尔舒尼的区别仅仅在于:前者所在的党并不掩饰这种颓废主义,而是揭露它,同它进行斗争:后者所在的党的一切策略原则和理论观点都是混乱不清的,而且用小团体的外交手腕的厚实帷幕对公众掩盖起来了。“家丑不可外扬”,一社会革命党人先生们是精于此道的。他们的确不能把丑事外扬,因为除了丑事,就什么也没有了!他们是不能说出他们在905年、906年和907年同人民社会党人的关系的全部真相的。他们不能吐露:一个党一个党而不是一个小组…怎么能够今天以67票对1票通过一个极端机会主义的决议,而明天又声嘶力竭地高喊“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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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的,“评判者”先生们,你们可以为社会民主党内的微烈斗争和分裂而欣喜若狂,对你们这种形式上的权利我们并不羡慕。不用说,在这场斗争中有许多令人不快的东西。在这种分裂中无疑有许多对社会主义事业极其有害的东西。尽管这样,我们一分钟也不想把这个沉重的真相换成你们那种“轻松的”谎言。我们党得的这场重病是一个群众性的政党在成长过程中的病症,因为如果没有完全弄清各种本质上的细微差异,没有各种倾向之间的公开斗争,不向群众介绍党的哪些活动家、党的哪些组织正在采取哪种路线,那就不可能有群众性的政党,阶级的政党。没有这些,就不可能建立起名副其实的党,而我们正是在建立这样的党。我们已经做到把我党两个派别的观点真实地、明白地和清楚地摆到大家面前。个人的偏激也好,派别的纠纷和争吵也好,内江和分裂也好,所有这些都是微不足道的,与之相比,重要的是无产阶级群众和凡是能够自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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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评判者是些什么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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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对待政治的人,都能从两种策略的经验中真正学到一些东西。我们的争吵和分裂将会被人遗忘。我们的经过千锤百炼的策略原则将作为基石载入俄国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的史册。几年以后,也许甚至几十年以后,人们将根据数以百计的各种各样的实际问题去探究这个或那个派别的影响。俄国的工人阶级和全体人民都知道,当谈到布尔什维主义或孟什维主义时,究竞指的是什么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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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知道立宪民主党人吗?立宪民主党的全部历史是一场十足的政治把戏,它对最主要的东西避而不谈,始终关心的只是不惜任何代价来掩盖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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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知道社会革命党人吗?社会革命党人明天会不会再同社会立宪民主党人结成联盟呢?社会革命党人是不是现在就在搞这样的联盟呢?他们是不让自己沾上劳动派的“个人主义脏水”呢,还是让这种脏水在自己党内日益泛滥?他们是否仍旧坚持全国反对派团结一致的理论呢?他们是否只是昨天才接受这个理论呢?他们会不会明天又把这个理论扔在一边,几个星期不予理会呢?这是谁也不知道的,连社会革命党人先生们自己也不知道,因为社会革命党的全部历史,就是一部始终一贯、接连不断地用空话和花言巧语来掩盖、混淆和粉饰分歧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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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会这样呢?并非因为社会革命党人也象立宪民主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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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样,是资产阶级野心家。不,对他们这个小团体的真诚是不能怀疑的。他们的不幸就在于他们不可能建立起一个群众性的政党,不可能成为阶级的政党。客观的形势是:它只能成为农民民主派的一冀,成为不独立的、不平等的附属物,成为“隶属于”劳动派的一个“小组”,而不会成为一个独立的整体。狂飙突进时期未能帮助社会革命党人挺直腰干,这个时期使他们同人民社会党人紧紧拥抱,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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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评判者是些什么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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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连分裂都没有把他们拆散。反革命进攻时期并没有加强他们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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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社会阶层的联系,只是引起了对农民的社会主义性的新的现在社会革命党人正在竭力加以掩饰的)摇摆和动摇。现在当人们读到《劳动旗帜》上那些热情洋溢地歌颂社会革命党从事恐怖活动的英雄们的文章时,就会情不自禁地自言自语道:先生们,你们的恐怖主义并不是你们的革命性的结果。你们的革命性仅仅限于恐怖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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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这样的评判者要来评判社会民主党,还差得很远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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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于907年11月5日无产者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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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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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日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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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6卷第1田一16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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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四次代表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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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次全国代表会议”)文献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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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7年11月5日和12日〔18日和25日)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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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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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第三届国家杜马中社会民主党党团的策略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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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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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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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同志的前提是:俄国革命的客观任务还没有完成,已经到来的反动时期向无产阶级提出了战胜普遍的动摇、特别坚决地捍卫民主事业和革命事业的任务。由此产生的看法就是:杜马应当用于革命目的,主要是用于广泛传播党的政治观点和社会主义观点,而不是用于进行立法“改革”,因为这种“改革”在任何情况下都只能是对反革命的支持和对民主派的肆意削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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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列宁同志的话来说,杜马问题的“关键”就是要阐明下述三点:(1)杜马的阶级成分怎样:(2)杜马的中派对革命和民主派应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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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四次代表会议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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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取、将会采取什么态度:(③)在俄国革命发展进程中杜马活动的意义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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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一个问题上,列宁同志根据对杜马成分的分析(根据有关代表分属政党情况的材料)强调指出,要使第三届杜马接受声名狼藉的所谓“反对派”的观点,必须有一个条件,即至少要有87名十月党人同立宪民主党人和左派合作。立宪民主党人和左派要想在表决法案时取得必要的多数,还少87张票。就是说,必须有绝大多数十月党人参加,才能在杜马中进行真正的立法活动。这样的立法活动会产生怎样的结果,同十月党人一致行动会使社会民主党蒙受多么大的耻辱,这都是很清楚的。这里问题并不在于抽象的原则。抽象地说,可以而且有时甚至应该支持大资产阶级的代表。但是在目前情况下必须考虑到俄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发展的具体条件。俄国资产阶级早就走上了反对革命而同专制制度妥协的道路。最近一次立宪民主党代表大会彻底撕下了米留可夫先生之流用来遮盖自己的遮羞布。这次大会是一起重大的政治事件,因为立宪民主党人已经厚颜无耻地声明说,他们要到十月党人一黑帮杜马中去行使立法权,而对“来自左面的敌人”则要进行斗争。这样,杜马中可能形成的两个多数,即十月党人一黑帮多数和立宪民主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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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十月党人多数,都将努力通过不同的途径收紧反动的套索:前者将竭力恢复专制制度:后者则会同政府搞交易,并且提出旨在掩盖资产阶级反革命企图的徒有虚名的改革。可见,社会民主党决不能采取支持立法改革的立场,因为那样就等于支持代表政府的十月党。在目前的政治基础上,在目前的力量对比情况下,“改革”的道路并不意味着改善群众的生活状况、扩大自由,而是意味着对群众的不自由和受奴役处境作出官僚式的详细规定。例如斯托雷平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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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关于第三屈国家杜马中社会民主党党团的策略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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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本法第87条颁布的土地改革法就是如此。这次改革是进步的,因为它在替资本主义扫清道路,但是没有一个社会民主党人打算支持这种进步。孟什维克老是重复一个死板公式:资产阶级的阶级利益一定会同专制制度发生冲突!但是这种庸俗的假马克思主义,没有一丝一毫符合历史真理。难道拿破仑第三和俾斯麦没有暂时满足过大资产阶级的贪欲吗?难道他们不正是利用他们的“改革”来勒紧劳动群众脖子上的绞索,一勒就是许多年吗?认为俄国政府在同资产阶级搞交易时就会同意实行另外一种改革,这有什么根据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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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于日07年11月9日无产者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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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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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0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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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6卷第1伊一17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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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四次代表会议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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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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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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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问题的关键是弄清楚杜马的阶级成分,弄清楚这些阶级对资产阶级民主、对革命、对反革命持何种态度。这种分析不仅应当是党团的政策的基础,而且应当是党对杜马的态度的基础。杜马中有两个多数。这两个多数的情况如何?党的政策就是根据对这两个多数的分析制定的。下面我列举一些数字来进行这一分析。4田名杜马代表中包括:社会民主党人16名:左派16名:立宪民主党人48名:亲立宪民主党分子45名:无党派人士8名(自由派共101名):十月党人96名:亲十月党分子23名:右派187名。从这些数字就可以看出杜马中存在着两个多数。自由派十十月党人=220名。十月党人+右派=306名。在彼得堡代表会议上有一位孟什维克同志说过,不可能形成十月党人一立宪民主党人多数。如果说立宪民主党人和十月党人现在还没有勾结起来的话,那他们是会勾结起来的,因为根据这两个党所代表的阶级的性质,这种结盟是可能的。十月党人代表原始积累时期的反革命资产阶级,立宪民主党人代表以后各个发展阶段的反革命资产阶级。反对革命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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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点使十月党人同立宪民主党人接近起来。当有人建议我们支持立宪民主党人的时候,我们总是考虑到这个联盟.问题的关键是社会民主党人能不能支持十月党人一立宪民主党人联盟。其余的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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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关于第三屈国家杜马中社会民主党党团的策略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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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都是由此派生出来的。必须从革命民主主义的观点,而不是从适宜与否的观点来研究这个问题。有人认为这个多数依靠的是资产阶级,而右派依靠的则是农奴主土地占有制.这是他们支持这个多数的依据。支持十月党人一立宪民主党人联盟的方针的实质就是如此。从社会民主党的观点来看,可不可以支持十月党人一立宪民主党人联盟呢?抽象地说,我们有时候并不是不可以支持十月党人。但这样的问题是不能抽象地解决的。不久前十月党人提出了扩大杜马预算权的决议案。如果这个要求能引起广泛的人民运动,那我们就要支持它。但是,事实上十月党人现在推行的是另外一种政策。如果承认立宪民主党人代表资产阶级,那么根据抽象的推论,社会民主党就得支持拿破仑第三的政策了,因为拿破仑第三违反土地占有者的意愿而推行资产阶级的政策。对俾斯麦的反对容克的政策也可以这样说。具体地说,十月党人和立宪民主党人所代表的是反对革命的资产阶级。俄国资产阶级的整个性质使得他们要用一些改革来掩盖其反革命行径。这一点,立宪民主党代表大会的资料可以作证。当立宪民主党人在901年谈论借款时,我们就说他们正在以此进行背叛:可是当时有人对我们说,这样说还为时过早。关于他们背叛自己的土地纲领的事…现在立宪民主党人认为民主主义的要求已经毫无希望了。有人对我们说,我们应当支持立宪民主党人的改革。这等于说,我们应当支持反革命。这就会使社会民主党不成其为社会民主党。这是不能用我们支持资产阶级去反对农奴主一土地占有者来辩解的。立宪民主党代表大会的报告说,立宪民主党人正在取得合法地位。可是,这是预先注定要同十月党人达成协议的,因为立宪民主党人谈的是实际通过这些提案,而不是在讲坛上进行宜传。同时立宪民主党人对于同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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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四次代表会议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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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人结盟一事却只字不提。报告的另一处说,一旦左派恢复自己的策略,立宪民主党人就要对此给予回击。这是同十月党人达成协议的条件。这几乎就是反革命行径了。如果社会民主党支持十月党人+立宪民主党人,那么它将陷入何种境地呢?我们不妨回忆一下1861年的改革。当时自由派提出了一些与革命背道而驰的改革方案。社会民主党人在第二届杜马中谈到这次改革,说它加强了反革命势力。这是套在农民和工人脖子上的饺索。关于我们支持十月党人十立宪民主党人的问题,也可以这样说。杜马主席团问题给我们上了一课。孟什维克是从适宜与否的观点提出这个问题的。关键在于选一个好一点的主席。立宪民主党人硬说,他们认为霍米亚科夫当主席要好些。这和第二届杜马中的主席问题相似。当时投了一个立宪民主党人的票,后来又反对他。霍米亚科夫当选之后,立宪民主党人听到他的演说中闭口不谈立宪问题:此后,立宪民主党人在《言语报》上说自己受骗了。这不是偶然的。在本届杜马中,支持霍米亚科夫是立宪民主党人的一个阴谋。对于出现一个反对他们的主席团,他们应负政治责任。资产阶级自由派的全部历史表明,他们是被地主牵着鼻子走的。资本家的统治使资产阶级自由派有了靠山。立宪民主党人的整个政策是听任反革命地主愚弄资产阶级自由派。社会民主党如果支持十月党人,那不仅从社会主义任务的观点来看,而且从民主主义任务的观点来看,都是错误的。我们的党团本应作出决定,并且告诉劳动派,说明对立宪民主党人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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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党人的任何支持都是对革命的背叛,因为这种支持就等于跟着地主走。社会民主党本应告诉劳动派说,社会民主党是民主事业最彻底的捍卫者,可是它并没有这样做,于是11月3日劳动派出席了立宪民主党人的会议。我们今后的政策应该表现在行动上,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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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关于第三屈国家杜马中社会民主党党团的策略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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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停留在口头上。马·说,必须分化立宪民主党人。但是要做到这一点,就需要有一条明确的政治路线。立宪民主党人尼科尔斯基在《同志报》上写道,他后悔投了十月党人的票。我们的坚定政策将把左派团结在我们的周围。委托书是会帮我们的忙的。社会民主党应对自己的代表在第二届杜马中提出的关于转入讨论当前事务以谴责第87条(?关于土地问题)的建议遣到失败一事坚决地发表意见十社会民主党应当每次都向左翼民主派提出最后通牒。对社会民主党来说,最重要的是给立宪民主党人一十月党人联盟下一个原则性的定义一这个联盟是反革命的装饰品。甚至社会民主党的沉默也会成为依附自由派资产阶级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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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自列宁文集俄文版第38卷第252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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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四次代表会议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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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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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第三届国家杜马中社会民主党党团的策略的报告的总结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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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李伯尔谈到无政府主义者、社会革命党人和其他这类人的情况。卡·考茨基说,莫斯科起义使他本人改变了看法,他原来认为无产阶级的使命已经完成。他还说,他认为无产阶级只有同农民结成联盟,才可能取得胜利.这是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之间意见分歧的根源。李伯尔把提纲提出来了。现在我用德国的例子来回答提纲的第1条。德国的革命表明,尽管资产阶级的工业发展迅速,但资产阶级却从来也没有掌握过政权。早在1848年的《宣言》中就说过,愈往东方,资产阶级胜利的条件就愈少。梅林写道,德国自由派分子走的是一条可怜而又顺从的道路。马克思早在1875年就说过,在德国我们看到各种政治形式的军事专制制度…(?)1$德国资产阶级政治革命的例子表明,我们所看到的是地主对资产阶级的改造。俾斯麦是按资产阶级方式改造德国的。李伯尔所提出的,斯托雷平都能办到一这就是伸斯麦主义,而在德国没有任何人说过要支持俾斯麦。李伯尔已经谈起改良主义来了。说什么我们应当支持十月党人一立宪民主党人联盟。在斯托雷平制度下的俄国,我们能这样做吗!?李伯尔是俄国最大的最糟糕的改良主义者。难怪唐恩要同李伯尔划清界限。唐恩说得就比较巧妙。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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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关于第三届国家杜马中社会民主党党团的策略的报告的总结发言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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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说,主要的是十月党人一右派联盟掩饰…李伯尔的地方。他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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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党人一立宪民主党人联盟说成某种还应该争取的力量。但这样一来,就会成了可能向左转的十月党人一立宪民主党人多数了。立宪民主党第五次代表大会是个大事件。唐恩说,我们在重复伦敦决议。说得还不够。在我们的决议里还考虑到立宪民主党第五次代表大会。立宪民主党人在向右转,这个十月党人也在向右转。为了搞出李伯尔所想要的东西,他只得牺牲我们的纲领,因为这个纲领谈到各项改良措施。社会民主党是支持反对派的,但是反对那些巩固警察官僚制度阵地的措施。在第一届杜马中,立宪民主党人提出过一些社会民主党人不能支持的法案。我们在谈论十月党人一立宪民主党人联盟时,考虑到了立宪民主党第五次代表大会。我们比唐恩要实际。不,本应就选举霍米亚科夫的问题,同左派商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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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委托书对记名投票来说是违反民主的,那么黑帮就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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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宪民主党人更乐于进行记名投票。第二届杜马的经验表明,委托书毫无用处。如果你们把委托书当成宝贝,你们就会放弃实际的政治。劳动派参加立宪民主党人的会议,这本来是会引起一番议论的。唐恩说过,在某些问题上必须支持立宪民主党人。就拿根据第87条提出的土地法案来说,这是一个进步的法案。既然你们已经同农民发生了冲突,社会民主党还能支持这个法案吗?有斯托雷平式的资产阶级的发展,同时也有土地平分社的发展。俾斯麦也好,拿破仑第三也好,斯托雷平也好,社会民主党人任何时候都是不会支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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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自《列宁文集》俄文版第38卷第27一2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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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四次代表会议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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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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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第三届国家杜马中社会民主党党团的策略的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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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全国代表会议根据伦敦代表大会关于国家杜马和关于各非无产阶级政党的决议,认为有必要对这些决议作如下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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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在作为六三政变结果的第三届杜马中可能出现两个多数:黑帮一十月党人多数和十月党人一立宪民主党人多数。黑帮一十月党人多数主要代表农奴主一地主的利益,是反革命的,他们主要是主张维护地主的利益和加紧镇压,直至力图完全恢复专制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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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党人一立宪民主党人多数主要代表大资产阶级的利益,它无疑也是反革命的,但是喜欢用某些徒有虚名的、官僚式的改革来掩盖他们反对革命的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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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杜马中的这种情况特别有利于政府和立宪民主党人玩弄两面的政治把戏。政府想在加紧镇压并继续用武力来“征服”俄国的同时,把自己装扮成立宪改革的拥护者。立宪民主党人投票时实际上同反革命的十月党人保持一致,却想把自己不仅装扮成反对派,而且还装扮成民主派的代表。在这种情况下,社会民主党就肩负着特别艰巨的任务:无情地向人民揭露这种把戏,既揭露黑帮地主和政府的暴力行为,也揭露立宪民主党人的反革命政策。社会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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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关于第三屈国家杜马中社会民主党党团的策略的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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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党人对立宪民主党人直接或间接的支持一一无论是组织有立宪民主党人参加的情报局,还是调整自己的行动以适应立宪民主党人的政策等等一目前都会直接损害对工人群众进行阶级教育的事业和革命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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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社会民主党人在坚持自己的社会主义目标并从这一立场出发批判一切资产阶级政党的同时,在自己的鼓动工作中应当首先向广大人民群众说明第三届杜马完全不符合人民的利益和要求,因而应当首先广泛地大力宜传在普遍、直接、平等和无记名投票的基础上召开立宪会议的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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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社会民主党在第三届杜马中的主要任务之一是:揭露政府和自由派各项提案的阶级实质,不断针锋相对地提出社会民主党的最低纲领(不打任何折扣)的要求,同时要特别注意涉及广大人民群众的经济利益的问题工人问题、土地问题、预算问题等等),何况第三届杜马的构成会给社会民主党的鼓动工作提供极为丰富的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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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如果社会民主党在表决某一问题时同黑帮一十月党人联盟或者同十月党人一立宪民主党人联盟投同样的票,社会民主党党团应当特别注意不要使这种表面上的吻合被利用来作为对某一联盟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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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社会民主党人在杜马中必须提出法案和行使质询权,为此在丝毫不违背社会民主党的纲领和策路、不缔结任何联盟的情况下,同比立宪民主党人左的其他集团协同行动。社会民主党党团应当立即向杜马左派代表建议组织情报局,这个情报局对参加者没有任何约束力,但是能为工人代表提供经常以社会民主党的政策的精神来影响民主派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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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四次代表会改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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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代表会议认为在社会民主党杜马党团首先要采取的具体步骤中,有必要特别着重指出的是,必须:(1)发表单独的宣言,(2)对六三政变提出质询,(③)在杜马中用最适宜的方式提出关于第二届国家杜马中的社会民主党党团被法庭审讯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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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于日07年11月9日无产者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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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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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0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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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6卷第172一17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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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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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届国家杜马和社会民主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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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7年11月上半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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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7年11月1日,第三届国家杜马开幕了,它是根据沙皇在907年6月3日第二届杜马解散后颁布的选举法召开的。905年12月11日颁布的旧选举法离实行普遍、直接、平等和无记名投票的选举权相去甚远,它歪曲了人民的意志,把杜马变成强奸民意的工具,在听命于沙皇专制制度的、由旧官吏和旧法官组成的参议院向第二届杜马“解释”这个选举法之后,尤其如此。6月3日,沙皇把工人、农民和城市贫民原来享有的少得可怜的选举权也剥夺了。这样,专制政府又犯下了一条无耻的反人民的罪行,它伪造人民代表机关,把杜马交给了地主和资本家这些沙皇专制制度的支柱、世世代代压迫人民的人去控制.事先就可以预料到,他们将在杜马中占统治地位。结果正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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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大家都已知道43知名杜马代表的选举情况。如果不算8名无党派人士,其余的431人分成四大派:(1)最大的一派是右派,即黑帮代表,有187人:(2)其次,十月党人以及亲近他们的政党,有19人:③)立宪民主党人以及和他们观点相似的,有93人:(4)左派,32人(其中社会民主党人16至18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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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叫黑帮分子,这是尽人皆知的。确实有一部分落后的不觉悟的工人、农民和城市贫民追随他们,但其主导部分则是地主一农奴主。对于这些地主一农奴主来说,保持专制制度是唯一的生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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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届国家杜马和社会民主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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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只有靠专制制度的帮助,他们才能掠夺国家财富,获得津贴、贷款、优厚的薪俸和种种施舍:只有靠专制制度的警察和军队,他们才能奴役饱受无地之苦的、被工役制2”和无法偿清的债务与欠税束缚起来的农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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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党人有一部分也是地主,这主要是这样一些人,他们用自己田庄上的粮食进行大宗交易,需要专制政府的庇护,希望国外不会对这些粮食征收太高的关税,通过俄国铁路把粮食运往国外时可以少花一些运费,官方在搞酒类专卖时能以较高的价格收购许多地主在自己的酒厂里用马铃薯和粮食酿造的酒精饮料。但是,除了这些凶恶贪婪的地主之外,十月党人中还有不少同样凶恶贪婪的资本家、工厂主、银行家。他们也需要政府的庇护,希望能对进口商品征收重税,这样本国商品就可以卖得很贵,希望官方向资本家的工厂提出对资本家有利的订货,等等。他们需要警察和军队把工人也变成他们手下的奴隶,如同农民是地主一农奴主手下的奴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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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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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清楚,十月党人和黑帮分子是多么相似。杜马中要是谈到国家的收支,他们共同关心的就是怎样让捐税的全部重担压到农民、工人和城市贫民的身上,而让收入落到资本家、地主和大官吏的手里。要是淡到把土地分给农民或改善工人的生活状况,黑帮分子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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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党人就会一致行动,只把他们所不需要的那些土地高价出售,把本来就已极其贫困的农民榨取一空:他们将竭力束缚住在资本主义沉重剥削下痛苦不堪的工人们的手脚。黑帮分子和十月党人当然要力求有更多的警察和军队来保卫他们“宝贵的”生命和“神圣的”财产,因为他们象害怕火一样地害怕革命,害怕为自由和土地而奋起进行伟大斗争的工人和农民的强大冲击。十月党人和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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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届国家杜马和社会民主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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帮分子加起来在第三届杜马中将占大多数一438人中占306人。这个多数可以为所欲为。这个多数是反对革命的,或者照通常的说法,是反革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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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十月党人可能会在一些问题上同大多数黑帮分子发生分歧。黑帮分子猖狂已极。他们相信,单凭警察的拳头、皮鞭、机枪和刺刀就可以消灭一切革命,扑灭人民对光明和自由的任何渴望。他们想依靠专制政府随心所欲地支配国家财富,从中谋取私利,把所有肥缺都据为己有,管理国家就象管理自己的田庄一样。十月党人没有忘记,地主和官吏迄今对国家的管理使他们得以把一切全都据为己有,给资本家留下很少东西。黑帮分子和十月党人这两头野兽为了一块肥肉,为谁能多得一点而争吵不休。十月党人不肯把肥肉全部或者大部分让给黑帮分子,因为不久前的日俄战争才教训过他们,这场战争表明,管理国家的黑帮分子极其昏庸无能,甚至连他们自己也遭到了损失,而资本家和商人遭到的损失就更大。因此,十月党人想掌握国家的部分权力,希望批准于自己有利、当然不是于人民有利的宪法。同时,十月党人想用各种法律欺骗人民,这些法律表面上好象对国家和人民的生活在作某些改革和改善,而实际上却在为富人的利益效劳。他们和黑帮分子一样,当然也准备依靠机枪、刺刀和皮鞭来对付革命,但与此同时,为了更加稳妥起见,并不反对用骗人的改革来蒙蔽人民群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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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此,十月党人需要另一些同盟者,而不是黑帮分子。诚然,即使在这些问题上,他们也指望把一部分右派从“俄罗斯人民同盟”的极端黑帮分子那里争取过来,但这还不够。因此,不得不寻找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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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同盟者,这些同盟者也是革命的敌人,但同时又是黑帮分子的敌人,他们拥护骗人的或微不足道的改革,拥护对大资产阶级也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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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届围家杜马和社会民主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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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在一定程度上对中等资产阶级有利的宪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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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同盟者十月党人在杜马中很容易找到。这就是立宪民主党,即这样一部分地主、大资产阶级和中等资产阶级的政党,他们完全适应于经营类似西欧各国那种真正的、模范的资本主义经济,这种经济也是以剥削为基础的,即以压追工人、农民和城市贫民为基础的,不过这种剥削巧妙、精明、手段高超,不是任何人都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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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下子识破的。在立宪民主党内,有许多经营真正的资本主义经济的地主,也有经营这种经济的工厂主和银行家,有许多从富人那里领取高薪的律师、教授和医生。诚然,立宪民主党人在他们的纲领中是向人民许了一大堆愿的:又是普选权,又是各种自由,又是八小时工作制,又是给农民以土地。但所有这一切仅仅是为了笼络人心。而事实上,他们在前两届杜马中也根本没有提出过普选权问题:他们所提出的关于各种自由的法律,实际上都是为了尽可能少给人民自由:他们在第二届杜马中提出的不是八小时工作制,而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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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小时工作制:他们准备给农民的土地仅仅是资本主义经济所不需要的那种土地,而且要收赎金,土地数量也有限,农民在得到这些土地以后,还是要到邻近的地主田庄去当雇工。这一切都是狡猾的骗局,工人根本没有上当,农民也很少受骗,只有城市贫民在某种程度上相信了立宪民主党人。而现在,在两届杜马解散以后,立宪民主党人完全老实了,开始巴结十月党人:宣称他们认为革命者、尤其是社会民主党人是他们的敌人,声明他们相信十月党人的宪制,选举杜马主席时他们投了十月党人的票。交易已经搞成。诚然,斯托雷平大臣看来不希望有持久的交易,他想压制立宪民主党人,并以此来影响十月党人,但实际上十月党人和立宪民主党人仍将构成杜马中的第二个多数。他们加在一起有212人,略少于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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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届围家杜马和社会民主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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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但是还有8名无党派人士将拥护他们,这样就会构成多数:更何况右派中的一些人在某些问题上还可能同十月党人和立宪民主党人投一样的票。当然,这第二个多数也将是反革命的,将要同革命较量:它只会用一些可怜的或对人民毫无用处的改革来掩饰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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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届杜马中的这两个多数能够战胜革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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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农民还没有获得足够数量的土地,只要人民群众还不能对国家管理施加主要的影响,伟大的俄国革命就不会停止。杜马中的两个多数能够做到这一切吗?提出下面这样的问间题都是可笑的:难道农奴主一地主和资本家吸血鬼会给农民土地,会把主要权力让给人民吗?不会!他们会赏给饥饿的农民一口饭吃,却要先把农民抢劫一空,他们只会帮助富农和土豪安排妥帖,并把全部权力抓到自己手里,让人民仍旧处于被压迫和被奴役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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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社会民主党人应当竭尽全力把人民的伟大事业一革命即争取自由和土地的斗争继续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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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十月党人充当后台的政府,还有立宪民主党人,它们在杜马中都想玩弄两面手法。政府一方面加紧迫害,用刺刀、绞架、监狱和流放征服俄国,另一方面又想把自己装扮成改革的拥护者。立宪民主党人实际上和十月党人抱成一团,却竭力表明自己是自由的真正保卫者。无论是前者还是后者都想欺骗人民和扼杀革命。这是绝对办不到的!为全体人民的解放而奋斗的始终不渝的忠诚的战士一社会民主党人将撕下伪君子和骗子手的假面具。他们将在杜马中和在杜马外揭露黑帮地主和政府的暴力行为,揭穿立宪民主党人的骗局。他们一定会懂得,也应该懂得,现在不仅要和政府进行无情的斗争,而且不能直接或间接地支持立宪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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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届围家杜马和社会民主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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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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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民主党人首先应当大声疾呼地揭露沙皇907年6月3日所犯下的卑鄙罪行.杜马中的无产阶级代表应当向人民讲清楚:第三届杜马是不可能为人民的利益服务,不可能实现人民的要求的:只有通过普遍、直接、平等和无记名投票选举出来的全权立宪会议才能做到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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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将提出一些新法令。十月党人、立宪民主党人和黑帮分子也会这样做。所有这些法令都将厚颜无耻地欺骗人民,都将粗暴地侵犯人民的权利和利益,嘲弄人民的要求,诬蔑人民在争取自由的斗争中所作的牺牲。所有这些法令都将维护地主和资本家的利益。这些法令中的每一项都将是暴力者和寄生虫准备用来奴役工人、农民和城市贫民的锁链中新的一环。这并不是人人都能一眼看穿的.但社会民主党人是知道和明白这一点的,因此他们会向受骗的人民大胆地揭露这一点。这里,他们应当特别注意那些涉及人民最迫切的需要的法令一土地法令、工人法令和国家收支法令。社会民主党人在揭露农奴主和资本家的暴力行为和欺骗行为的同时,必须向全体人民说明自己的要求一一建立完备的民权制度(民主共和国)、实现不受限制的自由和平等、实行八小时工作制和改善工人的劳动条件、没收大的田庄和把土地交给农民。他们还应该指明全世界无产阶级给自己提出的伟大目标一实现社会主义,彻底消灭雇佣奴隶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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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杜马中,同社会民主党人站在一起的还有为数不多的左派,主要是劳动派。社会民主党人应当号召他们跟社会民主党人走。当需要向野兽一般地在俄国胡作非为的政府提出质询的时候,这样做尤其必要。警察、宪兵这些沙皇政府的看家狗,以至大臣和省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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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届国家杜马和社会民主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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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最高当权者,每天都在横行霸道,为非作歹。必须揭露他们,痛斥他们。这要由社会民主党人来做。但是,提出质询需要有30名杜马代表的署名,而社会民主党的代表未必会超过18人。他们和其他左派加在一起有32人。社会民主党人应当拟好质询的问题并号召左派参加他们的质询。如果左派真正以伟大的自由事业为重,他们就应当参加。那样一来,政府就会受到沉重的打击,如象社会民主党人在第二届杜马中用自己的质询使政府受到沉重打击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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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社会民主党人在第三届国家杜马中的主要任务。在那里,我们的同志需要作出艰苦的努力。他们在那里将置身于凶恶的、势不两立的敌人之中。有人将封他们的嘴,肆意侮辱他们,还可能把他们开除出杜马,交付法庭审判,关进监狱和流放到外地。不管受到怎样的迫害,他们都应该坚强不屈,应该高高举起无产阶级的红旗,永远忠于争取全体人民解放的伟大斗争事业。而我们大家,工人同志们,也应该齐心协力地支持他们,应当注意倾听他们的每一句话并作出反应,在各种群众集会和会议上讨论他们的行动,以自己的同情和赞许来支持他们每一个正确的步骤,在为革命事业进行的斗争中,用一切人力和物力帮助他们.愿工人阶级万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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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心支持自己的代表,并从而加强自身的团结,这种团结是他们进行伟大的斗争一将来进行“最后的斗争”时所必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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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于日07年11月前进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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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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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8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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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6卷第175一18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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沃伊诺夫(阿·瓦·卢那察尔斯基)论党同工会的关系一书的序言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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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7年11月和12月8日〔21日]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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沃伊诺夫同志这本关于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政党同工会的关系问题的小册子,会引起许多的曲解。原因有两个:第一,作者只顾反对狭隘地、错误地理解马克思主义,反对忽视工人运动的新要求,反对不广泛深入地研究问题,往往就说得过于笼统。他抨击正统思想一诚然,他所抨击的只是带引号的正统思想,也就是假正统思想一一或者抨击整个德国社会民主党,其实他所抨击的只是把正统思想庸俗化的人,只是社会民主党内的机会主义派。第二,作者是为俄国读者写的,但是他却很少考虑到,他所分析的这些问题,在俄国,提法上存在着各种细微的差别。沃伊诺夫同志的观点同俄国工团主义者、孟什维克以及社会革命党人的观点是有天壤之别的。但是不经心的或者别有用心的读者很容易抓住沃伊诺夫的个别词句或个别思想,因为作者直接针对的主要是法国人和意大利人,并没有把同俄国的形形色色的糊涂虫划清界限作为自己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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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例来说,社会革命党人就是这样的糊涂虫。他们在《劳动旗帜》第5号上以惯常的放肆态度宜布说:“社会党国际赞同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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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贯〈!)采取的对工会运动的观点。”再以“我们的思想”出版社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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沃伊诺夫论党同工会的关系一书的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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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的《论文集》第1集(907年)为例。维克多·切尔诺夫先生大骂考茨基,却避而不谈曼海姆代表大会2的决议和考茨基反对机会主义的中立主义者的斗争!遭到社会革命党骑手攻击的考茨基的文章,是在曼海姆代表大会前夕写成的。在曼海姆代表大会上,考茨基同中立主义者进行了斗争。曼海姆决议“给工会中立打开了一个大缺口”(考茨基语,见他关于曼海姆代表大会的一篇文章,载于906年10月6日《新时代》杂志).但是在907年出了一位批评家,他硬充革命者,把考茨基叫作“大教条主义者和践踏马克思主义的人”,他完全同机会主义的中立主义者一唱一和,责备考茨基别有用心地贬低工会的作用、力图使工会“从属于”党等等我们可以再补充一点,社会革命党人一向主张工会的非党性,早在《劳动旗帜》第2号(907年7月12日)上,一篇社论中就有“党的宜传应在工会以外进行”这样的话,这就使我们看清了社会革命党人的革命主义的全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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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考茨基对机会主义的中立主义进行斗争、并且进一步深入地阐明马克思主义理论、推动工会向左转时,这班先生就大骂考茨基,重弹机会主义者的老调,偷偷地继续为工会的非党性辩护。当同一个考茨基在斯图加特代表大会上修正了贝尔的决议,在决议中强调提出工联的社会主义任务,从而进一步把工会推向左转时,社会革命党人先生们就大喊大叫:社会党国际赞同我们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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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问,这种方法是社会党国际的成员所应当采取的吗?这种批评岂不正好证明他们的无原则性和放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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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受自由派尊敬的前革命家普列汉诺夫,是社会民主党人中如此放肆的典型人物。他在《我们和他们》这本小册子的序言中不可一世地宣称:斯图加特决议(关于工会的)经我修改以后,就使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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沃伊诺夫论党同工会的关系一书的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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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决议(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伦敦代表大会决议)失去了意义。大概许多读者在读了我们这位出色的纳尔苏修斯4的声明以后,会真的相信在期图加特代表大会上的斗争正是由普列汉诺夫的修正案引起的,真的相信这一修正案具有什么重要的意义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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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这个修正案(“应当时刻注意经济斗争的统一”)并没有什么重要的意义,甚至同斯图加特代表大会上所争论的问题的实质毫无关系,同国际社会主义运动中意见分歧的实质毫无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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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普列汉诺夫对“他的”修正案的赞美,起了非常庸俗的作用:使读者不去注意工会运动中真正有争论的问题,把他们引入歧途,掩盖了中立主义思想在斯图加特所遭到的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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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什维克取得了胜利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斯德哥尔摩代表大会(906年),主张工会中立。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伦敦代表大会则采取了另一种立场,宜布必须竭力加强工会的党性。斯图加特国际代表大会通过了一项决议,照卡·考茨基的正确说法,这项决议“永远否定了工会中立的主张”①。普列汉诺夫到斯图加特代表大会委员会上去是为了捍卫中立的主张,关于这点沃伊诺夫作了详细的叙述。克拉拉·蔡特金在德国女工运动的机关刊物《平等》杂志上写道:“普列汉诺夫企图用一些根本不能成立的理由证明对这个原则(即工会同党密切接近的原则》作某些限制是正确的”②总之,普列汉诺夫所维护的中立原则已经破产了。他的论据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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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07年前进报》第2阳号附刊.考茨基向装比锡工人所作的关于断图加特代表大会的报告.见种子出版社出版的《日05年大众历书》第173页上我那篇关于斯图如特国际社会党代表大会的文章。(见本卷第70页。一一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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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见上述《大众历第173页以及闪电》文集(日07年圣彼得堡版),该文集全文译载了《平等》杂志上的这篇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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沃伊诺夫论党同工会的关系一书的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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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认为是“不能成立的”。而普列汉诺夫却自我欣赏地宜称:“我的”修正案被接受了,伦敦的决议失去了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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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40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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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啊,对阿!不过这位受到自由派尊敬的社会党人的诺兹德列夫5式的放肆,看来一点也没有失去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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沃伊诺夫同志说,德国正统派认为冲击思想是有害的,正统思想“本来可以接受新经济主义的全部精神”,我认为他的这种说法是不正确的。关于考茨基不能这样说,连沃伊诺夫同志自己也承认考茨基的观点是正确的。沃伊诺夫同志责备德国人“很少谈到工会作为社会主义生产的组织者的作用”,他自己却又在另一个地方提到了老李卜克内西的意见,后者曾非常鲜明地承认了这一作用.沃伊诺夫同志还误信了普列汉诺夫的话,认为倍倍尔在他的贺词里故意不谈俄国革命,认为倍倍尔不愿意谈俄国。普列汉诺夫的这些说法,不过是这位深受自由派尊敬的社会党人拙劣的插科打诨,是根本不该认真对待的,甚至不该设想其中会有半句真话。我自己可以证明,当倍倍尔发言的时候,在主席团席位上坐在我旁边的社会党右翼代表万科尔,正是特别注意倍倍尔会不会提到俄国。倍倍尔刚刚把话讲完,万科尔就朝我露出惊讶的神情:他没有怀疑(代表大会的每一个严肃的代表也都没有怀疑)倍倍尔忘记谈俄国是偶然的。最出色最有经验的演说家也会有疏漏的时候。沃伊诺夫同志把上了年纪的倍倍尔的健忘说成是“有代表性的”,我认为是极不公正的。而笼统地谈论“今天的”机会主义者倍倍尔,这同样是极不公正的。现在还没有根据作出这样的概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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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为了不致产生误解,我要马上指出,如果有人试图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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沃伊诺夫论党同工会的关系一书的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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沃伊诺夫同志的这些话来反对革命的德国社会民主党人,那就是别有用心的断章取义了。沃伊诺夫同志以他的整本小册子充分证明,他是站在德国革命马克思主义者(如考茨基)一边的,他同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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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起致力于消除旧的偏见,抛弃机会主义的死板公式和鼠目寸光的自负心理。正因为如此,在斯图加特代表大会上,我同沃伊诺夫同志对所有重大问题的看法也都是一致的,现在在他的革命批评的总的精神上我同他也是一致的沃伊诺夫同志认为,现在我们不仅要向德国人学习,而且要以德国人为借鉴,这个说法是千真万确的。只有那些不学无术的人,那些直到现在还没有从德国人那里学到任何东西,因而连起码的常识都不懂的人,才会由此得出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内部“发生分歧”的结论。如果我们还想忠于马克思的精神,还想帮助俄国社会党人担当起工人运动当前的任务的话,我们就应当毫无顾虑地坦率地批评德国领袖们的错误。倍倍尔在埃森肯定也错了,他维护诺斯克也好,坚持把防御战和进攻战分开也好,攻击“激进派”同万科尔进行斗争的方法也好,否认(同辛格尔一起否认)参加斯图加特代表大会的德国代表团的策略的失败和错误也好,都是错误的。我们不应当掩饰这些错误,而应当以他们的错误为例子来说明,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应当学会避免犯这些错误,应当符合革命马克思主义的更为严格的要求。俄国的无政府主义者和工团主义者、自由派和社会革命党人,还是不要因为我们批评了倍倍尔而幸灾乐祸吧.我们要告诉这班先生:鹰有时比鸡飞得低,但鸡永远不能飞得象鹰那样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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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年多以前,当时还拥护革命的司徒卢威先生,曾写文章谈到进行公开的革命活动的必要性,当时他要大家相信革命应当成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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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0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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沃伊诺夫论党同工会的关系一书的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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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s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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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治力量。就是这位司徒卢威先生在国外出版的《解放》杂志第71期上写道:“和列宁先生及其各位同志先生的革命主义比较起来,倍倍尔以至考茨基的西欧社会民主党的革命主义就成为机会主义了。”当时我回答司徒卢威先生说:“我在什么地方和什么时候企图在国际社会民主运动中创立任何一种同倍倍尔和考茨基两人的派别不相同的特别派别呢?”(《两种策略》俄文版第50页)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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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7年夏天,我曾经在关于抵制第三届杜马问题的小册子中指出,把布尔什维主义同抵制主义或战斗主义混为一谈,这是根本错误的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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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在工会问题上,同样必须坚决强调指出,布尔什维主义在所有斗争领域和所有活动范围内都要实行革命的社会民主党的策略。布尔什维主义同孟什维主义的区别,并不在于布尔什维主义“否定”在工会或合作社等等组织中进行工作,而在于它在宣传、鼓动和组织工人阶级的工作中执行另一条路线。目前,在工会中进行的活动无疑具有很大的意义。我们同孟什维克的中立主义相反,应当本着使工会同党接近、提高工人的社会主义意识、使他们明白无产阶级革命任务的精神来进行这种活动。在西欧,革命工团主义在许多国家里是机会主义、改良主义和议会迷的直接的和必然的产物。在我国,最初的“杜马活动”也大大助长了机会主义以至孟什维克对立宪民主党人卑躬屈节。例如,普列汉诺夫在自己的日常政治活动中,实际上就已经同普罗柯波维奇先生和库斯柯娃女士之流同流合污了。在900年,他曾经抨击他们犯了伯恩施坦主义,抨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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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1卷第45页。一一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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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见本卷第26页.一一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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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0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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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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沃伊诺夫论党同工会的关系一书的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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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死盯住俄国无产阶级的“后背”1(《(工人事业)杂志编辑部指南》900年日内瓦版)。到了906一907年,第一批选票就使普列汉诺夫投入这班如今死盯住俄国自由派的“后背”的老爷的怀抱。工团主义不能不在俄国发展起来,它是对“杰出的”社会民主党人的这一可耻行为的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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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沃伊诺夫同志采取号召俄国社会民主党人以机会主义和工团主义的例子为借鉴的方针是完全正确的。在工会中进行革命工作,把重心从玩弄议会手腕转向教育无产阶级、团结纯粹的阶级组织和展开议会外的斗争,善于利用(并培养群众学会卓有成效地利用)总罢工以及俄国革命中的“十二月斗争形式”2一所有这些都作为布尔什维克派的任务被极其尖锐地提了出来。俄国革命的经验可以大大有助于我们实现这一任务,它提供了极为丰富的实际启示,提供了大量历史材料,使我们能够十分具体地对新的斗争方法、群众性罢工和使用公开的暴力手段进行估量。对俄国布尔什维克和俄国无产阶级来说,这些斗争方法一点也不“新”。只有对于那些力图从西方工人的记忆中抹掉巴黎公社、从俄国工人的记忆中抹掉905年十二月革命的机会主义者,这些斗争方法才是“新”的。加深这种记忆,科学地研究这个伟大的试验①,向群众宜传这次试验的教训,让群众了解这一试验必定会以新的规模再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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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现在立宪民主党人在津津有味地研究两届杜马的历史。他们把罗季切夫一库特列尔之流自由派的庸俗见解和变节行为当成精美的杰作。他们伪造历史,对自己同反动派的谈判等等闭口不谈。这些都是很自然的.不自然的倒是,社会民主党人并没有津津有味地去研究905年10一12月的革命,尽管这个时期的每一天对于俊国各族人民,特别是对于工人阶级的命运来说,都比罗季切夫在杜马中发表的“忠诚的”空话有意义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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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0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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沃伊诺夫论党同工会的关系一书的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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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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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一一俄国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的这项任务为我们展开的前景,其内容之丰富是工团主义者的片面的“反机会主义”和“反议会活动”所无法比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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沃伊诺夫同志对工团主义这个特殊思潮提出了四大罪状(见他的小册子第9页及以下各页),一针见血地道破了它的虚伪本质。这四大罪状就是:(1)“组织上的无政府主义涣散性”:(2)不去建立“阶级组织”的坚强“堡垒”,而是刺激工人的神经:(3)其理想和蒲鲁东学说的市侩个人主义特点:(4)荒遂地“厌恶政治”。这里同从前俄国社会民主党内的“经济主义”有不少相似之处。因此,我对转向工团主义的经济派同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之间的“和解”,不象沃伊诺夫同志那样乐观.我还认为沃伊诺夫同志关于建立能够起首席仲裁员作用的、有社会革命党人参加的“工人总委员会”的计划也是完全不切合实际的。这是把“将来的意图”同当前的组织形式混淆起来了。不过我丝毫也不害怕沃伊诺夫同志这样的设想:“使政治组织隶属于阶级的社会的组织”…“但是这只有在我往下引沃伊诺夫同志的话时,用黑体字标出重要的地方)…所有工会工作者都成为社会党人的时候才能实现”。目前,俄国无产阶级群众的阶级本能已经开始极其有力地表现出来了。现在,这种阶级本能在反对社会革命党人的小资产阶级糊涂观念和反对孟什维克对立宪民主党人的卑躬屈节方面,已经成了有力的保证。现在我们就可以大胆地说,俄国的群众性工人组织(如果它成立起来了,哪怕只是因为选举、罢工和游行等等而暂时成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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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最接近布尔什维主义,最接近革命的社会民主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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沃伊诺夫同志认为“工人代表大会”的冒险是“轻率”之举,这是很对的。我们要加紧在工会中进行工作,要在所有的活动领域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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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0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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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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沃伊诺夫论党同工会的关系一书的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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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工作,以便向无产阶级传播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建立阶级组织的“堡垒”。这样,其余的一切都可迎刃而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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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于日33年列宁文集》俄文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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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自《列宁全集等俄文第5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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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5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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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6卷第183一9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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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0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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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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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民主党在1905一1907年俄国第一次革命中的土地纲领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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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7年11-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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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5年秋天到907年秋天这两年的革命,提供了大量有关俄国农民运动、有关农民争取土地的斗争的性质和意义的历史经验。几十年的所谓“和平”演进时期(即千百万人听任一万个上层分子宰割的时期),无论在农民群众同地主直接作斗争方面,还是在人民代表大会上稍微自由地表达农民要求方面,都不可能象这两年那样提供如此丰富的材料,来说明我国社会制度的内部机制。因此,根据这两年的经验来修改俄国社会民主党的土地纲领是绝对必要的,何况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现行的土地纲领是斯德哥尔摩代表大会在906年4月通过的,即在全俄农民代表初次公开提出农民的土地纲领同政府的纲领和自由派资产阶级的纲领相抗衡的前夕通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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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改社会民主党的土地纲领必须拿有关俄国土地占有情况的最新材料作基础,以便尽量确切地判明当代各种土地纲领的经济背景究竞是什么,伟大的历史性斗争的目的究竞是什么。应该把实际斗争的这个经济基础同它在各阶级代表的纲领、声明、要求和理论中的思想政治反映作一对照。马克思主义者应该采取、也只应该采取这样的方法,马克思主义者和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不同,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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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0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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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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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民主党在俄因第一次革命中的土地纲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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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总是从“抽象的”正义,从“劳动原则”理论等等出发,马克思主义者和自由派官僚也不同,后者在任何一次变革中总是大谈改良实际可行,大谈“国家”观点,以此来掩饰其对剥削者的利益的维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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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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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国土地变革的经济基础和实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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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欧俄土地占有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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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7年中央统计委员会公布的《905年度地产统计》,使我们能够确切地了解欧俄50个省的农民和地主分别占有的土地面积。我们先举出一些总的材料。欧俄(50个省)的总面积是4230500平方俄里,合44080万俄亩(见1897年1月28日的调查材料)。905年度的地产统计只统计了知520万俄亩,这些土地可以分为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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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大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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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百万俄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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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私有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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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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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份地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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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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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官地、教会和其他机关上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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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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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俄土地共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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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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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个总数中首先应该除去远北方的官地,其中一部分是冻土带,一部分是最近还无法用于农业的森林。这种土地在“北方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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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0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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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俄围土地变革的经济基础和实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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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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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阿尔汉格尔斯克、奥洛涅茨和沃洛格达三省)有10召0万俄亩。不言而喻,我们如果把所有这些土地统统抛开不算,那就把不宜耕作的土地估计得太多了。我们只要指出以下一点就够了:象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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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考夫曼先生这样一位谨慎的统计学家,就认为沃洛格达和奥洛涅茨两省有2570万俄亩森林(已经除去占总面积25%的多林地区)可以补分给农民①。不过因为我们现在所讲的是全部土地,并没有把森林除开,在确定用于农业的土地资产时,最好谨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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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点。除去1030万俄亩,还剩下28730万俄亩。凑成整数,我们就算作28000万俄亩,把一部分城市土地(共200万俄亩)和维亚特卡、彼尔姆两省的一部分官地(该两省的官地共为1630万俄亩)抛开不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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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俄可耕地总的划分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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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百万俄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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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私有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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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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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份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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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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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官地和机关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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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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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俄共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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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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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必须把小地产和大地产(尤其是最大的地产)的数字分别列出,以便具体地了解在俄国革命中农民争取土地的斗争的背景。不过这类数字是不完全的。在13880万俄亩份地中,按地产大小划分的有13田0万我亩。在10170万俄亩私有土地中,按地产大小划分的有8田0万俄亩:其余1580万俄亩属于各“村团和协作社”。我们研究一下后一类土地的构成,就会看到其中有1130万俄亩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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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见《土地问题文集,多尔戈鲁科夫和彼特龙凯维奇印行,日07年英斯科版第2卷第30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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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1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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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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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民主党在俄因第一次革命中的土地纲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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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属于各农民村团和协作社的:就是说,总的说来这是小地产,可惜没有按地产大小来划分。其次,有370万俄亩土地属于1042个“工商业的、工厂的以及其他的”协作社。其中占有土地1000俄亩以上的协作社有272个,共占有土地360万俄亩。这显然是些地主的大地产。这种大地产主要集中在彼尔姆省。该省9个这样的协作社竞占有土地144902俄亩!大家知道,乌拉尔的工厂有好几万俄亩土地,这是农奴制领主大地产在资产阶级俄国的直接残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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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我们便从属于各村团和协作社的土地中划出360万俄亩作为最大的地产。其余的土地虽然没有划分,但总的说来都是小地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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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950万俄亩官地及其他土地中,只有510万俄亩的皇族土地按地产大小划分。这也是半中世纪式的特大的地产。按地产大小划分和未按地产大小划分的土地总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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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地产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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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按地产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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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分的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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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分的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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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百万俄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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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私有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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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9.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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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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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份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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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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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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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官地和机关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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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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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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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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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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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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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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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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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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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来看看份地按地产大小划分的情况。把我们的资料的数字归纳为比较大的几类,其结果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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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田0万俄亩私有土地再加上360万俄亩属于工厂的和工商业的村团和协作社的大地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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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俄国土地变革的经济基础和实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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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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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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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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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有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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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每户有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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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户类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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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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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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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俄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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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俄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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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俄亩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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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576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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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30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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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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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5俄亩)5俄亩以上一8俄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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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176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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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7065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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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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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8俄宙)8俄亩以下的共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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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75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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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7368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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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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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8俄亩)8俄亩以上一15俄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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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324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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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18☒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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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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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15俄亩)15俄亩以上一30俄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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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519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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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7192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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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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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30俄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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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过30俄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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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77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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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田5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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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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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俄共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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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773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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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68872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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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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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以上的材料可以看出,一半以上的农户(1230万户中有620万户)每户只有8俄亩以下的土地,一般说来,这是绝对不够维持全家生活的。每户占有土地15俄亩以下的为1010万户(他们共有土地7因0万俄亩),也就是说,在目前的农业耕作技术水平下,有/以上的农户过若半饥半饱的生活。中等的富裕农户(按私有土地数量来说)在1230万户中占220万户,拥有13田0万俄亩土地中的6390万俄亩。能称得上富有的只是拥有超过30俄亩土地的农户,这类农户一共只有60万户,占农户总数的1。它们拥有的土地则几乎占总数的/4:在130万俄亩中占有3270万俄亩。为了判断这类土地宫有的农户包括哪几种农民,我们要指出,哥萨克2在其中占第一位。在每户拥有超过30俄亩土地的农户中,有26田因户是哥萨克农户,共有土地14426403俄亩,也就是说,这类农户在哥燕克农户中占绝大多数(在欧俄有278650户哥萨克农民,共有土地1468998俄亩,平均每户52.7俄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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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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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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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会民主党在俄国第一次革命中的土地纲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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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对各类农户的经营规模(而不是所占的份地多少)的大致情况作出判断,我们现在可以依据的全俄材料只有马匹的统计材料。根据1888一191年最新的军马调查,欧俄48个省各类农户的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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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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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6970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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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苦农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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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量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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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8592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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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40574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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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等农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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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有3匹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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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0250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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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裕农户有4匹马或4匹以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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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4674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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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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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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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16660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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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贫苦农户占一半以上(在1010万户中占560万户),中等农户约占/3(每户有2一3匹马的为330万户),富裕农户占110强(在1010万户中占110万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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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再来看看私有地产分配情况。这方面的统计资料没有把最小的地产划分得十分清楚,却提供了关于特大地产的详细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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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俄私有地产分配情况共有上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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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每户有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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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户类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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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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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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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俄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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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俄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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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俄亩和10俄亩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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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98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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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25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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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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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俄亩以上一50俄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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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19
|
||
489103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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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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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50俄亩)50俄亩以上一500俄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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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0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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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32649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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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3.3
|
||
(含500俄亩)
|
||
500俄亩以上一2000俄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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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748、
|
||
20田070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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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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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2000俄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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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俄亩以上一10000俄亩
|
||
538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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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60210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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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2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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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10000俄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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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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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3850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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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75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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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过10000俄亩超过500俄亩的共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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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8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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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991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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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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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俄总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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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5288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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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834073
|
||
11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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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1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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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章俄围土地变革的经济基础和实质
|
||
191
|
||
第一,我们从这里可以看到大地产占绝对优势,69000户小土地占有者(每户不到50俄亩)一共只占有650万俄亩土地。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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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我们看到有占地极多的大地产:田9个私有者,几乎每人占有3万俄亩土地!28000个私有者集中了6200万俄亩土地,即平均每个私有者占有2227俄亩土地。这些大地产绝大多数都属于贵族,在27833户中他们占了18102户,共占土地44471994俄亩,即占大地产总面积70%以上。从这些数字中可以十分明显地看出中世纪农奴主一地主的土地占有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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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斗争是为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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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万个农户拥有7300万俄亩土地。28000个贵族大地主和暴发户大地主却拥有6200万俄亩土地。这就是农民争取土地的斗争的主要背景。在这一主要背景下,耕作技术惊人地落后,农业荒废不堪,农民群众备受压迫和折磨,农奴制的、徭役制的剥削形式花样百出,这些都是不可避免的。这些尽人皆知的事实,在有关农民经济的大量著作中已有极详细的描述,为了不离开本题,我们在这里只极简单地提一提。上述地产面积同农户规模是极不相符的。在清一色的俄罗斯人居住的省份中,资本主义大农业无疑居于次要地位。这里占主要地位的是大地产中的小农业:这里有形形色色农奴制盘剥性的租佃制、工役(徭役)经济、“冬季雇佣制”,以及用牲口毁苗作为借口或者利用割地来进行盘剥,如此等等。受尽农奴制剥削的农民群众都惨遭破产,其中有的把自己的份地出租给“股实的”业主。为数甚少的富裕农民逐渐变成农民资产阶级,他们租赁土地,用以进行资本主义方式的经营,剥削数以十万计的雇工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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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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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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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会民主党在俄国第一次革命中的土地纲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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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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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到俄国经济学界已经完全肯定的这些事实,在谈目前农民争取土地的斗争的问题时,我们应该把土地占有情况分为四大类:(1)大量受农奴制大地产压迫的农户,剥夺大地产同他们有直接的利害关系,他们可以从中直接获得最多的好处。(②)为数甚少的中等农民,他们现在占有的土地面积接近中等水平,勉勉强强可以维持经营。(3)为数甚少的富裕农民,他们正在变成农民资产阶级,并且通过一系列逐步的过渡同用资本主义方式经营的地产联系起来。(④)农奴制大地产,其规模之大远远超过现阶段俄国资本主义农庄,其大部分收入是靠盘剥农民和对农民进行工役制剥削得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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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根据现有的地产材料,只能大致地、约略地、概括地分出这四大类。但是我们至少必须这样来划分,不然的话,就不能勾画出俄国革命中争取土地的斗争的全貌。可以满有把握地预言,数字的局部修正,这一类或那一类上下限的局部变动,都不会使总的情况发生什么重大的改变。重要的不是这种局部的修正,重要的是把力求获得土地的小地产占有者同垄断大量土地的农奴制大地产占有者作一个鲜明的对照。无论是政府的(斯托雷平的)经济学或是自由派的(立宪民主党的)经济学,其主要的虚伪之处就是隐瞒或掩盖这种鲜明的对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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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假定上述四类土地占有情况如下:(1)15俄亩以下:(2)15-20俄亩:(3)20-500俄亩:(4)超过500俄亩。为了从整体上来看争取土地的斗争,我们自然要把每一类中的份地和私有地产算在一起。私有地产在我们的材料中分为10俄亩以下和10一20俄亩两类,因此把土地在15我亩以下的都划为一类就只能是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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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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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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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俄围土地变革的经济基础和实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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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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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致的划分。由于这种大略的算法和我们采用的凑成整数的办法而可能出现的误差是微不足道的(读者马上就会确信这一点),决不会改变我们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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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我们的分类,目前欧俄土地分配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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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每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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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土地俄亩数土地俄亩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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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百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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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受农奴制剥削的破产的农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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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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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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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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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等农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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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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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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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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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农民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地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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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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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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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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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农奴制大地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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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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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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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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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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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0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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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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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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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按类别划分的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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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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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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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计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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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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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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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4
|
||
这就是产生农民争取土地的斗争的种种关系。这就是农民(平均每户7一15俄亩土地,加上盘剥性的租佃制等等)反抗特大地主(平均每个农庄有2333俄亩土地)的斗争的起点。作为这一斗争的终点的客观趋势是什么呢?显然,这一趋势就是要消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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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如上所述,本表的数字已经凑成整数.确切的数字如下,份地:(一)类1010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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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户,共有7因0万俊亩土地:二)类874000户,共有1500万俄亩土地.私有地产:10俄亩以下的为41万户,其有160万俄亩土地:10一20俄亩的为106000户,共有160万俄亩土地。(一)仁两类共1150万户,共有土地9120万俊亩。三)类的确切数字是150万户,其有田50万俄亩土地.(四)类的确切数字是27833户,共有699万俄亩土地。上而己经说过,最后这类还要如上510万俄亩的皇族土地和30万俄亩属于大工厂大工商业的协作社的土地。上面所列未按类别划分的土地的确切数字是4850万俄亩。读者从这里可以看出,我们的凑成整数的办法和大略的算法只会有极小的出入,丝毫也不会动摇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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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1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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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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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民主党在俊国第一次革命中的土地纲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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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奴制大地主土地占有制,把地主占有的土地(根据一定的原则)转交给农民。在受农奴制大地产盘剥的小农业占优势的情况下,这种客观趋势的产生是完全必然的.要象我们说明这场斗争的起点,即说明目前的情况那样,用直观的图表来表示这种趋势,就必须假设一个可能发生的最好的情况,即假定所有的农奴制大地产以及所有未按类别划分的土地都转交给破产农民。这是所有参加当前土地斗争的人多多少少都能清楚地设想到的最好的情况。政府说要“分地”给“穷人”,自由派官吏(立宪民主党人也是这样)说要给少地农民补分土地,劳动派农民说要把占有的土地增加到“消费的”或“劳动的”土地份额,社会民主党人虽然在土地使用形式的问题上有不同的意见,但总的说来接受了民粹派关于分地给贫苦农民的设想(907年5月26日,策列铁里在第二届杜马第四十七次会议上,同意民粹派分子卡拉瓦耶夫的估计,认为5700万俄亩转让的土地价值65亿卢布,其中25亿由占有土地不到5俄亩的贫苦农民承担。见速记记录第1221页)。总之,尽管地主、官吏、资产阶级、农民和无产阶级对改革的任务和条件有种种不同的看法,但大家都指出同一个趋势,即大地主的土地将转让给最贫穷的农民。至于各阶级对转让土地的规模和条件有哪些根本不同的看法,我们下文另谈。现在,我们再列一个表格来说明斗争可能达到的终点,作为说明斗争起点的那张表格的补充。我们在前面已经指出了目前的情况,现在再来说明到那时可能出现的情况。我们假定3万个地主每个留下100俄亩土地,总共留下300万俄亩,其余的6700万俄亩土地和5000万俄亩未按类别划分的土地都转归1050万户贫苦农民。结果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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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俄国土地变革的经济基础和实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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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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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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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平均每土地平均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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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数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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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土地户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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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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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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亩数俄亩数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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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俄亩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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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百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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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百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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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破产的小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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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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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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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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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等农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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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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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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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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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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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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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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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富裕农民和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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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阶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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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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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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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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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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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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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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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农奴主一地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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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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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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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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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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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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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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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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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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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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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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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按类别划分的上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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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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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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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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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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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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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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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俄国革命中争取土地的斗争的经济基础。这就是这一斗争的起点和这一斗争的趋势即终点,也是(在斗争的参加者看来)最好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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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研究这一经济基础及其思想(以及思想政治的)外衣之前,我们还要先讲一讲可能产生的误会和反对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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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有人会说,在我所描述的情况中只是假定了分配土地,却还没有研究土地地方公有化、土地分配、土地国有化和社会化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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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种误会。在我所描述的情况中,土地占有制的条件是完全抛在一边的,土地转交农民的条件也完全没有涉及(是归农民所有,还是归农民按某种形式使用)。我只是笼统地讲土地都转交给小农,而我国土地斗争的这种趋势是不容怀疑的。小农正在斗争,争取土地转到他们手中。小农业(资产阶级的)正在反对大地产(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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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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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民主党在俊国第一次革命中的土地纲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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奴制的)①。土地变革在最好的情况下,除了我所描述的结果,不可能有其他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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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有人会说,我没有权利设想把全部被没收的土地(或被剥夺的土地,在我的叙述中还没有讲到剥夺的条件)统统转交给土地最少的农民。有人会说,由于经济上的必要,土地应该转归较为富裕的农民。然而这种反对意见也是一种误会。为了证明土地变革的资产阶级性质,我必须假设从民粹主义的观点来看的最好的情况,我必须假定斗争的参加者自己提出的目标已经达到。我必须假设最接近于所谓“土地平分”1”的情况,而不谈土地变革以后的结果。如果群众在斗争中获得胜利,群众就会为自己取得胜利的果实。至于这些果实以后会落到谁的手里,那是另一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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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有人会说,我所以能得出非常有利于贫苦农民的结果(把全体贫苦农民变成每户有18俄亩土地的中等农民),是由于我夸大了闲置土地总额。有人会说,森林不能作为分给农民的份地,应该把它除外。政府和立宪民主党营垒里的经济学家很可能甚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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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会提出这种反对意见,但这种意见是不正确的。(一)只有一辈子在农奴主一地主面前卑躬屈节的官吏才会以为农民不会合理经营森林,不会利用森林为自己(而不是为地主)取得收益。在警官和俄国自由派看来,问题是:怎样保证庄稼汉有份地?在觉悟工人看来,问题是:怎样把庄稼汉从农奴制大土地占有制中解放出来?怎样粉碎农奴制大地产?(二)我已经把整个北方地区(阿尔汉格尔斯克、沃洛格达、奥洛涅茨三省)以及维亚特卡和彼尔姆两省的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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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我在括号中指出的这两点,是小资产阶级民粹主义思想家没有意识到或加以否认的。关于这点下面而再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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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俄围土地变革的经济基础和实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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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地区除外了,那些地方要想在最近的将来把森林地开发成农业用地是困难的。(三)单独计算森林面积,会使计算大大复杂化,而对结果不会有多大改变。例如考夫曼先生,他是个立宪民主党人,可见对待地主的土地是相当慎重的,他认为除去占土地面积25%的多林地区,还有森林地可以用来弥补土地的不足,这样一来,44个省提供的土地总数就有10170万俄亩了。据我计算,47个省约有土地10100万俄亩,也就是7000万俄亩农奴制大地产中的6700万俄亩土地,以及3400万俄亩的官地和其他机关的土地。如果把超过100俄亩的地产一律加以剥夺,那么总数还会增加900一1000万俄亩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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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立宪民主党的著作家们掩盖斗争的实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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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所举的地主大产业对于俄国争取土地的斗争所起的作用的材料,还应该作一补充。我国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土地纲领的特征,就是用所谓“土地份额”的种种设想混淆了究竞哪一个阶级是农民最强大的敌人,哪些地产是剥夺的主要对象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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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我在文中把转让的限额定为500俄亩,纯粹是一种假设。如果我们把这个限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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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为1D0俄亩这也纯粹是一种假设),那么土地变革的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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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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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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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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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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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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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报亩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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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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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报亩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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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每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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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百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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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百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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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百万)单位百万)上地俄亩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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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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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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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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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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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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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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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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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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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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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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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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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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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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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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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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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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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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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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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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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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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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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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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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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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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两种情况下,关于土地变革的性质和实质的基本结论挥是相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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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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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民主党在俄因第一次革命中的土地纲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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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人(立宪民主党人和劳动派)主要谈按照某种“份额”分地给农民需要多少土地,而不谈更具体更实际得多的问题:究竞有多少土地可供剥夺。