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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旗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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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七六年第六期 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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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语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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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四九年提出国内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十三年后重提阶级斗争问题,还有形势开始好转。文化大革命是干什么的?是阶级斗争嘛。刘少奇说阶级斗争熄灭论,他自己就不是熄灭,他要保护他那一堆叛徒、死党。林彪要打倒无产阶级,搞政变。熄灭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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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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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语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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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说建设没有资本家的资产阶级国家,为了保障资产阶级法权。我们自己就是建设了这样一个国家,跟旧社会差不多,分等级,有八级工资,按劳分配,等价交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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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革命后,工人、贫下中农没有停止,他们要革命。而一部分党员却不想前进了,有些人后退了,反对革命了。为什么呢?作了大官了,要保护大官们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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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语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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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三项指示为纲”,安定团结不是不要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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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这个人是不抓阶级斗争的,历来不提这个纲。还是“白猫、黑猫”啊,不管是帝国主义还是马克思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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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革命革到自己头上了,合作化时党内就有人反对,批资产阶级法权他们有反感。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还在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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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语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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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斗争就不能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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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亿人口,不斗行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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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百年后还要不要革命?一千年后要不要革命?总还是要革命的。总是一部分人觉得受压,小官、学生、工、农、兵,不喜欢大人物压他们,所以他们要革命呢。一万年以后矛盾就看不见了?怎么看不见呢,是看得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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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大革命永放光芒——纪念中共中央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通知》十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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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编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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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前,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主持制定了中共中央五月十六日《通知》。这个光辉的马克思主义文献,吹响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进军号,照亮了这场革命的胜利航程。今天,在批判邓小平、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取得伟大胜利的时候,热烈庆祝文化大革命十周年,重新学习《通知》,我们更加深刻地认识到这场革命的必要性和它的深远意义,对于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更加充满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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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知》是在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同刘少奇为头子的资产阶级司令部的激烈斗争中诞生的。它深刻地批判了刘少奇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揭露了《二月提纲》的反动实质,驳斥了党内走资派对抗文化大革命的种种谬论,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武装全党,号召我们揭露和批判党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夺取被他们篡夺的那一部分领导权。《通知》的制定,宣告了《二月提纲》的破产。从此,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轰轰烈烈地展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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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指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搞是不行的”。这场大革命经过了长时期的准备,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尖锐斗争的必然结果。多年来,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及其一伙,疯狂推行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顽固坚持走资本主义道路。从叫嚷资本家“剥削有功”,“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到大砍合作社,搞“三自一包”,从吹捧反动影片《清宫秘史》和《武训传》,到对抗批判《海瑞罢官》,他们在各条战线都极力反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在一个时期内,刘少奇的资产阶级司令部控制了党权、文化宣传工作的权、许多地方的权。在他们把持的思想文化部门,资本主义泛滥,修正主义猖獗,牛鬼蛇神大量出笼,塞满了我们的报刊、广播、书籍和各种文学艺术作品。在上层建筑若干领域里,出现了资产阶级专无产阶级政的严重局面。他们大搞物质刺激、奖金挂帅,唆使人们走资本主义道路。工厂企业的领导权,相当大的一个多数不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不在工人群众手里。我们的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不稳固。如果不搞文化大革命,不要很多时间,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现全国性的反革命复辟,我们的党就要变成修正主义的党,整个国家就要改变颜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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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以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洞察力,及时看到了党内走资派颠覆无产阶级专政的严重危险。毛主席在《通知》里指出:“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在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中,毛主席又指出:“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还在走。”毛主席的这些重要指示,深刻地分析了社会主义时期阶级关系的变化和阶级斗争的特点,提出了资产阶级在共产党内的科学论断,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我们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进一步指明了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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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来,我们同刘少奇斗,同林彪斗,同邓小平斗,这一次一次的斗争都证明:资产阶级确实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派是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进行较量、搞资本主义复辟的主要力量。这里,关键的问题在于他们是混进无产阶级专政机构内部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刘少奇、林彪、邓小平这些修正主义路线的头子都掌握党和国家很大一部分权力,他们可以把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变为对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因而搞起复辟来,比党外的资产阶级还厉害。他们可以利用手中的权力,招降纳叛,结党营私,拼凑起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自上而下地制定和推行一条修正主义路线。他们可以强化和扩大资产阶级法权,保护他们这些搞修正主义的“大官”们的利益,侵吞和挥霍大量的社会财富,大搞资本主义,破坏和瓦解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他们总是披着马列主义的外衣,打着各种旗号,暂时蒙蔽和欺骗一部分不明真相、觉悟不高的人,跟着他们那条修正主义路线走。总之,他们是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是一切反抗社会主义革命和敌视、破坏社会主义建设的社会势力和社会集团同无产阶级进行较量的挂帅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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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内最大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就是这次大刮右倾翻案风,直至天安门广场反革命政治事件的挂帅人物。文化大革命前,他是刘少奇资产阶级司令部的二号头目。文化大革命粉碎了刘少奇、林彪两个资产阶级司令部,他受到群众的批判,说了一大堆“悔过自新”、“永不翻案”的话。可是,一旦重新工作,大权在握,他就扔下伪装,以十倍的仇恨,百倍的疯狂,施展全部反革命政治斗争经验,有纲领、有舆论、有组织、有部署地向党进攻,把矛头指向伟大领袖毛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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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项指示为纲”,是邓小平翻案复辟的政治纲领。这个修正主义纲领,宣扬阶级斗争熄灭论和唯生产力论,反对以阶级斗争为纲,否定党的基本路线,否定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性。邓小平妄图把它作为今后长时期“各项工作的总纲”,强加于全党、全国人民,为全面复辟资本主义开辟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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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夺思想阵地”,是邓小平翻案复辟的舆论准备。他上台以后,特别是去年七、八、九月以来,社会上政治谣言四起,奇谈怪论盛行。总根子就是他,是邓记谣言公司炮制出来的。他们用各种卑劣手段大造反革命舆论,蛊惑人心,制造分裂,矛头对着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为邓小平篡党夺权摇旗呐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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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抓班子”,是邓小平翻案复辟的组织措施。他反对革命的三结合的领导班子,打击和排斥坚持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老、中、青,网罗和重用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拼凑翻案复辟的“还乡团”。他极力要把文化大革命中清查出来的叛徒、特务留在党内,以便日后东山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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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整顿”,是邓小平翻案复辟的行动部署。一声整顿令下,翻案妖风骤起。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和政策,文化大革命的成果,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他一律都要“整顿”掉。所谓整顿,其实质就是资产阶级整无产阶级,就是资本主义复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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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搞的这一套,是反动的《二月提纲》的继续和发展,是毛主席在《通知》中早就批判过的。他的“三项指示为纲”,就是《通知》中指出的“根本否认几千年的人类历史是阶级斗争史,根本否认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根本否认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革命和对资产阶级的专政”那条修正主义路线的翻版。《通知》揭露彭真有意造谣,转移斗争方向,痛斥他提出的“整风”是打击无产阶级左派,包庇资产阶级右派。邓小平的所作所为,有过之而无不及。邓小平的这条路线,就是刘少奇、林彪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的继续。按照这条路线搞下去,不仅会葬送文化大革命的成果,而且会葬送整个中国革命的成果。他走的这条资本主义道路,就是要走回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去,使中国沦为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的附庸。正如毛主席在《通知》中批判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时指出的:“他们是资产阶级、帝国主义的忠实走狗,同资产阶级、帝国主义一道,坚持资产阶级压迫、剥削无产阶级的思想体系和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体系和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他们同我们的斗争是你死我活的斗争,丝毫谈不到什么平等。因此,我们对他们的斗争也只能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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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历史功勋,就在于及时而坚决地粉碎了党内资产阶级的复辟阴谋,批判了他们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夺回了被他们篡夺的那一部分党和国家的领导权,保证我们国家沿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继续前进;就在于从理论上和实践上解决了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这个当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重大课题。亿万工农兵、革命干部、革命知识分子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文化大革命“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他们热烈欢呼:“文化大革命好得很!”只有邓小平这样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才对文化大革命怀有刻骨仇恨。他顽固地坚持翻文化大革命的案,算文化大革命的帐,得罪了大多数,大多数人不赞成,不答应。“翻案不得人心”。人心、党心、党员之心,要求继续革命,反对复辟倒退。正因为这样,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反击右倾翻案风的伟大斗争,得到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热烈拥护,大得人心,大快人心。翻案派、算帐派孤立得很,很快陷于失败的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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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已经取得了伟大的胜利,但是斗争并没有结束。批判邓小平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的斗争还必须深入进行下去。我们千万不可松懈自己的斗志。一小撮阶级敌人也不会甘心认输。他们正在从自己的失败中研究对付我们的策略和手法。对此,革命人民必须有清醒的认识。毛主席指出:“列宁说建设没有资本家的资产阶级国家,为了保障资产阶级法权。我们自己就是建设了这样一个国家,跟旧社会差不多,分等级,有八级工资,按劳分配,等价交换。”只要这种状况还存在,只要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还存在,资产阶级和国际帝国主义、修正主义的影响还存在,“走资派还在走”,将是长期的历史现象。早在《通知》一周年的时候,毛主席就告诫我们:“现在的文化大革命,仅仅是第一次,以后还必然要进行多次。”在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中,毛主席又指出:“民主革命后,工人、贫下中农没有停止,他们要革命。而一部分党员却不想前进了,有些人后退了,反对革命了。为什么呢?作了大官了,要保护大官们的利益。”“一百年后还要不要革命?一千年后要不要革命?总还是要革命的。总是一部分人觉得受压,小官、学生、工、农、兵,不喜欢大人物压他们,所以他们要革命呢。一万年以后矛盾就着不见了?怎么看不见呢,是看得见的。”因此,我们对于同走资派的斗争,对于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一定要有长期作战的思想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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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在今年年初说过:“不斗争就不能进步。”“八亿人口,不斗行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就是我们在斗争中前进的十年,是我们国家发生巨大变化的十年。亿万人民在斗争中学习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大大提高了反修防修、继续革命的觉悟,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更加深入人心。我们的党经过吐故纳新,更加坚强,更加朝气蓬勃。我们的军队在“三支”、“两军”中经受了新的锻炼,为人民立了新功,更加强大。广大民兵参加保卫祖国的斗争和社会阶级斗争,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做出了贡献。各级领导班子实行老、中、青三结合,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按照毛主席提出的五项标准在斗争中锻炼成长。教育革命、文艺革命、卫生革命、科技战线的社会主义革命,在两条路线的激烈斗争中阔步前进。广大知识青年踊跃上山下乡,各级干部坚持走五·七道路。农业学大寨、工业学大庆的群众运动蓬勃开展。工农业生产和整个国民经济蒸蒸日上。伟大祖国繁花似锦,一片兴旺景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把亿万人民的力量进一步解放出来,它所发挥的巨大威力现在还仅仅是开始,随着革命的深入,将更加充分地显示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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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要乘胜前进,发展大好形势。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都要认真学习毛主席关于文化大革命和反击右倾翻案风的一系列重要指示,学习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弄清楚资产阶级在哪里和对资产阶级全面专政的问题,坚持反修防修,继续革命。要深刻认识文化大革命的辉煌胜利和伟大意义,满腔热情地支持社会主义新生事物,巩固和发展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要进一步深入批判邓小平,反击右倾翻案风,坚决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要在批判邓小平的总目标下把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和群众团结起来,继续搞好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两个方面的革命。要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把各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不断推向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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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产阶级是革命的乐观主义者。我们相信辩证法。我们坚信,“新陈代谢是字宙间普遍的永远不可抵抗的规律。”(《矛盾论》)不管革命的道路多么曲折,要经历多少反复,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真理是不可抗拒的,占人口总数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人民大众总是要革命的。革命必然战胜反动,新生必然战胜腐朽,这是历史的规律。马克思主义诞生一百多年,旧世界已经被打得落花流水。今天,资本主义、修正主义更是“西风残照”,衰败没落。一切逆历史潮流而动的跳梁小丑,可能得势于一时,到头来只能被人民扫进历史的垃圾堆。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所断言的:“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63页)在纪念《通知》十周年的时候,回顾文化大革命的战斗历程,放眼莺歌燕舞的大好形势,展望天地翻覆的光辉前程,我们充满革命的豪情,决心在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进行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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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战无不胜,我们前进的步伐不可阻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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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永放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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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毛主席重要指示 批判邓小平修正主义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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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学习 深入批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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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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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取得了伟大的胜利,但是,这场斗争并没有结束。我们要乘胜前进,认真学习毛主席的重要指示,深入批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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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续深入批判邓小平的修正主义路线,是十分必要的。用阶级斗争的观点来看,邓小平修正主义路线的出现,同历次修正主义路线的出现一样,不是偶然的。正如列宁指出的:机会主义“是整个历史时代的社会产物”。(《第二国际的破产》,《列宁选集》第2卷第654页)邓小平搞翻案,搞复辟倒退,在全国人民中间是极端孤立的。但是他那条修正主义路线,却有深刻的社会根源,是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猖狂进攻的集中表现。邓小平的垮台,对他所代表的资产阶级是一个沉重的打击。然而,资产阶级并不会因为邓的垮台而自行退出历史舞台,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并不会因为邓的垮台而停止,邓小平修正主义路线的影响,也不会不经过批判就立即自行消失。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刘少奇垮台后,出现了林彪的修正主义路线;林彪自取灭亡后,又出现了邓小平的修正主义路线。林彪的修正主义路线是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的继续,而邓小平的修正主义路线又是刘、林修正主义路线的继续。这是因为社会上和党内还存在资产阶级,大量的小资产阶级正在改造,大量没有改造好的知识分子还存在,阶级斗争没有熄灭,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没有熄灭,现实社会中还存在着产生修正主义路线的阶级根源和思想根源。因此,不能因为邓小平垮台了,批邓就可以停止或松一口气了,而应该再接再厉,继续深入地进行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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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邓小平从重新工作到垮台的时间不长,但他却是有纲领、有舆论、有组织、有部署地向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向党和无产阶级展开了疯狂的进攻。他不仅提出了一个修正主义纲领,而且在各个领域、各条战线散布了许多右倾翻案的奇谈怪论。这条集中表现了资产阶级复辟愿望和复辟行动的修正主义路线,对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来说,是不可多得的反面教材。从提出“三项指示为纲”到制造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政治事件,从“争夺思想阵地”到“全面整顿”,从反对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到崇洋卖国,邓小平从反面给我们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提供了许多有益的经验教训。充分发挥这一反面教材的作用,从理论上和实践上深入批判邓小平的修正主义路线和种种谬论,将大大加深我们对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路线和方针、政策的理解,提高我们同资产阶级,特别是同党内走资派斗争的自觉性。应当说,深入批邓,还有许多工作要做,而不是什么“已经都批了,没有什么可批了”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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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把批判邓小平修正主义路线的斗争深入进行下去,必须坚持“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和反击右倾翻案风的一系列重要指示,是对马列主义的重大发展,也是对邓小平最深刻有力的批判,是我们批邓的强大思想武器。认真学习毛主席的指示,并结合实际真正弄通,批邓就能朝着正确的方向越来越深入。毛主席根据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我们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经验,进一步分析了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问题,指出:“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还在走。”毛主席的指示,特别是关于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的英明论断,为我们进一步指明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方向。认真学习毛主席的一系列指示,真正从理论上弄清楚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这个重要问题,可以使我们对邓小平这条修正主义路线有一个深刻的全面的认识,不仅知道这条路线为什么是错误的、反动的,而且懂得产生这条路线的阶级根源、思想根源和社会经济基础是什么,懂得如何同党内资产阶级作斗争,怎样才能逐步铲除其根子。反过来,批判邓小平,又可以加深我们对毛主席重要指示的理解,从而提高我们的思想理论水平,提高识别和反对修正主义的能力。因为在邓小平身上,集中地、鲜明地体现了党内资产阶级的反动本性和特征。用毛主席的指示,分析和批判邓小平堕落为不肯改悔的走资派的过程,分析和批判邓小平同社会上的阶级敌人、资本主义势力的关系,不是可以帮助我们更具体地了解党内产生资产阶级、走资派还在走的这个阶级斗争的特点吗?用毛主席的指示,分析和批判邓小平如何强化和扩大资产阶级法权,维护那些搞修正主义的“大官”们的利益,不是可以帮助我们更具体地了解党内资产阶级与资产阶级法权的关系吗?用毛主席的指示,分析和批判邓小平如何“一朝权在手”,便从各个领域疯狂地向无产阶级反攻倒算,直至制造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政治事件,不是可以帮助我们更具体地了解党内资产阶级的危险性吗?这样把学习和批判结合起来,是我们更深刻地认识社会主义革命的性质、任务和对象,提高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觉悟的重要途径。