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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ptember 05, 2023
#### 赫鲁晓夫上台——历史的偶然与必然
马克思主义哲学告诉我们: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是事物内部的矛盾。事物内部的**根本矛盾**
贯串于过程的始终,规定着事物发展的方向。只要一个事物的根本矛盾还没有解决,事物的发展方向就不会改变。这种由事物内部的根本矛盾所规定的确定不移的趋势,就是**必然性**
。至于事物发展过程中的某个**具体事件**
的发生或不发生,早发生或者晚发生,则不是由过程的根本矛盾所规定的。这种并非由过程的根本矛盾所规定的,可以更动的现象,对于过程来说就是**偶然性**
。必然性与偶然性既是对立的,又是统一的。这两者在客观现实中并不是完全分离地并列地存在的,而是相互依存的,并且在一定的条件下,也是可以互相转化的。
现在我们就来具体谈谈苏联发生资本主义复辟的必然性和偶然性。
从上面我们对斯大林所犯的错误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到,斯大林的错误,并不在于清洗党,而在于没有正确认识到社会主义社会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斗争仍在继续。对于这一点,我们不能将责任完全归啓于斯大林。正如毛泽东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中所指出的:**认识规律,必须经过实践,取得成绩,发生问题,遇到失败,在这样的过程中,才能使认识逐步推进。要认识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必须进行实践,在实践中必须采取马克思主义的态度来进行研究,而且必须经过胜利和失败的比较。反复实践,反复学习,经过多次胜利和失败,并且认真进行研究,才能逐步使自己的认识合乎规律。只看见胜利,没有看见失败,要认识规律是不行的。**
斯大林是第一个在稳固的社会主义政权下建设社会主义的领导者,他取得了举世曙目的成绩,以至于现今的白色俄罗斯不得不为他塑造无害的神像;但是,我们还必须清楚地认识到,斯大林在实践中遇到了失败,那就是由于他没有正确处理社会主义社会两条路线斗争问题,导致了资本主义在苏联的复辟。
#### 苏联发生资本主义复辟的偶然性
翻看斯大林去世后的历史,我们可以看到,党内新生资产阶级玩弄了一套阴谋手段,通过一系列阴谋活动,做到了希特勒想做却没有做成的事。
至于党内资产阶级如何进行他们的阴谋活动,这里我们并不详细论述,我们只是指出,这是苏联发生资本主义复辟的偶然性。
#### 苏联发生资本主义复辟的必然性
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曾经对波拿巴的上台做了精辟的分析,他指出:**像法国人那样说他们的民族遭受了偷袭,那是不够的。一个民族和一个妇女一样,即使有片刻疏忽而让随便一个冒险者能加以奸污,也是不可宽恕的。这样的言谈并没有揭开这个谜,而只是把它换了一个说法罢了。还应当说明,为什么一个有3600万人的民族竟会被三个衣冠楚楚的骗子偷袭而毫无抵抗地做了俘虏。**
这段话对于资本主义在苏联的复辟,也同样适用。
我们不能仅仅指出,苏联共产党遭受了偷袭,我们还应当说明,为什么一个有200万人的党竟会被一个衣冠楚楚的骗子偷袭而毫无抵抗地做了俘虏。
在前文中,我们曾提到过:斯大林由于没有正确认识社会主义社会两条路线斗争的问题,所以他没有很好地限制资产阶级法权。而正是由于这一点,苏联共产党在赫鲁晓夫复辟时几乎毫无抵抗地做了俘虏。
现在我们就来对此加以具体说明。
十月革命后,为了捍卫新生的苏维埃政权,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推行了一长制的政策。在1920年代初,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就已经觉察到这一方针虽然保卫了苏维埃政权,但也造成了一些问题。不过,由于列宁为首的那一代布尔什维克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掌握国家政权的共产主义者,他们只能用自己的实践去探索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国家。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既然察觉到了一长制政策的蔽端,他们便开始着手解决这一问题。(但是下了
他们的解决方法,主要是创建属于无产阶级的国家监察机关。根据列宁的意见,1923年俄共(布)第十二次代表大会决定成立中央监察委员会-
工农检查院这一党和苏维埃的联合监察机构。这些监察机构的建立就是这一工作的代表。
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为工农检查院规定的主要任务是:监督各国家机关和经济管理机关的活动,监督各社会团体,同官僚主义和拖拉作风作斗争,检查苏维埃政府法令和决议的执行情况等。工农检察院在工作中依靠广大的工人、农民和专家中的积极分子。