前一种问题提法抹杀了阶级斗争,安想用所谓“国家”观点来掩盖问题的实质。后一种问题提法把问题的重心完全放在阶级斗争上,放在最能代表农奴制倾向的土地占有者阶层的阶级利益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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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土地份额”这一问题,我们在下面还要讲到。这里只先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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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下劳动派中的一个“侥幸的”例外和一位典型的立宪民主党著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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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二届杜马中,人民社会党人杰拉罗夫讲到转让土地究竞会触动百分之几的私有主(907年5月26日,第四十七次会议)。杰拉罗夫所讲的正是转让土地强制转让)问题,没有提出没收的问题,而且看来是采取了与我在表格中的假设相同的转让标准,即500俄亩。可惜,第二届杜马的速记记录(第1217页)把杰拉罗夫的这段话记错了,或者是杰拉罗夫先生自己弄错了。记录中写道:强制转让将涉及32%的私有主及其占总数96%的私有土地,据他说,其余的68%的私有主只有4%的私有土地了。其实,不是32%,而应该是3.7%,因为27833个私有主只占总数752881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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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而他们的土地有6200万俄亩,占8580万俄亩的72.3%。不知道是杰拉罗夫先生说错了,还是他引用的数字不对头但无论如何,在杜马的许多发言人中只有他一个人(如果我们没有弄错的话)谈到了斗争(最直接最具体的意义上的斗争)是为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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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位立宪民主党著作家,就是谢·普罗柯波维奇先生,我们在谈这个问题的时候不能不提到他的“大作”。不错,他其实是个“无题派”,他同资产阶级同志报》的大多数著作家一样,有时以立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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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俄围土地变革的经济基础和实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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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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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党人的身分出现,有时以社会民主党人孟什维克的身分出现。这是俄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中一小撮彻头彻尾的伯恩施坦分子的典型代表人物,他们动摇于立宪民主党人和社会民主党人之间,他们(在大多数情况下)不参加任何政党,经常在自由派的刊物上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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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比普列汉诺夫稍右的调子。这里要提一提普罗柯波维奇先生,因为他是最早在报刊上引用905年地产统计数字的人之一,而且实际上采取了立宪民主党所主张的土地改革的立场。普罗柯波维奇先生在《同志报》(907年3月13日第214号和4月10日第238号)上发表了两篇文章,同官方统计编制人佐洛塔列夫将军进行论战,因为佐洛塔列夫将军力图证明政府完全可以不采用任何强制转让的办法便把土地改革搞好,证明每一农户只要有5俄亩土地就能经营了!而普罗柯波维奇先生更具自由派特色:他认为每户要有8俄亩。他不止一次说明,这个数目是“根本不够的”,这样的计算是“最起码的”等等,然而在确定“土地的需要量”(普罗柯波维奇先生的上述两篇文章中的第一篇文章的标题)时,仍旧提出了这个数字。他解释说,他用这个数字是“为了避免多余的争论”…大概指的是同佐洛塔列夫先生之流的“多余的争论”吧?普罗柯波维奇先生就这样算出“明显少地”的农户占总数的一半,他正确地计算出,为了每户补足到8俄亩,需要1860万俄亩土地,但是政府似乎总共只有900万俄亩,因此,“不采取强制转让的办法是不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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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孟什维克化的立宪民主党人或者说立宪民主党化的孟什维克先生,他的计算也好,论断也好,都绝妙地表现了自由派土地纲领的精神实质。关于农奴制大地产以至一切大地产的问题完全被抹杀了。普罗柯波维奇先生只引用了所有50俄亩以上的私有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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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2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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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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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民主党在俄因第一次革命中的土地纲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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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的材料这样一来,斗争究竞是为了什么,这一点被掩盖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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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小撮(确确实实是一小撮)大地主的阶级利益被巧妙地掩饰起来了。这里并没有揭露大地主的阶级利益,而是向我们提出所谓靠官地“不行”的“国家观点”。假如靠官地就行的话,那么普罗柯波维奇先生一一从他的论断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一一是一点也不会反对农奴制大地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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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靠这点份地(8俄亩)是要挨饿的。地主被“强制转让”的土地是微不足道的(1800万一900万=900万我亩。500俄亩以上地产共有6200万俄亩,而这只占900万俄亩!)。为了实现这样的“强制转让”,就得让地主去强制农民,1861年的情形就是这样!普罗柯波维奇先生有意也好,无意也好,自觉也好,不自觉也好,他是正确地反映了立宪民主党土地纲领的地主实质。不过立宪民主党人是很谨慎很狡猾的:他们究竞想剥夺地主多少土地,关于这一点他们认为还是绝口不谈为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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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土地变革的经济实质及其思想外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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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已经看到,目前土地变革的实质就是要消灭农奴制大地产,造就自由的和富裕的(在目前可能的范围内)农民,使他们不是勉强地混日子,不是在地里苦熬,而是能够发展生产力,提高农业经营水平。这种变革完全不触动,也不可能触动农业中的小规模经营、市场对生产者的统治即商品生产的统治,因为争取重新分配土地的斗争并不能改变这块土地经营中的生产关系。然而我们看到,这一斗争的特点就是:小农业在原属农奴制大地产的土地上蓬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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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俄围土地变革的经济基础和实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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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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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粹派理论是当前这场斗争的思想外衣。全俄农民代表在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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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届和第二届杜马中公开提出土地纲领,完全证实了民粹派的理论和纲领是农民争取土地的斗争的真正的思想外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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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已经指出,农民所要争取的土地资产,其中主要的基本的部分就是农奴主的大领地。我们采取了500俄亩这一很高的剥夺标准。但是不难相信,不管怎样降低标准,比如降低到100或50俄亩,我们所作的结论仍然是完全有效的。现在我们把20一500俄亩这第三类再分为三小类:(1)20一50俄亩:(2)50一100俄亩:(3)100一500俄亩。然后再看看这三小类农户各有多少份地和私有地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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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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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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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每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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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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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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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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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俄亩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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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俄亩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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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一50俄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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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25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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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898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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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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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俄亩以上一100俄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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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8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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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9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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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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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俄亩以上一500俄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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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6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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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622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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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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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有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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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俄共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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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每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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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每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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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数土地俄亩数土地俄亩数户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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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俄亩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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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地俄亩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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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2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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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01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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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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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657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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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199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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囚.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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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8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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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囚8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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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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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67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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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48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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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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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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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966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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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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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8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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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589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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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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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见:第一,上面已经讲过,没收超过100俄亩的土地,能增加土地资产900一1000万俄亩,如果按照第一届国家杜马的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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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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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民主党在俊国第一次革命中的土地纲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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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契热夫斯基的假设,超过50俄亩的土地一概没收,那土地资产就会增加1850万俄亩。可见,在这种情况下,农奴制大地产也还是土地资产的基本部分。当代土地问题的“症结”就在这里。这种大地产同高级官僚的联系也是众所周知的。格·阿·阿列克辛斯基在第二届杜马中引用了鲁巴金先生的一项材料,说明俄国高级官吏的田庄规模有多么巨大。第二,从这些材料可以看出,即使把超过100俄亩的份地和田庄除外,最大份地(以及小田庄)之间的差别还是很大的。变革时的农民,在占有的土地多少方面,尤其是在拥有的资本大小、牲畜数量、农具的数量和质量等方面,已经发生了分化。农民在份地范围以外的财产分化比份地方面的分化大得多,这一点,我国的经济学著作已经予以充分证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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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粹派的理论多少正确地反映了农民对他们争取土地的斗争的看法,这种理论有什么意义呢?民粹派理论的实质就是两个“原则”:“劳动原则”和“平均制”。这两个原则的小资产阶级性质是十分明显的,而且马克思主义著作多次对此作了十分详尽的论证,这里就不必再谈了。重要的是要指出这两个“原则”中俄国社会民主党人至今还没有给以应有评价的一个特点。这些原则以模糊的形式确实反映了当前历史时刻的某种现实的和进步的东西,即反映了反对农奴制大地产的殊死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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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看上面那张表明我国农业制度从目前这种状况向当代资产阶级革命“最终目的”的演变情形的表格。你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将来的“那时”和当前的“现在”的差别在于,那时的土地占有情况要“平均”得多,新的土地分配情况将更加符合“劳动原则”。这不是偶然的。在一个通过按资产阶级方向发展来挣脱农奴制束缚的农民国家里,情况只能如此。在这样的国家里,消灭农奴制大地产无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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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俄围土地变革的经济基础和实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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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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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资本主义发展的要求。在小农业占统治地位的条件下,消灭农奴制大地产必然意味着土地占有较为“平均”。资本主义在粉碎中世纪大地产时,从土地占有较为“平均”开始,并且由此建立起新的大农业,在雇佣劳动、机器和高超的农业技术的基础上而不是在工役和盘剥的基础上建立起新的大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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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民粹派的错误在于他们受到小业主的狭窄眼界的局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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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不到农民在挣脱农奴制枷锁以后所建立起来的社会关系的资产阶级性质。他们把小资产阶级农业的“劳动原则”以及“平均制”这两个消灭农奴制大地产的口号,变成一种绝对的、独立自在的、意味着某种特殊的非资产阶级制度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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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些马克思主义者的错误在于,他们批评民粹派的理论时,忽略了这种理论在反对农奴制的斗争中所包含的从历史角度看来是现实的和合理的内容。他们批判了“劳动原则”和“平均制”这种落后的、反动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也批判得对,但是他们却忘记了这种理论反映着先进的、革命的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忘记了这种理论是同农奴制旧帝国作最坚决斗争的旗帜。平等思想在反对旧的专制制度、尤其是反对旧的农奴主大土地占有制的斗争中是最革命的思想。农民小资产者的平等思想是合理的和进步的,因为它反映了反对封建的、农奴制的不平等现象的斗争。“平均”地产的思想是合理的和进步的,因为它反映了每户只有7俄亩份地、受尽地主剥削的1000万户破产农民要求分配①平均占地2300俄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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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这里讲的不是把土地分给农民作为私有财产,而是分给农民经营使用。这种分配是可能的,而且在小农业占统治地位的条作下,在一定时期内是不可避免的一无论在土地地方公有化还是土地国有化时都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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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2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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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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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民主党在俊国第一次革命中的土地纲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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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奴制大地产的愿望。在当前这个历史时刻,这种思想确实反映了农民的这种愿望,并且推动人们去进行彻底的资产阶级革命,同时又错误地用一些含混暖味的、冒牌社会主义的空泛词句把这一点掩盖起来。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在批判资产阶级口号的社会主义字句的虚伪性时,要是看不到这些最坚决的资产阶级口号在反对农奴制斗争中的历史上的进步意义,那他就是一个整脚的马克思主义者。被民粹派看作“社会化”的变革,其实际内容是最彻底地为资本主义扫清道路,最坚决地铲除农奴制度。我上面所列的那张表格正是表明了在消灭农奴制方面的最高限度和由此所能达到的“平均制”的最高限度。民粹派以为“平均制”能消除资产阶级性,其实它恰恰反映了最激进的资产阶级的要求。除此以外,“平均制”的其他一切东西都不过是小资产者思想上的幻影、空想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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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俄国马克思主义者对于民粹派理论在俄国资产阶级革命中的意义作了眼光短浅的和非历史的评价,这是因为他们没有深入考虑过民粹派所主张的“没收”地主地产的意义。我们只要清楚地认识到在我国目前的土地占有制条件下这种变革的经济基础,就不仅能懂得民粹派理论的虚安,而且能懂得这种虚妄理论的现实内容,即受到一定的历史任务局限的斗争的真谛,反农奴制斗争的真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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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资产阶级的农业演进的两种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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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再往下讲。我们已经说过,民粹派的理论从反对资产阶级、争取社会主义的角度来看虽是荒谬的、反动的,而在反对农奴制度的这种资产阶级性质的斗争中,它却是“合理的”就特定的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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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俄围土地变革的经济基础和实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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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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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任务而言)和进步的。我们说俄国土地占有制和俄国整个社会制度中的农奴制度必然消亡,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土地变革必然发生,那么试问,这是不是说这一变革只能有一种确定的形式呢?还是可能有不同的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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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问题对于正确认识我国的革命,对于正确认识社会民主党的土地纲领,具有最重要的意义。我们解决这个问题,应该拿上面引的那些关于革命的经济基础的材料作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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斗争的关键是农奴制大地产,因为这是俄国农奴制残余最突出的体现和最坚固的支柱。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的发展,绝对不可避免地会消灭这种残余。在这方面,俄国只有按资产阶级方向发展这一条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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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发展的形式可能有两种。消灭农奴制残余可以走改造地主产业的道路,也可以走消灭地主大地产的道路,换句话说,可以走改良的道路,也可以走革命的道路。按资产阶级方向发展,占主导地位的可能是逐渐资产阶级化、逐渐用资产阶级剥削手段代替农奴制剥削手段的大地主经济,也可能是在用革命手段割除农奴制大地产这一长在社会肌体上的“赘瘤”之后按资本主义农场经济的道路自由发展的小农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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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种客观上可能存在的按资产阶级方向发展的道路,可以叫作普鲁士式的道路和美国式的道路。在前一种情况下,农奴制地主经济缓慢地转化为资产阶级的容克经济5,同时分化出为数很少的“大农”,使农民遭受几十年最痛苦的剥夺和盘剥。在后一种情况下,地主经济已不再存在,或者已被没收和粉碎封建领地的革命所捣毁了。农民在这种情况下占优势,成为农业中独一无二的代表,逐渐演变成资本主义的农场主。在前一种情况下,演进的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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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2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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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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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民主党在俊国第一次革命中的土地纲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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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是农奴制转变为盘剥,转变为在封建主一地主一容克土地上的资本主义剥削。在后一种情况下,基本背景是宗法式的农民转变为资产阶级农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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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俄国经济史中,这两种演进方式都表现得十分明显。拿农奴制崩溃时代来说吧。当时地主和农民之间在实行改革的方法问题上有过一场斗争。双方都主张为资产阶级经济发展创造条件(虽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但是前者主张这种发展能最大限度地保留地主产业,保留地主的收入和地主的(盘剥性的)剥削手段。后者的利益却要求这种发展在当时经营水平许可的范围内最大限度地保证农民的福利,消灭地主的大地产,消灭一切农奴制的和盘剥性的剥削手段,扩大自由的农民土地占有制。不言而喻,同按地主的办法实行的农民改革相比,在后一种情况下,资本主义的发展和生产力的发展较广泛较迅速①。只有同马克思主义作斗争的民粹派所极力描绘的那种面目全非的马克思主义者,才会认为农民在1861年被剥夺土地是资本主义发展的保证。恰恰相反,这一事实可能成为而且确实成了盘剥性的即半农奴制租佃制的保证,成了大大阻碍俄国农业中的资本主义发展和生产力增长的工役经济即徭役经济的保证。农民同地主的利害冲突,不是什么“人民生产”或“劳动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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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关于这一点,我在科学评论》杂志6(900年第5期和第6期)上写过:“…农民在解放时得到的土地愈多,为此而付出的钱愈少,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就愈迅速、愈广泛、愈自由,人民的生活水平也就愈高,国内市场就愈大,生产中采用机器就愈迅速,总之,俄国的经济发展就会同关国的经济发展愈相似。我只指出两个我认为可以证明上述意见是正确的情况:()由于地少税重,在我国很大一部分地区,地主经济中的工役制度有所发展,这是农奴制的直接残余,而根本不是资本主义:(2)在我国边疆地区,农奴制根本不存在或者最薄弱,农民受地少、服工役和税重的痛苦最少,那里的农业资本主义也最发达.”(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3卷第577一578页。一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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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俄围土地变革的经济基础和实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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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同资产阶级的斗争(象我国民粹派过去和现在所想象的那样),而是一场争取美国式的资产阶级的发展道路、反对普鲁士式的同样是资产阶级的发展道路的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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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俄国那些没有农奴制、农业完全由自由农民或主要由自由农民经营的地方(例如在改革后才有移民的伏尔加左岸、新罗西亚以及北高加索一带的草原地区),生产力的发展和资本主义的发展比背着农奴制残余的重负的中部地区①要快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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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俄国中部农业区和边疆农业区,向我们表明了由这两种农业演进方式分别占优势的两种不同地区在所谓空间上或地理上的分布情形的话,那么这两种演进的基本特点,在地主经济和农民经济并存的一切地区同样可以看得很明显。民粹主义经济学的根本错误之一,就在于他们只是把地主经济看成是农业资本主义的根源,对于农民经济,却从“人民生产”和“劳动原则”的角度来观察现在的劳动派、“人民社会党人”和社会革命党人同样如此)。我们知道,这是不对的。地主经济在循者资本主义道路演进,逐渐用“自由雇佣劳动”代替工役制,用集约化耕作代替三圃制,用地主农庄的改良农具代替农民的古老农具。农民经济也在循着资本主义道路演进,分化出农村资产阶级和农村无产阶级。“村社”情况愈好,农民一般生活水平愈高,农民分化为资本主义农业中两个对抗阶级的过程也就愈迅速。所以,农业演进的两种潮流随处可见。贯穿俄国改革后的全部历史、作为我国革命最重要的经济基础的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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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关于俄国边地区作为资本主义发展时期的待垦土地的作用,我在《资本主义的发展一书中已经详细读过了(199年圣彼得堡版第155、444页及其他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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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页)。9D8年圣彼得堡出了第2版.(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3卷第221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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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95、522526页.一编者注)下而谈到社会民主党的土地纲领时,再来专门讲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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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民主党在俊国第一次革命中的土地纲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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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同地主的利害冲突,就是争取这种或那种资产阶级农业演进方式的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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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清楚地了解到这两种方式之间的区别以及两者的资产阶级性质,我们才能正确地说明俄国革命中的土地问题,才能正确理解各党派所提出的各种土地纲领的阶级意义①。再说一遍,斗争的关键是农奴制大地产。农奴制大地产要循若资本主义道路演进,这是丝毫不容争辩的,但是演进可能有两种形式:一种是农场主一农民用革命手段铲除和消灭这种农奴制大地产:一种是逐渐转变为容克式农场(并且相应地把受奴役的庄稼汉变成受奴役的雇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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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革命中土地纲领的两条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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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现在拿各阶级在革命中提出的土地纲领同上述经济基础作一番对照,我们马上可以看出这些纲领中同上述两种农业演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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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关于俄国资产阶级的农业演进的两条道路间题,俄国社会民主党中不少人往往非常糊涂,彼·马斯断洛夫就是一个例子。他在教育》杂志(日07年第3期)上指出了下而两条道路:(1)“正在发展的资本主义”:2)“反对经济发展的无谓斗争”。他说:“第一条道路把工人阶级以及整个社会引向社会主义:第二条道路则把工人阶级推到:》资产阶级手中《》,推到大私有者和小私有者之间的斗争中去,在这一斗争中工人阶级除了失收得不到任何东西.”(第92页)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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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第二条道路”是一句空话,是一种幻想,而不是什么道路:这是一种虚妄的思想,而不是发展的实际可能性。第二,马斯洛夫没有看到,斯托雷平和资产阶级也引导农民走资本主义道路。可见,现实斗争并不是为了资本主义的问愿,而是为了资本主义发展的方式问题。第三,认为俄国可能有某种不“把”工人阶级“推到”资产阶级统治下去的道路…这纯粹是胡说八道。第四,认为在某种“道路”上可以没有小私有者和大私有者之间的斗争,那也是胡说八道.第五,马斯洛夫用欧洲的一般的范膊(小私有者和大私有者)抹杀了在目前革命中具有极重大意义的俄国历史特点一一资产阶级小私有者同封建大私有者的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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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俄国土地变革的经济基础和实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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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相应的两条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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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右派地主和十月党人所赞同的斯托雷平纲领来说吧。这是公开的地主纲领。但是能不能说,它在经济上是反动的,是排斥或力图排斥资本主义发展的呢?能不能说它是不允许资产阶级的农业演进的呢?绝对不能这样说。相反,斯托雷平按根本法第87条颁布的有名的土地法贯穿着纯资产阶级的精神。毫无疑问,这项法律所遵循的是资本主义演进的路线,它促进和推动这一演进,加速对农民的剥夺,加速村社的瓦解,使农民资产阶级更快地形成。从科学的经济学来讲,这项法律无疑是进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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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不是说,社会民主党人应该“支持”这项法律呢?不是。只有庸俗的马克思主义才会作出这样的推论,目前普列汉诺夫和孟什维克正在加紧散播这种庸俗马克思主义的种子,他们又唱又叫,又喊又闹,说应该支持资产阶级同旧制度作斗争。不!为了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这是社会进步的最高标准),我们应该支持的不是地主式的资产阶级演进,而是农民式的资产阶级演进。前一种演进意味着最大限度地保留盘剥制和农奴制(按照资产阶级方式加以改造了的农奴制),意味着生产力的发展最为缓慢、资本主义的发展放慢速度,意味着广大农民群众,自然还有广大无产阶级群众遭受更加深重的灾难、痛苦、剥削和压追。后一种演进则意味着生产力的发展最为迅速,意味着农民群众获得最好的(在商品生产条件下可能的范围内)生活条件。社会民主党在俄国资产阶级革命中的策略,并非如机会主义者所认为的那样,决定于支持自由派资产阶级这一任务,而是决定于支持斗争中的农民这一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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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拿自由派资产阶级即立宪民主党的纲领来说吧。他们格守“有何吩附?”(即看地主老爷有何吩附)这个信条,在第一届杜马提出了一个纲领,在第二届杜马又提出了另一个纲领。他们同欧洲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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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民主党在俄因第一次革命中的土地纲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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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无原则的资产阶级野心家一样,可以轻而易举、不声不响地变换纲领。在第一届杜马中革命势力显得强大,于是自由派纲领就从革命势力方面剽窃了主张国有化的片言只语“全国土地资产”)。在第二届杜马中反革命势力显得强大,于是自由派纲领就把国家土地资产的说法抛到一边,接受了斯托雷平巩固农民地产的主张,增加和扩大不强制转让地主土地的例外情况。对自由派的这种两面派手法我们在这里只是顺便指出罢了。这里重要的是要指出另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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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点,即自由派土地纲领两种“面目”共同的原则基础。这一共同的原则基础就是:(1)主张赎买:(2)保留地主产业:(3)在实行改革时保留地主特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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赎买是社会发展所承担的一种贡赋,是交给农奴制大地产占有者的一种贡赋。赎买就是用官僚警察手段,通过资产阶级“一般等价物”的形式来保证实现农奴制的剥削方法。其次,可以看出,立宪民主党的两个纲领都主张在某种程度上保留地主产业,尽管资产阶级政客竭力对人民隐瞒这一事实。再其次,在立宪民主党对于根据普遍、直接、平等和无记名投票的原则选举地方土地委员会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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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所持的态度上,十分明显地表现出他们主张在实行改革时保留地主特权。详细情况①本书其他地方还要谈到,这里就不多讲了。这里我们只是要确定立宪民主党土地纲领的路线是什么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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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见1906年5月24日第一届杜马第十四次会议的记录,当时立完民主党人科科什金和科特利亚列夫斯基同(当时的)十月党人葛伊甸一起,用最卑邵的诡辩反对成立地方土地委员会的主张。在第二届杜马中,立宪民主党人萨韦利耶夫转弯抹角地反对成立地方委员会(日07年3月26日第十六次会议),而立宪民主党人塔塔里诺夫则是明目张胆地加以反对(日7年4月9日第二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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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次会改,记录第1783页).906年5月25日《言语报第82号转线了米留可夫的一篇出色的社论原载《斗争的一年》第117期,第457一4田页)。下面就是这位乔装打扮的十月党人所写的最重要的一段话:“我们认为,用普遍选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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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方面必须指出,地方土地委员会的成分问题具有最重要的意义。只有政治上幼稚的人,才会受立宪民主党“强制转让”这一口号的迷惑。问题在于谁强制谁:是地主强制农民(出很高的价钱买沙地),还是农民强制地主。立宪民主党人说什么“平均地代表有利害冲突的各方的利益”,不宜使用“单方面的暴力”,这最清楚不过地表明了问题的实质,就是说,立宪民主党的所谓强制转让是地主强制农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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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宪民主党的土地纲领所遵循的是斯托雷平式的即地主式的资产阶级进步路线。这是事实。有些社会民主党人象某些孟什维克那样,认为立宪民主党的土地政策比民粹派的土地政策进步,他们的根本错误就是不明白这一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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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看到,农民的代言人,即劳动派、人民社会党人和一部分社会革命党人,尽管有过多次的犹豫和动摇,但是他们在两届杜马中都有十分明确的反对地主、维护农民利益的路线。例如,劳动派纲领在赎买问题上有过动摇,但是首先,他们往往把赎买说成是对丧失劳动能力的地主的社会救济“:其次,你们在第二届杜马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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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办法成立这种委员会,那就不是要它们用和平手段解决当地的土地问愿,而是完全为了其他某种目的。改革的总方针应该由国家来掌握…各地方委员会应该尽可能平均地(原文如此》代表有利害冲突的各方的利益,使之彼此达到调和,而不致破坏国家在这种改革中的作用,不致把这种改革变为单方面的暴力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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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田页)在立完民主党出版的《土地问题》第2卷中,库特列尔先生提出了自己的法律草案,这个草案保证地主(加上官吏)在全国的和各省各县的土地委员会中都能取得对农民的优势地位(第640一641页),而亚·丘普罗夫先生(“自由派”!)在原则上拥护这一欺骗农民的卑那的地主计划(第3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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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参看《(农民代表消息报和劳动俄罗撕报)论文集(9D6年圣彼得堡版)(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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届杜马中的劳动派代表在报纸上发表的文章汇编),如《是补偿而不是赎买(第44一日页)及其他许多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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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民主党在俊国第一次革命中的土地纲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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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可以看到许多极其典型的农民的发言,他们反对赎买,提出全部土地归全体人民的口号①。在地方土地委员会的问题上,在谁强制谁这一极重要的问题上,农民代表是通过普遍选举产生地方土地委员会的倡议者和拥护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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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暂且既不谈劳动派和社会革命党人土地纲领的内容,也不谈社会民主党人土地纲领的内容。我们首先应该确认一个不容争辩的事实,即在俄国革命中公开活动的所有政党和阶级,它们的土地纲领明显地分为同两种资产阶级农业演进方式相适应的两种基本类型。“右派”和“左派”的土地纲领的分界线,并不是如孟什维克所经常完全错误地设想的那样,存在于十月党人和立宪民主党人之间(孟什维克被“立宪民主”这个响亮的字眼给震昏了,因而用对党派名称的分析代替了阶级分析)。分界线存在于立宪民主党人和劳动派之间。决定这条分界线的是俄国社会中为争取土地而斗争的两个主要阶级的利益,即地主的利益和农民的利益。立宪民主党人主张保留地主土地占有制,主张文明的、欧洲式的、然而又是地主式的资产阶级农业演进。劳动派(和社会民主党工人代表)即农民代表和无产阶级代表,则主张农民式的资产阶级农业演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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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把各种土地纲领的思想外衣及其种种政治上的细节等等同这些纲领的经济基础严格区别开来。现在的困难不在于弄清地主和农民各自提出的土地要求和土地纲领的资产阶级性质,这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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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参看右派农民彼得罗琴科在第二届杜马中的发言(1907年4月5日第二十二次会议)。他说,库特列尔提出的条件是很好的“当然,他是个有钱人,他要的价太高:我们这些贫苦农民付不起这么多钱”(第1616页).右派农民比玩弄自由主义的资产阶级以客还要左一些。再请参看无党派农民谢苗诺夫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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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充满农民自发革命斗争气息的发言(9D7年4月12日)及其他许多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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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早已由马克思主义者在革命以前完成,而且已为革命所确认。困难在于如何明白地了解在资产阶级社会和资产阶级演进的基础上两个阶级进行斗争的根源。如果不把这场斗争看作资本主义俄国经济发展的客观趋势,那就无法理解这一斗争是合乎规律的社会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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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我们说明了俄国革命中两种类型的土地纲领同两种资产阶级农业演进方式之间的联系,现在来研究问题的另一个极其重要的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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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俄国的土地面积。垦殖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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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已经说过,经济分析要求我们在谈论俄国资本主义问题时必须把中部农业区和边疆地区区分开来,前者保存着大量农奴制残余,后者没有或者很少有这种残余,带有自由农民资本主义演进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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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疆地区指的什么呢?显然是指的无人居住或者人烟稀少、尚未充分用来发展农业的土地。现在我们应该从欧俄转而来谈整个俄罗斯帝国,以便对这些“边疆地区”的情况及其经济意义有一个确切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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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普罗柯波维奇和梅尔特瓦戈两位先生合写的《俄国有多少土地和我们怎样使用这些土地》(907年莫斯料版)这本小册子中,后一位作者试图把书刊上所有关于全俄土地面积和已知的耕地面积的统计材料归纳到一起。为了清楚起见,我们把梅尔特瓦戈先生所作的比较列成一张表,并且加进1田7年人口调查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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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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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我们说明了俄国革命中两种类型的土地纲领同两种资产阶级农业演进方式之间的联系,现在来研究问题的另一个极其重要的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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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俄国的土地面积。垦殖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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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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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9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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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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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已经说过,经济分析要求我们在谈论俄国资本主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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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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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必须把中部农业区和边疆地区区分开来,前者保存着大量农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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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俄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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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残余,后者没有或者很少有这种残余,带有自由农民资本主义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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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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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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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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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疆地区指的什么呢?显然是指的无人居住或者人烟稀少、尚未充分用来发展农业的土地。现在我们应该从欧俄转而来谈整个俄罗斯帝国,以便对这些“边弧地区”的情况及其经济意义有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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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切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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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普罗柯波维奇和梅尔特瓦戈两位先生合写的《俄国有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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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和我们怎样使用这些土地》(907年莫斯科版)这本小册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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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后一位作者试图把书刊上所有关于全俄土地面积和已知的耕地面积的统计材料归纳到一起。为了清楚起见,我们把梅尔特瓦戈先生所作的比较列成一张表,并且加进1897年人口调查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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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数字清楚地说明俄国有多么辽阔的土地,说明我们对边疆地区土地及其经济意义还知之甚少。当然,如果认为这些处于目前状况下的土地现在就能满足俄国农民的土地需要,那就大错特错了。反动著作家①经常所作的这种计算,都没有什么科学价值。亚·阿·考夫曼先生在这一点上是完全正确的,他嘲笑了那种根据平方俄里的材料为移民寻找闲置土地的做法。他还十分正确地指出,目前俄国边疆地区适宜于移民的土地很少,那种认为移民可以解决俄国农民少地问题的意见是完全错误的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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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自由派考夫曼先生的这些正确论断也有一个极其重大的错误。考夫曼先生说,“就目前这批移民来看,就他们目前的生活水平和文化水平来看”(上述著作第1因页),要靠移民来满足俄国农民的需要,土地绝对不够。他为立宪民主党土地纲领辩解说,因此必须在欧俄强制转让私有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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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我国经济学家的常见的自由派的和自由主义民粹派的论断。从这一论断所得出的结论是:只要有足够数量的适宜于移民的土地,就可以不去触动农奴制大地产了!立宪民主党先生们以及诸如此类的政治家们满脑子都是好心肠的官吏的观点,总自以为是超阶级的,是超越阶级斗争之上的。照他们这样说来,要消灭农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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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还有反动的代表们。在第二届杜马中,十月党人捷捷列文科夫引用了舍尔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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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的调查数字(草原边疆区有5D0万俄亩土地,阿尔泰有900万俄亩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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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此证明在欧俄不必实行强制转让。这是同农奴主一地主联合,按斯托雷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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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共同“进步”的资产者典型(见第二届杜马速记记录,9D7年5月16日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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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九次会议,第658一66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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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见土地问,多尔戈鲁科夫和彼特龙凯维奇印行,第1卷,考夫曼先生的文章移民及其在土地纲领中的作用》。并见该作者的另一著作:《移民与垦殖》(1905年圣彼得堡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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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民主党在俊国第一次革命中的土地纲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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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大地产并不是因为这种大地产意味着千百万当地居民受到农奴制剥削和盘剥生产力的发展受到阻碍,而是因为现在无法把数百万农户打发到西伯利亚或土耳其斯坦去!重点不是放在俄国大地产的农奴制的阶级性质上,而是放在阶级调和即不触犯地主而满足农民要求的可能性上,总之,是放在所谓“社会和平的可能性上。考夫曼先生及其在俄国知识分子中的无数志同道合者的论断,必须倒过来说才是正确的。正因为俄国农民受着农奴制大地产的压迫,所以,无论是居民在俄国境内自由迁徙,还是经济上合理利用俄国边疆地区的大量土地,都受到极大的阻碍。正因为农奴制大地产使俄国农民处于备受压制的状态,正因为农奴制大地产通过工役制和盘剥制使最落后的土地经营方法一成不变,所以,农民群众的技术进步也好,他们的智力发展,主动性、教育程度和创造性的提高也好,都遇到了困难,而这一切的发展和提高对于经济上利用比目前已利用的要多得多的俄国土地储备是必要的。这是因为农奴制大地产的存在以及盘剥制在农业中占统治地位这一事实,意味着存在相应的政治上层建筑,意味着黑帮地主在国家中占统治地位,居民处于无权地位,行政机关盛行古尔柯一利德瓦尔之道,如此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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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国中部农业区的农奴制大地产,对整个社会制度、整个社会发展、整个农业状况,对农民群众的整个生活水平都具有极其有害的影响,这是众所周知的。这里我只提一下,俄国有大量的经济著作都证明在俄国中部地区占统治地位的仍然是工役制、盘剥制、盘剥性租佃制、“冬季雇佣制”以及诸如此类美妙的中世纪制度。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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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参看资本主义的发展影一书第3章,关于徭役经济向资本主义经济的过渡以及工役制度的盛行.(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3卷第160一220页。一一编者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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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奴制的崩溃,为居民离开农奴主余孽长期盘琚的巢穴逃往各处创造了条件这点我在《资本主义的发展》一书中已作了详细说明)。中部农业地带的居民有的逃到各工业省份,有的逃到两个首都,有的逃到欧俄南部和东部的边疆地区,在一向荒无人烟的土地上定居下来。梅尔特瓦戈先生在上述小册子中说得很对,他说不宜耕作的土地这一概念是会很快改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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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写道:“塔夫利达草原,‘就其气候和水源不足的情形来说,将永远是最贫瘠最不宜耕作的土地。'贝尔院士和格尔梅尔先院士这两位权威的自然观察家在1845年曾经这样说过.当时塔夫利达省的人口比现在少一半,生产谷物180万俄石…60年过去了,人口只增加了1倍,而903年谷物的产量是1760万俄石,差不多增加了9倍.”(第2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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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塔夫利达省的情形如此,欧俄南部和东部边疆地区的许多省份也都是如此。南方草原区和伏尔加左岸各省的谷物产量,在60年代和70年代比中部黑土地带省份低,到80年代却超过了这些省份(见《资本主义的发展》第186页)①。1863年至197年,整个欧俄人口增加了53%,其中乡村人口增加了48%,城市人口增加了97%。同一时期,新罗西亚、下伏尔加和东部各省的人口却增加了92%,其中乡村人口增加87%,城市人口增加134%(同上,第446页)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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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尔特瓦戈先生接着写道:“我们毫不怀疑,目前官方对我国土地储备的经济意义的估计,也同1845年贝尔和格尔梅尔先对塔夫利达省的估计一样错误。”(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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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3卷第225一227页.一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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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同上,第59页.一一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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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民主党在俄国第一次革命中的土地纲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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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话说得很对。但是梅尔特瓦戈先生没有看到贝尔的错误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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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官方估计的错误的根源。这些错误的根源在于他们只注意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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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的技术和经营水平,而没有估计到这一水平的提高。贝尔和格尔梅尔先没有预见到在农奴制崩溃以后可能发生的技术上的变化。现在丝毫不容怀疑,在欧俄农奴制大地产崩溃之后,生产力必将蓬勃发展,技术和经营水平必将大大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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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评论俄国土地问题的人,往往错误地忽视了问题的这一方面。欧俄农民真正获得自由和完全摆脱农奴制的压迫,这是广泛利用俄国大量待垦土地的条件。目前这些土地有相当一部分还不适用,这与其说是由于这些或那些边疆地区土地的自然特点,还不如说是由于俄罗斯内地经济的社会特点,正是这些社会特点使技术停滞不前,使居民陷于无权、受压、愚味、无援的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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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夫曼先生正是忽略了问题的这个极其重要的方面,他说:“我预先声明,我不知道移民能移多少,是100万,300万还是1000万。”(同上,第128页)他指出,所谓土地不宜耕作是个相对的概念。他说:“盐沼地不仅不是毫无指望的土地,而且在采用一定的技术措施以后,可以变成很肥沃的土地。”(第1囚页)在平均每平方俄里只居住3.6人的土耳其斯坦,“辽阔的土地仍然无人居住”(第137页)。“土耳其斯坦的不毛之地',许多地方是有名的中亚细亚黄土地,只要得到充分的灌溉,土地是非常肥沃的…至于有没有可灌溉的土地,这个问题根本不必提出:无论你往哪一方向横穿这个地区,都可看到许多几百年前的村落和城镇的废墟,其周围几十平方俄里的土地上曾经用来灌溉的大小渠道往往交织成网,而有待人工灌溉的黄土荒地,其总面积无疑有数百万俄亩。”(同上,第13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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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耳其斯坦以及俄国其他许多地方的数以千百万俄亩计的土地,不仅“期待着”灌溉和各种土壤改良设施,而且“期待着”俄国农业人口摆脱农奴制残余,摆脱贵族大地产的压迫,摆脱国家的黑帮专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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猜测俄国究竞有多少“不宜耕作的”土地能够变成可耕地,这是毫无益处的。但是,必须清楚地意识到为俄国的全部经济史所证实的、构成俄国资产阶级革命一大特点的事实。这一事实就是俄国拥有大量的待垦土地,整个农业技术的每一进步,俄国农民摆脱农奴制压迫方面的每一进步,都将使这些土地日益适于居住,适于耕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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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情况是俄国农业按美国模式实行资产阶级演进的经济基础。我国有些马克思主义者往往不加思考就死板地拿西欧各国同俄国作比较,殊不知那里的全部土地,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代早就有人耕种了。那里,农业技术的每一进步所创造的新东西,仅仅是出现了将更多的劳动和资本投入土地的可能性。而俄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则是在下面这样的情况下发生的,这里农业技术的每一进步和扩大居民的真正自由方面的每一进步,不仅创造了在原有土地上追加投入劳动和资本的可能性,而且创造了利用邻近的“一望无际的”新土地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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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第一章经济结论的小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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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们对几个经济结论作一个小结,这些结论应该作为我们重新研究社会民主党土地纲领问题的引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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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看到,我国革命中土地斗争的“关键”就是农奴制大地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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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民主党在俊国第一次革命中的土地纲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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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争取土地的斗争,首先是和主要是争取消灭这些大地产的斗争。消灭这些大地产,使之完全转到农民手中,这无疑是符合俄国农业资本主义演进的趋势的。这样的资本主义演进道路,就意味着生产力得到最迅速的发展,居民群众享有最好的劳动条件,资本主义在自由农民变为农场主的情况下获得最迅速的发展。但是也有可能走另一条资产阶级农业演进道路,那就是地主产业和大地产在农奴主盘剥的地主产业缓慢地转变为容克农场的情况下保留下来。各阶级在俄国革命中提出的两种类型的土地纲领,其基础就是这两种可能的资产阶级的演进方式。但是俄国拥有大量待垦土地这一特点,是可能按“美国式”道路演进的经济基础之一。这种土地丝毫不能使欧俄农民摆脱农奴制压迫,但是,俄国内地的农民愈自由,生产力发展的天地愈广阔,这种土地就会愈广泛、愈容易被利用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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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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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土地纲领及其在第一次革命中所受到的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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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来研究社会民主党的土地纲领。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对土地问题的观点的发展的主要历史阶段,我在《修改工人政党的土地纲领》一书的第一节①已经谈过了。这里,我们应该稍微详细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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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党的土地纲领及其在第一次革命中所受到的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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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一下俄国社会民主党过去的土地纲领,即1885年和903年的土地纲领究竞错在什么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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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俄国社会民主工党过去的土地纲领究竟错在什么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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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5年公布的“劳动解放社”的纲领草案中,土地纲领是这样表述的:“彻底改变我国的土地关系,即改变赎买土地和把土地分给农民村社的条件。农民有权自由放弃份地和退出村社,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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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条文就是这样。这个纲领的错误并不在于其中有什么错误的原则或错误的局部要求。不是的。纲领的原则是对的,它所提出的唯一的局部要求(有权放弃份地)也完全是无可争辩的,甚至现在已经通过独特的斯托雷平法案实现了。这个纲领的错误在于它太抽象,对问题没有任何具体的看法。其实,这不是什么纲领,而是一项极笼统的马克思主义的声明。纲领起草人是初次阐述这些著名的原则,而且远在工人政党成立之前,因此把这个错误归咎于起草人,当然是很荒谬的。相反,应当特别若重指出,这个纲领早在俄国革命爆发前20年就已经认定“彻底改变”农民改革事业势在必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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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理论上发展这个纲领,就应该说明我们土地纲领的经济基础是什么,说明彻底改变(不同于不彻底的改良主义的改变)的要求可以而且应该以什么为依据,最后,还应该用无产阶级的观点(与任何激进派的观点根本不同的观点)来具体确定这一改变的内容。在实践上发展这个纲领,就应该吸取农民运动的经验。没有群众性的以至全国性的农民运动的经验,社会民主工党的纲领就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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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民主党在俊国第一次革命中的土地纲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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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具体化,因为,我国农民的资本主义分化程度究竞如何,农民究竞有多大能力进行革命民主主义的变革,这些问题单靠理论上的设想,是很难解决甚至不可能解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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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3年,我们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第一个土地纲领,当时我们同样缺乏有关农民运动的性质、规模和深度方面的经验。902年春季的南俄农民起义1,仍然是一次个别的爆发。因此,社会民主党人在制定土地纲领时持审慎态度是可以理解的。这是因为替资产阶级社会“拟订”土地纲领,根本不是无产阶级的事情,而无产阶级理应支持的农民反对农奴制残余的运动究竞能发展到什么程度,还无从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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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3年的纲领试图具体确定社会民主党人在1885年只是笼统地谈到的“改变”有哪些内容,需要具备哪些条件。这一尝试表现在纲领关于“割地”的那一段主要的条文中,它的出发点是想把用于农奴制盘剥式经营的土地(“1861年从农民那里割去的土地”)和按资本主义方式经营的土地大致地区分开来。这种大致的区分是完全错误的,因为实际上农民群众运动的矛头不可能指向某几种地主土地,而只会指向整个地主土地占有制。903年的纲领提出了1885年还没有提出的问题,即在全体社会民主党人认为必然要改变的土地关系发生改变时农民同地主的利害冲突问题。但是903年的纲领对这个问题的解决是不正确的,它不是把实现资产阶级变革的两种方式一彻底的农民方式和彻底的容克方式对立起来,而是人为地杜撰某种中间办法。诚然,这里也应该考虑到,当时还没有公开的群众运动,因而无法根据确切的材料来解决问题,难免象社会革命党人那样靠纸上谈兵、凭着天真的愿望或小市民的空想来解决问题。当时,谁也不能有把握地预先断言,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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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局部地放弃工役制、改用雇佣劳动的影响下,农民会分化到什么程度。谁也无法估计1861年改革后形成的农业工人阶层究竞有多大,他们的利益同破产农民的利益差别有多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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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3年土地纲领的基本错误,至少是对于在俄国资产阶级革命过程中土地斗争为什么可能而且一定会开展起来这一问题缺乏确切的认识,对于在这种或那种社会力量在这一斗争中取得胜利的情况下客观上可能出现的几种资本主义农业演进的方式缺乏确切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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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现行土地纲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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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德哥尔摩代表大会所通过的社会民主党的现行土地纲领同上一个纲领相比,在一个重要间题上前进了一大步。那就是社会民主党承认要没收地主土地①,从而坚决走上了承认农民的土地革命的道路。纲领中“支持农民的革命行动,直到没收地主土地…”这番话十分明确地表达了这一思想。在斯德哥尔摩代表大会上,普列汉诺夫是报告人之一,他同约翰一起提出这个纲领,他在讨论中公开地说,必须不再害怕“农民土地革命”(见普列汉诺夫的报告,《斯德哥尔摩代表大会记求》907年莫斯科版第4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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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承认我国在土地关系方面的资产阶级革命是“农民土地革命”,那么社会民主党人在土地纲领问题上的重大意见分歧,似乎应该从此结束了。然而,事实上在下面一个问题上又发生了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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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在纲领的正文(第4段)中讲到私有土地,在纲领所附的决改中《土地纲领第2部分)讲到没牧地主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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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民主党在俄国第一次革命中的土地纲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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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歧:社会民主党人究竞应该主张把地主土地分给农民归农民私有呢,还是主张地主土地地方公有化或全部土地国有化。所以,我们首先应该肯定社会民主党人常常忘记的一条原则,即这些问题只有从俄国农民土地革命的观点出发,才能得到正确解决。当然,问题并不是要社会民主党放弃独立地确定无产阶级作为一个不同的阶级在这场农民革命中的利益。不是的。问题是要明白了解,农民土地革命作为资产阶级革命的一种形式,它的性质和意义是什么。我们不能“臆造出”什么特别的改革“方案”。我们应该研究清楚在按资本主义道路发展的俄国,农民土地变革的客观条件是什么,根据这种客观的分析把某些阶级的错误思想同经济变革的现实内容区分开来,并且确定,在这些实际的经济变革的基础上,生产力发展的利益和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利益所要求的究竞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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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现行土地纲领赞成(以一种特殊的形式赞成)把没收来的土地变成公有财产(森林、水域和移民所需的土地国有化,私有土地地方公有化),至少在“革命胜利发展”的情况下应该如此。在“形势不利”的情况下,赞成把地主土地分给农民,归农民私有。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赞成农民以至一切小土地占有者现有的土地仍然归他们所有。可见,纲领规定革新后的资产阶级俄国存在两种土地制度:土地私有制以及(至少在革命胜利发展的情况下)以地方公有和国有为形式的公有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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纲领起草人用什么理由来解释这种两重性呢?他们的主要理由就是要顾到农民的利益和要求,担心同农民分裂,担心引起农民反对无产阶级和反对革命。纲领起草人及其拥护者提出这样的理由,就是采取了承认农民土地革命、认为无产阶级应该支持农民一定的要求的立场。而且提出这一理由的,正是以约翰同志为首的最有影响的纲领拥护者!这一点,只要看一下斯德哥尔摩代表大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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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录,就可以相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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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同志在报告中直率而坚决地提出了这个理由。他说:“如果革命象列宁同志所建议的那样,要把农民的份地或被没收的地主土地收归国有,那么这不仅会在边疆地区、而且会在中部地区引起反革命运动。那时就不仅会出现一个旺代暴动“,而是会发生一场反对国家干涉对农民私有(黑体是约翰用的》份地的支配、反对私有土地国有化做法的农民总暴动。”(见《斯德哥尔摩代表大会记录》第4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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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看来是很痛楚了吧?农民私有土地的国有化竞会引起农民总暴动!为什么伊克斯提出的最早的地方公有方案,不仅主张把私有土地交给地方自治机关,而且主张“可能时”把全部土地交给地方自治机关(我在《修改工人政党的土地纲领》①这本小册子中引证过这一点),而马斯洛夫提出的代替伊克斯方案的地方公有方案,却把农民土地除外,其原因就在这里。确实,怎么能不考虑到903年以后发现的必然会爆发反对全盘国有化的农民暴动这件事呢?怎么能不接受另一位著名的孟什维克科斯特罗夫的观点呢?科斯特罗夫在斯德哥尔摩大声疾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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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着这个主张(国有化主张)到农民中去,就等于把农民推开。农民运动就会避开我们或者反对我们,我们就会被革命所抛弃。国有化会削弱社会民主党的力量,使它同农民隔绝,从而也就削弱了革命的力量。”(第8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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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否认,这个论据的确有说服力。在农民土地革命中竞然试图违反农民意志,把他们的私有土地收归国有!斯德哥尔摩代表大会既然听信了约翰和科斯特罗夫的话,那么否决国有化主张就是毫不奇怪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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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代表大会听信他们两人的话真有道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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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民主党在俄国第一次革命中的土地纲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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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这是关系到爆发反对国有化的全俄旺代暴动的重大问题,这里不妨稍微回顾一下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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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实际生活对地方公有派的主要论据的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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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方才引用的约翰和科斯特罗夫两人的措辞坚决的讲话,是在906年4月即第一届杜马召开前夕发表的。我曾经论证农民是拥护土地国有化的(见我的小册子《修改工人政党的土地纲领》)①。有人反驳我说,农民协会"代表大会的决定不足为凭,这些决定是由社会革命党的思想家搞出来的,农民群众决不会拥护这样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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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第一届和第二届杜马已经用文件解决了这个问题。来自全俄各地的农民代表都在第一届杜马,特别是在第二届杜马中发表过意见。只有《俄国报》或《新时报》的政论家,才会否认农民群众的政治要求和经济要求在两届杜马中已经表达出来这一事实。现在,农民代表已经在其他政党面前独立地发表了自己的意见,农民土地国有化这一主张,似乎应该被彻底埋葬了吧?约翰和科斯特罗夫的拥护者们似乎可以轻而易举地煽动杜马中的农民代表发出不许实行国有化的叫嚷了吧?孟什维克领导的社会民主党人似乎真的能把势必引起反革命的全俄旺代暴动的国有化拥护者们同革命“隔绝”开来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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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在第一届杜马,为农民私有(黑体是约翰用的)土地操心的是斯季申斯基和古尔柯。在两届杜马中,主张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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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私有制的是一些极右分子,他们同政府代表一起,反对任何形式的土地公有制,地方公有化也好,国有化也好,社会化也好,都一概加以反对。在两届杜马中,来自全俄各地的农民代表都主张国有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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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斯洛夫同志在905年写道:“土地国有化作为解决(?)土地问题的手段,目前在俄国是不会被承认的,首先(请注意这“首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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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字)因为这是一种无谓的空想。土地国有化要求把一切土地交给国家。但是,农民特别是个体农民,会自愿同意把自己的土地交给什么人吗?”(彼·马斯洛夫《土地纲领批判》905年莫斯科版第2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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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在905年,国有化“首先”是一种无谓的空想,因为农民不会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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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907年3月,同一位马斯洛夫又写道:“一切民粹主义集团(劳动派、人民社会党人和社会革命党人)都主张这种或那种形式的土地国有化。”(907年《教育》杂志第3期第10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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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这就是新的旺代暴动!这就是全俄农民反对国有化的总暴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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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彼·马斯洛夫不去想一想,在经过两届杜马之后,那些说过和写过农民会举行反对土地国有化的旺代暴动的人,陷入了多么可笑的境地,他也不去追究自己在905年犯错误的原因,却去效法健忘的伊万“。他认为还是忘记我所引用的他的上述文字和他在斯德哥尔摩代表大会上的发言为好!不仅如此。他在905年轻率地断定农民不会同意,而现在他又同样轻率地说起相反的话来了。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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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映小私有者的听听吧》利益和希望的民粹派,不得不主张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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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民主党在俊国第一次革命中的土地纲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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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教育》杂志第10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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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这就是我们那些地方公有派的科学的老实态度的典范!在全俄农民代表发表政治主张以前,他们解决这个困难问题时替小私有者说的是一套,而在农民代表在两届杜马中发表意见之后,他们替同样这些“小私有者”说的却又是截然相反的另外一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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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应该指出一件十分滑稽的事情,马斯洛夫认为俄国农民倾向于国有化,并不是由于农民土地革命的特殊条件,而是由于资本主义社会中小私有者的一般特性。这真是难以置信,然而这是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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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斯洛夫郑重地说:“小私有者最怕大私有者的竞争和统治,最怕资本的统治”马斯洛夫先生,您搞错了!把大(农奴制的)土地私有者和资本所有者相提并论,那就是重复市侩的偏见。农民之所以如此坚决地反对农奴制大地产,因为他们在当前这个历史时刻是农业的资本主义自由演进的代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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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私有者没有能力在经济方面同资本作斗争,便指望政权来帮助小私有者反对大私有者…如果说俄国农民若干世纪以来一直希望中央政权保护他们免遭地主和官吏之害,如果说法国拿破仑依靠农民扼杀了共和国,那么这都是因为农民希望得到中央政权的援助。”(《教育》杂志第10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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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得·马斯洛夫说得妙极了!第一,如果说俄国农民在当前这个历史时刻所表现的特性和拿破仑时代法国农民所表现的一样,那么这和土地国有化又有什么相干呢?法国农民在拿破仑时代从来没有拥护过国有化,也不可能拥护。马斯洛夫先生,您这不是生拉硬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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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这与同资本作斗争又有什么相干呢?这里讲的是农民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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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党的土地纲领及其在第一次革命中所受到的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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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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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私有制同包括农民土地在内的全部土地国有化之间的比较。法国农民在拿破仑时代死死抱住小私有制不放,认为这是抵御资本的壁垒,而俄国农民呢…可敬的先生,请让我再问一次,您的话前后又怎么连得起来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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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马斯洛夫讲到对政权的指望时,竞把事情说成这样,似乎农民都不了解官僚制度的危害,不了解自治制度的意义,只有他这位先进的彼得·马斯洛夫才重视这一点。这样来批评民粹派,未免太简单化了!我们只要查一查劳动派在第一届和第二届杜马中提出的有名的土地法案(104人法案“),便可以看出马斯洛夫的论断(或暗示?)是错的。恰恰相反,事实说明,在劳动派的法案中,自治原则和反对用官僚手段解决土地问题的态度,比在按马斯洛夫意见写成的社会民主党的纲领中表现得更加鲜明!我们党的纲领只讲到地方机关选举的“民主原则”,而劳动派的法案(第16条)则准确地直截了当地提出通过“普遍、平等、直接和无记名投票”选举地方自治机关。不仅如此,该法案还提出成立地方土地委员会(大家知道,这一点得到社会民主党人的支持),这种委员会也应该用上述方式选举产生,它应负责组织土地改革问题的讨论,并进行改革的准备工作(第17一20条)。主张用官僚主义办法实行土地改革的是立宪民主党人,而不是劳动派,是自由派资产者,而不是农民。为什么马斯洛夫硬要歪曲这些尽人皆知的事实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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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马斯洛夫在说明小私有者为什么“不得不主张国有化”的那段绝妙的“解释”中,强调庄稼汉指望得到中央政权的保护。这是地方公有化区别于国有化的地方:一个靠地方政权:一个靠中央政权。这是马斯洛夫十分欣赏的思想,关于这种思想的经济意义和政治意义的实质,我们到下面再作详细的分析。这里只是指出,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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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民主党在俊国第一次革命中的土地纲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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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洛夫回避了我国革命历史向他提出的问题,即为什么农民不怕自己的土地收归国有。这是问题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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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这还不是问题的全部。特别有趣的是,马斯洛夫在试图说明劳动派不主张地方公有化而主张国有化的阶级根源时,竟向读者隐瞒了民粹派也是主张由地方自治机关直接支配土地这一事实!马斯洛夫说庄稼汉“指望”中央政权,这不过是知识分子对庄稼汉的诽谤。请看劳动派提交两届杜马讨论的土地法案第16条。该条原文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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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民土地资产应由经普遍、平等、直接和无记名投票选出的地方自治机关主管,地方自治机关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独立进行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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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把这一条同我们党的土地纲领中相应的要求作个比较:“…俄国社会民主工党要求:…(4)没收除小地产以外的私有土地,并将其转交给根据民主原则选举出来的大的地方自治机关根据第3项,包括城区和乡区的机关》支配…”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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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中央政权和地方政权的权限来看,这里有什么区别呢?“主管”和“支配”有什么不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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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马斯洛夫讲到劳动派对国有化的态度时,要向读者(可能也向他自己?)隐瞒第16条的内容呢?因为这一条完全粉碎了他那荒谬的“地方公有化”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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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者只要看看马斯洛夫向斯德哥尔摩代表大会提出的地方公有化主张的理由,只要读一读这次代表大会的记录,就可以看出,他口口声声强调不能镇压各民族,不能压迫各边疆地区,不能忽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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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见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旧4年人民出版社版第1分册第150页。一一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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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的地方利益,等等,等等。早在斯德哥尔摩代表大会以前我就向马斯洛夫指出(见《修改工人政党的土地纲领》第18页①),所有这些论据“完全是误会”,我当时说,我们的党纲既承认了各民族的自决权,也承认了广泛的地方自治和区域自治。所以在这方面,不必要也不可能再想出任何防止过分集中、防止官僚化和防止规章过死的补充“保证”,因为这种“保证”要么毫无内容,要么会被人解释成反无产阶级的联邦制的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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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派向地方公有派证明了我的看法是正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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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马斯洛夫也该承认,所有代表农民的利益和观点的集团,都主张这样一种形式的国有化,即它们所主张的地方自治机关的权利和权力并不比马斯洛夫所要求的少!规定地方自治机关权限的法律应当由中央议会颁布,这一点马斯洛夫闭口不谈,但是任何把脑袋藏在翅膀底下的做法都无济于事,因为现在根本不能设想会有什么别的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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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交给…支配”这几个字把问题弄得十分糊涂。不知道究竞谁是被没收的地主土地的所有者②!既然不知道,那么所有者就只能是国家。“支配”的内容是什么,它的范围、形式和条件怎样,一这又要由中央议会来决定。这是不言而喻的,况且我们党的纲领还专门分出“有全国意义的森林”和“移民所需的土地”。显然,只有中央国家政权才能从全部森林中分出“有全国意义的”森林,从全部土地中分出“移民所需的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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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2卷第228页。一编若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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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孟什维克在斯德哥尔摩代表大会上否决了把“支配”改为“所有”的修正案(《记录》第152页).只是在策略决改中提到,在“革命胜利发展"的情况下…交给“所有”,而根本没有比较明确地交代“革命胜利发展”是什么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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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民主党在俊国第一次革命中的土地纲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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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现在特别不伦不类地成了我们党的纲领的马斯洛夫纲领,同劳动派的纲领相比,显得十分荒谬。无怪乎马斯洛夫讲到国有化问题时要扯到拿破仑时代的农民,他为的是不让大家知道,我们提出这种糊涂的“地方公有化”主张,已在资产阶级民主派代表面前,使自己落到多么荒谬可笑的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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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纲领唯一的区别,十分现实的、毫无疑问的区别,就是对待农民份地的态度不同。马斯洛夫把这种土地除外,是因为他害怕“旺代暴动”。结果却是,参加第一届和第二届杜马的农民代表嘲笑了尾巴主义的社会民主党人的恐惧心理,主张把自己的土地全部国有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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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公有派现在不得不去反对劳动派农民,向他们证明,他们不应该让自己的土地实行国有化。历史开了一个玩笑,用马斯洛夫、约翰、科斯特罗夫之流的论据打了他们自己的耳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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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农民的土地纲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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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们来探讨彼·马斯洛夫感到束手无策的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所有反映小私有者的利益和希望的政治集团,都不得不主张国有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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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来分析一下,104人土地法案,即第一届和第二届杜马的劳动派的土地法案,在多大的程度上真正反映了全俄农民的要求。两届杜马的代表成分,以及不同阶级利益的代表在“议会”讲坛上就土地问题所开展的政治斗争的性质,都能够说明这一点。关于土地私有制、特别是关于农民土地私有制的主张,在杜马中不仅没有被推到次要地位,恰恰相反,经常被某些政党提到首要地位。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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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斯季申斯基、古尔柯和所有的大臣先生,通过所有的官方报刊,专门向农民代表表示赞成这个主张。右派政党,由第二届杜马中“大名鼎鼎的”斯维亚托波尔克一米尔斯基带头,也喋噪不休地对农民大讲农民土地私有制的好处。这个问题上力量的实际配置情况己由大量的材料说明,因而对于这一情况的正确性(从阶级利益来看)便没有任何怀疑的余地了。在第一届杜马中,当时自由派认为革命人民是一种力量并向革命人民献股勤,立宪民主党由于大势所趋,也曾主张土地国有化。大家知道,立宪民主党人在第一届杜马提出的土地法案中提到“国家土地储备”,凡是可转让的土地都算作这类土地,它将交给农民长期使用。当然,立宪民主党人在第一届杜马提出这个要求,并不是出于某种原则一一说立宪民主党有什么原则是很可笑的。不是的,自由派提出这一要求,那不过是农民群众的要求引起的微弱反响。农民代表早在第一届杜马就立即成了一个独立的改治集团,“104人”土地法案,是全俄农民这一觉悟的社会力量的主要和基本的政纲。农民代表在第一届和第二届杜马的发言、“劳动派”报纸(《农民代表消息报》和《劳动俄罗斯报》)上刊登的文章,都说明104人法案如实反映了农民的利益和希望。因此,关于这个法案应该比较详细地来谈一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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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一看在这个法案上签字的代表的构成情况是很有意思的。第一届杜马的时候,在法案上签字的有70名劳动派分子,17名无党派人士,8名政治派别不明的农民,5名立宪民主党人①,3名社会民主党人②和1名立陶宛自治派。在第二届杜马中,在“104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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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加甫·祖勃琴科、季·沃尔柯夫和马·格拉西爽夫三人都是农民:还有医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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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日金和司级阿法纳西耶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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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彼尔姆省的工人安东诺夫略山省的工人叶尔绍夫和莫斯科省的工人瓦·丘留科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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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案上签了99个名字,把重复的除外,共有91人签名,其中名劳动派分子,4名人民社会党人,2名社会革命党人,2名哥萨克集团分子,2名无党派人士,1名比立宪民主党人稍左的分子(彼得松),1名立宪民主党人(农民奥德诺科佐夫)。在签名者中间农民占多数(第二届杜马91人中不少于54人:第一届杜马104人中不少于52人)。有意思的是:彼·马斯洛夫对那些他认为不会赞同国有化的个体农民(见前面的引文所抱的特别的期望,也被两届杜马中的农民代表全部推翻了。例如,被多利斯克省几乎全体农民都是个体农民(905年,个体农户共有457134户,村社农户只有1630户)。而波多利斯克省代表在“104人”土地法案上签名的,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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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届杜马中有13人(大部分是种地的农民),第二届杜马中有10人!有个体农户拥有地产的其他省份如维尔纳省、科夫诺省、基辅省、波尔塔瓦省、比萨拉比亚省和沃伦省,这些省的代表也在104人法案上签了名。只有持有民粹派偏见的人才会认为,从土地国有化的角度来看,村社农民和个体农民的差别是极其重要的。顺便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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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句,全俄农民代表第一次提出土地纲领,已使这种偏见遣到极其沉重的打击。事实上,提出土地国有化的要求,并不是由于特殊的土地占有制形式,也不是由于农民的“村社习惯和本能”,而是由于全部小农地产(村社地产和个体农户地产都在内)都受农奴制大地产压迫这个总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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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一、第二两届杜马中提出104人国有化法案的有全俄各地的代表,其中不仅有中部农业区和非黑土地带工业省的代表,不仅有北部边疆地区(在第二届杜马中有阿尔汉格尔斯克和沃洛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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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两省的代表)、东部边疆地区和南部边疆地区(阿斯特拉罕、比萨拉比亚、顿河、叶卡捷琳诺斯拉夫、库班、塔夫利达、斯塔夫罗波尔等省和州)的代表,而且有小俄罗斯各省、西南各省、西北各省、波兰(苏瓦乌基省)和西伯利亚(托博尔斯克省)的代表。显然,在俄国中部农业区表现得最厉害最直接的农奴制地主土地占有制对小农的压迫,在全俄各地都有表现,致使各地的小农都支持争取土地国有化的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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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斗争的性质带有明显的小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特征。在这方面,必须特别着重指出我国社会主义报刊经常忽视的一个事实,即社会革命党人的“社会主义”遭到最沉重的打击,是在农民提出独立的土地纲领,第一次登上公开的全俄政治舞台的时候。只有少数先进的农民代表赞成社会革命党人的土地社会化法案(第一届杜马中的“33人”法案16)。大多数代表都站在104人方面,拥护人民社会党人的法案。社会革命党人自己把人民社会党的纲领叫作个人主义的纲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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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在社会革命党人的《论文集》中(“我们的思想”出版社,907年圣彼得堡版第1集),有潘·维赫利亚耶夫先生的一篇题为《人民社会党和土地问题》的文章。作者批评人民社会党人彼舍霍诺夫,并且还引了他的一段话:“104人法案反映了我们(人民社会党人)对于用什么方法可以取得土地的观点”(见该《论文集》第81页)。社会革命党人直截了当地说,104人法案“将会否定村社土地使用制的根本原则”,同斯托雷平的土地法,同906年11月9日的法令“一模一样”(原文如此)(同上,第86页。我们下面再来说明社会革命党人的偏见是如何妨碍他们去认清斯托雷平的道路和劳动派道路之间实际的经济区别的)。社会革命党人把彼舍霍诺夫的纲领观点看成是“自私自利的个人主义的表现”(第田页),是“用个人主义脏水污染了思想的巨流”(第91页),是“怂惠人民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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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民主党在俄国第一次革命中的土地纲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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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中的个人主义和利己主义思潮”(同上,第9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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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这些说法都是对的。不过问题的实质根本不在于彼舍霍诺夫先生之流的机会主义,而是在于小农的个人主义,社会革命党人想用“有力的”言词来掩盖这一事实是徒劳的。问题不在于彼舍霍诺夫之流污染了社会革命党的思想的巨流,而在于多数先进农民代表暴露了民粹主义的真实的经济内容,暴露了小农的真实的意图。社会革命党的主张在广泛的、真正是全俄的农民群众代表中遭到了破产。这就是第一届和第二届杜马的104人土地法案向我们表明的情况。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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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派在主张土地国有化时,通过自己的法案十分清楚地表露出小农“利己主义和个人主义”的要求。他们主张把份地和小块私有土地留在现在的占有者手里(104人土地法案第3条),条件只是要采取立法措施来保证“这些土地逐步转为全民财产”。把这句话译成能说明真实经济关系的语言,那就是说:我们是从真正业主的利益出发的,是从真正的而不只是名义上的农民的利益出发的,但是我们希望他们的经济活动能在国有化②土地上完全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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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从第二届杜马的速记记录可以看出,社会革命党人穆申科提出了一项由105名代表签名的土地法案?。可惜我没能弄到这个法案。我手头有关杜马的材料中,只有劳动派在第二届杜马中再次提出的104人法案.有了劳动派的这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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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第一届和第二届杜马的)104人法案,社会革命党的1D5人法案因比至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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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只能表明某些农民动摇于人民社会党人和社会革命党人之间,知推翻不了我在文中所淡到的间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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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附带说期一点。亚·芬一叶诺塔耶夫斯基在对农民协会的以至全体农民的国有化要求的严肃性和自觉性提出异议时,引用了弗·格罗曼先生的说法。说什么农民代表大会的代表“没有预见到使用土地要付什么代价”,不了解级差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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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开展起来。法案第9条规定“本地人比外来的享有优先权,农业人口比非农业人口享有优先权”,这再次说明劳动派把小业主的利益放在首要地位。“平等的土地权”是一句空话:由国家给“没有足够资金购置经营所必需的一切用具的人们”发放贷款和补助金(104人土地法案第15条)一一这是一种天真的愿望,其实得利的必然只是那些现在能成为殷实业主、能从受盘剥的农民变为自由而富裕的农民的人。自然,无产阶级的利益要求支持那些可以最有力的促使俄国农业从农奴主一地主的手中,从受盘剥的、愚昧的、贫困的、因循守旧的农民手中转到农场主手中的措施。而“104人”法案无非是一个争取把受盘剥的农民中的一部分殷实户变成自由农场主的纲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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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中世纪土地占有制和资产阶级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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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要问,在俄国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土地变革的经济条件下,有没有使得小私有者要求土地国有化的物质基础,或者这一要求也不过是一句空话,不过是无知庄稼汉的天真愿望,是宗法式的农民的一种空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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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应:该交给整个集体(亚·芬土地问题和社会民主党》第田页)。104人法案第7条和第14条说明,这种看法是错误的。在这两条中,劳动派既预见到使用土地要付代价(土地税随着份地扩大而提高),又预见到级差地租将转交给国家“限制”对土地“增值部分的权利,因为土地增值不取决于土地占有者的劳动和资本这一点请注意!劳动派并不反对资本》而取决于社会条作”)。诚然,关于城市土地和其他土地,第7条说:“在这些财产没有变为全民财产之前”,土地占有者的权利等等应该受到限制。不过这大概是一种失言吧,不然的话,就成了劳动派从私有者那里征收地租,却又把地租交还给租种全民土地的占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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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应该更具体地设想一下农业中任何资产阶级民主变革的条件,然后拿这些条件同我们上面所说的俄国可能出现的资本主义农业演进的两条道路作一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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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在《剩余价值理论》(《Theorien uden M ehrwert》)(905年斯图加特版第2卷第2册)中非常清楚地说明了,从土地占有关系来看,农业中资产阶级变革的条件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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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分析了洛贝尔图斯的观点,提示了这位波美拉尼亚“地主的理论的全部局限性,并且详细列举了他的愚钝的种种表现(同上,第2卷第1册第256一258页,洛贝尔图斯先生的第一个谬论到第六个谬论),此外还分析了李嘉图的地租理论(同上,第2卷第2册第3节b《李嘉图理论的历史条件》).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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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谈到李嘉图和安德森时说:“他们两人都是从一种在大陆上看来非常奇怪的观点出发的,这就是:(①)根本不存在妨碍对土地进行任意投资的土地所有权:(②)从较好的土地向较坏的土地推移。(在李嘉图看来,如果把由于科学和工业的反作用造成的中断除外,这一点是绝对的:在安德森看来,较坏的土地又会变成较好的土地,所以,这一点是相对的):(3)始终都有资本,都有足够数量的资本用于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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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1)、(2)两点,大陆上的人们一定会感到非常奇怪:在这样一个他们看来最顽固地保存了封建土地所有权的国家里,经济学家们一安德森也好,李嘉图也好一却从不存在土地所有权的观点出发。这种情况可用以下两点来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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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3第26卷第2册第9497页和第262一267页.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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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英国的‘公有地圈围法'(law of enclosures》)电(即圈围村社土地的法令〉有它的特点,同大陆上的瓜分公有地毫无共同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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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从亨利七世以来,资本主义生产在世界任何地方都不曾这样无情地处置过传统的农业关系,都没有创造出如此完善的(适合自己的)条件,并使这些条件如此服从自己支配。在这一方面,英国是世界上最革命的国家。从历史上遗留下来的一切关系,不仅村落的位置,而且村落本身,不仅农业人口的住所,而且农业人口本身,不仅原来的经济中心,而且这种经济本身,凡是同农业的资本主义生产条件相矛盾或不相适应的,都被毫不怜惜地一扫而光。举例来说,在德国人那里,经济关系是由村社土地Feld-marken》的传统关系、经济中心的位置和居民的一定集中点决定的。在英国人那里,农业的历史条件则是从15世纪以来由资本逐渐创造出来的。联合王国的常用术语‘clearing of estates'(直译是清扫领地或清扫土地》,在任何一个大陆国家都是听不到的。但是什么叫作‘clearing of estates'呢?就是毫不考虑定居在那里的居民,把他们赶走,毫不考虑原有的村落,把它们夷平,毫不考虑经济建筑物,把它们拆毁,毫不考虑原来农业的类别,把它们一下子改变,例如把耕地变成牧场,总而言之,一切生产条件都不是按照它们传统的样子接受下来,而是按照它们在每一场合怎样最有利于投资历史地创造出来。因此,就这一点来说,不存在土地所有权:土地所有权让资本一租地农场主一一自由经营,因为土地所有权关心的只是货币收入。一个波美拉尼亚的地主,脑袋里只有祖传的(angestammten)村社土地、经济中心和农业公会等等,因而对李嘉图关于农业关系发展的‘非历史'观点就会大惊小怪。而这只说明他天真地混淆了波美拉尼亚关系和英国关系。可是决不能说,这里从英国关系出发的李嘉图会同那个思想局限于波美拉尼亚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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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波美拉尼亚地主一样眼光短浅。因为英国关系是使现代土地所有权一一被资本主义生产改变了形式的土地所有权一一得到合适(十分完善的)发展的唯一关系。在这里,英国的观点对于现代的即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来说具有古典意义。相反,波美拉尼亚的观点却是按照历史上处于较低阶段的、未完全形成的(不合适的》形式来评论已经发展了的关系”(第5一7页)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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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马克思的一段极其深刻的论断。我们的“地方公有派”是否曾经思考过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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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早在《资本论》第3卷(第2册第156页)中就指出过,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开始发展时在历史上所遇到的那种土地所有权形式,是不适应资本主义的。资本主义自己从封建地主、农民村社、克兰等旧的土地占有制形式中,创造出相应的土地关系形式。②在上面引证的那一部分,马克思把资本在创造适合自己的土地占有制形式时所采用的各种方式作了比较。在德国,中世纪土地占有形式的改造是通过所谓改良的方式来进行的,迁就旧习惯,迁就传统,迁就缓慢地变为容克农场的农奴主领地,迁就那些正艰难地由徭役制农民变为雇农和大农的懒惰的农民⑧所习惯的地块。在英国,这种改造是通过革命的方式、暴力的方式来进行的,但是这种暴力有利于地主,暴力手段的对象是农民群众,农民苦于苛捐杂税的盘剥,被赶出农村,离乡背井,家破人亡,流落国外。在美国,这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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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2册第263一264页.一一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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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同上,第25卷第田6页。一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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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参看利余价值理论》第2卷第1册第20页:农业中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条件是“懒惰的农场主被实业家G eschaftsmann)所取代”(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0第26卷第2册第116页.一一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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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造是通过对南部各州奴隶主农庄施行暴力的方式来进行的。在那里,暴力是用来对付农奴主一地主的。他们的土地被分掉了,封建的大地产变成资产阶级的小地产①。对于美国许多“空闲”土地说来,为新生产方式(即为资本主义)创造新的土地关系这一使命,是由“美国土地平分运动”,由40年代的抗租运动Anti-R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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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wegung),由宅地法1等等来完成的。当德国共产主义者赫尔曼·克利盖在1846年鼓吹美国的土地平分时,马克思嘲笑了这种冒牌社会主义的社会革命党人的偏见和市侩的理论,但他同时也充分估计到美国反对土地私有制②运动的历史意义,认为这是代表美国生产力发展的利益、代表美国资本主义利益的进步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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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为什么俄国小私有者不得不主张国有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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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上述观点来考察一下9世纪下半叶以来俄国的农业演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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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见考茨基《土地问题(德文本第132页及以下各页)中有关美国南方由于奴求制崩遗而引起小农场的发展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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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见905年前进报第15号4月7日20日)日内瓦出版)上的《马克思论关国的“土地平分"》一文(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0卷第50一56页。一编者注)(梅林编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马克思在1846年写道:“我们完全承认美国民族改良派运动的历史合理性。我们知道,虽然这个运动所力求达到的结果在目前会促进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工业制度的发展,但是它既然是无产阶级运动的成果,是对一般土地私有制、特别是在美国现存条件下对土地私有制举行的攻击,其结果必然会导向共产主义。克利盖同当时侨居纽的的德国共产主义者一起参加了抗租运动Ant什Rent-Bewegung),竞用一些华丽的词句粉饰这个简单的事实,而不去深入考察运动本身的内容.”(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9页。一一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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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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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伟大的”农民改革,割取农民土地,强迫农民迁往“沙地”,依靠武力、枪杀和体刑来施行新的土地制度,这一切究竞是怎么回事呢?这是为了农业中正在产生的资本主义的利益而对农民所采取的第一次大规模的暴力。这是用地主方式为资本主义“清扫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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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根本法第87条颁布的斯托雷平的土地法,这种对富农掠夺村社的怂恿,这种以群众迅速破产为代价、为着一小撮富裕业主的利益对旧的土地关系的破坏,又是怎么回事呢?这是为了资本主义的利益而对农民施行大规模暴力的第二个重大步骤。这是第二次用地主方式为资本主义“清扫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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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派在俄国革命中提出土地国有化主张,这是怎么回事呢?这是用农民方式为资本主义“清扫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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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地方公有派的一切荒唐主张的基本根源,就在于他们不了解俄国可能出现的两种资产阶级土地变革的经济基础,即地主式的资产阶级变革和农民式的资产阶级变革的经济基础。不“清扫”中世纪的(部分是封建式的,部分是亚细亚式的)土地关系和土地制度,农业中的资产阶级变革便不可能发生,因为资本必须就经济的必要性来说)为自己创造新的、适应自由的商业性农业这一新条件的土地制度。在土地关系方面,首先是在旧的土地占有制方面“清扫”中世纪废物,主要应涉及到地主的土地和农民的份地,因为这两种土地占有制在目前的状态下都只适合于工役制,适合于徭役制的残余,适合于盘剥制,而不适合于按资本主义方式自由发展的经济。斯托雷平式的“清扫”,无疑是遵循俄国资本主义进步发展的路线的,只是这种清扫完全迎合地主的利兹:让富裕农民付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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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银行(应读作:地主银行)高价,我们就给他们以自由一一他们可以掠夺村社,用暴力剥夺群众,扩大地块,强迫贫苦农民搬走,破坏整个整个村庄的生活基础,不惜任何代价,不顾一切,也不管有多少“历来的”份地农民的经济和生活受到破坏,划出新的单独的地块,创立资本主义新农业的基础.这条路线无疑是具有经济意义的,它如实反映了在逐渐变为容克的地主的统治下应有的现实发展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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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条路线,即农民路线,又是怎样的呢?要么这条路线在经济上不可能实现,那样一来有关农民没收地主土地、农民土地革命等等的议论,都不过是招摇撞骗或想入非非。要么这条路线在资产阶级社会某一种成分战胜资产阶级社会另一种成分的条件下,在经济上可能实现,那么我们就应该明确地认识到并且明确地向人民指出这一发展的具体条件,即农民按照新的方式,按照资本主义的方式改造旧的土地占有关系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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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自然会产生一种想法,即认为这条农民路线就是把地主土地分给农民,归农民私有。好极了。但是,要使这种分配适合农业中真正新的资本主义的条件,就必须按照新的方式、而不是按照旧的方式来进行。作为这种分配的基础的,不应该是旧有的份地,即早在100年前按地主指定的总管或亚细亚式专制政府的官吏的意志分给农民的份地,而应该是自由的商业性农业的要求。为了满足资本主义的要求,土地应在农场主中进行分配,而不是在“懒惰的”农民之间进行分配,后者绝大多数都是按旧习惯、旧传统来经营的,只适合于宗法经济的条件,而不适合于资本主义的条件。按照旧的土地份额即按照旧的份地占有制来实行分配,那就不是清扫而是永远保存旧的土地占有制,那就不是为资本主义开辟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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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是用许多无法成为农场主、从来不能适应环境的“懒汉”来加重资本主义的负担。进步的分配必须是建立在种地的农民新的分化的基础上,建立在农场主从废物中分化出来的基础上这种新的分化就是土地国有化,就是完全消灭土地私有制,就是经营土地的充分自由,就是农场主可以从旧式农民中自由地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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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想象一下现代的农民经济以及份地占有制即旧的农民土地占有制的性质吧。“农民被村社联合成为行政兼征税性的土地占有者的极小联合体,但他们同时是分散的,被大量按份地面积、纳税数额等形形色色的方法划分成各种等级和类别。姑且拿萨拉托夫省地方自治局统计汇编来说吧。这里的农民分为以下各种等级:有赐地的农民、私有农民、完全私有农民、国家农民、有村社地产的国家农民、有切特维尔梯地产的国家农民、原属地主的国家农民、皇族农民、租种官地的农民、无地农民、前地主农民中的私有农民、赎买了宅院的农民、前皇族农民中的私有农民、常住私有农民、移居农民、前地主农民中的有赐地农民、前国家农民中的私有农民、脱离农奴籍的农民、免缴代役租的农民、自由耕作农、暂时义务农、前工厂农民等等,此外还有注册农民、外来农民等等。所有这些等级,都有不同的土地关系史、份地面积、纳税数额等等。而且在这些等级内部又有很多类似的区分:有时甚至同一乡村的农民分为完全不同的两类,如前某某老爷的农民’和‘前某某太太的农民'。所有这些五花八门的类别,在中世纪…是很自然的和必要的。”①如果重新分配地主土地,还是按照这种封建土地占有制来进行,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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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见《资本主义的发展影第5章第9节:《关于我国农村前资本主义经济的儿点意见》,第因3页.(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3卷第343一344页.一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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么无论是补足到统一的土地份额,即实行平均分配,还是按照新旧之间的某种比例或是按照其他标准来分配,都是一样的,都不但不能保证分配的地块符合资本主义农业技术的要求,反而会巩固这种显然不相符合的情形。这样的分配将使社会的演进遇到困难,不是把新事物从旧事物中间解放出来,而是使新事物受旧事物的束缚。只有实行土地国有化才是真正的解放,才能造就农场主,才能使农场主经济在不受旧经济束缚,不受中世纪份地占有制任何牵连的情况下形成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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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改革后的俄国,中世纪的农民份地上的资本主义演进过程表现在进步的经济成分逐渐摆脱份地的决定性的影响。一方面是无产者得到解放,他们出租自己的份地,或者抛弃份地,让土地荒芜起来。另一方面是业主得到解放,他们买地租地,用中世纪旧土地占有制下的各种土地建立起新的农场。目前俄国殷实一点的农民,即在对革命有利的结局下确实能够成为自由的农场主的农民,他们所经营的土地一部分是自己的份地,一部分是从邻近的村社农民那里租来的份地,一部分也许是长期租用的官地,按年租赁的地主土地,向银行买来的土地,等等。资本主义要求把所有这些类别一概取消,要求土地上的任何经营一律适应市场的新条件和新要求,适应农业技术的要求。土地国有化就是用革命的农民的办法来实现这一要求,一下子使人民完全摆脱种种形式的中世纪土地占有制这类腐朽货色。无论是地主土地占有制还是份地占有制都不应该存在,应该存在的只是新的自由的土地所有制。这就是激进农民的口号。这一口号最忠实、最彻底、最坚决地表达了资本主义的要求(尽管激进农民出于幼稚,画着十字来抵御资本主义的侵袭),表达了在商品生产条件下尽量发展土地生产力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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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这点就可以判断彼得·马斯洛夫的机智程度了,他的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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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纲领同劳动派农民的土地纲领的全部差别,就在于他要巩固旧的中世纪的份地占有制!农民份地好比一种犹太人居住区,农民在里面被禁锢得透不过气来,急切地想得到自由的①土地。可是,彼得·马斯洛夫却无视农民对自由土地即国有化土地的要求,要永远保有这种犹太人居住区,巩固旧制度,把从地主那里没收来的、转归公共使用的优等地置于旧土地占有制和旧经济条件的支配之下。劳动派农民行动上是最坚决的资产阶级革命家,口头上却是市侩空想家,以为“土地平分”是和谐和博爱②的起点,而不是资本主义农场经济的起点。彼得·马斯洛夫行动上是个反动分子,他因为害怕将来反革命的旺代暴动而要巩固目前旧土地占有制的反革命成分,要永远保存农民的犹太人居住区:他在口头上说的却是生吞活剥、死记硬背下来的有关资产阶级进步的词句。至于俄国农业中真正自由资产阶级式的而不是斯托雷平资产阶级式的进步的实际条件,马斯洛夫之流是一窍不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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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得·马斯洛夫的庸俗马克思主义同马克思实际运用的那些研究方法之间的区别,在对待民粹派(其中也包括社会革命党人)的小资产阶级空想的态度上,可以看得最清楚。1846年间,马克思无情地揭露了美国社会革命党人赫尔曼·克利盖的市侩思想,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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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社会革命党人”移申科先生在第二届杜马中最完整地叙述了该党的观点,他直截了当地宣布说:“我们举起土地解放的旗帜.”(907年5月26日第四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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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次会议,第1174页)只要不是瞎子,就不但能看到这面所谓“社会主义的”旗帜实际上的资本主义性质这一点彼得·马斯洛夫也看到了),而且也能看到这种土地革命同斯托雷平一立宪民主党的主张相比,具有经济上的进步性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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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点彼得·马斯洛夫却没有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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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参看“人民社会党人”沃尔克一卡拉切夫斯基关于“平等、博爱、自由”的演说,他在演说中幼稚地表述了这一资产阶级革命观点(日07年3月26日第二届杜马第十六次会议,第1077一108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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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克利盖主张在美国实行真正的土地平分,并且把这种分配称为“共产主义”。马克思的辩证的和革命的批判,剥掉了市侩学说的外壳,显露出“抨击土地私有制”和“抗租运动”的健康的内核。而我国的庸俗马克思主义者在批评“平分土地”、“土地社会化”、“平等的土地权”的时候,却局限于推翻这种学说,从而暴露了他们蠢笨的学理主义观点,他们不能透过僵死的民粹主义理论看到活生生的农民革命的现实。这种蠢笨的学理主义表现在“地方公有派”纲领中就是主张巩固最落后的中世纪土地所有制,而马斯洛夫和其他孟什维克对这种蠢笨的学理主义大加发挥,竞然在第二届杜马中以社会民主党的名义说出了确实十分可耻的话:“…在转让土地的方法问题上,我们(社会民主党人》同这些民粹派》党团比同人民自由党党团接近得多,而在土地使用的形式问题上,我们却离前者要远一些。”(907年5月26日第四十七次会议,速记记录第123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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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确,在农民土地革命中,孟什维克同革命农民的国有化主张离得较远,而同自由派地主保存份地所有制(并且不只是份地所有制)的主张却比较接近。保存份地所有制,也就是保存愚味、落后和盘剥。自然,自由派地主渴望着赎买,竭力主张保存份地所有制①…同时也保存绝大部分的地主所有制!而让“地方公有派”弄糊涂了的社会民主党人不懂得,话说完就消失了,事实却终归是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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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顺便说几句.孟什维克(其中包括策列铁里同志,他的发言我己经引用过了)以为立宪民主党人多少能彻底地维护农民的自由所有权,其实是大错特错了。事实并非如此。库特列尔先生代表立宪民主党在第二届杜马发表演说,赞成私有权(这同立宪民主党人在第一届杜马中提出的关于国家土地储备的法案不同),但同时又说,“我党认为只(》对他们《农民》的转让权和抵押权加以限制,也就是防止将来土地买卖的盛行.”(907年3月9日第十二次会议,速记记录第740页)这是乔装打扮成自由派的官僚提出的极反动的弱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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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民主党在俄因第一次革命中的土地纲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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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关于平均制和社会化等等的话语是会消失的,因为在商品生产下不可能有什么平均制。然而事实终归是事实,在资本主义可能达到的范围内尽量破除旧的封建制度,破除中世纪的份地占有制,破除种种陈规和传统,这一事实不会改变。人们说:“平分土地不会有任何结果”,马克思主义者应该这样来理解这句话:“不会有任何结果”只是就社会主义任务而言,只是说这种办法不能消除资本主义。然而这种分配的做法,甚至这种分配的想法却会产生许许多多有利于资产阶级民主变革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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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因为这种变革要么是通过地主比农民占优势的道路来实现,这就要求保存旧的所有制并且完全依靠卢布的力量对它进行斯托雷平式的改良:要么是通过农民战胜地主的道路来实现,由于资本主义经济客观条件的关系,不彻底消灭中世纪的地主土地所有制和农民土地所有制,就无法做到这一点。要么是斯托雷平式的土地改革,要么是农民革命的国有化。只有这两种解决办法在经济上才是现实的。一切中间的办法,从孟什维克的地方公有化到立宪民主党人的赎买,统统是市侩的局限性,统统是对学说的愚蠢的歪曲,统统是拙劣的臆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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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农民和民粹派论份地的国有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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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除份地所有制,是建立符合资本主义新条件的自由的农民经济的前提,这一点农民自己也十分清楚地意识到了。格罗曼先生详细而确切地描述了农民代表大会上①的讨论情况,引用了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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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农民问愿材料》(全俄农民协会代表大会记录,905年11月6一10日,格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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曼作序,9D5年圣彼得堡新世界出版社版第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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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的精辟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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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讨论赎买问题时,一位代表说:‘有人说,要是不用赎买办法,许多用血汗钱买地的农民就会吃亏.这样的农民很少,地也不多,他们在分配土地时反正可以分到土地。'这番话并没有受到实质性的反驳。这就是愿意把份地和购买地的所有权一概放弃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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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了没几页(第20页),格罗曼先生又把这话当作农民的共同见解重复了一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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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分配土地时反正可以分到土地”!这个论据出于何种经济必要性,难道不清楚吗?包括地主土地和份地在内的全部土地重新进行分配,9。(确切些说,是99%)的农民占有的土地将不会少于原有的土地:根本不必害怕。重新分配之所以需要,是因为它使真正的、名副其实的业主能够根据新的条件,根据资本主义的要求(从个别生产者说来,是根据“市场的命令”)来规划自己的土地怎样使用,而不受那些决定份地大小、份地位置和份地分配情况的中世纪关系的支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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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舍霍诺夫先生是一个讲求实际、头脑冷静的“人民社会党人”(应读作社会立宪民主党人),正如我们所看到的,他能够迎合全俄为数众多的小业主的要求,把这个观点表达得更加明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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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写道:“份地是生产方面最重要的一部分土地,可是它被固定于一个等级,更糟糕的是被固定于等级中的一些小集团,被固定于单个的农户和村庄这样一来,即使在份地范围内,农民大抵都不能自由迁徙…这种人口分布状况是不合理的,是不符合市场要求的(请注意这一点》·应该取消关于官地的禁令,应该使份地摆脱私有制的束缚,应该废除私有土地的地界。应该把俄国人民的土地归还给俄国人民,这样他们能根据自己经济的需要在这片土地土自由居住.”阿·瓦·彼舍霍诺夫《农民运动提出的土地问题》1906年圣彼得堡版第83、86、88一阳页,黑体是我们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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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民主党在俊国第一次革命中的土地纲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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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自立的农场主在借这位“人民社会党人”之口讲话,这难道不是一清二楚的吗?为了重新分布人口,为了造成“符合市场要求”即符合资本主义农业要求的新地块,农场主的确需要“使份地摆脱私有制的束缚”,这难道不是一清二楚的吗?我们再提醒一句,彼舍霍诺夫先生头脑很冷静,他屏弃任何社会化、任何适应村社制度的主张(难怪社会革命党人骂他是个人主义者:),他屏弃任何禁止农民经济中的雇佣劳动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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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农民这样要求国有化的情况下拥护农民份地所有制,其反动本质是十分明显的。亚·芬在他的小册子中引用了彼舍霍诺夫先生的上述某些论断,批评他是民粹派,并且向他证明说,资本主义必然会从农民经济中,在农民经济的内部发展起来(见上述小册子第14页及以下各页)。这种批评是不能令人满意的,因为亚·芬只讲到资本主义发展的一般问题,而忽略了一个具体问题,忽略了资本主义农业在份地上更加自由地发展的条件!亚·芬只是笼统提出资本主义问题,轻而易举地战胜了早已被打败的民粹主义。但这里讲的是比较具体的①问题,即用地主方式与用农民方式来为资本主义“废除地界”(彼舍霍诺夫先生的说法),“清扫”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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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亚·芬十分正确地自问自答说:“彼舍霍诺夫的这种劳动经济最终会导向什么呢?会导向资本主义.”(上述小册子第日页)这一无可怀疑的真理的确必须对民粹派讲清楚,但还应:该进一步阐明,在农民土地革命的情况下,资本主义的要求有哪些特殊的表现形式。可是,亚·芬没有这样做,反而倒退了一步,他写道:“试问,为什么我们要往回走,要沿者某些独特的道路打圈子,而最终再回到我们已经在走的道路泥?彼舍霍诺夫先生,这是白费劲!”(同上)不,这不是白费劲,也不是“最终”回到资本主义,而是最直接、最自由,最迅速地沿着资本主义道路前进。亚·芬没有认真想一想,俄国斯托雷平式的资本主义农业演进可俄国农民革命式的资本主义农业演进相比,各有什么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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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党的土地纲领及其在第一次革命中所受到的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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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革命党的正式发言人穆申科先生,在第二届杜马中就土地问题作了结论性的发言,他同彼舍霍诺夫先生一样明确地表明了土地国有化的资本主义实质,小市民社会主义者是喜欢把土地国有化称之为“社会化”,称之为“平等的土地权”等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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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申科先生说:“只有在废除地界之后,只有在土地私有制原则对土地所造成的一切障碍被铲除之后,才有可能合理地散居。”(907年5月26日第四十七次会议,速记记录第1172页)正是如此!“合理的”人口分布正是市场即资本主义所要求的。而妨碍“合理的”业主的“合理”分布的,不但有地主土地占有制,而且还有份地占有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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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农民协会代表的言论的另一考察,也很值得我们注意。