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set忘了上传了,重新传一下,增加了模板引擎(见README),修复了printable的目录bug

This commit is contained in:
Nobody committed 2026-11-10 00:35:41 +08:00
1 parent 0817d33309
commit 8b88de4942
7268 files changed
+1257020

No files matched your search

@@ -0,0 +1,170 @@
# 论什么是革命形势和我们应该怎么准备
一句话回答:**革命一分钟,准备十年功。**
革命形势会到来,**但革命形势到来并不意味着革命一定到来、革命一定成功**。如果客观革命形势成熟,而主观力量(先锋队和其群众基础)不发展,先锋队就无法抓住机会,也无法发动群众,最终导致革命失败甚至革命不来。革命要成功,先锋队必须在日常的群众工作和大小斗争中得到足够的锤炼。
## 什么是革命形势?
**那么,革命形势是什么,它什么时候会到来?我们又如何把握住革命形势?**
列宁说:
> **马克思主义者看来,毫无疑问,没有革命形势,就不可能发生革命,而且并不是任何革命形势都会引起革命。一般说来,革命形势的特征是什么呢?如果我们举出下面三个主要特征,大概是不会错的:(1)统治阶级已经不可能照旧不变地维持自己的统治:“上层”的这种或那种危机,统治阶级在政治上的危机,给被压迫阶级不满和愤慨的进发造成突破口。要使革命到来,单是“下层不愿”照旧生活下去通常是不够的,还需要“上层不能”照旧生活下去。(2)被压迫阶级的贫困和苦难超乎寻常地加剧。(3) 由于上述原因,群众积极性大大提高,这些群众在“和平”时期忍气吞声地受人掠夺,而在风暴时期,无论整个危机的环境,还是“上层”本身,都促使他们投身于独立的历史性行动。 没有这些不仅不以各个集团和政党的意志、而且也不以各个阶级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变化,革命通常是不可能的。**
列宁总结了三点:
**1. 人民的苦难超乎寻常地加剧**
 我们引用一段最经典的对美国华尔街经济危机的描写,来说明**经济危机**导致老百姓无法照旧生活:
> 1929年10月29日的美国股灾在黑色星期二开始。这一天,股票一夜之间从顶巅跌入深渊,价格下跌之快连股票行情自动显示器都跟不上。在大萧条中,当时的纽约流行一首儿歌:“梅隆拉汽笛,胡佛敲大钟。华尔街发出信号,美国往地狱里冲。”可怕的连锁反应很快发生:疯狂挤兑、银行倒闭、工厂关门、工人失业、贫困来临、有组织的抵抗内战边缘等等。农业资本家和大农场主大量销毁“过剩”的产品,用小麦和玉米替煤炭做燃料,奶农把牛奶倒掉,组织纠察队拦截牛奶运向奶油、奶酪加工厂,甚至用炸弹袭击工厂。城市中的无家可归者用木板、旧铁皮、油布甚至牛皮纸搭起了简陋的栖身之所,这些小屋聚集的村落被称为“胡佛村”。流浪汉的要饭袋被叫做“胡佛袋”,由于无力购买燃油而改由畜力拉动的汽车叫做“胡佛车”,甚至露宿街头长椅上的流浪汉上盖着的报纸也被叫做“胡佛毯”。而街头上的苹果小贩则成了大萧条时期最为人熟知的象征之一。在那些被迫以经营流动水果摊讨生活的人中,有许多从前是成功的商人和银行家。”在传统的资本主义下生产已经被交换的障碍堵死,原本的资本主义快车道已经无法照旧狂飙了。
**2. 统治阶级不能照旧统治**
统治阶级不能照旧统治,和人民不能照旧生活是两回事。人民不能照旧生活了,统治阶级却还能用原来的方式统治,那么无论人民受压迫有多重,人民都还是只能忍受。如列宁所说:
> **单是压迫这一点,不管它有多么严重,并不总是能造成一个国家的革命形势。在多数情况下,对于革命来说,仅仅是下层不愿象原来那样生活下去是不够的。对于革命,还要求上层不能象原来那样统治和管理下去。**
这一点主要指统治阶级遇到的各种政府危机,包括经济危机造成的财政短缺、政治危机、战争等。
比如1905年沙俄老百姓到教堂面前和平请愿,他们举着“求求沙皇陛下”的口号,却遭到宪兵开枪镇压,这次事件后就迎来了大规模的抗议罢工和1905革命;再近一点还有疫情在开放前夕的大量群众自发的拆开围栏上街游行以及以富士康罢工为代表的罢工潮,都是涉及到大部分群众的巨大的舆情风波,这可以说极大推动了动态清零政策的取消和彻底解封。
列宁用俄国的政治形势具体解释了统治力度加大但是仍然无法解决全国性的政治危机:
> **现在我们在俄国看到的正是这种情况。一场政治危机正在成熟,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为了支持反革命并在这种反革命的基础上取得“和平的发展”,资产阶级做了力所能及的一切。刽子手和农奴主要多少钱,资产阶级便给多少钱,资产阶级辱骂革命,背弃革命,资产阶级舐着普利什凯维奇的皮靴和马尔柯夫第二的鞭子,变成了他们的奴仆,资产阶级创造了种种以“欧洲式的”论据为基础的理论,把1905年的所谓“知识分子的”革命骂得狗血喷头,宣布这场革命是罪大恶极的、鼠窃狗盗的、祸国殃民的,如此等等。**
>
> **尽管资产阶级这样牺牲自己的钱袋、荣誉和良心,但它自己,从立宪民主党人到十月党人,也承认,专制政府和地主已不能保证“和平的发展”,已不能保证“秩序”和“法制”的起码条件,而没有这些条件,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在20世纪是不能与德国和新中国一起生存的。**
 
> **俄国全国性的政治危机已经形成,而且是这样一种危机,它触动的正是国家制度的基础,而绝不是它的某些部分,触动的是大厦的地基,而不是它的某一附属建筑物、某一层楼房。不管俄国的自由派和取消派怎样胡说“谢天谢地,我们立宪了”,胡说某些政治改革已提到日程上来(只有鼠目寸光的人才不懂得前一点同后一点的密切联系),不管他们讲了多少这种改良主义的废话,情况仍然是:没有一个取消派分子和自由派分子能够指明一条可以摆脱目前状况的改良主义的出路。**
>
> **俄国人民群众的现状,由于新的土地政策(农奴主-地主势必抓住这一政策,把它看作最后的一根救命稻草)而使人民群众的生活状况更加恶化的事实,国际条件以及我国已经形成的普遍政治危机的性质,——这些就是由于政府和剥削阶级已不可能通过当前的道路和现有的手段来完成资产阶级变革的任务而在俄国出现革命形势的全部客观条件。**
**3. 群众积极性大大提高**
在列宁的论述中,群众参与政治运动的积极性大大提高是上述两点所促成的,属于客观的革命形势,是"**不仅不以各个集团和政党的意志、而且也不以各个阶级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变化**":
> **必须要统治阶级遭到政府危机,这种危机甚至把最落后的群众都卷入政治活动(一切真正的革命的标志,就是在以前不关心政治的被压迫劳动群众中,能够进行政治斗争的人成十倍以至成百倍地迅速增加),削弱政府的力量,使革命者有可能很快地推翻它**。"
但要发动革命不能只靠群众自发的积极性,而需要先锋队自觉的广泛的政治宣传鼓动以及组织工作。如列宁所说:
> **工人群众已经因俄国实际生活中的种种丑恶现象而非常激动,但我们却不善于把人民激愤之情的一切水滴和细流汇集起来——假使可以这样讲的话——和集中起来;这些水滴和细流是被俄国的实际生活压榨出来的,其数量之大,远远超出我们的想象,而我们正应当把它们汇集成一股巨流**。
所以,列宁说:
> **只有在上述客观变化再加上主观变化的形势下才会产生革命,即必须再加上革命阶级能够发动足以摧毁或打垮)旧政府的强大的革命群众行动**
所以,**主观力量的准备,是把握住革命形势,把革命从可能性变为现实性的决定性环节**。
## 怎样的主观准备才能把握住革命形势?
**一句话回答:建立扎根于群众中的革命组织,在日常的宣传鼓动和斗争中锻炼它,使其成长成得到群众的信任并能组织群众进行政治斗争的成熟的先锋队**
列宁说明了革命形势到来且主观准备做好的情况下,应该达成的目标:
对于工人阶级的先进部分,"**必须要多数工人(或至少是多数有觉悟、能思考、政治上积极的工人)充分认识到革命的必要性,并有为革命而牺牲的决心**",也就是说我们必须有能力在革命形势下进行充分的政治宣传,以使得工人阶级的先进部分决心为社会主义革命而牺牲; 对于工人阶级的其他部分,当客观形势使得"**在以前不关心政治的被压迫劳动群众中,能够进行政治斗争的人成十倍以至成百倍地迅速增加**",我们需要进行尽可能广泛的政治鼓动,促成大规模的政治斗争,并尽可能将其引导到革命的方向。
**为了达成这个目标,列宁给出了社会主义革命者的任务:**
> **一切社会党人的不可推诿的和最基本的任务,即向群众揭示革命形势的存在,说明革命形势的广度和深度,唤起无产阶级的革命意识和革命决心,帮助无产阶级转向革命行动,并建立适应革命形势需要的、进行这方面工作的组织。**
可见,没有先锋队的宣传,群众可能就意识不到革命形势的存在,没有先锋队的鼓动和组织,群众可能就不会转向革命行动。所以,马克思主义从来不否认客观条件的基础作用——经济危机、战争、统治阶级无力照旧统治,这些都是革命的“可能性的前提”。但可能性并不等于现实性。**没有主观力量的准备,客观条件再好也只会白白流逝,甚至变成反革命的温床**。自发的群众如果没有先锋党的正确领导,就必然被右派篡夺、被资产阶级收买、被机会主义出卖。俄国布尔什维克正是因为早在1903年就完成了与孟什维克的彻底决裂,经过十多年高潮低潮的考验,锻造出一支铁的纪律、统一意志、深入群众的先锋队,才能在1917年把二月革命的自发浪潮引向十月胜利,开创了人类新纪元。而德国和意大利左派恰恰缺少这一主观准备,于是最有利的客观条件反而成了悲剧的舞台。
## 革命形势到来前,如果主观的准备不够,就不能把握住革命形势
**德国十一月革命,就是一个革命形势到来但缺乏成熟的先锋队的例子**
德国十一月革命的客观条件,与俄国十月革命极为相似,甚至在某些方面更为有利,却未能掀起西欧革命浪潮,更未能开创人类新纪元。把失败简单归结为“客观条件不够成熟”,是完全错误的浅薄分析。我们只需稍加对比即可看出:
第一,本国资产阶级政府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遭受重大挫折,资产阶级力量被极大削弱,国家机器遭到巨大破坏,统治阶级已不能照旧方式统治下去。
第二,革命从一开始就是工人士兵的自发群众运动,席卷全国。
第三,旧帝国政府轰然倒塌,全国处于无政府状态,为革命夺权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第四,最初的革命力量都分裂为左右两派,而这两派的主力原本都来自同一个工人运动政党(德国社会民主党)。分裂后双方展开你死我活的斗争。此时还有从德国社民党分裂出来的“中派”——受考茨基影响的独立社民党,他们虽与右翼不同,却在革命中采取居中观望态度,未能发动群众,实际上支持了反革命一方。而俄国不仅社会民主工党分裂为布尔什维克与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也分裂出左派社会革命党,形成了更复杂的革命联盟基础。
第五,革命中都建立了苏维埃,但在自发阶段,苏维埃都暂时掌握在右派手里,并试图承认右派组织的临时政府。
第六,右派的临时政府又都受到更反动势力的威胁:俄国爆发科尔尼洛夫叛乱,德国则发生卡普叛乱。
**客观条件如此相似,甚至德国的危机更深、群众自发性更强、旧政权崩溃更彻底,为什么结果却天差地别?核心原因就在于主观力量的准备完全不同。**
在1918年和1919年,德国社会民主党左派(斯巴达克派,后来的德国共产党)与俄国布尔什维克相比,最大的缺陷就是**缺少一个真正成熟的先锋队——一个经受过革命高潮与低潮考验、具有领导基层群众能力的革命家组织**。就像李卜克内西和卢森堡死后的那位德共主席所说“共产主义者没有在战前及早成立共产党,没有在1903年集结起来,哪怕只是组成一个小宗派,也没有组成集团,即使只能组成一个小集团,至少也能清楚地表态,对此,现在德国没有一个共产党人不感到后悔的。”
**共产主义者在意大利的失败更为典型**
一战后的红色两年里整个意大利国家机器都几乎解体了。南方佃农打土豪,分田地。北方工人普遍夺厂,苏维埃遍地都是。没有任何一个资产阶级政党能建立一个稳定的内阁或联合政府,往往一个政府刚刚成立,就在下个月宣布全体辞职。但最后资产阶级通过法西斯民族党的刺刀成功卷土重来,其原因正如意共主席所说“意大利无产阶级之所以战败,是因为它没能在合适的时机清除掉那些改良主义领导人,也因为当时没有一个组织严密、纲领清晰、能够领导工人阶级采取有效行动的政党。”
## **具体到现在,在革命形势成熟以前,我们要做、能做什么准备?**
一句话回答:**要在平静时期利用各种机会锻炼和发展革命组织,日常就要进行广泛的政治宣传鼓动,形成与群众的血肉联系,确保在革命形势到来前做好最充足的准备**
如列宁所说:
> **甚至在没有革命形势的和平时期,工人反对资本家的群众斗争,如群众罢工,也要引起双方极大的愤恨,激起不寻常的斗争热情,也会使资产阶级经常搬出他们的老一套,说什么我还是“一家之主”,而且还要当下去,等等**。
没有人能预知革命形势何时会到来,所以列宁教导我们在平静时期也必须建成一支随时为革命形势做好准备的先锋队:
> 正因为“群众不是我们的”,所以现在高喊“冲击”是不聪明和不恰当的,因为冲击是常备军的攻击,而不是群众自发的爆发。正因为群众可能扰乱和排挤常备军,**所以我们一定要把“极有条理的组织性灌输”到常备军中去,使自己的工作能“来得及”赶上自发的高潮,因为我们愈能“来得及”灌输这种组织性,就愈能使常备军不被群众所扰乱,而走在群众前面,领导群众**。...它所从事的却正是一种非常全面的无所不包的政治鼓动,也就是一种使群众的自发的破坏力量同革命家组织的自觉的破坏力量接近起来并融为一体的工作。
>
> **最不会把革命错过去的,正是像《火星报》那样把全民政治鼓动放在自己全部纲领、策略和组织工作的首位的人**。在全俄各地从事编织以全俄报纸为中心的组织网的那些人,不仅没有把春季的事件错过去,反而使我们能预料到这些事件。《火星报》第13号和第14号上所记载的那些游行示威,他们也没有错过。恰恰相反,他们参加了这些游行示威,他们明确意识到自己有义务去帮助群众的自发高潮,同时用报纸来帮助所有的俄国同志去了解这些游行示威并利用它们的经验。只要他们活着,他们就不会把革命错过去的,革命首先和主要是要我们善于进行鼓动,要我们善于支持(以社会民主党的方式支持)一切抗议,善于指导自发的运动,使之既不为朋友的错误所干扰,又不中敌人的诡计!
>
> 于是我们就讲到了最后一个理由,这个理由使我们特别坚决主张围绕全俄报纸即通过一齐为共同的报纸而努力的办法来建立组织的计划。只有这样来建立组织,才能确保社会民主党的战斗组织所必需的灵活性,即能够立刻适应各种各样迅速变化的斗争条件,善于“一方面在敌人把全部力量集中于一点的时候避免同这个占绝对优势的敌人公开作战,另一方面又利用这个敌人的迟钝,在他最难料到的地点和时间攻其不备”。**专为应付爆发和街头斗争,或者专为应付“平凡的日常斗争进程”来建立党的组织,那是极大的错误。我们应当时刻进行我们的日常工作,同时又应当时刻准备着应付一切情况,因为爆发时期和平静时期的交替往往是几乎无法预料的,而在可能预料的场合,也不能利用这种预料来改造组织**,因为这种交替在专制制度的国家里发生得异常迅速,有时竟会由于沙皇的扬尼恰尔[146]一个晚上的袭击而发生。并且也决不能把革命本身想象为单一的行动(显然,纳杰日丁之流就是这样想象的),而应当看作是比较激烈的爆发和比较沉寂的平静的若干次迅速交替的过程。**因此,我们党组织的活动的基本内容,这种活动的中心,应当是不论在最激烈的爆发时期,还是在完全沉寂的平静时期都可能进行又必须进行的工作,这就是阐明实际生活的各方面、深入广大群众并在全俄范围内统一进行的政治鼓动工作**。在当前的俄国,没有一个经常出版的全俄报纸,要进行这种工作是不可想象的。在这个报纸周围自然地形成起来的组织,由这个报纸的同事(按这个词的广义来说,即指一切为这个报纸工作的人)构成的组织,就会真能应付一切:从在革命最“低沉”的时期挽救党的名誉、威望和继承性起,一直到准备、决定和实行全民武装起义。
>   ...
>   另一方面,再想一想人民起义。现在大概所有的人都会同意:我们应当考虑起义并且准备起义。但是怎样准备呢?当然不能由中央委员会指定代办员到各地去准备起义!即使我们已经有了中央委员会,那它在俄国目前的条件下采用这种指定办法,也不会得到丝毫结果的。相反,在创办和发行共同的报纸的工作过程中自然形成起来的代办员网,却不需要“坐待”起义的口号,而会进行那种保证它在起义时最可能获得成功的**经常性工作。正是这种工作会巩固同最广大的工人群众及一切不满专制制度的阶层的联系,而这对于起义是十分重要的。正是在这种工作的基础上会培养出一种善于正确估计总的政治形势,因而也就善于选择起义的适当时机的能力**。正是这种工作会使所有的地方组织都习惯于同时对那些激动整个俄国的同样的政治问题、事件和变故作出反应,并且尽可能有力地、尽可能一致地和适当地对这些“变故”作出回答,而事实上起义也就是全体人民对政府的最有力、最一致和最适当的“回答”。最后,正是这种工作会使全俄各地的所有革命组织都习惯于彼此发生一种能使党在实际上统一起来的最经常而又最秘密的联系,而没有这种联系,就不可能集体讨论起义计划,不可能在起义前夜采取应该严守秘密的必要的准备措施。
组织上,以列宁的全国政治报为例,要能在革命到来时起到发动群众,领导群众的作用,我们就需要在革命前获得全国大多数群众——尤其是工人阶级的权威并且锻炼先锋队领导群众的能力,而权威和领导群众的能力只能在生产斗争和思想宣传中获得的,这就需要我们在各个重点的工业城市、工业区和工厂里有我们党的组织在革命前就扎根在厂里进行宣传和鼓动工作,同时党内要实行民主集中制和严格的秘密性保证党能够在革命时期掌控全局做出正确的指挥,这样的话我们需要的就是一张由职业革命家和群众组织支撑起来的,党盘踞在中间协调指挥的秘密蜘蛛网,这张网需要遍布全国而极具组织性和秘密性,使敌人绞尽脑汁也无法阻止革命的到来,我们要建立的就是这样的一张网。
当然,列宁从来没有,第三国际和中国共产党也从来没有认为过各国共产党人只有通过办政治报才能建立先锋队,这里列宁的政治报计划是依据当时俄国的特殊国情而制定的计划,而我们要发展符合我国现在的国情的路线。当代中国的工人革命路线,是列宁的建党路线在今日中国的新发展,他们都要求一张由职业革命家和群众组织支撑起来的,党盘踞在群众中间协调指挥的秘密蜘蛛网。
**而这张网是怎么织成的呢?**
和蜘蛛网一样,网丝和蜘蛛都不是凭空冒出来的,我们的党,党成员也不是凭空冒出来的,而先进群众中出现少数几个点互相联合培养新的先进群众,在群众工作中形成自己的组织,成功掌握某一部分群众的组织之间互相联合,在不断的斗争中形成一个顽强的党;而我们的群众组织也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由党成员去成立、掌握的。根据我们现在的情况,我们当下要做的准备就是向群众进行宣传和鼓动,挑选其中的积极分子加入先锋队组织,并且最重要的是在不断的斗争(经济斗争,政治斗争和思想斗争)中磨砺组织和个人的能力。
## 如果不现在革命会怎么样
**可能有人会说,现在看起来革命形势还没到,我们现在做准备也太早了,没必要吧?**
**一句话回答:现在不革命,以后资本家要我们的命**。
资本家不会因为我们的忍让、退缩而减少他们的剥削,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矛盾是不可调和的,要么我们退要么他们退,我们现在不革命,不为未来做准备,资本家只会剥削得越来越厉害,无所不用其极,我们永远也不能达到那个必然到来的共产主义。无数的案例都说明了这一点,1992年致丽大火案就是一个典型,无产阶级不反抗,一味忍让,最终竟会惨死在资本家为了减少那一点点的建筑成本的消防隐患和加长工时的铁丝网中。
这个压迫的逐渐加深还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加剧,人为刀俎,我为鱼肉,鱼老了之后更没有精力反抗屠夫,屠夫也有更多的手段对付它,具体而言,劳动力老了之后,资本家就会有更多的筹码压迫你,因为上有老下有小,经济压力大,让你加班,扣你工资你都得受着,找个理由把你辞退了不给赔偿,你去告官,中修劳动局和资本家穿一条裤子,告了也没用。只能找新的更脏乱差的工作,时薪6元的清洁工全国到处都是,都是四五六十岁的老头老太太,因为工资太少打两份工的大有人在,上完白班上夜班,捡完垃圾扫厕所。即使没有在工作中累死,干不动了也要活活饿死。
只要不反抗,不准备革命,资本家不仅会想方设法把我们的生命力榨干净,而且还会让我们的后代也成为一枚用完即弃的螺丝钉。道理是很简单的,无产阶级的孩子99%还会是无产阶级,如果我们不革命,那么我们的孩子也会遭受我们曾遭受的苦难,而且更深更重。
## 革命形势到来把握不住会怎么样
**一句话回答:革命形势一旦来临,要么无产阶级推翻资产阶级,要么资产阶级将危机转嫁给无产阶级,无产阶级将陷入更深的深渊**。
在帝国主义时代,万一资产阶级真的遇到了重大的危机,战争将会是必然的出路,死亡将成为悬在每一个无产阶级头上的利剑,在战场上,我们完全不知道自己能不能活过下一场冲锋。战争本质是政治的延续,帝国主义战争本身也是国内统治无法维持,只能转嫁危机的结果。对帝国主义而言,发起战争是必然的结果。因为资本的输出是必要的,而在全球共用一个市场的情况下,不仅帝国主义自己的市场已经饱和了,全球的市场也已经饱和了,不同的帝国主义国家之间就会产生不可避免的矛盾,而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只能用实力来解决,也就是战争。我们从最熟知的二战法西斯看,日本德国意大利无不是国内危机之后统治阶级中最反动的右翼上台,通过战争重新划分帝国主义的势力范围,而无产阶级从中得不到任何好处,只是为资产阶级充当炮灰。
所以,**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先进的人现在就开始准备 ,落后的部分,到危机时也不得不直面**。无产阶级中的先觉悟者面对惨淡的人生绝不能逃避,也不能仅指望于群众的自发性,而是必须提前为革命形势的到来做好主观准备,不然革命形势到来时,非但不能利用危机发动革命,可能都无法在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转嫁危机的过程中存活。
## 要有革命乐观主义精神
有的革命者并不对未来觉得乐观,认为敌人太强大,工作难开展,我们在这里简单谈谈这个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帮助他们重拾信心,这个乐观并不是傻乐,而是来源于对敌我力量的客观认识。
毛主席说:
> **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看起来,反动派的样子是可怕的,但是 实际上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力量。从长远的观点看问题,真正强大的 力量不是属于反动派,而是属于人民。在一九一七年俄国二月革命以 前,俄国国内究竟哪一方面拥有真正的力量呢?从表面上看,当时的 沙皇是有力量的;但是二月革命的一阵风,就把沙皇吹走了。归根结 蒂,俄国的力量是在工农兵苏维埃这方面。沙皇不过是一只纸老虎。 希特勒不是曾经被人们看作很有力量的吗?但是历史证明了他是一只 纸老虎。墨索里尼也是如此,日本帝国主义也是如此。相反的,苏联 以及各国爱好民主自由的人民的力量,却是比人们所预料的强大得 多。 蒋介石和他的支持者美国反动派也都是纸老虎。提起美国帝国主 义,人们似乎觉得它是强大得不得了的,中国的反动派正在拿美国 的“强大”来吓唬中国人民。但是美国反动派也将要同一切历史上的反 动派一样,被证明为并没有什么力量。在美国,另有一类人是真正有力量的,这就是美国人民。 拿中国的情形来说,我们所依靠的不过是小米加步枪,但是历史 最后将证明,这小米加步枪比蒋介石的飞机加坦克还要强些。虽然在 中国人民面前还存在着许多困难,中国人民在美国帝国主义和中国反 动派的联合进攻之下,将要受到长时间的苦难,但是这些反动派总有 一天要失败,我们总有一天要胜利。**这原因不是别的,就在于反动派 代表反动,而我们代表进步。**
 
凭什么这么乐观呢?因为纸老虎虽然唬人,但终究是纸做的,表面上强大,但是是外强中干的"泥足巨人",是可以被组织起来的人民的力量打倒的。如恩格斯所说:
> **世界上没有任何力量能够对组织成一个整体的不列颠工人阶级进行哪怕一天的抵抗。**
资产阶级是压迫剥削人民的一方,人民可能一时被他们愚昧,但是不可能永远被他们唬住,人民会意识到只有反抗才是出路,会逐渐来到我们这一方——反抗压迫的一方,我们的组织会逐渐壮大。到现在也是一样,正是因为知道帝国主义可以被我们打倒,我们才会投入精力进行这种组织工作,如果这样反抗没有出路,那不过是飞蛾扑火,没有人会去做的,就像民粹派刺杀沙皇成功之后,反而来了一位更加残暴的沙皇,民粹派便被证明无法拯救当时的人民,俄国的有志青年们都不会继续从事这项错误的事业。
但是,我们说要有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不能转化为傻乐甚至盲目乐观,因为纸老虎虽然是纸做的,但是它仍然是只有威胁的老虎,而革命的力量不是靠一天建成的。
