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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旗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办
一九七六年第二期 目录
毛主席语录
列宁为什么说对资产阶级专政,这个问题要搞清楚。这个问题不搞清楚,就会变修正主义。要使全国知道。
我国现在实行的是商品制度,工资制度也不平等,有八级工资制,等等。这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所以,林彪一类如上台,搞资本主义制度很容易。因此,要多看点马列主义的书。
毛主席语录
我们现在思想战线上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要开展对于修正主义的批判。
群众中蕴藏了一种极大的社会主义的积极性。那些在革命时期还只会按照常规走路的人们,对于这种积极性一概看不见。他们是瞎子,在他们面前出现的只是一片黑暗。他们有时简直要闹到颠倒是非、混淆黑白的程度。这种人难道我们遇见得还少吗?
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 批判修正主义路线
回击科技界的右倾翻案风
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
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深刻地批判了刘少奇、林彪的修正主义路线,推动了我国科学技术的蓬勃发展。科学技术领域中许多新的重大成就,包括人造地球卫星按预定计划返回地面,人工合成胰岛素及其晶体结构的测定等一系列新成果,都标志着我国科学技术不断迈向新的水平。广大工农兵群众和科学技术人员正以“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的革命精神,沿着毛主席指引的方向阔步前进。但是,前一时期,科技界的奇谈怪论和教育界的奇谈怪论相互呼应、彼此配合,刮起一阵右倾翻案风。他们作了那么充分的表演,还气势汹汹地叫囔:“到底什么是修正主义科研路线,谁说得清楚?”
陷入了修正主义的泥潭,对于这个问题自然是不能也不愿说清楚的。但只要用马克思主义加以分析,答案非常明白:科技界的奇谈怪论,就是修正主义科研路线的标本。
一
毛主席教导我们:“团结起来,为了一个目标,就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要落实到每个工厂、农村、机关、学校。”毛主席这一光辉指示,十分明确地规定了我国各条战线的根本任务,必须毫无例外地坚决贯彻执行。然而,在科技界,右倾翻案风的鼓吹者却打着科学技术特殊的招牌,公然宣称:“科技战线不要提无产阶级专政”。
科技战线究竞特殊在什么地方,以至连无产阶级专政都不能提了呢?奇谈怪论答日:“对科学技术不能专政”。
试问,谁说要对科学技术专政?专政从来是阶级对阶级的关系,而不是人对物的关系。把在科技战线必须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歪曲为对科学技术专政,这和把无产阶级专政落实到工厂、农村,说成是对机器、粮食实行专政一样的荒谬。在这里,右倾翻案风的鼓吹者用最低劣的捏造事实的方法,“把显然愚鑫的思想加到论敌身上,然后加以驳斥”。这正是当年叛徒考茨基所玩弄的把戏。
自然科学是研究自然规律的,但从事科学技术的人,研究科学技术的单位及其领导、管理机构,在阶级存在的社会里,都受到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制约,都是为一定阶级的专政服务的。在资本主义社会,科学技术抓在资本家手里,“自然科学从属于资本”,成为为资产阶级专政和资本家利益服务的工具。在社会主义社会,科学技术应当为劳动人民所掌握,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服务,为广大劳动人民的利益服务。右倾翻案风的鼓吹者把科学技术与科技战线故意混同起来,妄图利用科技研究对象的特殊性,来取消科技战线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性。偷换概念,玩弄诡辩,夸大特殊,否定一般,这正是修正主义的手法。
无产阶级必须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各个文化领域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科技阵地以往长期为剥削阶级所霸占,资产阶级偏见和传统势力根深蒂固,比起教育界来毫不逊色。文化大革命前的十七年,刘少奇一伙在科技界推行了一条修正主义路线。许多科学研究单位,同样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独霸的一统天下。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涌现了许多有利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新生事物、但斗争的成果还很不巩固,有的地方至今仍然被资产阶级把持着。在科战线上,到底由谁占领、执行什么路线、沿着什么方向和道路发展,斗争依然是异常尖锐和复杂的。列宁就曾经批判过抹杀科技战线存在着阶级斗争的错误观点。十月革命后,当有人说什么“科学实验室是一个团结的集体,它的全体成员协调、一致并自觉地进行活动”时,列宁尖锐地指出:“不对。在阶级尚未消灭以前,这是不可能的。”鼓吹“科技战线不要提无产阶级专政”,实质上就是否定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用阶级斗争熄灭论对抗党的基本路线,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所取得的成果反攻倒算回去,让资产阶级在科技战线专无产阶级的政。
在科技战线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不只要镇压一小最反抗社会主义革命、破坏社会主义建设的反革命分子,面从根本上讲,是要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和党的各项方针政策,坚持批判修正主义,批判资产阶级,批判渗透在科学理论中的资产阶级思想,切实做到科学研究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为工农兵服务,与生产劳动相结合。这个道理本来是清清楚楚的。可是,右倾翻案风的鼓吹者,居然说什么,在科技战线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就会把知识分子当作“专政对象”。这简直是挑拨知识分子和党的关系,妄图煽动知识分子反对无产阶级专政,但这是枉费心机。
科技界是知识分子比较集中的地方,用无产阶级世界观战胜资产阶级世界观,团结、教育、改造知识分子是无产阶级专政的一项重要任务。但是,对知识分子进行思想改造,同把知识分子作为“专政对象”,根本不是一回事。毛主席的《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对我国知识分子状况作了科学的分析,规定了政策,今天仍然是我们的指针。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绝大多数知识分子都有了不同程度的可喜的进步。而右倾翻案风的鼓吹者制造出把知识分子当作“专政对象”的奇谈怪论,来诋毁和反对无产阶级专政,这恰恰反映了他们自己对无产阶级专政的恐惧。恩格斯在《〈法兰西内战〉导言》中,曾经辛辣地揭露和嘲笑过第二国际的庸人,说他们“一听到无产阶级专政就吓得大喊救命”。事隔八十多年,今天我们又看到科技界右倾翻案风的鼓吹者对无产阶级专政提也不敢提,一见到“科学研究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大标语,就如芒在背,浑身不舒服。这又一次生动地告诉我们这样一个真理:修正主义的要害,就是背叛无产阶级专政。
二
用马克思主义占领科技阵地,指导科学研究,不断清除唯心主义、形而上学和各种资产阶级思想,是在科技战线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一个重要方面。
毛主席指出:“马克思主义只能包括而不能代替文艺创作中的现实主义,正如它只能包括而不能代替物理科学中的原子论、电子论一样。”毛主席的这段论述,全面地阐述了马克思主义同自然科学的关系。而科技界的奇谈怪论却断章取义,根本不谈马克思主义包括自然科学,片面强调马克思主义不能代替自然科学,借以反对马克思主义对自然科学的指导。
马克思主义首先是包括自然科学。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创立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不仅总结了阶级斗争的经验,面且对自然科学的丰富成果进行了概括。马克思主义是包括自然科学在内的全部人类知识的结晶,正如毛主席指出的那样:马克思“研究了自然,研究了历史,研究了无产阶级革命,创造了辩证唯物论、历史唯物论和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整顿党的作风》》马克思留下了《数学手稿》。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对当时自然科学的许多部门进行了理论的概括。列宁总结了恩格斯逝世以后自然科学的新发现,写下了《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这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哲学的光辉的著作。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一贯重视对自然科学的哲学概括。《矛盾论》、《实践论》极其深刻地总结了自然科学的成就。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这部光辉著作中,高度概括了自然科学发展的辩证规律。一九六四年,毛主席在一次关于扳田文章的谈话中,就对关于物质无限可分性的问题,从唯物辩证法的高度,作了非常精辟的论述。
正因为马克思主义概括了自然科学,它所揭示的唯物辩证法的一般规律,在各门自然科学中是普遍起作用的。自然科学工作者在研究中用什么世界观作指导,这对科研能否取得成果关系极大。自然科学工作者自发的、朴素的唯物主义,经不起唯心主义的侵袭。十九世纪来和二十世纪初,大批物理学家在自然科学的新发现面前陷入唯心主义,就是很深刻的教训。我们社会主义社会的科学工作者,一定要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努力“做一个以马克思为代表的唯物主义的自觉拥护者,也就是说应当做一个辩证唯物主义者”。
当然,由于物质运动形式的多样性和矛盾的特殊性,各门具体科学有自己专门研究的对象。我们说马克思主义不能代替自然科学,这决不意味着削弱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作用,而是要求人们学会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对自己所从事的工作进行具体的、辩证的分析和研究。右倾翻案风的鼓吹者歪曲毛主席的思想,在马克思主义不能代替自然科学问题上大作文章,完全是别有用心的。
当前,在科技战线上,根本不是什么用马克思主义代替了自然科学,而是没有牢固地确立马克思主义的统治地位。文化大革命以前,在科技界,由于刘少奇一伙的破坏,没有认真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相当严重。文化大革命中,广大科技人员提高了学习马克思主义的自觉性,但这仅仅是开始。真正用马克思主义指导科学研究,占领科技阵地,还要经过长期的坚持不懈的努力和斗争。在这种情况下,右倾翻案风鼓吹的那些奇谈怪论,实际上是妄图扼杀广大科技人员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群众运动。
历史经验证明,修正主义者往往会利用自然科学这块阵地向马克思主义进攻。为了捍卫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捍卫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马克思主义者必须在这个领域中进行战斗。马克思、恩格斯同杜林的斗争,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自然科学领域。他们把这种斗争,看成是整个路线斗争的一部分。在《反杜林论》中,恩格斯从天体演化学、物理、化学,一直到生物领域,对杜林的反马克思主义观点进行了批判。一九O五年俄国革命失败以后,列宁为了反对波格丹诺夫的修正主义路线,同样深入到自然科学领域,研究了自然科学的新发现和“物理学的危机”,彻底批判了马赫主义及其在俄国的信徒。毛主席关于“破除迷信,独立自主地干工业、干农业,干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的指示,关于反对“压抑新生力量”的指示,深刻地批判了科学技术领域中的洋奴哲学和其他唯心论、形而上学观点。右倾翻案风的鼓吹者说什么不亲自参加实验就不准发表意见,就是抹杀科技领域中马克思主义同修正主义的斗争,就是保护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保护唯心主义、形而上学,反对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这是公然反对用马克思主义占领自然科学阵地。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彻底背叛。
三
专业科技人员同工农相结合,开门办科研,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涌现的社会主义新生事物。对于这一革命的新生事物,科技界右倾翻案风的鼓吹者大肆进行非难。他们说什么开门办科研“联系实际多了,理论就压了”;“强调与工农相结合,使人不敢搞理论”;叫嚷:“不宜笼统提开门办所”,“这种创新还是少点好”。
把联系生产实际和发展科学理论对立起来,这是头足倒置的认识论。什么叫理论?“真正的理论在世界上只有一种,就是从客观实际抽出来又在客观实际中得到了证明的理论”。人类的生产活动是最基本的实践活动。自然科学理论的产生和发展,归根到底都是来源于生产实践的。“社会一旦有技术上的需要,则这种需要就会比十所大学更能把科学推向前进。”今天,我国人民正在为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为共产主义事业面奋斗。一个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的新高潮,正在全国掀起。对于发展科学技术来说,这是一个多么巨大的社会需要!蓬勃发展的工农业生产建设,对自然科学提出了多少迫切需要解决的理论问题,又为解决这些问题、发展科学理论积累了多么丰富的实践经验。假如真的依了奇谈怪论的主张,将我国工农业生产实践抛到脑后,关起门来冥思苦想,那么新的题目、数据、经验、资料,莫不是会从天上掉下来吗?绞尽脑汁,也只能是杂志缝里找题目,跟着洋人屁股转,岂有他哉!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前,在刘少奇修正主义科研路线毒害下,许多科研单位关起门来搞“提高”,同工厂、农村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一味公式来公式去,结果又怎么样呢?“科研科研,越研越玄”的教训,难道还不够深刻吗!“大量资金似水流,成果未得人变修”的覆辙,难道还容许重蹈吗!经过文化大革命,广大科技工作者批判了修正主义路线,迈开双脚到三大革命运动的实践中去,按照“实践——理论——实践”的认识路线办事,开始尝到了甜头,右倾翻案风的鼓吹者就跳出来反对,拼命要把他们往回拖。对此,广大科技人员是不会答应的。
科技人员与工农相结合,走毛主席指引的光辉道路,可以使他们在政治上接受再教育,促进世界观的改造;同时,对于他们业务上的再学习,也是十分必要的。右倾翻案风的鼓吹者,贩卖起修正主义那一套货色来,可谓不遗余力。用他们自己的话来说,就是要“刮起搞业务的台风”,“八级不行就刮十二级”,真是怎样“强调”都不觉得过分,而偏偏就是不准强调与工农相结合。他们反对什么,主张什么,不是一目了然吗?
“科学的发生和发展一开始就是由生产决定的。”而直接从事生产实践的就是广大劳动群众。劳动人民的实践,是千百万人的群众性实践。他们在长期的实践中,积累了无数成功和失败的经验,这正是发展科学理论的源泉。象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讲到文学艺术的源和流的问题一样,科学技术也同样是这个道理。广大专业科技人员只有牢记这个真理,认清科学技术发展中的源和流的关系,虚心学习和总结群众的新鲜经验,集中群众的智慧,才能充分发挥自己的专长,在科技工作中作出更大的贡献。当然,我们提倡开门办科研,并不是要取消实验室,也不是否认科技人员个人的钻研,而是把实验堂研究与更大范围的群众性实验结合起来,坚持同生产劳动相结合、同工农相结合的正确方向。至于以有的研究所“谢绝参观”为借口,反对开门办科研,则更是荒唐可笑。难道科技界右倾翻案风的鼓吹者连起码的常识都等于零,竟真的以为开门办所就是四门大开、任君出入,就象开茶馆那样吗?否则,那不是蓄意歪曲,混淆视听,又是什么呢?
四
发展科学技术,要不要发动广大群众?这是一个事关路线的原则问题。科技界右倾翻案风的鼓吹者眼睛里根本没有广大人民群众,他们极力抹杀工农兵的作用,完全是一副贵族老爷式的态度。
“什么工作都要搞群众运动,没有群众运动是不行的。”在科学技术工作中大搞群众运动,是我国科学技术发展的极为重要的特点。
我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发展科学技术,能依赖外援,屈服于帝国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的压力吗?不能,绝对不能!毛主席教导我们:“我们的方针要放在什么基点上?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叫做自力更生。”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是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一条根本方针。我们绝不能象蜗牛一样跟在别人屁股后面爬行,而是要抢时间,争速度,赶上并超过世界先进水平。要达到这个目的只靠少数人是不行的,必须大搞群众运动,依靠广大群众的智慧和力量。
群众办科研,对于缩小三大差别,限制资产阶级法权有着重要的意义。我们通过在科技战线大搞群众运动,就可以使广大普通劳动者掌握科学技术,从而打破剥削阶级对科技的垄断。
科技界右倾翻案风的鼓吹者,将科技领域当作不准普通劳动者进入的神圣的殿堂,在他们看来,工农兵“文化水平太低”,不配搞科研,妄图把广大群众排斥在科研大门之外。“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古往今来,一切科学技术成果,都是广大劳动人民智慧的结晶。凡是有成就的自然科学家,都是从劳动人民智慧与经验的海洋里,吸取自己革新科学技术的丰富养料。其中许多人,就直接出自劳动人民行列。
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劳动群众掌握了自己的命运,他们千百年来被束缚的聪明才智不断迸发出来了。在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广大工农兵“破除迷信,解放思想”,意气风发地投入了科学实验的群众运动。从大庆成套采油新工艺的创造,到大寨建设“海绵田”推动土壤科学的发展;从“群钻”的成功,到新型电光源的发明;从弄堂小厂实现生产自动化,到造出全部国产的万吨轮;从我国工业的迅速发展,到连续十四年夺得农业丰收,我国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创造了多少光辉的业绩。所有这一切都生动地证明了“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这一真理。群众性科研队伍是一支浩浩荡荡的科研大军,是推动我国科学技术发展的主力军。可以肯定,随着科研战线群众运动的深入,群众科研队伍将会更加发展、壮大。这个历史趋势,是任何人泼冷水、拖后腿也改变不了的。
对于专业科技人员的作用,我们从来是十分重视的。我们历来主张专业队伍同群众队伍相结合,认为只有这样才能大大加速我国科学技术的发展。我们所说的科技战线要大搞群众运动,其中就包括依靠广大革命的专业科技人员,包括大力倡导并实行专业队伍和群众队伍相结合。我国核试验、热核试验的成功,人造地球卫星的发射,都是广大工人、干部和科技人员共同奋战的结果,都是大搞群众运动的结果。在这里,倒是要请同志们想一想,右倾翻案风的鼓吹者果真是那么重视专业队伍吗?那不过是一个骗术。实际上,他们要让广大科学技术人员脱离工农,走上邪路,使他们的专业陷入没有发展前途的死胡同。广大革命的科技人员,一定能够识破他们的阴谋,满腔热情地支持科学实验的群众运动,同工农兵一道前进。
五
领导权掌握在哪个阶级手里,对于推行什么路线,关系极大。如果说,教育界的奇谈怪论抛出“要有热心科学的外行来领导”之类东西,还有点“犹抱琵琶半遮面”;那么,科技界在这方面的奇谈怪论,则要露骨得多。他们公开鼓吹要由“科技界所公认的”,“第一流”的“权威”来执掌领导大权,以此反对无产阶级对科技工作的领导。他们还说什么“党委书记业务不懂,你就说:‘所长同志,我不懂,你来主持,听你的!’”。
这是一种典型的“专家治所”论,要害是要砍掉党对科技工作的领导,而手中的法宝,还是当年右派分子使用过的、发霉的陈货:不懂业务不能领导,外行不能领导内行。
在唯物辨证法看来,“外行领导内行”是普遍规律。如果认为只有本行才能领导本行,这不仅否定了政治对业务的领导,面且实际上也否定了对业务各部门统一领导的任何可能性。当然,这并不是说在科技战线上做党的工作的同志,就可以根本不必学习科学技术知识。我们党历来提倡干部学点业务,努力做到又红又专,那是为了更好地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不断加强党的领导。
对于“听你的”这一类否定党的领导的投降主义言论,科技战线上的广大工人、干部和专业研究人员在文化大革命前,是听得够多的了。那时候,刘少奇在科技界搞的,不就是对资产阶级言听计从的修正主义路线吗?今天,右倾翻案风的鼓吹者,重奏前朝曲,正是要取消党的领导,让资产阶级把持科研阵地的大权。
“外行不能领导内行”的滥调,在科技界一再沉渣泛起,现在又被右倾翻案风的鼓吹者当作宝贝,极力推销。这一现象,很值得注意,它说明,剥削阶级决不肯轻易地退出世袭领地。特别是在科学技术这个专业性较强的领域里,资产阶级往往把他们所掌握的科学技术知识作为资本,要同无产阶级反复较量,争夺领导权。因此,在科技战线上党的领导不但不能有丝毫削弱,相反,应该大大地加强。任何摆脱或者削弱党的领导的言论和行动,都是完全错误的。
党必须领导科学技术,也完全能够领导科学技术。党对科学技术的领导,最根本的是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领导。右倾翻案风的鼓吹者反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反对在科技战线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反对马克思主义对科学技术的指导,反对科技工作贯彻群众路线,处处热衷于搞“关门办所”、“业务至上”、“爬行主义”那一套东西,难道他们能代表党吗?不,他们代表的是资产阶级。但是,历史总是无情地朝弄那些倒行逆施者。他们本来想反掉党的领导,但事与愿违,在批判他们散布的“专家治所”等谬论的过程中,科技界党的领导将在斗争的暴风雨中进一步加强,这是必然的。
毛主席一再教导我们:“要警惕出修正主义”。从教育界的种种奇谈怪论,到科技界的一系列修正主义观点,异曲同工,如出一辙,耐人寻味,发人深省。它说明存在着一条与毛主席革命路线相对抗的修正主义路线。这条修正主义路线以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涌现出来的革命的新生事物、搞复辟倒退、搞反攻倒算为主要内容和主要特征,它的理论基础是阶级斗争熄灭论和唯生产力论,它的手段是折中主义。从政治上、思想上回击这股右倾翻案风,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严重的战斗任务。
“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毛主席气壮山河的革命诗句,给了我们巨大的鼓舞和无穷的力量。我们一定要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为将我国建设成为伟大的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为将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和实现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而努力奋斗!