格罗曼先生在上面提到的小册子中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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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新旧民粹主义思想基石的有名的村社”问题,根本没有人提出过,并且被默默地否决了:第一次和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决议都规定,土地应该交给个人和协作社使用。”(第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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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农民明确而坚决地反对旧的村社,拥护自愿结合的协作社,拥护个人使用土地。毫无疑问,这确实是全体农民的呼声,因为连劳动团的104人法案也根本没有提到村社。而村社是共同占有份地的联合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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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托雷平要用暴力消灭村社,是为了有利于一小撮有钱人。农民想消灭村社,是要代之以自由的协作社和“个人”使用国有化份地的权利。马斯洛夫之流主张资产阶级进步,却又在违反这种进步的基本要求,维护中世纪的土地占有制。我们可千万不能要这样的“马克思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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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民主党在俄国第一次革命中的土地纲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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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主张分配的M.沙宁等人的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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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沙宁在他写的小册子①中从稍微不同的角度来考察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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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结果却违反自己的本意,再次证实了他所十分仇视的国有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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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张是正确的。M.沙宁以爱尔兰为例,分析了资产阶级改良在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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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方面的条件,以此只证明了一点,即土地私有制原则同土地公有制或国有制是不相容的(要证明这一点,还应该作总的理论分析,可是这种分析沙宁连想也没有想到):其次他似乎还证明了,在按资本主义方式发展的农业方面进行任何国家改良活动,都必须承认私有权。然而,沙宁这一切论证都是无的放矢。在资产阶级改良的条件下,当然只有土地私有制才是可能的:既然联合王国保存若绝大部分土地的私有制,那么,作为联合王国一部分的爱尔兰,除了土地私有制以外,当然不可能有其他的道路。但这跟俄国“农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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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革命”有什么关系呢?M.沙宁可说是指出了一条正确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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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他指出的是斯托雷平式土地改革的正确道路,而不是农民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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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的正确道路②。M.沙宁根本不了解这两者的区别。而没弄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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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M.沙宁土地地方公有还是分归私有》,907年维尔纳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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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沙宁引用爱尔兰的例子来证明私有制比租佃制而不是比全部土地国有化)优越,这也并不新鲜。“自由派”教授亚·伊·丘普罗夫先生,也完全一样地引用爱尔兰的例子来论证农民土地私有制的优越性(《土地问题第2卷第11页)。至于这位“自由派”,甚至可以说是“立宪民主派”的真而目,看他的文章第33页就清楚了。丘普罗夫先生在那里恬不知耻地(只有俄围自由派才做得出来)要农民在所有土地规划委员会中从地主的多数!5个委员是农民,5个委员是地主,而主席“由地方自治会议指定”,也就是说,由地主会议指定。在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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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屈杜马中,右派分子德鲁茨基一柳别茨基公爵也曾经援引爱尔兰的例子来证明土地私有制的必要性,反对立宪民主党的法案(日6年5月24日会议,速记记录第62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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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党的土地纲领及其在第一次革命中所受到的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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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区别就来谈论社会民主党在俄国革命中的土地纲领,那是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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笑的。M.沙宁不用说是从最善良的动机出发,反对赎买,拥护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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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然而他却没有指出任何历史前途。他忘记了,在资产阶级社会里,没收土地即不付赎金地剥夺土地,也象土地国有化一样,是同改良绝对不相容的。又要讲没收土地,又要容许采用改良的办法而不是采用革命的办法来解决土地问题,这无异于向斯托雷平递送呈文,祈求消灭地主土地占有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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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宁这本小册子的另一方面就是特别强调我国的农业危机是农业技术的危机,强调绝对必须过渡到更高的经营形式,必须提高俄国目前极低的农业技术,等等。沙宁把这些正确的论点作了片面到极点的发挥,完全避而不谈消灭农奴制大地产和改变土地占有关系是这种技术变革的条件,这样,前途就完全是虚假的了。这是因为斯托雷平的土地改革也会导致农业技术的提高,而且从地主利益的角度来看这是正确的途径。906年11月9日的法令等等强迫拆散村社,另建独立农庄,资助独立田庄经济,这决不是象某些夸夸其谈的民主派记者有时所讲的那种海市蜃楼,这是在保存地主政权和地主利益的基础上经济进步的现实。这是一条发展极其缓慢的道路,对于广大农民群众、对于无产阶级来说,它又是一条极其痛苦的道路,但是,如果农民土地革命不能取胜的话,这条道路在资本主义俄国是唯一可能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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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从这样的革命的观点来看一下沙宁提出的问题吧。新的农业技术要求改造份地上那种祖传的、落后的、不开化的、不文明的、贫穷不堪的农民经济的一切条件。三圃制、原始的劳动工具、宗法制下的那种农民一文不名的状况、因循守旧的畜牧业、对于市场情况和市场要求的幼稚无知等等,这些都应当一概加以抛弃。那又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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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民主党在俊国第一次革命中的土地纲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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么样呢?在保留旧土地占有制的条件下,经营可能发生这样的革命性变化吗?而在目前的份地所有者中间分配土地,那就是把中世纪的土地占有制保留了一半①。如果土地分配能巩固新的经济和新的农业技术,能把旧的东西完全抛掉,那它可能是进步的。而既然这种分配是以旧的份地所有制为基础的,那就不可能起到促进新农业技术的作用。主张分配土地的波里索夫同志在斯德哥尔摩代表大会上说:“我们的土地纲领是革命发展时期的纲领,是破坏旧制度、创立新的社会政治制度时期的纲领。这就是纲领的基本思想。社会民主党不应该用必须支持某种经济形式的决议来束缚自己。在这场新的社会力量反对旧制度基础的斗争中,应该采取快刀斩乱麻的坚决手段。”(《记录》第125页)这些话都讲得非常正确非常精彩。这些话都说明要实行国有化,因为只有国有化才能真正“破坏”一切旧的中世纪的土地占有制,只有国有化才真正是快刀斩乱麻,使新农场能够在国有化土地上充分自由地创立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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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问,究竞用什么标准可以断定新农业已经充分形成,已经足以使土地的分配和它相适应,而不至于去巩固妨碍新经济的旧障碍呢?这种标准只能有一个,那就是实践。世界上任何统计都无法估计出某一国家农民资产阶级成分是否已经“巩固”到了足以使土地占有制适应这种土地上的经济的程度。这一点只有广大的业主自己才能估计到。农民群众在我国革命中提出了土地国有化纲领,这也证明目前要作这种估计是不可能的。在全世界,小农向来同自己的田产结合得很紧(当然要真正是他自己的田产,而不是在俄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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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我在上而己经说过,在欧俄的28000万俄亩土地资产中有一半,即有13850万俄亩是份地。(见本卷第187页。一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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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党的土地纲领及其在第一次革命中所受到的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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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见的那种工役制地主经济的小块土地),以致他们对土地私有制的“狂热”坚持,在一定的历史时期、一定的时间内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在目前这个时期,大多数俄国农民屏弃了私有者的狂热,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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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当权阶级和一切自由派资产阶级政治家所煽起的狂热,普遍地和坚决地要求土地国有化,如果认为这是由于受了《俄国财富》杂志1的政论家或者切尔诺夫先生那些小册子的影响,那未免太幼稚,太书呆子气了。这种情形所以发生,是由于小农即农村小业主的现实生活条件向他们提出的经济任务,不是用把土地分归私有的办法来巩固业已形成的新农业,而是为了在“自由的”即国有化的土地上创立(由现有的成分创立)新农业扫清地基。私有者的狂热到一定的时候可能而且一定会出现,那是己经破壳而出的农场主为保障自己的经济而提出的要求。在俄国革命中,土地国有化本来应该成为农民群众的要求,成为渴望啄破中世纪蛋壳的农场主的口号。因此,当农民群众刚要进入最后的“分野”,刚要分化出能够建立资本主义农业的农场主的时候,社会民主党人向一心要国有化的农民群众鼓吹分配土地,是未免太不识时务,太看不准具体历史时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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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社会民主党人中的“分配派”芬、波里索夫、沙宁等同志,没有象“地方公有派”那样陷入理论上的二元论,没有象他们那样对马克思的地租理论进行庸俗的批评(下面将要谈到这点),却犯了另一种错误,在历史前途问题上犯了错误。他们在理论方面的立场总的说来是正确的(在这一点上他们和“地方公有派”不同),但是他们重犯了我们党903年的“归还割地的”纲领的错误。903年的错误的根源在于,我们当时正确地判明了发展的方向,却没有正确地判明所处的发展时机。我们以为资本主义农业成分在俄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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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民主党在俄因第一次革命中的土地纲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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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经完全形成了,既在地主经济中(盘剥性的“割地”除外,由此提出了归还割地的要求),也在农民经济中完全形成了,以为农民经济已经分化出了强有力的农民资产阶级,因此就没有进行“农民土地革命”的可能。这一错误纲领的产生,并不是由于我们“害怕”农民土地革命,而是由于我们对俄国农业中资本主义发展的程度估计过高。当时我们觉得农奴制残余不过是很小的局部现象,觉得份地和地主土地上的资本主义经济已经十分成熟和巩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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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揭露了这个错误。革命证实了我们所判明的发展方向是正确的。对于俄国社会各阶级所作的马克思主义的分析,已经被整个事态的发展、尤其被头两届杜马极好地证实了。这样一来,非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便彻底崩溃了。然而乡村中的农奴制残余比我们所想象的要厉害得多,这种残余引起了全国性的农民运动,把这一运动变成了整个资产阶级革命的试金石。革命的社会民主党历来都向无产阶级指出它在资产阶级解放运动中的领导作用,现在必须说得更确切一些:这就是带领农民前进的领袖的作用。带领农民干什么呢?带领农民进行最彻底,最坚决的资产阶级革命。这里所说的改正错误,就是我们应当提出同整个旧农业制度作斗争的任务,而不是提出只同农业制度中的旧残余作斗争的局部任务。我们提出了消灭地主经济而不是清扫地主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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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发人深省的事态发展的影响下我们改正了错误,但是,这并没有使我们当中的许多人把对俄国农业中资本主义发展程度作出的新判断思索到底。既然没收全部地主土地的要求从历史的角度来说是正确的(这种要求从历史的角度来说无疑是正确的),那就是说资本主义的广泛发展要求有新的土地占有关系,就是说为了在革新了的小经济基础上广泛而自由地发展资本主义,可以而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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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牺牲地主经济中的资本主义萌芽。赞成没收地主土地的要求,也就是承认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小农业经济有革新的可能和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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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能容许吗?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支持小经济不是冒险吗?革新小农业不是一种空想吗?这种“对农民的诱骗”Bauern fang)不是蛊惑人心吗?有许多同志无疑就是这样想的。但是他们错了。如果历史任务还是反对前资本主义制度的话,那么在资本主义制度下革新小经济也是可能的。美国就是这样革新小经济的,那里用革命手段粉碎了奴隶主大地产,创造了资本主义最迅速最自由发展的条件。在俄国革命中,争取土地的斗争无非就是争取发展资本主义的革新道路的斗争。这种革新的彻底的口号就是土地国有化。把份地排除在国有化范围之外,在经济上是反动的(关于这种做法在政治上是反动的,我们还要专门来讲)。“分配派”则超越了当前革命的历史任务,把刚刚开始的群众性农民斗争所争取的东西当作已经解决的问题。他们不是去推动革新的进程,不是去向农民解释彻底革新的条件,而是替已经革新的心满意足的农场主裁剪长袍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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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事各有其时。”社会民主党不会发暂永远不赞成分配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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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分配派常常引证马克思的下面这段话:“自耕农的自由所有权,对小生产来说,显然是土地所有权的最正常的形式…土地的所有权是这种生产方式充分发展的必要条件,正如工具的所有权是手工业生产自由发展的必要条件一样.”(《资本论》第3卷第2册第341页(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9日页。一一编者注)由此只能得出一个结论:自由农业要完全胜利,可能需要私有制。然而现在的小农业是不自由的。官地“与其说是农民手中的工具,还不如说是地主手中的工具,与其说是供农民自由劳动的工具,还不如说是地主实行工役制的工具”。摧毁一切形式的封建土地占有制,实现自由迁徙,是建立自由小农业的必要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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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民主党在俊国第一次革命中的土地纲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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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另一个历史时期,在农业演进的另一阶段,这种分配也许是不可避免的。但是,用土地分配来表述907年俄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那就完全不正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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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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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有化和地方公有化的理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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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土地纲领问题上,几乎所有社会民主党报刊的一大缺点,尤其是斯德哥尔摩代表大会上几次讨论的缺点,都是实践上考虑多,理论上考虑少:政治上考虑多,经济上考虑少。①当然,对我们大多数人来说,这是可以原谅的,因为我们是在党的工作十分紧张的情况下来讨论革命中的土地问题的:起初是在905年1月9日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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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我在斯德哥尔摩代表大会上竭力维护的《修改工人玫党的土地纲领这本小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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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十分确定地不过很简短,整个小册子就很简短)指出了马克思主义土地纲领的理论前提。我在书中指出,“干诡否定国有化”就是“从理论上对马克思主义的歪曲”(该小册子旧版第16页,新版第41页)。(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2卷第226一227页.一一编者注)再请参看我关于斯德哥尔摩代表大会的报告》旧版第27一28页(新版第63页)。(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3卷第27页。一一编者注)“根据严格的学术观点,根据一般的资本主义发展条作的观点,如果我们不愿意背离《资本论》第3卷,我们无疑应该说。在资产阶级社会中土地国有化是可能的,它会有助于经济发展,促进花争,使资本更好地流入农业,使粮食价格降低等等”另外在同一报告第田页(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3卷第60一61页。一编者注)上又说:“右翼(社会民主党右翼)违背了自己的诺言,恰巧没有·从逻辑上”把农业中的资产阶级民主改革进行到底,因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从逻辑上”和从经济上)把这种改革进行到底,那就只有实行消灭绝对地租的土地国有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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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国有化和地方公有化的理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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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在革命爆发之前的几个月(1905年春,布尔什维克在伦敦举行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以及同时在日内瓦举行的少数派代表会议),然后是在十二月起义的第二天1和在第一届杜马前夕召开的斯德哥尔摩代表大会上。但是这个缺点现在无论如何应当纠正,至于对国有化和地方公有化问题从理论上进行分析,那就尤其必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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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什么叫作土地国有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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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我们引用了目前公认的一种流行的说法:“所有的民粹主义派别都主张土地国有化”。事实上,这种流行的说法很不确切,如果指各政治派别的代表对这种“国有化”的认识的真正一致,那么这一说法包含的“公认的”东西是很少的。受尽农奴制大地产压迫的农民群众只是自发地要求土地,根本没有把土地转归人民同任何稍微确切的经济学概念联系起来。农民只有一种十分迫切的、可以说是饱经苦难、长期受压迫而悟出来的要求,要求革新、加强、巩固和扩大小农业,使它居于统治地位,如此而已。农民所想象的只是把地主大地产转到他们自己手中:农民用所谓土地归人民所有的词句来表达全体农民群众在这场斗争中态度一致这一模糊思想。农民按业主的本能行事,但是遇到了以下的障碍:中世纪的土地占有制形式在目前层出不穷,只要这种花样繁多的中世纪的土地占有制还完全保存下去,农民就无法完全根据“业主的”要求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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耕种土地。在经济上必须消灭地主土地占有制,同时也消灭份地与有制的“羁绊”,一农民的国有化思想所包含的就是这些否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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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念。对于所谓“消化了”地主大地产的革新了的小经济来说,将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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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民主党在俊国第一次革命中的土地纲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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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竞需要哪些土地占有形式,这一点农民并没有想到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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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反映农民的要求和希望的民粹主义思想中,占主导的无疑也是国有化概念或者说模糊思想)所包含的否定方面。消除旧障碍,赶走地主,“废除”地界,摆脱份地占有制的羁绊,巩固小经济,用“平等、博爱、自由”来代替“不平等”(地主大地产)一民粹主义思想中十分之九都是这些东西。平等的土地权、平均使用土地、社会化,这一切都不过是同一种思想的不同的表现形式,这一切多半都是否定的概念,因为民粹主义者无法想象作为社会经济关系某种结构的新制度。在民粹主义者看来,目前的土地变革就是从农奴制、从不平等、从一切压迫过渡到平等和自由,如此而已。这是资产阶级革命者的典型的局限性,他们看不到自己所缔造的新社会的资本主义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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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民粹主义的幼稚观点相反,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是正在形成的新制度。农民经济获得最充分的自由,在全民的或者说不属于谁的或者说属于“上帝的”土地上经营的小业主相互之间完全平等,一一这就是商品生产的制度。市场把小生产者联系起来,使他们受市场的支配。产品的交换造成了货币的权力,随着农产品变为货币,劳动力也变为货币。商品生产成为资本主义生产。这一理论并不是什么教条,而是对目前俄国农民经济中所发生的事情的一种简单描述和概括。这种经济愈少受土地的牵掣,愈彻底地摆脱地主的压迫,摆脱中世纪土地占有关系和土地占有制度的压抑,摆脱盘剥和专横现象,农民经济自身中的资本主义关系就能愈蓬勃地发展起来。这是俄国改革后的全部历史所确凿证明了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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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见,以经济现实为依据的土地国有化概念,是商品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的范畴。这个概念所包含的现实内容,并不是农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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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国有化和地方公有化的理论基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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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想的或者民粹派所说的东西,而是由当前社会的经济关系产生的。在资本主义关系下实行土地国有化,无非就是把地租交给国家。什么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地租呢?这决不是从土地上得到的任何收益。这是除去资本的平均利润所剩下的那一部分剩余价值。可见,地租的先决条件是农业中采用雇佣劳动,农民变成农场主、企业主。土地国有化(纯粹的国有化)的先决条件就是国家从农业企业主那里收取地租,而这些企业主付给雇佣工人工资并获得自己资本的平均利润,即对本国或若干国家的所有农业企业和非农业企业来说是平均的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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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国有化的理论概念就是这样同地租理论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这里说的地租是指资本主义社会里特种阶级(土地占有者阶级)的特种收入一一资本主义地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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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的理论把地租分为两种:级差地租和绝对地租。级差地租是由于土地有限,土地被资本主义农场占用而产生的,它同是否存在土地私有制、同土地占有形式完全无关。由于土地肥沃程度不同,地块离市场的远近不同,往土地上追加的投资的生产率不同,各个农场之间必然会产生种种差别。简单说来,这些差别(不过不要忘记这些差别的来源不同)可以概括为优等地和劣等地的差别。其次,农产品的生产价格不是由中等土地的生产条件来决定,而是由劣等地的生产条件来决定的,因为光靠优等地的产品满足不了需求。个别生产价格同最高生产价格之间的差额便构成了级差地租。(这里提醒一句,马克思所说的生产价格是指资本用于生产产品的费用加上资本的平均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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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资本主义农业中,即使土地私有制已全部废除,级差地租还是不可避免地要形成的。在土地私有制存在的情况下,这笔地租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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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民主党在俄国第一次革命中的土地纲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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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占有者获得,因为资本的竞争迫使农场主(租地者)只能获得资本的平均利润。在土地私有制被废除的情况下,这笔地租就由国家获得。只要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存在,这种地租就不可能消灭。绝对地租是由土地私有制产生的。这种地租包含有垄断成分,垄断价格的成分①。土地私有制妨碍自由竞争,妨碍利润的平均化,妨碍在农业企业和非农业企业中平均利润的形成。同工业相比,农业的技术水平较低,资本构成中可变资本所占的比重比不变资本更大,农产品的个别价值也就高于平均价值。因此,土地私有制阻碍农业企业的利润同非农业企业的利润彼此自由拉平,使人们能够不是按最高的生产价格,而是按更高的产品个别价值来出卖农产品(因为生产价格是由资本的平均利润决定的,而绝对地租借助垄断保持了比平均价值更高的个别价值,使“平均利润”无法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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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差地租因此是一切资本主义农业所固有的。绝对地租却不是任何资本主义农业所固有的,而只是在土地私有制的条件下,只是在历史上②形成的、凭借垄断保持下来的农业落后状况下才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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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马克思在利余价值理论第2卷第2册中揭示了“各种地租理论的实质”:农产品垄断价格理论和级差地租理论。他指出了这两种理论的正确之处,因为绝对地租包含有垄断成分.参看第125页对亚当·斯密理论的评语:说地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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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垄断价格“完全正确”,因为土地私有权保持着比平均利润更高的利润妨碍了利润的平均化.(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2册第3田一90页。一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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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参看利余价值理论》德文本第2卷第1册第2田页:“在农业中,手工劳动还占优势,而使工业的发展快于农业则是资产阶级生产方式所固有的。不过这是历史的差别,是会消失的.”(并见第275页以及第2卷第2册第15页)(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第26卷第2册第96110一111.270一271页.一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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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国有化和地方公有化的理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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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茨基在以下这段文字中把这两种地租作了比较,并且特地谈到了这两种地租同土地国有化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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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差地租是由竞争产生的。绝对地租则是由垄断产生的…实际上,我们所看到的地租并没有分为两个部分:我们无法知道,其中哪一部分是级差地租,哪一部分是绝对地租。此外,土地占有者所耗费的资本的利息,也常常同地租掺杂在一起。如果土地占有者同时又是农村业主,地租总是同农业利润结合在一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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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这两种地租的差别还是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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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差地租产生于生产的资本主义性质,而不是产生于土地私有制。即使在主张(在德国)进行上地改革、同时保留农业的资本主义经营方式的人所要求的土地国有化实行以后,这种地租也仍然会保留下来。只不过那时候这种地租不是交给私人而是交给国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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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对地租产生于上地私有制,产生于上地占有者的利益同社会其他人的利益的对立。实行土地国有化就能消灭这种地租,降低相当于这种地租总数的农产品价格〈黑体是我们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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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级差地租和绝对地租的第二个差别在于,前者并不作为价格组成部分影响农产品的价格,而后者则影响到这种价格。前者是从生产价格中产生的,后者是从市场价格超过生产价格的部分中产生的。前者是由于土地较为肥沃或位置较好因而劳动生产率较高所得来的盈余即超额利润。后者并不是从某几种农业劳动的附加收入中得来的,而全从现有的价值量中,从利余价值额中扣除一部分给土地占有者,也就是说,或者靠降低利润,或者靠克扣工资。如果粮食价格上涨,工资也跟者提高,那么资本的利润就会降低。如果粮食价格上涨,工资不提高,那么工人就会受到损失。最后,还可能发生这样一种情况这种情况甚至应该认为是一般的常规),就是绝对地租使工人和资本家共同受到损失。”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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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看来,资本主义社会的土地国有化问题分为两个本质上不同的部分:级差地租问题和绝对地租问题。国有化更换级差地租的占有者,并根本消灭绝对地租。因此,国有化一方面是资本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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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土地问题警德文本第召一8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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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围内的局部改良(更换一部分剩余价值的占有者),另一方面是取消阻碍整个资本主义充分发展的垄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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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不清级差地租国有化和绝对地租国有化这两个方面,就不能理解俄国国有化问题的全部经济意义。不过这里我们看到了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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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斯洛夫对绝对地租理论的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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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彼得·马斯洛夫修改卡尔·马克思的草稿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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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1年,我在国外出版的曙光》杂志上谈到马斯洛夫发表于《生活》杂志的那些文章时,曾经指出他对地租理论的理解是不正确的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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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已经说过,在斯德哥尔摩代表大会之前以及在代表大会上的讨论,过于偏重问题的政治方面。然而斯德哥尔摩代表大会之后,米·奥列诺夫在《论土地地方公有化的理论基础》(907年《教育》杂志第1期)一文中,分析了马斯洛夫论述俄国土地问题的著作,特别着重指出,马斯洛夫根本否认绝对地租的经济理论是不正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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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斯洛夫在《教育》杂志第2期和第3期上发表了反驳奥列诺夫的文章。他斥责自己的论敌,骂他“无理取闹”、“横冲直撞”、“肆无忌惮”,等等。事实上,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方面,彼得·马斯洛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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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见土地问圈》908年圣彼得堡版第1册《土地问题和“马克思的批评家”》一文第178一1召页的注释。(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5卷第106页。一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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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是无理取闹、愚蠢透顶的骑士,坚持自己旧错误的马斯洛夫自以为是地“批评”马克思,很难想象还有什么比这更愚蠢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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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斯洛夫先生写道:“绝对地租理论同第3卷所论述的全部分配理论之间的矛盾实在太明显,因此只能作这样的解释:第3卷是在作者死后出版的,把作者的草稿也收进去了。”(《土地问题》第3版第108页的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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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对马克思地租理论一窍不通的人才能写出这样的东西来。超群绝伦的彼得·马斯洛夫对草稿作者的那种故作大度的藐视态度,实在是无可比拟的!这位“马克思主义者”认为,为了教训别人,不必熟悉马克思的著作,甚至也不必钻研905年出版的《剩余价值理论》,然而这部著作可以说已经反复地解释了地租理论,连马斯洛夫之流也该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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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看马斯洛夫用来反驳马克思的论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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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说绝对地租是由于农业资本的构成低下而产生的·资本构成既不影响产品价格,也不影响利润率,不影响利余价值在各企业主之间的分配,所以它不可能产生任何地租。即使农业资本构成低于工业资本构成,级差地租仍然是从农业中获得的剩余价值中提取的,这对于地租的形成是没有什么作用的。可见,资本‘构成”即使发生变化,也丝毫不会使地租受到影哨。地租的大小丝老不取决于地租起源的性质,而完全取决于上面所说的劳动生产率在不同条件下的差别。”上述著作第108一1日页,黑体是马斯洛夫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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恐怕资产阶级的“马克思的批评家”也从来没有轻率到这样的地步吧?我们这位超群绝伦的马斯洛夫老是乱搅和,甚至在叙述马克思的理论时也是如此(不过,这也是布尔加柯夫先生和其他所有攻击马克思主义的资产阶级分子的特点,但他们有一点比马斯洛夫诚实,即他们并不自称为马克思主义者)。说马克思认为绝对地租是由于农业资本构成低下而产生的,这是不对的。绝对地租是由土地私有制产生的。这种私有制造成一种特殊的垄断,这种垄断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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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毫无共同之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无论在村社土地上或国有化土地上都可以存在。①土地私有制造成的非资本主义垄断,使那些遇到这种垄断章碍的生产部门之间的利润平均化受到阻碍。要使“资本构成不影响利润率”(应该补充一句:个别资本构成或个别工业部门的资本构成:马斯洛夫在这里叙述马克思的理论时也在乱搅和),就是说,要形成平均利润率,必须使各企业和各工业部门中的利润平均化。而平均化来自竞争自由、来自向所有生产部门任意投资的自由。有非资本主义垄断存在的地方,能有这种自由吗?不,不可能有。土地私有权的垄断妨碍投资自由,妨碍竞争自由,妨碍高得不相称的(农业资本构成低下所造成的)农业利润平均化。马斯洛夫的反驳意见十分浅薄,在过了两页(第111页)谈到…烧砖业的时候,这一点表现得尤其明显。烧砖业的技术也很落后,资本有机构成也同农业一样低于中等水平,而那里并没有地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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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尊敬的“理论家”,烧砖业不可能有什么地租,因为绝对地租的产生并不是由于农业资本构成的低下,而是由于土地私有权的垄断,这种垄断妨碍竞争把“构成低下的”资本的利润拉平。否认绝对地租,就是否认土地私有权的经济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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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斯洛夫用来反驳马克思的第二个论据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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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最后一次”投入的资本所取得的地租,即洛贝尔图斯所说的地租和马克思所说的绝对地租,一定会消失,因为只要资本除通常的利润外还能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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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参看剩余价值理论》第2卷第1册第208页,马克思在该处解释说,土地占有者对于资本主义生产完全是多余的人物:如果土地属于国家,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也是“完全可以达到的”.(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2册第38页。一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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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别的东西,租地者总是能够把最后一次'投资变为‘倒数第二次”投资。”(第1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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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得·马斯洛夫把问题搅乱了,简直是“无理取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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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在地租问题上,把洛贝尔图斯同马克思相提并论,这就是十足的无知。洛贝尔图斯理论的根据就是假设资本家农场主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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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会重复这位波美拉尼亚地主的错误计算(“不算”农业中作为原料的产品!)。洛贝尔图斯的理论中丝毫没有历史主义,也丝毫没有历史现实性,因为他讲的是笼统的、超越时间和空间的农业,是任何国家、任何时代的农业。而马克思谈的是资本主义发展工业技术比发展农业技术更快的特殊历史时期。马克思谈的是受到非资本主义土地私有制限制的资本主义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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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说租地者“总是能够”把最后一次投资变为倒数第二次投资,这表明超群绝伦的彼得·马斯洛夫不仅不懂得马克思的绝对地租,而且也不懂得马克思的级差地租!这是难以置信的,然而这是事实。在租赁期内,既然租地者“把最后一次投资变为倒数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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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次投资”,说得简单和我们马上就可看到)正确一些,既然他把新的资本投到土地上去,那他“总是能够”并且总是在把一切地租矍为己有。在租约有效期间,土地私有权对于租地者是不存在的:他付出了租金,也就“赎得了”不受这种垄断限制的自由,这种垄断权已经不能妨碍他了。①所以,当租地者在他经营的地块上新投入的资本既提供新的利润又提供新的地租时,得到这种地租的不是土地占有者,而是租地者。只是在旧租契期满,新租契签订以后,土地占有者才能得到这种新增加的地租。那么,是什么机制把新增的地租从农场主的口袋转到土地占有者口袋中去呢?是自由竞争的机制,因为租地者不仅获得平均利润而且还获得超额利润仁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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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如果马斯洛夫稍微用心地读过第3卷“草稿”,那他不能不看到马克思常常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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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地解释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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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这一情况,会把资本吸引到特别有利可图的企业中去。由此可以理解,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形下,为什么订长期租契对租地者有利,而订短期租契对土地占有者有利。另一方面也可以理解,为什么英国的土地占有者在英国废除谷物法以后,在租约上要农场主每英亩至少付12英镑租金(约合110卢布)而不再是8英镑的租金。土地占有者就是这样把谷物法废除以后社会必要的农业技术的进步考虑在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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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要问,在租约有效期间,租地者攫为己有的究竞是哪种新地租呢?仅仅是绝对地租呢,还是也有级差地租?两者都有。如果彼得·马斯洛夫在可笑地“批评草稿”之前去设法领会一下马克思的理论的话,他就会知道,不仅不同的土地地块会产生级差地租,而且同一地块上不同的投资额也会产生级差地租。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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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请读者原谅,我们列出马斯洛夫每一句话的错误,列了长长一串,会使读者感到厌倦,但是我们遇到的是德国人所说的那种“硕果累累的”K onfusionsrat)“糊涂顾问”,又有什么办法呢?)马斯洛夫关于最后一次投资和倒数第二次投资的论断,是以有名的“土地肥力递减规律”为根据的。马斯洛夫同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样承认这个规律(“为了显示自己了不起”,甚至把这种愚蠢的捏造称为事实)。马斯洛夫和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一样,把这个规律和地租理论联系起来,他由于理论上一窍不通而大胆宜称:“要是没有最后投入的资本生产率降低这一事实,那就没有地租了。”(第1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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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马克思把由于土地优劣不等所获得的级差地租称为级差地租第一形式,把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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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块土地上由于追加投资的生产率不同所获得的级差地租称为级差地租第二形式。第3卷“草稿”对这一区别分析得非常详细(第6编,第39一43章)。只有布尔加柯夫先生这样一些“马克思的批评家”才“看不见”这一点。(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731一831页.一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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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这种庸俗资产阶级提出的“土地肥力递减规律”的批判,读者请看我在901年批判布尔加柯夫先生时说过的话①。在这个问题上,布尔加柯夫同马斯洛夫两人没有任何实质上的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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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补充我对布尔加柯夫的批判,这里再从第3卷“草稿”中引证一小段,这段话特别鲜明地显示出马斯洛夫一布尔加柯夫的批判是多么超群绝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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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不去研究土地枯竭的现实的自然历史原因(所有对级差地租有所论述的经济学家,由于当时农业化学的状况,都不认识这些原因),而竞然求助于一种庸俗的见解:在一块空间有限的土地上,并不是任何数量的资本都可以投入。例如《威斯敏斯特评论》(W estmingter Review》)在反驳理查·琼斯(Jones)时写道,不能靠耕种索荷广场②来养活整个英国”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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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反驳是马斯洛夫和其他拥护“土地肥力递减规律”的人们的唯一论据。他们说,如果没有这个规律,如果后投入的资本也能和先投入的资本有同样的生产效率,那就用不着扩大耕地面积,只要增加对土地的新投资,就能从一块极小的土地上获得任何数量的农产品,也就是说,“光靠耕种索荷广场”就可以“养活整个英国”,或者说“全世界的农业就可以容纳在一俄亩土地上了”④等等。所以,马克思分析的是维护土地肥力递减“规律”的主要论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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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接着写道:“…如果把这看作农业的一种特别的缺陷,那么,事实的真象却正好相反。在农业中,各个连续的投资是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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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5卷第5798页.一一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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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伦敦的一个广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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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8用页。一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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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见《土地问题和“马克思的批评家”》一文对土地肥力递减规律的批判.马斯洛夫也说过这样的蠢话,他说:“如果新投资能产生同样的利润,那么,企业主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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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把自己所有的(:)资本连续地投到一俄亩的土地上去”(第1D7页)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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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成果的,因为土地本身是作为生产工具起作用的。而就工厂来说,土地只是作为地基,作为场地,作为操作的基地发生作用,所以情况就不是这样,或只在非常狭小的范围内才是这样。当然,和分散的手工业相比,人们可以在一个狭小的空间内集中巨大的生产设施,大工业就是这样做的。但是,在生产力发展的一定阶段上,总是需要有一定的空间,并且建筑物在高度上也有它一定的实际界限。生产的扩大超过这种界限,也就要求扩大土地面积。投在机器等等上的固定资本不会因为使用而得到改良,相反,它会因为使用而受到磨损。新的发明在这里也会引起一些改良,但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上,机器只会日益陈旧。在生产力迅速发展时,全部旧机器必然会被更有利的机器所取代,也就是说,必然会丧失作用。与此相反,只要处理得当,土地就会不断改良。土地的优点是,各个连续的投资能够带来利益,而不会使以前的投资丧失作用。不过这个优点同时也包含着这些连续投资在收益上产生差额的可能性。”(《资本论》第3卷第2册第314页)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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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斯洛夫宁愿重复资产阶级经济学关于土地肥力递减规律的陈词滥调,却不愿意仔细想想马克思的批判。马斯洛夫在这些问题上歪曲了马克思的理论,却还有脸以马克思主义的阐述者自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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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斯洛夫用他对土地肥力递减这一“自然规律”所持的彻底资产阶级的观点,究竞把地租理论丑化到了什么地步,从下面这段马斯洛夫用黑体刊出的话中也可以看得很清楚,他说:“如果在同一块土地上连续投资,实行集约经营,能够有同样的生产效率,那么争夺新土地的竞争就会马上消失,因为除了生产费用外,运输费用也是要加在粮食价格上的”(第10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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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见《马克思恩格斯全第25卷第8用一880页.一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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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说来,海外竞争只有靠土地肥力递减规律才能得到解释!简直同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如出一辙!不过要是马斯洛夫读不懂或者说理解不了《资本论》第3卷的话,那他至少也应该读读考茨基的《土地问题》或帕尔乌斯论农业危机的小册子。马斯洛夫看了这些马克思主义者的通俗解释,也许能够理解,资本主义在增加工业人口的同时抬高地租。而地价仁资本化的地租)则把大大抬高了的地租保持下来。级差地租的情况也是这样,我们在这里再次看到,马斯洛夫甚至对于马克思所讲的最简单的地租形式也是一窍不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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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阶级经济学用“土地肥力递减规律”来解释“争夺新土地的竞争”,那是因为资产者有意无意地忽视问题的社会历史方面。社会主义经济学(即马克思主义)认为海外竞争的原因是海外那些不用付地租的土地在破坏过分昂贵的粮食价格,而这种粮价过去是欧洲各古老国家的资本主义靠极大地抬高地租来保持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不懂得或者是故意瞒若自己和别人)土地私有制所造成的昂贵的地租是农业进步的障碍,而把这一切归咎于土地肥力递减这一“事实”所造成的“天然”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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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要推翻民粹主义就必须推翻马克思的理论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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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被得·马斯洛夫看来,必须这样。他在《教育》杂志上继续“发挥”自己的糊涂“理论”,教训我们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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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连续投入同一块土地的劳动的生产率会不断降低这一‘事实”不存在的话,那也许还能实现社会革命党人和人民社会党人所描绘的那种美景,即每个农民可以使用他应得的一小块土地,随心所欲地投入自己的劳动,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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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他投入'多少劳动,土地就会偿给'他多少产品。”(907年第2期第12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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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如果马克思的理论不被彼得·马斯洛夫推翻,那么民粹派也许就是正确的了!我们这位“理论家”竞然抛出了这样的奇谈怪论。我们根据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一向简单地认为:小生产万古长存的美梦并不是被资产阶级荒谬的“土地肥力递减规律”打破的,而是被商品生产的事实,被市场的统治,被资本主义大农业对小农业的优越性等等打破的。马斯洛夫却把这一切都改了样!马斯洛夫发现,如果没有那条被马克思推翻了的资产阶级臆造的规律,民粹派就是正确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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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如此,这样的话,修正主义者也是正确的了。请看我们这位不大高明的经济学家的另一个论断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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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我(彼得·马斯洛夫》曾经第一个(看,我们怎么样!》特别强调农艺措施和技术进步对于经济发展有不同的作用,尤其对于大生产和小生产的斗争有不同的作用。如果说农业集约化即更多地投入劳动和资本,在大小经济中同样会出现生产效率降低的结果,那么,能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技术进步,也同在工业中一样,会使大经济具有极大的优越性。这种优越性几乎完全取决于技术条件…”最可爱的先生,你是在乱搅和。应当说,大生产在商业方面的优越性具有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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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反,农艺措施通常可以同样地在大经济和小经济中采用…”农艺措施“可以”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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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解深刻的马斯洛夫显然知道有一种可以不采用农艺措施的经济。“…例如,用多固制代替三圃制、增加肥料以及深耕等措施,无论在大经济或小经济中,同样可以采用,而且同样影响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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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率。但是,象采用收割机这类措施,只有在较大的农场中才能提高劳动生产率,因为小块粮田用人工收割更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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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的,马斯洛夫无疑是“第一个”把问题搅得如此乱的人!真难以设想:蒸汽犁(深耕)是“农艺措施”,收割机是“技术”。按照我们这位举世无双的马斯洛夫的学说,蒸汽犁就不是技术,采用收割机就不是更多地投入劳动和资本了。施用人造肥料,采用蒸汽犁,种植牧草,这是“集约化”。采用收割机和其他“大部分农业机器”,则是“技术进步”。马斯洛夫“不得不”编出这套蠢话来,因为他总得给自己和那个被技术进步推翻了的“土地肥力递减规律”找到脱身之计。过去布尔加柯夫的脱身之计是:硬说技术进步是暂时的,停滞则是经常的。现在马斯洛夫的脱身之计是极其可笑地把农业的技术进步分为“集约化”和“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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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集约化?就是更多地投入劳动和资本。根据伟大的马斯洛夫的发现,采用收割机不是投入资本。采用条播机也不是投入资本!“用多围制代替三圃制”的办法在大小经济中都能同样采用吗?不对。采用多围制也需要追加投资,因此在大经济中采用的多得多。关于这一点,请看上面有关德国农业的材料(《土地问题和“马克思的批评家”》①)。俄国的农业材料也证明了这一点。只要梢微动一下脑筋就可以知道,多圃制决不能同样在大经济和小经济中采用。增加肥料的办法也不能在这两种经济中“同样采用”,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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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大经济的大牲畜多,这有极重要的意义:(2)它的牲畜喂养得好,不那么“爱惜”草料等等:(3)它有较好的贮存肥料的设备:(4④)它施用的人造肥料较多。马斯洛夫真是在“无理取闹地”歪曲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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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5卷第158一160页.一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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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知的现代农业材料。最后,就是深耕也不可能在大经济和小经济中同样采用。只要指出两个事实就够了:第一,大经济愈来愈多地使用蒸汽犁(参看上面关于德国的材料①:现在大概还使用电犁)。也许,连马斯洛夫也会明白蒸汽型不能“同样”在大经济和小经济中采用。在小经济中,把牝牛当耕畜用的情况却愈来愈常见了。伟大的马斯洛夫,请想一想,这能说是同样可以采用深耕吗?第二,即使大小经济都使用同样种类的耕畜,小经济的耕畜比较瘦弱,因此在深耕方面不可能有相等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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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而言之,凡是马斯洛夫拼命想表现出“理论”思维的词句,其中不可思议的糊涂话和最令人吃惊的无稽之谈真是多得数不胜数。然而马斯洛夫一点也不害臊,竞在结尾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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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弄清了农业发展的上述两个方面(改进农艺和改进技术)的区别,他就能够轻而易举地推翻修正主义—一在我国就是民粹主义一一的全部论据.”(1907年《教育》杂志第2期第12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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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啊!是啊!马斯洛夫所以是非民粹主义者,所以是非修正主义者,仅仅是因为他能超出马克思的草稿以致“弄清了”陈腐的资产阶级经济学的陈腐偏见。真是旧调新唱!伯恩施坦和司徒卢威曾经大叫:马克思反对马克思。马斯洛夫则郑重宜布:不推翻马克思的理论就不能推翻修正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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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还有一件很能说明问题的小事。如果创立绝对地租理论的马克思错了,如果没有“土地肥力递减规律”就不会有地租,如果没有这个规律民粹派和修正主义者就会是正确的,那么在马斯洛夫的“理论”中,他对马克思主义所作的“修改”似乎应该占主要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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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了。是的,这种“修改”是占着主要的地位。但是马斯洛夫宁愿把这些“修改”隐藏起来。不久前,他的《俄国土地问题》一书德译本出版了。我有意看了一看,马斯洛夫究竞采用什么形式把自己那套庸俗不堪的理论介绍给欧洲的社会民主党人。原来什么也没有介绍。马斯洛夫在欧洲人面前把自己的“全部”理论都隐藏了起来。他把有关否认绝对地租、有关土地肥力递减规律等等的话统统删掉了。说到这里,我不由地想起了一个故事,说的是一个陌生人初次参加古希腊罗马哲学家的座谈会,他自始至终一言不发。当时有一位哲学家对他说:如果你很聪明,那你做得很愚蠢:如果你很愚蠢,那你做得很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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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否认绝对地租同地方公有化纲领有没有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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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马斯洛夫怎样充分认识到自己在政治经济学理论方面的卓越发现的重要性,对于这种联系是否存在的问题,他好象还是有所怀疑的。至少在这里所引的那篇文章中(《教育》杂志第2期第120页),他否认地方公有化同土地肥力递减这一“事实”的联系。这就奇怪了:“土地肥力递减规律”同否认绝对地租有联系,同反对民粹主义的斗争也有联系,但是同马斯洛夫的土地纲领却似乎没有联系!其实一眼就可以看出,认为马斯洛夫的整个土地理论同他的俄国土地纲领没有联系的见解是不正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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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认绝对地租就是否认资本主义制度下土地私有制的经济意义。谁只承认级差地租的存在,谁就必然要得出如下的结论:资本主义经济的条件和资本主义发展的条件,丝毫不会因为土地属于国有或是属于私人所有而有所改变。按照否认绝对地租的理论,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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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种情况下都只存在级差地租。显然,这种理论必然会否定国有化这一措施具有任何加速资本主义发展、为资本主义发展扫清道路等等的作用。这是因为,肯定国有化具有这种作用的观点,是从承认两种地租出发的:一种是资本主义地租,即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即使是在国有化土地上也废除不了的地租(级差地租):另一种是非资本主义地租,即由资本主义不需要的并且妨碍资本主义充分发展的垄断所造成的地租(绝对地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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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马斯洛夫从自己的“理论”出发必然得出结论说:“称它地租〉为绝对地租也好,级差地租也好,反正都一样”(《教育》杂志第3期第103页),问题只在于这种地租是交给地方机关还是交给中央政权。不过这种看法是出于理论上的无知。由废除土地私有制而引起的资本主义经济和资本主义发展的一般条件的改变的问题,是个深刻得多的问题,它同地租将交给谁、将用于何种政治目的的问题完全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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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纯粹经济性质的问题,马斯洛夫根本没有提出过,他没有认识到这个问题,并且由于否认绝对地租,他也不可能认识到这个问题。由此产生了他那种荒谬的、片面的、甚至可以说是“政客式的”态度,竞把没收地主土地的问题仅仅归结为谁得到地租的问题。由此产生了纲领中荒遂的二元论,虽然这个纲领指望着“革命胜利发展”(这是斯德哥尔摩代表大会附在马斯洛夫纲领后面的策略决议所用的说法)。资产阶级革命胜利发展的首要前提是实现基本的经济改造,切实把一切封建残余和中世纪垄断的残余一扫而光。但是从地方公有化中看到的却是真正的土地关系上的复本位制:一方面是保存最古老的、陈旧过时的中世纪份地所有制:另一方面又废除土地私有制,想建立资本主义社会中最先进、理论上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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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想的土地关系。这种土地关系上的复本位制在理论上是荒谬的,从纯粹经济观点来看是无法实现的。这里,土地私有制同公有制的结合完全是生拉硬扯的,是被人“臆造出来的”,这种人看不到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本身在土地私有制存在或不存在的情况下会有任何差别。在这样的“理论家”看来,问题仅仅在于地租的转手,“称它为绝对地租也好,级差地租也好,反正都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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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在一个资本主义国家里,要保留一半土地(28000万俄亩中的13800万俄亩)在私人手里是办不到的。二者必居其一。要么土地私有制的确是当前经济发展阶段所要求的,的确符合资本主义土地经营者阶级的根本利益。这样的话,土地私有制作为按某种方式形成的资产阶级社会的基础,不可避免地会在各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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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么土地私有制并不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当前阶段所必需的,并不是由农场主阶级利益必然产生的,甚至是同这个阶级的利益相抵触的,那就不可能原封不动地保存这种陈旧的所有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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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半耕地面积上保存垄断,为小业主一个阶层建立特权,企图在自由资本主义社会中永远保存把私有者和公有土地租赁者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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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的“犹太区”1,这就是同马斯洛夫的荒谬经济理论密切联系的荒遂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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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们应当来考察一下被马斯洛夫及其拥护者①放在次要地位的国有化的经济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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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在斯德哥尔摩代表大会上,普列汉诺夫也是拥护者之一历史竟开了这样的玩笑,使这位貌似严正的正统雏护者没有发现或不愿发现马斯洛夫对马克思的经济理论的歪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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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从发展资本主义着眼对土地私有制的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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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对地租是在资本主义收入中实现土地私有制的一种形式,错误地否认绝对地租,结果使社会民主党有关俄国革命中的土地问题的书刊和整个社会民主党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产生了一个重大的缺点。我们的一些社会民主党人不是自己担当起批判土地私有制的任务,不是把这一批判建立在经济分析、对某种经济演进的分析的基础上,却跟在马斯洛夫的后面把这一批判任务交给了民粹派。这样一来,就在理论上把马克思主义弄得庸俗不堪,歪曲了在革命中宜传马克思主义的任务。他们在杜马的演说以及各种宜传鼓动文字等等中,只是用民粹主义的即市侩的冒牌社会主义的观点来批判土地私有制。马克思主义者还不善于从这种小资产阶级的思想体系中提取现实的内核,因为他们不了解自己应该在研究问题时考虑到历史因素,应该用无产阶级的观点(对新兴的资本主义社会中反对土地私有制这一斗争的真实根源的看法)代替小资产者的观点(关于平均制、正义等等的抽象观念)。民粹主义者以为否定土地私有制就是否定资本主义。这是不对的。对土地私有制的否定表达了最彻底地发展资本主义的要求。所以,我们必须使马克思主义者重新记起马克思从资本主义经济的条件若眼批判土地私有制的那些“被忘记的言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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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的批判不仅针对大土地占有制,而且也针对小土地占有制。小农的自由土地私有制,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是农业小生产的必要的伴侣。亚·芬在反驳马斯洛夫时强调指出这点,是完全正确的。但是,承认这种已经被经验证实的历史必要性,并不是说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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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国有化和地方公有化的理论基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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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思主义者就不必全面地来评价小土地私有制。没有土地买卖的自由,这种私有制的真正自由是不可想象的。土地私有制就意味着必须投资购买土地。关于这一点,马克思在《资本论》第3卷中写道:“小农业在它和自由的土地所有权结合在一起的地方所特有的弊病之一,就是由于耕者必须投资购买土地而产生的。”(《资本论》第3卷第2册第342页)“资本在土地价格上的支出,势必夺去用于耕种的资本。”(同上,第341页)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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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购买土地而支出货币资本,并不是投入农业资本。这其实是相应地减少了小农在他们的生产领域本身中可以支配的资本。这相应地减少了他们的生产资料的数量,从而缩小了再生产的经济基础。这使小农遭受高利贷的盘剥,因为在这个领域内,真正的信用一般说来是比较少的。即使购买的是大田庄,这种支出也是农业的一个障碍。这种支出实际上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矛盾的,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来说,土地所有者是否负债,整个说来是没有关系的,无论他的土地是继承来的,还是购买来的,反正都一样。”(第344一345页)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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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私有制是资本自由渗入农业的障碍,抵押土地和高利贷可以说都是资本绕过这些障碍的方式。在商品生产的社会里,没有资本就无法经营。农民和他们的民粹派思想家都不能不意识到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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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点。可见,问题归根到底在于,资本是能够完全自由地直接流入农业呢,还是要经过高利贷者和信贷机关。农民和民粹主义者一方面没有认识到资本在现代社会中已占完全的统治地位,一方面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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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见《马克思恩格斯全》第25卷第91D页.一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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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同上,第913914页。一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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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民主党在俄因第一次革命中的土地纲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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凭幻想和空想的支配,不愿看见不愉快的现实,总想获得外来的资助。104人土地法案第15条写道:“凡是领得全民土地而无足够的资金购置为经营所必需的一切资料者,国家应以贷款和补助金的形式给予帮助。”当然,一旦胜利的农民革命对俄国农业进行改造时,这种资助无疑是必需的。考茨基在《俄国土地问题》一书中十分正确地强调指出了这一点。但是,我们现在讲的是所有这些“贷款和补助金”的社会经济意义究竞是什么,这是民粹主义者没有看到的。国家只能做一个资本家的钱款的经手人,它本身只能从资本家那里取得钱款。所以在国家援助组织得最好的情况下,资本的统治也丝毫不会受到触动.问题仍然是:资本用于农业有哪几种可能的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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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讨这个问题必然导致马克思主义对土地私有制的批判。这种所有制是阻挠向土地自由投资的障碍。要么是这种投资有充分的自由,那就要废除土地私有制,即实行土地国有化。要么是保存土地私有制,那就是资本用迂回的形式渗入农业,即地主和农民抵押土地,农民受高利贷者盘剥,土地出租给拥有资本的租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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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说:“对小农业来说,土地价格(土地私有权的形式和结果)本身表现为对生产的限制。对大农业和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为基础的大地产来说,这种所有权也是一种限制,因为它会限制租地农场主的、最终不是对他自己有利而是对土地所有者有利的生产投资。”(《资本论》第3卷第2册第346一347页)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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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废除土地私有制就是在资产阶级社会可能做到的范围内,尽量铲除一切阻挠资本自由地投入农业、阻挠资本自由地从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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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915916页.一一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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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国有化和地方公有化的理论基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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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生产部门转入另一生产部门的障碍。让资本主义获得自由、广阔和迅速的发展,让阶级斗争有充分的自由,不让任何把农业变得同“血汗制”工业相似的多余的中介人插手一一这就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下的土地国有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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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土地国有化和“货币”地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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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张土地分配的亚·芬用一个很有趣的经济论据来反对国有化。他说,国有化和地方公有化都是把地租转交给一定的社会集体。但是试问,这里讲的是什么地租呢?这里讲的不是资本主义地租,因为“农民通常从自己土地上得到的不是资本主义地租”(《土地问题和社会民主党》第77页,参看第63页),这里讲的是前资本主义的货币地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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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说的货币地租是指农民用货币形式把全部剩余产品交给地主。在前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下,农民对地主的经济依赖形式最初是工役租(Arbeitsrente)即徭役租,然后是产品地租或实物地租,最后是货币地租。亚·芬说,这种地租“直到现在还是我国最普遍的地租”(第6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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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无疑问,农奴制盘剥性的租佃制在我国是非常普遍的。按照马克思的理论,在这种租佃制下农民所付的地租相当大一部分是货币地租,这也是毫无疑问的。究竞是什么力量提供了从农民身上榨取这种地租的可能性呢?是资产阶级的力量和新兴的资本主义的力量吗?根本不是。是农奴制大地产的力量。既然农奴制大地产将被摧毁(而这是农民土地革命的出发点和基本条件),那就用不着讲前资本主义的“货币地租”了。可见,芬的反驳只有一个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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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民主党在俊国第一次革命中的土地纲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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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就是又一次强调了在革命的土地变革的情况下把农民份地同其他土地分开是十分荒谬的,因为份地周围往往都是地主土地,而目前这样划分农民土地和地主土地又产生盘剥,所以保存这种划分是反动的而地方公有化同士地分配和国有化都不同,它正是要保存这种划分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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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地产的存在,确切些说,小经济的存在,当然会使资本主义地租的理论的一般原理有某些改变,但决不会推翻这种理论。例如,马克思曾经指出过,在主要是为了满足耕作者本人需要的小农业中,真正的绝对地租通常是不存在的(第3卷第2册第3知、344页)①。但是,商品经济愈发展,经济理论的一切原理就愈适用于农民经济,因为农民经济也进入了资本主义世界的环境。不要忘记,任何土地国有化,任何土地平均使用制,都消灭不了俄国的富裕农民已经在按资本主义方式经营这一既成的事实。我在《资本主义的发展》一书中指出,根据上一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的统计材料来看,将近/5的农户集中了近一半的农民农业生产以及远不止一半的租地,这些农民的经济现在多半是商品经济,而不再是自然经济了,这种农民没有上百万的雇农和日工,就无法生存.②在这种农民中早已有了资本主义地租的成分。这种农民借彼舍霍诺夫先生之流的口表达了自己的利益。这班先生们“很清醒”,既反对禁止雇佣劳动,也反对“土地社会化”:他们清醒地坚持正在抬头的农民经济个人主义的观点。我们如果把民粹派空想中的现实经济成分同虚假的思想体系严格分开,那我们马上可以看到,实行土地分配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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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907,913页.一一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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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参看列宁全集》第2版第3卷第112一115页.一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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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国有化和地方公有化的理论基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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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实行国有化也好,实行地方公有化也好,从消灭农奴制大地产中获利最多的正是资产阶级农民。国家发放的“货款和补助金”,也同样不可能不使这种农民首先获得好处。“农民土地革命”无非是让整个土地占有制适应能使这些农场发展和繁荣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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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地租是正在消逝、也不可能不消逝的昨天。资本主义地租则是正在诞生的明天,它无论在斯托雷平主张的剥夺贫苦农民(“按照根本法第87条”)的条件下,或者在农民剥夺最富有的地主的条件下,都不可能不发展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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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在怎样的条件下才能实现国有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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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少马克思主义者有这样一种看法,即认为国有化只有在资本主义高度发展的阶段,只有在资本主义已经为“土地占有者脱离农业”(通过出租和抵押)完全创造好条件的时候,才可能实现。他们认为在实现取消地租而又不触动经济机体的土地国有化之前,资本主义大农业已经形成了。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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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观点对不对呢?它在理论上找不到根据:直接援引马克思的言论也不能给它以支持:实际经验的材料更是否定了这种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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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理论上来说,国有化就是资本主义在农业中得到“理想的”彻底发展。至于历史上是否经常出现这样的环境和力量对比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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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主张土地分配的波里索夫同志在下面而这段话中十分确切地表达了这种观点。他说:“…将来,当小资产阶级经济日渐退化、资本主义在农业中夺取了巩固的阵地、俄国已不再是农民国家的时候,历史就会提出这个要求(土地国有化的要求).”(《斯德哥尔摩代表大会记录》第12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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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民主党在俄因第一次革命中的土地纲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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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实行国有化,那是另外一个问题。然而国有化不仅是资本主义迅速发展的结果,而且也是资本主义迅速发展的条件。认为国有化只是在农业资本主义高度发展时才能实现,那就等于否认国有化是资产阶级进步的措施,因为无论在什么地方,到了农业资本主义高度发展的时候,“农业生产的社会化”,即社会主义变革的任务就提上了日程(到一定时候其他国家也必然会提出这一任务)。资产阶级进步的措施既然是资产阶级措施,那它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极其尖锐的条件下就不可能实行。这种措施在“年轻的”资产阶级社会中还比较可能实现,因为“年轻的”资产阶级社会还没有充分发展自己的力量,还没有彻底暴露自己的矛盾,还没有造成十分强大的、直接追求社会主义变革的无产阶级。马克思曾经设想过、甚至直接主张过国有化,他不仅主张在1848年德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实行国有化,而且主张在1846年的美国实行国有化,当时他十分明确地指出美国的“工业”发展还刚刚开始。各资本主义国家的经验都没有向我们展示过比较彻底的土地国有化。在年轻的资本主义民主国家新西兰可以看到类似比较彻底的土地国有化的情况,那里还谈不上有高度发达的农业资本主义。在美国也有过这种类似的情况,国家颁布过宅地法,把地块发给小业主,小业主交纳名义地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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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认为国有化是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时代的事情,那就等于否认它是资产阶级进步的措施。否认这一点是同经济学理论直接相抵触的。据我看来,在下面这段引自《剩余价值理论》的论断中,马克思所拟订的实现国有化的条件和人们通常所设想的不同。马克思指出,土地占有者对于资本主义生产完全是多余的人,如果土地属于国家,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完全可以达到”。他接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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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国有化和地方公有化的理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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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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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激进的资产者在理论上发展到否定土地私有权…然而,他们在实践上却缺乏勇气,因为对一种所有制形式一一种劳动条件私有制形式一一的攻击,对于另一种私有制形式也是十分危险的。况且,资产者自己己经弄到土地了。”(《剩余价值理论》第2卷第1册第208页)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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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马克思并没有指出农业资本主义不发达是实现国有化的障碍。他指出了其他两个障碍,这两个璋碍更能说明国有化在资产阶级革命时代是可能实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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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障碍:激进的资产者害怕社会主义攻击一切私有制,即害怕社会主义变革,因此缺乏向土地私有制进行攻击的勇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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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障碍:“资产者自己已经弄到土地了”。显然,这里马克思所指的是资产阶级生产方式已经在土地私有制下巩固起来了,也就是说,这种私有制已经更多地是资产阶级性质而不是封建性质的了。当资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已经在广泛的、占优势的范围内同土地占有制联系起来的时候,当它已经“自己弄到土地了”,“定居在土地上”,使土地占有制完全服从于它的时候,就不可能有争取国有化的真正的资产阶级社会运动了。道理很简单,因为没有一个阶级会自己起来反对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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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的说来,这两个障碍只有在资本主义开始的时代而不是在资本主义终结的时代,只有在资产阶级革命时代而不是在社会主义革命前夜才可以消除。认为只有在资本主义高度发达的条件下才能实现国有化的见解,不能称作是马克思主义的见解。它既同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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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见《马克思恩格斯全第26卷第2册第丑页.一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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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民主党在俊国第一次革命中的土地纲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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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思理论的大前提相抵触,也同马克思的上述言论相抵触。国有化作为某些势力和某些阶级所推行的措施,有它的具体历史环境,然而这种见解却把国有化的具体历史环境问题简单化了,把问题弄成公式化的、纯粹的抽象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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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进的资产者”在资本主义十分发达的时代是不可能有勇气的。在这样的时代,这种资产者必然大都已经成为反革命。在这样的时代,资产阶级必然是几乎全都已经“弄到土地了”。相反,在资产阶级革命时代,客观条件迫使“激进的资产者”很有勇气,因为在完成当时的历史任务时,就整个阶级来说,他们还不会害怕无产阶级革命。在资产阶级革命时代,资产阶级自己还没有弄到土地:在那样的时代土地占有制还带有极浓厚的封建主义的色彩。于是就可能出现这样的现象:大批资产阶级的耕作者即农场主起来为废除主要的土地占有形式而斗争,进而实现资产阶级的彻底的“土地解放”,即国有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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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所有这几个方面,俄国资产阶级革命都处在特别有利的条件下。从纯粹经济的观点来看,我们无疑应该承认:无论在俄国地主土地占有制或农民份地占有制中,都最大限度地保存了封建残余。在这样的条件下,工业中比较发达的资本主义和农村中骇人听闻的落后状态之间的矛盾,己经到了触目惊心的地步,由于种种客观原因,这种矛盾推动人们去进行最深入的资产阶级革命,去创造农业取得最迅速进步的条件。土地国有化正是我国农业中资本主义取得最迅速的进步的条件。在我们俄国,这种自己还没有“弄到土地”、目前还不会害怕无产阶级“攻击”的“激进的资产者”是有的。这种激进的资产者就是俄国农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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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述观点出发,就完全可以理解为什么广大俄国自由派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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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国有化和地方公有化的理论基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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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者和广大俄国农民对土地国有化抱着不同的态度了。自由派地主、律师、大工业家和商人都已经自己“弄到了”足够的“土地”。他们不会不害怕无产阶级的攻击。他们不会不倾心于斯托雷平一立宪民主党的道路。真叫人难以置信,“农民”银行发给那些受惊的地主的亿万卢布竞象一条金河,源源地流入地主、官吏、律师和商人的腰包!如果实施立宪民主党人的“赎买”办法,这条金河的流向也许会稍有改变,流量也许会稍微减少,但它还是流入这班人的腰包,数量还是有好多亿卢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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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革命手段废除一切旧的土地占有形式,官吏和律师从中一个戈比也捞不到。至于商人,他们多半没有远大的眼光,他们不会放弃马上从老爷那里捞一把的机会,却去等待将来国内农民市场的扩大。只有被旧俄折磨得要死的农民,才能做到彻底革新土地占有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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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国有化是向土地分配的过渡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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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把国有化看作最有可能在资产阶级革命时代实现的措施,那么这种观点必然会使人以为国有化可能只是向土地分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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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过渡办法。迫使农民群众去争取实现国有化的那种现实的经济需要,就是必须根本革新一切旧的土地占有关系,也就是“清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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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土地,使之适应新的农场主经济。既然如此,那么很清楚,适应了新环境、革新了全部土地占有制的农场主就会要求巩固这种新土地制度,即要求把他们从国家那里租来的地块变成自己的财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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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错,这是完全无可争辩的。我们得出国有化的结论,并不是根据抽象的考虑,而是根据对具体时代的具体利益所作的具体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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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民主党在俊国第一次革命中的土地纲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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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当然,如果认为大批的小业主都是“理想主义者”,如果认为在他们的利益要求实行土地分配的时候他们会对土地分配望而却步,那是很可笑的。因此,我们必须研究一下:(1)他们的利益会不会要求分配土地:(2)在什么条件下会有这个要求:(3)这对无产阶级的土地纲领会有怎样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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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第一个问题,我们已经作了肯定的回答。对第二个问题目前还不能作明确的答复。在用革命手段实现国有化的时期过去之后,由于力图尽最大可能巩固符合资本主义要求的新的土地占有关系,可能产生土地分配的要求。由于那时的土地占有者力图借牺牲社会其他成员的利益以增加自己的收入,也可能产生这种要求。最后,由于力图“安抚”(说得简单明了一点,就是扼杀)无产阶级和半无产者阶层,也可能产生这种要求,因为土地国有化会成为“激发”无产阶级和半无产者阶层实行全部社会生产社会化的“欲望”的一种因素。所有这三种可能都是在同一个经济基础上产生的,因为新的农场主要巩固新的资本主义的土地占有制,自然会产生反无产阶级的情绪,他们也自然会力图为自己造成新的特权,即新的所有权。由此可见,问题正是由这种经济上的巩固引起的。妨碍这种巩固的一个经常的对抗因素将是资本主义的发展,资本主义的发展将会加强大农业的优越性,并要求小农场地块能够随时很容易“结合”成大农场。全俄的待垦土地将是一个暂时的对抗因素,因为巩固新经济就意味若提高耕作技术。而上面我们已经说过,耕作技术的每一个进步都会从俄国待垦土地中不断地“开辟出”新的耕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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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了我们提出的第二个问题之后,应当作出一个结论:要想确切地预料到究竞在什么条件下新农场主要求分配土地的趋势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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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土地钢领问题方面的政治上和策略上的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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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倒一切对抗的影响,是不可能的。而估计到资本主义进一步的发展必然会在资产阶级革命成功之后造成这种条件,却是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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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最后一个问题,也就是工人政党对新农场主可能提出的分配土地的要求应该采取什么态度的问题,我们倒可以作出十分明确的答复。当资产阶级在同封建制度作真正革命的斗争的时候,无产阶级可以而且必须支持勇于战斗的资产阶级,但是无产阶级决不应该支持安于现状的资产阶级。如果说俄国资产阶级革命不实行土地国有化就不可能获胜是确定无疑的,那么,接下去转向分配土地不可能不引起某种“复辟”,不可能不使农民(确切些说,从未来的关系来看,就是农场主)转向反革命方面,这就更是确定无疑的了。无产阶级将坚持反对所有这类要求的革命传统,而不是支持这种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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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认为国有化在新农场主转向分配土地的情况下就会成为没有多大意义的转瞬即逝的现象,那无论如何是大错特错了。国有化在任何情况下都有巨大的意义,既有巨大的物质意义,又有巨大的精神意义。物质意义就在于无论什么办法都不能象国有化那样彻底地扫除俄国的中世纪残余,那样彻底地革新在亚洲式制度中几乎腐烂了的农村,那样迅速地推动农艺上的进步。用任何其他办法解决革命中的土地问题,都不能为进一步的经济发展提供那样有利的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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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时代的国有化的精神意义,就在于无产阶级帮助打击“一种私有制形式”,这种打击必然会在全世界引起反响。无产阶级主张实行最彻底最坚决的资产阶级变革,主张为资本主义的发展造成最有利的条件,这样就能最有效地抵制资产阶级不会不表现出来的犹豫动摇、萎靡不振、意志薄弱、消极被动等种种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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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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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民主党在俄因第一次革命中的土地纲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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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土地纲领问题方面的政治上和策略上的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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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已经说过,正是这种考虑在我们党关于土地纲领的争论中占的比重过于大了。我们的任务是尽量系统又尽量简要地来研究一下这两种考虑,指出各种政治措施(以及观点)同土地变革的经济基础之间的相互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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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防止复辟的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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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关于斯德哥尔摩代表大会的《报告》中,我凭记忆谈到了当时的讨论情况,并且对这一论据作了分析。①现在我们已经有准确的记录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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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列汉诺夫在斯德哥尔摩代表大会上大声叫道:“我的看法的关键就是指出复辟的可能。”(第115页)现在就来仔细看一看这个关键吧。下面是普列汉诺夫在第一次发言中第一次提到这个关键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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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说:‘我们要消除国有化的弊端'。但是要消除国有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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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3卷第1一21页.一一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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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土地纲领问题方面的攻治上和策略上的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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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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弊端,就必须找到防止复辟的保证,而这种保证是没有的,也不可能有。回顾一下法国的历史吧,回顾一下英国的历史吧。这两个国家在波澜壮阔的革命以后都发生过复辟。我国也可能出现这种情况。因此我们党的纲领应当是一种在实施后可以把复辟带来的危害减少到最低限度的纲领。我们的纲领应能消灭沙皇制度的经济基础,但是在革命时期实行土地国有化却不能消灭这个基础。所以我认为,国有化的要求是反革命的要求。”(第44页)“沙皇制度的经济基础”究竞是什么呢,普列汉诺夫在同一次发言中说:“我国的情况是土地和农民都受到国家的奴役,而俄国的专制制度就是在这种奴役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要推翻专制制度,就必须消灭它的经济基础。所以我反对现在提出国有化。”(第4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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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先看看这一段关于复辟的论断的逻辑吧。第一,“防止复辟的保证是没有的,也不可能有”!第二,要“把复辟带来的危害减少到最低限度”。这就是说,要想出一种防止复辟的保证,尽管这种保证是不可能有的!而在下一页即第45页上(同一次发言),普列汉诺夫完全想出了这种保证,他直截了当地说:“一旦发生复辟,它(地方公有化〉是不会把土地(请听!》交给旧制度的政治代表人物的。”防止复辟的保证找到了,尽管这种保证是“不可能有”的。戏法变得真漂亮,孟什维克的书刊对这位魔术师手脚的灵巧赞不绝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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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列汉诺夫发言的时候,挖苦取笑,吵吵闹闹,一串串漂亮话就象轮转烟火那样叫人晕头转向。但是,如果这样的演说家把自己的发言逐字逐句记下来,事后人们再从逻辑上去加以分析,那就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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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复辟?复辟就是国家政权落到旧制度的政治代表手里。功止这种复辟的保证可能有吗?不,这种保证是不可能有的。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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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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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民主党在俊国第一次革命中的土地纲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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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就想出这样一种保证,即实行地方公有化,地方公有化“不会把土地交给”…请问,地方公有化给“交出土地”设置的障碍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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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是什么呢?无非是革命的议会颁布一道法律宣布某些土地G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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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主的土地和其他土地)归地方议会所有罢了。而法律又是什么呢?法律就是取得胜利并掌握国家政权的阶级的意志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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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法律就是在国家政权转归“旧制度的代表”时也“不会把土地交给”“旧制度的代表”,现在你们总该明白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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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德哥尔摩代表大会以后,有些社会民主党人竞在宜扬这种愚蠢已极的思想,甚至还拿到杜马讲坛上去宜传: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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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到所谓“防止复辟的保证”问题的实质,必须指出如下几点。既然我们不可能有防止复辟的保证,那么在讨论土地纲领时提出这个问题,就等于转移听众的注意力,搅乱他们的思想,把辩论弄得乱七八糟。我们不能凭自己的愿望引起西欧的社会主义变革,然而这一变革才是防止在俄国复辟的唯一的绝对的保证。至于相对的和有条件的“保证”,即尽量给复辟造成困难,那就是在俄国尽量深入、彻底、坚决地进行革命性变革。革命愈深入,复辟旧制度就愈困难,即使发生复辟,保留的成果也会愈多。革命把旧地基刨得愈深,复辟旧制度就愈困难。在政治方面,建立民主共和国是比实行民主地方自治更为深刻的变革,建立民主共和国需要(并且能发挥)广大人民群众更大的革命毅力、更高的觉悟和组织性,而且会留下更加难以消除的传统。所以当代社会民主党人高度评价法国革命的伟大成果,尽管后来发生过多次的复辟。在这一点上他们同那些情愿把君主制下的民主地方自治机关作为“防止复辟的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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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策列候里在907年5月26日的演说,见第二届杜马速记记录第123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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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土地纲领问题方面的政治上和策略上的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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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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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立宪民主党人(以及立宪民主党人化的社会民主党人?)是不一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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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经济方面,国有化在资产阶级土地变革的条件下是最彻底的手段,因为它能摧毁整个中世纪土地占有制。现在农民在经营一小块私有的或租来的份地,在经营一小块向地主租来的土地,等等。实现国有化就能最彻底地摧毁土地占有制方面的一切障碍,为符合资本主义要求的新经济“清扫”全部土地。诚然,即使经过这样的清扫,也不会有防止旧制度复辟的保证,向人民许诺这种“防止复辟的保证”,那就等于骗人。但是这样清扫旧土地占有制,会使新经济大大巩固,从而使旧土地占有制的恢复遇到极大的困难,因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是任何力量也不能阻止的。而实行地方公有化后,旧土地占有制却比较容易恢复,因为地方公有化会使“犹太区”,即分隔中世纪地产和新的地方公有的土地的地界永远保存下来。土地收归国有以后,要搞复辟,要恢复旧土地占有制,就必须摧毁数以百万计的新兴的资本主义(农场主)农场。土地收归地方公有以后,要搞复辟,不必摧毁任何农场,不必重新划定地界,简直只要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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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张字据把某一“地方自治机关”的土地拨归某某贵族地主所有,或者把“地方公有”土地的地租转交给地主就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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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谈到了普列汉诺夫在复辟问题上的逻辑错误,谈到政治概念上的混乱,现在再来分析一下复辟的经济实质。斯德哥尔摩代表大会的《记求》完全证实了我在报告》中所讲的话,即普列汉诺夫不可宽恕地把法国在资本主义基础上发生的复辟同“我国半亚洲式的旧制度”的复辟混为一谈(见斯德哥尔摩代表大会《记录》第116页)。所以我没有必要就这个问题对《报告》中已经讲过的话再作什么补充了。我们只谈谈“消灭专制制度的经济基础”的问题。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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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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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民主党在俊国第一次革命中的土地纲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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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就是普列汉诺夫发言中与此有关的最重要的一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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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辟(在法国)没有恢复封建制度的残余,这是事实:但是在我国与这种封建制度残余相应的,是我国土地和农民受国家奴役的旧制度,是我国旧有的独特的土地国有化。既然你们自己要求土地国有化,既然你们原封不动地保存我国半亚洲式的旧制度的遗产,那我国的复辟势力就更加容易恢复这种(原文如此)国有化了.”(第11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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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复辟势力“更加容易”恢复这种国有化,即半亚洲式的国有化,因为列宁(和农民)现在要求国有化!这算什么呢?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呢,还是纯粹唯理论的“文字游戏”?①使半亚洲式的制度容易恢复的是“国有化”这个字眼呢,还是某种经济变动?要是普列汉诺夫考虑过这一点,那他就会明白,土地地方公有和土地分配只能消灭亚洲式制度的一个基础,即消灭中世纪地主土地占有制,却要保留另外一个基础,即中世纪份地土地占有制。因此,就实质来说,就变革的经济实质来说(而不是就表示变革的某一术语来说),正是国有化能更加彻底得多地消灭亚洲式制度的经济基础。普列汉诺夫的“戏法”就是他把中世纪那种人身依附、交纳贡赋,有服兵役义务的土地占有制称为“独特的国有化”,而跳过了这一土地占有制的两种形式,即份地土地占有制和地主土地占有制。这样断章取义的结果就歪曲了一个实际的历史问题,即这种或那种土地变革措施究竞会消灭哪种形式的中世纪土地占有制。普列汉诺夫的这种障眼法太不高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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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列汉诺夫在复辟问题上为什么糊涂到这样几乎不可思议的地步,其真正的原因有两个。第一,普列汉诺夫讲到“农民土地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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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范米特同志在斯德哥尔摩代表大会上的发言,见大会《记录静第12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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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土地纲领问题方面的政治上和策略上的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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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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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时,完全不了解它是资本主义演进这一特点。他把民粹主义这种认为可能有非资本主义演进道路的学说同马克思主义认为资本主义农业演进可能有两种形式的观点混为一谈了。普列汉诺夫随时都隐约地表现出“对农民革命的恐惧心理”(我在斯德哥尔摩代表大会上已经对他说过这一点,见大会记录第106一107页),害怕这一革命会成为经济上反动的东西,不会走向美国式的农场制度,而会走向中世纪农奴制度。其实,这在经济上是不可能的。农民改革和改革后的演进情况就是明证。在农民改革中,封建制度(地主封建制度以及马尔丁诺夫在斯德哥尔摩代表大会上跟着普列汉诺夫所说的那种“国家封建制度”)的外壳是很强大的。但是经济演进的力量却更加强大,它在这个封建制度的外壳里装满了资本主义的内容。尽管有中世纪土地占有制的障碍,农民经济和地主经济都在沿着资产阶级道路发展,虽然发展得非常缓慢。如果普列汉诺夫害怕恢复亚洲式制度是有道理的,那么国家农民(80年代以前)或前国家农民(80年代以后)的土地占有制就应该是最纯粹的“国家封建制度”了。事实上这种土地占有制却比地主土地占有制自由,因为在9世纪下半叶进行封建剥削已经不可能了。在“地多的”②国家农民中间,盘剥情况要少一些,农民资产阶级发展得要快一些。目前在俄国只有两种可能,要么是普鲁士容克式的缓慢而痛苦的资产阶级演进,要么是美国式的迅速而自由的演进。其余切都不过是主观幻想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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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2卷第3因一330页。一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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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当然,我国的前国家农民只有同前地主农民相比才是“地多的”农民。据旧05年的统计,前者每户平均有份地12.5俄亩,后者有6.7俄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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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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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民主党在俄因第一次革命中的土地纲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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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些同志头脑中产生“复辟的糊涂观念”的第二个原因,就是906年春季的形势还很不明朗。当时农民总的说来还没有最后表明自己的态度。当时还可以认为农民运动和农民协会都没有最终地表示出绝大多数农民的真正意图。专制政府的官僚和维特还没有失去最后的希望,仍然以为“乡巴佬会来搭数的”(维特的《俄罗斯国家报》在906年春所用的警言),即以为农民会向右转。因此905年12月11日的杜马选举法规定的农民代表名额很多。当时许多社会民主党人还觉得专制政府可能利用农民“宁可全部土地归沙皇,只是不要归地主”的思想来采取某种冒险举动。但是两届杜马的经过、907年六三法令和斯托雷平的土地法,应当使大家醒悟过来了。专制制度为了挽救可以挽救的一切,只得用暴力破坏村社来建立土地私有制,也就是说使反革命势力不是依靠农民关于土地国有化的含混不清的言论(土地“归大伙”等等),而是依靠唯一可能保持地主政权的经济基础,即依靠普鲁士式的资本主义演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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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形势完全明朗了,害怕“亚洲式制度”可能在农民反对土地私有制的运动的基础上复辟的隐隐约约的恐惧心理,应该永远抛掉了。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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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地方自治是“抵御反动势力的支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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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列汉诺夫在斯德哥尔摩代表大会上说:“…在掌握土地的社会自治机关中,它(土地地方公有化〉能造成抵御反动势力的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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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用复辟进行恐吓是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的以治式器,这一点我在这里就不谈了,因为在这方面需要讲的在报告》中全都讲到了。(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3卷第日一20页。一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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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土地纲领问题方面的政治上和策略上的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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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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柱。而且这将是很强大的支柱。拿我国哥萨克来说吧”(第45页)好吧,我们马上“拿我国哥萨克”来作例子,看看把哥萨克搬出来究竞有什么意义。不过我们先来分析一下认为地方自治机关能够成为抵御反动势力的支柱的观点的总的根据吧。这种观点已经被我们那些地方公有派引用过无数次了,除了普列汉诺夫的说法,只要再从约翰的讲话中引上一段就行了。约翰说:“既然我们承认土地国有化和土地地方公有化都可能实现,并且同样和政治制度民主化有关,那么两者的区别究竞在什么地方呢?区别就在于地方公有化能够更好地巩固革命成果,巩固民主制度,并且能成为民主制度进一步发展的基础,而国有化却只能巩固国家政权。”(第1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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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什维克骨子里是先否认有防止复辟的保证,然后又象个吞刺剑的魔术师在观众面前把“保证”和“支柱”变了出来。地方自治机关怎么能成为抵御反动势力的支柱,怎么会巩固革命成果呢,各位先生总得稍微想想吧!能够成为抵御反动势力的支柱、能够巩固革命成果的只有一件东西,那就是无产阶级和农民群众的觉悟和组织性。在一个并不是根据官僚的意志而是顺应不可遏止的经济发展的要求而集中统一起来的资本主义国家里,这种组织性就应当表现为大家团结成一支全国统一的力量。没有集中的农民运动,没有集中的无产阶级所率领的农民在全国范围内进行的集中的政治斗争,就不可能有任何值得“巩固”的重大的“革命成果”,就不可能有任何“抵御反动势力的支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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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彻底推翻地主政权和消灭地主土地占有制,要实行真正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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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点民主的地方自治是不可能的。孟什维克在口头上也承认这一点,但是他们非常轻率地拒绝考虑这在实际上是什么意思。实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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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革命阶级如果不在全国范围内夺得政权,这种自治是不可能实现的,而两年革命的经验似乎应该使最固执的“套中人”也认识到了,在俄国只有无产阶级和农民才能成为这种革命阶级。先生们,你们所说的“农民土地革命”作为名副其实的农民革命,要想获得胜利,就应该成为全国范围的中央政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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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自治机关只能是这种民主派农民中央政权的组成部分。只有同农民的地方分散性作斗争,只有宜传、训练和组织全国性的即全俄的集中的运动,才能算真正致力于“农民土地革命”,而不至于助长农民那种乡巴佬的偏狭落后和地方上的闭塞愚昧。普列汉诺夫先生和约翰先生,你们宜传地方自治能够成为“抵御反动势力的支柱”、能够“巩固革命成果”这样一种荒遂的极其反动的思想,就是在助长这种闭塞愚味。俄国两年革命的经验十分清楚地说明,失败的最主要原因恰恰就是农民运动(士兵运动是农民运动的一部分)的地方分散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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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农民土地革命”的纲领,但只是把它同地方自治机关民主化而不是同中央政权民主化联系起来,并且把地方自治机关当作真正的“支柱”和“巩固”的手段,一一这实际上无非是立宪民主党人同反动派搞交易①。立宪民主党人一味强调地方“民主”自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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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我在报告》中已经更为详细地发挥了这一点。(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3卷第17一18页。一编者注)这里我再加上我在代表大会上没有听到的(见报告》)孟什维克诺沃谢茨基的讲话,他的话有力地证实了这一点。诺沃谢茨基反对把“民主国家”改为“民主共和国”,他说:“…有了真正民主的地方自治机关,目前通过的纲领即使在中央政府的民主化没有达到可以称为最高程度的民主化的情况下也可能实现。即使在所谓相对民主化的条件下,地方公有化也是无害而有益的”。(第138页.黑体是我们用的)这里讲得再清楚不过了。不推翻专制制度的农民土地革命,一一这就是孟什维克极其反动的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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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土地纲领问题方面的攻治上和策略上的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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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愿触及或者害怕触及更重要的问题。孟什维克没有想一想,他们在肯定“农民土地革命”是当代的任务时,用了多么堂皇的字眼,他们在说明对自己的土地纲领的政治考虑时,却对地方上的偏狭落后推崇备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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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看约翰的一段议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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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同志担心反动派会从地方自治机关手里夺走已被没收的土地。如果对于落到国家手中的土地可以这么说的话,那么对于地方公有土地就根本不能这么说。甚至俄国专制政府也没有能夺去亚美尼亚自治机关的土地,因为它引起了居民的激烈反抗.”(第11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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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得妙极了,不是吗?专制制度的全部历史就是一部不断掠夺各地方、各区域、各民族的土地的历史,而我们那些聪明人却来安抚那些住在穷乡僻壤的愚味无知的人民,说什么“甚至专制政府”也没有夺去亚美尼亚教会的土地,尽管它已经开始掠夺,尽管实际上只是由于有了全俄革命才没有能夺去…在中央是专制制度,在地方上是“谁也不敢夺取的”“亚美尼亚土地”…我们社会民主党内怎么会有这么多的小市民的蠢见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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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看看普列汉诺夫所说的哥萨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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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我国的哥萨克来说吧。论行为他们是十足的反动分子,但是如果(专制政府忽然想侵占他们的土地,那他们会万众一心地起来为土地而斗争。可见,地方公有化的好处,就在于它甚至在发生复辟时也是有用的.”(第4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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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的确确,是用了“可见”二字!如果专制制度起来反对专制制度的维护者,那么专制制度的维护者就会起来反对专制制度。这是多么深刻的思想啊!但是哥莎克的土地占有制不单在复辟时有用,并且对于保持复辟以前就应该加以推翻的东西也是有用的。施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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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在反驳普列汉诺夫的时候注意到了地方公有化的这一很有意思的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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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要提醒一点,就是专制改府早在一个月以前就给了哥萨克一些优待,可见,它并不怕地方公有化,因为哥萨克土地目前就是用同地方公有化相当近似的方式进行管理的…它(地方公有化会起反革命的作用。”(第123一12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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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列汉诺夫听了这番话十分激动,竞一度打断发言人的讲话(是为了一个无关紧要的问题:究竞他讲的是不是奥伦堡的哥燕克),并且试图不按会议的规则,要求让他优先发表声明。下面就是他后来提出的书面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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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米特同志把我提到哥萨克的那段话转述得不确切。我根本没有提到过奥伦堡的哥萨克。我贝是说:看看哥萨克吧:他们的行为是极端反动的,但是,政府如果想侵占他们的土地,那他们人人都会起来反对政府.将来革命把没收来的地主土地交给区域机关以后,如果遇到类似的企图,这些区域机关也会程度不同地采取同样的行动.它们的这种行动在一旦发生复辟时就是抵御反动势力的一个保证.”(第12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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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自然是一个在不触动专制制度的情况下推翻专制制度的妙不可言的计划:从专制制度手里夺取某些区域,然后再让它试着设法夺回去。这几乎同主张用储蓄银行剥夺资本主义的主意一样妙不可言。但是现在问题不在这里。问题在于革命胜利以后“应该”起奇妙作用的区域地方公有化,现在起的却是反革命的作用。这就是普列汉诺夫避而不谈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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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萨克的土地现在是真正地方公有的土地。有好几个大区域属于各哥萨克部队,如奥伦堡军、顿河军等等。哥萨克每户平均有52俄亩土地,而农民每户平均只有11俄亩。此外,属于奥伦堡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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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还有150万俄亩部队之地,属于银河军的还有90万俄亩,如此等等。在这种“地方公有化”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是纯粹封建的关系。这种实际存在的地方公有化意味着农民的等级和地区的封闭状态,他们由于占有土地和纳税的多少不同,由于享受中世纪俸禄制土地使用权的条件等等不同而四分五裂。“地方公有化”无助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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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民主运动,反而是促使这种运动分散,促使那种只有作为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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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力量才能获得胜利的运动因分散各地而失去力量,造成各个区域互相隔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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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我们看到,在第二届杜马中,拥护斯托雷平(说斯托雷平在自己的宜言中也容许用强迫手段改动地界)的右派哥萨克卡拉乌洛夫,也同普列双诺夫一样大骂国有化的主张,并且公开主张按区域实行地方公有化(907年3月因日第十八次会议,速记记录第136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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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派哥燕克卡拉乌洛夫比马斯洛夫和普列汉诺夫正确千倍地抓住了问题的本质。区域分散性是防止革命的保证。如果俄国农民(在集中的而不是“区域的”无产阶级运动帮助之下)不能冲破自己那种区域隔绝状态,不能组织全俄性的运动,那么革命总是会被处境优越的个别区域的代表人物所击溃的,因为旧政权中央集权的势力会根据需要利用这些人物去作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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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公有化是个反动的口号,它把各个区域中世纪式的各自为政理想化,模糊农民对于进行集中的土地革命的必要性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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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中央政权和巩固资产阶级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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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公有派最反感的就是中央政权。在分析有关的论断之前,我们应该先说明一下从政治司法方面来看国有化是什么意思(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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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我们已经说明了它的经济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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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国有化就是全部土地收归国家所有。所谓归国家所有,就是说国家政权机关有权获得地租、有权规定全国共同的土地占有和土地使用的规则。在国有化的情况下,这种共同的规则肯定包括禁止一切中介行为,即禁止转租土地,禁止将土地让给并不亲自经营的人等等。再者,如果这里讲的国家是真正民主的(并不是象诺沃谢茨基所说的那种孟什维克意义上的民主),那么国家土地所有制丝毫不排斥在全国性法律允许的范围内把土地转交地方和区域自治机关支配,反而要求这样做。我在《修改工人政党的土地纲领》①这本小册子中已经说过,我们党的最低纲领在谈到民族自决权、谈到广泛的区域自治等等的时候,直接提出了这样的要求。因此,规定因地制宜的细则、实际拨给土地或者在各个户主或各个协作社之间分配土地等等事宜,必然要交给地方国家政权机关,即地方自治机关办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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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关于这一切还可能产生什么误会,那要么是由于不了解所有权、占有权、支配权、使用权等概念的区别,要么是由于蛊惑人心地玩弄省区自治和联邦制②。地方公有化和国有化的基本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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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2卷第228页。一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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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马斯洛夫就玩弄过这种手法.他在教》杂志(97年第3期第104页)上写道:“…某些地方的农民也许会同意交出自己的土地,但只要有某一个大地区(例如波兰)的农民拒绝交出自己的土地,全部土地国有化的方案就会成为无稽之谈了.”这就是庸俗论据的典型,其中没有任何思想,而只有字句的堆砌。条件特殊的一个地区表示“拒绝”,不会改变总的纲领,也不会使这个纲领变为无稽之谈。有的地区也可能“拒绝”地方公有化,然而这个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在统一的资本主义国家里,土地私有制和大规模的围有制这两种制度是不可能并存的。其中必有一个要占上风。工人政党的任务就是要维护较为优越的、能加递生产力的发展、能保证自由地开展阶级斗争的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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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不在于中央和地方之间权限的划分,更不在于中央的“官僚主义”(只有十分无知的人们才会有这样的想法和说法),而在于实行地方公有化后还会保存某一类土地的私有制,实行国有化后则完全废除了这种私有制.基本区别在于前一种纲领容许“土地关系上的复本位制”,而后一种纲领却能加以消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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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们从中央改权可能恣意妄为等等的观点庸俗的地方公有化拥护者往往想利用这个观点)来考察现行纲领,你们就可以看出,现行纲领在这方面极其混乱极其模糊。只要指出下面这点就行了:现行纲领规定既要把“移民所需的土地”、又要把“有全国意义的森林和水域”交归“民主国家学握”。显然,这些概念是非常模糊的,这里可能引起无限的纠纷。拿立宪民主党出版的《土地问题》文集第2卷考夫曼先生最近的一篇文章(《关于补充份地的份额问题》)来看吧。作者在文章中把44省所有可以按1861年最高份额补发给农民的土地储备作了一个统计。“非份地的土地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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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起初没有把森林计算在内,以后又把森林(除去25%的多林地区)计算在内。谁来决定哪些森林是“有全国意义”的呢?当然只有中央国家政权:由此可见,孟什维克纲领是主张把大量的土地(据考夫曼计算,44省有5700万饿亩土地)交给中央政权学握。谁来决定哪些是“移民所需的土地”呢?当然只有资产阶级的中央政权。只有它才能决定,比如奥伦堡哥萨克所占有的150万俄亩部队土地或顿河哥萨克所占有的200万俄亩土地算不算用于全国需要的(因为哥萨克每户平均有52.7俄亩)“移民所需的土地”。显然,问题完全不是象马斯洛夫和普列汉诺夫之流所提出的那样。问题并不在于用一纸决定来捍卫地方区域自治,使它们不受中央政权的侵犯,这样的事情不但靠一纸空文办不到,就是靠大炮也办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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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因为资本主义的发展趋势是在走向集中化,要把大权集中在资产阶级中央政权手中,“区域”在任何时候都是无力与之对抗的。问题在于同一个阶级应当既在中央又在地方掌握政权,在中央和地方都要完全彻底地实行同样程度的民主制,以保证(比如说)大多数居民即农民完全占统治地位。这才是防止中央“过分”侵犯地方、侵犯地方“合法”权利的唯一实际的保证。孟什维克杜撲的其他一切保证都统统是愚蠢的想法,是地方上的庸人用以抵御被资本主义集中在中央政权的权力的纸帽子。诺沃谢茨基也同现行纲领一样持有这种庸人的蠢见,竞认为地方自治机关要完全民主化,而中央政权可以“不是最高”程度的民主化。中央政权不完全民主化,就意味着中央政权不归大多数居民掌握,不归那些在地方自治机关中占优势的分子掌握,而这就意味着不仅可能发生、而且必然发生冲突,由于经济发展规律的作用,冲突的结果一定是不民主的中央政权获得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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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问题的这一方面来说,拿“地方公有化”当作区域与中央政权相抗衡的某种“保证”,纯粹是庸人的安想。如果这可以叫作同集中的资产阶级政权作“斗争”的话,那么这只能是反犹太主义者同资本主义所进行的那种“斗争”:同样是一些引诱愚昧无知的群众上当的大吹大擂的诺言,这些诺言在经济上和政治上同样都不可能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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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地方公有派反对国有化的一个最“流行的”论据来说吧。据说国有化会加强资产阶级的国家(记得约翰有一句妙言:“只会巩固国家政权”),会增加反无产阶级的资产阶级政权的收入,然而(确实是这样说的:然而)地方公有化却能提供满足人民需要、满足无产阶级需要的收入。居然提出这样的论据,真要使人替社会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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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感到羞耻了,因为这纯粹是反犹太主义的蠢见和反犹太主义的妖言。我们不拿受普列汉诺夫和马斯洛夫迷惑的某个“小角色”作例子,就拿马斯洛夫“本人”来说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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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教训《教育》杂志的读者说:“社会民主党总是希望它的计划和任务在最坏的情况下也能够被证实是正确的·我们应该设想到,带有种种缺点的资产阶级制度将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占统治地位。自治机关也会象整个国家制度一样是资产阶级性的,郑里也同西欧的市改局一样,会有尖锐的阶级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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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治机关和国家改权的区别究竟是什么呢?为什么社会民主党力求不把土地交给国家,而要交给地方自治机关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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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确定国家和地方自治机关的任务,我们把两者的预算作一比较。”(907年《教育》杂志第3期第10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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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他作了比较:在最民主的共和国之一的美利坚合众国,陆海军军费占预算支出的42%。法、英等国的情况也是如此。俄国“地主的地方自治机关”的预算支出中,医疗费占27.5%,国民教育费占17.4%,修路费占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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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把最民主的国家的预算同最不民主的地方自治机关的预算作了比较以后可以看到,就各自的职能来说,前者是为统治阶毁的利益服务的,国家的资金耗费在压迫的工具上面,耗费在镇压民主的工具上面:反之,最不民主,最坏的地方自治机关却不得不为民主服务(虽然服务得不好,毕竟是在服务),不得不满足本地的需要。”(第10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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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民主党人不应该太幼稚,比如说,不应该因为国有土地上的收入供养的是共和国的军队就同意土地国有化·相信奥列诺夫郑种说法的读者是十分幼稚的,奥列诺夫硬说,马克思的理论只‘允许”把土地国有化的要求,也就是把地租(叫它绝对地租也好,级差地租也好,反正都一样)用于陆海军的要求列入纲领,而不容许实行土地地方公有化,也就是不容许把地租用于居民的需要。”(第10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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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象是很清楚了吧?国有化是为了供养陆海军。地方公有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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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为了满足居民需要。犹太人是资本家。打倒犹太人就是打倒资本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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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心的马斯洛夫没有考虑到,地方自治机关的文化开支只是在次要开支部分中占了较高的百分比。为什么是这样呢?因为地方自治机关的管辖范围和财政权限还是由那个中央国家政权规定的,而且按照这个规定,应把巨额的款项用于军费和其他费用,而把小小的零头用在“文化”方面。在资产阶级社会里必定这样分配吗?必定这样分配,因为在资产阶级社会里,资产阶级要是不用巨额的款项来保证本阶级的统治,把剩下的零头用作文化费用,那它就不能进行统治。只有马斯洛夫这样的人才会产生这个神妙的想法:我要是把另一笔巨额款项宜布为地方自治机关的财产呢?我不就绕过了资产阶级的统治吗!如果无产者都象马斯洛夫这样来考虑问题,那他们的任务就再简单不过了:只要要求把铁路、邮电和酒类专卖方面的收入不“收归国有”而是“收归地方公有”,这些收入就不会用到陆海军方面,而会用在文化方面了。完全用不着推翻中央政权或者对它进行根本改造,只要做到把一切大宗收入款项都“收归地方公有”,就万事大吉了。啊,真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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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欧洲和任何一个资产阶级国家里,市政局的收入都是(愿好心的马斯洛夫记住这一点吧:)资产阶级中央政权同意用于文化目的的收入,因为这些收入是次要的收入,而且中央要征收这些钱也很不方便,同时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统治的主要的、根本的、基本的需要已经由巨额款项来加以保证。因此替人民出主意,说人民可以从地方公有土地上得到另一笔数以亿计的巨额款项,可以把这笔巨款交给地方自治机关(而不是交给中央政权)以保证用于文化事业,这种主意是骗人的。在资产阶级国家里,资产阶级真正用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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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目的的只能是小小的零头,因为巨额的款项它需要用来保证资产阶级的阶级统治。为什么中央政权自己拿9{的土地税、商业税和其他捐税,而只许地方自治机关得到1,并且用法律规定地方自治机关征收的附加税不得超过某一极低的百分比呢?因为巨额款项需要用来保证资产阶级的阶级统治,它既然是资产阶级,它就只能把小小的零头用于文化事业.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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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社会党人把这种一方面是零头一方面是巨款的分配情况看作既成的事实,他们很清楚,在资产阶级社会里只能如此。他们把这种分配情况看作既成的事实,他们说,我们不能参加中央政权,因为它是压迫的工具:而市政局我们可以参加,因为那里在将小小的零头用在文化事业上。如果有人劝工人政党去进行鼓动,要求把真正巨额的收入,把地方上的全部地租,把地方邮政机关、地方铁路等等的全部利润都归欧洲的市政局所有,那欧洲的社会党人听了会对这种人说些什么呢?他们会认为,这种人不是疯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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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从考夫曼的极为详尽的著作(埋·考夫曼地方财权》日06年莱比锡版第2卷第2部,由弗兰肯施泰恩创始、由海克尔续缩的国家科学手册和教程丛书第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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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 au finann R.D ie K ommunal finanzen,2 Bande Lpz.19 06,II Abt.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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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nd des Hand-und Lehrbuches der Staatswissenschaften,begr.v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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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ankenstein,fortges..von Heckel)中可以看出,就地方开支和中央国家开支间的分配情况来说,英国地方自治机关所占的比重比普、法两国大一些。在英国,由地方机关支出的有30亿马克,由国家中央政权机关支出的有36亿马克:在法国分别为11亿和因亿:在普鲁士分别为11亿和35亿.单拿情况最好的(从地方公有派的观点来看)英国用于教育事业的文化经费来说吧。我们可以看出,在15160万英镑的地方开支(日02一903年)中,教育费占1650万英铸,即占1强。按905年的预算(见哥达年鉴》),中央攻权的支出总数是识860万英螃,其中教有费占1田0万英镑,即不到1{0.陆海军军费为田20万英修.这里还要加上国债支出2850万英够,法院和警察局的费用380万英够,外交费用90万英谤,税务机关费用980万英够.由此可见,资产阶级花在文化事业上的只是零头,用于保证本阶级统治的则是巨额款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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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误入社会民主党的“基督教社会主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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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人在讨论俄国目前的(即资产阶级性的)革命任务时,说我们不应该巩固资产阶级国家的中央政权,这正好暴露出他们完全没有思考的能力。德国人可以而且应该这样来考虑问题,因为他们面对的只有容克一资产阶级的德国,而且在实现社会主义以前决不会再有另外一个德国。而我国当前群众革命斗争的全部内容就是:俄国是成为容克一资产阶级的俄国这是斯托雷平和立宪民主党人所向往的),还是成为农民一资产阶级的俄国这是农民和工人所向往的)。要参加这样的革命,就不能不支持资产阶级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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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阶层去反对另一个阶层,不能不支持资产阶级演进的一种方式去反对另一种方式。由于客观的经济原因,在我国目前的革命中,要么是成立农民农场主的中央集权的资产阶级共和国,要么是成立容克地主的中央集权的资产阶级君主国,此外没有也不可能有其他的“抉择”。把群众的注意力引到“我们只要有比较民主一点的地方自治机关就行了”,以回避上述困难的“抉择”,那是最鄙俗的庸人的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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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政治变革的规模和土地变革的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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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说“抉择”很困难,那当然不是指主观的抉择哪个更合心意),而是指解决历史问题的各种社会力量彼此斗争的客观结局。有些人说我在土地纲领中把共和国同土地国有化联系在一起是太乐观了,他们根本没有思考过:要得到对农民有利的结局,“困难”究竞在什么地方呢?下面就是普列汉诺夫在这个问题上的议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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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用一些乐观的假设回避了问题的困难。