> **毛主席:在战略上我们要藐视一切敌人,在战术上我们要重视一切敌人。也就是说在整体上我们一定要藐视它,在一个一个的具体问题上我们一定要重视它。如果不是在整体上藐视敌人,我们就要犯机会主义的错误。 马克思、恩格斯只有两个人,那时他们就说全世界资本主义要被打倒。但是在具体问题上,在一个一个敌人的问题上,如果我们不重视它,我们就要犯冒险主义的错误。打仗只能一仗一仗地打,敌人只能一部分一部分地消灭。工厂只能一个一个地盖,农民犁田只能一块一 块地犁,就是吃饭也是如此。我们在战略上藐视吃饭:这顿饭我们能够吃下去。但是具体地吃,却是一口口地吃的,你不可能把一桌酒席一口吞下去。这叫做各个解决,军事书上叫做各个击破**。
我们一定要认清帝国主义纸老虎的双重性质。归根结底,我们只有真正理解为什么可以在战略层面藐视敌人,才能真正在战术上重视敌人:
首先,我们认识到中修帝国主义的极端腐朽、认识到一旦我们将工人群众组织起来,中修是一定可以被打倒的。
正是在这种相信群众的革命乐观主义的态度下,我们才能避免颓废、避免右倾的取消主义或等待主义,在战术上重视敌人,抓紧一切时间致力于在革命形势到来之前做好主观的准备。
另一方面,也正是因为相信群众的力量,我们才会谨慎评估我们是否得到了群众的充分信任、我们是否已经让群众充分认识到了革命形势、我们是否已经有能力发动群众进行革命行动,从而避免佳士那样的"左"倾冒险主义。
最后,引用一段红旗杂志1963年第一期的文章的作为结尾,希望同志们投身于伟大的组织和发动工人群众的工作中去:
> 一切革命斗争,只要植根于人民群众之中,把他们充分发动起来,使革命斗争真正成为他们自己的事情,就会产生无穷的力量。这个力量无敌于天下,能够摧毁任何强大的反动势力。列宁就是从信任人民力量的观点出发,而把帝国主义看作"泥足巨人"的。他说:" **谁的后备多,谁的兵源足,谁的群众基础厚,谁更能持久,谁就能在战争中取得胜利。在所有这些方面,我们都超过白卫分子,超过'世界上最强大的'英法帝国主义这个泥足巨人。我们超过他们,是因为我们能够从过去受资本主义压迫、不论在哪里都占人口绝大多数的那些阶级中,也就是从工人和劳动农民中吸收力量,而且今后还要长期地愈来愈深入地从他们当中吸收力量**。"
@@ -0,0 +1,33 @@
# 红楼梦中的怠工
## 前言
前不久中修大骂流行于打工人之中的躺平风气,痛心于人人为己,蝇营狗苟的职场环境。本来这种专给未经世事的蠢人看的鸡汤八股文是不值一提的,只是为中修的文化垃圾堆上又夯实了一下。但是在左派中颇有名气的《前进报》却在《谁犯了躺平罪?》这篇文章中按照中修的语调也训斥起来了躺平和怠工,为他们脑中的工人阶级戴上了不会进行怠工的金枷锁。这倒是为反动派做了一些他们所做不到的一些实事。
文章的主旨是躺平或者怠工是上层小资产阶级的特权,但是不属于下层小资产阶级和工人等劳动者。而且怠工是学豫让众人国士之论,是谁给钱多就为谁多服务的表现。所以他们也学着中修训斥起了怠工的打工人,给人一种积极为剥削阶级服务的公子哥看到不学无术的纨绔子弟而恨铁不成钢的感觉。这使我们感到很困惑,如果既要反抗资本主义,又要为资本主义开足马力,那么结果只能是等到打工人一起累死饿死之后,再在遥远的将来和外星人谈论革命了。
暂且不提遥远的将来,让我们看看过去的封建社会吧。
## 正文
《红楼梦》第四回冷子兴演说荣国府时说:“如今外面的架子虽未甚倒,内囊却也尽上来了。”曹雪芹认为贾府的山河日下是因为“无才去补天”。但实际上,之所以统治阶级的大厦摇摇欲坠,最主要的原因是奴隶们的反抗。这其中积极的反抗是被污为“鼠盗蜂起”的农民造反,这极大的震动了封建统治者的天堂。而消极的反抗则是贾府内大大小小的奴隶的怠工,甚至还有个别主子的怠工,这也使得封建统治者疲惫不堪,加剧了封建统治阶级内部派系斗争和激化了统治者和奴隶们的矛盾。
在第七回,宁国府的焦大不愿深夜赶车,因此在主子驾前厉声大骂,将贾府内奸淫苟且、不伦不类的事都倒了出来。惊得主子将马粪塞了他一嘴,并打发他到了自家的庄园上去当牛做马了。鲁迅曾说:“焦大的骂,并非要打倒贾府,倒是要贾府好,不过说主奴如此,贾府就要弄不下去罢了。然而得到的报酬是马粪。所以这焦大,实在是贾府的屈原。”焦大的怠工,是一种无奈地反抗,建造贾府这座大厦时他也出过很多力,看到贾府一日不如一日,焦大心如刀割又有苦难诉。焦大的怠工虽然主观上是想要劝诫主子们,是为了“补天”,但客观上违反了封建礼教,忤逆了主人,客观上是在“拆天”。
在抄检大观园时,打击了很多二主子大丫头,值得一提的是晴雯。晴雯之所以会被赶出大观园,主要是她多次反抗贾宝玉的主子习气,不愿意接受主子的训斥和打骂,这也是怠工的一种形式,不像袭人一样对主子逆来顺受。这种怠工反对了封建等级制度,使晴雯成了封建统治者的眼中钉,终于变成了统治阶级内部斗争和封建礼教的牺牲品。
焦大和晴雯一个是功臣宿将一个是驾前红人,可算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上等奴隶了。他们主观上都不愿意贾府分崩离析,他们的动机是很不革命的,但也不是待价而沽,因为作为上等奴隶是不缺荣华富贵的。可是他们还是选择以怠工来反抗,为什么?因为他们知道只有这样才能提醒主子们楼要塌了,船要沉了,别再道貌岸然,沽名钓誉了,要变革了。可是挽救的呼声将阴暗猥琐揭示于烈日之下,这对革命者来说是号角,但对保守派来说是丧钟。所以不管他们主观意愿怎么样,只要是不恭恭敬敬服侍主子而懈怠,只要触犯到了封建礼教,腐朽反动的统治阶级都会对其进行残酷打击。
在第五十五回,荣国府的管家二奶奶王熙凤因为在明里暗里的斗争中累倒了,这把统治阶级的硬刀子在贾府中横冲直撞,却使得奴隶们的反抗日复一日更甚了。王夫人也知道“老婆子们不中用,得空儿吃酒斗牌,白日里睡觉,夜里斗牌。”只好请出探春,李纨和深谙孔孟之道的薛宝钗这三驾马车来管理荣国府内的事。新官上任三把火,刚开始步步都很严谨,所以奴隶们总结道:“刚刚的倒了一个‘巡海夜叉’,又添了三个‘镇山太岁’ ,越性连夜里偷着吃酒顽的工夫都没了。”可见大小奴隶偷懒怠工是常事。
在第五十六回,探春在大观园内推行承包制将每一块具有经济效益的地分包给少数奴隶,年底收取利息租金。但是探春等人选中的奴隶都是符合他们标准的“诚实老人家”,即都是勤勤恳恳当奴才的人。探春原本是想将总帐自己来管的,这样每年统治阶级能获更多利。精通人情世故的薛宝钗似乎观察到了奴隶们素日来的怨气,觉得看管太严容易激起奴隶们的反抗,所以用所谓仁义礼治来反对探春法治。用这种方法在内部分化奴隶,使得奴隶们自相攻伐,怨不到主子身上。
虽然薛宝钗口头上鼓励负责承包的上等奴隶年底拿钱出来分红,“先富带动后富”,但是后续事情的发展确实符合薛宝钗所计算的—奴隶们内斗起来了。在第五十九回,莺儿私自折柳编柳篮,触怒了管柳林的上等奴隶,这个奴隶忌惮莺儿是大丫头不好动怒,于是将气撒在了他的外甥女春燕身上,怪罪小奴隶春燕怠工,让她的姑娘利益受损。小奴隶春燕借此还发了一大通议论:“一得了这地方,比得了永远基业还利害,每日早起晚睡,自己辛苦了还不算,每日逼着我们来照看,生恐有人遭踏,又怕误了我的差使。如今进来了,老姑嫂两个照看得谨谨慎慎,一根草也不许人动。”“如今越老了越把钱看的真了。”由此可知,一是这些措施收买了小部分上等奴隶,让他们卖力地经营自己负责的产业;二是上等奴隶为了攫取更多利益,还逼迫下等奴隶帮他们经营产业,更加大了对下等奴隶的压迫,更加打击了他们的积极性并促使他们倒向革命的农民阶级。对少数上等奴隶的收买使得阶级斗争更剧烈了,怠工的依旧怠工,偷盗的偷盗,争吵的争吵,荣国府反而更乱了。
荣国府的管家主子,不管是王熙凤还是三驾马车,都是王夫人的心腹。园内大大小小奴隶大多属于王夫人这一边,但绣春囊刚好被痴傻的傻大姐捡到并被邢夫人发现。足见大观园内的奴隶们平时有多么懈怠。也正是因为这种怠工,才使得封建礼教的桎梏被逐渐冲散,激化了统治阶级内部矛盾,引起了统治阶级内部矛盾以及主子和奴隶之间矛盾的总爆发—抄检大观园。
由古观今,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并非一定表现为激烈的形式,而那些平日里工人的怠工也促使着资本主义走向灭亡。而且不管工人怠不怠工,资本家为了利润都会加大工人的劳动强度和延长劳动时间。怠工可以使工人得到适当的休息和学习的时间,为提高其阶级觉悟提供助力。怠工大而广之可以看作争取八小时工作制的斗争,虽然马克思无时无刻不在为争取八小时工作制而斗争,但是马克思本人的每日工作时长却是两倍于此。怠工和勤劳,看似矛盾,但是都是为了推翻资产阶级统治,推动无产阶级革命的斗争手段。
@@ -0,0 +1,318 @@
# 改革开放的历史提纲
## 前言
1992年到2012年,是中国资本主义复辟进一步深入的二十年。
在这二十年中,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得到了巩固,其代价是劳动人民的苦难。资产阶级在这一过程中大发横财。劳动人民日益恶化的购买力同资本主义无止境地扩大再生产之间的矛盾,在这时尤其清晰地表现了出来。而这一矛盾,直接后果是国内市场无法满足资本主义扩大再生产的需要,这正是经济危机的前提。为使经济危机尽可能晚些到来,中修政府不是提高劳动人民的实际工资以扩大劳动人民的购买力,而是采取了相反的政策。中修政府一方面砍掉社会主义时期遗留下来的福利制度,把住房、医疗、教育等原本带有社会保障性质的领域推向市场,使劳动人民不得不用有限收入和长期债务承担生活成本;另一方面,通过国家投资、信用扩张和对外出口,为过剩商品和过剩资本寻找出路。这一切实践说明,中国的修正主义集团早已经走到了人民的对立面,成为了劳动人民最凶恶的敌人。为了推迟经济危机的爆发,中修政府不仅强行扩大内需,还向海外扩大市场。中国从1996年左右出现生产过剩,同一时期,中修提出了“走出去”战略,并将其放在“引进来”之上。
2001年中国加入WTO,这成为中国彻底融入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一个标志。然而,这一切都不触及资本主义的根本矛盾——生产社会化与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之间的矛盾。生产社会化与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之间的矛盾,其表现即是生产无限扩大的趋势与劳动人民购买力相对缩小的矛盾。而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又使中国的对外出口下降,扩大内需成为了中修政府的唯一选择。作为应对方法,2008年中国启动了四万亿计划,通过扩大政府赤字,超发信用的办法,给经济打强心剂。这是凯恩斯主义的实际运用。中修通过给经济打强心剂,成功地延迟了经济危机的来临。然而,凯恩斯主义只能作为一剂副作用极强的强心剂起作用,而它的副作用,是通货膨胀和经济危机同时发生的滞胀危机。而今天的房地产泡沫,正是当年打凯恩斯主义经济强心剂的后果。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二十年间,随着人民生活的日益贫困化,人民的反抗斗争,正在一天天地成长。从孟连到池州,从石首到乌坎,英雄的富有斗争精神的中国人民,一次又一次地呼喊,一次又一次地战斗。其中,安徽登封的马毛党成为了中国新的社会主义革命的第一支先锋队。江西丰城的农民运动为首的中国农民运动成为中修被迫取消农业税的根本原因。
下面,我们来详细讲讲中国在1992年到2012年之间的历史。
## 一、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巩固
### 国企改革
国企改革,是市场经济建立的关键。
国企改革是一场浩劫,改革洗劫了工人阶级所创造的社会主义财富,而改革的赃物被尽数收入资产阶级,尤其是官僚资产阶级的囊中。
国企改革是被强制推行的,国企被官僚资产阶级故意破产,而官僚资产阶级又借口国企经营不良,将工人阶级创造的国有企业以极低的价格收入麾下。
国企改革受到了工人阶级的广泛地抵制。然而,由于工人的自发行动缺乏先锋队的自觉领导,往往遭到失败与镇压。
关于国企改革的过程,中修材料是这样讲的:
随着其他所有制企业快速发展、市场竞争日趋激烈,国有企业逐渐面临严峻挑战。到1997年,国有独立核算工业企业中亏损企业的亏损额比1987年上升十多倍,相当一部分企业不能正常发放工资和退休金。
1998年至2002年,国企改革在三方面实现了突破:通过国有中小企业改革,上百万家国有、集体中小企业改制退出公有制序列;通过国有大中型困难企业的政策性关闭破产,5000多户扭亏无望的困难企业退出市场;通过再就业中心和基本保障线政策,托管、安置了近3000万下岗职工,建立了国企职工可以流动的机制。
国企改革严重地破坏了生产力。国企改革中所谓“扭亏无望的困难企业退出市场”,实际上是将曾经的社会主义国营企业的遗产收入私囊。而随着这些企业的被破产,一大批优质的机器,厂房等被以极低的价格收购。官僚资产阶级从中大赚一笔,他们有的倒卖机器,有的干脆自己或让家人朋友利用这些生产资料开工厂,从而又制造了一批新资产阶级。
中修不得不供认,许多官员从国企改革中“侵贪国有财产”。
中修喉舌新华网交待了一些事实案例:
> 万华置业股份公司总经理冀党生在1995年至1998年间,利用担任国企领导之便,打着国企的名义注册多个公司,通过几次改变法人,将公司操纵在个人手中。1999年10月,他采取虚假手段将万华公司中的71.6%折合人民币两千余万元股份转到个人控制的3个公司名下侵吞。
> 原机械工业部经济调节与国有资产监督司企业财务处处长、中国物资开发投资总公司计划财务部经理、财务总监陈洪喜在1997年4月至1998年7月间,趁机械工业部撤部建局,利用掌管账外资金的职务便利,将其掌管的机械工业部账外资金近两千万元转移并购买国债盈利。调离原岗位进行业务交接时隐匿不报,日后予以侵吞。
事实上,这些仅仅是小巫,而大巫们——即官僚资产阶级的上层头目——所私有化的国家财产更是不计其数。坐拥24亿人民币存款的炫富高干子弟,以及被整下台的周永康,都是其中的例子。这个官僚阶级,用劳动人民的血汗,为自己积累了千年也用不完的财富。他们的所作所为绝不仅仅是个别的贪污腐败,而是作为政党来掠夺、剥削、压迫劳动人民;为了达到永远骑在人民头上吸血的目的,他们在中国复辟了资本主义。
### 大下岗
所谓的国企改革,无非是修正主义集团用强制手段剥夺工人的权利,来达到他们发家致富的目的的手段罢了。而随着国企改革来到的下岗潮,是修正主义集团犯下的又一罪行。
对于90年代的下岗潮,中修官方对此缄口不提,仅仅这样在百度百科上供认:
自1978年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以后,国有企业一直面临改革开放以后所带来的种种冲击。进入九十年代,大量国有企业效率低下,三角债频发。在此关键时候,国有企业重组也就成为必然,进而引起重组后各企业大量裁员的下岗潮。在当时虽然引起部分下岗职工的不满,但是从长远来看,对企业的发展却是非常成功而且影响深远。不过在此过程中引起的国有资产流失也非常多。
下岗是一种变相的失业。
下岗工人这样控诉:
> 虽然工人失去工作,但仍挂属于原单位,且没有工资。若自行离职,则得不到劳动补偿。因此大量下岗工人因有长工龄,不希望连补偿也失去。所以多数下岗工人既无工作,也无收入。多数工龄补偿为一至十万,有部分国企拖欠工人补偿,也有用解散为借口不给与下岗工人任何补偿。
下岗的具体人数,一位叫做“元淦恭”的作者是这样统计的:
> 九十年代的下岗潮,在全国究竟影响了多少人,并没有完全准确的统计。
> 不过,我们可以查阅当时的一些统计年鉴上的数据,管窥其规模。
> 鉴于下岗潮主要影响的,是当时面临转型、改制乃至破产的国有、集体企业职工。因此分析下岗潮可资参考的数据,就是国有、集体企业职工总数(下称“职工总数”)的变化。国有、集体企业职工数的减少数(下称“职工减员”或“减员数”),虽然不完全等同于下岗失业人数,但总体是和下岗失业人员总数较为接近的数据。
> 1996年以前,中国职工总数一直保持在1.4亿以上,基本保持稳定。但1997年,职工减员333万,1998年一年又断崖式减员2906万。短短两年时间之内,全国减员数达到3239万,相当于1996年职工总数的22.7%。
> 从1998年到2002年,下岗潮还在持续。到2002年,职工总数比1998年又少了2736万,降幅是24.8%。
> 从1996年到2002年,短短六年间,职工总数减少了5975万,较1996年水平净减少41.9%。
> 透过国家统计局官方网站上的统计年鉴,我们也可以大致了解全国各地“下岗潮”的面目。网站上的年鉴最早收录到1999年,因此我能查到的最早的分省职工数据只到1998年。观察1998年到2002年四年分省职工减员数,会有一些超出传统认知的发现。
> …………
也就是说,接近½的工人被修正主义集团强制失业,而在东北,这一数字更加触目惊心。
大下岗是工人阶级的灾难,由于国企改革,多少工人家破人亡,多少工人背井离乡!
官僚资产阶级为了自己的利益,将工人赶出工厂,他们利用自己的权力,将工人的权利剥得精光,让工人彻底沦为雇佣奴隶,这就是国企改革的实质。
工人福利被强制取消
一系列的复辟政策,导致的劳动人民生活的日益恶化,购买力日渐下降。而资本主义的扩大再生产,又使产品日益增多。本来,如果将产品分给工人,或者将工人的工资提高,都可以使过剩的产品得到消耗。但是,正如斯大林同志所言,“当然,如果没有资本主义发展不平衡的规律(这个规律使各资本主义国家间因争夺殖民地而发生冲突和战争),如果资本主义不向落后国家,不向拥有廉价原料和劳动力的国家输出资本也能发展,如果“宗主国”的过剩的资本积累不是用于输出而是用来大力发展农业和改善农民的物质生活,最后,如果这些过剩的资本是用于提高全体工人阶级群众的生活水平,——如果这样,那就无所谓对工人阶级加紧剥削,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农民日益贫困化,对殖民地和附属国加紧压迫,以及资本家之间发生冲突和战争了。如果这样,资本主义也就不成其为资本主义了。”
为此,官僚资产阶级什么办法都想到了,就是不愿真正改善劳动者的生活状况。它们通过市场化改革,把原本由国家承担的一部分生活保障,转嫁到劳动者个人身上。这样一来,劳动人民成为了“消费者”,被迫用更高的生活成本、更重的家庭负担和更长久的债务,来维持最基本的生活需要。
强制取消福利分房,是修正主义集团的又一次犯罪。
早在80年代末,中修便将土地使用权商品化,使土地沦为地方资本运作的筹码。1994年分税制改革大幅集中了中央财权,却将庞大事权留在地方。财政上的亏空,迫使地方政府走向土地财政,形成了地方政府贱卖工业用地吸引资本,换取GDP增长,同时垄断并高价出让商住用地,将招商引资的成本通过高房价转嫁给底层群众的财政逻辑。
中修材料供述:
> 1998年后,为应对亚洲金融危机,中央作出扩大内需的战略部署,指定“住宅产业成为新的消费热点和经济增长点”,启动居民住宅消费。
在改革开放前的社会主义中国,虽然仍存在一定数量的私有自住房,法律上也承认公民对房屋的所有权,但住房并不是普通商品,而主要是作为社会福利和单位保障,通过国家和单位分配取得。1982 年以前,城市房屋及其相应地产权利并没有被法律条文宣布为国家所有。直到 1982 年宪法颁布,才明确规定“城市的土地属于国家所有”,形成后来城市土地国有、房屋权利相对分离的格局。在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职工住房这一主要制度安排下,住房并不是作为普通商品由劳动者在市场上自由购买,而主要是作为社会福利和单位保障,通过国家和单位分配取得。
1996年,中国的经济开始由需求大于供给变为供给大于需求。而1998年的过剩危机的根源,是群众购买力实际上在不断下降。
​1998年,中修全面废除住房福利制度,将劳动者的基本居住需求强制推入市场。群众不仅被掏空了储蓄,更被套上“按揭贷款”的金融枷锁,沦为地产与金融资本的长期债务奴隶。住房制度改革从这一时期起,开始成为福利市场化、土地财政扩张和居民债务化的重要环节,为后来房地产泡沫和地方债务危机埋下了基础。
### 农业问题
​双轨制的结束和市场定价的逐步确立,加深了包产到户后小农经济的危机。
1980年代前期,粮食并不是完全通过自由市场流通。在这一阶段,粮食的流通仍然受到国家征购、合同定购、保护价收购等制度的支配。1980年代前期农民收入的短期提高的短暂的“好日子”,并不是小农经济比计划经济更有积极性、更有效率,而是中修为了瓦解人民公社、稳住农村局面,采取的一种政策性让利措施。中修通过暂时减少统购基数、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放开部分农村集市贸易,换取了农民对包产到户的支持。这种让利从一开始就是暂时的,一次性的。是想让农民为了一碗红豆汤,而出卖长子权。
这个时期结束后,小农经济的危机便迅速显露出来。1985年,中修将粮食统购改为合同定购,表面上改变了收购形式,实际上并没有取消行政控制。与此同时,农业生产资料价格进入双轨制轨道,化肥、农药、农机等农资价格开始大幅上涨。这样,农民一方面仍然受到国家粮食政策的约束,另一方面又被逐步放开的资本主义市场推向深渊。
在放权让利和价格双轨制并存的状况下,计划内低价农资并没有稳定地落到农民手里,而成为了中修基层官员、流通部门和投机分子截留倒卖、寻租索贿的对象。农民实际面对的,不是稳定的计划供应,而是农资价格暴涨、垄断买难和层层加价。化肥、农药等生产资料价格的上涨,很快超过了粮食收购价格的提高,种粮所得的微薄收益被农资成本渐渐吞没。剪刀差不但没有消失,反而在资本主义市场中重新出现。
到1990年代后期,粮食等主要农产品由长期短缺转向“总量基本平衡、丰年有余”,农产品价格全面下跌,农业收益进一步下降。与此同时,人民公社解体后,政社合一体制被拆散,乡镇政权和村级组织失去了集体经济的财政依托。中修基层政府机构为了维持自身运转,在得不到充分财政供养的情况下,通过“三提五统”、集资、摊派、义务工、教育附加、道路建设费等方式,把财政负担转嫁到农民身上。
这种负担是人民公社瓦解后,农村财政基础被破坏的必然结果。有些地方农民实际负担达到纯收入的15%—20%,越是贫困、越是依赖农业的地区,负担反而越重。1997年以后,农民纯收入不但没有继续增长,反而出现绝对减少。上面反复提出“扩大内需、开拓农村市场”,但农村市场始终扩而不动。占人口70%的农民只购买了39%的商品,在城乡居民存款中,70%的农民只占19%的份额。被榨干的农村,不可能形成有购买力的市场。
在这一时期,个体小农既要承受资本主义市场中农产品价格下跌的打击,又要承受农资暴涨和基层税费摊派的压榨,种地越来越无利可图。大量农村青壮年劳动力不愿困死在土地上,只能流向城市,出卖劳动力。农村的土地或者低价流转给农业资本,或者被粗放经营,甚至大片撂荒。人民公社时期形成的水利和基础设施,也在集体组织瓦解后,由于长期失修而逐渐损坏殆尽。2000年全国夏粮大幅减产9%的危机,是农业生产条件全面恶化的直接反映。
事实说明,“三农问题”并不是所谓“市场化不彻底”造成的,而是集体经济制度被破坏、资本主义市场扩张、农资垄断涨价和中修基层财政剥削共同作用的结果。包产到户后的个体小农经济,从一开始就不是稳定的小商品经济,而是被国家收购制度、农产品价格、农资市场、基层税费和资本主义竞争共同支配的脆弱经济形态。
这种经济形态的最终结果,就是小农经济的瓦解和农民的无产阶级化。老一代小农被迫转化为第一代农民工,新一代农民工子女进一步汇入城市产业大军,成为中国新工人阶级的重要来源。中国农业也在这一过程中,被推向了资本主义经营道路。
让我们来看一段中修材料的供述:
> 八十年代初,由于农村实行了家庭承包制,农民得到了生产经营自主权,农业连年丰收,解决了广大农民的温饱问题。但是,八十年代中期以后,在大部分仍以农业生产为主、特别是以粮棉生产为主的地区,农民收入增长却减缓了、停滞了。1979至1984年的四年,全国农民人均纯收入平均每年提高15.1%,1985至1988年增长幅度下降为5.1%,到了1989至1991年就只剩下1.7%了。1992至1996年因国家大幅度提高了农产品的收购价格,收入增长又有所提高。但自1997年以来,农产品总量基本稳定,而市场价格却下降了30%以上,以务农为主的中西部农民这四年的实际收入是下降的。
>
> 虽然上面三令五申要减轻农民负担,实际上1985年以后,农民负担就逐渐加重,有的地方农民的实际负担占了纯收入的15%-20%。而且,越是贫困的地区,越是以农业为主的地区,农民负担就越重。1997年以后,农民的纯收入非但未增加反而减少了。1997年以后,国家一再提出要扩大内需,开拓农村市场。实际却是扩而不动。道理也很简单,如果占人口70%的农民只购买了39%的商品,在城乡居民存款中,70%的农民只占了19%的份额,农村市场怎么开拓?新闻媒体报道,许多农家子弟好不容易考上了大学,却无钱入学,呼吁社会救助。这位乡党委书记在信中说:“我经常碰到老人拉着我的手,痛苦流泪盼早死,小孩跪到我面前要上学的悲伤场面。” 
>
> 由于农民苦、农村穷,结果就是“农业真危险”。在许多地方,农村的主要劳动力不愿种田,死也要死在城市,纷纷外流了,组织生产的干部们无心管事,水利失修,土地撂荒,种了也不好好管理。种田要赔本,谁还愿意种?2000年全国夏收粮食减产9%,秋季又大旱,秋粮大幅度减产。好在前几年还有粮食库存,还能稳得住,那么,再过几年真要是粮库空了,粮价飞涨,城市社会怎么能稳得住?在这种情势下,农业能不危险吗?