坚持学习毛主席的重要指示,坚持批判邓小平的修正主义路线,总结同党内资产阶级作斗争的经验,一定会有力地推进我们的反修防修、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革命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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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邓小平的修正主义路线在各个领域中都向无产阶级进攻,由于邓小平的修正主义路线集中代表了党内外资产阶级的利益和愿望,由于天安门广场反革命政治事件是我们分析邓小平修正主义路线的本质及其危害性的极好的反面教材,我们在批邓的时候,可以也必须联系全国和各条战线阶级斗争和两条路线斗争的具体实际。这个问题,一些先进单位已经积累了不少好的经验,领导要向群众学习,加以总结。这些先进单位的经验告诉我们,不但要懂得阶级斗争是纲,而且在实际工作中也要能提起这个纲。把批邓和抓现实的阶级斗争结合起来,就会使批判更深刻,认识更提高,反过来又帮助我们更好地抓现实的阶级斗争。共产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从思想上真正把两条路线的大是大非弄清楚了,确立起要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的思想,才能进一步提高执行和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自觉性。这次运动是在各级党委的领导下进行的,斗争的锋芒始终对准党内最大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我们相信,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锻炼的广大干部和群众,是完全能够掌握斗争大方向的。我们应该旗帜鲜明地批判邓小平的修正主义路线,在批邓这个总目标下把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和群众团结起来,继续搞好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两个方面的革命,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带领群众把本地区、本单位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推向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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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实际,就要把批邓和促进社会主义新生事物的发展结合起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社会主义新生事物层出不穷。这些新生事物的根本特征,就是在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各个领域加强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有利于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有利于缩小工农之间、城乡之间、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之间的差别。它们限制和缩小了分配、交换关系方面以及人与人之间关系方面存在的资产阶级法权,促进了各条战线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的蓬勃发展。党内外资产阶级的总代表邓小平,对这些社会主义新生事物恨之入骨,千方百计地要加以扼杀。然而,新生事物从来就是在斗争中成长的。它们都曾受到刘少奇、林彪修正主义路线的攻击、压制和破坏,但它们又正是在反对和批判刘少奇、林彪修正主义路线的过程中成长壮大。今天,通过深入批判邓小平攻击新生事物的种种谬论,可以使我们从理论上、实践上更清楚地认识这些新生事物对于反修防修、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重大意义,从而不断促使新生事物发展壮大,逐步铲除产生资产阶级的土壤和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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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指出:“不斗争就不能进步。”“八亿人口,不斗行吗?!”我们同邓小平修正主义路线的斗争,已经取得很大的胜利,但从理论上和实践上批判邓小平的修正主义路线,还是一个长期的战斗任务,还需要花气力、下功夫。反击右倾翻案风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继续,批判邓小平修正主义路线也是批判刘少奇、林彪修正主义路线的继续。“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我们要发扬彻底革命精神,继续深入批判邓小平、反击右倾翻案风、追查反革命,把这场关系我们党和国家命运、前途的重大斗争进行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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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资派就是党内的资产阶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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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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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批判邓小平、反击右倾翻案风的伟大斗争中,毛主席指出:“社会主义革命革到自己头上了,合作化时党内就有人反对,批资产阶级法权他们有反感。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还在走。”毛主席这一科学论断,深刻揭露了党内走资派的资产阶级本质,进一步指明了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革命斗争的重点,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伟大学说。它不仅是我们当前深入批判邓小平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反击右倾翻案风、深入追查反革命的强大思想武器,而且是我们今后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反修防修的强大思想武器。我们应当结合斗争实际,认真学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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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内出现走资派,出现资产阶级,这是社会主义历史阶段阶级斗争的重要特点,是同无产阶级专政下阶级关系的变化密切相联系的。民主革命时期,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矛盾,那时党内也有机会主义、修正主义分子和历次机会主义路线头子,他们是资产阶级和其他剥削阶级在党内的代理人,但对于整个资产阶级来说,他们只是资产阶级的附庸。由于当时地主买办资产阶级掌握着政权,资产阶级的核心和主要力量,它的司令部,它的主要的政治代表,在党外而不在党内。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无产阶级领导全国人民夺取了国家的政权,我国进入了社会主义革命的历史阶段,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成为社会的主要矛盾。由于我们党成为执政的党,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同资产阶级、修正主义路线的斗争,便不仅决定着党的性质,而且决定着整个国家的性质和前途。从这个时候起,围绕着要不要搞社会主义革命这个根本问题,我们同党内外资产阶级的斗争,就在各个领域逐步深入地展开了。“三反”“五反”、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反右派斗争,都是建国以后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进行的重大斗争。在这些斗争中,党外资产阶级还多少有些力量同无产阶级进行较量,还能推出自己的头面人物,但已经出现了党内外资产阶级互相呼应、互相勾结的错综复杂情况,党外资产阶级和其他剥削阶级猖狂向党进攻,得到了党内资产阶级的支持并以他们为靠山。我们通过党内的两条路线斗争,揭露了党内资产阶级反对社会主义革命的活动,批判了他们的修正主义路线,这就保证了社会主义改造各个重大战役的胜利。随着社会主义革命的不断深入,处于被统治地位的党外资产阶级,经济上失去了生产资料,政治思想战线上屡遭失败,力量逐步削弱。如果说,在资产阶级右派向党进攻时还有所谓“章罗同盟”充当指挥的话,那么,经过反右派斗争之后,党外资产阶级想要公开聚集起来同无产阶级全面较量,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那就更困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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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在阶级力量对比发生变化的情况下,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就越来越深刻地突出地表现在党内。走资派就作为整个资产阶级的核心力量在党内出现,成为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的主要危险。我们搞社会主义革命,不仅要看到社会上旧的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还存在,大量的小资产阶级还正在进行改造,尤其要看到隐藏在党内的资产阶级,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只有同刘少奇、林彪、邓小平这些党内走资派进行坚决的斗争,坚持革党内资产阶级的命,才能保证同社会上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势力斗争的胜利,才算真正抓住了社会主义革命的重点。不懂得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就不是一个清醒的无产阶级革命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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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格斯在总结巴黎公社的历史经验时指出,在无产阶级专政建立之后,要“防止国家和国家机关由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人”,“追求自己特殊的利益”。(《法兰西内战·恩格斯写的一八九一年单行本导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35、334页)十月革命胜利以后,列宁分析了苏联当时社会的实际情况,明确指出,“我国现在存在着新的资产阶级”(《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会》,《列宁全集》第29卷第162页),它正在从苏维埃职员中间和小生产者中间产生出来。毛主席根据苏联变修的历史教训和我国无产阶级专政的实践经验,提出了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英明论断,这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重大发展。建国二十多年来,毛主席不仅在理论上对党内资产阶级作了深刻的分析,而且在实践上领导我们同党内资产阶级进行了反复的斗争。高岗、彭德怀、刘少奇、林彪、邓小平这些修正主义路线的头子,都是党内资产阶级的挂帅人物;社会主义时期几次重大的路线斗争,都是无产阶级同以他们为头子的党内资产阶级的斗争。我国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制度,正是在这种斗争中不断得到巩固和发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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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指出:“我们要分辨真正的敌友,不可不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经济地位及其对于革命的态度,作一个大概的分析。”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方法,从政治上经济上揭示走资派的资产阶级本质,对认清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是十分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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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行修正主义路线,坚持走资本主义道路,这是党内走资派最本质的政治特征。我们分析走资派,首先要抓住这个特征,从政治路线上弄清楚它的本质。走资派在党内形成一个妄图复辟资本主义的政治派别,是以共同推行修正主义路线为基础的。历次修正主义路线的头子就是这条路线的集中代表者。象刘少奇、林彪、邓小平这些修正主义路线的头子,都掌握了党和国家很大一部分权力,他们可以招降纳叛,结党营私,拼凑资产阶级司令部,可以把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变成资产阶级专政的工具,并暂时蒙蔽一部分不明真相和觉悟不高的人,跟着他们那条修正主义路线走。他们搞起资本主义复辟来,比党外资产阶级厉害得多,危险得多。党内走资派所推行的这条修正主义路线,集中代表了新老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利益,这就决定了他们的资产阶级的阶级实质。社会主义时期是“衰亡着的资本主义与生长着的共产主义彼此斗争的时期”。(《无产阶级专政时代的经济和政治》,《列宁选集》第4卷第84页)作为党内资产阶级的走资派,无疑是正在衰亡的整个资产阶级的一部分。正因为它是垂死没落的阶级,更加显露出它的反动性。“修正主义上台,也就是资产阶级上台。”林彪坚持搞修正主义,发展到炮制《“571工程”纪要》,发动反革命武装政变;邓小平坚持搞修正主义,造成了象天安门广场事件那样的反革命政治暴乱。这些触目惊心的阶级斗争事实,以极大的尖锐性和鲜明性暴露了党内资产阶级的反动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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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资派之所以是存在于党内的资产阶级,从经济上看,是因为他们代表了腐朽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社会主义时期,无产阶级要不断变革同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和生产力不相适应的上层建筑和生产关系,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而党内走资派则极力维护那些阻碍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和生产力发展的上层建筑和生产关系,妄图复辟资本主义。遵照列宁在《伟大的创举》一文中关于什么是阶级的教导,根据毛主席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对生产资料所有制改造基本完成后社会主义社会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分析,看看党内走资派在社会生产关系中处在何种地位,他们的资产阶级属性就比较清楚了。从实际生活中我们可以看到,某些单位或部门的领导权一旦被刘少奇、林彪、邓小平这类走资派所把持,他们就会利用自己的权力竭力推行修正主义路线,把人们的社会主义的相互关系变成资本主义的雇佣关系;他们就会以合法和大量非法的手段,扩大分配方面的资产阶级法权,无偿占有他人的劳动;他们就会利用职权支配属于国家或集体的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使社会主义所有制徒具虚名,实际上变为走资派所控制的资本主义所有制。刘少奇、林彪、邓小平所推行的修正主义路线,归根到底,就是要维护腐朽没落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坚持资产阶级压迫、剥削无产阶级的思想体系和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满足整个资产阶级在经济上的利益,妄图倒退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那种黑暗的社会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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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时期党内出现走资派,出现资产阶级,决不是偶然的现象,有着深刻的阶级根源和历史根源。在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中,毛主席指出:“民主革命后,工人、贫下中农没有停止,他们要革命。而一部分党员却不想前进了,有些人后退了,反对革命了。为什么呢?作了大官了,要保护大官们的利益。”毛主席的指示,一针见血地击中了党内走资派的要害。从民主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是一个根本的转变。在这个转变的过程中,革命队伍内部必然要发生分化。工人、贫下中农要革命,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反映了工人、贫下中农的要求,引导全党和全国人民继续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而党内一部分坚持资产阶级民主思想不愿改造的人,却不再前进了。在他们看来,三座大山推翻了,自己在政治上物质上都得到了很大的利益,革命就到了头。他们之中,有些人革命意志衰退,成为时代的落伍者。而另外一些坚持资产阶级反动立场的人,为了保护自己的实质上是整个资产阶级的利益,就公开跳出来,反对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妄图把历史的车轮拉向后转,复辟资本主义,这就是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党内最大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就是这样一种人,他所走的,正是从资产阶级民主派到走资派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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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资派反对社会主义革命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他们反对限制资产阶级法权。毛主席指出:“列宁说建设没有资本家的资产阶级国家,为了保障资产阶级法权。我们自己就是建设了这样一个国家,跟旧社会差不多,分等级,有八级工资,按劳分配,等价交换。”资产阶级法权,在社会主义时期还是不可避免的,这个旧社会留下的痕迹还不可能马上消除,但是,必须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否则,就会导致资本主义复辟。资产阶级法权是产生新的资产阶级的重要经济基础。党内有的人世界观本来就没有得到根本改造,又力图强化和扩大资产阶级法权,就必然逐步变为走资派、变为资产阶级。扩大资产阶级法权,其实质就是维护整个资产阶级的利益,加强复辟资本主义的社会基础。党内最大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一听到批资产阶级法权就那样反感,那样丧魂失魄,就是因为,资产阶级法权是党内资产阶级的命根子,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就是革党内资产阶级的命。在社会主义时期,对资产阶级法权采取什么态度,限制它还是扩大它,这是继续革命还是停止不前甚至反对革命的一个重要标志。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同党内走资派的限制和反限制的斗争将是长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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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党内存在资产阶级,会不会影响党的无产阶级性质呢?对于这个问题,应当运用唯物辩证法加以说明。毛主席指出:“对立统一规律是宇宙的根本规律。这个规律,不论在自然界、人类社会和人们的思想中,都是普遍存在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社会主义社会,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矛盾和斗争的统一体。这种矛盾和斗争,同样表现在党内。“党外有党,党内有派,历来如此。”“派别是阶级的一翼。”走资派就是党内的右派,就是社会主义时期党内的资产阶级。党内存在资产阶级会不会改变党的性质,要看矛盾的两个方面各处在何种地位。“事物的性质主要地是由取得支配地位的矛盾的主要方面所规定的。”(《矛盾论》)判断一个党是马列主义的还是修正主义的,不在于党内有没有资产阶级,最根本的,要看党的领导权是掌握在无产阶级革命家手里还是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手里,要看在党内占统治地位的是马克思主义路线还是修正主义路线。中国共产党是伟大领袖毛主席亲手缔造和培育的党,是伟大、光荣、正确的党。在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指引下,我们党坚持开展两条路线的斗争,不断清除党内的机会主义派别,排除“左”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干扰,从而保持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在党内的主导地位和党的无产阶级性质。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锻炼,我们党更加纯洁,更加坚强,更加发展壮大,充分发挥了领导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向阶级敌人进行战斗的朝气蓬勃的先锋队组织的作用。这是我们党的本质和主流。正因为我们党是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党,我们才敢于承认党内存在资产阶级,敢于发动和依靠广大群众坚持同党内资产阶级作斗争。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之流上台以后,推行一条全面复辟资本主义的修正主义路线,把列宁缔造的苏联共产党蜕变为修正主义的党、资产阶级的党、法西斯党,使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蜕变为社会帝国主义国家。这伙无产阶级的叛徒,不但不敢承认苏联党内存在资产阶级,而且不敢承认苏联社会存在阶级和阶级斗争,只能用“全民国家”、“全民党”的谬论来自欺欺人。因为,如果承认了这个事实,就等于承认他们自己是苏联党内的垄断资产阶级,就意味着他们自己的灭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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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同志认为,党内走资派不仅有“共产党员”的称号,而且都以领导者的身份出现,有些人地位很高,识别他们不那么容易。应当承认,作为党内资产阶级的走资派,由于在党内当权,政治上有种种“保护色”,又总是玩弄阴谋诡计,故意制造假象,这就增加了我们识别的困难。但是,辩证唯物主义告诉我们,一切客观事物都是可以在实践中逐步认识的,不可知论是唯心主义的形而上学的。不管党内走资派怎样善于伪装,他们既然要反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推行修正主义路线,就总是要暴露自己的真实面目。只要我们真正掌握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这个政治上的望远镜和显微镜,就能从路线上分清大是大非,认识他们的资产阶级反动本质。事实上,在邓小平大刮右倾翻案风的时候,许多地方的工农兵群众、革命干部、革命知识分子和知识青年,都旗帜鲜明地站了出来,顶风而上,坚决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同邓小平的修正主义路线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为我们提供了识别和战胜党内资产阶级的宝贵经验。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认真总结实际斗争的经验,就能提高我们的识别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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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六二年,伟大领袖毛主席分析了国内外阶级斗争的形势,高瞻远瞩地指出:“从现在起,五十年内外到一百年内外,是世界上社会制度彻底变化的伟大时代,是一个翻天覆地的时代,是过去任何一个历史时代都不能比拟的。处在这样一个时代,我们必须准备进行同过去时代的斗争形式有着许多不同特点的伟大的斗争。”毛主席关于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的英明论断,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社会主义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光辉典范。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同党内资产阶级的斗争,是一场同过去时代的斗争形式有着许多不同特点的伟大的斗争。我们一定要发扬理论联系实际的革命学风,认真学习和领会毛主席的重要指示,搞清楚资产阶级在党内这个重大问题,懂得无产阶级同党内资产阶级矛盾的性质和处理方法,不断总结同党内资产阶级作斗争的经验。无论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如何艰巨,前进道路上还有多少曲折,我们坚信,有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有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指引,革命的前途是光明的,“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6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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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不可书生气十足——学习《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的序言和按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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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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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五五年,在伟大领袖毛主席的领导下,我们开展了反对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斗争。这是建国以后一次惊心动魄的阶级斗争。胡风集团是一个以“文艺”为幌子的反革命政治集团。他们以阴险的两面派手法,打入革命队伍内部进行反革命活动,妄图搞垮社会主义的新中国。毛主席在这场斗争中亲自撰写了《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的序言和主要按语,深刻地分析了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的规律和特点,系统地揭露了阶级敌人卑鄙毒辣的反革命策略和手法,阐明了肃反工作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它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锐利思想武器。在当前深入开展批判邓小平、反击右倾翻案风、追查反革命的高潮中,重新学习毛主席写的序言和按语,重温毛主席关于如何同暗藏的反革命分子进行斗争的一系列教导,具有极大的教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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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早在全国解放前夕就英明地预见到:“在拿枪的敌人被消灭以后,不拿枪的敌人依然存在,他们必然地要和我们作拼死的斗争,我们决不可以轻视这些敌人。”(《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在粉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中,毛主席又强调指出:“如果说,法国资产阶级的国民议会里至今还有保皇党的代表人物的话,那末,在地球上全部剥削阶级彻底灭亡之后多少年内,很可能还会有蒋介石王朝的代表人物在各地活动着。这些人中的最死硬分子是永远不会承认他们的失败的。”毛主席的这些论述,深刻地说明了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的长期性。社会主义革命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以消灭任何剥削制度和最后消灭阶级为目标的革命,必然引起被打倒的反动阶级的激烈反抗,我们同他们的斗争要经历长期的、反复曲折的过程。二十多年来,我们清楚地看到,革命和反革命的斗争从没有停止过。一是老反革命分子中的死硬分子不肯认输,一有机会就要进行捣乱和破坏。二是“原有的反革命分子肃清了,还可能出现一些新的反革命分子”。(《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新的反革命分子的产生并不是偶然的。由于世界上还有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国内还存在阶级和阶级斗争,存在资产阶级法权,存在各种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这就是新的反革命分子产生的阶级根源和社会根源。新产生的反革命分子同老的反革命分子有着共同的阶级本质。他们都十分仇视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极力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反对和破坏社会主义事业,狂热追求资本主义复辟。他们兼有新老资产阶级的反动、没落和腐朽的特征,具有极大的疯狂性、破坏性。如果只看到老的反革命分子还存在,看不到新的反革命分子的产生及其反动本质,就不可能真正掌握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的规律和特点,就不可能有效地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而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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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社会主义革命的深入,反革命分子的破坏活动总是同党内资产阶级搞资本主义复辟紧密联系在一起。这个特点越来越明显地表现出来。毛主席指出:“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还在走。”党内资产阶级是社会主义革命的主要对象。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推行修正主义路线,其罪恶目的就是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不仅要搞掉社会主义革命的成果,而且要搞掉民主革命的成来,妄图把中国倒退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社会去。因此,走资派集中代表了党内外资产阶级和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的利益和愿望,成为他们的政治代表、挂帅人物,得到他们的拥护和支持。走资派搞修正主义,倒行逆施,不得人心,也需要一小撮反革命分子作为他们的社会基础。“被消灭的弱削阶级无论如何是要经由它们的反革命政党、集团或某些个人出来反抗的”。刘少奇、林彪、邓小平这些走资派实际上起着新老资产阶级头目的作用。阶级敌人都把复辟的希望寄托在走资派身上,而反革命分子的罪恶活动也得到走资派的鼓动和支持。这正如工农兵群众比喻的那样:“党内走资派台上叫,反革命分子台下跳,党内走资派伤风,反革命分子感冒”。在天安门广场捣乱的一小撮反革命分子,就是邓小平及其修正主义路线煽动起来的,他们表现出极其凶残暴虐的反动本性,打人放火,无恶不作。可见,走资派同反革命分子沆瀣一气,狼狈为奸,使革命和反革命的斗争变得更加尖锐、复杂,当反革命分子在遭到失败而作绝望的垂死挣扎的时候,甚至会出现反革命暴乱这样激烈的斗争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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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革命分子是剥削阶级中最腐朽、最反动的一部分,他们反对人民革命事业是不择手段的。胡风反革命集团就是这样。毛主席指出:“他们有长期的阶级斗争经验,他们会做各种形式的斗争—一合法的斗争和非法的斗争。我们革命党人必须值得他们这一套,必须研究他们的策略,以便战胜他们。切不可书生气十足,把复杂的阶级斗争看得太简单了。”值得我们注意的是,胡风反革命集团当年采用的一些卑鄙毒辣的反革命手法,又被现今修正主义路线的头子和一小撮阶级敌人所袭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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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中生有,制造谣言。当年胡风一伙就制造了大量的政治谣言,恶毒攻击污蔑毛主席的文艺路线、方针和政策,攻击污蔑中国共产党。从去年夏季到天安门广场反革命政治事件这一段时间内,社会上也出现了大量的反动政治谣言,把矛头指向毛主席,指向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指向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其根源就是“邓记谣言公司”。修正主义路线的头子和反革命分子所以重视反动政治谣言的作用,是因为他们既无真理,又无群众,便肆无忌惮地用这个廉价的杀人不见血的武器,以掩盖自己的反动面目,欺骗群众,蛊惑人心。反革命政治谣言从来就是反革命复辟的舆论准备,制造谣言就成为反革命活动的必不可少的内容。那里有阶级敌人的复辟活动,那里就会有离奇古怪的谣言。但是谣言毕竞是违反客观事实、站不住脚的,在具有高度政治觉悟的人民群众面前,谣言的制造者总是跌得粉碎,自食恶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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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诛晃错,以清君侧”。胡风反革命集团当年曾经采用这个手法,以攻击少数人为借口来攻击毛主席和中国共产党。毛主席指出:“自从汉朝的吴王刘潭发明了请诛晃错(汉景帝的主要谋画人物)以清君侧的着名策略以来,不少的野心家事为至宝,胡风集团也继承了这个衣钵。”邓小平以及一小撮反革命分子同样继承了这个衣钵。