这是常见的空想思维的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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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比如,无政府主义者说:不需要任何强制性的组织”。我们反驳说,如果没有强制性的组织,那社会的个别成员就可能危害这整个社会,只要他们想这样做的话,于是无政府主义者便回答说:这不可能'。在我看来,这就是用一些乐观的假设回避了问题的困难。列宁也是这样做的。他用许多乐观的假如'来掩饰他提出的办法可能产生的种种后果。如列宁对马斯洛夫的责难就是证明。列宁在他那本小册子第23页①上说:其实,马斯洛夫草案是默然假定我们最低政治纲领的要求不会充分实现,人民专制不会得到保障,常备军不会取消,官员民选制度不会实行等等,一一换句话说,就是假定我们的民主革命,也象欧洲大多数民主革命一样不会进行到底,也象所有这些革命一样被弄得残缺不全,受到歪曲,“被拖向后退”。马斯洛夫的草案是专门给半途而废的、不彻底的、不完全的或者被反动派弄得残缺不全和“不致为害的”那种民主革命设计的。'就假定他对马斯洛夫的责难是有根据的吧,但是上面这段引文表明,列宁自己的草案只有在他提出的种种‘假如'全都实现的情况下才是好的。如果这些‘假如'不能实现,那实现他的草案②就会是有害的。我们不需要这种草案。我们的草案应该在四只脚都钉上马掌,就是说应该准备应付种种‘假如'未能实现的情况。”(斯德哥尔摩代表大会《记录》第44一4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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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把这段议论全文照录,因为它很清楚地表明了普列汉诺夫的错误。他根本不懂得把他吓坏了的那种乐观态度。所谓“乐观主义”并不是假定官吏由人民选举等等,而是假定农民土地革命获得胜利。真正的“困难”在于:在一个至少从1861年起就是按容克一资产阶级式道路发展的国家里要使农民土地革命获得胜利。既然您承认经济方面的这种基本困难,那您把实现政治民主制的困难看成同无政府主义差不多,就未免太可笑了。忘记土地改革规模同政治改革规模之间不能不相适应,忘记经济变革必须以相应的政治上层建筑为前提,那是很可笑的。普列汉诺夫在这个间题上的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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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2卷第233页。一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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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不过在那种情况下它就不再是我的草案了!普列汉诺夫的议论不合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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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民主党在俊国第一次革命中的土地纲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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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错误,就在于他不懂得我们共同的(既是孟什维克的也是布尔什维克的)土地纲领持“乐观”态度的根源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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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具体地设想一下,没收地主地产的“农民土地革命”在现代的俄国究竞是什么意思。毫无疑问,半个世纪以来资本主义通过地主经济为自己开辟了道路,这种地主经济在目前总的说来无疑比农民经济强,不但在收成方面是如此这方面的部分原因是由于地主的地好),而且在广泛采用改良农具和轮作制(种植牧草)①方面也是如此毫无疑问,地主经济不但同官僚而且同资产阶级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没收土地将会损害大资产阶级的许多利益,而农民革命一一正如考茨基所正确指出的那样一一将使国家趋于破产,也就是说,不但损害俄国一国资产阶级的利益,而且损害整个国际资产阶级的利益。当然,在这样的条件下,农民革命的胜利、小资产者对地主和大资产者的胜利,就需要有各种情况特别有利的凑合,需要实现非同寻常的、在庸人或庸俗历史学家看来是“乐观的”种种假设,需要大大发挥农民的主动性、革命毅力、觉悟、组织性和丰富的人民创造力。这是无可争辩的。普列汉诺夫讲到“人民创造力”这个字眼时开了一个庸俗的玩笑,这无非是一种想回避严肃问题的廉价遁词。②由于商品生产不会使农民联合起来,集中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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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参看考夫曼在《土地问题第2卷中所综合的关于地主经济在推广种植牧草方面比农民经济优越的大批新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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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普列汉诺夫在斯德哥尔摩代表大会上笑说,“人民创造力“就是“民意主义”这种批评正好象从前有人对《乞乞科夫奇遇记的批评一样,这种人拿“乞乞科夫"这个姓开玩笑:“乞乞科夫…啊嚏…啊嚏…啊,真可笑!"0只有那些认为承认反资产阶级、反地主的农民革命就是民意主义的人,才会严肃地把关于俄围革命需要“人民创造力”,需要有新的斗争形式和新的农民组织形式的思想看作民意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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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是使他们分化和涣散,资产阶级国家里的农民革命只有在无产阶级领导下才能实现。这一情况使全世界的十分强大的资产阶级更加要起来反对这样的革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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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不是说,马克思主义者应该完全抛弃关于农民土地革命的思想呢?不是。只有那些把拙劣模仿马克思主义的自由主义当作自己世界观的人,才会得出这样的结论来。由此只能得出以下结论:第一,马克思主义不能把俄国社会主义的命运同资产阶级民主变革的结局联结在一起:第二,马克思主义应该估计到俄国农业可能有两种方式的资本主义演进,并且向人民明确说明每一种可能性的条件和意义:第三,马克思主义应该坚决反对那种认为在俄国没有激进的政治变革也可能实现微进的土地变革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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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社会革命党人也同所有比较彻底的民粹派一样,不懂得农民革命的资产阶级性质,而把自己的整个冒牌社会主义同这一革命连在一起。在民粹派看来,农民革命的有利结局就是民粹派的社会主义在俄国的胜利。其实这样的结局将是民粹派(农民)社会主义最迅速、最彻底的破产。农民革命的胜利愈完全愈彻底,农民就会愈快地变为自由的资产阶级农场主,而这种农场主是会请民粹派的“社会主义”“引退”的。反之,不利的结局倒会使民粹派的社会主义苟延残喘一段时间,使那种以为批判地主资产阶级式的资本主义变种就是批判整个资本主义的幻想还能勉强保持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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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民主党是无产阶级的政党,它决不把社会主义的命运同资产阶级革命的这种或那种结局联结在一起。这两种结局都意味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和无产阶级受压迫,无论在保存土地私有制的地主君主国或者在尽管实现了土地国有化的农场主共和国都是如此。因此,只有绝对独立的、纯粹无产阶级的政党才能够“在实行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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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民主党在俊国第一次革命中的土地纲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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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土地改革的任何情况下”①捍卫社会主义的事业,这正是我在自己提出的土地纲领的末尾部分所说的这一部分已经列入斯德哥尔摩代表大会的策略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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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但是土地变革两种结局的资产阶级性质,决不意味着社会民主党人对于争取这种或那种结局的斗争可以采取无所谓的态度。工人阶级的利益无疑要求工人阶级最坚决地支持农民革命,不仅如此,而且要求它在农民革命中起领导作用。我们在争取农民革命有利的结局时,应该使广大群众十分清楚地了解到,保持地主式的农业演进道路意味着什么,这样会给全体劳动群众带来怎样无穷无尽的祸害(这种祸害不是来自资本主义,而是来自资本主义不够发达)。另一方面,我们还应该说明农民革命的小资产阶级性质,说明把“社会主义的”希望寄托在这一革命上面是毫无根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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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我们不把社会主义的命运同资产阶级变革的这种或那种结局联结在一起,我们的纲领在形势有利和“形势不利的情况”下决不能都是一样的。普列汉诺夫说我们不需要有专门预察到这两种情况的(也就是由许多“假如”构成的)草案,他不过是在信口开河。正是从他的观点出发,从很可能产生最坏的结局或必须估计到这种结局的观点出发,才尤其需要象我提出的纲领那样把纲领分成两个部分。必须指出,在目前的地主资产阶级的发展道路上,工人政党一方面主张采取某些措施,另一方面竭尽全力帮助农民完全消灭地主土地占有制,从而有可能得到更广泛更自由的发展的条件。关于问题的这个方面,我在《报告》中己经谈得很详细(关于租佃的条文,在纲领中必须有这一条,以应付“最坏的情况”:马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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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2卷第241页。一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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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夫的纲领中没有这一条)①。现在我只补充一点,正是在目前,在社会民主党人的活动眼下所处的条件同乐观的假设相差最远的时候,普列汉诺夫的错误更为明显。第三届杜马决不会使我们想到停止争取农民土地革命的斗争,但是在一段时间内我们不得不在目前这种保证地主能够进行最野蛮剥削的土地关系的基础上进行活动。正是这位特别关心最坏情况的普列汉诺夫现在却拿不出一个能应付最坏情况的纲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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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既然我们把促进农民革命当作自己的任务,就应该清楚地认识到任务的艰巨性,认识到政治改革同土地改革必须相适应。否则就会把土地问题上的“乐观”(没收土地加上地方公有化,或者加上土地分配)同政治上的“悲观”(如诺沃谢茨基所说的:中央政权“相当程度的”民主化)捏合在一起,而这在学术上是站不住脚的,在实践上则是反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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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什维克很象是违心地承认农民革命的,而且不愿意让人民清清楚楚地看到这一革命的全貌。他们的言论贯穿着孟什维克普季岑在斯德哥尔摩代表大会上表述得无比天真的那种观点,他说:“革命的骄乱过去以后,资产阶级生活又会重新进入常轨,如果西欧不发生工人革命,我国资产阶级必然会上台执政。这一点是列宁同志不会否认、也否认不了的。”(《记求》第91页)结果是,资产阶级变革这一肤浅的抽象概念遮盖了作为资产阶级变革的一种形式的农民革命问题!所有这一切都不过是“骚乱”,只有“常轨”才是现实的。这里最清楚不过地表现出庸人的观点,表现出对在我国资产阶级革命中斗争究竞是为了什么这个问题的无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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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3卷第23一24页.一一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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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要实现土地变革,就不可能不铲除旧政权、取消常备军和官僚制度,因为这一切都是地主土地占有制最可靠的支柱,都同地主土地占有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所以,那种认为只要有地方机关的民主化、不必彻底粉碎中央机关就可以实现农民变革的想法,在学术上是站不住脚的。这种想法在实践上是反动的,因为它助长小资产阶级的愚钝和小资产阶级的机会主义,这种机会主义把事情看得“很简单”:土地是需要的,至于政治嘛,天晓得是怎么回事!土地要全部夺到手,至于是否要夺取全部政权,能不能夺取全部政权,怎样夺取,农民是不去考虑的(或者说直到两届杜马被解散的事实开导他们以前没有考虑过)。所以“农民立宪民主党人”彼舍霍诺夫先生的观点是极其反动的,他早在《土地问题》一书中就说过:“目前对土地问题作出肯定的回答,比对共和国这类问题作出肯定回答要迫切得多。”(第114页)大家知道,这种政治上的装疯卖傻(干反动勾当的老手瓦·沃·先生的遗风)在“人民社会党人”的全部纲领和全部策路中都表现出来了。农民不了解激进的土地改革同激进的政治改革之间的相互联系,“人民社会党人”不是去克服农民的这种无知,反而迁就这种无知。他们觉得“这样比较实际”,其实这种做法就使得农民土地纲领必然遣到失败。不用说,激进的政治变革是困难的,但土地变革也是困难的。后者同前者不可能没有联系,社会党人不应该向农民隐瞒这一点,不应该象我们土地纲领那样,用“民主国家”这类不很明确的、半立宪民主党式的词语来蒙蔽农民,而应该把话说明白,应该教导农民,如果在政治上不取得彻底胜利,就休想没收地主的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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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重要的不是纲领中有没有“假如”。重要的是指出土地改革同政治改革应该彼此适应。可以不用“假如”而用别的说法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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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同一个思想,比如这样说:“党说明,在资产阶级社会里最好的土地占有方式是取消土地私有制,实行土地国有化,即把土地收归国家所有,但是要实施这种办法,使之产生实际效果,就不仅一定要有地方机关的彻底民主化,而且一定要有全部国家机构的彻底民主化,直至成立共和国,消灭常备军,官吏由人民选举,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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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没有把这种说明写进我们的土地纲领,于是就向人民灌输了一种错误的思想,似乎中央政权不彻底民主化也可能没收地主土地。这样我们就降低到了小资产阶级机会主义者即“人民社会党人”的水平,因为在两届杜马中他们的纲领(104人法案)和我们的纲领都是把土地改革仅仅同地方机关民主化联系在一起的。这种观点是市侩的蠢见,907年的六三政变和第三届杜马的教川应该使许多人、首先是社会民主党人抛弃这种想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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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农民革命不需要由农民夺取政权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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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国社会民主党的土地纲领是在一场以消灭农奴制残余、消灭我国土地制度中一切中世纪成分为目的的农民革命中的无产阶级纲领。我们看到,孟什维克在理论上也承认这个论点(见普列汉诺夫在斯德哥尔摩代表大会上的发言)。但是孟什维克完全没有仔细考虑过这一论点,没有看到这一论点同社会民主党在俄国资产阶级革命中所采取的策略的总原理有不可分割的联系。这种考虑不周的毛病在普列汉诺夫的著作中恰恰表现得最为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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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整个社会经济都是资本主义性质的条件下,任何反对中世纪制度的农民革命都是资产阶级革命。然而并非任何资产阶级革命都是农民革命。如果在一个农业已经完全按照资本主义方式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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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起来的国家里,农业资本家在雇佣工人的帮助下完成了土地革命,比如说消灭了土地私有制,那么这就是资产阶级革命,但决不是农民革命。如果在一个土地制度已经同整个资本主义经济联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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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体,以致不消灭资本主义就不能消灭这种土地制度的国家里发生了革命,比如说工业资产阶级代替专制官僚掌握了政权,那么这就是资产阶级革命,但决不是农民革命。换句话说,可能有一种没有农民的资产阶级国家,也可能有发生在这种国家里的没有农民参加的资产阶级革命。在农民人口很多的国家中可能发生资产阶级革命,但它并不是农民革命,就是说它并不在只同农民有关的土地关系方面进行革命,并不把农民当作进行革命的、比较积极的社会力量。由此可见,马克思主义的“资产阶级革命”这个一般概念所包含的某些原理无疑适用于新兴的资本主义国家发生的任何农民革命,但是这个一般概念丝毫没有说明,某一国家的资产阶级革命为了获得完全的胜利,是否一定要(就客观必要性来说)成为农民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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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列汉诺夫和追随他的孟什维克在俄国革命第一个时期(即905一907年)所采取的整个策略路线,其错误的根本原因就在于,他们完全不懂得一般资产阶级革命和农民资产阶级革命之间的这种相互关系。孟什维克的书刊说什么布尔什维克不了解当前革命的资产阶级性质,这种常有的吓人的叫器①不过是对这种无知的掩饰。其实,社会民主党两个派别中的任何一个人,无论在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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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在普列汉诺夫关于策略和不策路的新信札》(格拉戈列夫出版社,圣彼得堡版)一书中这种叫器简直滑稽可笑。通篇是吓人的字眼,对布尔什维克的漫骂和装腔作势的调子,而思想却一点也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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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以前或在革命期间,都没有放弃如下的马克思主义观点:目前的革命是资产阶级革命。只有故意把派别意见分歧“简单化”、庸俗化的人才会持相反的意见。然而有一部分马克思主义者,即党内的右翼,总是用资产阶级革命这一笼统、抽象、死板的概念来敷衍搪塞,不懂得当前资产阶级革命的特点,即它是一场农民革命。因此发生以下情况就是十分自然和必然的了:社会民主党内的右翼无法理解我国资产阶级在俄国革命中起反革命作用的原因,无法明确地肯定究竞哪些阶级能够在这场革命中获得完全的胜利,而且不能不陷入一种错误的见解,认为在资产阶级革命中无产阶级应该支持资产阶级,资产阶级革命中的主要人物应该是资产阶级,如果资产阶级被吓跑了,革命的声势便会减弱,如此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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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反,早在905年春天和夏天革命刚刚开始,当无知的或愚蠢的人还根本没有象现在这样普遍地把布尔什维主义同抵制主义、冲击主义等等混为一谈的时候,布尔什维克就清楚地指出了我们在策略上意见分歧的根源,划分出作为资产阶级革命一种形式的农民革命这个概念,并规定实现“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才是农民革命的胜利。从那以后布尔什维主义在国际社会民主主义运动中获得的一个极大的思想上的成就,就是考茨基发表的关于俄国革命的动力的文章(《俄国革命的动力和前途》907年莫斯科新时代出版社版,俄译本由列宁校阅并作序①)。大家知道,在903年布尔什维克同孟什维克开始分裂的时候,考茨基是站在孟什维克方面的。到了907年,考茨基观察了他曾多次论述过的俄国革命,他立即看出给他寄去有名的调查表的普列汉诺夫的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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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列宁的序言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4卷第220一226页.一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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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张调查表上,普列汉诺夫只问到俄国革命的资产阶级性质,没有划分出农民资产阶级革命这一概念,没有超出“资产阶级民主”和“资产阶级反对党”这些一般提法的范围。考茨基在回答时纠正了普列汉诺夫这个错误,他说:资产阶级不是俄国革命的动力:就这个意义上来说,资产阶级革命时代已经过去了:“在整个革命斗争时期,只有无产阶级和农民之间才存在着利益的牢固的共同性”(上述小册子第0一31页),“正是它(这种持久的共同利益》应该成为俄国社会民主党全部革命策略的基础”(同上,第31页)。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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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分清楚地表明了同孟什维克策略相反的布尔什维克策略的基础。普列汉诺夫在《…新信札》中对这一点大为恼火。但是他的恼怒只是更加清楚地表明他的论据软弱无力。普列汉诺夫断言目前我们所经历的危机“毕竞还是资产阶级性的危机”,骂布尔什维克“没有知识”(第127页)。这种漫骂是色厉内荏的表现。普列汉诺夫不懂得农民资产阶级革命同非农民资产阶级革命有什么区别。普列汉诺夫说考茨基“夸大了我国农民发展的速度”(第131页),说“我们普列汉诺夫和考茨基》的看法不同只能是细微的差别”(第131页)等等,这些都是最可怜最怯橘的遁词,因为任何一个肯动一点脑筋的人都会看出,事实正好相反。这里不是“细微的差别”,不是发展的速度问题,也不是普列汉诺夫所叫喊的“夺取”政权的问题,而是对能够成为俄国革命动力的阶级的基本看法问题。普列汉诺夫和孟什维克必然有意无意地陷入支持资产阶级的机会主义立场,因为他们不了解资产阶级在农民资产阶级革命中的反革命性。布尔什维克则从一开始就确认,这个革命要取得胜利,一般的、基本的阶级条件就是无产阶级和农民的民主专政。就实质上来说,考茨基在《俄国革命的动力和前途》一文中也有同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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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见解,并且在他的《社会革命》一书第2版中又重申了这一见解。他说:“它〈俄国社会民主党在最近将来的胜利)只能是无产阶级和农民联盟(einer K oalition.)的事业.”(卡·考茨基《社会革命》,907年柏林第2版第62页)(因为篇幅有限,我们无法再谈考茨基在第2版中所作的另一个补充,即他对于905年12月的教训所作的评价1,这个评价同孟什维主义有着根本的分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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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见,普列汉诺夫完全解决不了如下问题:在一场只有作为农民革命才能获得胜利的资产阶级革命中,社会民主党总的策略基础究竞是什么。我在斯德哥尔摩代表大会上(906年4月)曾经说①普列汉诺夫反对农民在农民革命中夺取政权,从而使孟什维主义变得荒谬已极,我的这番话在后来的书刊中得到了最充分的证实。而策略路线方面的这一基本错误不能不反映在孟什维克的土地纲领中。上面我已经不止一次地说过,地方公有化无论在经济方面或政治方面都不能充分表达农民革命取得真正胜利的条件,也就是无产阶级和农民真正夺取政权的条件。在经济方面,这样的胜利同巩固旧份地占有制是不相容的:在政治方面,这样的胜利同仅仅地方机关民主化而中央政权不完全民主化这种情形也是不相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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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土地国有化是不是相当灵活的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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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同志在斯德哥尔摩代表大会上说:“土地地方公有草案是更可取的,因为它更灵活,它估计到形形色色的经济条件,它能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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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革命过程中就得到实现。”(见《记录》第111页)上面我已经指出地方公有化在这方面的根本缺点就在于把份地固定为私有财产。国有化在这方面却灵活得多,因为它使人们可以更加自由得多地在“废除了地界的”土地上组织新农场。约翰还提出其他一些比较小的理由,这里也需扼要地谈一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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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说:“土地分配在某些地方会重新建立起旧的土地关系。在某些地区,每户平均会得到200俄亩的土地,这样一来,我们就会在象乌拉尔这样的地方造成新的地主阶级。”这正是责备他们自己那套理论的典型的论据!而在孟什维克的代表大会上就是靠这种论据来决定问题的:其实正是地方公有化,也只有地方公有化才有上述那种毛病,因为只有地方公有化才把土地永远归各个地区所有。同犯了可笑的逻辑错误的约翰所想象的相反,这不能怪土地分配,而要怪地方公有派的地方主义。按照孟什维克的纲领,乌拉尔土地收归地方公有之后,仍然要归乌拉尔人“占有”。这就是说会造成新的反动的哥萨克,其所以反动,是因为这些享有特权的小农有了比所有其他农民群众多9倍的土地,就不可能不起来抗拒农民革命,不可能不起来保护土地私有制特权。完全可以预料,按照同一个纲领,“民主国家”可能把乌拉尔几千万俄亩的森林宜布为“有全国意义的森林”,或宜布为“移民所需的土地”立宪民主党人考夫曼不是认为占总面积25%的多林地区中的乌拉尔森林可以作这样的用途吗,这样在维亚特卡省、乌法省和彼尔姆省就能得到2100万俄亩的土地!),并以此为理由,把这些土地收归国家“占有”。地方公有化的特点不是灵活,而是混乱,如此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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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我们来看看在革命过程中如何实现地方公有化吧。在这方面,有人攻击我提出的“农民革命委员会”,说这是一种等级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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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孟什维克在斯德哥尔摩代表大会上学着自由派的腔调说:“我们赞成不分等级!”真是廉价的自由主义!我们那些孟什维克却没有想一想,要实现不分等级的自治,必须先取得胜利,先剥夺作为斗争对象的特权等级的权力。在约翰所说的“革命过程中”,即在驱逐地主的过程中,在孟什维克的策略决议所说的“农民采取革命行动”的过程中,能建立起来的恰恰只有农民委员会。实行不分等级的自治在我们的政治纲领中已经作了规定,而在胜利以后,在全体居民不得不承认新秩序的时候,这种作为管理组织的自治机关必然会成立起来,也应该成立起来。我们的纲领说要“支持农民的革命行动,直到没收地主土地”,如果这不是一句空话,那就必须设法组织群众来采取这些“行动”!孟什维克的纲领却没有想到这一点。这个纲领写得就是要便于把它完全变成一项跟各资产阶级政党提出的法案一样的议会法案,而这些资产阶级政党要么仇视任何“革命行动”(如立宪民主党人),要么用机会主义态度来回避有步骤地促进和组织这种行动(如人民社会党人)。但是这样来写纲领,是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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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主张农民土地革命的工人政党不相称的,因为工人政党所追求的目的,不是要安抚大资产阶级和官僚(如立宪民主党人那样),也不是要安抚小资产阶级(如人民社会党人那样),而只是要在广大群众反对农奴制俄国的斗争过程中提高他们的觉悟和主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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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回忆一下,哪怕是大致地回忆一下905年春天和秋天以及906年春天俄国发生的无数次农民“革命行动”吧。我们要不要答应支持这种行动呢?如果不答应支持,那我们的纲领就没有讲真话。如果答应支持,那么纲领对于怎样组织这些行动的问题,显然没有作出指示。对这些行动的组织只能在斗争的当地直接进行,这种组织只能由直接参加斗争的群众来建立,也就是说它一定是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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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委员会这种类型的组织。在这样的革命行动中等待建立大的区域自治机关,那简直是可笑的。扩大已经取得胜利的地方委员会,扩大它们的权力范围以及它们对于邻村、邻县、邻省、邻市、邻区以至对于全国的影响,那当然很理想,也很必要。在纲领中指出这种扩大的必要,这是无可非议的,但那时就决不能局限于区域,应当把中央政权也包括在内。这是第一。第二,那时候就不是什么自治机关的问题了,因为这个术语表明管理组织对国家制度的依附关系。“自治机关”是按照中央政权所制定的规章、所规定的范围活动的。而我们现在所讲的斗争着的人民的组织,则应该完全不依附于旧政权的一切机关,应该为建立新的国家制度而斗争,应该是行使人民的无限权力(或人民专制)的工具和保证这种权力的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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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从“革命过程本身”来说,孟什维克的纲领在各方面都是不能令人满意的,因为它反映出孟什维克在临时政权等等问题上的糊涂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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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土地地方公有化和地方公有社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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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这两者相提并论的是在斯德哥尔摩代表大会上提出土地纲领并获得通过的孟什维克自己。我们只要举出科斯特罗夫和拉林这两个著名的孟什维克就行了。科斯特罗夫在斯德哥尔摩代表大会上说:“有些同志好象是第一次听到地方公有制的说法。我可以告诉他们,在西欧有整整一个流派(!正是!》叫作地方公有社会主义’(英国),它主张扩充市政局和乡政局的财产,我们的同志也拥护这种主张。许多地方自治机关拥有不动产,这同我们的纲领并不矛盾。现在我们有可能无偿地(!!》为地方自治机关弄到〈》不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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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土地纲领问题方面的政治上和策略上的考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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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我们应该利用这种不动产。被没收的土地当然应该收归地方公有。”(第8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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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有可能无偿地弄到财产”这种幼稚观点在这里表现得淋漓尽致。但是发言人在把英国的地方公有社会主义当作例子举出来时,却没有想一想,地方公有社会主义这个“流派”作为主要是英国的一个特殊流派为什么是极端机会主义的流派?为什么恩格斯在给左尔格的信中评论英国费边社这种知识分子的极端机会主义时,指出他们那种“地方公有派的”要求带有市侩性质呢?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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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林同科斯特罗夫一唱一和,他在解释孟什维克的纲领时说:“也许在某些地方,地方人民自治机关可以自力经营这些大农场,就象市杜马经营有轨马车公司或屠宰场一样,那时从这些大农场获得的全部(!》利润就会归全体!》居民支配”②,而不会归当地资产阶级支配,亲爱的拉林,是这样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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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欧地方公有社会主义市侩英雄的市侩幻想在这里一下子都表现出来了。他们既忘记了资产阶级占据统治地位的事实,也忘记了只有在无产阶级居民占很大百分比的城市里才能从市政局那儿为劳动者争得一点残羹冷炙!不过这只是附带提到的。“地方公有社会主义的”土地地方公有化主张的主要谬误还在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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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欧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如英国费边派分子之流,所以要把地方公有社会主义思想奉为一个特殊“流派”,正是因为他们幻想社会和平,幻想阶级调和,企图把公众的注意力从整个经济制度和整个国家制度的根本问题转移到地方自治这些细小问题上去。在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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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罗卷第79页。一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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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农民问题和社会民主党影第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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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问题方面,阶级矛盾最为尖锐:我们已经指出,正是这一方面的问题触及资产阶级阶级统治的基础本身。所以正是在这个方面,局部实现社会主义,这种市侩反动空想尤其没有希望。于是便把注意力转移到细小的地方性问题上面,这里问题并不关系到资产阶级的阶级统治,并不关系到这一统治的基本工具,而只是关系到怎样利用宫有的资产阶级丢下来供“人民需要”的那点残羹冷炙。既然突出的是关于怎样利用一笔微不足道的(同剩余价值总量和资产阶级的国家支出总额相比起来是微不足道的)款项这样的问题,而这笔钱又是资产阶级自己同意用在人民保健事业(恩格斯在《论住宅问题》一文中指出,城市中的传染病使资产阶级自己感到害怕),用在国民教育事业(资产阶级需要有训练有素的、能够适应高度技术水平的工人!)等等方面的,那么在这样的小问题方面,当然可以就“社会和平”、就阶级斗争的危害等等夸夸其谈了。既然资产阶级自己花钱来满足“人民需要”,举办医疗和教育事业,那还会有什么阶级斗争呢?既然通过地方自治机关就可以逐渐地、一点一点地扩大“集体所有的财产”,就可以把可敬的尤·拉林凑巧说到的有轨马车公司和屠宰场这些行业实行“社会化”,那还要社会革命干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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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流派”的小市民机会主义就在于他们忘记了所谓“地方公有社会主义”(实际上是地方公有资本主义,正如英国社会民主党人驳斥费边社分子时所正确指出的那样)的狭小范围。他们忘记了,只要资产阶级还在实行阶级统治,它就不会容许别人触动(哪怕是从“地方公有”的方面)这一统治的真正的基础。他们忘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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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见《马克思恩格斯全第18卷第260页.一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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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土地纲领问题方面的政治上和策略上的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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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资产阶级容许、容忍“地方公有社会主义”,那正是因为这种“社会主义”并不触动它的统治基础,并不侵犯它的重要的财源,而只是涉及资产阶级自己交给“居民”支配的、范围很小的地方开支。只要稍微了解一下西欧的“地方公有社会主义”,就可以知道,社会主义市政局只要试图稍微超出通常的经营范围,即超出狭小的、无足轻重的、不能使工人生活得到重大改善的经营范围,只要试图稍微触动一下资本,随时都会而且一定会遭到资产阶级国家中央政权的严厉禁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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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那些地方公有派所承袭的正是西欧费边派分子、可能派2和伯恩施坦派的这种基本的错误思想,这种市侩机会主义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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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公有社会主义”是地方管理问题方面的社会主义。凡是超出地方利益范围,超出国家管理职能范围,即触及统治阶级收入的基本来源,触及保证其统治的基本手段的问题,凡是不涉及国家管理而涉及国家制度的问题,同时也就超出了“地方公有社会主义”的范围。而我们那些聪明人把土地问题这一具有全国意义的、直接触及统治阶级根本利益的问题算作“地方管理问题”,从而回避了这一问题的尖锐性!俄国浅薄的知识分子推论道,既然西欧把有轨马车公司和屠宰场收归地方公有,那我们为什么不可以把全部土地中最好的一半收归地方公有呢?这既可用以对付复辟,又适用于中央政权民主化不彻底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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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就成了资产阶级革命中的农业社会主义,而且是市侩气最足的社会主义,它以削弱在尖锐问题上的阶级斗争为目的,其方法就是把这些问题算作只涉及地方管理的细小问题。事实上,关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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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半优等地上的经营问题既不可能是地方性问题,也不可能是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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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问题。这是关系到全国的问题,不仅关系到地主国家制度,而且关系到资产阶级国家制度。所以如果用一种幻想去诱骗人民,似乎在实现社会主义变革以前在农业中发展“地方公有社会主义”是可能的,那就是在进行最不可容忍的蛊惑宜传。马克思主义允许将国有化写进资产阶级革命的纲领,因为国有化是资产阶级性的措施,因为绝对地租妨碍资本主义的发展,因为土地私有制对资本主义是个障碍。但是,要把将大地产收归地方公有的措施列入资产阶级革命的纲领,那除非把马克思主义变成费边社知识分子的机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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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我们正好可以看出资产阶级革命中小资产阶级的方法和无产阶级的方法之间的区别。小资产阶级,即使是最微进的小资产阶级(包括我国的社会革命党人在内),预见到的是在资产阶级革命以后不会有阶级斗争,大家都安居乐业、太平无事。所以他们预先就“为自己营造安乐窝”,主张在资产阶级革命中实行小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计划,大谈各种不同的“土地份额”,大谈“调节”地产、巩固劳动原则和巩固小劳动经济等等。小资产阶级的方法就是要建立尽可能是社会和平的关系。无产阶级的方法完全是为了扫除阶级斗争道路上的一切中世纪制度的障碍。所以无产者可以让小业主们去讨论各种地产“份额”:无产者感到兴趣的只是消灭地主大地产,消灭土地私有制这一在农业中开展阶级斗争的最后障碍。在资产阶级革命中,我们感到兴趣的不是市侩的改良主义办法,不是苟且偷安的小业主们的未来的“安乐窝”,而是无产阶级同任何在资产阶级基础上苟且偷安的市侩心理作斗争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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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公有化给资产阶级土地革命的纲领带来的,正是这种反无产阶级的精神,因为,同孟什维克极其错误的见解相反,地方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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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土地纲领问题方面的政治上和策略上的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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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化并不是扩大阶级斗争,激化阶级斗争,而是削弱阶级斗争。说它削弱,一是它认为在中央不彻底民主化的条件下地方可以民主化。二是它包含有“地方公有社会主义”思想,因为这种社会主义在资产阶级社会中只有离开了斗争的大道,只有在细小的、无足轻重的、地方性的问题上才是可以想象的,在这些问题上,甚至资产阶级也能够让步,也能够容忍,而不会丧失保持自己阶级统治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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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人阶级应当向资产阶级社会提出最纯粹、最彻底、最坚决的资产阶级变革的纲领,直至提出资产阶级土地国有化的纲领。在资产阶级革命中,无产阶级邵弃小市民改良主义办法,因为我们感到兴趣的是进行斗争的自由,而不是享受市侩幸福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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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人政党内的知识分子机会主义者自然是竭力采取另一条路线。他们所注意的不是资产阶级变革的广泛的革命纲领,而是市侩的空想:在中央的非民主制的条件下保住地方的民主制:躲开大规模的“骚乱”,为细小的改良弄到一小块地方公有经济的地盘:用反犹太主义者的老办法,即用那种把全国性的大问题化为地方性的小问题的办法,来回避由土地引起的异常尖锐的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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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地方公有化造成的混乱思想举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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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公有派”纲领把社会民主党人的思想搞得十分模糊,把宜传员和鼓动员弄得手足无措,这从如下几件怪事中可以得到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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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拉林无疑是著作界的一个颇有名气的孟什维克。从斯德哥尔摩代表大会的记录可以看出,为了让这次大会通过土地纲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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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会上十分活跃。他那本己编入“新世界”丛书的小册子《农民问题和社会民主党》,几乎是对孟什维克纲领所作的一个正式注解。请看这位作注解的人写的是什么吧。他的小册子的最后几页对土地改革问题作了总结。作者预料这种改革可能有三种结局:第一种结局是有偿地把份地补分给农民,归农民私有,这是“对工人阶级、下层农民和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最为不利的结局”(第103页):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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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种结局是最好的结局:第三种结局(虽则是不大可能的)就是“用正式文件宣布必须平均使用土地”。看来,我们可以预期,按照这位地方公有派纲领的拥护者的意见,第二种结局应该是实行土地地方公有化了吧。然而不是。请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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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一切没收来的上地以至一切土地都会被宜布为国家公有财产,交给地方自治机关支配,以便无偿地〈?)分发给所有真正在这些土地上经营的人去使用,当然这不一定要在全俄范围内实行平均使用的办法,不必禁止使用雇佣劳动。我们已经看到,这种解决问题的办法既能最好地保证无产阶级眼前的利益,又能最好地保证社会主义运动的一般利益,保证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一一劳动生产率是俄国生活中的基本问题。所以社会民主党人应当主张和实行的正是这种性质的土地改革(?)。当社会发展的自觉因素在达到高度发展的革命中变得十分强大时,这种改革便将实现。”(第103页,黑体是我们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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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尤·拉林或其他孟什维克认为这里所叙述的是土地地方公有化纲领,那这种错误真叫人啼笑皆非。一切土地转归国家所有,这就是土地国有化,至于土地的支配问题,那只能由在全国性法律的范围内行事的地方自治机关来处理。对于这样的纲领(当然不是“改良”的纲领,而是革命的纲领)我是完全赞成的,但是“无偿地”把土地分发给那些甚至使用雇佣劳动的经营者这一条除外。代表资产阶级社会来许这样的愿一这应该是反犹太主义者做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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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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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而不是社会民主党人做的事情。马克思主义者决不会没想在资本主义发展的范围内可能有这样的结局,那种认为地租最好交给农场主一企业主的想法也是没有根据的。然而,除了这一条以外(这一条多半是作者偶然的失言吧),孟什维克的通俗小册子无疑是将土地国有化作为革命高度发展时的最好结局来加以宣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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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拉林在讲到怎样处理私有土地的问题时又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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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那些生产率高的资本主义大农场所占用的私有土地,社会民主党人根本不认为没收这种土地是为了要分给小农户。在俄国,自己有地或租地经营的小农经济的平均生产率,每俄亩还不到30普特,而资本主义农业的平均生产率,却是每亩50普特以上。”(第6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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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林这样说,实际上是抛弃了农民土地革命的思想,因为他说的单位面积产量的平均数字是指所有地主土地而言的。如果不认为摆脱了农奴制束缚的小农业会更广泛、更迅速地提高劳动生产率,那么所有关于“支持农民的革命行动,直至没收地主土地”的议论都没有意义了。还有一点,拉林忘记了,关于“社会民主党人认为没收资本主义农场是为了什么”的问题,斯德哥尔摩代表大会已经作出了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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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斯特卢米林同志在斯德哥尔摩代表大会上提出了一项修正案,他建议在(决议中)“经济发展”这几个字后面加上:“因此坚决主张,凡是没收来的资本主义大农庄,今后仍然要按照资本主义方式、并且为了全民的利益、在最充分地保证农业无产阶级的需要的条件下来经营”(第157页)。这个修正案在全体反对、一票赞成的情况下被否决了(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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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如此,人们还是不顾大会的决定在群众中进行了宜传!地方公有化纲领主张保留份地私有制,这样一来纲领就变得混乱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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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民主党在俊国第一次革命中的土地纲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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堪,使人们对这个纲领的解释会不由自主地同大会的决定背道而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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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考茨基的言论往往被人毫无道理地引用来为这个或那个纲领辩护(说毫无道理,是因为他总是坚决拒绝对这一问题确切地表示意见,而只是说明某些一般的道理),有人象开玩笑似的甚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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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他拉来为地方公有化的主张辩护,其实他在906年4月给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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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宁的信中就说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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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我对地方公有的理解和您不同,可能和马斯洛夫也不同。我的理解是这样:大地产被没收以后,这些土地将由村社()或者由更大的组织来进行大规模的经营,或者是租给各生产协作社.我不知道这在俄国能否办到,我也不知道农民是否会同意这样做.我并不是说,我们应该提出这个要求,不过我想:如果别人提出这个要求,我们是完全可以同意的。这将是一种很有趣的试验。”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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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来,这些引文足以说明,那些曾经完全同情或现在还同情斯德哥尔摩代表大会纲领的人,正在用自己的解释推翻这个纲领。这要怪纲领中那些混乱不堪的思想,这个纲领在理论上同否定马克思的地租理论一脉相承,在实践上是为了适应中央政权非民主化而地方实行民主化这一不可能有的“中间”情况,在经济上是把冒牌社会主义的小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掺入资产阶级革命的纲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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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M.沙宁土地地方公有还是分归私有》旧D7年维尔纳版第4页.M.沙宁对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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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把考茨基算作地方公有化的拥护者表示怀疑,反对孟什雏克拿考茨基作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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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如旧D6年孟什维克出版的《真理影杂志),这是有道厘的。在马撕断洛夫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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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的考茨基的来信中,考茨基直截了当地说道:“我们可以让农民来决定,从大土地占有者手中夺来的地产应该采取什么所有制形式。我认为在这方而想强迫农民接受某种办法是错误的.”(马斯洛夫,考茨基论土地纲领问题》旧06年莫斯科新世界出版社版第16页)考茨基的这个十分明确的声明,恰恰把孟什维克强如给农民的地方公有化排除在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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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各阶级、各政党在第二届杜马讨论土地问愿时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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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各阶级、各政党在第二届杜马讨论土地问题时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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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觉得从稍微不同的角度再来考察一下工人政党在俄国资产阶级革命中的土地纲领问题,不是没有好处的我们已经分析了变革的经济条件以及主张这个或那个纲领的政治上的考虑,还应该补充描绘一下表明各阶级、各政党的斗争的图景,尽可能把各方面的利益直接进行对比。只有这样一幅图景才能使我们对所考察的现象(俄国革命中争取土地的斗争)有一个完整的概念,才能排除某些意见的片面性和偶然性,并且用有关者自己的实际体验来检验理论上的结论。各政党、各阶级的任何代表,作为个人是可能犯错误的,但是当他们在公开的舞台上向全国人民表明态度的时候,个别的错误必然会被同斗争有关的相应集团或阶级纠正的。阶级是不会犯错误的:总的说来,每个阶级都是根据斗争条件和社会演进条件来规定自己的利益和自己的政治任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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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描绘出这样一幅图景,我们在两届杜马的速记记录中可以找到非常好的材料。我们只引用第二届杜马的记录,因为这届杜马无疑是更充分、更彻底地反映了俄国革命中的阶级斗争,因为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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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届杜马的选举没有受到任何一个有影响的政党的抵制。第二届杜马的代表在政治上的分野更加明确得多,各杜马党团更加团结,它们同相应的政党的联系也更为密切。第一届杜马的经验己经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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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民主党在俄国第一次革命中的土地纲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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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不少的材料,帮助了各政党更镇密地决定自己的路线。由于所有这些原因,主要地应该用第二届杜马的材料。关于第一届杜马的讨论情况,只有在需要对第二届杜马中的某些声明作出补充或解释时,我们才加以引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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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充分地确切地说明各阶级、各政党在第二届杜马讨论时的斗争情况,必须把每个重要的、各具特色的杜马党团单独列出,摘引它们就土地问题的主要议题的主要发言来说明它们各自的特点。至于次要发言人的发言,没有可能也没有必要全部加以引用,我们只是指出其中哪些人提出了某个新意见或者对问题的某一方面作了值得注意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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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讨论土地问题时,杜马代表显然有以下几个主要的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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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右派和十月党人下面我们就会看到,两者在第二届杜马中并没有表现出多大的区别):(2)立宪民主党人:(3)右派的和十月党的农民,下面我们就会看到,他们比立宪民主党人要左一些:(4)无党派农民:(⑤)民粹派或劳动派知识分子,他们比较右:(6)劳动派农民:(7)社会革命党人:(8)“民族代表”,即非俄罗斯民族的代表:9)社会民主党人。至于政府的立场,我们将在讲到同政府的观点实质上相同的杜马集团时附带加以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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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右派和十月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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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派在土地问题上的立场,无疑在鲍勃凌斯基伯爵907年3月因日(第二届杜马第十八次会议)的发言中表达得最为清楚。这位伯爵首先同左派司祭提赫文斯基争论圣经和圣经劝人服从当局的训诫问题,接着又提到“俄国历史上最纯洁、最光辉的一页”(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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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各阶级、各政党在第二届杜马讨论土地问题时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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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阳页)①,即农民的解放(这一点下面我们要专门讲到),然后他就“光明正大地”讲到了土地问题。“大约在100一150年以前,西欧的农民几乎到处都象我国农民现在这样过着贫困的、逆来顺受的、不文明的生活。那里也有过象我们俄国这样的按人口分配土地的村社,这是典型的封建制度的残余。”(第1因3页)发言人接着说,现在西欧农民却过着丰衣足食的生活。试问,是什么奇迹把“贫困的、逆来顺受的农民变成了富裕的、既尊重自己也尊重别人的、有益的公民”呢?“这里只有一个回答:这个奇迹是由农民个人所有制创造的,这种所有制在这里受到左派的深恶痛绝,然而我们右派将利用自己的智慧和真诚信念的全部力量来维护这种所有制,因为我们知道,个人所有制是俄国的力量和未来。”(第1因4页)“从上世纪中叶起,农业化学在植物营养方面有了惊人的…发现,外国农民一一小私有者和大私有者并驾齐驱地?)一一利用了这些科学发现,应用人造肥料,使收成有了更大的提高。目前我国在最肥沃的黑土地带每俄亩只收获30一35普特的谷物,有时连种子也收不回来,而国外在不同国家和不同的气候条件下,每年平均收获70一120普特不等。请看,这就是解决土地问题的办法。这不是梦想,也不是幻想。这是很有教益的历史上的先例。俄国农民不会步普加乔夫、斯捷潘·拉辛的后尘,高喊‘上船头去!'(哎呀,伯爵,可别打这个保票:》他们会走上一切文明民族已经走上的唯一正确的道路,也就是走西欧邻邦和波兰弟兄的道路,走俄国西部农民的道路,这些农民已经充分认识到村社所有的土地和农户所有的土地犬牙交错的情况有多大的害处,并且在有些地方已经开始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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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以下注明的页码,凡未另加说明的,均为速记记录的页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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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农庄的经营方式。”(第1因6页)接着鲍勃凌斯基伯爵又说,并且说得很对:“这条道路在1861年农奴解放时就已经指出来了。”他建议不惜花上“几千万”,以“造成富裕的农民私有主阶级”。他说:“先生们,这就是我们土地纲领的概要。这不是带有竞选的鼓动性诺言的纲领。这不是破坏现存的社会准则和法律准则的纲领这是用暴力逼千百万农民去死的纲领,这不是带有危险幻想的纲领,而是完全可以实现的这还是一个问题》和经受过考验的这倒真是实话实说》纲领。关于俄国人民可能有某种独特的经济道路的梦想早就该抛弃了…但是,为什么象劳动派的和人民自由党的这些根本实现不了的法案竞会提到庄严的立法会议上来呢?世界上任何议会从来也没有听说过把全部土地收归国有,或者把伊万的土地拿来交给彼得…这些法案的出现是不知所措的结果《解释得真好》…这样,俄国农民们,你们要在两条道路中选择一条:一条是宽阔的、看来很好走的道路,也就是有人在这里号召你们走的那条夺取土地和强制转让土地的道路。这条道路开头很诱人,是下坡路,但它的尽头却是悬崖峭壁对地主来说吧?),这对农民和整个国家说来都是一条死路。另一条是荆棘丛生的羊肠小道,是上坡路,但是这条道路能引导你们到达真理、权利和长久幸福的高峰。”(第1因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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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者可以看到,这就是政府的纲领。斯托雷平按根本法第87条颁布的有名的土地法就是要实现这个纲领。普利什凯维奇在土地问题提纲中(1907年4月2日第二十次会议,第1532一1533页)所表述的也是这个纲领。十月党人,从讨论土地问题第一天(3月9日)发言的斯维亚托波尔克一米尔斯基,一直到卡普斯京(他说:“农民需要的是土地归个人所有,而不是有人提议的土地归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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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各阶级、各政党在第二届杜马讨论土地问愿时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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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使用。”907年4月9日第二十四次会议第1805页。卡普斯京的发言博得了右派“和一部分中派”的掌声),他们逐章逐节地为之辩护的,也是这个纲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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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黑帮分子和十月党人的纲领中,丝毫没有提到要维护前资本主义的经济形式,比如丝毫没有赞扬宗法式的农业等等。不久以前在高级官僚和地主中间还有不少人热烈拥护村社,现在他们对村社已经不再拥护,而是深恶痛绝了。黑帮分子也完全赞成资本主义的发展了,他们所描述的无疑是经济上进步的欧洲式的纲领。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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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点必须特别强调指出,因为在我们中间对地主反动政策的性质普遍有一种庸俗的、简单化的看法。自由派常常把黑帮分子形容成小丑和傻瓜,其实这样来形容立宪民主党人倒要恰当得多。我国反动派的阶级意识是非常鲜明的。他们很清楚,他们要的是什么,他们在往哪里走,他们可以指靠的是什么力量。他们一点也不模棱两可、犹像不决(至少在第二届杜马中是如此。在第一届杜马中,鲍勃凌斯基先生之流曾经有过“不知所措”的表现!)。令人明显地感到他们同一个十分确定的阶级的联系,这个阶级己经习惯于发号施令,己经正确地估计到在资本主义环境中保持自己统治的条件,并且肆无忌惮地在维护自己的利益,即使千百万农民会加速死亡、受尽压迫、流离失所也在所不惜。黑帮纲领的反动性并不表现在要永远保存什么前资本主义的关系或制度(在这方面,所有的政党在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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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届杜马时期实际上都已经采取了承认资本主义是既成事实的立场),而表现在要按容克式道路发展资本主义,以便加强地主的权力和增加地主的收入,以便将专制制度的大厦建立在新的更为坚固的基础之上。这班先生没有言行不一的地方。拉萨尔曾说德国的反动派和自由派不同,反动派是“讲究实际的人”饰,我国的反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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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民主党在俄国第一次革命中的土地纲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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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也是“讲究实际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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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人对于土地国有化的主张抱什么态度呢?比方说,对于立宪民主党人在第一届杜马要求实行的、有赎买条件的、部分的国有化(就是同孟什维克一样,主张保留小地块私有制并且把其他土地变成国家土地储备),究竞抱什么态度呢?他们是不是把国有化的主张看作巩固官僚制度、巩固反无产阶级的资产阶级中央政权、恢复“国家封建主义”和“中国式制度”1的机会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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恰恰相反,任何有关土地国有化的暗示都会使他们勃然大怒,他们反对土地国有化的那些论据,好象是从普列汉诺夫那里搬来的。请听右派贵族地主韦奇宁是怎么说的吧。他在907年5月16日第三十九次会议上说:“我认为从法律的观点来看,对于强制转让的问题应该作否定的回答。拥护这一主张的人们忘记了,侵犯私有者权利的现象是处在社会和国家发展低级阶段的国家所固有的特点。我们只要回顾一下莫斯科国时期就行了,当时沙皇常常把私有者的土地夺过来,然后再赐给他的亲信和寺院。政府采取这种态度的后果怎么样呢?后果是很可怕的。”(第6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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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看,普列汉诺夫说的“莫斯科罗斯的复辟”竞有了怎样的用途!而且不是韦奇宁一个人唱这个调子。在第一届杜马中,地主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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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沃夫(在选举时曾经是立宪民主党人,后来向右转,在第一届杜马解散以后,同斯托雷平谈过担任大臣职位的问题)这家伙也完全是这样提出问题的。他谈到立宪民主党人在第一届杜马提出的法案时说,“在42人法案中,令人惊异的就是它仍然有那种力图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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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都平均化的旧官僚主义专制的痕迹。”(906年5月9日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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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次会议,第49一480页)他完全同马斯洛夫一样地“祖护”非俄罗斯民族,他说:“怎样能使整个俄国,使小俄罗斯、立陶宛、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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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各阶级、各政党在第二届杜马讨论土地问题时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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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波罗的海沿岸边疆区都贯彻这一点(平均制原则》呢?”(第4召页)他威胁说:“你们不得不在圣彼得堡成立一个庞大的地政机关…在每个地方都得派上一整批官吏。”(第48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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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说国有化主张会造成官僚主义和奴役的叫嚣,即我国那些不合时宜地抄袭德国模式的地方公有派发出的叫嚣,竞成了所有右派发言的基调。比如十月党人施德洛夫斯基,他反对强制转让,责备立宪民主党人鼓吹“农奴制”(907年3月9日第二届杜马第十二次会议,第752页)。比如舒利金,他大叫私有制神圣不可侵犯,说强制转让是“文化和文明的坟墓”(907年3月26日第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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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次会议,第1133页)。舒利金也举出12世纪的中国作例子(不过没有说这是不是从普列汉诺夫的《日志》中看来的),说当时中国国有化的试验结果很可悲(第1137页)。又如斯基尔蒙特在第一届杜马中的发言,他说,国家将成为所有者!“这对埃尔多拉多®官僚制度又将是一个福音”(906年5月16日第十次会议,第410页)。又比如十月党人坦佐夫,他在第二届杜马中大声叫道:“把这种责备(关于农奴制的责备)加在左派和中派头上更有道理。实际上,这些为农民准备的法案,无非是要把农民束缚在土地上,无非仍旧是农奴制度,只是形式不同而已,把地主换成高利贷者和官吏罢了。”(1907年5月16日第三十九次会议,第65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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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一眼就可以看出这些关于官僚主义的叫嚣的虚伪性,因为正是要求国有化的农民提出了用普遍、直接、平等和无记名投票选举成立地方土地委员会的出色主张。但是黑帮地主不得不抓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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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理由来反对国有化。阶级嗅觉告诉他们,在20世纪的俄国实行国有化同成立农民共和国是密不可分的。在其他国家里,由于客观条件的关系,不可能有农民土地革命,情形就自然不同了。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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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民主党在俊国第一次革命中的土地纲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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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德国,那里卡尼茨之流会同情国有化计划,那里社会党人对于国有化连听都不要听,那里争取国有化的资产阶级运动只是局限于知识分子的宗派活动。右派为了扼杀农民革命,不得不在农民面前扮演维护农民私有权、反对土地国有化的角色。我们看到,鲍勃凌斯基就是一个例子。韦奇宁也是一个例子,他说:“这个问题土地国有化问题)当然应该加以否定,因为它甚至不会得到农民的同情,农民希望根据所有权而不是根据租佃权占有土地。”(第三十九次会议,第621页)只有地主和大臣才会这样替农民说话。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所以古尔柯先生、斯托雷平先生以及诸如此类拚命维护私有权的英雄们的发言,我看就用不着再引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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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派中唯一的例外,就是上面我们已经提到过的捷列克州的哥萨克卡拉乌洛夫。①卡拉乌洛夫也部分地赞同立宪民主党人盛加略夫的意见,说哥萨克军队是一个“庞大的土地村社”(第1363页),说“应该废除的是土地私有制”而不是村社,他拥护“实行广泛的土地地方公有化,把土地转归各个区域所有”(第1367页)。同时,他又埋怨官僚的无理挑剔,埋怨“我们不能成为自己财产的主人”(第1368页)。哥萨克对地方公有化的同情有什么意义,我们在上面已经说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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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立宪民主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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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二届杜马中,立宪民主党人也同其他政党一样极充分、极完整地表明了自己真正的本性。他们“认识到自己的使命”,采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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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见本卷第301页.一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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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各阶级、各政党在第二届杜马讨论土地问题时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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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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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派立场,从“国家观点”出发既批评右派也批评左派。立宪民主党人公然向右转,从而暴露了自己的反革命本质。他们在土地问题上向右转的标志是什么呢?就是他们把残存的一点土地国有化思想都彻底抛弃了,完全放弃了“国家土地储备”的计划,主张土地归农民私有。目前俄国革命中的局势的确是如此:所谓向右转,也就是转到土地私有制方面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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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宪民主党在土地问题上的正式发言人前任大臣库特列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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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下子就转过来批评左派(907年3月9日第十二次会议)。这位维特和杜尔诺沃的可尊敬的同僚大声喊道:“既然谁也没有提议消灭一切私有权,那就必须无保留地承认土地私有权的存在。”(第737页)这种论据同黑帮的论调是完全吻合的。黑帮分子克鲁平斯基也同立宪民主党人库特列尔一样叫嚣:“要分就统统分。”(第78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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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名副其实的官吏库特列尔特别详尽地说明了“分地”给农民的不同份额。这位自由派知识分子和玩弄自由主义的官吏不依靠任何一个利益一致的阶级,他避而不谈地主土地究竞有多少、可以剥夺的有多少的问题。他宁可大谈“份额”,装出一副从国家的高度看问题的样子而把问题搞得模糊不清,隐瞒立宪民主党人主张保留地主经济的事实。库特列尔先生说:“甚至政府也主张扩大农民的土地使用权。”(第734页)就是说,立宪民主党人那个同样是官吏性质的方案就没有什么不能实现的了!这位立宪民主党人在坚持认为自己的方案切实可行时,自然就掩盖了下面这一事实,即他的标准是否能劝得地主同意,换句话说,就是能否使自己的方案符合地主的利益,在阶级调和的堂皇的幌子下巴结黑帮分子。库特列尔说:“诸位先生,我觉得,使土地国有化法案获得法律效力的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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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民主党在俊国第一次革命中的土地纲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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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条件是可以设想的,但是我不能设想在最近的将来会有使这项法律真正付诸实现的政治条件。”(第733页)说得干脆一点就是:推翻黑帮地主政权一般是可以设想的,但我现在却设想不出,所以我要讨好现政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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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特列尔先生坚持说农民土地所有制比劳动派的方案,尤其比“平均使用”原则更好,他的理由是:“如果为了这个〈为了平均土地)将任命专职官吏,那就会产生闻所未闻的、不堪设想的专制和对人民生活的干预。当然,这件事可以交给地方自治机关,交给居民自己选出的人员去办理,但是能不能认为这样就可以完全保证这些人员不对居民恣意妄为呢,能不能认为,这些人员总是会按照居民的利益行事,居民根本不会吃他们的苦头呢?我想在座的农民都知道,他们自己选出来的人,乡长和村长,往往同官吏一样压迫老百姓。”(第740页)难道还有比这更卑鄙的伪善吗?立宪民主党人自己提议成立地主占优势的土地委员会地主的和农民的代表各占一半,由官吏或地主任主席),同时却警告农民说,农民选出的人员有办事专制和恣意安为的危险!只有恬不知耻的政治骗子才会这样来反对平均土地,因为这些人既没有社会主义原则(社会民主党人有这种原则,他们虽然证明平均土地是不可能实现的,但是完全赞成由选举产生的地方委员会),也没有那种认为地主私有制是唯一救星的原则(鲍勃凌斯基之流有这样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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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宪民主党的计划既不同于右派,也不同于左派,能够说明它的特点的并不是立宪民主党人所说的那些东西,而是他们避而不谈的那些东西,即土地委员会的成分问题,这些委员会要强迫农民接受“第二次解放”,也就是花高价得到“沙地”。为了抹杀问题的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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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实质,立宪民主党人在第二届杜马中(同在第一届杜马中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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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取了十足的欺骗手段。请看盛加略夫先生的手法。他装作进步人士,重弹流行的反对右派的自由主义论调,他照例痛哭流涕,抱怨暴力和无政府状态,说法国曾为此“付出一百年剧烈动荡的代价”(第1355页)。但是在土地规划委员会的问题上,请看他用了怎样的脱身之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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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说:“叶夫列伊诺夫代表在土地规划委员会问题上向我们提出反驳.①我不知道(原话如此:》他的反驳的根据是什么:到目前为止我们根本没有谈过这一点(撒谎!》:我不知道他讲的是哪个法案,也不知道为什么他要提到不信任人民的话。这样的法案还没提到国家杜马中来,看来他的反驳是出于误会吧。我完全同意左派的两位代表乌斯宾斯基和沃尔克一卡拉切夫斯基的意见,他们谈到暂行条例,谈到必须设立地方土地规划机关。我想这样的机关是会建立起来的,也许最近几天内人民自由党就会提出相应的法案,那时我们将要讨论这个法案。”(第135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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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难道这不是欺骗吗?难道这个家伙真的既不知道第一届杜马中讨论地方委员会问题的情况,也不知道当时《言语报》上的文章吗?难道他会不明白叶夫列伊诺夫的十分清楚的声明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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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会说,他已经答应“最近儿天内”就提出法案。但是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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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社会革命党人叶夫列伊诺夫在同一次会议上(97年3月因日第十八次会议)说道:“按照人民自由党的意图,这些土地委员会应该由同等数量的地主和农民组成,调解人则由官吏充任,这些官吏无疑会使非农民方而获得优势为什么标榜·人民自由'的人民自由党,不信任用民主方式而不是用官吏方式选举出来的委员会呢?大概是因为,这些委员会如果用这种方式选举,那么农民即代表农民利益的人一定会占绝大多数。那么我要问,在这种情况下人民自由党是不是信任农民呢?我们记得,1858年政府要实行士地改革的时候,把这个问题交给各地方,即交给各委员会去决定。诚然,这些委员会是贵族的委员会,可是政府并不是人民自由党,攻府是有钱人和一切有产阶级的代表。它依靠贵族,并且信任这些贵族。人民自由党呢,它想依靠人民,却又不信任人民."(第132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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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应交回骗去的东西,并不能消除欺骗这一事实。第二,请看“最近几天内”发生了什么事。907年3月因日盛加略夫先生发了言。907年4月9日立宪民主党人塔塔里诺夫也发了言,他说:“诸位,我还要讲一个问题,我觉得〈只是“觉得”》这个问题会引起大的争论,这就是比我们左的所有各政党提出的地方土地委员会的问题。所有这些政党都提议必须在普遍、平等、直接和无记名投票的基础上成立地方土地委员会来解决各地的土地问题。在这方面,我们去年就十分坚决地表示反对这样的委员会,现在还是坚决表示反对。”(第178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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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见,在立宪民主党主张的“强制转让”的实际条件这一极其重要的问题上,两位立宪民主党人说的话是不同的,他们在左派政党打击下动摇不定,这些左派政党把立宪民主党人想保守秘密的东西公开出来了!盛加略夫先生起先说“我不知道”,后来说“我同意左派的意见”,后来又说“最近几天内就会提出法案”。塔塔里诺夫先生却说:“我们过去和现在都坚决反对。”他还补充说,不能把一个杜马分为一千个杜马,不能把土地问题拖到实行政治改革的时候,拖到采用普遍…的选举制的时候再解决。然而这又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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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遁词。问题完全不在于实行这种或那种办法的时机,在这点上,第二届杜马中的左派不会有任何怀疑。问题在于立宪民主党人真正的计划究竞是什么:他们说的“强制转让”,是谁强制谁?是地主强制农民,还是农民强制地主?对于这个问题,只有土地委员会的组成才能作出回答。立宪民主党人在《言语报》的社论米留可夫写的)中,在库特列尔的方案中,在丘普罗夫的文章(上面已引录过了)中心,已经确定了委员会的组成,但是立宪民主党人在杜马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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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见本卷第211页.一一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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却闭口不谈这个组成,没有回答叶夫列伊诺夫直截了当提出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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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坚决指出,一个政党的代表在议会里采取这种行为,就是自由派对人民的欺骗。未必有人会受鲍勃凌斯基和斯托雷平之流的骗。至于立宪民主党人,许许多多不愿意分析或者不能理解政治口号和政治用语的真实含义的人,就会受他们的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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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立宪民主党人反对任何形式的土地公用原则①,反对无偿地转让土地,反对农民占优势的地方土地委员会,反对革命,尤其反对农民土地革命。他们对于1861年农民“改革”的态度,可以说明他们在左派和右派之间看风使舵的立场(目的是把农民出卖给地主)。左派(这一点我们在下面就可以看出)讲到这次“改革”时全都带着反感和愤懑的心情,把它看作地主套在农民脖子上的绞索。立宪民主党人却同右派沆瀣一气,对这样的改革感激涕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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鲍勃凌斯基伯爵说:“这里有人玷污了俄国历史上最纯洁最光辉的一页…解放农民这一事业是无可非难的…1861年2月9日是一个伟大的光辉的日子。.”(3月因日,第1289页和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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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在这方面,第一届杜马就33人土地法案的方针即关于废除土地私有制的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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愿)所展开的讨论特别值得注意。立宪民主党人(彼特龙凯维奇、孢哈诺夫,沙霍夫斯科伊,弗连克尔、奥夫饮尼科夫、多尔戈鲁科夫,科科什金)疯狂地反对把这样的法案提交委员会审议,而且得到葛伊甸的全力支特。立宪民主党人的理由对于稍微有一点自尊心的自由主义者来说都是很不体而的。这是反动政府的奴仆用警察式的官腔在支吾塘塞。例如彼特龙凯雏奇先生说,提交委员会就是承认这个法案的观点在某种程度上有采纳的“可能”。日尔金先生挖苦立宪民主党人说(96年6月8日第二十三次会议),他可以把这个法案和极右派的法案一并提交委员会审议.但是立宪民主党人和右派以140票对78票否决了把这个法案提交委员会审议的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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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民主党在俄国第一次革命中的土地纲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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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因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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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特列尔说:“1861年伟大的改革…以大臣会议主席为代表的政府正在屏弃俄国历史,屏弃俄国历史上最出色最光辉的一页。”(5月26日,第198-19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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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实际进行的强制转让的这一评价,比立宪民主党人为了掩盖自己想法而写的一切法案和发言稿都更能说明立宪民主党的土地纲领。既然人们认为地主剥夺农民土地、农民用贵两倍的价钱赎买“沙地”、政府用军事刑罚实施规约”等等是最光辉的一页,那就很明显,他们是在力求实行“第二次解放”,力求再次用赎买的手段盘剥农民。鲍勃凌斯基和库特列尔对1861年改革的评价是一致的。不过鲍勃凌斯基的评价直接地、如实地反映了地主的真正利益,因此它能澄清广大群众的阶级意识。鲍勃凌斯基之流赞不绝口,那就是说地主得到了好处。库特列尔的评价表现出一个毕生在地主面前卑躬屈节的小官吏的智力不足,充满了伪善,因而会模糊群众的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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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这里,我们还要指出立宪民主党在土地问题政策上的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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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方面。所有的左派都公开站在作为斗争力量的农民方面,阐明进行斗争的必要性,指出政府是地主的政府。立宪民主党人却同右派一起站在“国家观点”方面,否定阶级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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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特列尔声明说不必“根本改造土地关系”(第732页)。萨韦利耶夫警告不要“触动大宗的利益”,他说:“完全否定私有制的原则未必妥当,而且运用这一原则时会遇到极其复杂的情况,如果我们注意到拥有50俄亩以上土地的大土地占有者的土地很多,共有944万俄亩,那情况就尤其复杂了”(907年3月26日,第1088页。农民提到大地产,是为了证明必须消灭这些大地产:自由派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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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各阶级、各政党在第二届杜马讨论土地问愿时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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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大地产,是为了证明必须屈从大地产)。盛加略夫认为,要是人民自己夺取土地,那是“最大的不幸”(第1355页)。罗季切夫则象夜莺那样唱道:“我们不来激起阶级仇恨,我们愿意忘记过去。”(907年5月16日,第632页)卡普斯京也是这样,他说:“我们的任务是要到处传播和平和正义,而不是传播和煽起阶级仇恨。”(4月9日,第1810页)克鲁平斯基对社会革命党人季明的发言表示愤慨,因为这个发言“充满了对有产阶级的憎恨”(3月9日,第783页)。总之,在谴责阶级斗争方面,立宪民主党人和右派是一致的。不过右派知道自己在做什么。鼓吹阶级斗争,对于作为斗争对象的阶级只能是有害的和危险的。右派忠实地维护农奴主一地主的利益。而立宪民主党人呢?他们在进行斗争一一他们说他们在进行斗争!一一他们想“强制”掌握政权的地主,同时他们又谴责阶级斗争!难道真正进行斗争而不是在地主面前摇尾乞怜的资产阶级,例如法国的资产阶级,是这样干的吗?难道它没有号召过人民起来斗争,没有激发过阶级仇恨,没有创立阶级斗争的理论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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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右派农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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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二届杜马中,真正的右派农民是绝无仅有的,也许只有列缅奇克(明斯克省代表)一人,他根本不知道什么是村社和“土地资产”,并且坚决拥护私有制(在第一届杜马中有许多波兰农民代表和俄国西部农民代表是拥护私有制的)。连这位列缅奇克也主张“按公道的价格”(第648页)转让土地,这就是说,他实际上是一个立宪民主党人。我们把第二届杜马中的其他“右派农民”划为一个特别的集团,因为他们无疑比立宪民主党人要左。就拿彼得罗琴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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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民主党在俄因第一次革命中的土地纲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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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捷布斯克省代表)来说。他开头说他“至死也要保卫沙皇和祖国”(第1614页)。右派都拍手叫好。但是接着就讲到“缺地”问题,他说:“不管你们怎么讨论,你们总造不出另外一个地球来。就是说,得把现有的土地交给我们。这儿有一位发言人说,我们的农民愚昧无知,给他们那么多土地没有必要,也没有用,反正土地不会给他们什么好处。从前土地给我们的好处自然不多,因为我们没有土地。至于说到我们愚味无知,那么我们要求的只是土地,就让我们这些笨人来翻地吧。我个人认为让贵族去种地当然是很不体面的。这儿还有个说法:按照法律私有土地是不能触动的。我当然同意要遵守法律,不过为了消除缺地现象,需要制定一项法律,使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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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都合法化。为了不让任何人吃亏,库特列尔代表提出了一些很好的条件。当然,他是个有钱人,他出的价钱太贵:我们这些穷庄稼汉付不起这么多钱。至于我们应该怎么过活,是搞村团,是各户占有土地,还是搞独立农庄,我看还是让大家爱怎么过就怎么过吧。”(第161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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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右派农民同俄国自由派是根本不同的。前者口头上忠于旧政权,行动上是在争取土地,在同地主作斗争,不同意照立宪民主党人的标准付赎金。后者口头上说为人民的自由而斗争,行动上却在策划让地主和旧政权再次盘剥农民。后者只可能向右转,从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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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届杜马到第二届杜马,从第二届杜马到第三届杜马都是在向右转。前者等待人家把土地“交给”他们,然而大失所望,因此会走向另一面。看来,跟我们同路走的将是“右派”农民,而不是“自由派的”、“民主派的”立宪民主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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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请看农民希曼斯基(明斯克省代表)。他说:“我到这里来是为了保卫宗教、沙皇和祖国,是为了要求土地…当然不是用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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劫的办法,而是用和平的办法,按公道的价格…所以我代表全体农民请杜马的地主代表上台来表示他们愿意按公道的价格把土地让给农民,这样我们农民当然会感微他们,我想沙皇老爹也会感激他们。至于不同意这样做的地主,我向国家杜马提议,对他们的土地征收累进税,到时候他们也一定会向我们让步,因为他们会认识到,东西大了不好吞。”(第161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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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右派农民所说的强制转让和公道价格,其含义同立宪民主党人所说的完全不同。立宪民主党人不但欺骗左派农民,而且也欺骗右派农民。右派农民要是知道了立宪民主党人提出的建立土地委员会的计划(按库特列尔或丘普罗夫的办法,见《土地问题》第2卷),他们对这个计划会抱什么态度,这一点可以从农民梅利尼克(十月党人:明斯克省代表)的下列建议中看出.他说:“我认为有责任使〈土地)委员会中有60%的委员是实际了解农民疾苦(:》、熟悉农民等级状况的农民,而不是那些也许只是徒有农民称号的人。这是事关农民以至一切穷人的福利的问题,这里没有任何政治意义。应该选那些能够在实际上而不是在政治上解决这个问题以造福人民的人。”(第1285页)一旦反革命势力向这些右派农民表明“穷人福利问题”的政治意义,他们是会向左走得很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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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说明君主派农民代表同君主派资产阶级代表彼此有多大的距离,可以从有时代表农民协会和劳动团讲话的“进步人士”提赫文斯基司祭的发言中摘求几段。他说:“我国广大农民是爱戴皇上的,我恨不得能戴上隐身帽,踏若飞毯,飞到皇上宝座的前面,禀告皇上说:陛下的头号敌人,也是人民的头号敌人,就是不负责任的内阁…劳动农民要求的只是严格遵守‘全部土地归全体人民…’的原则关于赎买问题:)…右派先生们,别害怕,指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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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民主党在俄国第一次革命中的土地纲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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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人民吧,人民不会让你们受苦的。(右边高喊:“多谢!多谢!”)现在我要讲一讲人民自由党报告人的发言。他说人民自由党的纲领同农民和劳动团的纲领相差不远。不!先生们,相差很远。我们听到报告人说:‘就假定我们的法案不够公正吧,但是它比较实际。’先生们,有人为了实际起见竞不惜牺牲公正!”(第7阳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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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这位代表的政治世界观来说,他同立宪民主党人不相上下。但是,这种乡下人的纯朴同律师、官吏和自由派新闻记者中的“生意人”有着多大的差别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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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无党派农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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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党派农民反映了乡村中觉悟最低、组织程度最差的广大群众的意见,对他们应该特别注意。因此我们把所有无党派农民①的发言都摘引一下。这样的农民并不多,只有萨赫诺、谢苗诺夫、莫罗兹、阿法纳西耶夫这几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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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赫诺基铺省代表)说:“各位人民代表先生!农民代表要走上这个讲坛来反驳有钱的地主老爷是很困难的。现在农民生活非常贫困,因为他们没有土地…农民在吃地主的苦头,地主在无情地压迫他们…为什么地主可以有很多土地,农民却贝有进天国的份呢?…各位人民代表先生,所以农民派我到这里来的时候都属附我,要我坚持他们的要求,要求给他们土地和自由,要求把一切官地、皇室土地、皇族土地、私有土地和寺院土地都无偿地强制转让…各位人民代表先生,你们要知道,一个饿肚子的人看到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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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我们在确定第二届杜马的代表属于哪个党派时,利用了国家杜马刊印的按党派排列的代表名单这一正式文件。有些代表常从这一政党转到另一政党,但是无法根据报上的消息将这种变动考虑进去。再说,在这个问题上利用各种不同的材料,只会引起混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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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不顾他的痛苦,站在地主老爷那边,他是不可能安安稳稳地坐下去的。他不可能不要求土地,虽然这是违法的事:是贫困迫使他这样做的。一个饿肚子的人是什么都做得出来的,因为贫困迫使他顾不得一切,因为他挨饿,他贫穷。”(第1482一148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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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党派农民谢苗诺夫(波多利斯克省农民代表)的发言也同样地开诚布公、简洁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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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伤心的就是农民没有土地、终身受苦。200年来他们一直盼望天上给他们掉下点财富来,但是始终没有掉下来。财富在大地主老爷那里,他们同我们的祖父和父亲一起获得了这些土地,但是土地是上帝的,而不是地主的…我很清楚,土地是属于耕种这些土地的全体劳动人民的…普利什凯维奇代表说:革命了,救命啊!'这是什么话?如果强制他们转让土地,郑闹革命的将是他们,而不是我们,我们大家都是战士,是很客气的人·难道我们象司祭一样每人有150俄亩的土地吗?寺院和教会要这些土地干什么呢?先生们,够了,不能再把宝贝搜括起来藏在口袋里了,要切实生活才是。先生们,国家会弄明白的,我什么都很清楚,我们是诚实的公民,我们不搞政治,前面有个发言人已经说过了…他们地主》只是游手好闲,靠吸我们的血、榨取我们的脂膏把自己养肥了。我们不会忘记他们,我们不会委屈他们,我们也要给他们土地。如果计算一下,我们每户可以分推到16俄宙土地,大地主老爷每户还会利下50俄亩…千百万人民在受苦受难,老爷们却在花天酒地…我们知道,农民当兵要是有了病,人家就说:‘他家乡有土地。”他的家乡在什么地方呢?根本没有家乡。他的家乡只是在花名册上才有,那里写着他生在什么地方,注明他信什么宗教,可土地他是没有的。我现在对大家说:人民叫我来要求把教会的、寺院的、官家的、皇族的土地,还有强制地主转让的土地,都交给将来耕种这些土地的劳动人民,而且要在当地交给农民,那里会把土地分好的。我告诉诸位,人民派我到这里来,是为了要求土地,自由和完全的公民自由.这样我们大家都将活下去,不去指明谁是老爷,谁是农民,那时我们大家都是人,而且每个人都是各得其所的主人。”(第旧30193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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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读“不搞政治的”农民的这样的发言,就会十分清楚,不仅实现斯托雷平的土地纲领,就是实现立宪民主党的土地纲领也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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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民主党在俊国第一次革命中的土地纲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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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几十年功夫来对农民群众不断施行暴力,不断用鞭答、酷刑、监狱和流放来对付一切向往和试图自由行动的农民。斯托雷平懂得这一点,并且正在采取相应的行动。立宪民主党人在某种程度上不懂得这一点,那是由于自由派官吏和自由派教授所特有的迟钝,在某种程度上则是在伪善地掩饰这一点,“羞羞答答地默不作声”,他们对1861年和以后一些年实行的军事刑罚就是抱的这种态度。如果这种一贯的、不顾一切的暴力手段因碰到国内或国外的某种障碍而遭到挫折,那么“不搞政治的”、无党派的诚实农民便会把俄国建成为农民共和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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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莫罗兹在简短的发言中干脆说:“必须剥夺司祭和地主的土地”(第955页),接若他引用了福音书(资产阶级革命家从福音书中找到自己的口号,在历史上已经不是第一次了)…他说:“要是不给司祭面包和半俄升烧酒,他就不会给小孩举行洗礼…而他们还讲什么福音书,并且念道:‘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我们一求再求,但是什么也没有给我们,我们一叩再叩,还是什么也没有给我们。是不是得把门撞破去抢呢?先生们,不要弄到把门撞破吧,请你们自愿地拿出来,这样就会有自由了,这样对你们对我们都好。”(第95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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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请听无党派农民阿法纳西耶夫的言论,他不是从哥萨克的观点,而是从“差不多是外来人”的观点来评价哥萨克的“地方公有化”的。“先生们,我首先要告诉你们,我是顿河州的农民代表,那里有100多万农民,代表他们到这里来的却只有我一个人。这一点就可以说明,我们在那里差不多是外来人…我觉得非常奇怪:难道是彼得堡在养活农村吗?不是的,恰恰相反。我曾经在彼得堡干了20多年,那时我就发现,不是彼得堡在养活农村,而是农村在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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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彼得堡。现在我也看到这一点。所有这些最漂亮的建筑,所有这些高楼大厦,所有这些富丽堂皇的房屋一一所有这一切,跟25年前一样,都是农民建造起来的…普利什凯维奇举例说,哥萨克每人有20多俄亩土地,但还是挨饿…他为什么不说这些土地在什么地方呢?土地是有的,俄罗斯也有土地,但是占有土地的是谁呢?如果他知道那里有多少土地而不说出来,那他就是个不公正的人:如果他不知道,那就不应该提起这件事。也许他真的不知道,那么先生们,让我来告诉他土地在什么地方,一共有多少,占有士地的究竞是谁吧。要是把土地算一下,就可以知道,在顿河军屯州,私人养马场有753546俄亩土地.这里我还要提一提卡尔梅克的养马场,也就是所谓游牧场。那里总共有165708俄亩土地。其次,富人临时承租的土地有105田9俄亩。所有这些土地都不在普利什凯维奇列举的那些人手中,而是在压迫我们的富农、有钱人手中:他们得到耕畜,就要榨取我们一半的收成,每俄亩要交一个卢布,我们租一头牲口耕地又要交一个卢布,可是我们总得养活自己的儿女,养活老婆孩子呀。所以我们那里就要闹饥荒。”这位发言人又讲到,每个租地者交8匹“军马”可以得到2700俄亩土地:农民是可以比他们交出更多的军马的。“我讲给各位听,我想说服我国政府,让它知道不这样做是非常错误的。我给《农村通报》”编辑部写过信,要他们发表。但是他们答复我说,教训政府不是我们该做的事。”由此可见,在交归地方所有的“地方公有”土地上,“不民主的中央政府”事实上在造成新的地主,而据普列汉诺夫发现,地方公有化是防止复辟的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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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通过农民银行为我们获得土地大开方便之门一这是1861年套在我们身上的枷锁。政府想要把我们迁到西伯利亚去…要是让那些有几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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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亩土地的人搬到西伯利亚去,把地留下,许多人就可以靠这片土地解决温饱问题了,这样做不是更好吗?左面鼓学,右面高喊:“老一套,老一套”)…在跟日本打仗的时候,我带领一批应征的士兵通过我刚才讲过的那些(地主的)土地。我们骑马走了两天两夜多才到达集合地点。士兵问我:‘你把我们往哪儿带?”我说:‘去打日本。’一一‘为什么要打仗?一保卫祖国呗。我自己是个军人,我觉得应当保卫祖国。但是士兵对我说:这算什么祖国?这都是利谢茨基、别祖洛夫,波德科派洛夫他们的土地。这里有什么是我们的呢?我们什么也没有。’他们对我讲的这些话,两年多来我一直没法从我的心中抹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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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EEA所以,各位先生…总括起来我应该说,在我们俄国现行的一切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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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从公爵、贵族、哥萨克到小市民(根本不要提农民这个字眼)大家都应该成为俄国公民,都应该有权使用土地,凡是在土地上劳动、在土地上出力、珍惜和爱护土地的人,都有权使用土地。谁劳动,谁流汗,谁就使用土地。谁不愿靠土地生活,不愿在土地上劳动,不愿在土地上出力,那他就没有权利使用土地.”(第974页)(907年4月12日第二十六次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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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本不要提农民这个字眼”!这是从一个农民“内心深处”进发出来的一句绝妙的名言,这位农民想打破土地占有制的等级性(“我们俄国现行的一切法律”),想根本消灭农民这一最低等级的名称。“让大家都成为公民。”劳动者享有平等的土地权一这无非是把业主的观点彻底地用于土地方面。除了业主享有的对土地的权利,除了“珍惜”土地的理由,除了在土地上“出力”的关系之外,不应该有任何其他占有土地的根据(如哥萨克“因服役”而占有土地等等),不应该有任何其他的理由,不应该有任何其他的关系。农场主肯定会这样看问题,因为他们想在自由的土地上自由经营,想消除一切局外的、有阻碍作用的旧东西,消除一切原有的土地占有形式。如果马克思主义者劝这样的业主拒绝国有化,教他们懂得份地私有制的好处,那岂不是在愚蠢地运用不够成熟的学说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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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一届杜马中,农民梅尔库洛夫(库尔斯克省代表)也对农民份地国有化问题表明了同样的想法,这种想法我们在上面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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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协会代表大会的材料时己经提到了。梅尔库洛夫说:“有人吓號人说,农民也不愿同现在占有的小块土地分开。关于这一点我想说:谁要剥夺他们的土地呢?即使全盘国有化,也只有不是业主自己耕种、而是靠雇佣劳动耕种的土地才要交出来。”(906年5月30日第十八次会议,第82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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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这话的是一个自称有60俄亩私有地的农民。当然,要在资本主义社会里消灭或禁止雇佣劳动,这是一种幼稚的想法,但是我们要消除错误的想法,应该从产生错误的根源,从所谓的“社会化”和禁止雇佣劳动等方面①着手,而不应该从国有化着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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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尔库洛夫这位农民还反对立宪民主党的42人法案,这个法案和地方公有化相同的地方,就是份地仍然私有,地主土地交给农民使用。这是“从一种制度到另一种制度的某种过渡阶段…结果不是一种占有制而是两种占有制:土地私有制和租地使用制,这两种土地占有制形式不但合不到一起,而且是截然相反的”(第82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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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民粹派知识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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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把民粹派知识分子的发言中,特别是民粹派的机会主义者人民社会党人的发言中的两股潮流分开:一方面是真心实意地保护农民群众的利益,在这方面他们的发言自然远不及“不搞政治的”农民的发言给人的印象那么深:另一方面,是有某种立宪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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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这种错误思想我们甚至用不者去“消除”,因为以“冷静的”彼舍霍诺夫先生之流为首的“冷静的”劳动派自己已经把它消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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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人的味道,有某种知识分子市侩气息,总想用国家观点来处理问题。自然,他们和农民不同,他们是有某种学说的:他们进行斗争不是为了消除直接感觉到的贫穷困苦,而是为了贯彻某种学说,即贯彻一整套歪曲斗争内容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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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拉瓦耶夫先生在他第一次发言中宜称:“土地归劳动者”,他说斯托雷平按根本法第87条颁布的土地法是要“消灭村社”,是抱有“政治目的”的,即要“造成一个特殊的乡村资产者阶级”。“我们知道,这些农民的确是反动派的首要支柱,是官欲制度可靠的后盾。但是政府打这个算盘,是大大失算了,因为与此同时还将出现农民无产阶级.我不知道究竟哪个好:是农民无产阶级好呢,还是目前少地而采取某些措施之后可能获得足够数量土地的农民好。”(第72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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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话流露出瓦·沃·先生那种反动的民粹主义思想:对于谁来说“好”呢?是对于国家吗?对于地主国家,还是对于资产阶级国家?为什么无产阶级就不“好”呢?是因为少地农民“可能获得”土地,也就是说可能比无产阶级更容易安抚,更容易被拉进维护秩序的营垒中去吗?从卡拉瓦耶夫先生的言论中一定会得出这样的结论:似乎他要为斯托雷平之流提供更可靠的防止社会革命的“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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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卡拉瓦耶夫先生确实是对的,马克思主义者就不能支持在俄国没收地主土地的主张。但是卡拉瓦耶夫先生错了,因为斯托雷平的“道路”同农民革命相比,会延缓资本主义的发展,会造成比无产者更多的贫民。卡拉瓦耶夫自己也说,而且说得很对:斯托雷平政策是使目前一半还是按农奴制方式经营的地主发财致富(而不是使新的资产阶级分子、农场主一资本家发财致富)。1阳5年,通过“农民”银行出卖的土地,价格为每俄亩51卢布,在906年则为126卢布(卡拉瓦耶夫在907年5月26日第四十七次会议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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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发言,第11阳页)。卡拉瓦耶夫先生的党内同僚沃尔克一卡拉切夫斯基先生和杰拉罗夫先生把这些数目字的意义说得更加明显。杰拉罗夫指出:“截止到905年,在农民银行开办以后的20多年内,一共只收买了750万俄亩土地”:而从905年11月3日至907年4月1日这段时期内,该银行共收买了380万俄亩土地。每俄亩土地的价格900年为80卢布,902年为108卢布,903年,在土地运动和俄国革命爆发以前,成了1旧卢布。现在是126卢布。“当全俄国因革命而遭到重大损失的时候,俄国大地主却发了大财。在这段时间内人民有6000多万卢布的金钱落入他们手中。”(第1220页一一这是按19卢布的“正常”地价计算的)但沃尔克一卡拉切夫斯基先生的计算要准确得多,他不承认什么“正常”价格,而是简单明了地指出,从905年11月3日以后,政府拿农民买地的款项付给地主5200万卢布,同时又自己出钱付给地主24200万卢布,总共“有因500万卢布的人民金钱付给了贵族地主”(第1080页,黑体都是我们用的)。当然,这只是俄国为容克一资产阶级式的农业演进所付出的代价的极小部分,这是为了农奴主和官僚的利益向生产力发展收的贡赋!立宪民主党人也主张保留这种为俄国的自由发展而付给地主的贡赋赎金)。反过来说,在新制度下,农场主的资产阶级共和国将不得不用这笔款项去发展农业生产力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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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无疑应该提到民粹派知识分子的一个长处,即他们和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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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参看考茨基在《俊国土地问题》一书中提出的必须将大量资本用于改进农民农作技术的论断2。“地方公有派“在这里可能提出反驳,说资产阶级共和国会把钱用于共和国的军队,而民主的地方自治机关却·最可爱的地方公有派先生们,不民主的中央政权会从民主的地方自治机关那里把钱夺走的:况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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勃凌斯基、库特列尔之流不同,知道人民在1861年受了骗,他们没有把臭名昭著的改革称为伟大的改革,而是称为“为地主利益实行的改革”(卡拉瓦耶夫语,第193页)。卡拉瓦耶夫先生谈到改革后的时期时正确地指出,现实“比”那些在1861年捍卫农民利益的人所作的“最悲观的预言还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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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到农民土地所有制问题时,卡拉瓦耶夫先生公开针对政府对这种所有制的关心,向农民提出问题:“各位农民代表先生,你们是人民的代表。你们的生活是农民的生活,你们的意识是农民的意识。当你们启程来开会的时候,你们的选民是不是抱怨过,说他们对占有土地没有信心呢?他们是不是提出过,你们在杜马中的第一个任务、第一个要求就是设法巩固土地私有制,不然你们就是没有履行我们的委托'。你们一定会说:我们并没有受到这样的委托。”(第118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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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没有驳斥这一声明,而是用自己发言的全部内容证实了这一声明。这当然不是因为俄国农民是“村社拥护者”,是“反私有主义者”,而是因为经济条件现在要求他们消灭一切旧的土地占有制形式,以便建立新的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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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粹派知识分子的短处就是他们侈谈农民土地占有制的“土地份额”。卡拉瓦耶夫先生声明说:“我想大家都会同意这一点,就是要妥善解决土地问题必须有下列的材料:首先是为维持生活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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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不民主的中央政权下,要成立这种地方自治机关是根本办不到的,这不过是市侩的天真愿望。只有拿资产阶级共和国同其他的国家相比,这种国家用于发展生产力的开支最多,例如美国)同资产阶级君主国(向容克地主付几十年的贡赋,例如德围)作对比才是现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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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的土地份额,即消费土地份额,再就是使用全部劳动量所需要的土地份额,即劳动土地份额。必须确切知道农民有多少土地,这样就能算出究竞缺多少土地。还应该知道可以拨给的土地有多少。”(第118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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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根本不同意这种意见。我们根据农民在杜马中的声明可以断定,这里有同农民格格不入的知识分子官僚主义的成分。农民不讲什么“土地份额”。土地份额是官僚主义者臆造出来的,是1861年农奴制改革的可恶的遗毒。农民凭正确的阶级直觉,把重点放在消灭地主土地占有制上,而不放在什么“土地份额”上。问题不在于“需要”多少土地。上面提到的那位无党派农民说得再好不过了:“你们总造不出另外一个地球来。”问题在于如何消灭起压迫作用的农奴制大地产,即使不做到这一点就能达到“土地份额”,也应该消灭这种大地产。照民粹派知识分子看来,似乎只要“土地份额”一达到,也许就用不着去触动地主了。农民的思路却不是这样的。“农民们,打倒他们地主)!”一一农民皮亚内赫(社会革命党人)在第二届杜马中这样说道(907年3月26日第十六次会议,第1101页)。要打倒地主并不是因为“土地份额”不够,而是因为耕作者一业主不愿意让蠢驴和吸血鬼骑在他们头上。这两种见解真有“天壤之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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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不讲什么土地份额,而是凭着极好的实际的直觉“抓住问题的关键”。问题是谁来规定这些土地份额。关于这一点,波亚尔科夫司祭在第一届杜马中说得很好。他说:“计划要规定每个人应得的土地份额,试问谁来规定这个土地份额呢?如果由农民来规定,那他们当然不会让自己吃亏了,如果由地主和农民一同来规定,那么在制定土地份额时谁占上风,还是一个问题。”(906年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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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9日第十二次会议,第48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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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真是切中要害地道破了关于土地份额的种种空谈的实质。从立宪民主党人说来,这不是空谈,而是直接把农民出卖给地主。好心肠的乡村司祭波亚尔科夫先生大概在自己乡下看清了自由派地主的真面目,于是就本能地明白了毛病出在什么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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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波亚尔科夫还说:“另外,有人还担心会产生很多官吏!农民自己会把土地分配好的!”(第488一49页)问题的关键就在这里。“土地份额”的确有官僚气味。农民却不这样,他们说:我们自己来就地分配土地。由此产生了成立地方土地委员会的主张,这种主张反映了农民在革命中的正当利益,理所当然地引起自由派坏蛋心的憎恨。实现了这样的国有化计划,国家要做的只是决定哪些土地可以作为移民所需的土地,或者需要进行特别的干预(如我们现行纲领中所说的,“有全国意义的森林和水域”),也就是说,要做的只是连“地方公有派”也认为必须交给“民主国家”(应该说是共和国)办理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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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关于土地份额的议论同实际的经济情况加以对照,我们就立刻可以看出,农民是讲究实际的人,民粹派知识分子则是讲空话的人。“劳动”土地份额只有在试行禁止雇佣劳动的情况下才可能有重大意义。但是大多数农民抛弃了这种做法,人民社会党人也认为这种做法是行不通的。既然如此,“土地份额”的问题就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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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城市中的工人政府,农村中的农民委员会(到一定时候会变为按普投票方式选出的机关)一这就是胜利的革命即无产阶级和农民专政的唯一可能的组织形式。自由派对争取自由的阶级的这些组织形式如此深恶痛绝是不足为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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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剩下的只是在现有的业主之间分配土地。“消费”土地份额是贫困的土地份额,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农民总是会为了逃避这种“土地份额”而跑到城市里去这一点下面还要专门讲到)。可见,这里的问题也完全不在于“土地份额”(它是随着文化和技术的变化而变化的),而在于现有业主之间的土地分配,在于两种业主之间的“分解”:一种是能够(用劳动和资本)“珍惜”土地的真正的业主,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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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是不能留在农业中(硬要留下他们是反动的)的不中用的业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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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表明民粹派先生们的民粹主义理论有多么荒谬,我们来谈一谈卡拉瓦耶夫先生引用的丹麦的例子。你们要知道,欧洲“都以私有制为依靠”,而我国的村社“有助于解决合作社问题”。“丹麦在这方面是个光辉的例子。”对于驳斥民粹派来说,那确实是个光辉的例子。丹麦有既集中了产乳牲畜(见《土地问题和“马克思的批评家”》第10章①又集中了土地的最典型的资产阶级农民。在丹麦的所有农户中,68.3%的农户每户有地不到1哈尔特康,即大约不到9俄亩。他们拥有的土地总数占全部土地的11.1%。另一个极端是,占总数12.6%的农户每户有地4哈尔特康以上(36俄亩以上)。他们拥有的土地总数占全部土地的62%(尼·斯·《土地纲领》新世界出版社版第7页)。这里不用再作解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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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趣的是,自由派分子赫尔岑施坦在第一届杜马中把丹麦当作一张王牌,而右派(在两届杜马中)则反驳说:在丹麦是农民所有制。我国需要实行土地国有化,好让旧的农场能在“废除了地界的”土地上“按丹麦方式”进行改造,至于把租佃权变为所有权的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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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5卷第200一211页.一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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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只要农民自己有这个要求是可以办到的,因为全体资产阶级和官僚随时都会支持农民这样做的。此外,在国有化的条件下,资本主义的发展(“按丹麦方式”的发展)将因土地私有制的废除而更加迅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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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劳动派(民粹派)农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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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派农民、社会革命党人农民同无党派农民实质上是没有区别的。只要把两者的发言比较一下,你们就可以很清楚地看到,他们的需要相同,要求相同,世界观也相同。不过有党派的农民觉悟更高,表达方式更清楚,对问题各个方面之间的联系了解得更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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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派农民基谢廖夫在第二届杜马第二十六次会议上(907年4月12日)的发言,要算是最出色的发言了。同自由派小官吏的“国家观点”相反,他直截了当地着重指出:“我国政府的、实际上受到地主一土地占有者左右的全部对内政策,其目的是把土地保留在目前的占有者手里。”(第943页)这位发言人指出,正因为如此,有人要使人民处于“十足的愚味状态”。他还讲到了十月党人斯维亚托波尔克一米尔斯基公爵的发言。“各位当然没有忘记他说的那些骇人听闻的话,说什么‘应该彻底抛掉扩大农民土地占有面积的想法。应该保留和支持私有主。我国那些愚味无知的农民群众没有地主,就象羊群没有牧人一样'。农民同志们,难道还要作什么补充,你们才能明白我们的这些恩人、这些老爷心里怀着怎样的欲望吗?难道你们还不明白他们至今仍在怀念农奴制度吗?牧人老爷们,够了…我只希望全俄罗斯的愚味的农民、全俄罗斯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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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都牢牢记住这位留里克宗族的子孙说的话,希望这些话能激起每个农民心中的怒火,能比太阳更明亮地照出横在我们同这些自封的恩人之间的鸿沟。够了,牧人老爷们…够了,我们需要的不是牧人而是领袖,没有你们,我们也能找到领袖,我们将同领袖们一起找到通向光明、通向真理的道路,找到通向乐土的道路。”(第194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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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劳动派完全站在革命资产者的立场上,这种革命资产者向往土地国有化能造成“乐土”,他们为当前的革命奋不顾身地斗争,对削弱革命声势的想法深恶痛绝,他说:“人民自由党拒绝公正地解决土地问题…各位人民代表先生,难道象国家杜马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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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立法机关在自己的活动中可以照顾实际而牺牲公正原则吗?难道你们会颁布你们预先就知道是不公正的法律吗?…难道你们认为我国的官僚赏赐给我们的不公正的法律还嫌太少,我们自己还要制定一些这样的法律吗?…你们很清楚,出于安抚俄罗斯这种实际考虑,派出了许多讨伐队,全俄各地都宜布处于非常状态:出于实际考虑到处设立了战地法庭。请告诉我,我们中间有谁赞赏这种照顾实际的精神呢?诸位不是都诅咒这种精神吗?不要象这里有些人那样来提出问题吧。(这里,发言人大概是影射立宪民主党人地主塔塔里诺夫,此人在4月9日第二十四次会议上说过:“先生们,公正是一个很相对的概念”,“公正是我们大家追求的理想,但是这个理想始终”对于立宪民主党人来说)“不过是一个理想,将来能不能实现,我看还是一个问题。”第179页》公正是什么呢?人就是公正。一个人生了下来,公正就要求让他能够生活:要让他能够生活,公正就要求让他能够用劳动挣得一块面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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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看,这位农民思想家采取了典型的18世纪法国启蒙运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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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立场。他不了解他那种公正的历史局限性和历史确定的内容。但是他要求彻底扫除中世纪的一切残余,而且他所代表的阶级也能够为了这种抽象的公正这样去做.这一提法的现实历史内容就是:绝对不许为了“实际”起见而损害公正。这应该理解为:绝对不许向中世纪制度、向地主和旧政权让步。这是法国国民公会活动家的口气。对自由派分子塔塔里诺夫来说,资产阶级自由这一“理想始终不过是一个理想”,他不愿意切实地为这一理想而斗争,不愿意为实现这一理想而牺牲一切,却宁愿同地主搞交易。基谢廖夫们能够领导人民去进行胜利的资产阶级革命,塔塔里诺夫们却只会出卖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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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自由党为了实际起见,主张不要规定任何对土地的权利。它担心这种权利会吸引大批人从城市迁往乡村,结果每个人只能得到很少的土地。我首先想问一问,什么是对土地的权利?对土地的权利就是劳动的权利,就是吃饭的权利,就是生活的权利,这是每个人不可剥夺的权利.试问我们怎么能剥夺某一个人的这种权利呢?人民自由党说,如果让全体公民都享有这种权利,把上地分给他们,郑每个人得到的土地就会很少。但是,有权利同实际行使权利完全是两回事。比如说吧,在座的各位都有权住在丘赫洛马,然而你们却住在这里:反过来说,住在丘赫洛马的人也有权住在彼得堡,然而他们还是呆在他的老家。所以,担心让所有愿意耕种土地的人都享有对土地的权利就会吸引大批城市居民迁往乡村,这是毫无根据的。只有那些至今还没有同乡村断绝联系的人,只有不久前到城里来的人才会跑到乡下去…凡是在城里确有固定而有保证的收入的人,是不会到乡下去的…我想只有彻底地、永远地废除土地私有制…等等…贝有这种解决办法才能使我们满意.”(第95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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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段典型的劳动派议论给我们提出了一个有趣的问题:这种关于劳动权利的言论同1848年法国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关于劳动权利的言论有没有区别?二者无疑都是资产阶级民主派模糊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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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述了斗争的实际历史内容的宣言。不过劳动派的宜言模糊地表述出来的,是客观上可能实现的资产阶级革命(就是说,在20世纪的俄国农民土地革命是可能实现的)的真正任务,而1848年法国小资产者的宣言,却是模糊地表述了在上一世纪中叶的法国不可能实现的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换句话说,9世纪中叶法国工人要求劳动的权利,是希望根据合作制和社会主义等原则革新整个小生产,这在经济上是办不到的。20世纪的俄国农民要求劳动的权利,则是希望在国有化土地上革新农业小生产,这在经济上是完全可以办到的。在20世纪俄国农民对“劳动的权利”的要求中,除了虚假的社会主义理论,还有现实的资产阶级的内容。在9世纪中叶法国小市民和工人对劳动的权利的要求中,除了虚假的社会主义理论就一无所有了。我国许多马克思主义者常常忽视的就是这个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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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派自己表明了自己理论的现实内容:尽管人人都“有平等的权利”,却并不是人人都会去种地的。显然只有业主才会去种地或者说在土地上定居下来。废除土地私有制就是排除妨碍业主在土地上定居下来的一切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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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怪乎对农民革命抱有无限的信心、立志为农民革命效忠的基谢廖夫以蔑视的口吻谈到立宪民主党人,谈到他们主张不必转让全部土地而只要转让一部分土地、强迫支付地价、把事情交给“某种土地机关”办理的思想,总之,谈到“人民自由党把小鸟的羽毛拔光的办法”(第950一951页)。无怪乎司徒卢威之流特别在第二届杜马以后要痛恨劳动派,因为只要俄国农民还是劳动派,立宪民主党的计划就不能得逞。然而到俄国农民不再是劳动派的时候,立宪民主党人同十月党人之间的区别也就完全消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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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再简单地谈谈其他几名发言人。农民涅奇泰洛说:“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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喝足农民的血、吸够农民脑浆的人把农民叫作愚民。”(第7因页)戈洛文插了一句:地主可以侮辱农民,但是庄稼汉可以侮辱地主吗?“这些土地是属于人民的,有人却对我们说,要花钱买地。难道我们是从英国、法国等国家来的外国人吗?我们都是本地人,为什么我们要花钱买自己的土地呢?我们流的血汗、花的金钱已经可以把这些土地赎回十次了。”(第78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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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基尔诺索夫(萨拉托夫省代表)说:“现在我们除了土地什么也不谈:有人又对我们说:土地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我认为土地决不是不可侵犯的:只要人民想要,什么东西都不是不可侵犯的①。(右边喊道:“真的么!”)是真的!(左边鼓掌)贵族老爷们,你们拿我们当过赌注,用我们去换过狗,你们以为我们不知道吗?我们知道,这些东西曾经全都是你们神圣不可侵犯的私有财产…你们偷去了我们的土地…派我到这里来的农民这样说过:土地是我们的:我们来这里不是购买土地,而是收回土地。”(第1144页)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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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瓦秀京(哈尔科夫省代表)说:“我们在这儿看到的大臣会议主席先生,他不是全国的大臣,而是130000个地主的大臣.9000万农民在他的心目中算不了什么…你们(他转过身子向右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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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这是普通农民用来表达人民专制这一革命思想的典型的说法。在我围革命中,除了农民,没有其他的资产阶级能实现无产阶级纲领中的这一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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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劳动派农民纳扎连科哈尔科夫省代表)在第一届杜马中说:“如果你们要议论农民对土地的看法,那我可以告诉你们,婴儿离不开母亲的奶,我们农民离不开土地。我们谈论土地只从这一点着眼。你们大概也知道,就在不久以前,老爷还通迫我们的母亲用自己的奶去吸他们的小狗。现在也在这样干。不过现在老爷的小狗吮的不是生养我们的母亲的奶,它们吮的是养育我们的母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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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大地的奶."(第9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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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各阶级、各政党在第二届杜马讨论土地问愿时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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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从事剥削,高价出租自己的土地,剥下农民身上最后一层皮…你们要知道,如果政府不能满足人民的需要,人民不会恳求你们同意,他们要夺取土地…我是乌克兰人(他叙述了叶卡捷琳娜如何赠给波将金一小片林地:27000俄亩土地和2000个农民)…过去土地的卖价每俄亩不过25一50卢布,现在每俄亩的租金就要15一30卢布,草场每俄亩要35一50卢布的租金。这是在剥人的皮。(右边高喊:“什么?剥皮?”笑声。)你们别害臊,安静一些吧(左边鼓掌),我说这是剥下农民身上最后一层皮。”(5月16日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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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九次会议,第64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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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派农民和农民知识分子的共同特点就是对农奴制记忆犹新。他们都同样地切齿痛恨地主,痛恨地主国家。他们身上都有一股革命热情在沸腾。他们有些人根本没有考虑他们将来建立的是什么制度,而只是自发地端尽一切力量来“打倒他们”。有些人则在想入非非地描绘这种制度,但是他们都憎恨同旧俄国的妥协,都在为彻底铲除万恶的中世纪制度而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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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把革命农民在第二届杜马中的发言同革命工人的发言作个比较,就可以马上看出如下的区别:农民直接的革命性要高得多,他们褐望立刻打垮地主政权、立刻创立新制度的热情要高得多。农民恨不得马上扑上去把敌人扼死。工人的革命性要抽象一些,这种革命性好象是移到了较为遥远的目标上。这种区别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是合乎情理的。农民要立即进行自己的资产阶级革命,但看不到这场革命内部的矛盾,甚至想不到这种矛盾。社会民主党工人却看到了这些矛盾,他们抱定的目标是要在全世界实现社会主义,所以就不可能把工人运动的命运同资产阶级革命的结局连在一起。不过不应由此得出结论说,工人在资产阶级革命中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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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民主党在俄国第一次革命中的土地纲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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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支持自由派。应该由此得出这样的结论:工人决不同其他任何阶级融合,但应该用全力帮助农民把这场资产阶级革命进行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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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社会革命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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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革命党知识分子的发言(关于该党农民的发言,我们在上面谈劳动派农民时已经谈到过),也处处同样毫不留情地批评立宪民主党人并向地主猛烈开火。我们不再重复上面已经说过的话了,只是指出这一部分代表的另外的特点。人民社会党人不喜欢描绘社会主义理想,而喜欢描绘…丹麦的理想,农民则根本不谈什么学说,他们所反映的是把摆脱当前这种剥削形式当作直接理想的被压迫者的直接感觉,社会革命党人跟前两者都不同,他们在发言中加进了自己的“社会主义”学说。例如乌斯宾斯基和萨加捷良(“达什纳克楚纯”分子,这个党与社会革命党很接近,其中“青年派”甚至还加入社会革命党)就提到过村社问题。萨加捷良相当天真地说:“我们不得不十分痛心地指出,人们在发挥土地国有化的高论的时候,没有特别着重指出现存的唯一可以作为前进的基础的有效的制度…村社能防范所有这一切惨祸(欧洲的惨祸,小经济被破坏等等)。”(第112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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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注意到他是讨论土地问题时的第26个发言人,那么这位可敬的村社骑士的“痛心”就是可以理解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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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以前发言的至少有14个左派分子、劳动派等等,他们都并“没有特别着重指出现存的有效的制度”!眼看农民杜马代表同农民协会历次代表大会一样地对村社无动于衷,这怎么不令人“痛心”呢。声加捷良和乌斯宾斯基抓住了村社,他们在不愿意承认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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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各阶级、各政党在第二届杜马讨论土地问题时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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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团体的农民革命中是真正的宗派主义者。萨加捷良悲伤地说:“我真有点为村社担忧。”(第1123页)“正是现在要不惜一切代价挽救村社。”(第1124页)“这种形式即村社)可以发展成为一种能够指出解决一切经济问题的办法的世界运动。”(第1126页)声加捷良先生关于村社的这一切议论,显然是“悲伤的和不合时宜的”。而他的同僚乌斯宾斯基则在批评斯托雷平反对村社的法令时表示了一种“使地产转移现象减少到最低限度、缩减到最低程度”的愿望(第11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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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粹派的这种愿望无疑是反动的。然而可笑的是,用自己名义在杜马中提出了这种愿望的社会革命党,却又主张废除土地私有制,殊不知这种办法会造成土地最大的转移,会使土地最自由地、最轻而易举地由这个业主手中转到另一个业主手中,使资本最自由地最轻而易举地渗入农业!把土地私有制和资本在农业中的统治混淆起来,是资产阶级土地国有派(包括乔治和其他许多人在内)的典型错误。社会革命党人在“减少转移现象”的要求上是同立宪民主党人一致的,立宪民主党的代表库特列尔在报告中公开说:“人民自由党打算只对他们(农民)的转让权和抵押权加以限制,即防止将来土地买卖的盛行。”(907年3月9日第十二次会议,第74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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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宪民主党人把这种反动愿望同这样一些解决土地问题的办法结合起来(即同地主和官僚统治制度结合起来),这些办法可以保证颁布官吏的荒谬的禁令,保证用文牍主义的拖拉作风来帮助奴役农民。社会革命党人则把反动的愿望和根本挂除官吏压迫的各种措施结合起来(即同按普遍…投票方式选出的地方土地委员会结合起来)。立宪民主党人的反动性表现在他们在资产阶级革命中的全部政策(官僚地主的政策)上。社会革命党人的反动性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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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民主党在俄国第一次革命中的土地纲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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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现在他们那种错误地强加给彻底的资产阶级革命的小市民“社会主义”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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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社会革命党人的经济理论问题,值得注意的是他们的杜马代表有关土地改革对工业发展的影响的论断。在这里极其明显地表现出了用民粹主义学说稍加掩盖的资产阶级革命家的幼稚观点。例如,社会革命党人卡巴科夫(彼尔姆省代表)在乌拉尔是农民协会著名的组织者,是“阿拉帕耶夫斯克共和国的总统”,并且还被称为“普加乔夫”①。他纯粹按农民方式来论证农民对土地的权利,并且还拿农民从来没有拒绝保卫俄国免受敌人侵犯这一点作为根据(第953页)。他大声疾呼地说:“份地制有什么用处呢?我们公开宣布说,土地应该是劳动农民的公共财产,农民自己能够就地分配土地,根本不需要什么官吏来干预,我们早就知道官吏没有给农民带来过任何好处。”(第954页)“在我们乌拉尔有整批工厂停工了,原因是铁皮没有销路,而另一方面,俄国所有的农舍却都是草屋顶。本来这些农民的房屋早就该是铁皮屋顶了…有市场,却没有买主。在我国谁是大宗买主呢?一亿劳动农民,这就是基本的大宗买主。”(第95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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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的,这里正确地表述了在乌拉尔改变历来那种半封建式的“使用农奴的企业的”生产停滞状态、实现真正资本主义的生产的条件。无论是斯托雷平的还是立宪民主党的土地政策都不能使群众生活条件得到显著的改善,而做不到这点,乌拉尔的真正“自由的”工业是发展不起来的。只有农民革命才能迅速地把木头的俄罗斯变成钢铁的俄罗斯。社会革命党农民对于资本主义发展条件的理解,比那些资本的忠实奴仆来得正确和广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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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见第二届杜马代表名册》,无名氏输,私人出版,907年圣彼得堡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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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各阶级、各政党在第二届杜马讨论土地问题时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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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社会革命党农民赫沃罗斯图欣(萨拉托夫省代表)说道:“各位先生,人民自由党的人已经讲了很多,他们责备劳动团,说劳动团居然想把土地交给一切愿意耕种的人。他们说,那样一来许多人会离开城市,结果情况会更糟。可是,各位先生,我认为只有那些无事可做的人才会离开城市,至于那些有工作的人,他们都习惯了工作,既然有工作可做,他们就不会离开城市。其实何必要把土地给那些不愿意种地的人呢?”(第774页)这个“社会革命党人”根本不想要什么普遍的土地平均使用制,而只是想要在自由的土地上造成平等的和自由的农场主,这难道还不清楚吗?“…无论如何要给全体人民,特别是给那些年复一年地受苦挨饿的人民放开经济自由”(第77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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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以为这一正确表述了社会革命党思想真实内容的说法(“放开经济自由”),只是农民措辞不当的结果。其实并不尽然。社会革命党首领、知识分子穆申科代表社会革命党对土地问题作总结发言时,他的经济观点比农民卡巴科夫和赫沃罗斯图欣还要幼稚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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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申科说:“我们说,贝有在废除地界之后,贝有在土地私有制原则对土地所造成的一切障碍被铲除之后,才有可能合理地移居和散居。其次,大臣讲到我国人口的增殖问题…据他说,单是为了满足这一160万人口)增殖的需要,就要有将近350万俄亩土地。他说:这样一来,如果你们想实行平均土地,那么你们从什么地方拿土地来满足这种人口增殖的需要呢?然而我要问问:哪个地方、哪个国家(原文如此》增殖的全部人口都是由农业来吸收的呢?那种按等级、按职业调节人口分布的规律,恰好是一种相反的规律。《黑体是我们用的如果一个国家、一个国度在工业上不是退化而是发展的,那就是说,在满足食品和原料的基本需要的农业这个基础上,正在盖起不断加高的经济建筑。需求日益增长,新的产品、新的生产部门不断出现:加工工业吸收的劳动力愈来愈多。城市人口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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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人口增长得更快,并且大部分增殖的人口都被城市吸收了。各位先生,有时农业人口不仅相对地减少,而且是绝对地减少。如果说这种(:》过程在我国进行得很缓慢,那是因为没有地基,无法不断加高经济建筑。农民经济这个基础太不稳固了:工业的市场太狭小了。在土地归人民使用的条件下,将形成健全的、人数众多的、充满生命力的农业人口,那时你们会看到,对工业品的需求将有多大,城市的工厂对劳动力的需求将有多大。”(第117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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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把发展资本主义的纲领称为土地社会化纲领的“社会革命党人”不是说得很妙吗?他甚至没有料到城市人口增长较快的规律只能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规律。他连想都没有想到,这个“规律”只有通过农民分化为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通过农民之间的“分解”,即通过“真正的业主”排挤掉“穷光蛋”才起作用,才能起作用。这位社会革命党人在资本主义规律的条件下所描绘的那种经济上的和谐,真是幼稚得可怜。但这并不是一心想把劳动同资本的斗争掩盖起来的庸俗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所讲的和谐。这是想把专制制度、农奴制度和中世纪制度的残余彻底消灭的不自觉的资产阶级革命家所讲的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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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现行的土地纲领所向往的胜利的资产阶级革命,只有通过这样的资产阶级革命家才能进行。因此,觉悟的工人为了社会的发展应该支持他们],但是自己一分钟也不要被民粹派“经济学家”的幼稚梦话所迷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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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民族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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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俄罗斯民族代表在杜马中就土地问题发表过意见的有波兰人、白俄罗斯人、拉脱维亚人、爱沙尼亚人、立陶宛人、鞑靼人、亚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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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亚人、巴什基尔人、吉尔吉斯人、乌克兰人。请看他们是怎样叙述自己的观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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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民主党人4德莫夫斯基在第二届杜马中“代表波兰王国及与其毗邻的我国西部地区的波兰人”(第742页)说道:“虽然我们那里土地关系已在向西欧式的土地关系转变,然而我们那里还是存在土地问题,并且缺地还是我们实际生活中的症结。我们纲领中关于社会问题的首要条文之一就是增加农民占有的土地面积。”(第74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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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波兰王国曾经有过夺取地主土地的大规模的农民强动,这贝是在东部地区,即弗沃达瓦县发生的,那里有人对农民们说,他们既然是正教徒,就应该分得地主的土地。这种骚动只是发生在正教徒居民中间。”(第74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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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在波兰王国)的土地事宜,也同其他一切社会改革一样…只有通过边疆区代表会议,即只有通过自治议会,根据实际情况的要求来办理.”(第74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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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兰民族民主党人的这篇发言,引起了白俄罗斯右派农民(来自明斯克省的加甫里尔契克,还有希曼斯基、格鲁金斯基)对波兰地主的猛烈抨击,叶夫洛吉主教自然抓住这个机会,并以1863年俄国政策的精神作了一次狡狯的警察式的发言,说波兰地主压迫俄罗斯农民(4月12日第二十六次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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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民主党人格拉布斯基回答说:“你看他想得多么简单!”(5月3日第三十二次会议)“农民将得到土地:俄国地主将仍然保留自己的土地:农民将象从前那样拥护旧制度,而波兰人却因为提出波兰议会问题将要受到应有的惩罚。”(第62页)发言人微烈地揭穿了俄国政府的无耻的蛊惑人心的宜传,要求“把我们那里的土地改革问题交给波兰议会去解决”(第7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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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民主党在俄国第一次革命中的土地纲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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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要补充说一点,上述那些农民要求补分份地作为私产(例如第1811页)。在第一届杜马中,波兰和西部的农民要求土地时也曾表示拥护私有制。纳科涅奇内于906年6月1日说过:“我是卢布林省的一个少地农民。在波兰也必须实行强制转让的办法。与其不定期占有5俄亩土地,倒不如永久占有1俄亩土地。”(第881一882页)波尼亚托夫斯基(沃伦省代表)代表西部边疆区(5月9日,第501页)以及维切布斯克省代表特拉孙(906年5月16日,第418页)也这样说过。吉尔纽斯(苏瓦乌基省代表)还表示反对只建立全俄的土地资产,主张也建立地方的土地资产(906年6月1日,第8召页)。梯什克维奇伯爵当时就指出,他认为建立全民的土地资产的主张是“不切实际和不无危险的”(第874页)。斯捷茨基也发表过同样的意见(他主张个人所有制而反对租佃制.906年5月24日,第613一6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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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罗的海沿岸边疆区代表在第二届杜马中发言的有尤拉舍夫斯基(库尔兰省代表),他要求取消大地主的封建特权(907年5月16日,第670页),主张要地主转让超过一定标准的土地。他说:“我们承认在波罗的海沿岸边疆区,现在的农业在该地区原来实行的私有制或世袭租佃制基础上有所发展,但是,我们却不能不作出结论,要进一步调节农业关系,就必须立即在波罗的海沿岸边疆区实行建立在广泛的民主原则基础上的自治制。只有自治制才能够正确地解决这个问题。”(第67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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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斯兰省代表进步人士尤里涅,为爱斯兰省提出一个单独的法案(1907年5月26日第四十七次会议,第1210页)。他主张“妥协”(第1213页),即主张“世袭的或永久的租佃制”(第1214页)。“谁使用土地,谁能更好地使用土地,谁就应该拥有土地。”(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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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里涅要求实行这个意义上的强制转让,反对没收土地(第1215页)。查克斯捷(库尔兰省代表)在第一届杜马中要求除地主的土地外还要把教会(教区)的土地转归农民(906年5月4日第四次会议,第95页)。捷尼松(里夫兰省代表)同意投票赞成强制转让的办法,认为“一切主张土地私有的人”(同上,第2阳页)都会这么做。克雷茨贝格(库尔兰省代表)代表该省农民要求“剥夺大地产”,并且一定要把土地“作为私产”分给无地和少地农民(1906年5月9日第十二次会议,第500页)。留特利(里夫兰省代表)要求实行强制转让等等。他说道:“至于把土地变为国家土地资产,我们农民很清楚,这是又一种奴役农民的办法。所以,我们应该保护小农经济和劳动生产率,并使之不受资本主义的侵犯。可见,我们把土地变成国家土地资产,就会造成最大的资本主义。”(同上,第妇7页)奥佐林(里夫兰省代表)代表拉脱维亚农民发言,主张强制转让并主张私有制:他坚决反对建立全国土地资产,只同意建立各区域的土地资产(1906年5月23日第十三次会议,第56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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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昂纳斯,“苏瓦乌基省代表,即立陶宛族代表”(907年5月16日第三十九次会议,第654页),发言拥护他所在的立宪民主党的计划。该省的另一个代表、立陶宛的自治派分子布拉特对劳动派的意见表示赞成,但关于赎买等等问题,他主张留待各地方土地委员会讨论决定(同上,第651页)。波维柳斯(科夫诺省代表)代表“杜马中的立陶宛社会民主党集团”(同上,第681页,附录)提出了该集团拟订的措辞确切的土地纲领,这个纲领同我们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纲领大致一样,不同的是他们主张把“立陶宛境内的地方土地资产”交给“立陶宛独立的自治机关”支配(同上,第2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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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汗霍伊斯基(伊丽莎白波尔省代表)代表穆斯林集团在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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届杜马中说:“在俄国总人口中,我们穆斯林有2000万以上,我们都敏感地注意着土地问题上的一切变动,迫不及待地期望这个问题得到圆满解决。”(907年4月2日第二十次会议,第199页)他代表穆斯林集团表示赞成库特列尔的意见,赞成按照公道的价格强制转让(第1502页)。“但是这些已转让的土地应该归谁呢?穆斯林集团认为这些已转让的土地不应该作为全国土地资产,而应该作为各该区域的土地资产。”(第1503页)“克里木鞑靼人代表”梅季耶夫塔夫利达省代表)作了热情洋溢、充满革命精神的发言,要求“土地和自由”。他说:“讨论愈深入,人民提出的耕者有其田的要求就愈突出.”(907年4月9日第二十四次会议,第179页)发言人指出了“在我们边疆区神圣的土地私有制形成的情形”(第1召2页),指出了巴什基尔人的土地被侵占的情形,说大臣、四等文官、宪兵署长官每人得到了2000至6000俄亩的土地。他举出了“鞑靼兄弟们”的一份委托书,他们对侵占卧各夫5土地一事提出控诉。他摘引了土耳其斯坦总督于906年12月15日给一个鞑靼人的复函,说只有基督教徒才有权移居到官地上去。