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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一六通知
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中央各部委,国家机关各部门和各人民团体党组、党委,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
中央决定撤销一九六六年二月十二日批转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撤销原来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及其办事机构,重新设立文化革命小组,隶属于政治局常委之下。所谓“五人小组”的汇报提纲是根本错误的,是违反中央和毛泽东同志提出的社会主义文化革命的路线的,是违反一九六二年党的八届十中全会关于社会主义社会阶级和阶级斗争问题的指导方针的。这个提纲,对毛泽东同志亲自领导和发动的这场文化大革命,对毛泽东同志在一九六五年九月至十月间中央工作会议上(即在一次有各中央局负责同志参加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上)关于批判吴晗的指示,阳奉阴违,竭力抗拒。
所谓“五人小组”的汇报提纲,实际上只是彭真同志一个人的汇报提纲,是彭真同志背着“五人小组”成员康生同志和其他同志,按照他自己的意见制造出来的。对待这样一个关系到社会主义革命全局的重大问题的文件,彭真同志根本没有在“五人小组”内讨论过、商量过,没有向任何地方党委征求过意见,没有说明要作为中央正式文件提请中央审查,更没有得到中央主席毛泽东同志的同意,采取了极不正当的手段,武断专横,滥用职权,盗窃中央的名义,匆匆忙忙发到全党。
这个提纲的主要错误如下:
(一)这个提纲站在资产阶级的立场上,用资产阶级世界观来看待当前学术批判的形势和性质,根本颠倒了敌我关系。我国正面临着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高潮。这个高潮有力地冲击着资产阶级和封建残余还保存的一切腐朽的思想阵地和文化阵地。这个提纲,不是鼓舞全党放手发动广大的工农兵群众和无产阶级的文化战士继续冲锋前进,而是力图把这个运动拉向右转。这个提纲用混乱的、自相矛盾的、虚伪的词句,模糊了当前文化思想战线上的尖锐的阶级斗争,特别是模糊了这场大斗争的目的是对吴晗及其他一大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中央和各中央机关,各省、市、自治区,都有这样一批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批判。这个提纲不提毛主席一再指出的吴晗《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问题,掩盖这场斗争的严重的政治性质。
(二)这个提纲违背了一切阶级斗争都是政治斗争这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论点。当报刊上刚刚涉及吴晗《海瑞罢官》的政治问题的时候,提纲的作者们竟然提出“在报刊上的讨论不要局限于政治问题,要把涉及到各种学术理论的问题,充分地展开讨论”。他们又在各种场合宣称,对吴晗的批判,不准谈要害问题,不准涉及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对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罢官问题,不准谈吴晗等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问题。毛泽东同志经常告诉我们,同资产阶级在意识形态上的斗争,是长期的阶级斗争,不是匆忙做一个政治结论就可以解决。彭真同志有意造谣,对许多人说,主席认为对吴晗的批判可以在两个月后做政治结论。又说,两个月后再谈政治问题。他的目的,就是要把文化领域的政治斗争,纳入资产阶级经常宣扬的所谓“纯学术”讨论。很明显,这是反对突出无产阶级的政治,而要突出资产阶级的政治。
(三)提纲特别强调所谓“放”,但是却用偷天换日的手法,根本歪曲了毛泽东同志一九五七年三月在党的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所讲的放的方针,抹煞放的阶级内容。毛泽东同志正是在讲这个问题的时候指出,“我们同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思想还要进行长期的斗争。不了解这种情况,放弃思想斗争,那就是错误的。凡是错误的思想,凡是毒草,凡是牛鬼蛇神,都应该进行批判,决不能让它们自由泛滥。”又说,“放,就是放手让大家讲意见,使人们敢于说话,敢于批评,敢于争论”。这个提纲却把“放”同无产阶级对于资产阶级反动立场的揭露对立起来。它的所谓“放”,是资产阶级的自由化,只许资产阶级放,不许无产阶级放,不许无产阶级反击资产阶级,是包庇吴晗这一类的反动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这个提纲的所谓“放”,是反毛泽东思想的,是适应资产阶级需要的。