他们不惜采取种种卑劣手段,诸如捏造罪名,嫁祸于人等等,妄图陷害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领导同志;分裂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他们玩弄的“清君侧”反革命策略,是他们篡党夺权、颠覆无产阶级专政的一个重要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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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题发挥,冲破缺口”。胡风反革命集团曾经采用这种手法来反党反人民。他们打着帮助整风的幌子,向毛主席的文艺路线,向中国共产党和无产阶级专政大举进攻。他们阴谋以此为突破口,向党夺权。在天安门广场搞反革命暴乱的一小撮反革命分子也施展了这个手法。他们借题发挥,恶毒攻击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攻击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为党内最大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鸣冤叫屈。他们妄想从这里打开缺口,改变社会主义航向,复辟资本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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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革命分子不是那样笨拙的”。随着阶级斗争形势的发展变化,他们也在不断总结反革命经验,改变斗争策略,变换进攻手法。“他们老是在研究对付我们的策略,‘窥测方向’,以求一退。有时他们会‘装死躺下”,等待时机,‘反攻过去’。”我们要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密切注意阶级斗争的新动向,认真研究反革命活动的新特点,及时揭露阶级敌人的新花招,使其一切阴谋诡计不能得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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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反革命分子是那样穷凶极恶,诡计多端,但在无产阶级专政之下,终究逃脱不了彻底灭亡的命运。这是因为,他们是属于正在走向灭亡的反动阶级,只占总人口的极少数,只是一小撮。他们逆历史潮流而动,与人民为敌,必然遭到广大人民群众的坚决打击和愤怒声讨,因而是极其孤立的、虚弱的。在人民群众的铜墙铁壁面前,反革命分子的任何捣乱和破坏,只能落得个可耻失败的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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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及时识破和粉碎阶级敌人的一切阴谋诡计,关键在于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提高广大干部和群众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觉悟。分清了路线问题上的大是大非,就能坚定地站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一边,及时揭穿反革命的一切鬼域伎俩,旗帜鲜明地同阶级敌人作斗争。在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政治事件中,一开头就有很多同志觉察到政治气味不对头,有所警惕。随着事态的发展,广大工农兵、革命干部、革命知识分子愈来愈清楚地认识到,这是党内外资产阶级和一小撮反革命分子的猖狂进攻,因而立场坚定地同他们作斗争;首都工人民兵奋起反击,使这次反革命暴乱顷刻瓦解。如果分不清路线是非,就必然看不清反革命分子的反动本质,就会站错立场。毛主席在揭露胡风反革命集团妄图从我们内部拉人下水时,尖锐地指出:“一切犯有思想上和政治上错误的共产党员,在他们受到批评的时候,应当采取什么态度呢?这里有两条可供选择的道路:一条是改正错误,做一个好的党员;一条是堕落下去,甚至跌入反革命坑内。这后一条路是确实存在的,反革命分子可能正在那里招手呢!”二十年后的今天,重温毛主席的告诚,依然是十分亲切的。有的同志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受到批评,能否正确对待文化大革命,正确对待群众,正确对待自己,这极为重要。如果对文化大革命有抵触,不满意,要算帐,要翻案,反革命分子就会向他们招手。因此,我们要认真读马列的书和毛主席的书,努力改造世界观,提高自己的路线斗争觉悟,保持高度的革命警惕性,坚决地同阶级敌人作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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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胡风反革命集团刚刚被揭露出来的时候,毛主席就指出:“如果说胡风集团能给我们一些什么积极的东西,那就是借着这一次惊心动魄的斗争,大大地提高我们的政治觉悟和政治敏感,坚决地将一切反革命分子镇压下去,而使我们的革命专政大大地巩固起来,以便将革命进行到底,达到建成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目的。”粉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实现了毛主席的预见和要求。二十多年来,我们坚持贯彻执行毛主席关于“有反必肃,有错必纠”的正确方针,这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对于加速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的发展,对于教育和锻炼我们的人民,都起了巨大的作用。镇压反革命破坏活动,这是无产阶级专政的一项基本任务。列宁说:“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是由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采用暴力手段来获得和维持的政权,是不受任何法律约束的政权。”(《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列宁选集》第3卷第623页)对一小撮阶级敌人决不能讲“仁慈”。要运用无产阶级专政的铁的手腕,镇压一切反革命活动,剥夺反革命分子的言论自由、行动自由。放纵反革命活动是犯罪行为,不管什么地方出现反革命捣乱,就应该坚决加以粉碎。为了稳、准、狠以准为重点地打击反革命分子,我们要严格区分和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坚决打击反革命政治谣言的制造者和反革命破坏活动的策划者。对于一般传谣、信谣的人,对于受骗上当、做了一些错事的人,应看重进行思想教育,总结经验教训。毛主席指出过:“有右倾思想的人不分敌我,认敌为我。广大群众认为是敌人的人,他们却认为是朋友。有“左’倾思想的人期把敌我矛盾扩大化,以至把某些人民内部的矛盾也看作敌我矛盾,把某些本来不是反革命的人也看作反革命。”(《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我们要记住毛主席这个教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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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我们要充分发动和依靠广大群众,坚决镇压一切反革命分子,巩固和发展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将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进行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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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是党内最大的分裂主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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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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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内最大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是我们党内最大的分裂主义者。在当前深入批判邓小平、反击右倾翻案风、追查反革命的高潮中,必须揭露和批判他分裂党的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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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背着毛主席和党中央抛出的“三项指示为纲”,是一个修正主义的纲领,也是一个分裂主义的纲领。列宁说:“在党纲问题上和在策略问题上的一致是保证党内团结,保证党的工作的集中化的必要条件”。(《进一步,退两步》,《列宁选集》第1卷第482页)没有纲领、路线上的一致,就不会有党的团结。根据毛主席对社会主义历史时期阶级斗争的性质和规律的分析,在我们党的章程中,对党的基本纲领和基本路线早有明确规定。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实现党的基本纲领,是全党团结的基础。邓小平用“三项指示为纲”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篡改我们党的基本纲领和基本路线,这就是对抗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破坏党的团结,就是和党闹分裂。难怪这个黑纲领一出笼,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和社会上的阶级敌人便纷纷出动,向党猖狂进攻。这就清楚地暴露了“三项指示为纲”的分裂主义的反动实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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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在同托洛茨基的分裂主义作斗争时指出:“就其最无耻地违背大多数工人意志这一点来说,恰恰就是分裂主义”。(《论高喊统一而实则破坏统一的行为》,《列宁选集》第2卷第495页)列宁把违背大多数人意志这一点作为识别分裂主义的一个标准,是我们批判邓小平分裂主义的锐利武器。我们党是立党为公的。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是我们党的唯一宗旨。我们的一切言论和行动都是以最广大人民的最大利益为出发点的。邓小平大刮右倾翻案风,翻文化大革命的案,算文化大革命的帐,疯狂地反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要把一切都“扭”回到文化大革命前刘少奇以及他自己所推行的修正主义路线上去,这就完全违背了大多数人的利益。他立党为私,替少数人即党内外资产阶级打主意,势必同广大党员、干部和革命群众相对抗,同党闹分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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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坏老、中、青三结合,是邓小平从组织上分裂党的一个突出表现。老、中、青三结合是文化大革命中涌现出来的新生事物,是贯彻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重要的组织保证。邓小平把实行老、中、青三结合看作是他推行修正主义路线的极大障碍,处心积虑地加以破坏。一方面,他排斥、打击坚持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老、中、青干部,特别要把坚持继续革命的新干部打下去。另一方面,他又“请隐士”,“举逸民”,妄图把那些对文化大革命一不满意、二要算帐、反对社会主义革命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和没有改造好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扶上台。如果按照他的那一套搞下去,我们党还有什么组织上的巩固?还有什么团结可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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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造反革命政治谣言,这是邓小平妄图分裂党的一个重要手段。去年夏季前后,正当右倾翻案风甚嚣尘上的时候,社会上出现大量的政治谣言,真是千奇百怪,无奇不有。这些东西从哪里出来的呢?原来是邓记谣言公司炮制出来的。邓小平就是一个最大的谣言制造者。他躲在阴暗的角落,煽风点火,造谣中伤,攻击诬蔑,挑拨离间,妄图以此蛊惑人心,制造混乱,分裂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其手段何等卑劣,政治上多么堕落!他这样做不是偶然的。鲁迅曾经说过:“谣言这东西,却确是造谣者本心所希望的事实,我们可以借此看看一部分人的思想和行为。”(《华盖集续编?无花的蔷薇之三》从大量反革命的政治谣言中,不正好暴露出邓小平反动卑鄙的思想和行为吗?靠造谣过日子,也不是邓小平的发明,而是一切反动派们惯用的手法。他们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他们倒行逆施,既没有真理,又没有群众,不能不用谣言和谎言去欺骗别人,同时也欺骗他们自己。但是,谣言终归是谣言,一旦真相大白,人们就会更加看清他们的丑恶嘴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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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明明是党内最大的分裂主义者,但他却采取两面派的手法,乔装打扮,有时也高喊“团结”。他所说的“团结”是无产阶级的团结吗?是建立在毛主席革命路线基础上的团结吗?决不是。他对无产阶级从来就不讲团结,而是要把他们置于死地而后快。他对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干部和群众也决不讲团结,而是想方设法把他们打倒。他所说的“团结”,是要把那些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和未改造好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把党内外的资产阶级,都纠集在一起,跟着他向党进攻。他在一次讲话里,“团结”的话音未落,便攻击评论《水浒》是“做文章”、“搞阴谋”。在他授意炮制的《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这株大毒草中,大肆歪曲毛主席关于安定团结的指示,攻击坚持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共产党人是“反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敌人”。这就充分说明,他所说的“团结”,实际上是分裂。真正搞阴谋、反马克思主义的,不是别人,正是他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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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前发生在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政治事件,更加充分地说明了邓小平是破坏党的团结的罪魁祸首。制造天安门广场事件的一小撮反革命分子,恶毒诬蔑坚持马列主义的中国共产党人“阉割马列主义”,疯狂攻击反击右倾翻案风“是一小撮野心家的翻案活动”,丧心病狂地把矛头指向伟大领袖毛主席,指向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他们攻击的目标,正是邓小平的矛头所向。邓小平大刮右倾翻案风,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社会主义新生事物,反对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反对评论《水浒》,矛头都是对着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一小撮反革命分子公开打出拥护邓小平的旗号,疯狂叫嚣要“由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这正是邓小平梦寐以求的。邓小平分裂党的愿望,变成了一小撮反革命分子的实际行动。邓小平想说的话和想干的事,被这一小撮反革命分子和盘托出了。天安门广场发生的反革命政治事件,是邓小平分裂主义的必然结果,它擦亮了人们的眼睛,使人们进一步看清了分裂主义的反动性和危险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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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搞分裂不是偶然的,有其深刻的阶级根源。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不仅存在老的资产阶级,而且还不断地产生新的资产阶级,特别是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新老资产阶级的存在,走资派还在走,就是党内产生分裂主义的阶级根源。由于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和不断深入,社会上的资产阶级名声越来越臭,他们的力量越来越被削弱,党内资产阶级就成了复辟资本主义的主要力量。象刘少奇、林彪、邓小平这样的走资派,就是党内外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进攻的挂帅的人物。他们要搞修正主义,搞复辟倒退,必然向无产阶级闹分裂。只要走资派还在走,我们党就存在着分裂的危险,我们就要不断地同分裂主义进行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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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大领袖毛主席总结了我们党五十多年的路线斗争经验,指出:“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这三项基本原则是我们识别、揭露和战胜分裂主义的强大思想武器。同邓小平的斗争,使我们进一步认识到,修正主义是分裂主义的政治思想根源,分裂主义是修正主义在组织上的表现,阴谋诡计又是搞修正主义、分裂主义的策略手段。我们一定要坚持毛主席提出的三项基本原则,加强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的革命团结,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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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要向群众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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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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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批判邓小平、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中,伟大领袖毛主席再一次强调“群众是真正的英雄”,指出往往是下级水平高于上级,群众高于领导,领导不及普通劳动者。我们要认真学习、深刻领会毛主席的这个重要指示,深入批判邓小平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积极限制和破除领导和群众关系方面的资产阶级法权,自觉地向群众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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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社会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都是广大劳动人民创造出来的。人民群众的革命斗争,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动力。一种新的社会制度代替旧的社会制度,无不是人民群众英勇斗争的结果。我国无产阶级革命的每一个胜利,都是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指引下,经过群众的革命斗争取得的。党内最大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翻文化大革命的案,算文化大革命的帐,反对社会主义的新生事物,否定亿万群众的革命实践,充分暴露了他的反动立场和反动唯心史观。在批判邓小平、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中,我们要进一步解决“是英雄创造历史,还是奴隶们创造历史”的问题,坚定不移地站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上,充分认识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伟大作用,决不能跟邓小平的谣言和诡辩混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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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在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中指出:“民主革命后,工人、贫下中农没有停止,他们要革命。而一部分党员却不想前进了,有些人后退了,反对革命了。为什么呢?作了大官了,要保护大官们的利益。”毛主席还指出:“一百年后还要不要革命?一千年后要不要革命?总还是要革命的。总是一部分人觉得受压,小官、学生、工、农、兵,不喜欢大人物压他们,所以他们要革命呢。”毛主席的重要指示,高度地赞扬了人民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深刻地揭露了邓小平这样搞修正主义的大人物压制群众、反对革命的反动本质,正确地指出了社会主义时期革命的动力和对象,精辟地说明了领导向群众学习、处理好同群众的关系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人民群众所处的社会地位,决定着他们总是要革命的,总是满腔热忱地倾向于未来,而不留恋于过去。解放前,他们受压迫、被剥削,迫切要求砸烂旧世界,建立新社会。民主革命胜利后,他们当家做主人了,社会地位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他们从亲身感受中懂得,“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只有实现共产主义才是光明的前途,停止和倒退是没有出路的。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只要还存在着阶级,还存在着旧制度和旧思想的残余,还存在着旧社会的痕迹,无产阶级就不能说得到了彻底的解放,总会有搞资本主义的人压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工人、贫下中农和其他革命群众。所以,在社会主义革命的征途上,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人民群众总是表现出高度的革命热情和积极性,不断地冲破一切束缚他们的罗网,创造出社会主义的新生事物,开辟着通向共产主义的道路。社会主义革命的洪流是不可阻挡的。邓小平这个党的同路人,民主革命胜利后作了大官,极力保护大官们的利益,反对社会主义革命,妄图搞复辟,开倒车,人民群众理所当然地要反对他,批判他。我们每个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都应当从邓小平这个反面教员身上吸取经验教训,自觉地跟小官、学生、工、农、兵站在一起,虚心向他们学习,领导他们前进,决不能去压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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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群众是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科学实验三大革命运动的直接参加者,是社会实践的主体。他们的实践经验极其丰富、极其广泛,他们的知识和才能无穷无尽。因为,人的知识和才能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头脑里固有的,而是在斗争实践中积累起来的。人民群众在三大革命运动中,经过反复学习和比较,不仅取得了丰富的生产斗争经验,而且取得了丰富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经验。正如毛主席所指出的那样:“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最聪明、最有才能的,是最有实践经验的战士。”相反,领导却往往不及普通劳动者,因为他们脱离群众,没有实践经验。我们常常看到这样的情况:对一些错误的东西,领导不能识别、不能抵制,而群众却能够识别、能够抵制;在一些大是大非问题面前,领导模棱两可,而群众却旗帜鲜明;学习革命理论时,有些问题领导不懂得不理解,而群众却能说得明明白白。这不是充分说明群众比领导高明吗?领导的知识和才能只能从群众中来。领导脱离群众,不向群众学习,就必然一事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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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者向来十分重视向群众学习。马克思主义就是在群众革命斗争经验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马克思的“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法兰西内战》,《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72页)这个著名论断,就是根据巴黎公社社员的革命经验总结出来的。列宁在他的光辉著作《伟大的创举》中,提出了在无产阶级专政下进行革命的一系列理论问题,而这部著作是由于工人中出现了“星期六义务劳动”这个新生事物才产生的。伟大领袖毛主席早就说过:“和全党同志共同一起向群众学习,继续当一个小学生,这就是我的志愿。”(《〈农村调查〉的序言和跋》)在我国革命发展的每一个阶段上,毛主席总是根据当时的形势和任务,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对广大群众革命斗争的经验进行科学的总结,及时地给我们指出前进的方向。革命导师的革命实践告诉我们,领导者的责任,就是向群众学习,总结群众的经验,带领群众前进。要使自己成为一个好的领导者,必须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先当群众的学生,后当群众的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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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社会中的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矛盾。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人们相互关系方面的资产阶级法权不可避免地存在着,这种情况还将在较长的时期内存在下去。领导能不能虚心向群众学习,摆正自己的位置,实际上是要不要限制和破除领导与群众关系上的资产阶级法权问题,这是直接关系到反修防修、削弱产生资产阶级的土壤、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大事。我们党的干部,是人民的勤务员,是社会的公仆。领导与群众的关系,是革命的同志关系。但是,由于在政治、经济和思想等方面现在还有旧社会的痕迹,所以,事实上领导与群众之间还存在着一定的差别。领导如果没有正确的态度,不积极采取措施去缩小这种差别,反面认为这种差别是天经地义的、不可侵犯的,甚至把人民群众给自己的权力当作特权去到处乱用,那就会使自己成为高踞于“下等人”头上的贵族。这样,领导和群众之间的关系,在性质上就要发生变化。拿一个企业来说,领导如果不把群众看作是企业的主人,总觉得自己比群众高明,自己说了算,那就势必把群众管理企业的权利给剥夺了。领导不但不能接受群众的监督,而且会对群众实行“管、卡、压”,就会滥用职权搞特权,不仅随意支配物,而且随意支配人,不实行政治挂帅,而去搞什么“物质刺激”。这样下去,群众就会由企业的主人变为雇佣劳动者,领导就会由社会的公仆变为走资派,变为企业主,资本主义复辟就会出现了。这是很值得我们警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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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以来,剥削阶级曾编造一整套“上智下愚”、“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等历史唯心主义的反动观念,借以欺骗人民,维护他们的反动统治。到了社会主义社会,人民群众当家做主人了,长期被颠倒了的历史才第一次被颠倒过来。刘少奇、林彪、邓小平这些搞修正主义的大人物,他们想要推翻无产阶级专政,推翻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地位,把历史再颠倒过去,回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结果都走向自己愿望的反面。这些反面教员告诉我们:必须注意防止和克服做官当老爷的不良倾向。如果有人硬是不想和群众划等号,那就只能是脱离群众,使自己处于同群众对立的地位,遭到群众的反对。正如毛主席所说的那样:“在群众面前把你的资格摆得越老,越象个‘英雄’,越要出卖这一套,群众就越不买你的账。”(《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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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同志往往处理不好自己同群众的关系,不能虚心向群众学习,最根本的原因还是世界观的问题。反映旧制度的唯心主义世界观是不会一下子从人们头脑中退走的。领导要摆正自己的位置,处理好同群众的关系,必须遵照毛主席的教导,“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克服资产阶级思想影响,在革命斗争实践中努力改造世界观。这个改造世界观的问题,大家都在经常讲,而要真正改造得好,却不那么容易。尤其有的领导同志养尊处优惯了,改造世界观的任务比普通劳动者、比一般干部更加艰巨。这些同志只要拿出一些时间到群众中去走一走,看一看,看看群众在想些什么,做些什么,他们怎样以共产主义精神创造着一个又一个的社会主义新生事物,就不难看到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自己是多么幼稚可笑。现在社会主义革命正在日益深入,工人、贫下中农以及广大革命群众都在不停顿地前进,我们应当努力跟上人民群众前进的步伐。列宁曾经非常严肃地指出:“我们如果愿意仍然成为社会主义者,就应该到更下层和更低层中间即到真正群众中间去,反机会主义斗争的全部意义和全部内容就在于此。”(《帝国主义和社会主义运动中的分裂》,《列宁选集》第2卷第897-898页)在批判邓小平、反击右倾翻案风的伟大斗争中,各级领导切实解决向群众学习的问题何等重要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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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干部要旗帜鲜明地参加战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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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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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批判邓小平、反击右倾翻案风、追查反革命的斗争正在深入开展。这是关系到我们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的重大斗争。在这场斗争中,各级领导干部都要旗积鲜明地执行和捍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带领广大群众积极参加战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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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的锻炼,许多领导干部的阶级斗争、路线斗争觉悟有了很大提高。邓小平刮起右倾翻案风的时候,有的领导干部就对邓小平的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有所识别、抵制和批判。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开展以来,许多同志积极响应毛主席、党中央的号召,旗帜鲜明地带领广大群众揭发和批判邓小平的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特别是天安门广场发生的反革命政治事件,一小撮反革命分子公然要邓小平当中国的纳吉,并且明目张胆地攻击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分裂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这种赤裸裸的反革命行径,从反面给广大干部上了一堂极其深刻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教育课。有些原来受了邓小平的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欺骗和蒙蔽的同志,也迅速转过弯来,积极投入批邓的战斗。各级党委加强领导,使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逐步深入,不断取得新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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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也有少数领导干部,由于对邓小平的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的欺骗性和反动性认识不足,因而领导运动不够有力,不够积极。这是一种阶级斗争、路线斗争觉悟不高的表现。这样的同志,特别应该认真学习、深刻领会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理论问题和反击右倾翻案风的一系列重要指示,提高对当前这场斗争的重大意义的认识。批判邓小平,是马克思主义同修正主义、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又一次大搏斗。毛主席说:“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还在走。”毛主席的指示深刻分析了社会主义时期阶级关系的变化和阶级斗争的特点,明确指出了社会主义革命的对象是资产阶级,重点是党内走资派,主要危险是修正主义。