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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发帖人:Eyli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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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毛主义者中,我们不难看见这样的词汇“党内资产阶级”“走资派”,然而这样的说法是否准确?我们来探讨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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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何为阶级?我们引用马克思的原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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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所谓阶级,就是这样一些大的集团,这些集团在历史上一定的社会生产体系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对**生产资料的占有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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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关系大部分是在法律上明文规定了的)不同,在社会劳动组织中所起的作用不同,因而领得自己所支配的那份社会财富的方式和数量也不同。所谓阶级,就是这样一些集团,由于它们在一定社会经济结构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其中一个集团能够占有另一个集团的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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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级是一个严谨的定义,是社会上占据不同经济地位的人群的总和,是依照生产关系划分的,资产阶级之所以为资产阶级,是因为它能够占有生产资料,雇佣劳动力,进行商品生产。然而要是我们以这个标准去考察官僚集团,会发现这些“党内资产阶级”根本就不是什么所谓的“资产阶级”。刘少奇、邓小平这些“走资派”占有生产资料吗?他们能够雇佣自由劳动力吗?答案是否定的。官僚们仅仅依靠行政手段占有工人阶级创造的巨额价值,并不构成科学意义上的“剥削”。这种官僚特权,是不以财产关系为基础的,是极不稳固的,官僚也没有办法将自身的职位、特权继承给子孙。整个官僚集团,不过就是依附于工人国家上的寄生虫。另外,所谓“**官僚专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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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说法也是错误的。在一个堕落了的工人国家中,我们仍然认为官僚在一定时期内代替工人阶级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我们引用托洛茨基的原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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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谈一件事:能否把官僚层的事实独裁称作无产阶级专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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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我们首先摆脱术语困境。「专政」一词既有较窄的政治意义,也可表达深刻的社会学意义。我们谈论「墨索里尼的专政」,同时定义法西斯主义「仅是金融资本的专政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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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具」。哪个说法对呢?从不同的层面讲,都对。毋庸置疑,执行权力由墨索里尼抓在手中;同样毋庸质疑,官府活动的全部内涵以金融资本的利益为坐标。阶级的社会统治(「专政」)具有极不相同的形式。从中世纪到今天,资产阶级的全部历史证明了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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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联的建设已积累了足够经验,令我们把上述阶级统治的法则——完成必要订正后——用于无产阶级专政的领域。夺取政权、工人国家逐渐消融于社会主义无阶级社会的历史阶段,无产阶级统治的形式及手段可能有极大差别,这取决于内外阶级斗争的局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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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斯大林中央的领导,简直没法让人联想起初期的工人政权。然而,一种体制并非立即取代另一种体制,而以数种手法完成,免不了——专断官僚打击工人先锋的——几场小内战。从历史总结的角度说,苏维埃民主被积聚难解的社会矛盾炸成了齑粉。利用既有矛盾,官僚们剥夺了各群众组织的权力。这层意义上,大可谈论「官僚专政」乃至斯大林的个人专政。这一篡权行为的发生与站稳脚跟,仅由于官僚专断的社会内涵受工人革命奠定的诸生产关系所制约。这层意义上,大可判断官僚专断的外表下,**无产阶级专政得到歪曲但确实的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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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资料的国有化,是官僚们赖以为生的经济基础,社会主义公有制仍然是政府的执政法理性的来源,官僚们在还未能在财产关系上找到支撑自身远远凌驾于社会之上的特权前,会尽力去迎合社会主义的发展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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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还有另一种说法,比如张春桥、姚文元认为这些“走资派”是**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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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同这种说法的人显然是未能彻底的考察清楚官僚集团的本质。