(四)在我们开始反击资产阶级猖狂进攻的时候,提纲的作者们却提出,“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这个口号是资产阶级的口号。他们用这个口号保护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反对毛泽东思想,根本否认真理的阶级性。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斗争,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同资产阶级以及一切剥削阶级的谬论的斗争,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根本谈不上什么平等。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在各个文化领域的专政,无产阶级继续清除资产阶级钻在共产党内打着红旗反红旗的代表人物等等,在这些基本问题上,难道能够允许有什么平等吗?几十年以来的老的社会民主党和几十年以来的现代修正主义,从来就不允许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有什么平等。他们根本否认几千年的人类历史是阶级斗争史,根本否认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根本否认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革命和对资产阶级的专政。相反,他们是资产阶级、帝国主义的忠实走狗,同资产阶级、帝国主义一道,坚持资产阶级压迫、剥削无产阶级的思想体系和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体系和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他们是一群反共、反人民的反革命分子,他们同我们的斗争是你死我活的斗争,丝毫谈不到什么平等。因此,我们对他们的斗争也只能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我们对他们的关系绝对不是什么平等的关系,而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关系,即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实行独裁或专政的关系,而不能是什么别的关系,例如所谓平等关系、被剥削阶级同剥削阶级的和平共处关系、仁义道德关系等等。
(五)提纲说,“不仅要在政治上压倒对方,而且要在学术和业务的水准上真正大大地超过和压倒对方”。这种对学术不分阶级界限的思想,也是很错误的。无产阶级在学术上所掌握的真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毛泽东思想的真理,早已大大地超过了和压倒了资产阶级。提纲的提法,表现了作者吹捧和抬高资产阶级的所谓“学术权威”,仇视和压制我们在学术界的一批代表无产阶级的、战斗的新生力量。
(六)毛主席经常说,不破不立。破,就是批判,就是革命。破,就要讲道理,讲道理就是立,破字当头,立也就在其中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就是在破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斗争中建立和不断发展起来的。但这个提纲却强调“没有立,就不可能达到真正、彻底的破”。这实际上是对资产阶级的思想不准破,对无产阶级的思想不准立,是同毛主席的思想针锋相对的,是同我们在文化战线上进行大破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革命斗争背道而驰的,是不准无产阶级革命。
(七)提纲提出“不要象学阀一样武断和以势压人”,又说“警惕左派学术工作者走上资产阶级专家、学阀的道路”。究竟什么是“学阀”?谁是“学阀”?难道无产阶级不要专政,不要压倒资产阶级?难道无产阶级的学术不要压倒和消灭资产阶级的学术?难道无产阶级学术压倒和消灭资产阶级学术,就是“学阀”?提纲反对的锋芒是指向无产阶级左派,显然是要给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戴上“学阀”这顶帽子,倒过来支持真正的资产阶级的学阀,维持他们在学术界的摇摇欲坠的垄断地位。其实,那些支持资产阶级学阀的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那些钻进党内保护资产阶级学阀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才是不读书、不看报、不接触群众、什么学问也没有、专靠“武断和以势压人”、窃取党的名义的大党阀。