在斗争中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
程越
毛主席在关于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中指出:“列宁为什么说对资产阶级专政,这个问题要搞清楚。这个问题不搞清楚,就会变修正主义。要使全国知道。”毛主席着重指出:“我国现在实行的是商品制度,工资制度也不平等,有八级工资制,等等。这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所以,林彪一类如上台,搞资本主义制度很容易。因此,要多看点马列主义的书。”回顾批林批孔运动的过程,回顾这一年来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过程,联系教育、科技战线正在开展的大辩论和对右倾翻案风的批判,我们就会进一步认识到毛主席这一指示的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更深刻地认识到学好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坚持反修防修的极端重要性。
教育战线的大辩论,涉及到教育方面的许多问题,但归根到底,还是要不要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要不要坚持党的基本路线,要不要坚持对资产阶级全面专政的问题。科技界也有人讲什么“科技战线不要提无产阶级专政”,提无产阶级专政“容易简单化”,等等,实质也是不要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正当全党和全国人民认真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时候,却出现了反对无产阶级专政,散布阶级斗争熄灭论和唯生产力论的修正主义论调,这个事实再一次清楚地告诉我们: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两个阶级的斗争还是很尖锐、很激烈的,搞马克思主义还是搞修正主义的两条路线斗争,就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斗争在党内的集中反映。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坚持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必须经过斗争,弄得不好,资本主义还会在某些部门复辟。这也再一次提醒我们:必须继续把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反修防修放在首要地位,决不可以认为已经学得差不多了而松懈下来。
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要紧紧抓住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加深对社会主义革命的性质、对象、任务和前途的认识。社会主义革命同过去的民主革命有着原则的区别。新民主主义革命,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革命的主要任务是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推翻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反动统治,“使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最后结果,避免资本主义的前途,实现社会主义的前途”(《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到社会主义革命阶段,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这个矛盾规定、影响着其它矛盾的存在和发展。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是要坚持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专政,彻底消灭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改造小生产,限制资产阶级法权,铲除滋生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土壤,为最终消灭阶级和在全世界实现共产主义创造条件。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始终存在着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社会主义革命的艰巨任务和宏伟前途,只能靠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来实现。由于社会主义革命时期我们党成为执政的党,资产阶级必然把复辟的希望主要寄托于党内出现他们的代理人,出现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修正主义路线就是资产阶级利益的代表者。毛主席关于“资产阶级的捧场则可能征服我们队伍中的意志薄弱者”的预见,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和文化大革命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科学论断,关于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科学论断,毛主席领导我们粉碎刘少奇、林彪两个资产阶级司令部的革命实践,都反复说明着社会主义革命时期阶级斗争的这一特点。这些都是毛主席自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以来反复阐明并不断总结的基本理论和基本实践。所有这些,都是区别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通过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我们要更好地理解和把握党在社会主义时期的基本理论和基本实践,自觉地坚持党的基本路线,进一步提高社会主义革命的觉悟,逐步使自己从立场到感情,从思想到行动,能够同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和要求相适应。这样,才能过好社会主义革命这一关,才能坚持无产阶级专政,跟上社会主义革命前进的步伐,做革命的促进派。
我们不少同志是带着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思想加入到无产阶级革命队伍中来的。多数同志由于在长期的革命斗争锻炼中不断接受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教育,逐步树立了无产阶级世界观,并自觉地在革命实践过程中继续改造自己,因而在进入社会主义革命阶段以后,能够接受党的纲领,执行党的路线,跟上革命形势,积极地同群众一起在社会主义革命的征途上继续前进。但是也有一部分同志,受资产阶级思想影响很深而又不很好地改造自己,他们的思想还程度不同地停留在民主革命阶段,对于社会主义革命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对于社会主义革命的性质、对象、任务和前途还没有深切的认识,对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还缺乏思想准备。思想停留在民主革命阶段,对于反对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反对修正主义,反对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不能正确理解;对于日益深入的社会主义革命,特别是对于亿万群众起来批判走资派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会产生抵触;对于在上层建筑包括各个文化领域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就会不坚定,甚至加以反对;对于社会主义的新生事物,就会看不惯、不赞成;对于限制自己喜欢的那一部分资产阶级法权,同旧的传统观念彻底决裂,就会有反感。不改变这种精神状态,就很容易接受修正主义散布的种种谬论,站到资产阶级一边去,在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中犯错误。二十多年来,在社会主义革命各个阶段的群众运动中,都曾经发生过一部分同志停止不前,不想继续革命,甚至站到社会主义革命对立面去的情况。我们只有跟着革命的发展,加强学习,记取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不断提高对社会主义革命的认识,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好正确对待文化大革命、正确对待群众、正确对待自己的问题,才能从阶级根源上把右倾翻案风批透。
为了提高对于社会主义革命的认识,广大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在学习理论的过程中要联系思想实际,改造世界观。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就是按照无产阶级世界观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也就是按照对立统一规律这个宇宙的根本规律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毛主席指出:“对立统一规律是宇宙的根本规律。这个规律,不论在自然界、人类社会和人们的思想中,都是普遍存在的。矛盾着的对立面又统一,又斗争,由此推动事物的运动和变化。”(《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毛主席运用对立统一规律观察社会主义社会,分析了社会主义社会的上层建筑同经济基础、生产关系同生产力又相适应又相矛盾的情况,深刻揭示了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指明了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长期性和复杂性,指明了反修防修的重要性,指明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方向和任务,指明了将来共产主义社会中还存在矛盾和斗争,还要革命。按照无产阶级世界观,按照对立统一规律来看问题,对于为什么要强调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党的基本路线,要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要限制资产阶级法权,以及对于为什么要发动群众深入批判修正主义,包括批判阶级斗争熄灭论、唯生产力论和折中主义等等,就比较容易理解,这些问题上的路线是非,也就容易分清,容易辨明。如果离开无产阶级世界观,用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观点来看问题,就很容易把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丢在脑后,接受修正主义的东西,以至迷失方向,走到斜路上去。为了提高对社会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革命的认识,在一两年内,我们要努力学一点马克思主义哲学,学一点中国哲学史。
毛主席指出:“无产阶级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资产阶级也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在这一方面,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谁胜谁负的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教育界冒出的那些刮右倾翻案风的奇谈怪论,就是要顽强地按照资产阶级世界观改造世界。通过辩论,人们可以看得很清楚,用资产阶级世界观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就会歪曲事实,颠倒是非,否定社会主义的新生事物,否定教育革命以至整个文化大革命,为修正主义路线翻案。毛主席在谈到有些人总是顽强地按照自己的资产阶级世界观改造党、改造世界的时候,曾经指出:“在这种情形下,我们的工作,就是要向他们大喝一声,说:‘同志’们,你们那一套是不行的,无产阶级是不能迁就你们的,依了你们,实际上就是依了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就有亡党亡国的危险。只能依谁呢?只能依照无产阶级先锋队的面貌改造党,改造世界。”(《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主席的话,对于那些刮右倾翻案风的人,不是很恰当吗?倘若迁就他们,依了他们,不是实际上就依了资产阶级,依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让资产阶级重新专无产阶级的政吗?
教育界奇谈怪论的制造者在刮起修正主义阴风的时候,又搬出了孔孟之道的“学而优则仕”那一套反动纲领,他们同孔老二搞“克己复礼”、妄图复辟没落的奴隶制度一样,也想复辟文化大革命以前的资产阶级统治学校的旧教育制度。从这里我们再一次看到,孔孟之道是修正主义的一个重要的思想根源,凡是搞修正主义的,搞复辟倒退的,都要宣扬孔孟之道,都要尊孔。因此,我们必须继续批孔。评论《水浒》和批判投降派,也可以同批判它所吹捧美化的儒家反动思想结合起来。这对于我们识别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树立无产阶级世界观,改造资产阶级世界观,是很有益处的。
无产阶级和贫下中农是要继续革命的。占人口绝大多数的革命人民是要继续革命的。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因而无产阶级把夺取政权并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只看作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必然要继续前进。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我们广大党员特别是高级干部,一定要用无产阶级先进分子的标准要求自己。对于犯错误的同志,我们坚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努力团结两个百分之九十五。阶级斗争和两条路线斗争,是我们各项工作发展的强大推动力,也是我们搞好理论学习的强大推动力。联系当前正在开展的大辩论,紧紧抓住阶级斗争这个纲,在斗争中学,在斗争中用,我们就能够学得更深入、更扎实。全党和全国人民进一步学好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必将对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对我国无产阶级专政的巩固,起巨大的促进作用。
折中主义就是修正主义
纪平
毛主席在同我们党内修正主义作斗争时,对那些把政治和经济、政治和业务平列起来的折中主义,进行了尖锐的批判,指出:“那些不相信突出政治,对于突出政治表示阳奉阴违,而自己另外散布一套折中主义(即机会主义)的人们,大家应当有所警惕。”
前一个时期,教育界刮起的那股右倾翻案风,就是用折中主义把政治和经济、政治和业务平列起来,以否认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斗争的理论,否认以阶级斗争为纲,否认无产阶级政治挂帅。他们散布的这一套,是与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根本对立的,是修正主义的货色。
最近,毛主席教导我们:“安定团结不是不要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毛主席的指示,坚持了唯物辩证法的两点论,清楚地说明了在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和其它各项工作的辩证关系,有力地批判了否定或修改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折中主义。唯物辩证法认为,任何事物都具有矛盾着的两个方面,必须一分为二地全面看问题。但是,这种两点论决不是把事物矛盾着的两个方面同等看待的均衡论,而必须具体地区分什么是主要的,什么是次要的;什么是统帅的,什么是被统帅的。右倾翻案风的鼓吹者,把政治和经济、政治和业务、技术平列起来,这实际上是用折中主义偷换了辩证法,把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平列起来,从面把阶级斗争这个纲偷偷抽掉,否定党的基本路线,妄图把人们引上资本主义的邪路。
右倾翻案风鼓吹者搞折中主义,目的是否定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这个主要矛盾,宣扬“阶级斗争熄灭论”和“唯生产力论”,反对党的基本路线。毛主席用对立统一的规律观察社会主义社会,明确指出:“整个过渡时期存在着阶级矛盾、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两条道路斗争。忘记十几年来我党的这一条基本理论和基本实践,就会要走到斜路上去。”毛主席的指示告诉我们,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是社会主义时期的主要矛盾,它制约和影响着社会中其他矛盾。只有抓住这个主要矛盾,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党的基本路线,才能把各项工作摘好。如果离开阶级斗争这个纲,安定团结就不可能实现,国民经济就不可能沿着社会主义方向发展。从唯物辩证法来看,纲和目的对立统一关系,不仅表现为它们之间互相联系、互相制约的关系,还表现为纲对目的统帅作用。纲举才能目张。政治和经济、政治和业务、技术这对矛盾中,矛盾的主要方面是政治。“没有正确的政治观点,就等于没有灵魂。”把无产阶级政治抽去了,就等于把灵魂抽去了。没有灵魂就会迷失方向,就会到处碰壁。现实斗争说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虽然取得了伟大胜利,但是,政治、经济、思想文化领域的阶级斗争仍然是长期的、复杂的,有时还是很激烈的。当前的主要危险是修正主义。社会主义的各项建设事业和我们从事的各项工作,只能在无产阶级政治统帅下,在不断批判修正主义、批判资本主义的斗争中去促进、去发展。
坚持不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是搞马克思主义还是搞修正主义的问题。教育界、科技界右倾翻案风的鼓吹者,口口声声讲矛盾的这一方面,矛盾的那一方面。然面,他们根本不谈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这个主要矛盾,不谈以阶级斗争为纲,不谈修正主义是当前的主要危险。
例如,在政治和业务、政治和技术的关系问题上,他们说什么,一方面,不批判不问政治的倾向“是不对的”;另一方面,不学文化、不钻研科学技术“也是不对的”。在教育、科技工作和生产劳动相结合的问题上,他们说什么,一方面,脱离实际的倾向“是不对的”,另一方面,忽视基本理论的学习和研究“也是不对的”。在科技人员和工农群众相结合的问题上,他们说什么,一方面,不同工农群众结合“是不对的”,另一方面,不发挥专家的作用“也是不对的”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与自然科学的关系问题上,他们说什么,一方面,认为哲学对自然科学没有指导意义“是不对的”;另一方面,以为可以简单依靠哲学的一般原理去解决具体科学问题“也是不对的”,等等。他们在一系列问题上,都是不分第一和第二,不分主要和次要,不分主流和支流。他们玩弄的这一套,象游蛇一样回旋于这一方面和另一方面之间,似乎很全面,很公正,表面上看起来不偏不倚,没有什么倾向性,实质上他们的倾向性是很鲜明的。“从这一现象的哲学根源来看,这是用折衷主义和诡辨术来偷换辩证法”,“从政治实践上来看,这是对机会主义者卑躬屈膝,归根到底就是对资产阶级卑躬屈膝”。实际上,他们是站在资产阶级这“一方面”,向无产阶级这“一方面”进攻。他们颠倒黑白,混淆是非,否认无产阶级政治的统帅作用,诬蔑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以来的大好形势,反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他们把自己的真实观点隐藏起来。他们本来想搞修正主义的教育路线和科研路线,留恋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一统天下,却不敢直说,他们本来反对和妄图扼杀开门办学、开门办科研这个社会主义新生事物,却佯作在批评它的缺点;他们本来热衷于关门读书,却又不能不说些联系实际、与工农群众结合的话,加以梳妆打扮;他们本来是对文化大革命不满意,总要算文化大革命的帐,总想翻文化大革命的案,却吞吞吐吐,不敢和盘托出。这就暴露了他们所谓的这一方面,那一方面,不过是一套折中主义的诡辩术。鲁迅说:“假使一个人还有是非之心,倒不如直说的好;否则,虽然吞吞吐吐,明眼人也会看出他暗中‘偏袒’那一方,所表白的不过是自己的阴险和卑劣。”这是对折中主义的一针见血的揭露。
折中主义的出现不是偶然的,有它深刻的阶级根源。在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斗争中,折中主义反映和代表着资产阶级的意志和利益。它历来是修正主义者用来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斗争手段。无产阶级革命导师从来不放过对折中主义的批判。蒲鲁东企图调和矛盾,马克思批判他是“在范畴的两个方面中间转动、挣扎和冲撞”。在列宁反对托洛茨基修正主义的斗争中,布哈林把列宁“从政治上”看问题和托洛茨基“从经济上”看问题平列起来,说什么“两个原理都是对的,把这两个原理结合起,也是对的”。列宁批判了这种观点,指出:““又是这个,又是那个”,‘一方面,另一方面’——这就是布哈林在理论上的立场。这就是折衷主义。”毛主席在我们党内的路线斗争中,也十分重视对折中主义的批判,在它一露头的时候,毛主席就告诫全党要有所警惕,要揭露和批判它的反动实质。当前,在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中,我们必须遵照革命导师的教导,对折中主义进行批判。
“把马克思主义改为机会主义的时候,用折衷主义冒充辩证法是最容易欺骗群众的。”马克思主义同修正主义斗争的历史和现实告诉我们,用折中主义冒充唯物辩证法,是随着斗争形势的发展变化而经常出现、反复表演的。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经过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学习运动,广大干部和群众提高了继续革命的觉悟,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得到了进一步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新生事物不断涌现。在这样的大好形势下,那些右倾翻案风的鼓吹者,要公开地反对以阶级斗争为纲,明目张胆地恢复修正主义那一套,是有困难的。他们就经常用模棱两可、似是面非、捉摸不定的东西来欺骗群众,开历史倒车。在我们队伍中有些同志,不认真学习马列和毛主席著作,不用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武装自己,在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中常常会暴露出小资产阶级的摇摆性。他们口头上讲要抓阶级斗争,但总怕阶级斗争抓多了,会影响业务工作;他们承认教育要革命,科研要改革,但总觉得改得太多了,走得太快了。折中主义最容易数骗有这种软弱性和动摇性的人,而这种人也容易在思想上和折中主义的奇谈怪论发生共鸣,甚至在行动上跟着跑。因此,揭露和批判折中主义的反动性和欺骗性,使人们划清唯物辩证法和折中主义的界限,划清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的界限,在思想上和政治上更加坚定起来,是十分必要的。
毛主席教导说:“我们现在思想战线上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要开展对于修正主义的批判。”思想战线的主要危险是修正主义。折中主义就是修正主义的一种表现形式。批判修正主义,包括批判折中主义,反击右倾翻案风,是捍卫党的基本路线,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成果,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一场阶级斗争。我们每一个共产党员和革命同志,都要旗帜鲜明地参加到这场斗争中来。我们要紧密联系当前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实际,认真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提高自己的政治思想水平,在一切工作中,抓紧阶级斗争这个纲,坚定地执行党的基本路线,使我们从事的各项事业登上一个又一个新的高峰。
孔孟之道与投降主义——从《宣和遗事》看《水浒》的创作思想
史众