社会主义革命深入了,无产阶级专政更加巩固了,社会上资产阶级和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就把复辟希望寄托在党内资产阶级身上。邓小平是党内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他重新工作后,就抛出“三项指示为纲”的黑纲领,反对以阶级斗争为纲,否认党的基本路线;他反对限制资产阶级法权,拼命维护搞修正主义的“大官”们的利益;他挥舞“整顿”大棒,大肆攻击和扼杀社会主义的新生事物,翻文化大革命的案,算文化大革命的帐;他煽动一小撮反革命分子,大造反革命舆论,制造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政治事件。他的所作所为,都代表了党内外资产阶级的利益。如果让邓小平的复辟阴谋得逞,千百万共产党员人头就要落地,广大人民就要陷入痛苦的深渊。因此,我们和邓小平的斗争,是无产阶级专资产阶级的政,还是资产阶级专无产阶级的政,是坚持社会主义走向共产主义,还是复辟资本主义倒退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重大问题。在这样重大的斗争面前,作为一个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的共产党员,作为一个带领群众前进的领导干部,决不能立场模糊,漠不关心。否则,是同无产阶级党性不相容的,发展下去就有可能犯错误,是很危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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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极少数领导干部,不是大胆地站在运动的前列,切实负起领导的责任,而是顾虑重重,患得患失。这是由于这些同志在邓小平修正主义路线的影响下,说过一些错话,或者做了一些错事,害怕火烧到自己的头上。这种顾虑是没有必要的,也不是正确对待自己错误的态度。“我们应当相信群众,我们应当相信党”。经过文化大革命锻炼的广大群众,是能够明辨路线是非的,是能够执行党的政策、牢牢掌握斗争大方向的。这些同志只要和邓小平划清界限,坚决和邓小平修正主义路线作斗争,积极领导群众反击右倾翻案风,在斗争中提高自己的觉悟,提高对自已错误的认识,用实际行动来改正自己的错误,就会得到群众的谅解。因此,这些同志应该放下包袱,轻装上阵,积极投入战斗。如果怕这怕那,掩盖矛盾,回避斗争,只能使自己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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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说:“翻案不得人心。”邓小平顽固地要翻文化大革命的案,算文化大革命的帐,得罪了大多数人,大多数人不赞成,不答应。人心、党心、党员之心都要坚持前进,反对倒退。所以,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反击右倾翻案风的伟大斗争,得到了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一致拥护。广大群众集中火力批邓,焕发出了极大的革命热情。我们的领导干部应该看到群众的这种积极性,应该充分发挥群众的这种积极性,把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不断推向前进,发展革命的大好形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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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各级领导干部担负着领导各地区各单位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重任。由于社会主义时期始终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党内外资产阶级千方百计要复辟资本主义。因此,领导工作千头万绪,首要的就是要坚决贯彻执行党的基本路线,抓阶级斗争、路线斗争。对资产阶级、修正主义,要敢于抵制,敢于批判;对反革命活动、反革命谣言要敢于揭发,敢于追查,敢于斗争。如果对资产阶级、修正主义和反革命活动,不敢揭,不敢批,不敢斗,这就是失职,就是在阶级敌人面前缴械投降,就有负于党和人民对我们的期望和委托。毛主席说:“不斗争就不能进步。”“八亿人口,不斗行吗?!”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关系,决不是什么平等的关系,而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关系。只有坚持斗争,才能教育人民,团结人民,打击敌人,发展大好形势,夺取革命的新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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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共产党人不屑于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毛主席也说:“我们必须坚持真理,而真理必须旗帜鲜明。我们共产党人从来认为隐瞒自己的观点是可耻的。”《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我们每一个共产党员,特别是党的领导干部,都应该有鲜明的、合乎党的原则的政治立场,始终不渝地坚持真理,旗帜鲜明地为真理而斗争。在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马克思主义同修正主义、革命同反革命、正确路线同错误路线的斗争的重大政治原则问题上,我们共产党人必须旗帜鲜明,赞成什么,反对什么,毫不吞吞吐吐,含糊其辞。这是无产阶级政党可贵的战斗作风,也是无产阶级政党的性质所决定的。共产党人相信自己的事业是正义的,是代表社会前进的方向,合乎历史的发展规律的,因此,总是朝气蓬勃,信心百倍地去同资产阶级、修正主义,同一切阶级敌人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我们的领导干部一定要发扬这种无产阶级的优良战斗作风,以鲜明的立场,高昂的斗志,饱满的热情,带领广大群众,深入批邓,把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进行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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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是怎样联系实际批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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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春市缝纫机制造厂党委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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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开展以来,我们厂广大工人和干部在上级党委的领导下,认真学习毛主席的一系列重要指示,深入批判邓小平的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和反动罪行,旗帜鲜明地同修正主义路线对着干,使革命蓬勃发展,生产蒸蒸日上,进一步发展了全厂的大好形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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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前一段的斗争经验,我们体会到,批邓必须紧密联系实际,如果不联系实际,就可能是批归批,干归干,甚至批起来明白,干起来糊涂,还是走错路。因此,我们在批邓的时候,就注意联系本厂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实际,使干部和群众受到教育,提高觉悟,更自觉地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把批判邓小平、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步步引向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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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击右倾翻案风斗争开始后,我们厂广大干部和群众认真学习毛主席的一系列重要指示,集中火力批判邓小平抛出的“三项指示为纲”的修正主义纲领。批了一段时间,有的同志觉得,学习班也办了,批判会也开了,还怎么深入批?我们总结了运动搞得较好的车间的经验,看到他们都是把批邓和本单位实际联系得较好,不但懂得阶级斗争是纲,在实际工作中也能提起这个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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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发动群众联系本厂阶级斗争的历史和现状进行批判,使大家对邓小平鼓吹的阶级斗争熄灭论的反动实质越看越清楚。我们厂是在一九五八年大跃进时由六个手工业厂、社合并到一起来的。从建厂那一天起,我们每前进一步,都经历了严重的斗争。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我们批判了刘少奇、林彪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狠抓了阶级斗争,但是斗争并没有完结。资产阶级法权和资产阶级法权观念破坏着领导和群众、工人和干部之间的社会主义关系;物质刺激、奖金挂帅、“管、卡、压”这些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批判过的东西,一有风吹草动,就死灰复燃;老、中,青三结合、工人理论队伍、工人宣传队、厂校挂钩等社会主义新生事物,也经常受到旧的思想和错误路线的干扰和破坏;工人中少数蜕化变质分子和社会上的坏人相互勾结,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破坏着社会主义经济;资产阶级思想和小生产者的习惯势力,还经常在腐蚀着工人队伍。大量的事实清楚地说明,邓小平鼓吹的“三项指示为纲”、“阶级斗争哪能天天讲”等谬论,是十分虚伪和反动的。阶级斗争这样尖锐复杂,邓小平却说什么“哪能天天讲”,这不是明明要熄灭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斗争,而鼓动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猖狂进攻吗?依了他,就是让新老资产阶级分子为所欲为,使企业改变性质,国家改变颜色。我们这样联系实际批邓,使大家不仅在理论上更清楚了,同时也有了更具体的实际感受,批判的内容更丰富,战斗性也更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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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清了邓小平鼓吹阶级斗争熄灭论的险恶用心,我们就更加自觉地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停顿地开展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斗争。这时,有的同志认为,抓厂内的阶级斗争是不是偏离了批邓的大方向?我们讨论了这个问题,统一了认识。大家认为,深入批邓,和抓厂内现实的阶级斗争是一致的。邓小平推行的修正主义路线,代表了党内外资产阶级的利益。新老资产阶级分子是邓小平修正主义路线的阶级基础,邓小平则是他们的政治代表。抓好厂内现实的阶级斗争,就是以实际行动深入批邓。工人同志们说得好:“我们就是要同邓小平的修正主义路线对着干。阶级斗争就是要天天讲,天天抓。”我们在集中火力批邓的同时,经常分析厂内阶级斗争的动向,掌握阶级斗争的主动权,大批资本主义,大批修正主义,坚决打击一小撮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警惕修正主义办企业路线的回潮。对于攻击文化大革命,制造事故,破坏生产的坏家伙,我们发动群众进行斗争。对于资本主义倾向,开展了严肃的批判。我们还通过政治夜校、赛诗会、大唱样板戏和革命歌曲等形式,向资产阶级思想主动进攻。由于抓紧了阶级斗争,使资产阶级歪风抬不起头,无产阶级正气大大发扬,干部和群众的精神面貌发生了很大变化。学习理论、认真读革命书刊的多了,听谣、传谣、看坏书的歪风刹住了;勤俭办企业、注意节约的多了,化公为私、做私活的收敛了;忘我劳动、一心大干社会主义的多了,好逸恶劳、出工不出力的少了。全厂的先进面不断扩大,后进面不断缩小,五十六个班组中有二十几个成为先进班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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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联系实际批邓,抓厂内阶级斗争的过程中,我们坚持了“扩大教育面,缩小打击面”,注意了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运动开始不久,有的群众要点名批判说了某些错话的干部,党委及时做了工作,劝他们改变了点名批判的作法,同时对说错话的干部也进行了教育。我们经常注意引导干部和群众把由于对新生事物认识不足,说了一些错话,做了一些错事的同恶毒攻击文化大革命,攻击社会主义新生事物的区别开来;把由于思想糊涂而听谣、信谣的同有意制造反革命政治谣言的坏人区别开来;把生产中的技术事故同故意破坏生产的区别开来。对受修正主义路线、资产阶级思想影响,犯了这样或那样错误的同志,坚持做耐心细致的思想工作,开展积极的思想斗争,帮助他们放下包袱,轻装上阵,共同批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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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还联系实际批判了邓小平鼓吹的“依靠工农兵是相对的”反动谬论,增强了“全心全意地依靠工人阶级”的自觉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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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广大工人群众提高了觉悟,解放了思想,增强了主人翁责任感。干部也更加相信和依靠群众。但是,依靠谁办企业这个问题并没有完全解决。就我们领导班子来说,思想上常有反复,工作起来,时而明白,时而糊涂。有了难题,就想起了群众;难关一过,就忘了群众;出了成绩,就承认群众是真正的英雄,出了问题,就埋怨群众;在一般情况下,还能放手发动群众,任务一紧,就想搞“管、卡、压”;群众提意见合乎自己想法的,就听得进,不合乎自己想法的,就听不进。说来说去,还是觉得自己比群众高明,相信自己超过相信群众。前几年,我们工厂的铸造车间一度生产比较被动。有的同志就拿出一份早就被否定了的超额奖励方案,改了个名叫附加工资支付办法。还说,这办法准能把积极性调动起来,把生产搞上去。我们当时同意了在两个小组进行试点。但试行了一段时间,就被群众顶回来了。工人同志们尖锐地指出,这是走回头路。后来,党委成员到这个车间去蹲点劳动,抓政治思想工作,调动起群众的积极性,使这个车间很快由后进变为先进。联系这一事实,批判邓小平“相对依靠”的谬论,使我们深刻地认识到办企业依靠群众的重要性。邓小平鼓吹什么“相对依靠”,就是假依靠,不依靠,就是妄图实行修正主义的“专家治厂”和“一长制”,在工厂里实行资产阶级专政,搞资本主义复辟。同时,这也使我们进一步懂得,是不是依靠工人群众,不是一般的方法问题,而是路线问题,实际上也是企业的领导权掌握在哪个阶级手里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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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批判邓小平“相对依靠”的谬论,是非界限更清楚了,依靠工人阶级办好社会主义企业的思想更坚定了。我们认真地总结文化大革命以来依靠工人群众办好社会主义企业的新鲜经验,并且把总结经验的过程,作为批邓的过程,作为进一步落实毛主席关于“全心全意地依靠工人阶级”的指示的过程。文化大革命以来,我们根据“鞍钢宪法”的精神,采取了有效的措施,组织群众参加企业管理。有的同志认为群众代表参加了领导班子,提拨了几十名工人同志到厂、车间、职能科室当了干部,群众管理就搞得差不多了。通过学习。批判,我们感到不能这样简单地看问题,群众参加企业管理这个新生事物,还需要经过不断的斗争,特别是需要不断批判那种不相信群众的错误思想,才能使它不断得到发展和完善,不断充实新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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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批判邓小平反对依靠工人阶级的谬论,使干部和群众更充分发挥了社会主义积极性,领导和群众更加紧密结合在一起,干群一条心,拧成一股劲,出现了讲路线,议大事;讲团结,顾全局;发扬风格,互相帮助的局面。群众参加管理这一新生事物从思想上、组织上、制度上更加巩固,更加完善。工人同志们说:“我们是工厂的主人,我们就要和领导一起挑起管好工厂的担子,同邓小平的修正主义路线对着干。”工人们看到违反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事就批,对领导有意见就提,看到有的干部没有按期参加劳动,就主动找干部提出来,发现车间劳动组织不合理,就积极提改进建议。今年三月,全厂车间以上的领导干部集中办学习班,我们没有指定留守干部,而是组织了老、中、青三结合的工人临时领导班子,管理日常工作,一段时间,工人们自己管理自己,各车间的革命和生产都抓得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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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打着关心生产的幌子,到处鼓吹反动的唯生产力论,说什么“唯生产力论不要批了吧,再批,生产上不去了!”我们批判了他的阶级斗争熄灭论和“依靠工农兵是相对的”谬论,就对他那套唯生产力论的反动实质,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大家说,邓小平既反对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斗争,又反对依靠工人阶级,那么他的所谓关心生产就只能是假的,实际上是破坏生产。他的险恶用心,就是要把社会主义企业蜕变为资本主义企业。我们和邓小平的分歧,不在于要不要把生产搞上去,而在于是搞社会主义的生产,还是搞资本主义的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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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批判邓小平贩卖的唯生产力论的时候,我们联系文化大革命前后工厂发生的深刻变化开展批判,使大家对唯生产力论和抓革命,促生产的界限就更加清楚了。文化大革命前,邓小平鼓吹唯生产力论,散布什么“不管白猫黑猫,捉住老鼠就是好猫”的谬论。当时,我们厂里搞的就是这一套。不管啥人啥招,完成任务就好,完不成任务就。大搞物质刺激、利润挂帅,各种奖金名目繁多。工人的思想受到腐蚀和毒害,资本主义思想泛滥,社会主义积极性受到压抑,生产发展缓慢。这种情景,厂里的老工人记忆犹新。文化大革命以来,我们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依靠工人群众,抓思想,抓路线,用革命统帅生产,大大促进了生产的发展。文化大革命后八年的产量是文化大革命前八年产量的七点四倍。特别是最近几年,每年都有新的突破。一九七五年缝纫机生产达到九万二千台,这一年的产量相当于文化大革命前八年总产量的一倍半。前后对比,大家清楚地看到,两条路线,两种结果。同志们说,是抓革命,促生产,还是搞唯生产力论,主要看三条:一是帅位摆在哪,二是屁股坐在哪,三是心里想着啥。我们搞生产,就要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就要全心全意地依靠工人阶级;就要一心想着把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落实到基层。这样抓生产,生产一定能大上。反之,生产发展就受影响,甚至会走上邪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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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批邓,是非界限明确了,干部和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越来越高。今年以来,由于我们始终把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当成头等大事来抓,坚持用革命统帅生产,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生产上一些具体问题,都得到较好的解决,充分显示出批判资产阶级、批判修正主义的威力。原来,有的同志曾担心,反击右倾翻案风来势迅猛,生产会不会受到影响。但事实上,今年一至四月,全厂月月超额完成任务,产量比去年同期增长百分之三十五点五,质量有明显提高,八项主要经济指标都创造了建厂以来历史最高水平。在抓革命,促生产的战斗中,好人好事层出不穷。大家说,批判邓小平,反击右倾翻案风,使我们革命和生产的劲头比任何时候都大!这种劲头是哪里来的?我们一没靠“管、卡、压”,二没靠物质刺激,靠的是抓阶级斗争,无产阶级政治挂帅。这本身就是对邓小平推行的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的有力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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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几个月来的斗争实践,使我们更加认识到批判邓小平、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极端重要性。我们要继续发扬无产阶级革命精神,牢牢掌握斗争大方向,紧密联系实际,集中火力批邓,坚持抓革命,促生产,以实际行动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保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夺取反击右倾翻案风斗争的更大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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巩固和发展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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牢记文化大革命对自己的教育——驳“一概忘记”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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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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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十年了。这是全党和全国人民迎着阶级斗争的风浪不断前进的十年,是广大干部受到深刻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教育、精神面貌发生巨大变化的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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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指出:“文化大革命是干什么的?是阶级斗争嘛。”文化大革命对广大干部是一堂深刻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教育课。十年来,我们经历了同刘少奇、林彪和邓小平的三次重大斗争。这一次又一次的斗争,都生动地说明了:在社会主义时期,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这两大对抗阶级之间的斗争是多么尖锐、多么激烈!不仅社会上还存在资产阶级,而且资产阶级就在党内,资产阶级的主要政治代表也在党内。随着社会主义革命的深入,党内资产阶级已经成为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进行较量的主要力量。由于刘少奇、林彪和邓小平一类党内资产阶级手中有很大的权力,可以自上而下地推行一条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他们搞起资本主义复辟来,比资本家还厉害。只要回想一下刘少奇如何猖狂叫嚷资本家“剥削有功”,大砍合作社,搞“三自一包”,在上层建筑领域特别是思想文化部门专无产阶级的政,围剿革命派;回想一下林彪如何咒骂我们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制度,直至策划反革命武装政变;再看一看邓小平如何叫嚷不怕当“还乡团”,挥舞“整顿”的大棒,妄图把文化大革命的成果统统整掉,我们就可以清楚地认识到,这些党内的资产阶级确实是拼命搞复辟。他们不仅能够说资本家想说而不敢公开说的话,面且能够做资本家想做而做不到的事。如果他们的阴谋得逞,资本主义就要全面复辟,整个中国就要改变颜色。毛主席早就指出:“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辞,建设社会主义,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如果说,在文化大革命初期,我们有些同志对这场伟大的革命还不太理解,那末,经过这十年的斗争实践,经过正反两方面的反复教育,我们对于毛主席的重要指示,对于为什么文化大革命非搞不可,就理解得更深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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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党内最大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却妄图要人们“忘记”文化大革命,“忘记”在这场革命中受到的深刻教育。他胡说什么:“文化大革命中的那些问题一概把它忘记,根本不要去想它,也不要提它了。”人们从这些黑话中,可以看到他翻案派、算帐派的丑恶嘴脸,可以看到他对文化大革命的刻骨仇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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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要人们“一概忘记”,“不要想”、“不要提”的“那些问题”,究竟是什么问题?难道不就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激烈斗争吗?不就是这种斗争给予我们的深刻教育吗?他在这里给我们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究竟对于文化大革命应当采取怎样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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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化大革命中,我们摧毁了刘少奇、林彪两个资产阶级司令部,粉碎了他们复辟资本主义的阴谋,避免了苏联变修的悲剧在我国重演,保证了我们国家沿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继续前进。这是文化大革命的伟大功绩。广大干部从刘少奇、林彪这些反面教员身上,看到了党内资产阶级颠覆无产阶级专政的危险性,看到了坚持反修防修的重要性。这些,难道可以“一概把它忘记”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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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化大革命中,我们批判了刘少奇、林彪的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批判了他们鼓吹的阶级斗争熄灭论、唯生产力论、黑《修养》、唯心主义先验论、爬行主义、洋奴哲学等等,在全党全国进行了一次极其广泛深入的思想和政治路线方面的教育,大大提高了广大干部学习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积极性,提高了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党的基本路线的自觉性,提高了对修正主义路线的识别能力和抵制能力,提高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觉悟。这些,难道可以“根本不要去想它”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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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中,我们批判了刘少奇、林彪的资产阶级世界观,批判了他们用“入党做官论”、“官、禄、德”等反动的地主资产阶级思想腐蚀人们灵魂,唆使人们走资本主义道路的罪行,有力地促进了人们的思想革命化和世界观的改造。广大干部坚持走毛主席指引的五·七道路,接受工人、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密切了同群众的联系。许多同志自觉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带头做缩小三大差别的促进派。这些,难道可以统统“不要提它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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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大革命是发动亿万群众进行反修防修的伟大实践。正如毛主席指出的:“这个运动规模很大,确实把群众发动起来了”。正是波澜壮阔的群众运动,造成了对修正主义的摧枯拉朽之势;正是广大群众起来斗争,使那些资产阶级的顽固堡垒顷刻瓦解,一朝覆亡。亿万人民起来揭露和批判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他们推行的修正主义路线,对犯有错误的干部进行批评和帮助,这是群众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觉悟提高的重要标志,是反修防修的重要保证。群众的批评和帮助,教育和挽教了一大批犯错误的干部,使他们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正如有的干部所说:“过去陷入修正主义泥潭,不能自拨,正是革命群众的帮助,把自己拉出来,使自己获得了新生。”所有这些,都充分显示了群众运动的威力,显示了文化大革命对于犯错误干部的深刻教育作用。显然,这也是决不应该忘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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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的“一概把它忘记”的谬论,包藏着极大的祸心,这就是要鼓动那些过去犯有错误、受过群众批判的干部,跟他一样完全“忘记”文化大革命对他们的教育和挽教,并且跟着他一起翻文化大革命的案,算文化大革命的帐。他的这种妄图拉人下水的阴谋,同他整个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一起,完全破产了。但是,这种阴谋却从反面给我们以很大的教育。这就是:他要我们“忘记”的,正是需要牢记的,他要我们“不要提”、“不要想”的,正是需要经常提,经常想的。无论是老干部,青年干部,包括犯过走资派错误的干部,都要从这里吸取教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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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老干部,一般都经历了民主革命时期的战争和革命群众运动的锻炼和考验,具有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大敌人作斗争的经验,这是很可贵的。但是,在社会主义时期,社会的主要矛盾变了,革命的性质变了,这就有一个过社会主义关,有一个使自己的思想跟上革命形势的发展,同社会主义革命的前进步伐相适应的问题。毛主席指出:“民主革命后,工人、贫下中农没有停止,他们要革命。而一部分党员却不想前进了,有些人后退了,反对革命了。为什么呢?作了大官了,要保护大官们的利益。”在这里,毛主席深刻地指明了思想停止在民主革命阶段的危险性,这对我们广大干部、特别是老干部是语重心长的教导和鞭策。老干部要牢记文化大革命中受到的教育,努力用毛主席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武装自己,自觉改造世界观,自觉限制资产阶级法权。这样,才能同工人、贫下中农一起继续前进,永葆革命青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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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青年干部,大多数是在文化大革命中锻炼成长起来的,朝气蓬勃。但是,走上领导岗位以后,地位变了,也必须严格要求自己,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认真改造世界观,才能坚持继续革命。要经常想一想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的教育,经历过的曲折,看到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长期性与复杂性,发扬敢于同党内走资派及其修正主义路线作斗争的革命精神。要把别人犯错误的经验教训作为自己的鉴戒,战胜党内外资产阶级的腐蚀和影响,永远保持旺盛的革命斗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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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过走资派错误的干部,大多数已经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努力为党为人民工作,这是文化大革命的一个重要成果。邓小平要“整”掉这个成果,我们则要进一步巩固和发展这个成果。犯过错误的于部,要认真记取文化大革命中受到的教育,从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这个根本问题上接受经验教训,提高贯彻执行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自觉性。要正确看待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的批判。群众的批判,既包含着对修正主义路线的愤恨,也包含着对于部的爱护和帮助。对于那些政治思想上患有重病的人,正如毛主席说过的,“首先一个方法,就是重重地给患病者一个刺激,向他们大喝一声,说:‘你有病呀!’使患者为之一惊,出一身汗,然后好好地叫他们治疗。”(《反对党八股》)文化大革命中群众对犯错误干部的批判,不正是这样吗?不正是因为有了这个“刺激”,才使许多同志对多年不党悟的问题开始觉悟了吗?我们所有的同志,都要正确对待文化大革命,正确对特群众,正确对待自己;犯过错误的同志,更需要这样。