(八)提纲的作者们别有用心,故意把水搅浑,混淆阶级阵线,转移斗争目标,提出要对“坚定的左派”进行“整风”。他们这样急急忙忙抛出这个提纲的主要目的,就是要整无产阶级左派。他们专门收集左派的材料,寻找各种借口打击左派,还想借“整风”的名义进一步打击左派,妄图瓦解左派的队伍。他们公然抗拒毛主席明确提出要保护左派,支持左派,强调建立和扩大左派队伍的方针。另一方面,他们却把混进党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修正主义者、叛徒封成“坚定的左派”,加以包庇。他们用这种手法,企图长资产阶级右派的志气,灭无产阶级左派的威风。他们对无产阶级充满了恨,对资产阶级充满了爱。这就是提纲作者们的资产阶级的博爱观。
(九)正当无产阶级在思想战线上对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发动一场新的激烈斗争刚刚开始,而且许多方面、许多地方还没有开始参加斗争,或者虽然已经开始了斗争,但是绝大多数党委对于这场伟大斗争的领导还很不理解,很不认真,很不得力的时候,提纲却反复强调斗争中要所谓“有领导”、要“谨慎”、要“慎重”、要“经过有关领导机构批准”,这些都是要给无产阶级左派划许多框框,提出许多清规戒律,束缚无产阶级左派的手脚,要给无产阶级的文化革命设置重重障碍。一句话,迫不及待地要刹车,来一个反攻倒算。提纲的作者们对于无产阶级左派反击资产阶级反动“权威”的文章,已经发表的,他们极端怀恨,还没有发表的,他们加以扣压。他们对于一切牛鬼蛇神却放手让其出笼,多年来塞满了我们的报纸、广播、刊物、书籍、教科书、讲演、文艺作品、电影、戏剧、曲艺、美术、音乐、舞蹈等等,从不提倡要受无产阶级的领导,从来也不要批准。这一对比,就可以看出,提纲的作者们究竟处在一种什么地位了。
(十)当前的斗争,是执行还是抗拒毛泽东同志的文化革命的路线的问题。但提纲却说,“我们要通过这场斗争,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开辟解决这个问题(指“彻底清理学术领域内的资产阶级思想”)的道路”。毛泽东同志的《新民主主义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看了〈逼上梁山〉以后写给延安平剧院的信》、《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等著作,早已在文化思想战线上给我们无产阶级开辟了道路。提纲却认为毛泽东思想还没有给我们开辟道路,而要重新开辟道路。提纲是企图打着“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这个旗帜作为幌子,开辟一条同毛泽东思想相反的道路,即现代修正主义的道路,也就是资产阶级复辟的道路。
总之,这个提纲是反对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反对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的文化革命路线,打击无产阶级左派,包庇资产阶级右派,为资产阶级复辟作舆论准备。这个提纲是资产阶级思想在党内的反映,是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同这条修正主义路线作斗争,绝对不是一件小事,而是关系我们党和国家的命运,关系我们党和国家的前途,关系我们党和国家将来的面貌,也是关系世界革命的一件头等大事。
各级党委要立即停止执行《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全党必须遵照毛泽东同志的指示,高举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大旗,彻底揭露那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同时批判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清洗这些人,有些则要调动他们的职务。尤其不能信用这些人去做领导文化革命的工作,而过去和现在确有很多人是在做这种工作,这是异常危险的。
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
这个通知,可以连同中央今年二月十二日发出的错误文件,发到县委、文化机关党委和军队团级党委,请他们展开讨论,究竟那一个文件是错误的,那一个文件是正确的,他们自己的认识如何,有那些成绩,有那些错误。
中央
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
已发: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中央各部委,国家机关和人民团体各党委、党组,总政治部。共印三九,九八五份。
中共中央办公厅机要室