毛主席教导我们:“《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然而,长期以来,许多吹捧《水浒》的文章,却给它戴上一顶顶桂冠,其中之一,就是说它来源于民间文学,集中了“人民的天才和智慧”,凝聚了“人民的思想和愿望”,等等。为此,他们极力抬高和《水浒》有渊源关系的《宣和遗事》,把它说成是民间文学的“瑰宝”。
究竟《宣和遗事》是一本什么样的书?《水浒》从中继承了什么创作思想?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进行分析,就不难看出,事实正好同上面那种说法相反。它并不是来自民间,更没有表现人民的思想,而是封建统治阶级的东西,宣扬的是孔孟之道和投降主义。只要翻一翻它的家谱,问题就一目了然了。
《宣和遗事》成书于南宋末年,元时或又有所增补,是一部抄录宋人旧本拼凑起来的杂拌儿。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就曾经指出:《宣和遗事》“乃由作者掇拾故书,益以小说,补缀联属,勉成一书”。又说:“书分前后二集,始于称述尧舜而终以高宗之定都临安,案年演述,体裁甚似讲史。惟节录成书,未加融会,故先后文体,致为参差,灼然可见。”它剽取的是一些什么书呢?《宣和遗事·前集》大多来自陈均的《皇朝编年备要》、李焘的《续资治通鉴》(又名《续宋编年资治通鉴》,有说南宋刘时举所撰,托名李焘。)、邵伯温的《邵氏闻见录》,还从赵与时的《宾退录》和吕中的《皇朝大事纪讲义》中引来了一些内容。《宣和遗事·后集》除抄录李煮的《续资治通鉴》外,其中叙述金兵入京,徽宗和钦宗被携北行,到高案定都临安,主要从《南烬纪闻》、《窃愤录》和《窃愤续录》删节而来。有的是直抄,有的是摘录,有的是把文言改成白话。上述这些书都是南宋时封建文人所写的史书和笔记,大多是在宋儒道学家的思想指导和影响下编写而成的。例如,《宣和遗事》中攻击王安石的那一部分,记载了这样的无稽之谈:邵雍在洛阳天津桥上听到杜鹃的啼声,惨然不乐,预见到:“不过二年,朝延任用南人为相,必有更变。天下自此多事矣!”发了一通“见微知著”的谬论。不久,王安石当了宰相,发起了变法。书中又写道:王安石的儿子王雱,三十三岁就死了。王安石梦见王雱身担铁枷向他说:“父亲做歹事,误我受此重罪!”这类恶劣的诽谤,翻开《邵氏闻见录》就历历可见。这部笔记的作者邵伯温,就是邵雍的儿子,父子两人都是道学家,和司马光一伙关系极为密切。臭名昭著的《辨奸论》就出在这部笔记里。又如,作为《宣和遗事》材料主要来源的《皇朝编年备要》,就曾被信奉道学的宋理宗所赏识,诏取这部史书,并给作者封官。这些都是地地道道的尊儒反法、鼓吹孔孟之道和投降主义的货色,根本不是什么民间传说。
《宣和遗事》对农民起义的态度,充分地暴露出儒家的反动立场。书中宋江受招安、征方腊的内容,来自《东都事略》、《皇宋十朝纲要》、《三朝北盟会编》一类的书,这些都是出自儒家之徒的官书。诚然,《宣和遗事》中关于梁山泊的故事,也吸取了民间传说中的一些材料,所谓来自“街谈巷语”。然面,它采录农民起义的故事是在孔孟之道的思想指导下经过选择和篡改的。它肯定投降派宋江,为宋江的投降主义路线唱赞歌,完全是一些封建性的糟粕,是对梁山农民起义军的莫大污蔑。至于书中所记的方腊起义的情形,全是摘录陈均的《皇朝编年备要》和李焘的《续资治通鉴》拼凑而成的,哪里有一丝一毫的民间气息!而真正反映农民革命立场的民间传说,即那些歌颂晁盖,歌颂李逵、吴用、阮氏三兄弟等革命派,揭露宋江、反对投降派的大量民间故事,却统统被排斥在《宣和遗事》之外。
《宣和遗事·前集》中还有一段关于宋徽宗和李师师的故事,和那些摘自史书、笔记的部分风格不同,具有话本的形式,对此也要进行具体分析。宋徽宗和李师师的故事,史书上没有详细的记载,南宋时出现了传奇小说《李师师外传》,有的笔记如《贵耳集》等也载有一些宋徽宗和李师师的故事,可见当时已有这类故事流传。《宣和遗事》中有关来徽宗和李师师的故事,显然是根据它所要表现的主题思想,对当时流传的这类故事经过加工改造的。书中写高俅、杨戬引诱徽宗寻欢作乐,在讲述这个故事前就点明了:“不因邪佞欺人主,怎得金兵入汴城?”显然,它的目的是表现“邪佞欺主”,为皇帝开脱亡国的罪责,从而使这个本来揭露宋徽宗昏庸腐败的故事变成封建统治者需要的东西。
《宣和遗事》虽然是一本拼凑起来的书,但是,它的指导思想却很鲜明,这就是孔孟之道的程朱理学。它鼓吹尊儒反法,宣扬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的投降主义。书中搜罗的那些封建糟粕,正是为了表现这样的反动政治思想。《水浒》不仅从《宣和遗事》中吸取了梁山泊故事梗概,而且更重要的是继承了它的这一反动指导思想。
宋朝的反动统治集团,对女真贵族屈膝投降,对人民群众加紧剥削压迫。阶级斗争异常激烈,农民起义此伏彼起面对着农民革命的烽火,反动统治者在采用武力镇压和“招安”的反革命两手的同时,极力强化思想统治。程朱理学的头号代表人物朱熹鼓吹“存天理,灭人欲”,就是为扑灭农民起义的烈火服务的。到了南宋未年,程朱理学成了统治思想。正如鲁迅所指出的:“宋朝的读书人讲道学,讲理学,尊孔子,千篇一律。虽然有几个革新的人们,如王安石等等,行过新法,但不得大家的赞同,失败了。从此大家又唱老调子,和社会没有关系的老调子,一直到宋朝的灭亡。”(《鲁迅全集》第七卷,第423页。)《宣和遗事》唱的就是尊儒反法的老调子,开宗明义就大讲所谓“天理”、“人欲”。同时,又抬出道学家邵雍,引了他的一首诗,胡诌什么“自古御戎无上策,惟凭仁义是中原”,大肆鼓吹孔孟之道。书中还宣扬:“致平端自亲贤哲,稔乱无非近佞臣”。它把矛头指向了尊法反儒的王安石,把北宋之亡归罪于王安石变法,攻击王安石“误国欺君罪不轻”。另一方面,又吹捧儒家代表人物司马光,说他“正直忠良”。然后,又把蔡京当作所谓“法家”来攻击,把他和王安石联系在一起,胡说什么“宋朝失政,国丧家亡,祸根起于王安石引用婿蔡卞及姻党蔡京”。其实,蔡京是儒家,是一个两面派。他早年混迹变法派。元祐时,司马光得势,他就投靠了司马光,积极反对新法,受到了司马光的赞扬。后来,他又大搞尊孔活动,打着新法的招牌而行反对新法之实。蔡上翔在《王荆公年谱考略》中就曾经引用无名氏的话指出:“乃以败乱之由,推原于荆公,皆妄说也。其实徽钦之祸,由于蔡京,蔡京之用,由于温公(即司马光)”(《王荆公年谱考略》卷二十四。)。《宣和遗事》歪曲历史,其实质是为了鼓吹“法家亡国论”;而在他们眼里,法家就是“奸臣”。朱熹就曾叫嚷:“古今治乱,不过进君子,退小人。”(《朱子语类》卷十三。)他骂王安石变法“肆情反理”,“迷国误朝”(《朱文公文集·读两陈谏议遗墨》。)。《宣和遗事》就是按照理学家的这个尊儒反法的调子谱写出来的。
《宣和遗事》的作者站在反动地主阶级立场上,宣扬程朱理学,目的是要用儒家的“忠君”思想毒害人民,引导人民走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的投降主义道路。《宣和遗事》把宋朝的皇帝说成是天神下凡,使“君权神授”的思想形象化。同时,大肆散布对徽宗和钦宗二帝的同情。它把皇帝分成“明主”和“昏君”,对于“明主”是颂,对于“昏君”是谏,都是为了忠于皇帝。它认为“昏君”之所以昏,是受了“奸臣”的蒙蔽。因此,它反对的只是“奸臣”,即使对于“昏君”也要寄予深切的同情。徽宗和钦宗是腐朽透顶的皇帝,也是搞民族投降主义的最大的投降派,一意割地求和,最后跪倒在金兵面前,敬献降表。《宣和遗事》却为他们大唱挽歌,连篇累牍地叙述他们被俘北行的情形,描绘得凄凄惨惨。同时还写路旁百姓上羹饭,表现人民对他们的“爱戴”。这一切是为了什么呢?目的很清楚,就是拼命地唤起人们对皇帝的同情。这正是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的投降主义思想的表现,要人们永远做皇帝的“忠臣”和“奴才”,借以维护整个封建制度。
《宣和遗事》正是在这种思想指导下,来选择和拼凑梁山泊的故事的。在《宣和遗事》所记载的梁山泊故事中,首次出现了九天玄女授天书。“天书”中写着三十六人的姓名,并有“法旨”规定:“天书付天罡院三十六员猛将,使呼保义宋江为帅,广行忠义,殄灭奸邪。”从此宋江成了天命所归的领袖。而“广行忠义,殄灭奸邪”,就成了宋江搞投降主义的纲领。《宜和遗事》还肯定了宋江受招安、收方腊有功封节度使的情节。有一首诗写道:“破国因山木,兵刀用水工;一朝充将领,海内耸威风。”对这条投降主义路线大加赞扬。宋江推行投降主义路线,接受皇帝的招安,充当封建统治阶级的鹰犬去镇压别的农民起义军,就是“广行忠义”,而这一切又都是禀承天意的安排。儒家的“天命论”和“忠义观”紧密地结合起来,就成了投降主义路线的理论基础。在这种反动思想指导下,又把坚持农民起义路线的方腊作为反衬,称方腊为“贼”,污蔑他“纵火大掠”,攻击他“僭号”,最后终于“伏诛”,从这种对照中进一步歌领了宋江的投降主义路线。《宣和遗事》中这样形成的《水浒》故事雏形,就为后来成书的《水游》宣扬投降主义路线定下了基调。
《水浒》成书于元未明初,它适应反动地主阶级的政治需要,从《宣和遗事》中继承这个投降主义毒胎,并加以发展。《水浒》和《宣和遗事》前呼后应,在小说的“引首”就抬出了“名儒”邵雍,引了他的一首诗,宣扬古往今来治乱兴亡,都是由“天”决定的。小说从《宣和遗事》中吸取九天玄女授天书的情节,打出“替天行道”的旗号,把它作为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的投降主义的纲领。所谓“替天行道”,就是按照“天”的意志,去推行“三纲五常”之道,对皇帝尽忠,为皇帝效劳,维护封建地主阶级的反动统治。它的基本内容就是“忠义”。在《水浒》中,儒家的“天命论”和“忠义观”作为创作的指导思想渗透在整个作品之中,体现在小说所描写的矛盾冲突中,反映在人物的塑造上。在小说里,农民起义被歪曲成“忠义”和“奸邪”的斗争。宋江被塑造成“忠义”的化身。作者称赞宋江是“忠义宋公明”,一直到临死前还让他大叫:“我忠心不负朝廷。”宋江这个形象在《宜和遗事》中已经是一个投降派了,《水浒》的作者更把这个投降派捧上了天。由此可见,《宣和遗事》中定下的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的投降主义路线的基调,在《水浒》中得到了恶性发展。
《宣和遗事》明明是封建统治阶级的东西,《水浒》从它那里继承来的完全是孔孟之道的封建糟粕,而有人为了抬高《水浒》,掩盖它的投降主义总倾向,不惜歪曲历史事实,把《宣和遗事》吹捧成民间文学。最早采用这种手法的是买办资产阶级文人胡适。
胡适在关于《水浒》的考证中,“考证”出《宣和遗事》是民间作品。理由就是《宣和遗事》用了白话,形式具有话本的特色,有的故事来源于民间。于是胡适就给它加上了一个中国““章回小说’的始祖”(《胡适文存》一集卷一,第188页。)的封号,其目的在于抬高《水浒》。按照胡适的说法,既然《宜和遗事》是“一部缩影的《水浒》故事”(《胡适文存》一集卷三,第2页。),那么在这个基础上发展而来的《水浒》当然就成了“民间文学”的代表了。这样,“民间文学”的招牌就成了掩盖《水浒》宣扬投降主义的一块遮羞布。在以往的《水浒》评论中,不少人也以《宣和遗事》记载了宋江的故事和运用了话本形式为理由,把它说成是民间文学,用来论证《水浒》具有所谓深厚的“人民性”。由此可以看到,胡适这个谬论的影响很深,在评论《水浒》中,必须肃清其流毒。
判定一部文学作品是不是民间文学,不能只看形式,还要看它的内容,看它究竟表现了哪个阶级的思想、情感和愿望,有无民主性的精华。如果只看形式,不看内容,因为用了白话,形式上有一些话本的特色,有的材料来源于民间传说,就给它贴上“民间文学”的标签,大肆吹捧,这是形式主义的观点。这种形式主义的观点,必然导致抹杀文学作品的阶级内容,混淆表现劳动人民愿望的民主精华和反映反动统治阶级思想的封建糟粕的界限,使一些假借民间形式的反动作品得以欺骗群众。反动文人胡适就是玩弄这套骗人伎俩的老手。他打着推崇民间文学的旗号,抬出一些话本、小说,故意不讲它的反动思想内容。例如,他称赞尊儒反法的话本《拗相公》,说它“骂人骂的巧妙,便成一种艺术”(《胡适文存》三集卷三,第841页。);吹捧宣扬奴才哲学的小说《七侠五义》有“很精彩的文字”(《胡适文存》二集卷二,第171页。),领扬鼓吹忠孝节义的小说《儿女英雄传》,说什么“他的特别长处在于言语的生动,漂亮,俏皮,谈谐有风趣”(《胡适文存》三集卷三,第759页。)。胡适就是这样打着提倡民间文学的旗号,挂羊头,卖狗内,贩卖那些反动腐朽的封建阶级的文学作品,影响恶劣,危害很大。
毛主席指出:“必须将古代封建统治阶级的一切腐朽的东西和古代优秀的人民文化即多少带有民主性和革命性的东西区别开来。”反动统治阶级除了压制民间文艺之外,总是要千方百计地利用民间文艺。他们常常利用民同文艺形式宣扬反动腐朽的思想,使民间文艺形式成为毒害人民的工具。同时,在封建社会里,由于地主阶级思想的毒害和侵蚀,即使是民间文艺,其中也往往带上一些不健康甚至反动的思想。所以,我们对于民间文艺也要区分民主性的精华和封建性的糟粕。在这方面,两种文化的斗争从来就是很激烈的。反动统治阶级往往利用民间文艺中的那些糟粕,来为他们服务。民间文艺中的某些材料,也可能被反动统治阶级加以篡改,吸取到他们的作品中去,从属于他们所要表现的主题思想。因此,一见用了白话,形式上有一些话本的特色,就给《宣和遗事》、《水浒》一类的坏作品贴上“民间文学”的标签,大肆吹捧,这是完全违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观点和阶级分析的方法的。我们评论《水浒》,一定要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彻底批判形形色色的地主资产阶级人性论、阶级调和论和阶级斗争熄灭论,批判孔孟之道和投降主义,反修防修,在上层建筑领城里加强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
深人开展教育革命大辩论
不许为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翻案
辽宁大学大批判组
怎样估计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的教育,这本来是一个很清楚的问题。文化大革命前夕,针对当时的教育状况,毛主席在《五·七指示》中明确地指出:“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这就告诉我们,那时的教育不是无产阶级的,而是资产阶级的,学校没有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倒是资产阶级在这里专了无产阶级的政。毛主席从实际出发对文化大革命前的旧教育所作的正确估计,说出了人民群众的心里话,受到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热烈拥护;而资产阶级及其代表人物,却总是想推翻这个正确的结论。圈绕着这个问题,近十年来,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马克思主义路线同修正主义路线进行了反复的斗争。去年夏秋之交,教育界有些人又在这个问题上挑起了争论。他们制造种种奇谈怪论,妄图证明教育从根本上来个革命是没有必要的,从这里点燃文化大革命的烈火也是多此一举。
然面,事实俱在,他们的用心是徒劳的。
“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教育界奇谈怪论的制造者们,拼命叫嚷“和十七年教育路线对着干的提法是错误的”,那么,他们所极力肯定的“十七年教育”,占统治地位的到底是一条什么路线呢?建国初期的教育,是从国民党反动派那里接收过来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那一套东西。虽然校长换了,派去了党委书记,但是其他如教员、教学制度、教学内容和方法等等都不可能换掉。 这种旧的上层建筑的残余部分,对社会主义经济基础起着阻碍和破坏作用。建国后不久,毛主席指出:要以老解放区的教育经验为基础,“有步骤地谨慎地进行旧有学校教育事业和旧有社会文化事业的改革工作”。但是把持教育大权的刘少奇一伙对抗毛主席的指示,提出“基本照旧”的反动口号,不许触动国民党的教育制度。他们照抄照搬苏联的一套,在原有的资本主义、封建主义教育中,又大量增加了修正主义的货色。一九五七年,毛主席根据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规律,根据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和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要求,批驳了刘少奇一伙的修正主义谬论,规定“我们的教育方针,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停的有文化的劳动者”。一九五八年,毛主席又指出:“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务,必须同生产劳动相结合。”广大革命师生和工农群众,遵照毛主席的教导,在大跃进形势的推动下,掀起了一场教育革命。但是,革命刚刚兴起,刘少奇一伙就大泼冷水,用“乱、糟、偏”的罪名,把它压了下去。接着,他们大搞反攻倒算,进一步强化了资产阶级在教育战线的统治,使“教授治校”、“智育第一”、“业务挂帅”、“读书做官”等修正主义黑货更加系统化,使扩大资产阶级法权、培养精神贵族更加合法化、制度化。从一九六二年到文化大革命前夕,毛主席对教育革命又作了一系列指示,再一次批判了刘少奇的修正主义路线,对旧教育制度“摧残人材,摧残青年”极其愤慨,“很不赞成”,要求完全改变。刘少奇一伙拒不执行毛主席的指示,以推行所谓“两种教育制度”,来继续维护资产阶级对学校的统治。
纵观教育战线“十七年”的两条路线斗争,可以看出,那时的学校虽然不能说一点变化都没有,但是根本性质没有变。在那里占统治地位的是一条修正主义路线。因此,那时的学校仍然是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实行文化专制的场所,仍然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用资产阶级学术体系、学术思想和学术观点腐蚀和毒害广大青少年的场所。不许同这条反动路线对着干,难道要我们同它顺着于吗?很显然,如果这样干下去,不仅劳动人民不能在文化领域得到真正的翻身解放,面且连他们在政治上、经济上当家做主的地位也将会随着资本主义复辟而丧失。这也许正是那些猖狂反对和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对着干的人们的真正目的吧?!
“文化大革命前的教育也有很大成绩”。这是奇谈怪论制造者们为“十七年”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唱的一曲赞歌。所谓“很大成绩”表现在哪里?在他们看来,就是旧学校培养出来的学生质量高,现在的大学生“无论政治上、业务上都不如过去中技高”。教育质量问题,总是和一定的阶级、一定的路线联系在一起的。不同的阶级有不同的质量标准。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培养目标是精神贵族。而无产阶级教育路线则要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统治的旧学校绝不会有无产阶级的高质量。先从政治上说吧。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公开鼓吹儒家“学面优则仕”的反动思想,从各个不同的渠道,向学生灌输资产阶级法权思想,使学生从进校门开始就打上“读书做官”、成名成家的烙印。旧辽大有些受毒害的学生,发誓“熬尽最后一滴骨髓油,也要一鸣惊人”,而政治上则只要求“过得去”就行了。但是,甘居中游,中游难保,想“过得去”者,却往往“过不去”,有的人一遇风浪,就左右摇据,甚至走向反动。这样的学生的政治质量,能够同具有社会主义觉悟的工农兵学员相比吗?当然不能同日而语。业务上也一样。那时候,一些资产阶级学者是教学的“台柱子”,他们本身就是理论脱离实际的,因此只能用他们从旧学校学来的那些陈旧不变的本本和条条来填塞青年的头脑。从小学、中学到大学,关起门来读十几年书,结果是,学哲学的不会分析矛盾,学文学的不会进行创作,学历史的只知道死记硬背帝王将相的家谱,不会用历史唯物论总结历史经验。和奇谈怪论者的估计相反,就这些学生的马列主义思想水平和分析、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来说,说他们许多人赶不上今天的“中技”水平,倒真是一点也不夸张呢!“十七年”大学的学生成分是有变化的,特别是一九五八年以后工农子弟增加了。但是,他们进了这样的学校,正如列宁所指出的,“与其说是受教育,倒不如说是受资产阶级的奴化”。工农群众花那么大力量办了学校,结果自己的子女上学之后,却在思想上背离了自己。修正主义教育的这些“很大展绩”,我们早已领教够了,它不是别的,恰好是我们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最痛心的历史教训。时至今日,奇谈怪论制造者们又在那里津津乐道这样的“成绩”和“高质量”,到底要把我们的教育“扭”到那里去,不是一清二楚了吗?
当然,“十七年”毕业的学生,多数或大多数是能够同工农兵结合的,有些人并有所发明创造。但这绝不是什么旧学校的“功劳”。他们今天能有所进步,在各种工作岗位上发挥一定的作用,最基本的是从学校毕业以后,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长期参加社会斗争实践,接受工农兵再教育的结果。不少人刚从旧大学出来,肩不能挑,手不能提,和工农没有共同语言,到了三大革命运动的实践中以后,不少事情需要从头学起,无产阶级要用很长时间,花很大气力帮助他们转变世界观和思想感情,才使他们与工农结合起来,为工农服务。这不仅不能说明“文化大革命前的教育也有很大成绩”,相反,只能说明那条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妨碍了青年的健康成长,影响了无产阶级知识分子宏大部队的建立,给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带来了严重的危害。喜看今日社会主义大学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工农兵大学生在毛泽东思想哺育下茁壮成长,来自工农,不忘工农,毕业之后能够很快和工农结合在一起,在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中发挥较大作用,与旧大学生形成了鲜明对照。辽宁大学七二届工农兵毕业生有十二名回乡当农民,做缩小三大差别、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带头人,树一代共产主义新风。这十二名同学,在农村三大革命运动中,干社会主义有本领,批资本主义批得深,受到贫下中农的好评。文化大革命以来学校的深刻变化,充分说明,只有把学校办成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才能培养出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接班人。
“过去是路线错了,不是说一切方法都错了”。这也是奇谈怪论制造者著名的奇谈怪论之一。表面看来,他们好象承认过去路线错了,其实不然。马克思主义一向认为,方法同路线不能绝对分开。教育方法总是由一定的教育路线决定并为它服务的。象教育界奇谈怪论制造者们所说的那种脱离一定阶级路线的超阶级的教育方法是从来没有的。文化大革命以前,从招生到分配,从教学到考试,哪一种方法不是受那时的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支配并为它服务的?大学招生,从高中毕业生中直接招收学生,录取与否,决定于分数高低。修正主义教育把大批工农子女拒之于学校门外,不正是用的这个方法吗?旧的教学方法,建立在唯心论的先验论基础上,严重脱离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工农群众,把学生禁锢在课堂上和书本里,大搞烦琐哲学。讲授法是填鸭式,满堂灌,学生整天处在精神紧张状态中。整个教学工作死气沉沉,形式主义,一切生气蓬勃的、健康的东西都被扼杀掉。学生让死人、洋人牵着鼻子走,窒息了独立思考和创造精神。这种教学方法,从两千多年前的孔老二那里传下来,被资产阶级接过去,用以培养“五分加绵羊”式的驯服工具,也正符合修正主义路线的需要。再看过去的考试,用对付敌人的办法来整学生,专出一些怪题、偏题,搞突然袭击。考试多如牛毛,考场如法场,监考似法官。升级、留级、毕业,全由一张考卷定命运,使学生拼死争那个五分。有一些工农子女不合于他们定的标准,被赶出了校门。至于分配,大学一毕业,学生就再也不当工农兵,实际是让他们走“读书做官”的道路,从工农兵中分离出来。这一套方法是同修正主义路线维护和扩大三大差别相一致的。实现无产阶级教育革命,要从根本上结束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统治,也就必须彻底改变过去那一套修正主义的教育方法。毛主席指出:“改革旧的教育制度,改革旧的教学方针和方法,是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个极其重要的任务。”同毛主席这一教导相反,奇谈怪论制造者们妄想把那些旧的方法一个个地复活过来,这不就是要复活那条“十七年”占统治地位的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吗?
对“十七年”的旧教育,广大革命师生和工农群众身受其害,深恶痛绝。文化大革命以来,他们紧密结合社会上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斗争,展开了对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革命大批判。马克思说过,无产阶级就是要“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教育战线“旧貌变新颜”的深刻变化,正是在批判“十七年”旧教育的过程中出现的。奇谈怪论的制造者就是“旧世界”的维护者。他们“颂古”是为了“非今”。他们要为教育战线“十七年”翻案,就是要否定整个教育革命,进而否定首先从教育领城开始的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想阻挡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建设社会主义“新世界”的革命洪流。正如毛主席早就指出的:“有些人虽然顶着共产主义者的称号,却对于现在要做的社会主义事业表现很少兴趣。他们不但不支持热情的群众,反而向群众的头上泼冷水。”我们应该向这些人大喝一声、必须改正错误,赶快回到正确路线上来!