决不要因为受了一点冲击,就耿耿于怀,站在群众的对立面去指责;决不要只看支流,忘掉了主流,被支流迷惑了自己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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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正在开展的批判邓小平、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是文化大革命的继续和深入,它使我们再一次受到深刻的教育和反修防修的锻炼。邓小平垮台了,但是斗争并没有结束。我们要认真学习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反击右倾翻案风的一系列重要指示,深入批邓,把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进行到底,通过这一伟大斗争,把我们反修防修、继续革命的觉悟进一步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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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不能同资产阶级讲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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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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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批判邓小平、反击右倾翻案风,追查反革命的新高潮中,迎来了中共中央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通知》发表十周年。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伟大胜利的十年,也是在激烈的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中不断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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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主持制定的《通知》,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纲领,是战胜党内外资产阶级、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强大思想武器。毛主席在这个光辉文献中指出:“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在各个文化领域的专政,无产阶级继续清除资产阶级钻在共产党内打着红旗反红旗的代表人物等等,在这些基本问题上,难道能够允许有什么平等吗?几十年以来的老的社会民主党和十几年以来的现代修正主义,从来就不允许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有什么平等。他们根本否认几千年的人类历史是阶级斗争史,根本否认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根本否认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革命和对资产阶级的专政。相反,他们是资产阶级、帝国主义的忠实走狗,同资产阶级、帝国主义一道,坚持资产阶级压迫、剥削无产阶级的思想体系和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体系和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他们是一群反共、反人民的反革命分子,他们同我们的斗争是你死我活的斗争,丝毫谈不到什么平等。因此,我们对他们的斗争也只能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我们对他们的关系绝对不是什么平等的关系,而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关系,即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实行独裁或专政的关系,而不能是什么别的关系,例如所谓平等关系、被剥削阶级同剥削阶级的和平共处关系、仁义道德关系等等。”在这里,毛主席深刻地批判了刘少奇、邓小平以及彭真鼓吹的“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反动谬论,阐明了对资产阶级实行独裁或专政的必要性,划清了马克思主义同修正主义的界限。这对于我们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把反修防修的斗争进行到底,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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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是根本对立的两个阶级,不是你专我的政,就是我专你的政。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资产阶级掌握国家机器和生产资料,剥削和压迫无产阶级,对无产阶级实行专政,丝毫谈不到什么平等关系。无产阶级推翻地主资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阶级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长期被压迫被剥削的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而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变成被统治阶级。在无产阶级专政下,一切被打倒的反动阶级当然会感到不好受。他们总是从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各方面,反抗社会主义革命,妄图恢复已经失去的“天堂”。为了从根本上改变资产阶级压迫、剥削无产阶级的种种不平等关系,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就必须对资产阶级实行独裁或专政,绝不能他们讲什么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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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剥削者和被剥刚者之间不可能有平等”,(《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列宁选集》第3卷第639页)这是为几千年来奴隶反对奴隶主阶级、农民反对地主阶级的斗争历史和几百年来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历史所证明了的真理。无产阶级总是把平等的要求,归结为消灭阶级的要求。在社会主义社会,虽然推翻了地主资产阶级的反动统治,但还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存在着商品生产、货币交换等资产阶级法权,在分配等方面仍然存在着实际上的不平等。只有消灭了阶级,消灭了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城市和农村、工业和农业、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之间的差别,实现了共产主义,才能彻底消除这种不平等的状况。但是,几十年来的老的社会民主党和现代修正主义,根本否认阶级斗争,否认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竭力维护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不平等关系。叛徒考获基鼓吹“自由、平等、博爱”的神话,把社会主义说成包括剥削者和被剥削者在内的所有的人“彼此平等”。苏修叛徒集团也把这个资产阶级口号塞进臭名昭著的苏共纲领。刘少奇、林彪、邓小平等党内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也同样如此。早在民主革命时期,他们就用“自由、平等、博爱”的口号冒充为我们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共同口号”。在社会主义时期,他们仍然坚持资产阶级的平等观,妄图取消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专政。然面,刘少奇一伙就在高唱“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时候,疯狂地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实行白色恐怖。他们的所作所为,充分证明了他们的“人人平等”是极端虚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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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新老机会主义者、修正主义者不允许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有什么平等,是因为他们是资产阶级、帝国主义的忠实走狗,坚持资产阶级压迫、剥削无产阶级的思想体系和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刘少奇、林彪、邓小平这些修正主义路线的头子,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充当资本主义复辟势力的总头目。毛主席指出:“社会主义革命革到自己头上了,合作化时党内就有人反对,批资产阶级法权他们有反感。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还在走。”刘少奇一伙在建国初期就提出“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的资产阶级纲领,鼓吹土地买卖租佃、雇工、借贷、贸易等“四大自由”。接着,他们反对农业合作化,反对人民公社化,公然叫嚷“要恢复象一九五三年以前那样的制度”,即复辟资本主义私有制。如果说在社会主义改造运动中,他们主要是维护生产资料私有制,那么,在资本家丧失生产资料所有权以后,则主要是强化和扩大资产阶级法权。资产阶级法权用形式上的平等掩盖着实际上的不平等,它是新老资产阶级和党内走资派赖以生存的命根子。党内走资派通过强化资产阶级法权,维护搞修正主义的“大官”们和整个资产阶级的利益,保存复辟资本主义的土壤,妄图重新恢复人吃人的剥削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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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搞复辟倒退,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刘少奇公然叫嚷无产阶级要同阶级敌人讲“友情”,保持一种“温暖”的关系;邓小平胡说什么“过去专政多了,今后可以放宽些”。诸如此类的阶级斗争熄灭论,阶级合作论,显然是从老的社会民主党和现代修正主义的垃圾堆里拣来的破烂货。他们用这种反动谬论来麻痹革命人民的意志,掩盖党内外资产阶级和一小撮阶级敌人向社会主义发动猖狂进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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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产阶级能同反动派讲“友情”吗?决不能。列宁说得好:“不无情地镇压剥削者的反抗,便不能战胜和铲除资本主义”。(《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列宁全集》第27卷第242页)那群反共、反人民的反革命分子由于自己的阶级本性所决定,从来就不同无产阶级讲友爱,我们也就理所当然地不能同他们讲什么平等,更不存在什么和平共处的关系。对反共、反人民的反革命分子讲温良恭俭让,就是对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的残忍,就是对无产阶级专政的可耻背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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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产阶级专政“可以放宽些”吗?也不能。在阶级和阶级斗争还存在的时候,无产阶级专政必须加强,而不能削弱。对于阶级敌人的复辟阴谋活动,必须依靠群众坚决镇压。我们必须镇压国内外反动派的各种破坏和颠覆活动,必须镇压一切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分裂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反革命活动,追查反革命政治谣言的制造者和反革命活动的策划者,决不给阶级敌人以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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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刘少奇及其一伙从来就没有熄灭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斗争,也从来没有放松对无产阶级专政的进攻。他们疯狂地反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推行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大搞复牌资本主义的阴谋活动。他们控制了党权、文化宣传工作的权、许多地方的权。在他们所把持的文化、教育等部门,资本主义泛滥,修正主义猖獗,群魔乱舞,资产阶级严重专了无产阶级的政。他们大搞物质刺激、奖金挂帅,使相当大的一个多数的工厂领导权并不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和工人群众手里。请同志们想一想,如果让他们的那条路线搞下去,那就不要很多时间,不可避免地出现全国性的反革命复辟,无产阶级专政就会变成资产阶级专政,资产阶级压迫、剥削无产阶级的不平等关系就会全面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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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钻在共产党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从来不允许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有什么平等,我们对他们的斗争只能是你死我活的斗争,我们同他们的关系也绝对不是什么平等的关系、和平共处的关系,而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关系。我们搞社会主义革命,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就是要彻底消灭资产阶级压迫、剥削无产阶级的思想体系和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建立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体系和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解放以来,我们党领导的历次社会主义革命运动,从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到思想文化领城中批判资产阶级,从反右派斗争到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都是为了一个目的,即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继续清除钻在党的的打着红旗反红旗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向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夺权,进一步加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正是在毛主席领导下,一场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政治大革命,以排山倒海之势席卷全国。亿万革命群众万炮齐轰一小撮叛徒、特务、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摧毁了刘少奇为头子的资产阶级司令部;接着,又粉碎了林彪反党集团,挫败了他们妄图变无产阶级专政为资产阶级专政的罪恶阴谋。实践证明,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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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了伟大胜利,但是,斗争并没有结束,失败的阶级还要挣扎,走资派还在走。那个受到批判之后发誓“永不翻案”的邓小平,一旦重新工作,就凶相毕露,对无产阶级进行反攻倒算。他抛出“三项指示为纲”的修正主义纲领,要翻文化大革命的案,算文化大革命的帐。他的这个纲领就是反动的《二月提纲》的继续和发展,其实质,就是反对以阶级斗争为纲,反对党的基本路线,反对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根据这个黑纲领,邓小平提出了“全面整顿”的方针,什么“工业要整顿”、“农业要整顿”、“科学技术要整顿”、“文化教育要整顿”、“党也要整顿”,等等。真是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从地方到中央,从党内到党外,都布下天罗地网,要整掉建国二十多年来、特别是文化大草命以来的胜利成果,要整掉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专政,其用心何其毒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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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在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政治事件,充分暴露了党内外资产阶级和一小撮阶级敌人对无产阶级是残酷无情、不讲平等的,也彻底揭穿了邓小平的“人人平等”的欺骗性、虚伪性和反动性。邓小乎一贯对资产阶级充满了爱,而对无产阶级充满了恨。他为那一堆叛徒、卖国贼、野心家、阴谋家失去反党反人民的自由而鸣冤叫屈,而对坚持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革命干部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对革命造反派动不动就是“滚”,爱憎何等的分明啊!以邓小平为总后台的资产阶级决不会爱无产阶级,而无产阶级也决不会爱资产阶级。只要世界上阶级压迫和阶级剥削的可能性没有完全消灭,决不可能有超阶级的平等,决不可能有超阶级的“博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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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搞翻案是不得人心的。广大的工人、贫下中农和其他劳动人民要革命,要坚持无产阶级专政达到消灭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实现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面邓小平搞翻案,坚持资产阶级压迫、剥削无产阶级的社会制度,是同革命人民的利益相对立的。邓小平“作了大官了,要保护大官们的利益”,压迫人民,人民群众当然要革他的命。因此,他是极端孤立的。他妄想一口吞掉无产阶级专政,结果是在无产阶级专政面前碰得头破血流,遭到可耻的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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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建国二十多年来,特别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毛主席领导全党和全国人民同党内外资产阶级斗争的历史,可以清楚地看到,社会主义时期的阶级斗争,集中到一点,就是无产阶级要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而资产阶级要推翻无产阶级专政,这是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毛主席指出:“不斗争就不能进步。”“八亿人口,不斗行吗?!”坚持同修正主义斗,坚持同资产阶级斗,坚持同刘少奇、林彪、邓小平这些修正主义路线的头子斗,我们的党和国家才能兴旺发达,人民群众才能不断提高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觉悟,无产阶级专政才能进一步得到巩固。即使一万年以后,也有矛盾,也有斗争,也会有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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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一场激烈的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大搏斗,邓小平终于垮台了,但批邓的任务仍然很重。我们要认真学习和掌握毛主席在《通知》中阐明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路线,方针和政策,以及毛主席最近的一系列指示,在毛主席、党中央的领导下,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党的基本路线,把批判邓小平、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进行到底,夺取更大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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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大革命与工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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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纪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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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大革命以来的十年,是我国工业战线发生巨大变化的十年。十年来,我国的社会主义工业有了很大的发展。工交战线和其他战线一样,“到处莺歌燕舞”,生气勃勃、欣欣向荣。“鞍钢宪法”进一步得到落实,“工业学大庆”的群众运动蓬勃发展,党的基本路线深入人心,社会主义新生事物大量涌现。工人阶级学理论,讲路线,抓大事,当家作主的精神大发扬。一大批现代化的大型企业相继建成,中小型企业有如烂漫的山花,在全国广大城乡遍地开放。十年来工业的发展速度,远远超过了前十七年。事实再一次雄辩地证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使我国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一个强大的推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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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斗争就不能进步。”这是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没有文化大革命这场伟大、深刻的阶级斗争,我国工交战线就不可能出现今天这样兴旺发达的局面。经过文化大革命锻炼的工人阶级和革命人民热烈欢呼文化大革命的历史功勋,赞颂文化大革命给工交战线带来的巨大变化。同革命人民相反,党内最大的不肯改海的走资派邓小平对此却十分恐惧和仇恨。邓小平代表党内外资产阶级的利益,大刮右倾翻案风。他混淆是非,颠倒黑白,把文化大革命以来工交战线的大好形势描绘得一团漆黑,叫嚣“今不如昔”。这就充分暴露了他这个敌视文化大革命的翻案派、复辟派的真面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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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文化大革命能够给工交战线带来如此巨大的变化呢?为什么邓小平要极力抹杀和反对这种变化呢?从根本上说,就是因为文化大革命是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阶级斗争,是重点反对党内资产阶级的政治大革命。通过这次伟大的斗争,在工交战线进一步解决了由哪个阶级掌权,执行什么路线,走哪一条道路的问题。文化大革命以前,我国工业虽然经过了所有制方面的革命,但由于刘少奇一伙在工交战线推行修正主义路线,大搞物质刺激、利润挂帅,变使人们走资本主义道路,工厂企业的领导权,相当大的一个多数不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不在工人群众手里。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基础还不稳固,修正主义、资本主义的东西严重地阻碍落广大工人群众社会主义积极性的发挥,阻碍着工业生产力的发展。文化大革命摧毁了刘少奇、林彪为头子的两个资产阶级司令部,批判了他们推行的修正主义路线。广大工人群众联系工交战线的实际,开展批判斗争,夺回了被走资派篡夺的那一部分权力。同其他战线一样,根据毛主席关于革命事业接班人的五条标准,老中青三结合的领导班子在工厂企业普遍建立,一大批文化大革命中涌现出来的新生力量,被选拨到各级领导岗位上来。经过文化大革命的锻炼,大多数的老干部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端正了,焕发了革命青春。广大工人群众也在斗争中进一步提高了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觉悟,识别真假马克思主义的能力更强了。上层建筑、生产关系中的资本主义的东西受到了一次猛烈的冲击,社会主义的新生事物迅速成长起来。这些都大大有利于巩固和加强无产阶级的领导权,有利于保证我国工业按照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迅速发展。邓小平所以要否定文化大革命以来工交战线的大好形势,目的就在于否定文化大革命,否定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对党内资产阶级、党内走资派的批判斗争,推行修正主义路线,走资本主义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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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大革命的经验告诉我们,依靠工人阶级,坚持同党内资产阶级作斗争,深入开展对修正主义路线的批判,才能保证工厂企业的领导权真正掌握在马克思主义者和工人群众手里,才能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建立起强大的社会主义工业,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毛主席指出:“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还在走。”刘少奇、林彪,邓小平这类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相继出现,说明“走资派还在走”,是社会主义时期长期存在的现象。工交战线的主要矛盾同样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任何一个企业如果不执行党的基本路线,不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批判修正主义,同党内资产阶级、党内走资派作斗争,企业的领导权就会落到资产阶级手里。走资派就会通过改变路线,来改变企业的社会主义性质,复辟资本主义。在苏联,不是由于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叛徒集团,集夺了党和国家的领导权,从上至下地推行修正主义路线,全面地复辟了资本主义吗?在我国文化大革命前,由于刘少奇一伙推行修正主义路线,不也改变了我们一部分企业的性质吗?邓小平要翻文化大革命的案,要在工厂企业重搞利润挂帅、物质刺激等等,要把文化大革命中批判过的那一套修正主义黑货重新恢复过来,正是为了改变社会主义所有制的性质,把社会主义工业变成他们复辟资本主义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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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说:“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抓住了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这个主要矛盾,坚持同党内资产阶级斗,同修正主义路线斗,就能解放生产力,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企业的任何一项生产活动,从生产、建设计划的安排,材料、设备、技术问题的解决,产品的销售,到企业的管理,都有一个坚持什么方向、走什么道路、执行什么路线的问题。文化大革命以来,许多企业通过批判唯生产力论和阶级斗争熄灭论,提高了以阶级斗争为纲处理企业一切问题,包括生产、技术方面各种问题的自觉性,革命搞得热气腾腾,生产蒸蒸日上;同文化大革命以前那种不抓阶级斗争,就生产抓生产,结果迷失政治方向,生产也搞不上去的状况,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事实有力地驳斥了邓小平所谓批判唯生产力论妨碍了生产发展的谬论。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反复证明:只有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用政治统帅经济,用革命促进生产,才能正确处理企业内部和外部的各种关系,解决好生产过程中的各种矛盾,不断地完善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充分调动广大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保证工业建设沿着社会主义方向多快好省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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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场在工人阶级领导下,亿万人民群众直接参加的伟大革命斗争。在这场斗争中,我们党把路线和政策直接交给工人阶级和广大群众,“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来揭发我们的黑暗面”,同刘少奇、林彪、邓小平这一类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联系实际批判他们推行的修正主义路线,这就在空前的广度和深度上,调动了蕴藏在群众中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广大工人群众在斗争中提高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觉悟,积极参加企业的领导和管理,抓路线,管方向,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充分发挥了工人阶级的领导作用和监督作用。这是文化大革命给工交战线带来的一个巨大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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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大革命以来,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指引下,许多工厂企业认真执行“鞭钢宪法”,创造了一整套依靠群众管理企业的新鲜经验,出现了许多革命的新生事物。例如:不脱产的工人参加各级领导班子,直接参与领导和管理;坚持干部和技术人员参加生产劳动的制度;普遍建立工人理论小组,工人调查组,工人参谋队;工人群众运用大字报、小评论等形式,对领导在执行路线和政策中存在的问题进行批评、监督;建立群众管理网,工人群众直接参加生产、计划、技术和经营管理工作;创办七·二一工人大学,走上海机床厂从工人中培养技术人员的道路,等等。所有这些,对于坚持党的基本路线,限制资产阶级法权,调整、改善领导和群众,技术人员和工人之间的关系,树立和巩固工人群众的主人翁地位,对于多快好省地发展工业生产,都发挥了重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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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大革命前,刘少奇一伙推行的那条修正主义路线,根本否定工人阶级作为国家和企业的主人翁地位。他们不相信群众,不依靠群众,不发挥群众的伟大创造力。他们反对“鞭钢宪法”,鼓吹“马钢宪法”,在工厂企业里,搞什么“一长挂帅,四总当家”、“专家立法,技术人员执法,工人守法”等,对工人群众实行“管、卡、压”。文化大革命以来,批判了修正主义路线,通过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批判和破除资产阶级法权思想,广大干部自觉地到群众中去,到阶级斗争和生产斗争的第一线去,和群众同学习,同批判,同劳动,遇事同群众商量,总结群众中的先进经验,注意自觉接受群众的监督,密切了干部和群众的关系,使不少企业的面貌为之一新。对于这样的变化,一贯站在群众对立面的邓小平当然是不高兴的。他不讲群众运动,不讲工人是企业的主人,不讲工人阶级的伟大历史使命,并且侮诬蔑工人当家作主把企业搞“乱”了,说什么“积重难返”。这恰恰从反面证明了文化大革命是非常必要的。群众起来了,邓小平要恢复文化大革命以前修正主义路线搞的那一套,只能碰得头破血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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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历来主张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毛主席说:“有两个积极性,比只有一个积极性好得多”,要“在中央的统一计划下,让地方办更多的事”。毛主席制定的中央工业与地方工业并举,大、中、小并举,土洋并举等一系列两条腿走路的方针,就是建立在相信和依靠广大人民群众积极性的基础上的。从刘少奇、林彪到不肯改梅的走资派邓小平,都竭力反对毛主席为我们制定的这个正确的方针,他们眼里根本没有工人阶级,没有人民群众。他们推行洋奴哲学、“条条专政”,束缚地方和群众办工业的积极性。在他们看来,发展我国工业是离不开洋人,洋设备、洋办法的,只能搞大、洋、全,不能搞小、土、群,根本否定广大劳动群众的智慧和力量。文化大革命批判了修正主义路线,解放了人们的思想,毛主席关于发挥两个积极性的指示得到更好的贯彻落实。在中央统一计划和各级党委一元化领导下,一个群众性办工业的热潮迅速兴起。根据各地的具体条件和不同情况,不仅省里办、地区办、县里办,而且公社、大队也办。过去许多认为办不到的事情,现在办到了;许多认为离开洋设备办不成的事情,经过群众努力,自力更生,办得很好。就以化肥工业、电力工业的情况来说,过去受“条条专政”、贪大求洋思想的影响,发展缓慢。文化大革命以来冲破了这些东西的束缚,各地依靠群众,自力更生,打破行业界限,组织协作和会战,小化肥、小水电从无到有,从少到多,蓬蓬勃勃地发展起来了。联系文化大革命前后的变化,许多地方的干部群众深刻地认识到,洋奴哲学害死人,“条条专政”行不通。