农村的市场化复辟,是由农民阶级的苦难铺就的。
## 二、延迟经济危机
资本主义的根本矛盾是生产社会化与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之间的矛盾。它的表现,是生产无限扩大的趋势与劳动人民购买力相对缩小的矛盾。
正如上文所言,资本主义的性质决定了资产阶级不可能从根本上把社会生产的成果归还给劳动人民。它当然可以在工人阶级斗争压力下、在危机威胁下、在维护自身统治需要下,采取提高工资、扩大福利、国家干预、社会保障、财政补贴等改良手段,暂时缓和矛盾,甚至把一部分过剩产品以各种形式分配给劳动人民。但是,这种让步从来不是资本主义制度的“自我否定”,而是资产阶级为了保存资本主义制度而采取的策略手段。
这是因为,只要生产资料仍然掌握在资产阶级手中,生产的目的就不是满足人民需要,而是追逐利润。改良可以暂时扩大一部分购买力,却不能消灭雇佣劳动制度,可以暂时推迟危机,却不能取消生产无限扩张同群众购买力相对缩小之间的矛盾,可以在一定时期内缓和阶级冲突,却不能改变资本剥削劳动的本质。
当国内市场无法消化过剩商品和过剩资本时,资产阶级通常会把目光投向国外,通过扩大出口、争夺海外市场、输出资本和控制资源,把危机向外转嫁。各帝国主义国家之间为了市场、原料、投资场所和势力范围相互争夺,最终必然加剧国际冲突直至导致战争。
在国内,资产阶级国家还会通过财政扩张、信用扩张、基础设施投资、产业扶持、福利市场化、消费信贷等方式,暂时扩大有效需求,把一部分过剩商品和过剩资本吸收到新的投资领域和消费领域中。这样做并不能消灭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只能是把矛盾推迟、转移和扩大。
中修正是在这样的逻辑下,一方面扩大对外开放,另一方面在国内依靠国家投资、信用扩张、土地财政、城镇化和消费刺激等手段,暂时缓解资本主义扩大再生产所造成的压力。
### 扩张海外市场
中国在经过一轮轮资本主义改革后,逐步变成了由官僚资产阶级控制经济命脉的垄断资本主义国家。在社会主义时期,劳动人民创造了强大的国防和比较完整的工业经济体系。资本主义复辟以后,这些成果被官僚资产阶级掌握,成为他们维护资本主义复辟、推进资本积累的物质基础。
复辟初期的中国,首先是以廉价劳动力、土地、资源和政策让利,被纳入世界资本主义体系,成为国际资本转移产业、榨取剩余价值的重要场所。在加入 WTO 前后,中国主要还是低端商品输出国和世界资本主义产业链中的加工基地,其对外扩张表现为商品输出和承接国际资本。这一阶段,中国已经并没有同老牌帝国主义国家展开全面的帝国主义争霸。
中修所谓“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正是在这一历史背景下形成的。一方面,中修继续吸引外国资本进入中国,利用中国廉价劳动力为世界资本提供生产基地,另一方面,随着国内官僚垄断资本的积累,中修开始鼓励一部分有实力的企业对外投资、跨国经营,利用国外市场和资源。这说明,这一时期的中国并不停留在单纯的被动依附的位置,而是在依附、积累中逐步向外扩张。
中修供认:
> 1992年,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四大报告中明确指出,要“积极扩大我国企业的对外投资和跨国经营”。1997年,在党的十五大上,江泽民同志进一步提出:“更好地利用国内国外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积极参与区域经济合作和全球多边贸易体系,鼓励能够发挥我国比较优势的对外投资”。
> 同年,在全国外资工作会议上,江泽民同志提出:“我们不仅要积极吸引外国企业到中国来投资办厂,也要积极引导和组织国内有实力的企业走出去,到国外投资办厂,利用当地的市场和资源。‘引进来’和‘走出去’,是我们对外开放方针的两个紧密联系、相互促进的方面,缺一不可”。所以,江泽民同志在97年就提出了“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的概念,缺一不可。
>
> 2000年初,江泽民总书记在向中央政治局通报“三讲”情况的讲话中,在全面总结我国对外开放经验的基础上,首次把“走出去”战略上升到“关系我国发展全局和前途的重大战略之举”的高度。
> 同年2月,江泽民同志在广东考察工作时指出:“当今世界经济的发展,要求我们必须勇于和善于参与经济全球化的竞争,充分利用好国外和国内两种资源、两个市场。随着我国经济水平的提高和现代化建设的推进,我们必须加快实施‘走出去’的战略。这同西部大开发一样,也是关系我国经济和整个现代化建设发展全局的的战略”,“‘走出去’和‘引进来’是对外开放政策相辅相成的两个方面,二者缺一不可。现在情况与二十多年前不同了,实施‘走出去’战略的条件更具备了,要求也更迫切了。我国加入世贸组织后,将会为实施这一战略带来更多的机遇。必须不失时机地‘走出去’,让我们的企业到国际经济舞台上去施展身手。这个战略实施好了,对增强我国经济发展的动力和后劲,促进我国的长远发展,具有极为重大的意义”。
 
> 2000年3月,江泽民同志在全国人大九届三次会议上基本上就把“走出去”战略提高到国家战略层面上来了。2001年,就把它写入了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纲要》。《纲要》是这样阐述的:“鼓励能够发挥我国比较优势的对外投资,扩大国际经济技术合作的领域、途径和方式。继续发展对外承包工程和劳务合作,鼓励有竞争优势的企业开发境外加工贸易,带动产品、服务和技术出口。支持到境外合作开发国内短缺资源,促进国内产业结构调整和资源置换。鼓励企业利用国外智力资源,在境外设立研究开发机构和设计中心。支持有实力的企业跨国经营,实现国际化发展。健全对境外投资的服务体系,在金融、保险、外汇、财税、人才、法律、信息服务、出入境管理等方面,为实施‘走出去’战略创造条件。完善境外投资企业的法人治理结构和内部约束机制,规范对外投资的监管”。
>
> 2002年,在党的第十六大报告中,江泽民同志提出:“坚持‘走出去’与‘引进来’相结合的方针,全面提高对外开放水平。
> 第三个时期,就是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的新一代领导集体,对“走出去”战略也非常重视。这个时期的特点就是加快实施“走出去”战略。
>
> 2003年10月,党的第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继续实施‘走出去’战略……‘走出去’战略是建成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更具活力、更加开放的经济体系的战略部署,是适应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的要求的,有助于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为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注入强大动力”。
> 之后,胡锦涛主席有一系列的指示,“要积极鼓励和支持有条件的企业‘走出去’,更多更好地利用国外资源和国际市场,要进一步完善相关政策法规,加强对境外投资的统筹协调,改善服务和监管,务求实效”。“要积极稳妥地实施‘走出去’战略,在取得实效上下功夫。这既是新形势下充分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重要途径,也是扩大国际经济技术合作、提高企业竞争力的重大举措。”
>
> 2005年,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要进一步实施‘走出去’战略。鼓励有条件的企业对外投资和跨国经营,加大信贷、保险外汇等支持力度,加强对‘走出去’企业的引导和协调。建立健全境外国有资产监管制度”。
从这些材料中,我们可以看到,中修的“走出去”战略,是中国官僚垄断资本在长期积累中,逐步向外扩张的表现。2001年中国加入 WTO,标志着中国被更深地纳入世界资本主义市场,成为低端制造品输出国和国际资本积累链条中的重要一环。同时,这也为中国官僚垄断资本日后扩大其海外经营,进行资源控制、工程承包、资本输出和跨国经营创造了条件。
加入 WTO 后,中国资本主义依靠廉价劳动力和低端商品输出迅速积累资本。随着规模扩大,官僚垄断资本开始向外寻求市场、资源和投资空间。
面对国内市场的饱和,官僚垄断资本亟需向外转移矛盾。它不仅需要输出商品与资本,更需要国外的市场、资源,以及保护海外利益的军事力量。近年来,中修大力发展远洋海军和军事投送能力,正是这一扩张需求的体现。因此,中国与美欧日等老牌帝国主义国家的矛盾,从产业链摩擦升级为全面竞争。矛盾的双方均无法摆脱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只能通过对外扩张转嫁危机。
### 扩大国内市场
中修为了延迟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到来,不仅向外扩大市场、输出商品和资本,而且在国内通过国家投资、信用扩张、基础设施建设、土地财政、城镇化和消费刺激等方式,暂时扩大有效需求。
90年代末,中国已经出现产能过剩。紧随其后的亚洲金融危机又使外部市场受到冲击,出口吸纳过剩商品的能力下降。在这种情况下,中修不得不把扩大国内需求放到更加突出的位置。它采取的并不是提高劳动人民实际收入、改善劳动人民生活的办法,而是通过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由国家出面扩大投资,以此为资本积累寻找新的出口。
中修文章供认:
> 国家开始实行扩张性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重点投资能源、交通、通讯、水利等基础设施行业,集中建设了一大批重要基础设施项目。从 1998—2002 年,共发行长期建设国债 6600 亿元。
基础设施建设在短期内吸收了一部分过剩资本和过剩产品,也带动了钢铁、水泥、机械、建筑、交通等相关产业。但是,这种办法并没有改变劳动人民购买力不足的根本问题。它只是通过国家投资和信用扩张,把危机暂时压下去,并把新的矛盾积累到财政、金融、地方债务和产业结构中。
在这一过程中,房地产逐步被卷入地方财政和金融扩张的体系中。住房制度改革、土地使用权商品化、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和地方政府土地财政结合在一起,使房地产成为地方政府、金融资本和建筑产业链共同依赖的增长领域。这里不能简单说“房地产变成商品”本身就是消化过剩产能的主要办法;更准确地说,房地产是在国家投资、土地财政、城镇化和信用扩张共同作用下,被塑造成暂时吸纳资本、拉动产业链和支撑地方财政的重要领域。
因此,房地产泡沫并不是资本主义解决危机的出路,而是资本主义推迟危机的结果。它一方面暂时带动建筑、钢铁、水泥、家电、金融等行业扩张,另一方面又把沉重的债务压力压到劳动人民身上,并制造出更大的金融风险和社会矛盾。
2008年的四万亿计划,是中修用凯恩斯主义手段给经济打强心剂的典型。它通过国家投资、信贷扩张和地方融资平台,暂时缓解了国际金融危机对中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冲击。但是,这种刺激并没有消灭危机,只是把危机推迟到更大的债务规模、更严重的产能过剩和更膨胀的房地产泡沫之中。关于四万亿计划,在《中国新时代的阶级斗争》一书中有详细解释,在这里就不展开了。
除了基础设施和房地产相关投资外,中修还试图把资本扩张的触角伸向广大内地和农村。由于中国经济发展不平衡,广大农村和部分内地在改革开放初期并没有完全被纳入资本主义消费市场。为了把这些未被完全开发的“处女地”进一步转化为商品倾销市场,中修搞起了“家电下乡”“汽车下乡”等由国家主导的消费刺激政策。
中修表面上打着“补贴惠农”“改善生活”的旗号,实质上是用有限的财政补贴作诱饵,把城市工业部门和出口部门中积压、过剩的商品推向原本购买力有限的农民群众。这样一来,中修既为部分过剩工业品寻找了出路,也进一步打通了资本下乡的通道,把更多地区纳入资本主义市场体系。
## 三、斗争的烈火在燃烧
### 群众斗争的烈火
丰城农民抗税运动
对于丰城农民的抗税运动,我们暂时还没能找到现成的资料,只能将一些网络上的信息整理出来:
丰城运动主要发生地袁渡镇有4.3万人,各种人头经费支出六百多万元,而全镇实际税源仅二百万元,收支缺口就要摊到人头地亩上去。 加上该镇集资修公路又要向农民伸手,2000年需要农民负担的税费达852万元,人均二百元。 该镇河垄村1999年752户3,023人,税费负担780,694.9元,总额比1998年增长14.1%,人均负担258.25元,亩均负担230.36元,户均负担1,038.16元。 此外,还要缴纳一些名目不清的款项。 农民在农业生产亏损的情况下再承担这么重的负担,同官僚资产阶级的矛盾日益激化。
1999年8月,江西丰城某乡一位周姓农民,因为不满当地政府加诸于农民头上的过重负担,自费收集整理了当时中央和江西省委的关于减轻农民负担的文件并广为散发,鼓动农民抵制不合法不合理的上缴,被乡政府带走送到“学习班”,两天后非正常死亡。家属50多人到乡政府讨要说法,被乡政府以蛮横的态度驱散。
血债需要血偿!乡政府恶劣的行径成为了导火索,丰城农民抗税运动轰轰烈烈地爆发了,总共四个乡镇数万农民闻风而动,开始造乡政府的反了!他们自发地带着农具冲向该乡,包围并夷平了乡政府。愤怒的农民将往日鱼肉百姓的乡长和一名乡干部被从二楼扔下,并当场在乡政府刨了一个大坑将此二人活埋。曾经欺压人民的乡派出所长和一名民警被当场打死,派出所长的尸体被吊在树上示众。乡党委书记偷了乡中学一教师的摩托,才得以逃到县城。
当夜,江西省调派大批警力进驻丰城,镇压造反农民。农民组织的骨干遂藏进山里。31日,国务院召开紧急电视电话会议,乡镇一级的两个正职全部参加。会上通报了多起因农民负担死人而引发的“重大群体事件”。
受到农民一次又一次革命造反运动的威慑,中修中央不得不通电全国立即停止以强制手段征收上缴。2000年,江西省试点取消农业税。2003年,全国取消农业税。
农民用自己的力量,迫使中修取消了农业税,暂时改善了自己的生活。农民的斗争精神,体现了中国的革命传统。党内资产阶级用复辟资本主义的行径,为自己创造了一个地上天国,而它们的地上天国也不会长久了。有着优秀革命传统的中国人民,自觉地组织起自己的先锋队。而先锋队带领着广大人民群众,终将创造出属于劳动人民的地上天国!
### 建立新的先锋队的尝试
群众的怒火在燃烧。风起云涌的群众运动,在中国大地展开。随着群众斗争愈发激烈,一些革命者主动组成先锋队,自觉地领导革命运动。中国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共产党——我们已知的第一支先锋队——在中国河南大地上诞生了。然而,由于马毛党的纲领路线没有很好地符合斗争实际,终于被反动政府所镇压了。同一时期,江西丰城爆发了由农民自发组织的抗税运动,农民的一场场运动,增长了人民的斗争精神,展示了劳动人民的力量,终于迫使中修政府停止了农业税的征收。然而,由于缺乏一个有力量的先锋队的领导,参与运动的人民往往在事后遭到倒算,而不能组织起有序的撤退。
自从中国复辟资本主义以来,中国人民反对官僚资产阶级的斗争,从未止息。1976年后,一个又一个革命政党如流星一般划过中国的黑夜。分析这些政党的经验,对我们今日的革命来说,是十分重要的。
下面,我们来分析一下各个革命政党的经验与教训:
贵州清镇、织金“中国共产党马列”、“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党”(1976.10-12)
康岩中(原省公安厅科长、省革委副主任)因文革武斗等被中修追捕,1976年11月获悉省委将对其代表的革命派采取措施后,销毁证据、携枪化名逃亡。12月2日至清镇与赵普明(“社会主义革命党”首领)、陈茂英商议,共同策划扩建基地、攻占遵义/贵阳等。反动公安获情报后,于12月11日在织金县龙场区直接实施拘捕行动。康岩中持枪反击,被敌击伤,几位革命者被逮捕。
湖北宜昌“中国马列毛共产主义党”及关联组织(1976.10-1977.2)
记载于秭归县志(宜昌下辖)卷二十“司法(一)公安”篇。1977年初反动公安机关大规模抓捕革命者,被中修当局定为“重大反革命集团案”。韩庆侯等核心革命同志印发马列毛著作、筹建无产阶级政权雏形,革命活动被本地叛徒或反动分子举报并暴露后,迅速被反动势力摧毁。革命组织规模较大但隐蔽性差。
四川丰都、石柱“中国(马列)共产党”(1976.12)
属西南基层自发反动响应,迅即被反动势力镇压。革命组织规模小、活动限于批判资本主义复辟与筹建,极可能因集会或传单被当地反动治保/公安发现,短期内被摧毁。无具体抵抗记载。
云南广南那洒“中国马列党”(?-1977.4)
管兴林等革命同志以学习毛著、反修宣传为主,针对地方走资派。1977年春被反动势力破获,属云南同期反动清查运动的一部分。很可能通过农村基层叛徒举报或宣传材料暴露。
河南洛阳涧西“中国马列共产党”(1978.12-1980.4)
崔新福等革命同志以工厂工人、老造反派为主,在工业区开展革命活动。被反动势力依赖厂区保卫系统监控与叛徒举报(明确针对“两个凡是”及资本主义复辟措施)破获,革命活动持续约1年半后被中修收网。
云南威信“中国共产党(马列)中央委员会”(1978-1981)
熊永章、熊永华、韩正远等革命同志筹建“全国性中央委员会”、印发革命纲领、面向农村开展活动。1981年前后被反动势力抓捕。地方反动公安通过农村监控网络发现革命筹建活动。
江苏徐州“毛泽东派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及关联(1981.3-1983)
1983年7月起组织7位革命同志组成“中国人民党”,策划夺取武器、摧毁反动要害、劫车上山开展游击战。在1983中修“严打”第一战役中被反动公安机关“一网打尽”(情报汇总后集中突击抓捕)。
甘肃武威、张掖、金昌“中国劳动党”、“人民军”(1982)
任××、杨××、解××等同志在农村/农场筹建“劳动党” 及武装“人民军”。通过学习毛著、反对资本主义复辟的革命活动痕迹被发现,1982年被中修破获。
安徽霍山“中国劳动党”(1982)
面向贫苦农民/工人,反对资本主义复辟并建党。被中修同期镇压。基层叛徒举报或会议暴露后快速被摧毁。
河南登封“中国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共产党”
这是1985-2000年间规模最大、最完整、最具全国影响的马列毛主义党,直接回击了中修国企的私有化改制,是下岗潮中工农群众觉醒的典范。革命成员主要为登封及周边国企下岗工人、农村贫下中农,峰值近2800人(中修公安确认1031人:899农民、百余工人/教师/干部/退休人员;90%初中以上文化,2/3为25-45岁)。明确宣布现中共已蜕变为“堕落腐败”的官僚资产阶级工具,批判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资本主义复辟路线;印发毛主席著作与《彻底摧毁邓氏集团》革命纲领;设立宣传、劳工、军事、妇女等部门及县区委书记;组建“农民自卫军”(武装自卫性质);结合下岗潮欠薪、失业抗争,号召“第二次社会主义革命”、恢复毛主席无产阶级专政与人民公社。
1995年起反动公安机关正式立案“重点侦察”,设立专案组(专案名称即含“彻底摧毁邓氏集团”),因基层叛徒报告发现王五州(自称“河南省委特派员”)等革命同志在登封及周边工厂/农村组织学习小组、印发毛主席著作与革命纲领、设立部门、筹建“农民自卫军”(武装自卫性质)。线索来源主要为国企下岗工人/农村贫下中农革命活动痕迹(集会、材料传播)被单位保卫或治保反动分子举报。经数年秘密监控、跟踪、材料搜集,1998-1999年中修当局大规模统一抓捕行动,王五州等核心革命骨干被捕(王判15年,臧永钦/董得安原判10年,后减刑释放)。全体革命成员被列“重点人口”监控、强迫悔过。张文正(跨登封-许昌组织者)等国企下岗工人革命活动与登封核心联动,1995年后纳入同一专案侦察。同样由于厂区保卫系统发现宣传“继续革命”、反对卖厂等材料,结合登封线索交叉锁定。1998-1999同期被中修抓捕收网。
河北永金“中国共产党革命委员会”(1999.5.16-2000)
用户“永金”指河北正定县“永进化工厂”(或简称永金/永进)。王世吉同志(化名“毛继东”,一人自任书记)1999年5月16日在工厂宣布成立革命组织,设计党旗党徽,5月18日起寄送数十封批判信(邓、江为修正主义,呼吁恢复毛泽东的路线)给中修中央。信件被邮检截获或工厂保卫发现其革命活动痕迹,石家庄市反动公安于1999年8月12日直接抓捕。2000年11月王世吉同志被中修当局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3年,2002年8月释放。
以上所述的这些政党,无不因其自身的弱点,而终于被资产阶级政府所剿杀。在今天,中国的先进分子应当吸取这些政党的经验教训,借鉴历史上的经验,进行新的斗争。
在阶级构成上,这些政党的成员主要为国企下岗工人、农村贫下中农、老造反派、基层教师/退休干部。以登封“中国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共产党”为例,反动公安确认1031人中有899位农民、百余位工人,约90%的成员拥有初中以上文化,其中2/3为25-45岁青壮年。他们是资本主义复辟的最直接受害者,对中国修正主义集团中官僚资产阶级的仇恨最深,自发要求恢复无产阶级专政。这些同志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锻炼,社会经验较丰富,比今天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空谈“建党”更先进。
在下岗潮和农村“第二轮圈地”过程中,亿万工人农民开展了罢工,游行,维权和请愿等自发斗争,但这些政党大多停留在成立学习小组、印发纲领和设立空头部门等初步阶段,并未将这些自发斗争提升到自觉、有组织的革命高度。结果,先锋分子脱离了群众,许多群众虽抱有同情,却未能被充分动员起来保护这些组织。
复辟初期,阶级力量对比极为悬殊。走资派牢牢掌控了国家机器、户籍制度、单位管理和治安网络,而新生资产阶级则利用“改革红利”暂时麻痹了部分中间阶层。这些政党代表的是被打倒的无产阶级中觉醒的部分,而并没有广泛发动处于革命低潮时期的广大群众。
今天的我们,必须深入融入工人和农民群众,从日常的经济斗争入手,例如讨要欠薪和反对征地,逐步建立起工农联盟的战斗组织。脱离阶级的实际,单纯宣布建党,只能说是小资产阶级的急躁病。
在路线上,在资产阶级专政的巩固时期(1976-1999年),这些政党未能充分认识到复辟过程的长期性和曲折性。她们试图在短期内“重建中央”、筹备人民军队,更有甚者,将主观愿望当作客观现实,寄信呼吁中央辞职。例如,登封中国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共产党从1991年的学习小组起步,到1995年被专案侦察,仍坚持公开印发《彻底摧毁邓氏集团》等材料,缺乏地下的隐蔽埋伏的策略。
这些政党生搬硬套文革时期的夺权和学习小组形式,未根据如城市下岗潮和农村分田单干等新条件创造出新的斗争方式。有些小型政党,如河北王世吉一人成立的革命共产党,更像是萨布林式的个人英雄主义。
此外,它们未能在新的历史阶段分清“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一根本问题。她们虽然正确地将修正主义集团视为敌人,但对中国阶级和阶级变化判断不足,没有将马列毛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复辟后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没有为自己制订正确的策略,导致自身陷入孤立。
在组织方法上,这些政党的保密与地下工作的方法极为薄弱,她们多采用手抄或油印材料、邮寄批判信件,以及通过集会发展成员等方式,全都留下了明显的痕迹。根据公安志的记载,通过邮检截获、单位保卫部门举报、治安网格监控,以及抓捕一人即可挖出全案等手段,导致组织轻易暴露。这些反映了以上的政党缺乏如单线联系隔离措施、假身份,以及以工会或学习小组为外衣的合法掩护。
另外,这些组织中最大的尽管发展了两千余人,但群众工作与组织纪律严重脱节,既缺乏严密的纪律训练,也没有建立“支部建在连上”式的战斗堡垒。领导骨干集中暴露,核心成员一抓即全网崩塌。
组织建设必须服从于革命路线,并具备铁一般的纪律和灵活的地下工作方法。这些政党的失败证明,没有正确的组织路线,即使拥有良好的阶级基础和政治路线,也无法保存力量。
今日中国
在今日的中国,新的革命力量正在发展;随着革命的发展,许多旧的问题以新的形式重新出现。面对似曾相识却又截然不同的问题,我们应当怎么办?这已经成为了组织前进还是瓦解的关键问题。
目前中国的革命运动中,有哪些急待解决的问题呢?