“难道这些文件不是带有上个世纪阿拉克切耶夫政策的霉臭味么?”(第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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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高加索农民发言的,除了下面就要说到的我们社会民主党人,还有上面已经提过的那位拥护社会革命党人立场的萨加捷良(埃里温省代表)。“达什纳克楚纯”的另一个代表捷尔一阿韦季克扬茨(伊丽莎白波尔省代表)也表示了同样的意思,他说:“土地应按村社所有制原则属于劳动者,即属于劳动人民,而不属于任何其他的人。”(907年5月16日第三十九次会议,第644页)“我代表高加索全体农民声明…在紧急关头,全体高加索农民将和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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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的兄长俄国农民并肩携手,为自己争得土地和自由。”(第646页)埃尔达尔哈诺夫“代表他那些选民一一捷列克省土著居民一请求在土地问题没有解决前制止一切侵吞天然资源的行为”(907年5月3日第三十二次会议,第78页),可是侵吞土地的就是政府,它夺取山区最肥沃的土地,掠夺库梅克人民的土地,宜布占有地下矿藏(这事大概发生在斯德哥尔摩代表大会以前吧,可是普列汉诺夫和约翰在代表大会上长篇大论地说非民主制国家政权无法侵犯地方公有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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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萨诺夫(乌法省代表)代表巴什基尔人发言,他指出政府掠夺了他们200万俄亩土地,要求把这些土地“收回”(907年5月16日第三十九次会议,第641页)。出席第一届杜马的乌法省代表瑟尔特拉诺夫也提出过这种要求(906年6月2日第二十次会议,第923页)。卡拉塔耶夫(乌拉尔州代表)代表吉尔吉斯一哈萨克人民在第二届杜马中说:“我们吉尔吉斯一哈莎克人…深深懂得和感觉到我们农民兄弟缺少土地的痛苦,我们很愿意自己挤一挤”(第三十九次会议,第673页),但是“多余的土地很少”,而“现在移民,随之而来的就是要把吉尔吉斯一哈萨克人民迁走”…“不是把吉尔吉斯人从土地上迁走,而是把他们从他们的住房里迁走”(第675页)。“吉尔吉斯一哈萨克人对一切反对派党团始终表示同情。”(第67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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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7年3月因日在第二届杜马中代表乌克兰党团发言的有波尔塔瓦省哥萨克赛科。他举出了哥萨克所唱的一支歌:“嗨,卡捷琳娜女皇!你干些什么呀?辽阔的草原、欢乐的地方,全都赏给了地主公王。嗨,卡捷琳娜女皇!怜恤怜恤我们吧,发还给我们土地、森林、欢乐的地方。”他赞同劳动派的意见,只是要求把104人法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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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条中的“全民土地资产”几个字改为“应成为社会主义制度的起点的边疆区民族的〈原文如此!》土地资产”。“乌克兰党团认为土地私有制是世界上最不公平的事情。”(第131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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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尔塔瓦代表契热夫斯基在第一届杜马中说:“我热烈拥护自治思想,尤其热烈拥护乌克兰自治,所以我很希望土地问题能由我们的人民来解决,很希望土地问题在我理想中的我国自治制度的基础上由各个自治单位来解决。”(1906年5月24日第十四次会议,第618页)同时,这个乌克兰自治派分子又承认国家土地资产是绝对必要的,并解释了被我国“地方公有派”搞得混乱不堪的问题。契热夫斯基说:“我们应当坚决地肯定地规定一个原则,就是国家土地资产的管理事宜应该完全由将来产生的地方自治机关或自治单位处理。诚然,如果国家土地资产'在所有具体的场合都由地方自治机关来管理,那么‘国家土地资产'这个名称又有什么意义呢?我以为意义是很大的。首先…国家土地资产中的一部分应该由中央政府来支配…即我们全国的待垦土地…其次,建立国家土地资产的意义以及这一名称的意义就是:地方机关虽然可以自由地支配本地的这种土地,却毕竞是在一定的范围内。”(第620页)在由于经济的发展而日益集中的社会中国家政权究竞有什么意义,对此,这位小资产阶级自治派分子比我们那些孟什维克社会民主党人要明白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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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便说说。提到契热夫斯基的发言,不能不谈谈他对“土地份额”的批评。他直截了当地说,“劳动土地份额是一句空话”。他举出了农业条件千差万别这一理由,还据此反对“消费”土地份额。“我觉得分地给农民不应该按什么份额,而应该是有多少分多少凡是当地可以交出的土地,都应该交给农民”,例如,在波尔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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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省,“要所有地主都转让土地,他们每户平均最多留下50俄亩”(第621页)。立宪民主党人空谈土地份额问题,是为了掩饰自己究竞打算转让多少土地,这有什么奇怪呢?契热夫斯基在批评立宪民主党人时还没有意识到这一点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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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我们扼要地叙述了“民族代表”在杜马中就土地问题所作的发言,从中可以得出的结论是显而易见的。这些发言充分证明,我在小册子《修改工人政党的土地纲领》第18页(第1版)上谈到地方公有化同各民族的权利的相互关系时,对马斯洛夫的反驳意见是正确的,我当时说这个问题是个政治问题,我党纲领的政治部分已经包括了这个问题,只是由于庸俗的地方主义作崇才硬把它加到土地纲领中去的。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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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斯德哥尔摩代表大会上,孟什维克费尽心机想“清除地方公有化纲领中的国有化”(这是斯德哥尔摩代表大会《记录》中孟什维克诺沃谢茨基的话,第146页)。诺沃谢茨基说:“某些历史上形成的区域,例如波兰、立陶宛,正好是一些民族聚居的地域,所以把土地交给这些区域,就可能促使民族主义联邦主义趋向大发展,这样实质上又会把地方公有化变成一部分一部分实行的国有化。”于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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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裂热夫斯基还非常明白地说出了不自觉的资产阶级劳动派提出的、我们已经很熟悉的论点:完成了彻底的农民革命,工业就会发展起来,流入土地方面的资本就会减少。“我们那里的农民,那些派我们到这里来的选民,曾经这样盘算过:‘如果我们稍微富足一点,如果我们每家每年能花五六个卢布买糖吃,那么在每个产甜菜的县里,除了现有的糖厂外,就会再开办几个糖厂。'很自然的,要是开办了这些工厂,集约化的经营该需要多少劳动力啊!那时糖厂的产量就会增加”等等(第622页).这正是在俄国造成“美因式”农场并使资本主义“按美国方式”发展的纲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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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2卷第228一2因页.一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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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民主党在俊国第一次革命中的土地纲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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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沃谢茨基同唐恩一起提出了一项修正案,并且使大会通过了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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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修正案:即把马斯洛夫法案中的“区域大自治组织”改成了“包括若干城乡的地方大自治机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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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除地方公有化纲领中的国有化”,说得真是太巧妙了!把一个字眼换成另一个字眼,结果自然就会把“历史上形成的区域”打乱再重新划分,这难道还不清楚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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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先生们,无论你们怎样改换字句,都不能清除地方公有化纲领所固有的“民族主义联邦主义的”糊涂思想。第二届杜马表明,“地方公有派的”主张事实上只是助长了各种资产阶级集团的民族主义趋向。只有这些集团(如果不算右派哥燕克卡拉乌洛夫的话)才“出面”保护过各种“边疆区的”和“区域的”土地资产。同时,民族代表还把归省区所有的(因为马斯洛夫实际上是主张把土地“交给”省,而不是交给“地方自治机关”,所以省区所有一语要确切一些)土地问题内容都一笔勾销了:预先什么也不决定,一切事情,无论赎买问题、所有权问题或其他问题都交给自治议会或区域等自治机关去处理。结果完完全全证实了我所说的话:“对外高加索的土地实行地方自治机关所有的法令,反正须要彼得堡的立宪会议来颁布,因为马斯洛夫并不想使任何一个边区有权自由保存地主土地所有制。”(《修改工人政党的土地纲领》第18页)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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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事态已经证明,以各民族是否同意为理由来维护地方公有化,是一种庸俗的论据。我党纲领中的地方公有化主张是同情况极不相同的各个民族明确表示的意见相抵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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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态已经证明,地方公有化事实上无助于对全国规模的广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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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2卷第228一2因页.一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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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各阶级、各政党在第二届杜马讨论土地问愿时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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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农民运动实行领导,而是使这个运动按省和民族化整为零。马斯洛夫的建立区域土地资产的主张在实际生活中体现出来的只是民族自治的“地方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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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代表”对我国的土地问题有点持旁观态度。我们革命的中心是独立的农民运动,然而许多非俄罗斯民族的情况并不是这样。因此,“民族代表”在他们的纲领中对俄国的土地问题有点持旁观态度,就是很自然的了。他们认为这与他们不相干,他们应该自己搞自己的。民族主义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持这种观点是必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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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产阶级持这种观点是不能容许的,而我们的纲领实际上却正是陷入了这种不可容许的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民族代表”至多不过是赞同全俄运动,而不是力求以运动的团结和集中来大大地加强这个运动的力量:同样,孟什维克制定的纲领也只是一种赞同农民革命的纲领,而不是领导革命、团结革命力量和推动革命前进的纲领。地方公有化并不是农民革命的口号,而是一种臆造出来的小市民的改良主义计划,是从革命的角落里给革命硬加上去的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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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民主主义的无产阶级不能根据个别民族“同意”与否来改变自己的纲领。我们的任务是宣传最好的道路,宜传资产阶级社会中最好的土地制度,同一切传统、偏见、项固的地方主义等势力作斗争,从而把运动的一切力量团结和集中起来。小农“不同意”土地社会化,这不会改变我党主张社会主义革命的纲领。这只能迫使我们以实例来影响他们。资产阶级革命中的土地国有化问题也是如此。任何一个民族或几个民族表示“不同意”土地国有化,都不能迫使我们改变关于彻底摆脱中世纪土地占有制和废除土地私有制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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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民主党在俄国第一次革命中的土地纲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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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于全体人民这一学说。某个民族的相当一部分劳动群众“不同意”某种办法,这只能迫使我们通过实例而不是用其他的办法来影响他们。一方面是待垦土地国有化,森林国有化,俄国中部所有的土地国有化,另一方面又是国内某部分地区存在若土地私有制,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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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者并存的局面是维持不了多久的(既然俄国的统一是由本国经济演进的基本趋势决定的)。这两种制度中总有一种要占上风。这点将由实际经验来决定。我们的任务就是要注意向人民阐明,哪些条件最有利于按资本主义道路发展的国家的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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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社会民主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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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二届杜马讨论土地问题时,社会民主党人共有8次发言,其中只有两次发言是为土地地方公有化辩护的,而不只是提一下。这就是奥佐尔的发言和策列铁里的第二次发言。其余的发言差不多都是抨击整个地主土地占有制,从政治上来阐明土地问题。在这方面最有代表性的是右派农民彼得罗琴科的朴实的发言(907年4月5日第二十二次会议),发言陈述了一位农村代表听了各个政党的发言后所得到的总的印象。“我不想重复这里已经讲过的东西来打扰你们。我只想对这个问题简单说几句。斯维亚托波尔克一米尔斯基代表在这里作了一次长篇发言。他这次发言大概是想告诉我们应该怎样做。简括地讲,他的意思就是说:属于我或由我占有的土地,你们是没有权利拿去的,而我也不会把它交出来。就这个问题,库特列尔代表回答说:这样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应当交出来,你们交出来,就可以拿到钱。’德莫夫斯基代表说:‘对土地随便怎么办都行,自治却是一定需要的。’与此同时,卡拉瓦耶夫代表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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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两者都需要:但是要先合在一起,然后我们再来分配。’策列铁里说:‘各位先生,不行,要分配是办不到的,因为只要政府还是原来的政府,它就不会容许这样做。我们最好是先设法夺取政权,然后想怎么分就怎么分。’”(第16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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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这位农民抓住了在他看来是社会民主党人发言同劳动派发言的唯一的区别,就是社会民主党人说明了争取国家政权的斗争即“夺取政权”的必要性。其他的不同之处他没有抓到,因为在他看来这些都是不重要的!策列铁里的第一次发言确实揭露了一个事实:“我国的官僚贵族同时又是地主贵族。”(第725页)发言人指出,“几个世纪以来,国家政权把属于全国的土地即属于全民所有的土地分归私人所有”(第724页)。他在发言快结束的时候代表社会民主党党团作了声明,重申了我党的土地纲领,但仍然没有说明理由,也没有把我党的土地纲领和其他“左派”政党的纲领进行对比。我们指出这点,并不是要责备谁(恰恰相反,我们认为策列铁里的第一次发言简短明了,集中地阐明地主政府的阶级性质,这一发言是非常成功的),我们只是想要说明,为什么右派农民根本看不出(大概所有农民也看不出)我党纲领独具的社会民主主义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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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民主党人在土地问题上的第二次发言,是由工人佛米乔夫(塔夫利达省代表)在杜马随后的一次“土地问题讨论会”上作的(907年3月26日第十六次会议),他在发言中常常说“我们农民”如何如何.佛米乔夫很激烈地驳斥了斯维亚托波尔克一米尔斯基的意见。斯维亚托波尔克一米尔斯基所谓农民没有地主就象“羊群没有牧人”这一句名言比“左派”的几次发言还更能鼓动农民代表。佛米乔夫说:“库特列尔代表在长篇发言中,发挥了强制转让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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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支付赎金的思想。我们农民代表不能承认赎买办法,因为赎买是套在农民脖子上的又一条绞索。”(第1113页)佛米乔夫最后要求“根据策列铁里代表提出的那些条件把一切土地交归劳动者学握”(第11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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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发言的伊兹迈洛夫也是一个工人,他是诺夫哥罗德省农民选民团选出的(907年3月因日第十八次会议)。他反对他的同乡、农民博加托夫所发表的意见,因为博加托夫以诺夫哥罗德农民代表的名义同意赎买的办法。伊兹迈洛夫愤怒地批驳了赎买办法。他叙述了诺夫哥罗德农民获得“解放”的情况,说他们在1000万俄亩耕地中只获得了200万俄亩,在600万俄亩森林中只获得了100万俄亩。他描述了农民的贫困,说他们穷到不仅“几十年来就是拆自己房舍周围的篱笆当柴烧”,而且“把自己木屋的边角也锯下来当柴烧了”,“他们把旧的大木屋改为小木屋,为的是省出一抱生火用的劈柴”(第1344页)。“我们农民的处境这样,而右派先生们却为文化问题而苦恼。据他们说,庄稼汉没有文化。难道饥寒交迫的庄稼汉顾得上什么文化吗?右派先生们是希望农民要文化而不要土地:我在这一点上也信不过他们我想他们也会同意出卖自己的土地,不过他们会讨价还价,要庄稼汉付出更高的地价。这就是他们表示同意的原因。各位先生,在我看来(农民尤其应该知道这一点)问题完全不在于土地。我想,可以有把握地说,在土地后面一定隐藏着某种其他的东西,某种其他的力量,而这种力量是农奴主贵族害怕交给人民的,害怕它会同土地一起失去的:各位先生,这种力量就是政权。他们会交出土地,也愿意交出土地,不过要我们照旧给他们当奴求。只要我们欠着债,我们就总是挣脱不了地主一农奴主的权力的。”(第1345页)对立宪民主党计划的实质的揭露,很难想象还有比这个工人更鲜明更一针见血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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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民主党人谢罗夫在907年4月2日第二十次会议上的发言,主要是批评了立宪民主党人作为“资本的代表”(第192页)、作为“资本主义土地占有制的代表”的观点。发言人引用一些数字详细说明了1861年的赎买究竞是怎么一回事,驳斥了所谓公道价格这一“橡皮原则”。库特列尔提出不没收资本便不能没收土地,谢罗夫对库特列尔的这个理由给了一个从马克思主义观点看来是十分正确的回答。“我们根本就不提那种认为土地不属于任何人、土地不是人类劳动的创造物的论据。”(第1妇7页)“在这个会上由社会民主党作为代表的无产阶级已经有了觉悟,它反对一切剥削,既反对封建剥削,又反对资产阶级剥削。在无产阶级看来,并不存在这两种剥削形式中哪一种更公正的问题。在它看来,问题始终在于摆脱剥削的历史条件是否已经成熟。”(第199页)“据统计学家的计算,土地没收以后,地主不劳而获的、为数大约5亿卢布的收入将归人民所有。农民当然会拿这笔款项去改善自己的经济,扩大生产,增加自己的消费。”(第14妇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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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杜马第二十二次会议上(907年4月5日)就土地问题发言的有阿尼金和阿列克辛斯基。前者着重指出“高级官僚同大地产”的联系,并且证明争取自由和争取土地这两种斗争是不可分割的。后者在长篇发言中阐明了在俄国占优势的工役经济的农奴制性质,叙述了马克思主义对于农民反地主土地占有制斗争的基本观点,说明了村社的双重作用(既是“旧时代的残余”,又是“影响地主庄园的机构”)以及906年11月9日和15日颁布的两个法令的意义(除地主外现在又加上富农这个“支柱”)。发言人用数字表明“农民缺地就是贵族地多”,并说明了立宪民主党所主张的“强制”转让等于是“强制人民做有利于地主的事情”(第1635页)。阿列克辛斯基直接援引“立宪民主党的机关刊物《言语报》上所说的话”(第16页),该报承认立宪民主党人说了真话:他们所希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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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种土地委员会是由地主构成的。在阿列克辛斯基发言后隔了一次会议才发言的立宪民主党人塔塔里诺夫,被驳得无话可说,这点我们已经讲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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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佐尔在第三十九次会议(1907年5月16日)上的发言是一个典型例子,它说明马斯洛夫对马克思地租理论所作的有名的“批判”以及对土地国有化概念所作的相应的歪曲,竞使得我们一部分社会民主党人去求助于对马克思主义者说来是多么不体面的论据。奥佐尔是这样反驳社会革命党人的,他说:他们的“草案在我看来是毫不中用的,因为它主张废除生产资料私有制,在这里所说的就是废除土地私有制,同时却又主张保存厂房私有制,不仅保存厂房私有制,甚至还保存住宅和建筑物私有制。草案第2页说到凡是建造在土地上面并且用资本主义方式经营的建筑物,都仍旧是私有财产。这样每个私有主都会说:请你们支付使用国有化土地以及铺设街道等等的一切费用吧,这些房屋的租金却由我来收。这不是什么国有化,只不过是以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形式获得资本主义收入的更简易的方法而已”(第66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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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这还不就是马斯洛夫的那一套!第一,这是重复右派和立宪民主党人所谓不触动资产阶级剥削便不能消灭封建剥削的庸俗论据。第二,这暴露出了他在经济问题上惊人的无知,他竞认为城市住宅等等的“租金”绝大部分是地租。第三,我们这位“马克思主义者”也如马斯洛夫一样完全忘记了或是否认?)绝对地租。第四,照他说来,马克思主义者否认社会革命党人所主张的“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形式”是较好的形式!这真是马斯洛夫的地方公有化主张最精彩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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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列铁里在一次长篇总结发言中(907年5月26日第四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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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次会议)为地方公有化进行了辩护,他当然比奥佐尔想得周到:然而正是策列铁里为这一主张所进行的镇密的、深思熟虑的和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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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二楚的辩护,特别突出地暴露了地方公有派所持的基本论据的虚伪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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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列铁里在发言的开头对右派的批评,在政治上是完全正确的。他出色地反驳了那班用类似法国革命这样的动荡来恐吓人民的自由派骗子。他说:“他盛加略夫)忘记了,法国正是在没收地主土地以后,正是由于没收了地主土地才重新强盛起来的。”(第1228页)策列铁里提出的“完全消灭地主地产和完全肃清地主官僚制度”(第1224页)的基本口号,也是完全正确的。但是,一谈到立宪民主党人,他那种错误的孟什维主义立场就开始表现出来了。策列铁里说:“强制转让土地的原则在客观上是解放运动的原则,然而并非所有赞成这一原则的人都意识到或都愿意承认从这一原则中必然得出的一切结论。”(第1225页)这是孟什维主义的基本观点,即认为我国革命中划分基本政治派别的“分水岭”是在立宪民主党的右面,而不是如我们所认为的那样是在立宪民主党的左面。这种观点是错误的,这从策列铁里的明确的表述中看得尤为清楚,因为有了1861年的经验之后,实行主要是保护地主利益、保存地主政权和巩固新盘剥制的强制转让,毫无疑义是完全可能的。策列铁里下面这个声明就更加不对了,他说:“在土地使用形式的问题上,我们(社会民主党人)同他们(民粹派》的距离”比我们同立宪民主党人的距离“更远。”(第1230页)发言人接着就批评劳动“土地份额”和消费“土地份额”。在这点上他说得完全正确,然而正是在这个问题上,立宪民主党人丝毫也不比劳动派好,因为立宪民主党人把“土地份额”一语用得更滥。不仅如此。立宪民主党人胡扯那些荒唐的“土地份额”,是因为他们有官僚主义的思想,有出卖庄稼汉的倾向。对庄稼汉说来,“土地份额”是民粹派知识分子从外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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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来的,我们从上面第一届杜马代表契热夫斯基和波亚尔科夫的例子中,已经看到农村中的实际工作者如何一针见血地批评了那些所谓的“土地份额”。如果社会民主党人把这点向农民代表们解释清楚,如果他们对劳动派的法案提出否认土地份额的修正案,如果他们在理论上说明与“土地份额”毫无共同之点的国有化的意义,那么农民革命的领袖就会是社会民主党人,而不是自由派了。而孟什维主义的立场就是要无产阶级屈从于自由派的影响。特别奇怪的是居然在第二届杜马中说什么我们社会民主党人距离民粹派远,因为立宪民主党人表示赞成限制土地的出卖和抵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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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列铁里接着在批评国有化主张时举出了三条理由:(1)“官吏成群”,(2)“对待小民族极不公正”,(3)“一旦发生复辟”“武器会落入人民的敌人的手中”(第1232页)。这是如实陈述了那些使我党的纲领得以通过的人的观点,策列铁里既然是党的一员,他当然不得不陈述这些观点。至于这些观点如何站不住脚,这种纯政治上的批评是何等的肤浅,我们在上面已经指出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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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列铁里提出了赞成地方公有化的六条理由:(1)在实行地方公有化时“可以保证把这些资金(即地租〉真正用来满足人民的(:)需要”(原文如此!第1233页)一一这是一种过分乐观的看法:(2)“地方自治机关将努力改善失业者的生活状况”一一例如在民主的和非中央集权的美国就是如此(?):(3)“地方自治机关可以占有这些(大的)农场,并组织示范农场”:(④)“在农业危机时期…将无偿地把土地租给无地农民和贫苦农民”(原文如此!第1234页).这已经是比社会革命党人的宣传还槽糕的蛊惑人心的宣传了,这已经是资产阶级革命中的小市民社会主义纲领了:(⑤)“是民主制度的支柱”一一哥萨克自治机关之类的东西:(6)“转让份地…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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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起可怕的反革命运动”一大概是违反一切主张土地国有的农民的意志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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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民主党人在第二届杜马中的发言,总结起来就是:在赎买问题和地主土地占有制同当前国家政权的关系问题上起若领导作用,而在土地纲领问题上则堕落到立宪民主主义的立场,证明他们不了解农民革命的经济条件和政治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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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届杜马关于土地问题的全部讨论,总结起来就是:右派地主对本阶级的利益认识最清楚,对于在资产阶级的俄国为维持本阶级的阶级统治所需要的经济条件和政治条件认识也最明确。自由派实际上是附和右派地主的,企图以最卑鄙最虚伪的方式把庄稼汉出卖给地主。民粹派知识分子使农民纲领具有官僚主义的味道和小市民那种夸夸其谈的味道。农民最激烈最直接地表现了他们反对一切中世纪残余和一切中世纪土地占有制形式的自发的革命性,但是他们对这场斗争的政治条件的认识还不十分明确,天真地把资产阶级自由的“乐土”理想化了。资产阶级的民族代表由于小民族所处的隔绝状态在颇大程度上持狭隘观点和偏见,所以他们参加农民斗争时总是有些胆怯。社会民主党人坚决维护农民革命,他们阐明了当前国家政权的阶级性质,但是由于党的土地纲领的错误未能始终一贯地领导农民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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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问题是俄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根本问题,它决定了这场革命的民族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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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问题的实质,是农民为了消灭地主土地占有制,为了消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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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国农业制度中以至俄国整个社会政治制度中的农奴制残余而进行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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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俄1050万农户共拥有7500万俄亩土地。3万个大地主(主要是出身贵族的,也有一部分是暴发户)每户有500俄亩以上,总共拥有7000万俄亩土地。这就是基本的背景。这就是农奴主一地主在俄国农业制度中以至整个俄国国家和俄国生活中占统治地位的基本条件。大地产占有者是经济意义上的农奴主:他们的土地占有制的基础是农奴制历史造成的,是名门贵族数百年来掠夺土地的历史造成的。他们目前的经营方式的基础是工役制(即徭役制的直接残余),是一种利用农民的农具、利用无数种盘剥小农的形式(如冬季雇佣制、年租、对分制地租、工役租以及利用债务、割地、森林、草地、饮马场等等来进行盘剥)的经济。最近半个世纪以来俄国的资本主义已大大向前发展了,农业方面再要保存农奴制度已经是绝对不可能了,消灭农奴制度的斗争已采取暴力性危机即全国规模的革命的形式。但是,在资产阶级国家里消灭农奴制可能有两条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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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条消灭农奴制的道路,就是农奴主一地主农场缓慢地转变为容克一资产阶级农场,大批农民变成单身无靠的农民和雇农,用暴力保持群众贫穷的生活水平,同时分化出一小撮大农,也就是资本主义必然要在农民中间造成的资产阶级大农。黑帮地主及其大臣斯托雷平正是走的这条道路。他们已经认识到,如果不用暴力来摧毁陈腐不堪的中世纪的土地占有形式,就不能为俄国的发展扫清道路。因此,他们大胆采取了这种有利于地主的摧毁手段。他们抛弃了不久以前还常见的官僚和地主对半封建式的村社的同情。他们避开一切“符合宪法的”法律,以便用暴力来摧毁村社。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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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给富农以完全的行动自由,让他们去掠夺农民群众,去摧毁原来的土地占有制,使成千上万的农户破产:他们让有钱人去“任意洗劫”中世纪的农村。他们为了维持本阶级的统治只能这样做,因为他们已经意识到必须适应资本主义的发展,而不是同它作斗争。而他们为了维持自己的统治,就只能联合“暴发户”,联合拉祖瓦耶夫和科卢帕耶夫这班人去反对农民群众。他们别无出路,只有向科卢帕耶夫们大声疾呼:发财吧!发财吧!我们让你们有一本万利的发财机会,只要你们在这种新的情况下帮助我们挽救我们政权的基础!为了走这条发展道路,就必须对农民群众和无产阶级连续不断地、有步骤地、毫无顾忌地施用暴力。于是反革命地主就急忙在各方面组织这种暴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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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条发展道路,我们称之为美国式的资本主义发展道路,以别于第一条道路,普鲁士式的道路。第二条道路也要求用暴力来摧毁旧的土地占有制,只有俄国自由派这些愚纯的小市民,才会梦想俄国的极其尖锐的危机有可能毫无痛苦地和平地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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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这种必要的和不可避免的摧毁也可能有利于农民群众而不是有利于一小撮地主。一大批自由的农场主可能成为资本主义发展的基础而根本不要什么地主经济,因为地主经济整个说来在经济上是反动的,而农场经济的因素通过我国以前的经济发展历史己经在农民中形成了。沿着这条资本主义发展的道路,我国的资本主义一定会随着国内市场大规模的扩大,全体居民的生活水平、干劲、主动精神和文化水平的提高而更广泛、更自由、更迅速地发展起来。俄国有辽阔的待垦土地,由于俄国内地的农民群众遭受农奴制的压迫,由于对土地政策采取了农奴主一官僚式的态度,这些土地极难得到利用,但是这些土地为深入而广泛地大规模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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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和提高生产提供了经济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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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发展道路不只是需要消灭地主土地占有制。这是因为农奴主一地主的统治数百年来在国内整个土地占有制上都留下了自己的烙印,不仅在农民的份地上,而且在比较自由的边疆地区的移民的地产上也留下了这种烙印:贯穿专制政府的移民政策的是项固的官吏进行的亚洲式的干涉,他们妨碍移民自由定居,把新的土地关系弄得非常混乱,把俄国中部农奴制官僚主义的毒素散布到俄国的边疆地区①。在俄国,不仅地主土地占有制是中世纪式的,而且农民份地占有制也是中世纪式的。这种占有制极其混乱。它把农民分为无数细小的中世纪式的类别和等级。它反映出数百年来中央和地方政权粗暴干涉农民土地关系的历史。它象把人赶入犹太人居住区那样,强迫农民参加具有纳税性质的中世纪式的小团体,参加共同占有份地的团体即村社。而俄国的经济发展实际上就是要使农民摆脱这种中世纪的状况,经济发展的结果,一方面造成份地的出租和撂荒现象,另一方面,又会把占有制形式极不相同的小块土地,把农民自己所有的份地、租来的份地、买来的私有土地、租来的地主土地、租来的官地等等凑在一起,建立未来的自由的农场主(或容克俄国的未来的大农)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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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在俄国建立起真正自由的农场主经济,必须“废除”全部土地一无论是地主的土地还是份地一的“地界”。必须摧毁一切中世纪的土地占有制,必须为自由的业主经营自由的土地铲除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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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亚·考夫曼先生在移民与垦殖静(旧05年圣彼得堡版)一书中提供了移民政策史的概况。作者是个十足的“自由主义者”,他对于农奴主的官僚制度是极为尊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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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土地方面的特权。必须尽最大的可能保证自由交换土地、自由迁居、自由扩大地块,建立新的自由的协作社来代替陈旧的带纳税性质的村社。必须把一切土地上的中世纪垃圾全部“清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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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现这种经济必要性的,就是土地国有化,废除土地私有制,将全部土地转归国家所有,就是完全摆脱农村中的农奴制度。正是这种经济必要性使俄国农民群众成了土地国有化的拥护者。大多数小私有农民在905年农民协会代表大会上,在906年第一届杜马中和在907年第二届杜马中,即在整个革命第一个时期中,始终表示赞成国有化。他们之所以赞成国有化,并不是因为“村社”在他们中间培育出了什么特殊的“萌芽”,培育出了什么特殊的、非资产阶级的“劳动原则”。恰恰相反,他们之所以赞成土地国有,是因为实际生活要求他们摆脱中世纪式的村社和中世纪式的份地占有制。他们之所以赞成国有化,并不是因为他们想要建立或者能够建立社会主义的农业,而是因为他们过去和现在都想要建立而且能够建立真正资产阶级的小农业,也就是在最大程度上摆脱一切农奴制传统的小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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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见,在俄国革命中斗争着的各阶级对土地私有制问题持不同的态度,并不是什么偶然现象,也不是由于受了哪一种理论的影响(如有些目光短浅的人所认为的那样)。这种不同的态度,完全取决于俄国资本主义发展的条件以及资本主义在当前这个发展时期提出的要求。全体黑帮地主、整个反革命资产阶级(包括十月党人和立宪民主党人在内)都拥护土地私有制。全体农民和整个无产阶级则反对土地私有制。改良主义的道路就是建立容克一资产阶级俄国的道路,其必要的前提是保存旧土地占有制的基础,并且使这种基础适应资本主义,而这一适应过程是缓慢的,对多数居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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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民主党在俄国第一次革命中的土地纲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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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说是痛苦的。革命的道路是真正推翻旧制度的道路,它必然要求消灭俄国一切旧的土地占有形式以及全部旧的政治机构,以建立自己的经济基础。俄国革命第一个时期的经验已经彻底证明:俄国革命只有作为农民土地革命才能获得胜利,而土地革命不实行土地国有化是不能全部完成其历史使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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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民主党作为国际无产阶级的政党,作为争取在全世界实现社会主义的政党,当然不能把自己和任何资产阶级革命的任何时期联结在一起,不能把自己的命运同某一资产阶级革命的某种结局联结在一起。无论结局怎样,我们都应当是独立的、纯粹无产阶级的政党,应当坚定不移地领导劳动群众去实现他们的伟大的社会主义目标。因此,我们根本不能担保资产阶级革命的一切成果都永远巩固,因为资产阶级革命的一切成果的不巩固和内部的矛盾是资产阶级革命本身内在的固有的现象。“臆造”“防止复辟的保证”不过是糊涂的表现。我们的任务只有一个:为了团结无产阶级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要最坚决地支持一切反对旧制度的斗争,在新兴的资产阶级社会中尽量争取有利于无产阶级的一切条件。由此必然得出结论:我们社会民主党在俄国资产阶级革命中的纲领只能是土地国有化。正如我党纲领的任何其他部分一样,我们应该把土地国有化同政治改革的一定形式和一定阶段联系起来,因为政治变革和土地变革的规模不可能不一样。正如我党纲领任何其他部分一样,我们应该把土地国有化同小资产阶级的幻想、同官僚知识分子关于“土地份额”的废话、同巩固村社或平均使用土地这类反动的空话严格地区别开来。无产阶级的利益需要的不是为某一资产阶级变革臆造出特殊口号、特殊“计划”或“体系”,而只需要彻底地表明这一变革的客观条件,清除对经济上不可抗拒的客观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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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的幻想和空想。土地国有化不仅是彻底消灭农业中的中世纪制度的唯一方式,而且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可能有的最好的土地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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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国社会民主党人所以暂时拒绝这个正确的土地纲领,有三个原因。第一,俄国“地方公有化”的倡导者彼·马斯洛夫“修改了”马克思的理论,屏弃了绝对地租理论,翻新了半陈腐的资产阶级学说,即关于土地肥力递减规律和这一规律同地租理论的联系等等的学说。否认绝对地租就等于根本否认土地私有制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经济意义,结果必然会歪曲马克思主义对于国有化的观点。第二,俄国社会民主党人还没有具体看到农民革命的开始,他们对这场革命的可能性不能不持谨慎的态度,因为要取得这场革命的胜利确实需要有许多特别有利的条件,需要有群众特别高涨的革命觉悟、革命劲头和革命首倡精神。俄国马克思主义者没有现成的经验,并且认为不能臆造出资产阶级的运动,他们自然就不可能在革命开始以前提出正确的土地纲领。然而,他们却犯了如下错误:甚至在革命开始以后他们也没有把马克思的理论运用于俄国的特殊情况(马克思和恩格斯一直教导我们说,我们的理论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却毫无批判地重复别人在不同条件下、在另一个时代运用马克思的理论所得出的结论。例如,德国社会民主党人没有采纳马克思要求实行土地国有化的一切旧纲领,这本来是一件很自然的事,因为德国已经彻底成为一个容克一资产阶级的国家,那里在资产阶级制度基础上产生的一切运动都已经成为过去,那里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有什么拥护国有化的人民运动。由于容克一资产阶级分子占优势,国有化计划实际上变成了一种玩物,甚至变成了容克掠夺群众的工具。德国人拒绝谈论什么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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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知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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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民主党在俊国第一次革命中的土地纲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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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这是对的,但是把这个结论搬到俄国来(其实,我国那些看不出地方公有化思想同马斯洛夫修改马克思理论有什么联系的孟什维克正是这样做的),那就是不善于思考各个具体的社会民主党在其历史发展的特殊时期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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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地方公有化纲领明显地表现出孟什维主义在俄国资产阶级革命中的整个错误的策略方针,即不了解只有“无产阶级和农民的联盟”①才能保证这一革命的胜利。不了解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革命中的领导作用,力图使无产阶级袖手旁观,使它去适应不彻底的革命结局,把它从领袖变为自由派资产阶级的帮手(其实是替自由派资产阶级当粗工和奴仆)。“工人们,不要迷恋吧,要适应情况,慢慢前进”一一纳尔苏修斯·土波雷洛夫针对“经济派”(即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第一批机会主义者)说的这句话,充分表达了我党现行土地纲领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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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同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迷恋倾向”进行斗争,不应该缩小而应该扩大革命的规模和无产阶级所规定的革命任务。我们不应当鼓励“地方主义”,不管这种思想在小资产阶级的落后阶层或享受特权的农民(哥萨克)中间有多么严重。我们不应当鼓励各民族彼此隔绝。不,我们应当向农民讲清楚统一对于胜利的意义,应当提出口号,使运动的范围扩大而不是缩小,将资产阶级革命不能圆满完成归咎于资产阶级的落后,而不是归咎于无产阶级的考虑不周。我们不应使自己的纲领去“适应”“地方的”民主制,不应臆造那种在不民主的中央政权下不可能实现的荒遂的农村“地方公有社会主义”,不应用小市民社会主义的改良去迎合资产阶级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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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考茨基在《社会革命》一书第2版中就是这样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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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束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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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而应使群众的注意力集中于资产阶级革命获得胜利的真正条件,使他们了解到,要保证这种胜利不但需要有地方的民主制,而且一定要有“中央的”民主制,即国家中央政权的民主制,一一不只是一般的民主制,而且一定要是最完全最高级形式的民主制,因为没有这样的民主制,俄国的农民土地革命就会成为空想的(就这个词的科学意义来说)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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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认为在当前这种历史时刻,当黑帮死硬派在第三届杜马中疯狂叫嚣,反革命势力猖狂到了极点,反动势力对革命者、尤其对第二届杜马中的社会民主党代表野蛮地进行政治报复的时候,“不宜于”提出“广泛的”土地纲领。这种想法是同那些加入或赞成俄国社会民主党的广大的小市民知识分子的背叛变节、灰心丧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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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分五裂、颓废堕落一脉相承的。把这些垃圾从工人政党中彻底清除出去,只会有利于无产阶级。反动势力愈猖獗,实际上它就愈是阻碍必然的经济发展,就愈是有效地促进民主运动更大规模的高涨。所以,我们应该利用现在群众行动暂时沉寂的时期,有批判地对大革命的经验进行研究,进行检验,去掉其中的糟粕,并且把这种经验交给群众作为未来斗争的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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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7年1一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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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8年由彼得堡种子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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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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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成单行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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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6卷第93一41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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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7年由彼得堡生活和知识出版社第二次印成单行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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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田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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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民主党在俄国第一次革命中的土地纲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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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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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写于907年年底。908年在彼得堡印好后,被沙皇书报检查机关抄获销毁了。保全下来的只有一本,书末还缺了几页(本版第2田页以后的几页),这个结尾是现在补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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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革命提出的俄国的土地问题已经比905一907年间要广泛、深刻、尖锐得多了。我希望,了解我党在第一次革命中的纲领的历史,会有助于大家更正确地了解现在革命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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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要着重指出一点,就是战争使各交战国遺到空前的灾祸,但同时它又大大地加速了资本主义的发展,使垄断资本主义向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转化,以致无论是无产阶级还是革命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都不能把自己的活动局限于资本主义范围之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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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生活已经超出了这种范围,己经把在全国范围内调节生产和分配、实行普遍劳动义务制、强迫辛迪加化(合并成为联合组织)等等提到日程上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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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样的情况下,土地纲领中的土地国有化问题也必然要有另一种提法。这就是说,土地国有化不仅是资产阶级革命的“最高成就”,而且是走向社会主义的一个步骤。不采取这样的步骤,就不能消除战争的灾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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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贫苦农民的无产阶级,一方面必须把工作重心从农民代表苏维埃转到农业工人代表苏维埃上来,另一方面必须要求把地主田庄的耕畜和农具收归国有,并在这些田庄上成立由农业工人代表苏维埃监督的示范农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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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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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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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我当然不可能详细论述这些极其重要的问题了,只好请关心这些问题的读者去阅读目前出版的布尔什维克的书刊和我的两本小册子:《论策略书》①和《无产阶级在我国革命中的任务(无产阶级政党的行动纲领草案)》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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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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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7年9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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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17年载于社会民主党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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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自列宁全集等俄文第5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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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5一907年俄国第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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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6卷第41241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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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中的土地纲领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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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因卷第135一1妇页.一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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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同上,第150一185页。一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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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田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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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短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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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8年2月13日〔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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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文主义者正在活动。他们拼命散布日本人正在加紧武装的流言,说日本人在满洲集中了600个营,准备进攻俄国。又说土耳其也在积极武装起来,要在今年春季向俄国宣战。还说高加索正在准备暴动,企图脱离俄国(只差没有叫喊说波兰人有什么计划了)。他们用芬兰正在武装的无稽之谈来加紧中伤芬兰,利用波斯尼亚修筑铁路的事实来拼命鼓动反对奥地利。俄国报刊还加紧攻击德国,说它唆使土耳其反对俄国。进行这种活动的,不仅有俄国报刊,而且也有法国报刊。不久前,一名社会民主党人在杜马中正好提到了法国报刊被俄国政府收买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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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欧严肃的资产阶级报刊并不认为这些活动是报界人士凭空捏造的产物,也不认为这是哗众取宠的人玩弄的把戏。不,显然是“统治集团”(应读为黑帮沙皇政府或声名狼藉的“明星院”"之类的秘密宫廷奸党)发出了一种十分明确的暗号,执行若一条有步骤的“路线”,采取了某种“新方针”。外国报刊认为,杜马国防委员会的工作对所有未参加该委员会的杜马代表保密,即不仅对革命政党、而且对立宪民主党人保密,是同这种沙文主义活动有着直接联系的。有的甚至说,俄国政府为了彻底表明它对“立宪”的嘲弄,竞打算不向全体杜马代表而只向黑帮一十月党人把持的委员会请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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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短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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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B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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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加强边防的军事拨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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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谈看西欧一些决非社会主义的、根本不可能对俄国革命持乐观态度的报纸上的两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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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次伸斯麦说过,德国对法国的胜利(1870年)激起了俄国军人的虚荣心,使他们也想去摘取建立战功的桂冠。由于政治、宗教和历史上的种种原因,土耳其似乎成了特别适宜于实现这一目的(1877一1878年间的俄土战争)的对象。显然,现在俄国那些忘记了日俄战争的教训而又不了解国家真正需要的人士,也持有这样的见解。既然在巴尔干已经不必解放什么‘小兄弟’,那么就得想些别的办法来影响俄国的社会舆论。而这些办法,老实说,要比以前的办法更加拙劣:他们竟想把俄国形容成一个受到内外敌人包围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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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国统治集团想用老办法来巩固自己的地位,即一方面用暴力镇压国内的解放运动,另一方面煽动民族主义的感情、制造一些后果无法预料的外交冲突来转移人民的视线,使他们不去注意国内的可悲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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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革命专制政府政策中的这个新的沙文主义方针,究竞有什么意义呢?在对马事件和沈阳事件以后,只有感到自己彻底丧失了根基的人才会采取这样的政策。不管反动派怎样努力,两年反动的经验并没有为黑帮专制政府造成任何稍微可靠的内部支柱,并没有造成任何一种能在经济上复兴专制制度的新的阶级成分。而没有这一点,反革命无论怎样残暴和疯狂,都不能保住俄国现今的政治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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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斯托雷平、黑帮地主还是十月党人都懂得,他们不建立新的阶级支柱,就不能保住政权。因此,他们实行的政策是使农民完全破产,用暴力手段破坏村社,不惜一切代价在农业方面给资本主义扫清道路。在这一方面,那些最有学问、最有教养、最讲“人道”的俄国自由派,如《俄罗斯新闻》的教授们,要比斯托雷平之流盒得多。该报2月1日的一位社论作者写道:“在决定11月的暂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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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D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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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短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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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例的命运的时候,如果昨天还拥护村社的那些斯拉夫主义者竞然支持内阁通过把土地变为单个农户的私有财产的办法来破坏村社,那是没有什么值得奇怪的…甚至可以设想,在杜马中占多数的保守派和内阁有着共同的防卫目的,这会使它们采取甚至比906年的著名法令更带进攻性的办法…结果就会出现一种令人吃惊的情况,即:保守派政府在各保守政党代表的赞助下,为在最不易发生急刷变革的土地关系方面实行激进的改良作准备,而它决意采取这样激进的办法,是以一种占有制优于另一种占有制的抽象理由为根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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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授先生,醒醒吧,把您身上的民粹派老祖宗档案库的灰尘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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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抖,看看两年革命时期内所发生的事情吧。斯托雷平战胜你们不仅靠的是体力,而且靠的是他正确地理解到经济发展中最实际的需要,理解到要用暴力手段摧毁旧的土地占有制。已由革命不可逆转地完成的一大“变动”就是:从前黑帮专制政府可以依靠中世纪的土地占有制形式,而现在却被迫完全地不可逆转地被迫)用飞快的速度破坏这种占有制。这是因为它懂得,不破坏旧的土地制度,就不能摆脱构成俄国革命最深刻的原因的矛盾,即:一方面是最落后的土地占有制和最野蛮的乡村,另一方面又是最先进的工业资本主义和金融资本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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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么说,你们是赞成斯托雷平的土地法喽?一民粹派会大吃一惊地质问我们。不是!放心吧!我们坚决反对俄国一切旧的土地占有制形式,既反对地主土地占有制,也反对农民份地占有制。我们坚决主张用暴力手段摧毁这个正在腐蚀和毒害一切新事物的腐朽的旧制度,我们主张资产阶级性的土地国有化,认为这是资产阶级革命唯一彻底的口号,唯一合乎实际的办法,这种办法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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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短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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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所要求的摧毁的矛头完全指向地主,促使农民群众中分化出经营土地的自由的业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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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国资产阶级革命的一个特点,就是黑帮和农民、工人在革命的基本问题即土地问题上都实行革命的政策。而自由派辩护士和教授却维护最没有生气、最荒谬、最不能实现的主张,即把两种互相对立、互相排斥的摧毁旧制度的手段调和起来,使旧制度根本摧毁不了。要么是农民起义获胜,彻底摧毁旧土地占有制,使因革命而得到新生的农民获得利益,也就是没收地主土地,建立共和国。要么是斯托雷平式的摧毁,这也能革新、而且确实是在革新旧土地占有制,使它适应资本主义关系,但这只是使地主获得利益,代价却是农民群众彻底破产,被用暴力赶出农村,流离失所,死于饥饿,青年农民的精华受到监禁、流放、枪杀和拷打而被消灭殆尽。由少数人来对多数人实行这种政策并不容易,但它在经济上不是不可能的。我们应当帮助人民认清这一点。企图用精心设计的改良办法,和平地、非暴力地摆脱俄国历史几百年来造成的错综复杂的中世纪矛盾,那是顽固的“套中人”的一种最愚纯的幻想。经济上的必要性一定会引起、而且一定会实现俄国土地制度中最“急剧的变革”。历史提出的问题只在于由谁来实现这一变革:是沙皇和斯托雷平领导下的地主呢,还是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农民群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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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对派的联合”是俄国政治报刊当前关注的问题。斯托雷平的警察报纸《俄国报》欢天喜地地说,“联合吗?那立宪民主党人也是革命家了:抓立宪民主党人!”立宪民主党的《言语报》充分表露出官吏的心理,它想证明立宪民主党人也能象十月党人一样温和,于是装腔作势地蹶着嘴,对人家不怀好意地指责他们是革命党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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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D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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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短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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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点竭力表示“道义上”的愤懑,并且说,我们当然欢迎反对派的联合,但是这个联合应当是“从左向右”的运动(2月2日的社论)。又说:“我们有政治上犯错误和失望的经验。反对派的联合,自然要以其中最温和的政党的最低纲领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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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纲领是十分清楚的。立宪民主党人说,领导权归资产阶级自由派,这就是我的条件,这正象1871年法卢对当时向他求援的梯也尔所说的话:实行君主制,这就是我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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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都邮报》1意识到,直截了当地讲出这样的话来是不体面不光彩的,于是它表示“不同意”《言语报》的意见,而用“十月以前的情绪”这样含糊的暗示来支吾搪塞(可恶的书报检查制度使人不能提出明确的政治纲领!),其实是要大家来讲讲价钱,说什么《言语报》想领导,革命家也想领导(指领导新的联合),而对我这个诚实的经纪人就不该酬劳一番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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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一一我们热烈赞同这个口号,特别是当人们在这里暗示(那怕只是暗示也好!)“十月以前的情绪”的时候。不过历史是不会重演的,可爱的政客老爷们!“三年历史”给我们的教训,是任何力量都不能从各阶级的意识中抹掉的。这些教训非常丰富,不但有很多正面的教训(905年工农群众斗争的形式、性质和取得胜利的条件),也有很多反面的教训(两届杜马的破产,即立宪幺幻想和立宪民主党领导权的破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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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想有系统地研究、思考、领会这些教训,并且让群众懂得这些教训,那我们欢迎之至,我们完全赞成“联合”,完全赞成联合起来对革命的叛徒进行无情的斗争。你们不喜欢吗?那我们就分道扬镳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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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以前的”旧口号(“立宪会议”的口号)是很好的,我们(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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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短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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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思想》文集的姆德一姆别生气!)不想抛弃它。但是这个口号还不够,太笼统了,没有反映出实际生活具体提出的各种尖锐问题。我们要用伟大的三年的伟大教训来充实它。我们的“最低纲领”,“我们联合的纲领”是简单而明了的:(1)没收一切地主土地:(②)建立共和国。为此我们就需要有可以用来达到这些目标的那种立宪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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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届杜马的历史,两届立宪民主党人杜马的历史,已经非常清楚地表明,各种社会力量的实际斗争,虽然并非总是被人们意识到,并非总是趋于表面化,却总是对一切巨大的政治事变的结局起着决定性的影响,总是把那些天真幼稚的和老奸巨猾的“立宪主义”门外汉的种种诡计一扫而光,这一斗争完完全全是上述两个“目标”所引起的。不是什么抽象的理论,而是我国人民群众在俄国地主专制制度现实条件下进行斗争的现实经验,在实际上向我们表明了这些口号的必要性。谁能领会这些口号,我们就向他提议“分进”“合击”,打垮那个正在毁灭俄国、杀戮俄国成千上万优秀人物的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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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提出这样的联合纲领,只会成为孤家寡人。”这个说法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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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读一读无党派农民在头两届杜马中的发言,你们就会明白,我们的联合纲领不过是表达了他们的愿望、他们的需要以及从这种需要中得出的最必要的结论。至于不了解这种需要的人,从立宪民主党人一直到彼舍霍诺夫(据莫斯科来信说,他也在那里宣传“联合”),我们就要为了“联合”而同他们作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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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将是一场硕强的战争。我们善于在革命以前长期进行工作。人们说我们坚如磬石,这不是没有原因的。社会民主党人已建立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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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D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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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短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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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产阶级的党,这个党决不会因第一次军事进攻遭到失败而心灰意懒,决不会张皇失措,决不会热中于冒险行动。这个党在走向社会主义,而没有把自己和自己的命运同资产阶级革命某个阶段的结局联结在一起。正因为如此,它就不会有资产阶级革命的种种弱点。这个无产阶级的党正在走向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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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于日08年2月13日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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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自列宁全集静俄文第5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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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产者报影第21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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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6卷第414一42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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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产者报》编辑部的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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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8年2月13日〔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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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杂志第20期刊载了亚·波格丹诺夫论恩斯特·马赫一文的译者序,译者姓名不详。序中有如下一段话:“遗憾的是,在俄国社会民主党内,出现了一种把对马赫的这种或那种态度变成党内派别划分问题的强烈倾向。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的十分严重的策略分歧,由于这种在我们认为同策略分歧完全无关的问题(具体是:马克思主义在理论认识上是同斯宾诺莎和霍尔巴赫的学说相吻合,还是同马赫和阿芬那留斯的学说相吻合?)上的争论而更加严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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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产者报》编辑部作为布尔什维克派的思想上的代表者,认为有必要就此发表如下声明。这种哲学上的争论实际上并不是派别的争论,而且照编辑部的意见,这也不应当成为派别的争论:任何想把这种分歧当作派别分歧的企图,都是根本错误的。无论在这个或那个派别里,都有两种哲学流派的拥护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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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于日08年2月13日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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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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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产者报》第21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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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6卷第42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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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土地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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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8年2月20日〔3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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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13日,星期三,尼古拉二世接见了第三届杜马的307名代表。沙皇同黑帮分子鲍勃凌斯基和切雷舍夫的亲切谈话,是专制政府同参加同盟的匪帮又一次接吻的滑稽表演。尼古拉的声明却严肃得多,他说杜马最近就要通过新的土地法,说任何强制转让的念头都应该打消,因为他,尼古拉二世,决不会批准这样的法律。《法兰克福报》的记者报道说:“沙皇的话使农民心情沉重。”沙皇本人的“关于土地问题的声明”所起的鼓动作用,无疑是很大的,我们只能对这个有才干的鼓动家表示欢迎。但除了鼓动作用,这一反对强制转让的严厉举动还有重大的意义,它表明地主的君主制最终走上了土地政策的新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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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根本法第87条颁布的著名的杜马外的法令一906年11月9日的法令及此后的法令一一开始了沙皇政府的这项新土地政策的时期。在第二届杜马中,斯托雷平确认了这项政策,右翼的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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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党的代表赞成这项政策,立宪民主党人(他们被奸党的前厅中传出的关于解散杜马的流言吓坏了)拒绝公开谴责这项政策。现在,在第三届杜马中,土地委员会已经在前几天接受了906年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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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土地攻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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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9日法令的基本论点,而且走得更远,承认所有村社中24年来没有重新分配的农民地块归农民私有。农奴主一地主俄国的元首在2月13日接见时,高声地表示赞成这个政策,他大声疾呼(显然是为了让无党派的农民知道),说他决不会批准任何有利于农民的强制转让的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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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皇、地主和大资产阶级(十月党人)的政府最终改行新的土地政策,这是具有巨大的历史意义的。俄国资产阶级革命(不仅是现在的革命,而且还有将来可能发生的民主革命)的命运主要取决于这一政策的成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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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转变的实质是什么呢?迄今为止,旧的中世纪的农民份地占有制和他们“自古以来的”村社的不可侵犯性,受到反动俄国的统治阶级的热烈拥护。农奴主一地主作为俄国改革以前的统治阶级,作为整个旧世纪在政治上主宰一切的阶级,他们执行的完全是保护旧的村社的农民土地占有制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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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开始时,资本主义的发展彻底冲垮了这一制度。旧的等级制的村社,农民对土地的依附,半农奴制农村的因循守旧,这切都同新的经济条件发生了极其尖锐的矛盾。历史的辩证法是:俄国农民在革命时期提出了破坏性最大的要求,直至提出没收地主土地和实行土地国有化(第一届和第二届杜马中的劳动派):而在其他国家,只要稍微整顿一下(从资本主义要求的观点出发)土地制度,农民就能成为制度的支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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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生这些激进的、甚至带有小市民社会主义思想色彩的要求的,绝不是庄稼汉的“社会主义”,而是斩断农奴主土地占有制这团乱麻、为自由的农场主(农业企业主)经营没有任何中世纪障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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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土地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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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扫清道路这种经济上的必然性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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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主义已经不可逆转地破坏了俄国旧土地制度的一切基础。不摧毁这个制度,资本主义就不能向前发展。资本主义必定要破坏这个制度,这是世界上没有任何力量能够阻挡得了的。但这个制度的破坏,可以按照地主的办法,也可以按照农民的办法,可能给地主资本主义扫清道路,也可能给农民资本主义扫清道路。按照地主的办法摧毁旧制度,就是用暴力破坏村社,就是大批贫穷的小业主加速破产和被消灭,使一小撮富农得到好处按照农民的办法摧毁,就是没收地主的地产,把全部土地交给从农民中产生的自由农场主支配(民粹派先生们的“平等的土地权”其实就是业主得到消灭了一切中世纪障碍的土地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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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革命的政府明白了这一点。斯托雷平很正确地理解到:不摧毁旧的土地占有制,就不能保证俄国经济的发展。斯托雷平和地主勇敢地走上了革命的道路,最无情地摧毁了旧制度,让地主和官农任意洗劫农民群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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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自由派和市侩民主派的先生们(开始是半十月党的“和平革新党”,接着是《俄罗斯新闻》,最后是《俄国财富》杂志的彼舍霍诺夫先生)因政府破坏了村社而吵得不可开交,指责这个政府在搞革命!资产阶级自由派在俄国革命中采取的模棱两可的立场从来也没有表现得这样突出。不,先生们,为自古以来的基础被破坏而哭哭啼啼是于事无补的。三年来的革命使调和主义和妥协主义的幻想完全破灭了。问题已经很清楚。要么是勇敢地号召进行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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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这里所叙述的见解同对我们党纲的批评有密切的联系.在无产者报第21号上,这一批评是作为个人的意见发表的:以后各号将详细研究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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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土地攻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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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革命,直至建立共和国,并且同无产阶级结成联盟,从思想上和组织上全面地为进行这样的革命作准备。要么是在斯托雷平一地主一十月党人对村社的进攻面前无谓地长吁短叹,表现出政治上和思想上的软弱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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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点公民的勇气和对农民群众的同情心的人们,请作出选择吧!无产阶级已经作出选择,社会民主工党现在将比任何时候都更加坚决地解释、宜传和在群众中传播农民同无产阶级一起举行起义这一口号,只有这样的起义才是不使斯托雷平“革新”俄国的办法得逞的唯一可能的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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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认为这种办法是不可能实现的(它在欧洲已经不止一次地在较小的范围内试验过了),但是我们要向人民讲清楚,要实现这种办法,只有靠少数人在儿十年中对多数人肆无忌惮地施加暴力,靠大量杀害进步农民。我们不会把注意力集中在修补斯托雷平的革命计划、修正这些计划、削弱这些计划的作用等等上面。我们将以加强我们在人民群众中、特别是在和农民有联系的那些无产阶级阶层中的宜传鼓动工作来回答。农民代表,甚至那些过了警察好多道筛子的、那些由地主选出来的、那些被杜马中的死硬派吓怕了的农民代表,不久以前都表露了自己真正的意向。正如大家在报上看到的,一批无党派的、其中一部分属于右派的农民主张强制转让土地,主张建立由全体居民选举产生的地方土地机关!难怪土地委员会中有一位立宪民主党人说,右派农民比立宪民主党人左。是的,在土地问题上,“右派”农民在所有这三届杜马中的表现都比立宪民主党人左,这就证明:庄稼汉的君主主义思想是一种即将消除的幼稚思想,它同那些自由派市侩的君主主义思想是不同的,自由派市侩是出于阶级私利的君主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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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土地玫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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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奴主的沙皇向无党派的农民叫喊,他决不准许实行强制转让。让工人阶级来回答,让他们向千百万“无党派的”农民高呼:无产阶级号召农民起来为推翻沙皇制度、为没收地主土地而进行群众性的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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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于日08年2月20日(3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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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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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产者报》第22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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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6卷第42242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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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会的中立s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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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8年2月20日〔3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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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上一号《无产者报》登载了我们党中央关于工会的决议。《我们时代报》“向读者报道这一决议时补充说,这一决议是中央委员会一致通过的,孟什维克也投票赞成,因为这一决议同布尔什维克原来的草案相比,已经作了一些让步。如果这个报道是真实的(已停刊的《我们时代报》对于有关孟什维主义的一切一向是非常熟悉的),那我们只有对社会民主党在工会这个重要领域里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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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行动大有进步表示表心欢迎。我们时代报》所谈的那些让步完全是微不足道的,丝毫没有改变布尔什维克草案的基本原则(顺便提一句,这个草案登载在907年10月20日无产者报》第17号上,同时还登载了长篇的说明文章:《工会和社会民主党》)。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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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现在我们全党都承认,进行工会工作,不应当根据工会中立的精神,而应当根据使工会尽可能紧密地接近社会民主党的精神。同时也承认,工会要具有党性,只能通过社会民主党在工会内部做工作,社会民主党人应当在工会中建立团结一致的支部,既然合法的工会不可能存在,就应当建立秘密的工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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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无疑问,这次我们党内两派在工会工作性质问题上意见能够接近,是由于受到斯图加特代表大会的极大影响。正象考茨基在给莱比锡工人作报告时指出的,斯图加特代表大会的决议,否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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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会的中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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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工会中立的原则承认。阶级矛盾大大发展,近来各国国内阶级矛盾日益尖锐,德国多年的经验(在那里,中立政策助长了工会中的机会主义,丝毫也没能阻止特殊的基督教工会和自由派工会的出现),要求工会同政党采取一致行动的那种特殊的无产阶级斗争领域(例如俄国革命中的群众性罢工和武装起义,这些都是西欧无产阶级革命可能具有的形式的楷模)日益扩大,一这一切使中立论完全失去了存在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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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在各无产阶级政党里,工会中立的问题看来已经不会引起什么特别重大的争论了。至于我国的社会革命党人之类的非无产阶级的冒牌社会主义政党,那又另当别论了,他们实际上是知识分子和进步农民的革命资产阶级政党的极左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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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其值得注意的是,在斯图加特代表大会以后坚持中立主张的,在我国只有社会革命党人和普列汉诺夫。而且他们做得很不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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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社会革命党中央机关报《劳动旗帜》最近一号(907年12月第8号)上,有两篇谈工会运动问题的文章。社会革命党人在文章里首先嘲笑了社会民主党《前进报》“的声明,因为这一声明说,斯图加特的决议正是按照伦敦决议的意思,即本若布尔什维主义的精神解决了党同工会的关系问题。我们的回答是,社会革命党人自己在同一号《劳动旗帜》上举出的事实,就雄辩地证明了这样的估计是正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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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旗帜》在谈到905年秋天时写道:“就在这个时候(这也是一个值得注意的事实),俄国的三个社会主义派别即社会民主党孟什维克、社会民主党布尔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第一次面对面地说明了自己对工会运动的看法。莫斯科局受委托抽出成员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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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中央办事处来召集代表大会工会的),它在奥林匹亚剧院组织了一次加入工会的工人的大会①。孟什维克对党的目标和工会的目标所作的划分是经典马克思主义的、严格正统的划分。‘社会民主党的任务是建立一个消灭了资本主义关系的社会主义制度:工会的任务是在资本主义制度范围内改善劳动条件,以争取对劳动有利的出卖劳动力的条件':工会因此具有非党性,它应该包括‘本行业的全体工人,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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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尔什维克论证说,目前不能把政治同职业严格地分开,他们并由此得出结论说:‘社会民主党和工会应当紧密地团结,社会民主党应当领导工会。'最后,社会革命党人要求工会保持严格的非党性,以免造成无产阶级的分裂,但是反对任何把工会的任务和活动限制在某个狭小范围内的做法,并说明这个任务就是同资本展开全面的斗争,也就是说,既进行经济斗争,也进行政治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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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旗帜》自己就是这样来描述事实的!只有瞎子和完全丧失思维能力的人才会否认,在这三种观点中,只有主张社会民主党应同工会紧密团结的观点才是“建议党和工会紧密联系的斯图加特决议所确认的”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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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把这个极其清楚的问题搅糊涂,社会革命党人十分可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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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参加大会的将近1500人。报告见日D5年11月26日劳动促进博物馆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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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1第2期(引文是劳动旗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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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不过应当说,孟什雏克先生们对这个“非党性”的理解是相当独特的,例如,他们的报告人这样来说明自己的观点:“党性问题在莫斯科印刷工会得到了正确的解决,印刷工会建议同志们以个人身分加入社会民主党.”(劳动旗注)圆日05年11月孟什雏克陈述的对中立的看法不是正统的而是庸俗的,请社会革命党先生们记住这一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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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会的中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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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把工会在经济斗争中的独立性同工会的非党性混为一谈。他们写道:“斯图加特代表大会也明确地主张工会的独立性(非党性),也就是说,既否定了布尔什雏克的观点,也否定了孟什维克的观点。”这个结论是从斯图加特决议中下面这段话里得出来的:“这两个组织(党和工会〉中,哪一个都有与自己的性质相适应的范围,它应当在这个范围里完全独立地活动。但同时还有一个日益大的范围”等等,如上所引。竞有这样好开玩笑的人,居然把工会在“与自己的性质相适应的范围内”保持“独立性”的要求同工会的非党性,或者同工会应该在政治和社会主义革命任务方面紧密接近党的问题混为一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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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一来,我们的社会革命党人就把关于对“中立”论的估价这个基本的原则性的问题完全岔开了,这个“中立”论实际上是在加强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影响。他们不谈这个原则问题,在目前存在着几个社会主义政党的情况下宁可只谈俄国的各种特殊关系的问题,并且歪曲斯图加特决议中的东西。《劳动旗帜》写道:“这里不必借口说斯图加特决议摸糊不清,因为普列汉诺夫先生以党的正式代表的身分在国际代表大会上的发言,已使所有模糊不清的地方和有怀疑的地方都一扫而光了,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看到社会民主党中央委员会发表相应的声明,说‘普列汉诺夫同志这样的发言是在瓦解统一的党的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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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革命党先生们!你们当然有权讽刺我们中央委员会要普列汉诺夫守规矩。你们有权认为,比方说那个不公开斥责给立宪民主党捧场的格尔舒尼先生的政党是可以尊敬的。但是为什么要公然撒谎呢?普列汉诺夫在斯图加特代表大会上并不代表社会民主党,他只是社会民主党33个代表当中的一个。他所代表的不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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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民主党的观点,而是现今对社会民主党及其伦敦代表大会决议持反对态度的孟什维克观点。社会革命党人不会不知道这一点,这就是说,他们是有意在撒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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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研究工会和政党的相互关系问题的委员会上,他(普列汉诺夫)的原话是:俄国有11个革命组织,工会到底应当同其中哪一个建立联系呢?…把政治上的分歧带到工会中去,在俄国是有害的。’对这一点,委员会的全体委员一致表示,不能这样来理解大会的决议,他们“决不规定工会和工会会员必须是社会民主党的党员',也就是说,他们也同决议所指出的一样,要求工会有完全的独立性'。”(黑体是劳动旗帜》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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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旗帜》的先生们,你们弄错了!在委员会里,有一个比利时同志问道,可不可以规定工会会员必须参加社会民主党,大家都回答他说,不能。而另一方面,普列汉诺夫对决议提出了一个修正案:“同时不应当忽视工会组织的统一”,这个修正案被通过了,但不是一致通过的(代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观点的沃伊诺夫同志投票赞成这一修正案,我们认为,投票赞成是对的)。情况就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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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民主党人在任何时候也不应当忽视工会组织的统一。这话完全正确。但是,这话也适用于社会革命党人,在工会组织宣布自己要同社会民主党建立紧密联系的时候,我们请社会革命党人考虑一下这个“工会组织的统一”!至于“规定”工会会员“必须”参加社会民主党的问题,从来也没有人这样想过,这是社会革命党人由于害怕而产生的错觉。但是要说斯图加特代表大会曾经禁止工会宣布自己要同社会民主党建立紧密联系,或者禁止真正实现这种联系,那是瞎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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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旗帜》写道:“俄国社会民主党人正在进行始终不渝的和最坚决的斗争来夺取工会,使工会服从他们党的领导。布尔什维克是直接地、公开地这样做的·孟什维克选择了较为迁回的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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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社会革命党先生们,说得对!为了工人国际的威信,你们有权要求我们有分寸地、有耐性地进行这场斗争,同时“不要忽视工会组织的统一”。我们十分乐意承认这一点,同时要求你们也承认这一点,但是我们决不放弃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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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普列汉诺夫可是说过把政治上的分歧带到工会中去是有害的呀…不错,普列汉诺夫是说过这种蠢话,社会革命党先生们自然会抓住这些话了,他们老是抓住一切最不值得仿效的东西。但是应当遵循的不是普列汉诺夫的话,而是代表大会的决议,执行这个决议就不能不“带来政治上的分歧”。这儿举一个小小的例子。代表大会的决议说,工会不应当遵循“劳资利益调和论”。我们社会民主党人肯定地说,要求在资产阶级社会中平分土地的土地纲领是以劳资利益调和论作根据的①。我们将永远反对由于这种分歧(甚至由于同君主派工人的分歧)而破坏罢工等等行动的统一,但是我们永远要“把这种分歧带到”工人中间去,特别是要带到所有的工人团体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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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列汉诺夫拿11个政党作借口,这也是不聪明的。第一,并不是只有俄国才有各种各样的社会主义政党。第二,在俄国只有两个比较认真地进行竞争的社会主义政党一社会民主党和社会革命党,因为把各民族的政党放在一起是十分荒谬的。第三,真正社会主义的政党的统一的问题,完全是另一个问题:普列汉诺夫把这个问题扯在一起,就把事情搅乱了。我们随时随地都应当坚决主张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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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现在连某些社会革命党人也认识到了这一点,从而向马克思主义迈出了坚决的一步。见非尔索夫先生和雅科比先生的一本非常有趣的新书,我们很快就要同无产者报》的读者详细谈谈这本书.日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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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同工人阶级的社会主义政党接近,而在某个国家、某个民族中,哪一个政党是真正社会主义的、真正工人阶级的政党,这是另外一个问题,这个问题不应由国际代表大会的决议来决定,而应由各民族政党之间的斗争进程来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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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列汉诺夫同志对这个问题的论断的错误的严重性,从他发表在907年现代世界》杂志3第12期上的一篇文章中可以看得特别清楚。普列汉诺夫在第55页上举出了卢那察尔斯基所说的话:工会中立是德国修正主义者坚持的。普列汉诺夫对此的回答是:“修正主义者说工会应当中立',意思是说,应当利用工会来同正统的马克思主义作斗争。”于是普列汉诺夫推论说:“取消工会的中立是毫无用处的。即便我们使工会在形式上紧紧地依从于党,而党内是修正主义者的‘思想'占了上风,那么,取消工会中立就只会是马克思的批评家'的一个新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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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议论就是普列汉诺夫最惯于使用的回避问题和避开争论实质这一手法的典型例子。如果修正主义者的思想在党内真的占了上风,那就不是工人阶级的社会主义政党了。问题完全不在于这样的党是怎样形成的,以及其中有着怎样的斗争和怎样的分裂。问题在于,每个资本主义国家都有社会主义政党和工会,而我们的任务是确定它们之间的基本关系。资产阶级的阶级利益必然要求把工会的活动限制在现行制度基础上的狭小范围以内,割断工会同社会主义运动的一切联系,而中立论就是这种资产阶级要求的思想外衣。社会民主党党内的修正主义者总是会以这种或那种方式在资本主义社会里为自己开辟道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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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在欧洲,在工人的政治运动和工会运动的初期,可以坚持工会中立,因为在无产阶级斗争比较不发达和资产阶级还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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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常不断地影响工会的时期,工会中立可以作为扩大无产阶级斗争的初步基础的手段。目前,从国际社会民主党的角度来看,坚持工会中立就完全不妥当了。普列汉诺夫断定说,“马克思要是还在世的话,也会主张德国工会中立”,他忽略了马克思的言论的完整性和马克思的学说的整个精神,对马克思的“一段话”作了片面的解释从而得出这样的论据,我们看了只能一笑置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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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列汉诺夫写道:“我主张中立,但这是倍倍尔所说的中立,而不是修正主义者所说的中立。”这样说话,就是在借助倍倍尔来赌咒发誓,结果还是往泥潭里爬。不用说,倍倍尔是国际无产阶级运动的一个大权威,是一个很有实践经验的领袖,一个对革命斗争的要求十分敏感的社会主义者,因而当他失足的时候,在百分之九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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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的情况下都是自己从泥潭里爬出来的,而且还把愿意跟他走的人拉出来。倍倍尔在布雷斯劳(1田5年)同福尔马尔一起维护修正主义者的土地纲领,他坚持(在埃森)防御战和进攻战有原则性的区别,他准备把工会“中立”当作一条原则,这些都是错误的。我们很乐意相信,如果普列汉诺夫只是同倍倍尔一起往泥潭里爬,那对普列汉诺夫来说,这种情况是不多见的而且是不会长久的。不过我们还是认为,不应当在倍倍尔犯错误的时候去仿效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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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说,需要中立是为了团结所有认为有必要改善自己的物质状况的工人一一普列汉诺夫也特别强调这一点。但是说这种话的人忘记了,当阶级矛盾发展到目前的阶段,即使是在现代社会应该怎样争得物质生活改善这一问题上,也不可避免地必然会产生“政治上的分歧”。工会中立论与认为工会必须同革命的社会民主党紧密联系的理论不同,它必然倾向于采取缓和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手段来争取这种改善。关于这一点,普列汉诺夫撰文维护中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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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那一期《现代世界》杂志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明显的例子(这个例子恰好牵涉到对最近工人运动中的一件极有趣的事情的估计)。在这一期杂志上,除了普列汉诺夫的文章,还有埃·皮·先生的一篇文章,他赞扬英国著名的铁路工人领袖理查·贝尔用妥协办法结束了工人同公司经理的冲突。贝尔被说成是“整个铁路工人运动的灵魂”。埃·皮·先生写道:“毫无疑问,贝尔以自己的稳健的、镇密的、坚定的策略赢得了铁路职工联合会的绝对信任,该会会员决心毫不动摇地处处跟着贝尔走。”(现代世界》杂志第12期第75页)这种观点同中立主义的联系不是偶然的,而是实质性的,因为中立主义认为把工人团结起来主要是为了争取改善工人的生活状况,而不是为了进行能促进无产阶级解放事业的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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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这种观点同英国社会党人的见解是完全不符合的,英国社会党人看到贝尔的赞扬者居然与著名的孟什维克如普列汉诺夫、约尔丹斯基之流在同一家杂志上发表文章而不受反驳,一定会感到非常惊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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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社会民主党的报纸《正义报》5在11月16日的社论中谈到贝尔同铁路公司的协议时写道:“我们完全同意几乎所有的工联对这个所谓和平条约的谴责…这个条约完全破坏了工联存在的宗旨…这个荒谬的协议…束缚不住工人,如果工人拒绝这个协议,那他们就做对了。”在下一号,即11月23日的报上,伯内特在一篇题为《又出卖了》的文章中谈到这个协议:“三个星期以前,铁路职工联合会还是英国最强大的工联之一,而现在它己降到互助会的水平了。”“发生这种变化不是因为铁路员工进行斗争遭到了失败,而是因为他们的领袖蓄意或者是由于愚钝在斗争以前就把他们出卖给资本家了。”该报编辑部补充说,一个“米德兰铁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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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的雇佣工人”也给编辑部寄来了一封内容类似的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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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这也许是“太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的“特别爱好”吧?不是的。温和的、甚至不愿意称自己是社会主义政党的“独立工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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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L.P.)的机关报(《工人领袖》“)在11月15日刊登了一个铁路工会会员的来信,他在回答所有资本主义报刊(从激进派的《雷诺新闻》到保守派的《泰晤士报》“)对贝尔的过分赞扬时说,贝尔所签订的协议是“工联运动史上最可鄙的一次协议”,他并且把理查·贝尔称作“工联运动的巴赞元帅”。另外有一个铁路员工要求“追究贝尔的责任”,因为他签订了这个“要使工人受七年苦役”的倒霉协议。温和的机关报的编辑部也在同一天报上的社论中称这个协议是“不列颜工联运动的色当”。“要在全国范围内显示有组织的劳动的力量,还从来没有过这样好的机会”,在工人中充满了“空前的热情”和斗争的愿望。文章最后把工人的贫困同“正在准备设宴庆贺的劳合一乔治先生(给资本家当走狗的大臣)和贝尔先生”的胜利作了一个尖刻的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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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极端的机会主义者费边派分子,纯粹知识分子的组织才赞成这个协议,这甚至使同情费边派分子的杂志《新世纪》也感到羞耻,这家杂志不得不承认,虽然资产阶级保守派的《泰晤士报》全文转载了费边派分子的中央委员会的相应的声明,然而除了这些先生以外,“没有一个社会主义的组织、没有一个工联、没有一个杰出的工人领袖”(12月7日出版的那一期第101页)表示赞成这个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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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普列汉诺夫的同事埃·皮·先生运用中立原则的一个范例。问题并不涉及“政治上的分歧”,而只涉及改善现社会的工人的生活状况。英国整个资产阶级、费边派分子和埃·皮·先生都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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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以放弃斗争和接受资本家的恩赐来换得“改善”,而所有社会党人和参加工联的工人则主张工人进行集体的斗争。难道普列汉诺夫现在还要继续鼓吹“中立”,而不宜传工会同社会主义政党的紧密接近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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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于日08年2月20日(3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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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6卷第427一43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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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葡萄牙国王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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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8年2月20日〔3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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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阶级报刊,甚至包括最具有自由主义和“民主主义”倾向的报刊,在谈到葡萄牙这个冒险家被刺事件2的时候,都不能不把黑帮的道德搬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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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一家最优秀的资产阶级民主派报纸法兰克福报》的一位特派记者就是一个例子。这位记者在报道的一开头半开玩笑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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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大群记者在获悉耸人听闻的消息以后,就象扑向猎物一样,立即扑向里斯本。这位先生写道:“我恰巧和一位伦敦的名记者住在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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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房间里,这位记者大肆吹嘘起他的阅历。原来,他为这类事件己经到过贝尔格莱德,可以自认为是个‘采访国王遇刺案的专职记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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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啊,葡萄牙国王的遇害确实是国王们的“职业性事故”。因此,出现一些报道国王陛下职业性“事故”的专职记者,这是并不奇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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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不管这班记者写的报道中如何突出廉价的和庸俗的耸人听闻的情节,真相有时还是掩盖不了的。“一位住在最繁华的商业区的商人”对法兰克福报》记者讲了下面一段话:“我一听说出事,马上就挂旗志哀。但是,很快就来了一些买主和熟人,问我是不是发疯了,是不是打算同朋友们绝交。我问他们:难道谁都没有一点侧隐之心?先生,说来您简直不会相信,我招来了多大的报应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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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葡萄牙国王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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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我只好把旗扯了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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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自由派记者讲了这件事情以后,就发表了一段议论:“象葡萄牙人民这样天性温厚殷勒的人民,看来是学坏了,才会对去世的人也这样切齿痛恨。如果这是真话这无疑是真话,我如果对此避而不谈,就是歪曲历史真相),如果不仅是这种无声的抗议宜告了对週害的国王的判决,如果您随时随地都可以听到对受害者的漫骂,而且是出自‘循规蹈矩的人'之口,那么自然不免使人想探究一下那种使人民心理变得如此不正常的罕见的错综复杂的情势。假如人民连死亡能赎取一切尘世罪恶这个古老的神圣权利都不承认了,那么这样的人民如果不是已经道德堕落,就是这种使他们不能清醒地、公正地评价何题的刻骨仇恨确实有着产生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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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自由派伪君子先生们!你们为什么不把那些法国学者和作家也宜布为道德堕落的人呢?他们不是直到现在不仅对1871年的公社活动家,甚至对193年的活动家,不仅对无产阶级革命的战士,甚至对资产阶级革命的战士都是恨之入骨和肆意谩骂的吗?原因就是在现代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奴仆看来,人民只有“温厚地”忍受戴王冠的冒险家们的胡作非为和横行霸道,才是“正常的”和“道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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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记者继续写道:不然(即如果不看这种特殊的情况),“就无法理解,为什么今天就有一家君主派报纸对人民中的无辜牺牲者表达了甚至在国王被杀时也没有表达过的哀思,为什么现在我们就看得十分清楚,人们竞开始编造起歌颂凶手的神话来了。几乎在每一次行刺案中,各个改党都急于表示自己与凶手无关,而葡萄牙的共和派却对他们中间出现2月1日烈士和英雄'公开表示自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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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资产阶级民主派是过于热心了,他居然把葡萄牙公民对于为剪除闯弄宪法的国王而牺牲的人所表示的尊敬,叫作“革命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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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葡萄牙国王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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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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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家资产阶级报纸米兰《晚间信使报》的一位记者,报道了国王遇刺案发生后葡萄牙书报检查机关无法无天的情景。电讯不准外发。诚实的资产者如此喜欢人民群众的“温厚”,但是大臣和国王却不讲什么“温厚”!取代遇刺国王的葡萄牙冒险家们说得对:既然是战争,就要有作战姿态。消息传递之困难不亚于战时。必须绕道发消息,先寄到巴黎(也许是寄到某个私人通信处),然后再转到米兰。这位记者在2月7日报道说:“甚至在俄国,在热火朝天的革命时期,书报检查机关也从来没有象在目前的葡萄牙这样无法无天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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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记者在公历2月9日报道说:“某些共和派报纸在今天(国王安葬日〉使用的那些言词,我绝对不敢在电讯中重复。”在一篇于2月8日发出、但是比上述通讯晚到的报道中,记者引用了《国家报》就葬仪发表的一段评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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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抬若两个君主的腐烂尸体,抬着正在土崩瓦解的君主制的无用遗酸。这个君主制是依靠背信弃义和种种特权维持的,它的累累罪行玷污了我国两百年来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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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记者又补充说:“当然,这是一家共和派报纸,但是在国正安葬日竟刊登说这种话的文草,这还不说明问题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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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我们也来补充一句:我们觉得应该惋惜的只有一点,就是葡萄牙的共和运动对一切冒险家的惩治还不够坚决,还不够公开。我们惋惜的是,葡萄牙国王事件中还明显地有密谋家采取的恐怖手段的因素,这种恐怖手段软弱无力,实际上达不到目的,即使那种为法国大革命增光的真正的、全民性的、确实能使国家焕然一新的恐怖手段,也还是软弱无力的。也许,葡萄牙的共和运动会更加高涨起来。社会主义无产阶级将永远同情反对君主制的共和派。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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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直到目前为止,在葡萄牙只是杀死了两个君主,使君主制受到惊吓,而没有能够把它消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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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各国议会中的社会党人,都以不同方式对葡萄牙人民和葡萄牙共和派表示了同情,对统治阶级(它们的代表竞遣责刺杀冒险家的行为并同情冒险家的继承人)表示厌恶。有些社会党人在议会中公开表明了自己的观点,有些社会党人在听到对“蒙难”君主制表示同情的发言时退出了会场。王德威尔得在比利时议会中选择了“中间”的(最坏的)道路,他挖空心思地想出了一句话,说他对“所有的死者”都表示敞意,就是说,既包括国王,也包括谋杀国王的人。但愿在全世界社会党人中间,这样的人只有王德威尔得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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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社会党人的共和主义传统大大削弱了。这是不难理解的,在某种程度上也是情有可原的,因为社会主义革命的逼近势必使争取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斗争失去实际意义。但是削弱共和制的宣传,往往并不意味着更积极地追求无产阶级的彻底胜利,而是意味着对无产阶级的革命任务还认识得不够。无怪乎恩格斯在1细1年批评爱尔福特纲领草案时,向德国工人十分有力地指出了争取建立共和国的斗争的意义,指出在德国也可能把这一斗争提到日程上来.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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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俄国,争取建立共和国的斗争具有直接的实际意义。只有如人民社会党人之流和“社会民主党人”马利舍夫斯基(见《无产者报》第?号关于他的文章)这样的极端可怜的小市民机会主义者,才会从俄国革命经验中得出结论,说争取建立共和国的斗争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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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272一277页。一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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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葡萄牙国王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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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国己退居次要地位。相反,我国革命的经验正好证明,在俄国,争取废除君主制的斗争同为农民争取土地、为全民争取自由的斗争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我国反革命的经验恰好证明,争取自由的斗争如果不触动君主制,就不能算是斗争,而只能算是小市民畏首畏尾和优柔寡断的行为,或者是资产阶级议会活动中的野心家对人民的公开骗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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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于908年2月20日3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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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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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产者报题第22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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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6卷第438一44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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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扩大杜马预算权的辩论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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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8年2月9日〔3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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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杜马在1月12、15、17日的三次会议上,就扩大杜马预算权问题展开辩论。立宪民主党由40名杜马代表署名提出了一个扩大杜马预算权的草案。各党派的代表都就此发表了意见。财政大臣代表政府作了两次冗长的发言。社会民主工党的代表也发表了意见。辩论结果是一致(1月18日《首都邮报》用语)通过了十月党人的提案:把扩大国家杜马预算权的法案提交专门委员会,但是“不涉及这种修改的范围”,就是说,不涉及对3月8日发布的使国家杜马预算权大受限制的条例进行修改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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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么会发生这种怪事呢?十月党人的提案虽然实质上是符合政府愿望的,而且是在预先策划好正是这样的结局的财政大臣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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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发言以后提出的,但是在第三届杜马即在一个黑帮死硬派的杜马中,怎么会一致通过十月党人的这项提案呢?立宪民主党的草案实质上是不能接受的:但是在细节方面为什么不可以把法律改变一下呢。黑帮大臣就是这样说的。十月党人便根据大臣的这个意思,制定了自己的提案,强调指出不涉及修改法律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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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党人同黑帮大臣狼狈为奸,这是毫不奇怪的。立宪民主党人撤回了自己的提案(当然,提案中只字未提他们将不涉及自己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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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的修改的范围!),对于一切知道立宪民主党的本性的人来说,这也是不足为奇的。然而社会民主党人的意见居然会同他们一致,这是令人难以置信的。我们真希望《首都邮报》的报道是不真实的,真希望社会民主党人没有投票赞成十月党人的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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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这里有一个问题要比社会民主党人是否已投票赞成十月党人的问题更加重要,这就是社会民主党代表波克罗夫斯基第二无疑已经犯下的错误。因此我们就打算同读者谈谈这个错误和1月12、15、17日的辩论的实际政治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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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国国家杜马是没有预算权的,因为“按照法律规定”,否决预算并不妨碍预算的执行。反革命政府在十二月起义失败后所颁布的这一法律(1906年2月20日颁布的所谓《根本法》),是黑帮分子、沙皇和地主对人民代表机关的嘲弄。906年3月8日的《条例》则使这种嘲弄更加突出了,《条例》对杜马中的预算审查设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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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大堆繁琐的限制,甚至规定(在第9款中):“讨论国家预算案时,凡根据现行法律、编制、计划以及各种按最高管理程序发布的圣旨而编入草案的收支项目,一律不得取消或更改。”这难道不是嘲弄吗?凡是合乎法律、编制、计划以及圣旨的东西,一律不得作任何改变!既然如此,还谈论俄国国家杜马的预算权岂不十分可笑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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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要问,在这种情况下,真正为自由而斗争的资产阶级民主派当时的任务是什么?工人政党的任务是什么?我们在本文中只谈谈有关政党的议会斗争的任务和议会代表的任务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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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杜马预算权问题应该在杜马中提出,为的是向俄国人民和全欧洲彻底揭穿沙皇政府的黑帮式的嘲弄,为的是证明杜马毫无权力。同时,提出进行这种揭露的直接和实际的目的(更不用说每个民主派向人民揭露真相、启发人民觉悟这个基本任务了),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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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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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有一个贷款问题。没有国际资产阶级世界资本的援助即贷款,沙皇黑帮政府就不可能在905年12月以后支撑下去,现在的情形也是一样。世界资产阶级向显然已经破产的沙皇提供亿万贷款,这不仅是因为他们象所有高利贷者那样对高额利润感兴趣,而且还因为他们意识到俄国旧制度战胜革命对他们是有利的,因为领导这次革命的是无产阶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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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在杜马中提出问题和进行辩论的唯一目的,只能是揭露全部真相。在当前时期和当前情况下,民主派不会把寻求实际的改良当作自己的目的,因为第一,在关于杜马预算权的现行根本法的基础上,改革显然是不可能的:第二,在由黑帮死硬派和莫斯科商人组成的杜马中提出大这样一个杜马的权利,是很荒谬的。俄国立宪民主党人(只有无知或头脑简单的人才把他们当作民主派)当然没有理解这项任务。他们一提出问题,立刻就把问题置于局部改革的虚幻的基础上。当然,我们并不否认,民主派和社会民主党人有时可能而且必须提出局部改革的问题。但是在象第三届杜马这样一个杜马里,在现在这样一个时候,在这样一个已经被神圣不可侵犯的根本法变成笑料的预算权问题上,指望实行改革就十分荒谬了。立宪民主党人可以提出局部改革,我们甚至也愿意作这样的让步,但是民主派决不能象立宪民主党人那样去对待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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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强调问题的所谓实际方面,强调3月8日的条例的种种不便,强调这个条例甚至对政府也没有好处,强调布里根、维特等狐群狗党的白痴机关制定反对杜马的各种白痴法律的经过。盛加略夫先生的下面这段话最明显地体现了立宪民主党人提出问题的精神。他说:“在我们所提出的草案中,没有任何蓄意犯上的行为(指限制君主的特权),没有任何不可告人的意思〈!!》。它的用意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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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为了杜马工作的方便,为了杜马的尊严,出于完成我们有责任进行的工作的必要性。”(黑体是我们用的:908年1月15日会议的官方速记记录第126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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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家伙不是在启发人民的觉悟,而是在模糊他们的意识,因为他讲的是露骨的谎言和废话。盛加略夫先生和他的所有立宪民主党政客同僚们虽然真心诚意地相信他们的“外交手腕”会带来“好处”,但是我们无论怎样也改变不了这个必然的结论。民主派应当向人民揭示议会权利和君主特权之间的鸿沟,而不应当模糊人民的意识,歪曲政治斗争,把政治斗争简化为文牍主义式地修正法律。立宪民主党人这样提出问题,就在实际上表明他们是沙皇官吏和十月党人的竞争者,而不是争取自由的战士,甚至也不是为大资产阶级一个阶级争取自由的战士。只有采取庸俗自由主义态度的官吏才会这样谈问题,议会反对派的代表决不会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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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民主党代表波克罗夫斯基第二的发言显然体现了另一种精神,它以另一种原则提出了问题。我们应该高兴地承认这一点。这位社会民主党人直截了当地、明白地说,他认为第三届杜马这种人民代表机关是骗局(引自1月18日《首都邮报》,因为我们还没有收到这次会议的速记记录)。他强调的不是细节,不是法律成文的经过,而是千百万人民群众破产和受压迫的情况。他正确地指出,“谈国家杜马的预算权,只能是一种讽刺”,我们不仅要求有彻底修改整个预算的权利(在是否准许“彻底修改”、修改范围多大的问题上,捞到肥缺的官吏科科夫佐夫同没捞到肥缺的官吏盛加略夫和阿杰莫夫,在杜马中展开了最激烈的争论),而且要求有“改变整个财政制度”的权利,要求有“否决政府预算案”的权利。他最后提出了实行“充分的民权制度”的要求,这个要求同样正确,而且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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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一个工人政党的党员也是必须提出的。在所有这些方面,波克罗夫斯基认真地和正确地坚持了社会民主党的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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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与此同时,他犯了一个可悲的错误。按报纸上的消息看来,这是整个社会民主党党团的错误,因为它给自己的发言人作了这样的指示。波克罗夫斯基宜布:“我们支持旨在扩大人民代表机关预算权的40人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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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人提案分明是毫无原则的,极不完备的,在提案上签名的分明都是些无原则的和极不坚定的人,一一宜布支持这样一项分明毫无实际价值的提案,究竞是为了什么呢?这并不是支持正在斗争的资产阶级(有许多人总是喜欢拿这种说法来替自己缺乏政治气节作辩护),而是支持自由派十月党人资产阶级的动摇。事实立即就证明了这一点。立宪民主党人自己证明了这一点,他们撤销了自己的提案,而附和十月党人的提案:“提交委员会,但是不涉及法律修改的范围”(!)。谁“支持”立宪民主党人谁就要受骗,这种事情已经发生过成百次、上千次了。事实已经成百次、上千次地表明,支持自由派、立宪民主党按照他们的路线等等提出的提案,这种策略是极端空虚的,是完全不能允许的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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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宪民主党人如果不去附和十月党人,而提出一项声明,明确指出杜马在财政问题上是无能为力的,人民代表机关完全是骗局,专制制度已把国家弄得民穷财尽,财政注定要破产,民主派的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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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无头派的”首都邮报》借某位萨图林先生之口说道:“反对派十分明智地《》投了赞成票赞成十月党人的决议)。于是修正案(即预先不确定修改范围的决议)就一致通过了.”(该报1月18日第4版:《来自会议厅的消息》)俄国的无头派的自由派同十月党人和黑帮沙皇大臣的一致万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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拒绝对这种条件下的贷款承担责任,并且把这个声明提付表决,一一如果立宪民主党这样做了,那将是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正直行动,将是一种斗争的行动,而不是糊里糊涂地给人家当走狗。对这样的行动我们有责任加以支持,但是也不要忘记另外单独地说明我们社会民主党的目标。这样的行动就会有助于教育人民和揭露专制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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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杜马否决这项声明,如果黑帮大吵大闹反对这项提案,那将是民主派的历史功绩,那将可能出现一个争取自由的新的斗争阶段。但是现在立宪民主党人却一再糟踢自己。杜马中的社会民主党人同志们!你们要珍惜社会主义工人政党的荣誉,千万不能支持这种自由派,不能糟蹋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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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个狂妄的右派在杜马中抛弃了十月党人掩饰分歧、诱骗立宪民主党人妥协的策略。这就是黑帮分子科瓦连科。1月12日他在国家杜马中公开宣称,他反对把立宪民主党的提案提交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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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速记记录第192页)。不过这位英雄看来是投了十月党人的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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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来他只是一个口头上的英雄。他在自己的发言里出色地描述了真实情况,举出下述例子来证明需要有一种特殊的权限,他说:“就拿莫斯科暴动和调遣讨伐队来说吧。难道当时的政府有功夫去按照常规行动吗”(第193页)遗憾的是,社会民主党人并没能抓住黑帮嘴里这一星半点的实话。应当对他说:代表同事,您说得对。这里根本谈不上什么常规。我们不想说假话,我们承认我们所面临的并不是什么“常规”,而是一场国内战争:政府不是在治理国家,而是在作战,俄国的局势是起义一触即发。真相就是这样,而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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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提醒人民注意真相是有好处的!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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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于日08年2月《社会民主党人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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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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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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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6卷第443一4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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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扩大杜马预算权的辩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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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文的补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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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8年3月26日〔4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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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杜马已经进入预算本身的讨论。反动分子与背叛人民自由的冒牌反对派的同盟在辩论的第一天就大显身手。合法报刊上也是同样的情况:新时报分子欢迎除“左派狂热者”(应读作社会民主党人和劳动派)外的所有人的联合…一伙无头派办的《我们的报》“欢喜得不知如何是好。这真是一个使人们能“原谅”“预算的个别项目审查中的缺点”的“工作”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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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对派”亦步亦趋地追随公开的反动派。在这种情况下,真正代表备遭掠夺的人民这一重大而光荣的使命,正好落在工人阶级的和民主派的代表的肩上了。不幸的是,我们的杜马中的同志在预算问题上所采取的最初行动,是极不妥当的,极端错误的。我们将在下一号《无产者报》上详细地分析这些错误,制定一套我们认为社会民主党人在预算辩论和表决时所必须采取的行动方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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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于日08年3月26日(4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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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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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产者报》第27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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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社的教训20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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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8年3月10日〔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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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标志着1848年革命结束的政变2之后,法国沦于拿破仑帝制的桎梏之下达18年之久。拿破仑帝制不仅使法国经济陷于崩溃,而且使民族蒙受屈辱。举行起义反对旧制度的无产阶级肩负起两项任务:全民族的任务和阶级的任务,即一方面要驱逐德军,解放法国:另一方面要推翻资本主义,使工人获得社会主义的解放。两项任务的这种结合,是公社独具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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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资产阶级组成了“国防政府”2,而无产阶级争取全民族独立的斗争只得在它的领导下进行。事实上这是一个“背叛人民”的政府,它的使命是镇压巴黎无产阶级。但无产阶级为爱国主义的幻想所迷惑,竞然没有看出这一点。爱国主义思想早在18世纪的大革命时期就已经产生:这种思想完全支配了公社的社会主义者,例如布朗基这位公认的革命家和社会主义的热烈拥护者,竞找不出比资产阶级高喊的口号“祖国在危急中!”更合适的名称来为自己的报纸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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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这两个互相矛盾的任务结合在一起,是法国社会主义者的致命错误。早在1870年9月,马克思在国际的宜言中就告诫过法国无产阶级不要迷恋于虚伪的民族思想211,因为自大革命以来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阶级矛盾已经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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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社的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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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尖锐了。如果说,从前同全欧洲反动势力的斗争团结了整个革命的民族,那么现在,无产阶级已经不能再把本阶级的利益同其他敌对阶级的利益结合在一起了。让资产阶级去对民族蒙受的屈辱承担责任吧,无产阶级的任务是争取社会主义的解放,使劳动挣脱资产阶级的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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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然,资产阶级“爱国主义”的本来面目很快就暴露出来了。凡尔赛政府同普鲁士人缔结了可耻的和约之后,就立即着手执行它的直接任务,去袭击使它胆战心惊的巴黎无产阶级的武装。工人们以宣布成立公社和进行国内战争作为回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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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社会主义无产阶级分成许多派别,公社还是成了无产阶级能够齐心协力地去实现资产阶级只能空喊的各项民主任务的光辉典范。夺得了政权的无产阶级没有经过任何特别复杂的立法手续,就简单而切实地实行了社会制度的民主化,废除了官僚制度,实行了官吏由人民选举的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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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两个错误葬送了这一辉煌胜利的成果。无产阶级在中途停了下来:没有去“剥夺剥夺者”,而一味幻想在一个为完成全民族任务而联合起来的国家里树立一种至高无上的公理:没有接管象银行这样一些机构:蒲鲁东主义者关于“公平交换”等等的理论还在社会主义者中占着统治地位。第二个错误是无产阶级过于宽大:它本来应当消灭自己的敌人,但却力图从精神上感化他们:它忽视纯军事行动在国内战争中的作用,没有向凡尔赛坚决进攻,使巴黎起义取得彻底胜利,而是迟迟不动,使凡尔赛政府有时间纠集黑暗势力,为五月流血周2作好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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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有这样一些错误,公社仍不失为9世纪最伟大的无产阶级运动的最伟大的典范。马克思高度评价公社的历史意义。他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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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社的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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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如果在凡尔赛匪帮背信弃义地袭击巴黎无产阶级的武装的时候,工人不予抵抗,听任他们解除武装,那么,这种软弱行为给无产阶级运动造成的士气低落的致命后果,比起工人阶级为捍卫自己的武装而进行战斗所遭到的损失来,危害就会严重许多许多倍。①不管公社付出的牺牲多么巨大,它对无产阶级共同斗争所起的作用使这些牺牲得到了补偿:它在欧洲各地掀起了社会主义运动,它显示了国内战争的力量,它驱散了爱国主义的幻想,并破除了人们认为资产阶级追求的是全民族的目标的天真信任。公社教会了欧洲无产阶级具体地提出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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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产阶级取得的教训是不会被忘记的。工人阶级将记取这一教训,例如俄国在十二月起义中就已经这样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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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国革命发生前的革命准备时期同法国拿破仑统治时期有某些相似之处。在俄国,专制统治集团也已使国家惨遭经济崩溃和民族屈辱。但是,革命很久都没有能够爆发,因为当时的社会发展还没有给群众运动创造出条件,革命前向政府发起的孤立分散的进攻虽然十分英勇,却都因人民群众的漠不关心而遭到失败。只有社会民主党才坚持不懈地、有计划地进行工作,教育群众,使他们接受斗争的最高形式一群众性的行动和武装的国内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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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民主党打破了年轻的无产阶级所持的“全民族的”和“爱国主义的”糊涂观念。无产阶级在社会民主党直接参加下迫使沙皇颁发了10月17日的宜言14之后,就着手积极地准备革命的下一个不可避免的阶段一一武装起义。无产阶级丢掉了“全民族的”幻想,把本阶级的力量集中在工兵代表苏维埃等自己的群众性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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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3卷第206一205页。一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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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社的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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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中。尽管俄国革命在目的和任务方面与1871年法国革命有许多不同之处,俄国无产阶级当时还是必须采取巴黎公社首创的斗争方式一一国内战争。俄国无产阶级记取了巴黎公社的教训,他们懂得无产阶级固然不可轻视和平的斗争手段,因为这些手段是为无产阶级的日常利益服务的,在革命的准备时期也是必要的,但是无产阶级一刻也不应当忘记,阶级斗争在一定的条件下就要采取武装斗争和国内战争的形式:往往出现这样的情况:无产阶级的利益要求公开进行搏斗来无情地消灭敌人。这一点已经由法国无产阶级在公社起义中首先表明,并且为俄国无产阶级的十二月起义光辉地证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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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工人阶级这两次声势浩大的起义都被镇压下去了,但新的起义一定会到来。在新的起义面前,无产阶级敌人的力量将表明是弱小的,而社会主义无产阶级一定会在新的起义中获得完全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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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于908年3月23日国外周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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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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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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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6卷第451一45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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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场预先策划的警察式爱国主义的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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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8年3月12日〔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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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27日的杜马“大议会日”,博得我国各资产阶级政党的一致好评。从黑帮分子和《新时报》到立宪民主党人和《首都邮报》,大家都心满意足,兴高采烈,深受感动。《首都邮报》甚至赶在“临终之前”写道(2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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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的印象(对2月27日杜马会议的印象)非常之好…在俄国的社会和国家生活中,政府第一次公开地向全国介绍了它在对外政策问题上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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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也愿意承认,大议会日确实暴露了黑帮分子、政府、自由派和《首都邮报》之类的“民主派”都是一鼻孔出气的,暴露了他们在“社会和国家生活”的根本问题上的观点是一致的:这次暴露如果不是“第一次”,那也是最突出的一次。因此我们认为,详细地介绍一下各政党在这一天和同这一天有关的问题上所持的立场,是绝对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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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契柯夫先生是代表政府的十月党的领袖。他“请求政府代表”说明远东地区的真实情况。他站在高高的杜马讲坛上大谈其节约开支的重要性,说什么例如可以把驻东京大使的年薪从60000卢布改为50000卢布。我们是在进行改革,这可不是闹着玩的!他说,“在报刊上出现了”一些有关远东政局和即将对日开战的令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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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场预先策划的警察式爱国主义的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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忧虑的消息。自然,关于俄国报刊被藏上笼嘴这一点,资本家的领袖是不会说的。为什么要说呢?在纲领中可以提出出版自由。这是“欧洲式的”政党所必需的。但是指望古契柯夫先生会真正起来为反对封住报刊的嘴而斗争,指望他会公开揭露俄国有影响的报刊的公然叛卖行为,就象指望米留可夫先生会这样做一样,是非常可笑的。不过在对外政策和对内政策之间的关系上,古契柯夫先生倒是说了真话,他无意中泄露了2月27日杜马演出的这出滑稽剧的真实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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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宜称:“我们正沿着安抚和绥靖的道路迅速前进,这个事实定会向我们的敌人表明,〈俄国》捍卫自身利益的尝试这一次一定能够成功。”黑帮分子和十月党人报以掌声。那是当然的啦!他们从一开始就很清楚,他们讨论的问题以及伊兹沃尔斯基先生代表政府所作的整个庄严的发言的焦点,就是要把我国穆拉维约夫式刽子手的反革命政策说成是为了绥靖和安抚。应当让欧洲和全世界看一看,出现在“外敌”面前的是一个“统一的俄国”,它正在绥靖和安抚一小撮叛乱者(总共只有1亿农民和工人!),以便保证“捍卫自身利益的尝试”得以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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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的,古契柯夫先生说出了他所要说的话,说出了沆瀣一气的地主和资本家要他说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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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普斯京教授是个“左派”十月党人,是立宪民主党人的希望,是拥护社会同当局和解的人们的指靠,他赶忙跟着古契柯夫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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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通谄媚的令人作呕的自由主义谎言,来美化古契柯夫的政策。