教育革命大辩论是一件大好事。剥削阶级的教育延续了几千年,旧的传统观念和习惯势力至今仍象梦魇一样纠缠着一些人,使他们对彻底否定“十七年”旧教育总是有些想不通,对教育革命新生事物总是有些看不惯。这些习惯势力是不能依靠行政命令的办法来加以克服的。通过这场大辩论,首先是有力地反击右倾翻案风,同时也将使群众受到一次深刻的两个阶级、两条路线斗争的教育,促使那些想不通和看不惯的人进一步分清路线是非,更快地同旧的传统观念和习惯势力实行决裂。这就会推动教育革命更加深入地向前发展。斗争当然还是长期的,但不管斗争如何曲折,我们完全相信,只要按毛主席指示办事,坚持马列主义正确路线,无产阶级崭新的教育制度就一定会在斗争中逐步建立和巩固起来。
“反对形而上学”是假否定教育革命是真
武汉大学大批判组
前一时期,教育界刮右倾翻案风的人,玩弄了种种骗人手法,其中之一就是打着“反对形而上学”的旗号,攻击我们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方针,是“只讲一面,不讲另一面”。他们真是反对形而上学吗?完全是假的,他们那些奇谈怪论就是极力鼓吹唯心论和形而上学的标本。他们真正的目的是否定教育革命。
毛主席为我们党制定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全面地深刻地概括了社会主义时期无产阶级教育革命的客观规律,反映了广大劳动人民争取在文化上彻底翻身解放的迫切要求。按照毛主席的这条路线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就必须坚持“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到学校学几年以后,又回到生产实践中去”。可是,教育界奇谈怪论的制造者却攻击我们贯彻毛主席的这一指示,是只讲培养工人、农民的“一面”,不讲培养干部、技术员的“一面”,有“片面性”。
关于学校应当培养什么人的问题,不同的阶级有不同的要求。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的旧学校,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统治下,把广大工农兵排斥在大门之外,为复辟资本主义培养高贵者、修苗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批判了这条修正主义路线,要求学校向工农兵开门,从工农兵中选拔学生,毕业后又回到工农兵中去,培养和造就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奇谈怪论者却攻击我们培养无产阶级的千百万是“片面”,而对旧学校培养少数高贵者这个目标不置一辞,这只能说明他们顽固坚持剥削阶级的偏见。
无产阶级的干部和技术员,都是人民的勤务员,他们首先应当是普通劳动者。如果不能而且还不愿做一个普通劳动者,还能够做好无产阶级的干部和技术员吗?把自己看作比普通劳动者高一等,这就是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传统观念,这正是今天要加以批判的东西。而奇谈怪论者却把做工人、农民和做干部、技术员对立起来。在他们看来,培养工人,农民就不能培养干部、技术员,因而是“不全面”。显然,他们所谓的“全面”,就是要用“干部、技术员”这一面,否定“工人、农民”那一面,就是要培养脱离群众、傲视工农、高踞于工农之上的精神贵族。
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是党的教育方针规定的培养目标,是党的基本路线在教育领域的一个具体体现。在阶级社会里,学校从来就是阶级斗争的工具,各个阶级总是要为自己培养政治上的接班人。按照党的基本路线的要求,我们的学校应当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它的根本任务,就是要培养反修防修、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革命战士,为限制资产阶级法权,铲除滋生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的土壤,逐步缩小三大差别作出贡献。这是对一切旧教育制度的深刻革命。它划清了无产阶级教育路线同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根本界限,具有普遍意义,适用于各级各类学校。可是,奇谈怪论者却借口不同学校有不同特点,攻击从工农中选拔学生,又回到工农中去有“片面性”,这岂不是说党的教育方针只适用于一些学校,而不适用于另一些学校吗?这同刘少奇竭力推行过的资产阶级的“两种教育制度”,同林彪鼓吹的学校要培养“五分”“尖子”,又有什么区别呢?可见,他们攻击我们“片面”,不过是借口特殊性来否定普遍性,否定党的教育方针,改变社会主义学校的性质,使之成为资本主义复辟的工具。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前,我校在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统治下,就是专门培养干部和技术员的,没有一个毕业生去当工人、农民。这就是那些奇谈怪论者攻击我们教育革命中所缺少的“那一面”。但是,那时的情形怎样呢?有些工农子弟好不容易上了大学,却被以种种借口赶出了学校大门;有的人则由于封、资、修思想的毒害,思想发生了很大变化,反面瞧不起工人、农民。经过文化大革命,我校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指引下,从一九七O年秋开始,先后招收了六届近五千名工农兵学员。他们不忘阶级的委托,刻苦攻读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努力掌握为人民服务的本领。在毕业分配时,他们纷纷要求当工人、农民,决心做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缩小三大差别的促进派。现已毕业的二千余名工农兵学员,正朝气蓬勃地战斗在三大革命运动第一线。不少人既是工人、农民,又是干部、技术员,热心为广大工农兵服务,受到工农兵群众的热烈欢迎,群众称赞他们是“劳动人民的大学生,上了大学的劳动者”。在这样的事实面前,奇谈怪论者却攻击我们“片面”,这不是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又是什么呢?
培养什么人的问题,是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同刘少奇、林彪的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反复斗争的一个基本内容,是使学校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还是成为资产阶级专政的工具的一个根本问题。我们坚持党的教育方针,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正是抓住了教育战线上两个阶级、两条路线斗争这个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抓住了事物的本质。奇谈怪论者撇开这个本质方面,侈谈什么要“全面”,无非是要扩大资产阶级法权,永远保持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的差别,由少数人垄断科学文化,恢复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对学校的统治。由此可见,我们同奇谈怪论者之争,实质上是两条路线的根本分歧。
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必须走毛主席《五·七指示》的道路,坚持开门办学。而奇谈怪论者都攻击我们“只开门,不办学”,“不讲学文化”,是“不全面”。这是对开门办学的恶意歪曲!
毛主席指出:“学校一切工作都是为了转变学生的思想”。“青年应该把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放在第一位”。“阶级斗争是你们的一门主课”。开门办学的首要任务,就是要转变学生的思想,上好阶级斗争这门主课。一个社会主义的大学生,如果不懂得阶级斗争,分不清路线是非,怎么能够成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呢?只有通过开门办学,让学生在三大革命运动中经风雨,见世面,向工农兵学习,为工农兵服务,才能不断提高他们的阶级斗争、路线斗争和继续革命的觉悟,把他们培养成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而战斗的革命战士。如果只讲“学文化”,不把转变学生思想放在首位,丢掉阶级斗争这门主课,那就根本违背了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奇谈怪论者口口声声强调“学文化”,却只字不提思想革命化,完全是为了搞“智育第一”、即资产阶级政治第一,这就是他们所谓的“全面”。
我们坚持开门办学,把社会大课堂和学校小课堂结合起来,正是为了更好地学习社会主义科学文化。在开门办学过程中,广大学生走出狭隘的学校圈子,投入火热的群众斗争,可以大大激发为革命面学习的热情,认真钻研业务,做到政治与业务的统一,努力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学生直接参加三大革命运动实践,还可以学得生动、活泼,掌握在书本上学不到的阶级斗争和生产斗争的知识,不断提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做到理论与实践的统一。试问:学习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的知识不叫学文化,难道象旧学校那样学习“九分无用,一分歪曲”了的知识才算是学文化吗?我们在开门办学中,既上好了阶级斗争这门主课,又学到了真正的科学文化知识,这能说“不全面”吗?
事实是对奇谈怪论有力的驳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我校广大师生遵照毛主席关于“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必须同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指示,以阶级斗争为纲,深入工厂、农村开门办学,把教育和三大革命运动紧密结合起来,通过参加批林批孔和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运动,结合评论《水浒》,有力地促进了广大师生的思想革命化,大大加速了把学校改造成为无产阶级专政工具的进程。几年来,理科师生实行厂(社)校挂钩,结合典型产品和典型任务组织教学,与工农技术人员一起开展科学研究,先后完成了二百多项科研和技术革新课题,其中一百六十九项科研成果已在有关部门应用推广,有的填补了国内某个科技部门的空白,有的达到了国内外先进水平,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作出了贡献。奇谈怪论者攻击开门办学“不全面”,完全是一种不顾事实的主观臆造。
列宁说:“旧社会留给我们的最大祸害之一,就是书本与生活实践完全脱节”。人们还清楚地记得,文化大革命前的旧学校是一种什么样的景象。那时,师生被禁锢在高楼深院,读死书,死读书,向故纸堆里讨生活,从文献夹缝里找课题,在名词概念上兜圈子,向古人、死人、洋人顶礼膜拜,搞“纯学术”、“纯理论”式的“研究”,不少人由于受封、资、修思想的毒害,变成了书呆子、“病壳子”,有的甚至成了“修苗子”。对于这种情况,毛主席曾经尖锐地指出:“旧教学制度摧残人材,摧残青年,我很不赞成。”而奇谈怪论者却念念不忘恢复摧残青年的旧学校。可见他们攻击开门办学“不全面”,就是妄图恢复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对学校的统治,继续让资产阶级在学校这块阵地上专无产阶级的政。
列宁曾经指出:“把马克思主义改为机会主义的时候,用折衷主义冒充辨证法是最容易欺骗群众的。”教育界奇谈怪论的制造者,正是用折中主义的手法来欺骗群众的。在培养目标上,他们即讲了培养干部、技术员“一面”,又讲了培养工人、农民“一面”,看起来很“全面”,实际上是主张培养精神贵族,反对培养普通劳动者;在开门办学问题上,他们污蔑我们“只开门,不办学”,好象他们既赞成“开门”,又赞成“办学”,也很“全面”,实际上是主张关门读书,搞“智育第一”,反对开门办学,取消无产阶级政治。他们就是这样处处以“全面”、“公允”的面目出现,左一个“全面”,右一个“全面”,“一方面”,“另一方面”,攻击我们这也“片面”,那也“片面”,似乎别个无不偏激,唯独他们自己最“正确”。事实上,他们是把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平列起来,等同起来,不分第一第二,主要次要,统帅被统帅,用形而上学的均衡论代替唯物辩证法的重点论。他们妄图以此掩盖事物的本质,混淆路线是非,全面篡改党的教育路线和方针政策,否定教育革命的伟大成果,翻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案。
玩弄折中主义的手法反对教育革命,并不是奇谈怪论制造者的新发明,而是刘少奇之流对一九五八年教育革命进行反攻倒算的故伎重演。一九五八年,广大革命师生在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光辉照耀下,掀起了一场教育革命,许多革命的新生事物蓬蓬勃勃地生长起来。可是,由于刘少奇一伙把持着教育部门的领导权,这场革命刚刚起来就被他们破坏了。他们打着“纠偏”的族号,反对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而要培养什么“高、精、尖”人材,攻击许多革命师生走出课堂、下乡下厂是“打乱了教学秩序”,降低了教学质量,等等。他们拣起几片鸡毛蒜皮当旗帜,把支流当主流,把革命的东西说成是形而上学的东西,一下子把教育战线上的许多新生事物砍掉了,把修正主义的一套货色又重新搬了出来,学校仍然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一统天下。
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工人阶级登上了上层建筑斗、批、改的历史舞台,夺回了教育部门的领导权,学校面貌才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教育战线涌现出大量的社会主义新生事物。而教育界的奇谈怪论者又搬出刘少奇一伙曾经使用过的那一套卑劣手法,妄图扼杀这些新生事物,使学校重新回到修正主义的老路上去。因此,一场教育革命的大辩论不可避免地出现了。这场大辩论,是教育界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长期斗争的继续。斗争的实质,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在教育领域里谁专谁的政的问题。在这场大辩论中,我们一定要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努力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以及教育革命的论述,认真总结教育革命的历史经验,进一步分清路线是非,提高识别真假马克思主义的能力,自觉地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大力扶植社会主义的新生事物,夺取无产阶级教育革命的新胜利。
深入批判“学而优则仕”的谬论
广西师范学院中文系理论组
自从批林批孔运动以来,广大革命师生对孔孟之道所宣扬的“学而优则仕”和刘少奇所鼓吹的“读书做官”等反动谬论,进行了有力的批判。但是,斗争并没有结束。前些时候教育界的右倾翻案风一吹,这些东西又改头换面地出现了。因此,在当前教育革命大辩论中,我们还有必要进一步批判这种反动思想。
“学而优则仕”,集中地概括了孔丘的为没落的奴隶主阶级服务的教育思想。“读书做官”是孔孟之道“学而优则仕”的翻版。两千多年来,历代剥削阶级都把教育作为对劳动人民实行专政的工具。他们拼命宣扬“学而优则仕”的反动思想,并通过各种形式向人们灌输。奴隶制的卫道士孔老二就是宣扬这一反动思想的祖师爷。他一生命念不忘当官“为政”,三个月捞不到官做就“皇皇如也”;一旦上台,就凶相毕露,以莫须有的罪名杀害了法家的先驱者少正卯。千百年来,孔老二的徒子徒孙都是把“学面优则仕”奉为千古不变的信条。在他们看来,读书不做官,简直是大逆不道!在封建社会里,多少人由于中毒太深,名利心切,为了爬到权势者的地位,借助孔孟之道这块“敲门砖”,去敲开“幸福”之门,落入了孔老二的圈套而不能自拨;多少人为了携到一官半职,在科举道路上惨淡经营,终生死啃八殿文;多少人白首科场,名落孙山,最后变得呆头呆脑,疯疯癫癫。鲁迅先生笔下的孔乙己,就是一个绝妙的典型。他恪守“唯有读书高”的信条,一心在书中求出路,幻想有朝一日一举成名,享尽荣华富贵,因此养成了鄙视劳动、好吃懒做的恶习,最后死在“学面优则仕”的绝路上。
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然而“老谱将不断的袭用”。刘少奇不是曾极力鼓吹“读书做官”吗?他胡说什么有了知识就“可以当党委书记、厂长、市长、县长等等”。林彪也恶毒攻击上山下乡等社会主义新生事物,妄图扩大资产阶级法权,扩大三大差别,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在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的毒害下,文化大革命前的旧学校,把上大学作为向上爬的阶梯,大学毕业就可以留在城市当干部,致使许多青年读了书就轻视工农,嫌弃农村,厌恶体力劳动。不少来自农村的贫下中农子女,进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的学校以后,就“一年土,二年洋,三年不认爹和娘”。正象列宁曾经尖锐指出的那样:“工农的年轻一代在这样的学校里,与其说是受教育,倒不如说是受资产阶级的奴化”。贫下中农希望子女进学校学本领,接好无产阶级的班,但却成了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牺牲品。他们大失所望,气愤地说:“这样的学校,不进还好!毕业出来的学生,嘴尖手懒不顶用,和我们不贴心,那条路不能再走了!”贫下中农的严厉批评,许多触目惊心的事实,使我们看清了从孔老二到刘少奇、林彪沿袭下来的“学面优则仕”、“读书做官”等谬论的反动本质。
“风景这边独好”。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无情地荡涤着旧社会遗留下来的种种痕迹,对孔孟之道的“学而优则仕”进行了猛烈的冲击,毛主席的教育革命思想日益深入人心。毛主席说:“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必须同生产劳动相结合。”“劳动人民要知识化,知识分子要劳动化。”并且明确地指出,无产阶级的教育方针,就是要把青年培养成为具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正是在这个具有战略意义的重大问题上,朝阳农学院给我们提供了宝贵的经验。朝农是把学校办成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的一面红旗。他们坚决实践毛主席的教育革命思想,坚持党的基本路线,用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指导办学,与封、资、修教育制度对着干,培养出一批批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为限制资产阶级法权,逐步缩小三大差别,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作出了贡献。就说大家熟悉的王大学(王贵彬)吧,他在朝农学到了一套真正解决问题的知识,毕业后回队作出了积极贡献。这时有人看中了他,愿意每月付出五、六十元,请他到农业站去当“顾问”,但是玉大学根本不买这些人的帐。他理直气壮地说:“我是朝农毕业生。朝农的学生两不爱:一不爱做官,二不爱挣钱!”这是多么响亮的声音!多么高尚的思想!他不要名利,不要地位,不据知识为己有,不把自己当商品,而是全心全意扎根农村于革命,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和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基础贡献力量。我们要认真学习朝农的经验,把学校办成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努力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
教育革命的洪流奔腾向前,但旋涡和逆流总要出现。教育界的奇谈怪论,为了否定教育革命的成果,为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翻案,又拣起孔孟之道“学而优则仕”这个破烂武器向无产阶级进攻。什么“培养工人农民,这样学校就取消了”啦,什么不培养干部、技术员“还办大学干什么”啦,等等奇谈怪论,不就是把上大学当作获取高官厚禄的手段,当作培养精神贵族的阶梯吗?按照他们的逻辑,上了大学就不能再当工人农民,面应当成为高据于工人农民之上的精神贵族,否则大学干脆就不必办。这不是露骨地宣扬孔孟之道的“学面优则仕”的谬论吗?