列宁在1923年1月23日的《我们怎样改组工农检查院》中教导我们,工农检查院应当这样改组:
**我们的国家机关,除了外交人民委员部,在很大程度上是旧事物的残余,极少有重大的改变。这些机关仅仅在表面上稍微粉饰了一下,而从其他方面来看,仍然是一些最典型的旧式国家机关。所以,为了找到真正革新这些机关的办法,我觉得应该向我们国内战争的经验请教。**
**在国内战争比较危急的关头我们是怎样做的呢?**
**我们把党的优秀力量集中在红军里,我们动员了我国工人中的优秀分子,我们到我国专政根基最深的地方去发掘新的力量。**
**照我的看法,我们也应当按这个路子去寻找改组工农检查院的源泉。**
**我建议代表大会从工人和农民中选出75—100名(这当然是大致的数字)新的中央监察委员。当选者也像一般中央委员一样,应该经过党的资格审查,因为他们也应享有中央委员的一切权利。**
**另一方面,应该把工农检查院的职员缩减到300—400人,这些职员要经过专门考查,看他们是否认真负责,是否了解我们的国家机关,同时还要经过专门考验,看他们是否了解科学组织劳动特别是管理、办公等方面劳动的原理。**
**据我看来,把工农检查院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这样结合起来,对于两个机关都有好处。一方面,工农检查院因此能获得很高的、至少不亚于我们外交人民委员部的威信。另一方面,我们的中央委员会就会同中央监察委员会一起最终走上变成党的最高代表会议的道路,实际上中央委员会已经走上这条道路,而为了在以下两方面正确地完成自己的任务,它应当沿着这条道路走到底:一方面,使它的组织和工作有计划、有目的、有系统,另一方面,通过我国工农中的优秀分子同真正广大的群众联系起来。**
虽然列宁希望工农检查院能够**同真正广大的群众联系起来**
,并且同官僚主义和拖拉作风作斗争,进而解决一长制产生的问题,但是,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犯了错一一解决一长制问题,仅仅依靠一个机构是不行的。
而在后来,我们将看到,一方面,一长制问题被斯大林初步意识到,并且打算纠正时,他遇到的阻力是如此之大,以至于他无法很好地进行他的改革;另一方面,斯大林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在当时受到法西斯政权和世界一切资产阶级政权的威胁,他们不得不把很大一部分注意力放在资本主义国家的破坏和国内老资产阶级的反攻倒算上;而且,斯大林为首的布尔什维克由于第一次实践建设社会主义国家,不但取得了成绩,也犯下了错误,在战后,由斯大林为首的布尔什维克编写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中,仍然写着:**
_由于剥削的消灭,脑力劳动者和体力劳动者之间的关系根本改变了。_ ** 这证明,斯大林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对党内资产阶级仍然做出没有很好的判断。
现在我们来详细谈谈。
十月革命后,苏维埃政权开始面临着严重的经济困难,当时不得不对资产阶级专家实行高薪赎买政策,并赋予他们一定的企业领导权力,后来这些人逐步被苏维埃自己培养的技术人员所代替。苏维埃时代培养的这些技术人员、经理等,许多人在组织上入了党,但他们都是在资产阶级统治的旧学校里培养出来的知识分子。一九二九年普遍实行一长制领导以后,许多企业的领导大权,实际上是被掌握在这些经理、厂长、技术人员等人手中。
在分配方面,资产阶级法权更是占统治地位。本来,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商品、货币交换关系不能马上取消,在消费品分配方面实行按劳分配的等级工资制,这些资产阶级法权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但是,当时苏联在工资制度方面,逐渐背离了巴黎公社的分配原则,把列宁时期规定的仅限于资产阶级专家范围的高薪制,逐步扩大到党政领导干部和新培养出来的知识分子,给他们极高的工资待遇。据一九四O年有关资料看,当时的知识界中,最高的年工资在三十万卢布以上,而一般职工最低的年工资还不到一千八百卢布,差距达一百七十倍。特别是到了五十年代,对少数党政机关高级干部实行特定职务工资制,进一步扩大了党政领导人与一般职工的工资差距。如一九五三年,苏联部长月工资为五千到六千卢布,加上特定工资六千到八千卢布,合计为一万一千到一万四千卢布。一些党政领导人和高级知识分子除领取高工资、高稿酬和高奖金以外,还有许多特权享受。这些人变成了社会上的特权阶级,不少人蜕变为党内资产阶级分子,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在工矿企业,过多地强调物质鼓励的作用,不仅实行了计件工资制和计件、计时奖励制,还实行了累进计件奖励制,扩大了工人之间的工资差别。尤其对先进工作者更给予高额奖金和种种特殊待遇。这对工人阶级起到极大的腐蚀作用,使工人阶级内部容易滋生资产阶级生活作风。有的背叛了无产阶级利益,从工人队伍中分化出来,成为新的工人贵族。这种新的工人贵族是社会主义社会里产生的新资产阶级分子,其中有些人就是党内资产阶级的一个组成部分。