只有充分发挥广大群众的积极性,坚持中央工业与地方工业并举,大、中、小并举,土洋并举等一系列两条腿走路的方针,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走自己工业发展的道路,才能迅速发展我国的社会主义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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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前批判邓小平、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中,我们要认真学习毛主席的一系列重要指示,深入批判邓小平的修正主义路线和纲领,以及他在工交战线散布的一整套修正主义谬论,以毛主席的指示为武器,认真总结文化大革命以来工业发展和建设中的新鲜经验,巩固和发展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推动我国工业继续沿着社会主义道路阔步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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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农业迅速发展的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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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丰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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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走过了十年光辉的里程。在农业战线上,这是我国农村从上层建筑到经济基础发生深刻变化的十年,是农业学大寨的群众运动胜利前进的十年,是社会主义农业迅速发展的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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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实践。经过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摧毁了刘少奇、林彪两个资产阶级司令部,粉碎了他们复辟资本主义的阴谋,批判了他们推行的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荡涤着旧世界的一切污泥浊水,使我国农村面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这场大革命中,广大贫下中农以毛泽东思想为武器,奋起批判修正主义,批判资产阶级,以主人翁的姿态登上了上层建筑革命的政治舞台。广大干部经受了教育和锻炼,老干部焕发了革命青春,大批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正在茁壮成长。贫下中农进一步树立了自己在农村的优势,他们管商业,管学校,管文化卫生事业,加强了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社会主义新生事物象雨后春笋一般,冲破了资产阶级法权的狭隘界限,蓬勃向上。农业学大寨的群众运动已经发展到普及大寨县的新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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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促进了生产的发展。十年来,化肥、农用拖拉机、农用排灌机械和农村用电平均每年的增长量,比文化大革命前多三借到七倍,灌溉面积每年平均增加二千多万亩。在战胜了几次较大的自然灾害之后,农业获得连年丰收。集体经济不断巩固和壮大,人民公社这一崭新的制度,越来越显示出它的巨大的优越性,国营农场越办越好。农业战线和其他战线一样,充分证明“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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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我国农村为什么能够发生这样巨大的变化呢?最根本的原因,是经过这场大革命,广大干部和群众更加自觉地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坚持社会主义道路,不断用社会主义去战胜资本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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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在批判右倾翻案风时指出:“文化大革命是干什么的?是阶级斗争嘛。”这句话非常筒明地概括了这场大革命的本质。我国在进入社会主义革命阶段以后,农业战线上两条路线斗争的焦点,是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还是否认以阶级斗争为纲,是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实质上是要不要坚持无产阶级专政的问题。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政治大革命,是一次最广泛、最深入的群众运动。它放手发动群众,由下而上地揭发和批判了刘少奇、林彪以及他们所推行的修正主义路线,使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更加深入人心。通过斗、批、改,把走资派慕夺了的一部分领导权夺回到马克思主义者和贫下中农的手里,并且以空前的规模开展了上层建筑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经过文化大革命,广大干部和群众大大提高了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觉悟,逐步取得了同党内外资产阶级作斗争的经验,在阶级斗争和生产斗争中处于更加主动的地位。在文化大革命以前,我们从事农村工作的许多干部,有的有斗地主、分田地的经验,有的有同一部分富裕中农“拉马退社”作斗争的经验。但是,他们对社会主义历史阶段农村阶级斗争的特点和规律不那么理解,他们也抓阶级斗争,但往往注意集体经济内部的两条道路斗争少,注意党内的少。有的人甚至跟着刘少奇的修正主义路线跑,热衷于什么“三自一包”、“工分挂帅”之类。在文化大革命以后,他们通过调查研究,总结不同地区和不同单位农业发展的经验教训,深刻地认识到:搞农业,不抓阶级斗争不行,堵不住资本主义的路,就迈不开社会主义的步。同农村资本主义作斗争,不但要同地富反坏分子斗,还要同集体经济内部的资本主义倾向斗,同新产生的资产阶级分子斗,特别是要同搞资本主义复辟的主要力量——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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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农村的人民公社制度具有极大的优越性,这一点甚至我们的敌人也无法否认了。但是,人民公社成立以后,阶级斗争并没有熄灭。在生产关系的各个方面都还不同程度地存在着资产阶级法权。个体农民虽然已经变成集体农民,有些人还不能摆脱旧社会的传统影响,一部分富裕农民还有着严重的资本主义倾向。党员的一部分,干部的一部分,在资产阶级思想影响和腐蚀下,也会产生资产阶级生活作风,有的甚至蜕化变质,变为新的资产阶级分子。究竟是巩固、发展社会主义集体经济,还是削弱、瓦解社会主义集体经济,是引导集体经济沿着社会主义大道前进,还是把集体经济引上资本主义邪路,这种斗争一天也没有停止过。不同的是,由于广大农民热爱社会主义制度,痛恨资本主义制度,资本主义在农村的活动更多的是披上了“社会主义”、“集体”的外衣。什么“只要为集体,咋干咋有理”呀,“只要集体富,就是大寨路”呀,就是为挂着“集体”招牌的资本主义活动制造舆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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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体经济走什么道路,关键是领导权掌握在谁手里,执行什么路线。毛主席指出:“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还在走。”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那些已经被推翻了的阶级敌人,要把复辟的希望变成复辟的行动,往往要利用党内走资派作为保护伞,甚至拉出去,打进来,同党内资产阶级勾结起来干坏事。我们不妨回顾一下,进入社会主义革命阶段以来,带头鼓吹“四大自由”反对农业合作化的是谁?煽动“三自一包”妄图瓦解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是谁?歪曲大寨的根本经验,破坏农业学大寨的群众运动的是谁?还不是刘少奇、林彪和邓小平这些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党内最大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恶毒攻击文化大革命,抛出“三项指示为纲”的修正主义纲领,对抗以阶级斗争为纲,否定党的基本路线,否定大寨的根本经验,妄图把农村的资本主义势力重新扶植起来,复辟资本主义,正好说明党内的资产阶级搞起资本主义复辟来比党外的资产阶级还厉害。从基层来看也是这样,那里资本主义严重泛滥,那里领导权准有问题;那里的领导权真正掌握在马克思主义者和贫下中农手里,那里资本主义的歪风邪气就成不了势。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个重要成果,就是经过斗、批、改,使农村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力加强了,进一步把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落实到基层。这是我国农业生产大发展的重要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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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指出:“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基本的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极大地推动了农村的上层建筑包括意识形态领域里的社会主义革命。广大群众通过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批判修正主义,批判资本主义,破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立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已经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现在,广大农村普遍办起了政治夜校,建立了贫下中农理论队伍,广大农民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批判封、资、修黑货,同时也改造着自己的主观世界。广播站、图书室、黑板报、业余文艺宣传队等等,象烂漫的山花,开遍大地,人们看的、听的、讲的是社会主义的新人、新事、新思想、新风尚,社会主义逐步占领了农村的思想文化阵地。这样,就大长了社会主义正气,促进了集体经济的发展。文化大革命以来,农村人民公社的公社、大队两级的经济日益发展壮大,很多地方从少到多,成倍、成十倍地增长。在分配和交换领域,由于深入批判修正主义,批判资本主义,资本主义倾向受到更大的打击。社队干部坚持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的自觉性大大提高了,县以上的各级领导干部深入农村,蹲点劳动,使我们党的实事求是、群众路线、谦虚谨慎、艰苦奋斗的光荣传统更加发扬光大,密切了于部同群众的联系。这些上层建筑和生产关系方面的变革,对于逐步缩小三大差别,限制资产阶级法权有着深远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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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竟是限制还是扩大资产阶级法权,这是当前两个阶级、两条道路和两条路线斗争的重要内容。我们要不断深入地进行上层建筑和生产关系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势必要逐步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为什么对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那样害怕和抵触呢?重要的一点,就是批了资产阶级法权。但是,这也正好从反面告诉我们,逐步地限制资产阶级法权是有利于无产阶级而不利于资产阶级的,我们必须把这一斗争坚持进行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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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改革了上层建筑和生产关系中不适应经济基础和生产力发展的部分,极大地激发了贫下中农和广大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在文化大革命以前,我们有的干部,跟着刘少奇那条路线走,看不见群众中蕴藏着的极大的社会主义积极性。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他们看到贫下中农那种敢于和修正主义、资本主义斗争的阶级觉悟,那种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共产主义风格,那种改天换地的英雄气概,确实感到,群众是真正的英雄,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指引下,相信群众,依靠群众,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什么人间奇迹也可以创造出来。许多文化大革命以前想都不敢想的事情,现在群众自己动手办起来了;许多以前需要靠国家办的,现在依靠群众,自力更生,一个公社,一个大队就办起来了。人们立足当前,放眼长远,在一个社队、一个县的范围内统一规划,分期实施,山、水、田、林、路综合治理,根本改变历史遗留下来的自然面貌,重新安排祖国的山河。农民“大老粗”不能掌握科学技术吗?不对。现在群众性的农业科学实验活动已经广泛开展起来,全国有一千多万社员参加了县、社、大队、生产队四级农业科学实验网,建立了三千多万亩的试验场地。贫下中农不能办工业吗?不对。他们自己动手办小化肥、小水电、小钢铁、小水泥,办农业机械,就地取材,遍地开花,在工人阶级的支援下,正以很大的规模、很快的速度改变着农村经济的落后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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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指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使我国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一个强大的推动力。”当前我国农业战线上的大好形势充分证明了毛主席的预见。随着反击右倾翻案风的伟大斗争的胜利发展,我国农业战线上的形势会越来越好,广大贫下中农将继续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来捍卫和发展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回击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对文化大革命的攻击和污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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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阶级斗争中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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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都安瑶族自治县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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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十年了。回顾十年来的斗争实践,看看都安的巨大变化,我们情不自禁地欢呼: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万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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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都安地处广西西北部,聚居着瑶、壮、汉、苗、回、仫佬、毛难七个民族。境内石山林立,层峦叠峰,素有“千山万养”之称。全县的耕地,大部分散布在两万多个四面环山、形似锅底的筭场里,或者镶挂在陡峭的山腰石缝间。“一场大雨千筭涝,天晴三日万山焦”的民谣,就是过去都安穷山恶水的真实写照。解放前,由于地主、山霸、反动头人的残酷压迫和剥削,各族人民过着住岩洞、咽糠菜的悲惨生活,有些地方还处于刀耕火种、刻木记事的落后状态。解放后,各族人民在毛主席和共产党的英明领导下,走上了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但是,在文化大革命前,由于刘少奇一伙推行的修正主义路线的干扰和破坏,生产条件改变不快,是个有名的缺粮县。文化大革命以来,全县各族人民,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指引下,深入开展“农业学大寨”的群众运动,夺取了一个又一个胜利。过去的石缝地,如今变成了层层梯地和“人造小平原”。过去十年九灾的筭场,如今开发地下河,凿通穿山隧洞,初步改变了旱涝面貌。随着生产条件的不断改善,粮食连年增产,五业兴旺。从一九六八年起,由缺粮县变为余粮县。一九七五年与一九六五年相比,全县粮食增产一点三倍,工业总产值增长四倍多。交通、财贸、文教、科技、卫生各项事业都有了很大的发展。昔日的穷乡僻壤,正在变成欣欣向荣的社会主义新山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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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安的巨大变化是怎么得来的?全县各族干部和群众认为,这是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是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党的基本路线的结果。“不斗争就不能进步。”十年来,都安就是在阶级斗争的风浪中前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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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大革命搞的就是阶级斗争,是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重点是反对党内资产阶级的政治大革命。这场大革命,摧毁了刘少奇、林彪两个资产阶级司令部,批判了他们的修正主义路线,粉碎了党内资产阶级复辟的阴谋,夺回了被他们篡夺的那一部分党和国家的领导权。同时以前所未有的广度和深度荡涤着封、资、修的污泥浊水,对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进行了改革。我们都安经过这次大革命,在上层建筑各个领城里,也展现出一派崭新面貌。各级领导班子实行了老、中、青三结合;社社队队创办了政治夜校,群众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的热情不断高涨,贫下中农理论队伍日益壮大;群众中唱革命歌曲,讲革命故事,演唱革命样板戏,听广播,开展业余体育活动,蔚然成风;墙报、黑板报、革命大批判专栏,比比皆是;教育革命、文艺革命、卫生革命蓬勃发展。社会主义新生事物的茁壮成长,给都安带来了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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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层建筑领域里的深刻变革,对我们的教育是很深的。文化大革命以前,一小撮阶级敌人极力传播坏山歌,大搞封建迷信活动,宣扬孔孟之道,煽动资本主义妖风,毒害各族人民,把农村思想文化阵地弄得乌烟瘴气。为什么一小撮阶级敌人如此猖狂?为什么封、资、修黑货到处泛溢?在文化大革命中,我们清楚地看到了,主要是因为在一个时期内,刘少奇的资产阶级司令部控制了党权、文化宣传工作的权、许多地方的权。他们给贩卖封、资、修黑货的一小撮阶级敌人提供了保护伞。文化大革命前,原来的县委正是在刘少奇一伙推行的修正主义路线的影响下,埋头生产,不问政治,不搞阶级斗争,让资产阶级在上层建筑的许多领域专了无产阶级的政,使全县革命和生产的发展受到严重障碍。这一沉痛的教训,使我们深刻认识到:“千万不要忘记阶级和阶级斗争”,既不可忘记经济领域的阶级斗争,更不可忘记上层建筑、意识形态领城里的阶级斗争,忘记了这一点,就会走到邪路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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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认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但上层建筑又反作用于经济基础,并在一定条件下起主要的决定的作用。抓好上层建筑、意识形态领域的革命,不断地清除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思想影响,用毛泽东思想占领思想文化阵地,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各个文化领域中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的专政,才能最大限度地调动广大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才能巩固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才能促进生产力迅速发展。文化大革命以来,在农业学大寨运动中,常常碰到这样的问题:我们讲治山治水,改变生产条件,有人就说“坏了龙脉,惊动山神,必有三灾六难”;我们讲人定胜天,抗灾夺丰收,有人就说“谋事在人,成事在天”;我们讲以粮为纲,全面发展,有人就说“手中有钱就是好,蜜蜂果蜜,那里有花那里跑”,等等。活生生的阶级斗争现实说明,地主资产阶级在政治上被打倒、经济上被剥夺的情况下,总是极力利用旧的意识形态腐蚀毒客人们,破坏无产阶级专政,破坏社会主义经济基础。要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加快社会主义建设的步伐,不切实抓好上层建筑、意识形态领域里的阶级斗争,主动地向阶级敌人发起进攻,是不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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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六八年秋,正当全县大搞农田基本建设的时侯,一小撮阶级敌人却散布什么“山羊额头上的肉,再长也不厚,都安石多土少,没有奔头”,煽动群众向外搬迁。我们认识到,这不单是生产建设方面的问题,更重要的是意识形态领域里的一场斗争。我们深入发动群众,狠狠打击煽动搬迁的阶级敌人,并在全县范围内自上而下地开展“穷则思迁”还是“穷则思变”的大辩论,深入批判反动的“天命论”,批判“自然条件决定一切”的形而上学观点。经过大辩论,大家认识到,“思迁”是屈服于大自然的压力,实质上是不相信搞社会主义能够改变都安的面貌。穷则思变,要干,要革命。各族人民学习了毛主席的教导,信心倍增,豪迈地说:“都安的出路,不是搬迁,而是搬山。”并响亮地提出了“壮志压倒万重山”的战斗口号,迅速掀起了治山治水的热潮。全县各族人民以阶级斗争为纲,大干社会主义,涌现出许许多多的动人事迹。三只羊公社有四个老贫农,七年如一日,不分酷暑寒冬,在怪石鳞绚的陡坡上,为革命劈山造地,垒起了一百多道石墙,造出了四十多亩水平梯地。广大干部和群众就是用这种“百方石头一分地,千篓泥土一担粮”的艰苦奋斗精神,为彻底改变都安的面貌而战斗。十年来,全县凿通了一百五十多个石山隧洞,总长四万多米,疏通了一万多处消水洞,开发地下河二百四十八处,新建水库、水柜、山塘三万二千多个,建成水电站四十多座,修造梯地二十多万亩。一九七五年旱游保收面积比一九六五年增加了四点六倍。事实有力地说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使我国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一个强大的推动力。”邓小平否定文化大革命,炮制“三项指示为纲”,鼓吹阶级斗争熄灭论和唯生产力论,完全暴露出他搞复辟倒退、搞修正主义的反动面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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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抓阶级斗争,必须充分发动和依靠群众,才能取得胜利。文化大革命是亿万群众参加的反修防修的伟大斗争。这次大革命之所以取得伟大的胜利,是由于“这个运动规模很大,确实把群众发动起来了”,“从来的群众运动都没有象这次发动得这么广泛,这么深入”。在这次大革命中,我们都安县各族革命群众冲破刘少奇、邓小平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压制和阻挠,以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作武器,奋起造党内走资派的反,造修正主义的反,向上层建筑、意识形态领域里一切腐朽没落的东西进行了猛烈的冲击。“千山万养摆战场,男女老少齐上阵”,其势如排山倒海,锐不可当。那些被走资派以及国民党残渣余孽所把持的单位,领导权被夺了回来,许多“老大难”的问题得到了解决,充分显示了革命群众运动的无比威力。斗争实践证明,在历史发展的进程中,人民群众总是要前进,要革命的。广大工农群众在旧社会受压迫、剥削最深,他们深深懂得旧社会的苦,新社会的甜,最热爱毛主席、共产党,最坚决地走社会主义道路,最痛恨党内走资派搞资本主义,最不喜欢搞修正主义的“大人物”压他们,最富于革命精神。工人、贫下中农所处的阶级地位,决定了他们在阶级斗争的大风大浪中必然是冲锋在前,决不后退的。依靠了他们,我们就能战胜一切阶级敌人,离开了他们,抓阶级斗争就会成为一句空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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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文化大革命,唯心精神受到冲刷,我们提高了依靠人民群众开展阶级斗争,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的自觉性。新县委成立以来,我们经常深入农村,了解各民族阶级斗争的历史和现状,了解群众的愿望和要求,依靠群众把好路线关,牢牢掌握阶级斗争的主动权。去年春,我们在全县开展大批修正主义、大批资本主义的斗争中,发现有的单位搞副业包金的资本主义倾向严重。原因在哪里?我们深入基层向社员群众请教,贫下中农一针见血地指出,“倒长的山藤,根子在上头”。经过深入调查研究,我们发现有些社队领导成员由于路线觉悟不高,错误地认为副业包金可以调动社员的积极性,为集体增加资金,为社员增加收入,因而抱同情态度;有的由于受到资产阶级思想的腐蚀和坏人的拉拢,公开支持,甚至带头参加。这就说明,要解决这个问题,必须首先从党内抓起。于是,我们在各级领导班子中深入开展批判修正主义、批判资产阶级思想、批判资本主义倾向的斗争,使大家端正了思想政治路线。干部与广大群众一起,运用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武器,揭露和批判形形色色的资本主义活动,进一步巩固、发展了社会主义集体经济。这一斗争的胜利,使我们进一步认识到“群众是真正的英雄”,常常是下级高于上级,群众高于领导。广大群众战斗在三大革命运动第一线,了解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矛盾、各阶级之间的关系和党内外资产阶级的复辟活动,对阶级斗争最有发言权。只要我们坚决相信和依靠广大人民群众,就能筑起反修防修的钢铁长城,不管党内外资产阶级和一小撮反革命分子玩弄什么花招,都逃脱不了灭亡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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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文化大革命的锻炼,各族人民进一步掌握了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提高了识别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的能力,积累了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运用“四大”的武器,同资产阶级特别是党内资产阶级作斗争的经验,在斗争中发挥了主力军作用。前几年,有的地方阶级敌人散布什么“猪羊不同栏,瑶汉不相帮”,“壮瑶不同祖,何必共耕土”等反动谬论,煽动搞分村分队,破坏各族人民联办农田水利工程。各族人民以毛主席关于“民族斗争,说到底,是一个阶级斗争问题”的伟大教导为武器,及时识破和粉碎了阶级敌人破坏民族团结,破坏农业学大寨运动的阴谋,掀起了“团结一心学大寨,并肩战斗改山河”的热潮,出现了象征民族团结的“友谊路”、“连心桥”、“团结隧洞”等农田水利工程,大大加快了农业学大寨的步伐。去年十一月,邓小平鼓吹的“三项指示为纲”传到我们县的时候,福龙公社大把第二生产队的一位壮族姑娘,学习了马列和毛主席的有关著作,认为“三项指示为纲”不符合革命导师关于阶级斗争是纲的教导,不等它来自那里,都要坚决抵制。她写了一篇《阶级斗争是一切工作的纲》的小评论贴在政治夜校里,对群众进行宣传,并和群众一起抓阶级斗争,和“三项指示为纲”对着干。无数事实说明:“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是群众,是千百万真心实意地拥护革命的群众。这是真正的铜墙铁壁,什么力量也打不破的,完全打不破的。反革命打不破我们,我们却要打破反革命。”(《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邓小平狂叫什么“依靠工农兵是相对的”,这正好暴露了他对工农兵的刻骨仇恨,对人民群众力量的极端恐惧,害怕群众起来革他的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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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大革命以来,由于我们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贯彻执行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初步改变了都安的落后面貌。但是,和其他先进县相比,我们的差距还很大,还需要作很大的努力。在当前批判邓小平、反击右倾翻案风的伟大斗争中,我们一定要认真学习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反击右倾翻案风的一系列重要指示,深入持久地批判邓小平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继续搞好上层建筑、经济基础两个方面的革命,巩固和发展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讲行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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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阶级斗争为纲乘胜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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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着毛主席的文艺路线继续前进——学习《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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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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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整整十年了。十年来,在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光辉照耀下,以革命样板戏为标志的无产阶级文艺革命,作为文化大革命的一个重要方面,也取得了伟大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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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全面地总结了文化战线上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经验,批判了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修正主义文艺思想,为我党制定了一条唯一正确的革命文艺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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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在《讲话》中明确指出:“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我们的文学艺术都是为人民大众的,首先是为工农兵的,为工农兵而创作,为工农兵所利用的。”毛主席规定的这条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路线,集中体现了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对文艺的需要,体现了广大工农兵群众对文艺的要求,体现了无产阶级文艺鲜明的党性原则。以样板戏为标志的无产阶级文艺革命就是遵循这条路线前进并取得胜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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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场无产阶级文艺革命的发生决不是偶然的,而是社会主义时期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必然结果。我国由新民主主义革命进入社会主义革命以后,刘少奇一伙党内资产阶级出于他们颠覆无产阶级专政的反革命目的,在推行复辟资本主义的修正主义政治路线同时,推行了一条与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线相对抗的修正主义文艺路线。文化大革命前的十七年,整个文艺领域就被这条修正主义黑线专了无产阶级的政。毛主席《讲话》的光辉思想受到歪曲,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线得不到贯彻执行。结果是毒草丛生,群魔乱舞,一切牛鬼蛇神纷纷出笼,塞满了我们的文艺作品,电影、戏剧、曲艺、美术、音乐、舞蹈等等,各种文艺形式被党内外资产阶级利用来制造反革命复辟舆论。