“愿上帝保佑,让赞美声对杜马的)响彻四方,赞美我们珍惜人民钱财的善举吧.”把大使的年薪改为50000卢布,这岂不是就节省了整整1万卢布吗?这岂不是“我们那些意识到俄国正处在紧要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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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的显贵大臣们将要作出的”“良好范例”吗·“我们正面临着国家生活各个领域的根本改革,而这就需要大批的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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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这位议员相比,连犹杜什卡·戈洛夫愿夫也望尘莫及!这位教授站在杜马讲坛上,对显贵大臣的良好范例赞不绝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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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连自由派和资产阶级民主派都还有与此相差无几的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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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相,那么十月党人就更不用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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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来谈谈外交大臣伊兹沃尔斯基先生的发言。当然,他只须抓住卡普斯京恭恭敬敬递上的话头就够了。大臣果然就大谈特谈必须缩减开支,或重新审查编制以帮助“经费匮乏”的使节。伊兹沃尔斯基强调指出,他这席话是得到尼古拉二世赞许的,他歌颂“俄国人民的力量、智慧和爱国主义”,称赞他们“把全部力量,无论物质力量或精神力量,都用来巩固俄国现有的亚洲领地和全面开发这些领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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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臣说,是奸党让他这样讲的。接着发言的是反对派首领米留可夫先生。他立刻宣布说:“人民自由党以其参加会议的党团为代表,极满意地听取了外交大臣的讲话,并且认为有义务对大臣第一次向全国代表机关说明有关俄国对外政策问题的讲话表示欢迎。毫无疑问,在目前…俄国政府应当…依靠俄国社会舆论来实现自己的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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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确,这是丝毫不用怀疑的,反革命政府为了实现自己的意图,必须依靠那种在国外可能被当作或冒充为)俄国社会舆论的东西。为了取得贷款,尤其应当如此,而不取得贷款,沙皇政府的整个斯托雷平政策,即指望长期用持续的、大规模的暴力手段来对付人民的政策,就有崩溃和破产的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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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留可夫先生完全懂得伊兹沃尔斯基、古契柯夫先生之流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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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场预先策划的警察式爱国主义的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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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登合的真正意义。他们是在尼古拉二世黑帮小集团的预先策划下登台的。这场警察式爱国主义的表演的每一个细节,都是经过预先周密策划好的。杜马傀儡们在专制奸党的摆布下演了这出滑稽剧,因为没有西欧资产阶级的支持,尼古拉二世就维持不下去。应当让全俄国所有的资产阶级,不论是右派还是左派,都郑重地表示他们对政府的信任,相信它的“和平政策”,相信它坚如磐石,相信它进行绥靖和安抚的决心和能力。这如同在期票上签字一样地必要。为此,他们就让最为立宪民主党人“敬爱”的伊兹沃尔斯基先生出场了:为此,他们预先策划了这一整套恬不知耻的骗人把戏,谈什么珍惜人民钱财呀,实行改革呀,政府“公开”“说明”对外政策呀,虽然人人都很清楚,他们根本不想说明什么,也没有说明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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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自由主义反对派就俯首帖耳地充当了黑帮警察君主国手中的傀儡!当时,杜马中的资产阶级少数派如果能够毅然决然地说几句真话,无疑会起很大作用,会妨碍(或阻止)政府借贷亿万卢布去组织新的讨伐队、去设立绞刑台、修建监狱和强化警卫,而立宪民主党却“跪倒在”敬爱的君主陛下“膝前”,使劲地摇尾乞怜。米留可夫先生剖白了自己的爱国心迹,想以此得到赏识。他把自己装成精通对外政策的行家,因为他曾经在有些人家的前厅里收集到有关伊兹沃尔斯基的自由派观点的传闻。米留可夫先生代表整个立宪民主党郑重其事地对沙皇大臣表示“欢迎”,也就是自觉地在期票上签了字,他很清楚,全欧洲报纸第二天就会象听到一声号令似地同时报道说:杜马一致(社会民主党人除外)表示信任政府,赞同政府的对外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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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国自由派只用三年就完成了从自由的拥护者到听命于专制制度的意志薄弱的下贱的帮凶的演变,而在德国,完成这一过程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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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场预先策划的警察式爱国主义的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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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30多年,在法国甚至花了100多年。资产阶级在斗争中拥有一件特殊武器:他们可以握紧钱袋,制造资金的困难,阻断获取新的贷款的“巧妙的”门路。在俄国革命中,立宪民主党人本来有过许多次机会可以使用这件武器。但是,无论是906年春天,或者是908年春天,每次他们都亲自把自己的武器交给了敌人,向大暴行制造者献媚,发誓要效忠于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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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徒卢威先生及时地设法为这种实践活动找到坚实的理论基础。司徒卢威先生在《俄国思想》杂志(其实应当叫作《黑帮思想》杂志)上就鼓吹过“大俄罗斯”思想,鼓吹过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思想,谴责“知识界对国家的敌对态度”,一千零一次地对“俄国革命主义”、“马克思主义”、“背叛行为”、“阶级斗争”、“庸俗激进主义”大张挞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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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俄国自由派的这种思想演变,我们只能表示高兴。这是因为实际上这种自由主义在俄国革命中早已成了司徒卢威先生想系统地、完整地、缜密地、“哲学式地”加以论证的东西。既然已经存在完全成熟的并在国家生活的严重关头起了反革命作用的阶级,那么制定一套系统的反革命思想体系就是关键了。符合资产阶级的阶级地位和阶级政策的思想体系,将帮助每个人消除对立宪民主党的“民主主义”的最后幻想。消除这种幻想是有好处的。必须消除这种幻想,以使我们能在争取俄国民主化的真正群众性的斗争事业中向前迈进。司徒卢威先生希望有一种露骨的反革命自由主义。我们也希望有这样一种自由主义,因为“露骨的”自由主义对民主主义的农民和社会主义的无产阶级都将是一种最好的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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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回过来谈谈2月27日的杜马会议。应当指出,民主派的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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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诚实的和值得自豪的话,是由一位社会民主党人说出来的。齐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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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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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场预先策划的警察式爱国主义的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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泽代表上台声明社会民主党党团将投票反对法案,并且开始申述投反对票的理由。但是当他刚刚开始说到“我国在西欧所奉行的外交,一贯是反动势力和利益的支柱…”主席就制止了这位工人代表的发言。立宪民主党人低声嘟哝着:“议事规则规定可以陈述投票理由的啊!”被称为第三届杜马主席的那个暴徒回答说:“除了理由,方式也是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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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暴徒自己看来,他这样做是对的:既然现在已下了赌注,决心要通力合作进行一场预先策划的警察式爱国主义的表演,还顾得上什么议事规则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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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工人代表在这个问题上是孤立的。因而他的功绩也就更大。无产阶级应当表明而且一定会表明,它能够不顾自由派的种种叛变和市会的动摇,而坚持民主革命的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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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于日08年3月12日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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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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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产者报第25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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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6卷第455一46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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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自由派对人民的欺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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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8年3月12日〔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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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最近一次代表大会即伦敦代表大会讨论了关于对资产阶级政党的态度问题,并通过了相应的决议。这项决议中谈到自由派欺骗人民的那一处,曾引起大会特别激烈的争论。①在我们党内的右翼社会民主党人看来,这一处是极不正确的。他们甚至宜称,在决议中说自由派“欺骗”人民,即把某些阶层的人民加入某个(我们这里指的是立宪民主党)政党,说成不是出于这些阶层的阶级利益,而是由于某个议员、律师、记者等等的集团采取了“不道德的”政治手段,这样说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应有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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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在这些冠冕堂皇的、披着貌似马克思主义的体面外衣的论据背后,隐藏若一种削弱无产阶级的阶级独立性、使之(事实上)屈从于自由派资产阶级的政策。这是因为,对于追随立宪民主党人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利益,这些先生根本不会认真地加以维护,而是通过奉行自己讨好和勾结政府、十月党人以及沙皇专制制度的“历史政权”的政策来加以出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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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争取普鲁士邦议会的普选权的斗争,提供了用新的事实阐明这一问题(资本主义各国的社会民主党的策略中的一个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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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5卷第39一380页.一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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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自由派对人民的欺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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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的很有意思的材料。德国社会民主党举起了这一斗争的旗帜。柏林的无产阶级以及继柏林之后德国各大城市的无产阶级,都走上街头,组织了几万人的声势浩大的游行示威,给广泛的群众运动奠定了基础,目前这一运动刚刚开始,就已经遭到立宪当局的暴力镇压,他们动用军队,屠杀赤手空拳的群众。以眼还眼,以牙还牙!革命无产阶级的领袖们不屈地英勇地回击这些暴行。但是这里出现了一个在争取选举权的斗争中如何对待民主派(和自由派)资产阶级的态度问题.德国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同机会主义者(在德国叫作修正主义者)之间在这个问题止的辩论,同我国在关于自由派欺骗人民这个问题上的争论是非常相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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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社会民主工党的中央机关报《前进报》登载了一篇社论,这篇社论的内容和基本思想,在它的标题上就清楚地表现出来了:《争取选举权的斗争是一场阶级斗争!》果然,这篇社论尽管只是用正面的形式阐述了人所共知的社会民主主义的道理,却被机会主义者当成是一种挑战。他们起来应战了。地方公有社会主义运动的著名活动家休特古姆同志坚决地出来反对这种“宗派主义者的策略”、反对“孤立无产阶级”、反对“社会民主党人支持黑帮分子”(德国人用了较为温和的字眼一反动分子)。这是因为德国机会主义者也认为,把阶级斗争搬到无产阶级和自由派的共同事业里来,就是支持黑帮分子!休特古姆写道,“在普鲁士实行普选权以代替现行的三个阶级的选举权,这不是某一个阶级的事情”。他并且指出,这是“城市居民反对大地主、民主派反对官僚,农民反对地主、西普鲁士尼对东普鲁士”(即国内工业上先进的以至资本主义方面先进的部分反对经济上落后的部分)的问题。“现在的问题是要这一点上把所有主张改革的朋友联合起来,而不管他们在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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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自由派对人民的欺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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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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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上存在着什么样的分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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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者可以看到,所有这些论据都是很熟悉的,这里也披上了一件严整的、正统的“马克思主义的”外衣,甚至还指出了资产阶级民主派某些分子(“城市民主派”、农民等)的经济状况和利益。至于德国自由派资产阶级的报刊几十年来一直在唱这个调子,它们责备社会民主党搞宗派主义、支持黑帮分子和不善于孤立反动派,那就没有必要再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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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是用什么论据来反驳这种论断的呢?这里我们把他们的主要论据列举出来,好让读者“平心静气和不偏不倚”地“从旁”判断德国的事态时能够看出,这里主要指的是特殊的地点和时间条件呢,还是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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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进报》说:的确,我国的自由思想派21”在自己的纲领中“要求”普选权。的确,现在他们谈起这一点来就特别卖力地说些漂亮话。然而,他们是不是在为争取改革而斗争呢?完全相反,真正的人民运动、街头游行示威、对群众的广泛鼓动和群众的激愤引起了他们难于掩饰的恐惧和反感,至少他们对此是无动于表的(这样的情况极少),一我们看到的难道不就是这些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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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当把资产阶级政党的纲领、自由派的野心家们在宴会上和议会里的演说同他们实际参加真正的人民斗争分开。在所有议会制的国家中,各种各样的资产阶级政客,口头上总是大讲特讲民主,而同时却在背叛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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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进报》说:的确,“在自由派〈自由思想派)政党和中派的内部,普遍和平等的选举权对有些人无疑是有好处的”。但是,领导资产阶级政党的不是这些人,不是小手工业者,不是半无产者,不是半破产的农民。他们是跟若自由派资产者走的,自由派资产者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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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自由派对人民的欺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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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他们脱离斗争,背着他们同反动派搞妥协,腐蚀他们的阶级意识,实际上并不维护他们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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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吸引这样一些人参加争取普选权的斗争,就应当启发他们的阶级意识,使他们脱离不坚定的资产阶级政党。“在自由派(自由思想派)政党的内部,他们这些从普选权中得到好处的人,只占微弱的少数,人家总是用种种诺言来哄他们,总是一次又一次地欺骗他们。这些人的政治热情完全消沉下去了。如果威胁自由思想派或中派,说要把他们手中的这些选民的选票夺走,如果采取这种办法真正能迫使他们对民主派让步的话,那么,削弱资产阶级政党的阶级斗争,就是推动动摇的资产阶级向左转的唯一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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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因为政治事实早已证明,在自由思想派看来反动派还不如社会民主党可恨。“所以我们不但要毫不留情地严厉斥责所有资产阶级政党的一切罪过,而且除此之外还要说明,他们在选举权问题上的种种背叛行为正是这些政党的阶级本性的必然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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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的立宪民主党人能不能为他们纲领中所提出的民主要求而“斗争”,或者他们提出这些要求只是为了把跟着自由派走的小市民和农民出卖给十月党人,这个过去在革命过程中一再地出现过的问题,很快就会一次又一次地出现在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的面前。因此,我们党内的一些人不妨深思一下《前进报》的论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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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言:当我们在《言语报》第52号(3月1日)上读到该报驻柏林记者克·德·先生的文章《德国自由主义的危机》时,本文已经付印了。这位作者在谈到前进报》同休特古姆的论战时,用的是我国捏造事实的自由派惯用的口吻和手法。作者根本没有打算列举双方所叙述的论据和准确的引文,他只是说:“官方的《前进报》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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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自由派对人民的欺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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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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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对异教徒大泼污水,并在一篇口气放肆、咄咄逼人、简直令人败胃的社论中,责备他无知、不可饶恕地忘记了党的信条。”请读者判断一下,立宪民主党人这样来保护休特古姆,休特古姆本人是不是觉得“很开胃”呢。不过,任何一个国家的修正主义者的命运都是如此:他们的努力总是得到资产阶级的有力支持和热情“赞扬”。休特古姆同司徒卢威先生之流结盟一为了证明我们立场的正确,恐怕再也想不出什么比这更“开胃”的例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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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于日08年3月12日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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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自列宁全集等俄文第5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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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产者报第25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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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6卷第461一46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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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自由派对马克思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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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8年3月12日〔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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屠格涅夫作品中的一个主人公,把德国的一位大诗人的诗这样改了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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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 er den Feind will versteh'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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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uss im Feindes Lande geh'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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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思是:“谁要了解敌人,就得深入敌巢”2,直接了解敌人的风俗、习惯、推理方法和行为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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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者也不妨看一看各国有影响的政治报刊,特别是自由派和“民主派”资产阶级的报纸对纪念马克思逝世25周年有何反应。这些报纸既能够影响广大的读者,同时又有权代表官方的、国家的、贵族的、教授们的学术界说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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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先来看《俄罗斯新闻》。这是一家教授们办的最稳重(也是最枯燥的)、最注重学术的(也是最远离现实生活的)报纸。该报为纪.念卡尔·马克思逝世25周年发表了一篇短文(3月1日第51号),语调非常干涩呆板一一用这些“额内教授”和“客座教授”的话来说,这叫“客观性”…文章的作者力求局限于列举大大小小的事实。作为一个不偏不倚的历史学家,他愿意给马克思以应有的评价,至少是评价他的过去,因为过去的已经过去,谈起来可以不动感情。《俄罗斯新闻》承认马克思是一个“非凡的人物”,是“科学界的伟大”人物,是“无产阶级的杰出领导者”和群众的组织者。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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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自由派对马克思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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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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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只是指过去。至于现在,该报说“确实需要新的途径”,即与“旧马克思主义”不同的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新途径。这些新途径到底是什么呢,该报没有直截了当地说出来。对教授们来说,这个问题太现实了,对精于“谨言慎行”之道的能手们来说,谈这个题目是太“轻率了”。不过文章作了明显的暗示:“他的(马克思的)理论,有许多已经被科学的分析和事实的无情批判所摧毁。在学者当中,几乎没有忠实于他的整个体系的信徒了:马克思的教子德国社会民主党,相当严重地离开了德国社会主义的奠基人所指出的那条革命道路。”瞧,作者没有讲出来的只有很少一点,他没有讲他想用修正主义来纠正马克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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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家有影响的报纸《言语报》,是在俄国自由派音乐会上担任第一小提琴手的政党的机关报,它对马克思的评价就生动得多。当然,它的倾向同《俄罗斯新闻》是一样的,但是《俄罗斯新闻》上的那篇好象是给大部头著作写的序言,而《言语报》上的这篇,却是在评价当前的各种事件和当代问题时对议会讲坛上的一系列发言作直接指导的政治口号。《卡尔·马克思和俄罗斯》一文(3月2日第53号)是著名的倒戈者伊兹哥耶夫先生写的。俄国有些知识分子,在25一30岁时“搞马克思主义”,在35一40岁时搞自由主义,之后就当了黑帮。伊兹哥耶夫先生就是这种知识分子的典型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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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兹哥耶夫先生脱离社会民主党人而投靠自由派(他自己是这样说的,叛变大师司徒卢威先生谈到他时也是这样说的)的时候,恰好是革命的困难时期刚刚开始,这时革命在获得最初的惊人的胜利之后,开始了同逐渐得到加强的反革命势力进行长期而顶强的斗争。伊兹哥耶夫先生在这方面确实是极为典型的。他绝妙地说明了,教授们在评价马克思时的装腔作势对谁有利,这种贵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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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自由派对马克思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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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学术界”是在为谁效劳。伊兹哥耶夫在谈到马克思时激昂地说,“他是一个耍政客手腕的策略家,因而严重地妨碍他成为伟大的学者,并且使他犯了不少错误。”当然,基本的错误是,除了正确的、合理的、受到“大多数人”(大多数市侩?)赞同的“进化的马克思主义”以外,还出现了一个极有害的、不科学的、荒诞的和“用民粹派的家酿啤酒掺过假的”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特别使我国自由派感到气愤的是这个马克思主义在俄国革命中的作用。真难以设想:为了进行这场“资产阶级革命”,竟谈起无产阶级专政来了,甚至还有“马克思主义者口中的十分荒诞的无产阶级和农民的专政”。“俄国各式各样的布尔什维克所学握的那种形式的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已经破产,这是不足为奇的”。“…必须考虑制定通常的资产阶级的'(伊兹哥耶夫先生在这里用引号表示讽刺》宪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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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看,这是一个思想上和政治上完全成熟的十月党人,他完全相信,遭到破产的是马克思主义和革命的策略,而不是立宪民主党的妥协、背叛和变节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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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接着往下谈。谈过了俄国的报刊,现在来谈德国的报刊。德国的报刊处在自由的气氛中,面对的是通过几十种每天出版的报纸表明自己观点的公开的社会主义政党。德国最富有、最有销路、最“民主的”资产阶级报纸之一《法兰克福报》,发表了长篇社论来纪念马克思逝世25周年(公历3月16日第76号晚上版)。德国“民主派”一下子就抓住了要害。他们对我们说:“社会民主党的报刊在这一天连篇累牍地纪念自己的导师,这是很自然的。可是,甚至一家有影响的民族主义自由派的报纸尽管有一些通常的保留,也承认马克思是一个伟大的人物。是啊,他当然伟大,不过他是一个伟大的诱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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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自由派对马克思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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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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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家报纸代表了所谓欧洲自由派这个思想黑帮的变种中的精华,它解释说,它丝毫也不怀疑马克思的人格。但是他的理论却带来了无穷的危害。马克思把必然性和规律性的概念用到了社会现象的领域,否定道德的作用,否定我们的知识的相对性、有条件性,创立了一种反科学的空想和一个拥有他自己教派信徒的真正的“教会”。他的最有害的思想,就是阶级斗争。这是万恶之源!马克思对两个民族(tw0 nations)这个古老名言信以为真,认为每个文明民族的内部都有“剥削者”和“被剥削者”(该报把这些不科学的说法放在引号里表示极端的讽刺)这两个民族。马克思忘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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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不言而喻的、明显的、所有正常人都懂得的道理,就是在社会生活中“目的不是斗争,而是妥协”。马克思“使人民分裂成几部分,因为他硬向他自己的人灌输这样的思想,即他们同其余的人毫无共同之点,他们同其余的人是不共戴天的死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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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纸问道:“社会民主党在许多实际要求上固资产阶级中的许多人是一致的,它竭力要同这些人接近,这岂不是最自然不过的事情吗?然而,正是由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关系,这种情况并未出现。社会民主党自己使自己陷于孤立。有一段时间,本来可以认为这方面快要发生根本的改变了,那是在修正主义者开始活动的时候。但结果表明这是错误的,修正主义者与我们不同的地方,其中之一就是我们明白了这个错误,而他们却不明白。修正主义者过去认为,而且直到现在还认为,可以用某种方式抓住马克思不放,还同时能成为另外一个党。这真是妄想。要么把马克思整个吞下去,要么把他完全扔掉,采取模棱两可的态度是不会有任何结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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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得对,自由派先生们!你们有时候也在无意中说出了真话!“…只要社会民主党还尊重马克思,它就不会放弃阶级斗争的思想和其他一切使得我们和社会民主党很难相处的东西…学术界同意这样一种说法:马克思主义的改治经济学理论没有一条是正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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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对!先生们!你们绝妙地表明了资产阶级学术界、资产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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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自由派对马克思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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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自由派和它的全部政策的实质。你们懂得马克思是不能一块一块地吞下去的。伊兹哥耶夫先生之流和俄国的自由派还不懂得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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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点。他们很快也会懂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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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来看一下资产阶级共和国保守派的机关报《辩论日报》。该报在3月15日就纪念马克思逝世一事写道,社会主义者这些“野蛮的平均主义者”,鼓吹对自己的伟大人物的迷信,这个“仇视资产阶级”的马克思,他的学说中危害最大的就是阶级斗争的理论。“他向工人阶级鼓吹的不是伴有休战的暂时冲突,而是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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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场圣战,一场残杀和剥夺的战争,一场为了争得集体主义乐土而战的战争…真是骇人听闻的空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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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资产阶级报纸真正被触到痛处的时候,它们是会写出身东西来的。当你看到全世界无产阶级的自由派敌人的思想一致在日渐形成和巩固的时候,生活就会变得更加愉快,因为这种一致是千百万国际无产阶级团结的一个保证,无产阶级将不惜任何代价去争得自己的乐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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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于908年3月12日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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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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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产者报题第25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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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6卷第466一47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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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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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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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会议(“第二次全国代表会议”)的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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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7年7月14日和23日〔7月29日和8月5日]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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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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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对抵制的发言提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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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同意马克西莫夫的前几点。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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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分歧在下面:在第二届杜马以后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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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众会理解为“革命已告结束”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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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革命的传统和马克思主义者对它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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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革命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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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高潮和立宪幻想。革命道路的继续和又一次向革命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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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复革命的传统。错误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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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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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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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旧的抵制不存在了。新的抵制,即不积极的抵制,与革命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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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党无关(李卜克内西和普鲁士邦议会)。马克西莫天:“革命万量的组织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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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中部工业区的群众罢工运动和对它的态度。把它变成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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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动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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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抵制是有害的,它混淆视听:要把工会运动的高潮变成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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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革命的高潮。只有到那时才谈得上抵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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忘了补5:主张参加的论据都是些什么??把斯德哥尔摩决议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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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敦决议比较一下。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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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会改的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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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参加第三届国家杜马选举问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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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议草案初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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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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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抵制成功的条件和这个口号正确性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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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α)广泛的、普遍的和急剧的革命高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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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中同在旧政权召开第一次代表会议的情况下产生的立宪幻想作斗争这一思想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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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保持革命传统的义务同时要求对运用革命传统的条件加以分析,而不是简单地重复那些在特殊条件下才有意义的革命口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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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因此,鉴于在新高潮发展起来之前反动势力的进攻还在继续,宜布抵制第三届杜马是没有根据的。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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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纺织工人罢工和高潮的其他因素所需要的不是抵制的口号=武装起义的附带口号),而是政治和革命的发展。否则,抵制的口号就是有害的,它混淆视听。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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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开展参加选举和参加第三届杜马的工作,坚持革命的社会民主党在选举运动中和在杜马本身活动中的全部口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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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该决议草案见本卷第45一46页。一一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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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手稿上的第二点和第三点均被勾掉。一俄文版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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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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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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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向群众说明907年六三政变同905年十二月起义、同资产阶级的叛变的关系,指出,单靠经济斗争是不够的,要把经济斗争变成政治的和革命的冲击,这种冲击应当向武装起义发展,并且只有在这种冲击的基础上,抵制的口号才具有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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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因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会议的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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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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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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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参加第三届国家杜马选举问题的整个决议的提纲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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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1)革命任务没有完成,力量没有被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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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在沉寂的外壳后面,正在积聚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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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抵制主义是革命情绪,是对第三届杜马反革命性质的正确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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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无产阶级的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加强群众性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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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1)抵制只有在出现普遍高潮时或者同立宪幻想作斗争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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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抵制第一届和第二届杜马时那样)才是正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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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第二届杜马以来,没有发生本质上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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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俄国革命第二个时期的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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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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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既和反动派进行斗争,也和自由派进行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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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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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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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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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参加第三届国家杜马选举问题的决议第二部分的第一点和第二点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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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另一方面,认为,(a)抵制策路只有在存在若广泛的、普遍的、急剧的、直接冲击旧政权的革命高潮时或是为了同流行的立宪幻想作斗争时(如抵制布里根杜马和维特杜马时那样)才是正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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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一一同时认为,革命的社会民主党参加第二届杜马时的那种条件并没有发生本质上的变化,因为新选举法只是预示着要用公开的十月党人杜马来代替口头上是文宪民主党的、行动上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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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党的杜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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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会议的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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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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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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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工会代表大会问题的发言提纲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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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斯德哥尔摩决议和伦敦决议的“深刻矛盾”、“不可调和的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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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以成功的发言获得“承认”,“机械地”…(③)促进(伦敦决议)。伦敦决议的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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冒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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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维克多罗夫的机械决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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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除危害性”还是暗中抛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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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在俄国是“中立”还是充满社会民主党的精神。「(6)“怎么办”,不能禁正非社会民主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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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社会革命党人扰乱,以非党性炫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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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追求声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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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党和中央委员会在工会代表大会上的任务:用伦敦决议的精神进行思想宜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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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于日33年《列宁文集》俄文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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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自列宁全集等俄文第5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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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5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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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6卷第473一47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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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8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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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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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8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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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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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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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反对抵制》一文载于907年7月底出版的小册子《论抵制第三届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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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小册子刊载的另一篇文章是当时持相反观点的列·波·加米涅夫写的赞成抵制》,该文所署时间是907年6月28日(7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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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小册子是社会民主党的彼得堡秘密印刷厂印刷的,但伪装成为合法的印刷品,封面上印的出版地点是莫斯科,印刷单位是虚构的哥里宗托夫印刷厂。907年9月,小册子被沙皇当局没收。一一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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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指907年6月9一24日(7月2一7日)在芬兰举行的全俄教师联合会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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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次代表大会。出席这次代表大会的代表中有社会革命党人50名、社会民主党人23名、无党派人士18名,他们代表了大约2000名有组织的俄国教师。代表大会通过了联合会的章程,并讨论了关于第三届杜马的选举、关于同其他职业性联合会的关系、关于对当前地方自治机关的态度、关于教师职业保障和互助等问题。会议期间,社会民主党人代表和社会革命党人代表展开了激烈的思想交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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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俄教师联合会成立于905年4月,当时称全俄教师和国民教育活动家联合会。联合会章程第1条规定,它除了为改普善敦师物质生活状况进行斗争外,还为争取学校自由而斗争。它既是教师工会,同时又是为争取学校自由而斗争的政治团体。因此列宁称它为政治性的职业联合会。一一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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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社会苹命党人是俄国最大的小资产阶级改党社会革命党的成员。该党是901年底一902年初由南方社会革命党,社会革命党人联合会、老民意党人小组、社会主义土地同盟等民粹派团体联合而成的,成立时的领导人有马·安·纳坦松、叶·康·布列什柯一布列什柯夫斯卡娅、尼·谢·鲁萨诺夫、维·米·切尔诺夫、米·拉·郭茨、格·安·格尔舒尼等,正式机关报是《革命俄国报》90一904年)和《俄国革命通报》杂志(901一905年)。社会革命党人的理论观点是民粹主义和修正主义思想的折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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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合物。他们否认无产阶级和农民之间的阶级差别,抹杀农民内部的矛盾,否认无产阶毁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的领导作用。在土地问题上,社会革命党人主张消灭土地私有制,按照平均使用原则将土地交村社支配,发展各种合作社。在策略方面,社会革命党人采用了社会民主党人进行群众性鼓动的方法,但主要斗争方法还是搞个人恐怖。为了进行恐怖活动,该党建立了秘密的事实上脱离该党中央的战斗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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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905一907年俄国第一次革命中,社会革命党曾在农村开展焚烧地主庄园、夺取地主财产的所谓“土地恐饰”运动,并同其他政党一起参加武装起义和游击战,但也曾同资产阶级的解放社签订协议。在国家杜马中,该党动摇于社会民主党和立宪民主党之间。该党内部的不统一造成了906年的分裂,该党的右翼和极左翼分别组成了人民社会党和最高纲领派社会革命党人联合会。在斯托雷平反动时期,社会革命党经历了思想上组织上的严重危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社会革命党的大多数领导人采取了社会沙文主义的立场。917年二月革命后,社会革命党积极支持资产阶级临时政府,七月事变时期公开转向资产阶级方面。十月革命后,社会革命党人公开进行反苏维埃的活动,在国内战争时期进行反对苏维埃政权的武装斗争,对共产党和苏维埃政权的领导人实行个人恐怖。内战结束后,他们在“没有共产党人参加的苏维埃”的口号下组织了一系列叛乱。922年,社会革命党彻底瓦解。一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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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第三届杜马(第三届国家杜马)是根据907年6月3日(16日)沙皇解散第二届杜马时顾布的新的选举条例在当年秋天选举、当年11月1日(14日)召开的,存在到912年6月9日(22日)。这届杜马共有代表442人,先后任主席的有尼·阿·霍米亚科夫、亚·伊·古契柯夫(910年3月起)和米·弗·罗将柯(911年起),他们都是十月党人。这届杜马按其成分来说是黑帮一十月党人的杜马,是沙皇改府对俄国革命力量实行反革命的暴力和镇压政策的刚服工具。这届杜马的442名代表中,有右派147名,十月党人154名,立陶宛一白俄罗斯集团7名,波兰代表联盟11名,进步派28名,穆斯林集团8名,立宪民主党人54名,劳动派14名,社会民主党人9名。因此它有两个反革命的多数:黑帮一十月党人多数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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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党人一立宪民主党人多数。沙皇政府利用前一多数来保证推行斯托雷平的土地政策,在工人问题上采取强硬改策,对少数民族采取露骨的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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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主义改策:而利用后一多数来通过微小的让步即用改良的办法诱使群众脱离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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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届杜马全面支持沙皇改府在六三政变后的内外改策。它拨巨款给警察、宪兵、法院、监狱等部门,并通过了一个大大扩大了军队员额的兵役法案。第三届杜马的反动性在工人立法上表现得尤为明显,它把几个有关工人保险问题的法案搁置了3年,直到911年在新的革命高潮到来的形势下才予以批准,但保险条件比903年法案的规定还要苛刻。912年3月5日(18日),杜马工人委员会否决了罢工自由法案,甚至不许把它提交杜马会议讨论。在土地问题上,第三届杜马完全支持斯托雷平的土地法,于910年批准了以906年11月9日(22日)法令为基础的土地法,而拒绝讨论农民代表提出的一切关于把土地分配给无地和少地农民的提案。在少数民族问题上,它积极支持沙皇政府的俄罗斯化政策,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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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连串的法律进一步限制少数民族的基本权利。在对外改策方面,它主张沙皇改府积极干涉巴尔干各国的内政,破坏东方各国的民族解放运动和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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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届国家杜马的社会民主党党团,尽管工作条件极为恶劣,人数不多,在初期活动中犯过一些错误,但是在列宁的批评和帮助下,工作有所加强,在揭露第三届杜马的反人民政策和对无产阶毁和农民进行政治教育等方面都做了大量的工作。一一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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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出席全俄教师联合会第四次代表大会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代表是尼·亚·罗日柯夫。一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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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六三政变是俄国沙皇政府在907年6月3日(16日)发动的反动政变.政变前,沙皇政府保安部门捏造罪名,诬陷社会民主党国家杜马党团准备进行政变.沙皇政府随之要求审判社会民主党杜马代表,并且不待国家杜马调查委员会作出决定,就于6月2日(15日)晚速捕了他们。6月3日(16日),沙皇政府速反沙皇905年10月17日宜言中作出的非经国家杜马同意不得领布法律的诺言,顾布了解散第二届国家杜马和修改国家杜马选举条例的宜言。依照新的选举条例,农民和工人的复选人减少一半(农民复选人由占总数44%减到22%,工人复选人由4%减到2%),而地主和资产阶级的复选人则大大增加地主和大资产阶级复选人共占总数65%,其中地主复选人占妇.4%),这就保证了地主资产阶级的反革命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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盟在第三届国家杜马中居统治地位。新的选举条例还剥夺了俄国亚洲部分土著居民以及某些省份的突厥民族的选举权,并削减了民族地区的杜马席位(高加索由四席减为10席,波兰王国由37席减为14席)。六三政变标志着905一907年革命的失败和反革命的暂时胜利,斯托雷平反动时期由此开始。一一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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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布里根杜马是指沙皇政府计划在906年1月前召开的咨议性国家杜马。905年8月6日(9日)沙皇顾布了有关设立国家杜马的诏书。与此同时,还颁布了《关于设立国家杜马的法令》和《国家杜马选举条例》。因为这些文件是由内务大臣亚·格·布里根任主席的委员会受沙皇之托起草的,所以这个拟成立的国家杜马被人们称作布里根杜马.根据这些文件规定,在布里根杜马选举中,只有地主、资本家和农民户主有选举权,居民的大多数包括工人、贫苦农民、雇农、民主主义知识分子都被剥夺了选举权妇女,军人、学生、未满25岁的人和许多被压迫民族被排除在选举之外。杜马只能作为沙皇属下的咨议性机构讨论某些问题,无权通过任何法律。列宁写道,布里根杜马“是对‘人民代表机关'的最无耻的嘲弄”(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1卷第175页)。布尔什维克号召工人和农民积极抵制布里根杜马,孟什维克则主张在杜马选举中同自由派资产阶级合作。布里根杜马还没有来得及进行选举,905年十月全俄政治罢工就迫使沙皇颁布了10月17日宜言,保证召开立法杜马。这样,布里根杜马没有召开就被革命风暴扫除了,抵制策路获得了成功。关于布里根杜马的问题,可参看列宁的宪法交易》、抵制布里根杜马和起义》、沙皇与人民和人民与沙皇的一致》、《做君主派资产阶级的尾巴,还是做革命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领袖(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0卷第67一71页,第11卷第160一167、172一180、188一99页)等文。一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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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与俄国保安机关有联系的格·阿·加邦神父怀着挑衅的目的,建议彼得堡工人于905年1月9日(22日)列队前往冬宫向沙皇呈递请愿书。在请愿那天沙皇命令军队对手无寸铁的工人和他们的妻子儿女开枪,结果有1000多人被打死,2000多人受伤。沙皇的暴行引起了工人的极大愤怒,当天彼得堡街头就出现了街垒,工人同军警发生了武装冲突。1月9日居杀工人的事件,激起了全国工人抗议罢工,仅1月份就有44万人参加罢工。1月9日成了905一907年俄国第一次革命的起点。一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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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指905年6一7月间黑海舰队“波将金号“装甲舰的起义。黑海舰队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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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党组织中央委员会原准备在905年秋天发动舰队所有舰只同时起义,但是“波将金号”在单独出航进行射击演习期间于905年6月14日(27日)过早地自发举行了起义。起义的导火线是该舰指挥官下令将带头拒绝吃用臭肉做的菜汤的水兵枪决。在起义中,水兵们杀死了最可恨的军官,但起义领导人、布尔什维克格·尼·瓦库连丘克在搏斗中牺牲。水兵们选出了以阿·尼·马秋申科为首的军舰委员会。6月14日晚,“波将金号”悬挂红旗驶到正在举行总罢工的敖德萨.但是救德萨社会民主党组织联络委员会未能说服“波将金号”的船员们登岸来武装工人并与工人共同行动。该舰船员们只在6月15日(28日)向市当局和军队所在地区开了两炮。6月17日(30日),沙皇政府派来两支舰队,企图迫使“波将金号“投降,或将其击沉,但是这些军舰不肯向“波将金号”开火,而且其中的“常胜者乔治号”还转到革命方面来。6月18日(7月1日),“常胜者乔治号”上的一些军士级技术员叛变,将该舰交给了改府当局。当晚,士气沮丧的“波将金号”偕同所属的第267号雷击舰离开放德萨驶往罗马尼亚的康斯坦察。6月20日(7月3日),“波将金号”军舰委员会在那里发表了告文明世界书》和《告欧洲各国书》,表明他们反对沙皇制度的决心。6月22日(7月5日),“波将金号”曾驶到费奥多西亚。由于始终得不到煤和食品的补给,水兵们被迫于6月25日(7月8日)在康斯坦察把军舰交给了罗马尼亚当局。与此同时,“普鲁特号”教练于6月9日(7月2日)为支持“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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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金号”举行起义,选出了以布尔什维克AM.彼被得罗夫为首的军舰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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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该舰立即开往放德萨,但由于“被将金号”已经离开那里而未能与它会合。6月20日(7月3日),没有武器装备的“普鲁特号”被沙皇政府两艘雷击舰扣押。起义的水兵们遭到了沙皇政府的残酷镇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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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非常重视“波将金号”的起义。列宁曾委托米·伊·瓦西里耶夫一尤任前往领导起义,但是他没有及时赶到。一一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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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月6日的法令是指沙皇政府905年8月6日(9日)顽布的关于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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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国家杜马的法令。参看注7。一一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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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维特杜马即第一届国家杜马.因为第一届国家杜马是根据沙皇改府大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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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主席谢·尤·维特制定的条例于906年4月27日(5月10日)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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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的,故有此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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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905年十月全俄政治罢工的冲击下,沙皇尼古拉二世被迫发表了10月17日宜言,宜布召开具有立法职能的国家杜马以代替被革命风暴扫除掉的布里根咨议性杜马,指望以此分化和削弱革命运动,把国家引上和平的君主立宪的发展道路。905年12月11日,沙皇政府公布了《关于修改国家杜马选举条例的命令》,这一命令原封不动地保留了为选举布里根杜马而制定的以财产资格和阶级不平等为基础的选举制度,只是在原来的三个选民团一土地占有者(地主)选民团、城市(资产阶级)选民团、农民选民团一一之外,新增了工人选民团。就分得的复选人数额来说,各选民团的权利不是平等的:地主的1票相当于城市资产阶级的3票、农民的15票、工人的45票。选举不是普逾的,全体妇女、不满25岁的青年、游牧民族、军人、学生、小企业(50人以下的企业)的工人、短工、小手工业者,没有土地的农民都被剥夺了选举权.选举也不是直接的。一般是两级选举制,而为工人规定了三级选举制,为农民规定了四级选举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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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月起义失败后,沙皇政府一再限制曾经宜布过的杜马的权力。906年2月20日的诏书给了国务会议以批准或否决国家杜马所通过的法案的权力。906年4月23日(5月6日)又领布了经尼古拉二世批准的国家根本法》,将国家政策的最重要问题置于杜马管辖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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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届国家杜马选举于906年2一3月举行。布尔什维克宜布抵制,但是没有能达到搞垮这次选举的目的。当杜马最终召集起来时,列宁要求利用杜马来进行革命的宜传鼓动并揭露杜马的本质,指出它是人民代表机关的拙劣伪造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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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选入第一届国家杜马的代表共478人,其中立宪民主党1召人,自治派63人(包括波兰、乌克兰、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等民族的资产阶级集团的成员),十月党16人,无党派人士105人,劳动派97人,社会民主党18人。主席是立完民主党人谢·安·穆罗姆采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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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届国家杜马讨论过人身不可侵犯,废除死刑、信仰和集会自由、公民权利平等等问题,但是在这届国家杜马中占中心地位的间题是土地问题。在杜马会议上提出的土地纲领主要有两个:一个是立宪民主党人于5月8日(21日)提出的由42名代表签署的法案,它力图保持地主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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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所有制,只允许通过“按公平价格”嗟买的办法来强制地主转让主要用农民的耕畜和农具耕种的或已出租的土地:另一个是劳动派于5月23日(6月5日)提出的《104人法案》参看注144),它要求建立全民地产,把超过劳动土地份额的地主土地及其他私有土地收归国有,按劳动份额平均使用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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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届国家杜马尽管很软弱,它的决议尽管很不彻底,但仍不符合改府的愿望。906年7月9日(22日)沙皇改府解散了第一届国家杜马。一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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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马吃燕麦、快尔加河流入里海”一语出自俄国作家安·巴·契诃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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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篇小说《文学教师》。小说描写一个名叫伊波利特·伊波利特奇的史地教师,他平时沉默寡言,而一开口总是说些诸如“人不吃东西就不能生存”之类的人所共知的“大道理”。“马吃燕麦,伏尔加河流入里海”是他临终时说的一句话,后来常被人们引用来譬喻空话、废话和老生常谈。一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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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套中人是俄国作家安·巴·契诃夫的同名小说的主人公别利科夫的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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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是因循守旧、害怕改革的典型。一一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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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罗兹的街垒战是指905年6月9一11日22一24日)波兰罗兹市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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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起义。905年5一6月,在素称工人波兰心脏的罗兹市出现了罢工浪潮。6月8日(21日),参加游行示威的群众遭枪杀。6月9日(22日),在波兰王国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罗兹委员会号召下,全市举行了政治总罢工。工人们自发地同军警发生武装冲突,全市修筑了约50处街垒。经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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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天激烈战斗,起义终于被沙皇军队镇压下去,起义者死伤约1200人。—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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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斯德哥尔摩代表大会即906年4月10-25日(4月23日一5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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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斯德哥尔摩举行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四次(统一)代表大会。出席这次代表大会的有112名有表决权的代表和22名有发言权的代表。他们代表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62个组织。参加大会有发言权的还有波兰王国和立胸宛社会民主党,拉脱维亚社会民主工党和崩得的代表各3名,乌克兰社会民主工党、芬兰工人党的代表各1名。此外,还有保加利亚社会民主工党的代表1名。加上特邀代表和来宾,共有157人参加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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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召开这次代表大会,905年底布尔利什维克和孟什维克两派领导机构组成了统一的中央委员会。在两个月的时间里,各地党组织讨论两派分别制定的纲领,并按300名党员产生1名代表的比例进行代表大会代表的选举。由于布尔什维克占优势的工业中心的许多党组织遭摧残而严重削弱,因此代表大会的组成并未反映党内真正的力量对比。在112张表决票中,布尔什维克拥有46票,孟什维克则拥有62票,而且拥有少数几票的调和派在基本问题上也是附和孟什维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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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大会讨论了修改土地纲领、对目前形势的估计和无产阶级的阶级任务、对国家杜马的态度、武装起义,游击行动、与各民族的社会民主党的统一、党的章程等问题。列宁就土地问题、当前形势问题和对国家杜马的态度问题作了报告,就武装起义问题以及其他问题发了言,参加了党章起草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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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是在激烈斗争中进行的。在修改土地纲领问题上提出了三种纲领:列宁的土地国有化纲领,一部分布尔什维克的分配土地纲领和孟什维克的土地地方公有化纲领。代表大会以多数票批准了孟什维克的土地地方公有化纲领,但在布尔什维克的压力下对这一纲领作了一些修改。大会还批准了孟什维克的关于国家杜马的决议案和武装起义的决议案,大会未经讨论通过了关于工会的决议和关于对农民运动的态度的决议。代表大会通过了同波兰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以及同拉脱维亚社会民主工党统一的决定。这两个党作为地区性组织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在该地区各民族无产阶级中进行工作。大会还确定了同崩得统一的条件。在代表大会批准的新党章中,关于党员资格的第1条采用了列宁的条文,但在党的中央委员会和中央机关报的相互关系问题上仍保留了两个中央机关并存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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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大会选出了由7名孟什维克和3名布尔什维克组成的中央委员会和由5名孟什维克组成的中央机关报编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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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在《关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统一代表大会的报告给彼得堡工人的信)》这本小册子中对这次代表大会的工作作了分析(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3卷第1一65页)。一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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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第二届杜马(第二届国家杜马)于907年2月20日(3月5日)召开,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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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代表518人·主席是立宪民主党人贵·亚·戈洛文。尽管当时俄国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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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处于低时期,而且杜马选举是间接的、不平等的,但由于各政党间的界限比第一届国家杜马时期更为明显,群众的阶级觉悟较前提高,以及布尔什维克参加了选举,所以第二届国家杜马中左派力量有所加强。按政治集团来分,第二届国家杜马的组成是:右派即君主派和十月党54名,立宪民主党和靠近它的党派99名,各民族代表76名,无党派人士50名,哥萨克集团17名,人民社会党16名,社会革命党37名,劳动派104名,社会民主党65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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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第一届国家杜马一样,第二届国家杜马的中心议题是土地问题。右派和十月党人捍卫906年11月9日斯托雷平关于士土地改革的法令.立宪民主党人大大删削了自己的土地法案,把强制转让土地的成分降到最低限度。劳动派在土地问题上仍然采取在第一届杜马中采取的立场。孟什维克占多数的社会民主党党团提出了土地地方公有化法案,布尔什维克则捍卫全部土地国有化纲领。除土地问题外,第二届国家杜马还讨论了预算、对饥民和失业工人的致济、大敖等问题。在第二届国家杜马中,布尔什维克执行与劳动派建立“左派联盟”的策略,孟什维克则执行支持立宪民主党人的机会主义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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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皇政府在弄清革命力量不强之后,便决定驱散杜马。907年6月3日(16日)沙皇改府发动政变,解散了第二届杜马。一一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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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立宪民主党正式名称为人民自由党)是俄国自由主义君主派资产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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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的主要政党,于905年10月成立。中央委员中多数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地方自治人士和自由派地主。主要活动家有柏·尼·米留可夫、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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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穆罗姆采夫、瓦・阿・马克拉柯夫、安・伊·盛加略夫、彼·伯・司徒卢威、约·弗·盖森等。立宪民主党提出一条与革命道路相对抗的和平的宪政发展道路,主张俄国实行立宪君主制和资产阶级的自由。906年春,它曾同改府进行参加内阁的秘密谈判,后来在国家杜马中自命为“负责任的反对派”。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它支持沙皇改府的掠夺改策,曾同十月党等反动政党组成“进步同盟”,要求成立责任内阁,即资产阶毁和地主所信任的政府,力图阻止革命并把战争进行到最后胜利。二月革合后,立宪民主党在资产阶级临时政府中居于领导地位,竭力阻挠土地问题、民族问题等基本问题的解决,泰行继续帝国主义战争的政策。七月事变后,它支持科尔尼洛夫叛乱,阴谋建立军事独裁。十月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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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胜利后,苏维埃玫府于917年11月28日(12月11日)宜布立宪民主党为“人民公敌的党”。该党随之转入地下,继续进行反革命活动,并参与白卫将军的武装叛乱。国内战争结束后,该党上层分子大多数逃亡国外。921年5月,该党在巴黎召开代表大会时分裂,作为统一的党不复存在。一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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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同志技》(apu》)是俄国资产阶级报纸(日报),906年3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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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907年12月30日(1906年3月28日一908年1月12日)在彼得堡出版。该报打若“无党派”的招牌,实际上是左派立宪民主党人的机关报.参加该报工作的有·尼·普罗柯波维奇和叶·德·库斯柯娃。孟什维克也为该报撰稿。一一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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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指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就六三改变问题发出的第一封给各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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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的信》。信中说:“无产阶级和代表它的利益的革命社会民主党对政府的横暴行为不能不予以回答和抗议。”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没有宜布立即采取行动,而是号召各党组织“支持正在批起的群众运动,使之进行到底:在有把握得到广大群众的积极而坚决的支持的地方,要立即发起运动,并把情况报告中央委员会”。一一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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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这里说的基辅起义是指沙皇军队第41谢连金步兵团和第21工兵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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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7年6月4日夜在基辅举行的武装起义。当时社会革命党和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在这些部队里都有较强的力量。第二届国家杜马被解散的消息传来后,社会革合党军事组织召开会议决定举行起义。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基辅军事组织委员会不赞成起义,但在起义已不可能制止时也决定参加。这一起义很快就被扑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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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说的黑海舰队起义可能是指907年5月底黑海舰队实习分舰队水兵起义未果一事。907年5月22日,实习分舰队由塞瓦斯托波尔港起辑驶往坚德拉湾。在发现水兵有发动起义迹象后,分舰队奉命立即返航,于5月28日回到塞瓦斯托波尔港。随后有数十名水兵以鼓动起义的罪名被速辅并交付军事法庭审判。一一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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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宪章运动是9世纪30一50年代英国无产阶级争取实行《人民宪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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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运动,是世界上第一次广泛的、真正群众性的,政治性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恩格斯说,宪章运动是整个工人阶级向资产阶级政权进攻的自觉斗争(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516页)。9世纪30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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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工人运动迅速高涨。伦敦工人协会于1836年成立,1837年起草了份名为《人民宪章》的法案,1838年5月在伦敦公布。宪章提出了六点政治要求:(一)凡年满21岁的男子皆有选举权:(二)实行无记名投票:(三)废除议员候选人的财产资格限制:(四)给当选议员支付薪棒:(五)议会每年改选一次:(六)平均分配选举区域,按选民人数产生代表。1840年7月成立了全国宪章派协会,这是工人运动史上第一个群众性的工人政党。宪章运动出现过三次高潮。三次请愿均被议会否决,运动也遭镇压。但宪章运动终究迫使英国统治阶级作了某些让步,并对欧洲工人运动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马克思和恩格斯积极支持宪章运动,同宪章运动的左翼领轴乔·哈尼、厄·琼斯保持联系,并力图使宪章运动朝着社会主义方向发展。一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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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幼年的罪孽”一语出自旧约全书·约伯记》,意指年轻时由于幼稚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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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的错误和过失。一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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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十月党人是俄国十月党的成员。十月党(十月十七日同盟)代表和维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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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工商业资本家和按资本主义方式经营的大地主的利益,属于自由派的右翼。该党于905年11月成立,名称取自沙皇905年10月17日宜言。十月党的主要领导人是大工业家和莫斯科房产主亚·伊·古契柯夫和大地主米·弗·罗将河,活动家有彼·亚·葛伊甸、德·尼·希波夫、米·亚·斯塔霍维奇、尼·阿·霍米亚科夫等。十月党完全拥护沙皇政府的对内对外政策,支持改府镇压革命的一切行动。一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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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莫尔恰林习气意思是阿谀逢迎,奴颜婢膝。莫尔恰林是俄国作家亚·谢·格里鲍耶陀夫的喜剧智慧的痛苦》中的主人公,他热中于功名利禄,一心依附权贵,为了得到赏识和提拔,在上司面前总是唯唯诺诺,寡言少语。一一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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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巴拉莱金是俄国作家米·叶·萨尔蒂科夫一谢德林的讽刺作品温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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谨慎的人们》和现代牧歌》中的人物,一个包揽词讼、顺倒黑白的律师,自由主义空谈家、冒险家和撒谎家。巴拉莱金这个名字后来成为空谈、撒谎,投机取巧、出卖原则的代名词。一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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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指马克思在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关于普法战争的第二篇宜言》中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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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工人的下述忠告:“在目前的危机中,当敌人几乎已经在敲巴黎城门的时候,一切推翻新政府的企图都将是绝望的蠢举。法国工人应该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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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的公民职责,但同时他们不应当为192年的民族回忆所迷惑,就象法国农民曾经为第一帝国的民族回忆所欺骗那样。”(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3第17卷第囚2页)一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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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指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四次(统一)代表大会《关于对国家杜马的态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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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议》和第五次代表大会《关于国家杜马的决议》。前者是根据孟什维克提出的草案通过的,后者则是根据布尔什维克提出的草案通过的(见《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964年人民出版社版第1分册第153一155、29一210页)。一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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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无产者技》(lea1 eTapH》)是布尔什雏克的秘密报纸,根据党的第三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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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大会决定创办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机关报,905年5月14日(27日)一11月12日(25日)在日内瓦出版,共出了26号。根据905年4月27日(5月10日)党的中央全会的决定,列宁被任命为无产者报多的责任编辑,编委会的委员有瓦·瓦·沃罗夫斯基、阿·瓦·卢那察尔斯基和米·斯·奥里明斯基。参加编辑工作的有:娜·康·克鲁普斯卡娅、维·米·韦利奇金绿、维·阿·卡尔宾斯基、尼·费·纳西莫维奇、伊·阿·泰奥多罗维奇、莉·亚·福季耶娃等。弗·德·邦契一布鲁耶维奇、谢·伊·古谢夫、安·伊·乌里扬诺娃叶利扎罗娃负责为编辑部收集地方通讯稿。克鲁普斯卡娅和福季耶娃负责编辑部同地方组织和读者的通信联系。《无产者报》发表了大约90篇列宁的文章和短评,印发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的材料。该报的发行量达1万份。905年11月初列宁回俄国后不久停刊,报纸的最后两号是沃罗夫斯基编辑的。—一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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囚《无产者技》(eTapM》是俄国布尔什维克的移密报纸,于906年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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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21日9月3日)一99年11月28日(12月11日)出版,共出了50号。该报由列宁主编,在不同时期参加编辑部的有亚·亚·波格丹诺夫,约·彼·戈尔登贝格、约·费·杜勃洛文斯基等。《无产者报》的头20号是在维堡排版送纸型到彼得堡印刷的,但为保密起见报上印的是在莫斯科出版。由于秘密报刊出版困难,从21号起移至国外出版(第2一40号在日内瓦、第4一50号在巴黎出版)。《无产者报》是作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莫斯科委员会和彼得堡委员会的机关报出版的,在头20号中有些号还同时作为莫斯科郊区委员会、彼尔姆委员会,库尔斯克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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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会和喀山委员会的机关报出版,但它实际上是布尔什维克的中央机关报。该报共发表了100多篇列宁的文章和短评。无产者报》第46号附刊上发表了9日年6月在巴黎举行的《无产者报》扩大编辑部会议的文件。在斯托雷平反动时期,无产者报》在保存和巩固布尔什维克组织方面起了卓越的作用。根据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910年一月全体会议的决议,《无产者报》停刊。一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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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纪念葛伊向伯爵》一文载于907年9月初在圣彼得堡出版的布尔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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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克的《生活之声》文集,并附有文集编辑部的如下按语:“这篇文章早在6月间同志报》发表悼词之后随即写成,但由于某种与作者无关的'原因而未发表.现在把这篇文章编入本文集,编辑部认为,虽然文章的写作缘由目前已失去意义,但它的内容还是完全有价值的。”文章没有署名,但文集目录中标明作者是尼·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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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与作者无关的'原因”一般是指警察当局与书报检查机关的阻挠,而此处也指当时布尔什维克文集成了唯一可以发表列宁文章的出版物这一客观情况。—一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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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伐罗斯新闻》(Pycckne BeaomocTn》)是俄国报纸,1863一918年在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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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科出版。它反映自由派地主和资产阶级的观点,主张在俄因实行君主立宪,撰稿人是一些自由派教授。至70年代中期成为俄国影响最大的报纸之一.80一90年代刊登民主主义作家和民粹主义者的文章。1阳8年和901年曾经停刊。从905年起成为右翼立宪民主党人的机关报。917年二月革命后支持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十月革命后被查封。一34。32指905年10月的全俄改治罢工。一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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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粉饰的坟墓意思是虚有其表或表里不一,典出于圣经《新约全书》。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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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耶稣指责言行不一的犹太教律法师和法利赛派是伪普者,说他们象粉饰的坟墓一样,外表富丽堂皇,而里面充满尸骨和污秽之物(见《马太福音》第23章)。一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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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这里是借用俄国作家米·叶·萨尔蒂科夫一谢德林的话。姜汁鲟鱼是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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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上层社会享用的名贵菜肴.萨尔蒂科夫一谢德林在《文明人》等作品中曾用它来湖讽俄国自由派人士,说他们不知要宪法好,还是要姜汁鲟鱼好.他们意在巧取豪夺。他们要宪法是为了便于巧取豪夺,就象用姜汁铜鱼来满足他们的口腹之欲那样。一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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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和平苹新派是俄国大资产阶级和地主的君主立宪主义组织和平革新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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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成员。和平革新党于906年6月成立,是左派十月党人彼·亚·葛伊甸、德·尼·希波夫、米·亚·斯塔霍维奇和右派立宪民主党人尼·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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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沃夫、叶·尼·特鲁别茨科伊等在第一届国家杜马中的“和平革新派”基础上组织的。该党持介乎十月党和立宪民主党之间的立场,主要是在策略上与它们有所不同,而其纲领则十分接近于十月党。在第三届国家杜马中,和平革新党同民主改革党联合组成“进步派”,该派是旧12年成立的进步党的核心。和平革新党的正式机关刊物是《言论报》和《莫斯科周刊》。—一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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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费多尔的事……去处理吧!”出自俄国作家伊·谢·居格涅夫的《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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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记》中的一个短篇小说《总管》。小说主人公阿尔卡季·巴甫雷奇·宾诺奇金是一个道貌岸然、举止文雅、不露声色地处罚下人的“文明”地主。有一天招待客人,他发现仆人费多尔没有把酒烫热,就镇静自若地按铃叫来另一个仆人,低声吩附:“费多尔的事…去处理吧。”意即把费多尔拖进马厩鞭答一顿。一一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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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出自德国诗人约·沃·歌德格言诗集酬唱集》中的整吝》一诗。在这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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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里,歌德劝诚年轻人不要犹豫不决,不要成为灵魂空虚的怯懦的庸人。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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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这份提纲在907年7月8日(21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彼得堡市代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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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上宜读后,于当月印成了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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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彼得堡市代表会议于907年7月8日和14日(21日和27日)在蒸里约基(芬兰)举行。出席7月8日第一次会议的有61名有表决权的代表和21名有发言权的代表:出席8月14日第二次会议的只有50名有表决权的代表和16名有发言权的代表。会议上的报告没有保存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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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会议者重讨论了关于参加第三届杜马选举问题和同彼得堡一些党组织中的抵制情绪作斗争的问题.列宁在会上作了关于对第三届杜马选举的态度问题的报告。代表会议就此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最后赞同列宁在提纲和报告中坚持的反对抵制第三届杜马的路线。一43。,这是一组有关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会议(第二次全国代表会议)的文献。有关这次代表会议的其他列宁文献见本卷《附录》和《列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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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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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第12卷第386一39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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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会议(第二次全国代表会议)于907年7月21一23日(8月3一5日)在芬兰的科特卡举行。出席会议的代表共26人,其中布尔什维克代表9人,孟什维克代表5人,波兰社会民主党代表5人,崩得代表5人,拉脱维亚社会民主党代表2人·列宁作为北方区的代表出席了代表会议。第五次(伦敦)代表大会选出的中央委员会委员和候补委员也出席了代表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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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代表会议是在六三政变后的政治形势下紧总召开的。列入会议议程的有以下问题:参加第三届国家杜马选举问题:同其他政党达成选举协议何题:选举纲领问题:全俄工会代表大会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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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参加第三届国家杜马选举问题,代表会议听取了3个报告:报告人分别是代表布尔什维克的列宁(反对抵制)和亚·亚·波格丹诺夫(赞成抵制)以及代表孟什维克的费·伊·唐恩。在表决中,布尔什维克抵制派的决议草案有9票赞成,15票反对:孟什维克的反抵制决议草案有11票赞成,15票反对。布尔什维克中的抵制派在其决议草案被否决以后投票赞成列宁的决议草案,结果列宁的决议草案有15票赞成,11票反对。会议最后通过了以列宁的草案为基础的决议,这一决议号召党参加选举运动,不仅同右派政党而且同立宪民主党人进行斗争(见《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964年人民出版社版第1分册第29一22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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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同其他政党达成选举协议的问题,代表会议作了如下决定:社会民主党人在选举的第一阶段不同其他政党达成任何选举协议:在重新投票时,允许同一切比立宪民主党左的政党达成协议:在选举的第二阶段和以后各阶段,允许同一切革命政党和反对党达成协议以反对右派政党:在工人选防团里,除了同未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某些民族的社会民主党和波兰社会党达成协议外,不得同其他政党达成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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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还就选举纲领问题通过了如下的决议:“代表会议建议中央委员会根据代表会议就参加选举和参加国家杜马问题所通过的决议来制定选举纲领.”(同上,第22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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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关于全俄工会代表大会问题的讨论,实际上变成了关于工人阶级政党同工会之间关系问题的讨论。代表会议决定把就这个问题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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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的四个决议草案都作为资料转交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其中布尔什维克的草案即第3个草案是以列宁提出的草案为基础拟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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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代表会议的意义在于它制定了党在斯托雷平反动时期条件下的策略原则。会议的决议由中央委员会以关于907年7月21日、22日和23日党的代表会议的通告》形式公布。一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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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这里说的立宪民主党的选举法是指905年12月11日(24日)颁布的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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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杜马送举法,十月党的选举法是指旧07年6月3日(16日)顾布的国家杜马选举法,分别见注11和注6。一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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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伦敦代表大会即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五次代表大会,于907年4月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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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一5月9日(5月13日一6月1日)在伦敦召开.出席这次代表大会的代表有342名,代表约15万名党员,其中有表决权的代表303名,有发言权的代表图名。在有表决权的代表中,有布尔什维克阳名,孟什维克88名,崩得代表55名,被兰王国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代表45名,拉脱维亚边疆区社会民主党代表26名。列宁作为卡马河上游地区(乌拉尔)党组织的代表参加了代表大会并被选入了主席团。马·高尔基作为有发言权的代表参加了代表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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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尔什维克在代表大会上得到了波兰王国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及拉脱维亚边疆区社会民主党的代表的支持。布尔什维克用革命的纲领团结了他们,因而在代表大会上获得了多数,取得了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路线的胜利。在一切基本问题上,代表大会都通过了布尔什维克的决议案。布尔什维克的策略被确定为全党的统一的策略。关于对资产阶级政党态度的问题通过了列宁起草的决议。这一决议对所有非无产阶级改党都作了布尔什维主义的评价,并规定了革命社会民主党对它们的策略。代表大会通过的关于国家杜马的决议,规定了社会民主党在杜马中的各项任务,指出社会民主党在杜马内的活动应该服从杜马外的活动,应该首先把杜马作为揭露专制制度和资产阶级妥协政策以及宜传党的革命纲领的讲坛。代表大会就“工人代表大会”问题通过的决议是以列宁为代表大会写的决议草案《关于非党工人组织和无产阶级中的无政府工团主义派别》为基础写成的。在工会和党》决议中,代表大会批驳了工会“中立”的机会主义理论,认为必须做到党对工会实行思想上和政治上的领导。代表大会通过了新的党章。按照修改过的党章,在代表大会上只选举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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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员会,中央机关报编辑部由中央委员会任命,并在中央委员会监督下工作。党章规定定期召开党的会议来讨论党内生活中最重要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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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大会选出了由布尔什维克5人,孟什维克4人、波兰社会民主党2人和拉脱维亚社会民主党1人组成的中央委员会(另外3名中央委员由崩得和拉脱维亚边疆区社会民主党在代表大会后选派)。鉴于新的中央委员会成分不一,中央的领导不可靠,在代表大会结束时布尔什维克在自己的会议上成立了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的中央,无产者报》编辑部也加入布尔什维克中央。一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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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非党进步派是自由主义君主派资产阶级的一个政治集团。这一集团在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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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杜马选举中以及在杜马中,试图把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地主政党和派别的成员在“非党”的旗号下联合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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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三届国家杜马中,进步派组成了一个有和平革新党和民主改革党代表参加的集团。出于害怕爆发新的革命的动机,进步派批评沙皇政府的“极端行为”,认为改府不肯让步造成了左派革合力量活动的条件.在912年第四届国家杜马选举中,进步派同立宪民主党结成了联盟。进步派杜马代表在第三届杜马初期是28名,末期增加到37名,到了第四届杜马又进一步增至48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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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步派于912年11月1一13日在彼得堡召开代表大会,组成独立政党一进步党。该党纲领的要点是:制定温和的宪法,实行细徽的改革,建立责任内阁即对杜马负责的政府,镇压革命运动。列宁称这个纲领为民族主义自由派纲领,认为进步党人按其成分和思想体系来说是十月党人同立宪民主党人的混合物,该党将成为德国也有的那种“真正的”资本主义资产阶级政党(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22卷《民族主义自由派》和选举总结》第3节)。进步派的首领中有著名的大工厂主亚·伊·柯诺瓦洛夫、柏·巴·里亚布申斯基、弗·巴·里亚布申斯基,大地主和地方自治人士伊·尼·叶弗列莫夫,格·叶·李沃夫、尼·尼·李沃夫、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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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特鲁别茨科伊、德·尼·希波夫、马·马·柯瓦列夫斯基等。进步派在不同时期出版的报刊有《莫斯科周刊》、《言论报》、《俄国评论报》和《俄国晨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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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进步党人支持沙皇改府,倡议成立军事工业委员会。915年夏,进步党同其他地主资产阶级政党联合组成“进步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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盟”,后于916年退出。917年二月革命后,进步党的一些肖领加入了国家杜马临时委员会,后又加入了资产阶级临时政府。但这时进步党本身实际上已经瓦解。十月革命胜利后,原进步党肖领积极反对苏维埃政权。一一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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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找育》杂志(O5a3o阳Hte》)是俄因一种合法的文学、科普和社会改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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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刊物(月刊),1阳2一9田年在彼得堡出版。初期由瓦·德·西波夫斯基和瓦·瓦·西波夫斯基主编,从18阳6年起由亚·雅·奥斯特罗戈尔斯基负责编辑。在902一908年间,该杂志刊载过社会民主党人的文章。906年第2期发表了列宁的土地问题和“马克思的批评家”》这一著作的第5一9章(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5卷第138一99页)。一一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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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指新时报》。维·彼·布勒宁从1876年起就参加了《新时报》编辑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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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是新时报派无耻文人的首领。所以列宁称《新时报》为布勒宁的报纸,并把不诚实的论战手法叫作布勒宁式的对事实的正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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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报》(%1 lonoe BapMa》)是俄国的一家报纸(日报),1868一1917年在彼得堡出版。出版人多次更换,政治方向也随之改变。18721873年一度采取进步自由主义的方针。1876一912年由反动出版家阿·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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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沃林掌握,成为俄国最没有原则的报纸。905年起是黑帮报纸。旧17年二月革命后,完全支持资产阶级临时改府的反革命政策,攻击布尔什维克。917年10月26日(11月8日)被查封。列宁称新时报》是卖身投靠的报纸的典型。一一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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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劳动派(劳动团)是俄国国家杜马中的农民代表和民粹派知识分子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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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组成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集团,906年4月成立。领导人是阿·费·阿拉季因、斯·瓦·阿尼金等。劳动派要求废除一切等级限制和民族限制,实行自治机关的民主化,用普选制选举国家杜马。劳动派的土地纲领要求建立由官地、皇族土地、皇室土地、寺院土地以及超过劳动土地份额的私有上地组成的全民地产,由农民普选产生的地方土地委员会负责进行上地改革,这反映了全体农民的土地要求,但它同时又容许赎买土地,则是符合富裕农民阶层利益的。在国家杜马中,劳动派动摇于立宪民主党和布尔什维克之间。布尔什维克党支持劳动派的符合农民利益的社会经济要求,同时批评它在政治上的不坚定,可是劳动派始终没有成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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彻底革命的农民组织。六三改变后,劳动派在地方上停止了活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劳动派多数采取了沙文主义立场。二月革命后,它于917年6月与人员社会党合并。一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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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言语技》(T4》)是俄国立宪民主党的中央机关报(日报),旧06年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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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日(3月8日)起在彼得堡出版,实际编辑是帕·尼·米留可夫和约·弗·盖森。积极参加该报工作的有马·莫·维纳维尔、帕·德·多尔戈鲁科夫、彼·伯·司徒卢威等。917年二月革命后,该报积极支持资产阶级临时政府的对内对外政策,反对布尔什维克。917年10月26日(11月8日)被查封。后曾改用《我们的言语报》、《自由言语报》、《时代报》、《新言语报》和我们时代报》等名称继续出版,918年8月最终被查封。一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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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贵族联合会是俄国农奴主,地主的反革命组织,于908年5月在各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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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族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成立,存在到917年10月。成立该组织的主要目的是维护君主专制制度,维护大地主土地占有制和贵族特权。贵族联合会的领导人是阿·亚·鲍勃凌斯基伯爵、中.卡萨特金一罗斯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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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斯基公爵、1A.奥尔苏菲耶夫伯爵、弗·米·普利什凯维奇等人。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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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称贵族联合会为“农奴主联合会”。贵族联合会的许多成员都参加了国务会议和黑帮组织的领导中心。一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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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13万人是指俄国的地主。根据905年的统计材料,当时俄国拥有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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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亩以上的地主总人数是13398人,每人平均占有田4俄亩土地(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5卷第116117页)。一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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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社会党人是906年从俄国社会革命党右翼分裂出来的小资产阶级政党人民社会党的成员。人民社会党的领导人有尼·费·安年斯基、韦・亚・米雅柯金、阿・瓦・彼舍霍诺夫、弗・格・博哥拉兹、谢・雅・叶尔帕季耶夫斯基、瓦·伊·谢美夫斯基等。人民社会党提出“全部国家改权应归人民”,即归从无产者到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全体劳动者,主张对地主上地进行赎买和实行土地国有化,但不触动份地和经营“劳动经济”的私有土地。在俄国905一907年革命趋于低潮时,该党赞成立宪民主党的路线。六三政变后,因没有群众基础,实际上处于瓦解状态。二月革命后,该党开始恢复组织。917年6月,同劳动派合并。这个党代表富农利益,积极支持资产阶级临时改府,十月革命后参加反革命阴谋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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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和武装叛乱,918年后不复存在。一一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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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这是斯图加特国际社会党代表大会《军国主义和国际冲突》决议在9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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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9月初彼得堡出版的生活之声》文集第1集上发表时列宁为它加的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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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国加特国际社会党代表大会(第二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于907年8月18一24日举行。出席代表大会的有来自25个国家的886名社会党和工会的代表,其中英国123名,奥地利75名,匈牙利25名,被希米亚41名,意大利13名,波兰23名,法国78名,美国20名,德国2阳名,俄国65名。德国代表团中工会代表占多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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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国代表团包括社会民主党人37名,社会革命党人21名和工会代表7名。俄国代表团共有20张表决票,分配情形是:社会民主党人10票(布尔什维克4/红票,孟什维克2/2票,崩得、拉脱维亚社会民主党人和亚美尼亚社会民主党人各1票),社会革命党人7票,工会代表3票。参加这次代表大会的布尔什维克代表有列宁、亚·亚·波格丹诺夫、约·彼·戈尔登贝格(梅什科夫斯基)、波·米·克努尼扬茨、马·马·李维诺夫、阿·瓦·卢那察尔斯基、尼·亚·谢马什柯、米·格·茨哈卡雅等人。列宁是第一次出席第二国际的代表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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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审议了下列问题:军国主义和国际冲突:政党和工会的相互关系:殖民地问题:工人的侨居:妇女选举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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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代表大会期间,列宁为团结国际社会党的左派力量做了大量工作,同机会主义者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代表大会的主要工作是在起草代表大会决议的各委员会中进行的.列宁参加了军国主义和国际冲突问题委员会的工作。在这个委员会讨论奥·倍倍尔提出的决议案时,列宁同罗·卢森堡和尔·马尔托夫一起对它提出了许多原则性的修改意见.其中最重要的是对决议案的最后一段的修改意见(见注51)。修改意见末尾提出的著名论点还为旧10年哥本哈根代表大会所重申并写进了912年巴塞尔代表大会的决议。列宁在916年12月写的一篇关于对倍倍尔这一决议案的修改的短文中谈到了这一修改意见提出的经过(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28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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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在两篇题为《斯图加特国际社会党代表大会》的文章中对这次代表大会各项决议起草和通过过程中的主要争论以及这次代表大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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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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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义作了扼要的介绍和评述(见本卷第66一75.日一85页)。一一6251这里说的就是斯图加特国际社会党代表大会《军国主义和国际冲突》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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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最后一段修改的情况。根据907年柏林前进出版社出的这次代表大会的记录,这一段在奥·倍倍尔的原决议案中是:“一旦有爆发战争的危险,各有关国家的工人和他们的议会代表的责任就是全力以赴,利用他们认为最有效的手段来阻止战争的爆发,而如果战争仍然爆发了’则迅速结束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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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等人对这一段的修改意见是:“只要存在战争的威胁,各有关国家的工人及其在议会中的代表就有责任各尽所能,以便利用相应的手段来阻止战争的爆发。这些手段自然是根据阶级斗争和一般政治形势的尖锐化程度的不同而改变和加强。如果战争仍然爆发了的话,他们的责任是迅速结束战争,并渴尽全力利用战争引起的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唤醒各阶层人民的政治觉悟,加速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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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代表大会正式通过的决议中,这条修改意见除了个别文字改动外被完全采纳。正式通过的决议中这一段文字是:“只要存在着战争的威胁,各有关国家的工人阶级及其在议会中的代表就有责任在国际局的促进团结的活动的支持下,各尽所能,以便利用他们认为最有效的手段来阻止战争的爆发,这些手段自然是根据阶级斗争的尖锐化程度和一般政治形势的尖锐化程度的不同而改变。如果战争仍然爆发了的话,他们的责任就是全力以赴迅速结束战争,并尽力利用战争引起的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来唤醒人民,从而加速资本主义的统治的崩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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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中引用的《生活之声》文集第1集发表的这部分决议的译文同上述决议的原文略有出入,可能是由于翻译造成的。一一63。52本文是列宁应种子出版社之约,为《908年大众历书》撰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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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8年大众历书》的编印是种子出版社利用合法形式刊印不合法材料的一次尝试。《历书》阐述了俄国的经济状况和政治形势、第二届国家杜马的活动、对外政策问题、工会活动、罢工运动以及农民状况,介绍了俄国工人运动的历史,提供了9世纪和20世纪初俄国革命斗争的大事记。为《历书》撰稿的除列宁外,还有米·斯·奥里明斯基、尼·亚·罗日柯夫、尼·尼·巴图林等人。《历书》印了6万册,只有几十册被警方没收,因而在工厂和军队中流传很广。一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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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指904年8月14一20日在阿姆斯特丹举行的第二国际第六次代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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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通过的《社会党策略的国际准则》这个决议.决议禁止社会党人参加资产阶级政府,谴责掩盖现存的阶级矛盾从而促成同资产阶级政党接近的任何尝试。一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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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平等》杂志(Die Gleichheit)是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双周刊,德国女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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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动的机关刊物,后来也是国际妇女运动的机关刊物,190一925年在斯图加特出版。1892917年克·蔡特金任该刊主编。一一67。55《前进披》(Vorwarts》)是德国社会民主党的中央机关报(日报).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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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1876年10月在莱比锡创刊,编辑是威·李卜克内西和威·哈森克莱维尔。1878年10月反社会党人非常法颁布后被查禁。1阳0年10月反社会党人非常法废除后,德国社会民主党哈雷代表大会决定把1884年在柏林创办的《柏林人民报》改名为《前进报》(全称是《前进。柏林人民报》),从1图1年1月起作为中央机关报在柏林出版,由威·李卜克内西任主编。恩格斯曾为前进报》撰稿,帮助它同机会主义的各种表现进行斗争。1阳5年恩格斯逝世以后,《前进报》逐渐转入党的右翼手中。它支持过俄国的经济派和孟什维克。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持社会沙文主义立场。933年停利。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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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波兰社会民主党的全称是波兰王国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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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兰王国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成立于1阳3年7月,最初称波兰王国社会民主党,其宗旨是实现社会主义,建立无产阶级政权,最低纲领是推翻沙皇制度,争取改治和经济解放。900年8月,该党和立陶宛工人运动中的国际主义派合并,改称波兰王国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在905一907年俄国革命中,波兰王国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提出与布尔什维克相近的斗争口号,对自由派资产阶级持不调和的态度。但该党也犯了一些错误。列宁曾批评该党的一些错误观点,同时也指出它对波兰革命运动的功绩。906年4月,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四次统一)代表大会上,该党作为地区组织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保持组织上的独立。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波兰王国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持国际主义立场,反对支持外国帝国主义者的皮尔苏茨基分子和民族民主党人·该党拥护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918年在波兰领导建立了一些工人代表苏维埃。918年12月,在该党与波兰社会党一“左派”的统一代表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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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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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成立了波兰共产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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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兰社会党是以波兰社会党人巴黎代表大会(1阳2年11月)确定的纲领方针为基础于1阳3年成立的。这次代表大会提出了建立独立民主共和国、为争取人民群众的民主权利而斗争的口号,但是没有把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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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斗争同俄国、德国和奥匈帝国的革命力量的斗争结合起来。该党右翼领导人约·皮尔苏茨基等认为恢复波兰国家的唯一道路是民族起义而不是以无产阶级为领导的全俄反对沙皇的革命。从905年2月起,以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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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亨·瓦列茨基、费·雅·柯恩等为首的左派逐步在党内占了优势,906年11月召开的波兰社会党第九次代表大会把皮尔苏茨基及其拥护者开除出党,该党遂分裂为两个党:波兰社会党一“左派”和所谓的波兰社会党一“革命派”,波兰社会党一“左派”逐步转到了革命的和国际主义的立场,于918年12月同波兰王国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一起建立了波兰共产党。波兰社会党一“革命派”于9阳年重新使用波兰社会党的名称,强调通过武装斗争争取波兰独立,但把这一斗争同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割裂开来。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起,该党的骨干分子参加了皮尔苏茨基站在奥德帝国主义一边搞的军事改治活动(成立波兰军团)。918年波兰社会党参加创建独立的资产阶级波兰国家。该党不反对地主资产阶级波兰对苏维埃俄国的武装干涉,并于920年7月参加了所谓国防联合政府。926年该党支持皮尔苏茨基发动的政变,同年11月由于拒绝同推行“健全化”的当局合作而成为反对党。一一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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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拉脱雏亚社会民主党即拉脱维亚社会民主工党,是904年6月在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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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成立的。905年6月召开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党纲。905年该党领导了工人的革命行动,并训练群众准备武装起义。在906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四次(统一)代表大会上,拉脱维亚社会民主工党作为地区组织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代表大会后改称为拉脱维亚边疆区社会民主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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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脱维亚社会革命党即拉脱维亚社会民主党人同盟,是900年秋天在国外建立的.这个组织就其提出的要求来说接近于俄国社会革命党人,并具有相当程度的民族主义倾向。905年在部分农民中暂时有些影响,但很快被拉脱维亚社会民主工党排挤,以后再未起什么明显的作用。一一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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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亚美尼亚社会民主党是指亚美尼亚社会民主工人组织“特殊派”)。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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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组织是亚美尼亚民族联邦主义分子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后不久建立的。它象崩得一样要求实行联邦制的建党原则,并宜布自己是亚美尼亚无产阶级的唯一代表。它借口“每个民族都有特殊的条件”来为自己的民族主义辩护。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五次代表大会通过了关于与亚美尼亚社会民主工人组织实行统一的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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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什纳克楚纯即亚美尼亚革命联盟,是亚美尼亚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政党,于1阳0年在梯弗利斯成立。党员中,除资产阶级外,民族知识分子和小资产阶级占重要地位,此外,还有受骗的农民和工人·在905一907年革命时期,该党同社会革命党接近。907年,该党正式通过了具有民粹主义性质的“社会主义”纲领,并加入了第二国际。917年二月资产阶毁民主革命后,他们同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人和木沙瓦特党人结成了反对苏维埃政权的反革命联盟,组织了外高加索议会。918一920年间,该党曾领导亚美尼亚的反革命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政府。920年11月,亚美尼亚劳动人民在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和红军的支持下,推翻了达什纳克党人的政府,建立了苏维埃政权。921年2月,达什纳克楚纯发动叛乱,被粉碎。随着苏维埃政权的胜利,该党在外高加索的组织陆续被清除。一一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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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民主联盟S.D.F,)是英国的社会主义组织。这一组织是在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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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盟的基础上于1884年8月成立的。参加联盟的除改良主义者(亨·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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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德门等)和无政府主义者外,还有一批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即马克思主义的拥护者哈·奎尔奇、汤·曼、爱·艾威林、爱琳鄉·马克思等),他们构成了英国社会主义运动的左翼。恩格斯曾尖锐地批评社会民主联盟有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倾向,脱离英国群众性的工人运动并且忽视这一运动的特点。907年,社会民主联盟改称英国社会民主党。911年,英国社会民主党与独立工党中的左派一起组成了英国社会党。920年,社会党的大部分党员参加了创立英国共产党的工作。一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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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独立工党①.LP.)是英国改良主义改党,于193年1月成立,领导人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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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哈第、拉·麦克唐纳、菲·斯诺登等。党员主要是“新工联”和一些老工会的成员以及受费边派影响的知识分子和小资产阶毁分子。独立工党从建党时起就采取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立场,把主要注意力放在议会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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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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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同自由主义政党进行议会交易上列宁称它是始终依附资产阶级的机会主义政党。900年,该党作为集体党员加入工党。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该党领袖采取资产阶级和平主义立场。一一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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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贵边社是英国的改良主义组织,1884年成立。费边社的成员多为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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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级知识分子,代表人物有悉·维伯、比·维伯,拉·麦克唐纳、肖伯纳、赫·威尔斯等。费边·马克西姆是古罗马统帅,以在第二次布匿战争(公元前218一201年)中采取回避决战的缓进待机策略著称。费边社即以此人名字命名。费边派虽然认为社会主义是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但只承认演进的发展道路。他们反对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革命学说,鼓吹通过细微的改良来逐渐地改造社会,并宜扬所谓“地方公有社会主义”。900年费边社加入工党(当时称工人代表委员会),仍保留自己的组织。在工党中,它一直起制定纲领原则和策略原则的思想中心的作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费边派采取了社会沙文主义立场。关于贵边派,参看列宁《社会民主党在905一907年俄国第一次革合中的土地纲领第4章第7节和《英国的和平主义和英国的不爱理论》(见本卷第322一327页和《列宁全集》第2版第26卷第278284页)。一71。62这是克·蔡特金的《斯图加特国际社会党代表大会》一文在907年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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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圣彼得堡出版的布尔什维克的闪电》文集第1集上发表时列宁为它加的注释。列宁是在斯图加特国际社会党代表大会上和察特金第一次会面并相识的。蔡特金这篇文章的俄译文经列宁校订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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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闪电》文集和当时出版的布尔什维克的其他文集曾是唯一可以刊登列宁著作的出版物。这是因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内的孟什维克在波兰社会民主党和崩得代表的支特下阻挠成立中央机关报编辑部,以致《社会民主党人报》的出版未能安排就绪,而布尔什维克的机关报无产者报》也因召开伦敦代表大会而中断出版。直到907年10月,在出版《社会民主党人报》的尝试失败以后,无产者报》才恢复出版。—一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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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登载列宁这篇文章的《无产者报》第17号发表了斯图加特国际社会党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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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大会的各项决议。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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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这是列宁为种子出版社出版的他的《十二年来》文集写的序言。按种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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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社的计划,《十二年来》文集应出3卷,但实际上只出了第1卷和第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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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全集第十六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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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第1分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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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年来》文集第1卷于907年11月中旬出版(封面上印的是908年)。这一卷不久即被没收,但有很大一部分被抢救出来,并继续秘密流传。第1卷包括下列著作:《民粹主义的经济内容及其在司徒卢威先生的书中受到的批评》、《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的任务》、地方自治机关的迫害者和自由主义的汉尼拔》、《怎么办、进一步,退两步》、地方自治运动和(火星报》的计划》以及《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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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定编入第2卷的是关于土地问题的著作。鉴于沙皇政府书报检查机关的迫害,第2卷改称《土地问题》文集而不再用《十二年来》文集这一书名。第2卷分两册出版,第1分册于908年初问世,收有评经济浪漫主义》,《1阳4一1田5年度彼尔姆省手工业调查以及“手工”工业中的一般问题》以及《土地问题和“马克思的批评家”》(第一11章)。第2分册是列宁刚刚写成而尚未发表的著作《社会民主党在905一907年俄国第一次革命中的土地纲领.