一九六六年五月十九日发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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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
> **作者:毛泽东**
`这是毛泽东同志为《人民日报》写的社论。`
自本报编辑部六月十四日发表《文汇报在一个时间内的资产阶级方向》以来,文汇报、光明日报对于这个问题均有所检讨。
光明日报工作人员开了几次会议,严肃地批判了社长章伯钧、总编辑储安平的方向错误,这种批判态度明朗,立场根本转过来了,由章伯钧、储安平的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路线转到了革命的社会主义的路线。由此恢复了读者的信任,象一张社会主义的报纸了。略嫌不足的是编排技巧方面。编排的技巧性和编排的政治性是两回事,就光明日报说来,前者不足,后者有余。技巧性问题是完全可以改的。在编排技巧方面改一改,面目一新,读者是会高兴的。这件事也难,本报有志于此久矣,略有进展,尚未尽如人意。
文汇报写了检讨文章,方向似乎改了,又写了许多反映正面路线的新闻和文章,这些当然是好的。但是还觉不足。好象唱戏一样,有些演员演反派人物很象,演正派人物老是不大象,装腔作势,不大自然。这也很难。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在路线问题上没有调和的余地。编辑和记者中有许多人原在旧轨道上生活惯了的,一下子改变,大不容易。大势所趋,不改也得改,是勉强的,不愉快的。说是轻松愉快,这句话具有人们常有的礼貌性质。这是人之常情,应予原谅。严重的是文汇报编辑部,这个编辑部是该报闹资产阶级方向期间挂帅印的,包袱沉重,不易解脱。帅上有帅,攻之者说有,辩之者说无;并且指名道姓,说是章罗同盟中的罗隆基。两帅之间还有一帅,就是文汇报驻京办事处负责人浦熙修,是一位能干的女将。人们说:罗隆基——浦熙修——文汇报编辑部,就是文汇报的这样一个民盟右派系统。
民盟在百家争鸣过程和整风过程中所起的作用特别恶劣。有组织、有计划、有纲领、有路线,都是自外于人民的,是反共反社会主义的。还有农工民主党,一模一样。这两个党在这次惊涛骇浪中特别突出。风浪就是章罗同盟造起来的。别的党派也在造,有些人也很恶劣。但人数较少,系统性不明显。就民盟、农工的成员说来,不是全体,也不是多数。呼风唤雨,推涛作浪,或策划于密室,或点火于基层,上下串连,八方呼应,以天下大乱、取而代之、逐步实行、终成大业为时局估计和最终目的者,到底只有较少人数,就是所谓资产阶级右派人物。一些人清醒,多数被蒙蔽,少数是右翼骨干。因为他们是右翼骨干,人数虽少,神通却是相当大的。整个春季,中国天空上突然黑云乱翻,其源盖出于章罗同盟。
新闻记者协会开了两次会,一次否定,一次否定之否定,时间不过一个多月,反映了中国时局变化之速。会是开得好的,第一次黑云任城城欲摧,摆出了反动的资产阶级新闻路线。近日开的第二次会,空气变了,右派仍然顽抗,多数人算是有了正确方向。
文汇报在六月十四日作了自我批评,承认自己犯了一些错误。作自我批评是好的,我们表示欢迎。但是我们认为文汇报的批评是不够的。这个不够,带着根本性质。就是说文汇报根本上没有作自我批评。相反,它在十四日社论中替自己的错误作了辩护。“我们片面地错误地理解了党的鸣放政策,以为只要无条件地鼓励鸣放,就是帮助党进行整风;多登正面的意见或者对错误的意见进行反批评,就会影响鸣放”。是这样的吗?不是的。文汇报在春季里执行民盟中央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方针,向无产阶级举行了猖狂的进攻,和共产党的方针背道而驰。其方针是整垮共产党,造成天下大乱,以便取而代之,真是“帮助整风”吗?假的,真正是一场欺骗。在一个期间内不登或少登正面意见,对错误意见不作反批评,是错了吗?本报及一切党报,在五月八日至六月七日这个期间,执行了中共中央的指示,正是这样做的。其目的是让魑魅魍魉,牛鬼蛇神“大鸣大放”,让毒草大长特长,使人民看见,大吃一惊,原来世界上还有这些东西,以便动手歼灭这些丑类。就是说,共产党看出了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这一场阶级斗争是不可避免的。让资产阶级及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发动这一场战争,报纸在一个期间内,不登或少登正面意见,对资产阶级反动右派的猖狂进攻不予回击,一切整风的机关学校的党组织,对于这种猖狂进攻在一个时期内也一概不予回击,使群众看得清清楚楚,什么人的批评是善意的,什么人的所谓批评是恶意的,从而聚集力量,等待时机成熟,实行反击。有人说,这是阴谋。我们说,这是阳谋。因为事先告诉了敌人:牛鬼蛇神只有让它们出笼,才好歼灭它们,毒草只有让它们出土,才便于锄掉。农民不是每年要锄几次草吗?草锄过来还可作肥料。阶级敌人是一定要寻找机会表现他们自己的。他们对于亡国、共产是不甘心的。不管共产党怎样事先警告,把根本战略方针公开告诉自己的敌人,敌人还要进攻的。