在刘少奇的支持下,一小撮修正主义分子篡夺了文艺界的领导权,招降纳叛,网罗党羽,形成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文化艺术各个部门的一统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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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修正主义黑线统治下,文艺界存在着如此严重的局面,正如毛主席在一九六三年和一九六四年关于文学艺术的两个批示中尖锐指出的:“社会经济基础已经改变了,为这个基础服务的上层建筑之一的艺术部门,至今还是大问题。”“最近几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如不认真改造,势必在将来的某一天,要变成象匈牙利斐多菲俱乐部那样的团体。”毛主席发出的这一严重警告,清楚地指出了修正主义是当前的主要危险。如果听任党内外资产阶级霸占文艺阵地,势必导致资本主义的全面复辟,变无产阶级专政为资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搞是不行的”。一场无产阶级的文艺革命也是势在必行、不可避免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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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在《讲话》中教导我们:“在现在世界上,一切文化或文学艺术都是属于一定的阶级,属于一定的政治路线的。”政治,不论是革命的和反革命的,都是阶级对阶级的斗争。革命的思想斗争和艺术斗争必须服从于政治斗争。在毛主席《讲话》的光辉照耀下,一九六四年开始的京剧革命揭开了文艺革命的序幕。接着,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了对《海瑞罢官》的批判,从批判思想文化领域中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入手,锋芒所向,直指刘少奇的资产阶级司令部。毛主席亲自主持制定的中共中央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通知》,深刻地揭露了彭真在刘少奇支持下炮制的《二月提纲》的反动实质,发出了开展政治大革命的动员令,号召全党、全因人民高举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大旗,彻底揭露和批判党内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夺取各个领城被他们篡夺了的领导权。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摧毁了刘少奇的资产阶级司令部,搞掉了修正主义文艺黑线。文艺革命的洪流,随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的汹涌波涛滚滚向前,荡涤着文艺领域的污泥浊水,我国的社会主义文艺阵地旧貌变新颜,从文艺思想到文艺创作和文艺队伍都发生了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深刻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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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在《讲话》中指出,开展文艺领域的斗争,“需要展开一个无产阶级对非无产阶级的思想斗争”。文艺领城里阶级斗争的事实说明,如果不开展对资产阶级、修正主义文艺思想的批判,就不能保证无产阶级文艺沿着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线前进。十七年的修正主义文艺黑线的统治,首先就表现在反马克思全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修正主义文艺思想控制了我们的文艺思想阵地。什么“写真实”论、“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论、“现实主义的深化”论、反“题材决突”论、“中间人物”论、反“火药味”论、“时代精神汇合”论等等,就是这条修正主义文艺黑线的代表性论点,而它的中心口号就是“全民文艺”论。这种理论是从刘少奇的阶级斗争熄灭论引中出来的,集中体现了修正主义文艺黑线的反动性。在政治上,它否定社会主义时期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与党的基本路线相对抗。在文艺上,它否定文艺的阶级性,与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文艺路线相对抗。其反动实质,就是要取消无产阶级文艺,大搞资产阶级、修正主义文艺。资产阶级、修正主义者否认文艺的阶级性,不承认阶级斗争的客观事实,是为了掩盖他们反对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毛主席指出:“刘少奇说阶级斗争熄灭论,他自己就不是熄灭,他要保护他那一堆叛徒、死党。”在文艺领域中也是这样。刘少奇一伙党内资产阶级鼓吹“全民文艺”论,实际上,是反对文艺为工农兵服务,要文艺为资产阶级服务,为搞修正主义的“大官”们服务,保护钻进文艺界的叛徒、特务、死党。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广大文艺战士和革命群众深入批判“全民文艺”论等修正主义文艺思想,揭露了这些反动谬论的阶级实质,澄清了文艺领城里长期存在的思想混乱,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开始真正占领了文艺思想阵地。这就为无产阶级文艺革命扫除了障碍,开辟了广阔的道路,促进了社会主义文艺的繁荣和发展,使文艺真正成为无产阶级手中“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的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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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我们的文艺创作从实践上明确地解决了表现谁歌颈谁的问题,结来了长期以来剥削阶级代表人物对文艺舞台的统治。早在三十四年前,毛主席就在《讲话》中强调革命的文艺工作者应该表现“新的人物,新的世界”。毛主席说:“对于人民,这个人类世界历史的创造者,为什么不应该歌颂呢?”一九四四年,毛主席在写给延安平剧院的信中又进一步指出:“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但在旧戏舞台上(在一切离开人民的旧文学旧艺术上)人民却成了渣滓,由老爷太太少爷小姐们统治着舞台”。把这种历史的斯倒再颠倒过来,让工农兵的英雄形象占领文艺舞台,这是社会主义文艺创作的根本任务。这个任务不解决,无产阶级在政治上经济上的统治地位就不能巩固。地主资产阶级从来就是实行文化专制主义的。他们不让劳动人民在政治上抬头,也不让劳动人民在文化上抬头。即使他们在政治上经济上的统治被推翻以后,也还要利用他们在思想文化方面的优势,顽固地保持他们千百年来霸占的文艺舞台这块世袭领地。十七年的修正主义文艺黑线专政,在创作方面最主要的表现,就是在文艺舞台上拼命维护老爷太太少爷小姐的主宰地位。在刘少奇一伙把持下的旧文化部,成了“帝王将相部”、“才子佳人部”、“外国死人部”。文艺舞台上的这种“死人”统治,不但反映了被打倒的地主资产阶级不甘心退出历史舞台,也反映了刘少奇一伙党内资产阶级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的狂妄野心。在社会主义社会,工农兵已经成了我们国家的主人,而在文艺舞台上却还是“渣滓”,这难道是我们能够容忍的吗?容忍这种现象,就是容忍地主资产阶级对历史的颠倒,就是容忍他们的文化专制主义,就是容忍资本主义、修正主义自由泛滥。无产阶级文艺革命的不朽功勋,就在于把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牛鬼蛇神统统赶下了舞台,创造了一批又一批深受群众欢迎的革命样板戏,光彩照人的工农兵英雄形象屹立在文艺舞台上。在革命样板戏的带动下,各种文艺形式表现工农兵、歌颂工农兵已经蔚成风气,社会主义社会的主人第一次成了文艺舞台的主人。这对于反修防修、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具有极其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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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产阶级文艺革命的又一个重要成果,是改变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文艺界的现象,为逐步建立一支无产阶级的革命文艺队伍打下了基础。毛主席十分重视文艺队伍的建设,在《讲话》中明确指出:“我们要战胜敌人,首先要依靠手里拿枪的军队。但是仅仅有这种军队是不够的,我们还要有文化的军队,这是团结自己、战胜敌人必不可少的一支军队。”然而,文化大革命前,在刘少奇一伙的控制下,许多文艺团体、“协会”成了资产阶级统治的堡垒。不彻底改变文艺队伍的这种状况,就将给无产阶级革命事业造成极大的损害。经过文化大革命,无产阶级清除了钻进文艺队伍中的叛徒、特务、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夺了他们的权。在斗争中,一支革命的文艺队伍不断成长壮大。革命样板戏的创作,从艺术实践上为无产阶级培养了一支重要的骨干队伍;一大批工农兵文艺战士的成长,给文艺队伍增添了新的血液;经过文化大革命的教育,原有的文艺工作者大多数人的精神面貌也有了改变。文艺队伍发生的这些深刻变化,特别是涌现出来一大批新生力量,是文艺革命的宝贵成果。我们要巩固它、发展它,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指引下,把文艺队伍建设成为一支坚强的能够“团结自己、战胜敌人”的无产阶级的文化军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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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样板戏为标志的无产阶级文艺革命,认真实践了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线,经历了光辉灿烂的战斗历程。它作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所取得的每一个胜利,都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否定它就是否定文化大革命。党内最大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抛出“三项指示为纲”的修正主义纲领,大刮右倾翻案风,在叫嚷这也要“整顿”、那也要“整顿”的同时,喊叫“文艺也要整顿”,其实质就是要否定文艺革命,翻文化大革命的案,算文化大革命的帐。人们记得,在文化大革命以前,文艺界黑云翻滚、妖风四起的时候,邓小平何曾提出过文艺委“整顿”呢?那时,他不但不要“整顿”,反而和刘少奇一起成了修正主义文艺黑线的另一个大后台。当无产阶级文艺革命取得了伟大胜利的今天,他却要来“整顿”了。邓小平这种妄图否定文艺革命的险恶用心,不是昭然若揭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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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要“整顿”文艺,究竟要“整”什么呢?就是要整掉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线。他恶毒攻击文艺革命的路线不对头。实质上,这是把矛头指向毛主席的文艺路线。两条路线的斗争是不可调和的,邓小平认为“对头”的,就是修正主义黑线对文艺界的统治。正因为文艺革命搞掉了刘少奇一伙那条修正主义黑线对文艺界的统治,认真执行了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线,取得了今天的伟大胜利,邓小平就觉得“不对头”了。他诬蔑文艺革命路线“不对头”,这就暴露了他的所谓“整顿”,就是要改变文艺革命的正确路线。果然,在邓小平的反革命煽动下,文艺界出现了“对十七年文艺要重新评价”一类的奇谈怪论,明目张爬地为修正主义文艺黑线翻案。这充分说明邓小平要“整顿”文艺就是要“整”回到修正主义文艺黑线的老路上去,重新把文艺变成他们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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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的所谓“整顿”文艺,就是要把帝王将相、牛鬼蛇神重新扶上台。文艺革命把帝王将相赶下舞台,这对无产阶级和广大工农兵群众来说,是一件值得庆贺的大喜事,而邓小平却跳出来为帝王将相鸣冤叫屈,叫嚷“老戏演了这么多年,革命还不是成功了”。这就充分表现了他这个党内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对工农兵英雄人物占领文艺舞台的刻骨仇恨。古往今来的一切反动阶级都是不愿意自动退出历史舞台的。从邓小平的这一歇斯底里的叫嚷可以看出,他要“整顿”文艺,就是要把工农兵英雄人物赶下台,把帝王将相扶上台,实行反革命的阶级报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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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是一个难得的反面教员。他如此穷凶极恶地仇视革命样板戏,仇视文艺革命,大刮右倾翻案风,这从反面给我们上了一堂生动的阶级斗争教育课,使我们进一步认识到文艺战线上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斗争,还是长期的、复杂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只要资产阶级还存在,文艺战线上的斗争就一天也不会停止。无产阶级要前进,就得斗争,就得革命。毛主席教导我们:“不斗争就不能进步。”“一百年后还要不要革命?一千年后要不要革命?总还是要革命的。”文艺革命任重而道远,我们必须有长期作战的精神准备,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坚持斗争,坚持前进,反对复辟,反对倒退。在当前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中,我们要以毛主席的《讲话》作武器,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地批判邓小平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揭露他攻击和否定文艺革命的罪行,保卫和发展文艺革命的伟大成果,保卫和发展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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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斗争的胜利,我们欢欣鼓舞;展望革命的征途,我们满怀信心。只要我们坚持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坚持文艺革命的正确方向,就“一定能够改造自己和自己作品的面貌,一定能够创造出许多为人民大众所热烈欢迎的优秀的作品”,就一定能够在同资产阶级争夺文艺阵地的斗争中,从胜利走向更大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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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众办科研的生动实践——谈吉林陨石雨的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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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院 吉林省、吉林市联合考察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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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三月八日,在我国吉林省吉林地区降落了一场空前规模的陨石雨,这是中外科学史上的重大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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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天下午三时许,一颗陨星顺地球公转方向追上地球,冲入吉林地区上空的大气层。由于与空气剧烈摩擦,陨星形成一个光芒耀眼的大火球,从东向西飞行。三时一分五十九秒,火球在吉林市北部上空爆炸。爆炸声惊天动地,隆隆回响如巨雷滚动,持续四、五分钟之久。炸裂的碎块象稀疏的雨点向地面溅落。最大的一块落在永吉县桦皮厂公社靠山十队的地里,这就是我们所说的一号陨石。它穿过厚一点七来的冻土层,砸进六点五来深的粘土层里,给地面留下了一个直径两来多的凹坑。陨石落地后,顿时泥土飞溅,烟尘翻滚,地面上升起了数十来高的蘑菇云状烟柱。这颗陨星的出现、爆炸、坠落,是在一分多钟内发生的。但是,吉林地区却有成千上万人看到了这位从宇宙空间飞来的“不速之客”,百多万人听到了它爆炸的轰然巨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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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陨石雨是一场石质顾石雨。它的规模和降落陨石的数量、重量,在有文字可考的世界陨石灾上,都是十分罕见的。它降落在吉林市郊区和永吉、蚊河两县几百平方公里的狭长区城里,比一九六九年在墨西哥阿连德地区降落的世界最大石陨石雨的范围大得多。目前,已搜集到一百多块陨石,总重二千六百多公斤。其中最大的一号陨石重一千七百七十公斤,比美国收藏的世界最大石陨石重六百九十多公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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陨石雨的降落是一种自然现象,是客观的东西,但是对陨石雨的考察,却反映着人们的主观能动作用。这次陨石雨的考察时间短、进展快,收获也比较大。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搜集了大量陨石标本,基本上弄清了陨石雨的分布范围、特征和陨石的数量与重量,积累了有关陨星飞行、爆炸和坠落方面的很有研究价值的第一手资料。对陨石标本也进行了初步描述、分析和鉴定,同时,还做了许多科学普及工作。在这样短的时间里,有效地考察了这样一场大规模的陨石雨,我们体会,最根本的原因,是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党的领导下,执行了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实行了开门办科研,群众办科研,充分发挥了工农兵的主力军作用和科技人员的积极性。如果按照邓小平的修正主义路线去做,不要党的领导,不依靠群众,要取得这样大的成果是根本不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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陨石雨的降落是在短暂的时间内突然发生的。及时、准确地观测和记录陨石雨降落的种种现象,对于陨石科学的研究具有极其重要的价值。这次吉林陨石雨降落的第一手材料都是广大工农兵群众积累起来的。陨星出现后,尽管空中景象异常,爆炸声震天动地,然而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锻炼的广大群众,由于破除了对大自然的神秘观念,既不迷信,也不惊慌,立即细心地作了观测和记录。部队的飞行员根据自己的经验研究了火球飞行的情况。农村不少社员观察了陨石碎块和粉末下降的现象,试探了陨石落地后的温度。当地的地震台准确地记录了陨星爆炸和一号陨石落地的时间。在陨石降落的广阔区城里,成千上万的社员、干部和学生到处搜集陨石标本。有些工厂还分析了陨石的成分,测试了陨石的比重和磁性等。在一号陨石的保护和挖掘过程中,男女民兵日夜值班,精心守护陨石坑。干部、群众和科技人员紧密配合,共同战斗,很快地把陨石挖掘出来。知识青年主动向群众宣传天文及陨石常识,批判唯心论和天命观。这些生动的情景,充分显示了群众办科研的巨大力量,使我们进一步认识到开门办科研的重要性。只有走出门来,和群众结合在一起,向群众学习,才能取得这样宝贵的材料,得到这么多我们见所未见、闻所未闻的实际知识。在党内最大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看来,只有那些资产阶级专家、权威才能搞科研,而工农兵是不配搞科研的。吉林陨石雨的考察实践,无情地粉碎了他这种历史唯心主义的反动谬论,生动地说明,工农兵是最有实践经验的,是科学的主人,搞科学研究同搞阶级斗争、生产斗争一样,工农兵是主力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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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我们有些同志认为,直接为工农业生产服务的科研项目可以发动群众进行研究,而象陨石学这样的理论问题,只有专门研究单位才能搞,群众是搞不了的。在这次陨石雨的考察中,正是工农群众帮助我们解决了一些科学方面的理论问题。文化大革命以前,由于脱离群众,脱离实际,在书本里转圈子,使专业工作者对于陨石降落的一些问题长期搞不清楚,只好人云亦云,不仅理论没有发展,还往往闹出笑话来。譬如火球爆炸声和陨石碎块的爆裂声究竟有什么区别,连写书的人也含糊其辞。这次到现场向群众作调查,很快就清楚了,并且还有新的发现,进一步了解到书本上没有写过的声音现象,这对分析陨石体在大气中的运行理论有重要的价值。再如,石陨石落地时的温度怎样,是研究陨石需要回答的理论问题。但是长期以来,国内外的陨石研究者众说纷纭,各持己见。有的说是热的,有的说是温的,有的说是凉的。国外一个“权威”的书本里就有“落到地上来的陨石是微温的,而不是灼热的”说法。我们这些同志由于没有亲身经历,也没有作过实际调查,究竟哪种说法对,也闹不清楚。这次陨石降落后,当地群众有的很快过去摸了摸,有的从几百米外赶去摸了摸,有的把冻土块放在陨石上试了试。对这些情况,我们分别作了调查,和群众一起分析比较,才得到了石陨石落地时的温度是灼热的这个比较符合客观实际的认识。许多事实告诉我们,“理论的基础是实践”。(《实践论》)千百万群众的实成是理论发展的源泉,群众办科研才能促进科学理论的发展。从事基本理论研究的人,同样需要在群众办科研的实践中进行业务上的再学习。离开了群众,离开了实践,科学工作者的头脑就不科学,理论就成了无源之水。科技界右倾翻案风的鼓吹者说什么“联系实际多了,理论就压了”。这完全颠倒了理论和实际的关系,是唯心主义的谬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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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吉林陨石雨的考察,还使我们在和工农兵群众的接触中,吸取了丰富的政治营养,增强了劳动人民的思想感情。工人、贫下中农那种不计报酬,忘我劳动,一心为公的高尚风格和关心国家科研事业的主人翁责任感,使我们深受教育。群众虽然也很珍惜自己搜集到的陨石标本,但是当他们知道陨石研究的重要意义之后,便主动地把它交给国家。这在用金钱收买陨石标本的资本主义国家是难以想象的。这和那种垄断资料,把知识视为个人资本、待价而沽的知识私有观念,和那种追求一本著作、一篇论文的成名成家的资产阶级思想比较起来,又是多么的不同。我们把考察陨石的实践,作为改造自己思想的过程,边作调查工作,边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接受工农兵的再教育,使我们进一步提高了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为工农兵服务的思想觉悟。在任务紧张繁重的情况下,同志们不怕困难,不顾疲劳,经常工作到深夜。有些同志为了找到火球运行方向的一个线索,步行了五个多小时。一些同志在一号陨石的挖掘过程中,连续几天和工人、贫下中农同吃同住,同在陨石坑里劳动。毛主席说:“你对于那个问题不能解决么?那末,你就去调查那个问题的现状和它的历史吧!”(《反对本本主义》)遵照毛主席这一教导,我们在考察过程中坚持唯物论的认识论,进行了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为了得到各种可靠的资料,我们跑遍了陨石降落的广大地区,访问了上千名群众,召开了四十多次调查会。每当发现新的线索,都要找到目击者,反复核实,直到搞清楚为止。毛主席指出:“知识分子如果不和工农民众相结合,则将一事无成。”(《五四运动》)我们考察工作取得的成绩和思想上的进步,都是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和广大工农兵的再教育分不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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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吉林陨石雨的考察实践中,我们深深体会到,搞科学研究开门还是关门,是靠多数人还是靠少数人,这不是一般的方法问题,而是一个路线问题,世界观问题。开门办科研,群众办科研,是科研工作必须坚持的正确方向,它为我国科学事业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前景,为科研人员的思想革命化指出了光辉的道路。只有这样做,才能打破科研这块长期被资产阶级占有的神秘“禁地”,使千百万劳动人民成为科研的主力军;才能把科学从资产阶级的象牙宝塔中解放出来,为劳动人民所有,为社会主义所用;才能使广大科技人员解放思想,开阔眼界,逐步摆脱修正主义路线和资产阶级法权观念的束缚,成为工农群众欢迎的知识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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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大革命前的陨石考察和研究工作,在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的统治下,搞专家办科研那一套,把工农兵排斥在科研大门之外,冷冷清清,零零落落。群众办科研的积极性受到压抑和束缚,科技人员的思想受到腐蚀和毒害,积极性也发挥不出来。那时搜集到的陨石很少,即使搜集到了也没有很好地研究,因此长期没有自己的研究材料,连教科书也尽讲外国人的东西。通过文化大革命,深刻批判了修正主义科研路线,实行开门办科研,群众办科研,极大地换发了广大工农兵和科技人员的积极性、创造性,使陨石的考察研究工作取得了可喜成果。广西南开、责州安龙、江苏东台、吉林双阳等新的陨石点相继发现,对有的陨石还做了较深入的研究。不仅研究了一些难度较大的项目,填补了一些空白,有的项目还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在广西南丹地区降落的铁陨石雨,是一九五八年通过群众报矿发现的。但是当时不仅没有研究,连考察也没有做,使这个世界上重大的铁陨石雨事件一直被埋没着。文化大革命以后,科研人员走出去,依靠群众进行了深入的现场考察,才搞清楚了它,并进行了研究。正是文化大革命,使陨石考察、研究工作出现了崭新的面貌。邓小平要翻文化大革命的案,否定文化大革命带来的伟大成果,妄图把那套修正主义的东西再恢复起来,这是我们绝对不能答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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陨石学这门科学和其它自然科学一样,是劳动人民同大自然长期斗争经验的总结。我国人民在世界上最早认识和记载了陨石。春秋战国时期,就有了陨石的记载。法家代表人物荀况第一次以朴素的唯物主义观点揭示了陨石的物质性,指出陨石降落是一种自然现象:“星之队(坠)、木之鸣,是天地之变,阴阳之化,物之罕至者也。”到了汉代,又进一步有了“星坠至地,则石也”的科学见解。但是,历代反动统治阶级却利用陨石降落这一自然现象来麻痹和统治劳动人民。孔老二之类儒家反动学者就把陨石降落说成是什么上天降灾示警,来宣扬反动的天命观。解放前,国民党反动统治者同样借助于陨石来欺骗和愚弄劳动人民。只有在社会主义的新中国,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指引下,劳动人民才获得了精神上的解放。特别是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广大人民群众破除迷信,解放思想,他们的智慧和才能更充分地发挥出来,这就使我国陨石科学的发展有了可靠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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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应当对于人类有较大的贡献。陨石学是科学研究一个不可缺少的方面。由于陨石和地球、月球、太阳系的其他天体都是在大约四十六亿年前,从同一个原始太阳星云演化而成的,它含有与地球和整个太阳系相接近的化学成分,因此对陨石的深入研究,可以使我们更深刻地理解“世界的真正的统一性是在于它的物质性”(《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83页)这一唯物主义观点,深化人们对自然界的认识。研究陨石对于研究天体史、地球史、生物史以及天文学、天体物理、天体化学、高能物理等一系列自然科学也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譬如,由于陨星从宇宙空间带来了宇宙射线和高能核反应等信息,就为我们认识宇宙及探索新元素和基本粒子提供了比较理想的样品。陨石高速度穿过大气层,表面燃烧、发光、爆炸,最后控击地面,和人造卫星、飞船、火需重返大气层的过程及核式器爆炸很相似,这又为我们研究空间飞行和核武器提供了可贵的科学参数。吉林陨石雨的降落规模大、数量多、资料丰富,为研究工作提供了方便条件。我们一定要在党的领导下,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开门办科研、群众办科研的正确方向,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科学研究,努力做好吉林陨石雨的研究工作,做到“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以实际行动反击右倾翻案风,批判邓小平的修正主义路线,巩固和发展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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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鲁迅对旧教育的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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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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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教导我们:“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新民主主义论》)鲁迅在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英勇奋战的一生中,进行了多方面的斗争,教育就是他进行战斗的一个重要阵地。他从批判孔孟之道入手,把旧教育的罪恶揭露得淋漓尽致,显示出所向披靡的锋芒,特别是后期的批判更闪耀着马克思主义的光辉。鲁迅这种把批判旧教育和批孔相结合的战斗经验,在当前批判邓小平、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中,仍然给我们以很大的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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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鲁迅生活和战斗的旧中国,作为反映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经济基础和政治制度的旧教育,是为帝国主义和封建地主阶级、买办资产阶级服务的。这种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教育制度的根本特点,就是在宣扬崇洋卖国的同时,推行尊孔读经的奴化教育。辛亥革命以后,从北洋军阀到国民党反动派,在教育制度上都是沿着当年洋务派主张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老路走的,并没有改变半殖民地半封建旧教育的这个根本特点。五四运动提出了“打倒孔家店”的口号,猛烈地冲击了尊孔读经的奴化教育。但是,五四运动的高潮过去以后,在北洋军阀政府的支持下,一批封建遗老遗少和买办资产阶级文人,就自动跳了出来,进行反攻例算,翻五四运动的案,一时尊孔读经之声甚嚣尘上。一九二七年,北伐战争刚刚胜利,蒋介石就发动反革命政变,建立国民党反动派的反动统治,推行一条反共卖国的政治路线,更是大搞尊孔读经的奴化教育。十分清楚,反动阶级如此顽固地推行尊孔读经的奴化教育,其罪恶目的就是要阻止中国无产阶级领导的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维护他们的反动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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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从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帝反封建的立场出发,一直战斗在反孔斗争的最前列,揭露和批判了尊孔读经的奴化教育。鲁迅深刻地指出:“保存旧文化,是要中国人永远做待奉主子的材料”(《老调子已经唱完》)。当时的所谓教育“其实都不过是制造许多适应环境的机器的方法罢了”(《两地书》1925年3月18日)。随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深入发展,鲁迅由革命民主主义者逐步转变为共产主义战士。在民族危机日益严重的时刻,他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从两条路线斗争的高度,揭露国民党反动派推行尊孔读经的奴化教育就是用孔孟之道毒害中国人民,替帝国主义征服中国民族的心,使中国人民在帝国主义侵略者的面前失去思想武装。他愤慨地指出:“施以狮虎式的教育,他们就能用爪牙,施以牛羊式的教育,他们到万分危急时还会用一对可怜的角。然而我们所施的是什么式的教育呢,连小小的角也不能有,则大难临头,惟有免子似的逃跑而已。”(《论“赴难”和“逃难”》)这就一针见血地揭露了当时尊孔读经的奴化教育,完全是为国民党反动派推行卖国主义路线服务的,是为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服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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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把反对旧教育的斗争和批判孔孟之道结合起来,从旧学校的教育目的到教育内容和教育方法等方面,对旧教育制度展开了无情的揭露和深刻的批判。养出来的人,不是废物就是刽子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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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在这里批判的是科举制度,但是,把读书当作做官的“敲门砖”,后来的学校也是如此。鲁迅指出,从这样的学校培养出来的人,只能是骑在劳动人民头上的精神贵族。“他可以修史,可以衡文,可以临民,可以治河;到清朝之末,更可以办学校,开媒矿,练新军,造战舰,条陈新政,出洋考察了”。这一类地主买办阶级的“儒生”虽然比起孔乙己、丁举人似乎多一点“办洋务”的本领,但靠他们来治理国家,结果如何呢?鲁迅说得很幽默:“不待我多说”。(《名人和名言》)而历史已经作了回答:祸国殃民。他们只不过是一些维护反动统治的忠实奴才,决不可能为人民办成什么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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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读书做官”论相对立,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鲁迅希望把青年培养成敢于对旧制度旧思想造反的革命者。