这一分册未能问世,在印刷厂就被警方没收并销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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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卷也因当局的查禁未能出版。按计划,编入该卷的将是列宁在《火星报》、前进报》、无产者报》、新生活报》等布尔什维克机关报上发表过的一批纲领性和论战性文章。一一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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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合法马克思主义是9世纪90年代出现在俄国自由派知识分子中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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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思想政治流派,其主要代表是彼·伯·司徒卢威。合法马克思主义利用马克思经济学说中能为资产阶级所接受的个别论点为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作论证。在批判小生产的维护者民粹派的同时,合法马克思主义赞美资本主义,号召人们“承认自己的不文明并向资本主义学习”,而抹杀资本主义的阶级矛盾.列宁锐敏地看出合法马克思主义是国际修正主义的萌芽,它必然要发展成为资产阶级的民族自由主义。一88。66劳动解放社是俄国第一个马克思主义团体,由格·瓦·普列汉诺夫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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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伊・查苏利奇、帕・波・阿克雪里罗得、列・格・捷依奇、瓦・尼・伊格纳托夫于1883年8月在日内瓦建立。劳动解放社把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许多重要着作译成俄文,在国外出版后秘密运到俄国,这对马克思主义在俄国的传播起了巨大的作用。普列汉诺夫当时写的《社会主义和政治斗争》、我们的意见分歧》、《论一元论历史观之发展》等著作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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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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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批判了民粹主义,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分析了俄国社会的现实和俄国革命的一些基本问题。普列汉诺夫起草的劳动解放社的两个纲领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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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1883年的社会民主主义的劳动解放社纲领》和1885年的《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的纲领草案》,对于俄国社会民主党的建立具有重要意义,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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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纲领草案的理论部分包含了马克思主义政党纲领的基本成分。劳动解放社在团结俄国社会民主党的力量方面也做了许多工作。它还积极参加社会民主党人的国际活动,和德、法,英等国的社会民主党都有接触。劳动解放社以普列汉诺夫为代表对伯恩施坦主义进行了积极的斗争,在反对俄国的经济派方面也起了重要作用。恩格斯曾给予劳动解放社的活动以高度评价(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第301页)。列宁认为劳动解放社的历史意义在于它从理论上为俄国社会民主党奠定了基础,向着工人运动迈出了第一步:劳动解放社的主要缺点是:它没有和工人运动结合起来,它的成员对俄国资本主义发展的特点缺乏具体分析,对建立不同于第二国际各党的新型政党的特殊任务缺乏认识等。劳动解放社于903年8月在俄国社会民主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宜布解放。一一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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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指196年5一6月彼得堡纺织工人大罢工。这次罢工的起因是工厂主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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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向工人支付尼古拉二世加冕礼那几天假日的全额工资。罢工从俄罗斯纺纱厂(即卡林金工厂)开始,很快就席卷了所有纺织工厂,并被及机器、橡胶、造纸、制糖等工厂,参加者达3万多人。这次罢工是在彼得堡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领导下进行的。该会散发了传单和宜言,号召工人起来捍卫自己的权利。罢工的基本要求是:把工作日缩短为10/:小时,提高计件单价,按时发放工资等。这次罢工第一次推动了彼得堡无产阶级结成广泛阵线向剥削者进行斗争,并促进了全俄工人运动的发展。在这次罢工的压力下,沙皇政府加速了工厂法的修订,于1阳7年6月2日(14日)颁布了将工业企业和铁路工厂的工作日缩短为11'/红小时的法令。——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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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经济派是9世纪术一20世纪初俄国社会民主党内的机会主义派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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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主义的拥护者。经济派的代表人物是康·米·塔赫塔廖夫,谢·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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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罗柯波维奇、叶・德・库斯柯娃、波・尼・克里切夫斯基、亚・萨・皮凯尔(亚·马尔丁诺夫)、弗·彼·马赫诺韦茨阿基莫夫)等。经济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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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主要报刊是《工人思想报》(1阳7一902年)和《工人事业》杂志(199一90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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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派主张工人阶级只进行争取提高工资、改善劳动条件等等的经济斗争,认为政治斗争是自由派资产阶级的事情。他们否认工人阶级政党的领导作用,崇拜工人运动的自发性,否定向工人运动灌输社会主义意识的必要性,维护分散的和手工业的小组活动方式,反对建立集中的工人阶级政党.经济主义有诱使工人阶级离开革命道路而沦为资产阶级政治附庸的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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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对经济派进行了始终不渝的斗争。他在俄国社会民主党人抗议书》(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4卷第144一156页)中尖锐地批判了经济派的纲领。列宁的《火星报》在同经济主义的斗争中发挥了重大作用。列宁的《怎么办(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6卷第1一183页)一书从思想上彻底地粉碎了经济主义。一一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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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伯思施坦派是国际工人运动中以爱·伯恩施坦为首的修正主义派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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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生于9世纪末20世纪初。伯恩施坦的《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1知9年)一书是伯恩施坦派思想体系的全面阐述。伯恩施坦派在哲学上否定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用庸俗进化论和诡辩论代替革命的辩证法:在政治经济学上修改马克思主义的剩余价值学说,竭力掩盖帝国主义的矛盾,否认资本主义制度的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在政治上鼓吹阶级合作和资本主义和平长入社会主义,传搭改良主义和机会主义思想,反对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特别是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伯恩施坦派得到了德国社会民主党右翼和第二国际其他一些政党的支持。在俄国,追随伯恩施坦派的有合法马克思主义者、经济派等。一一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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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指彼得堡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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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得堡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是列宁于1阳5年11月创立的,由彼得堡的约20个马克思主义工人小组联合而成,1细5年12月定名为“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协会是俄国无产阶级革命改党的萌芽,实行集中制,有严格的纪律。协会在俄国第一次实现了社会主义和工人运动的结合,完成了从小组内的马克思主义宜传到群众性政治鼓动的转变.协会领导了1阳5年和196年彼得堡工人的罢工,印发了供工人阅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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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单和小册子,并曾筹备出版工人政治报纸《工人事业报》。协会对俄国社会民主主义运动的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有好几个城市的社会民主党组织以它为榜样,把马克思主义小组统一成为全市性的“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从1阳8年下半年起,协会为经济派(由原来协会中的“青年派”演变而成)所掌握。一一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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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新言论》杂志(《oCo》)是俄国的科学、文学和改治刊物(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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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194一197年在彼得堡出版。最初是自由主义民粹派的刊物。1阳7年春起在亚·米·卡尔梅柯娃的参加下,由合法马克思主义者彼·伯·司徒卢城等出版。撰稿人有格·瓦·普列汉诺夫,维·伊·查苏利奇和马·高尔基等。杂志刊载过恩格斯对《资本论》第3卷的增补和列宁的《评经济浪漫主义》、《论报纸上的一篇短文》。1细7年12月被查封。—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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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曙光》杂志(3a即》)是俄国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政治刊物,由《火星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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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部编辑,90一902年在斯图加特出版,共出了4期(第2、3期为合刊)。杂志宜传马克思主义,批判民粹主义和合法马克思主义、经济主义、伯恩施坦主义等机会主义错误思潮。杂志刊登了列宁的下列文章:《时评》、地方自治机关的迫害者和自由主义的汉尼拔》、《土地问题和“马克思的批评家”》前4章、《内改评论》和《俄国社会民主党的土地纲领那。—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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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旧《火星报》是指第52号以前的火星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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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星报》(《a》)是第一个全俄马克思主义的秘密报纸,由列宁创办。创刊号于旧00年12月在莱比锡出版,以后各号的出版地点是慕尼黑、伦敦(902年7月起)和日内瓦(903年春起)。参加火星报》编辑部的有:列宁、格·瓦·普列汉诺夫、尔·马尔托夫、亚·尼·波特列索夫、怕·波·阿克雪里罗得和维·伊·查苏利奇。编辑部的秘书起初是因·格·斯米多维奇一列曼,901年4月起由娜·康·克鲁普斯卡娅担任。列宁实际上是《火星报》的主编和领导者。他在《火星报》上发表了许多文章,阐述有关党的建设和俄国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的基本问题,并评论国际生活中的重大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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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星报》在国外出版后,秘密运往俄国翻印和传播。《火星报》成了团结党的力量、聚集和培养党的干部的中心。在俄国许多城市成立了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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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社会民主工党列宁火星派的小组和委员会。902年1月在萨马拉举行了火星派代表大会,建立了《火星报多俄国组织常设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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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星报》在建立俄国马克思主义政党方面起了重大的作用。在列宁的倡议和亲自参加下,《火星报》编辑部制定了党纲草案,筹备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这次代表大会宜布《火星报》为党的中央机关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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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决议,《火星报》编辑部改由列宁,普列汉诺夫、马尔托夫三人组成。后来由于普列汉诺夫支持孟什维克,要求把原来的编辑都吸收进编辑部,列宁于903年10月9日(11月1日)退出了编辑部。从第52号起,《火星报》变成了孟什维克的机关报。一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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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指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一次代表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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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于198年3月1一3日(13一15日)在明斯克秘密举行。倡议召开这次代表大会的是列宁领导的彼得堡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早在1知5年12月列宁就在狱中草拟了党纲草案,并提出了召开代表大会的主张。由于彼得堡等地的组织遭到警察破坏,这次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主要由基辅的社会民主党组织担任。出席代表大会的有6个组织的9名代表:彼得堡、莫斯科、基辅和叶卡捷琳诺斯拉夫的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的代表各1名,基辅《工人报》小组的代表2名,崩得的代表3名。大会通过了把各地斗争协会和崩得合并为统一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决议。在民族问题上,大会承认每个民族有自决权。大会选出了由彼得堡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代表斯·伊·拉德琴柯、基辅《工人报》代表波·李·埃杰尔曼和崩得代表亚·约·克列梅尔三人组成的中央委员会。《工人报》被承认为党的正式机关报。中央委员会在会后以大会名义发表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宜言》,把争取政治自由列为首要任务,并把它和将来反对资本主义的斗争联系起来。国外俄国社会民主党人联合会被宜布为党的国外代表机关。这次大会没有制定出党纲和党章,也没有形成中央的统一领导,而且大会闭幕后不久大多数代表和中央委员遭逮捕,所以统一的党实际上没有建立起来。一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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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指国外俄国社会民主党人联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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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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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俄国社会民主党人联合会是根据劳动解放社的倡议,在全体会员承认劳动解放社纲领的条件下,于1阳4年在日内瓦成立的.联合会为俄国国内出版书刊,它的出版物全部由劳动解放社负责编辑。1阳6一1899年联合会出版了不定期刊物工作者》文集和《(工作者〉小报》.1阳8年3月,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一次代表大会承认联合会是党的国外代表机关。1阳8年底,机会主义分子经济派)在联合会里占了优势。1阳8年11月,在苏黎世召开的联合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劳动解放社声明,除《工作者》文集以及列宁的《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的任务》和《新工厂法》两个小册子外,拒绝为联合会编辑出版物。联合会从18阳9年4月起出版工人事业》杂志,由经济派分子担任编辑。900年4月,在日内瓦举行的联合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劳动解放社的成员以及与其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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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致的人正式退出联合会,并于5月成立了独立的革命组织“社会民主党人”。此后联合会和工人事业》杂志就成了经济主义在俄国社会民主党内的代表。903年,根据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决议,联合会宜布解散。一一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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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社会民主党人”这个革命组织是国外俄国社会民主党人联合会分裂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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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由劳动解放社成员以及与其观点一致的人于900年5月成立的。该组织在号召书里宜布它的宗旨是扶持俄国无产阶毁中的社会主义运动并同企图修正马克思主义的形形色色机会主义作斗争。该组织出版了《共产党宜言》和马克思、恩格斯的其他一些著作的俄译本以及格·瓦·普列汉诺夫等人的几本小册子。901年10月,根据列宁的倡议,“社会民主党人”组织同《火星报和曙光》杂志的国外组织合并成为俄国革命社会民主党人国外同盟。一一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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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指901年9月21一22日(10月4一5日)在瑞士苏黎世举行的俄国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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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工党国外组织“统一”代表大会。出席大会的有《火星报》和《曙光》杂志国外组织的6名成员(列宁(化名弗雷)、娜·康·克鲁普斯卡娅、尔·马尔托夫等)、“社会民主党人”组织的8名成员(包括劳动解放社的3名成员:格·瓦·普列汉诺夫、怕·波·阿克雪里罗得和维·伊·查苏利奇)、俄国社会民主党人联合会的16名成员(包括前得国外委员会的5名成员)和斗争社的3名成员,共33人。在代表大会召开以前,901年春天和夏天,由斗争社倡议和从中擀旋,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各国外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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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了关于协议和统一的谈判。为了筹备实行统一的代表大会,旧01年6月在日内瓦举行了由上述各组织的代表参加的会议(即六月代表会议或日内瓦代表会议),会上通过一项决议,认为必须在火星报》的革命原则基础上团结俄国社会民主主义力量和统一社会民主工党各国外组织。但是俄国社会民主党人联合会及其机关刊物《工人事业》杂志在代表会议以后却加紧宜扬机会主义,这突出地表现在901年9月工人事业》杂志第10期刊登的波·尼·克里切夫斯基的《原则、策略和斗争》和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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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尔丁诺夫的《揭露性的刊物和无产阶毁的斗争》两篇文章以及联合会第三次代表大会对六月代表会议决议的修正上。因此,在代表大会开幕以前就可看出,火星派同工人事业派的统一已不可能。在代表大会宜布了对六月代表会议决议所作的修正和补充之后,《火星报》和曙光》杂志组织以及“社会民主党人”组织的代表便宜读了一项特别声明,指出代表大会的机会主义多数不能保证改治坚定性,随即退出了代表大会。一—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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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无题派是指906年在彼得堡出版的《无题》周刊的组织者和参加者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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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普罗柯波维奇、叶・德・库斯柯娃、瓦・雅・鉋古査尔斯基、维・韦·波尔土加洛夫、瓦·瓦·希日尼亚科夫等人。无题派是一批原先信奉合法马克思主义和经济主义、后来参加了解放社的俄国资产阶级自由派知识分子,他们公开宜布自己是西欧批判社会主义的拥护者,支持孟什维克和立宪民主党人。列宁称无题派为孟什维克化的立宪民主党人或立宪民主党人化的孟什维克。无题派后来集结在左派立宪民主党的同志报》周围。一一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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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指《十二年来》文集第3卷。出版这一卷的计划没有能够实现。一9480即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代表大会于903年7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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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日)一8月10日(23日)召开。7月24日前,代表大会在布鲁塞尔开了13次会议。后因比利时警察将一些代表驱逐出境,代表大会移至伦敦,继续开了24次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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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大会是《火星报》筹备的,列宁为代表大会起草了一系列文件,并详细拟订了代表大会的议程和议事规程。出席代表大会的有43名有表决权的代表,他们代表着26个组织(劳动解放社、《火星报》组织、崩得国外委员会和中央委员会、俄国革命社会民主党人国外同盟、国外俄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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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民主党人联合会以及俄国社会民主党的20个地方委员会和联合会),共有51票(有些代表有两票)。出席代表大会的有发言权的代表共14名。代表大会的成分不一,其中有《火星报》的拥护者,也有《火星报》的反对者以及不坚定的动摇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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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被选入了常务委员会,主持了多次会议,几乎就所有问题发了言。他还是纲领委员会、章程委员会和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的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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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大会要解决的最重要的问题,是批准党纲、党章以及选举党的中央领导机关。列宁及其拥护者在大会上同机会主义者展开了坚决的斗争.代表大会否决了机会主义分子要按照西欧各国社会民主党的纲领的精神来修改《火星报》编辑部制定的纲领草案的一切企图。大会先逐条讨论和通过党纲草案,然后由全体代表一致通过整个纲领(有1票弃权)。在讨论党章时,会上就建党的组织原则问题展开了尖锐的斗争。由于得到了反火星派和“泥潭派”(中派)的支持,尔·马尔托夫提出的为不坚定分子入党大开方便之门的党章第1条条文,以微弱的多数票为大会所通过。但是代表大会还是基本上批准了列宁制定的党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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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票数的划分起初是:火星派33票,“泥潭派”(中派)10票,反火星派8票(3名工人事业派分子和5名崩得分子)。在彻底的火星派(列宁派)和“温和的”火星派(马尔托夫派)之间发生分裂后,彻底的火星派暂时处于少数地位。但是,8月5日(18日),7名反火星派分子2名工人事业派分子和5名前得分子)因不同意代表大会的决议面退出了大会。在选举中央机关时,得到反火星派分子和“泥潭派”的支持的马尔托夫派(共7人)成为少数派,共有20票(马尔托夫派9票,“泥潭派”10票,反火星派1票),而团结在列宁周围的20名彻底的火星派分子成为多数派,共24票。列宁及其拥护者在选举中得到了胜利。代表大会选举列宁、马尔托夫和格·瓦·普列汉诺夫为中央机关报《火星报》编委,格·马·克尔日扎诺夫斯基、弗·威·林格尼克和弗·亚·诺斯科夫为中央委员会委员,普列汉诺夫为党总委员会委员。从此,列宁及其拥护者被称为布尔什维克(俄语“多数派”一词的音译),而机会主义分子则被称为孟什维克(饿语“少数派”一词的音译)。一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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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布尔什维克的第三次代表大会指905年4月12一27日(4月25日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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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0日)在伦敦举行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这次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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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是布尔什维克筹备的,是在列宁领导下进行的。孟什维克拒绝参加代表大会,而在日内瓦召开了他们的代表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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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席代表大会的有38名代表,其中有表决权的代表24名,有发言权的代表14名。出席大会的有表决权的代表分别代表21个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地方委员会、中央委员会和党总委员会(参加党总委员会的中央委员会代表)。列宁作为放德萨委员会的代表出席代表大会,当选为代表大会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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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大会审议了正在俄国展开的革命的根本问题,确定了无产阶级及其改党的任务。列宁就大会讨论的所有主要问题拟了决议草案,在大会上作了关于社会民主党参加临时革命政府的报告和关于支持农民运动的决议的报告,并就武装起义、革命前夕对改府政策的态度、社会民主党组织内工人和知识分子的关系、党章、关于中央委员会活动的报告等问题发了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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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大会制定了党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合中的战略计划,这就是:要孤立资产阶级,使无产阶级同农民结成联盟,成为革命领袖和领导者,为争取革命胜利一一推翻专制制度、建立民主共和国、消灭农奴制的一切残余一一而斗争。从这一战略计划出发,代表大会规定了党的策略路线。大会提出组织武装起义作为党的主要的和刻不容缓的任务。大会指出,在人民武装起义取得胜利后,必须建立临时革命政府来镇压反革命分子的反抗,实现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最低纲领,为向社会主义革命过渡准备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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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大会重新审查了党章,通过了列宁提出的关于党员资格的党章第1条条文,取消了党内两个中央机关(中央委员会和中央机关报)的制度,建立了党的统一的领导中心一一中央委员会,明确规定了中央委员会的权力和它同地方委员会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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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大会遗责了孟什维克的行动和他们在组织问题和策略问题上的机会主义。鉴于《火星报》已落入孟什维克之手并执行了机会主义路线,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委托中央委员会创办新的中央机关报一一《无产者报》。代表大会选出了以列宁为首的中央委员会,参加中央委员会的还有亚·亚·波格丹诺夫、列·波·克拉辛、德·西·波斯托洛夫斯基和阿·伊·李可夫。一一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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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新生活技》(kAKH》)是俄国布尔什维克的第一个合法报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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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中央机关报。905年10月27日(11月9日)一12月3日(16日)在彼得堡出版。从905年11月第9号起,该报由列宁直接领导。参加编辑部的有:列宁,弗·亚·巴扎罗夫,亚·亚·波格丹诺夫、瓦·瓦·沃罗夫斯基、米·斯·奥里明斯基、阿·瓦·卢那察尔斯基和彼·彼·鲁勉采夫。马·高尔基参加了《新生活报》的工作,并且在物质上给予了很大的帮助。新生活报》发表过列宁的14篇文章。该报遭到沙皇政府当局多次迫害,在28号中有15号被没收。905年12月2日该报被改府当局封闭。最后一号即第28号是秘密出版的。一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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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指列宁为905年3月10日(23日)前进报》第11号上的瓦·瓦·沃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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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斯基的文章《蛊惑宜传的产物》加的附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9卷第33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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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进报》(B©p》)是第一个布尔什雏克报纸,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多数派委员会常务局的机关报(周报),904年12月22日(905年1月4日)一905年5月5日(18日)在日内瓦出版,共出了18号。列宁是该报的领导者,《前进报》这一名称也是他提出的。该报编辑部的成员是列宁、瓦·瓦·沃罗夫斯基、米·斯·奥里明斯基和阿·瓦·卢那察尔斯基。娜·康·克鲁普斯卡娅任编辑部秘书,负责全部通信工作。列宁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分裂简况》一文中写道:“《前进报》的方针就是旧《火星报》的方针。《前进报》为了捍卫旧《火星报》正在同新《火星报》进行坚决的斗争。”(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9卷第217页)《前进报》发表过列宁的40多篇文章,而评论905年1月9日事件和俄国革命开始的第4、5两号报纸几乎完全是列宁编写的。《前进报》创刊后,很快就博得了各地方党委会的同情,被承认为它们的机关报。前进报》在反对孟什维克、创建新型政党、筹备召开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方面起了卓越作用。第三次代表大会决定委托中央委员会创办名为无产者报》的新的中央机关报,《前进报》因此停办。一一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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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割地是指俄国1861年改革中农民失去的士地。按照改革的法令,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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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主农民占有的份地超过当地规定的最高标准,或者在保留现有农民份地的情况下地主占有的土地少于该田庄全部可耕地的/3(草原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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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2),就从1861年2月9日以前地主农民享有的份地中割去多出的部分。份地也可以通过农民与地主间的特别协议而缩减。割地通常是最肥沃和收益最大的地块,或农民最不可缺少的地段(割草场、牧场等),这就迫使农民在受盘剥的条件下向地主租用割地。改革时,对皇族农民和国家农民也实行了割地,但割去的部分要小得多。要求归还割地是农民斗争的口号之一,903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曾把它列入党纲。905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提出了没收全部地主土地,以代替这一要求。一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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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指非党工人代表大会。召开非党工人代表大会的思想是怕·波·阿克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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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罗得于905年夏肖次提出的,得到了其他孟什维克的支持。这一思想概括起来说就是召开各种工人组织的代表大会,在这个代表大会上建立社会民主党人、社会革命党人和无政府主义者都参加的合法的“广泛工人政党”。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五次(伦敦)代表大会专门就工人代表大会和非党工人组织问题通过了一项决议,指出孟什维克召开工人代表大会的思想“实质上要导致以长期性的非党工人组织代替社会民主党,而工人代表大会的宜传和组织准备工作必不可免地会导致党的瓦解,并促使广大工人群众接受资产阶级民主派的影响”(见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964年人民出版社版第1分册第208页)。与布尔什维克一起反对召开工人代表大会的有波兰和拉脱维亚社会民主党人。列宁对孟什维克召开工人代表大会思想的批判,见《革命界的庸俗习气》、孟什维主义的危机》、《知识分子斗士反对知识分子的统治》、《气得晕头转向(关于工人代表大会问题)》(《列宁全集》第2版第14卷第43一53页和第147一171页,第15卷第165一168页和第243—256页)等文。一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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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902年11月2日(15日),罗斯托夫市铁路工厂锅炉车间为抗议厂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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扣工资开始罢工。11月4日(17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倾河区委员会发出传单,号召全体铁路工厂工人参加罢工,并提出了实行九小时工作制、提高工资、取消罚款、开除最令人痛恨的工长等要求。11月6一?日(9一20日)罢工扩展到了全市,并发展成为攻治罢工。工人们在市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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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小山谷里连续举行群众大会。11月11日(24日),警察和哥萨克袭击了集会的罢工工人,死6人,伤17人。罢工工人群众大会仍继续开了两个星期。罢工坚持到11月26日(12月9日)始被迫停止,同一天俄国社会民主工党顿河区委员会印发了传单《告全俄公民书》。这次罢工震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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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全俄国,在西欧各国也引起了反响。一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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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指903年夏天外高加索和乌克兰的改治总罢工.这次罢工由巴库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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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日(14日),比比一埃巴特石油公司和巴库公司的机械厂工人率先罢工·到7月6日(9日)罢工发展成总罢工。工人向企业主提出实行八小时工作制、允许因参加政治活动而被开除的工人上工、开除工人所憎恨的管理人员和工长,提高工资、废除加班和计件工资制等要求。工人们表现得很有组织,十分坚定,甚至在企业主答应作出部分让步时也没有停止罢工。企业主依靠军队镇压了罢工。7月9日(22日),工人们被迫复工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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梯弗利斯的印刷工人,居宰工人和面包工人在得到巴库罢工的消总后,于7月12日(25日)开始罢工。根据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梯弗利斯委员会的号召,7月14日(27日)所有的工厂工人和手工业工人都停止了工作。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梯弗利斯委员会同各工厂的工人代表协商后制定了罢工工人的共同要求。军队开进了梯弗利斯,工人与哥萨克发生了冲突。到7月21日,政府使用军队摧毁了罢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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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7日30日),巴统所有工厂的工人停止了工作。铁路工人和港口装卸工人也加入了罢工的行列。这次罢工持续到7月23日(8月5日)。在游行示威时工人同警察、哥萨克发生了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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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高加索的总罢工在乌克兰几个大城市得到了响应。7月4日(17日)放德萨大火车站和铁路工厂工人开始罢工,以抗议锅炉车间的一名工人被非法开除。当地的港口工人,采石场工人、水泥厂工人,软木厂工人、麻纺厂工人和其他一些工厂企业的工人很快都加入了罢工的行列.城市运输、发电厂、煤气厂、面包房和商业企业的工人也都停止了工作。这次罢工一直持续到7月23日(8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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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丽莎白格勒、刻赤、基辅、叶卡捷琳诺斯拉夫、尼古拉耶夫等城市的工人也举行了罢工,来声援巴库、梯弗利斯、放德萨以及其他城市的罢工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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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在俄国南部的这场政治罢工是在各地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委员会领导下进行的,参加罢工的工人达20多万。这场罢工对提高俄国工人的阶级意识起了重大的作用,是905一907年俄国第一次革命的前兆。一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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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指孟什维克在第一届国家杜马(即维特杜马)选举中提出的半抵制策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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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什维克不同意布尔什维克的坚决抵制选举的策略,而提出社会民主党除不参加最后阶段选举外其余各个阶段选举都参加的口号,也就是说,社会民主党参加初选人和复选人的选举,而不参加杜马代表的选举。一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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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9布尔什维克提出建立“杜马左派集团执行委员会”的口号,其目的是要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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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马中保证贯彻工人代表的独立的阶级路线、对农民代表的活动进行领导和使之不受立宪民主党的影响。孟什维克反对这个口号,而提出建立“全国反对派”即工人代表和农民代表支持立宪民主党人的口号。孟什维克把立宪民主党人同社会民主党人、社会革命党人和劳动派相提并论,全都算作左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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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6年7月第一届杜马解散以后,“左派执行委员会”实际上以社会民主党的杜马党团为中心已经组织起来。在“左派执行委员会”倡议下发表了下面3个文件:社会民主党杜马党团委员会和劳动团委员会签署的告陆海军书》,全俄农民协会、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社会革命党中央委员会、全俄铁路工会和全俄教师联合会签署的《告全国农民书》,以及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社会革命党、被兰社会党、月得签署的《告全体人民书》。这三个文件号召人民进行反改府的革命斗争,并提出了召开立宪会议的口号。一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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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斯维亚堡起义是指906年7月17日(30日)深夜开始的赫尔辛福斯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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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的斯维亚堡要塞的起义。这次起义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社会革命党人的挑动而过早地自发爆发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彼得堡委员会获悉斯维亚堡可能爆发武装起义的消总后,曾于7月16日通过了列宁起草的决定,试图说服群众推迟行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3卷第324327页)。布尔什维克在确信自发行动已不能制止之后,便领导了起义。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军事组织的两名布尔什维克阿·彼·叶梅利亚诺夫少尉和叶·李·科汉斯基少尉担任起义的领导人。积极参加起义的有7个炮兵连(共有10个)。起义者提出了推翻专制政府、给人民以自由、把土地交给农民等口号。芬兰工人曾举行罢工支持起义。起义坚持了三天,终于因为准备不足,在7月20日(8月2日)被镇压了下去。起义参加者被交付法庭审判。43人被判处死刑,数百人被送去服苦役或被监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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喀琅施塔得起义是指906年7月9日(8月1日)爆发的喀琅施塔得水兵和士兵的起义。906年春天和夏天,喀琅施塔得的布尔什维克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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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彼得堡委员会的直接领导下,一直在进行武装起义的准备。906年7月9日(22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军事和工人组织大部分成员被捕,使武装起义的准备受到影响,但是准备工作并未停止。?月18日(31日),斯雏亚堡起义的消息传来,在喀琅塔得积极活动的社会革命党人主张立即起义,布尔什维克鉴于起义的准备尚未完成而表示反对。可是在劝阻群众推迟行动已不可能时,布尔什维克根据彼得堡委员会的指示把领导士兵和水兵的起义的任务担当起来。旧06年7月9日(8月1日)夜24时左右,按照规定的信号,地雷连、工兵连、电雷连的士兵(1000余人)与海军第1和第2总队的水兵(约6000人)几乎同时展开了斗争。部分武装的工人(约400人)也参加了起义。但是政府通过奸细已侦知起义的日期并预先做好了镇压起义的准备,社会革命党的瓦解组织的活动也阻碍了起义的顺利进行。到7月20日(8月2日)晨,起义就被镇压下去了。起义参加者有3000多人被辅(其中有80名非军人).根据战地法庭判决,36人被枪决,130人服苦役,1251人被判处不同期限的监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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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彼得堡委员会于7月20日(8月2日)通过了关于举行政治总罢工来支持喀琅施塔得、斯维亚堡起义的决定。在得知起义已被镇压下去的消息后,取消了这一决定。一一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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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战地法庭是沙皇政府为镇压革命运动而设立的非常法庭。沙皇俄国大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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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于906年8月9日日月1日)制定了战地法庭条例.该条例规定,在宜布戒严或处于非常警卫状念的地方设立战地法庭。设立战地法庭之权属于总督、在实施非常警卫时被授于全部行改权力的“长官”或具有同等权力的人员,由他们确定设立战地法庭的地点,并向警备司令、驻军司令或港口司令提出相应的要求。战地法庭由主席1人将校级军官)和成员4人(陆军或海军军官)组成。开庭时禁止旁听,被告人不得委托他人辩护,也不得上诉。战地法庭的判决一般是死刑,宜判后立即生效,并且必须在一昼夜内执行。一一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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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参议院的说明是指俄国执政参议院在第二届杜马选举前颁布的对9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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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12月11日(24日)国家杜马选举法的解释。通过这些解释,参议院在这个选举法的规定之外,又剥夺了数万名工人、农民的选举权。列宁称这种解释是“斯托雷平对‘宪法实质'的绝妙的说明”。一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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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根据905年8月6日(9日)颁布的国家杜马选举条例以及12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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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日)对这个条例的修改,农民选民团分配到的复选人数额在总额中占40%以上。这个选举条例还规定,在各个省的选举大会上,农民选民团的复选人先从自身中单独选出杜马代表】名,然后各选民团的复选人再一起选举本省其余的杜马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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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7年6月3日16日)的选举条例大大削减了农民选民团的复选人数额约一半),并且把各省农民选民团的复选人自选1名杜马代表的做法改为由省选举大会全体复选人先从农民选民团以及其他选民团的复选人中选杜马代表各1名,然后再选举本省其余的杜马代表。对于工人选民团,这种保证可以选出1名杜马代表的做法只限于6个工人比较集中的省,即彼得堡、莫斯科、弗拉基米尔、叶卡捷琳诺斯拉夫、科斯特罗马和哈尔科夫。一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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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劳动旗帜》(3 aMa Tpy,,1a》)是俄国社会革命党的中央机关报,907年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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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10日(23日)一914年4月出版,不定期。起初在俄国秘密出版,从908年8月起在巴黎出版,共出了53号。参加该报编辑工作的有尼·德·阿夫克森齐耶夫、格·安·格尔舒尼、维·米·切尔诺夫等。一一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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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3万名信使是俄国作家尼·瓦·果戈理的讽刺喜剧《钦差大臣》中的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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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公赫列斯塔科夫说的吹牛话。他说,有个局长级的职位出了缺,许多将军争相担任此职,但都干不好,最后只好求他去干,为此派来的联络信使络绎不绝,足有35000人之多。一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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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赫列斯搭科夫是俄国作家尼·瓦·果戈理的喜剧《钦差大臣》中的主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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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一个恬不知耻、肆无忌惮地吹牛撒谎的编子手。一一120。97指法国激进和激进社会共和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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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进和激进社会共和党是法国最老的资产阶级政党,成立于901年6月,作为派别则形成于18细年。该党宗旨是一方面保卫议会制共和国免受教权派和保皇派反动势力的威胁,另一方面通过改治改革和社会改革来防止社会主义革命。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它基本代表中小资产阶级的利益。在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之间,党内大资产阶级影响加强了。该党的领袖曾多次出任法国改府总理。一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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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这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圣彼得堡组织代表会议文献载于907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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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日和19日的《无产者报》第9号和第20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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绒国社会民主工党圣彼得堡组织代表会议于旧07年10月27日(11月9日)在泰里约基举行。出席代表会议的有57名有表决权的代表和11名有发言权的代表,列入会议议程的问题有: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彼得堡委员会关于第三届杜马选举运动的总结报告:关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的活动的报告:全国代表会议:第二届杜马中社会民主党党团被法庭审讯的问题:失业问题:改选全市代表会议问题以及其他组织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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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得堡委员会的报告指出,警察局在第三届杜马选举中残暴镇压工人选民,使社会民主党完全无法进行选举前的鼓动。报告还指出,在彼得堡有一个背着党而完全独立存在的以法俄工厂委员会为首的孟什维克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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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中央委员会活动的报告指出,中央委员会工作不得力是因为它没有一个稳定的多数。许多重要问题,如中央机关报的出版、工会问题决议的审批、杜马党团头几步活动的商讨等等,都由于孟什维克的干扰而未能作出任何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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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在这次代表会议上作了有关筹备全国代表会议的两个报告:关于社会民主党第三届杜马党团的策略的报告和关于社会民主党人参加资产阶级报刊问题的报告。会议通过了列宁提出的关于社会民主党杜马党团的策略问题的决议案。孟什维克反对这个决议案,提议在第三届杜马中支持“左派”十月党人,并在选举杜马主席团时投“左派”十月党人的票。代表会议还通过了布尔什维克提出的关于不容许社会民主党人参加资产阶级报刊的提案。在讨论第二届杜马中社会民主党党团被法庭审讯的问题时,列宁向大会通报说,他已把党团被审讯一事报告社会党国际局,社会党国际局将通过国际议员同盟向英国、德国和比利时议会提出质询,以引起国际工人阶级对这个问题的重视。代表会议决定在审讯开始之日发动彼得堡市和彼得堡省的工人罢工一天.代表会议选出两名布尔什维克为出席全国代表会议的代表。一一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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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指德国社会民主党于903年9月13一20日在德累斯顿举行的代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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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会议的中心议题是党的策略和同修正主义作斗争的问题。大会批评了爱·伯恩施坦、保·格雷、爱·大卫、沃·海涅等人的修正主义观点,并通过了谴责修正主义者企图改变党的以阶级斗争为基础的策略的决议。代表大会还通过了在一定条件下允许社会民主党人参加资产阶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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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刊任编辑和撰稿人的决议,这些条件是:所参加的资产阶级报刊不是敌视或恶意批评社会民主党的:参加这种报刊的党员不被强迫去写反对社会民主党的文章和对社会民主党进行攻击:对参加这种报刊的党员不能委以党的机要职位。一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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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据最后统计,社会民主党人在第三届杜马中共占9席,比第二届杜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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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期少46席。这是907年6月3日(16日)选举法大大限制本来就不充分的工人选举权(工人选民团复选人由237名减为112名:53省中只有44省的工人有选举权)和警察残酷迫害工人复选人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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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尔什维克在工人选民团选举中占优势,但在整个社会民主党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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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届杜马党团中居少数.按照选举法,有6个省的选举大会须从工人选民团复选人中选举1名杜马代表。选举结果,这6名工人杜马代表有4名是布尔什维克(彼得堡省的尼·古·波列塔耶夫,莫斯科省的米·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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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扎哈罗夫,弗拉基米尔省的谢·亚·沃罗宁,科斯特罗马省的彼·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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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尔科夫),两名是孟什维克(叶卡捷琳诺斯拉夫省的格·谢·库茨涅佐夫和哈尔科夫省的瓦·叶·舒尔卡诺夫(后来成为奸细))。另外,在乌法省,布尔什维克瓦·叶·科索罗托夫由工人选民团提出、在农民复选人支持下当选。加上参加布尔什维克方面的伊·彼·波克罗夫斯基和拉脱维亚社会民主党人安·亚·普列德卡林,布尔什维克在党团中共7人·孟什维克在党团中居多数,但他们的杜马代表大多数不是由工人选民团而是由其他选民团如城市选民团、农民选民团甚至土地占有者选民团选出的。后来,党团内部两方面的力量渐趋平衡,这是因为有5名孟什维克脱离了党团,其中4名投靠了无党派人士集团,1名加入了穆斯林集团。而布尔什维克代表只有1名(科索罗托夫)因政治案件被辅入狱.同时还有一部分孟什维克代表属孟什维克护党派,他们在保存工人秘密改党这个最重要的问题上同布尔什维克是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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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民主党第三届杜马党团在初期活动中,犯了一系列严重的错误.党团对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间独立,党团中的孟什维克代表违背伦敦代表大会决议,以党团名义同立宪民主党和波兰代表联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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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起参加反对派会议。在讨论907年11月16日(因日)的政府宜言时,党团否决了中央委员会拟的宜言草案,而发表了自己制定的宜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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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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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删削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纲领性要求。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五次代表会议(908年12月)通过的决议对于改进杜马党团的工作起了重要的作用。在这届杜马后三次常会期内,杜马党团明显地改进了自己的工作,这表现在加强质询活动,制定自己的法案并提交杜马讨论,以及加强代表们在杜马外的活动。列宁在《工人阶级及其“议会”代表团(第三篇文章)》中对这届杜马党团的工作作了评价(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22卷)。一1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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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俄罗斯人民同盟是俄国群众性的黑帮组织,于905年10月在彼得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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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该组织联合城市小资产阶级的反动代表,地主、部分知识界和宗教界人士,城市无业游民、一部分富农以及某些不觉悟的工人和农民,创始人为亚·伊·杜勃洛文、弗·安·格林格穆特、弗·米·普利什凯维奇等。905年12月23日(906年1月5日),沙皇尼古拉二世接见了同盟的代表团,接受了同盟成员的称号和徽章。同盟纲领以维护俄国的统一和不可分、保持专制制度,沙皇和人民通过咨议性的国民代表会议取得一致、大国沙文主义、反犹太主义等为基本内容,同时也包含一些蛊惑性的条文,如批评官僚制、保持村社土地所有制、各等级权利平等、国家对工人实行保险等。同盟的中央机构是由12人组成的总委员会,设在彼得堡。全国各城市,村镇设的同盟分部在905一907年间达900个。同盟的主要机关报是《俄国旗帜报》。同盟通过宜传鼓动几次抵起俄国反犹太人大暴行的浪潮,同时也进行个人恐怖活动。它刺杀了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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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届国家杜马代表米·雅·赫尔岑施坦和格·波·约洛斯,并两次对谢·尤·维特行刺。第二届国家杜马解散后,同盟于908一910年分裂为米迦勒天使长同盟、俄罗斯人民同盟、彼得堡全俄杜勃洛文俄罗斯人民同盟等几个互相敌对的组织。917年二月革命后同其他黑帮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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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起被取缔。一1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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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指法国波旁王朝复降初期于1815年8月选出的议会众议院,当选议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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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乎清一色是贵族和教士。一一1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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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指因906年德国政论家马·哈尔登在《未来》杂志上揭露德皇威廉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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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的好友菲力浦·欧伦堡侯爵和赫尔穆特·毛奇伯爵搞同性恋而引起的诉讼案。后来欧伦堡和毛奇二人没有受到法律制裁,只是失去了威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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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世的宠信。一一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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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9世纪20年代,俄国贵族中有一些人热中于保持俄国生活方式。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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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喝外国饮料,只喝国产饮料克瓦斯,不穿西式服装,贝穿俄国农民服装,并自诩为“热爱祖国”。后来,人们把这类思想和行为讥讽地称为“克瓦斯爱国主义”。一一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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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做国旗帜报》(Pyc©0e3aw》)是黑帮报纸(日报),俄罗斯人民同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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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机关报,905年11月在彼得堡创刊。该报的出版者是亚·伊·杜勃洛文,编辑是杜勃洛文和帕·费·布拉采尔等。报纸得到沙皇尼古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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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世的支持。917年二月革命后,根据917年3月5日(18日)彼得格勒苏维埃执行委员会的决议,《俄国旗帜报》被查封。一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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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英斯科呼声找》(《红pacc Mocker》)是俄国十月党人的机关报(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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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6年12月23日一915年6月30日(907年1月5日一1915年7月13日)在莫斯科出版。十月党人领袖亚·伊·古契柯夫是该报的出版者和第一任编辑,也是后来的实际领导者。参加该报工作的有尼·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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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夫达科夫、亚·弗·博勃里舍夫一普希金、尼·谢·沃尔康斯基、弗·伊·格里耶、费·尼·普列瓦科、亚·阿·斯托雷平等。该报得到俄国大资本家的资助。一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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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这篇短评是列宁以《无产者报》编辑部的名义为约·彼·戈尔登贝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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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什科夫斯基)的也是“论战”多一文写的编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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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瓦·普列汉诺夫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五次代表大会后出了一本题为我们和他们》的小册子,其中收入了他在代表大会上的发言,并附有长篇序言。他攻击布尔什维克在第一次俄国革命中的策路,特别是攻击布尔什维克对自由派资产阶级的不妥协态度。戈尔登贝格的文章是对普列汉诺夫的上述攻击的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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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三届杜马选举运动期间,普列汉诺夫维护孟什维克的同自由派资产阶级结成联盟的策略,同时在左派立宪民主党人的同志报》上发表了一系列文章,批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会议(第二次全国代表会议)关于参加第三届杜马选举问题的决议,号召党不要执行这个决议。中央委员会谴责了他的错误行为。彼得堡委员会就此通过了支持中央委员会决议的决议。普列汉诺夫于907年10月20日(11月2日)又在《同志报》第402号上发表了一篇题为好的就是好的》的文章,对彼得堡委员会的决议作了回答。列宁针对普列汉诺夫的文章写了这篇短评。一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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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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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同志报》编辑部由于在第二届国家杜马选举中与谁结成联盟的问题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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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分歧而发生了分裂编辑部中一部分人赞成支持左派联盟,布尔什维克在彼得堡选举中把这部分人争取了过来。另一部分人则赞成同立宪民主党人结成联盟,他们在彼得堡复选人选举前暂时被解除了编辑部的工作。907年2月2日(15日)该报报道了这件事。一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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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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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9年8月4日法国制宪议会(7月9日前称国民议会)彻夜开会讨论农民问题,次日公布了一项宣布完全废除封建制度的决议。一141。110以上引自弗·梅林的德因自由派和俄国杜马》一文。该文发表于9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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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3月6日新时代》杂志第23期。列宁把它译成俄文,并在907年4月写的《弗·梅林论第二届杜马》一文中完整地摘引了它的第二部分(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5卷第257一264页)。一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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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可是评判者是些什么人呢?”这句话出自俄国作家亚·谢·格里鲍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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陀夫的喜剧智慧的痛苦》,是剧中主角一具有先进自由思想的贵族青年恰茨基的一句台词(见该剧第2幕第5场)。当反动官僚法穆索夫指责他不识时务、不肯谋求功名利禄时,他用这句话作了有力的反诘,指出那些思想陈腐、荒淫无耻的贵族、农奴主根本没有资格评断是非。后来人们常引用这句话来反驳混淆是非、颠倒黑白的批评者。一一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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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指1905年12月因日一906年1月4日(906年1月1一17日)在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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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举行的社会革命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代表大会批准了党纲和社会革命党组织章程,并通过了关于抵制国家杜马和关于拒绝参加选举运动的决议。—一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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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指《关于农民土地占有和土地使用现行法令的几项补充决定》。参看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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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7.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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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指907年2月12一15日(25一28日)在芬兰塔墨尔福斯召开的社会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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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党第二次(紧急)代表大会。代表大会讨论了社会革命党在国家杜马活动期间的总策略等问题,认为社会革命党在国家杜马中应作为单独的党团或派别出面活动,社会革命党的代表应与极左派集团达成长期协议,而在一般政治问题上应与整个杜马中的反对派即也与立宪民主党达成长期协议。由于参加了杜马,代表大会认为该党有必要暂时减少恐怖活动。代表大会还通过了该党章程。一一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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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全集第十六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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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党内消息》杂志(《aprnAme MnecTur》)是社会革命党的机关f刊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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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6年10月22日一907年5月24日(906年11月4日907年6月6日)在彼得堡出,共出了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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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杂志第6期在《关于社会革命党第二次(紧急)代表大会的通知》中正式公布了这次代表大会的决议。一一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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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6这是一组关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四次代表会议(“第三次全国代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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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的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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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四次代表会议(第三次全国代表会议)是在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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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届国家杜马选举结束后不久,于907年11月5一12日(18一25日)在赫尔辛福斯举行的。出席会议的代表共27名,其中布尔什维克代表10名,孟什维克代表4名,波兰社会民主党代表5名,前得代表5名,拉脱维亚社会民主党代表3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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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议程包括关于国家杜马中社会民主党党团的策略、关于派别中心和加强中央委员会同地方组织的联系以及关于社会民主党人参加资产阶级报刊等问题。列宁在会上作了关于第三届国家杜马中社会民主党党团的策略的报告。孟什维克和崩得分子发言不同意列宁对六三制度和党的任务的看法,主张支持杜马中的立宪民主党人和“左派”十月党人。代表会议以多数票通过了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彼得堡市代表会议名义提出的布尔什维克的决议案,规定了社会民主党在杜马中的革命策略。代表会议还通过了布尔什维克提出的不容许社会民主党人参加资产阶级报刊的决议,这项决议是针对孟什维克的政论家们,特别是格·瓦·普列汉诺夫的,他曾在左派立宪民主党人的同志报》上批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会议(第二次全国代表会议)的决议。鉴于孟什维克中心背着党中央委员会同地方委员会直接联系,大会通过了关于派别中心和加强中央委员会同地方组织关系的决议。代表会议还决定,社会民主党在国家杜马中的代表团称为社会民主党党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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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代表会议在一些基本问题上通过了列宁制定的决议,从而在反动时期争取群众的斗争中用马克思主义的策略武装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一一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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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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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7指由沙皇政府大臣会议主席彼·阿·斯托雷平主持拟订、沙皇玫府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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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6年11月颁布的土地法令,包括906年11月9日(22日)《关于农民土地占有和土地使用现行法令的几项补充决定》这个法令由国家杜马和国务会议通过后称为910年6月14日法令)和906年11月15日(28日)关于农民土地银行以份地作抵押发放贷款的法令》。根据这两个法令,农民可以退出村社,把自己的份地变成私产,也可以卖掉份地。村社必须为退社农民在一个地方划出建立独立田庄或独立农庄的土地。独立田庄主和独立农庄主可以从农民土地银行取得优惠贷款来购买土地。斯托雷平土地法令的目的是,在保留地主土地私有制和强制破坏村社的条件下,建立富农这一沙皇专制制度在农村的支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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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托雷平的土地改策通过最痛苦的普鲁士式的发展道路,在保留农奴主一地主的政权.财产和特权的条件下,加速了农业的资本主义演进,加剧了对农民基本群众的强行剥夺,加速了农村资产阶级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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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称906年斯托雷平土地法令是维1861年改革以后俄国从农奴主专制制度变为资产阶级君主制的第二步。尽管政府鼓励农民退出村社,但在欧俄部分,9年中(907一915)总共只有250万农户退出村社。首先使用退出村社的权利的是农村资产阶级,因为这能使他们加强自己的经济。也有一部分贫苦农民退出了村社,其目的是为了出卖份地,彻底割断同农村的联系。穷苦的小农户仍旧象以前一样贫穷和落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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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托雷平的土地玫策并没有消除全体农民和地主之间的矛盾,只是导致了农民群众的进一步破产,加剧了富农和贫苦农民之间的阶级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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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所说的根本法第87条的条文是:“在国家杜马停止活动期间,如遇非常情况,以致必须采取某种须按立法程序加以讨论的措施,大臣会议可就此直接向皇帝陛下提出…在国家杜马恢复活动后两个月内,如果有关大臣或总局局长未向国家杜马提出已采取的措施的法案或该法案未被国家杜马或国务会议通过,则这种措施即停止生效。”(国家根本法汇编(906年4月23日新编)》)上述土地法令都是在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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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届杜马被解散而第三届杜马尚未选出的期间按照这一条款顾布的,也就是所谓杜马外法律。一1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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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8可能是指马克思1875年在《哥达纲领批判》里说的当时德国是“一个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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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会形式粉饰门面、混杂着封建残余、已经受到资产阶级影响、按官僚制度组织起来、并以警察来保卫的、军事专制制度的国家”(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9卷第32页)。一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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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9第二届国家杜马中的社会民主党党团是907年6月2日(15日)夜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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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所谓军事阴谋的罪名被辅的。布尔什维克用了各种办法动员俄国工人阶级起来保卫自己的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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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讯是在907年11月22日(12月5日)开始的。这一天,莫斯科、巴库、萨拉托夫、基涅什马等地工人举行了抗议罢工。彼得堡有10万工人参加罢工,林学院、工学院、工艺学院等院校的学生也举行了罢课。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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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届杜马中的社会民主党党团在当天杜马会议开始时宜读了一份揭露专制制度的反人民政策的抗议书之后,退出了会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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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审讯于907年12月1日(14日)结束。在被逮捕和交付法庭审判的37名代表中,17人被褫夺一切公权、流放西伯利亚服苦役4一5年、期满后留居西伯利亚,10人被褫夺一切公权、流放西伯利亚边远地区居住,10人被宜判无罪。关于沙皇改府迫害第二届杜马中的社会民主党党团的案件详情,见列宁911年11月给社会党国际局的报告《关于第二届杜马的社会民主党党团。整个案件的叙述》(《列宁全集》第2版第20卷)。—一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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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工役制是指农民租种地主土地时用给地主干活来代替交纳地租的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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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它是农奴制的直接残余,而其最主要基础是割地。参看《列宁全集》第2版第6卷第30一303页。一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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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沃伊诺夫(阿·瓦·卢那察尔斯基)论党同工会的美系一书的序言》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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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907年11月。在此之前列宁曾就该书手稿中的问题于907年11月2日和11日之间给卢那察尔斯基写了一封信(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45卷)。卢那察尔斯基的这本书没有出版。一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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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曼海姆代表大会即德国社会民主党于906年9月23一四日在曼海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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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行的代表大会.这次大会的主要议题是群众性的改治罢工问题。905年的德国社会民主党耶拿代表大会在俄国革命运动的影响下曾承认群众性的政治罢工是改治斗争的最重要手段。当时德国工会总委员会中的机会主义领导人坚决反对群众性的政治罢工,认为这是无改府主义,905年科伦工会代表大会通过的有关决议就贯穿了这种精神。曼海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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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大会通过的决议则把党宜布群众性改治罢工和工会总委员会的同意结合起来。这次代表大会没有公开谴责工会领导人的机会主义立场,而是建议全体党员都参加工会组织,工会会员参加社会民主党,以便在工会运动中贯彻社会民主党的精神。一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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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新时代》杂志(Die Neue Zeit》)是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理论刊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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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3一923年在斯图加特出版。18阳0年10月前为月刊,后改为周刊。917年10月以前编辑为卡·考茨基,以后为亨·库诺。1885一1895年间,杂志发表过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一些文章。恩格斯经常关心编辑部的工作,并不时帮助它纠正背离马克思主义的倾向。为杂志撰过稿的有城·李卜克内西、保·拉法格、格·瓦·普列汉诺夫、罗·卢森堡、弗·梅林等国际工人运动的活动家。《新时代》杂志在介绍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宜传俄国905一907年革命等方面做了有益的工作。随着考茨基转到机会主义立场,910年以后,《新时代》杂志成了中派分子的刊物。一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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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4纳尔苏修斯是古希腊神话中的一个弧芳自赏的美少年。后来人们常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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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尔苏修斯来比喻高傲自大的人。一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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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5诺兹德列夫是俄国作家尼·瓦·果戈理的小说死魂灵》中的一个惯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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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口开河、吹牛撒谎的无赖地主。一1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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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6《鲜放》杂志(Owc0x1eHwe》)是俄国自由主义资产阶级反对派的机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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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物(双周刊),902年6月18日(7月1日)一905年10月5日(18日)先后在斯图加特和巴黎出版,共出了召期,编辑是彼·伯·司徒卢威。该杂志执行反对革命、反对无产阶级的方针,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地方自治人士中影响很大。903年到904年1月,该杂志筹备成立了俄国自由主义君主派的秘密组织解放社。解放派和立宪派地方自治人士一起构成了905年10月成立的立宪民主党的核心。一180.127“后背”一词出自圣经中摩西见耶和华只能看到后背的传说(《旧约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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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埃及记》第33章)。此处借用这个典故来形容经济派的尾巴主义特点。一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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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8指905年12月莫斯科武装起义以及俄国其他地方的武装起义。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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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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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全集第十六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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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社会民主党在905一907年俄国第一次苹命中的土地钢领》一书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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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907年1一12月间。列宁在907年12月初给米·谢·克德罗夫的信、908年1月7日和2月2日之间给格·阿·阿列克辛斯基的信以及908年2月17日给玛·伊·乌里扬诺娃的信中,分别谈到了这部著作的写作计划、具体内容和撰写进度等情况(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45卷和第53卷)。这部著作在908年被收入《十二年来》文集第2卷第2分册,但在印刷厂里就被警察没收和销毁了,只保存下来一本,而且缺了最后几页。908年7月23日(8月5日)的《无产者报》第33号以《彼得·马斯洛夫是怎样修改卡尔·马克思的草稿的》为题发表了该书第3章的第2节和第3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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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7年,彼得格勒生活与知识出版社用社会民主党在905一907年俄国第一次革命中的土地纲领》这一书名再版此书时,列宁在《结束语》最后缺页处,即在“改良主义的道路就是建立容克一资产阶级俄国的道路,它必要的前提是保存旧土地占有制的基础,”(见本卷第91页)这段文字之后补写了如下几句:“对农民群众缓慢地、有步骤地、极残酷地施行暴力。革命的道路就是建立农民资产阶级俄国的道路,它必要的前提是破坏一切旧土地占有制、废除上地私有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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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在日内瓦的社会民主党档案库发现了列宁这部著作的手稿,标题是《第一次俄国革命中的土地问题(论修改俄国社会民主党的土地纲领)》。924年,《无产阶级革命》杂志第5期首次按手稿发表了《结束语》全文。在《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16卷中,这部著作是按手稿刊印的,并根据此书917年版作了核对,《跋》是按旧17年版刊印的。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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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0份地是指1861年俄国废除农奴制后留给农民的土地.这种土地由村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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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有,分配给农民使用,并定期重分。一一186。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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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族土地是指俄国18世纪末一20世纪初属于皇族而由皇族领地司(1826年起属于宫延事务部,1知2年改称皇族领地管理总署)管理的士地。这部分土地是根据1召7年沙皇保罗一世顽布的《皇亲条例》从官地中连同耕种土地的农民一起划归皇族成员所有的。这些土地上的收入不列入国家财政预算,不受国家监督,只用来供养皇族成员(大公及其妻子、女儿等)。1863年改革中分了一部分给农民后,还有800万俄亩,其中很大一部分被租出。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后,皇族土地按照《土地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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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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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全部被收归国有。一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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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哥萨克突厥语译音,意思是好汉、自由人)原指莫斯科国边疆地区的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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雇佣的自由人和服军役的人。15一16世纪,在俄国和波兰一立陶宛国家的边境(第聂伯河、顿河、伏尔加河、乌拉尔和捷列克河一带),出现了主要由逃亡农奴组成的所谓自由哥萨克的自治村社。它们有独特的武装组织,是16一17世纪乌克兰人民起义和17一18世纪俄国农民战争的主要动力之一。沙皇改府于18世纪降服了哥萨克,改哥萨克村社为哥萨克军,进而使之成为有特权的军人等级。按规定,男性哥萨克满18岁一律自备军服、装具、冷兵器和战马在主要由骑兵构成的哥萨克军队里服役,凡服役者均赐予土地约30俄亩供长期使用。至20世纪初,全俄国共有11个哥萨克军。916年哥萨克居民共有443万多人,拥有土地6300万俄亩,服军役者285000人。哥萨克军队参加了18一20世纪俄国的历次战争。沙皇改府曾广泛地利用哥萨克军队镇压民族解放运动和革命运动。十月革命后,在国内战争时期,哥萨克的富裕阶层站在白卫军一边作战,贫穷的哥萨克则支持苏维埃政权。920年,哥萨克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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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等级被废除。一1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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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土地平分”这一口号反映了农民要求普遍重分土地、消灭地主土地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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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制的愿望。列宁在《俄国社会民主党的土地纲领》一文中指出,在“土地平分”这个要求中,除了要使小农生产永恒化这种反动的空想之外,也有革命的一面,即“希望用农民起义来铲除农奴制的一切残余”(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6卷第310页)。一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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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4指俄国1861年废除农奴制的“农民改革”。这次改革是由农奴主实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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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阶级的改革,是对农民进行残酷的暴力掠夺。农民的土地被宜布为地主的财产。地主割去了农民土地的/5,甚至/,特别是这些土地中最好的土地以及森林、池塘、牧场等都转到了地主的手中,使农民难以独立经营。农民为了取得法定的份地还要支付赎金.赎金的主要部分由政府以债券形式付给地主,再由农民在9年内加利息分年偿还改府。前地主农民交给玫府的赎金就有9亿卢布,而转归农民的土地按市场价格只值5亿多卢布。所有这些最终造成了农民经济的破产。一200。135客克经济是指从封建制演化到资本主义的普鲁士贵族地主经济。容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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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德语Junker一词的音译,即普鲁士的贵族地主阶级。容克从16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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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就利用农奴劳动经营大庄园经济,并长期垄断普鲁士军政职位,掌握国家领导权。为适应资本主义关系的发展,普鲁士在旧世纪前半期进行了一系列改革,主要是:1807年废除了农奴制:1850年3月须布了新的调整地主和农民关系法》,允许农民以高额赎金赎免劳役和其他封建义务。通过这些改革,容克不仅获得了大量赎金,而且掠夺了/的农民土地:另一方面,广大农民群众则丧失了土地和牲畜,成为半无产者:这就为封建经济转变为资本主义经济创造了条件。在以大地产为基础的容克农场中越来越多地使用雇佣劳动和农业机器,但容克仍保留某些封建特权,包括对自己庄园范围内的农民的审判权。列宁称这种农业资本主义发展道路为普鲁士式的道路。一一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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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6《科学评论》杂志(1Hay4oeO0 xaperme》)是俄国科学杂志(903年起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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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文学杂志)。1阳4一904年在彼得堡出版。开始为周刊,后改为月刊。杂志刊登各派政论家和科学家的文章,900年曾把列宁列入撰稿人名单。它曾发表过列宁的《市场理论问题述评》(1图8年)、《再论实现论问题》(1阳9年)、《非批判的批判》(900年)等著作。一206。137村社是俄国农民共同使用士地的形式,其特点是在实行强制性的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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轮作的前提下,将耕地分给农户使用,森林,牧场则共同使用,不得分割。村社内实行连环保的制度。村社的土地实行定期重分,农民无权放弃土地和买卖土地。村社管理机构由选举产生。俄国村社从远古即已存在,在历史发展过程中逐渐成为俄国封建制度的基础.沙皇政府和地主利用村社对农民进行监督和掠夺,向农民榨取赎金和赋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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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社问题在俄国曾引起热烈争论,发表了大量有关的经济学文献。民粹派认为村社是俄国向社会主义发展的特殊道路的保证。他们企图证明俄国的村社农民是稳固的,村社能够保护农民,防止资本主义关系侵入他们的生活。早在9世纪80年代,格·瓦·普列汉诺夫就已指出民粹派的村社社会主义的幻想是站不住脚的。到了90年代,列宁粉碎了民粹派的理论,用大量的事实和材料说明资本主义关系在俄国农村是怎样发展的,资本是怎样侵入宗法制的村社,把农民分解为富农和贫苦农民两个对抗阶级的。一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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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8古尔村一利德瓦尔之道是指俄国高级官吏和商人中盛行的贪污盗窃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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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906年,沙皇政府副内务大臣弗·约·古尔柯同瑞典奸商埃·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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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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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德瓦尔签订了一项由后者在906年1一12月供应俄国南方饥荒省份1000万普特黑麦的合同,并预支给利德瓦尔80万卢布。这位瑞典商人把大约60万卢布装入自己的腰包和用于贿路包括古尔柯在内的各方面的官员。而到906年12月中旬运到火车站的黑麦还不到100万普特。古尔柯和利德瓦尔的舞弊行为使饥荒地区的粮食供应状况严重恶化,激起了社会舆论的极大不满。沙皇政府被迫在907年10月演出了一场审讯古尔柯的闹剧。古尔柯除被檄职外,未受其他处分。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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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9指902年3月底一4月初波尔塔瓦和哈尔科夫两省的农民起义。这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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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义席卷了拥有15万人口的165个村庄,是20世纪初俄国第一次大规模的农民运动。起义的原因是:这两省的农民的生活状况原来就极端困苦,遇到901年歉收引起的饥荒,到902年春季更加恶化。农民们群起夺取地主庄园中储存的粮食和饲料。受到农民袭击的地主庄园,在波尔塔瓦省有56个,在哈尔科夫省有24个。农民还要求重新分地。沙皇政府派军队镇压起义农民。许多农民遭杀害。许多村子的农民人人被鞭打。成百的农民被判处不同刑期的监禁。农民还被迫焙偿地主80万卢布“损失”。列宁在《告贫苦农民》这本小册子中分析了这次农民运动的性质和失败的原因(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7卷第170一171页)。一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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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0旺代暴动是指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1因3年3月在法国西部旺代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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爆发的反对法兰西共和国的反革命叛乱。大多数参加者是受反革命教士和贵族唆使的当地农民。一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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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农民协会即全俄农民协会,是俄国905年革命中产生的群众性的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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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主义改治组织,于905年7月31日一8月1日(8月13一14日)在莫斯科举行了成立大会。据905年10一12月的统计,协会在欧俄有470个乡级和村级组织,会员约20万人·根据协会成立大会和905年11月6一10日(9一23日)举行的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决议,协会的纲领性要求是:实现政治自由和在普选基础上立即召开立宪会议,支持抵制第一届国家杜马:废除土地私有制,由农民选出的委员会将土地分配给自力耕作的农民使用,同意对一部分私有土地给以补偿。农民协会曾与彼得堡工人代表苏维埃合作,它的地方组织在农民起义地区起了革命委员会的作用。农民协会从一开始就遭到警察镇压,907年初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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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散。一一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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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2《俄国技》(《Pocew》)是一份反动的黑帮报纸(日报),905年11月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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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4年4月在彼得堡出版。从906年起成为内务部的机关报。该报接受由内务大臣学握的改府秘密基金的资助。一一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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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3健忘的伊万意为忘记自己身世者或六亲不认、数典忘祖的人。在革命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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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俄国,潜逃的苦役犯和逃亡的农奴一旦落入警察之手,为了不暴露真实姓名和身分,常常自称“伊万”(俄国最常见的名字),并声称忘记了自己的身世。因此在警厅档案中,他们便被登记为“忘记身世者”。这些人就被统称为“健忘的伊万”。一一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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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4104人法案即劳动派906年5月23日(6月5日)在俄国第一届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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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马第十三次会议上提出的有104位杜马代表签名的土地法案。法案提出的土地立法的目标是:建立一种全部土地及地下矿曦和水流属于全体人民、农业用地只给自力耕种者使用的制度。法案要求建立全民地产。全部官地和皇室土地、皇族土地、寺院土地、教会土地都应归入全民地产,占有面积超过当地规定的劳动上地份额的地主土地及其他私有土地也强制转归全民地产,对私有土地的转让给予某种补偿。法案规定,份地和小块私有土地暂时保留在其所有者手里,将来也逐步转为全民财产。土地改革由经过普遍、直接、平等和无记名投票选举产生的地方委员会实施。一一2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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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45《农民代表消息报》(BecTnn KpecTLFcKnx l enyTaToB》)是第一届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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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杜马中的劳动派的机关报(日报),906年5月17一31日(5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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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6月13日)在彼得堡出版,共出了11号。该报编辑是国家杜马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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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邦达列夫,参加报纸工作的有劳动派杜马代表4.厂.索洛姆科、Π.心.采洛乌索夫、伊·瓦·日尔金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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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俄罗斯技》(《Tpy o PoccHs》)是第一届国家杜马中的劳动派的机关报,906年6月在彼得堡出版。一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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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6《33人法案》是指在第一届国家杜马中劳动团代表非正式会议制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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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土地根本法草案》。这个法案由33名代表(主要是劳动派)签名,于906年6月8日(21日)提交国家杜马审议。法案是在社会革命党人直接参与下制定的,代表了他们关于土地问题的观点。《33人法案》提出的主要要求是:立即完全废除土地私有制,没收地主土地,宜布所有公民都有使用土地的平等权利,实行村社使用土地的原则,按照消贵份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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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劳动份额平均重分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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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人法案》遭到立宪民主党人的激烈反对。他们甚至不同意把它作为材料转交给杜马土地委员会。在杜马会议上,该法案以78票对140票被否决。一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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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7105名代表签名的土地法案是社会革命党人伊·蹈·穆申科在9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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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5月3日(16日)第二届国家杜马第三十二次会议上以社会革命党党团的名义提出的。这个法案与第一届杜马的33人法案基本相同。法案第1条说:“今后永远废除俄国境内的各种土地所有权。”一一236。148波美拉尼亚原是波罗的海沿岸的一个公国(1170年起),1815一94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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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普鲁士的一个省。—一238.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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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有地图因法”是指18世纪英国议会根据地主的申请通过的一些圈地法令。按照这些法令,圈地经许可后,被圈土地就要在土地占有者中间重新分配,使交错分散的土地集中起来。所谓重分,实际等于没收,受害者都是小农户。土地所有权的高度集中,使资本主义大农场迅速发展起来,而大部分小农则陷于破产,流向城市,加入佣工人的行列。马克思在《资本论》第1卷第24章《所谓原始积累》里对“公有地圈围法”作了评论(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日2一93页)。一238。150宅地法是美国国会于1862年5月20日通过的。根据这项法律,任何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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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公民或声明愿意成为美国公民的人,在交付10美元登记费后,都可以从国有土地中领得160英亩(65公顷)土地。在所得的这份土地上耕种满5年或按每英亩交纳1.25美元者便成为这份土地的所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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颁布宅地法是林肯政府以民主主义精神解决土地问题的重要措施,它促使南北战争发生了有利于北部的转折。一一2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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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1俄国农民作为封建社会的一个阶级分为三大类:(1)私有主农民即地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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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2)国家农民即官地农民,(3)皇族农民。每一大类又分为若干在出身、占有土地和使用土地形式,法律地位和土地状况等等方面互不相同的等级和特殊类别。1861年的农民改革保留了五花八门的农民类别,这种状况一直继续到917年。现将这里提到的主要农民类别解释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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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赐地的求民是指俄国1861年农民改革时获得赏赐份地的一部分前地主农民。沙皇亚历山大二世签署的2月9日法令规定,地主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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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按照同农民达成的协议,以最高标准四分之一的份地给农民,不取赎金,而其余四分之三归地主所有。这种有赐地的农民主要是在土地昂贵的黑土地带。到20世纪初,由于人口的增加和由此而来的土地重分,有赐地的农民差不多完全失掉了自己的份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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暂时义务农是指俄国农奴制度废除后,为使用份地而对地主暂时负有一定义务(交纳代役租或服徭役)的前地主农民。农民同地主订立了赎买份地的契约后,即不再是暂时义务农,而归入私有农民一类。1881年12月沙皇政府法令规定,从1883年1月1日起,暂时义务农必须赎得份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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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有农民是指根据1861年改革法令牍回自己的份地,从而终止了暂时义务农身分的前地主农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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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全私有农民是指提前赎回了自己的份地,因而取得土地私有权的前地主农民。完全私有农民人数较少,是农村中最富裕的上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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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农民是按彼得一世的法令由未农奴化的农村居民组成的一类农民。国家农民居住在官有土地上,拥有份地,受国家机关的管辖,并被认为在人身上是自由的。他们除交人头税外,还向国家或者官有土地承租人交纳代役租,并履行许多义务。国家农民的成分是各种各样的,他们占有土地和使用土地的形式也是各种各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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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村社地产的国家农民是按照村社土地占有制使用耕地及其他用地而没有土地私有权的国家农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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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切特维尔梯地产的国家农民,即切特维尔梯农民,是莫斯科国军人的后裔。这些军人(哥萨克骑兵、射击兵、普通士兵)因守卫边疆而分得若干切特维尔梯(一切特维尔梯等于半俄亩)的小块土地,供其暂时或永久使用,切特维尔梯农民即由此得名。从18世纪起,切特维尔梯农民开始称为独户农。独户农在一个时间内处于介乎贵族和农民之间的地位,享有各种特权,可以占有农奴。独户农可以把土地作为私有财产来支配,这是他们和土地由村社占有、自己无权买卖土地的其他国家农民不同的地方。1866年的法令承认独户农的土地(即切特维尔梯土地)为私有财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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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属地主的国家农民是官家从私有主手里购买的或私有主捐献给官家的农民。他们虽然列入因家农民一类,但不完全享有国家农民的权利。在1861年改革的前夜,即18田年,这类农民取得了平等权利,但他们和其他国家农民之间仍然存在着某些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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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族农民是18世纪末一旧世纪中沙皇俄国的一类农民。这类农民耕种皇族土地,除人头税外,还交纳代役租,并限行各种义务,承担供养沙皇家族成员的实物捐税。根据1日7年的条例,皇族农民的地位介于国家农民和地主农民之间。在皇族农民中,废除农奴制的改革是按照1858年、18田年和1863年的法令实行的。皇族农民得到的土地多于地主农民,少于国家农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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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耕作农是指根据沙皇俄国1803年2月20日的法令而解除了农奴制依附关系的农民。这一法令允许地主以收取赎金等为条件释放农奴,但必须分给被释放农奴一份上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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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农民是沙皇俄国国家农民的一种。17世纪末一18世纪,沙皇政府为了扶持大工业和保证这种工业有廉价的、固定的劳动力,把大量国家农民编入俄国各地的手工工场。这种农民被称为注册农民.注册农民要为国有或私有手工工场做铺助工作(劈柴、备煤、碎矿、搬运等),以顶替代役租和人头税。他们名义上属于国家,实际上变成了工厂的农奴。从9世纪初开始,注册农民逐渐被解除工厂的劳动,直到1861年农民改革后才完全解脱出来。一2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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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2犹太人居住区是指中世纪西欧、中欧的城市中划给犹太人居住的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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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初它是中世纪行会制度的一种典型表现,从14一15世纪起变成了强制性的居住区,到9世纪上半叶基本消失。一2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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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3《线国财富》杂志(《Pycckoe BoraTeTBo》)是俄国科学、文学和政治刊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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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6年创办于莫斯科,同年年中迁至彼得堡。189年以前为旬刊,以后为月刊。183年起成为自由主义民粹派的刊物。1阳2年以后由尼·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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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海洛夫斯基和弗·加·柯罗连科领导,成为自由主义民粹派的中心。在1阳3年以后的几年中,曾同马克思主义者展开理论上的争论.906年成为人民社会党的机关刊物。914一917年3月以俄国纪事》为刊名出版。918年被查封。一一2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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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4指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一次代表会议上有关土地问题的讨论。这次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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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于905年12月12一17日(25一30日)在芬兰的塔墨尔福斯举行.列宁在会上作了关于土地问题的报告。这次会议通过的关于土地间题的决议说:“我党的土地纲领需要作如下的修改:取消关于害割地的条文:增加这样的字句:党支持农民的革命措施,直到没收全部官家的、教会的、寺院的、皇族的、皇室的和私有的土地。党认为自己的主要的经常的任务是,建立农村无产阶级的独立的组织,向他们说明他们的利益和农村资产阶级的利益是势不两立的·从土地纲领中删掉归还峡金和用所归还的赎金建立特别基金的要求。”(见《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964年人民出版社版第1分册第19一120页)—一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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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5《彼得·马斯洛夫修改卡尔·马克思的草稿》一节和下节《要推翻民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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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就必须推翻马克思吗豫以《彼得·马斯洛夫是怎样修改卡尔·马克思的草稿的》为题发表于908年7月23日(8月5日)《无产者报》第33号,后面附有列宁写的编辑部的话》(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7卷)。一2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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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犹太区”是沙皇俄国当局在18世纪末规定的可以允许犹太人定居的区域,包括俄罗斯帝国西部15个省,以及高加索和中亚细亚的一些地区,旧17年二月革命后被废除。列宁在这里借用“犹太区”这个词来形容限制农民的份地所有制。一2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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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7农民银行(农民土地银行)是俄国国家银行,1882年设立,在各省有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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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设立农民银行的目的是向农民发放购置私有土地的贷款,其贷款利率为年利7.5一8.5%。1895年农民银行获得了向地主购买土地的权利。195一905年共购买100万俄亩。每俄亩地价由198年的9卢布涨至901年的111卢布。在905一907年革命期间,农民银行抑制了地价的下跌,以每俄亩107卢布的价格买进了270万俄亩土地。在斯托雷平土地改革期间,农民银行的活动促进了独立农庄和田庄的成立。906一916年农民银行共买进460多万俄亩土地,总价为5亿卢布左右,在此期间卖出380万俄亩给个体农户。从旧06年到915年,农民从农民银行手中以及在它的协助下购买的土地共计1040万俄亩。917年11月25日(12月8日)苏维埃玫权撤销了农民银行,其土地按照土地法令被收归国有并转交给了农民。一一2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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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8指彼·彼·鲁勉采夫(施米特)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四次代表大会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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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次会议上所作的修改土地纲领报告的总结发言中的一段话:“普列汉诺夫认为,列宁甚至没有试图去攻击他的主要堡垒,从而暴属了自己完全软弱无力。这个堡垒是什么呢?就是国有化一旦实现就会造成未来复辟的基础这一论点。我认为,只凭发音相同和文字游戏才谈得到莫斯科罗斯的国有化和把这种国有化同列宁现在设计的国有化相比拟。”(见《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四次(统一)代表大会。记录》957年俄文版第148页)一囚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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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用《俄罗斯国家技》(Pyockoe Tocyaapere》)是俄国政府机关报,旧06年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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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1日(14日)一5月15日(28日)在彼得堡出版。一因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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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0这里是套用尼·加·车尔尼雪夫斯基《俄国文学果戈理时期概观》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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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车尔尼雪夫斯基抨击当时所谓机智的批评家说,他们的“全部技能往往只是:抓住所评论的书的不正确文句,然后重述它几遍:如果书的标题不完全恰当,郑就连带明笑标题:如果可能,就挑选跟标题或作者姓氏音近或义近的词,重述几遍,同时掺和一起…总之,用这个十分简单的药方,对于死魂灵》的机智的评论可以写成下面的样子。抄下书的标题《乞乞科夫奇遇记或死魂灵》之后,就干脆这么开始:‘嚏!嚏!科夫的发冷(在俄语中“发冷”与“奇遇”谐音),一一读者,你不要以为我在打喷嚏,我不过是把果戈理先生新长诗的标题念给你听,这位先生如此写作,贝有黑格尔一个人懂得他。’”一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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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1卡·考茨基在906年10月写的《社会革命》一书第2版序言中说:“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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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已经不能象902年那样肯定地断言,武装起义和街垒战在未来的革命中不会起决定性作用。莫斯科巷战的经验十分清楚地说明不是这样,当时为数很少的人在街垒战中同整整一支大军相持了一个星期,如果不是其他城市的革命运动遭到失败,使敌人有可能派遣增极部队,最后集中了庞大的优势兵力来对付武装起义者,他们是几乎就会取得胜利的。当然,街垒战之所以能够取得一定的胜利,只是因为城市居民大力支持革命者,而军队的士气却十分低落。但是谁能够肯定地说,在西欧不可能发生这类情况呢,”一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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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2可能派是9世纪80年代至20世纪初法国社会主义运动中以保·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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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斯等人为首的机会主义派别。该派起初是法国工人党中改良主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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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翼,1882年法国工人党分裂后称为社会主义革命工人党,1883年改称法国劳动社会联盟。该派否定无产阶级的革命纲领和革命策略,模糊工人运动的社会主义目的,主张把工人阶级的活动限制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可能”办到的范围内,因此有“可能派”之称。902年,可能派同其他一些改良主义派别一起组成了以让·饶勒斯为首的法国社会党。—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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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3这里是指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四次统一)代表大会通过的《土地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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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策略决议》。决议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支持农民的革命行动,直到没收地主土地,同时将一贯不变地反对任何阻碍经济发展进程的企图。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力图在革命胜利发展的情况下把被没收的土地交给民主的地方自治机关所有,而在没有这样做的顺利条件的情况下,将主张把那些实际上是经营着小经济的或为满足小经济所必需的地主的土地分配给农民。”(见《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1964年人民出版社版第1分册第150一151页)一3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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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4《真理》杂志(a》)是俄国孟什维克杂志(月刊),主要登载艺术、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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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和社会生活方面的文章,904年1月一906年4月在莫斯科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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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式的编辑兼出版者为B.A.科热夫尼科夫,他也是这个杂志的创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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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参加杂志工作的有费·伊·唐恩、尔·马尔托夫、彼·巴·马斯洛夫等。一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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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5“上船头去!”传说是伏尔加河上强盗劫船时对被劫船只全体船员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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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令。一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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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6出自斐·拉萨尔1862年4月16日在柏林区市民协会举办的集会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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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说论完法的实质》。演说中说:“国王的仆人不是人民的仆人中常有的那种花言巧语之徒,而是认真办事的讲究实际的人,他们靠某种本能总是抓住问题的本质.”一3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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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7中国式制度是格·瓦·普列汉诺夫为了反对土地国有化纲领而造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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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词。普列汉诺夫在《社会民主党人日志》第5期上发表了《论俄国的土地问题》一文。文中引用了法国无政府主义者埃·雷克吕的地理学著作中所载的关于王安石的材料,认为王安石变法就是搞土地国有化。据此他进而把土地国有叫作“中国式制度”,而把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内主张土地国有化的人称为“俄国的王安石”。一336。168指《社会民主党人日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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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民主党人志》(&еMK CoLa- exKpaTa)是格・瓦・普列汉诺夫创办的不定期刊物,905年3月一912年4月在日内瓦出版,共出了16期。916年在彼得格物复刊,仅出了1期。在第1一8期(905一906年)中,普列汉诺夫宜扬极右的孟什维克机会主义观点,拥护社会民主党和自由派资产阶级联盟,反对无产阶级和农民联盟,遗责十二月武装起义。在第9一16期(9旧一912年)中,普列汉诺夫反对主张取消秘密党组织的孟什维克取消派,但在基本的策略问题上仍站在孟什维克立场上。916年该杂志出版的第1期里则明显地表达了普列汉诺夫的社会沙文主义观点。一3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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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田埃尔多拉多是西班牙语el dorado的音译,意为黄金国。哥伦布发现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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洲之后,欧洲就流传着新大陆有一个遍地是黄金珠宝的“黄金国”的传说。这种传说曾驱使西班牙殖民者在16一17世纪到南美洲的奥里诺科河和亚马孙河流域千方百计寻找这个黄金国。埃尔多拉多后被人们用作想象中的富庶神奇之邦的代称。—一3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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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规约是俄国废除农奴制的改革中规定农民与地主关系的一种文书。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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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改革的法令,农民与地主订立赎地契约以前,对地主负有暂时义务。这种暂时义务农的份地面积以及他们为使用份地而对地主负担的义务,都规定在规的中。规约上还记载其他用地的分配宅地的迁移等情况。规约由地主草拟,通过解决地主和农民之间到纷的调停官订立。规约如被农民拒绝,也可以在未经农民同意的情况下得到批准。规约的订立,引起了农民的广泛抵抗。政府往往动用军队进行镇压。一344。171《农村通技》(CenLeKnA BecTH象)是附属于沙皇政府正式机关报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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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报》的一种向农村发行的通俗报纸(周报),188一917年在彼得堡出版。一3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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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2显然是指卡·考茨基《俄国土地问题影中的这样一段话:“所有这些祸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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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干早、牲畜倒毙、森林消失、土壤侵蚀等等)应当消除,以便使俄国农民农业摆脱目前这种悲惨处境。仅仅把大地主的上地分配给农民是非常不够的,而且甚至能成为俄国农业彻底衰败的原因(如果上述其他因素还在起作用的话),因为这一分配在这种情况下会导致那些合理经营并购置了改良工具和机器的农场的消失。整个俄国农业会下降到贫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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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全集第十六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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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户的水平。但是怎样消除这些祸患呢?需要修建国民学校,扩大国民教师的编制:需要供应农村公社以优良的农作工具和机器、数量充足的牲畜,以便进行组合经营或者在农户之间分配:需要合理经营林业:最后还需要使林木稀少地区的农民有可能使用石料、砖和铁来修建建筑物。可是为了这一切就需要钱、钱、钱,只要资本主义经济继续存在。从哪里弄到这些钱呢?”一3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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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3阿拉怕耶夫斯克共和国是沙皇政府官员给彼尔姆省上图里耶县阿拉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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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夫斯克乡起的诨名。P.M.卡巴科夫于905年曾在那里组织一个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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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性的农民协会,会员达3万人。一3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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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4民族芪主党人是波兰地主和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改党民族民主党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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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该党成立于1阳7年,首领是罗·德莫夫斯基,济·巴利茨基、弗·格拉布斯基等。该党提出“阶级和谐”、“民族利益”的口号,力图使人民群众屈服于它的影响,并把人民群众拖进其反动玫策的轨道。在905一907年俄国第一次革命期间,该党争取波兰王国自治,支持沙皇政府,反对革命。该党在被兰不择手段地打击革命无产阶级,直到告密、实行同盟歇业和进行暗杀。俄因社会民主工党第五次代表大会曾通过一个专门决议,强调必须揭露民族民主党人的反革合黑帮面目。在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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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世界大战时期,该党无条件支持协约国,期望波兰王国同德、奥两国占领的波兰领土合并,在俄罗斯帝国的范围内实现自治。99年该党参加了波兰联合政府,主张波兰同西方列强结盟,反对苏维埃俄国。一3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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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5卧各夫是阿拉伯语的译音,意为“宗教基金”,指所有捐赠给伊斯兰教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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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专供宗教事业使用的财产(包括土地)及其收益。一一3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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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6拉祖瓦耶夫和科卢柏耶夫是俄国作家米·叶·萨尔蒂科夫一谢德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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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写作品《蒙列波避难所》中的人物。他们都是俄国1861年农民改革后出现的新兴资产者的典型。一一3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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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7见恩格斯1886年11月囚日给弗·阿·左尔格的信。恩格斯在信中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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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德国一些社会民主党人不懂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而“用学理主义和教条主义的态度去对待它,认为贝要把它背得烂熟,就足以应付一切。对他们来说,这是教条,而不是行动的指南”(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第566页)。一3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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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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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8这句话引自尔·马尔托夫的一首题为《现代俄国社会党人之歌的讽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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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该诗载于901年曙光》杂志第1期。纳尔苏修斯·土波雷洛夫是马尔托夫发表此诗时使用的戏谑性笔名(意为骄矜的蠢猪)。诗中借用经济派的口吻嘲笑经济派的观点和对自发性的官目崇拜。一一94。179这篇跋》是列宁在917年《社会民主党在905一907年俄国第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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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中的土地纲领》一书出版时写的。一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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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0明星院是英国中世纪一个机构的名称,被人们借用来称呼由一小撮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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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显贵组成的俄国宫延集团.这一集团代表上层农奴主、地主和官僚的利益,窥狂反对革命和维护他们的一切特权,在905一907年革命时期以及随后的反动年代对尼古拉二世施加巨大的幕后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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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的明星院存在于15一17世纪,起初是有司法职能的御前会议,因在天花板有星饰的厅里开会而得名,后来发展成为一种拥有特权的特别法院,曾是压迫议会和迫害清教徒的象征。一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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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1指日俄战争中俄军遭到的两次重大的军事失败:905年5月俄国从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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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的海调来增援的舰队在对马海埃被日本海军歼灭和905年3月俄军主力在沈阳附近被击溃。一一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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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2《首鄂邮报》(《Cm4aa41a》)是俄国一家日报,906年10月在彼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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堡创刊。起初是左派立宪民主党人的报纸,907年2月起成为劳动团的论坛。908年2月被沙皇政府查封。一一4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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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3可能是指载于907年在维尔纳出版的我们的论坛》文集第1集的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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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随笔》一文。该文作者是前得领导人弗·姆一德一姆(麦迭姆),他主张在905一907年革命失败后,俄国社会民主党应当放弃召开立完会议这样的革命口号。一4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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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法兰克福报》(Frank furter Zeitung)是德国交易所经纪人的报纸(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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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1855一1943年在美因河晔法兰克福出版。一4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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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5列宁指他发表在908年2月13日(26日)无产者报》第21号上的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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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短评》一文(见本卷第98一404页).。后来在908年7月23日(8月5日)《无产者报》第33号上刊载的《彼得·马斯洛夫是怎样修改卡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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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的草稿的》一文中,列宁更详细地阐明了党纲的问题。一一4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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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全集第十六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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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工会的中立》一文除在《无产者报》上发表外,还收入了旧08年彼得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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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造出版社出版的《论时代淘流》文集(略有删节),署名弗拉·伊林。一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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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工会的决议载于908年2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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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日)《无产者报》第21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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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中央委员会在决议中建议党员在工会组织内成立党的小组,在地方党的总部领导下在这些组织里进行工作。如果由于警察的迫害不能组织或恢复被破坏的工会,就应当秘密地成立工会和工会支部。中央委员会的决议还建议在互助协会、戒酒协会等合法组织中成立“社会民主党的团结一致的小组,以便在尽可能广泛的无产阶级群众中进行党的工作”。决议指出,无产阶级的有组织活动“不能只限于这些协会的范围”,工会的合法存在“不应当降低无产阶级工会组织的战斗任务”。一一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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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我们时代报》(HaBe》)是俄国左翼立宪民主党人机关报《同志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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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通俗版,905一908年在彼得堡出版。一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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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图这个布尔什维克的决议草案在谈到工会和党性问题时说:“当前全部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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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要求社会民主党加强在工会运动中的工作,但是这一工作应当本着伦敦决议和斯图加特决议的精神进行,这就是说,无论如何也不能从原则上承认工会的中立性和非党性,相反,要坚决使工会尽可能紧密地、持久地同社会民主党接近。应该通过社会民主党在工会内的宜传组织工作使工会是党的工会这一主张得到承认,而且只有在大多数工会会员紧紧地靠拢社会民主党时,才宜于宜布这种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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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国社会民主党中央委员会所通过的关于工会的决议,对上述问题的后半部分是这样表述的:“承认工会是社会民主党的工会,贝应该是社会民主党在工会内进行宜传和组织工作的结果,并且不应该破坏无产阶级经济斗争的统一性。”