工人革命路线与政治报路线
首先,先地方后中央的工人革命路线与先中央后地方的政治报路线之间的分歧。
从以上各党的历史中,我们能够看到,这些政党的成立,往往缺乏坚实的组织基础,因而最终在中修的打击下很快地失败了。这些政党都有一个共同模式,即先成立党中央与各部门,而这个党中央往往难以担负起党中央的职责,所谓党中央往住徒有其名。因此,这些组织如地基不稳的房子,一旦受到震动,便迅速垮塌。
今日的政治报派,仍然重复了这条先中央后地方的组织路线。今日的我们,应当注意历史的经验,不要重复曾经的错误,采取先地方后中央的工人革命路线。
政治挂帅与义气挂帅
现在的融工组织中有两种不同倾向,一种是政治挂帅,即在所在的地区寻找所受的压迫与剥削深重,仇恨修正主义的人,同他们接触,并引导他们认识真理,走上革命道路;另一种是义气挂帅,即在所在地一区广交朋友,吃饭喝酒cosplay,并同和自己玩得好的朋友交流政治,引导他们走上革命道路。
​我们从曾经的历史的经验中可以发现,义气挂帅的路线,不是在今天就已经出现的新东西,而正是刘少奇1936-1937白区工作黑线的当代翻版。
刘少奇的《关于白区职工运动的提纲》中的第七点这样说明其白区工作黑线的:
> “七、我们要利用一切方法、一切公开的可能来广泛地联系与组织工人群众。在有国民党黄色工会的工厂和企业中,我们同志和革命的工人均应加入黄色工会,并参加黄色工会中的各种工作和活动,利用黄色工会来组织工人群众和斗争。就是现在还没有群众的黄色工会,我们也要加入进去,就是仅仅利用黄色工会这一公开的招牌和地位,去公开团结与组织工人,也是必须的。在没有黄色工会组织的工厂和企业中,我们应该利用各种公开的与灰色的形式,来公开地广泛地组织工人群众。如同乡会、互助会、劝戒烟酒会(在理会)以及其它旧式的新式的团体,我们都要利用。在我们采取这样广泛的方式来组织工人群众的时候,我们应该暂时放弃独立组织赤色工会的任务,过去的那些秘密的赤色工会即行取消。要在各级党部内设立职工部来指导工人运动中的工作。”
刘少奇的《关于白区职工运动的提纲》重点是“改善工人生活”“争取大多数”“广交朋友”,把经济要求、群众福利放在首位,只在“玩得来”的群众中活动,不系统灌输马列主义、不把经济斗争提高到政治斗争。刘少奇的白区工作黑线使白区党组织靠“合法社交”“广交朋友”维持,极易暴露并被敌人一网打尽。而这条黑线的的结果,是白区党组织多次遭到大破坏,且未能有效积蓄和恢复力量。
无独有偶,1990年代的登封中国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共产党,也同样采取了“广交朋友”的路线,结果组织内鱼龙混杂,组织人数看上去很多,但是没有力量,最终在反动警察与叛徒的共同破坏下失败。
今天的部分融工组织,并没有认识到刘少奇白区工作黑线的坏处,甚至将刘少奇白区工作黑线奉为圭臬,我们希望这些同志能够认识到这一问题,扔掉刘少奇的白区工作黑线。
@@ -0,0 +1,178 @@
# 论中修的“军队经商”
## 前言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修正主义上台,资本主义全面复辟,中国社会的上层建筑几乎无一幸免遭到资本主义的侵蚀和操控。中国人民解放军,这一中国革命的精锐武装、长征精神的优秀继承者、作风优良的人民子弟兵,蜕变为了中修政府麾下一支镇压人民的法西斯党卫军。
在社会主义刚被颠覆时(1976年),中国经济的真实状况是极其稳健、底子极其干净的,”既无外债,也无内债“,没有财政赤字和债务危机,秉持着“收支平衡、略有节余”的财政原则。在1970年代中后期,中国既不欠任何国家的债务(60年代底已还清苏联债务),也没有发行大规模内债。与此同时,中国已经建立了完整的工业体系,毛泽东时代用最宝贵的三十年,将一个落后的农业国推入了工业化门槛,建立了独立完备的轻重工业、国防工业和农业水利基础,几乎实现了国家的自给自足。
## 1977-2011 拆毁社会主义军队并重建资本主义军队的时代
可惜的是 ,社会主义时期奠定的物质基础,都在修正主义上台后被彻底葬送了。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中国出现严重的经济危机,而真正的元凶就是“洋跃进”与资本盲目扩张。80年代初,中国政府出现的上百亿财政赤字(1979年赤字高达170多亿元),就是由1977-1978年华国锋、邓小平等领导下的“洋跃进”路线导致。当时官僚集团急于出政绩,在一没有足够外汇、二没有足够配套资金的情况下,强行宣布要在几年内大搞干个大型工业项目(如宝钢等超级工程),盲目超量引进西方成套技术设备。(八二方案)  
这种急功近利的资本扩张瞬间引爆了财政危机。基建战线拉得太长,国家拿不出那么多现金来搞配套,直接导致1979年、1980年出现新中国成立以来罕见的特大财政赤字,通货膨胀加剧,市场供应极度紧张。正因为这场由改开派自己搞出来的“洋跃进”引发了严重危机,1979年,身为国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的陈云不得不紧急救火,搞“国民经济八字方针(调整、改革、整顿、提高)”,强行停建、缓建了大批项目来压低赤字。(中修材料[《陈云与改革开放初期的国民经济调整》](http://www.hprc.org.cn/gsyj/gsrw/202508/P020250804520399891344.pdf ))
​
事后,邓修集团为了甩锅和自己的利益,将政策失误的代价转嫁给军队,把这场危机当成了“军队要忍耐”的理由。这是因为“洋跃进”导致财政枯竭,邓修集团拿不出钱来为自己的错误买单,最省事的办法就是砍国防预算、砍尖端科研、裁撤军队,把国防资金抽出来充当“救火资金”。并且,资本主义复辟后的中国不再是全世界反动派围剿的对象,而是他们的大救星、大市场、大血包,搞钱成为最优先级,在官僚资产阶级看来,军工科研和庞大的常备军是不直接产生经济效益的“纯消费性包袱”,本就该被削减。邓修集团为了证明自己转向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合法性,故意将70年代末自己盲目决策导致的经济危机,扭曲宣传为“计划经济走投无路、毛泽东时代积贫积弱”,从而为后续“退缩、下马、放任军队经商”铺平舆论道路。可是,虽然军工科技的研发,都被秉持”造不如买,买不如租 “的洋奴哲学的邓小平给叫停了,军队却不可能全部遣散,但国防预算全被侵吞了,军队的吃饭问题该怎么解决?“自我造血”的军队经商政策就为此被提了出来。
自从国防预算被大幅削减后,军费占国家财政支出比重从1979年的约18%狂跌至80年代中期的10%以下。扣除通货膨胀,许多部队连基本的伙食费、营房维修费都难以维持。于是,为了维持军队的生存,1984年11月1日,1984年11月1日,邓小平在军委扩大会议上正式提出“军队要忍耐”,并明确提出要利用军队现有的设施和能力自谋出路。1985年,中修宣布裁军100万。同年,中修国务院、中央军委正式出台政策,允许并鼓励军队、武警部队利用自身的设备、技术、地产和运输能力开办企业,搞“农副业生产”和“第三产业”,正式解除了对军队经商的限制。虽然军队经商最初的口号是“补充伙食费、安置转业官兵”,但一旦资本的魔盒被打开,在商品经济的刺激下,军队迅速从“搞农副业”转变为利用特权进行高利润的商业投机。(详见《关于军队从事生产经营和对外贸易的暂行规定》 )
军队经商除了为中修省钱以外,更重要的就是政治意义,把军队作为资本主义复辟的既得利益者,防止军队中残留的革命派和其他资产阶级派别夺取权力。
> 有一次,纪登奎之子纪坡民谈到他在军队的同学在做生意时,纪登奎说:这是小平决定的事。党的工作重点转移,搞经济,做生意,改革开放。这个事情,党内有阻力,如果军队再反对,事情就更难办了,就可能搞不起来。现在的办法,是把军队也拉下水,一块搞。这可以使改革开放减少阻力。小平也不会不知道这个办法的危害,可军队的事,小平也是难哪。
(纪坡民《上台下台,任职辞职——听父亲纪登奎谈往事》)
由于军队独立的军用铁路专线、军用港口码头、军用机场与军用车辆车牌,在80年代中修政府实行“计划与市场双轨制”(官倒)期间,军队企业利用军用运输工具,大肆倒卖计划内物资(如钢材、煤炭、木材),赚取巨额双轨制差价。各军区、各大总部将城市黄金地段的军用土地、仓库、营房直接改造成商场、宾馆、夜总会出租,形成早期的军企地产垄断。同时,军属企业享有大幅度税收减免,且地方工商、税务、公安部门无权检查军用设施和军牌车辆,这也为后来江泽民时代的半公开走私埋下了极深的祸根。
在80年代末,各大总部、各军兵种和大军区已经完成了立规建制,众多军企巨头如雨后春笋般蜂拥而出。1983年,经中修国务院、中央军委批准,由总参谋部装备部和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中信)联合出资,成立保利集团(Poly Group,前身为保利科技有限公司)。其最初主要从事军火进出口贸易,随后利用其深厚的军方背景与特许经营权,迅速横跨房地产、矿产、艺术品交易等暴利领域,成为总参谋部旗下最庞大的特权资本巨兽。1985年,总后勤部出资创办三九集团(前身为深圳南方制药厂),以解放军第一军医大学的科研成果为依托,在深圳特区疯狂扩张,迅速成为全国知名的医药与跨行业资本帝国。新兴集团(新兴公司)于1989年前后成型,隶属于总后勤部。总后勤部作为管钱、管粮、管装备保障的部门,利用其掌握的全军物资采购和营房土地大权,将新兴集团打造成集房地产、工程建设、进出口贸易于一体的超级军企。(《国资报告》2019年第4期,[《今天,一文带你读懂那些军转央企的前世今生》](https://m.thepaper.cn/baijiahao_4066846))
80年代中后期,随着广东、福建、海南等沿海地区私人资产阶级的产生和官僚资产阶级的财富积累,他们已不满足于国产奢侈品的享受,而进口汽车、家电、卷烟等物资税率极为高昂。海军部分基地、沿海守备部队及武警,开始利用军用舰艇(如猎潜艇、登陆艇)和军用码头,为地方私营资本或军队自办公司武装护航走私。当地方海关缉私人员想要扣押涉嫌走私的军牌车辆或军用码头货物时,往往遭到军警持枪拦截,地方政法机关根本无权干预,这直接导致了80年代末东南沿海关税的大面积流失。更为恐怖的是,这一切还只是“军警走私”的萌芽,进入江泽民时代后,走私情况变得更加严重猖獗,达到了无以复加的田地。
1988年前后,全国爆发严重的通货膨胀,民众对于官僚利用权力倒买倒卖的“官倒”现象无比愤慨,而军队企业利用军用配额、军用运输线倒卖紧缺物资(如成品油、钢材、进口批文),是当时“官倒”狂潮中最具破坏力、也最不可碰触的一环。
> 姜某是旅游局下属的汽车保养厂厂长。他今年35岁,在省旅游局的中层干部中,以敢于投机和有魄力奢称。他不会修车也不会开车,原是公司车队的调度员,跟局领导的关系非同一般。1985年前,他从广东搞来过十几辆进口汽车倒卖,赚了不少钱。
> 86年后,进口汽车控制严了。各地奢华排场之风却愈来愈盛,进口小汽车的价格暴涨。现在唯一能搞到进口轿车的地方便是享受种种特区优惠政策的广东,一辆“皇冠”、“丰田”,一转手几万元便唾手可得。
> 但是,搞到汽车,路上关卡重重,检查站不断,想要顺利的蒙混过关,运回来很不容易。
> 租军用飞机,姜厂长想出了个绝招。他通过各种关系找到了空军。现在部队也搞经营,只要给钱,飞机不难租到。汽车插翅膀,叫他们防不胜防。这也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吧。
> 姜某以购买汽车为名,从银行里骗取了60万元贷款,并以4万元钱与空军签订了运输合同。他带着几个人赶到广东深圳、惠东等地,很快搞到了四部“蓝鸟”和“皇冠”。钱,使各种关节变得畅通无阻。他掏腰包,宴请机场的有关干部,酒酣耳热之后,他们当场就拍了胸脯保证装上飞机,当兵的讲义气、守信用。
> 四辆日产高级桥车空运到了G市郊区的军用机场,修理厂的司机们带上预先准备好的假牌照到机场接车。他们欢欣鼓舞,庆贺大功告成。当他们倒卖汽车被工商部门查获时,姜某立即把另外三辆未卖掉的转移藏匿。他有恃无恐,气焰十分嚣张,声称:“谁敢把汽车开走?!要车不给,要钱没有,要命有一条!”当工商局将《暂扣财物通知单》交给他时,他大耍无赖,叫嚷:“我不管法不法,有本事你们枪毙我好了!”
> 海南岛倒卖进口汽车的狂潮虽然受到了抑制,但查处并不彻底。这几年倒卖进口小汽车活动仍十分猖獗,其手段也更加狡猾和恶劣。倒卖一辆进口汽车可使人在一夜之间成为“万元户”已是公开的秘密。《人民日报》1988年10月5日的报道,显示了我们记者和编辑的勇气。《动用警车军车邮车闯关 走私贩私倒卖进口汽车》向我们披露了其中的端倪:
> ……截至9月底,湖南省工商部门今年查处违章小汽车达372辆。但是,这仅占走私、贩私、倒卖汽车的很小部分,大量来自广东等地的违章过境小车,在各种各样的伪装下堂而皇之地过关越卡。随着违法购车现象增多,为了逃避检查,许多单位和个人伙同军队、公安、邮电等部门的少数人,利用其工作的方便进行非法购车和倒卖活动。其主要形式有:假借执行公务;挂军牌、安警灯;出具假信件、佯装押送犯人;动用邮车偷运;化整为零,分开装运;有的甚至强行冲关,殴打检查人员。
> 7月30日,湖南省蓝山县工商局查扣两台“皇冠”车。这是辽宁省清原县交警队从广东省东莞市买的走私车。随车的清原县交警队副队长王胜利等3人在车上挂了带去的汽车牌照,其中一台还安了警灯,伪装到深圳执行公务返回单位。当车被蓝山县检查站查询时,他们先是向检查人员行贿,被拒绝后又强行冲关。
> 8月31日凌晨,河南省洛阳市公安局派副科长宋长海等5人,分别驾驶挂有洛阳市公安局车牌和警灯的日本进口轿车2辆,在蓝山县因无准运证被查扣。其中一辆车冲出一里多远,险些撞倒检查人员。
> 9月8日,平江县检查站查扣了一辆“广东06-0063”号旧牌照的新邮政车……
> 解放军某部后勤部物资管理站从广西南宁军分区购买“皇冠”两台,“蓝鸟”一台。他们采用化整为零的手段,将车分解为车壳和发动机等部件,然后用军用车分别装载,偷运出关。9月11日、12日被东安县工商局先后查获。
> 据透露,还有一些被查扣的小车,由于买方或卖方“后台”硬,“来头”大,工商局及有关部门迫于压力,不得不放行。
> 我们的心情是沉重的。如果我们的军队、邮电、公安等以及更有“来头”“后台”的部门都卷入市场倒卖的“黑洞”,那么,对中国经济和政治的危害,将达到怎样的程度呢?(详见《中国“官倒”“私倒”纪实》第70~72页)
> …… 海军某基地的一艘战艇上一派繁忙,副艇长刘文德正在做启航的准备,岑水生这个从未上过政治课,找战士谈过心的指导员此刻郑重其事地召集艇上全体人员作动员:“今晚搞点‘副业’,要到海上接货,运去广州,有报酬,大家都要保密……。”夜幕降下,军艇启锚生火,悄然地驶到香港附近的大蜘州岛海面,这时,一艘机帆船从香港开来,亮过约定的联络信号后,香港走私船便毫无畏惧地靠上军艇,将价值20多万元的30箱录相机吊上军艇之后,开足马力消失在黑夜中,军艇慌忙掉转船头,朝广州方向溜去……(《中国“官倒”“私倒”纪实》第144页)
中修军队及其官僚是如此贪得无厌、利欲熏心, 肆无忌惮的疯狂敛财。然而,中修这样倒行逆施的苛政必然会引起人民的反抗,八六学潮和六四事件先后爆发,尽管这两次群众运动均遭到中修的铁血镇压,但中修高层终于意识到了军队经商导致的军纪败坏、社会怨气以及对市场秩序的严重破坏,并频繁出台文件试图“清理”和“整顿”。(详见《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清理整顿公司的决定》,《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近期做几件群众关心的事的决定》,中修官方党史《中国军队经商》条目)六四运动被镇压后,1989年11月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邓小平、江泽民明确提出“军队要坚决停止经商”,要求坚决收缩。翻阅当时的官方文件(同上),中修高层虽明确下令要求‘军队坚决收缩经营范围、党政军机关彻底与公司脱钩’。可是,在没有财政军费兜底和群众监督等诸多准备措施的前提下,这些行政禁令最终只能沦为了纸上谈兵。正如历史所见,这次整改最终因为军费补贴不足和地方“军阀”阻力,在江泽民年代彻底流产,导致了90年代大规模的走私狂潮。
1989年,六四事件结束后不久,邓小平宣布退休,并由江泽民接任总书记、国家主席和军委主席职务。但是,江泽民是一个一天兵都没当过、在军中没有任何根基和威望的文职技术官僚,面对军中各大官僚的冷落、甚至暗流涌动的政变威胁,他根本无法通过军事威望来服众。([自由派参考资料](https://www.rfa.org/mandarin/zhuanlan/yehuazhongnanhai/gx-12162022132925.html))老谋深算的江泽民很明显的察觉到了危机,于是,在1992年10月中修十四大,在邓小平的支持下,江泽民借助清除“杨家将”的机会,解除了杨尚昆、杨白冰兄弟的军权,并在之后逐步收回了洪学智、萧克、廖汉生等大批老将领的军权。为了填补军中权力真空、安抚各大军区军头,老奸巨猾的江泽民便转而采用了资产阶级最常用的权术——金钱、利益和特权收买。在他的任期内,为了拉拢人心、培植私人势力,他打破了以往克制的晋升惯例,疯狂晋升了数百名将军,只要肯表态效忠、听话,不论是谁都能升官发财,其治军策略明显向“利益赎买、以利换忠”的政治权术倾斜。1993年12月江泽民再次提拔了大批上将。自此,“听话就给挂星升官,放任底下肆意捞钱”成为军队内部不成文的“潜规则”。(江泽民在担任中央军委主席的11年任期内,共8次晋升上将,总人数为79人,从建国初到2004年江泽民卸任军委主席算起解放军总共有164位上将。而从1988年重新实行军衔制算起,解放军则一共授予108人上将衔,一大半上将全为江泽民一人提拔,几乎是1955年到1966年第一次施行军衔制时期上将数量的两倍([《军委主席与授衔》](http://jczs.news.sina.com.cn/2006-07-06/1026381851.html?from=Dwap))反革命叛徒林彪曾经说过“资本主义是少数人发财,共产主义就是大家发财”的谬论。看来,江泽民的治军理念与他的老前辈林彪真是颇为相似啊!
1992到1993年,随着中修正式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即资本主义复辟的制度化),军队经商走向全面失控,军属企业数量膨胀至数万家,涵盖房地产、金融、夜总会等各种暴利行业,保利集团、新兴集团、三九集团等80年代就已经成立的老牌企业更是赚的盆满钵满,跃升为军企巨头。
1994年,江泽民在面对香港记者的内部会议中,将其治国与政治作风总结为“闷声大发财”哲学,闷声大发财绝非只是一句调侃,而是中修统治阶级内部最核心的“政治分赃契约”。它的本质是:“你们不要管政治路线、不要搞群众监督、不要问公有制还是资本主义,只要政治上服从我,我就赋予你们在各自领地里利用行政权力进行资本掠夺、闷声捞钱的无限特权。”
而事实也的确如此,在整个90年代,军队的经商、走私、贪腐情况,都已经猖獗到无法无天的地步,军队出现了前所未有的腐败,东南沿海军队走私比海盗还猖狂,北方军队走私比响马还厉害。我们下面引用的都是中修官方自己的记载和报道,虽然中修政府经常只敢报道一些小事或隐瞒歪曲事实,但从中我们也不难发现军队的腐败到达了什么样的地步,连中修政府自己的不得不承认情况的。那我们下面就来讲讲改开中性质最严重、涉案金额最大、政治与军事隐患最深厚的典型特大走私与特权腐败案例,看看中修的军队官僚们究竟是怎么“闷声发大财”的。
1998年,广东湛江爆发了轰动全国的特大走私案,以湛江市委书记陈同庆(绰号“湛江王”)为首的地方官僚集团,联合海军南海舰队、湛江海关、武警部队以及香港买办集团,建立的一条“军地联动、武装护航、海关放行、全额分赃”的走私流水线。该集团通过走私成品油(柴油、汽油)、进口汽车、钢材、糖、香烟等高税率物资,赚取巨额财富。该涉案金额之大,从1996年至1998年初,仅查实的走私成品油就达600多万吨,走私汽车1万多辆,案值高达110亿元人民币,偷逃国家税款62亿元(90年代年1元≈21世纪20年代10元,按当年汇率和财政收入,这是个天文数字)。由于湛江走私油量极大且免税,直接冲垮了中石油、中石化在华南地区的正规市场,导致当时国内多家炼油厂被迫停产。由于有军队撑腰,走私者得以动用军用港口与基地,他们通过租用或直接使用海军南海舰队的专用码头、油库和军用机场来卸货,地方海关和缉私队却根本无权进入军港检查。走私货船进入中国领海后,由海军涂装的舰艇或武警船只负责“护航”。货物出港后,套上军车牌照直接运往全国各地,走私全程都有军队武装保驾护航。在遇到极少数不听打招呼的缉私人员,走私集团甚至直接动用武警和海军守备部队持枪与海关缉私人员对峙,强行逼退缉私人员。更令人发指的是,当地的海关与地方政府非但不去制止,反而整体沦陷 ,也参与到其中分一杯羹。例如湛江海关关长曹秀康被香港走私巨头(如李深、林春华)用巨额现金、豪宅和女色彻底腐蚀。海关不仅不缉私,反而为走私船开具假的“国税扣押证明”或“军用品证明”,使其合法化。湛江市委书记陈同庆作为一把手,公然为走私集团保驾护航,收受巨额贿赂,甚至将走私带来的“繁荣”作为自己的政绩夸耀,以求得升官晋级。
1999年,福建爆发厦门远华特大走私案。该案的核心人物叫赖昌星,此人是一名流氓无产者,原系福建晋江农民,从小家境贫寒,文化程度极低,但他极具市井投机钻营的天赋,最善投机取巧、低买高卖。80~90年代,赖昌星乘着改开的“春风”,通过各种投机倒把和走私倒卖,赚的是盆满钵满(看看,资本家的资本是怎么积累的,怎么“勤劳致富”的)。赖昌星曾经在大队办的螺丝厂工作,之后5个人合资1500元,每人出300元买锻工工具帮人加工零件,赚了一些钱 。1977年,赖昌星和村民集资办起了汽车配件厂,挣到了第一桶金。1985年,赖昌星弄来图纸,从无锡请来师傅,开办工厂生产纺织机,每台卖7万5千元,成本只有2万5千元,生意供不应求,之后又办了服装厂、雨伞厂、印刷厂,到移民去香港前,已有几千万资产。 80年代末,赖昌星通过服装贸易、电子产品走私赚取第一桶金,随后获取买办身份,准备移居香港。 1991年,赖昌星正式移民香港,住在侧鱼涌,于两个月后购买比华利山庄开始做房地产生意,创办香港美好企业有限公司,当时正值香港房地产低潮,公司盈利十分可观 ,这个流氓无赖也就这样完成了自己的资本原始积累,成为了一名地地道道的“人民企业家 ”(职能资本家)。所以为什么说改革开放好,文化大革命时期,赖昌星不过是只一名螺丝厂工人,一到改革开放,便靠投机倒把摇身一变,成了个黑白通吃、贪得无厌的大资本家,可见改开的春风确实是让“人民”“富”起来啦。(详见中修官方出版《查处厦门特大走私案纪实》 )
“先富”的赖昌星没有遵照“改开总设计师”邓小平的指示去想怎么带动别人“后富 ”,反而一心想着怎么让自己能越来越富。1994年,赖昌星成立厦门远华集团有限公司,他敏锐地察觉了当时官僚资产阶级“闷声大发财”的思想氛围,成功利用厦门特区的政策红利与免税优势,为自己打造了一个庞大的走私帝国。狡猾的赖昌星先是在厦门修建了一座7层楼的“红楼”。这里集高档餐饮、桑拿洗浴、豪华客房、私人影院与赌场于一体,专供各级党政军官员享乐。赖昌星在“红楼”内大量暗置摄像头,利用金钱、美女(甚至安排明星)将官员拉下水,并留存录像作为要挟与控制的筹码。(金羊网-新快报[《厦门远华案绝对内幕:上海小姐红楼锁高官》](https://news.sina.com.cn/c/2001-11-07/394074.html))赖昌星以各种软硬兼施的方法,结果成功的控制了一大批官僚。如原厦门海关关长杨前线被赖昌星以豪宅、美女和巨款彻底收买,海关不仅为远华的走私船提供“海关监管护航”,对其货物“不查验、不扣留、不收税”,甚至将海关缉私艇借给赖昌星装运走私货物。厦门市委原副书记张宗绪、厦门市原副市长蓝甫、赵克明等整套领导班子被集体腐蚀,公然在政策、土地、税收上为远华开绿灯。福建省公安厅原副厅长庄如顺、厦门市公安局原副局长接培勇等,利用出入境管理权和边防查缉权,为赖昌星保驾护航,甚至在案发前还向赖昌星通风报信助其潜逃。中国银行、工商银行等在厦门的机构,违规向远华集团发放数十亿元贷款,沦为远华走私资本的提款机。( 金羊网-新快报[《厦门远华案犯罪分子审判总体情况》](https://news.sina.com.cn/c/2001-11-07/394076.html))
而最令人震惊的是,该案波及范围直接延伸至国家安全核心中枢的高层军队官僚及其情报系统。姬胜德是中共元老姬鹏飞之子,时任总参二部(情报部)部长和少将,掌管全军军事情报网络、对外秘密资金与军工出口通道。赖昌星通过巨额资金贿赂姬胜德(仅查实的现金与资助其妻在美购房款就达数百万美元),将姬胜德彻底拉下水。使姬胜德利用职务之便为其提供军事特权,为他签发了大量军用免检车牌、总参秘密通行证,甚至将远华集团的走私船挂靠在总参情报部的“秘密企业”名下。海关和缉私艇见到军方和情报部门的牌照与批文,根本不敢扣查。姬胜德甚至利用总参二部的海外秘密账户,帮助赖昌星将走私所得的数百亿资金洗往海外,而赖昌星也反向资助姬胜德在海外置业、转移资产。据查,姬胜德收受贿赂折合人民币2,130多万元(其中包含厦门远华集团赖昌星行贿的 365万美元),侵吞及挪用军事用途资金975万元人民币,多用于其个人挥霍及家属在海外购置房产。私自挪用总参谋部下属公司违纪炒股收益250万美元(另包含向美国民主党筹款人汇款的30万美元等)。除了上述美元和人民币,其名下还有数千万港元的巨额资产无法说明合法来源。1999年姬胜德被隔离审查,后被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死缓),引发全国震动。
原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军委副主席刘华清是邓小平时代掌管军队大权的核心人物,其家族成员也被赖昌星拉下水。其女刘超英时任总参情报部五局上校副局长,郑莉则是刘华清儿子刘卓明(后升任海军中将)的妻子,即刘华清的儿媳。当时在总参谋部设局(总参营房与工程建设部门)及军企系统任职。赖昌星通过资助其在海外开公司、提供资金,与其建立利益同盟赖昌星通过港澳买办渠道和总参情报部原部长姬胜德的牵线,搭上了刘超英与郑莉。赖昌星为刘超英在香港及海外设立公司提供巨额启动资金、豪华住房和资金洗钱通道同时,也为郑莉在军用土地开发、营房工程及军企贸易中提供巨额回扣与商业利益。作为回报,刘超英与郑莉利用其在总参谋部及刘华清家族的影响力,用军方背景在商业和军工贸易领域为赖昌星牵线搭桥,为远华集团的走私活动提供军队背景庇护。这包括帮助赖昌星获取总参签署的军用免检车牌、机要通行证,以及将远华的走私船只和物资包装成“军方秘密采购”或“总参外围企业业务”,使其得以彻底规避海关和缉私部门的查验。随着总参二部部长姬胜德的落马,刘超英与郑莉也相继被隔离审查和带走调查。中修专案组彻底查清了二人利用军队特权收受赖昌星巨额贿赂、违规参与商业走私及非法资金往来的事实。二人随后被免去军职,受到中政府修严厉的惩处。
总而言之,我们也并不能说赖昌星完全辜负了邓小平总理的夙愿,因为他的确让福建省的党、政、军、警、宪、特、海关、金融等整个体系乃至中央的官僚都富得流油,而他自己更是赚的盆满钵满,他在军队和当地官僚协助下,走私了大量的成品油、植物油、香烟、汽车、化工原料、纺织原料、高档电器等货物 ,据查从1996年至1999年案发,远华集团走私货物案值高达530亿元人民币,偷逃国家税款300亿元。,且其将走私的廉价成品油和植物油大量倾销全国,直接冲垮了华南、华东地区的国有石油与粮油产业,导致国家财政巨额流失。 (中国青年报[《赖昌星一审被判无期徒刑》](https://zqb.cyol.com/html/2012-05/19/nw.D110000zgqnb_20120519_4-01.htm))
2005年,江泽民卸任军委主席一年后,中修军队又爆发了王守业贪腐大案。王守业于1943年出生于河南广武(今荥阳)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1968年毕业于天津大学土木建筑工程系,随后应征入伍,长期在空军后勤部基建营房系统工作,一步步做到空军后勤部基建营房部部长。1995年,王守业迎来人生最大的转折点,升任解放军总后勤部基建营房部部长、全军房改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并于1994年晋升少将军衔,执掌全军基建大权。总后基建营房部是全军最有含金量的“肥缺”之一,王守业手握全军营房建设、国防土建工程招标、数百亿房改资金拨付以及全军黄金地段军用土地转让审批的大权。2001年,尽管内部对其经济问题和生活作风已有检举,但在时任军委高层(包括后来落马的徐才厚等人)的庇护下,王守业跨军种升任海军副司令员,并于2002年晋升海军中将军衔,此时的王守业真可谓风光无限、权倾一时。
手握大权的王守业为了揽财,可以说是无所不用其极。他在先是在工程承包中吃回扣,在军用机场、码头、营房等大型国防工程招标过程中,按比例收取承包商的巨额回扣。他还倒卖军用土地,因为改开后城市地产暴涨,军队又拥有大量城市黄金地段的土地,王守业便通过将军用土地低价批给私营开发商或进行商业开发,收受回扣与暗股。他还在其所在的基建系统大肆卖官鬻爵,在总后基建营房系统内部明码标价,将下属营房处长、副部长的提拔与工程分配挂钩。王守业还利用金钱和职权,长期包养了多名情妇,包括文工团演员、医院护士及基建系统内部的多名女性,并为她们购买豪宅、提供资金。
王守业落马后,中修专案组对其位于北京、南京等多处豪宅进行搜查时,查抄出大量外币现金、黄金以及高档名酒。部分巨款甚至被他直接装在军用密码箱和防潮抽湿箱中,藏于墙壁暗格与地下室内。2006年中修军事法院查实,王守业受贿及挪用公款竟高达1.6亿元人民币!(2006年1元≈2026年5元)王守业案从江泽民时代起横跨十年时间 ,最终因几名被王守业抛弃的情妇联合举报,写了上百封举纸材料,不仅向中央军委纪委、最高检检举甚至连续数周身着便服挂着举报牌,在海军司令部大院门口以及海军重要会议场所外拦截领导车辆、散发举报信。 这一极其公开化的丑闻彻底才将王守业的黑幕曝光在全军面前,最高层也无法再进行包庇,才被迫下令成立专案组彻查,否则,王守业还要猖狂多少年仍是个未命题。([《王守业贪污1.6亿,2005年“双规”后却被放出,他叫嚣:我摆平了》](https://www.163.com/dy/article/KU7A0AEA0552R05O.html))
从以上的这些大大小小的事件中,我们不难看出,此时的中修军队已经彻底烂完了!从上到下个个都为非作歹、无法无天,这哪里还有一点“人民军队”的样子?分明就是一群国民党兵痞!一支法西斯军阀部队!