社会主义的新型大学,要坚决按照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去办。毛主席在一九六八年七月二十一日指出:“大学还是要办的,我这里主要说的是理工科大学还要办,但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走上海机床厂从工人中培养技术人员的道路。要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到学校学几年以后,又回到生产实践中去。”重温毛主席的伟大教导,我们感到十分亲切!朝农实行“社来社去”,学生从工农中来又回到工农中去的经验,是向资产阶级法权的挑战。他们大造了“读书做宫”这个传统观念的反,拆毁了通过上大学向上爬的阶梯,搭上了逐步缩小三大差别的桥梁,落实了毛主席的《七·二一指示》。我们必须遵循毛主席关于“我们共产党人不是要做官,而是要革命”和“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的教导,牢固树立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同“读书做官”的传统观念彻底决裂,继承和发扬革命先烈不为名不为利,不怕苦不怕死的革命精神,做一个反修防修,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面斗争的坚强战士。
无产阶级教育革命的强劲东风,吹遍了祖国的大地,一代新人在毛泽东思想的哺育下正茁壮成长。但是,阶级斗争并没有结束,教育战线上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还会长期存在。因此,我们必须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党的基本路线,认真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深入批判“学而优则仕”、“读书做官”等反动谬论,批判教育界的奇谈怪论,为在教育这个上层建筑领域里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铲除滋生资本主义的土壤而斗争。
开展教育革命大辩论的一些体会
广西南宁市第二中学党支部
教育界刮右倾翻案风的奇谈怪论,激起我校广大革命师生员工极大的无产阶级义愤。我们组织全校师生员工,开展了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教育革命大辩论。经过这段时间的实践,我们体会到,在中学开展这场斗争,是非常及时的,非常必要的。
要把这场运动搞好,首先要不断明确指导思想,搞清楚运动的目的。这场大辩论,是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加强无产阶级在上层建筑领域对资产阶级专政的重大斗争。对这个问题,我们是逐步加深认识的。开始,有个别同志认为,教育革命大辩论是大学的事,与中学关系不大。我们通过反复学习马列和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关于教育革命的论述,调查研究学校里两个阶级、两条路线、两种思想斗争的实际情况,比较清楚地看到,教育界的奇谈怪论不仅影响到大学,而且通过某些渠道影响到中学。在这股歪风的影响下,有的人认为:中学是“打基础”的,应该多抓“智育”;中学生还不太懂事,开门办学学不到东西;中学毕业直接升大学,才能培养出“科学尖子”。这一些错误思想,干扰了毛主席无产阶级教育路线的贯彻落实。事实说明,我们和教育界那股右倾翻案风的斗争,关系到整个教育革命的方向问题。在大是大非面前,如果不辩论清楚,中学的教育革命就不能前进,甚至还会倒退。通过这场斗争,教育干部和群众,弄清路线是非,提高反修防修的能力,不但对于坚持毛主席的教育路线,推进中学教育革命,而且对于巩固和发展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成果,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有着重大的深远意义。
对这场大辩论,我们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党中央的有关指示精神,在上级党委的领导下,由党支部统一部署,有组织、有计划地进行。有的人曾担心,中学开展大辩论会不会影响安定团结,打乱已经建立起来的教学秩序。针对这种思想,我们党支部及时组织师生先后学习党中央的有关文件和毛主席关于“安定团结不是不要阶级斗争”的教导,使大家认识到,刮右倾翻案风的人制造种种奇谈怪论,就是想把人们的思想搞乱,破坏安定团结。只有反击他们的谬论,才能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基础上真正把安定团结搞好。不应当追求那种“万马齐喑”的教学秩序,而应当造成在斗争中前进的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在大辩论过程中,我们经常召开支委会,认真分析研究运动的形势,不断总结经验,提高对这场大辩论的性质、意义和指导思想的认识,排除各种于扰,在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统一认识,统一行动。我们在加强党支部的领导,注意发挥共青团、红卫兵组织的作用的同时,还注意在运动中加强党的建设,过好组织生活,上好党课,做好积极分子的培养教育工作,充分发挥党员和积极分子在斗争中的模范带头作用。党支部领导成员、工宣队队员都能站在斗争的前列,分头深入班级,既当指挥员又当战斗员,带头学习马列和毛主席的著作,带头讲阶级斗争和党的基本路线,带头批判刮右倾翻案风的奇谈怪论,热情支持运动中涌现出来的新生事物,带动全校革命师生团结战斗,不断把运动引向深入。
毛主席教导我们:“共产党基本的一条,就是直接依靠广大革命人民群众。”开始,有的同志担心中学生年纪小,对教育界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不太了解,辩论不起来。事实并不是这样。在中学生中,蕴藏着把教育革命进行到底的极大积极性。他们对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感情很深,对教育革命的丰硕成果有着切身的感受,只要善于组织引导,他们就会朝气蓬勃地投入战斗。根据中学生的特点,我们采用多种多样、生动活泼的形式,做好发动群众的工作。一是上好辅导课,通过政治课、班会进行辅导,师生共同学习,不断提高对这场斗争重要意义的认识。二是请工农讲师团给师生进行阶级教育,工人和贫下中农兼职教师用活生生的事实,控诉旧教育制度排斥工农子女的罪行,激发广大师生的阶级感情,使他们积极投入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战斗。三是师生一起回忆对比,教师用自己的亲身体会和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揭露文化大革命前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对青少年的毒害,歌颂毛主席的教育路线。四是举办各种座谈会,组织学生用亲身体会畅谈教育革命)的伟大成果。五是组织师生看有关教育革命的文艺节目。如学生看了影片《决裂》,开展影评活动,加深了对教育战线两条路线斗争的了解,学习敢于同修正主义路线对着干的无产阶级英雄形象龙国正,发扬红卫兵那种“对反动派造反有理”的革命精神,坚决回击右倾翻案风。这样,全校三千多学生都迅速行动起来,人人挥笔上阵,个个奋起参战。在很短时间内,贴出了数千张大字报,教职员工和各班级分别开辟了数十个大批判专栏。初中一年级的小同学,为了写好批判稿,星期天不休息,登门请老师介绍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统治学校的情况。许多教师白天上课,参加批判会,晚上还写大字报到深夜。教育界的种种奇谈怪论,很快成了众矢之的,受到广大群众的深刻批判。
经过思想发动,广大师生积极投入了战斗,热情高,斗志旺。这时,要注意牢牢掌握斗争的大方向,引导大家始终把矛头指向刮右倾翻案风的奇谈怪论。要严格区分和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我们反复讲清楚,这场大辩论的目的是回击右倾翻案风,分清路线上的大是大非,划清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的界限,提高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觉悟。我们把有的同志由于认识模糊而说过一些错话,同刮右倾翻案风的奇谈怪论区别开来;把总结经验、解决前进中存在的问题以发展和逐步完善教育革命新成果,同否定社会主义新生事物区别开来。对于一些觉悟较慢的人,不要求过急,要多做工作,耐心等待,让他们在斗争中逐步提高觉悟。这样,大家就能目标一致,火力集中。
在开展大辩论的过程中,我们还注意引导革命师生认清奇谈怪论的修正主义实质,抓住要害进行批判。在对奇谈怪论进行揭露批判的基础上,针对一些对我校影响较大的问题,组织专题辩论。比如:要不要把学校办成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中学要不要坚持开门办学?对文化大革命以来的教育质量怎么看?等等。大家充分揭露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学校在修正主义路线的统治下,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的事实,列举文化大革命以来学校沿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开展教育革命的丰硕成果。文化大革命前的南宁二中,不讲阶级斗争,不讲参加生产劳动,公开号召学生考“名牌”大学,当专家,去爬“小宝塔”。学生毕业后,很少有人自愿上山下乡。文化大革命以来,学校坚持党的基本路线,认真贯彻执行党的教育方针,组织学生认真学习马列和毛主席的著作,把转变学生的思想放在首位。同时,遵照毛主席的《五?七指示》,实行开门办学,创办了农村分校,建立了校办工厂,以年级为单位,共与六个生产大队,九个厂、场、站实行了固定挂钩,经常组织师生下乡下厂,参加三大革命运动,使学生在德、智、体几方面都得到了发展。文化大革命以来,全校已有三千一百多名毕业生上山下乡。到邕宁县南晓公社插队的三百零六名学生中,有十八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八十八名加入了共青团。他们在农村三大革命运动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事实有力地驳斥了所谓教育革命“搞糟了”的谬论。我们体会到,大辩论的方向掌握得牢,才有利于引导广大师生员工用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观点,从路线上分清是非,避免在一些枝节问题上争论不休,而放过了无产阶级专政还是资产阶级专政这个根本问题。
为了使大辩论沿着正确的方向不断深入下去,我们注意引导广大师生认真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评论《水浒》,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说明问题,不断提高批判水平。我们组织师生围绕大辩论的题目,有针对性地选学马列和毛主席的有关论述,高年级选学一些章节,低年级学语录。学校理论学习中心组带头学、带头批。为了帮助师生学好理论,掌握武器,我们采取层层带动、辅导的办法,使理论骨干先学一步,去带动群众;教师先学一步,然后辅导学生学习;高年级学生先学一步,帮助组织低年级学生学习。同时,低年级也有学得好的,反过来帮助高年级学生;学生也可以帮助先生。随着学习理论的不断深入,大辩论的水平也逐步提高。通过联系实际评论《水浒》,大家进一步认清,右倾翻案风要“扭”教育革命的大方向,实质是向资产阶级投降。大家说:“理论学得好,道理才讲得深,路线才分得清。”
在大辩论中,我们坚持不停课,不停产,以大辩论为动力,把教育革命和各项工作进一步搞好。现在,广大师生员工更加坚定了“教育要革命”的方向,革命积极性空前高涨。我们因势利导,带领他们积极实践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继续搞好开门办学。全校师生轮流到农村分校,结合教学,大搞农田基本建设,平整土地,深耕改土。校办工厂的职工,日夜奋战,劳动生产率提高一倍以上,提前完成了加工生产支农产品的任务。除了按照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安排好理科课程的考试外,把文科课程的考试和大辩论结合起来,指导学生写文章,批判教育界的奇谈怪论,热情歌颂开门办学等新生事物,每个学生都写了两份答卷,出现了一批观点鲜明、内容充实的好文章,发挥了文科课程为现实所级斗服务的作用,促进了大辩论、大批判的开展。实践使我们深刻体会到,只有坚持党的基本路线,抓紧阶级斗争这个纲,深入地批判修正主义,批判资产阶级,才能不断清除旧教育的痕迹,巩固和发展教育革命的胜利成果,把学校改造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
群众是真正的英雄
历史是人民群众创造的
江虹
“群众是真正的英雄”,“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观点,是毛主席的一贯教导。我们党所实行的群众路线,就是建立在这一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基础之上的。今天,重温毛主席的教导,我们一定要更加坚定地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为反修防修、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而斗争。
马克思主义认为,自从人类划分为阶级以来,整个社会发展的历史,就是一部阶级斗争的历史。一切社会变革,都是人民群众进行阶级斗争的结果。无论是封建社会代替奴隶社会,资本主义社会代替封建社会,还是社会主义社会代替资本主义社会,都是这样。离开了人民群众的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就没有历史的发展,就没有社会的进步。
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什么是推动历史发展的动力?同样是人民群众。社会主义社会中,还长期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斗争,坚持社会主义道路、要求继续革命的广大工人、贫下中农和其他革命群众反对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推动着历史的前进。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代表着革命阶级、革命人民的利益,而修正主义路线则代表着地主资产阶级的利益。用无产阶级专政代替资产阶级专政,用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进而实现共产主义,这是我们在整个社会主义阶段的历史任务。要完成这个伟大的历史任务,只能靠亿万人民群众的伟大革命实践。我国建国二十多年来的历史,就是在毛主席领导下,广大人民群众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推动社会不断前进的历史。无论是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还是政治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都是发动和依靠了广大群众而取得胜利的。特别是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亿万革命群众参加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更把我国社会的发展大大向前推进了一步。群众在不断前进,历史的发展决不会停滞。我们必须以这样的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树立坚定地相信和依靠群众的思想。
如何认识群众创造历史的作用,是否坚定地相信群众和依靠群众,马克思主义同修正主义历来存在着严重的斗争。刘少奇、林彪一类修正主义路线的头子,同历史上一切剥削阶级的代表人物一样,从反动的阶级本性和唯心史观出发,竭力否定人民群众推动历史前进的伟太作用,他们从害怕群众、仇恨群众,直到凶狠地镇压群众。他们这样做,是并不奇怪的,因为他们是修正主义者,是要把历史拉向后退的。他们和一切顽固派一样,当人民群众用自己的革命行动把历史的车轮推向前进的时候,“他们只知跟在车子后面怨恨车子走得太快了,企图把它向后拉,开倒车”。由于刘少奇、林彪妄图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违背了历史发展的规律,彻底背叛了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因而遭到了可耻的失败。
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我们广大干部的精神面貌和工作作风有了显著的变化。很多担任领导工作的同志,通过总结自己对待群众和执行群众路线的正反两方面的经验,进一步树立了群众是真正的英雄的观点,提高了执行党的群众路线的自觉性,加强了同广大群众之间的联系。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的一个重要成果。但是,也要看到,有一些同志并没有在思想上、行动上解决好这个问题。他们总觉得自己比群众高明,群众不如自己。这种思想,在理论上是错误的,在实际工作中是有害的,需要加以分析和批判。
按照辩证唯物论的观点,“人的正确思想,只能从社会实践中来,只能从社会的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这三项实践中来。”战斗在三大革命运动第一线的广大工农兵群众,是从事社会实践的主要力量。他们亲身参加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坚持与天斗,与地斗,与阶级敌人斗,与修正主义路线斗,有爱憎分明的阶级感情,有丰富的实践经验。他们每天都在生气勃勃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斗争中不断进步,增长着智慧和才干。“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最聪明、最有才能的,是最有实践经验的战士。”领导干部要有比较符合客观实际的认识,就必须“做群众的小学生”,向群众学习,善于总结群众的经验。无论是变革自然还是变革社会的实践,凡属正确的思想、理论、计划、方案,无不来自群众的实践,同时又在群众的实践中受到检验,加以补充和发展。我们许多领导同志所以能够实行正确的领导,并不是因为他们生来就高明,而是因为他们能够遵照毛主席的教导,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虚心向群众学习,集中群众的智慧和经验。毛主席曾经批评“许多同志,不注重和不善于总结群众斗争的经验,而欢喜主观主义地自作聪明地发表许多意见,因而使自己的意见变成不切实际的空论”的现象,并且强调指出:“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又到群众中坚持下去,以形成正确的领导意见,这是基本的领导方法。”我们必须牢牢记住毛主席的教导。这并不是说“群众要怎么办就怎么办”,而是说领导同志要善于从本质上去发现和支持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凡属人民群众的正确的意见,党必须依据情况,领导群众,加以实现;而对于人民群众中发生的不正确的意见,则必须教育群众,加以改正。”如果自以为比群众高明,不愿向群众学习,在群众面前称英雄,摆架子,脱离群众,脱离实践,就会把群众中正确的意见看作不正确的,就必然不能实行正确的领导,必然一事无成。
我们强调领导要向群众学习,同时也提倡上级要向下级学习。这是相信群众、依靠群众的一个重要方面。作为下级,特别是在基层工作的同志,他们同群众在一起,参加斗争,参加劳动,了解群众的呼声,懂得群众的要求,在领导本地区本部门群众进行阶级斗争和生产斗争方面,有比较丰富的经验。就这一点说,许多下级的同志,往往比上级高明。下级同志的这些长处和经验,对于上级领导掌握情况、制订政策,实行正确的领导,是非常重要的。毛主席在《党委会的工作方法》这篇著作中说过:“中央领导之所以正确,主要是由于综合了各地供给的材料、报告和正确的意见。如果各地不来材料,不提意见,中央就很难正确地发号施令。”上级机关是一个加工厂,它的原料有赖于下面提供。上级机关要对工作实行正确的领导,就必须综合下级提供的各种材料、报告、意见,并经过“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改造制作工夫”,获得对事物的比较全面的和本质的认识,真正掌握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性。下级所提供的材料,即使是局部性质的、不系统的,有时甚至是片面的,但由于它来自群众的实践,从不同的岗位和角度反映了情况,提出了问题,对于上级领导机关全面深刻地考虑问题,制订政策、措施和办法,是不可缺少的。如果不注意听取下级的意见,主观主义地发表意见,制订政策,作出决定,就不可避免地要在实践中间碰壁。毛主席教导我们:“不懂得和不了解的东西要问下级”,“先做学生,然后再做先生;先向下面干部请教,然后再下命令”。对于下面干部的意见,要仔细地听,并用一分为二的观点加以分析,如果确有道理,就要照着去办。不能因为自己是上级领导,就听不进下面干部的话。
坚定地相信和依靠群众,应该做到自觉地接受群众的监督,虚心地听取群众的批评意见。我们党的事业和群众的利益是完全一致的,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是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出发点的。在工作中,我们每一个干部要为人民的利益坚持好的,为人民的利益改正错的,有了缺点、错误就不怕别人批评指出。害怕群众的监督和批评,不是一个好的共产党员。有少数同志,一听到群众有批评意见,就很不舒服,一看见革命的大字报,就心存顾虑。这样对不对呢?不对!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广大群众的路线觉悟有了很大的提高,谁要是摘修正主义那一套,他们就要反对,这是极大的好事。对于每个共产党员来说,对于每个要搞马克思主义,愿意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革命同志来说,都会由衷地感到高兴。在我们各级领导的周围,有着大批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觉悟都很高的群众中的积极分子、帮助和监督领导更好地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做好工作,还有什么困难不可以克服呢?还有什么可顾虑的呢?
充分相信群众,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就有一个正确对待社会主义新生事物的问题。社会主义新生事物是在革命群众运动中产生的,是广大群众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实践的伟大成果。它标志着人民群众用自己的革命行动推动着历史的前进,标志着无产阶级战胜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的新的历史进程。离开了人民群众的伟大革命实践,就没有社会主义的新生事物。对新生事物采取什么态度,实际上是对人民群众的革命行动采取什么态度。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以来,在各条战线上涌现了一大批社会主义新生事物,它们对于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反修防修,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有着极为深远的意义。当前在教育界等方面开展的群众性的两条路线大辩论,也是一件社会主义的新生事物。每一个领导者,都要坚持无产阶级立场,站在群众运动的前头,满腔热情地支持社会主义新生事物,爱护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带领群众前进。如果群众前进了,而自己的思想还停留在旧阶段,还用老眼光看问题,对社会主义新生物抱疑态度,思想感情和广大群众格格不入,就容易在复杂的路线斗争中成为修正主义的俘虏。
相信和依靠群众,并不是不要党的领导,更不是放弃向群众进行政治思想教育工作。党的领导的正确,一个重要方面是体现在群众的广泛发动,群众革命积极性和创造性的充分发挥上。而革命的群众运动又总是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指引下,在毛主席、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开展的。当前,在各级党委领导下,正在对教育战线那股修正主义的右倾翻案风进行批判,我们只有充分相信群众,依靠群众,放手发动群众,开展大辩论,才能分清路线问题上的大是大非。同时,又要加强党的领导,使之有计划、有步骤地开展,并在辩论中严格执行党的各项政策。
能不能坚定地相信群众和依靠群众,关键在于努力改造世界观。世界观的转变是一个根本的转变。有的同志为什么天天讲群众路线,而办起事情来又忘记了群众路线呢?为什么往往看到群众中的某些表面现象,而不能从本质上发现群众的革命积极性和创造性呢?归根到底,就是因为这些同志的世界观没有得到真正的改造,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这个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没有在头脑里扎根。我们应该继续认真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以阶级斗争为纲,继续批判刘少奇、林彪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在火热的群众斗争中改造自己。“只要我们能够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信任群众,紧紧地和群众一道,并领导他们前进,我们是完全能够超越任何障碍和战胜任何困难的,我们的力量是无敌的。”
开门办科研好
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党委会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指引下,我们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坚持走开门办科研的道路,不断引导科技人员和工农相结合,使全所工作出现了生气勃勃的大好局面。
我们所是个有六十多年历史的老所,涉及的学科领域较广,老的科技人员较多,科研工作有一定的基础。解放以来,在党的领导下,为国家做了一些工作。但是,文化大革命前,由于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的干扰和破坏,长期关门办科研,某些学科领域被少数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所把持。有的人不从国家利益出发,片面强调个人兴趣,搞所谓“自由选题”,一心建立以自己为中心的什么“基地”;有的人为了替自己树碑立传,两耳不闻窗外事,只是关在屋里搞什么“理论体系”,有的人还用资产阶级名利思想腐蚀年科技人员,使一些人为了捞取个人“资本”,“披星戴月打基础,无精打来搞任务”,走向资产阶级个人奋斗的邪路。这种情况严重地影响了科学研究工作的社会主义方向。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批林批孔和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运动,批判了刘少奇、林彪的修正主义路线,使我们认识到,在社会主义历史阶段,始终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是这个历史阶段中的主要矛盾;科研单位绝不是为科学而科学的场所,而应当是反修防修、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阵地。在旧社会“科学和技术是为富人、为有产者服务的”,因而在科技领域里资产阶级的旧传统、旧观念、旧秩序、旧习惯很顽固,再加上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的干扰和破坏,科技战线上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是极其激烈的。我们要把科学技术由资本主义的工具变成社会主义的工具,就必须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走开门办科研这一条社会主义的光辉道路。只有这样,才能彻底打破科学技术为少数人所垄断的现象,使科学研究工作更好地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为工农兵服务,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多快好省地发展社会主义的科学事业。
近几年来,我们把科学研究的大门向工农兵敞开,走出去,请进来,面向生产实践。根据实际情况,我们采取多种形式,坚持同生产实践和工农群众相结合。有的在国家统一计划和安排下,根据工农业生产和国防建设的需要选题,并同工农兵一起制订研究计划,确定技术方案,开展研究工作;有的在实验室取得一定的研究成果后,到使用单位和工农群众一起放大生产;有的派出“小分队”到生产第一线去,和群众一起攻难关;有的设立“门市部”,帮助有关单位解决生产中的迫切问题;有的把所内外工人请到研究室,共同搞研究。一九七五年,我们所同全国二十七个省、市、自治区的三百多个单位建立了联系,走出去五百多人次,请进来二百多人次。研究项目包括工业的,农业的,国防的,援外的,上天的,下海的。由于实行了工人、干部和科技人员三结合,科研、生产和使用三结合,使我们所出现了政治热情高、革命干劲大、团结协作好、科研成果逐年增多的可喜形势。一九七三年,全所取得了十项重大科研成果;一九七四年取得了二十项,其中赶超世界先进水平的五项;一九七五年又取得了二十八项,其中赶超世界先进水平的十二项。例如,我们所和北京石油化工总厂胜利化工厂工人一起,在半年的时间里,实现了消除氧化氮污染的工业装置;同有关工厂和单位协作,不到两年,连续攻克了焦化厂酚氰污水、染料厂硝基污水、电影胶片厂显影污水净化的三个课题,找到了具有自己特色的解决途径,有的正在进行工业放大。我们所还同有关单位一起,从本国资源特点出发,研制成了多种“中国牌”新型催化剂,为建立我国自己的催化体系开辟了道路。文化大革命以来,我们所研制成新型仪器共七十二种一百四十四件,其中如新型色谱分析仪、比表面积测定仪等十六种已经推广生产。实践使我们深刻体会到,开门办科研还是关门办科研,这是社会主义科研所与资本主义科研所的一个根本区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科技路线与修正主义科技路线斗争的一个重要方面。开门办科研这一社会主义新生事物的出现,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重要成果,是科技战线上一场深刻的社会主义革命,也是多快好省地发展社会主义科学事业的必由之路。
前进是在斗争中实现的,而新的斗争又出现在前进之中。我们坚持开门办科研,得到有关工农业生产部门的积极支持,受到广大工农群众的热情欢迎和鼓励,然而,却遭到科技界某些人的攻击和非难。他们公然说什么“不宜笼统提开门办所”,“这种创新还是少点好”。
科技界某些人反对开门办科研的“理由”之一,说什么“文艺界导演是中心,研究所里研究员是中心”。按照这种说法,专业科技人员只能被禁锢在高楼深院里,围着少数人转;而广大工农群众必然被拒之于科学研究的大门之外,不可能参与科学研究工作。这种论调根本违背了“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这一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劳动人民是物质财富的创造者,也是精神 财富的创造者。在我们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工农兵群众是阶级斗争和生产斗争的主力军,也是科学实验的主力军。他们已经并将越来越在科学技术的发展上发挥巨大的作用。离开了广大工农兵群众,离开了他们的丰富的实践经验,科学技术是不可能发展的。所谓“研究员是中心”的说法,分明是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坚持唯心史观的表现。毛主席教导我们:“知识分子如果不和工农民众相结合,则将一事无成。”“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最聪明、最有才能的,是最有实践经验的战士。”开门办科研是科技人员在政治上接受工农兵再教育、改造世界观的需要,也是为了在业务上进行再学习,把书本知识同生产实践结合起来,打破过去那种“洋人没有干过的不敢干”、“洋人的路子不敢改”、甚至“超过洋人水平还不敢信”的奴才相,使我国科学事业更快地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
由于我们坚持开门办科研,走三结合的道路,广大科技人员从实验室的小天地里解放出来,在三大革命运动中接触工农,参加实践,精神面貌发生了深刻变化。他们和工人一起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一起批判修正主义,一起进行科学研究,建立了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有的表现比较好的科技人员,使人们很难分辨出是工人还是知识分子。许多工人同志亲切地说:“有这样的知识分子,我们心里热乎乎的。”一些科技人员深有感触地说:“过去,我们画图工人干,工人干活我们看;现在,和工人一起定方案,攻难关,心里比较踏实。”开门办科研,改变了过去那种以研究员为中心的“专家治所”状况,推动了科研工作大干快上。例如,我们所有一项尖端探索性科研项目,前七年关起门来搞,只靠专家出点子,从文献中找路子,进展缓慢;后三年把工人请进来,同工人一起闯路子,群策群力攻难关,工作进展很快。就连从事这项工作的过去被作为“科研中心”的一位专家也十分感慨地说:“这种敢想敢干的革命精神和高速度,以前我是连想也不敢想。”科技界某些人鼓吹的所谓“研究员是中心”,并不是什么独创。一九五七年资产阶级右派向党进攻时,不是叫喊过“专家治所”、“教授治校”吗?今天,科技界某些人又把这些反动谬论改头换面地搬出来,这充分暴露了他们的资产阶级立场和世界观是极其顽固的。
科技界某些人反对开门办科研,叫喊得最凶的又一条“理由”,是说什么“提开门办所,会产生压力,使人不敢搞理论”。看来,似乎只有他们才是最关心科学理论的提高,而我们要开门办科研就会妨碍科学理论的发展。然而,这也不过是资产阶级的一种偏见。恩格斯指出:“科学的发生和发展一开始就是由生产决定的。”毛主席也教导我们:“通过实践而发现真理,又通过实践而证实真理和发展真理。”生产斗争实践是自然科学理论的源泉,是检验科学真理的标准。一部自然科学发展史告诉我们,科学理论是在生产斗争实践基础上产生的,也是在这个基础上不断提高的。离开了生产斗争实践,根本谈不上科学理论的发展。恩格斯说过:“社会一旦有技术上的需要,则这种需要就会比十所大学更能把科学推向前进。”开门办科研,科技人员与工农相结合,科研与生产相结合,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使科技人员了解到工农业生产和国防建设中的大量课题,看到工农兵对技术革新和技术改造的迫切要求,这就推动他们同工农兵一起努力提高科学水平,为自然科学理论的发展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怎么能把开门办科研与搞理论对立起来呢?开门办科研是推动科学理论发展的强大动力。如果说开门办科研会产生“压力”的话,那只是对极少数坚持资产阶级世界观的人才存在的,因为他们一心想搞学院式的、玄而文玄的“理论研究”,而不愿走同工农相结合的道路。这种“压力”对他们来说,并不是坏事而是好事,可以促使他们到工农群众中去,把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起来,为社会主义的科学事业的发展作出贡献。
拿我们所第二研究室二O三组来说,他们搞烯烃聚合高效催化剂的研究,由于深入三个工厂,紧密结合生产,一年时间就成功了,收率比国外同类型最好的催化剂高二十倍。他们在解决了生产实际问题的同时,对大量第一手材料、数据,进行了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分析整理,推导出氢对聚合物分子量影响的公式,找到了两种催化体系活性衰退的规律,研究了催化剂活性与顺磁性的关系,进一步发展了催化理论,初步做到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这充分说明,开门办科研完全符合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路线,为科学理论的发展开辟了广阔道路。文化大革命以来,我们所写出了四百八十七篇论文和学术报告,在全国性科技刊物上发表了近百篇,还出版了《气相色谱法》等几种科技著作。事实有力地驳斥了那些反对开门办科研的论调。所谓“压力”、“不敢搞理论”云云,恰恰表明某些人根本不懂得自然科学理论是怎么产生和发展的,对自然科学史的知识更是接近于零。
科技界某些人反对开门办科研还有一条“理由”,说什么这个提法“不全面”、“不成熟”。在他们看来,开门办科研只是那些“低级”的、“理论性差”的科研单位的事,对于那些搞高、精、尖,理论性强的,如原子能、天文、数学等研究单位来说,则是绝对不适用的。这种论调乍听起来有点迷惑人,但一剥开皮,就看出它反对开门办科研的实质。恩格斯曾经指出:“首先是天文学——游牧民族和农业民族为了定季节,就已经绝对需要它。天文学只有借助于数学才能发展。因此也开始了数学的研究。—后来,在农业发展的某一阶段和在某个地区(埃及的提水灌溉),而特别是随着城市和大建筑物的产生以及手工业的发展,力学也发展起来了。不久,航海和战争也都需要它。——它也需要数学的帮助,因而又推动了数学的发展。”这里,无产阶级革命导师指出了自然科学各个部门都是随着生产发展而发展的。不论高等数学、高能物理,也不论研究微观世界和宏观世界,都不例外。大量事实证明,科学发展到今天,越是高、精、尖的科研项目,越是综合性强,越是离不开现代工业技术,往往需要科研单位同许多工厂紧密结合。比如,我国人造地球卫星的上天,原子弹的爆炸,正是科技人员同工人相结合的产物。我们所有一项新能源的研究,原来由两个专家带着一个研究生搞了四五年,只是写出了一篇论文,数学公式一大堆,没有解决任何实际问题。后来,组织工人参加攻关键,集中兵力打歼灭战,很快研制出了能量大、体积小、精度高、灵敏可靠的新能源装置,并且在催化、气流分布、传热传质等方面探索出一些重要规律。可见,高、精、尖的科研项目,也同样只有开门办科研,和农相结合,和实践相结合,才能多快好省地发展。科技界某些人说什么开门办科研的提法“不全面”、“不成熟”,说穿了,就是要制造高、精、尖的科研项目“特殊论”,从根本上反对走开门办科研的社会主义道路,把科学研究拉回到修正主义的老路上去。这说明某些人对搞修正主义确实很“成熟”,而对搞社会主义却没有一点兴趣。
科技界某些人这样起劲地反对开门办科研,究竟是为了什么呢?还是听一听他们自己的话吧:“科技战线不要提无产阶级专政。”原来,他们否定开门办科研,就是反对把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落实到科技领域。“无产阶级必须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各个文化领域中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的专政。”开门办科研,有利于加强工人阶级对于科学研究的领导,有利于科技人员同工农相结合,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缩小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差别,有利于科研工作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为工农业生产和国防建设服务。所有这一切,必将有利于加强和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科技界某些人的神经真是衰弱到极点,就象恩格斯当年批判社会民主党庸人时尖锐指出的那样:“一听到无产阶级专政就吓得大喊救命”。因此,他们要猖狂地攻击和反对走开门办科研的道路,企图取消在科技领域里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专政,也就不足为怪了。
科技战线上的这场斗争,决不是偶然的。这是社会主义时期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在科技战线上的尖锐反映。和教育界一样,科技界在一个时期也刮起了一股右倾翻案风,但同样也阻挡不住滚滚向前的革命洪流。“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我们一定要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党的基本路线,更加坚定地引导科技人员和工农相结合,走开门办科研的道路,为办好社会主义科研所、攀登科学技术高峰而奋斗!