阶级斗争是客观存在,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就是说,不可避免的。人的意志想要避免,也不可能。只能因势利导,夺取胜利。反动的阶级敌人为什么自投罗网呢?他们是反动的社会集团,利令智昏,把无产阶级的绝对优势,看成了绝对劣势。到处点火可以煽动工农,学生的大字报便于接管学校,大鸣大放,一触即发,天下顷刻大乱,共产党马上完蛋,这就是六月六日章伯钧向北京六教授所作目前形势的估计。这不是利令智昏吗?“利”者,夺取权力也。他们的报纸不少,其中一个叫文汇报。文汇报是按照上述反动方针行事的,它在六月十四日却向人民进行欺骗,好象它是从善意出发的。文汇报说:“而所以发生这些错误认识,是因为我们头脑中还残存着的资产阶级办报思想”。错了,应改为“充满着”。替反动派做了几个月向无产阶级猖狂进攻的喉舌,报纸的方向改成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方向,即资产阶级的方向,残存着一点资产阶级思想,够用吗?这里是一种什么逻辑呢?个别性的前提得到了一个普遍性的结论,这就是文汇报的逻辑。文汇报至今不准备批判自己大量报道过的违反事实的反动新闻,大量刊发的反动言论,大量采用过的当作向无产阶级进攻的工具的反动编排。新民报不同,它已经作了许多比较认真的自我批判。新民报犯的错误比文汇报小,它一发现自己犯了错误,就认真更正,表示了这张报纸的负责人和记者们对于人民事业的责任心,这个报纸在读者面前就开始有了主动。文汇报的责任心跑到那里去了呢?你们几时开始,照新民报那样做呢?欠债是要还的,文汇报何时开始还这笔债呢?看来新民报的自我批判给文汇报出了一大堆难题,读者要问文汇报那一天赶上新民报呢?文汇报现在处在一个完全被动的地位。在新民报没有作自我批判以前,文汇报似乎还可以混过一些日子,有了新民报的自我批判,文汇报的日子就难过了。被动是可以转化为主动的,那就是以新民报为师,认真地照它那样办。
现在又回到“资产阶级右派”这个名称。资产阶级右派就是前面说的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反动派,这是科学的合乎实际情况的说明。这是一小撮人,民主党派、知识分子、资本家、青年学生里都有,共产党、青年团里面也有,在这次大风浪中表现出来了。他们人数极少,在民主党派中,特别在某几个民主党派中却有力量,不可轻视。这种人不但有言论,而且有行动,他们是有罪的,“言者无罪”对他们不适用。他们不但是言者,而且是行者。是不是要办罪呢?现在看来,可以不必。因为人民的国家很巩固,他们中许多又是一些头面人物。可以宽大为怀,不予办罪。一般称呼“右派分子”也就可以了,不必称为反动派。只在一种情况下除外,就是累戒不戒,继续进行破坏活动,触犯刑律,那就要办罪。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这些原则,对他们还是适用。另有一种右派,有言论,无行动。言论同上述那种右派相仿,但无破坏性行动。对这种人,那就更要宽大些了。错误的言论一定要批判干净,这是不能留情的,但应允许他们保留自己的意见。所有上述各种人,仍然允许有言论自由。一个伟大的巩固的国家,保存这样一小批人,在广大群众了解了他们的错误以后,不会有什么害处。要知道,右派是从反面教导我们的人。在这点上,毒草有功劳。毒草的功劳就是它们有毒,并且散发出来害过人民。
共产党继续整风,各民主党派也已开始整风。在猖狂进攻的右派被人民打退以后,整风就可以顺利进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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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伟大的战略措施
> **《红旗》杂志 《人民日报》社论**
一九六六年六月一日,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决定在广播电台和报纸上发表北京大学的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这是一个伟大的战略措施。
这个伟大的战略措施,是向全党和全国人民直接发出的战斗号令。它号召无产阶级革命派和广大革命群众,自下而上地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群众运动,揭露和斗争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为粉碎资本主义复辟阴谋,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而斗争。
这个伟大的战略措施,点燃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熊熊烈火。从此,一场波澜壮阔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群众运动,在全国范围内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了。