中央委员会在关于工会工作问题给地方组织的信中解释了上述决议,重申了工会的党性原则,提出了“根据伦敦决议和斯图加特决议的精神指导社会民主党的整个鼓动工作的任务”。中央委员会还拟订了一些加强党组织同工会组织联系的措施:(1)召集在工会理事会工作的社会民主党人开会,预先讨论有关工会的以及有关党的最重要问题:(2)在党的会议上讨论工会工作中的重要间题(908年2月27日(3月11日)无产者报》第23号)。一一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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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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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0《前进技》(《Bepe》)是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的群众性工人报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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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6年9月10日一908年1月9日(1906年9月23日一1908年2月1日)由《无产者报》编辑部在维堡秘密出版,共出了20号。从第2号起作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莫斯科委员会、彼得堡委员会和莫斯科郊区委员会的机关报出版,有些号同时作为彼尔姆委员会、库尔斯克委员会、喀山委员会或乌拉尔区域委员会的机关报出版。《前进报》用广大工农读者易懂的通俗语言宜传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纲领,阐述第五次党代表大会(伦敦代表大会)以及党的全国代表会议和市、区代表会议的决议,解释布尔什维克的策略,同时揭露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的机会主义策略的危害。该报同工人读者联系密切。它广泛地阐述了工人的问题,同时也用相当的篇幅来解释布尔什维克在农民问题上的策略。前进报刊载过许多篇列宁的文章。一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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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劳动促进博物馆公报》(《Ba.ereHb Myses coneer Tpyny》)是俄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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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协会莫斯科分会附属的机构劳动促进博物馆的出版物。某些工会工作者曾利用劳动促进博物馆这一合法机构开展活动,并在《公报》上刊登有关工会活动的材料。一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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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指德·菲尔索夫(炽.C)和米·雅科比(米·雅·享德尔曼)合著的《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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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土地纲领的修改及其论证》一书。该书于908年由时代出版社在莫斯科出版,但被没收。列宁在这里答应写的书评未见在《无产者报》上发表。一一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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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现代世界》杂志(Coupevernhln Mi》)是俄国文学、科学和政治刊物(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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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906年10月一918年在彼得堡出版。编辑为尼·伊·约尔丹斯基等人,孟什维克格·瓦·普列汉诺夫、费·伊·唐恩和尔·马尔托夫等积极参加了该杂志的工作。布尔什维克在同普列汉诺夫派联盟期间以及在914年初曾为该杂志撰稿。914年3月现代世界》杂志第3期刊登了列宁的文章《又一次消灭社会主义》(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25卷第34一56页).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该杂志成了社会沙文主义者的刊物。—一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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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这里说的是德国社会民主党于1阳5年在布雷斯劳和907年在埃森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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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的两次代表大会。前一次代表大会讨论了该党土地纲领草案,否决了修正主义者的土地纲领草案。后一次代表大会讨论了军国主义问题,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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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了关于“保卫祖国”的沙文主义决议。古·诺斯克在帝国国会的发言在这次代表大会上引起了争论.这个发言说,在一场进攻性战争加于德国的情况下,社会民主党人将不落在资产阶级政党后面而“扛起枪来”。奥·倍倍尔对诺斯克的这个发言表示了赞同。一4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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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正义技》(《Tustice》)是英国一家周报,1884年1月至925年初在伦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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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最初是英国社会民主联盟的机关报,从911年起成为英国社会党的机关报。925年2月改名为《社会民主党人报》继续出版,933年12月停刊。一4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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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工人领袖》(The Labour Leader》)是英国的一家周报,1阳1年创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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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年起成为独立工党的机关报。904年以前的编辑是詹·凯·哈第。922年该报改称《新领袖》:946年又改称社会主义领袖》。一一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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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雷诺新闻》即《雷诺新闻周报》(Reynold's W eekly N ewspaper》),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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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激进派的报纸,由接近宪章派的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乔治·威廉·麦克阿瑟·雷诺创办,1850年起在伦敦出版。一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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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泰晤士报》(The T imes)是英国一家有影响的资产阶级报纸(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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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85年1月1日在伦敦创刊.。原名《每日天下纪闻》,1788年1月改称《素晤士报》。一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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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弗朗索瓦·阿希尔·巴赞元帅在普法战争时期先后任法军第3军军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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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莱茵集团军司令,1870年10月27日率部17万余人在梅斯要塞向普军投降。—一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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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色当是法国东北部的一个城市。1870年9月一2日,在这里进行了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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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战争中最大的一次交战。交战以法国帕·莫·麦克马洪元帅指挥的沙隆集团军被击溃和投降、随军督战的法国皇帝拿破仑第三被俘而结束。—一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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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新世纪》(The New Age》)是英国的一家民主主义的改治、宗教,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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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性杂志,1阳4一938年在伦敦出版。一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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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指908年2月1日葡萄牙国王卡卢什一世和王储路易斯·菲力浦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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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在里斯本遇刺殒命事件。一一4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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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3腕间信使技》(Corriere della Sera)是意大利资产阶级报纸,187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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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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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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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米兰创刊。一4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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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4《关于扩大杜马预算权的辩论》一文最初发表于908年2月俄国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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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工党中央机关报《社会民主党人报》第1号。同年3月26日(4月8日)无产者报》第27号转载了此文.转找时附有列宁写的该文补遗(见本卷第434页)。一4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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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5无产者报》编辑部在此处加了如下一条注释:“最早刊载本文的中央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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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报编辑部认为必须指出,作者所批评的杜马党团在扩大杜马预算权问题上采取的活动方式,是完全得到中央杜马委员会赞同的'。”在负责领导社会民主党党团的中央杜马委员会中,孟什维克占多数。一4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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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6《我们的报》(《Haua》)是俄国一家半立宪民主党的报纸,904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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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8年在彼得堡出版。一4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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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8年4月16日(四日)《无产者报》第囚号刊载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就社会民主党杜马代表工作问题给地方组织的一封信。中央委员会在信中对第三届国家杜马的社会民主党党团的工作进行了认真分析之后说,杜马党团是根据党的第五次代表大会和第四次代表会议(第三次全国代表会议)的有关决议进行活动的。中央委员会在指出杜马党团工作中的某些成绩和错误后接着写道:“中央委员会认为,在某些为数还不多的组织中已经出现的召回第三届杜马党团的倾向,对党和无产阶级利益来说是完全不合时宜和有害的。社会民主党不知道、也不承认有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一一独一五二的政治斗争手段:党必须为无产阶级的利益运用一切方法和一切手段,第三届杜马就是这些手段之一。”一4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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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8黛公社的教训》一文载于908年3月23日日内瓦俄侨小组的报纸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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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周报》第2号,是列宁所作的一个报告的记录。该报编辑部在文前加了如下的按语:“3月18在日内瓦举行了国际大会,纪念无产阶级的三个纪念日:马克思逝世25周年,1848年三月革命60周年和巴黎公社纪念日。列宁代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出席大会,作了关于公社的意义的报告。”一一4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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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旧指1848年革命后出任法兰西第二共和国总统的路易·波拿巴在18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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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12月2日发动的政变。路易·波拿巴通过政变建立了军事独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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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52年12月2日进一步废除共和,改行帝制,号称拿破仑第三。一4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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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0“国防政府”是普法战争中法军在色当惨败、法皇拿破仑第三被俘后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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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0年9月4日宜告成立的法兰西第三共和国的临时政府。奥尔良派保皇党人路易·茹·特罗胥为政府首脑兼巴黎军事总督,共和派茹·法夫尔为外交部长,共和派莱·米·甘必大为内务部长。“国防改府”实际上是卖国改府和镇压人民的反动政府。一4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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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指马克思在《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关于普法战争的第二篇宜言》中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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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工人阶级的告诫:“法国工人应该执行自己的公民职责,但同时他们不应当为132年的民族回忆所迷惑,就象法国农民曾经为第一帝国的民族回忆所欺偏那样.”(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7卷第囚2页)。一4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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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蒲鲁东主义者是以法国无政府主义者皮·约·蒲鲁东为代表的小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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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毁社会主义的拥护者。蒲鲁东主义从小资产阶级立场出发批判资本主义所有制,把商品交换理想化,幻想使小资产阶级私有制永世长存。它主张建立“人民银行”和“交换银行”,认为它们能帮助工人购置生产资料,使之成为手工业者,并能保证他们“公平地”销售自己的产品。浦鲁东主义反对任何国家和政府,否定任何权威和法律,宜扬阶级调和,反对政治斗争和暴力革命。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这部著作中,对蒲鲁东主义作了彻底的批判。一4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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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3五月流血周是指1871年5月21一28日凡尔赛军队对巴察公社的血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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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压。一一4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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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410月17日的宽言是指905年10月17日(30日)沙皇尼古拉二世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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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革命运动高涨的形势而顾布的《关于完善国家制度的宜言》。宜言是由被任命为大臣会议主席的谢·尤·维特起草的,其主要内容是许诺“赐予”居民以“公民自由的坚实基础”,即人身不可侵犯和信仰、言论、集会和结社等自由:“视可能”吸收被剥夺选举权的阶层的居民(主要是工人和城市知识分子)加国家杜马选举:承认国家杜马是立法机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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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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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法律不经它的同意不能生效。宜言顾布后,沙皇改府又相应采取以下措施:实行最高执行权力集中化:将德·费·特列波夫免职,由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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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杜尔诺沃代替亚·格·布里根为内务大臣:宜布大赦政治犯:废除对报刊的预先检查:制定新的选举法。在把革命运动镇压下去以后,沙皇政府很快就背弃了自己在宜言中许下的诺言。一一4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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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5犹杜什卡·戈洛夫廖夫是俄国作家米·叶·萨尔蒂科夫一谢德林的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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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小说《戈洛夫廖夫老爷们》中的主要人物彼尔菲里·弗拉基米罗维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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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戈洛夫廖夫的绰号(犹杜什卡是对犹大的蔑称)。此人满口仁义道德,经常引用圣经》上的格言,实际上灵魂十分肮脏,是贪婪、无耻、伪普、阴险、残暴等各种丑恶品质的象征。一一4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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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6《俄国思想》杂志(Pycckan Miac.》)是俄国科学、文学和政治刊物(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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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1880一918年在莫斯科出版。它起初是同情民粹主义的温和自由派的刊物。905年革命后成为立宪民主党的刊物,由彼·伯·司徒卢威和亚・亚・基泽韦捷尔编辑。一-4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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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7自由思想派是指德国自由思想同盟和自由思想人民党的成员。188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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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资产阶级自由派政党进步党同从民族自由党分裂出来的左翼合并组成德国自由思想党。18图7年,自由思想党分裂为自由思想同盟和自由思想人民党两个集团。910年这两个自由思想派组织又合并为进步人民党。自由思想派以德国社会民主党为主要敌人。一447。218指俄国作家伊·谢·居格涅夫的长篇小说《处女地》中的人物巴克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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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对“不愿同敌人来往”,即不想去大贵族西皮雅京家做家庭教师的涅日达诺夫说:“说到敌人,我请你记住歌德的诗句:谁要了解诗人,就得深入诗人的国家…而我要说:谁要了解敌人,就得深入敌巢。躲避自己的敌人,不知道他们的习惯和生活方式,这是多么荒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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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约·沃·歌德的诗句出自他的《西东诗集》中的一首作为题词的诗。一4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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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9《辩论日报》即《政治和文学辩论日报》(《Journal des Debats politiqu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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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t1 itteraires必)是法国一家最老的资产阶级报纸,179一944年在巴黎出版。一一4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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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全集第十六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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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0指亚·亚·波格丹诺夫(马克西莫夫)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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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上作的关于抵制第三届国家杜马的报告中的几个论点。列宁作了如下的摘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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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西莫夫的前几个论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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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革命的'基本任务没有解决”(原因存在着)。革命运动的表现没有被消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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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经济组织和政治组织的发展,一无产阶级的行动和觉悟的提高一一力量正在积聚起来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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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抵制情绪是革命情绪和对杜马正确评价的表现。”(见《列宁文集》俄文版第25卷第7页。参看《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964年人民出版社版第1分册第222页)一一455。221框内的这句话是亚·亚·波格丹诺夫(马克西莫夫)在俄国社会民主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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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第三次代表会议上提出的抵制第三届国家杜马选举的决议草案中的第一个论据。该草案说:“社会民主党提出参加选举的号召,只能被群众理解为,现在的革命已告结束,利下的是转向为时多年的日常工作,尽管这一号召具有最革命的理由.”(《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964年人民出版社版第1分册第222一223页)—4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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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指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四次(斯德哥尔摩)代表大会《关于对国家杜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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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态度的决议》和第五次(伦敦)代表大会《关于国家杜马的决议》(见《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964年人民出版社版第1分册第153一15529一210页)的比较.列宁在反对抵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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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文中对这两个决议作了对比性的评述(见本卷第25页)。一456。223指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四次(斯德哥尔摩)代表大会和第五次(伦敦)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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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大会关于工会的决议。孟什维克占多数的斯德哥尔摩代表大会通过了承认工会的中立性和非党性的决议。该决议说:代表大会认为,“党应当支持工人希望有工会组织的要求,并用一切办法去帮助成立非党的工会”(《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964年人民出版社版第1分册第1田页)。伦敦代表大会关于工会的决议则挂除了工会中立的思想而明确宜称:“代表大会在重申统一代表大会关于工会工作的决议的同时,提醒党的组织和在工会中工作的社会民主党人注意:工会中社会民主党工作的基本任务之一,就是要促使工会承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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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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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民主党的思想领导,以及努力建立工会和党的组织联系:并应注意:在条件许可的地方,必须将这项任务加以实现.”(同上,第214页)一4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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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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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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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7年6月一908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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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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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7年6月一908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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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先后居住在芬兰和瑞士。6月17日(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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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察司特别局向彼得堡省宪兵局局长下达命令,提出关于从芬兰引渡列宁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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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早于6月9日(7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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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刊载在《同志报》上的一篇关于彼·亚·葛伊甸的文章,在撰写《纪念葛伊甸伯爵(我国非党的“民主主义者”教导人民什么?)》一文时使用了这篇文章中的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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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1日和26日(7月4日和9日)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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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作序的约·菲·贝克尔、约·狄慈根、弗·恩格斯、卡·马克思等致弗·阿·左尔格等书信集》一书在彼得堡出版不早于6月22日(7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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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刊载在同志报》上的普斯科夫省通讯纪念葛伊甸伯爵》,在撰写纪念葛伊甸伯爵我国非党的“民主主义者”教导人民什么?)》一文时使用了这篇通讯中的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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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纪念葛伊甸伯爵(我国非党的“民主主义者”教导人民什么?)》一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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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4日和26日(7月7日和9日)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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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刊载在《同志报》上的尔·马尔托夫的《是否可以规避?给编辑部的信)》,在撰写《反对抵制(摘自社会民主党政论家的札记)》一文时利用了这篇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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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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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全集第十六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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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5日(7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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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五届中央委员会会议上,列宁被指派为党驻社会党国际局的代表6月26日(7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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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反对抵制(摘自社会民主党改论家的札记》一文。不早于6月26日(7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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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函住在萨马拉省基涅利站的妹妹玛·伊·乌里扬诺娃,简略地阐述了反对抵制第三届杜马的论据。6月27日(7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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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函住在莫斯科省米赫涅沃站的母亲玛·亚·乌里扬诺娃,告知自己在芬兰斯季尔苏坚休息的情况6月一不晚于7月6日(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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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伦敦代表大会总结》文集撰写伦敦代表大会工作概述》一文(这篇文章没有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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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一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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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布尔什维克的生活之声》文集。6月一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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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在芬兰泰里约基召开会议之前,经常与中央委员会中的布尔什维克委员进行碳商。7月7日(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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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在拉脱维亚边疆区社会民主党第工次代表大会上提出的《关于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现阶段的任务》的决议,发表在拉脱维亚社会民主党的《斗争报》上。不晚于7月8日(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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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在彼得堡市代表会议上发言,起草关于社会民主工党对第三届杜马的态度问题的报告提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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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参加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彼得堡市代表会议,自斯季尔苏坚抵达泰里约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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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8日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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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席在泰里约基召开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彼得堡市代表会议。会议讨论参加第三届因家杜马选举的问题。大多数与会者一致支持列宁反对抵制杜马选举的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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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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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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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彼得堡市代表会议上作关于社会民主工党对第三届杜马的态度问题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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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8日和9日(7月21日和8月1日)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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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的《关于社会民主工党对第三届杜马的态度问题的报告提纲》印成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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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2日(25日)和11月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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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社会革命党人的劳动旗枳》杂志,在该杂志的社论我们在工会运动中的立场》一文中作记号,划出社会革命党人主张工会的非党性的几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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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4日(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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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席彼得堡市代表会议第二次会议并发表讲话。代表会议支持列宁参加第三届杜马选举的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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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4日和23日(7月27日和8月5日)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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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会议(第二次全国代表会议)起草《关于参加第三届国家杜马选举问题的决议草案》。7月16日(因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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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委派列宁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会议(第二次全因代表会议)上作关于选举纲领和选举协议问题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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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指派列宁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出席斯图加特国际社会党代表大会代表团成员。7月20日或21日(8月2日或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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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席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会议(第二次全国代表会议)布尔什维克派会议,作关于参加第三届国家杜马选举问题的报告。布尔什维克派同意列宁提出的关于参加第三届国家杜马选举问题的决议草案。不早于7月20日(8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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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的反对抵制(摘自社会民主党改论家的札记)》一文发表在彼得堡出版的《论抵制第三届杜马》小册子上。7月20日和8月1日(8月2日和14日)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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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子出版社提议以《十二年来》为总标题出版三卷本列宁文集。俄国著作家尼·谢·安加尔斯基来到列宁这里,转达这一建议并商定出版条件。7月21日一23日(8月3日一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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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全集第十六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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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席在芬兰科特卡召开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会议(第二次全国代表会议):写关于反对抵制第三届国家杜马选举和关于工会代表大会问题的发言提纲,并就这些问题发言。代表会议通过列宁提出的关于参加第三届国家杜马选举问题的决议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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拟定《关于参加第三届国家杜马选举问题的整个决议的提纲要点》和《关于参加第三届国家杜马选举问题的决议第二部分的第一点和第二点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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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草《关于全俄工会代表大会决议草案的初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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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晚于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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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1阳7年俄罗斯帝国第一次人口普查》一书(905年圣彼得堡版)的材料,编制弗拉基米尔省和下诺夫哥罗德省的城市和工商业村的人口统计表,在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一书第二版中利用了这一统计表中的某些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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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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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备出版《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一书的第二版:根据关于俄国经济状况的新材料进行补充,分析1图7年人口普查的总结,写第二版的序言。8月1日(14日)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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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钓·彼·戈尔登贝格(梅什科夫斯基)一起启程前往德国斯图加特,出席第二国际第七次国际社会党代表大会。8月1日(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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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赴斯图加特途中,致函在意大利卡普里岛的阿·马·高尔基,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趣请高尔基作为有发言权的代表出席斯图加特国际社会党代表大会。8月2日或3日(15日或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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抵达德国斯图加特。8月3日一11日(16日一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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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天出席社会党国际局会议.8月3日(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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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出席社会党国际局会议。会议审议一些组织参加代表大会的问题。8月3日和6日(16日和9日)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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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到德国社会民主党执行委员会5000马克,作为布尔什维克参加第三届国家杜马选举运动的经贵(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也得到同样数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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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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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钱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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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4日(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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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席斯图加特代表大会俄国代表团社会民主党小组会议。会议讨论代表大会日程所规定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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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席俄国代表团会议:在讨论社会民主党小组和社会革命党小组票数分配问题时,反对给社会民主党人和社会革命党人同等的票数,建议给社会民主党人11票,给社会革命党人6票,给工会代表3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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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阿·瓦·卢那察尔斯基谈话,指出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内存在机会主义倾向,必须同这种领向作坚决斗争。列宁在谈话中还表示不赞成工团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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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4日和10日17日和23日)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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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到自己的文集《十二年来》的内容提要的草稿,进行修改并寄给列·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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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米涅夫,委托他同种子出版社签订合同。8月5日一11日(18日一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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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斯图加特代表大会的工作,任大会主席团成员以及关于军国主义和国际冲突问题决议起草委员会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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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斯图加特代表大会开会期间,第一次会见克·蔡特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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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参加斯图加特代表大会的左派社会民主党人多次举行非正式会议,以便就代表大会所讨论的问题取得一致看法。8月5日(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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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午9时和11时之间,出席社会党国际局会议,发言反对把俄国代表团中的一半票数给社会革命党人。社会党国际局通过决议:给社会民主党人10票,给社会革命党人7票,给工会代表3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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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午11时和下午1时30分之间,作为代表大会主席团成员出席斯图加特代表大会的开幕式。在奥·倍倍尔致贺词之后,列宁同荷兰社会民主工党代表亨·万科尔就倍倍尔的贺词交换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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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上6时和8时之间,主持参加斯图加特代表大会的布尔什维克的会议。会上指定了布尔什维克参加代表大会委员会的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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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阿·瓦·卢那察尔斯基谈话,委托他在代表大会上捍卫俄国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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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全集第十六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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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工党第五次(伦敦)代表大会决议所闻述的关于党同工会关系问题的布尔什维克观点:论述这一问题的原则方面和同维护孟什维克工会“中立”原则的格·瓦·普列汉诺夫进行斗争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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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上8时,出席为欢迎代表大会代表而举行的音乐晚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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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5日和11日18日和24日)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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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奥·倍倍尔、维·阿德勒、罗·卢森堡、保·辛格尔等代表大会代表一起合影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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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罗马尼亚代表团在8月24日(公历)斯图加特代表大会全体会议上提出的抗议罗马尼亚政府镇压活动的决议草案的德文、法文和英文稿作文字修改并在上面作记号。8月6日(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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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席俄国代表团会议,会上被指定为关于军国主义和国际冲突问题决议起草委员会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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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托参加斯图加特代表大会关于党与工会关系问题委员会的阿·瓦·卢郑察尔斯基在回意大利之后立即写一本题为《斯图加特代表大会上的党同工会关系问题。关于完成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委托的情况报告》小册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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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席社会党国际局会议。会议解决关于有争议的委托书的问题,并组成了代表大会的各个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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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席俄国代表团社会民主党小组会议。会议决定按下列比例分配社会党国际局给社会民主党人的10票:布尔什维克4票半,孟什维克2票半,前得代表、拉脱维亚社会民主党代表和亚美尼亚社会民主党组织代表各1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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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布尔什维克无产者报》编辑的身分出席各社会党报刊编辑和出版者的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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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6日一10日(9日一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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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席关于军国主义和国际冲突问题决议起草委员会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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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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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7日(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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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席社会党国际局会议:发言反对准许俄国的犹太复国社会主义者出席代表大会。社会党国际局作出妥协性的决定:准许犹太复国社会主义者的代表作为有发言权的代表出席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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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上,同阿·瓦·卢那察尔斯基长时间交谈.列宁说,俄国的反动时期将持续3一4年。列宁认为在国外开展工作再一次具有重要意义,说他打算住在芬兰,靠近彼得堡,每3个月到布鲁塞尔去一次,参加社会党国际局会议。列宁还谈到波·米·克努尼扬茨被任命为中央委员会驻国外正式代表:建议卢那察尔斯基担任中央机关报的固定撰稿人。8月7日和8日(20日和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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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席俄国代表团会议。会议讨论奥·倍倍尔提出的关于军国主义和国际冲突的决议案以及列宁和罗·卢森堡对这一决议案提出的修正意见。俄国代表团基本同意这一决议案和对它的修正意见。8月7日一11日(20日一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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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主席团成员出席代表大会全体会议。8月9日(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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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关于军国主义和国际冲突问题决议起草委员会会议上,列宁同罗·卢森堡和尔·马尔托夫一起,以俄国代表团和波兰代表团的名义对奥·倍倍尔的决议案提出修正意见8月9日和10日(22日和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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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和罗·卢森堡同奥·倍倍尔就最后改定关于军国主义和国际冲突的决议的问题多次进行长时间的交谈,并同法学家就这一问题进行商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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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1日(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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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席代表大会的闭幕会议。会议通过了经列宁和罗·卢森堡修改的关于军国主义和国际冲突的决议。根据一些国家的代表的提议,代表大会决定向争取自由的俄国战士表示致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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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同奥·倍倍尔,保·辛格尔、罗·卢森堡、让·饶勒斯等人一起签署代表大会通过的致美国工人运动著名活动家威·海伍德的贺词.海伍德曾遭警方诬陷,被美国政府监禁16个月,907年6月才被宜判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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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全集第十六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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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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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早于8月11日(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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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德国斯图加特返回芬兰库奥卡拉。在火车车厢中同费·柯恩谈话时,对第二国际能否实施关于军国主义和国际冲突问题的决议表示怀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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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席在维堡举行的研究变卖H.口.施米特生前捐献给党的遗产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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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会议,施米特是在狱中被警察杀害的。8月11日和9日(8月24日和9月1日)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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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从德国社会民主党执行委员会得到的5000马克选举运动经费交给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8月11日(24日)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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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涅·切列万宁(费·安·利普金)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伦敦代表大会》一书并在书中作了许多记号。8月11日(24日)以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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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席在芬兰泰里约基举行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彼得堡委员会会议。8月11日和10月20日(8月24日和11月2日)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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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订第二国际第七次(斯图加特)代表大会决议的俄译文。8月9日9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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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会议上作关于第二国际第七次(斯图加特)代表大会的报告。8月20日9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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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上,被选为党中央机关报《社会民主党人报》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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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20日和10月26日9月2日和11月8日)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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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订克·蔡特金的《斯图加特国际社会党代表大会》一文的俄译文,并加了5条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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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22日9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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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生活之声》文集撰写《政论家札记》一文,闲述布尔什维克对第三届国家杜马的策略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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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24日和31日9月6日和13日)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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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编辑的《当前问题》文集在彼得堡出版。8月25日和10月26日9月7日和11月8日)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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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布尔什维克的《旧08年大众历书》撰写斯图加特国际社会党代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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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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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一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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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一10月14日(27日)以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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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订奥地利社会民主工党、乌克兰社会民主党(奥属乌克兰)和意大利社会党分别给斯图加特国际社会党代表大会的报告的俄译文。8月一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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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布尔什维克的闪电》文集和《908年大众历书》文集。8月一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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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群众性的工人报纸《前进报》第12一旧号。8月一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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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备出版自己的《十二年来》文集。9月2日(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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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泰里约基举行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彼得堡市代表会议上作关于斯图加特国际社会党代表大会的报告。不早于9月4日(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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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在埃森召开的德国社会民主党代表大会的材料,在为《无产者报》写的斯图加特国际社会党代表大会》一文中利用了这些材料。9月4日和10月20日9月17日和11月2日)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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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无产者报》撰写《斯图加特国际社会党代表大会》一文。9月5日(18日)以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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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编辑的《生活之声》文集在彼得堡出版。该文集收载了列宁的改论家札记》、《纪念葛伊甸伯爵(我国非党的“民主主义者”教导人民什么?)》等文章以及附有列宁注释的斯图加特代表大会关于军国主义和国际冲突的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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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7日(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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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重新审议党的中央机关报问题的会议上,列宁被选入《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委员会和编辑部管理委员会:中央机关报主编的职位被撒销。9月9日(22日)以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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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彼得堡各工厂工人发表关于反对抵制第三届杜马的演说。9月12日和10月20日9月25日和11月2日)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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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社会革命党中央机关报劳动旗枳》第5号。这一号报纸刊登一篇关于斯图加特代表大会的社论,该社论通篇是社会革命党人惯用的空话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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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全集第十六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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吹嘘。列宁写“社会革命党人”是怎样编写历史的》一文,回击社会革命党人的这一社论。9月22日(10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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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函社会党国际局书记卡·胡斯曼,告知即将开庭审判第二届国家杜马的社会民主党党团,请求通过国际议会代表联盟向英国、德国、比利时的议会发出呼吁,要求它们对俄国政府的行动加以遗责。9月22日和10月20日(10月5日和11月2日)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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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柏·尼·米留可夫的我们没有来自左面的敌人》一文,在《革命和反革命》一文中利用了这篇文章。9月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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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彼·伊·斯图契卡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机关报管理委员会委员的身分,一起写信给中央委员会,请求明确规定中央机关报管理委员会和整个编辑部的职责和权限。9月底一10月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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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函格·阿·阿列克辛斯基,回答他关于在国外工作有困难的来信,指出对机会主义者采取战斗行动的必要性。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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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自己的《十二年来》文集第1卷撰写序言。9月一10月20日(11月2日)以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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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到阿·瓦·卢那察尔斯基论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政党同工会的关系问题的小册子的手稿第一部分.这本小册子是卢那察尔斯基遵照列宁的委托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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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4日(17日)以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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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的对资产阶级政党的态度》一文发表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伦敦代表大会的总结》文集上。10月5日(18日)以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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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函瑞典社会民主党人卡·布兰亭,请他协助安·伊·乌里扬诺娃一叶利扎罗娃在斯德哥尔摩寻找布尔什维克党的图书和文件,这些图书和文件是在列宁离开日内瓦返回俄国之后转寄到斯德哥尔摩去的。10月5日(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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娜·康·克鲁普斯卡娅受列宁之托写信给在柏林的伊·巴·拉德日尼科夫,信中告知:除《前进报》之外,布尔什维克还决定出版无产者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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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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娜·康·克鲁普斯卡娅受列宁之托写信给在柏林的安·伊·乌里扬诺娃一叶利扎罗娃,信中请她立即给列宁寄来全套《火星报》,以便准备出版《十二年来》文集第3卷。不晚于10月6日(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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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函格·阿·阿列克辛斯基,请求从国外寄来全套《火星报》和905年的部分《前进报》和《无产者报》,以便准备出版《十二年来》文集第3卷。10月8日(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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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的《反军国主义的宜传和社会主义工人青年团体》一文发表在《前进报》第16号上。10月15日(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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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信给住在莫斯科省米赫涅沃站的母亲玛·亚·乌里扬诺娃,谈自己在库奥卡拉的生活情况。10月19日(11月1日)以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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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彼得堡委员会委员米·巴·托姆斯基和第三届国家杜马彼得堡工人代表候选人尼·古·波列塔耶夫谈话,强调必须利用杜马讲坛这个合法的条件进行革命的社会民主主义的宜传鼓动.10月19日和25日(11月1日和7日)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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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校订的克·蔡特金的斯图加特国际社会党代表大会》一文以及列宁为该文加的注释发表在《闪电》文集第1集上。10月9日和26日(11月1日和8日)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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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编辑的《908年大众历书》在彼得堡出版,他的《斯图加特国际社会党代表大会》一文发表在这一文集上。10月20日(11月2日)以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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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革命和反革命》一文。10月20日(11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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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的斯图加特国际社会党代表大会》、《革命和反革命》、《“社会革命党人”是怎样编写历史的》等文章发表在《无产者报》第17号上.10月20日和因日(11月2日和11日)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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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无产者报》编辑部的名义,为约·彼·戈尔登贝格(梅什科夫斯基)的《也是“论战”》一文写编后记《关于普列汉诺夫的一篇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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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到阿·瓦·卢那察尔斯基寄来的论党同工会关系的小册子第二部分的手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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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全集第十六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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召集布尔什维克写作小组会议。会议讨论阿·瓦·卢那察尔斯基论党同工会的关系的小册子的手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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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函在意大利的阿·瓦·卢那察尔斯基,评论他的论党同工会的关系的小册子。列宁在信中充分肯定卢那察尔斯基的这一思想:布尔什维主义不仅从正面,而且还从反面学习德国人,它善于从工团主义中吸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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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有生气的东西来歼灭俄国的工团主义和机会主义。10月26日(11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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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第三届杜马》一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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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6日和11月5日(11月8日和18日)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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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立宪民主党第五次代表大会的材料,在“可恶的狂饮节”在准备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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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文中利用了这些材料。不晚于10月27日(11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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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圣彼得堡组织代表会议草拟关于第三届国家杜马的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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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7日(11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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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席在芬兰泰里约基举行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圣彼得堡组织代表会议:作关于第三届国家杜马、关于社会民主党参加资产阶级报刊、关于筹备全国代表会议等问题的报告,会议通过了列宁提出的关于第三届国家杜马的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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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因日(11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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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的第三届杜马》和他为钓·彼·戈尔登贝格的《也是“论战”》一文写的编后记关于普列汉诺夫的一篇文章》发表在《无产者报》第18号10月因日和11月5日(11月11日和18日)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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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可恶的狂饮节”在准备中》和可是评判者是些什么人呢豫两篇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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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日或2日14日或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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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前进报》写《第三届国家杜马和社会民主党》一文。11月5日(18日)以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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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席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布尔什维克委员和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四次代表会议(第三次全国代表会议)布尔什维克代表的联席预备会议。会议讨论社会民主党杜马党团与党中央的相互关系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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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草关于第三届国家杜马中社会民主党党团的策略的决议。该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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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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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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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四次代表会议(第三次全国代表会议)上被通过。11月5日(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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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的《可是评判者是些什么人呢》、《“可恶的狂饮节”在准备中》等两篇文章和他起草的,经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圣彼得堡组织代表会议通过的《关于第三届国家杜马的决议》发表在无产者报》第9号上。11月5日一12日(18日一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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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席在芬兰赫尔辛福斯召开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四次代表会议(第三次全国代表会议):作关于第三届国家杜马中社会民主党党团的策路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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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0日和23日(11月23日和12月6日)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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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函种子出版社领导人米·谢·克德罗夫,告知准备写一篇关于土地问题的长文章,即《社会民主党在旧05一907年俄国第一次革命中的土地纲领》一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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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早于11月12日(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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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赫尔辛福斯返回,在维堡附近的亚·格·施利希特尔寓所停留,同施利希特尔谈代表会议的工作,最近几个月党的工作任务以及俄国革命运动的发展前途等问题。11月上半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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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的《第三届国家杜马和社会民主党》一文发表在《前进报》第18号11月16日(因日)以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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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自己的《十二年来》文集第1卷校样并作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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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6日和23日(11月2因日和12月6日)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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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的《十二年来》文集第1卷在彼得堡出版。第1卷包括列宁在195一905年期间所写的主要文章和小册子.11月20日(12月3日)以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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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弗·德·邦契一布鲁耶维奇和亚·亚·波格丹诺夫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电影事业的发展前景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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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托弗·德·邦契一布鲁耶维奇在彼得堡建立合法的布尔什维克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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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躲避警察的迫害,从库奥卡拉去赫尔辛福斯附近的奥盖尔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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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一12月8日(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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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到阿·瓦·卢那察尔斯基寄来的论党同工会的关系一书的第三篇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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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全集第十六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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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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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阿·瓦·卢那察尔斯基的论党同工会的关系一书写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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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一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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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社会民主党在905一907年俄国第一次革命中的上地纲领》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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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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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格拉纳特兄弟出版公司出版的百科词典的编委A·B.特鲁普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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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基商谈为词典撰写词条一事,同意写《9世纪末俄国的土地问题》一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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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布尔什维克的《当前生活》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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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土地问题和“马克思的批评家"》一书的第10一1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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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8日(21日)以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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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席布尔什维克中央会议。会议决定把无产者报》迁至国外出版。布尔什维克中央委派列宁、亚·亚·波格丹诺夫和约·费·杜勃洛文斯基出国组织出版无产者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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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奥盖尔比去赫尔辛福斯,在那里同来自彼得堡的布尔什维克举行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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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赫尔辛福斯乘火车去奥布(图尔库),来到芬兰社会民主党人瓦·博尔格的家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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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芬兰社会民主党人路·林德斯特廖姆的陪同下,乘马车从奥布(图尔库)去纳古岛,再从那里乘轮船去斯德哥尔摩。12月12日(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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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芬兰农民陪同在海峡的冰面上徒步前往纳古岛。途中因冰层下陷,几乎遇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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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纳古岛乘轮船前往斯德哥尔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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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13日一15日(26日一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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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瑞典社会民主党人伯尔耶松商谈由他中转布尔什维克从日内瓦至俄国的往返郎件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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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13日一21日(907年12月26日一908年1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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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在斯德哥尔摩马尔姆斯坚旅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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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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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15日(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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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斯德哥尔摩皇家图书馆进行研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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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函一位端典社会民主党领导人,告知伯尔耶松已同意中转布尔什维克往返于俄国与日内瓦之间的部分邮件,请求再找一位社会民主党人共同承担这一工作。12月16日(因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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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斯德哥尔摩皇家图书馆进行研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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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17日或20日(1917年12月30日或908年1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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娜·康·克鲁普斯卡娅来到列宁处。12月20日(908年1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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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娜·康·克鲁普斯卡娅一起去皇家图书馆会见瑞典社会民主党左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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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人之一X.贝尔格格连和律师X.林德贝尔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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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21日(908年1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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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娜·康·克鲁普斯卡娅一起自斯德哥尔摩启程前往日内瓦。12月22日(908年1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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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娜·康·克鲁普斯卡娅在赴日内瓦途中在柏林停留,他们在罗莎·卢森堡的寓所度过一个晚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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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22日一24日(908年1月4日一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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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生病,列宁和娜·康·克鲁普斯卡娅在柏林滞留。12月25日(908年1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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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娜·康·克鲁普斯卡娅到达日内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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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函在维也纳的格·阿·阿列克辛斯基,告知已到达日内瓦:询问是否有合适的人领导《无产者报》印刷所和报纸的发行工作。12月25日(908年1月7日)一908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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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住在日内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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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早于12月25日(908年1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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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排字工人M.M.弗拉基米罗夫谈话,要他在最短的时间内恢复《无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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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报》印刷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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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见原彼得堡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成员、一起在西伯利亚流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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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全集第十六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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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同志瓦·瓦·斯塔尔科夫。12月25日(908年1月7日)以后在日内瓦俄国侨民集会上发表演说。12月25日(908年1月7日)一908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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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波兰社会民主党人的集会上发表演说,论述民族主义资产阶级的反革命作用,认为民族主义资产阶级是与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立场势不两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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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25日(908年1月7日)以后一908年春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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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内瓦大学听英语讲师讲关于莎士比亚的课程:在这里同弗·维·阿多拉茨基会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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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弗·雏·阿多拉茨基谈话,论述俄国新的革命不可避免以及这一革命的性质:委托阿多拉茨基写一些回忆905年,回忆十月的斗争,特别是和武装工人问题、战斗队问题,组织起义问题以及夺取政权问题有关的经验教训的文章。12月27日(908年1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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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函在意大利的阿·马·高尔基,告知已到达日内瓦,说等无产者报》的出版工作安排就绪后就去意大利卡普里岛看望他。12月31日(908年1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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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函列·波·加米涅夫,请他寄来第三届国家杜马的速记记录等材料,以便在写作《9世纪末俄国的土地问题》一文时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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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函阿·瓦·卢那察尔斯基,告知布尔什维克中央决定把《无产者报》迁到国外出版,请他为报纸撰稿并请他作报告:对他的关于党同工会的关系的小册子表示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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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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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1日(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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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函在彼得堡的妹妹玛·伊·乌里扬诺娃,请她按时寄来第三届国家杜马的速记记录等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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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函在布鲁塞尔的社会党国际局书记卡·胡斯曼,请他把社会党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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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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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局现有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五次(伦敦)代表大会的材料和文件寄来,因为这次代表大会的部分记录在芬兰最近几次搜捕时遗失了。1月1日和9日(14日和22日)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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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函格·阿·阿列克辛斯基,请他弄到社会革命党党团向第二届国家杜马提出的《土地法基本条例草案》的俄文本,以便在写作《社会民主党在905一907年俄国第一次革命中的土地纲领》小册子时使用。1月2日(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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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到阿·马·高尔基和玛·费·安德列耶娃的来信,信中邀请列宁去意大利卡普里岛,并表示愿意为把无产者报》经意大利运往俄国提供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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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函阿·马·高尔基和玛·费·安德列耶娃,说春天以前不能去卡普里岛,因为正忙于安排《无产者报》的出版工作:委托安德列耶娃组织有关用轮船把《无产者报》经意大利运往敖德萨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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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函在意大利的阿·瓦·卢那察尔斯基,询问怎样才能找到在佛罗伦萨的瓦·瓦·卡里亚金:请他从速回复关于为无产者报》撰稿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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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3日(16日)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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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的《十二年来》文集第2卷第1分册以《土地问题》为题在彼得堡出版。这部书收载了《土地问题和“马克思的批评家"》一文的第10、11章。1月5日(18日)一3月上半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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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908年初在彼得堡出版的《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论丛》文集,书中收载了弗·亚·巴扎罗夫,雅·亚·别尔曼、阿·瓦·卢那察尔斯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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帕・索・尤什凯维奇、亚・亚・波格丹诺夫O.H.格尔方德和谢・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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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沃洛夫的文章。在阅读文章过程中,列宁向波格丹诺夫谈了自己对这本书的印象,认为文集作者所宜扬的哲学远远背离了马克思主义,不应该把这种哲学当成马克思主义哲学撒出来。1月6日和13日(19日和26日)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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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内瓦举行的抗议普鲁士实行反波兰措施的群众集会上发表演说。1月7日或8日(20日或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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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全集第十六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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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信给妹妹玛·伊·乌里扬诺娃,委托她给他寄书来。1月9日(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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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函母亲玛·亚·乌里扬诺娃和妹妹玛·伊·乌里扬诺娃,说打算在安排好无产者报》的出版工作以后同娜·康·克鲁普斯卡娅一起去卡普里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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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9日和25日1月22日和2月7日)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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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卡·考茨基907年底在柏林出版的小册子《社会主义和殖民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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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11日和14日(24日和27日)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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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到社会党国际局书记卡·胡斯曼的来信,信中请求列宁回复排威工党书记马格努斯·尼尔森提出的问题:在雷瓦尔是否有俄国社会民主工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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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委员会,M.尤里松和3.下.谢平两人是否是雷瓦尔组织的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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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14日(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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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函在克里斯蒂安尼亚现名奥斯陆)的挪威工党书记马格努斯·尼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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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告知在雷瓦尔有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委员会:说不认识M.尤里松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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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谢平两人,但打算向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和雷瓦尔委员会了解他们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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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函社会党国际局书记卡·胡斯曼,说收到了马·尼尔森提出的问题,并转述了给马·尼尔森的复信的内容。1月16日(四日)以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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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函在伦敦的哈利·奎尔奇,请求他给收集一些书刊。1月16日(因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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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函社会党国际局书记卡·胡斯曼,说由于芬兰的几次搜捕,妨碍了他起草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提交第二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的报告,现正在加紧起草这一报告:询问什么时候是提交报告的最后日期以及这个报告能否在各党提交第七次代表大会的报告的第3卷中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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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函在伦敦的费·阿·罗特施坦,告知党目前无力偿还在党的第五次(伦敦)代表大会期间向英国自由派工厂主约·费尔兹借的债款:请罗特施坦向费尔兹说明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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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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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偿还约·费尔兹的借款问题,致函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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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17日和20日(1月30日和2月2日)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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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尔·马尔托夫发表在908年1月30日(公历)伯尔尼哨兵报》第24号上的关于尼·亚·谢马什柯被辅一事的声明,声明中只字不提谢马什柯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党员,只说他是一个新闻记者。列宁对这一声明非常气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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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草致《伯尔尼哨兵报》编辑部的声明,驳斥尔·马尔托夫的关于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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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谢马什柯被捕一事的声明,并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驻社会党国际局代表的身分证实说,谢马什柯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党员,是以党报记者身分参加斯图加特代表大会的,他没有参与也不可能参与梯弗利斯剥夺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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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18日和25日(1月31日和2月7日)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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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得堡出版《大百科全书》第21卷,简要地介绍了列宁的生平。1月18日和31日(1月31日和2月13日)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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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关于扩大杜马预算权的辩论》一文,该文发表在《社会民主党人报》第1号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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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早于1月20日(2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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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见到达日内瓦的无产者报》编辑部成员钓·费·杜勃洛文斯基,同他讨论近期出版无产者报》的工作计划1月20日(2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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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函阿·马·高尔基,并随信寄去尔·马尔托夫关于尼·亚·谢马什柯被捕一事的声明。列宁在信中说,马尔托夫在声明中只字不提谢马什柯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党员,这是孟什维克反对布尔什维克的卑劣手段:请高尔基写信给《伯尔尼哨兵报》,对马尔托夫的声明表示愤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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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函阿·瓦·卢那察尔斯基,告知无产者报》编辑部拟向他约稿的题目、文章篇幅以及交稿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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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函社会党国际局书记卡·胡斯曼,询问908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应交多少党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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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20日和25日(2月2日和7日)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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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到阿·马·高尔基的来信,信中再次趣请列宁去卡普里岛,向列宁谈他的写作计划,建议出版合法的文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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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全集第十六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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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到从彼得堡来的通知,通知中说可以再版列宁译成俄文的悉·维伯和比·维伯夫妇的《英国工联主义的理论和实践》一书:复函告知印行第1版的条件,同时寄去签订第2版合同的委托书,并说明签订合同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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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20日和31日(2月2日和13日)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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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亚·亚·波格丹诺夫和约·费·杜勃洛文斯基一起发表无产者报》出刊通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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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21日(2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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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函格·阿·阿列克辛斯基,说派别斗争在各地都大大加剧,这是不可避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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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23日(2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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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社会民主党在905一907年俄国第一次革命中的土地纲领》这部著作的手稿寄回俄因交给玛·伊·乌里扬诺娃,以便出版自己的《十二年来》文集第2卷第2分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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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就尼·亚·谢马什柯在日内瓦被捕一事致《伯尔尼哨兵报》编辑部的声明发表在该报第囚号上。1月25日(2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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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函在彼得堡的妹妹玛·伊·乌里扬诺娃,感谢她寄来《言语报和工会杂志,请她今后继续把这类杂志寄来:对不能为纪念马克思的文集撰稿表示遗憾:建议把卡·考茨基的小册子社会主义与殖民改策》和怕尔乌斯的殖民改策和崩溃》一书译成俄文出版:委托她同种子出版社洽谈此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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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函在卡普里岛的阿·马·高尔基,对于党正在清除市侩渣滓和职业工人在党内的作用日益加强表示满意:支持高尔基的关于继续出版合法文集的建议,同时坚决主张办好报纸,列宁在信中还谈到哲学问题,他说,他在认真地阅读党的哲学家的著作,阅读经验批判主义者亚·亚·波格丹诺夫、弗·亚·巴扎罗夫、阿·瓦·卢那察尔斯基等人的著作,表示反对经验批判主义,赞成唯物主义,认为格·瓦·普列汉诺夫在哲学方面的观点是正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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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函格·阿·阿列克辛斯基,告知无产者报》的代表即将抵达维也纳:请他在维也纳收集新出版的波兰书刊,并且一定弄到关于907年12月一908年1月召开并通过了新党纲的波兰社会党第十次代表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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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正式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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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25日和2月1日(2月7日和14日)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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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卡·考茨基的民族主义和国际主义》一文,该文发表在908年1月5日(18日)《新时代》杂志附刊第1期上。1月26日(2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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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写加入日内瓦读书协会的登记表。1月31日(2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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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到阿·瓦·卢那察尔斯基908年1月囚日(2月11日)的来信,信中建议在《无产者报》上开辟小说专栏并委托阿·马·高尔基负责这一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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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函在卡普里岛的阿·瓦·卢那察尔斯基,对卢那察尔斯基关于在《无产者报》上开辟小说专栏的设想和委托阿·马·高尔基负责专栏的建议表示高兴,请他同高尔基洽商此事:建议卢郑察尔斯基为2月13日(26日)出版的《无产者报》第21号写评论俄国状况的政治杂文和写评述意大利社会党中派领导人恩·费里拒绝参加党中央机关报前进报》编辑工作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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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函在卡普里岛的阿·马·高尔基,对高尔基决定为《无产者报》写些小文章表示高兴,同时建议他不要因此而中断写大本的著作:认为与高尔基的哲学观点有分歧:说新时代》杂志对哲学漠不关心,它从来就不是热烈拥护哲学唯物主义的,而在最近竟不加批判地刊登了经验批判主义者的文章:反对那种把僵死的小市民习气归咎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观点:指出社会民主党中所有的小市民派别都是首先反对哲学唯物主义,而倾向于康德、新康德主义和批判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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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访瑞士警察司司长,询问如果不提交结婚证书(因为很难从俄国国内要到),他和娜·康·克鲁普斯卡娅是否可以取得居住权。得到的回答是必须要有结婚证书。1月一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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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在日内瓦出版《无产者报》进行筹备工作。2月1日(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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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函在彼得堡的妹妹玛·伊·乌里扬诺娃,建议把卡·考茨基的《民族主义和国际主义》一文译成俄文,并同奥·鲍威尔的《民族问题和社会民主党》一书一起出版,考茨基在他的文章中批判了鲍威尔的这本书:要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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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全集第十六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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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法弄到并寄来列宁和娜·康·克鲁普斯卡娅的结婚证书的副本,以使取得居住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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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3日和13日(16日和26日)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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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政治短评多一文。2月4日(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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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函在彼得堡的玛·伊·乌里扬诺娃,请她寄来一些书籍,第三届杜马第二十次会议以后的记录,十月党人、右派、哥萨克集团等的纲领、公告和传单:问她是否收到了他寄去的信件和社会民主党在905一旧07年俄国第一次革命中的土地纲领》一书的手稿。2月10日(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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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式加入日内瓦读书协会。2月11日(24日)以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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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阿·马·高尔基的《个性的毁灭》一文的手稿,并在同亚·亚·波格丹诺夫的谈话中,反对在《无产者报》上刊登这篇文章。2月11日(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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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席《无产者报》编辑部会议。会议研究阿·马·高尔基的《个性的毁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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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文和载于908年2月14日(公历)《新时代》杂志上的亚·亚·波格丹诺夫论恩斯特·马赫一文的译者序。译者序中说,在俄因社会民主工党内,出现了一种把对马赫的这种或那种态度变成党内派别划分问题的强烈倾向。会议一致通过列宁起草的《无产者报》编辑部关于这篇译者序的声明,声明中强调指出:这种哲学上的争论并不是派别的争论,任何想把这种分歧当作派别分歧的企图,都是根本错误的。会议决定让列宁和波格丹诺夫尽快去卡普里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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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11日和3月7日(2月24日和3月20日)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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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无产者报)编辑部的声明》译成德文,并寄给《新时代》杂志编辑部,要求予以发表。不晚于2月12日(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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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始撰写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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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信给在彼得堡的亲人们,请求把早在906年夏天写的批判亚·亚·被格丹诺夫的经验一元论》一书的哲学著作手稿寄来,当时曾想以《一个普通马克思主义者的哲学见解》为题发表这一著作。2月12日(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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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函在卡普里岛的阿·马·高尔基,认为必须对马赫主义和俄国的马赫主义者亚·亚·波格丹诺夫等人进行不调和的斗争,在哲学问题上布尔什维克之间发生争论是不可避免的,但这场争论不应妨碍在工人政党内执行革命的策略:建议高尔基修改他的《个性的毁灭》一文,把那些即使同波格丹诺夫哲学间接有关的地方都删掉:告知他的卡普里岛之行因故要推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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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函在卡普里岛的阿·瓦·卢那察尔斯基,请他立即寄出为《无产者报》写的评论恩·贵里的文章。2月13日(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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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的政治短评》和他起草的《(无产者报)编辑部声明》发表在《无产者报》第21号上。2月14日(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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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函阿·瓦·卢那察尔斯基,请他为《无产者报》第23号写一篇关于巴黎公社的文章,建议在这篇文章中利用马克思致路·库格曼的信来教训机会主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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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15日和20日(2月28日和3月4日)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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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的《土地问题和“马克思的批评家”》一书第12章以《土地问题上的马克思主义反对者心目中的“理想国”》为题发表在《当今生活》文集中。2月17日(3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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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函社会党国际局书记卡·胡斯曼,询问社会党国际局最近一次会议将在何时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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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17日和3月3日(3月1日和16日)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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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到阿·瓦·卢那察尔斯基的来信,信中推辞写关于巴黎公社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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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函阿·马·高尔基,询问高尔基和卢郑察尔斯基对无产者报》有什么设想:对卢那察尔斯基不想写关于巴黎公社的文章表示遗憾。2月20日(3月4日)以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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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社会革命党人德·菲尔索夫和米·雅科比合苦的关于土地纲领的修改及其论证》一书,在《工会的中立》一文的注解里认为作者在这部书中向马克思主义迈出了坚决的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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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新土地改策》、《工会的中立》和论葡萄牙国王事件多等三篇文章。这些文章发表在2月20日(3月4日)《无产者报》第22号上。2月26日(3月10日)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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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全集第十六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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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日内瓦布尔什维克小组会议,欢迎刚从日内瓦监狱获释的尼·亚·谢马什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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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26日(3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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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函在彼得堡的姐姐安·伊·乌里扬诺娃一叶利扎罗娃,对妹妹玛·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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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里扬诺娃生病深感不安,要她用他的《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一书第2版的部分稿费好好安排妹妹和母亲的生活。2月27日和3月6日(3月11日和19日)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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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的《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一书的修订第2版在彼得堡出版。2月因日(3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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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的《关于扩大杜马预算权的辩论》一文发表在《社会民主党人报》第1号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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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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恢复在日内瓦工人联合会的会籍,交纳908年2月和3月的会费.2月一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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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约·狄慈根的《短篇哲学著作集》并在书上作批注,在撰写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时大量采用了这本书中的材料。3月1日和5日(14日和18日)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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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刊登在《首都邮报》上的叶·德·库斯柯娃的《论俄国的马克思主义(纪念卡·马克思逝世25周年)》一文,在谈谈对俄国革命的估计》一文中尖锐地批判了这篇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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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波兰社会民主党杂志社会民主党评论》撰写《谈谈对俄国革命的估计》一文,并将这篇文章寄交给杂志编辑部。3月1日和12日14日和25日)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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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俄罗斯新闻》、《言话报》和政治和文学辩论日报》上发表的关于纪念卡·马克思逝世25周年的文章,在国际自由派对马克思的评价》一文中利用了这些报纸上的材料。3月3日(16日)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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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内瓦作报告。3月3日(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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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函在卡普里岛的阿·马·高尔基,对因工作繁忙和缺少旅费而不能去卡普里岛一事表示遗憾:说无产者报》编辑部的工作不顺利,原因是同亚·亚·波格丹诺夫在哲学上有意见分歧:告知由于自己的哲学解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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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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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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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在无产者报》上的时间很少,而且愈是读经验批判主义者的文章,愈是要责骂他们:请求高尔基为无产者报》写文章.3月4日(17日)以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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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到波兰社会民主党驻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代表扬·梯什卡的来信,信中请求协助他同格·阿·阿列克辛斯基取得通信联系,以便得到关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国外协助小组中央局的消息。3月4日(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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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待费·雅·柯恩的来访。孟什维克曾就在国外兑换梯弗利斯剥夺中所获取的钱款一事对马·马·李维诺夫提出诬告,列宁同柯恩就对此事组织党内调查问题交换意见。3月5日(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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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函扬·梯什卡,向他转达同费·雅·柯恩谈话的内容。列宁请梯什卡就此事向德国社会民主党执行委员会作报告,并请他一定将孟什维克的《社会民主党人呼声报》第一2号上的《该是结束的时候了吧豫一文翻译出来。该文诬蔑布尔什维克,说他们组织兑换梯弗利斯剥夺中所获得的钱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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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席日内瓦为三个纪念日(马克思逝世25周年、1848年革命60周年、巴察公社37周年)组织的国际群众大会,在会上代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作关于公社的意义的报告,即《公社的教训》。3月5日和11日18日和24日)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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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到阿·马·高尔基的来信,信中担心关于哲学问题的斗争可能导致布尔什维克派内部的分裂,从而使孟什维克获得胜利。高尔基在信中还建议出版一种刊登哲学辩论文章的杂志。3月5日和12日18日和25日)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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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一场预先策划的警察式爱国主义的表演》、《关于自由派对人民的欺偏》和国际自由派对马克思的评价》等三篇文章。3月7日(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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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起草并译成德文的《(无产者报》编辑部的声明》发表在新时代》杂志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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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10日(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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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的《公社的教训》一文发表在国外周报》第2号上。3月11日(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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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全集第十六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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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函阿·马·高尔基,严厉抨击马赫主义者的《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论丛》文集,强调同马赫主义者在哲学问题上的斗争是不可避免的。3月12日(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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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的《一场预先策划的警察式爱国主义的表演》、《关于自由派对人民的欺编》和《国际自由派对马克思的评价》等文章发表在《无产者报》第25号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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