中修国务院总理朱镕基在看到军队经商和走私严重打乱“正常”的市场经济秩序和国家安稳后,感到坐不住了,早在1996年就提出军队应当禁止经商的问题,但是没有得到支持。1998年,问题越来越严重,朱镕基感到问题不能再拖,于是再次向江泽民提出这个问题,强烈要求禁止军队经商。
在1998年7月15日的“全国打击走私工作会议”闭幕讲话中 ,朱镕基在讲话中直言不讳地指出,当时的走私主力已经不仅仅是沿海的渔民或犯罪团伙,而是演变成了企业、事业单位甚至国家机关的法人走私。他还在讲话中证实,部分地方和部门的腐败分子已经与走私分子沆瀣一气,形成了保护伞。现行缉私体制存在重大漏洞,由于海关、公安、工商等部门各自为战,且部分地方执法人员被腐蚀,导致缉私效率极其低下。(详见《朱镕基讲话实录(第三卷)》:《严厉打击走私犯罪活动》 )而军中走私物品更是无所不有,甚至包括毒品。中修小粉红嘲笑外国毒品猖獗,却不知外国毒品很多也是“中国制造”,据BBC2001年3月28日消息,菲律宾国家安全顾问戈莱日表示,在中国东部五个省内有些非法毒品制造厂由身兼二职的中国军队人员经营,他们每年向菲律宾提供价值约12亿美元的“冰毒”。戈莱日希望中国能够制止毒品运送到菲律宾。他说,若中国毒品走私减少50%,菲律宾的毒品问题就可以解决一半。([《菲律宾称中国军人走私毒品》](http://news.bbc.co.uk/chinese/simp/hi/newsid_1240000/newsid_1247400/1247484.stm))
终于,江泽民在这次“全国打击走私工作会议”正式上宣布,军队、武警、政法和公安系统不准再经商,并在12月底完成“脱钩”,向地方政府交接业务。江泽民从原来的纵容军队经商,到后来的禁止经商,看起来好像是相反的动作,但是,身为道貌岸然的虚伪“变色龙”,江泽民背后的动机却是一脉相承的。美国银行资本家、资产阶级文痞库恩在《他改变了中国:江泽民传》里把禁止军队经商一事当成江泽民的功劳大吹特吹,这纯粹是颠倒黑白。我们开头已经说了,江泽民当初之所以纵容军队经商,是因为他在军队中培植亲信、滥授军衔需要一个腐败的环境,需要一个不把注意力放在正规化和强化战斗力上面的军队,而军队腐败的一团糟现象对没有军人经历的军委主席江泽民在军队搞帮派是最有利的。
但老谋深算的江泽民也害怕军队经商会给军人带来更大独立性,不利于他的控制,因此又希望能断了军队的财路,这样军队在经济上不得不依靠他来拨款,只能听令于他。而禁止军队经商是江泽民的一条出路,而且,禁止军队经商还可以成为江泽民在军队显示权威的一个好机会,这些年在军队培植势力使江泽民有了信心。在杨氏兄弟倒台、邓小平去世后,江泽民大权独揽。在朱镕基的强烈坚持下,江泽民权衡个人的得失后,才走出了禁止军队经商这一步。
但为保险起见,江泽民还是使出了惯用的招法,让政治局常委排名第五的胡锦涛出面来处理这件棘手的事情,自己躲在幕后。当时胡既非军委副主席、军委委员,亦非副总理,而是负责党务,这次只好到军队硬着头皮虎口拔牙。胡锦涛是邓小平隔代钦定的第四代接班人,始终令江泽民鲠骨在喉,所以是凡难事江都让胡锦涛出面顶着,名义上是锻练,实际上是万一出事,对于军队的反弹和各种阻挠,不必直接负责,胡就是替罪羊,正好也顺势把“第四代”的名份拿掉。这种手法江泽民在以后多次使用,好在胡锦涛为人低调谨慎,再加上运气好,居然从未遇有大闪失,顺利接班。
但在大约两万家军队所属企业中,当年底只有不到五千家完成或即将完成向地方交接。由于军队企业属独立经营、独立核算,且享有巨大特权,与地方工商、税务部门无涉,资产、分配、盈利走向基本上是一本糊涂帐,涉及到军方既得利益,自然是刁难、阻拦、阳奉阴违,为清查带来数不清的障碍,过分深入又可能触及“军事机密”,所以则是能糊涂就糊涂,因为认真对谁都没有好处,所以最后查证一事仍然等于是不了了之。军方的洪学智、萧克、廖汉生、杨成武、杨白冰等老将,为此都曾表示强烈不满,说江泽民在“自毁长城”。可是这些老家伙此时早就已被江泽民用硬刀子、软刀子整下去了,在军中早已没有实权了。
自从1998年被迫宣布取缔经商后,老奸巨猾的江泽民又动起了其他歪心思,他通过扶植徐才厚、郭伯雄为军中代理人,以实现代理人治军,并将军队大权“股份化”,以实现退休后的垂帘听政与为家族利益保驾护航。1999年9月中修十五届四中全会,江泽民亲自将心腹徐才厚提拔为中央军委委员、总政治部常务副主任(掌管全军干部人事大权),并提拔郭伯雄为中央军委委员、常务副总参谋长。“徐郭代理人体制”开始生根发芽。
2002年11月中修十六大,江泽民卸任中共中央总书记,但强行留任中央军委主席职务,使中国继续陷入“枪指挥党”的怪圈(前者为邓小平)。在本次大会上,徐才厚升任中央书记处书记、总政治部主任;郭伯雄则升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2004年9月中修十六届四中全会,即将退休的江泽民被迫辞去中央军委主席职务。但在离任前夕,他完成了军事布局的最关键一步:安排徐才厚、郭伯雄两人同时担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并通过军委内部规则,架空了新任军委主席胡锦涛。
于是,名义上退休的江泽民依靠其扶持的军队代理人,用徐才厚掌管政工与人事、郭伯雄掌管作战与装备采购,牢牢控制枪杆子,使继任者胡锦涛成为“无枪的傀儡”。他则仍然垂帘听政、遥控指挥,学起了乾隆皇帝和邓小平,大摇大摆的当上”太上皇“。他又通过军队政治股份化,让徐郭二人把军队的人事权和指挥权降格为商品。根据新华社的报道,郭伯雄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谋取职务晋升等方面利益,直接或通过家人收取贿赂。这样的描述,实际上就是卖官。徐才厚涉及的罪行,同样包括受贿卖官。据坊间传闻,军中卖官明码标价:少将500万、中将2000万。(港报社评:[《军队买官卖官,战力可以倚赖?--明报8月4日》](https://www.reuters.com/article/markets/asia/-84-idUSL3S10F0JH/))同时,他依靠徐郭在军中的铁腕为家族利益护航,江氏家族(如江绵恒掌控的电信帝国、江志成运作的博裕资本)得以在金融、电信、军工等垄断领域毫无顾忌地进行百亿级的资本套现与洗钱,赚的是盆满钵满。
官僚资产阶级头子江泽民在治军时如此任人唯亲、唯利是图,还以一副虚伪的面孔把自己包装成自己一心为民的贤明长者和博学绅士,欺骗了众多不明真相的群众,还使得一大批粉红和改良派捧臭脚,甚至让不少自由派都另眼相看。可事实已经证明,江泽民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资产阶级官僚、反革命分子、两面派!
## 2012-2026 “复兴”帝国主义军队的时代
进入21世纪10年代,资本主义全面复辟的中国就这样走过了第三个十年。同时,这也宣告着中国正式迈入了第四个十年——习近平时代。然而,对于当时的人民群众乃至官僚集团来说,尤其是对于军队来说,恐怕没人没想到,中国接下来将面临的,是一个更加充满血雨腥风的十年。
2012年中修十八大习近平即位后以来,军队反腐被提升到了关乎“党和国家生死存亡”以及“统帅权巩固”的政治高度。同时,习近平提出了政治建军和“四坚持、三统一”的核心概念,即强调军队首先是政治机关,要求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确保部队绝对忠诚、绝对纯洁;提出军队反腐必须坚持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坚持重遏制、强高压、长震慑,坚持受贿行贿一起查,健全完善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
十八大结束后不久,刚刚上任的习近平便在包括军队的各个领域中展开了大规模的反腐运动,于是在十八大后即有16名军级以上军官(不含副国级及以上官员)被宣布查处:谷俊山、王明贵、方文平、卫晋、叶万勇、杨金山、张祁斌、符林国、刘铮、戴维民、高小燕、马向东、张代新、范长秘、于大清、陈强。从2012到2015年,总共有41名军队高级官员(不含徐才厚、郭伯雄)被查处,他们分别为王明贵(防空兵指挥学院原政委)、方文平(山西省军区原司令员)、卫晋(西藏军区副政委)、叶万勇(四川省军区原政委)、杨金山(成都军区副司 令员)、张祁斌(济南军区原副参谋长)、符林国(总后勤部司令部副参谋长)、刘铮(总后勤部副部长)、戴维民(南京政治学院副院长)、高小燕(解放军信息工程大学副政委)、马向东(南京政治学院政治部主任)、张代新(黑龙江省军区副司令员)、范长秘(兰州军区副政委)、于大清(第二炮兵副政委)、陈强 (96301部队副部队长)、朱和平(成都军区联勤部部长)、王爱国(沈阳军区联勤部原部长)、黄献军(山西省军区政治部原主任)、段天杰(国防大学政治 部副主任)、苑世军(湖北省军区原司令员)、黄星(军事科学院科研指导部原部长)、张东水(第二炮兵副政委)、刘洪杰(总参谋部管理保障部副部长)、程杰 (海军北海舰队副参谋长)、陈剑锋(广州军区联勤部原副部长)、陈红岩(北京军区空军政治部副主任)、王声(广州军区空军后勤部部长)、郭正钢(浙江省军区副政委)、兰伟杰(湖北省军区原副司令员)、占国桥(兰州军区联勤部原部长)、占俊(湖北省军区原副司令员)、董明祥(北京军区联勤部原部长)、傅怡(浙江省军区原司令员)、周明贵(南京军区政治部副主任)、寇铁(黑龙江省军区原司令员)、刘占琪(武警交通指挥部原司令员)、邓瑞华(兰州军区联勤部原 政委)、王信(武警部队纪委对武警交通指挥部原政委)、张万松(兰州军区联勤部原部长)、吴瑞忠(第二炮兵工程大学原副政委)、瞿木田(武警交通指挥部原副司令员),其中有六位甚至是副大军区级及以上级别的核心官僚。
在中修小粉红的眼中,这正是习近平大公无私、不惧权贵、为国为民的体现,他们更是吹捧习近平的“极限军改”和“强力反腐”力挽狂澜挽救了中国。可惜,期待修正主义官僚资产阶级一心为民,不亚于期待海外民运带领中国成功走向“民主化”。南宋时主张割地赔款、害死民族英雄岳飞的“卖国皇帝”宋高宗,为了平息民愤、巩固自己的地位,也将北宋末期祸害天下的“六贼”(蔡京、童贯等)纷纷流放、处死,难道这就能代表他是一代明君了吗?天底下怎么可能会有这么荒唐的事!
事实上,习近平本人名为反腐,实则更多是借反腐之名,肃清江派、团派等前朝势力,来稳固自己的大权。为了证明这点,我们接下来将分成两个阶段,依次论述习近平时代的军队贪腐问题及其应对的措施与目的。
### 第一阶段(2012—2017)中央集权,大权独揽
习近平主要在破除江泽民的“代理人体制”,把江派的政治势力一一拔除。2012年,原总后勤部副部长谷俊山落马, 谷俊山在军中“八年连升五级”(从总后营房部副部长一路爬升至总后勤部副部长、中将军衔)的超常规提拔期,主要发生在2001年至2012年间。在这期间,谷俊山直接巴结、效忠和贿赂的核心人物是时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徐才厚(以及国防部长梁光烈等人)。前文我们已经说过,徐才厚是江泽民的代理人与心腹,谷俊山则被视为徐才厚派系(即江泽民军中势力延伸网络)的利益代表人和“铁杆亲信”,谷俊山落马,直接牵出了其后台徐才厚,这自然是对对江泽民在军中势力的一次重大打击,也正式掀开了习近平对江派的全面进攻的序幕。
落马前的谷俊山掌管军用土地出让和营房建设大权,他将全国各城市黄金地段的军用土地,通过暗箱操作低价批给关系密切的房地产资本家,随后在开发利润中抽取巨额回扣,或者直接折算成干股。政府在清查谷俊山的财产时,发现其竟然在河南老家占地数十亩,仿照故宫格局建造了富丽堂皇、奢华至极的“将军府”。办案人员还在其地下室搜出了大批茅台、成箱的金条、大量纯金雕像,甚至有一艘纯金打造的大船,涉案金额超过300亿元。
消灭谷俊山后,习近平便着手消灭江泽民在留军中最大的两个代表——徐才厚和郭伯雄。2014-2015年,此二人因买官卖官案皆被抓捕。中修官方公开通报表示,徐才厚长期掌管全军政工与人事大权,将干部任用作为商品买卖,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晋升职务提供帮助,直接或通过家人收受巨额贿赂。政府在其豪宅地下室查抄出大量现金(包括美元、欧元、人民币)、数吨重的硬玉翡翠以及大量珍贵文物,需动用多辆军用卡车才清运完毕。(新浪网:[《徐才厚案发被查抄现金达1吨重 仓库藏唐宋古玩》](http://news.sina.com.cn/c/sd/2014-11-20/151631176444.shtml))郭伯雄则掌管全军作战与装备大权,与徐才厚分工合作,形成军内“双头垄断”,将高级军官(少将、中将等)的提拔明码标价出售。
在这之后,习近平又开始剿灭军中其余的江派残余势力。房峰辉(原中央军委联合参谋部参谋长)与张阳(原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主任)本是郭徐二人培养的军中接班代理人,他们皆在中修十九大前夕(2017年)被调查。张阳于2017年11月在接受调查期间在家中畏罪自缢身亡,房峰辉则于2019年被判处无期徒刑。据军方知情人士透露:“他(张阳)胆子大、敢收钱,一路行贿一路高升。“坊间流传张阳外号“张麻袋”,意思是其收钱送钱都用麻袋装。房峰辉则更是猖獗,在他担任北京军区司令员期间,大肆变卖军产地皮,从中牟取暴利。其中,仅北京解放军292医院的地皮转让就卖出了高达47亿元人民币。他还在军内大搞权钱交易,通过提拔、调整干部职务收受下属巨额贿赂。同时,他为了自身职务晋升,亦向当时的军委高层进行利益输送和行贿。他的生活也极其奢靡,有报道指出其在饮食和生活上极其讲究,曾专门派遣厨师前往广东学习粤菜以供其享用,且日常居住、出行等标准严重违纪,此二人涉案金额巨大,被习近平指为“对党不忠诚、不老实”,实际上则是“对习近平不忠诚、不老实”。我们不禁问,假如他俩及时抛弃江泽民,老老实实的向习近平投名状、表忠心,还能落得如此”悲惨“的下场吗?然而,不管他们结局如何,江派势力在中修政府中的式微已经是板上钉钉的事了。
在清洗军中江派成员的同时,习近平自2015年起启动名为“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的军事改革(废四大总部、划五大战区、收归武警、停止有偿服务等),即粉红建制派之流口中的“极限军改”。 **毛泽东同志曾教导我们:“我们看事情必须要看它的实质,而把它的现象只看作入门的向导,一进了门就要抓住它的实质,这才是可靠的科学的分析方法。 ”** 透过现象看本质是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核心之一,习近平军改表现出的状况虽很具有复杂性和迷惑性,为此,我们在进行分析时,既不能相信粉红建制派之流的“强军梦”宏大叙事,也不能仅停留在资产阶级媒体所谓的“宫廷内斗”上,而要善运用阶级分析法和历史唯物主义这两台显微镜,去进行深入彻底的研究调查。
我们首先要指出,这场军改并不是凭空出现的,而是对江泽民时代全面资本化、腐败建制化恶果的“被迫擦屁股”。 在军改前,徐才厚、郭伯雄等人已经把军队变成了一个“按钱分赃、明码标价”的超级股份公司。这种军阀割据式的“东北虎、西北狼”局面严重削弱了中央的绝对控制权,且军队在军购、装备和科研领域也造成了数不胜数的豆腐渣工程(如火箭军后来暴露的深层腐败)。对于作为最高统治者、官僚资产阶级代表的习近平而言,如果任由军队继续“闷声大发财”、烂成清朝的八旗军,那么在面对国内阶级矛盾总爆发,或是对外进行帝国主义战争与殖民侵略时,这支军队将无法充当合格的“暴力铁拳”,这从长期讲是根本不符合官僚资产阶级的利益的,习近平的宝座也就保不了了。因此,军改的首要动因,是官僚资产阶级政权为了防止暴力机器彻底失效而进行的法西斯式自救。
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归根结底是整个官僚资产阶级的利益),习近平进行了十分大刀阔斧的改革。他首先破除四大总部、重划战区,用统一的部门消灭各自为政的“山头资本”,其核心措施是“军委管总、战区主战、军种主建”,以此废除了长期尾大不掉的“总参、总政、总后、总装”四大总部,将其改组为15个职能部门,并将七大军区压缩为了五大战区。接着,他斩断了寻租肥缺的路径。 原“总后勤部”(管钱管地,出了谷俊山)和“总装备部”(管军购研发,在习近平军改后仍出了李尚福和火箭军窝案)是军内官僚垄断资本最肥硕的吸血泵,军改通过将“权力拆分、相互牵制”,名义上打破了这些部门长期由特定红色家族或军内派系世袭、垄断的格局。随后,他清理掉军队的“有偿服务”,在2016年推出了一项重大举措:全面停止军队和武警部队的一切“有偿服务”(包括军队医院、军下属招待所、军用土地出租、军队文艺团体的商业演出等),使资本在军内“隐形退场”与转移领域。事实上,习近平消灭各自为政的“山头资本”,是想用中央垄断取代地方分赃,它并没有消灭剥削和压迫,而是把原本散落在大军区、各大总部军头手里的“私有化特权”,重新收纳、集中到了中央最高统帅一人的手中,加强了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在暴力机器上的绝对中央集权。他清理掉军队的“有偿服务”,宣扬这是继1998年禁商后的军队“彻底切断铜臭”,可正如同资本家用工资和利润的形式掩饰对剩余价值的剥削,资本实际上从来没有退出军队,只是转换成更隐秘、更高级的形式存在。他让军队从“小摊小贩”升级为“军工复合体大分赃”,军队不再去开宾馆、医院、KTV赚普通老百姓的零钱,转而拥抱“军民融合”战略。军队开始与大型科技垄断央企、私人高科技买办资本(如各类特许军工供应商)结成了更深度的利益同盟,贪腐也从过去的“收现金、走私军火、倒卖地皮”,升级为在百亿、千亿级别的军工预算中贪污从而谋取暴利(这也是为什么2023-2024年火箭军和装备发展部依然会爆发塌方式贪腐的根本原因)。
随着一系列的政治军事改革、大清洗之后,习近平几乎彻底清除了军界政界一切政敌,树立了自己无上的权威,在2018年第十三届全国“人民”(资产阶级)代表大会上,习近平宣布修改宪法,正式废除了国家主席、副主席的任职期限,登上了权力宝座。
2019年,新中国建国70周年(包括中修复辟的41年),中修不论是在经济、军事、文化、政治、外交等各个领域都貌似达到“顶峰”, 此时的习近平也可谓如日中天,个人威望与权力掌控都达到了极点。只是习近平这时绝对没有想到,他这样君临天下、风调雨顺的好日子仅仅一年后便土崩瓦解了。
### 第二阶段(2023至2026年)内忧外患,风雨飘摇
由于中修官僚资产阶级与垄断资本家在三年疫情期间的胡作非为,以及经济危机的爆发,且国内此起彼伏爆发群众示威游行运动与工人自发反抗运动,中修不仅在经济财政状况上一落千丈,在民间的威信以及支持度更是持续下跌(尤其是对习近平本人)。大量的群众愈发对中修政府感到不满。此时的习近平可谓是焦头烂额,自己好不容易坐上“修宪皇帝”宝座才不到两年,就被突如其来的三年疫情和人民反抗运动搞得寝食难安。疫情后经济的持续恶化,群众普遍的不满本就够令这位资产阶级独裁者担忧了,跟令他忧心忡忡的是,自己费尽千辛万苦才成功改造掌控的军队,马上就又要闹出大乱子。
进入2023年后,习近平对于军队的贪腐问题从原来的假途灭虢、主动出击、先射箭再画靶,变为了面对突发性屡禁不止的大规模腐败的被动被迫应对。随着军队完成“军委管总、战区主战、军种主建”的军改后,军队腐败形式从传统的“买官卖官””军火走私“等演变为 **在国防工程建设、高科技装备采购、军工资金划拨中的进行暗箱操作与吃回扣。** 2023年爆发的一场军中地震,直接重创了中修最核心的战略威慑力量。2023年下半年,中修火箭军高层因爆出的贪腐问题被一锅端,包括火箭军原司令员李玉超、原政委徐忠波、原副司令员刘光斌、原副司令员张振中等整个司令部班子被集体清洗,直接“全军覆没”。 连续两任前国防部长均遭判重刑,魏凤和(首任火箭军司令员、原国防部长)在2023年9月落马,2024年6月被开除党籍军籍,2026年被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死缓),中修通报指其“忠诚失范、严重违反政治纪律、收受巨额钱款”。李尚福(原中央军委装备发展部部长、原国防部长)于2023年8月落马,2026年与魏凤和同案宣判,因犯受贿罪、行贿罪被判处死缓、终身监禁。其主要贪腐行为发生在掌管全军“装备发展部”(即军队数十亿至数百亿美元的武器采购大权)期间。讽刺的是,这两位官僚居然都是习近平自己扶持的亲信。
习近平毕竟既不是傻子,也绝不是什么大公无私的包青天,他为何要惩处自己的亲信呢?因为火箭军作为中修的精锐部队,是中修能够东面与美帝竞争、南面威胁恐吓台湾的重要保障,可是,李尚福、魏凤和治下的火箭军贪腐问题严重,而严重的贪腐又导致大批军事装备和战略火箭部队战力受损,关键军事机密和核武核心技术存在泄露隐患,甚至被认为严重影响了关键军事部署与作战计划,这自然令一心迫切想侵略台湾的习近平感到极度不满与恼火。 在火箭军高层被习近平“一锅端”后,又相继爆出关于导弹零件是假冒的,以及核威慑能力被严重夸大等严重问题。2024年,美帝有情报评估显示,中修火箭军中部分本应注入高能液体推进燃料(非固体燃料)的战略导弹(如液体燃料的东风-5系列等),由于层层贪腐与军费克扣,燃料箱内竟然被违规灌注了水,而非燃料,这导致导弹在危机时刻根本无法正常点火起 ; 中修在甘肃、新疆等西部荒漠地区近年来大举建设了成百上千个巨型洲际弹道导弹(ICBM)地下发射井(Silos)。然而这些地下筒仓的发射井盖在功能上存在严重的建造缺陷,无法在战时顺利打开,直接导致导弹无法有效发 。([朝鲜日报(韩国)](http://cnnews.chosun.com/client/news/viw.asp?cate=c01&mcate=m1002&nNewsNumb=20240160278&nidx=))虽然反动派们之间经常相互揭老底和“造谣抹黑”,但中修军队内部有多腐败也因此可见一斑。
在2023到2025年间,中修国防科技工业系统与军工央企寡头中进行了规模最大、层级最高、破坏最深度的塌方式腐败清洗。包括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吴燕生)、中国兵器工业集团(刘石泉)、中国航天科工集团(袁洁、王长青)、中国航空工业集团(谭瑞松、周新民)等数十位军工央企董事长、总经理及军工专家纷纷被清算。中修中纪委通报将其定性为“靠军工吃军工”,即这些国企高管利用国家倾斜的千亿级国防科研与武器装备预算,在军工研发、采购供应链、企业兼并重组中大肆进行私人利益输送。这场大清洗几乎覆盖了中国国防工业最核心的“四大支柱”(航天、兵器、航空、电子),落马高管均为掌握国家战略武器研发与制造命脉的“军工巨头”,如中国航天科技集团(CASC) 是中国战略导弹(洲际导弹、火箭军主战装备)和载人航天、卫星系统的核心研制生产单位。原董事长、党组书记吴燕生掌管该集团多年,直接对接军队装备采购与战略威慑武器预算。中国兵器工业集团(NORINCO)是陆军装备、重型武器、精确打击弹药与陆基装备的垄断巨头。原董事长、党组书记刘石泉(曾任航天科工总经理,后调任兵器工业董事长)是航天与兵器两大军工集团的“双料巨头”,在军工科研与装备采购领域拥有极深的人脉与权力。中国航天科工集团(CASIC)是中国战术导弹、防空导弹、前沿高超音速武器的主要研制单位,是火箭军和空军精确打击武器的核心供应商。 中国航空工业集团(AVIC)掌控着中国所有歼击机(歼-20、歼-16)、运输机(运-20)、直升机与航空发动机的研发生产,是空军与海军航空兵装备的绝对垄断者 。
中修官方通报将这些案件定性为“靠军工吃军工”。在缺乏外部监管与高度保密的军工黑箱中,这些央企高管主要通过以下四大模式将千亿国防预算“私有化”:
1. 装备采购与供应链中的“家族/影子公司”吃回扣
由于一款战略武器(如导弹或战机)往往包含数万个零配件(电子芯片、特殊合金、发动机零部件、雷达组件等)。军工集团高管利用手中权力,将原本需要公开招标或由优质国有单位生产的零部件,定向发包给其亲属、心腹或代理人暗中控制的“私营影子公司”。这些“影子公司”把采购单价抬高数倍乃至数十倍,军工集团用国家国防预算掏钱购买,高价中的差价(巨额利润)随即通过海外账户、虚假咨询费、股权代持等方式,回流到吴燕生、刘石泉等高管及其家族的钱包里,导致国家千亿级国防拨款大量流向私人口袋。
2. “军民融合”中的资本运作与掏空国企
在近年来“军民融合”战略推进过程中,各大军工央企高管利用资产重组、引入民间资本和子公司上市的机会(如航天系、航空系旗下数十家上市公司),将集团内部极具盈利前景的高价值高科技军工技术或核心资产,低价评估后剥离注入到私人资本占股的“混改企业”中,变相输送给私人买办资本或海外资本,从中赚取股权回扣与重组佣金。高管以极低价格甚至“白嫖”获得这些上市公司的原始股或期权,待股票上市后在资本市场上高位套现,一次性获取数千万至数亿元的暴利,真正实现了“靠山吃山、靠军工吃利息”。
3. 研发数据虚报与“豆腐渣工程”
为了骗取国家倾斜的巨额国防科研经费,部分军工高管与军方装备采购部门(如李尚福掌管时期的装备发展部)合谋,虚报研发进度、隐瞒技术缺陷、甚至在关键零部件采购上以次充好。如火箭军的大批导弹发射基地、地下掩体工程、silo(发射井)建设涉到及数百亿的土建工程,军工寡头于是与军方装备、后勤部门(如原装备发展部高层)联合暗箱操作,把这些保密防空工程承包给特定的施工队伍。承包商为了拿到项目,需要向军工高管与军方将领支付10%~20%的回扣。承包商为了偷回这部分成本,便在工程材料上滥竽充数、偷工减料,这也直接诱发了后来震惊高层的“导弹装备与发射设施可靠性达标危机”。这一现象在2023年火箭军塌方案中被彻底揭露,直接导致战略装备的实际可靠性打上巨大问号。
4. 军队装备部门与军工巨头的“狼狈为奸”
军队装备部门(买方)与军工央企(卖方)形成了极其庞大的利益共同体。军工央企用巨额回扣与商业利益“贿赂”军方装备部门将领(如李尚福、张育林等);而军方将领则用订单和预算“滋养”军工寡头。像李尚福这些掌管的军方装备发展部拥有“给谁拨款、买谁装备”的终极决定权,军工央企(如兵器工业、航天科技)为了让自己的项目拿到国家国家数百亿的项目立项和采购订单,会动用巨额“营销费用/科研招待费”去行贿买通军方装备部门高官。军方高官拿到钱后,将千亿订单砸向该军工企业。军工企业高管拿到订单后,再从采购款中再次抽成私分。双方互相勾结、明码标价,结成了固若金汤的“订单—回扣—买官”利益共同体和“订单换回扣、回扣换官职”的闭环。
这批落马的军工巨头(如航天科技吴燕生、兵器工业刘石泉、航天科工袁洁、航空工业谭瑞松等)以及军方买家(如李尚福、魏凤和),其贪腐金额打破了以往军队腐败的最高纪录 ,没有人知道这群官僚资本主义寄生虫究竟吸取了多少民脂民膏。以李尚福、魏凤和为例,根据同级别高官(如以往郭伯雄、徐才厚案及近年的死缓判决标准),其个人及家族涉案金额均在数亿元人民币以上。对于军工央企头子(吴燕生、刘石泉、谭瑞松等),他们作为掌控数千亿资产、年营业额数千亿的央企“一把手”,其个人直接收受的回扣、现金、暗股及非法获利,普遍在数千万元至上亿元量级。2016—2023年间,中国在战略威慑(火箭军导弹井建设、高超音速武器)、海军远洋舰艇、五代战机及数字化陆军装备上的投入高达数万亿元人民币。这批落马高管曾掌控着这些战略工程的招投标与资金划拨大权,哪怕只从中抽取1%—3% 的隐蔽回扣或寻租费用,整体涉案金额规模就高达数百亿元。