所有的这些,都向我们证明:苏联的党内资产阶级所诞生的土壤,在斯大林时代就已经形成,而斯大林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对产生党内资产阶级没有做出很好的判断。
而由于党内资产阶级所诞生的土壤并没有被很好地加以限制,斯大林逝世前的苏联共产党几乎已经被正在形成中的党内资产阶级所掌握,以斯大林为首的共产主义者并不希望看到这一点,以斯大林为首的共产主义者开始对体制进行改革时,他们遭到了来自党内的反对,让我们来看看下面的事实:
_莫洛托夫在1935年2月6日苏维埃第七次代表大会上发言说,无记名选举“将猛烈打击官僚主义分子,使他们受到有效的震动。”_
_斯大林关于制定1936年新宪法的最初提案并没有包括差额选举。他是在1936年3月1日接受罗伊•霍华德专访时首次宣布要实行差额选举的。在1937年6月的中央委员会全会上,雅科夫列夫表示,差额选举是由斯大林本人提议的。该提议似乎受到了各地区党的领导人(即第一书记或朱可夫所谓的“党天下政治”)心照不宣却十分普遍的反对。在霍华德专访之后,甚至党中央的报纸上都没有赞扬或支持斯大林关于差额选举的声明——这些报纸多数直接受政治局控制。《真理报》仅在3月10日刊登了一篇相关文章,而且没有提到差额选举。_
_在1936年11月—12月的第8次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期间,斯大林和莫洛托夫再次强调了扩大公民权和不记名差额选举的意义。本着斯大林在霍华德专访中表明的精神,莫洛托夫再次强调了允许非共产党人成为苏维埃候选人对党的有益作用:_
_该制度……必然会打击官僚主义者和脱离群众者。……将促使新生力量的崛起……新生力量必须涌现,以取代落后或官僚主义【ochinovnivshimsya】分子。在新的选举形式下,敌对分子可能获选。但是,即使这种危险归根到底也一定会对我们有帮助,只要它能鞭策需要鞭策的组织和那些睡着了的【党的】工作者。(朱可夫,Repressii,第15页)。_
_斯大林本人的表述更为强烈:_
_有人说这很危险,因为敌视苏维埃政权的分子可能潜入最高职位,如一些从前的白党、富农和神职人员等。但是事实上,这有什么可怕的呢?“如果你害怕狼,就不要在森林里走。”一方面,并不是所有从前的富农、白党和神职人员都敌视苏维埃政权。另一方面,如果某些地方敌对势力当选,这将意味着我们的鼓动工作组织得很差,我们完全理应受到这种耻辱。(朱可夫,第293页;斯大林,草案)。_
_第一书记们再次表现出心照不宣的敌意。1936年12月的中央委员会全会与12月4日召开的党代会在时间上有些重合。但是对于第一个议程项目(即宪法草案)几乎没有任何讨论。叶若夫的报告“论托派和右倾反苏维埃组织”更受中央委员会委员的关注。(Fragmenty,第4—5页;朱可夫,Inoy,第310—311页)。_
_1936年12月5日,党代会通过了新宪法草案。但是几乎没有任何真正的讨论。相反,与会代表(即党的领导人)强调了来自国内外敌人的威胁。尽管该宪法草案是斯大林、莫洛托夫、日丹诺夫、李维诺夫和维辛斯基报告的主要话题,代表们却没有发言对该宪法表示赞同,而是几乎予以忽略。为了对该宪法草案进行进一步研究,一个委员会被成立,而对差额选举没有形成任何定论。_
_代表斯大林领导群体发言的日丹诺夫预见到了与强烈反对苏维埃联盟发展的非党候选人的真正选举竞争。这个事实本身与冷战和赫鲁晓夫派的言论根本不相容。_
_最后,日丹诺夫还强调了在布尔什维克党自身内部制定民主规范的必要性。_
_“如果我们想要赢得我们的苏维埃和党的工作者对我们的法律的尊重,想要赢得群众对苏维埃宪法的尊重,那么我们就必须保证在明确和充分实施党内民主的基础上对党的工作进行重组改革【perestroika】。这一点已写入我们的党章。”_
_他列举了基本措施。这些措施已经包含在其报告的决议草案中:取消补选;禁止按候选人名单投票;保证“党员对撤销和批评被提名的候选人享有不受限制的权力”。(朱可夫,Inoy,第345页)_
_但是日丹诺夫的报告被淹没在其他议程项目的讨论中,主要是关于“敌人”的讨论。很多第一书记惊慌地回应说,那些正在或者预期可能竭力为苏维埃选举做准备的人是苏维埃政权的反对者:社会革命党人、神职人员和其他“敌人”。_
_(选自《斯大林与民主改革 (长版本)》)_
可以看到,当时苏联的党内资产阶级势力已经是如此之大,以至于斯大林几乎无法进行他的改革。
斯大林为首的布尔什维克由于第一次实践建设社会主义国家,不可避免地犯下了错误,那就是:斯大林为首的布尔什维克没有正确认识社会主义国家里的两个阶级,两条路线之间的斗争,没有正确处理社会主义国家里的两个阶级,两条路线之间的斗争。因此,斯大林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对党内资产阶级的产生并没有做出没有很好的判断。而正由于以斯大林为首的布尔什维克没有很好地限制资产阶级法权,苏联共产党在赫鲁晓夫复辟时几乎毫无抵抗地做了俘虏。
这就是苏联发生资本主义复辟的必然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