积极开展群众性的农业科学实验
中国共产党华容县委员会
以阶级斗争为纲,积极开展群众性的农业科学实验,建立和健全四级农科网,努力从贫下中农、知识青年中培养农业技术力量,这是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深入开展“农业学大寨”运动,加速农业机械化的重要措施之一。
人民群众是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科学实验这三项革命运动的主力军。搞什么工作都要紧紧抓住阶级斗争这个纲,充分发动广大群众。我们华容县地处洞庭湖滨,四面环水,内湖密布,地下水位高,田土低洼,泥脚冷浸,文化大革命以前,农业生产的发展相当缓慢,粮食亩产长期徘徊在五百斤左右,多种经营也没有多大发展。原因在哪里呢?就是因为没有坚决贯彻执行党的基本路线,阶级斗争抓得不紧,对资本主义倾向批得不狠,因而学大寨推不开,科学实验也搞不起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我们在农业学大寨的运动中,深入进行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积极发动广大贫下中农、农村干部、技术人员和知识青年,按照农业“八字宪法”,结合实际情况,对农田水利、耕作制度、作物品种、植物保护、栽培技术、生产工具等,进行了一系列的试验和革新,使生产面貌发生了显著变化。一九七O年以来,全县粮食亩产连年跨《纲要》、超子斤,农、林、牧、副、渔都有较大幅度的增长。事实说,只有坚持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坚定不移地依靠广大人民群众,抓好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才能推动革命和生产沿着社会主义方向不断向前发展。
广大农民群众解放思想,破除迷信,同阶级敌人的破坏以及右倾思想的阻挠作斗争,自己起来为革命搞科研,这是社会主义的新生事物。它有利于人民群众掌握科学技术知识,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缩小三大差别。对这一新生事物是支持还是反对,是促进还是促退,这是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一个方面。我们县早在农业合作化、人民公社化时期,就有许多贫下中农积极分子对水稻、棉花、黄麻等作物进行高产试验。后来在毛主席关于“农业学大寨”号召的鼓舞下,广大群众为革命搞科研的积极性更加高涨。护城公社五星大队第三生产队五名贫下中农社员,自动成立科学实验小组,坚持为革命搞科研,摸索出一些丰产经验。但是,由于当时县委的思想政治路线不端正,这些好经验没有得到推广,广大群众中蕴藏的社会主义积极性没有得到充分发挥。在文化大革命中,广大群众揭发批判了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也贴了我们县委一些同志的大字报。群众的批评,使我们受到很深的教育,提高了路线觉悟。我们通过发动广大群众打击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批判修正主义的科研路线,总结推广了五星大队群众科学实验小组为革命搞科研的经验,从县到公社、大队、生产队都建立了农科组织,形成了四级农科网,使群众性的科学实验在全县迅速铺开。
有一种观点说,摘生产可以靠农民,搞科研则只能靠专家。群众性农业科学实验的蓬勃开展,证明这种观点是极其错误的。广大农民群众不仅能够搞科研,而且离开了群众的实践,不依靠群众,科学技术上一些重大问题就无法解决,专家们也不可能有什么发明创造。就拿我县防治病虫害来说吧,过去一些专业技术人员由于脱离群众、脱离实际,虽然曾经进行过多次试验,也没有找到控制大面积病虫害的有效办法,外地一些防治病虫害的先进措施,也没有能够得到推广和普及。近几年来,由于广大群众进行科学实验,开展群测群报,群防群治,实行以农业防治为基础,人工防治抓重点,药物防治攻关键,积极开展生物防治的一整套办法,基本上控制了几种主要病虫的危害。群众性的科学实验,不仅创造了多种土农药和捕虫工具,为大打除病灭虫的人民战争提供了有利条件,而且取得了一些有价值的科研成果。景港公社农科站经过几年的细心观察,初步摸索墙稻纵卷叶和稻蓟马等害虫在本地的活动规律,为研究稻纵卷叶媒的越冬场所和稻蓟马的繁殖情况,提供了有价值的研究资料。在这方面,解决了某些专家、权威没有解决的问题。
在科研问题上,是依靠群众,还是依靠专家权威、少数专业技术人员,历来就存在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斗争。历代反动统治阶级无不承袭孔老二的衣体,鼓吹“上智下愚”的唯心史观,讥笑劳动人民没有知识。混进我们党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刘少奇、林彪一伙,也是这样,他们大肆鼓吹“科学神秘论”,污蔑劳动人民“脑袋笨”,搞不了科研,并极力推行专家路线。文化大革命批判了修正主义的科研路线,但是斗争并没有结束。去年当教育界刮起一股右倾翻案风的时候,科技界也有人散布许多为修正主义科研路线翻案的奇谈怪论,其中之一就是否定群众性的农业科学研究,说什么“四级农科网不完整,不成熟”,“对四级网打个问号”等等。尊重群众、尊重实践还是贬低群众、轻视实践,这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条科研路线的根本分歧之一。恩格斯早就指出:“科学的发生和发展一开始就是由生产决定的。”“社会一旦有技术上的需要,则这种需要就会比十所大学更能把科学推向前进。”毛主席指出:“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最聪明、最有才能的,是最有实践经验的战士。”农业科学就是几千年来农民群众实践经验的总结,是人民群众创造的。农民群众特别是贫下中农,他们是农村中走社会主义道路最积极的拥护者,立场坚定,思想好,觉悟高,由于长期战斗在三大革命运动的第一线,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在农村,搞阶级斗争、产斗争要依靠他们,搞科研也要依靠他们。建立四级农业科学实验网,从贫下中农、社员群众和知识青年中挑选政治思想好的科研积极分子参加各级农科组织,建立一支以贫下中农为主体的农民技术队伍,是促进群众性的科学实验活动深入开展的重要保证。它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涌现的社会主义新生事物之一,它已经深深地扎根在群众之中。不管科技界的奇谈怪论怎样“打问号”,它都将随着农村三大革命运动的发展而茁壮成长,这是肯定无疑的。
几年来,我们遵照毛主席关于“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走上海机床厂从工人中培养技术人员的道路”的教导,努力办好四级农科网,坚持从农民中培养农业技术人员。在进行这项工作的时候,我们始终把思想建设摆在首位,要求各级党组织经常对他们进行三个方面的教育:一是进行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教育,组织他们积极投入批林整风和批林批孔运动,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提高反修防修的自觉性;一是进行为革命搞科研的教育,同知识私有等资产阶级法权观念实行决裂;一是进行不脱离生产劳动和密切联系群众的教育,使他们保持贫下中农的本色。这样,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指引下,参加四级农科网的广大群众,技术水平不断提高,一支拥有一万八千多人的以贫下中农为主体的又红又专的农民科技队伍正在茁壮成长。在他们的带动下,全县有九万多人参加了农业科学实验。
在进行群众性的科学实验中,有成功,也会有失败。支持群众的创造精神,用科学的态度去对待在科学实验中的失败和挫折,这也是很重要的。因为某一次失败,就采取泼冷水的态度,不予支持,甚至讽刺指摘,这是贵族老爷式的对待群众运动的态度,它同马克思主义者相信群众、热情支持革命群众运动的科学态度是根本对立的。采取这种错误的态度,必然挫伤群众的积极性。一九七O年春,新河公社新建大队的干部群众为了解决早稻烂秧问题,发扬敢想敢干的革命精神,带头试验推广场地育秧,开始由于缺乏经验,出现大片黄苗死苗。在这种情况下,是支持还是不支持?我们采取了支持的态度,鼓励他们不要灰心气馁,继续试验。结果,他们经过学习外地经验,认真吸取教训,不但成功地试验推广了场地育秧,还进而创造了新的育秧技术,为解决湖区烂秧这个“老大难”问题,提供了经验。近六年来,全县基本上没有发生烂秧,用种量也比过去减少百分之四十,同时季节提早十多天,做到早稻不插五月秧,晚稻不插八月秧。一九七五年,在长期阴雨低温的情况下,仍然保证了全县早稻插春秧、插壮秧。这就说明搞科学实验,同进行其他工作一样,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广大革命群众能够在斗争中自己教育自己,正确地总结成功和失败的经验,做出符合客观规律的结论。
开展群众性的农业科学实验,有利于发挥专业技术人员和知识青年的作用。专门从事农业科学研究的技术人员以及上山下乡和回乡的知识青年,有一定的文化知识或某种技术专长,这是发展社会主义农业的宝贵财富。但是,“知识分子如果不和工农民众相结合,则将一事无成”。技术人员和知识青年要为发展社会主义农业作出贡献,就要到群众中去,同贫下中农、农村干部实行“三结合”。群众性的科学实验广泛开展,为这种结合创造了有利条件。同贫下中农一道开展科学实验,既能够得到锻炼、改造思想,又能够扩大眼界、丰富知识,有利于破除知识私有等资产阶级法权思想,有利于缩小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之间的差别,促进知识分子劳动化。几年来,我们注意结合实际,向技术人员和知识青年进行思想和政治路线方面的教育,并分别安排他们到公社、大队、生产队的农科单位工作和锻炼,鼓励他们和群众在一起,坚持“大田出题目,小田做文章;小田摸规律,大田夺高产”,把试验、示范、推广结合起来,因而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仅就选育良种一项来说,一九七O年以来,他们和群众一道,通过试种和培育等办法,已经选育了一批适合本地的高产良种,在全县普及推广,单产一般都比原来增产三成左右。不仅做到了全县良种自给,还先后为外地提供水稻良种七千多万斤,棉花良种四百六十万斤,黄麻种子一百多万斤。
能够从当时当地的实际情况出发来安排科研项目,这也是群众性科学实验的一个突出的优点。广大群众天天在地里转,田头跑,发展农业生产急需解决什么问题,他们最了解,最有发言权。比如说,全县普及双季稻以后,由于原有早稻种子成熟期基本一致,收割时间集中,“双抢”期间,产生了季节紧与劳力少的矛盾。有的地方早稻不能及时收割,造成了晚稻迟熟低产。这个问题提出以后,广大群众和技术人员,就围绕这个问题搞试验。全县各级农科组织对一百多个早稻品种进行品比试验,从中选定了几个成熟期不同的品种搭配种植,从而较好地解决了这个矛盾,促进了粮食增产。随着粮食生产的发展,多种经营显得不相适应。各级农科组织的技术人员与群众一道,又从这一实际出发,积极开展林、牧、副、渔的科研活动。他们利用杂交优势,培育了一批猪、牛、鱼的新品种:成功地繁殖了水浮莲种子,为湖区发展养猪广开了饲料来源;人工培植白木耳、土法提取蜂王浆获得成功;总结推广了一套湖区植树种竹的经验,打破了过去湖区不能种杉树的迷信,现在全县已栽杉木林六万多亩;并且逐步建立了棉花、黄麻、蚕桑、茶叶、湘莲、渔业等几个科研基地。科研活动的广泛开展,进一步落实了“以粮为纲,全面发展”的方针。一九七五年多种经营的收入相当于一九六五年的三倍。
广大群众从实际出发搞农业科学实验,还有利于贯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方针,坚持勤俭节约的原则,做到少花钱,多办事,甚至不花钱,也办事。我们县在开展科学实验中的许多仪器、设备、工具等,都是广大群众因陋就简、土法上马搞起来的。缺少资金,集体筹集;不懂技术。边干边学;设备不够,自己解决,不向国家伸手。这样,既减轻了群众负担,减少了国家投资,又保证了科学实验活动的顺利开展。全县制造和推广了二十多种成本低、效果好的土农药,改革和试制成功了三十多种农机具。二十三个公社农科站,边搞科研,边发展生产,增加收入,积累资金,购买了七台拖拉机,四十多台柴油机和电动机,添置简易科研仪器一千五百多件。
现在,全县广大贫下中农、农村干部、技术人员、知识青年和社员群众,正在认真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总结经验。我们决心在农业学大寨、建设大寨县的斗争中,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深入进行党的基本路线教育,充分发挥广大群众、干部的积极性,把科学实验的群众运动提到一个新的水平,为促进农业生产多快好省地向前发展,加速实现农业机械化和现代化作出积极的贡献。
全心全意地依靠工人阶级
兰州化学工业公司党委会
早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主席就教导我们,在城市斗争中,“必须全心全意地依靠工人阶级”。后来,毛主席又亲自制定了鞍钢宪法,提出坚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加强党的领导,大搞群众运动,实行“两参一改三结合”,大搞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等一整套原则,进一步为我们依靠工人阶级办好社会主义企业指明了方向和道路。但是,在我兰州化学工业公司,真正明确地树立起全心全意依靠工人群众办企业的思想,并且见之于行动,是经历了一个由不自觉到比较自觉的曲折过程的,在这个过程中,充满了两条路线、两种世界观的斗争。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前,由于刘少奇修正主义办企业路线的干扰和破坏,我们虽然口头上也说工人是企业的主人,但是,在企业里,实际上不是依靠工人阶级,而是搞什么“一长挂帅,四总当家”,即厂长说了算,总工程师、总动力师、总会计师和总机械师掌握企业大权,工人群众的主人翁地位并没有真正树立起来,他们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受到很大的压抑。结果,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不能落实到基层,生产发展缓慢,出现了十年徘徊的被动局面。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粉碎了刘少奇、林彪两个资产阶级司令部,修正主义办企业路线受到了有力的批判,,工人群众真正当家做主了,他们被压抑多年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就象火山的熔岩一样迸发了出来。群众运动是最伟大的革命熔炉,也是最好的学校。它教育了我们,震动了我们,使我们进一步开阔了眼界,看到了工人群众的智慧和力量。在这样一个思想基础上,我们深入批判了修正主义办企业路线,以鞍钢宪法为指针,逐步建立了一套工人参加管理的体制和办法,让工人群众直接掌握企业的政治、经济、计划和技术的实权,发展了社会主义的新型关系,从而使企业面貌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到处呈现一派生机勃勃的兴旺景象。从一九七O年开始,在生产任务逐年增加的情况下,年年超额完成国家计划,工业总产值和主要产品产量平均每年递增百分之二十以上,为国家提供的积累平均每年递增百分之四十八,产品品种由四十九种增加到九十二种。就工业总产值来说,现在的一个兰化相当于文化大革命前的三个半兰化。
总结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我们进一步认识到,依靠谁的问题,不是方法问题,而是路线问题。对广大工人群众是相信、依靠,把他们看作企业的主人,还是排斥、轻视,实行管、卡、压,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同刘少奇、林彪的修正主义路线的一个根本分歧,也是区别社会主义企业同资本主义企业的重要标志。
我们办企业,必须依靠工人群众,这是社会主义企业本身的性质和任务决定的。社会主义企业不是单纯的生产组织,更重要的是无产阶级向资产阶级进行斗争的阵地。那种宣扬什么企业单纯是“经济组织”或“生产组织”,“最高与最基本的任务”就是提高生产之类的说法,是极其错误的。在阶级消灭以前,生产总是在一定的阶级关系中进行的。社会主义时期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办企业如果不依靠工人阶级,那又怎么能叫做社会主义企业呢?如果说,只要能出产品,不管依靠谁都行,那么社会主义企业同资本主义企业又有什么区别呢?