在普通国有企业,审计、舆论和市场尚有微弱的监督,但在军工系统,“国防机密”这四个字成为了阻断一切外部审查和工人阶级监督的绝对屏障。高管们在“保密”的黑箱里为所欲为,将中修国家打着“强军”旗号拨付的全民血汗钱,变成了少数官僚买办集团进行利益分赃的提款机。在毛泽东时代的人民军工强调“自力更生、鞍钢宪法、群众路线与工人阶级监督”。而在改开后的官僚垄断资本主义体制下,所谓“国家机密”成为为剥夺群众监督权、阻断外部审查的特权遮羞布,军工寡头们在“国家机密”的幌子下,将千亿元预算变成了私人分赃的黑市。
2026年1月24日,中修官方发布了一则惊天通报:中修中央决定对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又侠,以及中央军委委员、中央军委联合参谋部参谋长刘振立立案审查调查。紧接着,《解放军报》发表题为《坚决拥护党中央决定 彻底肃清流毒恶劣影响》的重磅社论,如果仔细拆解中修官方的措辞,会发现其定性已经远超普通的“贪污受贿”。《解放军报》称张又侠和刘振立”严重践踏破坏军委主席负责制”, 这是全篇社论最致命的定性。在中修军队的政治语境中,军委主席负责制是“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制度,指责张又侠、刘振立“践踏破坏”,意味着他们在军中形成了脱离中央集权控制的“地下权力中心”,在人事任命、重大战备决策或装备采购上搞独断专行、越权搞小集团。报道还称他们二人“严重助长危害党的执政根基”以及“政治和腐败问题交织”,中修官方明确指出两人不是单纯的“经济贪腐”,而是“政治问题与经济腐败深度交织”,这意味着他们在军中搞山头主义、拉帮结派、结党营私,严重威胁到了中修最高统帅习近平对军权的绝对垄断地位。
那么,为何此二人受到清洗,会引发国内外如此巨大的震动呢?事实上,张又侠和刘振立根本不是普通将领,他们是此前军中仅存的“实战派”,为数不多的参与过战争的高级将领。二人之所以一同被清算,是因为张又侠代表了“装备采购与国防预算的大金库”,刘振立代表了“军队作战指挥与兵力调动的参谋中枢”。二人联手被查,意味着掌控“枪杆子(兵权)”与“钱袋子(装备)”的两大军中巨头构成了高度集中的利益同盟,这直接触碰了习近平的绝对集中统一领导的红线。 且张又侠主政总装备部及装备发展部期间,正是中国五代机、战略导弹井、高超音速武器和海军大造舰预算爆炸的几年,军工央企(如兵器工业刘石泉、航天科技吴燕生)为了拿到数千亿订单,向装备部门高层疯狂输送暗股与回扣。而李尚福正是张又侠在装备部的直接继任者与亲信,他的落马引发了连锁反应,最终拔出萝卜带出泥,间接把昔日的老上司张又侠也连根拔起。
截止2026年8月,目前中修二十届中央军事委员会原有的7人领导班子中,仅剩下军委主席习近平和军委副主席、委员张升民2人,其余多名高级将领均已先后落马或去职。
从郭伯雄、徐才厚,到房峰辉、张阳,再到魏凤和、李尚福,直至今天的张又侠、刘振立,尽管习近平通过自上而下的反腐抓捕了一批又一批官僚,贪腐的官僚非但不减少,反而越来越多,陷入了”反腐反腐,越反越腐”,“自己提拔的人再次贪腐”的怪圈。这种情况证明:没有无产阶级的监督和领导,仅靠自上而下的党内自查与官僚自觉性,根本无法控制被资本和特权腐蚀的暴力机器。中修的军队这一反动暴力机器只会在愈加法西斯化和愈加腐朽的道路上一直走下去,直到在新的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中被彻底消灭。
截至今日,军队经商仍然没有完全消失,如军医院给外人看病、军工厂制造民用品在今天仍然普遍,而中修也不想清除这些残余。因为中修制造和制止军队经商,归根结底都是为了自己的利益。在阶级矛盾和与其他资产阶级、其他帝国主义势力之间的矛盾不深刻时,军队就是个包袱,可以随便腐败,而矛盾越来越深刻了,军队就成为镇压群众、参加帝国主义战争的重要力量,过度腐败就威胁到资产阶级的根本利益了。
@@ -0,0 +1,169 @@
#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批判
## 前言
​四万亿计划的凯恩斯主义政策,只不过是资产阶级面对经济危机的“强心剂”。凯恩斯主义政策无法阻止危机的再一次到来,一旦资本主义经济继续发展到一定阶段,这针强心剂自然就失去了作用,反而使危机更加猛烈地爆发。
​四万亿计划实行不久,这一趋势便更加明显地显露了出来。而在2015年,走向爆发经济危机的趋势愈发明显。面对危机,资产阶级自然不会坐以待毙,他们开始实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企图通过破坏生产力,让人民为危机买单:试图通过发展科技产业来实现产业升级,提高相对剩余价值,并通过削减过剩产能等一系列方法,将危机转化为了人民的痛苦。而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在这一时期进行兼并重组民营企业,转嫁债务到人民头上,自身实力得到了增强。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在中修官方的声明中,可以归结为“三去一降一补”,即“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这“三去一降一补”的目的是“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提高投资有效性,加强培育新的发展动能,改造提升传统比较优势,增强持续增长动力,推动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整体改善”。我们在具体理解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含义上,官方是这样说明的:
> ​“供给侧是推动经济发展的根本力量。习近平指出:一个国家发展从根本上要靠供给侧推动。一次次科技和产业革命,带来一次次生产力提升,创造着难以想象的供给能力。当今时代,社会化大生产的突出特点就是,供给侧一旦实现了成功的颠覆性创新,市场就会以波澜壮阔的交易浪潮进行回应。​从宏观层面看,生产决定消费,供给创造需求,同时消费也会对生产、需求对供给产生反作用。只有二者保持相对均衡,才能为经济健康可持续发展创造有利条件。宏观调控的一个重要目标,就是在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的基础上,通过调控使之处于相对均衡状态,推动经济健康可持续发展。从微观层面看,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要想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生存下来并不断发展,必须进行创新,成为创新活动的先行者,以生产更加物美价廉的新产品更好满足市场需求,从而打破原有技术条件下市场供需相对均衡的态势并获得高额回报。与此同时,市场上的其他主体也会效仿创新活动的先行者,通过淘汰落后产能、形成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等方式,分享创新活动产生的超额利润。在市场竞争的作用下,超额利润逐步转化为平均利润,如此不断反复,社会经济技术水平就会不断上升到新的层面,新的市场需求就会被不断创造出来并得到满足,经济发展质量也会不断提高。无论是宏观层面还是微观层面,供给侧都不是单独发挥作用的,总要与需求侧相配合才能发挥出对经济发展的巨大推动作用。”
​上面这段话,翻译成通俗易懂的话,就是说:
​宏观上看,政府需要对经济进行调控,即“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使供给侧与需求侧相均衡,也就是说,避免产能过剩引发的经济危机。
​微观上看,在市场经济下,企业必须进行创新活动,才能获得更为丰厚的利润,才不至于在市场竞争中失败。但是,一个企业使用了新技术,却不能长久地独占这一技术。其他企业也会学习这一技术并同该企业竞争,一旦社会普遍使用这一技术时,这个企业的超额利润就会丧失,而其曾经的超额利润率就会成为社会的普遍利润率。
​中修反动文人是看不到人民的疾苦的,这并非是他们眼睛瞎,而是因为他们站在反动的立场上,为官僚垄断资产阶级歌功颂德。至于人民的苦难——那些对他们来说,只不过是改革的“阵痛”;对他们来讲,这些人,“怎么能算人呐!”
​这些反动文人,正是站在这样反动的立场上,来说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对他们来说,这场改革是一场具有“进步”意义的改革,无论是生产资料的科学技术方面的改进,还是对中国金融杠杆(指经济主体(企业、个人或政府)通过借入资金(增加负债)来放大现有自有资金投资规模,从而试图成倍放大投资收益(同时也会成倍放大风险)的金融机制。就像物理学中的杠杆可以用较小的力量撬动重物一样,金融杠杆的作用是“以小博大”。)的削减。他们不会、也不可能说明这一过程真正的实现过程,因为这一过程的实现,只是通过无情抛弃人民的利益来实现的。
​下面,我们具体地分析一下,所谓“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到底是什么样的改革。
## 一、​去产能
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在题为《中国式产能过剩:历史考察及对新发展阶段治理的启示》一文中,这样说明中国2015年左右的产能过剩情况:
> 1. 产能过剩的背景
>
> 从国内来看,为了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我国政府于2008年中出台经济刺激计划,各地掀起新一轮盲目投资、重复建设热潮,工业生产能力进一步扩大。2010—2011年,CPI增速连续超过3%,PPI增速超过5%(表2),“防通胀”成为宏观调控的主要目标之一。2010年12月中央政治局会议对2009—2010年货币政策“适度宽松”的基调进行调整,提出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标志着宏观调控政策整体收紧。从国际环境来看,2010年左右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爆发,2011—2015年全球GDP增速3%左右,较2004—2007年4%以上的增速回落明显。受此影响,中国出口增速回落明显,2012—2014年出口增速持续低于8%,较2003—2007年25%~35%的增速大幅下降(表2)。
>
> 2. 产能过剩的表现
>
> 随着宏观调控政策收紧以及出口增速回落,叠加经济刺激计划所形成的新增产能集中释放,过剩问题全面凸显,产能过剩从部分行业转变为全局性过剩。数据显示,2013年24个重要工业行业中,有19个行业存在产能过剩。其中,传统制造业产能普遍过剩,2012年末钢铁、水泥、电解铝、平板玻璃、船舶产能利用率分别仅为72%、73.7%、71.9%、73.1%和75%,明显低于国际通常水平。另外,许多新兴产业与高端产品,如光伏设备、风电设备、LED等,开始出现比较严重的过剩。
 
> 3. 产能过剩的影响
>
> 产能过剩对工业企业效益与宏观经济运行产生了较明显的影响,可以概况为“一降四升”。一是GDP增速回落较快,经济增长压力明显加大。2012—2015年中国GDP增速区间为7%~8%,较2008—2011年的9%~11%明显下滑,而且呈现逐年回落趋势。二是工业产品价格下降明显,经济持续处于“通缩”状态。2012—2015年PPI持续下跌,并且跌幅有扩大趋势,其中2015年PPI跌幅5.2%,为历史第二大跌幅(表2)。三是企业经营效益明显下滑,亏损面持续扩大。2012—2015年,重点工业行业企业资产收益率下降,利润总额增速下滑(表4)。例如,煤炭业连续四年利润总额增速为负,企业亏损面从13.0%上升到31.7%;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有三年企业利润总额增速为负,企业亏损面从20.0%上升到23.4%(表5)。四是财政收入增幅下降,政府财政压力显著加大。2012—2015年,公共财政收入增速区间为8.4%~12.8%,显著低于2008—2011年的11.7%~24.8%。五是宏观债务水平快速上升,经济系统风险加大。大量“僵尸企业”的出现导致银行坏账、死账规模快速扩张,根据国际清算银行(BIS)的统计,2015年末中国全社会杠杆率(未包含金融部门)为254.8%,在国际上处于较高水平。
​以上的文字,用通俗易懂的话来讲,就是说:2008年的四万亿计划在各地出台后,各地的经济受到刺激,盲目扩大生产,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引发了更大规模的生产过剩。​同时,国际上金融危机爆发,商品难以出口,致使生产过剩的产品愈发难以找到销路,生产过剩愈发猛烈。​与此同时,随着生产过剩的加剧,经济出现了倒退,工业产品整体价格下跌,企业利润与财政收入下跌。然而,在金融上的风险却在不断上升。
​面对这一情况,中修只能使用毁灭生产力的办法,制定“去产能”政策,通过消灭生产力的办法,来恢复供求平衡。
​中修资料这样供认:
> 2013年至2015年,中国淘汰落后炼钢炼铁产能9000多万吨、水泥2.3亿吨、平板玻璃7600多万重量箱、电解铝100多万吨。2016年,中国推进“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五大任务亦成效初显。与此同时,新动能快速成长,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增速比规模以上工业高4.5个百分点;全国新登记企业553万户,比上年增长24.5%。
>
> ——2016年3月5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对近几年的“去产能”的表述
>
> 2016年以来,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决策部署,扎实推进钢铁煤炭化解过剩产能和防范化解煤电产能过剩风险各项工作,取得显著成效,累计退出粗钢产能超过1.2亿吨、煤炭产能超过5亿吨,分流安置职工110余万人,2017年淘汰停建缓建煤电产能6500万千瓦,提前超额完成了年度各项目标任务,供给质量和效率大幅提升,行业运行状况明显好转,产业结构调整和布局优化取得积极进展,市场竞争秩序得到有效规范,长效机制逐步建立完善。
>
> ——关于做好2018年重点领域化解过剩产能工作的通知(发改运行〔2018〕554号)
 
​这种所谓的“行业运行状况明显好转”和“利润回升”,绝不是社会生产力真实发展的自然结果,而是建立在极其残酷的阶级剥削与资本重组的基础上的。
大资本吞并小资本、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极度强化,正是这一剥夺的鲜明写照。危机总是加速资本的集中和垄断的形成。“去产能”运动,实质上就是一场资本内部的兼并战。被强制关停、淘汰的“落后产能”,绝大多数是没有国家信贷背书的中小民营资本。随着成千上万中小企业破产出局,煤炭、钢铁、建材等上游基础产业的市场份额和定价权,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向大型国有垄断资本集中。供给端被强行收缩之后,工业品出厂价格(PPI)大幅飙升,大型垄断国企借此攫取了惊人的超额垄断利润。
与此同时,对千万产业无产阶级剩余价值的剥削,也达到了空前的程度。“去产能”不仅消灭了“过剩的”机器,更摧毁了无数工人的生计。中修资料中,“去产能”所造成的“分流安置职工110余万人”,实际上是继上世纪90年代末“国企改制”后,对工人阶级的又一次的大规模剥夺。大量老工业基地的产业工人失去了相对稳定的工作,被抛入残酷的劳动力市场,沦为庞大的产业后备军。这批劳动力被迫流入服务业、外卖平台、物流快递等所谓的“新动能”领域,忍受着缺乏劳动保障、随时可能被解雇的“灵活就业”状态。这使得资本通过算法和极度延长的劳动时间(996、白加黑),更加肆无忌惮地对无产阶级的绝对剩余价值进行疯狂榨取。
此外,在实体经济利润率依然低迷的背景下,从“去产能”中被挤出或积累的庞大过剩资本并没有消失,它们疯狂地涌向了收益率更高的金融系统和房地产领域。伴随着2015年开启的“棚改货币化”,国家将巨量债务转移到了广大城乡无产阶级和半无产阶级的家庭资产负债表上。实体产业的过剩危机,被转化成了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房地产金融泡沫。劳动群众不仅要在生产领域遭受剥削,更要在流通和消费领域(高额房贷)被金融资本吸二次血。
## 二、去库存
所谓的“去库存”,是中修官僚资产阶级,通过将自己的债务危机转稼给中国人民,从而对人民欠下的另一笔血债。
我们都知道,房地产泡沫在2015年左右,已经接近了破裂的边缘,2015年,中国的三四线城市面临巨大的房地产库存积压,房地产的资金链条处于断裂边缘。房地产危机即将来临,为了化解这一危机,中修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发行了PSL(抵押补充贷款),下面,我们来看看中修央行的PSL是怎样将房地产的包袱渐逐去除,而人民在这一过程中遭受了怎样的灾难。
PSL,即央行于2014年创设的一种结构性货币工具,官方供认,这一货币工具主要服务于棚户区改造,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其发放对象是国开行,进出口银行和农发行。这一结构性货币工具的作用机理是:央行为国开行,进出口银行及农发行三家银行提供长期,低成本资金,这三家政策性银行再把这些资金贷款给各项目,这些项目是特定的,其中包括棚户区改造。水利等基础设施建设,保障性住房建设,城中村改造等等。这些项目拿到贷款后,就会进行棚户区改造等工程,但是,棚户区改造工程并不是建设新安置房,而是拆迁旧房的同时,将拿到的贷款,作为拆迁补偿款发放给折迁户,让他们拿补偿款购买新房,这即是PSL的传导方式,而拆迁户收得补偿款作为补偿的方法,即棚改货币化。
棚改货币化,是通过政府定向向棚改等领域发放资金,促进房地产市场库存被消化,进而稳定经济的一种手段,现在我们未分析一下,棚改货币化后,中修政府和居民的关系发生了怎样的变动。
首先,对居民来说,棚改货币化,使其需要花补偿款购房,然而,正如中修所供认的那样:
> “此外,有些地区在棚改和去库存过程中,也出现了为实现速度、目标,扩大棚改规模并间接拉动了房价上涨的情况。比如,拆掉并没有达到使用期限、条件并不危旧且居住位置较好的房屋,使一些居民不得不用安置款加贷款去购置位置较远的库存商品房。”
> ——《兼顾棚改和调控双重目标》中国政府网
​这即是说,许多居民的补偿款并不足以支持他们购买新房。对于这些居民而言,他们不得不贷款去买房。这样一来,居民欠下了房贷,而开发商卖出了房子。开发商的坏账,便以房贷的形式,转移到了居民头上。
​不仅如此,棚改货币化还造成了另一种恶果:即货币化安置使许多居民拿到安置款后,去购买新房。这样一来,购房需求迅速上升,房价也随之上涨。结果,不仅棚改户的负担加重了,整个社会所有买房居民的负担也都加重了。
​与之相对应的是,房地产开发商的房子卖出去了,钱赚到了,坏账消除了。在这一链条中,房产的坏账转移了,市场的秩序“恢复”了,房贷的负担更重了,人民的苦难更深了。
​中修官方不得不供认:
> 实践表明,持续推进包括货币化安置在内的棚户区改造,确实改善了居民的居住条件,促进了城镇化建设和城中村改造,提升了城市功能和承载能力,并推动了三四线城市楼市去库存,在一定程度上拉动了消费和经济增长。不过,由于货币化安置及相关的一些购房补贴、奖励政策使需求明显增加,使得一些地区的房地产库存显著下降,价格也一路攀升,甚至对冲了以控房价为目标的一些楼市调控措施,导致一些三四线城市在调控背景下房价不降反升,甚至快速上涨,这必然导致包括货币化安置居民在内的所有居民购房成本上升,压力加大。
> ——《兼顾棚改和调控双重目标》中国政府网
## 三、去杠杆
​在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下,一个企业通过借贷来发展,用较少的资本撬动较多的资本,这种机制就叫“杠杆”。杠杆率,简单来说,就是衡量资本“以小博大”疯狂程度的具体指标。如果资本家自己只有100元的本金,但他通过向银行贷款或者发行债券,借来了900元,凑齐了1000元的总资本去投资扩张。那么,他的资产负债率就是 900/1000 = 90%,而他的财务杠杆率就是 1000/100 = 10倍。​这意味着,一旦投资赚了10%(即100元),对于资本家来说,他用自己的100元本金就赚回了100元,实现了100%的超额暴利。这种机制是一把双刃剑。一旦市场行情不好,投资亏损超过10%,他的本金就会瞬间清零,并且立刻陷入资不抵债的破产泥潭。​而在社会层面,杠杆率通常是指全社会的总债务量(包括政府、企业和居民部门借的钱)与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例。
​在资本主义经济规律下,资产阶级为了在竞争中生存并追求更高的利润,往往会盲目且贪婪地不断推高杠杆率,疯狂借贷扩张。但这种建立在庞大债务堆上的“繁荣”是极其脆弱的。一旦生产过剩导致产品卖不出去,企业赚不到钱、还不上利息,高杠杆率就会瞬间化为引爆经济危机的炸弹。​
​去杠杆,本质上是一种推迟危机爆发的手段。​去杠杆政策,大致有以下几种实施方法:
1. 砍表外信用,收影子银行。
​表外信用,即商业银行从事的,按通行会计准则不列入常规资产负债表内的信用中介业务。通俗来讲,就是银行为了规避国家对贷款规模、资本充足率等指标的严格监管,将一些放贷业务转移到账本之外进行暗箱操作。
​影子银行,即游离于传统银行业监管体系之外,却从事着类似银行的存贷款业务、具有信用创造功能的实体或业务活动(如部分信托公司、理财产品、地下钱庄、小额贷款公司等)。
​砍表外信用与影子银行,是因为表外信用与影子银行的过度扩张,已经影响了中国经济的安全。表外信用和影子银行的无序扩张,使得中国金融的杠杆攀升,推高了金融风险。对表外信用与影子银行的整治,一方面可以降低中国的金融杠杆,缓解金融风险;另一方面又挤压了许多民营资本的借贷空间。许多民营资本依靠表外信用和影子银行生存,而这一政策使这些企业破产倒闭。而且,大型的国企由于能更容易地取得正规贷款,因而更容易在危机时存活,进而兼并难以获得贷款的小型企业,并进一步加强其垄断地位。
2. 用行政、金融、法律等工具,对企业资产负债表进行重排。
​2016年国务院的《积极稳妥降低企业杠杆率的意见》一文中,说明了降杠杆的方式:市场化、法治化债转股,增资扩股,兼并重组,盘活存量资产,依法处置“僵尸企业”。这些措施的要害,在于国家出手对企业重新编队,实际上由国家决定哪些企业能活,哪些企业该死。由于小型的、负债依赖影子银行的企业率先被出清,而大型的垄断企业并不受这一政策的影响,垄断企业在这一过程中,通过兼并等方式,实力得到了进一步增强。
## 四、​降成本
​“降成本”,在官方的政策文章中,可以归纳为“简政放权”与“减税降费”。其目的是通过降低企业成本,刺激经济发展。
​然而,降成本并不是对所有企业一视同仁。官方明确指出,不仅要“降低税费”,还要改革低效企业。“供给侧改革的大背景是中国经济转型升级,因此‘降成本’的过程中一定要注意和转型结合起来。如果只是为降而降,甚至是为落后产能和‘僵尸企业’抬轿子,那就不符合以‘降成本’盘活企业,进而带动经济转型的初衷了。”
​所以,降成本降的只是“先进企业”的成本,落后企业并不在目标范围内。这加速了先进大企业对小型企业的兼并,提高了大企业的垄断程度。与此同时,“降成本”也使无产阶级的苦难进一步加深了。
​在“降成本”的具体措施中,除了政府减税、降低融资和制度性交易成本外,还有很重要的一点:降低用工成本。
​那么,用工成本如何降呢?用工成本说白了就是购买劳动力所耗费的钱,即发给工人的总工资。为了降低用工总成本,大致有两种方案,一种是所谓的“减员增效”,即通过提高资本的有机构成,用机器替代人,在一定的时期内,降低雇佣员工的数量,或者是解雇一批暂时多余的员工,这就造成了相对过剩人口的增加。而相对过剩人口的增加,又造成了工人在劳动力市场上的被动局面,使得普通工人的工资能够被进一步降低。所以“羊毛出在羊身上”,降低用工成本本质上是对工人的进一步剥削,是工资进一步降低的代名词。
​劳动力的贬值与工资的降低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对于简单劳动(如体力劳动者)而言: “去产能”造成的失业潮,使劳动力供给过剩,工资更加低廉。资本家如是说:“你不干,有的是人干。”至于那些被抛向劳动力市场的失业者,为了养家糊口,只得选择几乎没有社会保障的“即用即弃”型“灵活就业”平台,如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劳务派遣工等。资产阶级一方面通过法律手段不给他们社会保障以降低用工成本,另一方面又通过平台算法榨取他们的每一分钟,并利用广大的失业群体威胁他们“老实工作”。
​对于脑力劳动者而言: “降成本”意味着“996”已成为常态,甚至出现了更多的“007”(即从凌晨0点工作到次日凌晨0点(24小时待命),且每周7天不休息),即延长工作时间而工资不变。
​所谓的“降低企业用工成本”,其全部涵义就在于此。
## 五、​补短板
​“补短板”,在中修官方的论述中,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 技术能力短板,即所谓的“卡脖子”技术。
2. 公共服务与基础设施,即5G基站、基层公共服务等与发展不均衡所产生的需求,也就是中修所谓的“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
3. 制度与营商环境,即“软短板”,着力点在于破除体制机制障碍,激发微观市场活力。
​而“补短板”政策,本质上是通过科技发展,来创造新的经济增长点,刺激经济,从而消耗过剩产能,达到缓解、延迟经济危机的目的。​然而,这种依赖创新刺激经济的办法,是一种类似凯恩斯主义的强心剂。它虽然能暂时制造经济上的景气,推迟经济危机的爆发,但是,它会导致经济危机在未来更猛烈地爆发。下面我们来分析一下这一政策的后果。
​我们都知道,传统的凯恩斯主义政策,是通过政府的大规模财政赤字和货币超发来人为地扩大总需求(比如大搞基建、发放补贴等),以此来强行消化过剩的产能。然而,这种依靠国家干预的“强心剂”虽然能解一时之渴,却无法消除资本主义生产社会化与私人占有之间的基本矛盾。它只是把当前的生产过剩危机,转化为了未来的通货膨胀和债务泡沫。
​而中修官方所谓的“补短板”,特别是“补短板”中通过国家主导的大规模科技创新和新基建来刺激经济的政策,本质上是一种治标不治本的刺激政策。
​这种政策的后果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1. 失业的加剧。