他说:“我早就很希望中国的青年站出来,对于中国的社会,文明,都毫无忌样地加以批评”(《华盖集?题记》)。鲁迅在《在酒接上》、《孤独者》、《伤逝》等作品中,对当时的知识青年作了深入的解剖。象作品中的吕纬甫、魏连殳、涓生、子君那样的知识青年,曾经是要前进的,和旧社会作过斗争,但是后来都失败了。原因就在于他们没有和工农群众结合起来,离开整个社会的解放去追求个人幸福,结果只能是渐入颓唐。鲁迅在逐渐地掌握了历史唯物主义之后,认识到群众是真正的英雄。他说:“世界却正由愚人造成,聪明人决不能支持世界”(《写在“坟”后面》)。“惟新兴的无产者才有将来”(《仁心集?序言》)。所以,他坚决主张知识分子应当是劳动群众中的一员。鲁迅说得好:“他只是大众中的一个人,我想,这才可以做大众的事业。”(《门外文谈》)如果知识分子自特“高人一等”,把知识当作“敲门砖”,以为“将来革命成功,劳动阶级一定从丰报酬”,请自己“坐特等车,吃特等饭”,就很容易变成“右翼”(《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时至今天,不是还有人认为上了大学,就不应当和工人、农民划等号吗?读读鲁迅在四十多年前说的这些话,是可以发人深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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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批判了以旧礼教旧思想为核心的教育内容。教育内容都是为一定的教育目的服务的,历来的反动统治阶级为了培养忠实的奴才和卫道士,都效法孔老二,把旧礼教旧思想作为教育的主要内容。当然,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教育,比起以往的封建教育来是有了一些变化,让学生学一点“声光电化”等所谓科学知识。但是,万变不离其宗。正如鲁迅所说的:“一言以蔽之:前几年谓之‘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几年谓之‘因时制宜,折衷至当’。”他们奉为主体的还是孔孟之道的旧礼教旧思想,学点所谓“西学”,也不过是为了要学生“学了外国本领,保存中国旧习。本领要新,思想要旧”。(《随感录四十八》)这种所谓“中学”、“西学”相结合的旧教育,实际上是帝国主义的文化和半封建的文化结成反动同盟,反对中国的新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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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教导我们:“凡属主张尊孔读经、提倡旧礼教旧思想、反对新文化新思想”,都是反动的文化。“这类反动文化是替帝国主义和封建阶级服务的,是应该被打倒的东西。”(《新民主主义论》)彻底揭露和批判旧礼教旧思想摧残青少年的反动本质,是鲁迅批判旧教育的一个很重要的方面。鲁迅把旧礼教旧思想比作“软刀子”,指出它比“钢刀子”还厉害。他说:“中国人倘被别人用钢刀来割,是觉得痛的,还有法子怒;倘是软刀子,那可真是‘割头不觉死’,一定要完。”(《老调子已经唱完》)所以,鲁迅一再教导青年:要警惕反动派手中这把杀人不见血的“软刀子”。他在五四运动前后写的小说和杂文,就把矛头集中在批判旧礼教旧思想上。《狂人日记》揭穿了旧礼教“吃人”的本质,发出了“救救孩子”的呼声,起了振聋发聩的作用。《我之节烈观》、《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等篇章,都是声讨旧礼教的檄文。此后,他还批判了《二十四孝图》、《三字经》、《神童诗》、《幼学琼林》等鼓吹旧礼教旧思想的反动教材。鲁迅指出,旧教育以这类东西从精神上摧残青年,使他们成为“弯腰曲背,低眉顺眼”的“驯良的百姓”(《论睁了眼看》);同时,又用它来为反动统治阶级培养爪牙,使他们知道怎样玩弄权术,“假借大义,窃取美名”(《十四年的“读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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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在一九二七年以后,结合当时的政治斗争,更尖锐地揭露旧礼教旧思想为国民党反动派投降卖国服务的反动性。独夫民贼蒋介石特别强调“礼治”,胡说什么“作人立国的根本大道,只有这一个”“礼”。鲁迅对此予以辛辣的讽刺和无情的鞭挞,他说:“‘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静静的等着别人的‘多行不义,必自死’,礼也。”(《礼》)这就深刻地揭露了国民党反动派宣扬礼教,实际上是要用它束缚中国人民的手脚,对帝国主义讲“礼让”,听任帝国主义宰割。又如,当时国民党官方出版的《经训读本》,第一课就有《孝经》上的一段话:“孔子谓曾子曰:‘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这就是说,保护身上的毛发皮肤,才合乎孝道,当然也就不能和帝国主义侵略者打仗了。鲁迅反问道;“那么,‘为国捐躯’是‘孝之终’么?”(《“寻开心”》)这一问就击中了国民党反动派用礼教搞投降卖国的要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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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非常重视教育内容的革命性。他亲自编写的教材《汉文学史纲要》、《中国小说史略》等等,都洋溢着批判孔孟之道的战斗精神,一扫尊儒反法的陈腔滥调,肯定劳动人民的功绩,对历史上坚持革新的法家代表人物及其作品给予高度评价。他还一再呼吁为青年寻求革命书籍,提出要“竭力运输些切实的精神的粮食,放在青年们的周围”(《由聋而哑》)。他把学习和翻译马克思列宁主义,比作古希腊神话中的普罗米修斯窃火给人间,鼓励青年多读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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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还批判了“读死书”的教育方法。旧学校继承孔老二的“闭门修养”,提倡“关门读书”,使学生脱离实际,脱离群众,只在书本中讨生活。这种教育方法,是为培养高踞于群众头上的精神贵族服务的。鲁迅对此有深切的认识,他既不迷信什么“秀才”,也迷进信什么“大学”。他指出:“古之秀才,自议为无所不晓,于是有‘秀才不出门,而知天下事’这自负的漫天大说”。鲁迅戳穿了这个谎言,指出:“其实是‘秀才虽出门,不知天下事’的。秀才只有秀才头脑和秀才眼睛,对于天下事,那里看得分明,想得清楚。”(《谚语》)鲁迅的批判完全正确。“人的正确思想,只能从社会实践中来”。从“读死书”中出来的知识分子,满脑子剥削阶级思想,脱离群众,没有实践经验,哪有什么真知灼见?在“天下事”面前,只能是瞎子!对于旧大学,鲁迅也看透了在那样的学校里“关门读书”,学不到真正的本事。他斩钉截铁地说:“这学校除全盘改造之外,没有第二法。”(《两地书》1927年1月5日)鲁迅的这些批判,揭穿了脱离社会实践的“读死书”的教育方法,是由反动统治阶级的本性和孔孟之道的唯心主义思想体系决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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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作为一个伟大的革命家,总是立足于现实的火热的革命斗争,主张理论和实践相结合。他针对反动文人胡适之流诬蔑学生运动“毁灭学者”,引诱青年去关门读孔孟之书的险恶用心,尖锐地指出:“少看中国书,其结果不过不能作文而已。但现在的青年最要紧的是‘行’,不是‘言’。只要是活人,不能作文算什么大不了的事。”(《青年必读书》)鲁迅重视的是参加革命斗争的实际行动,而不是“读死书”。他把那些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人,比作碟子里的绿豆芽,“因为没有泥土,不能发达”(《未有天才之前》)。所以,鲁迅一再教导青年要“用自己的眼睛去读世间这一部活书”,即在革命斗争的大风大浪里,见世面,长知识。当然,鲁迅并不反对读书,相反的,他主张多读书,但是,他坚决主张“必须和实社会接触,使所读的书活起来”(《读书杂谈》)。鲁迅认为青年只有投身到革命斗争的实践中去,“深入民众的大层中”,“深知民众的心”(《习惯与改革》》,才能在斗争中锻炼成为勇敢而坚强的革命战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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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对旧教育的批判,所以如此深刻,如此有力,就是因为他把这种批判和批孔结合起来,抓住了要害。用鲁迅自己的话来说,就是“把那些坏种的祖坟创一下”(《鲁迅书简》1935年1月4日)。这是一条非常宝贵的经验。它对于我们当前批判邓小平、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仍然具有极其重大的现实意义。党内最大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提出“三项指示为纲”的修正主义纲领,大刮右倾翻案风,反对教有革命,就是以孔孟之道作为思想式器的。在邓小平的支持和煽动下,教育界的一小撮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反对批判“读书做官”论,公开宣扬大学生不能和工人农民划等号,对抗毛主席制定的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的教育方针;攻击开门办学“有片面性”,叫嚣工农兵大学生“无论政治上、业务上都不如过去中技高”,甚至鼓吹培养“书呆子”,诱使人们走“读死书”的老路,等等。这一切都不是什么新鲜的贷色,而是早在几十年前鲁迅就批判过了的孔孟之道的黑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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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邓小平为总代表的党内资产阶级的这些反革命叫嚣,清楚地表明他们是一伙地地道道的尊孔派。这从反面告诉我们,批判孔孟之道,肃清它的影响和流毒,是一个长期的战斗任务。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时期内,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今后还会继续下去,教育战线上的阶级斗争也远没有结来。凡是搞翻案、搞复辟倒退的,都将“袭用”孔老二的“老谱”。我们学习鲁迅,就要读点鲁迅的著作,继承和发扬他的彻底革命的精神。我们要以鲁迅为榜样,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继续深入批判孔孟之道,同旧传统观念实行彻底决裂。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彻底批判邓小平的修正主义路线,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进行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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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定不移地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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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乡知识青年 佟英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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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国人民用深入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伟大胜利迎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十周年的日子里,我回顾自己由一个五谷不分的学生,成长为开始熟悉农村、热爱农村的新型农民,由一个普通的红卫兵战士,成长为党的农村基层干部的历程,真是心潮起伏、激情满怀。我深深体会到;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是毛主席指引给我们的金光大道。尽管征途上荆棘丛生、坎坷不平,但每前进一步,都有党的正确引导,都有贫下中农的指点,只要坚定不移地走下去,前途无限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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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原是天津市第十六中学的六七届高中毕业生。一九六八年七月响应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号召,到内蒙古鸟拉特前旗苏独仑公社插队落户。我走这条道路,并不是一帆风顺的。还在初中毕业的时候,我和一些同学就决心放弃升学考试,以那燕子、侯隽为榜样,下乡务农。但是,当时在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统治下的中等学校,培养学生的目的是为“高等学府”输送所谓“尖子”、“高材生”,他们以“考学是党的需要”为借口,阻挠我们下乡。由于当时我们对上山下乡只停留在革命青年要到最艰苦的地方去这样比较简革朴素的认识,并没有真正理解这一运动的深远意义,也就听从学校领导的话升入了高中。一九六六年,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如一声春雷,响彻神州大地,首先向修正主义路线盘根错节的教育领域发起了猛烈冲击。我们红卫兵小将高举“对反动派造反有理”的革命大旗,把斗争矛头直指以刘少奇为头子的资产阶级司令部。在斗争中,我经了风雨,见了世面,也提高了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伟大意义的认识。当时,我和战友们写了炮轰旧市委一小撮走资派的公开信,批判他们推行的修正主义路线。没有想到,却道到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迫害,走资派给我们扣上了“右派学生”、“小反革命”的帽子。斗争的反复使我们开始懂得社会主义历史阶段阶级斗争的尖锐性,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艰巨性以及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重要性。我们这些旧学校培养出来的学生,脱离实际,脱离工农,脱离三大革命运动,思想东摇西摆,经不起阶级斗争风浪的考验。如果不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深入三大革命运动第一线,锻炼自己,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改造主观世界,我们就不可能成长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可靠接班人,为反修防修,巩因无产阶级专政,贡献自己的力量。后来,我们步行事连,到河北沙石峪、潘家峪等地进行社会调查时,又亲身感受到革命前辈对我们青年寄予的无限希望,亲眼看到农村和城市存在着的差别,便下定决心为彻底改变农村面貌、缩小三大差别而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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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化大革命取得伟大胜利的大好形势下,我曾经考虑:刘少奇为头子的资产阶级司令部被摧毁了,红卫兵怎样继续战斗、革命到底?通过学习毛主席关于青年“一定要和广大的工农群众结合在一块,和他们变成一体,才能形成一支强有力的军队”(《青年运动的方向》)的教导,我认识到:青年只有遵照毛主席的教导,无条件地、长期地、全心全意地和广大工农群众结合在一起,才能克服小资产阶级的摇摆性,保持和发扬红卫兵的革命精神,成为反修防修的战士,完成历史赋予我们的光荣使命。于是我决心带头报名下乡,当一名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新农民。当时,我是校革委会委员,有人以“你是头头,要从巩固新生的红色政权这个大局出发”为理由,金图说服我留下来。我坚定地回答:“正因为我是头头,所以更应该带头下乡,在新的战场上为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和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成果而战斗!”一九六八年七月八日,我和战友们首批离开天津,奔向辽阔的内蒙古大草原。我们的愿望终于实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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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这段历史,我体会到,我们青年一代的命运,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息息相关。是文化大革命的滚滚洪流,冲决了束缚广大青年的修正主义罗网,为我们开辟了光辉灿烂的战斗前程。如果没有文化大革命的锻炼,我就不可能对上山下乡有正确认识,更谈不上铁心务农的行动了。文化大革命的深远意义是任何人也否定不了的。党内最大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重新工作以后,推行修正主义路线,翻文化大革命的案,算文化大革命的帐,否定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这一社会主义的新生事物,这是决不能容忍的。我们知识青年深知修正主义路线的危害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必要,邓小平搞复辟倒退,想让我们走回头路,我们坚决不答应,坚决同他对着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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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城市到农村,经历过一奋斗争,在农村真正扎下根来,困难就更多,斗争就更加尖锐。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是一场深刻的社会主义革命。它拆了几千年来“学而优则仕”的进身梯,限制了资产阶级法权,是造成使资产阶级既不能存在也不能再产生的重要条件,必然引起党内外资产阶级的恐惧,遭到他们的极力反对。是扎根农村干一辈子革命,还是半途而废“拔根”走,在这个问题上,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斗争十分尖锐。从刘少奇散布“下乡镀金”的评论到林彪所谓“变相劳改”的恶毒攻击,从阶级敌人公开阻挠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到煽起知识青年回城的妖风,目的都是要使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这一新生事物天折,回到修正主义老路上去。“拔根”还是“扎根”,是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争夺接班人的斗争。我们应当发扬当年红卫兵敢于反潮流的革命精神,迎着风浪间,勇开顶风船。因此,几年来,我先后六次放弃了进工厂、上大学和当干部的机会,用坚决扎根农村的行动痛击破坏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逆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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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行动,得到了党和多数同志的支持。但是,也有人感到“不可理解”,为我“惋惜”,就连原来支持我下乡的父母也一度来信责怪我,更有人对我进行种种无端的猜测,说我怀有“个人动机”。第一次来招工时,我没有报名,有人说我不愿意当工人,是想回天津上大学;后来,贫下中农推荐我上天津师范学院时,我谢绝了,他们又说我想“捞党票”;入党后,贫下中农再次推荐我上大学,我再次谢绝,这些人又说我想“当官”;当旗里要调我到一个部门担任领导职务时,我申请留下,又传出嫌官小的风言风语;后来自治区党委又要调我到自治区计委担任领导成员,我又多次给领导写信要求留在农村,留在基层。但是,不管是家庭的责难还是社会上流言的中伤,都丝毫动摇不了我扎根农村的决心,却使我进一步认清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这一社会主义新生事物是在斗争中成长的,革命青年是在斗争中磨练的,更坚定了在农村战斗一辈子的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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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说:上学你不去,调你你不走,你图的是什么呢?这个问题好回答:听毛主席的话,革命到底,走一辈子与工农相结合的革命路。毛主席说过:“看一个青年是不是革命的,拿什么做标准呢?拿什么去辨别他呢?只有一个标准,这就是看他愿意不愿意、并且实行不实行和广大的工农群众结合在一块。愿意并且实行和工农结合的,是革命的,否则就是不革命的,或者是反革命的。他今天把自己结合于工农群众,他今天是革命的;但是如果他明天不去结合了,或者反过来压迫老百姓,那就是不革命的,或者是反革命的了。”(《青年运动的方向》)下乡八年来,我从脱离三大革命运动的资产阶级统治的旧学校到参加农村火热的斗争,思想感情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我从心里深深地爱上了农村,爱上了勤劳勇敢的贫下中农,爱上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伟大事业。我觉得自己好象是一颗种子,找到了肥沃的土壤,我要在这块土地上,在党和贫下中农的培育下生根、开花、结果。我要向贫下中农学习一辈子,同贫下中农一起并肩战斗,尽快普及大寨县,把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得更加美好,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填平三大差别的鸿沟,让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早日实现。即使在我们这一代消灭不了三大差别,但我要为实现这一崇高理想,贡献自己的一切。如果说我有什么“动机”的话,这就是我的动机。知识青年到农村好好干几年并不难,难的是在农村扎根一辈子,沿着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为我们开辟的道路前进,几十年如一日,孜孜不倦地奋斗终生。如果抱着干上三年五载就远走高飞的思想,这实际上是把上山下乡作为向党向人民索取高价的政治资本,当作永远脱离农村和农业劳动的个人跳板。有这种思想的人,在某个时期内也许能做出点成绩,但充其量只能是匆匆来去的过客,而不能成为继续革命的战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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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有人对我说:“到新的领导岗位,不是比在一个队,一个公社更能发挥作用吗?这也是培养接班人的需要嘛!”我觉得,一个人作用的发挥,不是由职务的高低、职权的大小来决定的,也不受地点、条件和工种的限制,关键在于执行什么样的路线,为哪个阶级服务,能不能永远保持朝气蓬勃的革命精神。我不否认,有的知识青年被选调当工人、上大学或担任领导职务,是革命的需要,可以发挥作用,作出贡献。但是,绝大部分人留在农村,同样是革命的需要,同样可以发挥作用,作出贡献。尤其是在存在三大差别的情况下,更应首先考虑农村的需要,鼓励大批立志为缩小三大差别、限制资产阶级法权而战斗的促进派留在农村。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需要,不仅要有人来接领导岗位的班,而且要有更多的人来接几亿农民的班,把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落实到基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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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确地认识个人的理想和前途,正确地对待自己职业的选择,这是扎根农村、铁心务农的思想基础。在学校的时候,由于受旧的教育制度的毒害,我和许多青年学生一样,总觉得只有选择一项能使自己出人头地的职业,干出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才算有理想、有前途。来到农村以后,阶级斗争的风雨和艰苦劳动的汗水逐渐冲刷着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给我带来的毒素,我的立场和世界观开始转变了。我认识到,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我国农民占全国人口的百分之八十以上。农民的情况如何,同无产阶级专政的巩固,反修防修,关系极大。广大贫下中农在农村广间的天地里与天斗,与地斗,与资产阶级斗,怎么能认是没有前途呢?他们坚持社会主义道路,批判修正主义路线,坚持继续革命,不为名不为利,常年累月风里来雨里去,用自己的汗水换取丰收的果实,解决全国人民吃饭、穿衣这些最迫切的实际问题,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这难道是没有远大的理想吗?当我把自己的理想和前途同农村的远景联系在一起时,我感到这样的理想是充实的,前途是充明的。我坚定不移地选择了农业劳动作为自己毕生的职业。我觉得,这是自己通过八年的艰苦磨练之后,世界观转变的标志之一。有人说:“搞农业劳动,这怎么能算是选择职业呢?”是的,有人从来不把农业劳动当成一项职业,更该不上选择它。这是旧的传统观念在作怪。我们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指引下,从事农业劳动,走的是田间小路,攀登的却是共产主义的高峰;种的是普通庄稼,收获的却是反修防修的硕果。这是一项多么平凡而又伟大的职业啊!我一经选择了这个职业,也就再也不愿改变了。能为彻底改变农村落后面貌,建设社会主义大农业贡献一切,这是多么光荣和自豪的事业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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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能扎根农村,铁心务农,是贫下中农对我再教育的结果,也是坚持认真看书学习,理论联系实际的收获。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革命的指南针,方向盘。知识青年只有认真学习革命理论,才能在农村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中,做到心明眼亮、立场坚定,弄清路线是非,掌握党的政策,明确前进方向,坚持在农村干革命。这些年来,我遵照毛主席关于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教导,不论是当社员,还是当社、队干部,始终坚持抓路线,想大事,凡是不符合毛主席革命路线和党的政策的行为,就坚决顶;资本主义自发倾向一抬头,就坚决斗。我还和贫下中农一起,办起了政治夜校,成立了理论学习小组,自编自演革命文艺节目,用无产阶级思想占领农村的思想文化阵地。八年来,不管兼职再多,工作再忙,我始终坚持不脱离劳动,利用工余时间处理事务,搞好工作。去年,我当上了不脱产的公社党委副书记以后,仍然和知识青年同住一间房,同吃一锅饭,同社员一起劳动,不拿工资拿工分。实或使我深深懂得,农村这个广间的天地,同样是一个战场,是一所大学,知识青年在这里有学不完的知识,干不完的事业,确实大有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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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到农村虽然八年了,但这仅仅是在革命万里征途上迈出的第一步。我们青年人肩负着党和人民的期望,任重而道远。我决心以实际行动积极参加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批判邓小平和他所推行的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在斗争中提高自己,锻炼自己。决心在农村扎根一辈子,当一名不戴袖章的、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的红卫兵,永远站在三大革命运动的前列,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为共产主义的壮丽事业,生命不息,战斗不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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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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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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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大革命永放光芒——纪念中共中央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通知》十周年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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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毛主席重要指示 批判邓小平修正主义路线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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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学习 深入批邓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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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资派就是党内的资产阶级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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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不可书生气十足——学习《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的序言和按语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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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是党内最大的分裂主义者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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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要向群众学习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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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干部要旗帜鲜明地参加战斗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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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是怎样联系实际批邓的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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巩固和发展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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牢记文化大革命对自己的教育——驳“一概忘记”论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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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不能同资产阶级讲平等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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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大革命与工业的发展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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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农业迅速发展的十年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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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阶级斗争中前进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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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阶级斗争为纲乘胜前进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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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着毛主席的文艺路线继续前进——学习《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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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众办科研的生动实践——谈吉林陨石雨的考察 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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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鲁迅对旧教育的批判 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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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定不移地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 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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