这个伟大的战略措施,向全国人民指明了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革命的主要对象,革命的道路和方法。
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两个阶级的斗争,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归根结底,就是无产阶级要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而资产阶级要颠覆无产阶级专政的斗争。这种斗争,集中地表现为无产阶级革命派同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斗争。
混进党的领导机关内部和无产阶级专政机构内部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窃取了一些地区、一些部门的领导权。他们打着红旗反红旗,披着马克思主义的外衣,干的是修正主义的勾当,挂着无产阶级专政的招牌,实行的是资产阶级专政。北京大学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揭露出来的陆平、宋硕、彭佩云之流,就是这样干的。彭真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他们的后台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也是这样干的。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革命的主要对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要革他们的命,就是要把他们揭露出来,夺他们的权,把他们彻底打倒。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要放手发动群众,开展群众运动,就是要运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大民主,即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等,来进行这场大革命。只有这样,才能冲破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贩卖的奴隶主义的束缚,打碎他们加在群众头上的枷锁,摧毁他们的反动堡垒。只有这样,才能把党内一小撮或大或小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揭露出来,使他们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埋葬在革命群众的汪洋大海之中。
毛主席的伟大战略措施,调动了亿万革命群众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发动猛烈的攻击。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使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吓破了胆。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及其同伙,迫不及待地炮制了一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他们镇压群众,镇压革命,扼杀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大民主,要扑灭这场刚刚兴起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群众运动。
正在这样一个关键的时刻,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回到北京,召开了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在这次全会上,毛主席发表了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他说:“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和人民日报评论员的评论,写得何等好呵!请同志们重读一遍这张大字报和这个评论。可是在五十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却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联系到一九六二年的右倾和一九六四年形‘左’而实右的错误倾向,岂不是可以发人深醒的吗?”