国家投入巨资去研发“卡脖子”技术和建设新基础设施,确实在短期内拉动了相关产业的投资,创造了新的利润,让那些垄断资产阶级和大企业赚得盆满钵满。但科技的飞速进步,必然导致资本有机构成的进一步提高(即购买机器设备等不变资本的比例越来越大,而购买劳动力的可变资本比例越来越小)。更先进的自动化设备和算法将以更快的速度替代活劳动,大量工人将被排斥出生产过程,沦为产业后备军,这将进一步压低整个无产阶级的工资水平。
2. 平均利润率趋向下降。
国家主导的科技攻关和新基建,在短期内可以给一部分垄断资本带来订单、补贴、融资和市场优势,使它们获得暂时的超额利润。但是,从整个社会资本来看,这种技术升级必然推动资本有机构成提高。机器等不变资本不断膨胀,而雇佣活劳动的可变资本在总资本中的比重相对下降。
由于机器本身不创造剩余价值,剩余价值只能从活劳动中产生,资本家为了竞争,不得不采用更先进的技术,但当这种技术从个别企业推广到整个行业以后,个别资本的超额利润就会消失,整个社会资本反而面对更高的固定资本投入、更重的折旧压力和更低的平均利润率。资本家可以通过延长劳动时间、提高劳动强度、压低工资、降低原材料成本、扩大对外市场等办法来抵消这种趋势,但这些办法只能暂时延缓矛盾,不能取消矛盾本身。
因此,“补短板”不是消除了危机,而是在更高技术水平上扩大了资本积累的矛盾。资本越是依靠机器和技术来追逐利润,利润率就越是下降。利润率越下降,资本主义的危机也就越深。
3. 更高水平上的生产过剩。
利润率趋向下降,并不会使资本自动停止扩张。相反,为了弥补利润率下降,资本往往更加疯狂地扩大生产规模,用更大的产量、更快的周转、更广的市场来维持利润量。这样一来,生产过剩就被推向了更高水平。
新技术的应用和基础设施的完善,使得社会生产力空前膨胀,商品的生产效率和规模将成倍增加。但是,正如我们在“降成本”中所分析的,广大无产阶级的工资正在被不断压低,购买力严重不足。一边是科技升级带来的天量产品,另一边是因剥削加深而日益萎缩的消费能力。
​因此,这种依赖科技创新刺激经济的政策,不仅没有解决原有的供需矛盾,而且在将危机向后推延的过程中,不断积累着更具破坏力的能量。资产阶级企图用发展新科技、拓展新产业的办法,来逃避经济危机,结果,只会是在更高的生产力发展水平上,制造出了一场规模更加空前的生产过剩危机。旧的“短板”在技术上被补齐了,但资本主义制度下贫富分化与消费不足的“短板”,却被拉得更长了。这就是“补短板”政策的最终的必然的结果。
因此,这种依赖科技创新和新基建刺激经济的政策,不仅没有解决资本主义生产过剩的根源,反而在更高的程度上加深了危机。一方面,机器的使用和创新排挤活劳动,制造更庞大的产业后备军,另一方面,活劳动相对缩小又使平均利润率下降,迫使资本进一步压低工资、扩大生产、争夺市场。结果是,科技的短板被补齐了,但资本主义制度本身的短板——利润率下降、贫富分化、消费不足和生产过剩——变得更长了。所谓“补短板”,最终不过是在更高生产力水平上准备一场更猛烈的危机。
@@ -0,0 +1,206 @@
# 中修一带一路的性质
## 前言
一带一路是“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简称,由中修于2013年提出。中修的主要目的是向亚非拉等第三世界国家输出资本,加强对亚非拉等国的殖民掠夺。此举是中国彻底变为社会帝国主义国家即垄断资本主义国家的表现。
列宁指出,帝国主义在经济方面有五个基本特征,即:
>1. 生产和资本的集中发展到这样高的程度,以致造成了在经济生活中起决定作用的垄断组织;
>2. 银行资本和工业资本已经溶合起来,在这个“金融资本”的基础上形成了金融寡头;
>3. 与商品输出不同的资本输出有了特别重要的意义;
>4. 瓜分世界的资本家国际垄断同盟已经形成;
>5. 最大资本主义列强已把世界上的领土分割完毕”
而一带一路正是为了满足垄断资产阶级对于利润的追求而执行的一种政策。资本输出在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前就存在了,但是只有到了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它才普遍起来,具有更重要的意义。这是因为,中修的垄断组织通过对无产阶级的剥削已经积累了十分庞大的资本,但是国内有利可图的产业差不多已经都形成了垄断组织,投资一些并不发达的地区或是并不赚钱的经济部门就不能维持利润率,所以中修就把目光投向了亚非拉等第三世界国家,这里工资低、地价低、资源便宜、中修通过开矿山、办工厂、修建基础设施等直接手段和贷款等间接手段把资本输出到了这些第三世界国家。
中修近年来对外直接投资流量近年来稳居世界前三位置,2024 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ODI)总额达**11592.7亿元人民币**,以人民币计同比增长11.3%,远超其他老牌帝国主义国家水平。
## 中修对外资本的输出的垄断利润的获取是建立在压迫亚非拉人民的基础之上的
在半殖民地国家,中国垄断资本对当地工人阶级的剥削压迫远比国内更加肆无忌惮。
广大第三世界国家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与优越的气候条件,盛产各种原材料和农产品。但由于长期殖民统治遗留的经济落后,这些产品却往往被帝国主义以极其低廉的价格掠夺。二十一世纪以来,由于工业生产能力的迅速扩张,中国垄断资本已经不满足于一般地通过不平等贸易掠夺第三世界国家,而是越来越多地采取资本输出的形式,直接在这些国家投资建厂、开矿设园,在以更便利的条件攫取原材料与农产品的同时,残酷剥削当地的廉价劳动力。
正是在这些**半殖民地**的土壤上,中国垄断资本家才敢比在国内更加丧心病狂、肆无忌惮!在国内,他们还多少受制于国家监管、舆论压力和有限的劳动法约束,不敢公开大规模使用童工、随意枪杀工人或完全无视环保;但到了半殖民地国家,当地政府腐败买办化、工会形同虚设、军阀割据横行,他们就彻底撕下“文明”伪装,与当地官僚、警察、总统卫队勾结,贿赂收买,雇佣私卫或政府武装,公然实行最野蛮、残暴的剥削。
以刚果(金)钴矿为例,表面“禁止童工”,实际通过收购手工采矿逃避责任:儿童妇女在无支撑矿井里肩扛手挖12小时仅得不到2美元,塌方、粉尘、放射性污染导致尿液中钴含量高达正常人40倍,婴儿畸形、流产死胎遍地;矿场守卫随意鞭打、逮捕、射杀所谓“盗采”者,中国经理在一旁狞笑观看——这些在国内绝不敢如此公开上演的暴行,在这里却司空见惯,因为当地买办军阀乐于充当走狗,换取贿赂和武器支持。
同样,在赞比亚铜矿,中国有色矿业集团子公司迫使当地矿工每天18小时地下苦干,防护破损不换、拒绝不安全作业面就立即解雇,肺病横行却无补偿,更明目张胆的是系统性反工会:工人试图组织就被降职开除。
在印度尼西亚Morowali镍工业园(中国企业主导),2023年爆炸致21死,高温高压下强制双班、粉尘中毒,却初期推责赔偿迟缓;PT Gunbuster工厂工人抗议低薪歧视和扣薪,就遭中方人员持铁管攻击致死。
在秘鲁首钢Marcona铁矿和Chinalco Toromocho矿,当地合同工长期罢工抗议任意解雇、低薪、不安全作业和强制搬迁,中国经理以“生产第一”威胁开除,污染导致周边矿工家庭婴儿缺陷;塞尔维亚Zijin Bor铜矿接管后事故频发、硫化物超标摧毁农田,工人封路要求涨薪却遭私人安保驱赶——这些野蛮手段,国内资本家尚需顾忌舆论和监管,在第三世界国家却能公然维持“采矿业独大、其他部门停滞”的畸形经济结构,让当地陷入军阀混战和资源诅咒,只为中国新能源电池链源源不断输送廉价原料。
据卢旺达KT Press等当地媒体报道称,在卢旺达西部的卢西罗地区经营矿山的孙书军以多次盗窃公司矿物为由,将两名前员工绑在树上实施殴打。
8月,工人被殴打的视频在社交媒体上传开并引发争议后,有关部门逮捕了孙书军。据悉,这段视频是为暴力感到愤怒的员工拍摄后发布到社交媒体上的。他们还在法庭上作证称:“孙书军把怀疑是小偷的人绑在树上鞭打他们。”
当时,中国驻卢旺达大使馆发表声明谴责暴力行为称:“中国企业和市民应遵守当地法律,请勿私自制裁,举报犯罪行为。”
据美国之音(VOA)报道称,在非洲工作的中国人此前就曾因虐待当地工人而受到谴责。2020年,在津巴布韦发生过中国煤矿主开枪打伤抱怨工资的两名当地工人的事件。
4名现在以及曾经在华坚集团工作的员工对美联社透露,他们没有保护性的装备,并且每天被迫工作12个小时,并且不被允许组成工会。此外,他们还说中国的经理们“常常”对他们吼叫。
美联社的报道称,在这部影片中,华坚集团董事长张华荣站在队列整齐的埃塞俄比亚工人前带领工人们齐唱中国歌曲《团结就是力量》,并形容他自己如员工们的父亲。
总部设在纽约的非营利组织“中国劳工观察”指称华坚集团负责运营的工厂存在一系列侵犯劳工权益的现象,有许多工人都被压低工资或被迫加班。有消息称,该组织已经掌握了一些证据。
22岁的加里对美联社说,他每个月的工资只有35美元。
他还说:“如果有人不满的话,就会被指责是扰乱工作,立即被开除。”
美联社采访的一位20岁的工人阿勒穆指责工厂工作环境恶劣:“工厂的化学物质令眼睛和鼻子作痛,还有把能人的手剁下来的机器。他们也不知道让工人带手套!如果你拒绝不带安全护具就工作,他们就开除你。”
这家公司还被中修《厉害了,我的国》纪录片当作正面案例大加报道,可见中修的所谓崛起完全是建立在本国和殖民地的第三世界劳动人民的血汗之上的。
## 一、对亚非拉人民的压迫
### 印尼镍工业园事件补充:
2023年12月24日,印尼青山园区发生爆炸事故,造成21名工人死亡,38名工人受伤。
事故引发了中印尼两国的外交事件,外交部启动应急机制,并派遣工作组前往现场指导处置和善后工作。
过去十年间,中资企业在印尼的劳资冲突和工业意外事故频发,引发了印尼人对中国企业和中国人的不信任和憎恶。
中资企业在印尼的发展得到了政府的支持和元首的见证,但在赚取巨额利润的同时,也付出了工人的生命代价。
- [一带一路项目青山园区工业意外21名工人死亡](https://search.laborinfocn.com/articles/40164)
### 缅甸仰光服装厂事件:
[缅甸中资厂被300罢工员工打砸占领](https://www.rfa.org/mandarin/yataibaodao/junshiwaijiao/ml1-02242017122848.html)
政策研究者的观点:
随着民主化转型的发展,劳动立法成为缅甸政府改革的重要领域,劳资纠纷也随之迅速增长。2017年2月23日,杭州百艺服装(缅甸)公司的仰光工厂遭到罢工的冲击(以下简称百艺服装厂事件),工厂设施受到一定程度的破坏,部分中方工作人员遭到抢劫并被限制人身自由。在该事件发生后,缅甸仰光省仲裁委员会裁定该企业解雇工会领导的行为违法,瑞典著名的服装品牌H&M公司随后也宣布了暂时中止与百艺服装厂的供应合作。
该事件显示出缅甸当前工会运动和工人维权的积极性,警示中资企业在缅甸投资应当严格遵守当地劳动法规则,但同时也反映出,在快速民主化进程中,缅甸工人维权的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呈现无规则化状态,这进一步加剧了企业面临的劳资纠纷风险。能否妥善应对政治转型中的劳工风险关系到中资企业的稳定经营,也影响我国“一带一路”倡议在缅甸的推进。
- [【武大学者·班小辉】“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民主化转型中企业的劳工风险问题 ——以缅甸为例](https://web.archive.org/web/20250916004033/http://edu.tfzq.com/index/article/?id=17816)
## 二、对中国工人的剥削
东道国的情况是复杂的:政变,工人运动。除此之外,还要考虑负面舆论对中修招聘的影响。有时,为了规避这方面的风险,他们将魔爪伸向了中国本土的工人。资本往往用不实的招工信息吸引中国工人,当工人们一无所有地来到异国他乡之后,再对他们进行剥削和压榨。
- 中国劳工观察: [沉默的受害者:在新冠疫情中滞留海外的一带一路中国工人](https://chinalaborwatch.org/wp-content/uploads/2021/04/Overseas-Chinese.pdf)
- [风暴眼|耍赖、威胁、拒不退款!轻松月赚3.8万的海外工作终是骗局一场](https://search.laborinfocn.com/articles/3316)
- [3名在阿尔及利亚务工的中国男子遇车祸两死一伤,家属:遗体在国外,后事还没有处理](https://search.laborinfocn.com/articles/98042)
- 国企欠薪:
[中国国有企业满世界欠薪,“一带一路”变“一欠一路”](https://att.laborinfocn5.com/articles/88112)
## 三、仗剑经商
中国资产阶级在积极地扩军备战。庞大的海外利益的保障不能单纯依靠经济力量,还必须以军事力量为屏障。“积极防御”的战略已经不合时宜,中国正努力宣示自己的军事存在。正如外交部长王毅所示:“在境外注册的中资企业将近 3 万家,在海外工作生活的中国公民达到数百万。所有重要国际航道中往来的货船,大都装载着中国货物,或与中国有关。在此新形势下,中国有充分理由提高自身的国防能力,以有效保护在海外不断延伸的正当权益”
既是为资本输出的安全保驾护航,也是为了在未来的帝国主义争霸中积蓄力量。
### 1.正规军事力量
#### 军费开支
近年来,中国军费开支持续上升,远超其余资本主义国家,仅次于美国。军费增速更是每年都高于GDP增速,体现出中修对军备扩张的准备。
| 年份 | 2016 | 2017 | 2018 | 2019 | 2020 | 2021 | 2022 | 2023 | 2024 | 2025 |
|:--------:|------|------|------|------|------|------|------|------|------|------|
| GDP增速 | 6.7% | 6.8% | 6.6% | 6.0% | 2.2% | 8.4% | 3.0% | 5.2% | 5.0% | 5.0% |
| 军费增速 | 7.6% | 7.0% | 8.1% | 7.5% | 6.6% | 6.8% | 7.1% | 7.2% | 7.2% | 7.2% |
#### 海军
战略要求明确:2015年国防白皮书首次提出“近海防御、远海护卫”的战略要求,旨在构建合成、多能、高效的海上作战力量体系。专家指出,人民海军已实现从近岸防御向近海防御与远海防卫相结合的战略转型。
维护全球利益:随着中国海外投资、人员和能源运输线的全球化,海军必须有能力保护遍布全球的国家利益。亚丁湾护航、利比亚撤侨、也门撤侨等行动,“已证明中国海军具备了远海行动和履行国际人道主义义务的能力。”
2018 年,中国服役军舰的数量已经是全球第一,新下水的舰艇总数量达到 40 艘,相当于一个法国海军的数量。
#### 海外军事基地
**吉布提——中国的第一个海外“战略据点”**
2015年,中国开始在该国建设一个民用多用途港口,位于红海与印度洋的交汇处。这个港口靠近美军的莱蒙尼尔营,已经发展成为一个戒备森严的基地。根据情报平台Stratfor的说法,它包括超过2.3公顷的地下掩体——这是解放军用来隐藏火炮和其他弹药而不被间谍卫星发现的常用技术。
**中柬云壤港联合保障和训练中心**
2025年4月5日,微信公众号“国防部发布”5日发布消息称,中柬云壤港联合保障和训练中心(高棉语:មជ្ឈមណ្ឌលភស្តុភារនិងហ្វឹកហ្វឺនរួមគ្នាកម្ពុជា-ចិន ផែរាម)当日正式挂牌运行,用于保障两军开展地区反恐、防灾减灾、人道主义救援、联合训练等行动,双方派驻必要人员共同维持中心正常运转,同时中柬两军在中心组织“金龙-2025”联合演习启动活动。5日,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的军事专家张军社表示,这是解放军和外军开创的一种新合作模式,双方共建共用,共同维护中心正常运转。据称,只要仔细观察数次访问经过以及基础设施的物理布局,就会发现中国保留了对一些设施的独家使用权,包括基地最大的码头。
### 2.私人安保公司
**黑道白道两手抓:**
中修称赞私人安保公司为“仗剑经商”、 “战狼”,毫不避讳“私人”安保公司与官方的紧密联系。这些安保公司都是国资企业,换言之他们是赤裸裸服务于中修利益的。
成员多为退伍军人,维稳,促进就业
以保护中国企业为名义镇压当地工人,在津巴布韦,两名中国警卫因枪击一名议员的儿子并致其受伤而被监禁。他们此前曾因在金矿发生薪酬纠纷期间向当地工人开枪而被驱逐出境,但非法留在该国。
有些当地买办势力纵容私人安保公司,在赞比亚,两名中国矿长在谋杀未遂指控被撤销后获释,引发强烈抗议。因劳资纠纷,他们枪击11名煤矿工人,使其受伤。
疑似参与到内战之中。赞比亚,对当地一家保安公司进行非法军事训练。
有可能参与未来的军事行动
[王毅:中国有充分理由提高维护海外利益的能力](https://web.archive.org/web/20260420135917/https://m.people.cn/n4/2017/0427/c45-8847934.html)
[外媒:中国军舰数量超美居第一 10 年内还要再造 150 艘](http://mil.news.sina.com.cn/jssd/2019-06-03/doc-ihvhiqay3368982.shtml)
[云壤海军基地疑似存在中国独家使用权](https://amti.csis.org/a-tale-of-two-reams-questions-remain-at-cambodias-growing-naval-base/)
[中国矿长射击赞比亚煤矿工人](https://www.bbc.com/news/world-africa-11898960)
[中国安保公司遍布非洲一带一路](https://africacenter.org/spotlight/chinese-security-firms-spread-african-belt-road/)
## 参考资料
**事例1:刚果(金)钴矿场的“鞭打与射杀”护卫(Commus矿场,中国经理观看士兵鞭打矿工)**
- France24 Observers(2021年7月28日报道):视频记录刚果士兵在Kolwezi Commus(紫金矿业控股的中国公司)矿场鞭打两名手工矿工,中国经理现场观看并录像。士兵被判刑,中国经理被捕罚款。链接:[DR Congo: Video of miners beaten for trespassing shows stranglehold of foreign mining interests - The Observers - France 24](https://observers.france24.com/en/africa/20210802-dr-congo-video-artisanal-miners-beaten-for-trespassing)
- Mining.com(2021年7月28日):中国经理下令士兵殴打“盗采”矿工,视频流传,FARDC(刚果军队)证实。链接:https://www.mining.com/video-chinese-workers-condemned-for-ordering-soldiers-to-beat-up-artisanal-miners-in-the-drc/
-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2021年8月3日)+ Amnesty International报告(2016/2021更新):中国安保协调当地警察/总统卫队随意鞭打、射杀矿工,儿童矿工也被虐待。Amnesty PDF:https://www.amnesty.org/fr/wp-content/uploads/2021/05/AFR6231832016ENGLISH.pdf
**事例2:赞比亚铜矿的反工会暴力镇压(中国有色矿业集团子公司)**
- Human Rights Watch(HRW)2011年报告《You'll Be Fired if You Refuse》:NFCA、Sino Metals等中资铜矿系统阻挠矿工加入MUZ工会,威胁解雇、殴打,警察配合镇压。链接:[“You’ll Be Fired if You Refuse” : Labor Abuses in Zambia's Chinese State-owned Copper Mines | HRW](https://www.hrw.org/report/2011/11/04/youll-be-fired-if-you-refuse/labor-abuses-zambias-chinese-state-owned-copper)
- HRW 2013年后续报告:中国经理持续骚扰工会代表,拒绝不安全作业面即开除,中国安保与当地警察联手压制。链接:[Zambia: Safety Gaps Threaten Copper Miners | Human Rights Watch](https://www.hrw.org/news/2013/02/20/zambia-safety-gaps-threaten-copper-miners)
**事例3:印尼Morowali镍工业园的爆炸后推责与冲突(PT Gunbuster及IMIP园区)**
- China Labor Watch(2023年12月28日):ITSS(青山控股子公司)爆炸致21死(多印尼工人),中国安保初期推责,工人抗议遭压制。链接:[Hundreds of Workers Protest at Chinese-Funded Nickel Plant in Indonesia Following Deadly Explosion : China Labor Watch](https://chinalaborwatch.org/hundreds-of-workers-protest-at-chinese-funded-nickel-plant-in-indonesia-following-deadly-explosion/)
- Reuters(2023年1月16日)+ The Diplomat(2023年1月17日):PT Gunbuster Nickel(江苏德龙控股)工人抗议低薪,中国安保/工人持铁管攻击致1印尼工人死亡,警察部署镇压冲突。链接:https://www.reuters.com/world/asia-pacific/violence-indonesia-nickel-smelter-protest-kills-2-dozens-detained-2023-01-16/
**事例4:斯里兰卡工人抗议(中国建筑工程股份有限公司(CSCEC)北中央省Maha Ela灌溉隧道项目)**
- 2023年,约600名当地斯里兰卡工人公开抗议:工资远低于中国工人,无餐休,隧道内90英尺深,环境极端恶劣,虚假安全扣款,无保险,无正式劳动合同,仅简单表格,中国主管身体推搡,强行驱离。抗议后,CSCEC解雇了至少12名工人。
https://www.dailymirror.lk/asia/Plight-of-Sri-Lankan-workers-in-Chinese-led-project-unveiled/81-272630
**事例5:乌干达水电站建设工人权益长期无保障(中国水电集团(Sinohydro)Karuma水电站项目)**
- 项目建设期间,当地乌干达工人长期遭受中国主管言语虐待,主管常用中文脏话辱骂工人,称他们“奴隶”,工人被强迫超时工作,低薪,无合理休息。
https://www.cambridge.org/core/journals/journal-of-modern-african-studies/article/tensions-in-sinoafrican-labour-relations-the-view-from-the-karuma-hydroelectric-dam-in-uganda/E002FCBEDC6307BF34685E12557B6C75
**事例6:乌拉圭工会投诉工作条件与欠薪无果(中国机械设备工程股份有限公司(CMEC)Tacuarembó-Salto高压输电线路项目)**
- 项目中约500名外国工人遭受强制劳动,主要是厄瓜多尔籍本地和外籍劳工,包括极端长工时,低薪乃至无薪,居住条件不人道,车辆事故致死伤等等。乌拉圭建筑工会(SUNCA)提起刑事诉讼,指控CMEC“非人道条件、拖欠工资”。工人包括厄瓜多尔移民,工会称“从项目开始就持续投诉”。
https://www.business-humanrights.org/en/latest-news/china-machinery-engineering-corporation-cmec-non-response-re-alleged-abuse-of-workers-constructing-transmission-line/
## 结语
中修在非洲的掠夺有力说明,中修垄断资产阶级不只是剥削中国劳动人民,还在剥削全世界无产阶级,以此吃尽巨额的利润。他的繁荣兴盛是建立在东方和非洲累累白骨之上的,帝国主义从头到脚的每个毛孔都渗着被压迫人民的血与泪。但是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中修在非洲的资本输出也逐渐唤起了当地工人阶级和其他受剥削的劳动人民的阶级意识和民族解放意识。
正如列宁所言:
>当工人阶级的先进代表领会了科学社会主义思想,领会了关于俄国工人的历史使命的思想时,当这些思想得到广泛的传播,并在工人中造成一种把他们现时分散的经济战变为自觉的阶级斗争的坚固组织时,俄国工人就能率领一切民主分子去推翻专制制度,并引导俄国无产阶级(和世界各国无产阶级并排地)循着公开政治斗争的大道走向胜利的共产主义革命。
**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 我们相信,随着中国和非洲无产阶级的觉醒与反抗,倒行逆施的中修一定会在不远的将来被人民送进坟墓!
@@ -0,0 +1,160 @@
# 21世纪的"社会谋杀"
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恩格斯创造了"社会谋杀"一词。他指出,区别于袭击者事先知道某种伤害会使受害者失去生命的谋杀,**"社会谋杀"是资产阶级通过控制法律、掌握国家机器,使得无产阶级不得不在资本主义社会恶劣的生产生活条件下生存而导致的非自然死亡**,这种对于无产阶级的谋杀是无声无息的,是一场无人可以自卫的谋杀。尽管恩格斯的分析针对的是19 世纪的英国,但是在21 世纪依旧存在合法的"社会谋杀",甚至更加隐蔽不易让人察觉。
一项追踪数万名英国公务员的名为Whitehall II 的研究显示,相比最高行政级,最低等级(体力劳动者、信差)的冠心病死亡风险高出3 倍,而猝死(尤其是院外心脏骤停)是这种死亡的主要形式。无独有偶,美国的社区动脉粥样硬化风险研究也指出低收入家庭(年收入低于2 万美元)的人群,院外心脏骤停的发生率是高收入人群的2-3 倍。
然而这些数据只能说明在统计学上二者具有相关性,比如有研究显示拥有电视机和患心脏病风险相关,这不是因为电视会产生某种射线影响心脏功能,而是电视和久坐有关,久坐又与代谢功能障碍有关。那么隐藏在社会地位不同背后的真凶是什么呢?