官僚集团诞生于无产阶级革命,其存在一开始便是依附于无产阶级而非资产阶级。但是在生产力极度落后的国家中,官僚们无疑是资产阶级法权极大的受益者。同时由于内外资本主义的威胁和群众的暂时性落后,党逐渐由一个领导者的角色变成了一个发号施令者的角色,官僚的行政权力逐渐由群众的监督束缚之中摆脱出来,成为了拥有着自己的特殊利益的集团。无论是斯大林时期的苏联还是毛泽东时期的中国,当官的,哪怕只是一个厂长,都极其强烈地意识到自己的特殊地位。在这种情况之下,官僚集团逐渐同社会相异化,演变成为一个凌驾于社会之上的集团。以苏联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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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商品经济不可避免要产生剥削者。随着农村的日渐恢复,农民群众的分化也开始增长。这种发展陷入早已走过的老路。富农的增长远超过农业总的生长。在“面向农村”的口号下,政府的政策实际上就是转过脸去向着富农。农业税落在贫农身上的,远较富农身上为重,况且富农又取得国家贷款的大部份。余粮大部份在农村上层份子手中,他们用来奴役贫农和进行投机,卖给城市资产阶级份子。那时当权派的理论家布哈林,向农民提出他那有名的口号“发财吧!”在理论上说,这口号的意思是要使富农逐渐长入社会主义。实际上就是牺牲绝大多数人的利益而让少数人致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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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府被自己的政策所束缚,不得不在农村小资产阶级的要求面前一步步退让。1925年承认了农业中雇佣劳动和租借土地为合法。农民日益两极分化,一方面是小资本家,另一方是雇工。同时,因为缺少工业商品,国家被挤出了农村市场。在富农和小家庭手工业者之间,出现了中间商人,好像从地下钻出来的。国营企业为了找原料,越来越不得不去和私商打交道。资本主义的涨潮到处都可以看到。有思想的人们看得很清楚,财产形式上的革命,并没有解决社会主义的问题,不过是把它提出来而已。(托洛茨基《被背叛的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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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当富农真正富起来了之后,开始屯粮不买给国家、在农村复辟雇佣劳动、发展私人武装时,斯大林又手忙脚乱地开始对付富农,搞强制集体化,派军队去农村征购粮食,用枪指着农民的脑袋逼他们加入集体农庄。在中国我们也可以看到类似的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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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共在一九四九年取得政权以前,已在农民军事基地寻求较富裕农民的支持,从一九三七年起,为要和蒋介石成立联合政府,它已经放弃了土地改革的纲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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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政策在一九四九年以后给中共带来很严重的问题,这个问题,连过迟实施的土地改革,也无法解决。经过中共的教育,农民只从革命中企望实行资本主义,即所谓新民主主义,当成千成万的党干部从农村进入城市以后,农民开始实施他们自己所认为革命的观念,他们把谷物藏起来不缴给国家,从斯大林学来的,以重工业为重的经济政策,又加深了这个问题,因为这个政策使国有化经济不能够生产足够的消费品来交换农民的谷物,一九五五年发生了粮食危机,城市中有人挨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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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粮食危机震惊了中共政权,迫使它企图重复斯大林的救急方法—农业的强迫集体化,在中国搞农业集体化,就像在苏联搞一样,它不但是官僚主义,而且是乌托邦,因为农业生产力,如农业机械及肥料的供应,还没有达到这个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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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虽然中共政权提出农业集体化作为长期改进农业生产力的方法,事实上,农业集体化却变成一个攫取农民生产物的日益狂热的短期行政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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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从农业集体化的目标与步伐,在一九五五年—五八年之间经历了狂乱的变化上明显地看出,第一个五年计划于一九五五年七月三十日提给人民代表大会批准,大会的决议说,到一九五七年底,“全国大约有三分之一的农户会加入初级生产合作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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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大会闭幕二十四小时以后,毛泽东自己却推翻了这个决议,他召集了一个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下令马上开始大规模的农业集体化,在一九五五年六月,只有百分之十四的农户参加农业合作社,到了十二月,这个百分比增加到百分之六十三,到了一九五七年底,参加农业合作社达到百分之九十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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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见,官僚们时左时右的行为并不能反映他们的“社会主义倾向”与“资本主义倾向”。比方说,在毛泽东还认为全国有20%的政权不在手上的时候,刘少奇对此的估计要黑暗的很多。他认为,全国有2/3的政权不在共产党手中。而且刘少奇在一次大会上首次提出“一个省可以独立,也可以造反”,然而,毛主义者显然不认为刘少奇是“革命干部”。官僚的波拿巴主义特性展现的淋漓尽致,有需要的时候,他们可以用工人、学生去对付“阶级敌人”、自发小资产阶级势力,但他们也能用被打倒的资产阶级去束缚住工人的手脚,无论是哪种,官僚自身的利益都是牢不可动摇的。我们并不能因官僚暂时支持了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就片面地认为官僚集团是“资产阶级的代理人”,也不能因为他们高喊国际主义口号,并且要求群众起来造反,就认为他们是无产阶级革命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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