依靠工人群众办企业,最根本的是要依靠工人群众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坚持企业的社会主义方向。为此,就要打破“领导管线,群众管干”、“领导高明”等旧观念,让群众同领导一起,抓路线,管大事,把方向。这一点,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后,我们在认识上比过去提高得多了,同时采取了一些具体措施:凡是企业的重大问题,必须经过群众讨论,并把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原原本本地交给群众,发动广大工人群众贯彻执行;组织工人理论队伍成员检查各级领导班子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执行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政策的情况;党委及时讨论群众的大字报和倡议,一、二把手亲自处理群众来信来访,支持群众的首创精神。这样,工人群众真正意识到自己在企业里的主人翁地位,责任感就越来越强,对正确的东西敢坚持,对错误的东西敢斗争。在一些事关路线的重大问题面前,每当领导同志思想不够清醒时,工人群众就挺身而出,及时地给党委写信,贴大字报,提出问题,发表意见,批评缺点,帮助领导端正思想政治路线,坚持革命原则。合成橡胶厂在一九七四年提前实现了第四个五年计划规定的指标以后,去年上半年的生产曾一度很被动,厂党委有些领导干部认为是原料不足造成的。聚合车间工人群众全面分析了厂里革命和生产的形势,认为生产被动的根本原因,不是原料不足,而是有些领导于部的自满松劲思想在作怪。他们在“小评论”中指出,厂党委有的领导干部放松了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学习,有“到站下车”的思想,要求厂党委从思想上找原因,从路线上看问题。厂党委接受了工人的批评,连夜进行研究,并发动全厂职工讨论,还请来二百多个工人代表开分析会,端正路线,找出解决问题的办法,迅速打破了生产的被动局面。这件事对我们的教育很深刻。实践证明,只有全心全意地依靠工人群众,把领导权掌握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和工人群众手里,才能保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在企业里得到贯彻落实,才能坚持企业的社会主义方向。
依靠工人群众办企业,在企业的计划、设计、科研等领域里,也必须发挥工人群众的主力军作用。计划、设计、科研等部门,知识分子成堆,“专家治厂”的流毒比较深,不掺沙子,不让工人群众掌握实权,占领这些阵地,就很容易走老路。 文化大革命以来,在广大职工阶级斗争、路线斗争觉悟普遍提高的基础上,我们开展了科研、设计和计划等方面的革命。从确定企业发展方向,制订计划,到一个科研项目、一项工程、一个方案的制订,都依靠工人群众,把“三结合”贯彻到全过程。去年在制订长远规划时,我们一反过去“技术人员搞计算,计划部门做方案,领导拍板工人干”的做法,发动群众,组织一千二百多人参加各级规划委员会和规划小组,许多先进人物、工人理论队伍成员和技术革新积极分子担任了规划领导工作。工人群众登上计划革命的舞台,计划工作的面目为之一新。化肥厂甲醇车间,经过革新、改造、挖潜,生产能力提高了四倍,有人说:“现在是房顶上的瓦,墙头上的砖,再也高不上去了。”工人们大破“生产到顶”的无所作为的观点,树立“生产潜力挖不尽,技术革新无止境”的继续革命思想,并通过科学分析,提出把预精馏塔改造为主精馏塔,又使甲醇产量翻了一番。由于依靠工人群众,大破常规,很快地就制订出体现革命精神和科学态度相结合的长远规划。
有人说,工业是现代化大生产,技术要求严格,经营管理复杂,需要很多专门人材和专业知识,只依靠工人阶级,会妨碍其他工作人员的积极性。这是一种糊涂想法。毛主席说:“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工人阶级最富于革命的彻底性,最有政治远见,只有依靠工人阶级才能把最大多数人团结起来,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共同为建设社会主义和实现共产主义的远大目标而奋斗。工人群众处在三大革命运动的第一线,最有实践经验,最聪明,最有智慧。许多坐在办公室里查书本、翻资料、搬条文解决不了的问题,一经交给群众,人多议论多,很快就解决了。我们兰化,过去由于修正主义办企业路线的影响,习惯于“领导立法,管理人员执法,工人守法”的老一套。工程技术人员和专业管理人员坐办公室,发号施令,由于脱离群众,脱离实际,闭目塞听,死守书本和条文,他们的作用受到很大的限制。工人参加企业管理,引起了企业生产关系的深刻变革,一个崭新的以工人为主体的管理体制建立起来了。现在,科室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下楼出院,到工人中去,与工人群众结合,为车间班组第一线服务,给工人当参谋,亲自参加生产实践,他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才得到了充分发挥。拿我们公司石油化工厂改造焦油加氢装置来说,文化大革命以前,公司研究院搞了十几年,试验做了几百次,就是不能解决这套装置的开车问题。经过文化大革命,科技人员深入车间班组,和工人师傅“三结合”,一起搞,仅用了三个月的时间就使装置胜利开车投产,填补了我国石油化工的一项空白。事实充分说明,只有依靠工人群众,才能把企业各方面的积极因素调动起来,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反之,就将一事无成。
为了让工人群众直接参加企业管理的日常工作,变少数人管为多数人管,我们还逐步建立了一套群众管理的体制。这包括班组设立五大员,开展红旗班组活动,建立以工人为主体的经济监督委员会、技术委员会和革新小组等等。这些不脱产的工人管理员,同广大职工一起,发扬高度的主人翁责任感,从政治到经济,从生产到技术,从文化教育到职工生活,形成了一个广泛而有力的群众管理网,加强了企业管理工作。我们体会,只有工人参加管理,才能彻底破除修正主义的管、卡、压,建立起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规章制度。文化大革命前,我们公司的许多规章制度,有的是照抄外国的,有的是靠少数人关门搞出来的,脱离群众,脱离实际,不利于生产的发展。工人们说:“规章制度多如麻,条条不离奖和罚。”在文化大革命中,通过革命大批判,提高了我们的认识。我们一反过去的老一套,把修改制度、执行检查制度的权力交给了工人群众,让群众自己总结经验,自己先修改制订,再集中起来,并且定期组织工人检查团,开展自下而上的企业管理大检查,揭露矛盾,提出修改意见。现在我们已经逐步建立了岗位专责制等七项制度,做到人人有专责,事事有人管,把企业的各项管理工作和广大职工大干社会主义的积极性结合起来。由于变管群众为群众管,使整个企业开始出现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的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企业管理水平不是降低,而是提高了。这对于那些指责工人参加管理“不科学”,“乱了套”,削弱了统一指挥,降低了管理水平之类的议论,是一个很有力的批驳。当然,这决不是说,我们在这方面的工作已经完美无缺了。事物总是要发展,要前进的。但重要的是方向,方向对了,我们坚定不移地走下去,就能使它在斗争中不断改进,不断丰富,不断完善。
毛主席教导我们:“工人阶级也应当在斗争中不断提高自己的政治觉悟。”依靠群众办好社会主义企业,必须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群众,教育群众,不断提高工人群众的阶级斗争、路线斗争觉悟和社会主义积极性,抵制资产阶级思想的腐蚀和影响,使他们意识到自己的主人翁地位和所担负的历史使命。为了做到这一点,几年来,我们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进行党的基本路线教育,紧密联系企业里阶级斗争的实际,广泛发动工人群众忆家史、厂史、个人成长史,组织党团员重温入党入团志愿书,回忆对比经常搞,阶级教育不断线。同时,注意组织工人群众认真看书学习,使朴素的阶级感情上升到理论认识的高度。在三大革命运动的实践中,广大工人群众越来越感到“我们的斗争需要马克思主义”,自动组织起理论学习小组,刻苦地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他们学理论,当主人,管企业,大干社会主义,出现了许多动人的事迹。化肥厂合成车间三大班的工人,在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中,限制资产阶级法权,打破工种界限,自动组织起“义务调度室”,当义务调度员,经常与十个有关车间联系,千方百计寻找最佳操作条件,使班班夺得高产。浓硝车间的工人们在自己工作十分繁重的情况下,抽出人员,支援兄弟车间。实践证明,工人群众一旦掌撑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就会产生无穷无尽的力量,什么人间奇迹也能创造出来。刘少奇、林彪之流宣扬什么“物质刺激还是必要的”,是发展生产的“决定动力”,统统是修正主义的谬论!
“群众是真正的英雄”。几年来的斗争实践,使我们更加深切体会到这是一条颠扑不破的真理。我们决心继续认真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进一步树立全心全意地依靠工人阶级的思想,以阶级斗争为纲,深入开展工业学大庆的群众运动,把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落实到基层,使企业永远沿着毛主席指引的方向胜利前进。
文化战线
让教育革命的钟声响彻四方——略论彩色故事片《决裂》的主题思想
方锷
彩色故事影片《决裂》是以革命样板戏为标志的文艺革命的又一胜利成果。这部影片的摄制很及时,主题思想很有战斗性。它的公映,对当前正在各级党委领导下进行的教育革命大辩论会有一个大的推动。
歌领和塑造无产阶级的英雄人物,是社会主义文艺光荣的历史任务。《决裂》的主题思想,主要是通过主要英雄人物一一共产主义劳动大学松山分校党委书记兼校长龙国正来体现的。
影片开头,龙国正在农场担任场长。当地委副书记唐宁找他谈话时,观众就了解到他前经在延安上过抗大,听过毛主席讲课。当然,这还只是表明他具备担任大学校长的一个重要条件,并不完全包括这位特定的共产党员的特有的品质。让我们再来听听表现他的特有品质的一段讲话。
那是影片中的两条路线斗争即将进入高潮的时候。在一次党委会上,顽固推行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副校长曾仲和,大讲自己又是在抗日烽火中参加革命啦,又是祖宗三代都搞教育啦,仿佛唯有他才最有资格办教育,甚至傲慢地对龙国正说:“听说你这位大学校长还是在延安扫的盲吧!”说罢竟拂袖而去。龙国正镇静地按按手,示意气愤的党委委员们坐下,然后缓缓站起,抑制着内心的激动,用深沉的语调说了下面这样一段话:
“我是和他不一样。他是把文化当作资本来到革命队伍的;我是带着地主老财的鞭痕参加革命的。我这个放牛娃,是到延安才扫的育。没有毛主席,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我。”
带着阶级敌人的鞭痕而又永远牢记这些鞭痕,并把它提高为强烈的阶级斗争观念,象《共产党宣言》所教导的那样,每“一分钟”都“尽可能明确地意识到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敌对的对立”,根本不听凯洛夫胡诌的什么教育就是“年长的一代”把“经验和知识传授给新一代”这类鬼话,始终用阶级斗争这个纲统帅教育阵地上的一切工作,这就是龙国正特有的、也是很可贵的品质。
他是以当年上前线攻占敌人碉堡的战斗姿态踏上新的岗位的。面对着一些学生受资产阶级腐蚀,怎么办?“派那些坚决按照毛主席教育思想办学的同志去占领阵地!”这就是他的回答。他决心按照无产阶级的面貌,以抗大为榜样,来改造旧学校。他紧紧依靠贫下中农,冲破旧的招生框框,向工农敞开学校大门,请穿草鞋的贫协老代表来当学校的把门人;他和革命师生一起,垦荒、开山、建校会,按照农、林、牧的生产季节来建立新的教学秩序;……
这一切,当然会引起妄图把教育作为世袭领地的资产阶级的反抗。于是,这一领地的保护人曹仲和便发起了这样的诘难:“你到底是想办农场还是办大学?”根据千百年来剥削阶级的传统观念,他认为:农场无非是“为了几粒谷子”而已,粗俗而又卑贱;而大学则是培养“高、精、尖人材”的学府,神圣而又崇高。泥土与珍珠断然不能并列。但龙国正却正是用老代表的两坨泥巴给了他有力的回击。两坨泥巴,黄泥比作生产,红泥比作教学,糅在一起再捏成两坨,黄泥和红死就紧紧地结合起来了。这简单的比喻包含着深刻的哲理:认识来自实践。“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是唯一正确的认识路线,当然也是我们在教学中必须遵循的。农业大学办在城市里,或者虽在农村却用“正规化”的围墙同广大贫下中农和他们的生产活动隔绝起来,在课堂里植树,在黑板上插秧,这不是活见鬼吗?
影片虽然没有由此深化这一思想,但我们仍然可以从两坨泥巴进一步得到这样的启发:作为上层建筑的教育必须为经济基础服务。曹仲和说到“几粒谷子”时口气是那样轻蔑。这既暴露了他丑恶的剥削阶级思想,同时也说明了这位自封的党内教育“专家”,连物质生产决定精神生产、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样最基本的马克思主义原理都不懂。事实上,人类社会自从出现了阶级,教育就从来是一个阶级为了维护自己的经济基础而对另一个阶级实行专政的工具。不说解放前,就说解放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前的十七年吧,在教育领域内,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基本上没有得到贯彻执行,资产阶级仍然专了无产阶级的政。最近又有人翻这个案,公然为“十七年”唱赞歌,但是影片《决裂》却用生动的形象告诉我们:要办好社会主义学校,非同“十七年”的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彻底决裂不行,非同这条错误路线对着干不行。工农子弟在旧大学的命运,就象影片所反映的那样,无非是三种:一种是在招生时借各种条条规定,把门一关,根本不让进;侥幸进了大学的,一种是对资产阶级一套不那么驯服,就得挨整,直至布告一贴,被踢出校门;还有一种是受了资产阶级的侵蚀,“一年土,二年洋,三年忘了爹和娘,四年不愿回农村和工厂”。这类活生生的教训,难道在“十七年”中见得还少吗?影片中那个在旧大学染缸里泡了几年,竟连他母亲千针万线缝制的衣服也嫌“土气”而拒穿的贫农儿子,便是一例。影片对这个事例的处理略嫌不足的是只让龙国正一个人看到,没有让它卷入到两条路线斗争的旋涡中去,使它对旧教育制度发挥更大的批判作用。
曹仲和十分得意地说,他所崇拜的“这一套”教育制度是“多少年的传统,多少中外教育家心血的结晶”。这倒不假。问题在于:“这一套”究竟是哪个阶级的“传统”?那些“教育家”们究竞在为哪个阶级费“心血”?资产阶级教育有所谓“传统派”和“现代派”。两派常常闹些小摩擦,但在对付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方面则是完全一致的。如果说“这一套”旧东西还有什么“可取”的话,那就是使我们从反面吸取经验,做到“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剥削阶级专了劳动人民几千年的政,现在我们理所当然地要专剥削阶级的政。我们要坚定不移地执行“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必须同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使学校成为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的工具。“世界上哪有这样的大学?”说对了,我们就是要办资本主义世界没有的学校。如果无产阶级办的学校和资产阶级划不清界限,那不是糟了吗!我们的龙国正回答得好:“世界上没有,我们就办它一所嘛!”
龙国正给学校是否办得好提出了一个明确的标准:“看它执行什么路线,培养出什么样的学生”。他对共大学生怀着强烈的阶级深情,呕心沥血地按照无产阶级面貌培养他们。他敢于打破旧学校陈腐的招生规定,大胆地录取具有鲜明阶级觉悟和生产实践经验的好青年李金凤入学,他高高举起江大年结满厚茧的粗手,庄严地宣布:“进共产主义劳动大学,第一条资格就是劳动人民。这手上的茧子就是资格!”他满山遍野去寻我被修正主义教育路线赶出校外的这位青年,焦急而又亲切的呼唤声,来荡得群山都发出回响。他旗帜鲜明,支持徐牛崽批判旧教育制度的革命大字报;他挺身而出,支持李金风参加对“三自一包”逆流的斗争;他卷起裤管,带领革命师生走向春耕的田间;……
这一切,当然又引起了资产阶级的反抗。“你们这个样子,还象个大学生吗?”对脚上沾满泥巴的共大学生,曹伸和总是看不顺眼。大学生应当是个什么“样子”,这个副校长自有他的标准:一是“有高度的科学知识”,二是“目光远大,胸有大志”。
知识、知识!多少年来,“智育第一”一直是资产阶级专我们政的一把刀子。谁说共大不要知识呢?问题是要什么样的知识,把知识教学放在什么位置上。正如列宁所指出的:“旧学校总是说,它要造就有全面教养的人,它教的是一般科学。我们知道,这完全是撤谎”。事实上,作为阶级专政工具的教育,它所传授的知识,都必然渗透着深刻的阶级性。翻开资产阶级学校的全部课本,有哪一本不把资产阶级私有制率为神圣?自从资本主义进入帝国主义阶段以后,鼓吹对外扩张和侵略变成了那里许多学校的主要课程。几十年前,希特勒狂叫要把德国学生训练成为“使全世界望而生畏的青年”;几十年后的今天,在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的学校里,正在发出一阵又一阵的所谓“军事爱国主义教育”的聒噪。这一前一后,同样是在传授一种“知识”,即法西斯“知识”。就在曹仲和竭力推崇的凯洛夫的《教育学》中,不也充斥着用沙皇时代的“探险家和游历家”去“津津诱人”地“鼓励学生探险精神”的大量描绘吗?这究竟是在宣扬一种什么样的“知识”,人们难道还不清楚吗?
在徐牛崽的革命大字报《少讲马,多讲猪和牛》所引起的那一场辩论中,龙国正掮来了一筐霉烂的谷子,进一步揭穿了旧学校所谓“智育第一”的秘密。面对满山放的猪和牛,却大讲特讲马尾巴的功能,浸种季节讲收割,收割季节讲浸种,在社会主义社会的学校里发生这类事,不是很荒唐的吗?当然,仅仅指出这些“知识”无用是很不够的。无用吗?对无产阶级确实无用,对资产阶级却很有用。你管你的春种秋收,我讲我的X+Y;正因为我的X+Y对春种秋收毫无联系,所以越显出它是宝贝。凯洛夫就说过这种“知识”是“稳固可靠的财富”!拥有它,就象拥有工厂、土地一样,是一笔可以买卖的资本,谁拥有得越多,谁的资本就越大,他的政治地位也就要相应地提高。掌握不到怎么办呢?那就“自然淘汰,这是个规律”不错,这是一个著名的规律,即资本主义自由竞争的规律。谁竞争得起劲,谁就有可能爬到“宝塔尖”上去,当上精神贵族,那就叫作“目光远大,胸有大志”;谁竞争不上去,掉下来,活该倒霉,搞搞“几粒谷子”吧,那就叫作“眼光短浅,胸无大志”。一个爬上去,一个掉下来,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看,叫作两视分化,或阶级分化;用影片中赵副专员的话来说,则叫作“各尽所能嘛”!管它什么无产阶级专政,社会主义制度,在我这个教育领城里,对不起,照样通行资本主义的自由竞争。—这就是“智育第一”的反动实质。
很显然,我们社会主义的大学生,决不能照曹仲和所鼓吹的“样子”去努力。旧大学出来的学生,从小学到大学十六、七年,啥事不干,啃了一大堆书这大概够得上那个“样子”,算“有高度科学知识”了吧?其实呢,死啃那些九分无用、一分歪曲的书本知识,多半为了应付考试,考试一过,也就忘得差不多了。要是全能忘掉倒还好一些,不忘掉的,留在脑子里,留得越多,受毒越深,就再也不想同普通劳动者“划等号”,一门心思要当高踞于工农之上的精神贵族。社会主义的大学生应当有自己的样子,自己的眼光和志向,这就是: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共大学生正是开始这样做了,因而不仅得到了贫下中农的“红卷”,并且还受到了伟大领袖毛主席的热烈祝贺,这是全国正在走着社来社去道路的广大青年学生的多大光荣啊!
龙国正有高昂的革命斗志,强烈的无产阶级爱憎,但他并不是单有革命激情而不懂得革命策略的人。他从实践中懂得旧势力在教育阵地上特别顽固,要清除几千年传统思想的影响,真正建立起无产阶级教育制度,需要经过几十年甚至几百年的坚持不懈的努力。他很善于调动革命教师的积极性,即使象孙子清这样满脑子资产阶级思想的旧知识分子,也还是热情地团结、教育、改造他,充分肯定他的每一点微小进步(顺便说一下:影片对孙子清这个人物从世界观上批判似嫌不足)。龙国正在处理与曹仲和的关系上,也符合党的组织原则。出现分歧,总是力求通过严肃的原则斗争达到新的团结。当革命师生纷纷要求结合农时把课改到田头去上,农机专业班主任余钢建议马上敲钟的时候,他还是冷静地说:“不,我去我找曹校长再说。”待再三说服无效,他才毅然决定裁钟。响亮的钟声震荡着江南三月的田野,末荡在人们的心间。钟声室告了旧教育制度行将灭亡,新教育制度正在诞生!
主要英雄人物龙国正的形象是从正面体现了主题思想,他的主要对立面曹仲和的形象是从反面村托了主题思想。曹仲和是一个典型的精神资本家。他不仅把他所掌握的知识当作了资本,就连参加革命本身也作为一桩买卖,一种资本。“我革命几十年了,讨一张优待券还不应该吗?”几十年“革命”,交换一张优待券,他还觉得很有点不符合等价交换原则嘿!但是,他的女儿、共大学生曹小妹,却在大庭广众之前揭穿了他的这场可耻的交换,流着热泪起优待券撕得粉碎。这是影片中很动人的一场。小妹的行动,对曹仲和的阶级本质是一次深刻的揭露,对旧传统观念是一次可贵的决裂!
曹仲和之所以敢如此顽固地坚持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就因为他背后有赵副专员这样一类走资派在撑腰。最近,教育界有一种奇谈怪论,把早已批臭了的所谓“外行不能领导内行”的资产阶级右派言论作了一番乔装打扮,说什么教育“要有热心科学的外行来领导”。谁想见识一下这种“热心”的外行人吗?喏,赵副专员就是一个典型。你看,他对无产阶级教育确是个不折不扣的外行,但对资产阶级一套又是多么“热心”啊!共大这个新生事物一出现,他就迫不及待地下令“按我们的样子办,要正规化”。所谓“我们的样子”,无非是修正主义“样子”;所谓“正规化”,无非是资产阶级化。这位“热心”的外行人,搞起修正主义来却很内行。他比曹仲和“高明”的地方,就在于他更懂得如何代表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作斗争,更懂得教育不仅仅是教育一个领域的问题,而是关系到哪个阶级来实行专政的全局性的大事。他知道在我们党内,象龙国正这样坚持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同志是很多的,这对于他要赶上“时代的潮流”即复辟资本主义是一个多大的障碍呀!因面他发出狂叫:“我们要和他们作斗争,要改造他们!”影片的这些安排和揭露,对深化主题思想起了很大的作用。它告诉我们:由于这类人物的存在,单就教学业务,或单靠一个或几个学校,或单靠教育战线本身,想要真正搞好教育革命,想要同旧的教育思想、教育制度实行彻底的决裂,都是不可能的。正如毛主席所指出的:“过去我们搞了农村的斗争,工厂的斗争,文化界的斗争,进行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但不能解决问题,因为没有找到一种形式,一种方式,公开地、全面地、由下面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来揭发我们的黑暗面。”影片所反映的斗争故事发生后的第六年,即一九六六年,我们党终于找到了这种形式,这就是毛主席亲自发动与领导的、有亿万革命人民参加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在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将近十年的今天,教育战线已经发生了一系列的深刻变化。从上海的“七·二一”工人大学到辽宁朝阳农学院,教育革命的新生事物到处涌现。形势一派大好,但是斗争还是很激烈的。毛主席一再教导我们:“千万不要忘记阶级和阶级斗争”。最近又指出:“安定团结不是不要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教育战线的大辩论要进一步取得胜利,教育革命要进一步搞好,决不能忘记这个纲。正是在这一点上,影片《决裂》的主题思想,具有较为深刻的现实意义。
在本文结束之前,我们还要对这部影片的创作和拍摄过程说几句话。巧得很,影片实际开拍时间恰好是一九七五年七月二十七日。“七?二七”,这是我国教育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的日子。一九六八年的这一天,毛主席亲自派出工人宣传队进驻清华、北大!带动全国,掀起了教育革命新高潮。但在去年的七,八、九三个月里,作为社会上两个阶级、两条道路和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教育界刮起了一股否定教育革命的右倾翻案风。在《决裂》开拍之前,就有人说这个剧本是“极左思潮的产物”。也有人替摄制组担心拍这样的影片“太冒风险”。但是摄制组的同志们在上级党委的支持下,勇敢地接受了这个任务。他们深入朝阳农学院和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参加劳动,体验生活,这两个大学的党委和革命师生给了他们极大的支持和鼓舞。当他们在江西拍外景时,传来了一些奇谈怪论。南方的夏天是炎热的,那股右倾翻案风却又如此逼人。但是摄制组的同志们顶住了!他们一遍又一遍地学习毛主席关于教育革命的一系列光辉指示,还重新学习了革命样板戏的宝贵经验,坚定地谱写了这一曲教育革命的颂歌。
十几年前,在伟大领袖毛主席的直接支持下,影片中龙国正敲响了教育革命的钟声,这是重要的第一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所带来的大好形势,为我们进行教育革命创造了有利条件。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的指引下,让我们把教育革命的钟声获得更响亮一些吧!