猝死在医学中指的是以意识骤然丧失为特征的、意外的、急速的死亡。某些消化系统、内分泌系统、生殖系统、中枢神经系统和呼吸系统的疾病都可以引起猝死,但是这些都属于非心源性猝死,仅占到所有猝死的不到20%。剩下的80%为心源性猝死,而心源性猝死中50%以上都与冠心病有关(图1)。
*图示 1: 心源性猝死的主要病因与诱因*
冠心病又称为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在医学上属于心血管疾病,指的是患者从青少年起血管壁有脂肪条纹形成,到40 岁左右病变的血管逐渐明显变窄,心脏的冠状动脉供血减少,血管壁变薄,一旦破裂出血便会在凝血作用下形成血栓从而堵塞血管,几秒内人就会因为大脑缺氧和缺少葡萄糖供能而失去意识。心血管疾病既是全球的首要死因,也是我国居民死亡的首要病因,2024 年农村、城市心血管疾病分别占死因的48.98%和47.35%。
资本的运动过程有三大部分:生产过程、流通过程和分配过程。生产的本质是剩余价值的生产,流通是为了将商品价值及其所包含的剩余价值实现,剩余价值的分配则由前两者共同决定。利润的最大化,受到生理上所能容许的工资最低限度和生理上所容许的劳动日最长限度所限制,这就意味着资产阶级要在生产和流通领域寻找一种平衡——既要在生产领域尽可能多的榨取剩余价值,又要在消费和流通领域将劳动力再生产成本压到最低。
这种平衡如何实现呢?下面我们将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压迫拆解为两个环节进行分析。
## 一、 消费与流通领域的慢性毒害
在所有心血管疾病的危险因素中,最重要的是膳食营养。2022 年的亚洲低收入家庭食品消费模式报告指出,低收入组营养转型中,廉价高碳水和加工食品占比高。一些其他研究也都显示收入不平等导致饮食不平等,高收入组更易获得健康膳食。但是这就完了吗?有些人会说:"又不是有钱人逼你吃这些垃圾食品的,你少人不行怪路不平了,我看你就是仇富!",确实说的有道理,可是吃什么真的完全只是个人事务个人选择吗?马克思曾说过:
> "人的自然属性(如吃、喝、性等生理需求)虽然源于自然,但一旦进入人类社会,就已经不是纯粹的动物本能,而是被社会化了"
除了少部分因过敏、气味、味道等这种基因决定的因素,人的饮食选择几乎完全是由后天的社会环境决定的。
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角度来看,在资本主义社会个人的健康选择往往被纳入到垄断资本的生产方式以及高度集中的食品与医药产业链中,通俗来说就是**垄断资本集团通过控制食品供应、调整食品成瘾性以及通过海量的营销广告,硬生生塑造了现代无产阶级的饮食景观**。
### 1. 谁在制定"健康饮食"的标准?
2015 年,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的研究人员在哈佛大学图书馆的地下室发现了尘封的内部秘密信件,揭露了上世纪60 年代糖业垄断集团的一场惊天阴谋:当时科学界开始注意到高糖饮食和高脂肪饮食都会导致冠心病。为了保护市场份额,糖业贸易组织"糖业研究基金会"(SRF,现糖业协会)出资赞助了哈佛大学的顶级营养学科学家。结果就是1967 年这些受雇的哈佛科学家在顶级医学期刊《新英格兰医学杂志》上发表了精心筛选、抹黑脂肪的综述文章,将冠心病的罪魁祸首全部嫁祸给饱和脂肪与胆固醇,极力为"糖"洗白,并完全隐瞒了其背后的资助背景。
这不只是单纯的学术造假,因为被收买的哈佛教授中有一位核心人物叫马克·赫格斯特德,他在后来成为了美国农业部营养政策的核心官员,并在1977 年亲自参与起草了《膳食指南》的前身《美国膳食目标》。通过这一纽带,垄断资本集团成功将这一精心设计的结论写进了国家法律。在随后的几版《美国人膳食指南》中,心血管疾病的矛头被死死锁定在总脂肪和饱和脂肪上,指南无差别的要求公众减少所有脂肪的摄入。与此同时指南对添加糖的警告被降级为极其次要的边缘化建议(仅认为糖会破坏牙齿、带来"空卡路里")。为了迎合这份指南,食品巨头们迅速移除了产品中的脂肪,取而代之以大量的添加糖和精致碳水以丰富和维持口感,美国心脏协会等机构甚至给很多低脂但高糖的含糖麦片、零食贴上了"心脏健康"的认证标签。自1970 年指南推广低脂饮食以来,截至2022 年美国的肥胖率和二型糖尿病发病率出现了50%以上的井喷式增长,而与这些慢性病强相关的心力衰竭、高血压性心脏病、心律失常等心脏病亚型发病率也随之暴涨。
有人又要说了,这不就是美国人搞的吗,和中国有什么关系?营养学是研究食物和人体内营养素的学科,和很多自然科学一样也是世界性的,各个国家不论是动物实验还是临床试验的研究结果和数据基本都会公开发表在期刊杂志或网络上,一个国家制定本国的膳食指南时是一定会参考全世界的研究结果并进行汇总的,再根据本国的具体情况进行调整。中国也不例外,对比中国和美国的膳食营养素参考摄入量就不难发现,推荐摄入的营养素种类和剂量基本一致,只是具体分配到的食物种类会因为地理环境等因素有差别。
### 2. 种子油与被忽视的氧化风险
除了高碳水这一因素,种子油对心血管疾病的影响同样争议不小(详见附录a)。先看一组消费量的变化:根据国家统计局统计,中国农村住户人均食用油消费量中,食用植物油占比从1980 年的56%逐年提升至2018 年的90%;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2017-2020 年的调查中也显示我国18-59 岁成年居民烹调油的平均消费量为36.23 克/天,其中植物油占比高达93.8%。具体到种子油的占比,可以参考2024 年美国农业部对中国植物油消费结构的统计数据,大豆油占比44%,菜籽油占比24%,花生油占比9%,三者合计占据植物油消费总量的近八成。众所周知"反式脂肪酸"是危害人体健康的,但是很少有人知道,未氢化的标注着"0 反式脂肪酸"的精炼种子油,经反复加热还会产生另一种过氧化物——氧化亚油酸OXLAMs(详见附录b)。
本人在查阅资料时还发现几十年来都没有设计足够严谨的RCT(随机对照试验,相关争议详见附录c)来直接检验这个问题(也就是OXLAMs 日常摄入的浓度能否达到加速动脉粥样硬化的阈值,且人体的抗氧化系统能否充分中和食物中摄入的OXLAMs),一个严谨的饮食RCT 至少需要足够大的样本和足够长的追踪时间,其次最重要的是足够多的研究经费。但肉类、种子油、动物油不能申请专利,食品公司没有制药公司那样强烈的商业动机去投入数十亿美元进行研究。与其投入大量资金让同行跟着一起吃肉,不如就和上述案例一样花几万美金收买几个科学家(SRF 只花了五万美金就完成了对全人类膳食指南的干预),调整一下实验数据或统计公式,改变一下实验变量,就能用极低的成本得到自己想要的结果。
或许有人又有疑问了,那资产阶级不也要吃饭吗,他们就不在乎自己的身体健康吗?好问题,我们来看一组市面上常见食用油的价格对比数据(以中国主流电商与精品超市的实际零售价为基准):
| 主要脂肪酸类型 | 代表食用油 | 大致价格区间(元/升) | 烟点(℃) |
|---|---|---|---|
| 多不饱和脂肪酸 | 大豆油 | 10-20 | 230-238 |
| 多不饱和脂肪酸 | 玉米油 | 15-25 | 230-232 |
| 多不饱和脂肪酸 | 葵花籽油 | 20-35 | 227-230 |
| 多不饱和脂肪酸 | 红花籽油 | 30-60 | 225-230 |
| 单不饱和脂肪酸 | 初榨橄榄油 | 100-300 | 190-210 |
| 单不饱和脂肪酸 | 精炼橄榄油 | 50-150 | 230-240 |
| 单不饱和脂肪酸 | 高油酸葵花籽油、花生油 | 130-250 | 232-266 |
| 单不饱和脂肪酸 | 初榨牛油果油 | 450-900 | 190-205 |
| 单不饱和脂肪酸 | 精炼牛油果油 | 250-450 | 270 |
| 饱和脂肪酸 | 草饲猪油 | 1000以上 | 190-205(精炼) |
| 饱和脂肪酸 | 精炼椰子油 | 200以上 | 204-232 |
| 饱和脂肪酸 | 有机初榨椰子油 | 500以上 | 177 |
| 饱和脂肪酸 | 草饲酥油 | 800-1500 | 250-260 |
> 注:在实际购买中,椰子油、橄榄油、酥油等昂贵食用油很少提供容量为5L 的包装,售卖单位基本为几百克或1-2L,所以此表格这类食用油价格为换算后结果。
答案已经很清晰了,**健康是有阶级成本的**。资产阶级的身体健康根本无需我们"担心",笔者本人在和家里人科普营养学时最艰难的往往不是如何把这些知识掰开揉碎让他们理解,而是打开购物软件后看到价格的那一刻,他们宁愿选择低价的精炼种子油。所以是劳动者不想健康吗?是健康生活的高昂成本他们根本无力承担(不同食用油优劣详见附录d)。
### 3. 超加工食品——便宜背后的政治经济学
除此之外,资本主义工作制对无产阶级劳动时间的极度压榨(长期加班、通勤时间长、高压),使得购买新鲜食材并花费一个小时烹饪成为一种高昂的阶级特权(图2)。而便宜、撕开即食且保质期极长的超加工食品和便捷的外卖成了维持劳动力的最优选择(大部分工业食品配料表会写植物油即种子油,如果使用的是橄榄油他们会用尽一切手段展示在包装和宣传上)。
多项数据显示,超加工食品摄入量每增加10%,心血管疾病风险增加6%,冠心病风险增加9%,抑郁症风险增加22%,焦虑症增加48%。2025 年11 月《柳叶刀》发表的超加工食品系列综述系统评估了104 项前瞻研究,其中92 项发现超加工食品摄入与至少一种不良健康结局存在显著关联,并且明确指出超加工食品在人类饮食中的兴起,是由超加工食品行业在几乎所有地区的食品系统中日益增长的经济和政治力量所驱动的——而不是由于个人意志力或责任感的不足(详见附录e)。
超加工食品对人体健康的证据不仅越来越多,其生理机制也越来越清晰,但是为什么超加工食品的消费量却仍持续攀升呢?原因就在于超加工食品的利润太高了,在资本主义社会,投资总是会流向利润最高的企业和行业,而更高的盈利能力又让这些企业在竞争中更具有优势,他们可以在广告营销和产品设计中投入更多资金,甚至干预政府政策。
我们来看一组数据,1962-2021 年,在食品生产、加工、制造、快餐和零售等行业的公司向股东支付的2.9 万亿美元中,超过一半仅由超加工食品的生产商支付。2024 年,可口可乐、百事可乐和亿滋国际在广告上的支出总计达132 亿美元,几乎是世界卫生组织运营预算的四倍。可口、百事、雀巢、康师傅等多家超加工食品公司在销售量停滞甚至下降的情况下,其毛利率和净利润依旧可以上涨,例如2024 年雀巢的营收倒退1.8%,但是其毛利率却涨了80 个基点,冲到了46.7%。
这些企业往往会采用一些工业新技术破坏食物基质,对其进行化学改性,并将其与大量添加剂结合,从而生产出适口性高、即食、保质期长的产品,所以超加工食品往往天然的食物成分极低甚至完全不含天然成分,单个添加剂往往是可以通过安全测试的,但是当多种添加剂长期联合作用呢?《英国医学杂志》发表的一项涵盖近9.5 万人的前瞻性队列研究发现,五种常见乳化剂的摄入量与心血管疾病的发生风险存在关联;还有一项RCT 实验显示摄入连续11 天摄入15g 羧甲基纤维素钠(常作为一种增稠剂用于饮料、冰激凌、乳制品中)会引发肠道炎症。
*图示 2: 超加工食品比加工程度更低的食品更具价格优势*
这些从天然食物中提取或衍生而来的原料极其廉价,拿我们最熟悉植脂末和果葡糖浆来举例子。植脂末的主要原料是氢化植物油,而植脂末与鲜奶的成本比可达到1:25 甚至更高,一公斤的植脂末(15-25 元)可以调制约100 杯奶茶,同时其脂肪含量是鲜奶的9 倍。果葡糖浆是通过工业加工玉米淀粉等得到的,是很多饮料中都存在的甜味剂,从上世纪70 年代诞生以后,就凭借成本低、甜度高、好上色等优势逐渐取代了蔗糖,果葡糖浆中的果糖是不被纤维包裹的液态果糖,可以被人体快速吸收,而肝脏是唯一可以代谢果糖的器官,有研究表明每天至少一杯含果葡糖浆饮料的人患非酒精性脂肪肝的风险,比不喝饮料的人高出55%。
我们再来看一个例子,"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相信很多人都听到过这句广告,根据一些网络调查显示,东鹏特饮在货车司机中的渗透率约为70%,在外卖/快递员中也超过了50%,500ml 的大瓶装只要4-5 元,防尘盖更是设计成可以当货车司机的烟灰缸,可以说东鹏特饮的目标群体就是低收入的体力劳动者。但是500ml 的东鹏特饮含糖量却高达66.5g,一位前大货车司机在网上透露:自己长期靠东鹏特饮"续命",跑长途一天要喝好几瓶,几年后体检出了糖尿病。固然慢性疾病的影响因素很多,但是无产阶级累了困了却只能选择喝廉价的高糖能量饮料提神,然后继续投入到高强度的工作中,难道不可悲吗?
19 世纪的资本主义用劣质面包和掺假牛奶毒害工人,21 世纪的资本主义则用高添加糖、精炼种子油、超加工食品以及精心伪造的"健康膳食指南"来规训工人的身体。资本主义对无产阶级的压迫方式只是变得高级了,可其本质从未改变。
## 二、 生产领域的直接绞杀
但是慢性病只是猝死的"木柴",现实生活中的极端因素往往才是点燃疾病的"火把"。临床统计表明,大部分猝死患者在发病前都有明确的外部诱因,而排第一的因素就是过度劳累和长期熬夜。2021 年世界卫生组织和国际劳工组织首次联合发布了针对工作时长的全球疾病负担分析,结果显示每周工作55 小时或以上,相比每周工作35 至40 小时,卒中风险升高约35%,缺血性心脏病死亡风险升高17%,从2000 年至2016 年因长时间工作导致的心脏病死亡人数增加了42%。
正常情况下,人体在夜间应由副交感神经主导,心率下降、血压回落,让心血管系统进入"修复模式"。但如果长期熬夜或过度劳累就会打破这个昼夜节律:交感神经持续兴奋,儿茶酚胺逐渐增多,这会直接导致心率、血压骤升,如果此时患者体内存在隐匿斑块,血流剧烈冲击就可能会导致斑块撕裂、血栓形成,进而引发心肌梗死或脑卒中,最终导致意识丧失乃至猝死。
这种对劳动者身体的极限透支,本质上正是资本榨取绝对剩余价值的表现。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绝对剩余价值指的是在必要劳动时间不变的前提下,通过强行延长工作日(如加班、倒班、996),或者绝对提高劳动强度,来增加剩余劳动时间,从而提高剩余价值率**。
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中,2023 年住宿餐饮业周平均工时达53.8 小时,居民服务业、交通运输仓储邮政业、批发零售业、制造业等行业也均超过51 小时,这些恰恰是低收入劳动者集中的行业。在中国还有将近2 亿的灵活就业者,如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但是这类劳动强度最高的低收入群体实际根本不在官方工时统计口径之内。部分行业数据显示,福州网约车驾驶员2025 年日均工作时长约10-12 小时,杭州日均运营超12 小时的网约车数量占比达21.91%。
根据主流招聘平台发布的《职场人加班现状调查报告》,科技/互联网行业中实际周工时超过60 小时的重度加班群体在部分岗位中占比高达40%以上,近六成的从业者平均每天加班超过1 小时。我国制造业普遍采用"两班倒"或"三班倒"制度,其中夜班轮值覆盖了绝大多数的一线工人,而国际癌症研究机构早就把"彻夜倒班工作"列为了2A 类致癌物,而在心血管领域,长期频繁倒班的人,其急性心肌梗死的发病风险比常人高出23%。
近十年壮大的平台经济更是把对剩余价值的剥削演绎到了极致,外卖骑手面对的算法,就是最好的例子。平台的配送系统包含三个子系统:预估送达的时间系统、决定分配的派单系统、以及计算骑手报酬的计件定价系统,它们共同构成了一套自动运转、不断自动优化的程序。北京大学社会学博士陈龙曾卧底送外卖数月,他记录到,一批骑手在送餐时发现走某栋公寓的侧门步行能节省几分钟时间,当所有骑手都这样走后,算法很快就侦测到这条路线的配送时间出现整体缩短,于是直接把这一区域的标准配送时间调低。在这种不断压缩时间限制的逼迫下,骑手才普遍选择超速行驶、逆行、闯红灯,用生命来换取时间。
长期高强度劳动带来的身心损耗,还会驱使劳动者选择另一种自我麻痹方式——吸烟和饮酒。有报告显示,吸烟对我国人群的心血管发病相对危险度约为2 倍,人群归因危险度百分比高达32%,仅次于高血压。其次是饮酒,2018 年4 月《柳叶刀》发表的Meta 分析研究显示,每周超过100g 酒精的摄入明显增加心血管疾病包括冠心病的死亡(详见附录f)。
多项全国成人烟草调查显示,受教育程度在初中及以下、从事体力劳动的男性,其吸烟率显著高于接受过高等教育的白领和领导阶层。在大量对中低收入阶层(如蓝领、长途司机、建筑工人)的调查中,吸烟主要用于高强度劳动后的提神和体力恢复,而饮酒(特别是高浓度白酒)则多用于缓解焦虑、失眠和心理压力。
2025 年《环境与职业医学》的一篇文章对江苏省2 家制造业企业的两千多名工人进行了调查,结果显示周工作天数为7 天的高达74.3%,工资在7000 以下的占67.1%,睡眠时长大于7 小时的只有39.6%,39%的工人吸烟,28%的工人喝酒。这份调查报告还统计了工人的自报疾病患病情况,其中超过四成的工人至少患一种慢性病。
和前面那位靠东鹏特饮续命的货车司机一样,一篇报道引用的例子很具有代表性:上海一名从事服务业轮班工作的劳动者,晚班时作息与正常睡眠节律完全错开,总睡眠时间不足6 小时,只能靠咖啡和酒精自行调节。资本主义让无数劳动者陷入这种恶性循环之中——超时加班和频繁倒班让劳动者身心俱疲,而被透支的身体又迫使他们选择借助烟酒来短暂提神或麻痹痛苦,由此叠加的心血管风险最后再给予无产阶级致命一击。
除了以上这些间接和直接导致工人猝死的因素,急救保障缺失和医疗体制的商品化,更是将劳动者推向死亡的深渊。当院外心脏骤停真的发生时,绝大多数身处一线工友从没有经受过正规的急救培训,所以无法在**"黄金四分钟"**内实施CPR(心肺复苏)进行急救,且AED(自动体外除颤器)在工厂与企业中几乎缺席,更谈不上工人是否具备操作的能力。对于资产阶级而言,劳动力只是一种**"可随用随弃"**的生产要素,花费金钱与生产时间去对劳动者进行急救培训、配置急救设备,不仅无法直接带来剩余价值,反而会提高生产成本。这种对无产阶级生命安全制度性的冷漠与短视,恰恰证明了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资本的增殖从来都凌驾于人的生命权之上。
## 三、 总结
掌握生产资料的资产阶级通过在流通与消费领域垄断知识、操控学术、收买官员间接的让无产阶级患上慢性疾病,再直接的在生产领域用尽一切手段榨干无产阶级的利用价值为其赚取更多利润,最后再通过商品化的医疗榨干劳动者的最后一点积蓄,留给劳动者的只剩一副破败的身躯。唯物辩证法告诉我们要从偶然中寻找必然的规律,事实就是**劳动者的猝死不是偶然事件,而是资产阶级为了个人和小集团的利益,忽视无产阶级生命安全导致的必然结果**。只要资本主义社会存在一天,只要生产资料依旧被资产阶级垄断,这种"社会谋杀"就会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以"现代文明病"的名义继续从各个方面蚕食无产阶级的肉体,摧残劳动者的精神。
## 附录
#### a. 高糖和种子油引发肝脏代谢紊乱并进一步导致动脉粥样硬化的分子机制
当人体摄入过多的精制碳水化合物时,血糖迅速升高,胰岛素大量分泌,肝脏为了处理多余的糖分会启动脂质新合成(DNL)将这些糖转化为甘油三酯(TG),而人体中负责运输TG 的极低密度脂蛋白(VLDL)也会随之暴增。这时血液中正常的负责转运胆固醇的LDL(PatternA 大颗粒低密度脂蛋白)会在胆固醇酯转移蛋白(CETP)的作用下与装载着TG 的VLDL 进行物质交换,LDL 中的胆固醇酯进入VLDL,VLDL 中的TG 进入LDL。原本大而蓬松的LDL 因内部稳定的胆固醇酯减少变得畸形——我们称之为富含甘油三酯的LDL(TG-rich LDL)。
TG-rich LDL 在血液中遇到负责水解TG 的酶——肝脂肪酶,肝脂肪酶会迅速将 TG-rich LDL 中的TG 水解掉,于是 TG-rich LDL 内部进一步发生塌陷,体积进一步变小,密度变高,原本温和的正常的PatternA LDL 蜕变成结构不稳定的PatternB 即sdLDL。
结构改变就意味着功能改变,PatternA LDL 原本表面的特异性识别蛋白构象也会发生改变,所以肝脏的受体无法与之结合并完成对LDL 的回收,sdLDL 就会长时间在血液中游荡。因其密度大、体积小它比正常的LDL 更容易穿过受损的血管内皮滞留在皮下,且因为其内部保护性的抗氧化物质如维生素E 的大量流失,它在内皮下遇到自由基时就会瞬间氧化成oxLDL,巨噬细胞吞噬后死亡形成泡沫细胞,在内皮下沉积形成脂肪条纹,随着时间推移积累形成粥样斑块导致管腔狭窄、血流缓慢,而种子油中的多不饱和脂肪酸氧化后产生的OXLAMs 会直接嵌入LDL 颗粒中加速这一过程。
#### b. 反式脂肪酸与氧化亚油酸(OXLAMs)的区别
脂肪酸按照空间构型可分为顺式脂肪酸和反式脂肪酸,天然的不饱和脂肪酸双键是"顺式",后者主要诞生在食品加工厂中,是工业上为了让植物油变得更耐高温(提高烟点)、更不易变质、口感更酥脆,通过"部分氢化"工艺人为制造出来的,反复油炸也会少量产生。
OXLAMs(如9-HODE、13-HODE)与毒性醛类(4-HNE)主要诞生在后厨的炸锅里以及进入人体后的血管中,是脂肪酸被自由基攻击后发生裂解和断裂的产物或副产物。即使是使用的标注"0 反式脂肪酸"的天然大豆油,只要经过反复加热、煎炸,或者外卖熟食暴露在空气和阳光下,植物中的亚油酸就会迅速发生脂质过氧化,产生OXLAMs 和毒性醛4-HNE。
#### c. 有关n-6(多不饱和脂肪酸的一种,全称亚油酸)与oxLDL 争论
人体直接摄入天然的、未被破坏的n-6 脂肪酸(如来自于坚果种子),在体内表现的是降脂、抗炎和降低oxLDL 总量的益处。经高温、精炼、反复油炸(如外卖、快餐专用油)后的工业植物油在进入人体之前,其内部的n-6 亚油酸在锅内就已经被氧化成了OXLAMs 毒性物质。
注意本文章并不是想表达"种子油本身有毒"的观点,而是想说明在资本主义社会,因各种不可抗的因素,劳动者很容易被迫或无意识的摄入廉价的、反复加热的,可以危害人体健康的种子油。因为劳动者在生产领域是失权的,无法监督生产过程,也无法决定生产什么。一个人活到65 岁,他会吃70000 多顿饭,我们的身体会处理掉50t 食物,无论是食用油也好还是其他加工食品,如果在某些特殊的处理方式下会产生有毒物质,那至少应该标注在外包装上提醒人们,而不是避重就轻或者直接忽略。
#### d. 单不饱和脂肪酸、多不饱和脂肪酸和饱和脂肪酸的区别和优劣(仅从心血管健康角度综合现有证据)
按双键数目和位置分类:
- **单不饱和脂肪酸(MUFA,如橄榄油、牛油果油中的油酸)**,总体上被认为最有益,油酸还被认为是心血管的保护脂肪酸,可以改善血胆固醇水平。只有一个不饱和双键,相比多不饱和脂肪酸更耐热、稳定、不易被氧化,使用初榨工艺的还可以保留较多的活性物质(如维生素E、多酚类、茶多酚等),同样也可以抑制动脉粥样硬化的发生和发展。
- **多不饱和脂肪酸(PUFA)**,分为n-3(α-亚麻酸)和n-6(亚油酸)系列,因为人体自身无法合成也被称为必需脂肪酸。主流精炼种子油(如大豆油、玉米油、葵花籽油)以n-6 系为主,含有多个双键极易氧化,高温煎炸会产生有害的氧化亚油酸和醛类化合物。
- **饱和脂肪酸(SFA)**,代表油有椰子油、棕榈油、黄油等,饱和键不含双键,不易氧化变质。目前多项研究显示更高的饱和脂肪酸摄入与更高的LDL-C、ApoB、心血管疾病风险相关。但是不同的食物基质(如黄油因为没有乳脂肪球膜,所以升高心血管疾病风险比奶酪椰子油更高)对心血管的影响也完全不同。
综合来看以单不饱和脂肪酸为主的食用油最有益于心血管健康,但是也取决于整体的饮食结构,如果搭配大量的超加工食品和添加糖,任何超级食物都不能保证身体健康。
我需要再次声明,因为本文章的受众群体并不是营养学期刊的审稿人,我也并非专业的营养学家和生化学家,且这方面的文献数据实在错综复杂,很多证据本身就充满不确定性和争议,所以我不会拓展不同链长不同双键数目(不同链长脂肪酸决定在人体的吸收路径,而双键数目决定氧化效率)的脂肪酸对于人体健康的影响。也希望读者不要简单的认为"饱和脂肪好,多不饱和脂肪酸坏"。
#### e. 2025 年《柳叶刀》超加工食品系列综述
2025 年《柳叶刀》发表的超加工食品系列综述共包含三篇文章,文章一主要论述超加工食品危害全球健康的证据,文章二主要论述应对超加工食品的政策,文章三主要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分析超加工食品行业中的头部企业(可口可乐、雀巢、玛氏、费列罗等)及与其共生相关联的一系列组织机构,是如何在全球范围内扩张并重构了人类食品体系。全系列文章链接[^1]。
超加工食品是2009 年由一位巴西圣保罗大学的营养流行病学家提出,他注意到当时主流的营养学分类方式存在一个盲区——两种营养成分表看起来相近的食物,可能经历了完全不同的加工过程,而这个加工过程本身可能才是关键的健康决定因素。他和他的团队据此开发了NOVA 食品分类系统,把所有食品和而食品成分按加工的性质、程度和目的分为四大类,第四类也就是超加工食品,指那些用廉价的工业提纯或合成原料(氢化油、改性淀粉、各类糖浆)加上一系列在家庭厨房中通常不会使用的添加剂(乳化剂、增稠剂、人工香精等),经过多道工业配方和加工工序支撑的产品,其最终形态和感官特征往往与原始食材几乎脱节。
#### f. 吸烟与饮酒对心血管疾病影响的生理机制
1. 香烟燃烧产生的CO 与血红蛋白的结合力是氧气的200 多倍,会降低血液携氧的能力,为了代偿这种慢性低氧的状态,骨髓会增加红细胞的生成,从而导致血液粘稠度增高,增加血栓形成的可能性;香烟中的尼古丁可以直接刺激交感神经节和肾上腺髓质,促使儿茶酚胺大量释放,导致心率加快、血压升高;香烟烟雾中含有几千种化学物质,其中包含大量自由基和活性氧。这些自由基会直接损伤血管内皮细胞,让sdLDL 更容易穿透进入内皮下,另外还会直接氧化血液中循环的LDL 颗粒,加速oxLDL 的生成。
2. 酒精中的乙醇及其代谢物乙醛对心肌细胞有直接毒性,长期大量饮酒会导致心肌纤维化、心肌收缩力下降,诱发心律失常和心力衰竭;酒精在肝脏代谢会生成大量乙酰辅酶A,抑制脂肪酸氧化的同时促进脂质从头合成(DNL),直接升高血液中的VLDL 和甘油三酯水平;长期饮酒也会激活交感神经系统,损伤血管内皮。
[^1]: [The Lancet: Ultra-processed food series](http://thelancet.com/series/ultra-processed-foo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