毛主席的大字报和毛主席亲自主持制定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深刻地揭露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揭露了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照亮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继续前进的道路,极大地鼓舞了全国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和广大群众。一个规模更大的、内容更深刻的群众运动开展起来了。红卫兵运动和革命的大串连,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推向了新的高潮。广大革命群众,进一步运用无产阶级大民主,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展开了群众性的大批判,把隐藏在各个角落里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揭露了出来。
在对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进行群众性揭露的基础上,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号召无产阶级革命派展开夺权斗争。上海兴起的“一月革命”的风暴,席卷全国。从此,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入了夺权斗争的阶段。无产阶级革命派的队伍更加壮大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积极支援各地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作出了重要贡献。那些需要夺权的地方和部门,已经建立或者正在筹备建立革命的“三结合”临时权力机构。在夺权斗争阶段中,各种矛盾还是错综复杂的,但是,斗争目标更加集中了,这就是逐个地攻克被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盘踞的堡垒,把它夺回到无产阶级手里,迫使敌人最后缴械。
毛主席决定发表北京大学的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到今天,整整一年了。在这一年当中,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了辉煌的胜利,我国的政治生活和社会面貌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大变化。
总结一年来的斗争经验,一切革命同志,一切革命群众组织,都必须学习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指示,时时刻刻地注意掌握斗争的大方向。
掌握斗争的大方向,就是认清革命对象的问题,认清革谁的命的问题,把斗争的矛头指向谁的问题。为什么说北京大学的第一张大字报是马列主义的呢?就是因为这张大字报,是把斗争矛头明确地、尖锐地、毫不含糊地指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如果大方向错了,那就一切都错了。在这个问题上,流传着一些不明确的、含糊的、不正确的口号。例如“带长字的靠边站”,“上揪下扫”,“矛头向上”等等,都是缺乏阶级分析的,都是错误的。如果这样去做,不分青红皂白,不分无产阶级还是资产阶级,不分无产阶级司令部还是资产阶级司令部,不分广大群众还是一小撮坏人,就一定要犯方向的错误。
我们必须认识到,经过一年来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被揭露出来了,同时,证明了我们的干部大多数是好的和比较好的。开展了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的地方和部门,一般说来,阶级阵线是已经清楚了或者比较清楚了。无产阶级革命派夺权斗争,就是在这种条件下进行的。一切革命群众组织,应当积极响应毛主席的伟大号召,联合起来,完成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夺权的任务。在这个过程中,要把已经被揭露出来的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本单位、本地区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从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批倒,批臭,逐步完成本单位的斗、批、改的任务。在大批判中实现革命的大联合,并且要通过大批判,来提高自己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水平,真正为无产阶级掌好权。
掌握斗争的大方向,同正确认识和使用大民主是分不开的。毛主席教导我们说:“民主这个东西,有时看来似乎是目的,实际上,只是一种手段。”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我们用大民主这个手段干什么呢?对付谁呢?要达到什么目的呢?我们的大民主,就是要发动亿万群众,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开火。我们就是要用大民主这个手段,唤起群众,达到揭露和打倒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目的。离开了这个目的,就迷失了方向,就不是无产阶级的民主,就会被阶级敌人所利用。如果把民主当做目的,就会走到资产阶级的邪路上去。
掌握斗争的大方向,是同正确地认识和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分不开的。一切革命的同志,革命的群众组织,不但要学会处理敌我矛盾,而且要学会正确地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在任何时候,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把斗争的矛头指向广大群众,指向广大干部。对于受蒙蔽的群众,也不能把斗争的矛头指向他们,而应该耐心地细致地向他们作政治思想工作,说服他们,教育他们,帮助他们放下包袱、改正错误,回到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一边来。左派和左派群众组织,必须学会这种做群众工作的过硬本领。左派组织之间的矛盾,更必须用民主的方法,用“团结——批评——团结”的方针来解决。如果不把斗争矛头指向敌人,而是指向有不同意见的群众,在左派组织之间打“内战”,这就转移了斗争大方向,使阶级敌人高兴。
要掌握斗争大方向,必须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进行整风,夺自己头脑中“私”字的权,坚决反对无政府主义。私心杂念太多,是不能掌握斗争大方向的,不克服无政府主义,也是不能掌握斗争大方向的。这一点,在夺权斗争过程中和掌权以后,尤其需要注意。如果不克服私心杂念,在夺权斗争过程中,就会把无产阶级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夺权斗争,变成为小团体、为个人的争权夺利,而在掌权以后,也决不能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如果不克服无政府主义思想,在夺权斗争过程中,就会犯破坏无产阶级革命纪律,破坏无产阶级专政的严重错误,在掌权以后,就会搞独立王国。一切革命的同志,都必须高度的警惕,不要被“私”字,被无政府主义思想,引到邪路上去。
毛主席指出: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也是文化大革命的首要问题。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群众运动一周年的时候,我们应当牢牢记住毛主席的这个教导,紧紧掌握斗争的大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