奔腾向前的社会主义洪流——评长篇小说《千重浪》
马联玉
我们伟大祖国正处在一个重要的历史发展时期。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指引下,社会主义革命洪流就象波澜迭起的浪涛,奔腾向前。我国的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已经发生并正在发生着深刻的变化。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在革命样板戏的带动下,广大文艺工作者努力追赶时代前进的脚步,满腔热情地反映社会主义革命不断深入发展的伟大生活。就农业题材来看,不仅出现了一批反映农业合作化、人民公社化的作品,而且出现了反映农村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到文化大革命运动的作品。长篇小说《千重浪》(毕方、钟涛著,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描写的是农业学大寨的斗争生活,它通过东北某地铁岭大队依靠集体经济办农业机械化的故事,热情歌颂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小说从一九六五年太阳井人民公社的一次党委会议写起。这次党委会议,提出了一系列令人深思的问题:在社会主义集体经济迅速发展的大好形势下,农村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有什么新的特点?农村干部如何以阶级斗争为纲,抓好农业生产?“农业学大寨”学什么、如何学?这些问题引起了书中主人公——铁岭大队党支部书记洪长岭的深思,也必然要引起广大读者的关心和注意。
小说生动地告诉我们:农业学大寨,就是要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以阶级斗争为纲,不断地学习马克思主义,批判修正主义,批判资本主义,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和爱国家、爱集体的共产主义风格,用尽可能快的速度发展我国社会主义农业。铁岭贫下中农在党支部书记洪长岭的带领下,以大寨为榜样,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提出了依靠集体经济实现农业机械化的新规划。这个规划反映了他们继续革命的雄心壮志,是向资本主义势力发起的新进攻。一石激起千层浪。铁岭大队新的规划,引出了一场尖锐复杂的斗争。《千重浪》通过对这一场斗争的描绘,把农业学大寨提到了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高度,给人以深刻的教育。
我们在小说中看到,被打倒的剥削阶级,对于他们失去在政治,经济方面的统治地位,总是不甘心的。他们采取打进来、拉出去、分化瓦解的手段,在共产党内部寻我和培植代理人,阴谋复碎旧制度。反动富农王秤钩和反革命分子阎黑脸的活动,就是如此。他们在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下,“象个鬼魂似的”,对我们社会中所发生的每一件事,“竖着耳朵在听”,对于人民群众的伟大创造和日益提高的生活水平,“牙齿咬得嘎嘎响”。他们不仅在内心深处充满着被打倒而又不甘心的复仇情绪,而且还把复辟的希望变成复辟的行动,在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庇护下,阻挠和破坏农业学大寨的群众运动。但是,他们的反革命活动,不能不以彻底失败而告终。
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还反映到人民内部。由于小生产的经济基础和思想影响还没有根除,一部分富裕农民的资本主义自发倾向还比较严重,农村中任然会产生新的资产阶级分子。阶级敌人的拉拢腐蚀,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袭,不能不影响到人民内部以全我们干部队伍里的某些同志。富裕中农罗贵堂和大队长邢连成就是两个颇有典型意义的人物。
罗贵堂是一种典型。在旧社会,他为一家糊口不得不奔波于铁路两侧做小买卖,蹲过日本宪兵队的“笆篱子”,受过地主富农的欺侮。解放以后,他虽然“光景过得顺心多了”,但心里还慢憬着另一条道路,希望发财致富,有机会能够爬到村里一切“穷人家”之上。这种人,对于农业学大寨,从心里是怀疑的,在大势所趋的情况下,虽也可以在社会主义大道上往前走几步,但不免一步三回头,一有机会就会跟着那股反动逆流吹几口冷气。
邢连成是另一种典型。他与洪长岭一起在旧社会逃过荒、讨过饭,一起从血水、汗水和泪水中度过了青少年时代;解放以后,他们一起入了党,一起斗地主、闹翻身。但是,在社会主义革命不断发展的形势下,邢连成缺乏继续革命的思想,停步不前了,错误地认为“一个劲儿艰苦奋斗,哪辈子能斗到头哇”,提出了“多分几个钱,过过舒心日子”的分配方案,因而落到群众运动的后面去了。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经过群众的批评教育,他又重新回到了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土来。邢连成的形象对于今天的农村干部是有借鉴作用的。农业学大寨,普及大寨县,是一个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农业的伟大革命群众运动,它对农村各级干部,是一场新的考验。如果象邢连成那样,离开了党的基本路线,忘记了阶级和阶级斗争,被小生产的传统影响束缚住手脚,就可能被阶级敌人或自发资本主义势力钻了空子,离开农业学大寨的正确轨道。
《千重浪》的成功之处在于:它抓住并突出表现了现实生活中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生动地说明农业学大寨运动必须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以阶级斗争为纲,不断地同修正主义路线斗,同阶级敌人斗,同一切错误思想斗,才能多快好省地发展社会主义农业。
实现人民公社化以后,毛主席就指出:“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一九六四年,毛主席发出了“农业学大寨”的伟大号召。但是,刘少奇之流却疯狂地反对“农业学大寨”,并在农业机械化问题上大发谬论,恶季污蔑贫下中农“买不起,管不了,使不好”机械,要剥夺革命群众办机械化的权利,要图在农村复辟资本主义。在小说中,竭力推行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站在人民群众对立面的,是主持县委工作的副书记郭槐。此人是一个没有经过很好改造的知识分子出身的干部,长期脱离三大革命运动实践,脱离工农群众,歧视工农群众。他在世界观上和刘少奇鼓吹的一套货色很合拍,因而很容易成为修正主义路线的积极推行者。正是他,驳回了铁岭贫下中农关于用集体的经济积累购买拖拉机的申请书,支持了邢连成的“分光吃净”的错误方案;正是他,砍掉了当时县办的“五小工业”,竭力反对铁岭大队修理一台破损的拖拉机,建立自己的亦工亦农、又红又专的农业机械化队伍。当铁岭群众拒绝执行他的错误路线大步向前的时候,他竟然利用职权,要调走大队机修组长方亮,甚至撤销了洪长岭的党支部书记职务,给这个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带头人戴上“反党”的帽子。洪长岭和革命群众面临着一场严峻的考验。正在这时,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千重浪》把发生在铁岭的这场斗争,置于当时党内两个司令部、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背景之中,正面描写了沸长岭率领铁岭大队的贫下中农,高举对反动派造反有理的大旗,同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进行的坚决的斗争,批判了修正主义路线。小说描写的这场斗争表明:“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辞,建设社会主义,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小说的整个构思以毛主席这一英明论断为指导思想,使得作品在题材的开据上具有一定的深度和广度,使得作品的主题思想在今天的现实斗争中仍然具有深刻的教育意义。
洪长岭是在农业学大靠运动中涌现出来的无数英雄人物的艺术典型。他同许许多多农村基层干部一样,坚信一条真理:只有跟着毛主席、共产党干革命,劳动人民才能翻身做主人。在党的指引下,他曾经带领着自己的阶级弟兄,搞五助组,办合作社,又经历了人民公社化运动,具有丰富的实践经验。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长期的斗争生活的锻炼,使他逐渐成长为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的自觉的无产阶级先锋战士。在斗争风浪面前,他心明眼亮,决不因为斗争遇到曲折而消极气候,更不被假象所蒙蔽。心里点燃灯一盏,万里征程方向明。这盏灯,就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当资本主义势力象一股台风猛扑过来的时候,当郭槐用各种修正主义谬论诱惑这位浪打不回头的社会主义带头人的时候,他回答得多么好啊:“千变万变,有几条揪下我的脑袋也不能变!头一条,走社会主义道路不能变!”“第二条,走自力更生办机械化的道路不能变!”“第三条,无产阶级专政不能变!”这是一个共产党员的誓言,是千千万万革命农民从切身经历中总结出来的历史经验,也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在群众中变成了强大无比的物质力量的生动体现。这个人物,虽然还可以刻画得更丰满些,但他身上所表现的马克思主义反潮流的革命精神还比较鲜明,给人留下了较深刻的印象。
洪长岭的得力助手方亮,是经过人民军队大熔炉锤炼的年轻的共产党员,是农村中优秀的新干部的代表。他从部队转业时,放弃了在城镇中工作的较为优越的条件,自愿来到农村,立志和广大贫下中农一起流大汗、促大变,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贡献自己的力量。他的革命行动,遇到习惯势力的冷嘲热议,受到阶级敌人的造谣攻击,也遭到郭槐的反对和阻挠。正在他为修复施拉机而日夜苦干的时候,郭槐强令他离开农村进城报到,否则要“考虑党籍问题”。在修正主义的压力面前,方亮没有退却,没有动摇,更没有考虑个人得失,而日思夜虑的是:“现在,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不是已经变修了吗?摆在我们中国共产党党到面前的问题,是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还是接受修正主义那一套?每个党员,每个干部都要回答这个问题,不能有半点含糊!”
洪长岭和方亮,是有不同经历的两代人,但共同的阶级命运,共同接受的党的正确路线教育,共同的斗争实践,使他们完全站在一起,站在社会主义革命的前列,站在反修斗争的前列。他们在斗争尖锐复杂的时刻,都能够自觉地运用党的基本路线分析周围的一切,把发生在眼前的斗争同全国范围内的斗争联系起来,从中吸取经验,增强斗争的勇气和必胜的信念,这是我们现实生活中的无产阶级英雄人物身上最光辉的品质。有了这样的老一代和新一代的共产党员,并通过他们团结起千百万象老铁匠、老辛头、辛谷雨、邢志英那样坚决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广大革命群众,世界上还有什么堡垒不能攻破,还有什么困难不能克服?铁岭大队经过文化大革命,自力更生实现机械化和半机械化,向人们揭示出一条真理:社会主义的历史潮流是任何人、任何力量也阻挡不住的。正如毛主席所指出的:“想要阻挡潮流的机会主义者虽然几乎到处都有,潮流总是阻挡不住的,社会主义到处都在胜利地前进,把一切绊脚石抛在自己的后头。”
小说从各个方面展示了我国社会主义农村欣欣向荣的美好图景。它在语言艺术方面,也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作者比较善于吸取群众中生动活泼具有生命力的语言,无论是对于人物形象的刻画,还是对于村镇场景的描写,都洋溢着浓厚的生活气息。例如,铁岭革命群众解放思想,充服重重困难,用自己的双手修复了“铁岭一号”拖拉机,在开犁试车的前夕,小说有一段相当精彩的描绘:“桂芹和新江用蔽着白油漆的刷子,在红铁牛的两边车门上,分别描完了‘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八个字,……那红底白字,就象盛开的几朵大菊花,分外夺目。大个子谷雨竞象个孩子似的,趴在车上闻那新油漆的香味,还一个劲儿嚷嚷‘真香!真香!’”把拖拉机称为“红铁牛”,是劳动人民惯用的比喻;把“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八个大字比作迎风怒放的“大菊花”,这是作者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的一种创造,不仅表现了革命群众对于自己的斗争成果的满腔喜悦,而且生动反映了他们对于党的路线、方针的拥护与热爱。至于写大个子谷雨的颇为天真而又感人的动作,犹如画龙点睛,使人物的音容笑貌联然纸上;群众的火热情绪历历在目。文学作品的语言,决不象林彪所鼓吹的那样,关在房子里靠什么“灵感”就可以信手拈来,而是要下一番苦功夫的,首先要有工农兵的思想感情,要学习工农兵的语言。《千重浪》的创作表明;如果文艺工作者不坚持走与工农结合的道路,没有向群众学习的虚心态度,就不可能掌握丰富、生动的群众语言。
作品也存在一些缺点和不足之处。从阶级斗争与路线斗争的关系上来看,阎黑脸这一人物的活动与情节的主线多少有些游离。作品的最后部分,情节交代过多,过分追求故事的曲折性,影响了对洪长岭这个主要英雄人物形象的塑造。此外,农业机械化运动,必然要涉及到工农联盟,涉及到逐步缩小三大差别这一具有历史意义的重大课题,这些在小说中还没有充分展示出来。
早在农业合作化高潮时期,毛主席在为一篇反映农业合作化带头人的通讯写的按语中指出:“在中国,这类英雄人物何止成千上万,可惜文学家们还没有去找他们”。这是对当时文艺界的批评,也是对一切革命文艺工作者的战斗召唤,经过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我们的各条战线已经涌现并将继续涌现出成千上万新的英雄人物,为革命的文学艺术创作提出了新的任务。此时此刻,我们重温毛主席的指示,记取历史的经验教训,应当迅连地投入到伟大的三大革命运动中去,找英雄,学英雄,写英雄,为歌颂奔腾向前的社会主义革命洪流;写出更多、更好的作品。
杂文:大拖拉机和小面包
景池
自从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叛徒集团上台以来,一个魔影始终在他们的头上徘徊。这就是苏联糟糕的农业。为了驱除这个魔影,勃列日涅夫发表过连篇累牍的讲话,赌咒发警要把苏联农业“引向不断高涨的道路”。但是结果并不美妙。根据苏联官方公布的材料,从一九六五年到一九七五年,即勃列日涅夫当政的十一年问,农业七年减产。去年是最糟糕的一年。收获季节刚过,从列宁格勒到西伯利亚的一些乡村,就出现了面包和其他食品供应中副的现象。一个自称是“发达的社会主义”的国家,竟然弄得广大人民食不果度,真是当代奇闻。
奇闻之外又有奇闻。在去年二、三月间,刚过了第六个粮食减产的年头,苏修叛徒集团居然厚着脸皮,搞了一个“庆祝”勃列日涅夫制定农业政案十周年的活动。又是出书,又是写文章,又是举行报告会,吹吹打打,颇热闹了一阵子。主调无非是:勃列日涅夫为苏联农业“作出了重大的个人贡献”。
什么是勃列日涅夫“重大的个人贡献”呢?
据说,这就是勃列日涅夫提出了“大力加强农业的物质技术基础”,“进一步加强和完善机器枝术基地”,使农业“在短时期内达到高度的生产水平”。这几年,机器是多了一点。据苏联官方统计,一九七四年,苏联的拖拉机总数达到二百多万台,联合收割机和载重汽车也有增加。如果同老沙皇时代全国农村只有八百万张粗糙的铁犁、两百万张木犁相比,今天苏联农业“物质技术基础”确实算得上是够“发达”、够“现代化”的了。但是,说也怪,这二百多万台拖拉机发挥作用的结果,却连老沙皇时代的那些铁犁和木犁都抵不上,一九七五年的苏联粮食产量,按人口平均计算,竟低于一九一三年的水平,达到了苏修叛徒集团上台以来农业收成的新“高度”!
拖拉机的一个特色,是越造越大!为了“提高生产效率”,勃列日涅夫一再要制造大功率的拖拉机。一九六八年,拖拉机一般还是七十五马力的,一九七五年,已经出现三百马力的拖拉机了。无奈这些生产力,并没有献出更多的粮食来。到国际市场大量抢购还不够,前不久,在国内又搞了一个新花样,要求食品工厂多多制造“小型面包”。据说,只要“多多烤制一些小东西和小型面包”,“人们就不致多买了”。姑且不谈小型面包是否真的能够有效地填饱人们的肚子,而拖拉机越大,面包越小,则确实是对以“发达的社会主义国家”自命的绝妙议刺。
勃列日涅夫的“个人贡献”还在于“特别重视干部工作”。每个集体农庄、国营农场,平均都分别配备了十六个、三十个有毕业证书的专家;每个农庄、农场通常都是由受过专业教育的有经验的组织者担任领导:绝大多数农业区的党委书记也都具有高等教育水平;每个区委中还有一个书记是农业“专家”。须知专家手里掌握着“科学”,按照修正主义的逻辑,既有机器,又有专家,勃列日涅夫理应可以战胜农业危机,把缠绕着自己的魔影赶跑了。可悲的是这些专家的妙计也不多。且看这些窃据了集体农庄、国营农场的领导地位的专家们,是怎样办农业的吧:
“共产主义之路”集体农庄主席,一年内就发布了一百多项处罚令,平均每四个庄员就有一人受罚;
“胜利者”农场场长,在一年内发布了二百二十三项命令,对一百二十五名职工进行处罚,对三百五十名职工追究所谓“物质责任”,被迫离开的职工达二百五十名。
依靠专家管理农业,必然是少数人对多数人的专政,是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专政。一位庄员就曾低声对外国记者说:“如果你提起我的名字,我就完蛋了。他们会在一个小时以内把我从此地赶出去,或者更厉害地处罚我。”他还说:“我每月挣五十卢布,到冬天要降低到三十卢布。靠五十卢布怎么能生活呢?过的不是生活;而是靠面包、土豆和茶生存下去。我有好几个月没吃肉了。你瞧瞧我穿的这身破衣服:我甚至连把它缝补好的钱也付不起。我希望你能够看看我住的小房子和我不得不给我女儿穿的什么样的衣服。而这个农庄的大亨们却正在替他们的私人汽车建造汽车间。这种情景,不禁使我们想起俄国黑暗的十九世纪中叶。当时沙皇的恶犬杜别尔特叫嚷:“在我们俄国,学者应该象那些握有于健康有益的良药和毒药的药剂师那样行动,而且只应当按照政府的药方放出学问来”。另一些人则宣扬什么俄罗斯人民只能在专制君主的权杖之下,“安宁地生活在满足和幸福之中”。这种“安宁”和“幸福”,就是尼古拉一世的镣铐和监狱。今天的苏联,老沙皇时代劳动人民受压迫和剥削的旧景重新出现了。
苏修叛徒集团所百般粉饰的太平盛世,怎么也掩盖不了一小撮官像垄断资产阶级同广大劳动人民之间尖锐的阶级对立。“这一事实比任何议论都更清楚而更令人值服地表明机器的资本主义使用所固有的矛盾是何等深刻!”(列宁:《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苏联确实搞了那么一点机械化、现代化,但是在这个已经全盘资本主义化、法西斯化的国家里,这些现代化的机械不过是官像垄断资产阶级剥削和压迫广大劳动人民的工具。在官像垄断资产阶级的重重压迫下,劳动者哪里还有什么生产积极性。生产力诸因素中,决定的因素是人不是物。机器装备固然是重要的生产力,但没有人去开动,数量再多,功率再大,也只能是废铁一堆。因此,尽管从一九六六年到一九七四年,苏联全国交付使用的拖拉机将近二百八十万台,据说真正在使用的只有七十万台,其余则动弹不得了。一家墨西哥报纸去年年底前经报道说:不管是苏联记者还是外国记者都曾多次指出下述凄凉景象:成千上万台拖拉机和收割机扔在公路旁和集体农庄里,由于缺乏维修,放在野外生锈…。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只要修正主义路线还继续统治着苏联,苏联的农业危机就永远据脱不了,缠绕在勃列日涅夫头上的魔影也永远消除不掉。
俄罗斯的树林,
草原和河流,
在春天是美丽的,
但你们春时的农田,
却萧条而枯稿,
令人心中愁恼。
这是俄国著名诗人涅克拉索夫鞭挞沙皇农奴制度的诗句。今天在勃列日涅夫统治下的俄罗斯原野,不也是这么一幅萧条景象吗?什么农业“不断高涨的道路”,什么“重大的个人贡献”,都不过是自吹自描而已。“不须放屁,试看天地翻覆。”广阔的俄罗斯天地翻覆的那一天,肯定是要到来的。
目录
目录 1
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 批判修正主义路线 2
回击科技界的右倾翻案风 2
在斗争中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 12
折中主义就是修正主义 17
孔孟之道与投降主义——从《宣和遗事》看《水浒》的创作思想 21
深人开展教育革命大辩论 27
不许为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翻案 27
“反对形而上学”是假否定教育革命是真 32
深入批判“学而优则仕”的谬论 38
开展教育革命大辩论的一些体会 41
群众是真正的英雄 46
历史是人民群众创造的 46
开门办科研好 51
积极开展群众性的农业科学实验 57
全心全意地依靠工人阶级 62
文化战线 68
让教育革命的钟声响彻四方——略论彩色故事片《决裂》的主题思想 68
奔腾向前的社会主义洪流——评长篇小说《千重浪》 75
杂文:大拖拉机和小面包 81